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大全11篇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1）

【作者简介】杨业华(1963-)，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6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多本学术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毕竟起步较晚，在一些领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深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来并进行思考，以求抛砖引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科学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基础，因此，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内涵的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以科学的界定，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他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环境不仅同时作用于教育者、受教育者，而且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抉择方向，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体结构论’，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体(即环境)等要素构成。”①另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他们认为，“环境是与系统发生一定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外部客观存在，也就是使系统的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缺乏充分的学术争鸣和深入的理论探讨，有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试图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研究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本身所具有的育人功能。

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很显然是不科学的，把环境简单地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也是讲不通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层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环境论告诉我们，一方面，人在实践中具有接受环境影响和制约即受动性的一面，人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人本身具有主体能动性，能反作用于环境，积极地影响客观环境，并能创造出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环境。

因此，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其对环境实施主动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进行改造、重组并创造出适宜于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的过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改造、重造和创造的过程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根据马克思主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主动发展的思想，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主体能动性，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如下二个层面：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影响的环境。这一层面的环境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思想，而且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等。这一层面的环境，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结构性要素。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一层面的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条件。第二层面的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选择的环境，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和重组的对人们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它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对环境的选择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环境，它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合、语言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关系与心理氛围等。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的可控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调控活动，目的是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系统的功能。经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可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也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加以界定。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自发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自觉的环境因素；既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排除了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的自发环境因素，只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自觉的环境因素，并且不是只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而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间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包含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界定首先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一般意义的环境区别开来，它是特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环境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发生关联，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产生影响的环境，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其次，这一界定，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区分开来，特指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关联的环境因素。再次，这一界定既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又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而且通过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呼唤人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由外转向内，重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最后，这一界定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发展变化的，它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面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是不相同的。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为重点，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历史赋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者的重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多集中在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的研究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局限在个别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个别观点的研究上，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首先，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下大力气，静下心来研读原著，深入探讨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本质，改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薄弱的状况。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应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各自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环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探究他们各自理论的精华及其当代价值；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特点及其价值。

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人类关于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问题研究基础上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必须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人类有关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论述，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体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我认为这一研究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础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概念、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性质、特点、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系统、结构、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要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论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自然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二是经济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三是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四是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五是科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六是工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七是校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八是家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九是要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2)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环境；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环境；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环境；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七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3)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主要包括三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调控与优化的原则和方法；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总之，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最重要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三、深化外部环境研究，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凭借而不能摆脱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综观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尽管成果相当多，但大多是静态的宏观的探讨，有的甚至是包罗万象不着边际的侃侃而谈，既大又空，低水平重复的平庸之作相当多，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微观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关注不够。

就拿国际环境来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切实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尽可能抑制环境中的不利影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重视极为不够。面对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学、哲学等众多学科都积极地从各自学科的视角进行探讨，发表了大量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论文。与一些学科轰轰烈烈地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显得异常沉闷，在学术期刊上几乎看不到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和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的文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仍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理论上的缺位，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必须引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既要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人们思想及其精神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要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消除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焦虑心理、自卑心理和挫折心理，鼓励他们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变危机为商机，为创业的时机。要切实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难得的机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苦难史和革命斗争史，了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了解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满怀信心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把爱国主义热忱化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因此，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其变化的实际，增强预见性。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应着重研究下列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产生的影响，力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一，国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二，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三，国际文化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四，国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五，国内政治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普世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六，国内文化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的和谐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七，网络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3G手机问世后网络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八，社区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各类不同社区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九，家庭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三口之家”和“人口老年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

此外，我们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预测学的基本原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未来的发展态势、动态和结果进行预料和推断。科学地预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态势、动态和结果，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客观环境的适应性和权变性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就业形式多样化，竞争方式和个性追求多样化日趋明显，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世界的网络化，大大地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相对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身处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面对现实，主动应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及时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人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超前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措施。思想政治教育要争取主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不可缺少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对教育对象进行超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比事后的教育，其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主要不在于事情发生后进行亡羊补牢，而在于帮助人们确立认识事物的正确角度，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预测，把教育工作做在前头，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主导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卓有成效。

四、深化内部环境研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探讨上，有不少研究者仍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仅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来加以看待，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功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拓宽视野，研究的重心应由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研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就是本文前面所述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重组和创造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环境。主要研究时空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时空环境应由哪些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究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好。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借鉴语言学中的语境学理论，探讨语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的内容、结构和层次是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有怎样的特点和规律？特别要重点研究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佳？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应充分吸收并借鉴人际关系学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的内容、结构、特点和规律，人际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尤其要重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主要研究人格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特别要重点探讨怎样的人格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优化其人格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建设有何特点和规律等。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主要研究身心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由怎样的内容、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身心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较好。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场。应运用场际效应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形成的场际效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在场中的角色、地位、作用、功能，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场形成变化发展的规律，特别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场”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佳，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的育人功能。

