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成就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农业发展的成就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是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门类广、功能全、多层次、多成分的上下贯通、纵横交错、左右联系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全省已拥有县级推广站64个,实现了县县有站;乡级站919个,占全部乡镇的99.5%。二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了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三是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四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四是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其一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其二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其三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2、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

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1993年,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在东部山区、西部农牧区、中部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了11个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效果非常明显。几年来,11个园区共转化推广了67项科技成果,培训农民71500人次。二是到目前为止,重点建设了10个星火技术密集区。这些星火技术密集区已成为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作为全国最大产粮县之一的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全省建立了15个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在示范区的总体布局上,确定了四大生态区、7种区域类型模式和18个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经过4年精心培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每公顷增长1749公斤,比全省同期每公顷增产1050公斤,提高了60%以上。

3、精心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技术组装重点是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围绕粮食(玉米、水稻、大豆)、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的项目,并与全省大农业工程配套,与国家计划项目配套。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和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了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及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从1990年开始,把65项组装配套技术列入省重点科技推广计划,选择基地为推广计划项目承担单位,计划采取滚动式,每年进行一次调整和补充。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省良种普及率达到97%,推广面积超过7万公顷的农作物新品种近20个。盐碱地种稻以稻治涝、以稻治碱和旱改水配套技术的推广,使全省水田面积迅速扩大,由20万公顷增加到66万公顷,增产稻谷45亿公斤。创造出吉林大米名牌产品,不仅解决了本省人民吃细粮的问题,还内销到关内各省。

4、经常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受体和载体农技培训,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全省已建立省级农业技术培训中心1个,市级农业技术培训中心1个,县级培训中心29个。这些培训中心已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每年通过农技培训中心培训的农村干部和群众达360多万人(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和科技大王师团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大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全省已有6335人获得了绿色证书,有6万人取得了农民技术员职称。这些农民已经成为全省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成为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相当一部分绿色证书获得者被聘为科技副乡长。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先后围绕玉米、人参等十大星火系列开发计划编写了10部教材,制作了10部配套录象带。

5、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行政支撑的力度

篇（2）

大学的校园文化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共性，但是不同的学校类型、办学模式、培养理念、区域环境等因素又会给校园文化打上鲜明的个性化烙印。农业大学因其所承担的特定社会责任对自身文化生成与发展有着不同的内在要求。（一）“三农”是农业大学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出发点出发点是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关键，各类大学不同程度地重视打造校园文化，但是存在追赶跟风以致趋同化的倾向。大学的核心要素在于“人”，大学工作的重心在于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教学、科研的支撑，更需要良好的校园文化熏陶、引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的职能不再仅仅限于人才培养，大学使命的再思考是服务社会，地方高等院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农业大学，通过校园文化这张独特名片传递出高校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的信息，从学农、爱农、服务“三农”出发，生成与发展契合学生实际，具有强烈时代性、文明性、持久感染力的校园文化对于农业院校生命力的彰显和人才培养意义非凡。（二）“研创”是农业大学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支撑点支撑点是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良性运行的内在要求，农业大学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离不开科研创新的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高等农业教育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生物技术、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带动传统农业学科的升级，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及人文社科精神的融汇提升农业大学教育的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要求，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更突显对人才的紧迫需求，不仅包括传统的农、畜、牧专业农业科技人才，更需要一批生物工程、种子工程、海洋养殖等等现代化的创新型专业人才，这一系列的变化体现为农业大学办学规模、办学模式、办学方向的全方位优化。如何从传统意义上单科的、教学型、教学研究型高校向研究创新型农业高校迈进成为农业大学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作为涵盖大学办学理念、管理原则等文化形态因素的校园文化只有紧跟大学发展方向，以科研创新作为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支撑点才能保证农业大学校园文化的独特魅力，保持鲜活生命力。（三）“服务”是农业大学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落脚点农业大学校园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落脚点定在服务“三农”，主要取之于农业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今日的新农村建设，深深蕴含着对高等农业教育的需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高等农业教育支持；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需要高等农业教育的支持；以人为本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教育的支持等。新农村建设需要高等农业教育的支持，高等农业学校同样需要把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使命，这就要求农业大学的校园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丰富优化，与“三农”发展做好对接，并最终落脚在大学自身和其所培养的学生对“三农”所做的服务贡献上。

篇（3）

一、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一直是近年来中央农村经济工作的主题。在“十三五”良好的开局之时，实现现代新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面对国外绿色贸易壁垒，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相交相融，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与资本要素的不断投入。因此，要实现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金融资本在农村资本市场的充分涌流，使农村金融资本实现“1+1>2”。

二、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相关文献对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大部分是围绕以下几个观点来阐述的：第一，农村资本的引入和运作问题，农村金融信用社化。这类学者认为融资难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资本的有效引入必须借助一定的外力。这个外力在农村的话主要就是发挥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合理地发放农业信贷，解决农民融资难、门槛高的问题。同时，将农村金融的界定十分狭窄，将信用社理解为农村金融，忽视了一些准正规和非正规的金融机构。侯宪华、玄承稳（2010）在台前县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机配件产业发展情况调查中分析了台前县农村信用社职能发挥情况和该县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区域经济差异导致的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城乡两个区域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金融规模大，流动性高，受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的约束小，监管充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规模小，流动性弱，金融效率低，信贷资金的流动性较差。罗飞（2012）就曾以四川省为例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点、效率、资金外流等做过分析，认为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的成果不足。第三，农村金融的法制化、规范化及监督和实际运作的探索。金融二元性使农村处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双轨运行的状态。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机制及放贷程序等问题导致难以满足农业发展需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利率、借款门槛及借款渠道是困扰农民的一大问题，这就使农村金融多以民间借贷、个人集资等为主。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交互发展难免导致金融乱象。易远宏（2012）认为，在正规金融难以满足有效需求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是对农村金融的一种补充，农村金融的发展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改进监督管理体制等。四、农村金融的创新和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村发展。农村金融要发展就必须创新，依靠互联网将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相结合，创建农村经济发展更大的平台。何玲、朱家明（2016）指出，通过加大农村互联网普及、提高农民群众的互联网知识水平和健全农村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来推动农村金融创新。就目前现实情况看，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目前的研究离目标的实现还有一段距离。

三、实证研究

1.模型选取

本文通过截面数据建立重庆市各大区县2015年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出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其形式为：

其中，Y代表农业总产值，X代表各区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15）》。其中，渝中区没有农业总产出数据，故在进行分析时不计入。样本观测值见表1-1：

根据估计结果，模型虽然符合正相关的情况，但拟合优度不高，F值也较小，是因为市区贷款流向主要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农业比重小甚至完全无流入。因此，论证了前文的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四、潜在问题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程中，中国农村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远远不足，农民融资难、资本使用效率低依旧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分析，可能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政府职能的发挥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政府部门及官员之间或许存在相互推诿的情况，从而造成政府决策低效率，无法最快地做出有利于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决策。

2.资源配置及财政投入及资源的使用问题。我国中西部、城乡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资源配置和财政投入分配不均，在东部城市如浙江、上海、北京等，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在镇级地均设有网点。而在西部城市如湖北恩施，其最低机构就是县级支行。同时，财政及农村金融等资源的使用也存在缺陷。农村多以民间借贷为主，利息低且建立在亲情或者是友情的基础之上。有相当一部分r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和文化知识缺乏，对银行信贷了解甚少，在他们资金缺乏的时候，不会选择银行信贷，也会出现违约等问题。

3.金融机构的职能发挥及资本准入的问题。信用社、村镇银行等作为农村金融中最主要的金融机构，由于体制难以创新，产权明晰度不高，并未发挥好政府政策与农民衔接的纽带作用。贷款审查手续复杂、利率高、亲情贷款存在、农村贷款抵押物难以变现……银行与农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抑制农村金融的发展的瓶颈。资本准入有门槛，一些金融产品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难以进入农村市场，这样就损失了金融市场合理竞争带来的农民效益。

4.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有待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农民金融知识的缺乏使其在金融产品选择时更偏好民间借贷，这样银行信用难以发挥，农村金融的建设有效需求减少，从而阻碍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下，为合理地利用广大的农村市场、实现农村农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和统一发展，我们该如何斡旋农村金融支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又该如何把握和利用好现有的财政金融条件，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放宽限定条件，从实际出发来解决农民融资难、用资难的困境？

