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五脏基础知识大全11篇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1）

中、西医学的奠基之作分别为《黄帝内经》和《希伯克拉底文集》，二书在对解剖的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希伯克拉底文集》中的人体解剖知识大多与动物解剖有关，是借助动物解剖推知人体；而《内经》则以“八尺之士，其死可剖而量之”的方法，相比之下，后者更加直观与可信，也切合人体实际。

到了公元二世纪，东、西方医学分别以张仲景、盖仑为标志，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医学彻底分道，进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医学走入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发展道路，解剖分析的认知方法不再是唯一；而西方医学则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比较中西方古代人体解剖学的发展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古代人体解剖起源虽然比较早，在世界上也曾一度领先，但就整体趋势而言，从汉以后，相对于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是滞后的；就历史时期而言，相对于西医解剖学，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就对医学理论的贡献是逐步分离的。本文仅从中医古代解剖学的研究特征着手分析，以求正于同道。

1 非解剖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

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是，解剖学的发现作了非解剖的解释。如《难经·四十一难》论及“肝独有两叶，以何应也？……肝者，东方木也。木者，春也。万物始生，其尚幼小，意无所亲，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亦应木叶也。”［1］在这里对“肝有两叶”这一解剖特点，用“木”作了“特性”（即功能）的说明。又如《灵枢·师传》云：“五藏六府者，肺为之盖。”“华盖”最初是关于肺位于膈上，位置最高的解剖概念，而在《灵枢·九针论》中对“华盖”却作出了如下解释，曰“一者，天也；天者，阳也。五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盖也。”［2］于是“华盖”这一位置的概念转化为人体之“天”、“阳”，后世一脉相承也无不在功能上对其加以发挥。这些都是非解剖解释，将对其功能的认识涵盖其中，因此，一些解剖名词术语便被赋予了解剖（形态）和非解剖（功能）的双重含义。

其次是，解剖学知识用非解剖方法获得。如《灵枢·本藏》云：“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3］又该篇在“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3］的前提下，提出“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大者，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大肠结。”［4］这里通过皮肤的色泽、纹理来推测大肠的厚、薄、长、短、缓、急、直、结等解剖学特点。显然这种认识并非大量解剖标本观察基础上的，而是据“以表知里”，对肺、大肠、皮肤形态联系规律的归纳演绎。这种获得解剖知识的方法是否合理，还有赖于未来研究作出答复。

另外，还用非解剖的概念比附于解剖。《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肺色白”，《难经·三十三难》曰“肺白象金。”而实际上肺之解剖色泽并非白色，肺色白是因肺属金，金与白对应，故有“肺色白”之说，并开始有了功能的含义。但后世却在解剖色泽上进行了比附，如《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云“脏腑内景，……喉下有肺，两叶白莹。”文中“脏腑内景”即指解剖的内景而言，“白莹”与表述解剖形态的“两叶”对举，亦说明“白莹”指解剖色泽。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解剖方法因其生长于中国这一独特的背景之下，故长期运用了特有的肉眼直接观察加臆测推导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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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脏腑解剖的研究内容，奠定基础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对人的脏腑解剖研究。人们通过解剖获悉体内脏器大体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脏器命名。从《内经》到《医林改错》，均着重论述了五脏六腑的形态特征。追溯秦汉以后的医籍，与解剖有关的著作多以五脏论之，其中《五脏论》是从理论上阐明脏腑结构、生理、病理，是根据人体解剖与临床观察、黑箱推导等方法研究的；《五脏图》则是靠人体解剖、比较解剖的实践，观察描绘出人体内脏图，是医生、巧屠、画人共同协作的成果。

在今人看来这些解剖知识是粗浅的，但在脏腑理论形成早期仍然起到了奠基作用，它除了为中医脏腑提供形态学基础外；还通过解剖对体内脏器的功能特点有了感性认识。在中医学中，依据肉眼观察归纳出的脏腑功能认识不乏其例，如“心主血脉”、“肺主呼吸”、“肝藏血”等，不同程度地有受到解剖因素的影响。否则没有解剖便没有脏腑的基本概念，便没有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和临床诊治，也就不会形成藏象学说体系。

以“肝胆相表里”为例，《难经·四十二难》记载了“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西医学证实肝脏与胆囊有密切的解剖关系。胆囊位于肝右叶下方，通过胆囊管、肝总管与肝脏相连。这样，结合《难经·三十五难》的论述，可以推断肝胆表里关系的确认是建立在肝胆解剖位置邻近的基础上，肝胆经脉相互络属，肝胆病理上相互传变、治疗上相辅相成。

在祖国医学解剖术语中，还有些是其特有的，在现代解剖学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具体结构，由于古人认识水平的限制，难免将一些“非独立脏器”列入脏腑的范畴，如三焦、命门等。

3 指导临证的研究意义，渐行渐离

从研究意义上看，主要是对中医理论形成之初和古代中医临床的部分疾病有指导意义。在理论方面，可以说古代中医解剖学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如脏象学说的内容是以脏腑为重点的，脏腑的含义最初就是指人体内的组织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脏器，它是古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解剖的方法实际观测而来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对所认识的脏器组织进行命名、研究讨论，可见脏象学说形成之初，人体解剖学知识便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其次是把所能观察到的许多人体外在客观表现与内脏器官、组织功能联系起来加以认识，然后再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对疾病本质进行解剖分析；同时，还融入古代社会人文思想诸学说的成分，希望在不改变人体完整性的情况下对活体进行系统的认识，从临床表象中推理出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机制，这是脏象学说的另一个特点。由此可见，脏腑概念由最初的解剖器官逐步演变到整体功能单位。这也是古代解剖学与中医理论的发展不同步，甚至相背离的原因之一。

在临床方面，古代中医解剖学对中医临床起到了直接而有效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内经》中记载的脱疽后期截趾术，还是华佗的剖腹手术，都需要有相应的解剖知识做基础，而外科手术的同时又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随着解剖学的发展，手术种类也不断增加。古代中医解剖学是创立经络理论的基础，对针灸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脉起止、循行路线与脏腑络属等都是以解剖为基础的，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也是在此基础上派生与推演的，直至临床治疗取穴也还是需要解剖骨性标志来确定，针刺过程同样需要了解针下所属脏器，以免误伤。因此，从基础到临床都体现了解剖与针灸经络的紧密相联。

综上所述，中医解剖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早期的临床实践是起过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医学的深入发展，则与医学理论逐渐分离。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解剖的产生和发展显现了不同于西方的某些特征，中西医学彻底分道，进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医学巧妙地回避了自身的短处，充分发挥比类取象、抽象思维的长处，在儒、理、道等各种文化的影响下，一直沿着辨证论治的方向研究探讨疾病的因证脉治，而解剖学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指导作用则逐渐分离与淡化。

参考文献

［1］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难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13.

［2］陈国印.灵枢经新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385-386.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2）

1 突出中医传统特色，中医理论基础坚实

   教书育人，知识传承，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发挥独立思考的能 力，增长灵活运用知识、技能的本领。为此，打 下良好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在我们的本科教 育中，重视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已成为明 确的目标。本教材围绕这一目标和要求，十分 重视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全面系 统、详实准确地介绍了中医儿科学基本理论，即 以中医基本理论为依据，以中医儿科学‘五脏证 治”体系为中心；以外感、乳食、情志、脏腑虚实 等论述小儿疾病的病因病机；四诊合参以望为 主诊查小儿疾病；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审证 求因论疾治病;用四气五味、脏腑归经、制方选 药、内治外治处理各类儿科疾病。充分体现中 医思维方法，运用我国传统的诊治手段处理儿 科疾病，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中医儿科学理论 及防病治病方法的能力。

例如:教材介绍小儿生理特点是脏腑娇嫩， 形气未充，即吴鞠通言：稚阳未充，稚阴未长”。 概括地说明了小儿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其机体 脏腑的形态未曾成熟各种生理功能未曾健全。 脏腑柔弱，对病邪侵袭、药物攻伐的抵抗和耐受 能力都较低。小儿的脏腑娇嫩，虽是指小儿五脏六腑的形与气皆属不足，但其中又以肺、脾、 肾三脏不足更为突出，因此，相对于小儿的生长 发育需求，经常会出现肺常不足、脾常不足、肾 常虚的特点。形气未充，又常常表现为五脏六 腑的功能状况不够稳定、未曾完善。如肺主气， 司呼吸，肺气未充，表现为呼吸不匀、息数较促， 容易感冒、咳喘;脾主运化，脾气未充，运化未 健，表现为食宜细软，饮食不知自节，易患积滞、 厌食、吐泻；肾藏精，主水，司二便，肾气未充，表 现为婴幼儿二便不能自控或自控能力较弱，且 青春期前女孩无月事、男孩无“精气溢泻”。同 样，心、肝二脏也未曾充盛，功能未健。心主神 明、血脉，小儿心气未充，表现为脉数易乱、易发 惊悸。肝主疏泄、主风，小儿肝气未充，经筋刚 柔未济，表现为好动，易发惊惕、抽风。小儿生 理的另一特点是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即《颅囟 经》所谓“纯阳”学说。“纯”指小儿先天所禀的 元阴元阳未曾耗散;“阳”指小儿的生命活力犹 如旭日初升，草木方萌，蒸蒸日上，生机勃勃。 都是对传统中医儿科理论的准确阐释。