五、重视高校教学环境研究，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党中央不仅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之中，而且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该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研究，使之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重视并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一个由各种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学校内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可以说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基本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特有的系统结构。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系统主要由两类环境构成，即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而这两类环境又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并且由各自不同的要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主要由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物理因素构成，如校舍建筑、教学工具、时间空间等等。它主要由时空环境、设施环境等因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精神环境是由学校内部许多无形的社会、心理等精神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它与物质环境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整体。尽管与物质环境相比，精神环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环境，但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的影响比物质环境更大。精神环境主要由人际环境、组织环境、舆论环境、心理环境等因素构成。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几乎没有人研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外部环境不够适应，出现了“5+2=0”的现象，也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部环境不优，有许多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因素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治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应重视下列问题的研究。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空环境。时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种无形而强有力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时间分配和安排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切活动有序地组织起来。过去，我们一直忽略了对于时间这一无形的环境因素的研究。实际上，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能否科学合理地安排分配时间，对师生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教学空间进行，空间是制约教学活动的又一重要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教学空间组织形式和空间密度对师生的身心健康和教学活动的效果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教学空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常采取大班上课，一个课堂往往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在高校扩展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班级过大，使教师忽略了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个体差异，难以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课堂检查。即使是进行教学改革，开展课堂讨论、参与式教学，也只能让少部分同学参加，大多数学生因机会有限而不能参与。因此，大班教学往往以教师“唱独角戏”的方式进行，教师十分辛苦，学生的积极性也不高。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施环境。设施环境具体由教学场所和教学用具等物质因素构成。教学设施环境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必备的条件。良好的教学设施，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顺利进行。如果学校环境优异，教室宽敞明亮、宿舍整洁、图书资料丰富、实验设备先进，那么置身于其中的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其环境的熏陶，激发起一种尊师爱校的情感及追求高层次文化的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师生心情愉快，而且有利于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情景。如果多媒体等设施不全、效果不好，势必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学校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大学生所面临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成员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作为校园中的客观存在，不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学校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学校内部又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次级社会群体，如班集体、党团组织、学生会和学生自己的友伴群体等。这些因素作为学校内部重要的环境因素发挥作用，并进而构成了学校内部特有的组织环境。我们要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组织环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机构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一般由分管的副书记或副校长担任组长；二是通过教务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三是通过所辖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的院长或主任进行领导；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是直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的机构；五是教研室或课程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中，我们应特别重视上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的建设，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务虚的机构，应切实负起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领导职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定期或不定期地适时召开工作会议，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注释：

①唐鸣：《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访张耀灿教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岳金霞：《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分析》，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参考文献】

[1]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沈国权主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2）

一、引言

对于一些外部因素,如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程度等,规范研究都认为其会对处于该环境中的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加以检验,必须找到好的对外部因素进行衡量的方法。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以下均简称LLSV)(1997)开创性地采用打分的方式对法律环境进行了评价和衡量,并就法律环境和财务金融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随后不少学者沿着他们的思路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关咨询服务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衡量外部环境因素的数据更容易取得,针对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也得以更顺利地进行。国内外学者用实证的方法对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的时间都不长,但均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投资者保护这一核心,选取审计和企业价值这两个角度对法律制度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能更好的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

国内外学者就外部环境对财务金融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但国外学者考察的主要是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而国内学者基于对外部环境评价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考查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市场化进程、政府的干预程度及法律和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等。在本文中,对这些外部因素统一以制度环境进行称谓,其主要衡量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水平。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考察的外部因素更多,且更能针对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在整理文献时笔者还发现,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不同法律环境中公司行为、审计市场的差异,此方法不能解释同一国家内面临的法律条款基本一致情况下不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带来的行为差异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是以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背景展开的,因为尽管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大体相同,运用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突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点,各地区在投资环境和执法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弥补了国外学者的缺陷。

二、制度环境与审计

已有的文献表明,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既可以通过改善法律环境来实现(La Porta,1997,1998,2000;沈艺峰等,2004),也可以通过强化外部独立审计机制来完成(Francis,2002;王艳艳,2005)。外部审计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根据声誉假说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师必须考虑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旦遭受损失会对他们的声誉带来多大负效应,可能面临的诉讼和惩罚成本有多少。对潜在风险和诉讼成本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考虑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外部审计和法律制度都作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存在相互影响?法律制度环境是会增强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还是替代其效用呢?目前主要有以下面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和法律的作用机制会相互替代,在法制约束薄弱的地方,外部审计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缺陷起到监督作用,而在法律约束较强的环境中,审计的监督作用会被弱化。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法律与审计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约束越强,越能增进审计的监督作用。

赞成是替代关系的文献有:

Francis(2001)考察了法律起源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法律起源不同,在立法和执法上都会有很大差异,事务所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实证分析表明,与成文法的国家相比,在普通法国家里“五大”能获得较高的审计费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Klapper & Love(2002)的证据显示,外部审计在法律环境差的国家中起到的作用更大,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结论是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外部审计可以作为法律的替代机制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

Choi & Wong(2002,2007)研究了各国法律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师的选择(“五大”或是非“五大”)和审计收费。发现在法律约束薄弱的环境中,随着风险的加大公司聘请“五大”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越多。

王鹏(2008)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外部审计需求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可以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还能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研究得出制度环境与审计是相互促进关系的学者有:

Francis Khurana & Pereira(2002)发现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强度越弱的国家,聘请国际“五大”的概率越低。在法律环境保护力度很弱的国家,审计师的选择将变得与成本不再相关了,因为法律对于审计师的惩罚不够严厉。他们2003的研究再次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中,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五大”的需求降低。

Newman、Patterson & Smith(2005)在对投资者保护的研究中纳入了审计师法律责任,研究显示加大对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并不能降低审计需求。同时还发现在对审计师惩罚力度和内部人惩罚力度较大的环境中,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较高。

Choi & Kim et al(2005)考察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及其对“四大”收费溢价程度的影响。发现随着法律责任的提升审计费用增加,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环境中“四大”确实获得了审计溢价,但这种溢价程度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而降低,法律责任的增强缩小了“四大”与非“四大”之间审计收费的差异。

Kallunki et al(2006)发现过高的审计收费和薄弱的法律环境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严格的法律约束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转换成本,因此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降低。变更后继任审计师的折价程度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中更为明显。说明法律环境好可以抑制公司想通过审计师变更来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

