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指数大全11篇

经济发展指数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 GDP 泰尔指数 贡献率

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必须选择适当的测度指标。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方法很多，有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之分。常用的绝对差异测算方法有标准差、极差、平均差等；常用的相对差异测算方法有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测算江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一）泰尔（Theil）指数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泰尔系数，它是运用信息理论推出的一个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指数。泰尔指数的算法有多种，因采用的权数不同，加权计算产生不同泰尔指数。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yi为i区域研究指标所占的比重；pi为权数。泰尔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

泰尔指数的优点在于可以细分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可以按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进行分解，将组内与组间的差距或不平等综合成总体的差距。把江苏的总体差异进行分解，泰尔指数分解如下：

T=T1+T2

即总体差异T＝区域间差异T1+区域内差异T2。以江苏省为例，具体计算如下：

T1=NS•In(ns/GDPs)+nm•In(nm/GDPm)+nn•In(nn/GDPn)

T2=ns•Ts+nm•Tm+nn•Tn

T=T1+T2=T1+ns•Ts+nm•Tm+nn•Tn

方程两边同除以T，得：

式中：TS、TM、TN分别表示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泰尔指数； GDPi表示某市GDP占江苏省GDP的比重；GDPs、GDPm、GDPn分别表示苏南、苏中、苏北地区GDP占江苏省GDP的比重；ni表示某市人口占江苏省人口的比重；ns、nm、nn分别表示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人口占江苏省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地区间、苏南、苏中、苏北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二）江苏经济差异分析

文中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江苏统计网。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江苏省经济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即苏南、苏中、苏北的差异，而区域内差异很小。

为了更为方便地反映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江苏全省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三大区域差异对全省差异的影响，现计算差异贡献率。从表1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江苏经济发展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带来的，且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2008年区域间贡献率一直保持在80%以上，必须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否则会因区域间差异过大，影响到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苏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苏北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2008年，全省和苏南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已达39593.61、61823元，而苏北人均GDP只有19555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化进程远远滞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48.89%，低于全省平均和苏南7.58、9.74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则远高于全省平均和苏南10.22、14.04个百分点（见表2）。苏北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就是工业化滞后，工业化是苏北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因为相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具有高财富积累率、高就业率、高税费率、高利润率和高产业关联度。

苏北地区民众富裕程度不高。2008年，苏北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占全省的17.38%；城乡居民收入均低于全省平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省平均的78.20%、苏南的65.66%；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全省平均的80.53%、苏南的58.21%（见表3），所以提高苏北地区民众的富裕程度刻不容缓。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应随之提高，必然带动经济发展。

内部发展落差较大且县域经济薄弱。苏北内部五市的发展也并不平衡（见表4），从2008年来看，徐州经济总量和均量均为最高，GDP占苏北的1/3（33.84%），人均生产总值超出苏北平均23.05%，是宿迁的1.68倍。苏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县域经济比较薄弱。苏北县域在全省县域的排名一直垫底，主要是县域的工业化水平低，农业比重过大。

苏北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经济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供应、市场集中度、服务业发展空间等方面给现代产业发展提供了必需条件，一般情况下，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非农化同步。苏北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与较低的工业化水平相伴而生，支撑工业化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不强。2007年，苏北城市化水平为41.69%，分别低于全省平均和苏南11.51、25.78个百分点，且五市的城市化水平均低于全省平均。城市发展水平较低，中心城市偏小、偏少，辐射和带动能力偏弱。

苏北对内对外开放度不高。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苏北因经济总量小、城市化水平低，市场较为狭小，民间资本的内聚性不强。2008年，苏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66.15亿元，仅占全省21.39%，低于苏南38.27个百分点。由于未能及时抓住上世纪80年代沿海城市开放和90年代初全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对外开放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削弱了发展的空间和动力，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仅占全省总额的3.3%、11.6%，远低于苏南89.3%、66.6%的水平。

苏北科技教育相对落后。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差距长期趋势的因素。落后地区因资金较为短缺，着眼于短期利益的需要，往往在将资金和人才是用于物质生产还是投入回报周期长的教育部门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前者，使得有限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提高。2007年，苏北每万人口中有科技人员296人，分别低于全省和苏南472人、691人。同时，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更延滞了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加快苏北经济发展对策分析

（一）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

苏北目前拥有相对优越的区位、交通和人工成本，应以工业化为第一方略，提高苏北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加快苏北工业化进程，仅仅靠自身力量难度很大，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迅猛发展，其向四周辐射的力度和速度正逐步加大，伴随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轻纺工业企业因生产成本的增长，利润的减少正逐步迁往苏中、苏北地区，苏北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外部机遇。苏北各市应进一步加快水利、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外引内联、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调整招商引资策略，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项目，同时，力争引进一些高科技大项目。实行“大中小、高中低”并举，迅速扩大利用外资。另外，着力加强法制环境、信用环境、服务环境和舆论环境建设，确立全新、全方位的开发理念，亲商、安商、富商，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到苏北创业。苏北还应积极进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积极推动组织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方面有利于直接地提高农民收入，而且开阔农民视野、提高他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工业技能培训，为苏北的工业化储备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另一方面，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动力转移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

（二）分工协作且优势互补

苏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客观上为地区间的分工与协作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头堡，淮安农业、岩盐资源丰富，盐城海洋资源丰富，宿迁作为新建省辖市，发展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已成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区域，苏北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振兴的新阶段，要加大力度推动苏南传统产业大幅度向苏北转移，加大力度推进南北共建开发园区，实现南北各得其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目前应发挥苏南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进一步加大南北挂钩帮扶力度，以强带弱，强弱联手，苏北应主动加强与苏南合作，主动承接辐射，主动搞好服务，借力发展自己，逐步融入江苏的整体经济，推动区域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三）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只有开放，学习模仿并进而创新，才能加速苏北经济的发展。这就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建立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符合市场规范，高效率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要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苏北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目前苏北各市应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近些年来，拉丁美洲、南亚、东盟、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出现飞跃式发展，这些市场拥有蓬勃商机，经济充满活力，进口需求越来越大，值得苏北外贸出口企业更加关注，把这些活力市场纳入本企业的出口市场考虑范围，适时调整自己的出口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市场，深化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四）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留住人才

苏北地区有3/4是农业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苏北每万人中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为235人，远低于苏南的580人，高级管理人才、外向型经济类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更是十分缺乏。另外，苏南各市的高校总数也远远多于苏北，这些高校为苏南的发展源源不断的提供着各类人才，而苏北的大中专毕业生由于当地工作环境和待遇较差，纷纷跳往外地，造成“只看到人才走出去，很难看到人才走进来”的被动局面，而经济发展滞后又带来更多人才的流失，如此产生恶性循环。苏北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创造良好的人才成长和发展空间，用事业留人、用待遇留人、用感情留人。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指数篇（2）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作为服务德保的一名管理者，如何发展自己所在地的县域经济，是我一直思考并努力践行的课题。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引领点，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支撑点，以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着力点，是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能够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根本之路。

 

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引领点

工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起着引领的作用，是县域综合竞争力的主要体现。

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工业基础，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能够牵动县域经济的大发展。铝产业是德保的优势产业，因而是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突破口，我们选择坚持走“铝业为主、多业并举”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做大做强做优铝、锰、铜、酒四大支柱产业，大力实施“抓大、壮小、扶微”工程，形成“铝产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各类经济竞相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我们坚持把工业园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产业和打造产业链的重要平台，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配套服务和承载能力，落实园区优惠政策，依托大企业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园区，迅速扩大园区经济总量，把工业园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特色产业的培育区，城市发展的新城区。

 

除此之外，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机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优化招商方式，千方百计上项目，依托大项目，带动大投入，培育大产业，快速有效地推动新型工业化大跨越。

 

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支撑点

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发展，就没有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目标，我们加快了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积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领头羊”，以其“蝴蝶效应”带动更多农民增收，是我们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第一思路。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创新农村经济为发展模式，着力培育发展龙头企业，使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农业发展的新亮点和带动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领头羊”。着力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夯实农业产业化组织基础，是我们的配套思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是增强产业化经营组织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类协会及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组织，大力推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经过几年实践，我们已经构建了农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企业三元并联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格局。

 

在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增强农业产业化动力，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加大了对农业科技投入，实施科技推广项目，做好产业化扶贫示范基地的技术服务工作，抓好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培训，以科技试验、示范、推广一体化，切实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并使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效益。

 

以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着力点

现代服务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发展指数篇（3）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in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Theil Index

NIU Yongze

Abstract： Gansu Province belongs to the less-developed economic areas now. By analyzing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Hexi Economic Zone， Central Economic Zone and Southeast Economic Zone by means of the Theil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regions have obvious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a widening trend. In order to reduce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Gansu Province should carry ou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ndustrial layout，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economic center as the driving force， accelerate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vigorously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e steady and orderly urbanization.