再如分析小儿疾病的病因特点为外感、乳 食、先天、情志因素。诊法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 参，但因小儿不能正确表述病情，故四诊之中， 尤重望诊，望其神色、形态、苗窍、斑疹、二便、指 纹等，结合听声音、嗅气味、察二便、问病情、按 切诊等等。在处治疾病的方法上更是以整体观 点为指导，充分运用辨证论治、审证求因的方 法，对于各系统疾病普遍运用脏腑辨证、八纲辨 证等辨证方法辨证论治。如肺系疾病之咳嗽、 哮喘、肺炎喘嗽等，脾系疾病之呕吐、腹痛、厌 食、积滞、疳证等，心肝病证之汗证、夜啼、注意 力缺陷多动症等，肾系疾病之尿频、遗尿、五迟、 五软等。对于以感受外邪为主要病因的外感性 疾病如麻疹、风疹、幼儿急疹、水痘、猩红热、乙 脑等则运用卫气营血辨证和八纲、脏腑辨证相 结合辨证论治。在治疗中运用内治、外治或内 外并治的方法，介绍了经过历代医家证明确有 疗效的治法方剂，尤其是大量采用了张仲景、钱 乙、吴鞠通的经典名方，又荟萃当代医家的临床 。

     2 继承传统中医儿科学理论，创新认识优势病种

    本教材始终坚持继承传统中医儿科学理 论，论生理特点之“稚阴稚阳”学说和“纯阳”学 说，论生长发育之“变蒸学说”等;诊断之察指 纹、面部五色主病等;辨证之八纲辨证、脏腑辨 证等;治疗上除内治法外，擅长应用对小儿确有 疗效的熏洗法、擦拭法、热褽法、灌肠法、推拿、 针灸、拔罐法等外治疗法。通过教学，使同学们 充分认识和掌握中医儿科学基本理论和临床认 识与处理儿科疾病的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指 导临床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教材较之以前的 教材，对有争议的一些传统理论进行了科学的 认识和甄别;对一些古代有病名而论述较少的疾病及随着时代变迁而新发生的疾病，在临床 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和 总结，形成理法方药较全面的创新认识，丰富到 教学之中，既培养了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又对应 用中医基本理论创新认识临床疾患做出了示 范。

例如，对于变蒸学说的论述。由于各家对 变蒸的认识历来不尽统一，造成学术论争不断。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小儿药证直诀》“脏腑 变生次第说”的理角解这里的脏腑当然不能简单 化地理解为解剖学脏器，而应从“藏象”学说去 认识;二是变蒸时到底有没有发热等症状。本 教材结合小儿生长发育特点和国外研究(如盖 泽尔氏的枢纽龄学说)佐证，认为变蒸是我国古 代医家在实际观察儿童生长发育特点的基础 上，运用数量极化思路加以归纳总结，进而提出 的一种婴幼儿生长发育呈周期性显著变化规律 的学说。认为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是 基本正确的，应予肯定。它还可以为我们今天 开展科研提供借鉴，如通过对现代中国儿童的 实际观察总结，编制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婴 幼儿智能发育评估系统，用于大规模筛选检查， 为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服务。同时，以现代中国 正常婴幼儿智能发育水平与古籍中记载的当时 婴幼儿智能发育水平比较，还可以就我们这个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与其他教材相比，本教材的一大特色是在 现代科研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增添了对不少新 病种的中医药认识和处理方法。如新写入了中医治疗具有特色和确切疗效的病种 胎怯。

胎怯，指初生胎禀怯弱之证。本病为新生儿常 见病证之一，现代关于本病的中医研究报道鲜 见。胎怯总因先天未充而患，因而初生便见形 体瘦小，肌肉瘠薄，面无精光，身无血色，目无神 彩，啼哭无力，吮乳口软，毛发黄少等一系列虚 弱证象。认为本病成因总是由于父精不足，或 母体气血供养不充，胎儿在宫内所受滋育不及 所致。病属先天禀赋不足，五脏皆虚，而关键在 于肾脾两虚，治疗以补肾培元为基本法则，提出 用调元散、补肾地黄丸作为常用治疗方剂。开 创了现代胎怯辨证论治方法的先河。

又如对新时期产生或有新认识的中医优势 疾病的增补论述。如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营 养性缺铁性贫血、多发性抽搐症、手足口病、性 早熟等，从概念、病因病机、诊断辨证到理法方 药的全面阐述，突出了中医药的临床特色。引 用现代研究成果论厌食，提出病因一为饮食不 节，喂养不当;二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三为多 病久病，伤害脾胃；四为暑湿熏蒸，脾阳失展;五 为环境变化，思虑伤脾。主要病机为脾运失健。 辨证分脾失健运、脾胃气虚和脾胃阴虚三证，常 用不换金正气散、异功散、养胃增液汤分别加减 变化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为在一段时间内反 复出现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 道感染。常见病因为禀赋不足，体质柔弱;喂养 不当，调护失宜;少见风日不耐风寒;用药不 当，损伤正气；正虚邪伏，遇感乃发。主要病机 为脏腑娇嫩，肌肤薄弱，藩篱疏松，卫外不固，邪 从外受，脏腑失调。分营卫失和邪毒留恋、脾肺 两虚气血不足及肾虚骨弱精血失充三种主要证 候辨证论治，常用黄芪桂枝五物汤、玉屏风散、 补肾地黄丸加减治疗等。这些都是使本课程教 学与时俱进、贴近现代临床的教学内容的充实。

     3启迪学习思路和方法，促进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发展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3）

【关键词】 证理论 《内经》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证又是辨证论治的核心，是理法方药一脉相承的桥梁和关键。它以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藏象理论为基础，指导着临床处方用药。因此，证的研究是关系到中医理论发展的关键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而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内经》中，已蕴涵有证的雏形，并为中医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解剖学基础

医学理论源于对生命体的直接观察，而解剖学方法则是认识人体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便记载着丰富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如《灵枢·经水》篇提出了“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直接倡导解剖学方法。《素问·痿论》提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的观点。《灵枢·本脏》则认为：“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灵枢·肠胃》篇记载了消化道解剖形态、长度，误刺重要脏器后的严重后果等。通过直观察验，凡是脏腑器官实体与其功能联系显而易见者，便被确定了下来，如目视、耳听、鼻嗅、口味功能，肺的主气司呼吸功能、心与血脉的联系以及胃受纳和腐熟水谷、胆贮存和输泄胆汁、小肠受盛化物、大肠传化糟粕、膀胱贮藏尿液与排泄尿液、子宫孕育胎儿功能等等。

同样，对于人体病理的认识亦源于解剖学。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当脏腑的解剖结构发生异常时，人体即得病。如《内经》中关于“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素问·宣明五气》）、“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素问·脉要精微论》）以及咳为肺之本病、水肿病的基本在肾等记载。这些病理阐述，均与脏腑器官自身实物属性密切相关，这就为中医病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解剖学基础。

2 藏象学基础

由于古代科技水平落后，《内经》作者在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中，发现以解剖直观方法认识内脏功能和病理变化，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满足揭示生命的高度复杂性这一医学需求，借用解剖学方法难以建立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因此在此背景下，古代医家转而注重对活的生命体的整体观察，从人体生命活动的生理、病理现象入手把握生命活动的状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手段，充分启用人感知系统的潜能，捕捉生命活动的各种外在征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观察、辨识和分类，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的原理，运用“司外揣内”（《灵枢·外揣》）等方法，找出其共相，判断、推理机体内部脏腑功能所处的状态，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重视功能态的藏象理论体系。这一独特理论体系的建立，使人们对病证的认识也逐渐深入。最初人们仅仅对一些简单的、直观可感的单一症状如恶寒、发热、头痛、腹痛、水肿、出血等有肤浅的认识，对这些症状产生的机制，症状与症状之间的联系，症状与整体病理状态的关系等尚未有全面的认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藏象等基础理论的发展，人们在医疗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病象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地开始探求其内在的机制。如《内经》明确指出了一些常见症状产生的机理，提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等理论。这就为中医学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3 思维方式的影响

《内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其在总结医疗实践经验，建构其理论体系时，大量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整体思维、取象思维、模式思维等社会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对中医证理论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3.1 整体思维 《内经》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认为人与自然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人体的一切生理病理变化都服从于整个自然界有节奏的运动过程，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百骸能够通过自我调节，使人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故《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同时它又强调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体各组成部分虽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成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联系五体、五官、五志等的五大功能系统，并通过经络纵横广泛地分布，以贯通上下内外，运行精气血津液，滋养并调节各组织器官的活动。在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证，其把握的也不是局部病理改变，而是人体整体功能的关系失调，具有整体联系性特征。它既反映了人体内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之间等整体功能关系的异常，也反映了人体与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变化节律的关系失调。它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各生理、病理要素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整体关系异常变化相对稳定的一种模式，如果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则证也会随之变化。

