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大全11篇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1）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人民币业是中国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结算方式，使用人民币结算为境内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众多益处，不仅避免汇率波动引发的风险，更是简化并加快了交易流程。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非洲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人民币国际化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至2015人民币将成为紧随美元之后的中非贸易与投资的主要结算货币。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在非洲的发展及意义

非洲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业务一直保持上升增长态势，根据南非标准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机构人民币存款与银行同业人民币存款合计达210亿人民币，人民币已成为非洲大陆普遍欢迎的货币。非洲地区对人民币的需求主要源自非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具有多元化的战略要求①；其次，由货币币值不稳和借贷利率高而导致贸易结算风险高和融资难是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正是这些因素为人民币国际化在非洲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与前所未有的机遇。

非洲地区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战略市场之一。2012年，随着南非等5国央行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地位并签署一揽子人民币债券投资协议，人民币在非洲市场融资方式的资本输出架构基本形成。随后，人民币的清关渠道在非洲主流银行成功建立，人民币结算业务覆盖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综合业务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货币的国际化本身是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国经济国际化的综合体现。它需要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对外经济规模，开放的金融市场，稳健的汇率水平等作为重要支撑。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受到本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对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产生制约②。

首先，人民币的国际化，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币投资非洲的便利化，拓宽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融资渠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根本问题是资金的使用成本与效率问题，人民币存量在非洲的增加既可以换取非洲当地优势资源的进口，又可以提高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地位，拓宽企业利用资金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非洲当地的投资。

其次，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减少汇率风险。目前人民币在非洲投资的主要方式仍是直接投资为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在非洲的深入发展将通过人民币做中介进行投融资的转化，防范风险，增加投资收益③。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与非洲资本市场的连接，为人民币在非洲的投资提供安全保障，例如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形势，使用人民币签订项目投资合同，并通过项目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项目部分资产独立或以组合的形式放到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并能够增加项目的收益。

同时应注意到，非洲市场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中国的金融制度与机制也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现阶段，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会不可避免地在非洲投融资的过程中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包括使国内货币政策效力下降，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更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非洲当地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投机可能会扰乱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机制等问题。

二、非洲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的现状与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2012年，中非贸易额达1969亿美元，中国对非洲投资总额达58亿美元，非洲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人民币在非洲地区的投资特点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人民币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靠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人民币在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投资占人民币全部在非项目投资的65%，占比较大，其中多以矿产，油气，住房，交通，电力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这类项目由于投资巨大，建设周期以及项目的投资回收期都很长，目前该类项目所采取的融资方均以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形式为主，比较单一。

2.开展非洲人民币投融资业务的银行较少，业务较为集中。截至目前，中国开展非洲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已经达到153家，其中只有19家银行开展了非洲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人民币融资业务，且以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为主。

3.人民币在非洲融资总额中，贸易融资占比过高，类型单一。截至2013年末，非洲项目人民币融资已批贷款项目金额在非洲人民币结算总额中占比不足2%，与其他非洲跨境人民币业务相比发展极其缓慢，部分时间段甚至出现萎缩④。

首先，人民币在非洲项目投融资的发展动力略显不足。自从非洲开展人民币业务以来，人民币对非项目同融资业务一直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境内外贷款利率差别较大，人民币贷款缺乏竞争优势。另外，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仍被纳入银行总体信贷规模管理，大多数商业银行并没有完善的跨境人民币贷款风险管理体系，对非洲非居民机构信用等级评价和审查的手段欠缺，评估成本高，管理难度大。再次，人民币在非洲的可兑换渠道非常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币融资在非洲区域的接受度。从我国目前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现状来看，海外投融资项下的很多交易尚且存在汇兑限制，非洲地区人民币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东西发达区域，非洲市场的人民币存量不够充足，资金融通渠道狭窄，无形中推高了人民币的融资成本，影响了人民币在非洲区域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业务的发展。另外，非洲缺乏人民币离岸市场，整个非洲区域尚未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使得人民币在非洲市场一定程度上流动性不足，投融资方式过于单一，避险能力降低削弱了人民币在非洲的接受程度。国家对非投资的配套政策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币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人民币大趋势下，对非洲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新思路的探讨

非洲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借助中国企业向非洲“走出去”之际，鼓励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进行项目投融资，在已开放的资本账户下，鼓励中国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进行对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直接投资，参与非洲当地企业的并购活动，特别是在中非、西非等与中国经贸合作密切的国家展开人民币融资试点运行，推动人民币在非洲成为一种新型的储备和融资货币，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大趋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重要行业领域，尤其是矿产和油气等资源型产业领域，建立具有行业属性的以人民币为币种的非洲投资基金，加强国内金融业的非洲战略布局，提高对非洲投资的金融服务能力。在人民币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整合企业境外投资资源，建立长效险监控机制，实现人民币长期的对外投资效益，替代短期的投机性投融资行为，这样有助于与非洲本地投资者和业主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加强中国投资者和金融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2.借鉴参考JBIC（日本协作银行）的模式，设立非洲区域统一的人民币投融资协调机构，由该机构负责中国政府对外开发援助（ODA）的融资业务，通过国际债券市场募集长期信贷资金，辅以政策性补贴，以优惠的特别利率水平向非洲国家与企业提供人民币项目贷款与融资方案。

3.向非洲企业开放人民币证券发行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非洲企业在中国境内募集项目建设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与运行。加大对非洲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促进鼓励中国国内以及非洲本土的中小企业参与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业务，为非洲绿色能源的行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虽然人民币的境外资本输出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造成一定影响，但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大趋势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从长期的风险承担的角度来考虑，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通过宏微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将风险降到最小化。未来适时将人民币在非洲“融资利率市场化”进程纳入人民币整体境外融资利率市场化平台上来，通过市场化的实现，将人民币在非洲的融资利率视中国境内贷款利率来管理。例如，每个项目的具体融资利率由贷款银行和机构在综合考虑融资成本及行业风险后，最终确定在SHIBOR基础上上下浮动而形成。逐渐树立并强化人民币在非洲基础设施市场的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邹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探讨[J].商场现代化，2011（20）.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2）

一、引言

当前，中国云计算产业尚处于导入和准备阶段。根据赛迪顾问最新的《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将增长到606.78亿元，到“十二五”末，产值规模将突破万亿。随着我国云计算的产业化快速发展，从知识创新到产业化的各阶段都产生大量而持续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金融机构对云企业认知不足、融资标准缺失、融资风险难以规范等诸多问题，导致资本市场对云计算企业的接受程度较低。与此同时，学术界针对云计算产业金融方面的研究也大都偏向技术应用层面，涉及企业发展根源的融资策略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云计算产业链的细分为基础的融资策略研究思路。在深度剖析云计算产业链特征、资金特征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找出能与云产业特征相匹配的阶段性融资策略，旨在为我国云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思路。

二、我国云计算产业链细分

目前学术界常用IaaS、PaaS以及SaaS这三个层面概括云计算产业链。然而IaaS等仅仅只是云计算产业的三种服务模式，没有包涵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生产以及衍生产业的环节。为了有针对性地剖析云企业在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本文重新对云计算的产业链进行了划分，如图1所示。

三、云企业融资需求特征分析

充分把握产业链每个环节的资金投入、运行、回笼周期，有利于企业在选择融资策略时提高针对性、有效性以及准确性。通过以上对云计算产业链的细分及各阶段的业务形态分析，可以得出不同层次云企业的融资需求特征。

（一）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的融资需求特征

云基础设施提供商的资金需求主要环节包括基础设施研发、产品产业化和市场推广三方面。在交付使用方之前，基础设施提供商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来承揽项目垫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造是对大量高技术设备的组装和配置安排，在技术层面上门槛较低，同时基础设施商还拥有厂房与设备等实体可作为抵押物资融资。这些都使得基础设施提供商具备较好的融资基础，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风险可控性较强。

（二）云服务供应商的资金需求特征

云服务供应商分为基础、平台及应用三个方面，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

首先，在IaaS服务层面，云服务的提供商主要向用户或组织提供建立在基础设施之上的云计算资源服务，需在基础设施的购置及运维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由于基础设施服务是建立在企业用户对云平台的需求基础上，服务提供商将虚拟硬件作为服务租售给所需的用户并给予用户对这些设施的访问和控制权，因此对于该环节的企业来说，用户对服务的需求是可持续的。并且基础设施提供商已经在硬件设施上降低了基础即服务企业的开发成本与技术风险，因此该环节的企业风险偏好相对较低。