Key words： Gansu Province， regional economy， difference analysis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大力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积极扩大内需，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西部投资力度和深度，产业升级，西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甘肃省地处西部，自然环境恶劣，东西部气候差异较大，资源禀赋迥异，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差异。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问题突出，不利于全面协调发展，不利于城镇化建设。分析和研究甘肃省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林毅夫研究了转型时期城镇、农村差距以及东、中、西部差距；陆大道对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差距进行了系统研究，对省内经济研究比较突出的是安徽、江苏、广东省。对甘肃省区域经济研究的文章比较少，主要探讨产业结构、空间差异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对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量化分析基本没有。笔者将积极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结合数据处理结果，针对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针对性的提出合理建议和策略。

一、研究对象、方法和数据选择

1.研究对象

表1 甘肃省经济区域划分

不同层次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宏观行为，分析和比较地区经济差距不可将不同区划系统混为一谈。本文结合甘肃省自然区位和行政划分特点，参照《甘肃省“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甘肃省划分为三大区域：河西经济区、陇中南经济区和陇东南经济区。如表1所示。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甘肃省统计年鉴》，以2001-2011年甘肃省三大区域以及市州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全省五大区域间及区域内部差异。三大区域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均通过计算而得到。

3.研究方法

鉴于不同的统计方法和指标具有特定的用途，我们为寻找地区差距产生的原因而分解这些不平等指数时，往往根据需要，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及指标来描述分配不平等状况。本文采用可分解的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是荷兰著名经济学家泰尔于1967年利用信息理论，提出的一个衡量个人或者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指数，即泰尔指数或者泰尔熵标准。此指数可以按加法分解，能够衡量组内与组间差异，应用此特点，可以运用泰尔指数在区域经济中研究区域整体性差异和区域之间差异。泰尔指数的大小衡量不平等的大小，数据越小，说明不平衡程度越小。以人口为权重定义泰尔指数如下：

T=■N■*Log（■）+■N■*T■=组间差距+组内差距

其中，T表示甘肃省地区泰尔指数；i是经济区域数量，这里i=1，2，3，分别表示河西经济区、陇中经济区和陇东南经济区；Ni是第i经济区域的人口占全省总体人口的比重；Wi是第i经济区域的收入占全省总体收入的比重。

T■=■■*Log（■）

其中，Ti是为加权的区域内泰尔指数；ni是第i区域的人口；nij是第i区域中第j市（州）的人口；Wi是第i区域的收入；Wij是第i区域中j市（州）的收入；■iN■*T■是加权的区域内泰尔指数。

上面是以人口为权重的可分解的泰尔指数，同样，以收入为权重定义泰尔指数为：

T=■W■*Log（■）+■W■*T■=组间差距+组内差距

T■=■*Log（■）。

为将甘肃省区域经济差距区分为区域之间差距和区域内部差距，定义区域间贡献率和区域内部贡献率如下：

区域间贡献率=区域间差距/T

区域内贡献率=区域内差距/T

如果一个地区的收入在整个区域中所占的收入份额等于该地区人口在整个区域的人口份额，即Ni=Wi，则log（Ni/Wi）=log（Wi/Ni）=0，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差异绝对均等，此时泰尔指数值为0；收入份额很大而人口份额很小，则说明整个区域的收入主要集中在较少的人手中，经济差异很大，泰尔指数趋于1。也就是说，泰尔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泰尔指数越大，则表明地区经济差异越大。

二、泰尔指数在甘肃三大地区的分析

1.经济增长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十五”开年，甘肃省人均GDP达到4163元，到“十一五”末人均GDP达到19595元，翻了两翻多，经济发展增速较快，人均GDP上涨态势强劲。

从三大区域发展来看，河西经济区人均GDP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陇中经济区次之，陇东南经济区人均GDP均低于其他两个区。2001年，河西经济区域人均GDP为6005元，陇中地区为5165.9元，陇东南区域为人均2381元，到2011年末，河西经济区人均GDP达到30661元，陇中区域人均GDP为19951元，而陇东南区域人均GDP也达到10507.9元。近十年来，三大区域经济人均GDP上涨势头强劲，彼此差距明显，有逐步拉大的迹象。

2.区域经济总体差距分析

通过前面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计算出2001-2011年间全省全省总差异、区域内差异以及区域之间差异。不管是以人口为权重还是以收入为权重，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差距都比较平缓，经济危机发生后（2007年），全省差距有下降的趋势，经济复苏，2010年后差距有上涨势头，2001-2011年间，区域总体差距呈现倒”U”型变化。

全省泰尔指数呈现倒“U”型，其原因是2001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重点支持，投资力度较大，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开工，促进全省经济较快上涨，而2007年以后，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工业发展受到影响，2010年经济又逐步恢复，差距有抬头之势。

总体来看，不论是以人口为权重还是以收入为权重，从泰尔差距贡献率看出，三大区域之间的从2001年有上升趋势，2007年之后又趋下降态势；区域内部差距先是缓步下降，2007年之后又缓慢上升。

3.区域内差异

根据计算公式，将组内泰尔指数分解为河西经济区、陇中经济区和陇东南经济区。表4反映了三大区域内泰尔指数数据。以收入权重的区域内泰尔指数有下降趋势，而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总体来看，如图4和图5所示，不论以收入还是人口为权重，在区域经济圈内，陇中经济区域内部差距逐步在缩小，河西经济区和陇东南经济区域内部差距缓慢上升。所以，河西和陇东南经济区域内部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普遍的现象，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在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先逐步扩大再逐步缩小的过程，即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变为相对均衡发展。甘肃地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在三大经济区域差别较大，难免出现经济发展差距。合理控制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1.科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

甘肃三大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工业水平不同，应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布局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改造老工业基地，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集约化，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工业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与城镇的发展差距，积极培育现代服务业。

2.以区域经济中心发展为推动力，加快和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甘肃东西跨度大，呈现哑铃状，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支持和加强三大区域经济中心建设，辐射和带动区域内县域经济发展。同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改善是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运输条件，加强区域内经济、人员流动，并且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3.大力发展生产力，稳步有序推动城镇化

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工业和农业化水平，解放人力资源，合理转移剩余人口参与城镇化建设，加大财政转移力度，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缩小区域内部差距。

[参考文献]

[1]杨开忠.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J].经济研究，1994（12）

[2]卢小丽.四川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分析-基于1998-2009年面板数据[J].商业时代，2012（3）：135-136

[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经济发展指数篇（4）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首要任务。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转折时期，也就是必须推动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