3.2 取象思维《内经》对人体研究不是进行解剖分析，通过脏腑、组织器官的形态结构来把握其功能，而是运用取象思维等方法来探讨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其除了从人体生命活动的生理、病理现象入手把握生命活动的状态外，还取自然社会之“象”，如云雨雷电、日月星辰、花木鸟兽、山川湖泊、社会人伦等，通过“比类”等方法，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在此影响下，中医的许多病证即是根据自然界的物象类比推理得来的。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自然界风性主动，善行而数变，将“风”的这种特性与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进行比类，推论出凡人体疾病中具有走窜不定，眩晕、抽搐、震颤等动摇特性的便是风证，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人们还发现自然界中湿度大的物体其比重较大，其性向下沉降，且“湿胜则地泥”（《素问·五运行大论》），地表湿度大就会泥泞，故认为湿有粘滞重浊的特点，根据对自然现象中“湿”的表浅特征的直观认识，运用取象类比的思维，结合临床表现，认为凡有头重如裹、身体困重等特点的便为湿证等等。

3.3 模式思维《内经》在模式化思维指导下，依据一种抽象出来的理想模型——阴阳五行模型，将生命体的“神机”赋予五脏，并从整体功能关系角度，将复杂的生理机能系统，整合为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五大类，即心功能系统、肝功能系统、脾功能系统、肺功能系统、肾功能系统五个功能系统。“心”、“肝”、“脾”、“肺”、“肾” 并不等于西医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脏器实体，只不过是这五个功能系统的符号、代码［1］，生命活动就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的。这种理念、思路和方法也贯穿于对病证的研究，每个证都是医家对一组病象进行理性加工后产生的一种思维模型，这种证模型不同于现代西方的解剖病理原型，而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影响下，从功能、关系虚体出发建构的一种整体功能失调的关系模型，是中医特有的识病模式。

4 证概念的抽象形成

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内经》中逐渐形成了证的某些雏形，如阴盛、阳盛、阴虚、阳虚、气盛、气虚、湿盛、胃中寒、胃中热、脾气虚等等，并初步形成了辨证论治的概念，如《灵枢·本神》所云“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即是。同时还根据五脏六腑的不同功能分析疾病的不同表现，进行脏腑辨证。如《素问·咳论》提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说明咳嗽有五脏咳证、六腑咳证之分。同时还根据临床表现不同分析归纳得出不同的证，如“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由此可见，《内经》已注意到许多病象的出现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当时盛行的一些哲学思想影响下，根据“藏居于内，形见于外”（《类经·藏象类》）的理念，分析归纳上述病象，从患者的外象来推论“证”，得出了不同的病证模型。《素问·痹论》的皮痹、脉痹、肉痹、筋痹、骨痹，脏腑诸痹以及行痹、痛痹、著痹等，即是从病位、病因对痹病进行辨证。此外，《风论》《痿论》等篇，均可以看作是脏腑辨证的开端。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内经》对证的认识还较粗浅，尚缺乏病证的系统性和病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2］。

随着医学理论的发展，后世医家在《内经》基础上发现有些症状总是相伴出现，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受凉感冒后，除有咳嗽、气喘等呼吸功能失调的肺部症状外，往往还有恶寒、发热的皮毛症状及鼻塞、流涕等鼻部症状，经某一方药治疗后，在肺部症状好转的同时，皮毛与鼻部症状也随之消失。当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停留于感性认识上的局限性，于是开始进行理性思辨，探求其内在的规律，认为这些组合症状必然与体内某一脏腑组织的功能失调有关，最后根据症状出现的解剖部位、官窍与五脏的对应关系等，推论出这些症状是由肺的功能失调所致。同样，当人们观察到纳呆、腹胀、腹泻、腹部冷痛、四肢欠温等症状同时出现时，推论出是脾的功能失调；发现胁痛、烦躁易怒、善太息、手足蠕动、某些目疾等同时出现时，认为是肝的功能失调。随着经验的大量积累，人们不断地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将有着内在联系的某些症状有机地组合起来，以使其上升为理论，进一步普适化。这样在当时先进的整体思维、取象思维、模式思维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具有内在联系的症状进行理性思辨，探求其内在的机制与规律。人们把观察内容中的“共相”提取出来，使这些处于感性认识的病象，进一步理性升华，建立理论，即形成了中医学特有的识病模式——“证”。

因此，中医证的概念就是在《内经》理论基础上，经后世医家又进一步演绎发挥而逐渐形成的。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4）

根据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解剖生理学的相关知识，笔者认为，脏腑之阴阳，即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是脏腑阴阳学说的解剖生理学基础。由于脊髓节段神经分布的特点，有的脏器出现功能异常，植物神经系统对该脏器进行调整时，由于定位以及神经分布的特点，结果就会导致“多脏器调整”。多脏器调整是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生克乘侮理论的解剖学基础。

1 相关解剖学知识

1.1 脊髓节段、内脏植物神经与脏器解剖关系见图1。

1.2 内脏感觉的特点内脏感觉存在以下特点：内脏对刺激的定位性差，故内脏的定位感是不准确的。内脏对牵拉、膨胀和冷热刺激敏感，而对切、割等刺激不敏感。一般认为内脏感觉的传入途径分散，即一个脏器的感觉，可经几个脊髓节段的脊神经传入中枢，而一条脊神经又可包含几个脏器的感觉纤维［1］。

2 阴阳学说和植物神经功能的诸多相似之处

2.1 相互对立

2.1.1 阴阳相互对立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阴阳两方面的相互对立，主要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消长。在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下，阴阳两个对立面，不是平静和互不相干的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是阴阳不断地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推动着人的生长壮老的变化［2］。

2.1.2 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相互对立大部分内脏器官均接受双重神经支配，而且其效应往往是相反的。如交感神经系统促进心脏的活动，而副交感神经则抑制心脏的活动。

2.2 相互消长

2.2.1 阴阳相互消长阴阳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始终处于“阳消阴长”和“阴消阳长”的运动变化中。在正常情况下，这种阴阳消长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如果这种“消长”关系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能保持相对平衡，就会出现阴阳某一方的偏盛偏衰，在人体即是病理状态［2］。

2.2.2 交感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相对消长当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相对地占优势，这时胃肠活动加强，消化液分泌增加，从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同时心搏减慢、减弱，血糖降低，瞳孔缩小，这些都有利于机体能量的贮备。

2.3 相互转化

2.3.1 阴阳的相互转化阴阳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其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2］。

2.3.2 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功能的相互转化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如在胃肠的紧张性已经很高时，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将不再引起兴奋而是起抑制作用；而在胃肠的紧张性已经很低时，则交感神经的冲动将对它起兴奋作用。这说明自主神经的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所支配器官本身机能状态相关联的。

3 讨论

综上所述，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交感、副交感神经系统功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可以用阴阳两方面来加以概括说明。人体脏腑组织的阴阳属性，就大体部位来说，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外侧属阳，内侧属阴。就体内脏腑来说，六腑属阳，五脏属阴；上部的心肺属于阳，下部肝肾属于阴。具体到每一个脏腑，又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总之，人体上下、内外各组织结构之间，以及每一组织结构本身，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都可以用阴阳来加以概括说明［2］。

笔者认为，脏腑之阴阳，即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动态平衡作用，即：使脏腑功能增强、血流加快为阳，反之为阴。植物神经系统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是脏腑阴阳学说的解剖生理学基础。

人体对于疾病是一个不断自我侦测、自我调整的过程，因此，调整是机体对付疾病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这种调整主要是通过植物神经系统自动完成的。

神经系统对脏器的调整是基于以下两点实现的：①内脏的病变是通过植物神经自动侦测和自动反馈的；②机体对病变脏器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植物神经系统自动完成的。

由于中枢神经对病变脏器的定位不准和脊髓节段神经分布的特点，如交感干、同一节段支配多个脏器，多个节段支配同一脏器、神经节转换神经元等，一旦有的脏器出现功能异常，植物神经系统对该脏器进行调整时，就会出现对多个脏器的调整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多脏器调整”。多脏器调整是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生克乘侮理论的解剖学基础。

多脏器调整的结果，使得本来功能平衡正常的脏器变得不正常（功能增强或者减弱）。笔者认为，多脏器调整是中医五行学说生克乘侮理论的解剖学基础。当某一脏器出现功能异常，比如虚或实（功能的强弱），机体本身就会对这一脏器自动进行调整。