五、以农村金融支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1.创新传统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机构效率

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信用社一直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但程序多、放款慢、利率等问题以及僵化的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体制阻碍着信用社在农村市场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改革和创新信用社的管运模式。如重庆地区改信用社为农村商业银行，一方面处理了一些不良资产，又改进了业务质量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员工的薪酬与绩效挂钩，也提高了信用社运营的效率。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管理者审时度势并且相机抉择。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不佳、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且自身的业务能力有限，则信用社的改革更需谨慎。信用社的创新和改革不仅能够促进自身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更能够扎根农村的广阔市场，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客户忠诚。以信用社自身的发展来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必将为农业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2.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放宽资本准入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要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要加快政策性金融改革，释放农村金融活力。地方政府可以单独设立本行政区域金融改革的领导小组，完善工作责任制，同时完善绩效管理以及业务执行机制。对政策性银行要加大资金投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服务三农的作用。要促进农村发展，还必须得改变农村资本的现状。放宽资本准入，允许一些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进入，这不仅能加大原有农村资本与新资本的竞争，也能有效的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合理的资本数量及资本规模，必将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知识

农民受教育水平过低早已成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农民的知识水平必须提高是促进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一些农村居民文化知识缺乏、金融素养不高，在融资问题上仅仅依赖于民间借贷，而这种建立于亲情或友情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往往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资金的缺乏抑制着农民创新创业的活力，也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金融知识水平，如建立农村图书馆、开设农民科学文化知识培训等。使农民能拉到资本，会使用资本并用好资本。

4.以城带乡，城乡发展“手拉手”

二元体制中，金融作为经济发展一种因素，体现在农村与城市展现着不一样的活力和面貌。要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光靠农村一个点来拉动远远不够。需要将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相结合，以城市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城乡互助，更好的发挥金融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以重庆市为例，发展较好的区可以带动发展较慢的区，充分发挥资本流动性，实现资本“手拉手”。

5.发挥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我国政府具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在十的号召下，为更好地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合理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为农村的金融与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应不缺位，不越位，以实际行动服务于农业经济。地方政府更应该明确自己所辖地区的资源和优缺点，因地制宜促进产业发展与改革。既不能缺乏效率，又不能冒进，需要把握好政策力度，及时发现发展中的问题并改进。

农村经济变革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资本作为支撑，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的改革势在必行。金融发展的不健全要求我们需要重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加快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只有农村金融水平提高，并得到充分的运用，农业经济才能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以政府牵头，从全方位着力，用“以一个核心，向四周发散”的思维，从实际出发促进农村金融的创新，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侯宪华，玄承稳.农村金融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台前县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机配件a业发展情况调查[J].中国商界（上半月）.2010（07）

篇（4）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快速提升的必备条件，也是通过工业化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必然结果。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以及国家城镇化的进程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发展有了稳步提升，1990年后，城镇化开始快速发展，尤其是2000年后，各个地区开始重视城镇化对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作用，开始重视在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上城镇化可以发挥的功能，因此纷纷开始加紧当地城镇化的步伐。从理论角度来讲，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能够很好地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同时还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但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不乏我国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的说法，因为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也算在城镇化率中，但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并没有享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福利待遇和发展机遇[1]。在广泛采集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使用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着重研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工业化进程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最终来检验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否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影响。

一、文献综述

在理论界，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对工业化、城镇化对国家经济发展及人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做过众多探索。亨德森（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镇化和国家经济发展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Chenery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101个国家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原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国家的城镇化的程度、经济结构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3]。著名的经济学家Lewis曾著有《二元经济论》一书，该书中提到一个有着非常重要理论贡献的经济分析模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利用该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即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是唯一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方式[4]。宁越敏、李健（2005） 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基本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理论[5]。在城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最大的不同是我国学者的研究都要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无法回避我国的“三农”问题，因此，国内众多学者将“三农”问题与城镇化问题结合起来做了许多研究。吴敬琏（ 2002），胡鞍钢（ 2003），李剑阁、韩俊（ 2004） 等都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众多推动因素中，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8]。宋元梁、肖卫东（ 2005），范爱军、王丽丽（ 2006），陈明锋（ 2006） 等着重研究了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建议加快城镇化推进的步伐[9]～[11]。关大宇（2007） 深入探析了我国各个省市地区的城镇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各个省市地区的城镇化并没有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太大影响[12]。谢松（ 2010） 将研究范围锁定在贵州省，通过研究该省的城镇化水平及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水平影响的是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家庭经营收入，而作为收入另一部分的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13]。

综上所述，以往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部分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但也只是较为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而且以往的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的研究样本，具体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因而，关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收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

二、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

（一）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历程回顾

在观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后，发现通常来说工业化是发生在城镇化之前的，但二者均能够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纵观历史，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也并非同步进行。建国时，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多一点，历经28年时间后，城镇化率接近20%，经计算，城镇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为 0.24个百分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至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一共提升了3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接近1个百分点。从1996年开始，我国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城镇化率从 30.48%一直上涨到目前的将近50%，年均增长率为1.39个百分点。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逐年提高的，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工业化水平却呈现出由初期的快速发展到后期的缓慢增长的曲线。将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作为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在1952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为 17.64%，经过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的催化，1960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近40%，直至 1978 年，我国工业化水平达到了 44.09%的历史最高点。1978年后，我国调整了经济发展方向，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代替重工业成为发展的重点，这也导致了在一段时期内工业化水平始终徘徊在40%上下。

根据上面数据的统计，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路径完全不同，相互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协调关系，在1955年，工业化水平比城镇化水平高出7.5个百分点，在1978年这个差距达到了历史最高值26.2个百分点，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03年，城镇化水平才首次高过工业化水平，之后开始拉开差距，直至2010年，城镇化水平已经高出工业化水平9.85个百分点。经过相关性分析，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4，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

（二）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趋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有了较大的提高。1949 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经历了由慢至快的变化。1949年到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2.9元增加到134.67元，名义年增长率为3.67% 。1978年后，农民收入逐步提高，1978-1994 年，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时间才达到了千元以上的水平，但是从1994-1997年，短短的三年时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就突破了2000元，至2005年首次增长到3000元以上，之后每隔两年增加1000元，到了2010年达 5818 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最多的一年。从增长率来看，1978-2010 年，人均收入名义年均增长率为12.3%，按1978 年的价格计算，实际年均增长率为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额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收入来源也在发生着改变。1957 年以来，农民收入中各个部分都呈现上升的态势，但是，从各个部分所在收入总额的比例来看，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增长到下降再增长，1978年达到67.2%的历史最高点；在总收入中，农业产生的纯收入所占比重先增后减，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比重先减后增再减，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一直都不大，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

（三）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本文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对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其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同来源及其构成如表1所示。我们进行分析的基本模型为： Yt= ɑ+ βXt+μt。在关系式中，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用Y来表示，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用X来表示，μ 为随机误差项，ɑ和β为待估计参数。

根据EVIEWS软件的计算结果，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中各项收入的相关系数在表2中列示。由表2可以看出，城镇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来自农业的收入均具有很高的相关系数，而工业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并且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相关程度也很低。

表1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同来源及其构成（%） 单位：元/人

表2 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其中各项收入与城镇化、工业化的相关关系

本文在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中所含各项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为了观察其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使用最小二乘法的稳健标准误法估计参数[14]，将回归分析的结果列示于表 3。从表3所示可以看出，选择显著性水平为5%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显著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中所含各项收入，并且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加162.92 元，其中农业纯收入也随之上涨65.95元，家庭经营纯收入上涨83.21元，工资性收入上涨 68.64元。从各项收入受城镇化水平影响的程度来看，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受影响是最显著的。但是，工业化水平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其中所含各项收入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工业化对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不显著： 首先，在建国初期，我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策略方面侧重于重工业大发展，因此，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高。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调整为市场经济为主体，同时也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此时，虽然第一产业仍存在很大的规模，但是由于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平缓，甚至有所下降。其次，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分析，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仍较低，2009年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人均GDP均在4万美元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29983元，按汇率6.3计算，为4687.4美元。如果按照国际惯例来衡量，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仍处于中后期阶段。最后，我国所特有的户籍制度大大阻碍了农村人口转移，使得农村地区仍然容纳着我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大多数，2010 年，我国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而乡村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五五成，且大多数劳动力处于第一产业。这些数据均说明，我国的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并没有协调发展，这也就是工业化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民收入的原因。