一、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前提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前提。虽然物质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贫困肯定幸福指数不高。历史事实证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就会相互争夺生活必需品，社会就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防止因为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福祉。经济增长用GDP来衡量，而GDP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福祉的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个存量指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的持续积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满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幸福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社会财富稳步增加，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满足度的增强，可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国要高。由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祉转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社会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热衷于追求GDP，而轻视或忽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中国获取等量的GDP却需要耗费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能耗“瓶颈”制约，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优化经济结构。只有结构优化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而调结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等。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有序推进三次产业的演进升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方面，应把有效扩大内需作为第一拉动力，使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内需、投资和出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用。

2.统筹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3.注重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在“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后的今天，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发展潜力、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其思想基础的核心要义是：人类是自然界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发展形态，作为自然界这一无限发展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础上，人类由此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人类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人的发展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可持续发展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统一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归结于人的全面发展，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

经济发展指数篇（5）

关键词：幸福指数 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

Key word:The happy index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s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各地编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来看，幸福指数被频繁提及。幸福指数为什么在“十二五”开篇之际被广泛重视，它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性意义到底有哪些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一、 幸福指数在我国的应用

幸福指数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幸福指数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的探索及应用也就大约10年的时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必要从理论上研究幸福指数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我国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以GDP指标为中心的，很少有县级领导重视幸福指数，而“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了有关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幸福指数因其本质特征必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层面提供指导。

二、 幸福指数简析

幸福指数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有人均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主观指标包括个性因素，如人际关系感知、精神健康等；公众对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就是幸福指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考察。幸福指数与GDP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能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给予双重衡量，以人为本，摒弃了唯GDP论。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不代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县域，尤其是全国百强县的民众，越来越希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幸福指数顺从民意，给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导向。

三、 幸福指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

（一） 强调幸福指数要求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

公众对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关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可以牺牲部分收入来换取更优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么局限于能源依赖，走吃老本之路；要么过分强调项目拉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要么坐享“土地财政”带来的收益，不去优化配置资源。城镇化的盲目突进，工业对农业的侵入，第三产业得不到重视等众多问题越来越呼唤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幸福指数强调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更重视经济与社会，尤其是个体的发展质量，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争取的项目应是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民意导向型的，同时要扩大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规模中的比重，保持农业最基础产业的地位。县域发展应立足本地，战略取舍，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强调幸福指数会引导政策更多的倾向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幸福指数关注民众对社会的主客观评价一致。幸福指数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强调就业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和谐。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发，就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敢于挑战利益面，寻找新思路，开拓新局面。国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应落脚于民众对生存环境的主客观评价，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三） 强调幸福指数需关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幸福指数不是概而全的，民众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区域有特殊感情，表现为依赖、引以为豪等。如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结果都趋同，那么就失去了幸福感的特殊性。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必须以社会发展特殊性为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如能培育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民众对于外界的幸福感会特别强烈，甚至在执政者意料之外。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可首先选定主攻方向，立足本地实际。关键是让地方领导干部、民众参与其中，享受核心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精神成果。可以预见的是，科技发展之路、精神文化发展之路等模式将越来越受执政者的欢迎，这些路径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特征，那就是都在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

经济发展指数篇（6）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5-0074-02

一、引言

PMI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的中文含义为采购经理指数，PMI指数50是荣枯分水线。对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和企业，PMI指数体系在经济预测和商业分析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至2013年六月，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建立了PMI体系，有关机构已开始建立全球指数和欧元区指数，PMI指数及其商业报告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行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和世界经济变化的晴雨表。本文通过引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和GDP累计增长率研究其与制造业PMI的关系。

目前对于CPI、PPI、CCI、GDP和PPI多集中于某一变量的单独分析，缺乏综合指标的分析。李跃辉，彭嘉莹在基于VAR-VEC模型的物价指数关系研究中得出CPI和CCI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CCI、PMI对CPI存在正向作用，且影响的大小依次为 CPIt-1、PMIt-1、CCIt-1。张利斌，冯益采用PMI指数数据与相应时期的GDP累积增速数据，肯定了PMI对于经济走势的预测作用，从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PMI领先于GDP走势3到12个月。而从脉冲响应分析可以看到PMI对GDP具有正面作用，因此PMI能很好的预示经济的走向和拐点。在本文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首先研究了PMI和CCI、GDP累计增长率的协整关系；其次利用VAR模型分析了PMI与CPI、PPI、CCI、GDP累计增长率间的关系。

二、理论模型

当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回归模型分析可能出现虚假回归。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要对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并确定其单整阶数。

（一）ADF检验

采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有以下三种形式：

原假设：H0：δ=0，备选假设H1：δ

（二）EG两步法

EG检验为协整性检验方法之一，它是由恩格尔―格兰杰提出来的，故称为Engle-Granger检验。其做法是先对要作协整检验的变量进行OLS回归，得残差序列，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计算DF或ADF统计量值。DF统计量对应EG检验，ADF统计量对应AEG检验。EG或AEG检验的统计量及计算方法与单位根检验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临界值不同。EG或AEG的临界值如下：

其中，n表示变量个数。若DF（ADF）值临界值，则要检验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

1.VAR模型

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该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最一般的含有g个变量滞后k期的VAR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Xt为g×1阶时间序列列向量，α为g×1阶常数项列向量，φj均为g×g阶参数矩阵， Ut是g×1阶随机误差列向量。VAR模型中的变量应当是平稳的。 VAR模型中的参数不好直接解释，主要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解释变量间的作用。

2.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即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给其它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影响关系的一种思路是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先根据两变量的VAR （2） 模型来说明脉冲响应函数的基本思想：

3.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其基本思想如下所述：方差可以分解成k种不相关的影响，因此为了测定各个扰动项相对的方差有多大程度的贡献，定义了如下尺度：

即相对方差贡献率是根据第j个变量基于冲击的方差对yi的方差的相对贡献度来观测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PMI与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和GDP累积增长率（ZZL）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

经济发展指数篇（7）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01—09

随着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反思的深入，国内外政策和研究再次聚焦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评价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考核标准和政策绩效评价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研究的基础环节。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生产主体，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基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能力评价的关键。

以GDP为基准的区域经济发展评价存在缺陷，尽管当前以地方GDP增长为主体的考核与激励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核心要素，但同时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依赖、重增长轻质量、土地财政扩张和投资冲动等。

本文基于微观主体——企业来评价区域自生能力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诊断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总体态势、相对优劣和内部结构，可以有效地防止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生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的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期（或当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后期（或几年后）的人均GDP水平存在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证明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培育企业自生能力对于国家或区域经济优质、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广泛应用于医学、植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指生存、发育和繁殖（再造）的活力与能力。林毅夫（2002）界定并推广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经济利润而非会计利润）水平的能力。他认为，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进而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其后的研究认为，企业自生能力概念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除比较优势外，技术优势、竞争优势都是企业自生能力的体现（廖国民等，2003），这种能力应该是动态的，可以而且需要适度突破（郭克莎，2004），否则，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也无法自动、自发地实现产业升级（胡汉昌等，2002）。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级及影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某一部分的研究。国内外对国家或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或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上。

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劣和微观层面企业关键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如劳动力）、创新的能力和创业等。其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主要侧重于宏观营商环境的评价，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指标则是宏微观相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指标主要有企业技术吸纳能力、实用专利和公司研发费用、企业集群等（Xavier，20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新经济报告》和英国政府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指数》则更加偏重企业层面的考察，前者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创新与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创业和宏观因素等五类指标，后者主要包括投资、创新、技术、企业和竞争性市场等五类指标。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也与之类似，只是应用对象和处理方法略有差异，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巴克莱银行和威尔士发展局（Barclays Bank PLC et al）的《与世界竞争》、英国贸工部（UK DTI）的《区域竞争力指数》等。国内研究方面，倪鹏飞等（2010）主编的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主要依据绿色GDP规模、经济增长、专利申请数、创新能力、投入产出、跨国公司指数等指标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并总结出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构成部分的具体研究方面，代表性理论有企业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创业型经济理论、企业集群能力理论、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大企业理论、企业干中学的学习效应理论。这些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表明，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集群、企业国际化、企业规模、企业经验等都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能力的微观构成基础。

