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规定大全11篇

税收优惠规定篇（1）

2013年11月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中指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指出：通过专项清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一律停止执行，并文件予以废止。

一、现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主体混乱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完善了我国税制结构，税收制定权统一收回中央。1996年，地方对税收的减免权也被取消，规定行使税收减免权的主体只有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遵循。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财税部门，这些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许多纷繁复杂的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GDP增长，与周边地方竞争，不断出台对当地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显然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另外，这些政策是为了实现不同阶段的不同经济目标而制定，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当它们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时，便无法配套、协调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阻碍经济进步与发展。

（二）税收优惠政策立法层次低

《立法法》明确规定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应属于全国人及其常委会，并且立法表现形式是“法律”。但是，在目前，由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主体的混乱，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立法层次低，大多数税收优惠以暂行条例或者各种文件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法律。因此，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上，法律层面的规则供给一直处于稀缺状态，而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层级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统一规范的法律，则无法构建良好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则无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缺乏程序性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法的制定和税收活动的开展要严格按照程序，听取纳税人意见，保证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也理应遵照法定程序，这样才能保障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是地方政府及财税部门以颁布文件的形式直接出现，很少会组织听证会，这种缺乏程序性的做法可能损害纳税人的利益。除此之外，政府虽然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对税收优惠政策做出调整，但不遵照法定程序、经常性的变动会扰乱市场秩序，不利于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合理配置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

一方面，要贯彻落实法律保留原则。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也就是说，税收优惠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特殊事项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只能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运用作出解释，而不能对其进行变更，除此之外的任何主体都不能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考虑适当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时，不能“一刀切”，应给与地方一定的自主性，允许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因此，在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自。

（二）提高税收优惠立法层级

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当由法律制定。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完整的法律，零散的税收优惠政策无法协调配合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必须将税收优惠法律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将税收政策的制定纳入法律范畴之内，在国务院清理规范收优惠政策的指导下，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严格排查和梳理，遵循法定程序，对违反法律法规的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清理，保留合乎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建立完整和系统规范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有利于完善税制，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税收优惠规定篇（2）

(1)意大利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意大利对中小企业采取的是普遍扶持政策,凡是中小企业不管进行哪一类投资,都能得到优惠贷款。70年代中期后,开始有选择地扶持中小企业,专门扶持中小企业某些特定的投资项目,如进行现代化改造、扩大规模、调整结构、实行转产方面的投资等。1982年以后,扶持政策进一步发生变化,选择性更加强化,重点扶持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节能、购置先进技术、组建联营机构、打入外国市场等。1990年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法》,根本宗旨是促进中小企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出现和竞争形势的新变化,具有更强的选择性,而鼓励中小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目标。(刘乃全,2003)127

(2)法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转变。法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规定,降低中小企业的注册税和公司税的税率,以鼓励创办企业。2003年8月1日,法国政府颁布《经济创新法令》,旨在促进就业,鼓励创立中小企业,规定如果创业者贷款接管一家企业,可以从所得税中每年扣除最高5000欧元,以支付贷款利息。2003年的《企业创新计划》鼓励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正在创建和成长中的创新企业。(《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287-289

(3)日本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变迁。为保持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日本政府在鼓励个体经营者发展、鼓励合作研发与创新、促进设备投资等方面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研究美国的SBIR制度,并于同年12月18日颁布了《新事业创出促进法》,制定了以援助中小企业进行创新研究为目的的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制度。其中规定,在研究开发阶段,依据《租税特别措施法》中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规定,减免相当于研究开发经费额10%的法人税或所得税。(《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318

2.中小型税收优惠制度的适用主体具有宽泛性,体现公平原则和社会政策原则

美国没有对中小企业的严格界定,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适用主体的规定比较灵活。根据美国税务法第一总章“S”章条例而来的所谓S类股份公司,其股东人数不超过35人的,不缴纳公司收入税,个人企业主和合伙企业的股东只根据他们的个人收入缴纳联邦所得税。中小企业通过“S”公司的形式,基本上免掉了企业所得税。

日本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适用主体包括中小企业,并制定了面向个体业者的优惠措施。虽然日本《中小企业促进基本法》依据公司的规模特别是资本和雇员人数把公司区分为小企业、中型企业和大企业,但是这与公司税法无关。《公司税法》把资本不足1亿日元的企业定义为小企业,并没有区分小企业与中型企业。《小企业促进法》规定了很多优惠税收条款,这些条款同样适用于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316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适用主体也不区分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中小企业。意大利执行欧盟标准,将中小企业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三类,但是,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并没有刻意区分中小企业,二者都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主体。只要进行符合规定的采用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即可享受优惠。(刘乃全等,2003)131-132

3.税收法定、税收公平与政策弹性的有机统一

(1)在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上,坚持税收法定的原则。第一,通过法律形式对中小企业的优惠税收予以明确规定。意大利1982年以后扶持中小型企业的思路进一步发生变化,选择性更加强化,但每一次、每一个政策调整都是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的(刘乃全等,2003)131。第二,通过司法审查机制保证税收优惠的合法性(金子宏,2004)。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保障机制是司法审查或者违宪审查,税收优惠也是违宪审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防止税收优惠缺少合理的基础、违反税收平等原则。

(2)灵活务实,税收优惠的法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第一,中小企业的标准界定灵活、务实、法定。在界定中小型企业的形式上,一般由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法规予以规定,凸显其权威性。在界定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二元化标准,而不是单纯定性或者定量的一元化标准。在定量方面又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雇员或者规模标准,照顾了不同行业的特点,显现了灵活务实的观点。例如美国《小企业法》对小企业作了基本规定,同时又授权联邦小企业局根据行业特点制定量化标准。第二,国外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上综合运用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但在具体方式上,更多采用加速折旧、税前扣除、抵免等间接优惠形式。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内容和方式规定具体,导向明显,漏洞较少。第三,赋予中小企业一定的自我选择权,避免中小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规定过于刚性教条。最典型的就是美国针对S公司的打钩原则,中小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成为S公司,按照非法人实体缴纳个人所得税,不需要再缴纳公司所得税。