Wang、Wong & Xia(2008)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是否选择当地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上的差异。基于政府和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可能会给上市公司特殊的帮助,影响到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同时当地的事务所也可能更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这可能也是公司聘用小所的原因。通过以1994―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聘用当地小的事务所,同时还发现在欠发达的地区(以市场化程度衡量),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聘请当地小所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这种倾向在较发达的地区明显减弱。

孙铮、于旭辉(2007)在研究政府控制权级次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需求的影响时,考察了市场化程度、法律水平等制度因素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层级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事务所。

陈小林(2007)在他的博士毕业论中用1999―2002年3 705个样本公司数据对市场秩序、法制环境与审计师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或更严重的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衡量,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康、对企业干预较少、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审计师的独立性较强。

替代关系的可能解释是在法律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的环境中,各事务所的执业谨慎性都比较高,大所与小所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因而可能表现出“四大”的收费溢价水平较小或根本不存在。同时就审计师的选聘来说,是公司和事务所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公司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也会对审计业务的形成造成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公司的成本并不高,因此,投资者聘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可能降低,表现出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情况下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小。

而促进关系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强弱影响到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当法律等可能的惩罚措施比较严厉时,审计师在接受业务时会更为谨慎,当客户具有某种风险特征如财务质量不好、问题严重可能就不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在确定审计收费时提高标准,以弥补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弥补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而在审计时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审计公司审计收费可能要高。同时基于信号传递的考虑,处于约束严格环境中的公司可能更希望利用所聘用审计师的质量传递公司的良好信号,进而表现出制度环境对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促进作用。

三、制度环境、成本与企业价值

成本的存在不仅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也阻碍投资者权利的实现。基于内部治理角度研究成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成果已非常丰富,但若忽视影响内部治理机制的外部环境则在研究上不够严谨。不少学者从法律等制度环境入手探讨了外部环境与成本、企业价值的关系。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不当行为遭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实施“隧道挖掘”行为的成本也就更高,因此制约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弱化了问题,公司价值相应获得提高。对于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成本,法律和制度的监督制裁作用同样会增大经理人谋取私利的成本。当成本降低后,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目标一致,同时还能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投资决策,以更好地促使公司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可以说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机制,可通过对成本的削弱来增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

从相关的文献来看,LLSV(1999,2000)的研究使人们改变了对公司治理的看法,更多地从影响治理的根本因素外部环境着手考虑问题。他们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正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并且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潜在的融资提供者,使他们愿意为证券市场提供资金,因此有助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里,中小股东面临遭受大股东剥削的风险,他们只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公司发行的股票,从而使公司失去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吸引力,所以,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其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小。公司难以融资就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和创造价值。Lombardo and Pagano(2000)、Daines(2001)分别就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法律环境的好坏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法律环境较好的时候,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会减少,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为企业带来更多价值。

法律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呢?Doidge et al.(2001)、Nenova(2003)认为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安排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形下,公司加强内部治理的动机不足,因为好的外部法律机制已经足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能规范公司内部人的行为。内部股东在控制权上损失的收益可以从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中获取。Klapper & Love(2004)也发现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各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提高公司的绩效,并且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对公司成本、价值创造的影响。在研究时国内学者有个特点,针对我国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分析,他们的分析充分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夏立军、方轶强(2005)首先研究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政府控制会降低公司价值,政府控制层级越多,公司价值越低,治理环境会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能降低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邓德军(2006)以竞争行业中的公司为样本,并在将国有企业按政府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性质、法制环境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发现在好的法制环境下,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会降低。王力军(2007)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将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两种主要类别,研究了问题在哪些公司较为严重,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公司的价值较高。俞鸿林(2007)提出治理环境作为股权、董事会和经理人市场等内外机制的共同因素,对治理机制功效的发挥有重大影响,如果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不相吻合,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进而影响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以我国A股市场2002年的数据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发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高雷、宋顺林(2007)基于A股市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成本的影响,发现治理环境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成本。王鹏(2008)利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检验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外部制度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不同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关系更明显;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即降低成本;投资者保护能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资金占用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衡量问题

实证研究结论是否准确,模型中变量取值非常关键。将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量化并进行实证研究,是LLSV“法与金融”理论的最大贡献。LLSV的方法是开创性的,使人们能将法律环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检验。国外学者现在研究中使用的制度环境数据主要来自La Porta(1997,1998)的方法自行计算、专为大型审计公司服务的保险公司Wingate(1997)中的诉讼指数(litigation index)、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提供的对法律和条令的评价结果,且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采用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进行检验,增强了结论的说服性。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水平指数(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通常来说就法律效率的衡量应该从法律条款的订立和执行力度两个角度进行。王鹏(2008)认为依市场化进程报告中确定的制度环境指数未考虑对法律条款订立的评价,于是他参照沈艺峰(2004)的做法,依据某项法律法规的设立情况及重要程度为法律条款评分;对执行力度的衡量在采用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我国各地区加权信用水平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法律环境指标来进行研究。该指数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方法,在提升结果可靠性的同时也给后续学者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五、研究展望

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执法水平为研究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基于各国法律环境不同而展开的跨国间比较可以在同一法律条款环境中的不同地区间进行,解释了在同一国家中不同公司处于相异的制度环境下行为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理论研究。但由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就制度环境与审计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都还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制度环境与公司内部某些特征对审计作用发挥的共同影响。与国外学者一样,对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的学者也未形成统一结论。审计和法律制度同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外部措施,弄清两者的关系对我国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督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的存在是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原因之一,建立各种治理机制就是为了能降低成本,从内部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但其又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不能忽视制度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而目前国内的文献中对各种治理机制、成本与制度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性质和结构方面,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深入。同时如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也需要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文献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数,该指数只考虑了法的执行效果,对立法条款的情况并没进行考察,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应该包括法的订立和法的执行两个方面,所以若是能对法律等制度环境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和评价,可能会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数据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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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雷,宋顺林.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成本――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07(3):35-40.

