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交流大全11篇

中外合作交流篇（1）

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不断加强，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增加，特别是一批985高校，与各国高校陆续建立起教育交流、合作关系，开辟了一系列国际交流学生、交换学生的项目。此外，中外高校学生领袖间也在不断进行交流与对话，例如早在2008年，北京大学即主办了中美高校学生领袖对话会。近几年，上海也在加快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步伐，由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建设的上海纽约大学，已于2013年8月迎来了第一批新生。作为高校学生重要的组织形式和交流平台，学生会组织在高校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正在逐渐增多，这中间既存在着挑战，但也蕴藏着机遇。

从理论角度考察，综观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索，虽然已有学者、学生工作者对中外学生会组织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但主要是从中国学生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和内部发展出发的，例如：施雯雯的《高校学生会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袁爱军和李萍的《新时期高校学生会建设的新思考》。此外，也有为数不少的介绍国外学生会组织的论文，但讨论的出发点主要是以借鉴海外经验为主，目的是为了参考国外高校学生会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方法，为中国高校学生会的发展提出改进性的启示，例如，王建梁和张业琴撰写的《澳大利亚高校学生会组织研究及启示》。但就中外学生会组织交流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机遇而言，目前的理论成果中尚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和详尽的分析。为此，我们拟从实践的工作经验出发，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情况汇总，分析概况中外学生会组织交流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探索相应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二

通过对来沪留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和国外高校访问团进行专题交流、对国外学生会组织的相关情况进行汇总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国外高校学生会组织中国内地高校的学生会组织存在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学生会组织的结构模式、实际运作、服务和活动等方面。

纵观我国高校的学生会组织机构，学生会作为学生自治组织，主要在学校团委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之下开展活动，实行的是行政体制的管理模式，学生会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校团委。学生会组织下设主席团，一般有主席和副主席，管理校学生会各部门和院系学生会。校级和各院系的学生会主席团和主要学生会干部，都由学生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以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会为例，其学生会组织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

国外的学生会与中国的学生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其结构模式、运作方式和活动组织。在海外不同的国家，学生会组织结构模式、运作方式、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美国的学生会组织，其学生会的结构、人员构成、选举类似于美国政府。以美国纽约大学为例，其中设有的Student Senators Council（SSC），是由16个院系的被选举的代表以及选举中获得席位的7位代表构成，它直接参与学校评议会和学校管理工作。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其学生会组织被称为，Student Government，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政府”的领袖们负责组织开展各项学生活动，并参与学校董事会关于学生事务的讨论。而澳大利亚高校学生会组织通常采用主席负责的理事会管理模式，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负责学生事务的管理。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外学生会组织的异同，接下来我们以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会为例，分析其结构模式、运作方式、提供的服务和活动。

1.结构模式

“Student Association”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组织，相当于中国的学生会，可称为“学生联合体”，简称“学联”。“Student Association”以为学生服务为出发点，由学生负责日常运营。“学联”由四部分组成，即常务理事（Sabbaticals）、学生会（Students’Representative Council——SRC）、学生服务委员会（Student Services Council——SSC）和学生协会理事会（Student Association Board）（见图2）。

其中，学生联合体常务理事有四个职位，分别是理事长（President）、执行代表（Dorep）、学生发展和交流项目代表（Dosda）以及活动服务代表（Does）。理事长主要负责各方面的问题，包括住宿、学费等，为学生创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环境。而Dorep主要是负责学习、学生福利，创造公平的机会和民主。Dosda主要负责社团、下属委员会和联合项目。Does主要负责活动的策划，例如，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以及学生联合体旗下商业的运作。学生会主要由22个成员组成，有6个下属委员会，也就是6个部门，分别为：社团关系、环境和民族、住宿、教育、公平机会和福利、外部活动。学生服务委员会主要组织和支持学生联合体的活动和事件，下有各种社团部门。学生协会理事会由13位成员组成，是学生联合体的最高管理机构，由五部分成员组成，分别为常务理事（Sabbaticals）、学联干部（Students）、学联成员（Lay members）、学校成员（University members）和无投票权成员（Non-voting members）。而这些成员主要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学生协会理事会主要负责学生联合体运作的经济的维持以及学生联合体规章制度的完整性与切实落实。

从上述中可以发现，学生协会理事会是最高的管理机构，其成员与其他部分的成员有所交叉。但是，学生协会理事会并非凌驾与其他部分之上，而是与其他部分合成做一个部分进行运作，这就使得学生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交叉、复杂的特点。

2.运作方式

和英国其他很多高校一样，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的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学校拨款和学生联合体所拥有的运营型酒吧、咖啡厅、打印店等的盈利。但与其他一些高校不同的是，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的运作由学生负责，没有兼职官员或者带薪职位，负责运作的学生来是志愿者，主要是SRC和SSC的成员、Ents Crew（一个帮助学生活动开展的下属委员会）以及学生协会理事会的委托人。此外，不像澳大利亚的一些高校，学生要加入学生会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加入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并不需要缴纳会费，主要是跟各个部门组织联系、申请，而若要成为学生联合体管理层、最高管理层的成员则主要是通过竞争选举的方式，通常是一年一次。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能够参加很多活动，大部分是免费的，享受一些帮助与服务，并且学生联合体中的组织部门，如Ents Crew也欢迎并鼓励学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参与服务、志愿者工作。

每个组织部门会定期召开会议，安排近期的工作，讨论相关的问题，常务理事的成员有专门负责的领域（上文已经提到），因此，他们会和负责的部门进行沟通或者参与部门的会议中。例如，学生会（SRC）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每隔一周会讨论跟机会公平、福利相关的问题。

3.活动与服务

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举办的活动非常多，非常频繁，而这些活动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社团类活动（Societies），一类是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s），另一类则是联合项目（Association Projects）。其中，由于有140多个社团，所以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参与社团的活动。而小组委员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面向学生，并且不需要会员费即可参加。2013-2014年的联合项目主要有三项，为摇滚艺术节、班级礼物和史葛郎聚餐。有些活动是收费的，如Mash-Up Monday，想要参加则需支付一英镑的门票费。而有些则是免费的，如Without a Punchline。

此外，圣安德如斯大学学生联合体也向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服务，这些帮助服务主要涉及：住宿、学习、国际学生、金钱问题、安全问题、学生服务以及福利。如，住宿方面有专门的住宿咨询师，向学生提供个人服务以及如何租房子等的资源与建议，学生联合体中也有住宿委员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学习方面，如果学生认为考试、论文成绩给得不公平，可以通过“Independent appeals process”寻求帮助。在财务方面，学生联合体可以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基金赞助等。

