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论文大全11篇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45-006

当把“文化”与“系统”结合起来认知的时候，人们发现，文化系统理论一面成为“文化”事业的国王，一面成为“系统”科学的臣民。文化的自足属性，被文化对系统科学、系统方法的依赖所消解。那么，在社会学视域下，“文化系统”范畴是否有效，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文化系统”是否真实存在，一直被人拷问着。比如，文化人类学奠基人泰勒认为：“同一种族的人使用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习俗，以及在艺术和知识上处于同一总水平。”[1]7他把文化或文明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蕴含的单线发展观点，含有文化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不能认识和发现“文化整体”的层次、结构和演进动力，缺乏系统研究的特质。历史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则认为：“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绝对体系的。”[2]216泰勒的线性思考，博厄斯的否定性见解都说明，主观评价性地研究文化理论，是以对边缘性或地方性的忽视，对不可评价之物的过滤为代价，文化因此会成为程序化的拼盘，文化多样性不再有，有的只是“我们的文化”。这恰如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文化研究标准的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社会存在差异的体现，“因此，各种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3]46由此导出的结论就是，文化难于形成系统。

可以看到，怀疑论者的见解还是相当有深度的。从早期到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对体系性的忽略、怀疑和有意排斥，一直伴随着研究史的始终。的确，系统研究的内容过于空泛，对系统结构、功能的过分强调，让文化系统理论被认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翻版；一边使用还原主义的态度，一边反对还原主义的立场，又让该理论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对现实世界存在着系统的先行假定，实际上只是实证主义的方案优化，只是沿着几条路径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得出最优方案，通达既定目标。人们看到了文化体系理论建设的困境：坚持文化具有体系性主张的人，如果无法找到理论得以成立的客观公正立场，这种笛卡尔式的文化理性主义预设，隐含着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潜台词，必然会导致怀疑立场的存在。

二

但是，也有人坚持有文化系统的真实存在。稍后于泰勒的法国人杜尔克姆（又名杜尔克海姆、涂尔干），亲历普法战争失败阴霾，生活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的第三共和国，看到了社会秩序的失范。他因此主张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建立“道德式的个人主义”。在杜尔克姆时代，“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道德研究，因为，“现在社会学家所谓的标准、价值观，或更通常称之为文化的，是杜尔克姆所谓的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的很好例证。”[4]79在杜尔克姆看来，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而其中的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包括四项内容：（1）道德；（2）集体意识；（3）集体表象；（4）社会潮流。[4]80-84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2）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3）

作者简介：杨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传播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77-02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建的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常受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不同国家的学者可能对同类事物与对象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对自己的学科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成为一门认识中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科学。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都是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与建构方面都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联。??

当前中国所形成的社会问题过多地集中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框架，但要看到中国是有其特殊的情况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受其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向中国传统观念和情理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在三十年内被完全清除。这种影响不是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靠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能完全清除的，它是和我们民族特性紧密相关联，这种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保持民族特征至关重要。

外部的法律法规、正式制度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加以实施，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却难以扭转。即使是由专家系统或政府机构制订的方针政策，甚至一些中央制订的重大社会经济改革，也难以摆脱情理与关系的影子，各种潜在的规则和体制外的行为总是在社会正式制度之下悄然运行。仅用西方社会学那一套理论与方法是难以说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依然要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理解与反思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依旧支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些与中国社会相伴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存在。故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对中国社会问题形成将不会消失，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使中国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

虽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即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曾经落后的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冲击。但就总体而言，一些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地域上来看，经济发展地区毕竟只是少部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在旧的观念的约束和支配之下。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生产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生产者个人的观念。就生产方式而言，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都像东部平原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而只能采用旧式的耕种方法，有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牛耕到织布，从山涧取水到看天收获，甚至部分地区更加原始，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西方社会极少见，但在中国极常见。

其次，由现代化所带给中国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于数学证明，引进一个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难题，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不在少数。当中国参照西方进行现代化时，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有些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加以解释和解决，主要是现代化本身所带有的。但有些却无法用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甚至会使原先的社会问题更加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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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问题，中国传统与引进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之间因相互冲突、相互交叉而引起的。这里既有观念上的冲突，如中国传统要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土”情结，而现代化进程则要求按照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更要求人财物在市场规则下的频繁的流动。也有解决问题模式上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了家庭问题往往通过家族的族长来调解，甚至会动用家法，但在西方则更强调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中国解决问题模式往往和人情、面子联系在一起，寻求的是特殊解决方式，西方则和法律规范紧密相连，寻求的是普遍的解决方式。而这部分冲突的解决模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要么用西方的理论去解决，结果使一些问题日益严重。对于疾病，在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此取舍之道是如果中医解决的好就用中医，如果西医解决的好就用西医，也有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否也应该尝试中西结合的解决方案呢？

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努力实现中西理论的结合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个别学者则逐渐意识到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入手，构造其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有理论，以实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探讨当时中国问题时，特别是这些问题的成因时，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失调，并结合西方文化理论来解构中国文化，如孙本文。也有用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结合西方的优生学原理来解释当时的中国难题，如潘光旦。也有通过实地调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最后上升到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来解释的，如费孝通。这些学者都共同地关注到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上所扮演的重要因素，希望能通过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二、当前构建本土社会学存在问题

社会学本土化所寄予最终目的是其理论取向的重要原则。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理论即使再华丽，再系统完善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一直提醒了早期社会本土化的理论家，避免过于西化，极力地要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从理论根源来看，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大都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板，从西方市民社会推演开来的，而对于中国的宗亲社会实际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而当前很多社会学者动辄以西方某学派自居，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居。特别是对于后者，为何马克思当时极力反对社会学，不去反思，现在却如此张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推进还是破坏尚未有定论，就盲目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口号式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何效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客观地理解又有何意义？如此两种方向对于中国在传统社会上嫁接出来的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解决又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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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学本土化概念的定义，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日益让人陷于迷惑，甚至不去思考社会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其存在的基础，而纠缠于个别词句和流派之间的争端，这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有何意义？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出于对世界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改造，这些取向决定了理论存在的底线。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也不尽然成立，考虑到人类本身具有的能动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出自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也必然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存在的唯一依据，这也是当年讨论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太过于纠缠于教条式的演绎推理，而不注重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会断送一门科学的发展前景。中国论文联盟