[4] 沈艺峰.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历史实践的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04(9):90-100.

[5] 孙铮,于旭辉.分权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来自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J].审计研究,2007(6):52-58.

[6] 王力军.问题、投资者保护与公司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07(3):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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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艳艳,于李胜.法律环境、审计独立性与投资者保护[J].财贸经济,2006(5):32-38.

[9] 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2005(5):40-51.

[10] 俞鸿林.治理环境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中国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生产力研究,2007(6):42-47.

[11] Choi, J .and T. J. Wong, 2002, 2007 Audit Markets and Legal

Environments: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Working Paper,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September).

[12] Daines, R., 2001. Does Delaware law improve firm valu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2 (3), 525-558,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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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ong-Hag Choi, Jeong-Bon Kim, Xiaohong Liu and Dan A. Simunic Audit Pricing, Legal Liability Regimes, and Big 4 Premiums:Theory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2005, Working pap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3）

一、前言

环境会计，也被很多人称为绿色会计，是一门结合了会计学、环境学与环境经济学、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并且对企业和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确认与计量的一门新型学科。它研究的主要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和环境效益。从社会利益角度来看，为了明确对环境的各种影响，它以这些要素计量和报告有关国有企业、企事业单位、公司等的社会活动。提高整个社会的各种效益是环境会计的主要目的，所以它将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调配以及高效利用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来说，它的信息披露问题也逐渐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今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还属于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只在理论研究，相关的体制法则也都没有明确的颁布和实施，在实务中运用则更少，所以能早日建立起成熟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制将极大地推动整个环境会计体制的健全与发展，促进我国环境会计在其他方面更加标准化的建立。

在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只追求高速度发展而忽略了高效率利用环境资源，导致近年来环境问题的频发，而这两三年以来曝出的雾霾事件更是将环境保护问题推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面前，环境的严重污染问题不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威胁，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企业作为当今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成了引起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环境的保护，企业有着不能推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来说，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得到政府和公众的认同，不但有助于企业对外营造良好形象，而且也有益于企业对于本身的环境问题有更为明确的认识，更好地做出相关决策。

二、背景回顾

从社会层面来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而从微观层面看，它又是公司进行内部自我管理的需要，故而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是公司的主流趋势。组成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种组织结构，不仅包括了公司的所有者、董事会和监事会，还有公司内部的高级执行人员等，他们同时承担着公司的监督职能、战略决策职能以及经营决策职能。关于这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国外的起步较早，自从20世纪70年代揭开序幕的几十年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公司的规模方面，Eng.L.L和mak.Y.T（2003）发现趋向于自愿性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往往是公司规模较大的公司；资本的结构方面，Ferguson（2002）的研究结果与L.L.Eng&Y.T.Mak（2003）的相反，前者认为，当负债程度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越高，公司就会主动提供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增强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的信任，而后者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关于独立董事分歧则更大，有意见认为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也有认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更有甚者认为二者负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也开始了有关它们之间联系的研究：张俊瑞（2008）、飞（2009）等人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增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范德玲（2004）等人认为与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和公司所在地相比，资本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除了小部分观点不一致外，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独立董事比例呈正相关。与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比，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等是我国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很少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和经营者等因素进行研究。

三、相关建议

（一）对外部治理结构及其披露加以研究

在狭义角度，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构成，它被认为是用来协调股东权利以及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是协调公司和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同时它可作为一种法律或文化存在。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者从狭义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对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假设分析并且得到了很多相关结论。这样的看法已普遍得到证实，但是笔者认为若想更全面地得出结论，应当对外部治理结构也加以研究。因为外部治理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与内部结构相适应，是一种属于外部的约束机制，它是由外部社会治理机制、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组成的。内外公司治理结构是小和大环境，会计是信息提供者和监督管理者的系统，当这一系统与环境相适应并且达到协调统一，整体目标才会进一步实现。

（二）结合行业性质进行披露

蒙立元、李苗苗和张亚淘（2010）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下，采用逐步回归、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变量回归检验等方法，通过对来自沪市的制造业中重污染的公司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这一因素并不明显；当董事持股人数比例较大或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就较低；当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就相对较高。王博、余海宗（2012）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选取了2002～2012年全部158家川渝地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得出了以下结论：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的特征；董事会规模与其无显著相关性。郭秀珍（201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以及模型，通过对已上市的重污染中的制药行业进行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以及经理的薪酬水平越高时，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就会越多；而对董监两会规模和董事长是否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分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首要原因可能是董监两会以及职责分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形同一个摆设，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实质作用。

（三）其他方面

为了加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除了本文所说到的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提出的相关建议，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提出完善措施：向企业宣传环境保护，加强培训相关会计人员；提高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大力发展环境审计；在国家与企业相结合方面，有效结合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的使用，共同提高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

（作者单位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尚霖，范亚东.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J].会计与公司治理，2015（5）：65-67.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4）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

相比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探讨更多的是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国外学者们一直比较看重网络环境所能发挥的作用，首先，曼纽尔・卡斯特（美）在信息三部曲之一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就强调了网络环境对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其次，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的《数学式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认为：“校园网络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涵盖在知识文化与科学技术信息当中，学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熏陶。”强调校园网络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的作用以及校园网络的隐性教育作用。