国内大量针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也证实了以上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中小企业竞争力（销售收入、利润及其增长率）总体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陈佳桂等，2003）；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李宏彬等，2009）；企业集群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分工、信息、信任、信用、创新、知识溢出、资源、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大企业兼具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能力”（唐晓华等，201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把企业置于区域发展能力的核心地位，这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内涵、评价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以微观企业自生能力为基础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种能力是可以量化评价的，而且它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

同时，既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1）在概念及内涵上，对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虽然合理但仍有待完善，而普遍采用的企业竞争力概念存在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概念繁杂（Aiginger，1998）、构成要素庞杂，甚至存在着产出指标与竞争优势构成指标的混淆问题（Ronald，2002），因此，本文采用完善后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一概念；（2）在基于企业的区域发展能力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是国家或区域竞争力评价，这些评价除了将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宏观环境因素与企业自生能力本身混为一谈外，变量间还存在相关甚至重叠的问题；（3）现有研究或是建立庞杂的指标进行评价，或是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或是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某一部分进行评价及解释，尚未建立一个区域自生能力评价、经济发展解释和政策应用相关联的整体框架。

二、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指标设置

本文将企业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包括禀赋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约束下，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的创新、网络集群、规模优势、经验积累、国际化等建立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是在竞争性经济中区域内企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及活力，这种能力和活力主要体现为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本文正是着眼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微观层面，依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构成，对区域内企业整体自生能力指数进行评价。本文共设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以评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详见表1。五类指标设置依据及其具体指标设置情况如下：

1.区域企业创新力

Schumpeter（1961）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创造性破坏”，而企业是其实现主体，“创造性破坏”的垄断利润是企业家执行“新组合”的动力。企业创新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经典文献中都有体现，而且是其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区域创新的主体已由原来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导转变为以企业为主导，同时区域间企业创新力的差异日益扩大，因此地区间创新力的差距也日益扩大（李习保，2007）。在区域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既有研究普遍将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分为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朱海就，2004），企业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经费投入又分为研发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企业创新产出主要包括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技术交易和新产品，因此，本文选择表1中的八项具体指标来评价区域企业的创新力。

2.区域企业创业力

德鲁克（2002）认为，创业型经济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100年后（自1873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在创业型经济成功、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它（现代福利国家）才能真正存在下去”。事实上，不仅美国如此，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创业型经济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知识溢出（Acs，et al，2005）、产业结构变迁、促进竞争（方世建等，2009）、增加就业（Reynolds，1987）。在区域企业创业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参考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的研究，选取的区域创业力具体衡量指标主要有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EA）、创业率指标（CPEA）和私营企业数，其中前两者是相对指标，后者是绝对指标。TEA是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CPEA指标是近三年新增私营企业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私营企业数则是一个区域创业企业存量的体现。

3.区域企业集群力

企业集群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是由于集群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即提升区域内企业生产率、掌握创新的方向和步骤、促进新业务的形成并壮大集群自身实力。因为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越需要依靠本土地理、文化和制度相近的优势来形成更特殊的渠道、更密切的关系、更完备的信息、更有力的激励等，进而取得生产率和创新上的优势（Michael，1998）。实证研究表明，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确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会存在差异，美国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的弹性系数为6%，西班牙为3%～5%，中国为8%左右（刘军等，2010）。针对区域企业集群力的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借鉴哈盖特（Haggett）提出的区位熵概念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相对指标，即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全国占比，用相对指标计算中所涉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等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绝对指标。

4.区域企业成熟度

大企业理论（钱德勒，1987）、规模优势理论、经验积累理论等的核心结论是，企业的成熟度（包括规模、治理和经验）是国家或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一致的结论：基于1985—199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周黎安等，2005）；实证分析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勤等，2006）。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IPO具有信号效应，可以提升企业后续信贷融资水平（朱凯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区域内企业A股IPO融资额衡量区域企业财务成熟度；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完善，且建立了“用脚投票”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等，所以上市公司整体上拥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选用区域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区域公司治理成熟度；从规模上来看，区域内中国500强企业个数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个数能体现出一个区域企业的整体规模优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区域企业规模成熟度的指标。

5.区域企业国际化能力

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Sapienza，2006）认为，企业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优势、特殊市场优势、网络资源优势等形成自生能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引进再生式的创新形成企业自生能力（Arrow，1962）。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企业国际化能力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化利用外资，引进、模仿与吸收国际优势技术的内向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利用自身优势和海外市场优势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外向国际化能力。这两种能力被形象地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本文借鉴Melitz（2003）用FDI衡量前者，借鉴Mathews（2006）等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后者，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仅集中在极个别地区，且金融业是国家控制行业等的特殊性，最终选用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额衡量后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评价指标中并不直接包含影响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指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否认比较优势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之所以未单独设置该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比较优势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角色在逐渐消退，如“弹丸之地”且置身戈壁的以色列却成为高效经济的农业生产国，本是圣克拉拉荒谷的硅谷却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原是一个小渔村的香港也已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其二，2005年以后，各地区基础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比较优势情形大致相同，因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成了各地区间有效的劳动力流动（孙文凯等，2011），金融资源在全国均是由国家统一调节和国有产权控制（史建平等，2004），土地虽由地方政府控制，但是由于县及地区层面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地方政府也都积极增加土地供给（张五常，2008；曹正汉等，2011），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的情况（刘江涛等，2009）；其三，比较优势理论给出的是判断某类企业有无自生能力的标准，而现实证明各地区的企业整体上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此外，企业是“经济人”，企业创新、创业、集群、经验和国际化等“经济行为”也隐含着对比较优势的考量。

在理论、实证和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中国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评价框架，即各区域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对其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的综合评价。

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基于AHP的分析

根据表l所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体系，结合AHP评价模型程序，依次进行数据搜集、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指标权重确定，最终作出综合评价。

1.数据搜集和标准化处理

根据指标设计需要，24个指标涉及各地区2005—2010年30多项具体数据，这些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各地区统计年鉴，还有个别数据来自于专业网站或期刊，如2010年各地区A股IPO金额和上市公司数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统计数据，各地区2005——2010年的中国500强公司数来自于李建明等（2011）的论文《10年来中国企业500强发展趋势》。

在收集和整理出24项数据之后，由于不同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的方法是：

令Cij=Cij/max{当年各地区的Cij}。如2006年北京地区的专利申请数为C16=22572件，而当年申请专利数最多的地区为广东，其专利申请数max C16=72220件，因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北京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为C16=22572/72220≈0.312545。

2.构造判断矩阵，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首先，用AHP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即根据AHP模型制定的评判标度（分值），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数的评判标度来描述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然后，根据相对比较评判标准，构造判断矩阵，分层、逐步确定指标权重。权重确定的原则是：在尊重经济理论和中国转型期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采用专家打分法，选取平均分值，根据平均分值组成的判断矩阵，得出AHP模型下该指标的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C.I.）、随机性指标（Ran.dom Index，R.I.）和随机一致性指标（C.R.=C.I./R.I.）检查权重是否合理。如表3所示，我们对于准则层指标构造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类似地，我们最终确定了表1中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

3.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AHP评价

指标权重确立之后，即可用AHP方法计算出各地区2005—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借鉴WEF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可从存量值和发展值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二者分别反映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当前水平和动态发展能力。