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六腑因为担负着日常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主要任务，因此，更容易影响到机体的阴阳平衡，六腑功能的改变对机体阴阳五行平衡影响更大、更明显。当然，多脏器调整虽然对机体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令机体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如果调整过度，则会导致各种病理现象。例如，当胃肠功能（暂且简单的以功能论）不足时，植物神经就会对胃肠功能进行调整（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以加强其功能，这种加强包括增加胃肠蠕动和促进血液循环，与此同时，抑制了心脏功能，加强了肺功能。按照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心功能被抑制则表现为心血不足，会导致血虚无以滋养于脾，致脾气虚弱，表面上看，是脾气虚弱导致的胃肠功能下降。实际上，是因为胃功能虚弱，植物神经对其调整的同时，抑制了心的功能，与此同时，加强了肺的功能。可以理解为金（肺）反侮火（心），同时对肝脾肾都有影响，从而打乱了五脏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产生了五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现象(见图2)。

因此，机体的“多脏器调整”是脏腑疾病相互影响的基本原因，也是这一中医理论的解剖学基础。一旦机体自身无法调整到正常的状态，就会呈现出各种中医所讲的病理状态则需要人工参与此种调整的过程—中医治疗。

所以，中医治疗是植物神经级别的调整治疗，其先进性和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5）

1中医学身体观的内涵

“身体观”就是对于身体的认识和看法。身体的内涵，远非肉体所能概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都并非是简单的解剖学所见脏腑组织器官的总和。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常常渗透进了中国人以身体为视角对于生命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理解。简言之，身体成为了古人理解传统文化生命观、宇宙观的一个重要载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与“观”两者往往是渗透交织在一起的，身体中渗透着传统文化的观念，观念又在反向重塑和巩固身体的内涵。可以说，身体并非是静止的，其中夹杂着生命个体对自身与宇宙的体验，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观念对身体的塑造和改造。身体总是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而呈现出变动的内涵。因此，我们很难单纯地从文献论述中去剥离身体与观念各自清晰完整的内涵和外延，如果为了表述的方便而简单地从“身体观”中去区分身体与“观”，我们可以把“形神统一的生命躯体”作为身体的论述基点，把围绕这个基点所产生的生命观、宇宙观统称为基于身体基础而产生的“观”。

中医学身体观，是中医学对人体生命的综合认识。身体作为医学立论的基础和最终落脚点，与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等其他领域的身体观相比较，传统的中医学身体观更加注重对“形神统一生命体”本身的关注，即更加注重对构成生命躯体各基本要素的关注，如脏腑、形体官窍、精、气、血、津液等等。传统文化其他领域的身体观往往把个体生命的身体作为一个既定的、无须详尽阐发的整体，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个体生命与自然、社会间的关系，个体生命间的关系，以及处理各种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或者说，对观念的论述要远远大于对身体本身的讨论。医学则把对身体的讨论作为基础，在讨论的过程中既借鉴和体现了传统文化各领域所共有的一般身体观，又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影响了传统文化一般身体观的内涵与发展。或言之，中医学身体观的内容既包括中医学所特有的对身体生命本身的认识，如脏腑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等等，又包括对传统文化一般身体观的理解和融入，如对身体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的论述等等。而且，传统中医学对身体的理解与诠释，又影响了整个传统文化对身体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整个传统文化对身体结构及功能理解的基础。例如，《二程遗书》中云：“医者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以中医学对身体手足之感受来探讨理学中“仁”之内涵以及人与天地万物之关系。

2中医学身体观的特点

2.1天人相应，贵在和合：时空的身体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对各种关系的阐发，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是传统文化不同侧面所论述的重点。而且在阐发这种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擅长以身体喻事，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身体哲学。

生命个体处于宇宙时空之中，身体亦成为宇宙时空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中有一种类型是盘古身体的各部分形成了宇宙中的万物，可见早在远古人类的思维中，人的身体便与宇宙相类。葛兆光把这种中国古代思维称作“同源同构互感”。正是源于这种思维，透过身体以洞悉和表达宇宙时空的演变，成为了传统文化身体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二程外书》有云世之人务穷天地万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脏、六腑、毛发、筋骨之所存，鲜或知之。善学者，取诸身而已，自一身以观天地。“这种特征在中医学身体观中亦有鲜明的体现。中医学把个体生命放置于时空运转之中，密切关注时空变化对身体的影响。未病则注重不同时空环境中的顺时因地养生，已病则关注不同时间地域对身体的影响而制定个性化明显的治疗方案。中医学的这种身体观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时空的身体观”，在身体内的脏腑中这种特点尤为明显。恽铁樵亦因此把中医脏腑称之为“四时的五脏”，其云故《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所以说，源于时空观念而建构的五脏的部分特征，决定了五脏恰如是一种功能模型，着重于阐发身体比拟于时空之流变而产生的各种演变。

中医学身体观的这种特点是中医学身体观的最根本特点。正是围绕这种时空化的身体，围绕时间和空间所呈现出的变动不居，个体生命才被赋予了极强的变易性与仪式性、规律性与可预测性。

2.2天道周行，如环无端：循环的身体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体常常是类比于天地“大宇宙”的“小宇宙”，宇宙的运行变化规律在人的身体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这一点在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非常明显。

在古人的宇宙观中，日月星辰等天体作环周循环运动。“天道环周”思想是古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所作的概括，指出这种发展变化是一种周流不息的环周运动。类比于人体，正常的生命现象中也应该存在类似的坏周运行规律。例如，《灵枢·经水》云：“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292经络系统中十二经脉的经气流注从手太阴肺经开始，依次流注至足厥阴肝经，再传至手太阴肺经，首尾相接，如环无端。就五脏而言，依五行相生而形成的五脏相生理论，亦是一种环周式的资生和促进。

再如，气血律液的运行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环周运动。以气之运行为例，《灵枢·脉度》有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气运行不息，如环无端，终而复始。

2.3体用兼备，重在释用：功能的身体

传统中医学对身体的观察既关注身体各部脏腑组织的形态，更注重对其功能的阐发，可谓体用兼备，但更重在阐释其用。诚然，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解剖学意义上的形体观察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逐渐处于次要的边缘位置，甚至中医学中许多对身体功能的阐发丝毫不是建立在解剖的基础上，但若据此而否定解剖在中医学身体观中的地位，无疑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有意思的现象是，解剖所见的身体在中医学理论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小。例如，宋代《宾退录》中记载：“王莽诛翟义之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说今不传”。比对王莽解剖之事与《黄帝内经》，便可知中医经脉理论构建之初不可能源于解剖。若是源于解剖，则不可能直至王莽时依然把血管错以为是经脉。王莽所做并非是医学实践精神之驱使，而是类似于古代常见的戮尸惩罚。这与《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商纣王“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的行径相似。

推之于脏腑，亦是如此。例如，《礼记正义》载：“郑驳之云：《月令》祭四时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如郑此言，五行所主，则从《今文尚书》之说，不同许慎之义。”祭祀所用之牺牲与解剖密切有关，中医不取此种五行脏腑分类，亦说明了中医对脏腑的关注重点不在于解剖，而在于对功能联系的表述。至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依然认为《素问》所载脏腑之重量、长度等，“其言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未见”。可见《黄帝内经》以降所论脏腑之形态很多时候是一种基于功能而作的推测，而非解剖。

与解剖所见的身体大相迥异的是，对身体功能的阐发成为了中医学身体观的主流。以中医脏腑为例，传统中医所言五脏的功能常常是现在我们解剖学意义上几个脏腑组织器官共同表现出来的功能状态。

2.4内外相系，各部相连：联系的身体

上文已叙，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身体是时空的身体、循环的身体、功能的身体。时空身体所表达的是身体与时间、空间的密切相关性，循环的身体所表述的是在天人相应的基础上依据天道运行规律而确定的身体内部运行规律，功能的身体所强调的是中医学对身体的关注重点在于身体各部协调所表达出的整体功能效应。简言之，以上所述中医学身体观的三种特点都是在表达身体与相关联的事物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者是身体内部的诸多联系。时空的身体、循环的身体表达的是身体与宇宙时空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功能的身体表达的是身体各部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可以“内外相系，各部相连”概括这种身体内外的联系，称之为”联系的身体“。可以说，联系的身体是对以上时空的身体、循环的身体、功能的身体的概括。

任何医学都不可能把身体各部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即使相对孤立的身体各部的单独研究最终也要放置于身体的整体环境中进行综合研究，考虑身体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协同作用机制。现代医学的发展也越来越把这种研究趋势推向细致。所以说，我们常以整体观念作为中医学的特色是不准确的，强调人自身是一个整体，不是中医学所特有的。只能说，中医学建构与认识身体整体性的方式方法是有别于其它医学的，是中医学的特色。这种特色集中体现在把身体所表现的整体正常生命功能与病理反应变化划分为几个大的类别，以高度凝练的符号化术语加以概括。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6）

中图分类号：11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546－03

大脑萎缩、痴呆及智能减退(或下降)，属中医脑萎、痴呆、健忘、郁证、癜证、失眠、眩晕等病范畴。以智能改变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在中医统称神志病。远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心疾、首疾等疾病的记载，提示当时对神志病已有认识。中医学的“神志”应包括意识、智能和精神等行为，而智能等生命活动是通过脏腑的功能来完成和实现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智能与祖国医学中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灵枢・本神》指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后脑髓生。”“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充分说明了“神”是物质基础上表现的功能活动。这种活动，将随生命的终止而消失，如《灵枢・天年》：“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由此可见，祖国医学所说的精神活动，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精神是物质实体的产物，与躯体关系密切。