国内对于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有从网络舆论环境、微博微信网络环境、网络载体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等角度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有从网络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制度性、模式转变、管理、机遇挑战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对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进行研究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应对困难、进行改革创新、化解挑战等，各方面的学术论文都十分充实。同时，关于这一课题的相关专著的传阅速度也比较快，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谢海光主编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案例》等，“前者对互联网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内容、方法、途径、环境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后者是对全国七十多所高校和三十多家单位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学者们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全面，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建设与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其相关研究成果与结论恰好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相关研究

1.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分类研究。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研究，尤其偏重于宏观角度，他们的研究更关注整个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网络教育。另一部分与网络环境有关的则是以格尔顿・格莱姆为代表的学者研究网络文化，“着重从文化哲学角度进行理论探讨，批判性较强”。国内的学者则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大致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概括。从纵向的角度来划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可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微观环境与外部宏观网络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物质与精神的网络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与消极网络环境等；从M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来进行分类，又可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舆论环境等。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研究则以网络舆论研究和网络文化研究比较集中。如李百玲学者对网络言语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对网络言语失范的具体表现、原因及措施等做了论述。总体而言，现阶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分类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与详细了。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措施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较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研究数量更是不多。但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一些国内学者对国外学校的考察及研究，来粗略窥视国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上的相关措施。万先英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国外高校非常重视学校德育环境的营造并已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将自己国家的政治观、价值观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校内各项活动中的观念已经确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建设进行了研究，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学者为我们打开了窥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建设的窗户。

近几年来，国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措施也有一些研究。罗成富学者指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指出政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部分学者提出要“构建良性运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机制”，“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门户网站”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应属陈万柏主张的“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构筑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而言，在关于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方面，不同的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政府主导性；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内容建设，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三是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及机制；四是充分调动高校主体性，同时发挥多方面的力量；五是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3.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机遇与挑战的相关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所面临的机遇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网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增强了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和教学重点向课外延伸和转移，教育内容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使得环境育人的功能得以强化。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中的挑战的相关研究，很多学者也都有所涉及，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因素：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加剧；二是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方面的困境，技术和资源层面的匮乏，“传播层面的监管困境”，网络空间把关人缺位；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的行政监管体制尚待完善；四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二、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得出很多宝贵的结论与经验，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见解。但通过仔细梳理与分析，学者们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如对高校大学生力量的忽视，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受益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措施过于空洞，所提出的建议趋于通用性，缺乏针对性的措施等。笔者以此作为出发点，希望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进行创新性思考，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作用，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以此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建设的相关内容，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数

学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J].广岛数学教育学报，2005（1）.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5）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环境、资源、人口、信息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尤其是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冲击力极大的震撼人类社会，并从科学技术层面向其它领域迅速渗透。这场跨时空的信息革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具有传统媒体所无可比拟的特点——氛围的和谐性、场景的虚拟性、时空的超越性、载体的先进性、系统的开放性等等，正是这些特点，大大强化了网络作为媒体的传播功能，并由此而造成人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高校是研究与运用网络技术的摇篮和基地，是发展与创新网络信息的前沿阵地，是改革与完善网络环境的探索场地。我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1987年9月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成了我国第一个Intemet(因特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1987年9月20日22时55分，向世界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ll reach every com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由此揭开了中国人使用Intemet的序幕[1]。1994年4月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因特网(互联网)——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CERNEr)——建成并开始为高校师生提供服务，从此，开始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历程。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初始阶段，全国党建第九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对网络趋利避害、加强管理、充分利用、积极建设的原则。第二，始建阶段。以1998年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党小组创建的”红色网站”为标志。同时，哈尔滨理工大学创建了邓小平理论学习网站，也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亮点。在此期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作了具体的要求和部署。第三，发展阶段。2001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对高校校内网上开展电子公告服务和利用电子公告信息作出了明确规定。纵观我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三大阶段，党和国家自始至终十分重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十分肯定网络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运行载体。因此，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高校思想战线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环境是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空间各种条件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经过人类改造后的环境)。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则是指创造一种交往、互动、视听、匿名、虚拟的场景，对学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想、道德、言行和心理等方面教育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都可以随时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中在线参与，进行多向交流，信息交互，营造一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氛围L2}。简言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教育主客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和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随着网络技术在全球迅速发展，网络环境日益变化，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对网络环境以及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二、研究动态

在国外，网络教育模式(Models for web—based edueafion)不断创新，毕业论文 提出了虚拟大学(Virtual university)的概念[3]。对于网络教育如何扩展，专家、学者们提出了网络教育的三个阶段，即替代式阶段(substitution)、优化式阶段(op曲liz on)和转换式阶段(trans~rmafion)，并对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网络思想教育)进行了广泛活跃的讨论[4]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在《数字式学习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一文中认为，高校网络使思想教育具有极高的文化和科技含量，将思想教育内容的本质隐含在文化知识和科技信息知识之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5]。巴尔，尼古拉斯在《资助高等教育》一文中认为，高校网络思想教育过程中的网络硬件不足，主要表现在部分高校由于网络建设资金、硬件投资和人员配备紧缺，网络基础设施落后、网络普及率不高[6]。桑迪·布林顿，奥拉·里伯在《虚拟学习环境的教学评价框架》一文中认为，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者网络环境意识不强，已经成为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环境建设的障碍之一。