从上述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外学生会组织在结构模式、运作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虽然国外学生会组织的具体情况又因各个国家、各个高校自身的特点有所区分。但总体而言，国外学生组织的自主性更强，以经费来源而言，国外学生组织运作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所拥有的产业的盈利，部分学生组织具有自负盈亏的经济能力，而中国学生组织运作主要靠团委拨款和社会赞助，需要借助较多的外在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组织和国外学生组织无法开展合作，如果能够探寻到合适的交流合作途径，那么，中外学生会组织能够增进了解并互相借鉴，这种跨文化的合作甚至可能会对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给中外学生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三

目前，教育国际化进程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是大势所趋，从实际情况出发，展望不远的将来，我们认为，中外学生会组织的交流合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尝试、寻求突破。

1.培养学生领袖，建立中外学生领袖对话机制

尽管中外学生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其中一点是共通的，即中外学生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学生，并且由公开的、民主的竞选产生。这些由学生推选产生的学生，一般具有较高的领导和管理才能和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因此，应有意识地培养这批“学生领袖”的责任意识和交流能力，一方面，使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在自身所在的学生组织中树立威信、产生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和其他国家学生组织中的“学生领袖”展开积极的交流和相互之间的学习，可以考虑开展确定时间（如一年一度或一学期一次）的中外“学生领袖”交流活动，或者是确定地点（如在某个城市或某所大学）的研讨交流活动，建立一项较为长期的交流制度，这不仅有助于对“学生领袖”个人全方位能力的培养，也将使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学生领袖”个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相结合，产生更大的实际影响力和更为持久的效果。

2.开展公益活动，打造中外学生会组织合作新平台

中外学生会组织，基本都秉承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为学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问题提供解决途径和适当的帮助，也常常跨出校园为社会提供服务。近年来，公益意识、环保意识、志愿者精神在全球各地获得了普遍认同，也吸引了各国青年投身其中。因此，在中外学生会组织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也可以以此作为突破点。在公益精神的指引下，中外学生会组织可以号召并发动学生携手开展公益活动或志愿者活动，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共同奉献为他人服务的快乐。也可以利用某些国际性盛会所提供的机会，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游泳锦标赛、世博会等跨文化、全球化的活动来为中外学生会组织创作合作的机会。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开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传统习俗的差异而带来的观念差异和文化碰撞，避免由于政治观念的分歧或者国际争端的发生而带来的各种矛盾，有助于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相互认可和接纳。这种方式的持续合作，也将有助于拉近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的内心，有利于各国富有爱心的青年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的文化包容力和奉献精神。

中外合作交流篇（2）

城市文化在定义上，有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解释，也有从城市的特征出发的定义，本文援引《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刘国光主编）中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那么城市文化的推广，就有了相当广泛的范围。例如北京公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倡导“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价值取向，重庆、杭州和苏州的城市标志设计与使用，普及“爽爽的贵阳”、“烟花三月”等城市宣传歌曲，直到城市标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设，都可以属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城市文化推广。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那么，高校能否在对外交往中，除代表自身，或在某些场合代表国家之外，增加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呢？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城市文化推广呢？是否能将接待外国政要、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派或接纳留学生的机会，同时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平台呢？在国家深化改革谋篇布局和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更加需要创新思维，在打造城市国际魅力的同时发展新的领域。以高等院校作为切入口，利用其天然形成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形成城市文化国际推广的又一“落地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既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相互要求势必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乃至未来的生存问题，都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缺失了高校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则丧失了一系列动力源。如何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国际推广中相互释放改革红利，既需要在校、地联动的实践中打破藩篱、不断探索，也需要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中外合作交流篇（3）

一、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的重要依据

（一）历史依据。孔子曾倡导学无常师，主张广泛地向能者学习。当时盛行的“游学”之风，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格言，有“于无文字处读书”的教诲；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我国近现代教育家晏阳初，先后深入长沙、北碚等地推进平民教育，一生致力于乡村改造事业。在他的感召下，有部分知识分子怀着一腔真诚，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到乡间求知道”、“在农村作学徒”，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亮丽风景；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他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主张教育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要让生活成为学生实践的素材和手段。先辈们的教育理念为新形势下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二）现实依据。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还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主题不够突出、形式走过场、内容欠实在、成效不显著等等，而作为实践主体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欠缺，实践创新能力不强，多数缺乏社会生活体验特别是对当前农村基层生活的体验，对国情、民情知之不多或知之不深。2013年为学习宣传党的十精神和五四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学生成才报国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全国学联决定，继续组织开展主题为“实践激扬青春志，奋斗成就中国梦”的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的重要途径和环节。

二 、社会实践“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的构想

（一）在校团委旗下建立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的平台，成员有三部分构成：由党委牵头，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由团委、学生处、教务处、财务处、宣传部等部门内的部分成员；伍校院级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队。

（二）对外合作交流中心通过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网站和社会接触对外宣传运转工作。主要负责联系社会实践点，链接完善供与求这一环节。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的生存靠学校和社会共同承担。

（三）对外合作交流中心通过区域划分，由中心成员负责指导和监督社会实践的展开，并对社会实践进行部分考核。在实践结束后对指导教师和实践学生进行考核表彰，并对本次社会实践进行总结。

三、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的长效机制

（一）组织领导机制要“全”。要把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实施纳入学生素质教育的整体工作中，建立“全方位”的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校级组织机构也就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办公室，主要负责制订和规划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方向和目标、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从组织上调动并整合学校各方面的资源。校团委领导和指导对外合作交流中心。在院活级组织机构中成立院级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院级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方案的实施，并对实践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其中各院级组织机构服从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的安排和监督，共同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

（二）管理运行机制要“实”。为了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一整套社会实践运行管理规范，形成有效的社会实践运行机制。

1. 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队伍。队伍建设遵循专兼结合。专兼结合是指要以共青团干部为主建立一支专门从事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专业队伍，同时聘请专家、学者、教师作为兼职队伍共同从事拓展工作。

2. 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投入保障机制。学校要把社会实践经费纳入人才培养成本，各院要逐年加大社会实践经费的投入，还要争取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出资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3. 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分层分类指导体系按不同年级的学生侧重开展相应实践内容的教育活动：即一年级为第一层次，体验式实践着重情感观教育，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群众观；二、三年级为第二层次，学习式实践健全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四年级为第三层次，服务式实践着重责任意识教育和职业信念培养，与专业学习、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相结合，重点开展科技咨询等实践活动。

（三）考核评价机制要“活”。探索建立具有激励性的评价体系，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量化考核，建立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体系。将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生综合测评体系，并加大权重；将学校教师参与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计入工作量，作为其职务晋升、表彰先进的重要依据；对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优秀的个人或团队，社会实践组织部门通过举办社会实践表彰大会及实践成果展等予以重点宣传，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引导大学生对照、效仿、学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在激励评价体系中增加创新的比重，如设立创新奖，引导大学生优秀实践成果与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等结合起来，提升其目标层次。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 必须对实践目标设定、方案优选和考评体系即实践模式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利用对外交流合作中心支撑大学生社会实践，更好的将大学生的实践活动与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樊娟.走出去，撑起一片蓝天——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中外合作交流篇（4）

