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大全11篇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1）

（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近年来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提升主要是因其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快。

（三）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2005年后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加快，各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扭转了2000年后扩大的局面，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如表1所示，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为156.5%，2004年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值为159.8%，之后逐年下降，2010年下降为142.2%。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的比值则先降后升，2003分别下降为近10年的最低值65.7%和59.2%，之后逐年上升，2010年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4%和69.0%。2000年后，省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保持上升，2004年有所下降后继续上升，但在2005年后持续下降，2010年为0.44，已明显低于2000年时0.57的水平，表明本世纪10年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缩小。

（四）沿海－内地之间差距缩小是主要因素锡尔(Theil)系数可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带之间和地带内差距。计算锡尔系数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沿海和内地差距缩小所带来的。反映地区发展全部差距的曲线与变异系数反映的态势大体相同，即在2004年时有所上升，之后基本为持续下降态势，2010年全部差距的锡尔系数为0.037，明显低于2000年时0.050的水平，反映了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态势。

二、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未有明显缩小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仍有所扩大与2005年相比，2010年西部地区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量有所提升，但生师比仍在提高；中部地区生师比虽然没有提高，但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藏量则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则均略有下降。从小学教育看，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部地区小学生师比仍在提高，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和生均图书数量则有所下降。分城乡来看，四大地带在教育软、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尽相同。以生师比代表教育的软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县镇之间的差距大于城市和农村。2010年普通初中生师比东部县镇比西部低2.3，而东部城市比西部低2.0，东部农村比西部低2.2。以生均校舍面积代表硬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城市间差距大于县镇和农村差距。2010年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东部城市比西部高4平方米，东部县镇比西部高2.2平方米，东部农村比西部高2平方米。

（二）区域间医疗人员方面差距明显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方面的差距已有所缩小，但西部地区万人医生数量仍在下降。

（三）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仍相对滞后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在提高，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反而有所扩大，2009年与2005年相比，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东部地区提高了6.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只提高了2.95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较明显的提高，分别提高了10.42和5.59个百分点，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提高16.28和17.85个百分点相比，提高幅度相对不高；失业保险的参保率中西部地区呈下降态势，这与东部地区12.37个百分点的提高幅度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三、区域政策的取向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不同变化态势，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一）提高区域政策的区域瞄准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相继提出和实施了以四大地带为政策实施区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政策操作中很难按地带进行，而实际上是按政策目标或区域类型进行。在当前地带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应在以四大地带为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下，细分政策实施区域，提高政策的区域瞄准性。可以考虑按县级单元为基础单元确定受援地区。建议逐步以县级单元为政策基础单元，特别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方面更需如此，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和受益群体利益。可将全国各县按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排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比例（如75%）的地区列为资助地区，接受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助额度与这些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成正比。当然，细分政策区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保障这些区域有信息量充分的统计数据，提高县级统计数据质量是提高区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二）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师资水平，一是需要加快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改善其生活办公条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农村教师职称晋升、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在继续实施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外，完善教师编制核定办法，适当增加西部农村地区教师编制。三是实施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完善师资培训网络。四是改善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教育经费各项目均分别投入的方式，采取中央财政负担中西部农村地区教师工资的方式，即中央根据教师工作的艰苦程度确定工资和津贴标准，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负担其工资的方式，以此保障教师队伍稳定，从而加快提升贫困农村地区的师资水平。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2）

目前，国内共有煤炭企业11000家，年均产量30万吨，比较分散；资源回收率35%左右，小煤矿回收率只有15%左右，实际上数字更低；生产效率低，环境污染较严重，安全事故较多；勘探开发秩序比较混乱，矿区缺少统筹规划，越界开采情况时有发生。

“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兼并重组将煤炭企业由当前的11000家减少到4000家，煤炭企业平均产量达到80万吨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提高到40%，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加强。

国家鼓励企业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兼并重组，鼓励在被兼并企业所在地注册子公司。到2015年，国内年产亿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达到6~8个，年产5000万吨~1亿吨企业达10个以上，特大型煤炭企业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二、知识管理趋势

1、企业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分析企业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以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以实现各种类型资本同时增值的管理思想、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就一个企业而言，知识有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两种形态，企业可以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公司外部知识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以建立递增收益网络;并通过设立知识仓库、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和建立知识联盟，有效地管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提高其竞争力。

2、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当作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何积累和应用知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战略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企业的战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在投资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投资于厂房、设备、生产线等有形资产，转到大量投资于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方面，生产和分配要向知识产品及服务倾斜;其次，在竞争战略上，要注意拿起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武器，把蕴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再次，在成长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谋求企业发展，调整到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即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