(3)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总额予以合理限制,优惠与限制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日本为鼓励中小企业资本性投资,对购进设备的7%进行特别税额扣除或者30%提取特别折旧,但最大限额为法人税额的20%;为鼓励研发,允许从法人税额中扣除年度研发费用,扣除率为研发费的10%,限额是法人税额的12%~14%(付伯颖等,2007)103-104。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也都作了总额上的限制。例如,对于创新投资,提供25%或者20%的税收优惠,但优惠总额不超过4.5亿里拉。为提高生产效率、引进技术、开发质量系统和寻找小市场而购买的劳务,可享受减税,但每个企业优惠总额不超过8000万里拉。对技术改善或者出口有重大意义的领域的中小企业,均可以享受相当于研究费用30%的减税优惠,但是每个税收期间享受此项优惠总额不得超过5亿里拉。(刘乃全等,2003)135

4.引入税式支出,对税收优惠进行绩效考评

税式支出报告已在西方许多国家实行,在相当程度上评估了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避免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效地解决了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朱承斌,2005)17。税式支出方法也为法学家如何贯彻和实现管制性税收优惠的比例原则提供了测量工具和实现途径。5.注重中小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配套与协调

(1)兼顾个人业主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协调。法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规定,中小企业,无论是属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业主企业,还是缴纳公司税的股份制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287。美国政府通过S公司,直接为中小企业打通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

(2)与财政金融政策相协调。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除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外,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补贴为主的直接投资制度和促进中小型企业融资的财政政策。如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就包括:技术创新基金;信贷担保基金与互助担保制度;利用二级市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向企业提供技术改造补贴,扩大技术需求,建立研发中心等(刘乃全等,2003)135。

(3)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协调。韩国每一个阶段的税收政策都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紧密协调。在结构调整和自由化阶段,产业因素的税收优惠被大面积取消或者大幅度降低,增加了研究开发和中小公司投资的税收奖励,并且政府对税收的奖励采取了“功能性”、“间接的”方法。而在民主化下的改革实践,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平衡成为主要的政策目标。(高峻伊东等,2001)。

二、全球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变迁与改革的原因分析

1.经济全球化下竞争变迁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竞争的全球化,不仅竞争的范围日趋扩大,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较以前大大提高。竞争的核心就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所以,政策扶持的重点必然转移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再投资等方面来,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竞争态势。

2.中小企业的重要职能及其宪法地位的影响

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与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由此,中小企业尽管取得了宪法上的生存权地位,但与大企业明显不同,需要政府从外部运用有形之手弥补中小企业的缺陷。就税收而言,对中小企业课以与公司法人同样的税负,显然是对宪法上具有生存权保障的中小企业的逆向课税,不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北野弘久,2000)。所以,予以税收优惠是合情合理的。

3.国家下的税收正义的内在要求

税收正义的实质包含三个方面的目的考量:财政收入目的、照顾弱势者的社会目的以及关于整体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目的。税收正义追求的核心价值是量能课税以及所课征的各税目的的合理性(黄茂荣,2005)。由此,应当对中小企业予以税收优惠,但是,也不可能对中小企业予以无限税收优惠,以免不符合比例原则而破坏公平原则和财政目的。所以,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必然是也只能是法定原则下的、符合比例原则的、一定限度内的税收优惠。

4.税收优化理论的影响

税收优惠的优化,就是按照经济理论分析,结合实际,通过对优惠政策的种类、规模、形式等进行优化,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实现政府进行调控的社会经济目标。根据税收优化理论,对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是有限度的,而且在优惠方式上是有科学的选择的,即减少政策扭曲造成的税收额外负担,尽可能做到税收公平。

三、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主要问题与完善建议

1.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主要问题

(1)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定性不足。相对于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言,现在以《企业所得税法》的形式规定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显然法定性更强,更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是一大进步。但是,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要件要法定、明确,并且要由法律直接予以规定。而《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恰恰比较模糊,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才能减按20%征税,但是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何谓微利?什么是小型企业?这些问题直接构成课税的主体要件,属于法律应该明确予以规定的范围,却没有做出规定。虽然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四部门于2003年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对中小企业做了量化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仅仅是个部门规章,不符合税收法定的要求。当然,《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五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具体办法,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

(2)受惠主体过窄。从全球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看,在受惠主体上普遍不再区分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中小企业,以便有别于大企业。在优惠政策上,一般情况下小企业能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型企业也能适用,只是有的在个别地方二者享受的优惠幅度不一样,但绝不是只有小企业享受税率优惠,中型企业就不能享受。比较而言,我国把优惠税率的主体限定于小企业,把中型企业排除在优惠税率适用主体之外,显然不妥。如果考虑到我国规定的中小企业产值规模标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不妥就更加明显。此其一。其二,国外一般不对中小企业的利润作限制,不以微利作为中小企业享受优惠税率的限制条件。除了微利本身具有弹性不好把握外,比如,微利的标准问题,是地区行业标准、国内行业标准还是国际行业标准?另外,市场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的市场大多具有高风险特点,利润变化快而且大,利润期限如何界定?更主要的是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受益,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把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而不是诱使中小企业为了享受优惠的低税率而隐瞒企业业绩或者干脆不想做大。其三,国外税制改革的目标和动力不是财政收入,而是税收的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我国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超收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为财政收入限制中小企业适用优惠税率的主体范围的理由。其四,《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而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中小企业在组织形式上主要是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这样一来,能享受税收优惠的中小企业将是少之又少,税收优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3)优惠力度太小,范围太窄,优惠方式过于单一,中小企业优惠的导向性不明显。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一般税率是25%,而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税率是20%,优惠税率的幅度只有5%,与国外相比,优惠税率的力度太小。此其一。其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小企业只规定了税率优惠,没有其他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看不出中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区别。而国外的情况是,针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是一揽子、成系统,不仅在税率上优惠,在其他方面如折旧、扣除、减免等也有明确的规定。其三,一律减按20%,没有体现行业和产业的导向性。

(4)税收优惠刚性不够且灵活性较差,不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税收法定与社会政策的协调平衡。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减按20%的税率,没有封顶,优惠没有限额,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严格区分小企业和其他企业,严格区分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没有像美国的S公司一样赋予企业以自有选择,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

(5)配套协调不够。我国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还缺少其他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的配套协调。如,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问题就是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歧视,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缺少可操作性的制度配合与协调。

(6)缺少税式支出等手段,无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税收优惠规定篇（3）

（一）税式支出概念的界定

税式支出的概念是在税收优惠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学者认为税收制度中的许多减免措施“实际上相当于用公共的货币提供津贴”，这一发现为税收优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1967年，哈佛大学教授Stanley给出了税式支出的基本定义：在税制结构正常部分之外，凡不以取得收入为目的而是放弃一些收入的各种减免税优惠的特殊条款即为税式支出。Stanley关于税式支出的相关理论对以后各国学者关于税式支出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之后美国、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各国逐渐在国内开展税式支出制度构建实践，各国学者对税式支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税式支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通过税收制度发生的政府支出；有人认为税式支出是对主要税收准则概念的特殊偏离；还有学者认为税式支出是不属于某税的基本结构的税收放弃。