一、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人文交流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人文交流是仅次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的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第三大动力。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相互促进和补充，与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相近，但人文交流不等同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简言之，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主导（主体），以他国民众为对象（客体），通过国家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内容）增进国家间理解与认同，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国际关系行为。

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交流则是由政府和民间双向推动，其范围更广，手段更丰富，对象更多元，对双边关系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随着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行为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加入，使公共外交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公共外交场域由早先的政治经济逐步扩展到人文交流领域，公共外交的问题领域、议题设置、媒介与路径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高校作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地位、作用、路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主动承担起公共外交主体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文化先行者。

（一）多语种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基地

公共外交以他国民众作为对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多语种人才的支持。目前，以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急需各类“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满足公共外交需要的多语种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成为公共外交实践中的一块短板。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依托多语种人才培养优势，成为公共外交外语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基地与储备库，探索公共外交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与公共外交知识、能力、素质相统一的课程体系，拓展以公共外交人才培养为导向的中俄两国国际合作。

（二）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内容提供者与实施者

中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及孔子学院承担着境内外汉语人才培养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的重要抓手，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日益发挥着推广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俄语中心及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承担着俄罗斯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职能。中俄两国高校凭借多语种优势，应在两国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发展语言教育，促进文化传播。目前，以国学、中医等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体育文化，以及以戏剧、舞蹈、民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艺术，正在走进孔子学院课堂，或以团组出访模式深入驻在国社区，受到各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俄罗斯电影、芭蕾、油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最近两年，俄罗斯红色旅游线路受到中国旅行者的青睐。中俄两国高校应继续强化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角色定位，发展两国间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服务。

（三）公共外交国际化平台建设者与维护者

公共外交实践需要国际化平台。国际化平台建设是高校发挥公共外交行为体作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依托中俄两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中俄高校国际化平台建设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中俄语言文化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中俄青少年国际交流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研究中心、孔子学院、俄语中心等。中俄两国高校参与建设的这些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已经成为两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基地。如何发挥平台公共外交功能，维护基于公共外交实践的平台运行，是中俄两国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重要任务。

（四）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主渠道之一

与官方外交重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同，公共外交关注政治经济利益，更重视人文交流。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高校在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国际教育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跨文化对话具有共通性。高校有着一支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外语流利，同时具备专业知识，有着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显著优势，从而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主力军。在中俄教育国际合作中，两国高校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互派访问学者、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实行联合培养人才计划、合作建设国际化平台等活动，推动公共外交跨文化交流，通过影响对象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及公众来影响决策层，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构建友好合作的基础。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跨文化对话，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努力扩大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实现国家软实力输出。中俄两国高校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主渠道，应该讲好中俄故事，传播中俄声音，争取有利于中俄双方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提升两国软实力。

二、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

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公共外交“政府-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三位一体整合运作体系的关键一环。其中，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中俄两国高校，在该体系中承担着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双重职能，在中俄公共外交实践中应着眼于在合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作用，为国家公共外交整体战略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问题领域和可操作工具。

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应遵循跨文化对话的基本规律。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跨文化对话主体双方基于不同意向，都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争取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和政策取向，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俄两国高校应充分利用各种公共外交平台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包括传统大众传媒、网络新媒体、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会议及论坛等，针对不同对象，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商界领袖、知识分子、智库、民众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活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既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和实践舞台。为满足公共外交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项目先行、平台依托、人才培养、储备与输出并进的工作思路，服务公共外交实践，同时为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规划提供智库咨询与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资源。

三、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认为，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一）项目依托

中俄两国高校拥有丰富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资源。其中，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包括联合建立合作办学机构及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项目。专业方向涉及语言学、区域学、艺术、经济、管理、设计、国际贸易等学科领域。除此以外，中俄高校还有着广泛的科研合作和访问学者项目，其主要形式是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科研成果、进行学者互访等。利用校际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是高校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项目建设中的公共外交活动更多为以公民个人为主体，以他国公众为对象，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内容，以公开活动或私下交往为主要方式，以传递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

（二）平台建设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中俄两国高校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诸多机会。这些国际化平台包括设孔子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中国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俄国际青少年交流中心、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等。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既有机制化项目，又有依托国际化平台进行的公共外交实践，从而具有影响驻在国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简称上合项目）的框架下，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俄罗斯多所上合项目院校合作进行的区域学专业人才培养联合项目、孔子学院中小学生夏令营和海外文化巡演、俄语中心系列活动等。再如，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由于该孔子学院在当地进行持续深入的汉语语言文化教学，其影响力不断加强，获得了亚美尼亚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亚美尼亚教育部将汉语确立为该国国民教育第一外语的法律地位，进而使汉语专业进入了包括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斯拉夫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学位授予体系。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还建立了中国汉语与文化中心。由于汉语教学在亚美尼亚的持续升温，中国外交部和亚美尼亚外交部已签订协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合作建立第一所汉语国际中学，由孔子学院负责教学与运营管理。该案例说明，基于国际化平台的公共外交实践能够促进语言文化推广传播和国家软实力提升。

（三）目标驱动

在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中，高校应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亦应尊重驻在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从而为公共外交实践争取良好的人文环境、有效的人脉资源和充足的项目运营保障。除了技术性、操作性的因素以外，人们还应当在更宽广的背景下，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公共外交的崇高使命和未来发展道路。

主席在2015年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俄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应为两国公共外交服务，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提供人才支持、智库咨询和科研支撑；发挥文化先行者作用，为建设“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服务，为建设区域内国家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发挥作用，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内外国家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认同，促进国家间跨文化对话，增进彼此理解与互信，避免文明冲突，促进区域内外国家经济社会和平发展，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不断努力奋斗。

四、高校公共外交活动中的文化认同：

原则与策略

如前所述，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公共外交负有促进 “民相亲，心相通”的使命。公共外交对象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与交流等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与这些外显因素相比，人文因素，特别是文化认同是影响各方合作前景，并可能造成现实阻碍的深层原因。中俄两国高校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应当思考如何通过人文交流与合作达成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文化对话，避免文化冲突，突破现实与潜在障碍，完成和实现公共外交的任务与目标。

（一）认同、文化认同与公共外交

夏建平认为，“认同”作为一种关系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身份的认同，二是对观念的认同；认同的形成过程是国家行为体之间获得国际社会成员身份，并逐步认同国际社会规范的过程。这里，我们将认同概念引入对公共外交行为体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关系分析，并尝试从文化认同入手，揭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因素及其正面与负面影响。

与认同概念着重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的社会化现实运作不同，我们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及其国民作为行为体对自身民族文化共同性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民族个性主导观念的普遍接受与经典阐释。