1　脑系是智能的物质基础

脑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机能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素问・刺禁论》有“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的告诫。脑为髓之海，髓属阴。脑为“真气之所聚”(王冰)，真气属阳。阴为体，阳为用，保持其统一平衡，才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以气血而论，脑赖气充，“气乃神之祖……气者精神之根蒂”(《脾胃论・省言箴》)。又赖血养，目视、足步、掌握、指摄等都是气血养于脑和脑神作用的结果。所以说，脑神的正常功能发挥，有赖于脑系之气、血、阴、阳的对立统一平衡。

所谓脑系，是指脑的功能发挥及其解剖生理联系的系统而言。有关脑系的组成，《灵枢・骨度》说：“头之大骨围为二尺六寸。”“颅至顶一尺二寸。”《素问・五脏生成论》有“诸髓者皆属于脑”的论述。《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至风府。”说明了髓在人体深部及其对生命活动的重要性。脑在颅内，上至头盖骨，下至风府，与脊髓相通形成一个系统。古人对脑－髓－脊髓为脑系的解剖生理基础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不是主观臆测，而是来自当时的解剖度量，说明中医关于脑的理论是建立在当时的实验水平基础上，虽然是粗糙的，但却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其次，经络是构成脑髓气血运行的通道。《灵枢・大惑论》云：“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另外《灵枢・经脉》云：“足少阴经……其直者，从巅入络脑，下项挟脊抵腰中”，这是说，“肾生髓”，是脑为髓海的生理基础。又如：“督脉贯脊，上至风府，人属于脑”，风府以下是脊椎管，骨内之髓，是为骨髓，古人已认识到骨髓原与脑髓相通。由于“督脉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起着输送精髓充实于脑和总督诸阳气于脑，从而成为精髓与阳气升降出入于脑的通路。另外《灵枢・经脉》云：“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日维筋相交。”《医林改错》也说：“人左半身经络上头面而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而左行。有左右交叉之义。”这里的“维筋相交”、“左右相交”理论记载，确实符合脑系经络传导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关于神经系统“椎体交叉”的事实，只不过是中医的认识要比西医早得多。

2　智能为脑所主　分属五脏　与心的关系最为密切

从古至今，智能的解剖定位一直有争议。古人早就认识到神志活动与脑有关。中医对脑的认识有过激烈的争论和认识上的分歧。文献证明，心、脑主神说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息过。目前有心主神明、脑主神明和心脑共主神明3种观点。人类对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主宰着人的意识、感知、思维、情感、意志、智能、记忆等精神活动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奥地利医生F・J・Gall预言精神过程是由脑完成的，由此才逐渐明确。

《医宗金鉴》曰“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脑为十二官之主，能统领五脏六腑。脑之所以能正常工作，有赖于脑髓的充养，神明的主导。《素问集注》曰“诸阳之神气，上会于头，诸髓之精，上聚于脑，故头为精髓神明之府。”《医述》云“脑为髓海……脑髓纯者灵，杂者钝，耳目皆由心颤令，故聪明焉”，脑以清灵为其性，脑清则神识清明，主持有度，灵动机敏。《医林改错》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也。”“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说明王清任已认识到脑具有记忆、听觉、视觉、言语等功能。《颅囱经》云“太乙元真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得诸百灵，以御邪气，陶甄万类，以静为源”，阐述了胎儿十月，气足成菜，脑为主宰的理论。程杏轩在《医述》引《会心录》曰“夫六府清阳之气，五脏精华之血皆会于头，为至清至高之处，故谓人之元首，至尊而不可以犯也。……盖脑为神脏，谓之泥丸宫而精髓藏焉。人生精气实于下，则髓海满于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脑藏髓，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以上论述都说明了脑神地位的重要性，处于至尊的地位。近年来程昭寰教授明确以“脑为元神之脏”之论，更是脑主元神理论在现时代医疗实践中得以证明、发扬的体现。脑神总领众神的作用，只有脑髓充盈，脑神得守，才能发挥其主导神明的作用，人体生理活动才能得以正常，正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这就是《内经》中所提到的“神机”的概念。《内经》将自身固有“主宰之神”的含义，与医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神机”这个概念。神机即神的功能活动，认为人的心理及行动等皆是神机所发。神机为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与神之用的概念其义相同，其意义均类似于神。以此为据，《内经》又常将“机”字省去，单以“神”代表人体内生命造化之机，如《灵枢・天年》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檐，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以胚胎的生命能力为“神”，决定胎儿生死及其发育；《素问・汤液醪醴论》：“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神不使也。”以脏腑气血正气为神，正气衰败则治疗失据而无能为力。脑元神为生命之主宰，“决定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得神者冒，失神者，疾病之所以不治，主要由于‘神不使’(《壶天散墨》)”。当中的“神”均不离“神机”本义。

生命是有机的整体，精神活动与五脏六腑相关，这样的认识在《内经》中反复多次提到。“神”的活动，在《内经》中是以“五神”和“五志”分属于“五脏”，与心的关系尤为密切。《素问・宣明五气论》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所谓神、魂、魄、意、志，统称五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即五志。后世在“五志”的基础上，发展成喜怒悲

思忧恐惊七情学说。上述的“五神”与“五志”，为精神活动提供理论解释。《灵枢・本神》曰：“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之所忆谓之意，”“心之所之谓之志。”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认为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各脏腑生理活动的反映，因此把神分为5个方面，分别与五脏相应。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与五脏都有关系，但与心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后来的研究中，美国科学家发现心脏分泌心钠素(ANF)，对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有重要影响。

《内经》中关于精神活动的学说，脑与心神合一观，把精神活动与五脏六腑以及整个生命活动联系起来，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全面的理解。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表现在五脏，脑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我国对精神思维的认识，并非停留在心之官则思和五脏藏神的阶段，而是不断深化，逐渐明确脑的功能是精神活动。现代医学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属于大脑的生理功能，是大脑对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内经》强调形神合一，虽然认识到脑主精神的功能特点，但并没有系统完整的归属于脑本身，而是分属于五脏功能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心的关系最大。近年来，我国科学家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研究，发现心脑以最优化的协作方式共同参与思维活动。

3　影响智能的因素　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7）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12-0077-02

中医学是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而形成和发展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十道九医”的说法提示“道”与“医”关系密切，道家思想对中医局部望诊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形神之论促使中医重视望神、望形态

作为先秦时期道家学说创始人的老子和庄子，都强调了“神”的作用，追求形神俱存，形神相依，并把形神相依作为生命存在的基础。庄子主张“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庄子•刻意》），汉朝的淮南子则继承发展了上述观点，如《淮南子•原道训》：“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进而提出了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中医经典之作《黄帝内经》受到这种哲学观点的熏陶，认为人体是“形与神俱”、“形神合一”的整体，“失神者死，得神者生”。如《素问•卷第一•上古天真论篇第一》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阐述了人体形与神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中医望诊极其强调望神、色、形、态，通过局部望诊诊查人体各部神的情况，如望目观眼神、望舌观察舌神等，并将面色、目、精神、意识、思维、呼吸、活动等大量各个局部望诊的内容综合分析，得出人体整体神的状态结论，如望到面色白而无光泽，两目晦暗，呆钝不灵为失神；两目乏神，面色少华，为少神的征象。

2精气神学说拓展了局部望诊的生理及病机阐释

精、气、神是一种古代哲学概念，指形成宇宙万物的原始物质，《老子》中就已提出“精”与“气”，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管子》则提出精气为万物本源，书中有精生“五谷”、“列星”等万物的观点。如《管子•水地》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管子•内业》言：“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可见，精气神作为人类生命要素的观点，早就出现在《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著作中，是道家理论的核心内容。

道家的精气神之论对中医学精气神理论体系及其它重要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黄帝内经》中已有关于精、气、神内容的丰富记载，因《黄帝内经》诸篇先后著成于先秦与汉代，故此其精气理论的创建，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受到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渗透和影响”。“精气学说作为对物质世界本原的解释，渗入到研究人体生命变化的中医学理论中来，对《内经》的自然、人体、生理、病理、养生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其精气生命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中医认为，精有形为生命本原，气无形为生命的动力，精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神为生命的主宰及体现，也即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精神活动，人体的精神心理活动是以心为主的五脏之精气及其运动为基础产生的”［2］。而精气观念又是藏象理论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促成了“肾藏精”这一重要命题的产生。一般来说人体精、气、神正常，则身体健康；若精、气、神任何一方出现异常，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临床上了解就诊者精、气、神充沛与否，是中医诊断学局部望诊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诊察内容。如观察到就诊者耳轮肉厚而润泽，耳聪目明，骨骼坚实，生长发育、生殖机能正常，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是为肾精充足；如见小儿头形过大或过小，为先天肾精不足。见就诊者面色红润有光泽，舌色红活明润是心气充足；鼻涕润泽鼻窍而不外流，皮肤柔嫩、光滑、毛孔细致是肺气充足；如见面色萎黄，大便稀溏，口涎自出，崩漏肌衄，苔腻，则为脾气虚弱，脾失健运。见口张不闭，为肺肾之气将绝。见神志清楚，两目精彩，呼吸平稳，语言清晰，面色荣润，肌肉不削，动作自如，反应灵敏，是为得神；反之，可能是少神、失神等；见舌色红活明润，运动灵敏是为舌有神，反之为舌无神。见双眼瞳神散大，为神的散失等。