表3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其中各项收入的影响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是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其中包含的各项收入产生某些影响，最终得出结论：

首先，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民的收入越高；而工业化水平并未显著影响农民收入，二者之间没有特别显著的相关性。这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可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但工业化并没有这一功能，或者说工业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不明显；此外，实证还发现，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程度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就表明在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并未协调发展。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评价，这种不协调、不配合的表现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其次，将农民收入所包含的各项内容分解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其中所含的各项收入，都显著地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分开来看，城镇化对于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影响比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来源上来讲，家庭经营纯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农业生产、建筑、商贸等领域，而这些均不属于工业范畴，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给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什么好处。

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应当是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决策。从现实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并不如发达国家一样高，2009年的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为50.4%，其中英国为91%、法国为78.6%、美国为85%，而我国2010 年仅为49.84%[15]。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应该为，着重户籍改革、社保福利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真正转移，加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促进作用，将“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收入的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放在政策制定的关键，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最大效应。

参考文献：

[1]光.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点[EB/OL].凤凰网，2011-02-18.

[2]Henderson J V.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3，4（2）：275-341.

[3]H·钱纳里，M·赛尔昆.发展的形式（ 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4]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宁越敏，李健.让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国外的经验与启示[J].求是，2005，（6）：61-63.

[6]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2，（6）：6-9.

[7]胡鞍钢.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2003，（6）：1-8

[8]李剑阁，韩俊.解决我国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J].改革，2004，（ 2）： 5- 12.

[9]宋元梁，肖卫东.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 9）：30-39.

[10]范爱军，王丽丽.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139（3）：79-83.

[11]陈明锋.农民增收与城镇化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11）： 46-47.

[12]关大宇.各地区农民收入差异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基于协整的 Panel Data 模型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07，（ 1）：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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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和城市是人们生活的两种环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随后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相互协调。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达到了5127%，这个中国社会结构中历史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聚集在城市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优先程度和相互关系，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以及具有“城市偏好”的发展方式和模式的选择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城乡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来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75）在论述发展的型式时，提出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变，带来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的提高，从而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进而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辜胜阻（1991）认为城镇化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资金，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土地制度会对城镇化产生制约。韩长赋（2002）认为，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实现小康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城乡统筹考虑，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两个题目一起解。尹成杰（2012）认为城镇化是释放农业农村需求的重要战略基点，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实现城乡发展均等化的重要途径。

在对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方面，郑鑫（2005）论述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关系，认为我国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不够重视农业现代化，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刘玉（2007）认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主要因素在于农业与现代工业、服务脱节、农民与城镇居民脱节、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脱节。韩长赋（2012）认为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孙云霞（2009）通过构建区域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来计算两者间的协调度，结果发现我国大陆各省市区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曾福生等（2011）通过选择反映城乡差距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加权计算城乡协调度水平，认为湖南省城乡协调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对农业农村发展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

综合来看，学者们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转变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二者均为对方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在资源配置方面产生一定的相互制约。对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学者们大多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认为二者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缺乏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其中已有的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性研究中，局限在城乡关系演变和城乡一体化评估，没有从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的角度对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程度进行综合量化测评。

因此，为了量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并计算其系统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发展理论构建协调度函数，测算二者之间的协调系数，以此量化分析中国近20年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情况。

二、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构建方法

一个完整的系统由依照严格标准选择出来的不同层次的评价指标构成。通过测算每个层次的权重和得分，可以得到系统的综合得分。

（一）系统构建原则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多层次和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量化这些影响因素的效应，我们依据几个原则来构建系统。第一，科学性原则，即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通过观察、评议和测试等方式确立评价指标；第二，系统性原则，要求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指标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即各个评价指标能够全方面、多层次、高效率反映系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状况；第三，层次性原则，即评价体系应该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反映出系统变化的实际情况；第四，可操作性，即数据来源需要确实有效、可以获得，降低指标之间的冗余程度；第五，可比性原则，即保证数据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的一致性，使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

（二）系统得分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AHP模型来确定各层次权重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各层次的综合得分。

在系统分析中，为了更全面完整地说明系统受到的各种影响，会选择多方面、多层次的指标来进行综合衡量。所选取的每个指标都反映出某种影响因素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使得系统整体中的统计数据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重叠。为了解决在研究多个变量时因变量太多导致的相关性和复杂性，可以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降维），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在尽可能保持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将能反映变量信息的主要因子提取出来。本文应用统计软件SPSS180进行分析计算，主要步骤有：

第一，对每个子准则层指标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球体检验。KMO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是对抽样充足量的测度；巴特利球体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是否是单位阵。如果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过小、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则表明变量不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当KMO检验系数>05，巴特利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

第三，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第四，根据特征值和方差累积贡献率选出主成分，一般认为，特征值大于1或者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因子，可以选作主成分因子。

第五，根据选择作为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和因子得分，计算出各主成分总得分。

将各子准则层主成分得分矩阵与权重矩阵相乘，得出指标体系综合得分。

三、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评价结果

（一）城镇化系统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化的发展逐渐从数量上的发展转向内在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构建城镇化系统时，依照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内涵，我们除了考虑传统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考虑了城镇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等。具体指标见表1。

（二）农业现代化系统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不断改造传统农业生产力的过程，伴随着农业生产手段的改进、农业科技含量的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优化等变化。因此，在构建农业现代化系统、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应该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水平出发，结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综合考量。具体指标见下页表2。

通过比较各层次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得到各层次权重（结果见表2），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农业现代化系统综合得分，见图2。

四、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的协调度

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发展存在相互影响和内在关系。两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可以看成是为了实现系统整体有序发展的目标，各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调整而形成的各自自身状态、相互比例关系以及相互影响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对于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评估，是对各系统实际发展水平的观测值与其两个系统协调发展时的协调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

。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选取4个维度26项指标构建新型工业化系统，选取4个维度22项指标构建农业现代化系统，运用层次分析法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利用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文章建立了协调度标度函数测算两者之间相互发展的协调系数。结果表明，城镇化系统与农业现代化系统总协调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94-1999年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较好，即这段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因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的弱质性和相对较低的农村发展投入回报水平，使得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城市发展建设中，结果导致城镇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综合环境越来越好，而农村依靠政府投入的发展则缓慢滞后。2000-2006年，城镇化水平离农业现代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步改变，政府开始着力进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大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并逐步为进程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打造良好的务工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2007-2010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又开始变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动力和支撑力不足。

总体来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效果明显大于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说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不可能光依靠从农业农村获得资源要素的积累，而将城镇发展收益投入农业农村建设则会带来良好的效用。在我国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包括加大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转变、带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产业链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1991：《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 韩长赋，2012：《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几个问题》，《农村工作通讯》第16期。

[3] 刘玉，2007：《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6期。

[4] 南江波，2004：《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城镇化战略选择》，《生产力研究》第8期。

[5] 孙云霞、叶金国，2009：《我国区域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性评价研究》，《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第5期。

[6] 王维国，2000：《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7] 杨万江、徐星明，2001：《农业现代化测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尹成杰主编，2012：《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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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2-0258-02

低碳循环农业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利用先进的技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使物质和能量在循环系统中多级利用，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减轻环境污染，使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循环农业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碳农业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循环农业是低碳农业经济的载体，是农业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低碳农业，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的农业，即所谓的“三低一高”农业[1]。