（二）税式支出概念的内涵分析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税式支出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观点其实存在很多共识。首先，税式支出是对基准税制的偏离，其结果是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基准税制是税收制度的标准条款。税收制度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制度实施所必需的结构条款，例如税基、税率、纳税主体、纳税期限等，也即基准税制；另一部分就是税收中的各种特殊优惠，与正规税制结构相背离，表现为对税收收入的放弃，也即税式支出。其次，税式支出具有特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税式支出表现为税收收入的减少，但并非所有减少税收收入的行为都是税式支出，税式支出对税收收入的减少是基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税式支出的目的就是鼓励特定的经济行为或对特定的纳税主体给予扶持，并通过对特定行业的税收减免或减轻相关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的方式实现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最后，税式支出是一项特殊的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是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规范税收优惠的制度体系，是税收优惠制度与国家财政支出制度交叉的部分。通过对各种定义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税式支出是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社会目标，在税收制度中规定一系列与基准税制相背离的条款，从而给予特定纳税主体或纳税项目税收优惠的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

二、税式支出的效益分析

（一）税式支出与税收优惠

税式支出是在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没有税收则优惠税式支出也无从谈起，二者在表现形式上也并无太大区别，但二者绝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税式支出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对税收优惠的财政支出性质的肯定，赋予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一样的预算管理可行性，从而对税收优惠进行规范管理，解决税收优惠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提出另外一个概念来取代税收优惠。因此，税式支出和税收优惠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税收优惠的不同解读。税收优惠从纳税人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对税收优惠的个别分析，而税式支出则是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对税收优惠从总体上进行解读，强调总量控制与效益分析，将税收优惠与公共财政安排相联系。税式支出将税收优惠纳入财政支出的范围进行统一的预算管理的含义是传统的税收优惠概念所不具备的。

（二）税式支出与直接支出

税式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政府的财政支出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的财政支出，它以财政收入为前提条件，对已经入库的财政收入资金经由严格的预算程序确定其支出方式，然后再财政出库，表现形式为“先收后支”。另一种就是税式支出这种间接的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是在税收的过程中通过税收优惠条款直接发生的财政支出，支出对象是国家应收未收的财政资金，客观表现为税收收入的减少，其收入和支出过程中并不存在确实资金向国库的流动，表现形式为“坐收坐支”。税式支出相对于直接的财政支出制度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也因此导致在实践中，税式支出设置混乱、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等现象。不过，其制度设计带来的相对稳定性和即时灵活性也为税式支出提供了存在合理性。财政直接支出由每年的政府预算所决定，预算的调整变动影响着直接支出，大大降低了直接支出的稳定性。而基于税收法定的原则要求，税式支出条款多规定于正式税法中，法律的强制力要求其应具有稳定性，这也保证了税式支出的相对稳定性。税式支出在纳税主体缴纳税款时从应纳税款中直接实现，简化了纳税主体将应纳税款交由政府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进行预算编制后再以直接支出的方式分配给纳税主体的中间程序，缩短了资金在政府手中滞留的时间，使得税式支出相对于直接支出具有更高的时效性和效率。此外，税式支出形式多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特定行业、特定纳税主体在税式支出适用时间、范围等层面确定不同的税式支出形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其更具有灵活适应性。

三、税式支出理念对我国税收优惠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

（一）总量控制的不足及弥补

1.税收优惠规模过大。

我国税收优惠规定于各税收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款中，涵盖范围过大，不仅在各个税种中都有税收优惠项目的存在，更几乎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过于普遍的税收优惠项目设置，使税收优惠失去其特殊性，由“特惠”变为“普惠”，一方面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量减少，另一方面，若税收优惠的覆盖面过于宽泛，其对特定对象的激励、扶持效果将不复存在，这也使得税收优惠的政策激励目的失去意义。此外，税收优惠的大量存在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比如对外资企业的大量优惠政策导致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处于明显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损害民族经济的发展。地方滥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形成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影响税制统一和财政支出管理。

2.税式支出理念简化税收优惠制度。

税式支出制度的构建赋予了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一样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使得各种税收优惠项目的预期目标和成本投入有了记录与分析依据，并通过对税收优惠项目所指向的特定活动或纳税主体享受税收优惠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估，来衡量一项税收优惠项目的财政状况是赤字还是有盈余，从而优化税收优惠制度，淘汰效益低于成本或相对效益低下的税收优惠项目，为税收优惠项目的合理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通过对税收优惠项目的简化，避免了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而带来的种种弊端。

（二）收支配置的倾斜与重构

1.财政收支的比例失衡。

我国当下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税收优惠预算管理制度，税收优惠的财政支出性质的忽略导致政府财政配置现状严重失衡。这种配置不均衡现象体现在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和财政支出配置中直接支出和税式支出模式选择的不均衡。从政府财政收支整体来看，税收优惠是国家实现特定社会经济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税收优惠项目的实施目的在于其带来的可期待利益，而对一项税收优惠项目是否合理的评价标准就在于该项目实施所支出的成本与其预期利益之间是否能达到平衡。但在当前税收优惠制度下，对于税收优惠的财政支出性质认识不足使得税收优惠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和评估，政府过分夸大税收优惠带来的利益，对其成本避而不谈，甚至每年的税收优惠支出总额都没能及时进行统计分析。若预算过程中不考虑税式支出的影响，政府的预算对于政府财政支出活动的控制力度将大大降低，大量政府资金会以税收优惠的形式流失。每年有大量的财政支出在无监管的情况下支出，这无形中造成了国家财政的重大损失。从政府财政支出层面来看，由于税收优惠与直接财政支出都具有财政支出性质，使得二者存在相互替代和转换之可能性。而财政直接支出需要经由严格的预算程序确定并且监管力度较大，政府也更倾向于通过税收优惠的形式进行隐性的财政支出从而规避直接支出的诸多限制。