当代中国社会学正在成为政治附庸而脱离它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危险。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与问题、揭示问题真相、解决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首先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当年马克思极力反对社会学主要因为它的保守性质，主要是对社会的改良，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马克思当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也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完全相背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都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要保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主要是解决当前存在的加剧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要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和平稳定的发展要靠不断地改良，而社会学的保守性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出现。如果社会学成为政治附庸，而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终究要被逐出科学的领域。党的目标和信仰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种客观的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繁荣，缓解和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而无须畏惧一些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诡辩。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采用某个经济理论则会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只会丧失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促成了经济学内生的矛盾。在权衡社会整体进步与个体进步的意义，毫无疑问前者意义要远大于后者。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社会分裂几乎只有一种，威尔·杜兰曾在《世界文明史》中说过：“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只能始于自身内部”。反观近现代中国文明的衰弱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

三、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应当强调理论的内生性，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尚是空白，还未将其系统化，而大肆引进西方理论，在这种强势理论的冲击下，更容易引发社会学本土化的偏向，更容易把从传统理论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边缘化，甚至被忽略被湮没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民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找出被遮蔽的传统文化路径，结合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寻找出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一些内生机制，对当前中国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模式。

由此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对于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意义，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团结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天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危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费孝通在40年代末试图回到中国人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去思考中国社会结构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只有在这样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质而又总体的问题上，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诠释，才能提出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并找到其中的事实本身。“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挖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

而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结合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传统文化内生出本土社会学，它的意义更加重要。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学从传统文化路径上探索，重新回到当年这些社会学家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社会学本土化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社会急剧的转变给予了社会学广泛的研究空间，我们在西方理论道路上走的太久了，该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了！中国论文联盟

注释：

??叶启政．社会学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建设．河北学刊．2006（5）．80．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社．1984．8．

参考文献：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4）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1]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76～177.

[2]黄继锋.关于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看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131～134.

[3]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43～46.

[4]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54～256.

[5]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j].学术研究，2010，（03）：55～60.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5）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其界说不一。概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本世纪20年动于德奥意，60年代遍及欧美的一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有别于第三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西马美学文艺学则是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革命却全部失败。于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探讨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把革命陷于低潮的原因归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偏离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机械化、教条化了。他们指责第二国际奉行一种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削弱了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功能。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伯恩斯坦们的错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遂使革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以适应变化了的西方社会形势的需要。1923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契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卜书，系统地表述了上述意见。在该书中，卢卡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源，提出了“物化”这一著名概念，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现象。卢卡契把“物化”当作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病灶加以揭发批判，并提出以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概念与之对抗。在卢卡契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人的解放是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的自 我意识的呈现，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所不在的异化（物化），使人的主体性被淹没了。为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物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问世，标志着西马思潮的产生，该书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圣经”。此外，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的摧毁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思想对西马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1927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更为西马理论家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契机。此后，西马理论家大多都循此方向，把变革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的意识的解放，并因此都格外重视对当代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美学文艺学的研究。

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自动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变革社会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也无可非议，这本是马克思主义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一思想倾向却反映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面对强大的垄断资本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人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西欧社会变革究竟要采取何种方式？西马理论家所探索的道路也许还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力量的最佳途径，但他们的探索无疑是严肃认真且面向实际的。事实上，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白领工人的增多，工人阶级福利的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与包括西马理论家在内的西方广大进步力量的努力奋斗不无关系。我们不能说，西马理论家以及西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比不努力还坏，否则，我们将要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只能由他们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理论家，甚至包括严肃正直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来选择，我们不能代他们作出什么规划。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年代问世后，在30年代，受到法西斯的迫害。但是，西马理论家们不畏强暴，转移到反法西斯国家，继续致力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迈过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两个阶段之后，又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当年为卢卡契所揭露的物化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广泛、更为严重。“垄断资本”＋“科学技术”＋“国家干预”，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采取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更渺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被迫更加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起攻击，他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渗透的严峻现实，抨击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性和同一性。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源，如从德国古典哲学，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从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中，寻找可以用来抨击当代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里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以此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借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其余的上层建筑。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分支模式，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英美新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发展成为学派众多、蔚为壮观的文化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整个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西马哲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一般同时又是西马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文艺决非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有着严肃的使命感。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位，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全力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所以，他们的文艺现显得更加深入，更有体系（就理论著作的形态而言）。一般地说，西马文论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开始起步的。论争的一方是卢卡契，另一方则以布莱希特、布洛赫为代表。卢卡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和法西斯主义掀起的现实，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趣味出发， 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在他那里则具体表述“总体性”观点），努力倡导“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无论在文艺的审美效果、文艺的人民性、文艺把握现实的整体性、文艺的政治作用以及对文艺遗产的继承等方面都要优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卢卡契指责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注意了直接看到的支离破碎的现实，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孤立事件及其混乱，而没有挖掘出它的更深层的本质。他主张维护欧洲古典文化的延续性，极为推崇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赞扬20世纪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作家，认为由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塑造了有机地整合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存在与过程、主观与客观、历史与思维。内容与形式的文学典型，从而具有能够与异化现象相抗争的永恒价值和永恒特性。布莱希特、布洛赫、本来明等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涵义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热情赞扬现代主义的先锋派艺术，认为其中有许多可为现实主义学习的东西。这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停歇。通过这场论争，西马文论家们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尽管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方面，卢卡契的理论显得过于传统和浪漫，但他强调文艺对资本主义现存关系非人化的抗议，强调文艺与人的解放的关联，却不无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对后来的西马文论家以直接而深刻的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西马文论家，大多是沿着卢卡契的路线，也吸取了布莱希特等人的理论成果，对文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广的研究，并提出很多新的理论模式，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革命模式，萨特的艺术与自由模式，阿尔都塞学派的艺术与社会意识结构的模式等，到了最近，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又提出了艺术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相融合的模式。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更呈现出将前人观点融汇贯通的趋势。总之，西马文论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艰苦努力，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收获，如今已呈现出一个名家蜂起、群雄竞峙的格局。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失误和偏颇之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特点