固城湖位于江苏省高淳县西南部，是高淳县唯一的大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原为水阳江的过水性湖泊，官溪河建杨家湾节制闸后，转变为相对封闭的水库型湖泊，湖底高程5.5～6.5 m。当固城湖达到正常水位8.0 m时，湖泊面积24.5 km2，平均水深1.56 m，蓄水量3 800万m3。20世纪90年代以前，固城湖水质为Ⅱ类水标准，水体营养贫乏。近年来，固城湖水环境质量明显下降[2]。2005年固城湖水质为Ⅳ类，水体达轻度富营养状态，水质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农业生产活动中，氮、磷元素进入水体直接导致淡水水体的富营养化。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污染逐渐加剧，对农业活动污染治理亟需加强。在湖区，由于化肥和农药的滥施滥用，农村生活污水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加之过度围网养殖尾水直接排入湖库，为湖库提供了营养物质[3]。

在固城湖生态区进行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研究势在必行，吸取同类湖区的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研究，根据固城湖生态区农业发展特点，提出以下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期望进一步探索研究，形成较为完善的技术模式。

1 水产业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水产养殖，尤其是螃蟹养殖已经成为固城湖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形成了规模化产业带和国内外知名的品牌[4]。在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养殖污染问题，影响固城湖水质，由此针对性制定水系生态修复方案。

1.1 高密度水产生态养殖废水减排技术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规模化、高密度水产养殖逐渐成为养殖业发展的热点。但该养殖方式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质，大多数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为了减少污染，要推广高密度水产生态养殖废水减排技术模式。该技术通过合理搭配养殖品种、精准投喂饲料、科学管养，结合水生植物的吸收利用，达到养殖池塘废水有效减排、提高养殖成活率、增加产量与经济效益的目的。研究表明，采用该模式，在同样的养殖条件下，能够减少70%的污水排放，增产率达到20%。该方式还具有简单易操作、投入较少的优势，可在实际生产中大面积推广。

1.2 水产养殖废水人工湿地处理与循环利用模式

为了解决固城湖周边大规模、集约化养殖发展中养殖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水质富营养化的问题，将人工湿地技术同水产养殖有机结合，构建水产养殖废水的人工湿地处理及循环回用系统（图1）。

通过该模式处理后，出水的各项指标都低于渔业水质标准，达到回用要求，实现了水产养殖废水零排放，节水效果明显，并提高池塘产量25%，形成小环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1.3 种草养鱼净化水质生态治理模式

固城湖水草中，90%以上都是沉水植物微齿眼子菜，这种水草不但渔业利用率低，还会产生季节性腐败污染水质。对于湖中现有的微齿眼子菜要定期收割，以免腐烂后形成淤泥加重湖水富营养化。养殖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鱼类，如鲴属鱼类、银鲫鱼和鲢鳙鱼等，主要以草和浮游生物为食。最近2年，在固城湖里放养了细鳞斜颌的环保鱼，这类鱼主要以水底的腐殖质和藻类为食物，能清除残饵净化水质，实现截污减排，在水中人工栽培有助于改善水质的金鱼藻、黑藻、苦草等优质水草，共同构建绿色屏障，有效缓解水质的营养化和蓝藻的问题。

2 种植业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固城湖生态区以种植稻麦、油菜为主。并将油菜与旅游有机结合在一起，2012年举办了第四届高淳国际慢城金花旅游节，置身绵延万里的油菜花海中，让人如在画中游。在种植业方面利用以下模式，加强低碳循环农业发展。

2.1 淤泥整治养地

淤泥沉积在河沟和河道中，不但堵塞河道、河沟，而且淤泥中富集了很多营养物质，还会影响水体水质。定时清除淤泥，将其作为肥料还田，不仅有效处理淤泥，还提升了土地肥力，不但有利于生态环境维持，而且能够提高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

2.2 化肥合理施用

化肥的不合理施用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控制农业污染，就要控制化肥施用量，提高化肥施用技术，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和土壤基础肥力，确定施肥量和施肥时间，避免滥用化肥。二是大力推广施用有机肥。有机肥不但能够增加作物产量，还能够培肥地力，具有生态环保等优点，可在实际生产中推广。三是改革化肥施用过程中的鼓励施用政策，改为区别化、鼓励节约施用和科学平衡施用的政策[5]。

2.3 秸秆综合利用

在我国，经常可以看到农民焚烧大量秸秆，既污染环境，又浪费了宝贵的秸秆资源。焚烧秸秆的主要原因是省工省力，秸秆没有较好的利用方式。农作物秸秆用途广泛，既是一种廉价、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又可作为反刍动物的饲料。固城镇利用稻秸秆作为食用菌栽培基质，是稻秸秆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南京市农科所现代农业研究室正在研究麦秸秆替代稻秸秆作为食用菌的栽培基质，并在固城湖生态区推广应用，扩大秸秆的使用量。秸秆还可以还田（包括过腹还田方式），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保护大气环境，降低碳排放，增加农民收益。

3 建设最美乡村低碳循环发展模式

高淳被授予“国际慢城”称号，无疑得力于固城湖地区的最美乡村建设。最美乡村不仅是一个概念，也不仅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一种相对系统的发展思路。在建设最美乡村的过程中，可充分发展以下模式。

3.1 建设最美乡村技术集成模式

高淳正在打造“长江之滨最美丽的乡村”，把“最美丽乡村”的愿望变成现实，固城湖生态区现阶段的重点就是做好“七大工程”，分别是产业转型升级工程、山水城林融合工程、蓝天碧水宁静工程、植树造林绿化工程、城乡环境整治工程、文明素质提升工程和文化保护发展工程。在具体实施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对环保资金投入。每年安排环保专项资金，确保财政对环保支出增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经营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着力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全面实施“绿色高淳”工程和生态修复工程、加快构建“两横两纵”生态网架。三是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提高项目环保准入门槛，对未经环评项目、不符合环保法规和技术标准项目，不予审批和核准立项，禁止批准新建任何化工项目，强制淘汰关停搬迁污染严重的企业和项目。四是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设立发展循环经济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循环经济示范工程、污染企业改造及搬迁、清洁生产审核等，年内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5%。

3.2 以户用沼气池为纽带的养分循环技术集成模式

农村污染既有点源污染又有面源污染，污染源既来自农村日常生活，也来自农业生产。在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清洁生产等原理的基础上，以户用沼气池为纽带进行技术集成研究，实现了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固碳减排的目的。研究表明，兴建沼气工程不但能够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生态农村建设，而且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一是沼气能够作为农村日常生活的能源，减少煤炭和薪柴的用量，节约燃料费。二是沼气池产生的沼液、沼渣能够作为肥料施入农田，减少化肥污染，节约化肥、农药用量。以户用沼气池为纽带的养分循环技术集成见图2。

3.3 农村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对农户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改善之间的矛盾分析表明，以农村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固城湖生态区的综合治理必须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生态治理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为此，提出固城湖生态区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图3）[6]。

4 结论

研究针对固城湖地区目前普遍存在的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以及最美乡村建设进行了集成研究与示范，形成了一批生态治理与资源利用技术模式。经过进一步的完善，将可在固城湖区及其他类似地区进行推广应用。推行固城湖生态区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确保固城湖“一湖清水”。

5 参考文献

[1] 黄国勤.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农业的发展[J].江西农业学报，2010，22（6）：178-180.

[2] 王苏民，窦鸿身.中国湖泊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93-294.

