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3 15:14:39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2）
城市文化在定义上，有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解释，也有从城市的特征出发的定义，本文援引《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刘国光主编）中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那么城市文化的推广，就有了相当广泛的范围。例如北京公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倡导“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价值取向，重庆、杭州和苏州的城市标志设计与使用，普及“爽爽的贵阳”、“烟花三月”等城市宣传歌曲，直到城市标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设，都可以属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城市文化推广。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那么，高校能否在对外交往中，除代表自身，或在某些场合代表国家之外，增加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呢？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城市文化推广呢？是否能将接待外国政要、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派或接纳留学生的机会，同时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平台呢？在国家深化改革谋篇布局和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更加需要创新思维，在打造城市国际魅力的同时发展新的领域。以高等院校作为切入口，利用其天然形成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形成城市文化国际推广的又一“落地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既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相互要求势必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乃至未来的生存问题，都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缺失了高校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则丧失了一系列动力源。如何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国际推广中相互释放改革红利，既需要在校、地联动的实践中打破藩篱、不断探索，也需要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3）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5）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周恩来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wenku.baidu.com/view/67509d4bcf84b9d528ea7a4d.html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4-0245-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上的依赖促进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文化间的差异引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严重的影响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这使人们认识到，国际商务活动和商务谈判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市场、价格、质量、运输等与利益取向相关的直接因素，还取决于人们的语言、价值观念、民族文化背景、传统的社会观念和行为原则等间接因素(统称为文化因素)。这就要求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者不但要具备经济、商业知识，还需要深刻理解对象国的文化，文化也是影响国际间经济交往和商务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框架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商务交际。世界上许多大公司在国际商务活动中都十分重视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培训，许多经贸类大学也都把跨文化商务交流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跨文化交流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首先由外语教师结合语言教学，引进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把跨文化交流理论应用到商务活动的时间研究就更晚。近年来，随着涉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商务活动影响的问题日渐突出，跨文化商务交流的研究和应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不少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著作、文章及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论文，在高校教学中，除了在外语专业中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外，一些院校还在对外经济贸易专业中开设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以提高所培养的人才在商务交流中的实际交流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部分矿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寻找矿产资源，参与国际矿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由于对所在国的文化了解较少，对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惨痛的教训使这些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跨文化商务交流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其中科蓝煤矿枪击事件就是教训深刻的一例。
科蓝煤矿是在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圭地区的一家中资企业，近年来数次发生示威和肢体冲撞，发生了致使双方1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事不但对在比亚的中资企业影响很大，其影响甚至上升到了两国关系。