3脏腑功能理论促进了局部望诊的脏腑定位诊断

中国古代道家认为：人体由脏腑组成，脏腑是人体功能的承担者，五脏与人体情志活动密切相关；五脏功能正常，则人体健康，五脏功能受损，则人体患病。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成象第六》中有：“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神谓五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肾藏精与志，五藏尽伤，则五神去矣。”道家的脏腑论和五志对应五脏的思想，对中医藏象学说、五脏与情志的关系的形成影响深远。如学者提出《素问•宣明五气篇》和《灵枢•本神篇》所说的五脏藏五志是一致的［3］；而《庄子•外物》说：“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提出心有感知的功能，此说影响到中医“心藏神”理论的产生；道家提出精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后来成书的《黄帝内经》提出了肾主持人体生命生长、生殖、发育的理论，成为后世医家提出“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渊源［4］。所以在道家脏腑功能理论对促成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促成中医思外揣内、见微知著诊断原理的产生、进而最终形成中医的脏腑辨证，脏腑定位诊断功不可没。临床通过观察局部表现，可以测知五脏气血阴阳的盛衰。如见面色萎黄为脾气虚；肌衄日久，面色浅淡为脾不统血；耳道流脓黄稠，为肝胆湿热；大便完谷不化日久，属脾肾阳虚；面色青紫，为心阳不足，寒邪凝滞之心脉痹阻；舌尖色红，多为心火亢盛等。

综上所述，中医局部望诊形成和发展，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把握这一点，有利于正确理解及阐释中医局部望诊理论体系，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寨华，于峥，杨威.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发展及其在《内经》精气理论构建中的作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2）.

［2］杨梅，王寅，胥筱云，等.中医精气神学说与傣医五蕴学说的比较［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5）：4.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8）

1中医眼科理论

中医认为,眼部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五脏六腑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中眼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灵枢•大惑论》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之血气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眼睛与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有着广泛的联系,脏腑经络失调,精气不能上荣于睛珠、神膏、视衣、目系等部分,易患眼病。筋骨肌肉气血,又分属于五脏,所谓“眼通五脏,气贯五轮”,中医治疗眼底是根据“五轮八廓”脏腑、经络并结合四诊八纲,将眼的各个部位与全身脏腑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辨证施治。中医临床治疗使用中药、针灸、点穴、按摩等方法是独特的,是西医所不具备的。眼部与人体全身息息相通,“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通过对眼部不同部分形色的诊断,就可知人体脏腑变化,《审视瑶函•五轮不可忽论》说:“脏有所病,必现于轮,……大约轮标也,脏本也,轮之有证,由脏不平所致。”故针刺身体有关部位的穴位可治眼病,针刺眼部穴位,也可治疗人体有关方面的疾病,尤如“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医易同源,中医合理地应用了周易理论指导实践,也为周易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医学阵地,促进了周易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使中医理论更富有全息统一、整体协同的特色。中医学中有很多世界上其他医学体系无法企及的东西,本身就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2西医眼科理论

西医认为,眼是由多层次、多性质、多功能的不同组织所构成,眼的组织结构细微,基础理论包括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免疫等方面。眼是由眼球及其辅助器官以及有关的血管、神经构成的复杂结构,位于眼眶中。眼接受外来光的刺激,通过视觉传导,将光的冲动传至大脑半球的视觉中枢,而引起视觉。眼科病理学是以实验研究及结构变化为主的“细胞病理学”,细胞病理学说是1958年德国病理学家创立的理论体系,它是以局部定位观点为指导的,认为“一切病变都是细胞的病变”,当手术后或眼外伤恢复期时,需要更多的能量修复。眼睛的能量直接来源是三磷酸腺苷的分解,能量的基本来源是糖、蛋白质、脂肪在体内的氧化分解,根据生理需要转化成机械能、生物电能、化学能。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过程,所伴随着的能量释放,转移和利用称能量代谢,通过消化、吸收,在神经系统和体液因素的调节下,互相配合,协调进行。今天,随着仪器精度的提高,眼科临床日益精细化,准分子激光手术已经普及,StephemKwok在《眼科生物力学》一文中指出:“(21世纪),手术效果应建立在眼组织生物力学知识之上,逐渐地达到分子工程学技术水平,利用局部组织张力的力学特性来矫正局部组织条件。”[1]正是由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免疫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使人工晶体普遍使用,使人工角膜在体内存留的时间较前延长,人工眼的研究也已集中在视网膜、视神经和枕叶皮质刺激器3个方向。这些是中医所无法企及的。

3眼科中西医基础理论的差异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9）

时间生物学(chronobiology)是研究生物现象与时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在自然界中,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生命活动均呈现节律性,具有周期和振幅等特征。《子午流注针经》为我国现存最早较完整的时间针灸学专著。古希腊哲学家aristotle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动物活动的周期性,hippocrates 在其著作中也有关于医疗和季节关系的描述。跨时区旅行的jet-lag、“三班倒”等问题均引起学者对生物节律研究的兴趣。有些科学家还从某些生物活动是按时间的变化而进行的事实,得出了“生物体的活动具有时间上的周期性的节律”这个推论。

1 《内经》藏气法时思想是时间医学的最好例证

1.1 《内经》藏气法时思想的内涵

《内经》藏气法时思想即五脏之气,象法于四时,又有“五藏应时”的说法。具体来说,是人体内在的脏腑生理机能,与外界时辰季节具有同步的相应性变化。其内容包括“肝应春”、“心应夏”、“脾应长夏”、“肺应秋”和“肾应冬”。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时仅把它作为一种人体与自然相关的生理现象来研究。笔者认为,中医学对藏气法时的认识远远超出了藏与时相关这样一个朴素的认识,而是欲从时间结构的角度认识人体生命,以解释各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规律形成的本质和基础。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同时相中人体生理机能变化表现于外的状态的观察和分析,来认识和探讨内在脏腑的实质。这是中医学与从空间结构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西方医学的最主要区别,也是形成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

1.2 “藏”和“时”是生物信息转导系统

“藏”和“时”相应体现了人体脏腑功能的一定规律,“时”为外在的激发源,“藏”为内在的接收靶点,两者的相应性活动是有序又有质的生理效应过程。这与既有物质基础又能体现生物整体工作方式的生物信息转导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以往松果腺冬夏对性腺调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松果腺与甲状腺的关系中研究肾与冬时相通相应的神经内分泌和细胞信息转导系统,并从信号分子之间的相关性变化中探讨机体整体功能状态工作方式,阐述中医学用藏与时相应归类脏腑功能理论,这在目前脏腑实质研究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对揭示中医理论从多因素多层次统一认识生命过程的本质规律、深化中医基础理论中脏腑实质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2 基于“肾应冬”理论的“肾主骨”研究

2.1 肾本质的研究

笔者选择肾系统来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肾“藏五脏六腑之精”,在脏腑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肾本质的研究方面,沈自尹院士及其研究组大量研究证实,肾阳虚的发生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性腺、甲状腺、肾上腺)不同层次的功能紊乱相关[1],这表明,中医的肾与上述三个轴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程世德教授提出“四时五藏阴阳”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并强调人体是以五藏为中心的外应四时阴阳、内合六腑、五官、五体、五华等组织器官的五大功能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2]。

笔者曾根据中医学“肾主生殖”的基本功能,研究了性腺轴在冬季的相应性变化。由于中医肾除了“主生殖”外,还有“主骨”的功能,因此,笔者选择了对骨的新陈代谢、脑发育具有调节作用的甲状腺为依托,进一步对“肾应冬”的生理机制进行研究。甲状腺轴由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组成。研究证实,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对骨代谢具有广泛的调节作用,在成骨细胞膜上存在t3受体,还能影响破骨细胞的活性和数量[3-5]。这与中医“肾主骨”的特性极为相符。