[3] 于忠华，黄文钰，舒金华.南京市主要湖库水环境现状与演变趋势分析[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5（4）：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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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82-03

1．中小企业是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主体力量

加快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作为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城镇化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非农产业向城镇的聚集。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是一个农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地区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或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持续上升以及工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换代，同时，工业化意味着国民经济技术和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人们活动的城镇化(围绕着工业规模生产的聚集化)和实现人的现代化。

工业化突出人的专业化与物的专业化，而城镇化则意味着把人聚在一起，又产生了各类社会､经济团体､组织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所以，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都是对同一社会经济现象从不同侧面的概括和描述。因此，我们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是一种同生同长或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其中，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加速器，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平台和必然结果，城镇化的实现离不开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是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平台和综合过程，工业化是基础和内容，而现代化是结果。没有农村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

中小企业是我国农村地区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主体，首先，因为它适合农村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城镇化建设需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从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大多数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中小企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我们认为经济起飞､发展非常成功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抑或是“珠江三角洲”模式，都走的是一条发展中小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子。其次，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是解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主要渠道。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其农业人口身份向非农人口身份的转变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将这些人口转移出来集中在城镇并不难，问题是要给他们在城镇中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使这些人成为一个有机的城镇化的生活群体，这才是城镇化遇到的关键问题。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恰恰能够满足城镇化在这方面的客观要求。再次，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新型城镇进一步发展的产业基础。资本积累，技术工人的培育，市场营销网络的形成，农业文明意识向工业文明意识的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等等，都有待于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更大的福祉。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小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和观念带动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同时，也向那些新型的第二､三产业中的工人(包括个体户)提出了有别于在农业生产中的要求，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企业的发展不断地要求人们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树立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

2．目前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剖析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而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是私营企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农村地区的多数乡镇企业不过是为了争得更优惠的政府支持的戴了顶“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将此统称为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

2．1中小企业布局分散

由于受农民居住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中小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自家的房屋建筑或承包的土地建厂开店，所以中小企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布局比较分散，这一点与城镇化的要求恰恰矛盾，因此，如何将分散的中小企业聚集在以城镇为核心的地域，是城镇化本身的一个任务。

按照生产力布局理论和市场经济原理，企业布局分散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各种市场信息不畅，因而其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缺乏有效的区域市场竞争力。这种企业布局的不合理不仅仅是生产力布局的不经济，而且也不能有效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因为这种布局无法将非农业劳动力聚集在一起，也无法改变他们的身份。这些“准工人”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游荡，无法形成城镇化所要求的城镇居民的身份和素质。

2．2农村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特别突出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本身素质的影响，农村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尤为突出，据统计调查，在农村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除真正的乡镇企业外)创业所需的资金基本上是来自于亲友和民间的闲置资金。可以说，真正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很少，资金短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2．3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比较突出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环境建设问题以来，大中型城市中的具有严重污染的“五小”工业企业转移到了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对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如造纸厂､冶炼厂､小煤窑，等等。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大量污水､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而地方环保部门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城市的环境保护上，无暇顾及农村地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问题。

2．4企业经营者管理落后，企业员工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技能较低，严重影响着农村地区中小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改造的进程

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其经营管理者和大多数员工基本上是刚刚脱离土地的农民。由于我国农村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因此，大部分农民缺乏现代化､机械化生产的知识和技能，这样，受人力资源的限制，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产业换代升级和技术改造受到严重的制约。企业再生产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基本上是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格局。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数是低档次的､初级产品。低层次的重复和初级产品的加工，导致了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在城乡之间的地域分工中居于不利的地位。

3．进一步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的措施和建议

广大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提高作为基础，在此前提下，我们认为，应该按照以下途径来发展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实现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目标。

3．1建立中小企业集群，是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

以自然地域为主的分散的农村中小企业明显在市场竞争中居于弱势，没有发展的潜力和余地。以中心城镇为主，建立较为集中的城镇中小企业集群是进一步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

中小企业集群模式具有很强的区域竞争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因为中小企业集群具有非常强大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营销竞争､产品差异化､集群内部的合作和外部扩张等优势。中小企业集群能够给中小企业带来新的活力和巨大的效益，因为集群能够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降低市场信息获取成本与交易成本，形成难以模仿的区位竞争优势，进而提高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集群对专业人才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市场上容易形成品牌效应。在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的意大利，其经济取得成功和落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在我国浙江发展起来的“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块状经济”的中小企业集群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3．2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模式

农村地区工业化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和模式，是关系到地区工业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认为，产业结构和模式的选择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的原则，目前在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应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非农产业，因为劳动密集型的非农产业模式是符合我们的城镇化目标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农村过剩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有利于将这些农业人口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工作，使得农村地区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和工业化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增长保持一致。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地区潜在的就业压力，使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能够顺利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转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理念，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而在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适合发展“工业园”､“科技园”等模式的高科技产业。在东部地区，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城镇化已经初具规模，因此，在这些地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产业结构的升级。

3．3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作用

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帮助。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商品经济的意识和观念尚未完全建立，作为农村地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在其创立､发展和壮大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要比大中型城市中中小企业面临的阻力和困难要大的多。在城镇化建设中大力扶持和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地方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义务。

3．3．1建立以服务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为主的农村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资金是企业的“血液”，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农村的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受地域和经济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的起点。农村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与其自身的信用度､企业资产规模及信贷可抵押､质押的资产缺乏直接关系。我们认为，解决其融资难的当务之急是以县级政府为主，尽快建立农村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从1998年我国开始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但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主要服务于大中型城市的中小企业，此套体系的光辉尚未照耀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我们建议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框架内，在农村地区，以县域经济为主体，按照现有体系的运行机制，建立一套服务于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子系统。这样可以加快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3．3．2以政府为主实施有效地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和员工的技术技能和素质。对失业工人的就业培训是当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在美国､日本和西欧诸国，都有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性的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机构。尤其在德国，在职教育成为主要的､与其正规教育并驾齐驱的教育途径。在我国，仅仅在一些大中型城市存在着一些隶属于劳动管理部门的就业指导中心和培训机构。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农民“转业”的培训机构。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的投入，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广泛进行科学技术知识与工业实用技能的培训，使许多正在转移或已经转移了的原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掌握从事二､三产业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适应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要求。这是各级政府在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一项艰巨任务。

同时，农村地区中小企业中的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强化管理意识､提高管理效率，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3．3政府应该加快企业经营所需外部环境的建设。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它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在硬环境一定的情况下，软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从硬环境建设来看，政府应该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完善中小企业群体化所要求的硬件的建设。在软环境建设方面，主要是指农村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对制度的需求问题。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非过程，是一项系统的“破旧立新”社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淘汰一些旧的制度，产生一些新的制度，用来对新型的社会经济格局､秩序的承认和保护，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朱允卫，董美双，杨万江．发展中小企业､推进农村城镇化是壮大县域经济的主要路径―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的分析[J]．乡镇经济，2003，(12):22-52．

[2]成德宁．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比较与启示[J]．经济评论．2002，(1)．

[3]李大鹏，李增刚，邸晓燕．试论中国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J]．生产力研究，2003，(4)．

篇（8）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小学教育始终是一个簿弱的环节，因为农村小学条件比较简陋，生活艰苦，学校中的老教师大部分都是2002年“民转公”的教师。这样的教育环境导致青年教师不愿意来，老教师年龄偏大，所以农村小学教育这些年发展的速度始终都非常缓慢，有的农村小学比城市小学慢十几年、二十几年。

就拿我们临沭县玉山镇益海小学来说，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地带，位于临沭县城的最东端，比较偏僻，所以导致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缺少新鲜血液，并且我们学校的教师有2/3的是“民转公”的教师（临沭县玉山镇中心小学教师调查情况：学校现有教师20人，其中“民转公”的老教师就有15人，大中专毕业的教师才5人），他们大多都停留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方法，并且他们的年龄偏大，接受现代的知识水平比较慢，所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有一定的难度。由于我校地处偏僻，教师外出学习的机会少，教师素质整体发展不平衡，教育观念相对滞后，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足，离新时期教育改革和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认真学习《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组织实施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的意见》，针对以上情况，充分借助现代远程网络研修，打破地域差异，使农村的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是开展教师继续教育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农村小学的老教师接受知识慢，通过远程网络研修，他们可以慢慢地学习，以达到促进其专业发展的目的。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我们提出了“依托远程网络研修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的课题。

二、理论基础

2011年暑假开始的山东省中小学教师全部进行远程网络研修教师对于远程网络研修这种学习方法已经基本掌握，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学习方式带来的好处，通过初步调查，98%的教师愿意采用这种培训的方式。

三、研究目标

1.教师发展目标：通过远程网络研修活动，更新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研修方式，增强教师不断学习的精神，使其教育教学经验得到提高和升华，实现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不断积累、教科研能力逐步加强、专业水平有效提高；通过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经验与分享，形成教师群体教学优势，建立一支学习型教师队伍，籍此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2.管理发展目标：通过管理者的研究、教师知识的更新，不断创新各项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农村教师知识的更新、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3.通过远程网络研修，提高教师学习和利用现代网络的能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同时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为创建特色学校奠定基础。