PaaS层面，提供商主要为满足用户某种特定需求而提供其消费的软件的计算能力。因此，服务提供商将会把大量的资金、科研人员投入到研发具有良好兼容性、扩展性和功能强大的云平台项目中，从而产生规模较大的资金需求。在平台研发期间，提供商面临着较大的时间成本和技术风险。同时，由于云计算的概念刚刚引入，还没有被用户普遍接受，研发出来的平台市场推广成本巨大。因此，该环节的资金需求风险偏好较强。

SaaS层面，使得研发应用程序的门槛降低，应用程序作为应用即服务的提供商的主要业务，其应用的种类和市场决定了应用服务提供商经营的业绩，于是提供商将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应用产品的研发，资金流向单一，因此资金需求规模较小。由于应用即服务市场准入门槛较低，拥有众多的提供商，所以市场竞争激烈，服务提供商将面临强大的市场风险，会因为服务产品不能被市场接受而导致项目失败。并且，应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也有较大的技术风险。

（三）增值服务企业资金需求特征与风险评估

与应用即服务类似的是，增值服务提供商的资金流向大都集中在软件研发上，对于硬件设备的购置需求较小。且由于云计算增值服务商以自由企业为主，对企业的实力和规模要求不受限制。除个别具有实力的企业巨头外，大多数增值服务的提供商属于中小型企业规模，甚至是微型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费有限，研发项目单一，经营规模不大，因此资金需求规模也较小。但有别于应用即服务的是，增值服务的范围还涉及行业解决方案、规划咨询服务等内容，市场提供商众多，市场竞争激烈，中小服务提供商面临较强的市场风险，成长和成熟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风险偏好较强。

四、基于产业链的云企业阶段性融资策略选择

云计算企业阶段性融资策略是针对处于产业链不同阶段的云企业资金需求特征，并结合各种融资渠道的特点，选择可行的融资形式。根据上述对产业链上云企业不同融资需求特征，可进一步提出以下阶段性融资策略选择。

（一）基础设施提供商融资策略选择

云产业的基础设施提供商，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风险低的特点。处于这个层次的云企业一般拥有大量生产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物理资产甚至云计算产业园的土地资产，这些资产都可以作为融资抵押或固定资产偿债，对于银行来说融资风险是可控的。所以抵押类贷款是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的传统性融资策略。同时，夹层融资策略能满足处于成长期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的资金需求。从融资成本上来说，成长期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商已经具有稳定增长的历史，企业通过引入兼具债权和股权性质的夹层资金，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总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扩张和发展。

（二）云服务供应商融资策略选择

云计算基础即服务（IaaS）提供商具有向用户提供基础设施租赁的服务，因此，融资租赁必然成为其首选融资策略。云计算基础即服务的提供商对于融资租赁的需求主要在于对云基础设施的购买上。云基础设施的购买，要花费大量的流动资金，若运用融资租赁则会减小云服务提供商短时间内资金支出的规模，有利于基础即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对平台即服务提供商的盈利模式和风险收益特征，比较适合该环节服务提供商的市场融资方式主要有夹层融资、知识产权担保等策略。目前我国处于PaaS服务提供商都是传统IT产业发展较好且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例如微软、Google、新浪等企业，企业在云计算市场占有较大份额。这些条件都比较符合夹层融资的基本要求，因此PaaS服务提供商可以选择夹层融资来获取所需资金。同时，这些企业还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可以通过评估机构的评估，用知识产权作为债权担保以获取资金。

与平台即服务（PaaS）相比，虽然SaaS服务提供商也需要研发软件和推广市场，但是其提供商规模和研发难度都要小得多。当用户需要某种服务的时候，不再自己投资开发，而是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那里租用。比如从SaaS提供商那里租用CRM服务。根据软件即服务提供商的盈利模式和风险收益特征，企业可考虑使用天使投资、供应链融资、知识产权担保等融资策略。其中供应链融资策略是SaaS服务提供商比较理想的融资策略。通过利用业务合作对象的资信实力，一方面有助于帮助中小软件提供商解决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SaaS服务提供商还可以通过这一融资策略来获取银行授信，以企业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增强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赊购赊销中的信用能力。

（三）增值服务提供商融资策略

处于该层次的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因此，云计算增值服务企业应坚持以灵活的市场化融资策略，企业可采取风险投资类策略、贷款类策略以及担保类策略相结合的方式。风投类策略方面，天使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风险投资的进入与当前云计算增值服务企业面临的高风险相匹配。据赛迪投资顾问统计，2010年至2011年10月，中国软件企业通过天使投资进行股权融资的案例总量为9例，仅有1例披露了股权融资金额，金额较小，且是一次性投入。贷款融资方面，供应链融资可成为主要模式。另外，互助担保、知识产权担保等担保类策略也为云计算增值服务提供商有效方法。虽然云计算增值服务企业规模不大，融资能力不强。但是通过互助担保等创新融资策略，不仅提高了该类企业的融资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放贷风险。同时，由于云计算增值服务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企业拥有的是高新技术，缺乏传统融资担保标的，很难从传统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因此，利用企业的优势资源即知识产权资源进行担保融资是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特有的融资策略选择。

五、小结

本文从产业链角度把握住了各类云计算企业的基本融资特点，通过分析其业务特征、融资特征和风险特征，构建了能与其相匹配的融资策略框架，为不同层次的云企业在今后的融资实践应用中提供了思路与方向。但阶段性融资策略研究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本文仅进行了云企业融资策略的梳理，今后产业链每个阶段的融资策略都可以继续展开深入研究，并且还可以在未来的云企业实践中加强金融创新，实现云企业融资策略的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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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建文，汪鑫.云计算技术在银行中的应用探讨[J].华南金融电脑，2009（06）：16-19.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3）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Smith和 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 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 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 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 14］。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 Mamuneas、Calderón和 Servén等学者［15 16］。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Romp和 De 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 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 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不合作的概率为1 － 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不合作的概率为1－ 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u，其方程为 u（C，R） ＝x′ix＝ μi（Ci，Ri） － μ0（C，R），其中 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 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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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4）

一、引言

随着电信业3G发展与向4G演进，电信运营商对于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仍在不断继续增加。国家颁布的共建共享政策和EvA考核方式要求运营商提升对资本支出的决策与管控力度，增强精细化的投资管理与工程建设管理能力。投资管控能力的高低与项目评估及投资测算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投资决策水平。目前，国内运营商还没有完全建立一套适合项目全生命周期投资估算指标，对投资的控制缺乏足够的量化依据，投资控制和投资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困难。

为了对电信基础设施综合造价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一方面综合研究某国内电信运营商6省公司历年来基础设施造价管控数据，计算出6类电信基础设施的造价、波动幅度，并分析可能的驱动因素；另一方面结合建设全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关注重点，形成基础设施造价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控制策略，推导出一些具体的基础设施造价优化策略和要点。

二、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造价分析

2.1 造价估算模型

在研究中，本文采用了统计分析法和模型估算法两种方法进行造价估算。

（一）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是统计2008～2010年实际项目造价结构、变化趋势和造价水平，综合取定适合近期适用的参考价格或范围。

（二）模型估算法

（1）一般对采用设备室内安装项目、城市建设项目以及建设内容标准统一的项目颗粒的造价分析，采取设备合同价加综合费率的形式取定。例如移动综合配套项目、传输项目等。（2）部分近期无实施项目或统计分析有困难的项目也参考模型估算。

综合造价=基础设备价格x（1+可研阶段整体费率）

总造价=综合造价x关键规模能力*调整系数K

2.2 造价构成要素

按惯例，现行基础设施造价的构成主要划分为建设安装工程费用，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用，其他费用等几项。其中，建设安装工程费用由分为建设工程费用和安装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分为土地使用费、设施建设相关的其他费用、设施投入使用后有关的其他费用等。

本文对六类电信基础设置的造价构成要素做了分析，其中征地费或场地租用费、预备费、设备维护以及其他费，鉴于地区差异大，本文均未考虑。每一类专业的造价构成，具体如表1所示：

三、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造价成本控制方法与要点

3.1 全生命周期造价阶段划分

为有效管控基础设施的造价，我们需要引入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思想，侧重于从项目审评、设计、实施、使用、维护各阶段中基础设施造价的确定与控制。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建设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七个阶段，如图1所示：