2.2 《内经》关于“肾主骨”理论的论述及研究

“肾主骨”理论最早由《内经》提出,《素问·宣明五气》云：“五脏所主,……肾主骨。”“主”,有主持的意思。“肾主骨”包含肾主养骨骼以及二者生理功能方面的联属关系。《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肾者……其充在骨。”骨骼起支持人体的作用,为人身之支架。骨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主要是依赖于骨髓的营养。骨髓由肾精所化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肾生骨髓”,“肾充则髓实”,提出髓的生成为“肾主骨”提供了物质基础,肾所藏之精、所主之液可化生骨髓,骨髓又滋养骨骼的生理关系；同时还指出了肾主骨在病机上的相互影响,如果肾精不足,则会出现骨骼病变。《素问·金匮真言论》曰：“藏精于肾,……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灵枢·本神》曰：“精伤则骨酸痿厥。”反之,骨骼的病变可以伤及骨髓,累及肾。亦即是说,骨的发育或虚损与肾有关。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提出筋骨的鼎盛时期,女子在28岁,男子在32岁。现代研究证实,骨矿含量最高的年龄为30岁左右,此后随年龄增大逐渐减少[6]。

中医学脏腑的概念是集合了解剖学、生理学及病理学的一个综合的概念。中医学对肾的功能定义可以概括为解剖学意义上的肾脏的功能,同时作为广义的综合功能意义上的肾,具有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等功能,即包括了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乃至于神经系统的功能。中医学中“肾”的上述两方面功能均与骨代谢的调节有关。因此,肾主骨理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解剖学的肾脏对骨代谢的影响,其实质主要指肾脏1α羟化酶的活性及肾脏对钙磷代谢的调控；二是广义上的肾即包括下丘脑-垂体-靶腺轴不同环节、不同层面功能的概括[7]。以上两种中医学“肾主骨”理论的认识是从20世纪80年代黄铎香、梁德任等发展起来的[8-9]。

3 从时间医学探讨“肾主骨”理论研究深化了中医藏象的研究工作

虽然从理论上对中医基础理论中藏象概念的时间构成已经受到关注,但从实验实证性研究上仍比较欠缺。笔者认为,应从整体调控思想出发把中医理论体系的传统思维模式融入实验设计和研究中,从多因素多层次对生物整体调控信息转导系统的实验研究中,以肾应冬时生理机制的研究为切入点,对中医藏象既基于实质器官又高于实质器官,以“时”测“藏”的内涵进行探讨。以往中医学主要以病理推生理,以药物作用推测脏腑功能的方法来研究藏象；而上述方法的特色在于直接对正常生理状态下维持协调整体动态平衡状态的机理进行研究。这种把整体信息转导观念和松果腺与下属靶腺及细胞信使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在国内外都尚属刚刚起步。

【参考文献】

[1] 沈自尹.从肾本质研究到证本质研究的思考与实践——中西医结合研究推动了更高层次的中医与西医互补[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0,(4)：4－7.

[2] 程世德.内经理论体系纲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45.

[3] abu eo, bord s, horner a, et al．the expression of thyroid hormone receptors in human bone[j].bone,1997,21(2)：137－142.

[4] allain tj, yen pm, flanagan am, et a1. the isoform-specific expression of the tri-iodothyronine receptor in osteob1asts and osteoc1asts[j].eur j clin invest,1996,26(5)：418－425.

[5] allain tj, chambers tj, flanagan am, et al. tri-iodothyronine stimulates rat osteoclastic bone resorption by an indirect effect[j].j endocrinal,1992,133(3)：327－331.

[6] 唐世技.浅析肾主骨理论与原发性骨质疏松[j].中华中西医杂志, 2003,4(9)：22－23.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10）

【关键词】 类比思维； 中医； 基础理论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 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 ：（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 （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 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 对藏象理论的影响 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 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 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淫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 对病因理论的影响 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淫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 对治则的影响 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 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中医五脏基础知识篇（11）

中图分类号:n04;h059;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0)05-0040-06

the origin and translation of “zangfu” as chinese medical concepts

lan fengli liang guoqing zhang weihang

abstract: zangfu is a pair of specific concepts in chinese medicine, whose available translations include viscera and bowels, solid organs and hollow organs, depots and palaces, yin organs and yang organs, yin viscera and yang viscera, zang organs and fu organs (orzangfu organs), zang viscera and fu viscera (or zangfu viscera), etc.

based on available translations of “zangfu” from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orpus of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we think “depots and palaces” is the best translation for “zangfu” and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the reason is that “depots and palaces” has the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reflects the thinking way of quxiang bilei (taking image and reasoning from analogy), and embodies the origi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medical values of zangfu.

keywords: zangfu, orig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orpus, translation

一 引 言

任何医学体系都必然建立在一定的解剖学的基础之上。中医学亦不例外。早在两千多年前,《灵枢经•经水》就描述了尸体解剖的过程:“(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 其

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1]中医学对“脏腑”功能的认识就是以一定的古代解剖知识为基础,通过长期以来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以及反复的医疗实践,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主要基于“有诸内,必形诸外”和“取象比类”的观察研究方法形成的。

尽管中西医学对脏腑功能的认识极不相同,但是中医学中的脏腑显然与西医学中相应的脏腑是对等词,如心—heart,肝—liver,脾—spleen,肺—lung,肾—kidney, 胆—gallbladder,胃—stomach,大肠—large intestine,小肠—small intestine,膀胱—bladder。

“脏”和“腑”是古人对脏器的两种分类,但这种写法不利于后人对中医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脏腑,在《内经》时代,写作“藏府”。“藏府”的设立,其历史是极其久远的。

二 中医学中“脏腑(藏府)”的源流

1. 中医学中“脏(藏)”的源流

脏,经历了一个“臧—藏—臓—脏”的演变过程。“脏”字最早写作“臧”,大约在汉时才加上了草字头。如在《汉书•艺文志》里,“藏”都写为“臧”,而在最晚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脏腑写成“藏府”。以后作为脏腑的专用字,从月从肉,在有的书籍里写作“臓”。至于“脏”,是近代以后所用的简化字。对“藏”的解释,一般的中医书籍解释为:“藏zàng,藏cáng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这说明,“藏”是贮藏“善物”,存珍贵物品之处,意为“仓库”。

汉字中的“藏”有两个读音,一为cáng,主要用作动词,有潜匿、隐藏,收藏、储藏之意;一为zàng,就是内脏之“脏”的原义了,原指储藏财物的地方,为宝藏、宝库之义。如《国语•晋语四》:“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头须”,人名;“守藏者”,指专门守宝库的人。《列子•黄帝》:“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又指储存之财物。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2]再如《史记•老子传》:“周守藏室之吏也。”其索隐曰:“按藏室吏,乃周藏书室之吏也。”意即老子是给周王守文书档案室库之官。这种专以储存宝诰档案、珍宝金玉的设置,一直传至后世。如汉时设的中藏府,省称中藏,设令、丞之官,专管文书贵重之品。

由上可见,“脏”(“藏”)的原型是上古帝王设置的一种放置珍宝印玺、文书档案、诰命册书的库房。“藏”内的物品极其珍贵,一般只进不出。由于中医学中的“五脏(藏)”,“藏精气而不泻”,所以古人借用“藏”的含义和名称来表达人体的“五脏(藏)”——心、肝、脾、肺、肾。

2. 中医学中“腑(府)”的源流

腑,古时初作“府”。“月”字旁,是后加的,专为表达人体“脏腑”的“腑”而用。

古代文献中“府”至少有以下几层含义:① 收藏财物或文书的地方。如《韩非子•十过》:“仓无积粟,府无储钱。”《战国策•秦策五》:“君之府藏珍珠宝玉。”《汉书•郊祀志上》:“史书而臧之府。” 《说文解字》:“府,文书藏也。”段玉裁注:“文书所藏之处曰府。”[3] ② 掌管财物文书的官。如《周礼•天官•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③ 指聚集之处。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④ 官府的统称。如《管子•权修》:“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尹知章注:“府,官府。”)《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注曰:“百官所居曰府。” ⑤ 达官贵人的住宅。如杨迥《夜送赵纵》诗:“送君还归府,明月满前川。”[2] 其实,“府”最早的含义是帝王掌管六类财物的库储设制。如《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孔颖达注:“府者,藏财之处。”再如《玉篇•广部》:“府,藏货也。”藏何种货物呢?这就是后人称为“六材”的六类财物:水、火、金、木、土、谷。这六类都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财物,是一些经常在消耗的物品。这六类消耗性的财物,分六个部门管理,也有六个官员,这些官员所在的机构亦称为“六府”[4]。

《周礼•曲礼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可见,周时“六府”的具体名称稍有变化,但职能和官制设置仍是一样的。

六种消耗性的财物不断地消耗,自然要相应地补充、添进,如何添补呢?这就需要向民众敛集。原来,“六府”是古时的税收部门,“六府”之官员就是王制下的“六种税官”的总称。正如《周礼•曲礼下》关于“六府”的注所云:“(六)府,主藏六物之税者。”可见,“六府”之官管理的“六府”,存储的是六类生活必需品,日常要消耗、又要补进,进进出出是其特征。而“藏”是只进不出的。[4]

简而言之,“府”是上古帝王设立的一种仓库,用以容纳六类生活必需品,即“六材”;这种机构亦称为“六府”,主管税收采征,因此掌管“六府”的官名亦带有“府”字。“六府”的特点是财物有出有入,处于不断出入之中。正因为“六府”有不断出入之特征,古人借用“六府”的含义和名称形容人体的“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