从我们前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发展的简要追溯中就可以发现，尽管西马文论有种种不同的模式和学派，但由于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因而在哲学渊源、美学旨趣、价值取向及文艺本体观等方面呈现共同的特色。人们将会看到，这既是西马文论的优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时又是其局限性。

（一）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注重社会文化批评，更加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1976年，英国左派学者安德森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论及西马思潮的特征时指出，西马所研究的主题已由正统马方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转为哲学和上层建筑。我们说，这一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当然，致力于研究文学艺术的西马文论家就更是注重文化批评，注重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西马文论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错误意识、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物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工业、心理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上的异化等。究其原因，前文已经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西马理论家为了纠正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而特别强调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中意识的能动作用观，并予以了尽可能大的夸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于是，他们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而在社会变革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注意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这是对其作出正确理解和评价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主体能动性、对文艺的美学功能、对文艺的社会使命及对文艺遗产的重视就不难理解

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革命论，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戈德曼对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的强调，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关于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实践（或日再生产）的观点等等都只有置入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上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撇开西马文论家重视文化批评、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不谈——因为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心——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本身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文艺确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属性，西马文论家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大大深化了，这对文艺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问题在于，这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过分强调，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是否合乎马克思的辩证法？

（二）在美学趣味上，为抵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功利主义的日常趣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大多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至上的浪漫旨趣。

在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卢卡契美学文艺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本质上是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的学说，而艺术审美则是人向人道复归的必由途径。萨特甚至宣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关于历史的人学。自由是萨特哲学的首要原则，也是萨特文学理论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向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写作题材，那就是自由。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而阅读则是把自由还给了读者，阅读可以使读者在受到感染的激情与想象的瞬间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说卢卡契、萨特还不失乐观地看待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力量，那么，本杰明似乎流露出某种困惑和悲观。本杰明以波德莱尔为例，专门研究了身不由己地被抛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文化人，是如何在追求个人的自我意识与服从市场法则之间挣扎的令人同情的命运，他满怀忧虑和震惊的心情注视着他的同类在发达工业社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游离与浮沉的悲剧，他不无辛酸地喟叹个人的体验、灵气、诗意在市场交换中一个一个地消散了。霍克海姆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使个体屈从于命运而沦为“非人”的处境也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人才能享受到精神上的自由。艺术犹如黑暗夜空中的星辰，犹如非人社会中的伊甸园。惟有艺术经验才能保存和发展人的自由精神，方能唤醒对自由的回忆，而这种回忆使流行的技术——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成为偏见和粗俗的东西。阿多尔诺则对发达工业社会里艺术沦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生产部门极为愤慨。他认为，艺术要坚守人道主义立场，惟有通过自身的涅槃，通过成为“反艺术”（反抗流行艺术的先锋艺术），方能奏效。马尔库塞为了拯救后工业社会的单面人，甚至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吁请人道的复归和人性的完满实现。戈德曼也对发达工业社会里不愿加入主流文化中去而追求终极价值的艺术家哲学家被挤到边缘地带而深表忧患。总之，西马文论家面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境况，由衷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唤。他们既不能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希望，又找不到更好地抗争发达资本主义物化的现实手段，只有从人道主义思想中寻找武器。他们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充满着极为深刻的悲剧性。

（三）西马文论家普遍强调维护艺术的自主性，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文艺观。他们主张强调文艺与现实的超越关系和疏离关系，高扬文艺的批判功能和解放功能。

英国学者戴维·福加克斯把卢卡契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称为“反映模式”，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了卢卡契心目中的反映不是简单的镜面图像，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的确，这种建立在总体性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本体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有了较大的新颖之处。本杰明则断然抛弃了反映论，而提出艺术生产理论。不过，他在论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状况时态度有些矛盾：既为小说时代的艺术韵味的丧失而深感怀念，又对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大加赞赏，认为后者可能导致人的经验的恢复和更新，从而奠定艺术的政治变革实践的生产力基础。阿多尔诺则宣称：“艺术对社会的冷漠，等于明确地对该社会的否定。”他以为，由于人受异化现实的控制，因而内心独白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艺术直觉，才能认识被现实经验所掩盖的事物真相。按照这个审美标准，他非常推崇先锋派音乐，因为它具有不受市场摆布的真正的超越品格和颠覆功能。马尔库塞也像他的前辈阿多尔诺一样，欣赏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艺术，但同时又把文学上的伟大的激进主义者布莱希特与伟大的保守者瓦莱里联系在一走，认为二者都试图证明否定的合理性。在这方面，马尔库塞似乎更接近卢卡契，认为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具有肯定和否定、镜映与超越双重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的自主性源于美学形式。伟大的经典艺术作品无不创造了一个与日常生活世界既相关联又相疏离的完整的独立世界，它保存了那种对美好、充实的生存的渴望。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实践，它运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对意识形态素材进行加工，生产出来的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可以使读者从中觉察到意识形态虚妄性的结构，阿尔都塞的艺术现给马歇雷和伊格尔顿以深刻的影响，后者进一步发展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戈德曼关心的是文学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不主张在作品形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进行简单的比附，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借助社会意识结构这个中介而形成的辩证关系。至于萨特，更是明确指出：“实在的东西永远 也不是美的，美只是适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本质结构的否定。”不过，他又认为，艺术和审美仅仅是“召唤我们自由的幻觉”，单靠写作来要求自由是不够的，必要时必须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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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于资本主义物化生产对文艺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普遍展开了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批判。

艺术和审美向来被认为是一块自由的天地，这种传统思想在德国古典美学家和唯美主义艺术家那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艺术的纯审美”并不是自明的。相反，艺术和审美历来就未摆脱不受干扰的命运。比如，卢梭就有近代文明不利于艺术和审美的论述，黑格尔、马克思则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生产相敌对的论述。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艺术受商品化干扰的程度更广更甚。卢卡契所说的物化就包括了艺术论为商品的含义。物化使资本主义社会里从事艺术活动的人们为现金交易关系所支配。而照本杰明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艺术家如果不加入市场化的行列，甚至即使是加入了市场化行列，也逃不脱“波希米亚流浪汉”一样的命运，被挤到无足轻重的边缘性位置，