四、研究内容

1.提高教师运用网络的能力，达到与学科教学的研究学习。

2.通过远程网络研修，提高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3.农村小学的条件简陋，教师外出学习的机会比较少，通过远程研修，能使他们与更多专家和同行进行接触，从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4.通过远程网络研修，提高学校和教师的管理能力，达到以最好的状态管理学生、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五、主要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行动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具体的方法上采用文献调研、问卷调查、个案分析等方法。课题首先采用文献调查和比较研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其次采用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法，获取教师远程网研修的需求，在开展教师远程网络研修的培训过程中，采用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

篇（9）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安排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扮演了动员农村储蓄并为城市工业战略输送资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全脱离早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固有逻辑。同时，在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不约而同地采取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方法。在资金短缺时期，这依旧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然而与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况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地方金融。金融机构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会收益的经营方式，也迅速且明显地商业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三种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张杰，1996）。激励的改变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1]

首先，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这在短期内仅凭工业部门和城市内部的资金积累无法满足。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渠道，二是从农村汲取资金。章奇和黄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经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的资金达2.84万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农村资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到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体系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79%。蔡昉等（2008）估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价格机制转移的农村资金量大幅缩减。但是从1994至2006年，通过金融体系（农信社、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外流的农村资金从2910.8亿元上升到31483.9亿元。而从90年代开始到2006年，累计资金净流出量超过15万亿元。[2]

其次，日益商业化的经营目标驱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地将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门。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资金收益率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带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经营倾向。周立、周向阳（2009）认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现总体上的资金过剩局面，人民币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积累，但是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共存，流动性过剩局面极不平衡。

我国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具有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过去30多年间，通过金融体系的、持续且有不断加大趋势的农村资金外流却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为什么农村资金外流依旧严重，农村金融抑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从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中寻找解答。

二、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的成因与

农村金融抑制

学术界对工业化、城市化的非效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不深。通过观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联系，本文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解释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阻碍农村金融深化的传导机制。[3]

对工业效率的讨论主要围绕所有制类型展开。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源自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战略目标和社会政策负担，效率提升空间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刘小玄（2000）发现，在所有制变量上，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在隶属等级变量上，隶属等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效率超过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并导致后者丧失规模优势（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发现在技术效率上，非国有企业也比国有企业更高。[4]

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城市国有企业的大举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难度相当大。利用1998—200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白重恩等（2006）认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刘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提供了以下证据：国有企业具有双重效率损失，不仅城市（国有）工业本身效率较低，还拖累了整体工业效率。进一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软约束既是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积累的原因。除了从所有制角度分析，对工业企业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唐玲和杨正林（2009）以工业行业作为观测单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我国的工业能源效率总体水平偏低，那些开放程度低、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能源效率水平相对更低。[5]

以上讨论均表明，我国工业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进入高效率区段，这在城市（国有）工业部门中尤为显著。那么工业化过程的非效率是否影响到城市化过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则这两个过程必然是非协调的。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进程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起步和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亦步亦趋、相互促进。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与资本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当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后，工业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能岗位的能力逐渐饱和，城市化进程此时转而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步起来。于是，在工业化开始后的较长时期里，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伴随工业化过程，工业人口逐步增加，农业人口逐渐减少。

然而，我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从时间纬度来观察，伍晓鹰（1986）认为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有“城市发展”意义上的、没有“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进行的，以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为前提；城市发展以扩大市镇建制、有计划的农转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实现。为了工业发展而牺牲农业利益的特殊工业积累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人为地切断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同性。[6]

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不断松弛，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图1显示，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1981年首次超过20%，随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别跨过30%和40%的整数门槛，到2010年末，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从1981—2010的3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

鉴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工业比重（1980年为43.92%），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浅度城市化等说法。低度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或落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浅度城市化关心的则是离开土地的准城市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左学金，2010）。2003年之前，工业比重确实高于城市化比率，但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说？郭克莎（2002）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断依据是我国的工业化比重出现了偏差，属于偏离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工业化，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业的就业比重或工业的产值比重相联系，而是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由于非效率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不能带动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快增长。由此，即使从改革算起，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联系紧密，却并非协调。[7]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性主要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制有关联。从非农就业比重角度出发，还能解释2003年以后数据上显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业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非效率，过早地使得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机能减退。国有企业对于劳动力户籍资格的严格要求，使得外来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体制内企业。即使许多年轻的外来劳动力进入了制造业部门，也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种冲击引起的工业生产波动影响。农村劳动力转而更多地选择了建筑行业。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服务业劳动市场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开放，最后向外来劳动力开放，并且在工作内容、等级、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倾斜。最终，虽然城市化率高过了工业比重，但却落入了浅度城市化陷阱。浅度城市化和工业非效率无法有效地创造价值和收入来支持它们本身。[8]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金融抑制。从一般逻辑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技术约束，进而不仅两者效率改进有限，同时也彼此不协调。从具体机制上看，在技术进步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起初，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工业和城市的资金收益率相对农业较高，资金通过农村金融体系流入城市。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利用是集约的，即相同数量的资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公共服务，则在资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会降低。这样，部分资金会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农村。但是，如果工业和城市的资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则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资金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就会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资金会首先留在城市金融体系，资金出借者既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识别风险，又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如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场。如此，城市的流动性出现了过剩，而农村在面对流动性缺失的困难时，却总是处于资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缓解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不仅要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须提高两者的协调性。[9]

三、数据指标、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本文首次尝试用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差来度量两者之间的非协调性，称其为工业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业比重-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内力看，本文认为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过度工业化造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负的，则体现的是浅度城市化背后工业的非效率，是工业化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存在困难，城市化缺乏技术效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份（不含自治区）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的变化趋势，基本情况是：

第一，绝大部分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都出现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都为正数。目前一些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出现了负值，但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一直为正值的省份在29个样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农业大省。在出现过负值的省份中，负值也比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海南之外，工业化偏差值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个。[10]

第二，在京津沪，工业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现快速下降，并且工业产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为-0.21）之外，三个直辖市目前的工业化偏差值为全国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沪的农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别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点是改革以来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较第二产业高，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也达到了46.2%。这说明，初始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的（超过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较多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到2009年，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省份（超过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东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调整速度较快。当前，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值处在全国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区仍然高于全国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198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所有贷款中农业贷款的比重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这个指标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图2显示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和工业化偏差值（GAP）之间的散点图，剔除了京津沪的数据，可以看到农业贷款比重和工业化偏差值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项关系。[11]

本文采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固定或随机效应方法来估计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将回归模型设定为：

下标i和t（i=1，……，29，t=1988，……，2009）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于自治区的数据相对不全，未将其纳入样本，对重庆市的数据与四川省的数据做了合并，样本最终涵盖29个截面。除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之外，还使用农村存贷比（DIFF=农户存款/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认为农村存贷比越高，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就越严重；工业化偏差值（GAP）与其二次项是关键解释变量，是扰动项；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了：

（1）经济增长（GRTH=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这会推动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从而收入增长对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正面影响。不过，农村金融深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加收入也会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估计过程中对收入增长指标取一阶滞后值。此外，收入增长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推动可能并不那样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形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一定门槛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获取金融服务。[12]

（2）政府干预能力（GOVN=财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标值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在当前农村金融体制下，政府干预金融流量至少包括两种可能的效应：第一，市场失灵，政策有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调配信贷资金，不过由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总是会保证一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第二，市场失灵，政策无效。指导性信贷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视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因而对金融体系具有破坏性。因此，政府干预具有双重影响，它对维持农业信贷量具有正面影响，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3）财政支农（AGRI=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重）。财政支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贫、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来说是一种补充。它可能会对农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不过由于财政支农偏向的是公共服务，其收益难以在短期内体现。

（4）民营化（RPV=全部职工人数中不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率）。在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它们更加遵循市场法则，对改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政府干预力量来讲是一种制约因素。民营经济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对于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业贷款在所有贷款中的比重，没有包含乡镇企业获得的贷款，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对农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总体上，民营化指标的最终影响也是不定的。[13]

（5）对外开放（OPEN=进出口总额/GDP）。对外开放引入了外部资金来补充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对金融抑制下的国内市场起到补充作用，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发展战略特性，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也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此外，一些研究还把对外开放指标作为市场环境改善的一种度量，市场环境的改善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促进效应。由于对外开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效应比较显著，改善市场环境的效应难以在短期中显现，所以该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不利。