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主体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文化认同、接受、理解与阐释的正面与负面评价，是导致国家间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正面与负面走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因此，应当从将国家作为国际合作主体的角度，通过建构公共外交活动中互为理解和接受的正面文化认同来促进各方双边及多边合作，通过不断消除彼此间负面的文化认同来解决和克服合作中的问题与障碍，从而形成良性的主体间性文化认同互动，正面引导、合作共赢，从政策、项目、操作、人文等诸多方面入手，通过广泛充分的公共外交活动，促进各国文化认同的良性互动，努力避免和消除消极文化认同的误解与障碍，为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间人文合作提供内发动力，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战略，构建良性的国家及国民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

（二）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原则与方法

文化认同概念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打开了新的观察视角。从文化认同理论入手，可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中的文化对话提供基本概念与原则、策略与方法。

1.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原则问题

分析表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不仅具有政治经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人文价值更具本质性。

（1）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文化冲突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遵循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对作为合作对象的异文化的认同。遵循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通过文化对话消除误解、排除障碍、增进理解、形成共识，促进各国民众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奠定民意基础。

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可用来指导公共外交行为体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坚持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单一文化认同，为世界各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和反对超级大国单极化战略提供了内在文化解释。

（2）和而不同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致力于加强跨文化对话，增强理解与互信，扩大多元文化认同。在人文交流过程中，各方都有各自坚持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有在合作中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预期。公共外交行为体应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尊重对方利益关切，尊重多元文化差异，多元互补，互利共生。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有利于消解西方单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克服合作中潜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化解中国、大俄罗斯主义、泛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在公共外交中给各国民众的交往与项目建设带来的潜在与现实障碍。

因此，“和而不同”原则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某种能被共同接受的文化价值观，扩大各方共识，形成文化认同。人文交流各方不再是一方胜过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的胜负关系、零和关系，而是形成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利益，在各民族文化对话中找到契合点，构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双赢与多赢格局，致力于区域文化繁荣与经济社会发展。

（3）多元认同原则：避免实用主义倾向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注意尊重各国，遵循多元认同原则。国际合作中应注意项目建设与的和谐统一，避免利益驱动、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也有不同。多元带来的潜在跨文化交际障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偶发因素突然出现，导致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坚持多元认同原则，除了要避免实用主义倾向外，在公共外交实践操作层面，应尊重自身与合作方民族宗教政策与信仰，避免因宗教背景知识不足带来的跨文化障碍。因此，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进行相应的宗教、语言与文化认同背景知识培训是必要的。

2.高校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与方法，为多元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文保障。

（1）建立高校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需要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储备。中俄高校应当以大学合作为基础，建立高校间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人才培养对两国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意义。分析表明，具有多元文化认同及跨文化能力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建设。第一，探讨建立“一带一路”外国语大学联盟或建立联合大学的可行性。第二，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高校对象国语言文学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各国语言学习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俄两国开设各小语种专业的高校还不多。我们建议，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将语言专业教育与区域学专业方向相结合；同时，建立区域学、双语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区域学、语言学、对象国社会与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2）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研合作机制

公共外交对象国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推行各自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框架下，推动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学研究的合作机制，对增进国家间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应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政府的支持下，整合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建立由各国多学科学者共同参加的非官方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制定合作科研项目，在人文交流框架下就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主题联合展开科学研究；就课题设计、资料公开、科研合作、分歧讨论与解决、成果发表与共享等具体问题进行研讨；在制度化安排、政策与资金支持、科研成果推广等可操作性问题上形成结论，由研究中心负责具体落实。

此外，应当在联合科研机制框架下，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国别问题研究、民族文化语言对比研究，对各国间频繁出现的文化误解和误读，国家及国民刻板印象，定型观念、大众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民族语言世界图景共性与差异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形成科学严谨的结论，供决策部门参考。

多元文化认同的联合科研攻关十分重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科研合作，以最终达成共同接受的科研成果为目标，这对逐步建立各国多元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对合作方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的同情与理解，建立“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国家及民众间相互认同与信任，构筑民间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多元文化认同智库建设

多元文化认同需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建议，“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联合各国科研机构，推进公共外交研究智库建设。智库的建立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有力的政策咨询、项目调研、风险评估等智力支持。同时，区域内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平台也应发挥智库功能，为具体项目建设提供科研与实务服务。

以上，我们讨论了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教育合作中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对象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策略方法等问题，并着重从文化认同角度尝试提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与方法。公共外交主体各方可以从文化认同入手，相互调整适应，以增进理解与信任。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中俄两国高校通过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实现多元文化认同的方法，希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高飞. 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 外交评论， 2005 （3）.

[2]尼古拉斯・卡尔. 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J]. 国际新闻界，2010（7）.

[3]吴白乙. 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J]. 国际政治研究，2010（3）.

[4]周庆安，吴月. 公共外交研究需要构建“新常态”――2013-2014国际公共外交研究的新动态[J]. 对外传播，2015 （1）.

[5]李志永. 公共外交相关概念辨析[J]. 外交评论，2009 （2）.

[6]吴勇毅. 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的公共外交价值[N].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4）.

[7]廖宏斌. 公共外交：国际经验与启示[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1）.

[8]赵可金. 人文外交： 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J]. 外交评论，2011 （6）.

[9]赵启正. 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J]. 外交评论， 2009（5）.

[10]陈力丹，熊壮. 2014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J]. 对外传播，2015（1）.

[11]刘雯，刘笑盈. 2014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综述[J]. 对外传播，2015（1）.

[12]郑华.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程中的困惑及其应对[J]. 国际观察，2012（2）.

[13]王义桅. 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N].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2）.

[14]于朝晖. 整合公共外交――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沟通新视角[J]. 国际观察，2008 （1）.

中外合作交流篇（5）

创办于2006年的北京文博会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签约合作项目超过1000个,签约总额近180亿美元。本届文博会安排了论坛峰会、展览展示、推介交易、综合活动、创新创意等系列百余场活动,为海内外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品交易、项目合作和文化投资的渠道。

中外合作交流篇（6）

据悉，本届展中展期间将组织召开“展览场馆CEO圆桌论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新、老场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就场馆经营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总结经验、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中国展览馆协会组展专业委员会将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西南地区组展市场专题介绍会，并将对云、桂、川、渝等省市的展览市场进行专题调研、考察。

中外合作交流篇（7）

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在招收海外学生，引进境外教育资源，开展境内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办学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活动。？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和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是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一把重要标尺。“十二五”以来，随着贵州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合作的步伐越来越快，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高，教育对外开放也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但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对于我国西部的贵州来说，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还处于起步的阶段。而对外开放合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我省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发展的道路。

一、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深化改革，贵州对外开放合作的领域开始拓展到了教育领域。1999年，经教育厅批准成立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它在贵州中小学对外合作和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了贵州中小学教育的对外开放，推动了教育交流合作向的发展，组织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流合作活动，从合作交流的深度、广度和参与度都有了空间发展。不仅有教育资源的“走出去”战略，“请进来”的优秀资源也有了不断的加深和拓展。

