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大全11篇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2）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4-0245-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上的依赖促进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文化间的差异引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严重的影响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这使人们认识到，国际商务活动和商务谈判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市场、价格、质量、运输等与利益取向相关的直接因素，还取决于人们的语言、价值观念、民族文化背景、传统的社会观念和行为原则等间接因素(统称为文化因素)。这就要求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者不但要具备经济、商业知识，还需要深刻理解对象国的文化，文化也是影响国际间经济交往和商务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框架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商务交际。世界上许多大公司在国际商务活动中都十分重视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培训，许多经贸类大学也都把跨文化商务交流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跨文化交流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首先由外语教师结合语言教学，引进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把跨文化交流理论应用到商务活动的时间研究就更晚。近年来，随着涉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商务活动影响的问题日渐突出，跨文化商务交流的研究和应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不少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著作、文章及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论文，在高校教学中，除了在外语专业中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外，一些院校还在对外经济贸易专业中开设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以提高所培养的人才在商务交流中的实际交流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部分矿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寻找矿产资源，参与国际矿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由于对所在国的文化了解较少，对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惨痛的教训使这些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跨文化商务交流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其中科蓝煤矿枪击事件就是教训深刻的一例。

科蓝煤矿是在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圭地区的一家中资企业，近年来数次发生示威和肢体冲撞，发生了致使双方1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事不但对在比亚的中资企业影响很大，其影响甚至上升到了两国关系。

科蓝煤矿在经营中忽视了中赞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劳资双方及当地群众的关系恶化。首先是制度文化冲突。由于该国曾长期被英国统治，受西方影响很大，有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科兰煤矿作为外资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就使当地政府和民众无法容忍了。其次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和大多数非洲人一样，赞比亚当地员工的生活习惯是有钱就花，没有积蓄，“理财”观念是过一天算一天，和中国人虑后、储蓄的习惯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储蓄，而每天的生活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该拿到的钱不能及时拿到，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其三是不同文化中行为习惯的冲突。非洲人性格外向，喜怒哀乐均形于外，表达诉求的方式比较简单，在其要求得不到合理回应时就容易发展为暴力，以宣泄不满情绪。科蓝煤矿的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从而使一些小矛盾发展为大问题。

综合归纳分析，国际商务交流活动可以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几方面体现出文化差异。例如，一国际公司在卡塔尔进行谈判时，由于负责人忽略宗教因素，携带了白兰地准备在仪式上与同事庆祝，结果使公司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公司。又如，一中方企业为欢迎俄罗斯公司的代表团，特别布置了鲜花，可是他们不了解俄罗斯人认为双数是送给死人的，使这次会晤非常尴尬。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因素不同，对商品的包装材料、结构、图案以及文字标识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如阿拉伯国家规定进口商品的包装禁用六角星图案，因为六角星与以色列国旗中的图案相似。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细节上的失误，导致了贸易合约的损失。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以及了解不同文化差异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外商务活动中应用跨文化交流理论妥善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于提高对外商务交流水平、减少对外商务交流中的矛盾和摩擦、促进对外商务活动的开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国际商务交往中。如果我们对异文化缺乏必要的认识或学习不够。就常常会出现摩擦，影响国际合作，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在从事商务交际活动时，我们必须具备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了解多元文化，掌握异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以上对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中西文化差异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商务交际活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我国企业要想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舞台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灵活地应对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常婧.简议文化差异与商务沟通[J].经营与管理，2007（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5）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6）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7）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部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扬帆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8）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9）

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330余所学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多数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前很少有机会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面对面给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致使毕业后因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经验而不能较快较好地适应在国内外的汉语教学工作。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培养满足国际社会需求的汉语教师和中外文化交流人才？是当前对外汉语专业建设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开设于2005年，目前已有4届本科毕业生，在近年来举办的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的选拔考试中均有较好的成绩，毕业后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学生在适应异域环境、跨文化交流方面相对于其他汉语教师有一定的优势，红河学院的国际化程度以及给学生提供的国内国际交流机会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一、红河学院中泰教育合作与交流情况