3.2 各阶段造价影响因素与控制要点

基础设施造价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据分析，影响项目投资最大的阶段，普遍认同是约占工程项目建设周期1/4的技术设计结束前的工作阶段。不同阶段对造价的影响程度，如图2所示。

在建设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造价影响因素及其相应控制要点，具体如表2所示：

3.3 不同阶段的优化策略

结合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思想，为了有效控制基础设施综合造价，需要在不同阶段实施相应的优化策略，具体如图3所示。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5）

1.1 IT治理核心决策[1-2]

（1）IT基本原则决策 IT基本原则决策指企业设定的IT治理方法、效果及目的等。

（2）IT架构决策 IT架构决策包括技术架构决策和组织架构决策。企业往往容易忽略组织架构决策对IT治理的作用，技术架构决策也往往由于企业特定的商业应用需要而缺乏统一性。

（3）IT基础设施决策 IT基础设施是支撑企业运营的信息化资产，也是提升业务变革能力的基础。IT基础设施决策强调基础设施在短期内稳定可靠，在长期内具有可扩展性和适度超前性；同时，基础设施的科学规划性也十分重要，缺乏科学规划性不仅会造成信息资源浪费，而且会导致客户流失和工期延误；此外，基础设施的日常运营和维护也是决策关注的重点，以保证信息资源的高可用性。

（4）IT商业应用需求决策 尽管IT治理的其他核心决策也强调商业价值，但IT商业应用需求决策更注重为外部客户和内部员工创造商业价值。对于外部客户，IT商业应用需求决策利用信息手段变革服务流程，重组交易结构；对于内部员工，IT商业应用需求决策通过提升员工自身的信息化理念，推动员工改进业务实践。在驱动业务与技术融合方面，应当对IT商业应用需求决策进行一定的规范控制，例如，可以通过建立应用需求评估委员会来平衡和归并业务流程等。

（5）IT投资决策 国内IT投资通常表现为“重硬轻软”，即对信息化硬件投入过多，而对支撑商业应用的软件投入过少；因此，IT投资决策最重要的问题是平衡前述4个决策的比例，并根据企业业务战略确定投资重点。

1.2 IT治理模式

为系统地分析企业IT治理模式，借用政治统治模型来描述拥有决策权或为IT治理输入信息的人员组合[3-4]（见表1），以寻找符合当前企业逻辑的IT治理模式。

据统计，目前我国企业IT治理模式呈现以下特点：

（1）在IT基本原则治理中，寡头制是主要治理模式。

（2）IT架构治理普遍采用君主制治理模式，表明企业普遍认为IT架构属于技术领域而非全局领域。

（3）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IT基础设施治理多采用君主制，以解决业务变化适应能力的问题；相对垄断行业的企业IT基础设施治理多采用双寡头制，主要解决资源共享问题。

（4）IT商业应用需求治理模式取决于企业人员构成情况和历史经验，不同企业及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采用的IT商业应用需求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但从总体来看，采用联邦制治理模式的企业所占比重较大。

（5）IT投资治理多采用业务君主制、联邦制、双寡头制等模式，我国企业多采用联邦制治理模式。

由于我国信息化建设仍处于提升阶段，大多数企业未能从战略层面来理解IT治理，这点从很多企业将IT部门划分到技术部即可见一斑。我国企业IT治理大多采用半封建半联邦制模式，即IT商业应用需求治理多采用封建制模式，IT投资治理多采用联邦制模式，这导致企业在IT治理决策过程中平衡多方利益时过分妥协，致使企业丧失IT性能、特色甚至框架统一性，为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埋下隐患。

2 我国集装箱码头企业IT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IT基本原则处于封建制治理阶段，码头企业各部门对IT价值的理解不同，导致IT部门工作方针模糊或缺失，不利于形成企业层面的IT指导方针。

（2）IT架构处于封建制治理阶段，码头企业各部门均参与架构规划。有的码头企业虽然拥有统一架构，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互相妥协，导致企业IT架构（如数据库、开发技术架构等）缺乏统一性，从而造成大量信息孤岛，使企业面临繁重的系统整合工作。此外，码头企业往往忽略IT架构中的组织架构，导致其缺乏持续的IT优化能力。

（3）不同码头企业在IT基础设施方面采取外包策略的程度和形式各异，普遍存在外包服务缺乏科学管理、外包目标不够明确等问题。

（4）码头企业商业应用需求处于封建制治理阶段，对企业整体业务流程优化十分不利。例如，信息系统建成后缺乏后续跟踪研究和推广使用，某个节点的不匹配常常导致整个项目失败。此外，封建制商业应用需求治理使各业务单位仅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不利于形成数据共享机制。

（5）码头企业IT投资治理多采用联邦制，在作出投资决策后缺乏对投资项目的跨部门领导和监管，常常导致项目管理缺乏控制手段、项目延期交付等问题。

3 我国集装箱码头企业IT治理策略

3.1 定义IT原则，明确IT定位

我国集装箱码头企业有必要针对未来业务战略规划，结合国际物流业发展趋势和信息化前沿科技，明确企业定位及战略目标，锁定企业未来运营中需要变革的核心领域，将IT作为业务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对IT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确定IT定位和业务战略。

3.2 改善IT组织架构，确保IT架构高效性

（1）建立企业级IT技术委员会，从企业层面制定IT原则，实现码头企业各部门对IT价值的正确定位。

（2）IT架构选型（如码头核心操作管理软件的选型）由码头企业IT技术委员会集体决定，并要求IT技术委员会确保IT架构在运营过程中的一致性，提升IT架构的战略地位。

（3）改革IT组织架构，将IT组织架构分为基础设施管理组、软件开发管理组和改革推进组。改革推进组负责与码头企业其他部门进行业务对话，并提出流程改进措施，与软件开发管理组协作完成流程改进，与业务部门联合推进新业务流程；至于基础设施管理，可以通过外包方式实现低成本运营。从IT治理来看：由改革推进组负责IT基本原则和IT投资治理；由软件开发组负责IT架构选择及业务应用需求管理；由基础设施管理组负责IT基础设施相关事宜。IT组织架构各管理组之间是梯级管理的关系，改革推进组节制软件开发管理组和基础设施管理组。

（4）码头企业在进行架构设计时应依据企业实际情况，参考开放体系结构框架或其他国际标准进行设计；同时，应将业务架构、数据架构、应用架构和基础设施架构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企业架构。在保证数据和基础设施相对稳定的前提下，IT架构应具备良好灵活性，以支持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和应用。

3.3 科学管理IT基础设施

IT基础设施包括技术标准、基础组织、基础数据、基础软件、技术设备、通信网络、安全系统、机房物理环境、外包服务商等。码头企业IT部门在管理IT基础设施时应注重其可靠性和扩展性，以适应业务增长和创新的需要，从而快速、高效地实施和部署业务扩展和创新应用。

3.4 促进IT与业务融合

采用IT人员到业务部门轮岗锻炼等方式，促进IT与业务融合，达到IT引领业务发展的目的。

3.5 有效管理IT投资风险

（1）强化码头企业IT投资内部管理，划分IT投资部门和IT消费部门，在企业内部进行成本摊销核算。

（2）分类管理IT资产：战略层IT资产管理的目标是获得竞争优势；信息层IT资产管理的目标是提供信息；事务层IT资产管理的目标是降低事务处理成本；基础层IT资产管理的目标是服务共享和整合。分类管理IT资产有助于确定码头企业投资的优先顺序，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利益。

（3）IT投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和组织风险等。码头企业应充分评估IT投资风险，避免造成投资回报低或项目延期。

4 结束语

集装箱码头企业IT治理是一项“一把手”工程，即IT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取决于企业领导对IT定位的认识；同时，集装箱码头企业IT治理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我国集装箱码头企业对IT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入，未来码头企业的IT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安全、可靠，IT商业应用系统的功能将更加全面，IT投资将更加科学集约，IT价值将得到更好展现，IT对码头运营的支持将更加高效，并最终成为集装箱码头企业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发动机和助推器。

参考文献：

[1] 戴文华. 中国证券业IT治理问题探讨[J]. 证券市场导报，2006（10）：4-15.