为了平滑单一年份的数据异常带来的评价误差，我们使用2006—2010年5年的平均值来衡量各地区基于企业的区域自生能力存量值。同样，我们还可计算出各地区基于企业的自生能力动态发展值，其计算过程与上述存量值计算过程相同，只是每一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取当年该地区在该项指标上的环比增速。最后，将存量值与发展值加权平均，得到5年年均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综合指数。表4按照排名先后分别列举了各地区2006—2010年企业自生能力存量值、发展值和综合值的评分。

四、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分析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高位调整区域，即一些地区虽自生能力存量值位居前列，但发展值却不甚理想，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如北京、上海、天津；第二种类型为积极赶超区域，即部分地区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都比较可观，如广东、江苏和重庆；第三种类型为快速追赶区域，即大部分中西部城市尽管自生能力存量值较低，但增量值较好，这种自生能力的发展如果得以保持，则追赶有望，如安徽、湖南、陕西、内蒙古、江西、湖北等；第四种类型称之为双重拖累区域，主要有个别西部省区，自生能力存量值和增长值均明显落后，亟待突破和关注，如青海、贵州等。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结果整体来看，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趋势：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发展值都为正值，而且快速追赶的区域占多数。这说明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势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就有望实现收敛。但是，第四种类型的地区短期内显然还难以挤入收敛的行列，所以这种收敛是不完全的。

就地区之间比较而言，对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总体及构成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确认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进而可以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更为科学地确定政策着力点。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的企业创新力为例，截至2010年底，试点地区有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辽宁、上海，其部分指标排名见表5。其中，就安徽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区域企业的创新力落后于企业整体的自生能力，尽管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状况正有所改善，而且，安徽在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上较其他试点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针对安徽企业创新力的培育需要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否则企业的创新力瓶颈将会制约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

另外，根据上文推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在完成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下四个模型进行验证。其中：GDP2011。表示各地区在2011年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之比，即各地区2011年人均GDP的相对数；GDPAY3表示各地区2009—2011年人均GDP相对数的均值；SVIAY3表示各地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3年均值；DVIAY3表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的3年均值；SVIAY表示2006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DVI表示2007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SVIAY表示2006—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5年均值。

四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整体上证明了最初的推测，即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或某一年）的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下一时期（或未来）的人均GDP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将模型1、模型2、模型3作为一组，模型4作为另外一组，可以发现，无论是未来某一年的区域人均GDP还是未来某一阶段的区域人均GDP都可以由各地区历史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来显著地解释，而且当被解释变量是一个阶段时，其解释的显著性就更强，两类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也在加大。通过模型间的对比还能发现，自生能力存量值和自生能力发展值及其单期指标与阶段指标在解释力和影响力上的差异。

四个模型中的自生能力发展值的系数均为负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29个区域中自生能力存量值与发展值位势相反的地区占多数，即本文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区域，而近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存量值，所以发展值的位势与区域发展程度的位势是相反的。

五、结论

基于理论、实证和中国的现实，本文所做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试图为区域经济发展或经济质量的评价提供一个新的、可行的标准，或至少可以作为当前GDP评价和竞争力评价的有益补充。尽管以GDP（增长）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衡量基准与区域间“以GDP为基础的锦标赛竞争”的激励制度（周黎安，2007）相结合的机制，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由于GDP指标存在统计遗漏、未考虑增长的成本、未考虑产品升级和新产品研发、不包含收入分配等因素，而且GDP可以通过重复建设、投资拉动等人为“制造”，所以这种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造成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要素价格被扭曲、重复建设、地方分割和恶性竞争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之所以是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一个可行标准，不仅因为它难以被人为地“制造”，也不仅因为它是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还因为它是当前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相对于区域竞争力评价，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并未将影响发展的环境评价和发展本身的评价混为一体。

根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高位调整型、积极赶超型、快速追赶型和双重拖累型，而且，这四种类型的区域呈现出一种不完全收敛的态势。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且当考察的是一段时期而非特定年度时，这种解释力和影响力会更强。这一结果的经济战略含义是：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倚重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一个地区要谋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应把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尤其是要在分析比较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情况，着力培育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打造优势集群，提升企业成熟度与国际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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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指数篇（8）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1

一、环境污染的经济学简单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等社会经济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而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不良影响，其实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环境作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一种资源，其具有资源的特性——稀缺性。自然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环境效益具有公共性，其收益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或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判断环境对经济发展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的标准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比较。

二、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关系模型的建立

通过建立下面的模型来分析、探讨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有一个假设前提：因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我们把除环境外的其他所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看做一个常数ū，此常数ū与环境污染指数是同步的，即当环境污染指数为Si时，该常数为ūi。由此给出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污染指数之间的函数关系：VGDP=f(epi,ū)。在这个函数中，只有一个自变量epi, ū是一个参变量，即在这个函数中只考虑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上图(a)是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关系图。其横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数，用epi表示。纵轴表示经济发展速度，用eds表示。上图(b)是边际环境—经济发展速度图。其横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数，用epi表示，纵轴表示边际经济发展速度，用Mee表示。边际环境—经济发展速度又叫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是指环境污染指数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量。用Mee表示。该概念中的加速度是来源于物理学中的加速度概念，加速度在物理学中是一个矢量，但在这里表示的是一个标量。

(a)图中的A点是一个拐点，它表示的是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由递增变为递减的一个转折点，其对应(b)图中的C点是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的最高点mee＊，这两个点所对应的横坐标都是e＊。e＊是一个分界点，它是环境污染指数epi对经济发展速度eds产生的外部效应的分界点。

(a)图中的B点是经济发展速度eds的最大值点，其对应(b)图中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为0的D点，这两个点所对应的横坐标都是e。e是一个分隔点，它是环境污染指数epi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分隔点。分界点与分隔点的区别是用哲学中的质量变的概念来界定的，分界点是指环境污染指数epi尽管过了该点，但社会福利只是发生了量变(社会福利是增加的)，并没有发生质变的点，而分隔点是指环境污染指数epi过了该点社会福利就发生了质变的点。

三、建立该模型的意义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知，当epie时，经济发展速度越过了最大值点B点。环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此时环境——经济发展加速度mee为0，社会福利开始减少。由此得出经济发展速度与环境污染指数之间的函数关系： V(GDP)=f(epi, ū)=lim epi,lim epi=lim eds

四、针对保持模型中二者关系的对策

由分析知，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如何才能做到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可知，环境污染控制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环境质量重视不够，“偏爱、袒护”经济发展，而相对的“歧视”环境。要想真正做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1)应该改变对国家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制度，避免因追求个人成绩而忽视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加大产权制度创新的投入，使产权明晰化，尽可能地减少“公共区域”的范围。

经济发展指数篇（9）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3-0051-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民营经济作为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总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自身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还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而民营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20%，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万家发展到目前超过1 000万家，民营资本占全社会总资本的60%。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有利于吸纳社会就业、增加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理念，强调了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和不可侵犯性，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民营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发展宏观环境不完善，企业起点低，融资渠道不畅，科技含量不高，经营管理理念落后等。在此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于此，本文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分布特征及演变态势，即解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问题；二是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和极化方向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研究，从空间角度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可以为中国各层主体制定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缩小民营经济区域差异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相关理论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孙丽环（2005）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发达民营经济省份对比，提出了吉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1]。秦尊文等（2013）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就业岗位，吸纳了劳动力，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城镇化率具有重要意义[2]。陈广胜（2007）从制度、科技、组织、管理、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推进创新民营经济发展模式[3]。此外，陈晓雪 等（2009）构建了民营企业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4]。陆玉梅 等（2013）采用数据包络法对江苏省民营经济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与测度[5]。

第二，中国民营经济与金融关系研究。孙巍 等（2005）借鉴了日本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启示和促进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6]。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课题组（2005）认为外部环境、预算约束和需求偏好等因素决定了民营经济金融服务需求差异的形成[7]。卢成万 等（2012）认为民间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正相关关系，即民间金融发展将会促进民营经济增长[8]。