2.税式支出理念统筹政府财政收支。

财政收不抵支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根据财政部统计，2008年至2013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是1800亿元、9500亿元、1万亿元、8500亿元、8000亿元和1.2万亿元。平衡财政收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收入，但这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税式支出理念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可以通过削减税收优惠规模的方式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大量混乱、分散的税收优惠政策经预算编制清理后将改变我国财政收支的现状。既然明确了税收优惠是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就应当将税收优惠纳入财政支出范畴，与直接支出一起进行统一的预算管理。在统一的预算管理过程中，协调税收优惠和直接支出的关系，针对既定的政策目标选择最合适的支出方式。例如，对于需要长期激励的产业可以考虑采用税收优惠给予扶持，而对于短期内需要资金帮助的项目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更为恰当，因为税收优惠相较于直接支出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此外，采用统一的预算管理可以控制政府的总体支出规模，若政府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则必须减少直接支出的开支，否则税收优惠与直接支出的总量超出一定的限额，预算监督部门与公众必将质疑政府的决策行为。

（三）管理秩序的缺陷和完善

1.税收优惠管理松散。

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现状并不完善，所以无论是整体税收法律规范还是税收优惠法律规范都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在立法层面，一方面税收优惠制度多由行政机关制定，真正由立法机关确定的税收优惠项目所占比例较少，导致税收立法行政化。虽然使得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效率增加，保证了税收优惠的灵活性，但却导致税收优惠政策的随意性扩大。此外，中央和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限划分混乱，地方性、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发展地方经济，增强本地区竞争优势而出台的一系列地方优惠政策往往背离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根本目标，那些真正需要给予优惠的行业或纳税主体并不一定能获得优惠。地方过多过杂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也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在执法层面，对于纳税主体依据税收优惠项目获得的税额减免款项的具体使用方向缺乏有效的监督。税收优惠不同于直接支出，直接财政支出的支出款项有明确的使用方向，税收优惠则直接从纳税主体缴纳税款中给予减免，减免税款该由纳税主体如何使用并无规制，往往会导致税收优惠的经济目标难以实现。此外，我国税收优惠制度中责任机制设置不完善，对纳税主体的违规行为以及税收征管机关的违规审批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尚未建立。不仅如此，大范围的税收优惠并无有效的监管机制，税收优惠层面信息公开不够，税收优惠透明度低，纳税主体往往故意制造税收优惠条件以规避税收，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方式并不适合企业发展需要，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

税收优惠规定篇（4）

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是现为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纳税人，税收优惠主要是对企业优惠，因而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纳税人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财政支出对接受者来说可直接获得利益，个人所得税下的减免优惠也能让纳税人获得直接受益，但在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税收优惠给纳税人的实际获益不等于减免数额。纳税人不是在任何税收优惠下都能获得直接利益，不同的税种或同一个税种在不同的计税环节实行减免税有不同的后果。如对全值流转税的减免数额不等于企业实际获益数额，因为企业缴纳全值流转税后还要就其纯收入缴纳所得税以及其他税收。对所得税进行减免也因方式不同而作用不同，在所得扣除法情况下，同样存在名义优惠与实际优惠的差距。在增值税的情况下甚至还存在免税不一定给纳税人带来利益的现象；如农民生产农产品不缴纳增值税而缴纳农业税，看上去好像给农民一种税收优惠，实际上给农民免增值税反而会增加农民负担，因为其进项税额将得不到抵扣。在对待小规模纳税人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较低的税率（4%、6%）征税，但由于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其实际税负要高于实行17%的一般纳税人。因此，在我国实行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情况下，采用税式支出方法要特别注意其受益方面的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

（二）隐蔽性。我国国有企业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越大型的企业越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企业办社会，企业自己承担了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功能。企业动用利润（摊入成本、税前列支等）举办各种福利性措施如学校、公安机构、邮电局、医院等等，这部分开支虽然没有以减免税等优惠的名义发生，但实际上也是对应当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的扣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公共性、社会性开支是一种隐蔽的税收优惠，准确地估计其数额很困难。

（三）生产性。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税式支出的范围和重点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领域。而我国由特定的税制结构所限，减免税等税收优惠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重点放在鼓励纳税人所从事的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减免税等优惠不是用于增加纳税人的消费，而是用于提高其生产能力，一般不允许将税款用于发放奖金、实物，提高福利待遇，增加非生产性消费。

（四）灵活性和随意性。给予税收优惠的权力并不是一种交由执法人员任意斟酌使用的权力，它的灵活性是建立在强制性基础上，体现为立法过程中的灵活，而不是执法过程中的灵活。一般而言，某些政策性、宏观性税收优惠可以在税法中详细规定项目、税率、条件。对临时性困难减免不能具体规定项目、税率，但也必须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一系列条件，不能含混不清。但在现实生活中，税收优惠通常更多地以临时通知、补充规定名义出现，而且层层加码，减免频繁，层次过多，透明度不够。由于各地对扶持性和困难性税收优惠的审批尺度不一，操作上随意性很大，管理权限混乱，出现税收优惠政策多、散、乱的现象。如在各类过渡性税收优惠中，仅增值税一项先后出台减免税、先征后返政策24项之多。

（五）差别性。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是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它同样要遵循税收公平原则，具有公平性。具有同等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同样数量的减免优惠；具有不同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不同数量的减免税优惠。如果在具有同等条件的不同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之间，有的给予优惠，有的不予优惠或优惠的数量不同，就破坏了公平竞争，就会损害经济效益。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所有制差别、企业规模差别，而且统一的税法、统一的政策得不到统一的实施。各地差别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如同样是上市公司，有的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有的则按33%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待遇，内资企业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或只能享受较少的税收优惠，负担较重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特有问题。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具有上述特殊性外，还存在所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我国税法自身不够完善，规定不够具体，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面子、人情和关系等特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使我国税法的字面规定与实际执行差距很大，导致我国偷逃税比较严重，理论税基与实际税基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理论上可以就税法中的标准性条款作许多阐述，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难以界定特别是难以准确估计其总量，实际税基都难以准确估计，准确估计税式支出数量就更难了。这就影响了通过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强化税收优惠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在借鉴西方国家税收支出预算办法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税制和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否则，完全按照税法字面规定来编制税式支出表，肯定与实际存在很大的差距。只有充分认识了我国税收优惠的特殊性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才能就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做出正确选择。

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

当前我国在税收优惠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宏观上讲，对税收优惠的规模、使用方向、效益状况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反馈系统。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不能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衔接，往往被当作是强化地区、部门、企业本位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从微观上讲，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主体（各级税务机关）进行考核审计的制度，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承受主体（企业）运用税收优惠效益的跟踪管理制约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有被滥用的倾向，所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表现为税法软化、财政减收、税负不公平、效率降低。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管理。