[2] 何建佳，葛玉辉，张光远. 信息化进程中的组织变革与IT治理[J]. 商业研究，2006（17）：117-120.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6）

中图分类号：F27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105-04

1.引言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存在严重缺口，“补课”性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就成为解决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间资本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2007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额已经超过17万亿元［1］。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农村设施建设，成为民间资金实现资本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将迎来一个新高潮。

国内外学者对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G•英格拉姆研究［2］（1996）证实的结论是：基础设施能力与经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Patrick Francois［3］(2000)认为,从本质上看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契约设计，选择不同的提供方式就是设计不同的契约。Gregory［4］(1999)证明了公共部门的契约形式确实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与效率。陆迁等［5］（2006）分析了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李虹［6］（2005）认为收益率监管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的动态经济效率。激励监管通过给予企业自主确定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的权力,可以提高企业的动态经济效率。蔡建民［7］（2006）提出了在基础设施行业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改革进程中相应监管体制建立的原则和我国基础设施行业的监管体制建立需要经历从放松管制以破除行政垄断、监管重建以弱化自然垄断和监管调整以孕育市场垄断的三个阶段。王丽英等［8］（2008）认为现阶段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在解决引资的同时，监管相对滞后，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应该科学定位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强化政府有效监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监管链;构建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双层监督体系。国内外对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基础设施、或者按照行业对某种具体的监管措施进行研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行性、存在的障碍等研究，对民间资本投资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方面研究还比较少。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之后，由于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很容易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实行垄断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导致该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很好运营，从而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进程。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的主体民营企业这两个行为主体在没有违约约束条件、有违约约束条件的双方采取的策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应该成立监管委员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对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重点环节进行监管，从而保证企业按照一定价格生产，提高双方合作的成功率。

2.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

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①博弈双方企业和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决策和行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能够理性的选择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策略。②政府和企业在博弈过程中，双方的地位不是平等的，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政府是价格的接受者，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者通过对企业违约进行惩罚来影响企业的价格和收益。③政府和企业的信息是完全的，即双方在决策时可以知道对方的得益［9］。

一次博弈中，企业在价格制定上可以有高价和低价两种选择。高价是企业获得高于正常利润率的垄断价格；低价是企业获得正常利润的价格，也是政府可以接受的价格。企业的收益为在该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企业为农民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益，记为R，R是一个与价格成正相关的变量。企业的成本主要包括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建设成本指在该项基础设施建设时已经投入的各项成本，记为K， 由于建设成本是相对固定的，因此，K可以看做常量。运营成本是指企业在该项基础设施运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记为C，C是一个与价格成负相关的变量。由于在企业进入农村基础设施领域时，政府会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进行投资，这些优惠政策看成政府对企业的补助，记为I。其他影响企业收益的因素记为ε，ε为随机扰动项。因此企业的利润X可以用函数关系式表示为:

X=R-C-K+I+ε

政府的收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经营该基础设施项目上缴政府的税收等经济性收益，记为S；二是政府收益还包括项目区农民从该项基础设施获得的收益，即该项基础设施的消费者剩余，假设全部的剩余为G，由于企业获得的剩余为R，则消费者剩余为G-R；三是政府因该项基础设施成果运营而带来的政绩或者社会声誉记为Z［10］。政府的成本主要为政府出台优惠政策付出的成本，记为I。其他影响政府收益的因素记为ε。因此，政府的利润Y可以用下面函数关系式表示：

Y=S+(G-R)+Z-I+ε

3.无违约约束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

假设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只是在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下企业和政府松散的合作，政府对企业的违约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

企业的利润函数关系式为：X=R-C-K+I+ε。在没有违约约束条件下，由于ε为随机变量，对整个函数的影响比较小，K为固定值，由于政府没有利用政策措施对企业违约进行约束，所以I可以看做一个固定值，所以企业的利润函数表示关系式可以简化为：X=R-C。

当价格为高价时，企业的利润函数关系式表示为：Xh=Rh-Ch。

当价格为低价时，企业的利润函数关系式表示为：Xl=Rl-Cl。

对于企业来说，当采取高价时，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同时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企业的生产平均成本也降低了，显然XhXl，所以对企业来说，高价是最优策略。

政府的利润函数关系式为： Y=S+(G-R)+Z-I+ε。在没有违约约束条件下，由于G、I为固定值，ε为可以其他影响因素，对整个函数的影响比较小，所以政府的利润函数可以简化为Y=S-R +Z。

当价格为低价时，即价格为正常价格时，政府利润函数关系式为：Yl=Sl-Rl+Zl。

当价格为高价时，即价格为垄断价格时，政府利润函数关系式为：Yh=Sh-Rh+Zh。

在高价时企业的收益明显大于低价时企业的收益，即RhRl。在正常价格下，由于政府为农民提供了农民相对满意的基础设施，政府声誉Zl为正值。由于在高价的情况下，农民没有从该项基础设施中获得实惠，会对政府工作产生抱怨，对政府的声誉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Zh为负值。对于政府来说，低价时政府的收益明显大于高价时政府的收益，即YlYh。因此，低价是政府的最优策略。

本博弈的得益矩阵可以表示为：

企 业

高 价低 价

政府

高价Yh=Sh-Rh+ZhXh=Rh-ChYh=Sh-Rh+Zh Xl=Rl-Cl

低价Yl=Sl-Rl+Zl Xh=Rh-ChYl=Sl-Rl+Zl Xl=Rl-Cl

通过对得益矩阵分析可知，该博弈纯策略纳什均衡为政府和企业采取的策略为（低价，高价），即政府在低价时获得的利润，企业在高价时获得的利润为本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但这个纯策略纳什均衡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因为在现实中，企业的生产只可能采取一种价格，或者高价或者低价，政府也只能是获得在这种价格下的利润，不可能由企业和政府分别采取不同的价格。因此，（低价，高价）纳什均衡在实际中不存在。

上述分析还可知，不论企业采取高价还是低价，政府的占优策略都是低价。由于政府和农民的得益是呈现正相关的，政府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这与现实中政府作为农民的代言人，站在农民的角度与企业博弈是一致的。企业的占优策略是采取高价。因此，在双方无任何违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和民营企业成功合作该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几率比较小。

4.增加项目违约约束的博弈模型

现在假设政府和企业合作时合同中有违约条款，即政府要求企业按照正常价格进行生产。如果企业违约，即在经营该项基础设施时按照高价提供服务，则要支付政府一定数目的违约金E，并且政府会通过减少优惠政策I1，以此来对作为对企业违约的惩罚。下面我们分析增加违约约束对博弈双方的得益是否有所改进。

企业的利润函数表示式为：X=R-C-K+I+ε，在增加项目违约约束条件下，由于ε为随机变量，对整个函数的影响比较小，K为固定值，由于政府采取措施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约束，如果企业采取高价，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违约金E，或者政府减少对企业的优惠政策，既降低I，降低的优惠政策记为I1。所以：

当价格为高价时，企业的利润函数关系式为：Xh=Rh-Ch-E-I1。

当价格为低价时，企业的利润函数关系式为：Xl=Rl-Cl。

政府的利润关系式： Y=S+(G-R)+Z-I+ε，在增加项目违约约束条件下，由于G、I为固定值，ε为可以其他影响因素，对整个函数的影响比较小，由于政府采取增加项目违约金和减少优惠政策的措施，所以：

当高价时，政府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Yh=Sh-Rh+Zh+E+I1

当低价时，政府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Yl=Sl-Rl+Zl

在有违约约束条件下，政府和企业的博弈的得益矩阵可以表示为：

企 业

高 价低 价

政府

高价Sh-Rh+Zh+E+I1 Rh-Ch-E-I1Sh-Rh+Zh+E+I1 Rl-Cl

低价Sl-Rl+ZlRg-Cg-E-I1Sl-Rl+ZlRl-Cl

通过对博弈矩阵分析可知，对于政府而言，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取决于企业在采取高价后政府的利润与企业采取正常价格时政府利润的比较，如果Yh＞Yl，则政府允许企业采取高价，如果Yh＜Yl，则政府最优策略是保持低价。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由于在企业采取高价时，农民的收益会减少，既（Gl-Rl）＜（Gh-Rh）；农民会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政府的政绩Zh为负值。因此，通常情况政府在低价时的利润要高于高价时的利润。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采取何种价格取决于企业在采取高价时所交纳政府违约金E和减少优惠政策I1之后的利润与企业在低价时的利润的比较，即Xh与Xl进行比较。如果Xh＞Xl，则采取高价，如果Xh＜Xl则采取低价。因此，本博弈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双方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双方在不同价格时的利润。