红河学院是一所全日制综合性本科院校，国际化办学在同类院校中起步较早，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荷兰、越南、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百余所高校、中小学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越南、泰国、柬埔寨与当地大学合作建立了国际汉语中心。其中，同泰国高校的合作尤为密切。自2003年起，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同泰国曼谷、清迈、北榄府、孔敬府、甘烹碧府等多个地区的高校、中小学和教育培训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交流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学生互换、教师互派、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等。

（一）学生互派

红河学院与泰国合作高校的学生互派主要有SAP和IAP两种形式，即SAP（Study Abroad Program）国际课程学习项目和IAP（Internship Abroad Program）境外实习项目。红河学院同泰方高校间的SAP、IAP起始于2007年。目前，红河学院已与泰国清迈皇家大学、西北大学、北清迈大学、甘烹碧皇家大学、曼谷瓦拉亚隆宫皇家大学、马哈萨拉康皇家大学等高校建立了SAP、IAP合作关系。SAP课程涉及计算机、英语、工商管理、汉语、国际贸易、音乐、美术等多个学科领域。IAP主要为汉语国际推广，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派往泰国高校、中小学进行汉语教学实习。

（二）教师互访

为推动中泰双方的外语教学水平，培养适应中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外语人才，2007年起，红河学院开始与泰国高校合作实施教师互派计划。双方每年互派部分教师到对方学校任教，教授汉语、泰语。

（三）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

2006年12月，红河学院国际学院组织举办了首届海外汉语工作者培训班，培训对象主要为东南亚国家的汉语工作者，其中以泰国学员为主。目前已培训了四届，近百名泰国汉语工作者接受了培训。

（四）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

从2008年起，每年8月均有泰国高校、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汉语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到学校进行2-4周时间不等的交流学习，进行生存汉语、中国文化、历史、地理、舞蹈、武术等方面的体验学习。

二、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的形式

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主要依托与泰国高校、中小学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交流合作，学生赴境外实习的目的国也多为泰国。

（一）专业实践

1.观摩课堂教学

观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是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专业见习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课堂教学观摩，学生能感受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气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理论上的语言知识与教学法。课堂观摩要求见习生在整个授课过程中认真做课堂笔记，观摩结束撰写教案和心得体会，教师适时组织课后讨论对学生进行相关指导，使学生能近距离感受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为专业实习打下较好的基础。

2.担任助理班主任

学生担任助理班主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配合学校开展对泰国留学生的班级管理、交流活动协助工作、基本生活指导。相比国内班级管理，泰国留学生班级管理涉及的内容更加复杂。在语言交流、情感沟通、生活帮助等方面对助理班主任的锻炼很大。

3.课堂教学

（1）夏令营语言文化课程教学

针对暑期到校学习汉语的大、中小学泰国夏令营团进行语言课程教学，包括语言类课程（听说读写类）及中国文化课程（书法、刺绣、太极、国画等）。通过自愿报名、试讲筛选、培训等系列程序，选派专业基础好、专业相关能力强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对泰国夏令营团的教学实习。学生能得到直接的教学体验，检验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积累教学经验。

（2）交换学生文化课程教学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作为实习教师对到校的泰国交换学生（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文化课教学实习分为课上和课后两部分，课上教学内容具体包括中国书法、剪纸、太极、中国结、武术等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能课程。

（二）志愿者活动

1.语言学习伙伴

语言学习伙伴是一对一互助语言学习形式，担任语言学习伙伴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以结对子的形式在课外帮助留学生进行汉语言及文化的学习。包括语言互助学习，帮助留学生预习、复习课程内容，完成汉语作业。通过这样的交流形式，增进中外学生间的了解，建立跨国友谊。