（一）完善税法、集中税收优惠立法权。完善税法的目的是要改变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差别性所造成的不公平性。各实体法在税收优惠规定上要具体、明确、系统、相对稳定，尽量减少通过文件形式推行个案的减免措施，任何减免税优惠的变更均要通过修改税法条例的程序进行，政策通过后直接在税法条例中修改并公布，税收优惠政策的更改要每年在财政预算审议时一并确定，国务院的部门及各级政府均没有权通过下发文件的形式补充更改税法条例的税收优惠规定。

（二）通过编制有中国特色的税式支出表对税收优惠进行宏观管理。要使税式支出表的编制不流于形式而发挥其实质作用，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更要注意我国在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收优惠的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隐蔽性等特性，以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具体地说：

一是控制重点税种。西方国家实行税式支出预算管理的重点是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而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与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关，因此，若要采用税式支出预算的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控制，其重点应当放在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增值税和消费税（含出口退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绝大多数，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也主要通过这些税种作为载体，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控制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些税主要对企业征收，制度比较规范，优惠条款也较为系统，对税式支出数额进行估计比其他税种更有可行性。在其他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农业税等税种上，实行统一优惠办法就比较复杂，如果采用简易征税办法，就可能使税制规定与实际征收数额差别很大；又因这些税种收入规模较小，实行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各地政策不一，很难通过统一的税式支出表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甄别、估算。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由各地自行确定是否编制税式支出表。

税收优惠规定篇（5）

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是现为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纳税人，税收优惠主要是对企业优惠，因而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纳税人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财政支出对接受者来说可直接获得利益，个人所得税下的减免优惠也能让纳税人获得直接受益，但在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税收优惠给纳税人的实际获益不等于减免数额。纳税人不是在任何税收优惠下都能获得直接利益，不同的税种或同一个税种在不同的计税环节实行减免税有不同的后果。如对全值流转税的减免数额不等于企业实际获益数额，因为企业缴纳全值流转税后还要就其纯收入缴纳所得税以及其他税收。对所得税进行减免也因方式不同而作用不同，在所得扣除法情况下，同样存在名义优惠与实际优惠的差距。在增值税的情况下甚至还存在免税不一定给纳税人带来利益的现象；如农民生产农产品不缴纳增值税而缴纳农业税，看上去好像给农民一种税收优惠，实际上给农民免增值税反而会增加农民负担，因为其进项税额将得不到抵扣。在对待小规模纳税人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较低的税率（4%、6%）征税，但由于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其实际税负要高于实行17%的一般纳税人。因此，在我国实行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情况下，采用税式支出方法要特别注意其受益方面的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

（二）隐蔽性。我国国有企业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越大型的企业越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企业办社会，企业自己承担了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功能。企业动用利润（摊入成本、税前列支等）举办各种福利性措施如学校、公安机构、邮电局、医院等等，这部分开支虽然没有以减免税等优惠的名义发生，但实际上也是对应当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的扣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公共性、社会性开支是一种隐蔽的税收优惠，准确地估计其数额很困难。

（三）生产性。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税式支出的范围和重点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领域。而我国由特定的税制结构所限，减免税等税收优惠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重点放在鼓励纳税人所从事的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减免税等优惠不是用于增加纳税人的消费，而是用于提高其生产能力，一般不允许将税款用于发放奖金、实物，提高福利待遇，增加非生产性消费。

（四）灵活性和随意性。给予税收优惠的权力并不是一种交由执法人员任意斟酌使用的权力，它的灵活性是建立在强制性基础上，体现为立法过程中的灵活，而不是执法过程中的灵活。一般而言，某些政策性、宏观性税收优惠可以在税法中详细规定项目、税率、条件。对临时性困难减免不能具体规定项目、税率，但也必须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一系列条件，不能含混不清。但在现实生活中，税收优惠通常更多地以临时通知、补充规定名义出现，而且层层加码，减免频繁，层次过多，透明度不够。由于各地对扶持性和困难性税收优惠的审批尺度不一，操作上随意性很大，管理权限混乱，出现税收优惠政策多、散、乱的现象。如在各类过渡性税收优惠中，仅增值税一项先后出台减免税、先征后返政策24项之多。

（五）差别性。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是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它同样要遵循税收公平原则，具有公平性。具有同等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同样数量的减免优惠；具有不同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不同数量的减免税优惠。如果在具有同等条件的不同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之间，有的给予优惠，有的不予优惠或优惠的数量不同，就破坏了公平竞争，就会损害经济效益。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所有制差别、企业规模差别，而且统一的税法、统一的政策得不到统一的实施。各地差别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如同样是上市公司，有的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有的则按33%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待遇，内资企业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或只能享受较少的税收优惠，负担较重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特有问题。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具有上述特殊性外，还存在所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我国税法自身不够完善，规定不够具体，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面子、人情和关系等特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使我国税法的字面规定与实际执行差距很大，导致我国偷逃税比较严重，理论税基与实际税基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理论上可以就税法中的标准性条款作许多阐述，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难以界定特别是难以准确估计其总量，实际税基都难以准确估计，准确估计税式支出数量就更难了。这就影响了通过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强化税收优惠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在借鉴西方国家税收支出预算办法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税制和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否则，完全按照税法字面规定来编制税式支出表，肯定与实际存在很大的差距。只有充分认识了我国税收优惠的特殊性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才能就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做出正确选择。

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

当前我国在税收优惠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宏观上讲，对税收优惠的规模、使用方向、效益状况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反馈系统。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不能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衔接，往往被当作是强化地区、部门、企业本位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从微观上讲，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主体（各级税务机关）进行考核审计的制度，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承受主体（企业）运用税收优惠效益的跟踪管理制约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有被滥用的倾向，所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表现为税法软化、财政减收、税负不公平、效率降低。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管理。

（一）完善税法、集中税收优惠立法权。完善税法的目的是要改变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差别性所造成的不公平性。各实体法在税收优惠规定上要具体、明确、系统、相对稳定，尽量减少通过文件形式推行个案的减免措施，任何减免税优惠的变更均要通过修改税法条例的程序进行，政策通过后直接在税法条例中修改并公布，税收优惠政策的更改要每年在财政预算审议时一并确定，国务院的部门及各级政府均没有权通过下发文件的形式补充更改税法条例的税收优惠规定。

（二）通过编制有中国特色的税式支出表对税收优惠进行宏观管理。要使税式支出表的编制不流于形式而发挥其实质作用，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更要注意我国在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收优惠的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隐蔽性等特性，以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具体地说：