因此，在合同中增加违约条款后，政府和企业是否履约主要看违约金的数量和减少优惠政策是否足够大并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违约金的数量和减少优惠政策对企业的损失足以使企业能够按照正常价格对农民提供服务，则该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成功率将大大增强。

5.结论和建议

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产权改革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为民间资本介入农村基础设施提供了条件，但存在着民营企业对经营性基础设施实施垄断经营的风险，政府需要对民企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经营实施规制，一方面使民企能够进入基础设施，并获得合理的收益，保证民企投资基础设施之后顺利运营，另一方面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三农”。

5.1成立专门监管委员会

为保证民企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之后能够正常运行，需要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民企介入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后进行监管。在农村建立乡镇一级的农村基础设施监管委员会，专门负责本区域的农村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工作。该委员会委员从各村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村民中选取，再从中选取有一定技能的代表和乡镇政府聘请的专业人员组成执行委员会。监管委员会人员构成保证了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监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该委员会将成为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协调各方利益。

5.2 监管委员会监管的内容

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民企投资基础设施之后的重点环节进行监管，促使民营企业能够按照正常的价格给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虽然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的运作的具体环节不同，但从其运营监管的共性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准入监管。因为地方公共物品，一般进入企业是一家，一家进入以后，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有的民营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在投资该项经营性基础设施之后可能出现经营状况不好、亏损等问题。因此，政府应当制定并统一公布部分通用的咨询环节,固定化或标准化某些专业服务单元,增强市场准入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同时，政府可以聘请有资质的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对民企投资该项基础设施之前进行评估，为基础设施准入增强保险系数。

二是价格监管。价格与农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也与民企的收益紧密相连，价格的稳定是确保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纳入监管范围。在当前价格和收费都不到位的情况下，民企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价格和收费上涨的情况。价格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民企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之后该项基础设施提供合理的价格，防止民企在投资该项基础设施之后形成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监管机构应配合价格主管部门，确定民企投资基础设施的成本标准，按照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并适当兼顾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制定基础设施价格波动的上下限。

三是质量和服务监管。质量和服务的水平是否能够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直接关系到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运营是否成功。如果民间资本介入之后，质量和服务水平跟不上，产品和服务不符合标准，就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也会降低，甚至被淘汰。所以，有关部门必须制定民间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服务标准，以及与之配套的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操作指南等文件为监管委员会的科学监管提供依据。

5.3 运用市场的手段对民营企业加以监管

在民企投资农村经营性基础设施之后，应该以采取市场手段，通过间接的方式对民企的行为进行监管和约束。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对企业违约行为进行监管：一是违约企业缴纳违约金。如果企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之后，施行垄断价格，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征收违约金的手段，使企业收益的一部分转化为违约金，从而减少企业利润，使企业收益低于正常价格时的收益，促使企业按照正常价格提供该基础设施项目。二是调整优惠政策。如果企业违约，则政府可以运用对企业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进行调节，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使企业高价时的利润低于正常价格时的利润，促使企业能够按照正常价格提供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11］。三是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对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加以规制，为民企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之后，地方政府、民营企业等参与主体各项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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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迁（1967―），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荣获陕西省青年突击手标兵。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农业技术经济学。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7）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在自然资源给定和劳动要素充裕的条件下 ,资本存量的多寡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一个经济区的发展,核心是招商引资的规模和质量。对于投资商来说,是否对某一地区投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看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良好,只有在基础设施完善及其他生产经营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引来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设施系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商投资的必要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比优惠政策还重要。在过去三十年中,中东部地区之所以在全国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这与中东部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有直接关系。就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水利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方面内容:一是交通运输建设。这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管道运输等。甘肃是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的中枢,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第二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截至2010年底,全省公路通车里程11.9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046公里。铁路营业里程2880公里,基本形成了以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宝成等7条国家干线铁路和专用线为支线的铁路网。全省现有民航机场7个,航线近五十条。以兰州中川机场为中心,东西部机场群为两翼,连接全国三十多个大中城市的机场网络逐步形成。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城市交通,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互联网建设、绿化、污水处理等。三是水利设施建设。甘肃是我国最干旱缺水的省份之一,水利设施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水利建设投资有所增长,但一直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水利基础设施仍然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综上,尽管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中央对甘肃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来讲,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今后在财税政策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来源机制

根据项目性质可分为纯公共产品性质和经营性两大类,纯公共产品性质是指没有收费机制的项目,如城市排水工程、城市道路、城市绿化等,这类项目建设目的是为了取得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市场调节对其难以发挥作用。经营性项目包括两类,一类是指有收费机制或稳定的现金流入的纯经营性项目(属于私人产品性质),如收费公路、桥梁等,这类项目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施;另一类是指虽有收费机制和资金流入,但其收益还不足以收回全部投资成本的项目(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包括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水与垃圾处理等,这类项目可以通过政府适当补贴、贴息或政策优惠来解决。

1.改革现行城市建设维护税并适当提高税率。城市建设维护税,是指国家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就其缴纳的这“三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在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公用事业附加是唯一固定的城建资金来源。据有关数据,城建税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l5%下降到2010年的10%,仅靠城建税收入的增长,远不能适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城建税暂行条例》已明确了城建税是一个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地方税,税收收入越多,城市建设资金就越充裕,城市建设发展就越快。鉴于此,建议国家应改变城市维护建设税依附于商品税的状况,赋予其正式的税收地位,直接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保证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其次,应在城建税改革中适当提高其税率,使城市维护建设有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

2.规范城市基础设施相关收费体系。主要是按照有偿使用和服务收费的原则,规范基础设施的收费管理,同时要重点扩大资源性收费范围。

3.完善公共产品定价机制。由于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具有特殊性,总的来说,都属于公共定价范畴。公共定价,即确定公共产品(包括服务)的价格和收费标准,是政府和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责,以保证公共产品的提供并实施对其管理。受城市指令性价格形成机制和城市居民较低收入水平的约束,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特别是城市公用事业一直由政府财政补贴维持运营。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着力发挥财政的价格管理职能,合理确定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建立规范的价格调整机制和有偿使用制度,以保证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的正常运转。

(二)发挥财政融资的杠杆作用,创新基础设施融资新机制

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广开资金来源的渠道,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多种形式广泛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例如甘肃公路航空旅游集团近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功注册发行了80亿元中期票据和20亿元短期融资券;获得银行贷款50亿元,实现融资总额150亿元,这些投融资创新举措必将有力地促进甘肃基础设施的跨域式发展,值得在全省今后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工作中借鉴。同时,要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和维护管理,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作用。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其他中央专项资金要加大对甘肃的投入力度。统筹考虑甘肃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央投资补 助,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项目国债转贷资金逐步转为拨款。

二、大力推进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甘肃自然条件比较严酷,发展农业的制约因素比较多,但光热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业比较优势明显。例如马铃薯、中药材、制种业、苹果、酿酒原料、蔬菜等产业,无论是产品面积还是产量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近年来农业特色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但与周边兄弟省市相比,差距还很大。甘肃省独特的自然环境,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具有特殊的优势。甘肃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跨越中取得超常规发展,理应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财税政策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加大财政对农业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

大幅度增加投入,确保财政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在财政投入规模加大的基础上,要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结构,就甘肃省来说,财政投入重点应该是马铃薯、中药材、林果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加快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经营步伐,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对战略性新型产业来讲,应加大对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沿技术研究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的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另外,引导金融支持自主创新,政府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与产业化,发挥财政资金在激励企业创新中的杠杆作用。

(二)运用税收政策和制度支持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

在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建议国家对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在现行规定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地农产品初加工的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扶持。同时,鼓励农业企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完善自主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甘肃省可以在自身财力充足,中央财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制定以下财政扶持奖补政策措施,一是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新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两年内免收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对当年新确认为市级、省级、部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在享受上级补助基础上,由省财政分别给予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奖励;三是对年产值500万元以上并列入规模企业统计的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三年内新增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省财政实得部分全额返还给企业;在贷款担保、商标认定、产品评奖等方面也给予一系列扶持,通过政策扶持积极引导,使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向规模企业集群,成为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三)充分利用财税机制,发展新兴产业

1.运用财税政策调节要素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首先是需要运用政府力量消除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要素制约,通过保障充足的要素供给为其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甘肃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底子薄,需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引导资源的配置结构与方向。在财税政策运用中,应合理选择所得税与财政投资政策,调节要素投入相对价格,降低其要素投入成本,分担产业创业风险,优化要素供给。