因为艺术家的沉思、冥想、激情、直觉、幻想在由流水线构成的现代企业中无关紧要。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则专门研究了他们称之为 “文化工业”的现象。在他们看来，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当代大众文化全面崛起，使工商业和文化联成一体，形成所谓“文化工业”。这表明，后工业时代的商品生产对文化的渗透无孔不久了。文艺创作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品化中被纳入了统一的市场件系，从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评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除本杰明表现出某种有保留的赞赏之外，几乎所有的西马文论家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抨击，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具有诸多的消极后果，即：第一，大众文化迎合商品化走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在“文化工业”体系中，艺术家沦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艺术家失去了主体性，艺术失去了启蒙力量。第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了个性的扼杀，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而且也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大众文化一直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或者照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大众文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阿多尔诺把真正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别喻为电话机与收音机。前者允许用户扮演主体角色，可自由地表达思想；而后者把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听众，并且命令他们收听对所有的人一样的节目，它缺少选择，不能对话。第四，大众文化的兴起表明，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在这里，闲暇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便应付次日的机械工作。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快乐变为无趣”。第五，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掩盖了其中包裹着的意识形态内核。资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找到了一种比抽象说教更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找到了一种比暴力统治更有效的国家机器。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激愤而又深刻的，他们确实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种种弊端。但是，把大众文化描绘得如此一团漆黑，却让人难以完全接受，因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坛上毕竟产生了大批具有深刻社会价值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大众艺术生产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大众文化对于密切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的关系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不过，尽管如此，西马文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意见却对我们不无警醒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我们的启迪

西马文论已走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历程，并在20世纪世界文论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无论在世界的西方或东方，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力量。记得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不可超越的哲学，我们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是当今不可超越的美学文艺学，因为它所表现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在充满生机和活力地向前发展。从美国田纳西大学副教授罗伯特·戈尔曼新近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一书中所收录的200多位西马理论家来看，入选人员的国度涵盖了世界上刀个国家，其中有近一半的人还活着，最年轻的只有四十多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的不下五十位，这其中还不包括英国中年学者伊格顿（1943——）。这也说明西马文论还在发展，并且其前景十分乐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依我们的看法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获得了源头活水，并向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行开放，将其吸收同化到自己的体系里来；从西方各民族传统文论中发掘养分；并且对经典的或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人类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只要是自觉探索人类解放道路的都可以接纳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崭新面貌。西马文论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建设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之一：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要采取非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西马理论家们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敢于大胆地审时度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如果他们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成的结论，甚至把它们当作神学教条一样的东西加以对待，那就难以设想西马哲学美学文艺学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所以，只有解放思想，破除禁锢，才谈得上坚持与发展的问题。在早期西马理论家卢卡契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统或日内在精神仅仅涉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命题式结论。卢卡契的这种理解是否准确尚待商讨，但他的理论勇气和胆略由此可见一斑，而他所取得的理论实绩在西马文论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如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承认他的理论之博大精深。与卢卡契的成功经验相反，前苏联、东欧有些理论家固守师训，不知变化，结果导致了今天这种干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另起炉灶的极端局面。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应引起我们认真思考。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甚至是马克思的立场上，而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观察问题的显微镜和放大镜，推进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

启示之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采取开放的态度，无论它们是本族的还是异族的，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诞生了璀璨群星般的思想家，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思想财富，马克思及其学说无疑是其中最耀眼最伟大的。但是，倘若我们把马克思孤立起来，封闭起来，那就会窒息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实绩，就在于他们信奉马克思但不迷信马克思，更不搞唯马独家，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卢卡契对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人的继承，对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吸收，对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成果的借鉴等，无疑值得我们参考。其他的西马文论家也无不如此，如萨特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甚至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些观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古典美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接纳，阿尔都塞学派对结构主义的吸收等，尽管其得失不一，但都使西马文论获得了活力和生机。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离不开我们这些年对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及西方美学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之下，以更宽容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以更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

启示之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面向当代文艺实践，而不能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真正的活水源头。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22-0005-03[ZW（N]

[作者简介]张领（1980―），男，贵州毕节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民问题；文静（1990―），女，贵州凯里人，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

一、传统互动与社会环境[HTSS]

教学互动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古代，中西文明就已各自在探索教学互动的应用。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在教学实践中，主张用“多闻”“多见”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主张通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方式来探求知识，这些都是互动的方式。孟子主张“君子引而不发”“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即教要适可而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师不能包办教育，教师不要“一言堂”，要尊重学生的学习能力，“能者从之”，而且要和学生讨论，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先儒之所未廓”[1]。及至近现代，我国现代大学教育之父蔡元培主张，“我们教书不能像注入水瓶一样，注满了就完事，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2]。在西方，柏拉图的理论是在和别人的讨论中逐渐形成的，他认为知识并无定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主张教师不应该将自己的思想教给学生，而是要让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可见自古以来，学生在互动中就处于中心位置，互动是学生的主体性需求，而不是教师的赐予。古往今来的思想家讨论的这种教学范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互动式教学。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中一个潜在的条件被忽略掉了，那就是共同讨论的语境或者平台。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指出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曾产生了思想文化的突破。张灏认为至少存在西方、中国和印度几大文明[3]。言外之意，这几大文明各自独立发展。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虽后来遭到批判，但这一文化却符合中国乡土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实际。所以金观涛认为，中国社会过去是大一统的官僚机构、自耕农、地主及社会动员的乡村中心的地主经济和儒家意识形态耦合的超稳定结构[4]7-16。也就是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是同构的。从现实情况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伦理秩序的根基恰恰是乡土社会。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5]49“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流动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51梁漱溟也得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的结论，“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情……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6]。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融合这一事实说明，知识是中国社会经验的抽象和概括，也说明，教师“所教”的社会背景和学生所处的社会是同一个，因而教师“所教”的知识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互动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也才有“教学相长”。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所教”的与学生既有的社会知识和经验逐渐分离，教学互动无法产生，师生之间也无法产生共鸣。学生反映“书上都是干巴巴的条条框框”“读起没有感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二、开放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殖民化[HTSS]