一是控制重点税种。西方国家实行税式支出预算管理的重点是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而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与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关，因此，若要采用税式支出预算的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控制，其重点应当放在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增值税和消费税（含出口退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绝大多数，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也主要通过这些税种作为载体，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控制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些税主要对企业征收，制度比较规范，优惠条款也较为系统，对税式支出数额进行估计比其他税种更有可行性。在其他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农业税等税种上，实行统一优惠办法就比较复杂，如果采用简易征税办法，就可能使税制规定与实际征收数额差别很大；又因这些税种收入规模较小，实行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各地政策不一，很难通过统一的税式支出表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甄别、估算。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由各地自行确定是否编制税式支出表。

税收优惠规定篇（6）

2．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由于现有税收优惠范围较为宽泛，临时性税收优惠所占比重较大，同时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和预算制度尚未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再加上在税收优惠作用的估价上存在着过分夸大的倾向，致使税收优惠逐年递增。据估计，每年全国各种税收优惠的税收额在1000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全国同期工商税收的11％～12％，有的省份高达20％左右。由于有些政府支出项目，必须采用一般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这部分支出必须通过政府取得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满足，若税收优惠规模过大，势必影响政府财政的收支平衡。

3．税收优惠存在错位现象要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既可以依赖财政直接支出，也可以依赖间接支出——税收优惠；既可以采用税收优惠，也可以采用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选用何者，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目前由于对税收优惠效应的不适当夸大，以及对各种优惠政策的分析、评估制度尚未建立，造成税收优惠范围失控，效应低下，政府预期难以达到。这是税收优惠的越位。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的逐渐明晰，税收优惠的“缺位”问题日益暴露。税收优惠的范围与政策取向，取决于财政职能的需要。据此，税收优惠的范围和重点应随着“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而转向非生产领域。转向是一个过程，转向过程中出现“缺位”不可避免，但新的税收优惠活动领域界限不明，转向速度过慢，甚至滞后于体制的转换，则会延迟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甚至延迟体制的转换。

二、加强税收优惠管理的对策

税收优惠规定篇（7）

一、小微企业的界定标准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明确小微企业的界定标准是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前提。税法所指的小微企业则是指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小微企业，包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以下的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而且工业企业的从业人数100人以下、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下，其他企业从业人数80人以下、资产总额1000万元以下。

二、现行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小微企业自身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哪种小微企业有享受减免税税收优惠待遇的资格和小微企业对哪些税种可享受税收优惠。

1.所得税优惠政策。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高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为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自2013年8月1日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增值税。

三、现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局限和不足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立法和优惠政策的落实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使得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上达不到预期的水平。

1.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税收实体法中都给予了小微企业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有关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立法，其分散导致了我国现行税法中缺少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一般的和共同的税收问题做出统一规定的法律形式，从而难以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做出统一的规定。

2.税收优惠适用条件与小微企业现状存在偏差。当前多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小微企业，但我国小微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很少。同样在与流转税相关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中同样存在偏差，例如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得到提高，但税收优惠仅适用于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对独资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却不适用。这种因身份类别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定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变窄。

3.税收优惠力度小、优惠方式单一。我国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与外国相比较小。以所得税为例，小微企业所得税的征收适用较低的税率是许多国家的常用做法我国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为20%，仅略低于企业所得税25%的基本税率，20%的优惠税率。而优惠力度相对较大的应税所得额减半并按20%计征所得税的规定，仅适用于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的小微企业，适用范围窄，且此规定只在？2 014年到2016年间有效，具有明显的临时性。

同时，我国目前所得税优惠方式多以直接优惠为主，比较单一。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则用的很少。而且据有关企业反映，在申请设备加速折旧或缩短折旧年限等优惠方式时，限制条件较多，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享受减免税的税收优惠增加了困难。

四、关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改进的建议

1.增强税收优惠系统性和稳定性。要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的系统性，制定一部包括小微企业各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是十分有必要的。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都不得违背该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法律；同时需要建立完善和规范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和修改制度，加强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研究力度，制定统一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修改指导原则，增强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长期性和全局性。

2.增强税收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适用性。我国的小微企业多以传统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要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定有关小微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不局限于企业的身份，对发展前景光明且可以提供担保的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也应当提供融资时的税收优惠。

3.丰富税收优惠方式、增强税收优惠力度。一方面除直接的税率优惠方式外，还需要简化程序，更多的通过设备折旧、盈亏相抵、投资抵免等途径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可以考虑将目前小型微利企业20%的所得税优惠税率降为15%或10%甚至可以实行免税，以凸显税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综合上文分析，促进小微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在我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而要解决小微企业的发展应该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入手，完善我国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现有税收优惠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对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改进，充分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振汉.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解读.西部财会，2012（4）

[2]赵常红.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注册税务师，2013（1），

[3]]胡建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分析.商情，2013（4）

[4]侯作前.全球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改革及借鉴.财贸研究， 2009（4），

[5]朱小群.小微企业税收普惠制要落到实处.中华工商时报，2012-03

税收优惠规定篇（8）

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内容多、规定散、补充繁、变化快。这种状况虽然充分体现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及时反映了国家的政策意向，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优惠显然缺乏系统性，也不够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为降低。实施中，这样的税收优惠对征纳双方来说都难以准确把握，加大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容易形成新的税收漏洞。而税收优惠政策较低的透明度，也与WTO规则不相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投资环境，不利于外资的引进。

2．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

由于现有税收优惠范围较为宽泛，临时性税收优惠所占比重较大，同时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和预算制度尚未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再加上在税收优惠作用的估价上存在着过分夸大的倾向，致使税收优惠逐年递增。据估计，每年全国各种税收优惠的税收额在1000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全国同期工商税收的11％～12％，有的省份高达20％左右。由于有些政府支出项目，必须采用一般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这部分支出必须通过政府

取得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满足，若税收优惠规模过大，势必影响政府财政的收支平衡。

3．税收优惠存在错位现象

要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既可以依赖财政直接支出，也可以依赖间接支出——税收优惠；既可以采用税收优惠，也可以采用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选用何者，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目前由于对税收优惠效应的不适当夸大，以及对各种优惠政策的分析、评估制度尚未建立，造成税收优惠范围失控，效应低下，政府预期难以达到。这是税收优惠的越位。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的逐渐明晰，税收优惠的“缺位”问题日益暴露。税收优惠的范围与政策取向，取决于财政职能的需要。据此，税收优惠的范围和重点应随着“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而转向非生产领域。转向是一个过程，转向过程中出现“缺位”不可避免，但新的税收优惠活动领域界限不明，转向速度过慢，甚至滞后于体制的转换，则会延迟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甚至延迟体制的转换。