一是运用财税政策保障人力资本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一大批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建议设立教育专项资金,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学科专业建设的投入力度,针对拔尖人才制定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激发人才创新的积极性与活力,形成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二是运用财税政策分担科技创新风险。在财税政策运用上,应针对科技创新的不同环节,运用不同的税收工具,有区别地分类制定比现行税制更为优惠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针对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应主要通过财政补贴、以奖方式给予重点支持;在成果应用与转化阶段,应针对成果转让收入进行所得税额减免和税率优惠,着力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

三是运用财税政策降低资源投入成本。可通过财政贴息、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支持,降低资金成本,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也可通过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所得税优惠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提供政策扶持,减轻产业税收负担,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2.运用财税政策调节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现期需求低和未来需求高的特征,除了需要政府从供给角度运用财税政策给予有力推动外,还需要政府从需求角度运用财税政策给予有力拉动。从需求方面看,应通过货物与劳务税和政府采购政策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为战略新兴产业造就市场需求优势。一是通过国内货物与劳务税政策直接和间接调节产品相对价格。 二是建立拉动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三、坚持扶贫开发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国务院颁布的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甘肃省有58个县区纳入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应完善体制机制,发挥财税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

(一)建立规范的以均等化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8）

定价：69元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11）》

2011年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深化阶段和“十二五”规划的起步之年。基于此，《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11》的主题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并对西部大开发进入深化阶段西部重点经济区发展的基本思路进行分析研究。

“西部重点经济区发展研究报告”是以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深化阶段以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由前十年以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为主逐渐转向后十年以重点经济区率先突破和改善民生为主的这一战略转变为背景，重点对西部地区具有发展潜力的六大经济区，包括呼包银经济区、兰西格经济区、兰白经济区、陕甘宁经济区、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区、黔中经济区的发展基础、发展重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加快各经济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作者：刘国斌编著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定价：49.8元

《县域经济学》

县域经济是近十年才有所开拓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虽然时间较短，但成就喜人，已经逐步从早期的案例介绍走向规律总结。而眼前的这本书，应该说是县域经济研究满园春色中的一枝奇葩。

本书特色之处在于从县域经济活动的运行入手，探讨了县域内经济及其与区域发展、区际关系等的内在联系。

作者：王等主编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9）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阶级社会出现后，贫困问题就开始产生，可以说整个社会历史都在不断与贫困斗争。前世界银行行长J.D.沃而芬森曾说：“世界上最大的挑战即富裕中贫困”，需用所有激情和专业化手段和它做斗争。基础设施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指示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采取轻视态度，经济发展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基础。因此转型过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产生了“瓶颈”。

随后国家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加大了投资建设的力度，先后两次基于不同目标大力推行基础设施的倾斜投资政策：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实行以改善投资环境以及部分区域发展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随后各个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该政策加大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第二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中央开始开展以拉动社会需求为落脚点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在这方面的投资力度也更大。在这两次政策投资倾斜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不断增加，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其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各地区地理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政策倾斜程度等原因，使得西部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相对落后。一些贫困地方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无法摆脱现实困境，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的解决。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依旧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脚步。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研究很多，但是联系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反贫困的结合研究甚少。因此，本文试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贫困，反贫困的关系、现状评价以及基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反贫困环境与条件等出发，寻求反贫困的途径。

二、 基础设施的基本内涵

经济学对基础设施问题的分析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例如平衡增长理论的先驱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资本大概可分为两种：“私人资本和社会现行资本”。社会先行资本注重投资前一个社会必须有的基础设施上面的积累。基础设施相关的理论越加丰富和深化，其内涵和外延从实物领域到无形的规章制度等方面都扩大了。

广义的基础设施包括物质基础设施以及制度基础设施。制度性基础设施是确保社会和经济能正常高效运行的竞争机制，产权界定以及风险分担的机制，此外还有确保这三个机制能有效运作的文化，法律体系，社会风俗等统治，约束或者协调人们行为的一系列非正式和正式的制度。其中制度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产权界定，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物质基础设施指的是那些拥有固定的物理形态的生产性以及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两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本文所讲述的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物质基础设施。

三、区域贫困和反贫困与基础设施关系分析

贫困地区通常都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且地理位置偏，自然环境差以及缺乏必要的各种防护措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优化基础设施结构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从而减少和缓解贫困问题。

在区域贫困问题解决上，基础设施投资能从需求供应和供给效应上实现。需求效应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身能增加对社会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就业机会，提供较高的报酬，提高贫困人员的经济收入。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 主要目标与此便是一样。基础设施建设好后，产生供给效应，资本存量借助其提供的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体现在提高其他要素生产力、减少生产成本，影响市场供求上。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彼此间的关系。他们指出航海运输，水利，交通，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毋庸置疑，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依赖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区域经济得到增长和发展，社会整体财富就会相应增加，在所得分配状况没有变化情况下，那么区域内的居民生活质量包括贫困的人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

四川省道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就是很好的证明：“四川经济增长与道路基础设施存量两者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形成了很好的循环和互动状态；有了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均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扩大了区域的市场范围，提高了生产能力水平，利于不同等级城市彼此间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推动经济快速的发展；此外，改善了农村区域的交通条件，提高了农村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对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减缓贫困具有直接贡献。

四、 基础设施视角对西部地区贫困，反贫困现状评价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贫困地区，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总共有592个贫困县，西部地区就占近400个。在西部地区贫困的众多原因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有基础设施落后，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不协调，经济得不到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高，生活质量相对较差。经济发展没有基础保障，脱贫人员返贫率高。

落后的基础设施一方面限制了人口的集中，影响了人力资本素质，加剧了人口居住的分散和封闭性。另外，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发展经济生产的困难都难于其他地区。不利于西部地区物质，能力和信息转换经济价值。人们收入不稳，限制社会分工的发育，阻碍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最后造成人口增长太快，人力资源匮乏，使得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持续存在。

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成了国家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作为重要战略点。给予了资金和政策的倾斜，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很大提高，为地区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有效地减少和缓解了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为全国贫困人口减少最大的地方。虽然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减缓贫困取得了上述的显着成效，但是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上，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上，都处于全国的较低水平，总体经济形势和贫困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的扶贫标准在2011年上调到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贫困线。这次把贫困标准上调一方面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另外也使得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大量增加，把原本不属于贫困的人员纳入其中，全国的贫困人员超过一亿，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员也激增到八千万以上，贫困率高达23%左右。西部地区以后的扶贫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五、西部地区反贫困环境与条件

1、政策支持

我国十分注重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实行西部开发战略后，对西部地区的扶贫工作投入大量的资源，包括资金投入力度加大，技术、政策倾斜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国家深入和拓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争取到2020年把西部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其扶贫开发工作目标之一实现县域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2、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

我国西部地区拥有土地面积687.1万平方千米，在全国国土面积中占71.6%人口约有3.67亿，在全国人口中比例达28.6%。西部地区在我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人口相对较少，绝大多数的尚未实现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人在西部地区。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情况的报告指出，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按照国家扶贫标准，西部地区扶贫对象占全国一半以上，贫困发生率高出全国7.4个百分点。具有进一步加强和开发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西部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全国草地面积，西部地区占有90%以上。在耕地面积方面占到40%以上。光热资源非常好，气候类型具有多样化，拥有许多独特的生物物种、农产品生产历史悠久，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条件。全国的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以及主要的流域所在地都在西部地区。因此这里水能蕴藏量十分丰富，水能蕴藏量达5.57亿千瓦，占全国水能蕴藏量的82.5%，但是受到资金和技术的限制，目前已开发利用的尚不足l%。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我国规划了十大水电基地有七个在西部地区。此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存量非常多矿产资源。根据目前探明的储量，全国石油储量西部地区占27.8%。天然气储量达到87.5%以上，煤炭储量占60%左右。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探明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在西部地区发现了120多种。一些稀有金属的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的前茅。不仅如此，该地区的旅游资源魅力独特，文化底蕴丰厚，自然风景壮丽，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绚丽多彩。然而由于历史、地理等各种原因，使得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且与中、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因此有人说西部地区处于“富饶的贫困”的尴尬境地。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实施以资源转换型模式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六、基于基础设施视角对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对策分析

1、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要合理

除了科学合理界定基础设施的投资领域、优化和调整基础设施支出结构的前提，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资还需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规模，形成合理的投资规模实现。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减少贫困问题，区域与社会进步共同发展。