第三，中国民营经济与制度关系研究。陈晓峰（2005）认为制度失衡是制约民营经济做强做大的关键，制度化迟滞使得民营经济发展面临障碍[9]。王志凯（2007）认为中国民营经济是在区域制度不断变迁演进中发展的[10]。孙立（2010）探讨了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1]。钱巨炎（2013）梳理了浙江财税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并提出了下一步财政政策建议[12]。

第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外资企业对中国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13]，并且基于FDI的产业集群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14]。此外，有学者分别认为技术创新[15]、劳资关系[16]、软环境[17]、集群发展[18]、品牌创新[19]等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综观现有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上四个方面，而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空间研究比较匮乏，即使有关于民营经济区域研究，比如，王宜强 等（2012）基于GIS研究了福建省民营经济空间格局[20]，胡大立 等（2012）利用统计分析了江西和东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21]，然而，他们的研究都是停留在统计描述层面，没有系统有效分析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距的演变态势以及空间极化问题。为此，本文重点研究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发展问题，选取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每年定期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①，利用GIS、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来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及其演变态势，使用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测算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程度，并应用KZ指数分析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方向。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空间差异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数。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用洛伦斯曲线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本文引入基尼系数概念，采用2008―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来测算基尼系数指标，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问题。

根据相应省份将全国分为n组②，wi、mi、pi分别表示第i省民营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份额、平均营业收入和企业频数（i=1，2，3，…，n），按平均营业收入（mi）对全部样本由小到大排序，可得基尼系数G计算公式：

4. KZ指数。Zhang and Kanbur（2001）利用广义熵的可分解性将区域非均衡分解为两部分，包括区域内非均衡和区域间非均衡，并用区域间非均衡与区域内非均衡的比值来测度空间极化程度，即KZ指数[25]。本文利用Theil指数将总体差异进行群组分解后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比值，即中国民营经济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比值，作为测度空间极化程度的KZ指数。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同时，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及《中国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时效性等特点，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年以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年到2012年③。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四川、贵州、重庆、云南、青海、宁夏、新疆、，中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相关空间差异与极化模型，并加以测度。

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及差异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GIS空间分布现状。本文采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空间分析，绘制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图，如图1和图2所示。其中，图1表示2012年各省民营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分布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浙江和江苏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处于绝对优势，东中西部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呈现为明显的递减态势。图2表示2012年各省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数量分布状况，浙江民营500强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省份民营企业数量，同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分布特点。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态势。本文整理了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表，如表1所示。从2008年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呈现两位数的增长。营业收入总和从2008年的41 099.2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05 775亿元，年均增长27.37%，尤其是2010年，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88%，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单位企业营业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平均营业收入达到211.5亿元，年均增长27.38%。最高和最低的企业营业收入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分别为12.88%和27.40%，最低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远高于最高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文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东中西部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的占比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东部无论在营业收入还是数量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递减，营业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84.77%下降到2012年的79.06%，企业数量占比从81.00%降为75.2%，降幅较为明显。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民营经济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中西部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都没有超过15%。然而，中部和西部民营经济在不断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占比都呈现上涨态势，营业收入方面，中部地区从2008年的9.95%上升到2012年的12.15%，西部地区从5.28%上升到8.82%；企业数量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有明显上升，并且西部地区上升幅度要高于中部地区。

（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根据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计算公式，本文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的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现V字型变动。在经历2008年较大值后，2009年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均出现最小值分别为0.147 6和0.019 0。其中，基尼系数在经历2009年最低值后，开始逐年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Theil指数2010年比2009年有所增加，之后逐年下降，2010―2012年年均下降5.28%。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解。本文利用Theil指数分解，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并将总体差异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差异，测算了区域间和区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差异水平，如表4所示。从中不难看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要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考察期内平均贡献率为90.22%，而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不足15.00%，平均贡献率为9.78%。区域间差异在5年内呈现U型变化趋势，2008年TBR为0.003 2，随后开始下降，直到2012年再次上升为0.003 1，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上升；而区域内差异在考察期内呈现出波浪变动趋势，在经历2008年高点后，2009年进入了低点，于2010年再次上升，此后区域内差异逐年下降，2012年降为0.019 6，说明近两年区域内差异有所收敛（见图3）。

通过测算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出，横向比较西部地区内部空间差异较大，均大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2008年和2012年要高于中部地区，其余年份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要高于东部地区（见表4）。纵向比较西部地区呈现M型变化趋势，2011年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达到最大值，2012年下降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在2010年内部差异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具有收敛趋势；东部地区呈现W型变化趋势，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处于高点，其他年份较低，内部差异在近期有变大趋势（见图4）。

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分析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特征

根据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数据，本文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分组，测算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指数，包括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和KZ指数，结果如表5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绘制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指数变化趋势图，如图5所示。从图表中可以发现，2008―2012年各空间极化指数呈现上下浮动的态势，由于各指数对于空间极化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各指数数值结果不同，反映的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趋势略有不同，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各指数均呈现出类似U型的变动趋势。区域分组的空间极化指数中，TW指数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敏感程度较高，测度的数值最大，其次是ER指数和Wolfson指数。其中，TW指数波动幅度较小，ER指数变动幅度最大。

基于考察期内极化指数演变过程来看，极化指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0年，极化指数处于高位下降阶段，除ER指数外，三年期间各指数都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这一阶段中国民营经济极化集聚现象有所减弱。其中，TW从0.466 4下降到0.455 9，年均下降1.14%，降幅较小；Wolfson指数从0.222 9下降到0.191 5，年均下降7.17%；KZ指数从0.136 8下降到0.081 5，年均下降21.00%，降幅较大；而ER指数持续两年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299 3降为2009年的0.166 2，下降44.28%，下降幅度较大。第二阶段为2011―2012年，各指数呈现整体略有上升阶段，反映出本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和集聚现象有所上升。其中，ER指数经历了2009年的下降后开始了连续4年的增加，直到2012年的0.278 5，平均涨幅18.96%，说明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TW指数和Wolfson指数在本阶段先上升后下降，分别从2011年的0.460 4、0.229 1下降到2012年的0.441 1、0.221 7，降幅分别为4.18%和3.21%；KZ指数从2011年0.087 2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上升幅度为81.47%。

（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方向

空间极化指数ER指数、Wolfson指数以及TW指数，仅仅能够测度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的总体趋势，但不能反映出空间极化的方向，而KZ指数在上述指数基础上，利用可分解的广义熵理论，将整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本文利用组间不均衡值和组内不均衡值之比，即Theil指数分解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比值来测量区域空间极化和集聚的变化。KZ指数大小表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在空间方向上强弱集聚大小。本文除了测算东、中、西部KZ指数，还分别按照沿海―内陆和南方―北方④进行Theil指数分解，并测算了沿海―内陆、南方―北方KZ指数，如表6所示。从各方向上KZ指数值来看，KZ指数均未超过0.5⑤，说明区域间差异要明显小于区域内差异，东―中―西部、沿海―内陆、南方―北方之间的空间极化程度微弱，而空间极化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差异问题，区域内民营经济集聚现象要明显强于区域间民营经济的集聚。