1840年以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本是几大轴心之一，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儒生普遍觉醒，开始了一个全面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推进现代化的历程”[4]19。东西文化交流原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中西就成了历史中的古今，一个代表传统，另一个代表现代。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有多么的不情愿，但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尽管梁漱溟有所谓中国文化早熟的定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应无疑义”[7]――落后于西方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不谈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共同体文化，西方已经历过，而西方生发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等却是中国不曾有的。这就导致我们开放后，文化的传播不是平等的，而是西方文化压倒东方文化。于是各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进入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量涌入中国，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学科的主要概念、理论都来自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也都是来自西方。尽管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对这些科学也有贡献，但主要范式、概念体系却大多来源于西方。自然科学与我们心理积累的经验没有多大关系，它一切都要通过实验来验证。但社会科学不同，它来自西方的社会经验事实。政治、法律制度、管理理论等都是建立在其人性假设、人伦关系、社会结构等基础之上的，和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极为不同。我们的教科书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全是来自西方的，也就是说被西方社会科学“殖民”了。比如经济学中理性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理学中的经济人、社会人的人性假设，政治学中“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合法性”，等等，整个教科书中充满西方词汇，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殖民化。这些词汇来源于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与发展中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有极大的差别。因而，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和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差距极大，学生无法理解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教师和学生都成了“照本宣科”的牺牲品。只有通过“去殖化”，教师和学生才能处在相同的社会经验中共同探讨知识。

三、去殖化：教学互动的必然选择[HTSS]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及其知识体系遭遇西方文化及其知识体系的冲击并节节败退，最终被西方文化殖民。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结构生发出来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我们仅仅引进了其知识体系，对其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却没有移植过来。

西方知识体系殖民中国文化随处可见，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存在大量的文化殖民现象。比如，孙关宏所编的《政治学概论》[8]179中就存在这样的事例：政党具有表达和整合民众利益、监督与完善政治运作的功能。当教师讲到这一内容时，学生没有任何反应。其实，这是西方政党的政治功能，在学生的经验中，我国政党的这两个功能表现得不明显。又如，这本书提到“市民社会”的概念，并对这个概念下了一个定义：“指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独立于国家权力控制的自主社会领域”[8]77。看到这一概念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城市社会，但市民是有特别内涵的，是对西方城市社会的反映。市民社会的形成表明，（个体）独立于国家，“在追逐一己私利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套相互依赖的关系”[9]。在西方的语境下，还有黑格尔“国家规范市民社会”及洛克“市民社会限制国家”的说法，后来又演化出“公共领域”概念等。所以说，这一概念在西方国家存在合理性推论的逻辑起点，而不是简单的社会学范畴。那么，针对这些西方的知识体系，去殖化如何实现呢？在讲明西方学术概念的同时，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一概念或理论在西方产生的背景。比如，就上述所说的政党功能，要讲学西方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党之间通过竞选，相互揭短和提出符合现实与选民要求的竞选纲领来获得选票。因而在野党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从自身利益出发去监督执政党，将执政党的舞弊行为、无能等通过媒体或公共领域的讨论公布出来。又如，讲到美国乡镇自治，托克维尔认为它是美国民主的基石之一，如果我们以此来推断中国，那就要出错。原因是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乡镇人口只有一两千人，且人们认同的都在乡镇范围之内，“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去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10]。在中国，人们只关心自己所属自然村落的事情。再如，张建东等主编的《公共组织学》中提到：“在组织管理过程中，信息的沟通一般都是以正式沟通为主。”[11]事实上，在中国，非正式沟通至少跟正式沟通一样重要，甚至超过正式沟通，而学生理解的“非正式沟通”就是以“搞关系”为主。以上这些知识和学生的理解差异非常大，因而是无法沟通和互动的。

从上面论述来看，教师要学贯中西，对西方社会结构和知识体系有全然的了解，然后才能将其传授给学生，学生也才能跟教师在共同的平台上交流，相互理解、共享知识，这才是互动式教学。“互动教学是立足于师生双方的相互认识、理解、解释的基础上，以教学资源（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教学，是以师生双方的平等对话为前提的教学，是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文本互动的教学，是师生共同发展与提高的教学。”[12]因此，从教学互动的情况来看，去殖化是其前提条件。经过去殖化后，学生知道知识体系的背景，就可以和教师进行沟通，讨论也才会活跃、热烈，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才会更深，学生的思考也会激发教师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教学中，教师的主要职责是理解和传授西方知识体系及其产生背景，至于在中国的适用性，则要和学生共同讨论、协商才能达成。因为师生对于中国环境都有各自的经验和理解，学生的经验甚至会超过教师。只有在此基础上，学生才可以和教师对话，才能体现教学互动的平等性、民主性、学生主体性等原则[13]。

总之，从教学互动内涵要求的平等性、民主性、学生主体性原则来看，这些原则不是赐予的，而是学生的主体性需求。学生主动和教师互动，但前提条件是学生要以一定的背景知识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教师“所教”，也才能有所鉴别，因而才能对话乃至吸收和拒斥，最终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自身的思维模式。而学生背景知识的获得首先得经过对西方知识体系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解读，这就是去殖化。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有更大的责任。因而，去殖化是互动教学的关键步骤。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69.

[2]蔡元培.蔡元培选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556.

[3]张灏.时代的探索[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1.

[4]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16，19.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51.

[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5.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253.

[8]孙关宏，等.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79，77.