2、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制度政策和体系

政府全方面性地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影响区域的协调发展，科学合理的投资政策能促进本地区发展从而减少贫困。目前，部分地区基础设施有诸多不足。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目标的界定，法律法规的制定，政策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以及组织体系的构建，能促使基础设施投资体系形成。

3、重点投资教育基础设施，提高贫困人员人力资本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 “人的因素在经济发展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经济发展关键是人的质量提高，不是比的自然资源的丰富或拥有的资本量多寡。”实践证明，贫困人员最稀缺是人力资本，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最缺，迫切需要获得工作和知识的能力。所以，对于低收入贫困人口来讲，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家庭有在校读书的子女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和有效的投资。

所以，各级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在教育上，对西部加大投资。使教育事业得到良好发展，扩大教育面，西部的教育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才会得到提高。人力资源基础才会有保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减少贫困问题。在看到西部教育领域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知道在全国西部的教育地位并没有明显提高，东西部的差距仍旧在不断扩大，教育发展中依然有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4、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市场化运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是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竞争经济，通过竞争，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迫使市场主体去提高自己的生产和分配效率，最终让这个行业的整体经济效率得到提高。目前，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仍然具有计划经济管理的身影。政府仍是投资的主体，国内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在西部基础设施投资中占绝大比例。政府财政资源有限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潜力巨大，单靠政府财政投入之间存在矛盾。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利用率低，投资分散。根本原因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主体的管理体制缺陷所造成的。融资渠道少和投资使用上的低效率限制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基础实施对区域经济增长应有作用得不到发挥，阻碍西部地区脱贫减贫的政策目标实现。为了解决这问题必须实行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引进社会资本，实现多元化投资、扩大融资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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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5] 戴鸿丽，周卉.调整基础设施投资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J].北方经济，2008.2.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10）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z008)06-0009-0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总量不足、区域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改善和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是农业稳定的基础，也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基石。由于经济发展快、财力充足，中国东部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较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为了了解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课题组对中、西部四省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组分别于2007年8月、11月对湖北省老河口市、京山县，2008年6月、7月对湖北省钟祥市、大冶市、浠水县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座谈；2008年1月赴江西省于都县调查了该县财政支农资金整合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情况，主要调查方式是座谈。2008年8月对河南省洛宁县、鲁山县、兰考县，甘肃省渭源县、临洮县、康乐县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主要采用农户访谈、干部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结合文献和调查，课题组认为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短缺表现在多方面，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总量不足

虽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逐年增加，但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总量不足。自1978年开始，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绝对总量逐年增加。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3917亿元，决算4318亿元，比2006年增长23％。2008年预算支出5625亿元，最高增幅将达到增长30.3％。1952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9亿元，基本建设支出3.8亿元，占42，2％。2006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3173亿元，基本建设支出504.3亿元，占15.9％，下降趋势明显。国家财政农业支出与基本建设支出增长趋势呈明显发散趋势，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明显快速走高、基本建设支出稳步上升。从1985年到2006年，22年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快速增长，增长了近20倍；同期，基本建设支出一直在低位缓慢增长，增长了12倍。1998年，基本建设支出急剧增长，达到460.7亿元，比1997年增长了近2倍，此后一直平稳低速增长。胡静林、周法兴(2006)认为，中国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8万亿元。而2006年国家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仅504.3亿元，如果仅靠财政支农支出，远远不够。

从湖北省和江西省调查看，中部省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短缺现象没有西部省份严重。河南省洛宁县、鲁山县和兰考县都是自然条件较差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洛宁县和鲁山县是石山地区，兰考是盐碱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再加上这些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由于农民居住分散，受益面较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调查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短缺尤为明显。课题组发现，甘肃省渭源县、临洮县和康乐县有些地方连国道、省道都行路难，乡村道路、安全饮水、卫生医疗、基础教育等基础设施总量短缺更为凸显。

(二)结构性不足更突出

相对于总量不足而言，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性不足是一种相对短缺，是由于供求关系不平衡造成的，需要的地方投资缺乏，不需要的却投资很多，表现为区域结构和数量结构不合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也存在显著差异。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统计，2001年到2005年，中央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总量达2840亿元，直接用于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基本建设投资仅占11％。2002年，经济发达和大省区的浙江、江苏等13个省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达到6530亿元，占总量的81.5％。以中部地区为1，2002年东、中、西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1.78：1：0.42。

在调查中，基层干部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农村内部出现了不平衡，结构性不足较为突出。首先，受选举激励影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更多地投向了距离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近、能够凸显政绩的地方。其次，农村基层干部更倾向于对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对涉及民生、见效周期长的软项目投资积极性不高，重生产、轻生活。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马太效应”明显。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致富意识不同，在同一个县内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也不平衡。

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原因分析

有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最有代表性的是利润说、财政制度说、政治租金说等。本文结合四省调查，从农业发展战略、资源禀赋结构、投资激励和投资流向陷阱等四维角度尝试对农村基础设施短缺，尤其是结构性短缺进行剖析。

(一)农业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资源、人力资本和资金配置的基础，同时，也是要素流动的指南针。一个地区一般根据本地的比较优势制定农业发展战略，适应生产粮食作物的就制定粮食产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会在税收、财政补贴、许可证等方面给予投资者支持，社会资本和农户会重点向粮食产业相关环节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同样的道理，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重点会向相关产业倾斜。据湖北省、河南省基层干部反映，当地政府根据赖以生存的气候、自然和地理等农业生产条件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比如湖北省京山县大力发展高质量稻米生产、加工产业，江西省于都县发展脐橙产业，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优先向优势产业的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一种经济战略总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一个地方的农业发展战略目标当然是以本地农业快速发展为目标。在这种目标指引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会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不是以农村基础建设实际需求为导向，结果必定会出现结构性短缺而有失公平。

在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战略目标下，各地多方面争取资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自财政部实行财政支农资金和扶贫资金整合政策以来，各地制定农业发展战略主要考虑是否能够争取到财政资金。河南省洛宁县依照比较优势制定以烟叶优先发展的农业发展战略，并据此进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2007年，洛宁县整合财政扶贫资金1000万元，主要用于扶植烟叶生产的道路建设，共计投资900多万元。据该县农民反映，该县其他乡镇农业生产急需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和扶贫资金只被配置到投资效益显著的地方，在同一个县内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出现结构性短缺。

(二)资源禀赋结构

林毅夫(2008)认为禀赋结构是指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区位、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依赖性强，同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也会受到人力资源、资本存量等经济因素影响。通过调查，本文认为农村拥有的资源禀赋结构与该地自生能力密切相关。一个拥有相对充裕物质资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农村社区，该地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一般也相对充裕，其自生能力也就强。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湖北省大冶县由于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该地农村社会经济实力在湖北省名列前茅，政府有丰富的财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但是，与之相隔近100公里的浠水县，由于要素禀赋贫乏、财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总量和结构性短缺。

在短期内，要素禀赋结构难以改变。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湖北省钟祥市、老河口市某些乡镇，由于地处丘陵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非常高。据农户反映，由于农地细碎化比较严重，建设成本高，农户缺乏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性投资积极性，在农村内部出现结构性短缺。这种现象在河南省的三个贫困开发重点县表现非常突出，甘肃省更为令人担忧。课题组调查发现，这些贫困县有些村落属于持久性贫困，根本无法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农村基础设施短缺可以想象。

(三)投资激励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达到高潮，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农民投工投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转型期，从政府、集体投资、农户投资转为主要由受益方投资为主，实行承包制等经营方式。农村基础设施具有非常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需要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散经营释放了农户投资积极性，联合生产可以扩大交易规模以节省交易费用。但是，这一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取得良好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处在存量消耗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农业生产灾害频发，中央财政逐渐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出现转型。

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历程看，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属性发生了变化。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激励高涨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使用权、受益权、处置权等产权相对单一。但是，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属性开始模糊，削弱了企业和农户投资积极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总量和结构性短缺。为了提高民间资本和农户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必须对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实行产权改革，以激励各投资主体加大投资。据湖北省京山县干部反映，从2002年开始，该县进行以小型水利经营权为主的产权改革，鼓励农民投资兴水利、护水利。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管理”的宗旨，将水利经营权流转到个人。