2.生活伙伴

当人们置身于异域文化中，即在学习或工作、生活遇到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时，会出现一种心理反应，从感到别扭到不适应，从轻度的易怒、烦躁，到心理上的深刻惊恐和危机，这就是文化休克。设置生活伙伴，在缓解留学生文化休克问题上收到较好的效果，最终帮助留学生快速、顺利地融入到中国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

3.策划、组织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跨文化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会一直伴随留学生国外学习生活的始终。这一形式要求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对泰国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进行策划并组织实施，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推广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主要活动有中国书画作品展、中泰趣味（传统游戏）运动会、中文卡拉ok大赛、中国武术表演、包饺子活动等。

三、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中泰交流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在一个具有各类国际交流和学习活动的国际文化校园环境中，作为一个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和专业知识能力学习和培养需要，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为实现自己的未来角色做好准备。一般来说，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角色总体上包涵“专业学生”、“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和“国际汉语教师”三个角色。这几个角色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要求。

1.“专业学生”角色

“专业学生”角色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活动中扮演的首要角色。这个角色以跨文化交流技能、对外汉语课堂授课技巧及对象国文化常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从角色要求上看，学生需要掌握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学习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作为一种交流技能，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既然是技能就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参加校内中泰交流的机会，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技能，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综合素质。

学习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对外汉语专业最终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一批能够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教师，这也就要求本专业学生应该具备课堂教学能力，需要有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为基础，应该抓住对外汉语教学课堂观摩的机会，努力完善自己的教学能力，发现更多实用的教学技巧。

学习泰国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下衍生和发展的，都有其特殊性。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泰国文化常识是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

2.“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角色

对外汉语专业是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国际汉语师资而设置的本科专业。汉语语言文化推广者就是一个具体的身份，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与泰国留学生的交流学习中，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肩负着汉语语言文化推广的重任，如何完善自己的专业技能，胜任未来的汉语语言文化传播者角色，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要求掌握除了以汉语言文学、外国语为基础的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并掌握相应的中国文化传播技能，如太极拳、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或中国书法绘画（等）。其次，需要学习一定的跨文化知识和交流技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要借助跨文化交流的机会检测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体验异国文化差异，积累更多的异国文化常识。再次，具备解读中国文化的能力。不同语言的背后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初次来访中国的泰国人对中国的很多礼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或多或少都会有不理解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充当解读大使，扫除他们的困惑。

3.“国际汉语教师”角色

对外汉语教师是指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工作的教师，参与泰国学生的汉语语言文化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对学生要求最高的一个角色。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特殊性要求其具备两方面的能力，即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同时，还需要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1）知识结构

语言学及汉语言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想让自己的教学得心应手，必须踏实学好语言学理论基础知识、汉语言理论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这是国际汉语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全面掌握现代汉语理论，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对简单的汉语语言现象进行科学分析。

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及对理论的理解运用。

（2）能力结构

组织教学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专项技能训练，引导学生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言语交际技能。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环节、课堂组织管理上有较好的驾驭能力，保证教学质量。

创新能力。打破常规，用恰当有效的方法解决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创新能力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尤其重要。创新能力应该分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创新的思维模式、创新的教学技能三个方面。

表达能力。要求国际汉语教师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言学习者进行教学时，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语速适中，并能很好地把握用语分寸，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3）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汉语传播过程中做到不卑不亢，不崇洋；在涉及敏感政治问题时要有合理的化解方式，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中国文化、历史、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四、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的意义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国际交流活动，通过跨文化交流活动，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有助于深刻认识对外汉语教师的能力要求。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学生能自觉回忆所学理论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专业实践中去，由实践促进对理论的进一步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锻炼。

充分利用校园国际文化环境，积极为学生创造专业实践机会，可以进一步丰富校园国际文化，使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规格要求相适应，为学生提供一个较好的综合实践平台来实践已学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尝试组织、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为将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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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正兰.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能力研究[J].长春：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7）：88-90.