科蓝煤矿在经营中忽视了中赞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劳资双方及当地群众的关系恶化。首先是制度文化冲突。由于该国曾长期被英国统治，受西方影响很大，有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科兰煤矿作为外资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就使当地政府和民众无法容忍了。其次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和大多数非洲人一样，赞比亚当地员工的生活习惯是有钱就花，没有积蓄，“理财”观念是过一天算一天，和中国人虑后、储蓄的习惯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储蓄，而每天的生活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该拿到的钱不能及时拿到，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其三是不同文化中行为习惯的冲突。非洲人性格外向，喜怒哀乐均形于外，表达诉求的方式比较简单，在其要求得不到合理回应时就容易发展为暴力，以宣泄不满情绪。科蓝煤矿的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从而使一些小矛盾发展为大问题。
综合归纳分析，国际商务交流活动可以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几方面体现出文化差异。例如，一国际公司在卡塔尔进行谈判时，由于负责人忽略宗教因素，携带了白兰地准备在仪式上与同事庆祝，结果使公司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公司。又如，一中方企业为欢迎俄罗斯公司的代表团，特别布置了鲜花，可是他们不了解俄罗斯人认为双数是送给死人的，使这次会晤非常尴尬。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因素不同，对商品的包装材料、结构、图案以及文字标识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如阿拉伯国家规定进口商品的包装禁用六角星图案，因为六角星与以色列国旗中的图案相似。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细节上的失误，导致了贸易合约的损失。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以及了解不同文化差异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外商务活动中应用跨文化交流理论妥善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于提高对外商务交流水平、减少对外商务交流中的矛盾和摩擦、促进对外商务活动的开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国际商务交往中。如果我们对异文化缺乏必要的认识或学习不够。就常常会出现摩擦，影响国际合作，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在从事商务交际活动时，我们必须具备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了解多元文化，掌握异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以上对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中西文化差异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商务交际活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我国企业要想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舞台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灵活地应对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常婧.简议文化差异与商务沟通[J].经营与管理，2007（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7）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7-03
一、国际化背景下的成人语言学习
国际化和全球化在当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合作共事已是平常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功地进行交流和交往是当代社会国际化背景下青年人必备的素质之一。[1]在国际化氛围下学习或工作都需要掌握一些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已不仅仅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必备能力，也是各相关专业，尤其是语言类专业学生和青年才俊提升自己知识层次、提高职业能力的途径之一。
国际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转变为交际能力，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习者懂得如何进行合理的文化导入和构建交际型教学模式都不可忽视，[2]而为学习者创造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有机会体验用所学语言成功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学以致用，更是语言专业教学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语言学习已变得更为开放，学习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寻求语言文化交流和通过交流进行语言实践的需求和机会也越来越多，作为语言专业学生语言实践和教学实践环节的语伴交流是一项富有特色的有效的教学实践活动。本文主要讨论在职学习的继续教育语言学习者与不同母语背景的外籍人士如何开展有效的语伴活动，如何培养成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从事与语言文化相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二、成人学生语伴交流活动的缘起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内，语伴交流是语言学习者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中外学习者一入校园，便利用各种机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语言伙伴，每周定期练习语言或者交流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的人甚至因此成为终身的朋友。本文讨论的是在这个背景下的成人学习者和外籍学习者的语伴交流，即基于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以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组织的来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学习者和本校继续教育学院的中方语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2010年至今，作为该项目的配套内容之一的“语伴交流”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三年，对于在职学习的成人学生的语言社会实践，是一项很好的尝试。
（一）语伴双方背景
外方语伴：其中一些人是对汉语言有兴趣的汉语初学者，一些人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另一些人是希望通过短期来华学习和实践，获得某些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学分的认可。2010年以来，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项目中的海外人士多数是初来中国，汉语语言水平和能力有限，同一批次中人员的汉语基础水平差异很大，要与他们成功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些学习者对于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人期望在短暂的来华期间，能够和普通中国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建立联系，愿望很迫切。中方语伴：正在进行语言学习的成人学习者们，因为在职学习，还要兼顾工作，很多人是为了进入下一个工作岗位进行知识和能力的储备，除了课堂学习以外，很少有机会再去进行专门的语言实践和交流。