“走出去”方面，省教育部门组织了教师学生多次的海外学习交流活动，以强化学校对外开放的发展意识和促进学生的参与意识。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数据显示，2010年，组织了赴西班牙、瑞士的基础教育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的督导考察团。2011年，成功举办贵州中小学生赴美国、英国、新加坡的游学夏令营。2012年，组织部分中学生参加新加坡游学活动，参加新加坡立化中学承办的亚洲学生领袖交流与座谈会。2013年组织中、小学生参加韩国、英国、美国游学交流活动，澳洲游学冬令营活动。④2014年，根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组织中学生参加美国插班生活动；2015年，组织小学生参加新加坡、欧洲、美国、澳洲游学冬令营活动。

“引进来”方面，吸收各国的优秀资源，组织文化交流和合作办学，为资源的引入提供便利条件。2008年以来，教育部、外交部、贵州省政府在贵阳联合举办了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通过合作交流拉近各国的文化距离，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9年，贵阳一中成为通过加方认证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教育部海外中学”，开设中加双高中班，采用两国高中核心教学大纲，参加中加两国高考，获两国高中文凭。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于4月16日正式开通运行“来黔留学网”（http：///），开展留学资讯宣传的新渠道、新平台，支持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奖学金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引进来政策的发展。

我省对外开放合作的进程的不断加深，显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双边与多边交流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启了贵州教育对外开放新思路，来自中国及东盟的众多官员、学校校长、教育专家、学者一起分享经验、交流成果，开辟贵州教育对外开放新渠道，深化了教育合作，加强了双方互信，加快贵州教育“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贵州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组织中小学的冬令营夏令营游学活动，包括了欧洲、美国、澳等国家。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和加强国际学校的合作等方式，促进优秀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吸收，取长补短，对于我们教育文化的创新也是大有裨益。

（二）中外交流合作深度不断加强

2012年，贵州中澳合作学校省教育厅批准，由贵阳一中学与澳大利亚国际应用教育学会共同创办，注重学生个性及特长的发展，也可选择到美国的公立高中作交换生。2015年10月，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计划将于2016年1月下旬组织部分小学生参加澳洲游学插班生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师生体验不同教学模式、不同教学方法和不同的师生交流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教师的教学技能，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交流的方式，增强沟通技能，使中小学教师学生具有更强的文化融合能力。

二、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不足

经过上述的特点的总结，可以看出贵州对外开放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仍然有很多的不足。

（一）政府交流合作政策和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

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来黔留学网”公示内容显示，很多政策法规文件是针对高等院校，涉及中小学教育的非常有限，且展示数据不够规范具体，资料范围不够广，内容深度有待加强，导致交流合作制度不健全。留学资格和外籍教师考核审查和管理的监管缺乏专门的负责部门，对外输出教师的培训缺乏统一标准等一系列规定尚属空缺，使监管失职，造成职能部门权利责任混乱。

（二）学校水平不齐导致合作交流的水平不同，“引入”数量不足

据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中心数据资料显示，我省对外交流合作学校的质量和数量和交流对象的知名度有待商榷，交流的深度和宽度无一不受此影响。学校的交流安排限于国际班、东盟交流周和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大多是海外游学活动，交流时间短，对于交流的内容把握有限，会导致教师的积极性不高。中小学生的外国语掌握水平有限，缺失对于交流的自主性。外籍教师水平考试制度缺乏，外来课程在贵州省本土的适应性缺少评估部门和评估标准，班级设置和课程设置没有严格规定等都需要学校各部门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关注度不足

在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来黔留学网”官网，未见与官方交流沟通的渠道，说明网页推广度不高，间接反映社会的监管和关注度不足。社会力量在对外合作交流中的地位可与学校比肩。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和力度对出国留学和出国游学的数量和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三、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策略研究

综上所述，贵州地区的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资料很不完善，学习和上升的空间很足。我们需要中小学的开放交流，我们需要培养中小学生的对外交往能力和开放包容的思想意R，我们需要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少年儿童，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的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对外合作的目的，无非是要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我们要利用各种资源和机遇，推动学生的发展。而教育理念和思维的差距，更要求我们从以下方面考虑中小学教育的走向。

（一）国家提升对外开放合作的意识水平，提高教育投入

首先，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合作项目的信息宣传，宣传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有选择性的引进教育形式，使教育交流的观念深入人心，积极主动的开拓视野，更新教育观念，运用新的方式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出台教育开放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环境。如简化审批流程，制定人性化规章。其次，加强教育管理，完善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制度，提高管理和监督人员素质，引进国外管理手段，提高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比如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教育周”的重要平台作用。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质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财政收入增加后才有提高教育投入的能力。提升学校形象，引进外部企业投资，采用新型投资形式，如众酬等。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增加教育经费总量。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教育。

（二）学校优化开放合作的交流平台

学校这一教育交流开放合作的平台是师资力量、课程教学、学生发展、教师成长的暖床，是对外合作交流的主要场所。应借鉴国外灵活性和多样化的教育课程设置，积极创设开放合作性的课程，满足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如个性特长、优势领域的发展等注重语言在对外开放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使课程设置更加完善。应注重师资建设，开阔国际视野。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教师应有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学习力，了解国家间差异，尊重差异，并能在不同文化中引领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独立包容的人格。在面对学习内容时，有针对性的培养教师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学习和交流能力，利用科技技术，推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

四、结语

目前，近几年内，贵州省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在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坚定国家领导，学校教育机构为基础，社会大众为支撑力量，以促进学生对外交流能力的提高为目标，完善和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注 释

①闵菲.成都市基础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1.

②http：///.

③张成霞，胡彦如，罗希.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促进贵州教育“走出去”的效应分析[J].铜仁学院学报，2015，（第5期）.

④http：///.

参考文献

[1]闵菲.成都市基础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1.

[2]崔春.高等农林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问题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4.

[3]胡颖，张爱华.贵州省将实现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全面对外开放[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3，（第9期）.

[4]张成霞，胡彦如，罗希.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促进贵州教育“走出去”的效应分析[J].铜仁学院学报，2015，（第5期）.

[5]李涛.六论贵州教育精神之一论开放自信[J].贵州教育，2012，（第21期）.