[3]耿淑梅.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D].万方数据，2009（7）.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0）

1 公共外交概述

“公共外交”一词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965年，美国波士顿市突福茨大学法律和外交学院建立“公共外交”学院，院长爱埃德蒙德•古利恩用了这个词(Public Diplomacy)，他将其定义为：“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在欧洲被称为“文化外交”，在中国常被称为“国际交流”。美国官方给出的最新解释是：“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媒体、民意调查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方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民众，扩大美国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以提高美国在国外民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形式。”

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中央政府或经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个人。客体针对外国的公民社会领域，如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利益集团、公共舆论、思想库、学术共同体、社区等。由于大众传媒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象国的传媒尤其是对象国的主流媒体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公共外交通过吸引与说服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舆论间接影响外国公众的舆论和意见，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其根本目标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各种政府普遍实施公共外交最终则会实现“全球心灵空间”，这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

2 法国公共外交——“中法文化之春”

在法国，公共外交习惯上被看作是文化外交。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就注意利用文化作为外交的手段，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把文化外交纳入到其总体外交体系中。法国公共外交在“伟大法兰西”理念的指导下，从人文领域入手，通过法语教育、文化产业、社会交流和国际广播等渠道，籍由艺术、电影、歌剧、报刊书籍、展览等形式，让世界了解法国，塑造法兰西的伟大和神圣，进而确立法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和政治影响力。

“中法文化之春”活动是法国公共外交的具体体现，首届活动于2006年在华举办，迄今已是第六届。2011年“中法文化之春”文化艺术节共有183场活动，在中国23个城市展开，活动内容包括舞蹈演出、喜剧演出、音乐演出与展览等。2011年的“中法文化之春”在微博、社区网络这些新兴媒体形式的兴起浪潮下，积极与国内知名社区网络、各大门户网站微博合作，开通各种主题官方网站及微博，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受众广度，助推活动成功举办，收效显著。

3 新媒体的力量

 “中法文化之春”活动借助了国内各大门户网的微博、社区网络为自己做宣传，这些新兴媒体不仅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全面聚到为优势，更以其即时性、追踪性、互动性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庞大的注册用户群，迅速成为一种网络文化。再加上专门为活动开设专题报道、官方网站，起到了加大宣传力度、扩展受众广度、增强互动强度，助推活动成功举办，收效显著。

加大宣传力度。微博、社区网络可以做到随时随地信息，它们所的信息极具时效性，使读者第一时间获得事件信息，还可多媒体信息如视频、音频、图片等，再加上读者互动回复，使读者仿佛置身有声有色的第一现场。这无疑从传播效果上通过时效性和现场感强大大加大了宣传力度。

扩展受众广度。微博、社区网络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追踪性，即当一位用户信息后，其好友可浏览其的信息，若其好友转发和评论其的信息，那么该用户的好友的好友便可追踪到该用户，从而浏览其的信息。这不仅能提高信息源的连锁性，扩大传播受众面，扩展受众广度。

增强互动强度。微博、社区网络的追踪性能更带来了创新的互动方式。微博、社区网络的评论功能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信息评论，而且微博、社区网络的用户以年轻群体和学生群体居多，年轻群体思想活跃、网络互动性强，便可赋予微博、社区网络更大的舆论影响力，增强互动强度。

笔者通过网络数据统计调查社区网络豆瓣以及新浪微博、搜狐微博、腾讯微博这些新媒体对“中法文化之春”活动宣传起到的推动作用情况。至成文时，统计的主要微博和社区网络的受众总量达135354（见下表）。仅仅社区网络、微博为此活动带来的受众就有十多万。可见社区网络、微博这类新媒体的传播力量。