从东―中―西部方向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强弱趋势呈现U型变化，并且在东中西部方向上，空间极化程度要强于沿海―内陆、南方―北方方向空间极化程度。空间极化程度从2008年的0.136 8开始下降至2009年最低点0.081 5，而后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从沿海―内陆方向来看，空间极化强弱变动趋势也呈现V型变动，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在沿海―内陆方向上出现了最大空间极化现象，KZ指数达到0.086 3，之后2009年下降到最小值0.014 0，随后，连续三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12年的0.084 7。在此方向上空间极化强度要大于南方―北方方向。在南方―北方方向上空间极化现象不明显，发展呈现上下波动趋势，2011年达到最大空间极化值0.011 8，但从考察期总体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2012年集聚强度是2008年的6.6倍。从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总体趋势来看，在经历了初期较大空间极化程度后，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间极化集聚程度出现上升态势。东―中―西部方向空间极化程度最为强烈，其次是沿海―内陆方向，而南方―北方方向空间极化程度较弱。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每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首先，采用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分析了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分布现状，然后，统计描述了中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态势并测度了不同区域民营经济发展分布情况，进而，利用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程度，并使用Theil指数分解测定了区域间、区域内差异及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分别测度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程度，用KZ指数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方向问题。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民营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实现了快速发展，总收入和企业数量逐年提高，但是，从GIS空间分布图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非均衡的状态，其中，东部民营经济发展具有绝对优势，中部次之，西部最弱。（2）中国民营经济整体空间差异（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较小，近年来，空间差异呈现V型变动趋势。（3）从Theil指数分解可知，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内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其中，区域内差异是造成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平均为90.22%。（4）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来看，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内部差异最大，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内部差异分别呈现倒U型和W型变动趋势。（5）对极化指数测度可得，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指数均呈现类似U型变化趋势，其中，TW指数值最大，波动较小，ER指数波动较大，Wolfson指数近年有下降趋势。（6）通过对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方向分析表明，区域内极化要大于区域间极化，在东中西部方向极化程度要强于沿海―内陆、南方―北方空间极化程度，在考察初期，极化程度较为强烈，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

注释：

①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以营业收入总额为参考指标的排序结果。

②本文研究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数据。

③全国工商联每年的当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实际是依据前一年数据得来，因此，本文采用的年份数据，表示年度实际数据。

④沿海―内陆（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鲁、苏、沪、浙、闽、粤、桂和琼等省市区，其余省市区为内陆地区）。南方―北方（以长江流域为分界线把我国划分为南方、北方地区，其中南方包括沪、苏、浙、徽、赣、闽、鄂、湘、粤、桂、琼、渝、川、贵、云等省市区，其余省市区为北方地区）。

⑤本文基于KZ指数提出空间极化判定标准：如果KZ0.5，则极化程度微弱，可视为无极化现象；如果0.5≤KZ1，则极化程度小，极化现象不明显；如果1≤KZ5，则极化程度中等，极化现象明显；如果5≤KZ10，则极化程度大，极化现象显著；如果10≤KZ，则极化程度剧烈，极化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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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指数篇（10）

AComprehensiveandEvaluativeStudyoftheDegreeofHarmonyBetweenRegionalEconomiesandEco-development

[Abstract]Asalong-lastingpursuitthemeofpresenttime,theharmoniousdevelopmentbetweeneconomyandecologyisalarge,interactiveandmutualinfluencingsystemconstructedbyaseriesofeconomicandecologicalchains,andlinksbetweenthesechains.Itistheorganicconformationoffourlevelsofthedegreeofregionaleconomies,ofprotectionandrestorationofregionalecology,ofrelativenessbetweenregionaleconomiesandecology,andofdiffusionofpollutioninregionsthatarethestartingpointandpathwaytoconstructcomprehensiveevaluationsystemofthedegreeofharmonybetweenregionaleconomiesandeconomy.Furthermore,thedegreeofharmonybetweenregionaleconomiesandecologyisnotmoving-lessbutchangingallthetime.

[Keyword]regionaleconomies；eco-development;degreeofharmony；comprehensiveindex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产经营活动，而生产经营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经济社会背景的环境下进行的。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而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既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更是一个急需深入探索的重要实践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是否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怎样？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性态如何？以往人们大多只是根据生态环境的质量水平来进行单方面判断，既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又缺乏判断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其判断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不高。本文试图以区域经济发展度、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就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讨。

1.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涵义和特征

1.1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也导致了目前全球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全球资源的严重锐减。当今人类，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忍受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生态环境。自从联合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来，世界各国都迅速作出积极的反应，一致表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要求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趋于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背离和谐，便不可持续发展。

1.2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影响经济与生态发展各种因素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通过经济链、生态链以及经济与生态联动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庞大系统。

1.3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运动变化具有5个特性。

1.3.1综合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中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1.3.2整体性。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面临的与其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等诸多方面优劣程度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总体评价。

1.3.3层次性。它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既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也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规模和效率水平，还包括区域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

1.3.4过程性。它贯穿于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全过程，即这一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时点都存在着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问题。

1.3.5运动性。它是运动变化的，即随着经济与生态发展运动时空的位移变化，与之相并行交替的经济与生态发展及其质量优劣水平的也随之发生变化，既有可能变强，也有可能变弱。

2.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2.1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可以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来表示。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指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报告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所结成的和衷共济、相互适应、协调运行的良好状态关系的程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大，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小，则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不和谐。

2.2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通过统计指标来反映，而统计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选取哪些指标，建立什么样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才能既有利于计量评价，又有助于严密监测和科学决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现实课题。我以为，综合评价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6项原则：

2.2.1客观性。设置的评价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动变化状况的现实特征。

2.2.2完备性。从整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包括空间完备性和时间完备性，空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成系统，应包括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主要方面；时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现状，更要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行态势。

2.2.3科学性。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应该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内在联系，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应当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对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直观结论。

2.2.4系统性。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指标；既要有反映和描述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提升的动态指标。

2.2.5可比性。评价指标既便于进行纵向比较，也要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可用以进行时序比较分析，也可用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延续性、综合性和关联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2.2.6实用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指标体系应该简单明了，所要求的数据资料能够及时、正确、完整地取得，计量评价上要简便易行。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2.3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特殊规律性及综合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综合评价和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与生态两大领域的四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及其若干分支项目的和谐指数系统（见表1）。

表1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

生态保护与修复度

植被损毁率（逆指标）

水土流失率（逆指标）

水质污染率（逆指标）

食物污染率（逆指标）

酸雨率（逆指标）

飘尘覆盖率（逆指标）

有害气体覆盖率（逆指标）

水资源缺乏率（逆指标）

自然灾害率（逆指标）

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逆指标）

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逆指标）

单位工业产值固废排放量（逆指标）

“三废”治理率（正指标）

经济发展度

GDP增长率（正指标）

人均GDP（正指标）

人均GDP增长率（正指标）

单位土地面积GDP（正指标）

单位土地面积GDP增长率（正指标）

经济与生态关联度

生态保护和修复投入增长率（正指标）

生态保护和修复投入占GDP比率（正指标）

绿色GDP占GDP总量比率（正指标）

周边区域生态恶流度

周边区域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逆指标）

周边区域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逆指标）

周边区域“三废”治理率（正指标）

3.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价方法

3.1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评价指标权重

确定指标权重就是对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指标越重要，其权重就越大。权重一般要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介于0与1之间，各指标权重之和等于1。主观赋权法是一类根据人们主观上对各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两两评分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就是依据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规则进行自动赋权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析法、熵值法、多目标规划法等。这里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

设n个评价u1,u2,…,u4的相对重要程度依次为ω1,ω2,…,

n

ωn，0＜ωi＜1，i＝1,2,…,n，且∑ωi＝1，则称ω＝（ω1,ω2,…，

i=1

ωn）T为u个评价指标u1,u2,…,un的权重向量。

为了确定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由评判者（多人背靠背的方式）将n个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建立判断矩阵＝（aij）n×n，aij是评价指标ui与uj对于评价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之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其取值按下列各种情况处理：