以上这种双向的交际需要，构成了短时语伴交流的基础。虽然交流的时间和次数很有限，但中外学生们在活动中的有效参与和达到的实际效果超出预想。
（二）语伴活动设计
语伴活动最初主要是针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设计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锻炼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随着活动的深入和对外方语伴需求的进一步了解后，我们发现多数外方语伴汉语水平为初级，有的甚至仅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交流沟通难度很大，经常出现尴尬场面。于是，将活动扩大到其他语言专业，如英语、韩语、日语、法语等专业，这些专业的学习者参与活动的目的和对外汉语专业略有不同，他们十分珍惜这个利用目的语进行语言实践和体验的机会，期待运用所学习的第二语言和语伴交流，其间穿插少量的与对方汉语水平相当的中文交流。这样，中国学生练习了外语，外国学生也练习到中文，双方都有所获。活动在不影响成人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前提下自愿、义务参加。一般在校园和教室内进行，如果有外出或者餐饮娱乐活动则实行AA制。活动时间以寒暑假为主。自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中外双方共800多人次参与活动，外方语伴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其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社会人士，包括教师和教育官员。2011年暑期曾经遇到一批“孔子学院暑期奖学金研修生项目”的语伴。该次活动的外方语伴有50余人，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厄瓜多尔、乌克兰、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喀麦隆、德国、荷兰、葡萄牙，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场面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三、语伴交流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培养跨文化意识和提高交流能力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言语交际中具有不同的说话规约，遵守不同的交际原则，怎样开始交谈，怎样继续交谈，如何使谈话轻松愉快地进行下去，这之间都体现了跨文化意识和交流能力。[3]作为教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将课堂上学到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化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各自用自己的交际方式去尝试交流和沟通，不断总结和提高。活动以两人一组结成“语伴对”的方式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场面非常感人。每次活动一开始，大家相互间比较陌生，交流起来也有些拘谨。但是，随着相互认识和进一步的熟悉之后，沟通顺畅起来，有的还借助肢体语言，交流的内容和表情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者们对于能运用课堂中学到的教学理论知识去进行实践，感觉异常兴奋。有的同学为了交流顺利进行，事先准备了纸笔，遇到口头交流不顺畅时，将交流内容借助文字（中文或英文）进行。遇到中国语伴数量不够时，为了不让外方语伴感到受冷落，同学们还尝试采取一个中国语伴应对三位外方语伴的方式进行交流。有一次，个别同学要同时面对法、意、美三国语伴，同学们利用自己原有的跨文化交际常识，很有序地将与对方的交流顺序排序为法国语伴、意大利语伴、美国语伴，他事后在总结交流时说到：“我觉得法国人比较在意一些细节，比如他们大都会一些英语，但并不十分愿意说，所以我把和法国语伴的交流排在前面，以免他不愉快；意大利人很热情、开放，但是，和意大利语伴的沟通，也要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内容很有限，但他们的民族习性使得他们很擅长肢体语言，交流难度排第二，为此，我将意大利语伴排在中间；美国人很开放，也比较大度，我感觉他不会太在意细节，所以，将美国语伴的交流放在最后，但我和美国语伴的交流时间最长。当然，这些都是在交流开始的时候和他们事先商量并征得他们同意后才开始的。”每次活动结束，大家都在快乐、兴奋的心情下惜别。
（二）培养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尊重意识
虽然“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语伴交流只是一种短期的交流活动，但也都要不同程度接触到双方国家的风俗礼仪、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包括一些著名景观、人物和事件。比如：中国的近期重大事件，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礼仪，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物价情况，等等。因此，语伴交流中不仅需要了解双方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文化信息，更重要的还要关注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问题。[4]对于来自宗教色彩较浓国家的语伴，更要关注其方面的情况，事先掌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可以使交流顺畅愉快地进行。另外，青年人共同关心的“世界杯”等话题，事先如果有所准备，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可以使内容更为丰富。有过外事经验的同学事先都会准备更多必备的知识和信息，以便从容应对。同学们之间将这些信息共同分享。在准备语伴交流的文化背景材料过程中，同学们一方面增强了对背景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性，特别是事先了解对方语言和民族的文化禁忌，以及对某些事物理解上的差异，以利于在交流中采取宽容心态，求同存异，为正式的交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再有，了解对方来华的行程安排和即将要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将要参观的景点，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某些细节的准备。
（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实践证明，多次参加者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得到了较好提升。对语伴进行汉语辅导和语言交流的技巧也随着交流的次数增加在提高。有的同学参加活动达十余次。学生C在活动心得中兴奋地说：“学校组织的‘语伴’活动，让自己有了与外籍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氛围中练习口语，效果很好。”
（四）锻炼和提高活动组织者的组织协调能力