二、加强税收优惠管理的对策

1．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法制

为改变税收优惠多、散、乱的局面，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制定单独的税收优惠法规。可以考虑在总则中规定税收优惠目标、原则、方式和审批程序。分则中或按税种或按优惠目标分章，将当前各税种中的税收优惠的具体项目、内容、办法、立法执法权限等，归并整理后一并纳入税收优惠法中。同时应注意税收优惠的时效性，除优惠政策制定时应加强预见性外，对税收优惠法实行定期修订。税收优惠法的制定实施，可以加强税收优惠法制的规范性、透明

性和统一性，防止人为因素的越权减免和攀比减免，有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同时又便于征纳双方了解，堵塞税收漏洞，吸引外资。

2．逐步建立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

税收优惠规定篇（9）

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内容多、规定散、补充繁、变化快。这种状况虽然充分体现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及时反映了国家的政策意向，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优惠显然缺乏系统性，也不够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为降低。实施中，这样的税收优惠对征纳双方来说都难以准确把握，加大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容易形成新的税收漏洞。而税收优惠政策较低的透明度，也与WTO规则不相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投资环境，不利于外资的引进。

2．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

由于现有税收优惠范围较为宽泛，临时性税收优惠所占比重较大，同时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和预算制度尚未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再加上在税收优惠作用的估价上存在着过分夸大的倾向，致使税收优惠逐年递增。据估计，每年全国各种税收优惠的税收额在1000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全国同期工商税收的11％～12％，有的省份高达20％左右。由于有些政府支出项目，必须采用一般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这部分支出必须通过政府

取得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满足，若税收优惠规模过大，势必影响政府财政的收支平衡。

3．税收优惠存在错位现象

要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既可以依赖财政直接支出，也可以依赖间接支出——税收优惠；既可以采用税收优惠，也可以采用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选用何者，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目前由于对税收优惠效应的不适当夸大，以及对各种优惠政策的分析、评估制度尚未建立，造成税收优惠范围失控，效应低下，政府预期难以达到。这是税收优惠的越位。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的逐渐明晰，税收优惠的“缺位”问题日益暴露。税收优惠的范围与政策取向，取决于财政职能的需要。据此，税收优惠的范围和重点应随着“全能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而转向非生产领域。转向是一个过程，转向过程中出现“缺位”不可避免，但新的税收优惠活动领域界限不明，转向速度过慢，甚至滞后于体制的转换，则会延迟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甚至延迟体制的转换。

二、加强税收优惠管理的对策

1．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法制

为改变税收优惠多、散、乱的局面，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制定单独的税收优惠法规。可以考虑在总则中规定税收优惠目标、原则、方式和审批程序。分则中或按税种或按优惠目标分章，将当前各税种中的税收优惠的具体项目、内容、办法、立法执法权限等，归并整理后一并纳入税收优惠法中。同时应注意税收优惠的时效性，除优惠政策制定时应加强预见性外，对税收优惠法实行定期修订。税收优惠法的制定实施，可以加强税收优惠法制的规范性、透明

性和统一性，防止人为因素的越权减免和攀比减免，有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同时又便于征纳双方了解，堵塞税收漏洞，吸引外资。

2．逐步建立税收优惠分析评估制度

税收优惠规定篇（10）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

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

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

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

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

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

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

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

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

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

税收优惠规定篇（11）

据延边州商务局统计，从2007年到2011年，延边州引进外资总额分别为9073万美元、12089万美元、14015万美元、16350万美元、21829万美元，呈现每年递增的趋势（详见表1）。到2012年，仅延吉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就突破120亿元，同比增长55％，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12年12月21日，“环球视野•亮点中国”高峰论坛上公布了2012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城市、最佳生态发展城市排名，延吉市凭借多方优势脱颖而出，荣登“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榜”。借助于引进的资金，2012年，延边州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5．1亿元，同比增长1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662．6亿元，同比增长3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54．8亿元，同比增长14．8％；全口径财政收入134．1亿元，同比增长19．7％；全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13元，同比增长1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450元，同比增长12％。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名列前茅。

（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增加就业人员

2007年末，延边州外商投资企业总数达到709户，从投资方式看，外商独资企业545户，中外合资企业135户，中外合作企业29户。从投资行业看，从事制造业的498户，占全州外资企业总数的70．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47户，占全州外资企业总数的6．63％；其余行业投资情况比较分散。到2011年底，延边州外资企业共685户，主要分布在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其中，从事制造业的527户，占全州外资企业总数的53．7％；从事社会服务、住宿餐饮的70户，占全州外资企业总数的10．21％。外商的直接投资设厂增加了就业岗位，解决了部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缓解了沉重的就业压力造成的混乱，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仅2011年，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就为12610名（详见表2）。经过多年的发展，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延边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外贸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2011年延边州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为3．9∶46．8∶49．3，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投资联动发•17•展（2007年延边州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为0．7：39．5：59．8），［2］这一结构的变化，标志着延边州的产业结构正在向国际化、现代化城市的方向迈进。

（三）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发展能力

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多年来，其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吸引了大批外来投资者来延边州投资兴业。延边州国税系统落实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以来，给予了外资企业减免较高的企业所得税，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税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详见表3）。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盈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推动了企业所得税的稳步增长。2010年，延边州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比2001年增长了30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税企双方共赢。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延边州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加快，通信、林业、采矿等行业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对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企业投资拉动效益明显。2001年至2010年，延边州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遍布水电、电信、机械、采矿、医药、生态及环境治理等多个产业，共426户次，累计减免企业所得税额4．5346亿元。［3］