在国内，我国高校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有的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网站，有的制作了思想政治教育专题主页，有的建立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兼职队伍，有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纳入到学校网络建设总体规划，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营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国内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网络环境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影响。关于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乔蔚虹、刘志斌在《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一文中认为，互联网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促进了高校思政工作者素质的提高；互联网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加了思政工作者的控制难度，导致了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变。[7]史敏在《谈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认为，网络带来新机遇：充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新大学生的观念和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网络带来新挑战：网络信息混杂容易误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西方网络文化对我国主旋律文化的巨大冲击，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来进行“和平演变”，网络对学生的人际交往活动产生了不良影响。[8]雷莹在《网络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文中认为，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增强其影响力；提高工作的效率；采取交互的方式；满足学生多方面的要求；拓宽了师生的交流渠道。[9]程振设在《网络时代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一文也认为，网络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为高校思想工作开辟了新领域，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渠道；网络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何用正确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如何减少消极的信息对大学生思想的侵蚀和影响等方面。[10]张树明在《怎样做好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文中指出，网络的正面影响表现在：使思想教育工作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提高了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使得思想教育更具有时效性；网络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容易导致道德法律观念的淡化，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对思想政治教学大纲内容提出了挑战，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构成了挑战，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形成了挑战。[11]罗湘明在《论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论述到：网络对思想政治工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提供更加“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可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性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时，网络也增加了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性，使学生的思想政治问题增多，从而增加了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困难性。[12]

转贴于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对网络环境的措施。面对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应对措施。乔蔚虹、刘志斌在《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一文中认为，开展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以下方面人手：重视法制宣传，加强网上监控；精心策划，积极引导，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活动；加强理论研究，努力探索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提高领导责任意识，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13]史敏在《谈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为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以下对策：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或专题网页，实现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网络化；加强队伍建设，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网上责任落到实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化；健全管理机制，构筑抵制不良信息的“防火墙”。[14]程振设在《网络时代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一文中为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出的处方是：把握主动，建立健全校园信息网；精心策划，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教育活动；制作多媒体德育软件，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优化校园文化环境，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完善规章，加强对网络的监督。[15]雷莹在《网络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文中提出，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国家要加强对互联网络的管理和建设；社会各界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塑造大学生的网络道德人格。[16]张树明在《怎样做好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文中提出的策略是；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网络素质培养；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分析和管理；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管理，加紧制定网络政策、法规。[17]

三、借鉴启示

纵观国内外研究动态，国外主要对网络教育阶段与网络实施研究较多，对网络思想教育环境研究较少；而国内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发展现状、问题、机遇、挑战及其对策，对网络思想教育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界定也较少，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内外部因素(机会、威胁、优势、劣势)定量评价就更少，对高校网络思想教育环境对策的研究也有局限性，较多的是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网络进行研究。但侧重点各有不同：伦理学者，从网络道德的视角，侧重研究网络信息安全与网络信息危机，网络信息污染与网络信息欺诈，网络知识产权与网络个人隐私等网络伦理道德问题；社会学者，从网络规范的视角，侧重研究网络社会的虚拟特征，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网络社会规范问题；传媒学者，从网络效应影响的视角，侧重研究网络传媒的方式方法、影响等网络传媒效应问题；政治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从网络思想的视角，侧重研究网络德育的观念、特点、对策等网络思想教育问题。

国内外研究网络思想教育环境的动态，在方法上为我们系统分析研究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供了借鉴启示：职称论文 其一，运用系统分析法。要在广泛收集和调研国内外思想教育环境信息资料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综合研究、系统论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相关概念、因素评价与应对措施。其二，运用比较分析法。把国内外思想教育，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评价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其三，运用定量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与经验，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调查法(特尔菲法De1 Method)，适当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以便从量的关系上进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内外因素评价；其四，运用集成分析法。从优化网络环境的角度，把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外部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应用“STS”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科学、技术和社会，它产生于美国一个全新学科领域的分析法)，即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把环境、社会、教育、管理、信息、技术等学科综合起来研究，把国内外高校思想教育环境建设的经验结合，把理论与实际、调查与分析结合起来，研究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而，为营造良好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供理论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吴满意．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考[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64，213，45—46．

[2]宋亚伟．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优化[J]．河南社会科学，2005，(3)．

13J Harskamp，E．Schoenfeld’s Problem．Solving Modd in a Digital Learning Em4ronment． HIROSHIM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Jan 2005：33．

[4]孙昌达．基于宽带网的远程教学模式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4，(8)．

[5]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数字式学习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J]．广岛数学教育学报，2005，(1)．

[6]巴尔，尼古拉斯．资助高等教育[J]．金融与发展，2005，(6)．

[7]]13]乔蔚虹，刘志斌．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J]．江苏高教，2005，(2)．

[8][14]史敏．谈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J]．探索与交流，2005，(2)．

(9](15]雷莹．网络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探索，2004，(4)．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6）

出生于历史悠久的安徽省砀山的席北斗博士，继承了祖先勇于开拓、刻苦钻研的精神，2002年他获得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学位，2002年8月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做高级访问博士后。期间，他主要从事有机固体废物高效菌种培育及堆肥资源化、石油污染场地和地下水高效工程菌生态修复工作。2003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被聘为固体废物创新基地副研究员，并于当年到2008年间，先后担任刘鸿亮院士助手、科技处副处长、总工办副主任。目前，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地下水与环境系统工程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家中组部“”第一批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并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主要从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地下水污染模拟与过程控制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年来，席北斗研究员以创新为基点，从环境系统工程理论出发，坚持城乡统筹、水陆统筹、技术管理统筹，从2008年开始，主持或负责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和国际合作等20余项科研课题，围绕有机废弃物生物强化处理处置和二次污染控制，深入开展了生物反应器系统微生物作用过程及优化调控理论、技术和装备研究；提出了有机废物生物强化多阶段接种分质资源化理论；发明了动态返混-自动反馈控制腐殖化技术与装备；揭示了生物反应器填埋场碳氮同步快速转化和二次污染协同控制机理；开发了渗滤液等高浓度有机废水深度处理专利技术。他研发的废物处置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技术装备与绿色修复材料，实现填埋场碳氮同步快速转化、有效控制渗滤液对土壤地下水的二次污染，关键技术与装备实现规模化工程应用，为我们共同的美丽“中国梦”贡献了不竭的动力。