[9]邓正来.国家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6.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0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37-03

在学术界中，西方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了一项影响力较大的研究项目，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中，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总会有一些不同，而在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探寻社会发展的价值，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论题的主要内容。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既有相同也有相异，这些文化上的差别也正是历史发展中具有研究价值之处。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已经成为了人们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

一、追溯“中国化”表述方式之源

西方哲学中国化一直被很多哲学者认为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势，从上个世纪开始，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哲学观点就逐渐地传入我国，并且受到一部分学者的追捧。其中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有着一些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文化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所以自上个世纪开始，人们就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争辩中西方哲学二者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而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联系。因为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存在不同，并且中西方国家的历史背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中西方国家文化方面的不同，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只有站在正确的角度用正确的逻辑思维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理念。 [1]

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发展”中谈及中西方文化时，针对西方哲学的背景和中西方领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具体阐述了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人们认为西方化的观念往往比我国的观念更先进，西方化的思想和意欲主要是以人为本的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梁漱溟对这些观点所表述的想法完全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进行分析的，并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这也给我国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梁漱溟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中解读了东方化的发展思路，也阐述了西方化的优点，但是论述这些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现代化的西方化有多先进，也不是为了抨击我国的观念有多落后，而是完全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贺麟先生曾经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提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能否在西洋文学大量输入的考验下取得新发展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传承下来的经典，其发展和传承一定不能与历史脱节，如果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脱节，就好似无源之水必定不能长流的道理一样，只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民族传承才能够将我国古人的传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承下去。[2]我国古人虽然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拥有伟大的智慧，儒家思想就充分的体现出了我国古人智慧的所在，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然是影响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社会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根基始终没有改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就充分的体现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联系。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一些非“西方”的影响，中国人在对待西方哲学文化发展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视角。以来，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思考的。我国努力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我国有儒家思想，西方有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中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独特发展方向，然而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思想也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3]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中的文化观点都是积极的，而我国的一些思想观点存在封闭性，只有积极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观念，才能够使我国国民在观念上有所提升。

如果回顾近些年我国几代学者在对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观点上的探究就可以发现，要想令西方哲学能够从根本上融入我国的文化发展历程，就一定要令西方哲学摆脱原有文化的固有语境。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脱离传统历史留下的轨迹，也不应该完全地吸收和学习西方哲学，在引进西方哲学文化的时候，应该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道德哲学，而我国的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先进的理念。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中，我国学者一定要注重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分析，无论是我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应该站在正确的角度去对其进行鉴别，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走出西方”。

二、“中国化”实践经验的历史演进

哲学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中不断地随着历史而演进，我国理论界观点的梳理在对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化的发展融合中，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已渐渐不分你我。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每一个人虽然是社会中的个体，也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主要核心力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不断地吸取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才会使国家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学者们在论及西方哲学与我国文化发展的情况中，经常会谈及历史文化传承，而现如今人们对于哲学理论思想已经有了更多的想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只有不断地加强对于哲学文化的探索，才能够推进我国哲学文化的进步。[4]

西方哲学在传入我国的时候主要是以宗教的形式传入的。在西方国家中，人们信奉耶稣组织，认为耶稣会带给人们好运，能够驱散一切病魔。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中，传教士们信奉托马斯，因此其著作大都将基督教、天主教神谕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了起来。这种对于宗教高度信仰的影响，直接或者是间接地传入了我国。但是从西方哲学后期的发展当中不难看出，西方哲学中理论与文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我国的发展当中。这些西方哲学理论传入我国的时候，常常被一些人视为神旨，中国偶像崇拜这个三首巨怪较之莱恩纳湖的蟒怪更为恐怖。在西方宗教传入我国的时候，很多人对其非常膜拜，认为这些西方国家的宗教是具有灵性的，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洋务运动之后我国迎来了西学东渐的真正高潮。[5]

在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在一场又一场变故中逐渐醒悟，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运动催生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在一次次国家危难和历史选择面前，我们清醒地意识国家的强弱关乎到百姓的安危，所以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实力，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中，我国人民直到现阶段才真正认识到了西方哲学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我国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如入死港”。这一句话实际上正是从社会发展中得以验证的经典，无论是任何的国家还是民族，如果在生活和发展当中单单追求一些形式上的内容，却不顾及内在的思想，则会导致华而不实的选择。人类要想文明和进步，就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一些较为传统的错误观点和理念应该被抛弃。西方哲学在发展中最为注重的就是人文理论和思想哲学，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形式的存在，更在乎实际的理论与精神层面的进步。[6]这一点与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国应该吸取西方国家的这一理念，在面对一件事物的时候应该多考虑其精神层面，不要过多地考虑表面，只有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先进理念，才会避免错误观点的产生。

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在发展和传承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传统国家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与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所以在文化背景上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也不能盲目地说西方哲学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与国家和个人的生活背景以及文化习俗是有着一定的关系。西方哲学正在通过一种符合时展的节奏，以理论建构相连的发展方式，彰显着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成果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新的转变，民族伦理在发展中也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全新的看法，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去看待和认知西方哲学文化。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的时候，体现了创造的精神，在历史的借鉴中，我国人民也清楚地认识到，在学习西方哲学文化的时候，一定要自觉主动具有甄别性地学习，不要去随意地借鉴和学习，因为我国的社会背景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在引进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通过这些研究和分析也可以发现，我国学者们对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一定的主动构建性。

在西方国家的哲学发展中，有着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例如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创作了《物种起源》这部著作， 1902年马君武翻译完成在国内出版。在这部《物种起源》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文化思想潮流的进步和自然选择的意义。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人们在生存中都要经历优胜劣汰和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些过程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章可循，也就是遵循自然界的生存道德。实际上达尔文通过对《物种起源》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自然界中生存的道义，他提出的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实际上也间接地说明了社会中生活人的优胜劣汰制度。自然界如此，那么国家和民族之间也应该如此。任何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发展当中都应该遵循自身的道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所经历的无论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都已经成为历史，这种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后期的社会进步中，人们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一定要吸取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够使一个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前景。[7]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西方一些国家而言，也表明了我们国家的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开放。后期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时候重点提出，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物质的重要性和思想的重要性，物质与思想之间是实物与精神的存在，两者是不能单独存在的。[8]因为如果仅仅有物质却没有精神，那么人活着就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无疑是一种平庸的价值观。而如果仅仅在精神方面具有很好的创新意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人也会陷入空想的泥淖不能自拔。所以，人类社会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对于构建西方理论主义下了很大的力气，1978年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意味着我国西方哲学建构时期的到来。现如今，我国人民正在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理念去探索和追求哲学理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需要建立真正的理论自觉认识，并且在一些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更有高度的文化内容。

实际上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已经被我国人民所接受，人们在认识这一理念的时候还将进一步地建构西方哲学理论。现如今我国已经有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并开始形成一种构建模式，这些举动都将会为推动西方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地论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观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现如今我国人民在实际的生活和发展中，已经逐渐地接受了这一理论观念，并且能够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无疑将有利于推动借鉴、吸收“西学”的有益成分，有助于实现中国哲学自身民族化根基的夯实，为推动中国哲学变革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J].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5）：1-5.