中外合作交流篇（8）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已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行列。2010年是博洛尼亚进程实施的第11年，经过11年的发展，欧洲高等教育区区域合作形式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深入推行。而2010年8月白俄罗斯的加入，更是将高等教育区进一步扩大化。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已势不可挡。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开展全方位、高层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2002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也成为亟待改变的一部分。我国民办高等院校从1978年起步，经历了缓慢、快速发展等几个阶段，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有关民办本科院校，作为民办院校中的佼佼者与核心力量，都把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之中，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外交流与合作。

1.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当今和未来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1］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其实质就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时代，培养能够理解多元文化、善于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素质全面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民办本科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所以，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只有大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树立全球意识的教育理念，拓展人才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途径和渠道，提升其自身的国际化水平，方可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

2.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其自身实力和办学水平的必然选择。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规模是衡量一所大学国际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一所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关系到大学自身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因此，除了国内研究型大学之外，有关民办本科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把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提升自身实力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3.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整体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在社会的中心地位已逐渐确立，各个国家对大学抱有的期望在逐渐增大。历史和现实表明，高校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和要求，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最为直接和最为有效的形式。从高等教育的子系统来看，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占据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与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二、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从国际一流民办院校来看，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大学自身，都十分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它们不仅具有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和全球化的课程设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设置了专门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机构和组织，并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然而，笔者通过对我国48所民办本科院校调查发现，近38%的院校未设立国际交流中心或者外事处等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行政机构，即使在设立了这些机构的院校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2.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对外合作与交流，应该是世界文化的多民族交融和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吸纳其他民族的闪光点，在凝练自身的同时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然而，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来看，调查显示，除了宁波诺丁汉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等国际联合办学的学校之外，我国大部分民办本科院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对象，大都集中在亚洲地区，而与美洲、欧洲、大洋洲等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趋近成熟的地区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尽管我国大部分民办本科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外交流与合作，但交流的空间和交流次数有限。比如有的学校虽然是和有关院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一年也仅仅只有一两次的交流访问更无互派交流生的项目。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来看，我国民办本科院校与发达国家以及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比较欠缺，合作的水平比较低下，仅仅停留在短期的少量的交流层次，有些合作单位甚至没有合法的地位，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还存在很大的距离。这种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的现状，最终影响到了双方合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3.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是确保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根本保障。而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协议合作高校不多，没有长期的合作伙伴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民办本科院校甚至没有协议合作高校，具有长期合作协议的院校更是寥寥无几。调查发现，在我国48所民办本科院校中，唯有北京城市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几所民办本科院校属于对外交流合作发展比较好的学校，其协议合作院校有28所，在弘扬自身文化，提升自己理念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即使这样，与同地区――北京少则有100多个，多则达好几百个有关合作单位的其他公办高校相比，这个数字仍旧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双方学位合作、师资交换、开展学生交流、师资职业发展以及互派留学生等方面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则更是任重而道远。

三、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有关政策和制度不够到位。2005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法律上有同等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历史等原因，民办院校和公办院校还是存在各个方面的不平等。诸如经费等制度方面，并没有给民办院校更多的支持。民办院校有限的经费大部分要投资到日常教育设施建立和维护日常教学中。没有足够多的经费来源，成为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对我国民办本科院校的对外合作与交流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及其有效的管理，致使有些缺乏合法地位的外国院校，借着“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到我国民办本科院校的交流中，这样不仅没有给民办院校带来发展，而且对有限的经费造成一定的浪费和损失。

2.我国民办本科院校自身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与时俱进”、“放眼全球”是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和行为处事方式。任何一个个体或集体，特别是作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校，更应该将这一理念贯彻实施到各个领域，只有如此，方可更好地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进程。然而，目前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普遍存在着“家族制”等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机构。一些校长和董事长因为年龄偏大，还停留在上世纪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有关董事会或校长，缺少“走出去”的意识，没有认识到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已成为制约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最为基本的原因。

3.我国民办本科院校自身实力水平不高。从办学水平来看，由于历史等原因，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层次，都存在较大差距，也没有自身的特色。导致国外有关院校不愿与我国民办院校合作的情结和现实，即使我们主动寻求合作，也是不对等甚至是错位的。从办学理念来看，由于我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的认识还不够，加上我国民办院校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导致国际合作与交流难以付诸实践。从有关制度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对有关民办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制度的不到位，对合作院校准入的不明确，也使得有关院校难以有效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2009年11月澳大利亚4所大学的倒闭，致使2000多名留学生失学的实例，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和建议

1.国家政策方面。总体上，我们应采取鼓励支持与严格规范引导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大力鼓励支持民办高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建立对国外高校与民办高校的准入制度。政府应加快相关立法，规范国外大学在中国的招生行为。对有意隐瞒学校事实、欺骗中国学生的国外大学，必须给予严惩。比如，在美国，其大学需要经由“批准”和“认证”两个环节，才能成为一所教学质量得到社会承认的大学。“批准”阶段一般由政府部门执行，而“认证”则是由美国教育部授权的行业性民间组织完成，“认证”的实质是在政府监督下的同行评议。而出现没有通过认证的大学开展有关教育活动的时候，更是有一系列的严惩措施和对学生的赔偿和保护措施。

2.领导意识方面。领导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决定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因此，我国民办本科院校的校长或董事会应该充分认识到与国外的交流合作对于我们在人才培养国际化、办学目标定位、学术自由与创新能力培养、专业与实验室建设、学分制与专业选择、教师队伍与能力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管理体制的创新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可值得借鉴的意义。只有了解国际教育教学发展的趋势，紧跟国际与时代潮流，立足社会需求，不断更新观念，才能使得自身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

3.建立特色学科。以特色学科为龙头，带动提升学校整体水平。只有建立有特色，并且是逐渐形成的强特色学科，才能吸引到更多、更好、更强的国外学校来参与我们的合作与交流。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805个建设点中，我国有关民办本科院校只有7个。所以，利用民办院校具有更大的自主办学的权利，争取建立更多的特色学科专业，逐步扩大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留学生派遣工作，并以学分互认、师资交流、学位合作等形式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建立持续性和长久性的合作协议，是确保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有效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路径。

科教才能兴国，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在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进步的过程中，民办院校充当着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角色。如何把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推向国际化，与全球接轨，“成为各自定位的一流院校”［2］，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需要我们深思和各方面的力量。

中外合作交流篇（9）

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因此，中国一直在教育之路上探索前行。事实上，故步自封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主阵地，国内高校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1 新时期深化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1 新时期深化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

高校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形势而言，新时期国际政治的多元化格局已经逐步形成，国际政治的频繁交流带来了文化上的深入交流，国际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这就要求国内高校利用国际交流活动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质量和水平。[1]从国内形势而言，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国内发展形势日益稳定，正是高校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时机。高校应把握这种有利的形势，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多“走出去引进来”。

1.2 新时期深化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新时期深化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是时代大潮下的必然选择，更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深化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其次，高校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展示、传输给其他国家，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做出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新时期深化高校国家交流与合作可以帮助国内高校吸收国外先进的学术知识和教学管理经验，让国内的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2]

2 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

2.1 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识逐渐增强

环视国内高校教育的现状，已经有一大部分高校将国际交流与合作设定为了一项长期目标和基本任务，并具体讨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措施，正在着手推行。很多学校设立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等专门办公室负责筹划本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相关事宜；有些高校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立了“留学生管理中心”，以促进国内外学生的交流学习。