由于活动是以自助方式进行，因此，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被指定的负责人，都是班长或者热心公益活动的同学，在负责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当众表达能力都得到锻炼。他们的应变能力也在活动的参与中经受了考验。曾多次担任活动负责人的学生D说：“通过语伴交流活动的锻炼，使我重新认识了我学习的专业，提升了我做语言文化交流工作的信心，毕业后，我会改换我的工作，从事与我的专业背景相同的工作。”
四、有效开展语伴活动的措施
由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语伴项目是一个跨文化交流项目，外方语伴背景多样化，中方语伴由于学习期限的影响参与者不断地面临新老人员的更替。要使这种跨文化交流能够和谐、顺畅进行，使该项目能够持续地滚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对相关背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建立规范严格的活动组织程序，才能保持活动的质量。[5]
（一）系列背景知识的准备和培训
1.背景知识的了解和准备。在活动之前，需要中方语伴学习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其中包括：外方语伴所在国家的地理、文化风情、饮食、礼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中国传统文化、名胜景点的了解，热点事件和问题，体育事件、重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活动和会议等。使中方语伴提前接触到跨文化问题，初步建立起跨文化意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心态。[6]
2.自愿参加和有引导、有组织的培训相结合。为便于中国学生与这些外国学习者顺利交流，对中方语伴进行培训是必要的。为让每名学生从“语伴交流”中获益，我们的做法是，每次活动前一周，组织学生自愿报名，在和语伴见面的前一天，再组织中方语伴进行网上在线培训，[7]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了解活动相关规定、外事礼仪、背景国文化材料等等。
（二）语伴双方的信息提前预知，根据已知信息安排好活动细节
“语伴对”名单的准备是活动能否有效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中方语伴提前了解外方语伴的年龄、性别、汉语水平、职业、甚至饮食习惯等等，可以掌握交流的主动权，并有效调节气氛。在和不同语言背景、初来中国的外籍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碰撞是难免的，学生们会遇到一些困惑。所以，在培训中不仅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我们还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活动案例提供给中方语伴，针对经常出现的问题提出注意事项，并在培训中设计了提问和互动环节，为活动的有效开展做好各种铺垫。
（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活动效率
因为中方参与者为在职业余学习的成年人，所以，活动要适应他们的特点。从报名、培训、各种通知的都由QQ群在线完成。[8]每次活动以指定的负责人为核心，以自愿报名的志愿者为主体。制定电子版《培训手册》，在培训中及时，内容不仅包括中国文化背景材料，还包括背景国的相关文化材料、活动的宗旨和要求（活动总则、细则、活动须知）、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应急事件的处理程序等。
（四）有效监控、自主管理、适当鼓励
成人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意识。既要尊重他们，又不能放任，否则活动不能持续进行。语伴活动毕竟属于外事活动的范围，细节不能忽略。为避免发生意外，有效监控是必须的，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在有组织进行的跨文化语伴交流过程中，发生一些碰撞和冲突是难免的。另外，语伴双方在活动进程中发生临时变化也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或缺席或迟到或不守时、不守约，等等，这些都需要组织者设立及时跟进的组织程序，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设定应急的措施和办法，把问题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或零。
参加活动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将活动的心得和体会及时撰写成文字，及时总结和交流成功的经验，有的同学还能将收集的案例和自己的体会，经过精心整理后，作为作业和论文的素材，上升到理论层面，得到任课教师的肯定。有关老师反映：参加过语伴活动的同学提交的跨文化相关专题的作业和论文，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大提升。对课堂教学和专业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虽然同学们是自愿参加活动，但是，适当的鼓励也非常重要，我们和“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主办方制作了“优秀语伴”证书，为多次参加活动、表现优秀的同学颁发证书，使同学们倍受鼓舞。总之，语伴交流活动在当今国际化大背景下对于青年学生而言，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熊佳全.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6月，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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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加军.跨文化的对话：误读与化解路径——以孔子学院为例.学术探索，2011.4：113.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9）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0）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部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扬帆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1）
全世界范围内汉语学习者人数不断攀高，汉语教师紧缺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汉语教师的素质和能力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汉语国际教育的进程。在国外，很多具有丰富一线实际教学经验的汉语教师并不具有正规的教育专业和汉语专业知识背景。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前很少有机会将课堂学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面对面给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或是在毕业后因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经验而不能较快地适应在国内外的汉语教学工作。
一、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发展趋势
对外汉语专业最早设立于1985年，随着汉语热的升温，汉语国际教育快速发展。国家汉办研制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从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教师综合素质五方面，对国际汉语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汉语传播专业人才。
二、高校国际交流发展情况