三、企业管理网络化

1、企业管理的重点已从内部控制性管理转向了外部适应性管理，要素效率不再成为企业追求的惟一目标。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手段来重新设计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之间的界面关系，充分关注企业的顾客资本以及客户关系管理，这些课题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已从物转向人，再转向知识，知识管理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由于其收益递增的使用特征，知识资本比实物资本具有更强的收益性和灵活性。设计合理的知识治理机制，形成基于创新和共享的知识型文化，是提高现代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其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前网络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个性化和高效率的特征。

四、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1、增强成本管理意识。意识、需要、动机、行为是相互关联，彼此密不可分的。其中意识是先导，只有意识提高，需要才能明确，动机才能坚定，行动才能快速，这是现代心理学揭示的基本规律。因此，提高企业群体成本意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对降低成本极为重要。

2、积极推行'成本控制法'。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要变单位核算型管理为综合控制型管理的成本管理办法，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即按照'制造成本法'的核算原则，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工资等直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计入产品成本费用，实行定额控制。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实行指标或比例控制，完善成本预测、成本核算、成本考核、成本决策和成本分析等管理办法。做到事前成本有预测、事中成本有控制、事后成本有考核和分析。

3、完善成本管理手段。首先，要建立以财务部门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统一核算体系。成本总控制在成本控制中心，他对上以落实企业目标总成本为目标，向企业领导层提供目标成本的执行情况和管理决策建议，对下以企业分解的定额成本为管理控制目标，对企业所属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期考核、分析和监督，形成企业内部纵横连锁的成本管理核算体系。其次，实施成本全面预算管理。根据企业生产任务和销售计划，制定企业总的目标成本，把总目标成本分解落实到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额或指标成本预算管理，同时，狠抓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成本预算定额管理。再次，严格成本控制。在制定和完善企业各项成本费用和消耗定额的基础上，严格各种原材料的计量验收和出入库手续，做到原材料领用按定额、费用开支按标准、批准手续按规定、审核考察按程序，加大全方面考核制度。

4、加强采购管理，降低采购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少企业在采购环节中，出现收受回扣和贿赂，舍贱求贵，损公肥私等现象，造成企业大量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严重下滑，甚至亏损，因此，要加强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五、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1、以控制现金流量为重点，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首先，实行企业资金的集中管理，集中核算，集中调控，加强资金的预期管理。企业根据年度生产计划和目标，核定内部所属单位为完成计划期生产经营任务所需的资金量，各单位要明确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承担的责任，使其主动精打细算、控制支出和节约消耗，降低资金占用，通过事前的资金预算管理，提高企业资金管理水平。其次，建立控制现金流量的监督约束体系，实行资金跟踪稽查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再次，搞好企业内部存量资金应用。企业要一方面防止产品积压，积极回笼资金，另一方面要眼睛向内，挖掘现有资金的潜力，运用现有的存量资金，降低原材料的资金占用，达到提高资金利用率的目的。最后，落实资金回收责任制，减少资金占用和流失。

2、加强投融资管理。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取决于投资规模、最佳的投资流向和合理流量，因此，企业要不断优化内部资金结构，发挥财务调控智能，搞好内部资金合理配置，优化资产占用结构和产品生产结构，确保资金合理占用和有效使用。企业选择新上项目和对外合资合作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必须树立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坚持经济效益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决策分析，预测投资项目的预期效果，避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同时，要树立融资主体观念，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对预期的融资方式、融资渠道和融资结构的实行情况，选择一个最佳融资方案。所融资金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合理调控所融资金的配置和使用，优化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提高货款回笼率，降低风险，提高效益。适当的赊销能提高企业销售收入和规模，取得规模效益。然而，当这种赊销规模过大时，会增加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坏账损失。针对当前企业应收账款过大、坏账多、损失过大的现象 ，应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结论

随着现代生产管理和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态势的转变，我们要分析、明确并把握企业管理发展趋势，把国外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模式，努力进行管理创新，提高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尹柳营，李敏.国际企业管理:经营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3]彭璧玉.现代企业管理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4]董艳玲.网络经济与管理变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 [5]韩民春.互联网经济学导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3）

目前,国内共有煤炭企业11000家,年均产量30万吨,比较分散;资源回收率35%左右,小煤矿回收率只有15%左右,实际上数字更低;生产效率低,环境污染较严重,安全事故较多;勘探开发秩序比较混乱,矿区缺少统筹规划,越界开采情况时有发生。

“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兼并重组将煤炭企业由当前的11000家减少到4000家,煤炭企业平均产量达到80万吨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提高到40%,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加强。