[2]王晓明.西方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社会[J].教学与研究，2005（10）：70-75 .

[3]史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6-10

[4]陈伟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J].学术月刊，2004（07）：8-11.

[5]韩秋红.“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J].哲学研究，2015（07）：67-69.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8）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并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现象较为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这种现象在不少学科较为普遍，以西方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现象，个别人甚至在没有完全理解西方理论的情况下生搬硬套。

二是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目前个别大学、个别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照搬西方教科书的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国际性的学科更为严重。

三是刻意模仿西方的文风和表述方式。少数学者不仅理论和方法照搬，而且套用西方的体例、结构和表述方式，甚至连句子也模仿西方的长句，完全没有一点中国传统的文风，有的甚至生造许多中国人不理解的词语，造不合中文语法的句子。个别老教授则说，外国留学生写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国特色十分明显，没有看不懂的词语，没有不合中文语法的句子，而有些中国人写的文章洋不洋、土不土，让人感到困惑。

四是爱赶时髦，喜欢跟风。西方学术界一旦提出一种理论或方法，不进行分析和研究，不管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普遍性，便纷纷仿效，全盘套用。

五是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评价国内的研究成果。个别学者视西方的学术标准为“真理”和“科学”，非西方便是“非真理”、“非科学”。个别人评价研究成果“言必称西方”，以西方的理论、模型或方法为标准进行评价，西方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或方法便不予承认。另外，少数单位以外国学者的评价为主要标准，外国人说好便得到承认，中国人说好则得不到到承认。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依据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不同。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世界各国、各民族价值观念不同，审美观念不同，伦理道德不同，不同，婚姻家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民族性格不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同。因此，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具有较强的普遍性，而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欧美各国处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中国和许多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主要根据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总结出各种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但这些理论无法解释非工业化地区或落后地区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为什么西方的许多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现象和存在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情有所不同。

国民性或民族性不同。各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均不相同，差异较大。例如，中国人与日本人、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国与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均不相同，观念和动机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的理论大多是在研究西方人基础上形成的，不可能有效解释和说明中国人的行为与活动。

西方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理论是未经检验证明的一种假设。西方的理论虽然说不上日新月异，也可以说是“年新年异”，新理论层出不穷。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众多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即使是同一个学派的各学者之间，理论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理论都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性和普遍性，仍停留在假设的阶段，把这些假设运用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是不科学的态度。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而今后各国的发展模式也是多种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既然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不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应该与西方国家不同，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传承和复兴中华文明需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华文明是古代中国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古代中华文明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与其他古文明是不同的。防止西化、传承和复兴中华文明必须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只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立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复兴中华文明。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几点意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告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应从如下几方面来考虑。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

第二，树立“学术自信”意识。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模型、法则等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假如，没有树立“学术自信”意识，则难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之所以如此发达，与繁荣的学术思想分不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每一种文化均有其发达的学术思想为之奠基，其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为发达并绵延不断。古代中国人曾创造过辉煌的学术文化，如先秦时间诸子百家学说，并不落后于古代希腊的学术文化。

第三，归纳、总结历史上的优秀中华学术传统。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关部门就M织专家，深入研究和分析，分清哪些是优秀学术传统，哪些是糟粕。把优秀学术传统进行归纳、分类和总结，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熟悉、了解、传承和弘扬我们祖先创造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之代代相传。

第四，立足中国，创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资源，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各具特色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源，异彩纷呈，五光十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祖先积累的如此深厚、多彩的文化资源基础上，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建造出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西方学者创立的。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树立自信、自尊意识，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当代社会文化资源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建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与方法体系，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0）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定义与历程

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定义，我国学界应用较多的是王思斌下的定义，即“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

社会工作产自西方，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进入并在我国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学习与初步实践的时期；1950年至1980年，此时期我国大学被取消社会学课程，社工实践活动也随即被取消，从而形成了王思斌所说的“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我国的社会工作在此时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1980年至今，这一时期是恢复和快速发展的时期。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困境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文化困境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奠基石，亦是西方宗教文化的主流。“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观念并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并且其爱的施予路径是是自下而上的。而中国具有两千年的历史，儒家思想是我国的文化基石。儒家提倡的仁爱有别于西方的博爱。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差别的爱，爱的差序格局――是我国儒文化中仁爱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我国儒文化中对仁的实现方式是亲，而我们亲的过程是以自我为中心，划出亲疏范围，呈现波纹式状态。同时我国儒文化的爱的施予路径也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处于完全相反的状态，即爱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这样在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接入到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土壤之中，就会出现摩擦，甚至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配合，不利于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的发展。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理论困境

任何专业都有属于其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理论的支持，社会工作将会是单薄而苍白的。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是众多的，例如：心理分析学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标签理论、沟通理论、人文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但是我国这部分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成果带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背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属于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理论著作。当我们不断地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时，我国相应的理论却未更好地做到对西方理论的再理论化，在缺乏理论系统的背景下，一味的运用西方理论于实践中，会由此衍生很多由于不符合我国自身特点而出现的问题。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制度困境

我国的制度背景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发源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在我国的整体环境下，并不能有效地实施，一些民间社会工作组织的登记门槛相对比较高，并且其除了对直属部门负责外，还要受到民政部门的监督。在西方的大环境下，倡导的自发地组织救助活动的民间组织机制，在我国并不容易实现，虽然政府鼓励提倡助人组织的成立，但这些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效应，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改革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对策

社会工作本是西方之物，在对待这一事物时应秉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要想走出上述的诸种困境，使专业的社会工作在我国更好地发展，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运作的机制