二、延边州引进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优惠政策的法律级次较低

税收法定主义的最低层次是“税收由法律规定，以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行政权的滥用”。［4］税收优惠政策是以制定法律文本的方式实现税收法定主义，通过合法性保证其最浅层次的正当性。而税收行政法规重于税收法律是我国税收立法制度的特点。延边州现行的大部分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也不例外，它们均以暂行条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部门制度的形式出现，极少数的优惠政策散落在税收法律条文中，降低了立法层次，给实际操作带来较大困难。另外，虽然通过分税制，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相对独立的税收征管体系，但并未形成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除了税法规定的减免税优惠之外，想方设法给予外资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越权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助长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优惠税种少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和不同时期发展任务，实施一定的区域性、产业性所得税优惠。根据世界银行对74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有1／3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后区位决策中包含税收优惠政策，在世界各国的税收立法实践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得税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也是企业所得税。而我国现行的税制模式是以增值税为主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营业税是构成延边州税收收入的主体税种。2010年延边州营业税税收收入为92173万元，占延边州税收收入总额的31％，而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为28704万元，仅占延边州税收收入总额的7％，［5］但依照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目前延边州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种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而增值税或营业税等流转税优惠颇少，门槛高。比如，承接来料加工业务的，可凭税务部门出具的“来料加工免税证明”，只免征委托加工工缴费增值税和消费税；按规定标准上交增值税或营业税的，本级（延边州）财政拿出地方既得部分的一定比例奖励企业。加上受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延边州外资企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三）税收优惠方式单一

税收优惠方式有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直接优惠采用低税率或对企业经营成果减免税，其结果导致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间接优惠的前提条件是较健全的企业会计制度，通过调整企业的征税税基，从而鼓励纳税人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以符合国家的政策目标。间接优惠方式中的加速折旧、再投资抵免可以更有效地引导企业的投资或经营行为符合国家的政策目标，鼓励企业制定长期的投资或经营计划。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按照优惠的项目计算，享受直接优惠的占95％以上，而享受间接优惠的不足5％。延边州外资税收优惠主要采取减、免、退为主的直接优惠方式。一般情况下，直接优惠对纳税义务人争取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大，而调整生产经营活动的激励作用小。直接优惠主要适应于盈利企业，而对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获利小、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交通能源建设、农业开发等项目的投资鼓励作用不大。［6］因此，延边州外资企业通过直接优惠政策享受的收益不大。（四）税收优惠力度不大凡属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的延边州外资企业到2020年12月31日为止，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企业为25％），并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应占企业收入总额的70％以上。其门槛较高，享受优惠企业较少，未能减轻税负。在增值税方面，从2004年7月1日开始国家在东北地区开展增值税转型试点，允许企业抵扣购进机器设备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200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是，目前我国实行的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企业购进的用于建造不动产的原材料和附属设备所包含的进项税额仍然不能抵扣，使得固定资产投入较大的矿产资源类企业、需要扩大经营规模和技术改造的企业税负较重。延边州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税源少、财政困难，而且在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享受的税收优惠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策及沿海优惠政策相比颇有不足，政策的效益比较低。（五）税收优惠期限短为深入实施《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和《延边州“十二五”规划纲要》，2013年以来，延边州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力争达到900亿元，实施3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600项以上，实施亿元以上项目300项以上”的“963”目标，着重建设“四大工程”，加快“园区”和“六大板块”项目建设。2013年1月至4月，延边州实施3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300多项，总投资1270亿元；其中，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7项，总投资70亿元。［7］国家把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期限规定为2020年，这相对于长期的区域开发而言显得较短，可能导致投资者倾向于投入少、周期短、风险小、资源掠夺的行业，对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的企业投资导向影响大。

三、完善延边州引进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对策

（一）制定引进外资税收优惠法，提高政策的统

一性和法制性世界各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都制定了不同的“引资法”，按照国家的产业及科技政策指定税收优惠对象。新加坡在《所得税减免法》中规定了税收减免的办法；韩国先后颁布了《外国投资促进法》、《税收减免及抵免法》、《税收特例法》等，全面而系统地介绍税收优惠条款。［8］这种以立法引资的做法，不仅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为有效地实施、控制税收优惠奠定了法律基础，赋予了税收优惠政策较强的法制性。借鉴国际经验，延边州应制定引进外资税收优惠法规，明确和统一税收优惠的具体措施、范围、内容、办法、审批程序、审批办法、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和义务等，规范散见于各种法律、条例、规定中的具体税收优惠内容。同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规划、阶段发展目标，不断补充和完善。这将有利于消除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领域的过度竞争行为，保证政策统一性；有利于纳税人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并作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税收筹划，从而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积极作用。另外，为适应国家区域发展计划和战略要求，通过合理分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地方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的发展。

（二）结合流转税和所得税，实施优惠税种多样化

以所得税为主的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对一些难以取得利润或微利的行业、企业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采取流转税和所得税相结合的方式对有需要鼓励的产业和行业进行税收优惠，可以刺激这类企业的发展并促进资金流入这类企业。如果外资企业的所属国家与我国没有签定税收饶让协定，假如在我国享受减免税优惠，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所得即使在我国不征税，回国后还是要缴税。税收优惠政策应该让投资者获得税收上的利益，但实际上外商却没有得到利益，这不仅削弱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损害了国家经济权益。对外商而言，流转税的优惠更加有利。因此，应扩大流转税的优惠范围，采取流转税优惠和所得税优惠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发挥税收优惠的作用。［9］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采取分权是一种趋势，它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10］在划分中央与地方财力时，可以考虑将对外商征收的地方税收这一部分的减免权适当留给地方政府。

（三）改善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

对外资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其中直接优惠多为发展中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所采用。间接优惠是对资金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度，它允许企业在规定的年限内，分期或延迟缴纳税款，没有放弃其税收，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税收收入。实施间接优惠，既不违反税收公平原则，又能体现鼓励导向，提前收回投资可减少投资风险，同时也有利于应税行为的规范化管理。应逐步调整和取消直接优惠，增强间接优惠的力度，对重点发展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特色产业等实行投资抵免制度，抵免比例可以根据设备的先进程度、投资种类、投资区域等分别制定；建立投资准备金制度，准予高科技企业按销售（或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用于研究与开发、技术革新与培训等方面，保证专款专用。

（四）加大优惠力度，减轻税负

国务院批复的《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赋予延边州先行先试权，这为完善延边州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加大优惠力度提供了机遇。1．在延边州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即准予企业抵扣所有购进原材料和固定资产及其附属设备所包含的进项税额。2．扩大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范围。针对延边州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区较多的现状，为加快各类开发区建设，发挥各类开发区在扩大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方面的作用，应对延边州入驻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3．加大延边州重点产业、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税收优惠力度。第一，给予地板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木制品生产是延边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延边州实木复合地板的出口量占全国地板出口总量的11％，个别县市地板出口贸易额达到本地出口贸易总额的50％。根据延边地板加工行业比较集中，而且很多生产用木材是从国外进口的实际情况，应对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实木地板实行免税，同时适当提高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实木复合地板的退税率。第二，为了充分发挥珲春作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窗口作用，应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解除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口环节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