表：主要社区网络、微博的受众数量

社区网络、微博 受众数量 比例

豆瓣-法国文化之春小站 29763   22%

新浪微博-法国文化中心 24431   18%

搜狐微博-中法文化之春 1311   1%

腾讯微博-中法文化之春 79849   59%

总计 135354

4 启示

进入Web3.0时代，网络传播与人际关系网强强联合起来编织出一张信息量更大、涉及面更广、互动性更强的强大网络。不可否认新媒体对“中法文化之春”活动宣传起到了强大推动作用。公共外交通过应用微博、社区网络，把这些新媒体的即时性、追踪性、互动性融入自身，被赋予了新特点——新媒体的即时性赋予公共外交活动内容的呈现更具“鲜活性”；新媒体的追踪性赋予公共外交活动对象的挖掘更具“连锁性”；新媒体的互动性赋予公共外交活动舆论的形成更具“互动性”。

我国应借鉴他国有效实践经验，借助网络的力量、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大力发展我国对外传播文化交流事业。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

参考文献

[1] 关世杰. 国际文化交流与外交． 世界政治研究，2000（3）：12-14。

[2] 李林容，黎薇. 微博的文化特性及传播价值． 当代传播，2011（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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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外宣翻译研究：译者的身份构建”（2010SQRW021ZD）；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外宣翻译’英译名研究”（2010sk104）

一、引言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竞争话语权。”[1]109话语要成为国际话语权，就必须经过一个广泛传播、占领舆论高地并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中间过程。缺少这个环节，就不能使之成为话语权。从这种意义来说，传播话语和塑造话语也会成为话语权的来源。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2]2那么外宣翻译和文学外译在理论上也就构成了话语权来源的重要内容。

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都是主动向域外传递本土文化的信息，不过二者是存在区别的。对此，陈丽莉有过相关的论述。[3]120因而，有必要对两类翻译进行优化组合，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的功效。诚如赵可金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实施公共外交战略，不可避免地要注意保护和开发公共外交资源”。[4]180分类产生价值，配置创造效应。从公共外交来看，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可以“和而不同”。“和”是指二者在公共外交体系中能够共存共生；“不同”是指二者在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中须要分清轻重缓急。

二、“和而不同”之共存共生

按照美国学者的传统看法，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两种形式。[4]204由于信息活动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作如下的假设：如果外宣翻译具有信息活动的性质，同时文学外译又符合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那么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也就具有共存共生的关系。一旦假设成立，两类翻译就可以“和”于公共外交。这种关系如图一所示。

在公共外交视域中，信息活动主要是介绍政府的对外政策，加强与外国公众的沟通，发挥信息提供和价值导向的作用。[4]204例如，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于2012年10月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不言而喻，这类信息需要对外翻译。反过来说，这样的翻译主要是服务于信息的对外传播，进而表达劝服的诉求。正是在这个目的上，外宣翻译恰能大行其道。诚如张健所指出的，“从功能上讲，外宣翻译是信息传播”。[5]20

例1：中国借鉴国际上建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的经验，2002年以来，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6]30

译文：China has borrowe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ublic defenders and corporate layers. Since 2002， the country has trial-established the system to provide legal counsel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major corporate operations， thu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law business that is composed of public defenders， corporate lawyers as well as lawyers in the common sense （including full-time and part-time ones）. [6]40

译文言简意赅，但语义明确、表达流畅，折射出信息传播的要求。信息活动须要借助外宣翻译向外国公众来说明中国，而外宣翻译则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尤其是了解当代中国。因此，外宣翻译本身就是信息活动。

公共外交的另一种形式是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众所周知，教育文化交流所蕴含的文化外交往往以“和平性”或“柔性”[7]25而著称。也就是说，文化外交因其终极战略目标遥远而显得非功利性。法国文化外交学者路易斯・多洛（Louis Dollot）认为：“文化交流逐渐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思想和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进行交流。”[8]4显而易见，翻译能促进文学作品的交流。在这层意义上，文学外译成为了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但是，须要指出的是，文化外交的“柔性”也给文学外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艺术性，或者说“文学翻译的目的主要是审美欣赏，唤起读者的艺术感受”。[5]20

例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译文：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

Yet little sound and fury do I ken.