3. 中医学中“脏腑(藏府)”的含义

“藏府”,其义有二:①府库。如《汉书•文三王传》:“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万余斤。”《宋史•天文志》之四说:“一曰天积,天子之藏府。”“天子之藏府”即指天子之仓库。② 同“脏腑”。如《素问•脉解》:“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藏府间。”[2]或作“府藏”,其义有二:①国家储藏财物的仓库。如《汉书•翼奉传》:“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藏,振救贫民。” ② 同“腑脏”。如《列子•汤问》:“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药石之所已。”[2]

可见,据《尚书•大禹谟》等所载,“臧”与“府”的设立,大约在夏朝就有了,至商周时日趋完善。由此可知,中医理论的起源、形成亦很久远。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黄帝内经素问•五藏别论》以黄帝的口气讲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5]这说明古人曾设定有关“藏府”的含义,但在具体的制定上,早期有过不同的学术流派。

通过前文所述,古圣先贤们类比上古王制下仓储税收制度的特性、用隐喻的方式命名、描述人体的“脏腑(藏府)”的特性,如《黄帝内经素问•五藏别论》:“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5]

三 基于汉英双语语料库的“脏腑(藏府)”的翻译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已从基于单语文本的一般语言研究发展到基于双语或多语的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欧洲学者已建立了多个平行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其中,伯明翰大学的图伊波特(wolfgang tuibert)和曼彻斯特大学的贝克(mona baker)已开始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汉互译研究,香港大学进行了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研究,境内的王克非等人开始了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文学翻译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项目涉及多个语域材料的双语或多语互译。但是,基于平行语料库的中医典籍术语汉英翻译研究项目却鲜有报道。

目前,笔者按照尊重自然语言和自然翻译、尊重语言事实和翻译事实的原则,自建了“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文文本库20余万字,英文文本库400余万词。下面就基于该语料库探讨中医学中“脏腑(藏府)”的翻译。

中医学中“脏腑(藏府)”主要有以下几种翻译,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脏腑(藏府)”的翻译情况。

1. viscera 和bowels (包括viscus和bowel)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viscera和bowels (包括viscus和bowel)的使用情况。

从可以看出,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viscera被用来表达“脏(藏)”,如five viscera五脏(藏),这也是最常见的用法;此外,还可用来表达“脏腑(藏府)”,相当于organs,如zang viscera脏(藏),fu viscera腑(府),zang fu viscera脏腑(藏府),zang and fu viscera脏腑(藏府),twelve viscera十二脏腑(藏府)。bowels主要用来表达“腑(府)”,如six bowels六腑(府)。

dictionary of medicine对viscera的解释是:internal organs (such as the heart, lungs, stomach, intestines);note: the singular (rarely used) is viscus。对bowel或bowels的解释是:the intestine, especially the large intestine。[6]从viscera 和bowels的含义来看,用viscera来表达“脏腑(藏府)”较为合适。事实上,viscera和bowels是“脏腑(藏府)”的早期译语。但是,viscera本身包括“肠intestines”,但“脏(藏)”不包括肠;bowels仅指“肠intestines”,但“腑(府)”不仅包括大肠、小肠,还包括胃、胆、膀胱和三焦。尽管viscera和bowels没能准确地表达“脏腑(藏府)”概念,但由于长期使用,这对译语已逐步成为“脏腑(藏府)”约定俗成的对应译语。2007年10月16日公布的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亦选用viscera和bowels作为“脏腑(藏府)”的标准化译语[7]。

2. solid organ(s) 和hollow organ(s)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solid organ(s) 和hollow organ(s)的使用情况:

根据“脏腑(藏府)”的功能特性——“脏(藏)”但藏精气而不泻,“(腑)府”但传化物(笔者注:物,指水谷)而不藏,有的译者将“脏(藏)”译为solid organs, “腑(府)”译为hollow organs。事实上,心、肺均为五脏(藏)之一,但均不是solid organ——心有心房、心室,肺内则布满气管;而胆为六腑(府)之一,亦非hollow organ。因此,这对译语目前已经很少使用。

3. depot(s) 和palace(s)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depot(s) 和palace(s)的使用情况

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曾提出决定“比喻”存亡的理性原则,即既然中医至今仍然以《黄帝内经》所建立的概念系统为圭臬,因此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存在的比喻就应该予以译出[8]。因此,他坚持将“脏腑(藏府)”译为depots和palaces。结合前述“藏府”之本义和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对depot和palace的解释:depot意为“a storehouse for goods 仓库,库房”; palace意为“a large grand house where a ruling king or queen, or a british bishop or archbishop, officially lives皇宫,宫殿;[主教或大主教的宅邸]”[9]。可见,将“脏腑(藏府)”译为depots和palaces,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脏腑(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对术语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显然,英文中palace比depot要重要得多,而在中医学中,“脏(藏)”却比“腑(府)”重要得多,因此,尽管有些学者能够领会文树德教授的意图,但他们还是会尝试选择更好的译语。需要指出的是,有时,中文“府”也比“藏”重要。如《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引“《周礼》:‘府六人,史十有二人’。注云:府治藏、史掌书者。”[3]

由于中文的“藏府”具有多(音)义性(已如前述),如要保留“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恐怕找不出比depots and palaces更恰当的英文单词来表达了。

4.yin organ(s)/viscera 和yang organ(s)/viscera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yin organ(s)/viscera 和yang organ(s)/viscera的使用情况。

目前笔者所建的“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收录的文本、涵盖的译者较为有限,没有完全反映中医术语翻译的现状。

由于脏(藏)属阴,腑(府)属阳,因此,近年来,yin organs (脏藏)、yang organs(腑府)频繁出现在西方译著中,如卡普楚克(ted j. kaptchuk)在其《自成体系的中医学》(chinese medicine: 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 就分别使用yin organs、yang organs表达“脏腑(藏府)”②[10]。

这对译语一经出现,就得到很多译者的赞同。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对译语不会引起矛盾,但是“脏(藏)”仅在相对于“腑(府)”时才属阴。而中医基础理论对“五脏(藏)”阴阳又进行了这样的区分:心,在五行属火,为阳中之阳;肺,其位最高,在五行属金,为阳中之阴;肝,藏血,在五行属木,为阴中之阳;脾,在五行属土,为至阴;肾,在五行属水,为阴中之阴。因此,yin organs、yang organs仍然是一对令人困惑的术语。

5. zang 和fu

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zang 和fu的使用情况。

由于“脏腑(藏府)”是中医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而且在英语中没有明确的对等词,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因此拼音音译+翻译——zang organs/viscera、fu organs/viscera逐步为人们所接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zang organs“脏(藏)”、fu organs“腑(府)”以及zangfu organs“脏腑(藏府)”的使用日趋流行。

四 结 语

目前,翻译时,究竟选择哪个术语来表达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及其心目中的意向读者:viscera and bowels是“脏腑(藏府)”约定俗成的、who标准化的一对译语,可以沿用下去,侧重表达其医学价值;如欲保留“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反映术语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depots and palaces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因“脏(藏)”与“腑(府)”相对而言时,“脏(藏)”为阴,“腑(府)”为阳,因此,在同时表达“脏腑(藏府)”这对概念时,yin organs、yang organs语义清晰、明确;随着中医西传的日益深入,zang organs“脏(藏)”、fu organs“腑(府)”以及zangfu organs“脏腑(藏府)”的使用将日益盛行。这样,中医术语的翻译还是多重标准,有点让人无所适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学中“脏腑”的概念是通过类比上古王制下的仓储税收制度——藏府,通过隐喻的方式命名、形成,如其他中医学核心术语一样反映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同时具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11]。 笔者认为,中医术语的英译应遵从同一标准,即采用保留该术语原始比喻内涵的英译作为该术语的唯一标准化译语,通过定义或注释解释说明术语的源流及其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使中医学及其负载的文化独立而完整地传入西方。这样我们传播出去的不仅仅是中医药学知识和技术,还有中国传统科学独特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中医文化。唯有如此,中医学才能长期、持久地走向世界,逐渐步入西方医疗、教育的正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 depots and palaces,保留了“藏府”的原始比喻内涵,反映着中医学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体现了“藏府”的源流及其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是目前“藏府”最佳的对应译语,值得进一步推广。

注 释

①“zangfu viscera”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脏腑”的英文定名,在该审定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可查询到相关术语有“五脏”(five zang viscera)、“六腑”(six fu viscera)、和“脏腑”(zangfu viscera),“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中出现了zang viscera (3次)、fu viscera (8次), 未出现zangfu viscera。

②《自成体系的中医学》(chinese medicine: 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1983年初版,2000年修订再版,在西方数次重印,同时拥有德语译本等,是畅销西方20余年的中医学入门著作。

参 考 文 献

[1]灵枢经[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59-60.

[2]陈复华. 古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137,429-430.

[3]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442.

[4]郝宝华. 对脏象学说中脏腑含义的新考释[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0, 23(1): 3-5.

[5]郭霭春 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3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