（6）产业结构（TER=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产业结构指标控制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趋势。如果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逐渐减少，并且农业经营具有效率，那么农业对货币资金的相对需求就会降低，配置到农业上的相对信贷资源就会减少。

（7）通货膨胀率（INFL=以CPI指数计算的通胀率）。通货膨胀对金融体系的深化有害无益。

首先对解释变量为农业贷款比重的模型进行估计。由于京津沪具有异常值的特征，样本截面缩减到26个，面板数据的特征为26省份22年。除工业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项之外，其他解释变量都采用一阶滞后值。

结果（1）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业化偏差值的下降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响。但同时也看到，当前城市化超过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收入增长指标、财政支农指标、民营化指标、开放度指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干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和通货膨胀指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预期一致。

由于在具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宏观面板数据中横截面相关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横截面相关检验。根据Pesaran（2004），对个体间的残差进行检验，原假设是残差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存在横截面相关。按照Driscoll和Kraay（1998）的建议，使用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结果（2）与结果（1）基本没有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度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外开放也主要地为城市-工业体系服务。

结果（1）与（2）仅控制了随省份变动但不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但是，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出台了大量针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这些政策主导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农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会对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从而使模型成为双向误差因子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依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而定。

根据F检验的结果，引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检验结果建议采用双向随机效应。进一步检验不支持横截面相关性。结果（3）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影响的倒“U”型特征依旧显著。一些差异体现在，政府干预能力指标不显著，而民营化指标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本文用以度量农村金融深化的指标是农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未包括发放给乡镇企业的贷款，而乡镇企业是民营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信贷资金有较高的需求。因此，民营化指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乡镇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排挤了对农业信贷的发放。[14]

结果⑷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存贷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此时工业化偏差值对农村存贷比的影响是正“U”型的，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降低农村存贷比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当前阶段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比重的趋势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有负面效应。综合结果⑴和⑷的结果，两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结果，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有积极作用。最后，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值来进行估计，结果与前面一致，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与农村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认为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抑制效应，进而借助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城市-工业体系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的倾向。一个例子是，许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户籍上却拥有城镇户口。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既偏离工业化发展要求，也偏离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求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和浅度城市化并存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结果同时说明，过度城市化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逐渐去除过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逐渐契合，但是，如何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完善城市治理、协调城市-农村-工业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难题所在。

参考文献：

[1] Driscoll. J. C. and A. C. Kraay.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4）： 549-560.

[2]白重恩， 路江涌， 陶志刚. 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 （8）： 4-13.

[3]蔡昉， 王德文， 都阳.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莫易娴.金融创新相关理论的综述[J] . 江淮论坛，2012，（1）：39-43.

[5]郭克莎.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44-55.

[6]林毅夫， 刘明兴.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 经济研究， 2004， （7）： 48-58.

[7]刘瑞明， 石磊.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0， （1）： 127-137.

[8]刘小玄. 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0， （2）： 17-25.

[9]唐玲， 杨正林. 能源效率与工业经济转型——基于中国1998—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10）： 34-48.

[10]刘勇，叶永刚.负面冲击与中国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J].经济管理，2012，（7）：123-134.

[11]伍晓鹰. 人口城市化： 历史、现实和选择[J]. 经济研究， 1986， （11）： 25-30.

篇（10）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5-0986-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5.050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Wuhan

ZHAO Li-hua，LI Bao-xi，ZHOU Qi，ZHANG Ping-xiang，XIA Juan

（Wuh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Wuhan 430065，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a key problem in support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the present transformation rate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Wuhan is generally lower and not sufficient to meet requirement of marke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causes of low transformation rate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Wuhan 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rom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abroa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transformation rate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ere proposed from motivating the main body， integrating into the technology exchange market， implementing the achievements assessment.

Key words： modern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untermeasure； Wuhan city

高水平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高水平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武汉市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应着重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目前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多关注科研学术研究，缺乏商业运作的意识和途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普遍不高。在这一大趋势下，武汉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也难以回避。另一方面，市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旺盛，但缺少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的契机，市场化需求得不到满足。

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做出部署。与之前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这“两部曲”不同，这次是部署实施一批有针对性的举措和具体任务[1]。《方案》可视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第三部曲”，与前“两部曲”一脉相承，目的是将已经出台的法律规定抓实、落地、生根。武汉市紧跟国家政策，高度重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仅强化了农业科技力量，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收效甚微。

1 武汉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据统计，截至2016年，武汉市有20个（农业类）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武汉市各行业合计154个），9个（农业类）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各行业合计27个），1个（农业类）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武汉市各行业合计7家）；38个（农业类）湖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各行业合计167个），12个（农业类）省级产业技术战略联盟（武汉市各行业合计31家）；35个（农业类）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各行业合计114个），6个（农业类）武汉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武汉市各行业合计23家），36个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在2015年26项武汉地区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录中，主持或参与农业类项目4项。

2015年《武汉市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对知识产权促进与激励、保护与管理、职务知识产权的处置及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等做出详细规定，《条例》的实施对加强武汉市知识产权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武汉市组织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40项，计划下达经费5 720万元，其中当年下达4 576万元，现代农业专项共安排项目11项，年度经费1 080万元，占总经费的19%，在7大专项中占比最高。为鼓励和扶持农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武汉市农委、市科技局联合开展组织评选，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了139家2015-2016年度武汉市农业科技型企业，这些企业是武汉市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2 武汉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低的成因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经费投入与专利等知识产权产出存在不对等情况；技术转移效率低下。武汉市涉农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是农业科技成果产出大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科研界的敏感问题之一，大量“成果”变“陈果”，被锁在“保险柜”无法走向市场，长期困扰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其科研人员。综合看来，有以下几种原因。

2.1 目标导向存在片面性，评价激励机制不尽合理

目前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主要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并由此给予职称认定，对于成果是否能够转化实践却缺乏足够的重视。许多人申报项目的目的在于评职称和获奖，而非解决某个生产技术问题；课题结项后，大部分项目也甚少有精力进行转化投入，最终被束之高阁。

2.2 法律、法规及政策之间矛盾叠加

按照《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获得成果转化奖励成为了可能，但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的条文依然有效。法律虽然作了修改，但相关规定不改，高校、科研院所执行起来面临两难境地；《转化法》重新修订之后，科技成果的处置、收益和管理权“三权”下放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者还是会束手束脚，因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相关税务政策尚未进行相应调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评办法依然存在，科研人员从成果转移转化中获得的收益不高，却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硬性任务，稍有不慎甚至会陷入牢狱之灾[2]。“头重脚轻”的“指挥棒”，科技成果转化执行难，让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

2.3 成果转化落地主体难以承接转化成果

作为科技成果落地载体的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大多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存在着跟踪模仿的路径惯性，生产靠的是仿制和粗加工，流动资金紧张，购买专利和改造生产线能力偏弱；作为转移转化桥梁的中介机构，服务能力普遍不强，存在“连而不通”的路径惯性。这就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出现了“空白地带”。

3 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

美国在《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中规定，凡是年预算在2 000万美元以上的联邦实验室，必须设立专门研究和技术应用办公室，从事研发成果的技术转移；日本《关于促进大学等技术成果向民间事业者转让法》规定，政府所属大学具有推动技术转移的义务。这就让科研和转化成为了一个整体；法国在《技术创新与研究法》中对政府科研资源和经费配置、公共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研发直接面向市场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创新和发展首尾相连。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通过与企业共建研究中心，把企业搬进研究所、把研究所建在企业，拆除围墙，开放办所，让企业和技术团队成为创新主体，紧跟市场需求，快速实现产业化，鼓励“高大上”的成果主动“接地气”。同时，研究所一直坚持“孵化”企业但不“办”企业、参股而不控股的原则，把责、权、利捆绑在一起，让创新创业的种子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成长。