To tell you how on earth I can keep blind，

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 mind. [2]243

例2中的内容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的作品《饮酒》，在汉文化中是家喻户晓的诗句。译文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汪榕培先生。撇开理解的“偏见”不说，译者非常关注音步和尾韵，映射出译者的审美心理。文化外交致力于培育长远的文化认同，因而需要“情”来感动人。从文学外译来看，这种“情”离不开译文的“美”。须要指出的是，在域外的文化语境中唤起外国公众的艺术感受，就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可以做到的。

顺便提一下，外宣翻译、文学外译与信息活动、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早已存在。“中国虽然在过去未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但存在公共外交的实践，其表现形式就是对外宣传，包括对外新闻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9]65拿对外新闻传播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创办了一批对外报纸杂志，如《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和《北京周报》等；就对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文学》杂志的译介活动、《诗词》1976年英文版的翻译和“熊猫”丛书的对外译介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对外新闻传播，还是对外文化交流，都包含对外翻译的行为，只是未给予清晰的界定。

三、“和而不同”之轻重缓急

从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来看，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须要分清轻重缓急，这正是“和而不同”中的“不同”。所谓轻重缓急，是指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在议程设置上有紧迫与松缓的区分。具体地说，外宣翻译应该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文学外译则须从长计议。

公共外交的目标可以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①“公共外交更重要的是追求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4]498也就是说，澄清事实和传播知识在竞争国际话语权中可以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相对而言，“国际认同度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在教育文化交流中进行反复检验”。[4]500这也就意味着，作为长期目标的培育国际认同并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功效也是比较缓慢的。

如果说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着眼于长远目标，那么以澄清事实、传播知识为目标的信息活动就负载着更多的现实压力。从这种意义来讲，争夺国际话语权会更多地借助于外宣翻译，如驳斥西方媒体炮制的“中国”、对外传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信息，以及就国际重大事件和问题阐述我国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等等。

例3：黄岩岛、、南沙群岛

译文1：the Huangyan Island； Diaoyu Islands； Nansha Islands

译文2：Panatag Shoal； Senkaku Islands； the Spratly Islands

例3中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按照“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译文1应是符合法理的翻译，也是我国外宣翻译一贯主张的英译文。在译文2中，“黄岩岛”被菲律宾改称为“帕纳塔格礁”（Panatag Shoal），“”被日本命名成“尖阁列岛”（Senkaku Islands），“南沙群岛”则被西方人称为“the Spratly Islands”，这些英文名称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宣翻译必须准确传播国家修辞，这责无旁贷。也正是在翻译国家修辞的层面上，外宣翻译彰显出竞争国际话语权的重大功能。

至于文学外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运作方式须要精心设计。正如高方在谈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时所指出的，“文学交流是心灵的交流，要力戒焦躁的心态或强加的姿态”。[10]9首先，文学外译不适合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以文学翻译为纯粹的文化宣传工具，实在是困难重重，而且可能对翻译和文学都造成伤害。”[11]154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活动中，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例如，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并增出“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与其从属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在2001年分别遭遇了被迫停刊和被迫撤销的结局。其次，文学外译的影响范围比较小。“文学经典和历史典籍需要翻译，但其受众主要为小众和专业的西方读者。”[12]98 换言之，文学外译顾及了特殊受众，却忽略了广大的一般受众，所以不利于话语的大众传播。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外译至少不能满足国家的当下需要。

四、结语

“和而不同”的组合模式体现出传播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有利于国家竞争国际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国家，而主力则是非国家行为体，这就给文学外译以一定的启示。例如，我们在文学外译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应有所变化，可以不再是单纯的译者，而更多的是翻译行为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换言之，文学外译的译者可以是外国的汉学家。这就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外译的操作空间，从长远的角度看，则可以为我国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也只有在公共外交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注释

① 公共外交的短期目标是澄清事实，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知名度；中期目标是传播知识，提高本国的美誉度；长期目标则是塑造形象，确立价值，增强各国公众对该国的认同度，增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参见：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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