(四)投资流向陷阱

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函数不一致，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在中央政府、省级、市县政府之间会存在至少两轮博弈，本文只分析两轮。第一轮博弈：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制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规划以国家农业稳定发展、粮食安全等全民利益为政策目标，而省级政府作为承上启下、“接盘子”的中间政府，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利益，又要更多地考虑本省利益。中央政府财政支农投资更多地用于发展大江、大河等关系民生、受益范围广的农村基础设施，省级政府申请项目资金更多地关注可获得性、得到多寡问题。在第一轮博弈中，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政策目标函数会发生错位。第二轮博弈：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受粮食主产区等经济功能区定位的影响，省级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是为了向中央“交差”；在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主要是按照本地比较优势投资农村基础设施。随着项目审批权逐渐下放，很多财政支农项目指南由省级政府制定，由于信息不对称，指南终究是指导性意见。市县政府申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会以上级项目指南为蓝本，而实际上因为拥有信息优势，地方政府会打自己的“算盘”。在第二轮博弈中，省级政府和市县政府政策目标也会发生错位。

何大安(2005)认为，无论政府在某一时期调控投资流向的认知、方向、措施等正确与否，政府投资流入了政府不期望进入的、事先未预测到的、调控失效的隐区域，就是投资流向陷阱。显然，在两轮博弈中，假定中央政府做出了正确决策，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流向明区域，但是省级政府、市县政府却有隐区域，财政支农资金会存在流向隐区域的可能性。市县政府依照本级政府偏好安排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流向，与实际需求偏离，结构性短缺必然存在。据甘肃省渭源县干部反映，该地区重点支持和优先发展的优势产业是马铃薯产业，争取上级财政支农资金和扶贫资金时是以与该产业相关基础设施为“幌子”的，但是由于财力紧张，财政支农资金和扶贫资金也会投向其他领域，陷入投资陷阱。

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篇（11）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3―0022―03

近年来，随着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大，财政资金对山东省自主创新的激励、引导以及环境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税收等财政政策也有力促进了转制科研机构的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但山东省各级财政部门在推进科技自主创新过程中还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本文在对山东省激励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山东省财政科技投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升山东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财政激励政策措施。

一、山东省财政科技政策效果的计量分析

近年来，为了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山东省积极采取相关财政政策措施，引导全社会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全省的经济建设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转移，使财政政策措施在推动科技进步，建设“大而强、富而美”新山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全省获得国家科技奖励22项，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国内专利申请和授权分别为4.3万件和2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2％和13％；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5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29.2％，比年初增长3个百分点；共争取国家各类计划资金13亿元，其中获得973计划重大项目4项，973前期专项5项，项目总经费达1.02亿元，重大专项的立项数和经费额度均居全国第四位，前期专项的立项数和经费额度均居全国第一位。实施了山东省自主创新重大专项，投入1亿元财政科技资金，确定立项扶持40个项目。

从这些数据来看，财政科技政策在促进全省科技创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更加准确地测度财政科技激励政策的投入产出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专利数量与财政科技投入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做一计量分析，从中检测近年来山东省财政科技激励政策的实际效果。

用Y代表山东省专利申请授权数，X代表山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数，见表1。

专利申请数量除了受财政科技拨款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变量的影响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将其他变量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均归并到随机变量u中，建立山东省专利申请授权数Y与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数x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回归分析，说明了山东省财政科技投入对于促进科技创新有着直接的效果，今后应当继续加大投入，完善激励政策，更好地发挥财政措施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二、山东省财政科技投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相对较小，尚未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

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没有按照财政支出的比例同比增长，部分时间反而出现下降趋势，政府科技投入带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山东省政府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总量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6个经济强省(市)中的排名从2001年的第2位，下降到2006年的第6位。同时期上海市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排名从第6位上升到了第2位。2003年山东政府资金占全社会科技投入的比例为9.11％，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数24.26％的三分之一强。山东省财政科技拨款在同期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1.62％增长到了2001年的2.53％，但此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0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81％，而同期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9％，两者相差悬殊(见图1，2)。

2　科技投入结构不够合理，一些应由政府预算支撑的投入缺项

一是基础研究、公益科技投入等基础性科技投入不足，某些大型设施、重点实验室、基地、院所的经常性运行经费紧张甚至匮乏，科研执行机构的预研、小型设备等经费渠道上考虑因素不全。二是在省级基本建设计划中，没有科技基础设施的稳定份额。三是各类基建大型项目中没有专门的研发费用。四是支持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和相关公共设施的资金缺乏。五是成果转化的基金、科技创业投资和产业开发基金发育严重不足。

3　科技投入管理与调控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

由于历史原因，山东科技资源分布较广，条块分割严重，科技投入管理与调控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多个政府部门拥有直接科技投入预算权。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政府科技投入政出多门，致使项目重复和支持不足同在；成果研发和成果应用分离；投入不足与浪费低效并存。省属91个科研院所，分别隶属于30个厅局部门。条块分割还加剧了机构、专业设置和科研组织的同构化，省属科研院所中仅科技情报、信息方面的院所就有5家，这些科技信息机构性质基本相同，业务范围虽然各有侧重，但多有重复。院所之间片面追求科研仪器设备“大而全”、“小而全”，科研设施重复建设，设备重复购置，课题重复立项。

4　科技投入资金管理较为粗放，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

科技投入资金管理较为粗放，某些管理不够规范，缺乏有效监督评价机制，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有些虽然有资金管理办法，但存在落实不到位现象。在资金使用效益考核方面，由于科技项目专业性强，很难建立一种相对统一的考核办法，影响了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正确评价；单项考核达标政出多门、互不说话，硬的要求多，软的要求少，量的要求多，质的要求少，有些要求已严重脱离实际，甚至违背了科研规律。

三、提升山东科技创新能力的财政政策选择

提升山东科技创新能力的财政激励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应贯彻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努力优化整合已有的科技资源，引领全社会的科技投入向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科技领域倾斜，为实施科教兴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向科技大省的战略跨越做出贡献。

1　明确财政科技投入的基本职能定位

在公共财政下，财政科技投入的基本职能定位，应当是明确政府责任，首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基础科研和公益科技为主的投入问题，其次是解决为赶超战略所需的重点倾斜投入特别是战略性重点和大项目支持问题，并以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规范的预算制度作为其保证。为此，必须把握现代化赶超对财政科技投入的特定要求，制定有限(量力而行、重点突出)、有力(集中资金、统筹协调)、有效(科学决策、规范管理)的财政科技投入方案，力争以可用科技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四两拨千斤”的政策调节引导，成功地实施山东科技大省的

超常规科技发展战略。为此，我们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对环境保护、人民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包括五项重点：第一，支持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第二，支持社会公益科技发展；第三支持科技条件基础平台建设；第四，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第五，支持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和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2　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公益研究和高技术前沿研究的投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政府的科技投入和投向对其它渠道的投入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更会引起全社会的响应。由于中央属驻鲁科技单位较少，山东从中央财政得到的科技投入数量不多，比重不高，因此，山东只有加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使其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全国处于较前的位置。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更多的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以免山东省科技投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另外，财政应逐步增加重点发展的科研院所的经常性事业费，开辟科研单位设备更新改造资金渠道，有重点地增加科研基建投资，解决科研单位设备、设施严重老化，基本建设严重不足的问题。

一是要加大对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和软科学方面的投入，特别加大对涉及山东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包括气候变迁与旱涝灾害、海平面变动、河口、海岸带变迁规律、生命科学和转基因技术、新一代计算机芯片及基础软件、纳米材料与组合材料学以及全面小康与现代化新时标、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技术密集与劳动密集产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省城与市县域经济等的方面研究的投入，提升科技队伍自主创新和解决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能力。

二是在省财政预算中设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资金”，以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山东省科技条件基础平台，保证投入持续稳定增长；按照公共财政支出要求，逐步调整科技计划经费支出结构，在计划项目管理中提高资源共享意识，明晰项目经费预算，尽可能减少科研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完善科技条件建设经费使用的约束监督机制，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是选择若干重大科技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和重大科技专项，积聚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逐步启动重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计划，抢占战略高技术制高点，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核心技术体系，突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性约束，引发产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在我省具有自身优势特色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凝练重大战略高新技术的发展和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四是通过政府鼓励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以及知识产权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积极鼓励和引导科研机构、高等学校、高新技术企业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提高知识产权的形成能力和保护能力，全面提高科技计划项目完成的科技成果取得知识产权比例，以及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个人和集体应得份额。

3　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的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