在实践中看来，我国的社会工作仍旧主要是靠政府以及与之具有附属关系的机构团体来承担，行政性程度仍旧很强。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我国要从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模式转向行政与民间社会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模式，而且政府也逐渐将一些社会工作服务权力让位于社会，但是由于进入门槛高、双重监督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专业社会工作的效能并没有得到发挥，群众社会工作团体仍然没有改变其政府的附属状况。要想使我国的社会工作朝专业化方向发展，那么必须扩大民间社会工作的运作空间，在政府的支持下，让社会中的自发地民间组织自由而充分的发挥其服务社会职能。

（二）促进教育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我国的社会工作高效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快速地发展，在数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在有了理论的教育的基础上，注重教育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多参与到社会工作实务之中，理论结合实践。同时要加快民间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们提供更多跟好的实践平台，做到学以致用。

（三）加快弥补本土性专业社会工作理论的空白

在我国，一直存在本土性的社会工作模式，但是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其附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都很重视实务而忽视理论的发展，造成至今我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仍旧使用的是西方的一套，而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不利于实践经验更好地传播和提高，只有把实践工作经验的有益成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总结出一套现实可行的理论，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同时要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再理论化，吸取其精华，形成符合我国本土状况的理论框架。通过这些努力来加快填补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的空白，以更好地为社会工作实践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17.

[2] 文军.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及其反思[J].社会科学，2008.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1）

    当然,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他性也不容忽视,虽然社会理论在非西方通常被冠以一个西方或者国外的前缀用以推介,但是它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社会理论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隐藏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普遍主义即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回顾社会学的古典时期,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它们不是对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研究,均是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建构,旨在探寻社会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法则。韦伯描述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论述了新教伦理之外的文明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帕森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赤裸裸的表示出西方对非西方的关注: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运用自身资源和发展可能性,无法过渡到现代阶段的地区。“我们”以韦伯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社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在现代西方出现的现代化事物[3]。在以保守着称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被结构化为承担具体功能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是出于结构系统因均衡打破而出现的分化。帕森斯将非西方的不能(disable)置入他的理论框架中,用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进化历程,作为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反证。

    如果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危机视为其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发现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随着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符合程度而不断调整。遵循这种理解,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可以追溯到这门学科的发端时期,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危机后果,迫切需要一门阐释和诊断社会的学科。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学者甚至断言社会学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中,因为它本身便是从这场产生了现代性的“大危机”中再生出来的学科[4]。类似的表述,瓦格纳(Wagner)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危机的反应,社会学在历史上存在三次重大的理论调整:第一次是19世纪古典社会学的诞生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是个体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和意义,这是第一次现代性危机;第二次是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巩固,被视为可以为战后社会提供理性重组的学科;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瓦解,这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5]。这里存在一种由社会学的危机过渡到社会危机的范式转移,并且二者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而,考察学科危机的时候,无法脱离对产生它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讨论。对学科危机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单纯限制在理论和知识层面来讨论,社会不仅是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同时还提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赖以存在的空间。因为社会本身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界,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在世界范围传播,并开启了反思实践的空间,但是危机话语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地理界限。

    二、危机话语的两个维度:知识与制度

    社会学危机自古尔德纳的滥觞,已成为社会学话语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场讨论并没有停止,并且体现出一个在时态上延续古尔德纳讨论的意味。1970年古尔德纳以社会学“到来的危机”[6],宣判结构功能主义的破产;1980年布东讨论“危机中的社会学”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寻找新出路[7];1995年勒默特在“危机之后”的社会学中尝试将道德回归视为社会学的生存之道[8]。2005年布若维提倡的“公共社会学”在措辞上并没有延续学科危机的讨论,但是他对社会学的公共定向仍可视为是对社会学危机的一种回应[9]。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危机业已成为这门学科一个持久的话题,并且体现出在时态上存在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危机话语随着社会学理论的传播,已经超越了西方和北美,扩散到世界范围,一个显着的现象就是反思性话语在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崛起,“反思”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诸多命题都被加以一个反思的前缀。

    国内学者对社会学危机话语也有探讨,认为学科危机源于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它是伴随着科学主义退潮的必然结果,随着正统社会学的合法性地位丧失,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开启了空间[10]。然而,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开启了反思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是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言,学科的危机话语始终存在一个“他性”。在中国语境下这种他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面临缺场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危机话语宣判结构功能主义大厦崩塌的时候,又恰逢国内社会学的重建。学科危机在中国情境之下,并不是某种理论合法性的丧失,而是社会学的缺场和重建的困境。

    在强调“本土立场”和“学科自觉”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为理解社会学危机话语提供一种制度分析的模式,将学科危机话语分为理论知识和制度危机两个维度。目前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危机的讨论。上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话语经历了一个完整时态上的讨论,大多将危机的诊断对象限定在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上,而制度层面的诊断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来讨论,不被作为重点。本文认为制度诊断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学科的危机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一方面它尝试缩小非西方社会学在理解危机话语时,因他者身份所带来的距离感。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知识本身,有助于缩小这种距离;另一方面它也在强调这种距离,即危机话语对与非西方社会学而言所具有的他性。社会学的欧洲性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消解了自身的他性,但是学科的危机话语不管是作为一种知识危机还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它都源自西方,并且是对西方的阐释。

    将危机话语分为知识理论和制度两个维度,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尝试。二者本身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学知识和理论对制度的阐释以及制度对阐释的能动作用决定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吉登斯以“双重阐释”来描述社会学知识和社会的互动过程[11],社会学知识作为行动者持有的观念,会反过来重新进入形成它们的行动领域,这也是其结构二重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是,相对于双重阐释和结构二重性这种对于社会的普遍主义和一般化描述,危机话语在七十年代的发端,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后者是一个冲突取代了均衡,现实取代了乌托邦的历史时期,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危机话语提供了迫切的可能。为了解构社会学的危机话语,本文尝试拆开(disentangle)知识理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从制度层面的危机和诊断入手,而不是重新回到理论和知识的探讨,盲从与附和过往的讨论。这里有必要对制度再做进一步的阐释,制度在此文中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广义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它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危机便是源自理论与理论解释的现实之间的不适;其二是狭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制度,古典时期之后的社会学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稳固的位置,学科本身在经历制度化的过程,并受制于这一过程。两者构成了社会学存在的场域,社会学之于社会,在当代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