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通过改变人员结构，使产业结构更好转型。首先，鼓励在职科技人员走向市场，着力打造研究和产业两支队伍，在科研战线和经济战线并肩作战，并为科研人员搭建了风险共担的创新创业平台。对于那些申请留职创业或离职创业的科研人员，只要符合成果转化范围的，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按年度调整薪级工资的权利，而且三年内可要求返回该院工作，按照不低于原职级、薪酬的原则重新聘用。其次，在人才引进方面，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敞开大门，创新用人。成果产业化需要市场、生产管理、社会资本、政策环境等诸多要素介入，采用全员聘用、双跨聘用和留职离职创业三种方式，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推动研究院聚集海内外人才建设国家科技的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再次，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用“股权+现金”的方式进行奖励，技术成果所占股权的50%奖励给成果完成人，成果转化现金收益40%以上奖励给技术团队。除技术团队以外，全院员工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享受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主要采取知识产权入股、员工众筹、团队自筹、整合资源等方式办企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3]。

4 武汉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4.1 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基础要素，长期以来产权不明晰、激励不明确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为增强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有效供给，一要加快建立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评价和年度报告制度[4]，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作为对单位考核和支持的重要依据，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股权激励问题，制定合理的股权分配制度激励科技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二要进一步细化科技人员离岗创业或到企业兼职的规定，在全社会全行业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三要组建技术转移职业群体，技术转移职业群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从业人员分布于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生产性企业、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经营机构等行业内。中国技术成果转移事业尚处于探索阶段，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严重缺乏技术转移专业人员，且没有形成任何激励机制留住人才，要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技术转移职业群体和共同体的形成。

4.2 融入技术交易市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交易、转化

一要利用湖北省以武汉市为中心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契机，搭建武汉市农业知识产权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农业科技金融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农业技术经济培育中心、农业技术交易网络平台，进一步完善武汉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服务功能，强化武汉市农业科技同经济对接、农业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二要组建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是成果的有效“推销员”，将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军人才纳入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养计划，推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相关课程，培育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三要借鉴国际专利池运营的经验和大型项目知识产权共享的经验，并制定促进国内专利组合或专利池建设的政策，以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四要借鉴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模式，采取高校和研究院出成果、政府出现金共同作为出资形成一个公司制的农业类科学技术研究院，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协同开展合作研发、中试熟化、应用推广及标准制定等。

4.3 落实成果评估问题，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以市场和需求牵引的分类评价体系，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秘诀之一。科技成果项目出来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科技成果评估难、交易难等问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没有科学的定价机制，难以准确评估。由此延伸的还有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比如提供精准的高端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等。另外，一些跨地方的资源，由于不开放导致一些服务不能深入进行投入等问题。为此，一要让市场之手进一步活起来，充分运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新理念新机制，发挥好企业家才能和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5]；二要打破“国有资产流失”的锁链，建立科研机构、高校科技成果D移转化绩效评估体系，推动创新资源向创新创业者开放。

参考文献：

[1] 陈 瑜.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畅通无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解读[N].科技日报，2016-05-11（1）.

[2] 柯保平.科技成果转化这块“骨头”该怎么啃？[N].科技日报，2016-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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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6—0091—03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强调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将其定位为今后发展的重大政策导向，这为黑龙江省垦区发展带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三化同步”对于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提高工业化水平，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特别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性

（一）工业化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

1.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

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依靠工业总量增长和工业结构调整。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仍然要依靠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对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城镇聚集更多的农村人口；城镇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也有赖于工业增长，工业财富的增加为城镇化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物质基础。此外，黑龙江省工业布局的新趋势是大力发展区域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城镇基础设施完善和非农人口的集中，这将有利于传统城镇的规模扩张和新兴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对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国家大力扶持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渠道；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也对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

2.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

首先，工业化发展可以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随着我国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发展。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逐步增强。在工业化过程中，既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又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只有加快工业化，才能生产出更多的农机、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用工业化流程来从事农业生产，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二）城镇化带动工业发展并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1.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发展

首先城镇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集聚了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城镇化过程是各种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的过程，尤其是服务业，所以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新型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等需要城镇来提供，工业转型升级离不开现代城镇化，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城镇化更快更好发展。落后地区可以利用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经验，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使两者同步推进。其次，城镇化率提高，城镇产业要素聚集，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工业化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城镇化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同时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

2.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镇，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可以增加城镇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互促互动，有效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有助于实现2020年农村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可以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由城镇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彻底改变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单向流动的发展模式，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可以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1.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第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充足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第二，农业现代化使农业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农业企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促进了小城镇发展，使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第三，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经济走向繁荣，提高了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第四，农业现代化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需要先进的机器设备、农产品物流服务，农业企业需要金融、咨询、法律、保险等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加强城乡联系提供了有力保障。

2.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一方面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原材料支撑。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需要积累大量农业资本，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进入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阶段，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无论工业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总需要农业提供原材料等基本资源要素的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基本的、多样化的原材料，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统一。

二、黑龙江省垦区推进“三化”同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工业化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力不强

一是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力不强。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黑龙江省城镇化水平依然明显滞后。城镇化是靠产业支撑的，而黑龙江垦区的城镇经济还不发达，吸纳不了潜在的将要离开土地的农民。而且城镇的综合社会服务功能还不配套，城镇的文明程度还不高。二是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带动力不强。2010年，全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到10.17%左右，但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很高，达38.1%，并未充分发挥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

（二）城镇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大幅度减少农民数量。但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并延续至今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自由迁徙，把中国切成泾渭分明的两大块：现代化的城市与贫穷落后的乡村。近年来黑龙江省垦区城镇化率得到显著提高，但是在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中，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虽然常住在城镇，但并未获得城镇户籍，没有享受到城镇人口所拥有的就业、教育、养老、保险、医疗、住房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进城的农村人口只是向城市简单流动，而不是真正的迁徙。大量农民虽然具有稳定收入来源，但仍然被排除在城镇之外，城镇生活成本高昂，他们不得已而继续持有在农村承包的土地，造成农民工不能就地城镇化，农村土地流转落后于劳动力流转，城镇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三）农业现代化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层次还比较低，初加工多，深加工少，附加值不高；市场份额还较低，全省年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只有2家，玉米产业没有超过30亿元销售收入的企业，水稻除松散联合的北大荒米业外，规模都比较小，乳业没有超50亿元的龙头企业。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一是受到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矛盾难以协调的制约。现阶段，既要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又要通过规范的土地流转方式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需要体制机制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变革。二是农业现代化要受到资源、环境约束。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和工业、城镇在耕地等资源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比如，在土地资源方面，既要坚守农业耕地红线，又要保障工业化、城镇化用地的合理需求。同时，在土地用途转换的过程中，既要充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又要在一定限度上保持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优势。而且黑龙江省水土流失严重和中低产田比重偏高。一方面，水土流失直接引起耕地耕作层变薄，土壤肥力降低，有些土地已经无法继续耕种，每年因此而少收粮食25亿公斤左右；另一方面，黑龙江省现有耕地1.76亿亩，其中，中低产田超过1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57%。三是受到人力资源的制约。实现全省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关键依赖科学技术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既要鼓励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又要在农业农村保持相当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否则仅靠留守人口是无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三、推进黑龙江垦区“三化”同步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树立“三化”协调发展的思想

政府负责部门应结合黑龙江省实际，打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自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巩固“三化”协调发展的指导理念，避免出现“一化”发展滞后，而阻碍其他“两化”发展的“梗阻”，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浪费。从全省经济全局出发，促进“三化”协调发展，逐步解决相互脱节难题，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提升城镇品位，建立生态型的垦区城镇

一是要推进高水平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核心思想是“绿色城镇体系建设”。要打破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垦区的环境建设品位应以园林绿化为核心，建立自然、生态、艺术的新园林，提升生态型垦区城镇的艺术品位。大力推动垦区重点城镇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要继续抓好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二是全面推行创建“三优”文明城市建设。提高城镇管理水平，重点治理城镇的“脏乱差”现象，加大城镇管理工作力度。三是完善市政公用设施等城镇功能配套。四是提高城镇的文明程度。改善垦区城镇的居民居住条件，不仅要美化垦区城镇的外在形象，还要不断提高垦区城镇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五是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一步到位取消户籍制度并不现实，户籍制度改革应先淡化户籍所附带的公共福利，弱化与之配套的政策，逐步缩小城镇与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并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分步将农村人口城镇化，发挥城镇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

（三）坚持走有龙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