中国高校在教育全球化发展趋势下，逐渐与世界各国高校之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交流规模逐年增加。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教师和外教规模逐渐扩大，推动了高校的对外交流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内涵。主要表现在学生互派、教师互访、国际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教学科研项目合作几个方面。
三、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国际交流活动的形式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参加国际交流的形式主要是通过学校建立的校内实习基地，利用外国学生、学者或是各类团组的来访机会进行交流学习。
（一）专业实践
观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和教学实习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校内实践的主要环节和形式。课堂教学观摩能使学生能近距离感受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为专业实习打下较好的基础。在境外实习名额有限或家庭经济能力受限等因素的影响下，学生可以通过对在校留学生的教学实践完成专业实习，锻炼教学技能。另外，协助老师参与校内国际交流活动的策划、组织管理，也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汉语言文化传播能力。
（二）志愿者服务
通过担任留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生活服务伙伴，协助老师完成留学生教学、服务管理，以语言互助学习，日常生活照顾、心理辅导等形式进行跨文化交际实训，有利于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将来更好地从事汉语语言文化传播工作。
四、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根据专业发展目标和专业知识能力学习和培养需要，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有“专业学生”、“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和“对外汉语教师”几个角色身份。这几个角色即相互紧密联系，同时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要求。
（一）专业学生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活动中扮演的首要角色，这个角色以跨文化交流技能、对外汉语课堂授课技巧及对象国文化常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从角色要求上看，学生需要掌握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学习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作为一种交流技能，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既然是技能就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尽可能地利用参加校内国际交流的机会，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技能，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综合素质。
学习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对外汉语专业最终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一批能够进行对国际语教学的汉语教师，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课堂驾驭能力，需要有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为基础，利用课堂教学观摩的机会，努力完善教学能力，发现更多实用的教学技巧。
（二）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
汉语语言文化传播者是一个具体的身份，这个角色肩负着汉语语言文化传播的重任，除了需要掌握以汉语言文学、外国语为基础的课程外，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播技能（太极拳、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或中国书法绘画）是必要的。同时，学习一定的跨文化交流技巧便于理解异国文化差异，积累更多的异国文化常识。另外，熟悉中国文化，能对留学生感兴趣的知识进行解读，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的相互理解与认同。
（三）国际汉语教师
对外汉语教师是指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的教师，参与到校泰国学生的汉语语言文化课程的教学工作，就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对学生要求最高的一个角色。其职业特殊性要求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1.知识结构
语言学及汉语言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想让自己的教学得心应手，必须踏实学好语言学理论基础知识、汉语言理论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这是国际汉语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全面掌握现代汉语理论，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对简单的汉语语言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及对理论的理解运用。
2.能力结构
组织教学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专项技能训练，引导学生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言语交际技能。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环节、课堂组织管理上有较好的驾驭能力，保证教学质量。
创新能力。打破常规，用恰当有效的方法解决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尤其重要。创新能力应该分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创新的思维模式、创新的教学技能三个方面。
表达能力。要求国际汉语教师在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言学习者进行教学时，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语速适中，并能很好地把握用语分寸，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3.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汉语传播过程中做到不卑不亢，不崇洋；在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要有合理的化解方式。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中华文化传播者。
根据汉语国际化进程中国内外高校间交流日益频繁的具体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分析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