若ui与uj同等重要，则取aij＝1；

若ui比uj稍微重要，则取aij＝2；

若ui比uj较明显重要，则取aij＝3；

若ui比uj明显重要，则取aij＝4；

若ui比uj很明显重要，则取aij＝5；

若ui比uj非常明显重要，则取aij＝6；

若ui比uj极端明显重要，则取aij＝7。

显然，判断矩阵u满足aij＝1/aij，aij＞0，i,j＝1,2,…,n。

当判断者的判断确实真正反映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时，矩阵U满足aik·akj＝aij，i,j,k＝1,2,…,n，此时称U为完全一致性矩阵。将U的任意一列归一化后则为所求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ω，

nn

如取A的第一列归一化得ω＝[a11/（∑ai1），a21/（∑ai1）,…,an1

i=1i=1

n

/（∑ai1）]

i=1

3.2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分指标达标系数值的量化计算

计算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四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U1、经济发展度U2、经济与生态关联度U3、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U4)共24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

根据评价指标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U1的13个分指标U11,U12,…,U1i（1≤i≤13）的达标系数值h1i,其方法为：

若U1i为正指标（其值越大越好的指标），记U1i的基准值（即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大值）为U01i，则h1i＝U1i/U01i；

若U1i为逆指标（其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此时U1i的基准值U01i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小值，则h1i＝2－U1i/U01i；

若U1i为适中指标，取值越靠近其最优取值U01i（称为U1i的基准值）越好，则h1i＝∣1－（U1i－U01i）/U01i∣。

为防止个别指标特好或特差，导致评判结果的不合理性，特别约定0≤h1i≤1。

同理，可以计算出经济发展度U2的5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2i（1≤i≤5）、经济与生态关联度U3的3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3i（1≤i≤3）、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U4的3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4i（1≤i≤3）。0≤h2i≤1，0≤h3i≤1，0≤h4i≤1。

3.3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四个层面得分系数的量化计算

采用通常的加权合成评价法，分别计算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四个层面评价指标（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得分系数。

3.3.1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1。

mi

h1=∑ω1ih1i（1≤i≤13）

j=1

式中，h1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1i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1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1i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1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1≤1。

3.3.2经济发展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2。

mi

h2=∑ω2ih2i（1≤i≤5）

j=1

式中，h2表示经济发展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2i表示经济发展度层面的5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2i表示经济发展度层面的5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2≤1。

3.3.3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3。

mi

h3=∑ω3ih3i（1≤i≤3）

j=1

式中，h3表示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3i表示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3i表示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3≤1。

3.3.4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4。

mi

h4=q∑ω4ih4i（1≤i≤3）

j=1

式中，h4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4i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4i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达标系数值，q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对评价区域的扩散系数,0≤q≤1,0≤h4≤1。

3.4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指数计算与分级

前面所述的4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4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反映有关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整体的状态特征。如果要总括揭示和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整体的运行状况，还需合理设置各项指标的比较标准，将各项指标与比较标准进行对比，并将结果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构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整体状态的评判模型，即：

h＝ω1h1+ω2h2+ω3h3+ω4(1－h4)

其中，h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指数；ω1，ω2，ω3，ω4依次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权重系数，且ω1＋ω2＋ω3＋ω4＝1；h1，h2，h3，h4依次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得分系数。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h的数值越大，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相对越好，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h的数值越小，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相对越差，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弱。

为了便利地将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的综合指数应用于综合评判和管理决策，有必要根据综合指数，对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的等级进行粗分处理。可以将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划分为7级：综合指数h＝1（通常不会出现），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85，1]，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很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70，0.85]，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较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60，0.70]，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基本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45，0.60]，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较不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30，0.45]，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很不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0.30]，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完全不和谐的状态。

4.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综合评判方法

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是指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量变状态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运动变化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那么，一个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和谐程度究竟是向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还是向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我认为，应该建立判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数学模型，据此来进行定量评判。

判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过程中量变状态的特征，具有以下数学模型：

P＝ht/h0

式中，P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指数；ht表示报告期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h0表示基期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

公式的经济意义是：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程度没有变化；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差的（或较好的）向着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当P＜1时，表明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好的（或较差的）向着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

本文研究所完成和揭示的是关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综合评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将基本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分析并据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刊物所允许容纳的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就本文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综合评判中国及其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中的具体应用以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参考文献

1．杨士弘．广州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预测及调控研究[J]，地理科学，1994，2：136～142．

经济发展指数篇（11）

一、引言

我国经过了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大稳定”之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平庸时代”，即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最主要的特征体现在由于要素供给不足、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和创新能力后劲不足等原因所导致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减速。世界三大评价机构之一惠誉在2012年的数据中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显示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增长，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转变以前的经济的发展观念和增长方式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在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下，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以往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于衡量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因此我国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领域角度出发试图构建适用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全面、综合的指标体系。

从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海娟从区域的角度出发为其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了包含有社会、经济、环境、人口、科技等在内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并以长江三角洲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其经济协调发展做了全面系统质量评价。李答民从增长、结构、关系、制度和可持续发展五个方面刻画了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相对应的模型对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我国目前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瓶颈，陈德全等以浙江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其构建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唐保国从经济联系、分工、差距、要素协调和整体效率等五个方面构建了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来看，李丽莎区分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两个容易混淆的经济名词，并创造性地将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系统划分成数量子系统与质量质量子系统，提出了一个构建指标体系崭新的视角。王茂祯与冯之浚在我国现阶段循环经济基础上，设置了包含9 个一级指标、52 个二级指标的循环经济创新评价体系并对全社会和各地循环经济创新状况进行总体的定量判断。在新常态背景下，GDP已经不能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陈孟婷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得出一个综合指标作为GDP的替代指标，更能全面的反映出国家或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潘文砚从纵向和横向采用多种评价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多维评价，结果证明我国的低碳经济存在显著地地区异质性。

本文以我国的省域为研究的地理单位，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划分成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四个子系统，采用熵值法为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并将我国各省份地区的201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和排序。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的评价数据采用的是2014年中国除之外的30各省市地区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为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等。

（二）指标体系的内容

我国疆域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异质性，本文试图建立一套能够普遍适用于各个省市地区同时能够反应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内涵，因此考虑到每个省市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以及指标体系的全面性，本文从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四个方面来刻画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内容如表1所示：

（三）计算指标权重

首先，数据非负数化处理：设置权重使用熵值法时无须进行标准化但是需要进行非负数化处理，因为负数是无法进行对数处理。处理方式如式1所示：

（四）指标权重赋值

将除外的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指标数据带入权重，计算出各个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评价值并对其进行排序，所得结果依次是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湖南、天津、河南、湖北、安徽、北京、辽宁、福建、重庆、河北、四川、江西、吉林、广西、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新疆、贵州、海南、宁夏、青海。根据每个省市的评价得分将30个省市划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高（H）、中（M）、低（L）三个层次，其中每个阶段的省市地区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等城市的经济发展为中等水平，而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交界省份如广西、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地路径依赖，东部地区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则较为低缓，可见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地溢出效应，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相邻省份地区的发展情况相互影响。从评价得分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向西逐渐降低趋势，得分最高的是江苏省的15627629.65，得分最低的是青海省的12635.77，由此可见各个省份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决策的时候需要因地制宜。

三、结束语

本文从社会、经济、环境和科技四个方面构建了经济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我国除外的30各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东高西低的态势且差异较大，同时经济发展状况还存在着显著地路径依赖。由此可知，西部地区应该将发展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尽量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异，同时中东部地区在发展经济时也要注重环境的保护以及科技创新，增强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05：4-19

[2]若英.“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J].红旗文稿，2014，19：39

[3]全海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研究[D].河海大学，2007

[4]李答民.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N].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05：28-32

[5]陈德全，何云，梁秋.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环境污染与防治，2006，04：288-291

[6]潘文砚.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价及实证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4

[7]李丽莎.我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基于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角度[J]. 特区经济，2011，06：295-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