长沙明照经贸外国语专修学院（以下简称我学院）从2007年设立“国际交流科”，后又于2009年升级为“国际交流处”，主管学校的对外交流事务；负责我学院外籍教师在华期间的工作和生活上的相关事宜；负责学院学生赴海外留学和赴海外工作手续的办理工作。

2.2 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成果喜人

自从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被提上日程以来，这项工作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他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学习范围也从传统的中文学习扩展到了经济、科技、管理等各个领域，国内高校也不断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模式，力求突破传统模式的枷锁，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化打下了基础，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我学院国际交流处从2010年开始开设“日本人中文学习班”，每年都会有数批日本人来学院短期学习中文。通过这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我学院不仅深化了与日本高校和企业的交流，也拓宽了与日本高校和企业的合作，给我学院的学生提供了更宽的海外留学以及就业的道路。比如说，2013年来我学院学习中文的日本G.TRY Co.LTD的董事长合田阳一先生，在我学院进行了为期2周的中文学习。通过这段时间在我学院与日语系的学生们同吃同住，合田先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学院学生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他在课间交流日语，提高日语口语水平。更令人欣喜的是，学习期结束后，合田先生提出愿意给我学院学生提供在深圳分公司实习和毕业生去日本工作的机会，进一步拓展了我学院学生的就业渠道。

3 深化新时期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具体措施

3.1 创造独特优势，与国外学校强强联合

尽管目前很多院校已经意识到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却没有找到与国外学校交流与合作的切入点，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院校没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国内各大院校应该挖掘自身优势，并以此吸引国外院校的目光，与国外院校创办合作项目，强强联合最终达到共赢的效果。例如，学校可以利用自己在某学科优越的师资力量，与国外院校联合创办该学科的科研项目，将自己的优秀教师与国外院校的优良设备结合，既能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又能争取更多项目资金。

我学院作为长沙市最具历史的一所外国语专修学院，日语是我们的拳头学科。日本的动漫产业举世闻名，我国有很多学生从小是看日本的动漫长大的，对日本的动漫很向往。我学院国际交流处充分挖掘学院自身优势，与日本的动漫学校以及动漫企业展开深度合作，打造了学院具有优势的特色专业――信息日语。2010年，我学院国际交流处与日本京都信息大学院大学合作，参照对方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在我学院创新性的设立有日本特色的信息日语专业。学生在中国取得国家认可的成教或者自考大专学历以后，可以直接升入京都信息大学院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同时，我学院与日本东京TypoArt Planning Co.Ltd的董事长松本忠先生签订就业合作协议，为我学院信息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开辟了海外就业的渠道。

3.2 打造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高校教师队伍

教师是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践行者，要想让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到学校各个层级，就必须练好教师这一队伍，打造一支专业化的、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教师队伍。首先，要鼓励高校教师进行国外进修、访问、参加国际化学术会议，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及物质奖励，提高高校教师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积极性。[4]其次，各大高校可以通过开展相关培训、组织学术交流座谈会等形式聚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优势资源。最后，各大高校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契机，提高教师的国际化水平。

2011年7月，我学院国际交流处选派优秀教师魏春燕老师和周琪老师赴日本TIJ东京日本语研修所进修2周。主要目的是学习TIJ的直接教学法。魏老师回国后将在日本学习到的直接教学法运用于学院的日语教学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学生们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快速掌握单词和语法。魏老师的良好教学效果获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为此，魏老师于2011年被长沙市教育局授予“长沙市民办教育优秀教师博雅奖”。

2015年4月，澳大利亚四川健康与养老职业教育培训论坛在成都召开。这与我学院正在筹划开设的“护理日语”专业的方向不谋而合。笔者作为学院国际交流处主任亲自赴成都参加了培训。

在加强教师学科教育的同时，尤其要加强教师对国外文化和习俗的认识，使教师掌握接待外宾的基本技能，使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可以在外宾面前表现自如，将中国文化和学校理念顺畅、准确地传达给外宾。从2011年开始，我学院国际交流处在学院开展了“全体教职员工学外语”活动。每周三下午第八节课，由国际交流处牵头，给非外语教学的教职员工教授外语的基本用语。不管是计算机教师、语文教师，还是后勤、学生处的教职工，甚至是看门的大爷、打扫卫生的阿姨都学会了最基本的日常用语，能够用外语跟外宾问好。

对于专门负责外宾接待的教师而言，在掌握外宾接待的基本技能基础之上，还必须对国外知识做到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在外宾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保证接待外宾的时候不会因为知识面狭窄和马虎大意等原因怠慢了外宾。2012年7月，我学院东京事务局的积田吉起局长在国际交流处的邀请下来到学院，给国际交流处的教职员工做题为《报告商量联系》的报告。介绍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的工作方法，使国际交流处的员工的工作态度和接待质量有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3.3 简化出国手续，方便学生“师夷长技”

就目前国内院校的出国程序而言，不得不提的就是出国手续复杂，很多学校的学生想要出国需要从学校和户籍地所在地往返很多次，这样的弊端对国内学生出国深造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让学生在出国之前对学校留下更好的印象，国内院校应该适当简化出国手续，明确出国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给学生提供出国学习和工作的方便。

我学院国际交流处从设立之时开始，就致力于给学院的学生提供便捷的出国服务，实行“一对一”咨询，定向外派服务等。从2010年至2015年，我学院通过国际交流处出国留学的学生达到300多人；出国工作的学生达到500多人。学生留学的国家有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等；学生出国工作的国家有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自2008年湖南省商务厅授予我学院“湖南省外派劳务技能培训基地”至今，我学院获得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授予的“2010年度长沙市外经合作先进单位”“2011年度长沙市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优秀基地”以及“2012年度长沙市对外劳务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4 结 论

综上所述，正如对外开放对国家的重要影响一样，新时期高校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目前我国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下一步继续深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客观而言仍然不够深入和全面。国内各高校仍然需要从思想、制度、队伍和物质等方面继续深化，通过挖掘自身优势、优化教师队伍、创新国际合作模式等方法，增加国内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高校的数量，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深化国际合作的深度，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徐理勤.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系统化研究及对策思考[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0（5）.