此外，席北斗研究员还从事了多项工程技术服务方面的工作，在北京、上海、河北、宁夏等10多个省市建立示范工程，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多年的科研创新，让席北斗研究员取得了诸多科研成果，形成了以阐明污染代谢过程和环境效应―提出防治原理―攻克关键技术―支撑科学决策的科研思路，及固体废物资源化、地下水污染模拟与修复、村镇地下水环境系统工程相结合的研究方向。此外，他紧密结合发展方向，开展环境技术服务，重点加强环境系统规划、规划评估以及地下水专题评价，并与地方结合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治理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指南的编制工作。

综合整治，科技为民

随着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加快，村镇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为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了《村镇环境综合整治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席北斗研究员担任项目负责人。该项目意在通过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共性技术和装备研发、技术集成和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典型村镇的综合示范，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村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工程支撑能力，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村镇环境质量，保障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席北斗研究员及其科研团队对我国北方寒冷地区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形成阶段性成果并开展了技术适用性评估。

形成村镇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系统整治，优化管理。

针对高油脂、高盐分的餐厨垃圾，科研团队开展了餐厨废弃物制备多肽菌体蛋白饲料关键技术、餐厨废弃物湿热水解预处理与厌氧发酵能源化关键技术研究；针对高纤维素垃圾开展了菌源、物料预处理技术优选与厌氧联产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针对混杂垃圾提出了前分选与连续进出料的转筒仓式沼气干发酵技术、多阶段接种堆肥腐殖化技术。建立了以元蛋白质组学方法为基础的总蛋白提取、蛋白功能的质谱鉴定、序列引导分离、工程菌剂制备的技术方法，筛选获得了高效功能菌剂。同时针对我国不同区域村镇环境整治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关键技术进行了研发优化。

形成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耐低温沼气池、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系统整治，优化管理。

针对生活污水处理，科研团队开展了污水高效预处理技术、微创深开挖土壤渗滤技术、生活污水达标回用处理技术、复合分子筛（MCM-41-A）去除污染物等关键技术研究；针对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了冬季保温技术、低温强化脱氮除磷实用技术研究；针对耐低温沼气池，开展了冬季保温产沼气菌剂技术、北方沼气池低成本越冬技术、秸秆原料沼气技术研究；针对生活垃圾，开展了有机生活垃圾混合物料干发酵技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建立了成本低、效率高的新型有机废弃物处理系统。同时针对北方寒冷缺水型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和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进行了系统集成，关键技术进行了研发优化，并在宁夏、山东省进行了工程示范和产业化推广。

该项目是一项利国利民，且符合国家目前推崇的环保政策的好项目，适用于目前众多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且没有很好的污染治理技术的村镇，因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席北斗研究员介绍说，该项目针对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的村镇环境问题，通过三类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共性技术和装备研发，“三低一易”型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的集成创新，形成了五大典型区域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模式，并开展综合示范区建设，并筹建成立了村镇领域首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村镇环境综合整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硕果累累，继续攀登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7）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意义

从理论方面看，新媒体时代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新视角。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应当把传统的教育工作与新时代特征相结合，采取全新的教育方式。高校应对传统的思想教育理念、方式以及内容进行研究，并就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这有利于对新媒体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而丰富及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容。

从实践方面看，因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受传统方式影响较大，再加上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相对较晚，所以对其相关的研究内容缺乏实证研究。因此，高校应当结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用问卷调查、访问、案例分析等方式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机会。

二、国内外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还没有有关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著，国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道德教育研究上。发达国家对新媒体技术的研究较早，他们的研究重点在社会传播机制建设上，较为注重利用渗透与熏陶的形式，借用新媒体的方式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塑造一批有资产阶级理念的公民。

2.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有关新媒体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还不够深入，但发展速度极快，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当前国内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新媒体的内涵，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媒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国内对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国内有关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足之处：第一，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经验性的描述，没有进行定量研究。第二，高校工作管理者并没有从大学生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分析。第三，研究相对零散，只是从局部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理论意义，当今还没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是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全面提高大学生运用新媒体学习的能力，其中主要包括大学生的道德思想、信念、素质等内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加强理念教育。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信仰；另一方面， 需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结合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效利用特色媒体作为平台，以此来促进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提高大学生在复杂社会中的辨别能力，使大学生能自觉过滤新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

二是要从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培养一批有新媒体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其中包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提升学生素质、改良教育方法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在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方式，在新媒体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好新媒体时代的相关知识，了解新媒体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巧。

三是要从新媒体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新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针对当下影响大学生最深远的网站、微博、QQ、微信四大媒介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新媒体的形式多样化，并且各自的特点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把所有新媒体资源结合起来，发挥出所有媒体的教育作用。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8）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9）