中外合作交流篇（10）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2-0006-02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呈现出开放性、同一性和互动性的特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各大高校新时期的发展战略，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学生境外交流受到高校的普遍重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指出，国际化对提高学校国内外知名度、发挥学校的竞争优势、增强学术领域间同行交流、促进学校内部人才资源流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增强科研团队实力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1]在欧盟，以境外交流促进人才培养已成为欧盟国家的共识。美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学生海外学习计划，先后设立了富布莱特学生项目、吉尔曼本科生奖学金计划和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等项目支持学生赴海外学习。[2]

建设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的长期发展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走出去，让学生们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同龄人交流，从而开阔眼界，彼此取长补短。中国大学通过与各国优秀大学合作、与国际组织合作、与各国政府合作、与跨国企业合作、与权威研究机构合作等多渠道的境外交流合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并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我国现代大学虽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经费投入、师资队伍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我国高校学生境外交流现状及特点分析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可以从教育国际化、科学研究国际化、教师队伍国际化、大学管理国际化、为国际社会贡献这几个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交流。[3]在高等教育系统国际化的跨国研究和比较方面，一般学者强调五方面的国际化内容和指标：学生流动性、教师流动性、课程设置国际化、国际合作与海外分支或远程教育。[4]10多年来，中国大学，尤其是39所985高校，在境外交流与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境外交流与合作的模式、内涵不断丰富，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例。

我们对985高校的对外交流项目的类型、项目覆盖范围以及主管对外交流项目的单位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境外交流项目具有以下特点。

1.各高校项目分类不统一，没有一个完善的项目分类体系。各高校按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项目和长期项目，短期项目主要是假期访学交流，长期项目则分为校际交换生交流项目、合作双学位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高校对境外交流项目做出评价和改善。因为体系不同，没有对比的依据，不利于高校境外交流项目的良好、可持续发展。

2.各高校境外交流项目虽多，但实际参与到交流的学生比例并不高，覆盖面并不广泛。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学校虽然有主管部门负责宣传境外交流项目，但宣传力度不高，覆盖人群较少。其次，学生的国际意识相对浅薄，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愿意短时间到境外重新适应新环境、学习新知识。

3.各高校都设有专门部门负责学校的国际交流，少部分高校由院系直接与境外高校合作，开展境外交流项目。相对于非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的国际项目往往呈现出更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而在对其进行管理时，就需要一个可以起到综合协调作用的全校性的统一机构。这些部门主要负责开拓与境外高校的合作项目，在学生中宣传境外交流项目，发放项目通知，筛选并确定最终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以及在后续出境环节中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在交流学生出境后课程选择、生活等方面则要依靠教务处方面沟通协调，这给学生带来了一些不便。

4.同时，我们分析了各高校境外交流项目合作伙伴所在国家，发现各高校主要的合作伙伴都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少部分高校与东南亚国家设有交流项目。此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国际上排名越靠前的高校，其合作交流学校也更加优秀，项目形式也更加丰富，覆盖面也更为广泛。

二、鼓励学生境外交流的激励政策设计思路

近年来，国内高校为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推动校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展以学生“第二校园经历”、“海外学习经历”为特色的高校之间的校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探索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推动校际交流合作，各高校以资金资助、学分互换等方式激励学生参与到校际交流项目中，部分高校的境外交流还得到了教学支持、学校院系、学生社团的支持与配合，使得学生境外交流项目得以更好地开展。1.教学支持。复旦大学认为建设全英语课程，是推进国际化进程p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需求。复旦大学开展全英文课程的关键是对英语授课师资的培训和引进，面向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分别设计全英语课程，并通过控制管理英语课程岗位申请、中期检查、期末网评对全英语课程进行质量管理。2.院系支持。在实现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院系的运作和院系中教职工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调查发现，各高校的项目并非都是面向全校招收学生，不少项目是针对部分院系的学生开展的。3.学生社团支持。调查中我们发现，像清华大学学生对外交流协会、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等学生社团在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推广和实施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4.资金资助。高等院校经费投资不足加剧了国际化的经济风险，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5.学分激励。课程互认和学分转换是实施交流的重要前提，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对交流学生学习成绩的公平评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促进境外交流的建议与对策

本文针对本科生校际交流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推动、完善本科生校际交流管理的较为可行的对策建议。1.将国际化提升到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坚决贯彻国际化战略，加强推进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力度。高校要建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加强完善对于分支院校的管理，从多方面不断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将国际化战略渗入到学校愿景中，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2.成立高校国际化联盟，建立统一健全的交流项目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推进高校境外交流项目的良好发展。高校应有目的、有选择地建立国际性战略伙伴，加入一些国际大学合作联盟，积聚学科优质资源，开展前沿领域的国际合作，以促进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应建立统一健全的交流项目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这样才可以促进高校国际交流的快速、可持续发展。3.吸引政府、企业资本，为学生境外交流项目提供经济支持。经济因素是制约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因素。除了积极寻求政府资金投入外，高校也应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来增加教育经费，与企业建立友好联盟关系，建立国际交流基金，获得持续的民间资本的注入，以保证高校国际化的顺利可持续发展。4.加强学校、国际处和各院系之间的交流配合，提高开展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效率。学生出国交流不仅仅需要了解项目，更需要在课程选择、学分互认等学籍管理方面得到支持。然而，项目的组织协调和宣传一般由国际处直接负责，学生的学籍、学分管理又是由教务部门管理。所以，国际交流处和教务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对提高开展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的效率至关重要。5.提升学生的国际意识，对学生进行国际化意识的引导和培养。学校应利用网络、报纸、广播等媒体对学生进行国际化意识的引导和培养，积极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激发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同时，学校还应积极组织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参加国际交流的兴趣。

[ 注 释 ]

中外合作交流篇（11）

第二条明确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战略目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提高合作效率和水平,努力实现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的能力大幅提升,合作与交流机制更加完善,重点产业领域和关键技术对外合作与交流取得新突破。

第三条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在各市、县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设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可以设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中小企业可以设立专管人员。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相关部门间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协调机制,加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指导。

第四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依托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建设项目,建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人才信息库。鼓励用人单位采取高薪聘用、兼职、技术入股、合作设立研发机构等多种形式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和智力。加大省筹资金资助中青年优秀科技人员出国留学的力度,对回国留学人员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创业活动,省相关科技计划予以优先支持。完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人员、翻译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制度,建设一支懂技术、懂法律、懂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和外交礼仪的高素质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

第五条搭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科技合作与交流中介机构的重要作用,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大型企业集团的广泛联系,有针对性地举办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技术合作、产品交易和专题论坛等活动,多形式、多渠道地为省内有关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搭建对外科技合作交流平台,建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长效机制。

第六条建立重大项目推荐和论证审查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围绕*省产业发展目标,把握对外科技合作战略重点,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遴选我省急需实施对外合作的项目,编制对外科技合作计划指南和推荐实施目录,引导和鼓励先进技术向我省的转移。各类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重大项目立项前,应当由本级对外科技合作交流行政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避免重复引进和浪费,提高投资效率。对我方的核心技术进行保密审查和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第七条实施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以*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为导向,每年遴选实施80项左右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并力争将其纳入双边、多边政府合作协议,争取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协同解决重大技术瓶颈问题,提高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八条加快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建设。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留学生创业园、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优势企业为依托,建设3-5个部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8-10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使其成为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

第九条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实施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制定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胜使企业拓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空间,采取课题招标、委托研发、设立海内外研发中心、建立国际战略技术联盟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