1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外部宏观治理因素，能够影响到存在其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主体，从而使他们在制度环境的差异下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这些决策效果又会通过企业绩效和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来反映，因此本着制度理论中“制度-行为-绩效”的行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影响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多是基于国别或者是法系的差异来研究制度环境差异所造就的不同，而国内多依仗樊纲等编制的各省份制度环境的差异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却是基本相同的，即处于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样也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股东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Ferreira和Matos（2008）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出发来探讨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共同因素，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具体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票比例与国家整体信息披露质量、国家法律环境好坏显著正相关；另外，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向投资于制度环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制度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Ke et al.（2008）比较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在美国公平披露原则实施前后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前，机构投资者有机会利用相关渠道了解到公司的内幕信息，往往会赶在上市公司低于市场预期的季度盈余前大量减持公司股票，而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后，不论公司的季度盈余是否低于市场预期，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该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的变化显著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Ameer（2010）把研究范围定在了亚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其结果同样显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政府管理效率较高、政治稳定和制度完善的国家，而不会投资于腐败程度较高或是法律环境不佳的国家。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往往会直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是否成功，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更加关注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国内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开始于樊纲等（2003）对我国不同省份间的市场化程度用市场化指数进行量化，使得市场化指数的评分综合考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有效的反映了我国各省的市场化发展差异，此后国内学者基本引用中国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维度差异下的制度环境。

伊志宏、李艳丽和高伟（2011）采用Level和Change两个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量了不同市场化进程水平下，机构投资者行为对高管薪酬激励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且起关键作用的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结论还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积极效应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改善制度环境对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效应的发挥十分重要。

李海英和毕晓芳（2012）以制度分析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机构投资者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制度条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如果是国有控股会降低机构投机者的积极作用，但是高的机构持股比例始终是上市公司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条件。

范海峰和胡玉明（2012）在探究652家制造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时发现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说明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形象在处于不同环境下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市场化程度越好机构投资者越有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造成的正向效用越大。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10）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 1 ]。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 2 ]。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4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 5 ]。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6 ]。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 7 ]。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 8 ]。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9 ]。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10 ]。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 11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篇（11）

二是资料新。作者博览群书，旁征博引，显示了非常扎实的学术功底。如前所述，作者已发表了有关环境外交的许多论述，但该书却是一部全新之作，对已论述过的一些问题变换了视角，使用了许多崭新的材料。该书中一些内容是国内学术界首次论述，如德国的环境外交、俄罗斯的环境外交、巴西的环境外交等，为进一步研究环境大国的环境外交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论述全球环境状况时，该书也运用了大量联合国最新的权威资料，保证了环境数据的严肃性和可靠性。值得强调的是，作者结合大量的案例分析，论证当前国际环境外交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在论及环境与问题时以欧盟的环境政策为案例、在论及环境与国际贸易问题时以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及经验为案例、在谈到国际体系的不平等问题时以美国的国际环境合作为例等，大大增强了读者的感性认识，有利于深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另外，据统计，作者使用了40余张图表说明相关内容，给读者有一目了然之感，这在国内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中尚不多见。

三是观点新。观点新颖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集中体现了作者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追求。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比较深刻地了解了世界环境概况和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认识到中国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从而使环境保护工作逐渐摆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国开始参加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日益关注国际环境外交的研究，把环境合作问题纳入国际关系领域，出版和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著。但总起来看，其一，相关论著屈指可数，与中国的环境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其二，侧重对现状的论述，而理性思考则显不足。张海滨博士的新著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环境与国际关系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全球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作者认为，全球环境问题是综合性问题，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全球环境问题的变化。但当前全球环境问题主要不是人口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观念问题，而主要是国际政治问题，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这实际上就找到了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症结，发现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钥匙。作者进而指出，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根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平等性。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在落后时普遍实施赶超型战略，追求超常发展。超常发展强化经济发展优先意识，加剧发展失调，对环境造成破坏。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常常导致军备竞赛，促使世界军事技术和工业的加速发展，大大增加了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潜力，它还消耗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一些与军工相关的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

不平等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国际体系的不平等则决定了国际环境合作的有限性。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必然要求进行深入的国际环境合作。国际环境合作的实质就是要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重新分配，而这必然会触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因此，发达国家迟迟不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的国际环境合作，现有国际关系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上述特征，是治标不治本，因此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

据此分析，作者认为人类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从近期来看，在现有体系下通过加强全球环境治理，减缓全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使全球环境问题保持在临界点之内，这是一种危机处理的模式，是治标之策；从长远来看，则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共同的环境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绝不是乌托邦。作为第一步，首先可在各大洲范围内实行共同的环境政策，欧盟的环境政策一体化成效显著，已向世人展示了这种可能性。欧盟区域内的环境政策经过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环境政策体系，共有300多个环境法令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欧盟的环境政策对成员国的环境决策权限制越来越多，其结果增强了成员国环境保护能力，改善了该地区的环境状况，提高了成员国政府促进国民福利的能力，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借鉴。

另外，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我们关注。在对一些环境大国的环境外交和国际组织进行深入阐述之后，作者认为，德国是推动当今世界环境保护的一支主要力量，日本对环境外交的重视程度当属环境大国最高之列，可与德国比肩；以环境外交运用之熟练和老到而论，在环境大国中，俄罗斯堪称一绝；由强硬转向灵活、从对抗转向合作，巴西环境外交的调整幅度之大在环境大国中是罕见的；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因此，在当今如火如荼的环境外交中，中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及其走向倍受世人关注；从现实来看，美国已从世界环境的领导者蜕变为世界环境事务的拖后腿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际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环境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许多变化，学术界仍在争论中。作者从观念和实践两个角度并结合案例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从国家观角度看，国际环境保护通过引发全球关于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导致国家观念的渐进式变化，即传统国家观应该调整以适应全球生态相互依赖的现实。从国家实践看，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环境机制，国际环境保护一方面使国家试图通过外部化其环境成本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提升了国家保护环境的能力，改善了国家对内的环境管理权，至少局部改善了国内环境，从而提高了政府增进国民福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