国家鼓励企业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兼并重组,鼓励在被兼并企业所在地注册子公司。到2015年,国内年产亿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达到6~8个,年产5000万吨~1亿吨企业达10个以上,特大型煤炭企业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二、知识管理趋势

1、企业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分析企业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以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以实现各种类型资本同时增值的管理思想、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就一个企业而言,知识有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两种形态,企业可以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公司外部知识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以建立递增收益网络;并通过设立知识仓库、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和建立知识联盟,有效地管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提高其竞争力。

2、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当作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何积累和应用知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战略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企业的战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在投资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投资于厂房、设备、生产线等有形资产,转到大量投资于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方面,生产和分配要向知识产品及服务倾斜;其次,在竞争战略上,要注意拿起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武器,把蕴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再次,在成长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谋求企业发展,调整到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即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

三、企业管理网络化

 
1、企业管理的重点已从内部控制性管理转向了外部适应性管理,要素效率不再成为企业追求的惟一目标。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手段来重新设计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之间的界面关系,充分关注企业的顾客资本以及客户关系管理,这些课题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已从物转向人,再转向知识,知识管理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由于其收益递增的使用特征,知识资本比实物资本具有更强的收益性和灵活性。设计合理的知识治理机制,形成基于创新和共享的知识型文化,是提高现代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其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前网络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个性化和高效率的特征。

四、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1、增强成本管理意识。意识、需要、动机、行为是相互关联,彼此密不可分的。其中意识是先导,只有意识提高,需要才能明确,动机才能坚定,行动才能快速,这是现代心理学揭示的基本规律。因此,提高企业群体成本意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对降低成本极为重要。

2、积极推行'成本控制法'。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要变单位核算型管理为综合控制型管理的成本管理办法,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即按照'制造成本法'的核算原则,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工资等直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计入产品成本费用,实行定额控制。对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实行指标或比例控制,完善成本预测、成本核算、成本考核、成本决策和成本分析等管理办法。做到事前成本有预测、事中成本有控制、事后成本有考核和分析。
3、完善成本管理手段。首先,要建立以财务部门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统一核算体系。成本总控制在成本控制中心,他对上以落实企业目标总成本为目标,向企业领导层提供目标成本的执行情况和管理决策建议,对下以企业分解的定额成本为管理控制目标,对企业所属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期考核、分析和监督,形成企业内部纵横连锁的成本管理核算体系。其次,实施成本全面预算管理。根据企业生产任务和销售计划,制定企业总的目标成本,把总目标成本分解落实到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额或指标成本预算管理,同时,狠抓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成本预算定额管理。再次,严格成本控制。在制定和完善企业各项成本费用和消耗定额的基础上,严格各种原材料的计量验收和出入库手续,做到原材料领用按定额、费用开支按标准、批准手续按规定、审核考察按程序,加大全方面考核制度。

4、加强采购管理,降低采购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少企业在采购环节中,出现收受回扣和贿赂,舍贱求贵,损公肥私等现象,造成企业大量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严重下滑,甚至亏损,因此,要加强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4）

中图分类号：F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0-0132-02

引言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资本市场趋于开放和融合。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信息科技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条件。目前，我国企业会计工作也越发清晰地认识到高质量、规范化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财务运营及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当前国际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运行体，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激烈的企业竞争态势下赢得主动、选择科学、恰当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成为企业思考的主要问题。

一、目前国际会计趋同的形势分析

1.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构建完善化，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日益迅猛，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历程遭受了重大冲击，严重滞缓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现阶段各国经济监管机构以及企业自身都在加大力度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以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成为必然的发展结果，主要体现在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构建趋于完善化和体系化，加大国际经济监管的合作力度，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全球性经济风险预警及应对机制；另一方面，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性逐步增强，为各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趋同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2.传统会计准则格局被打破，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不断扩大。现阶段，国际会计趋同的形势还可体现在传统经济发展形态下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秩序被逐渐打破，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这一点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结构的人员分布上可以清晰地看出，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共有22位受托人，其中有4位来自新兴经济体；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15位理事中有4位来自新兴经济体。上述职位一定程度上可有效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一趋势的出现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以及相应机构的改革、发展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伴随着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在一些地区性、国家性的组织会议中，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修订以及其他途径的改革与发展工作，实现了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两者之间的实时互动，从而促进了国际会计准则在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综合考虑新兴经济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和经济发展形势，体现了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形势下的综合性。

3.国际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加大结构改革力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深入，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理事会等机构也在逐步加大结构改革工作力度，为不断提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全球公认性和适用性创造条件。改革工作过程主要体现在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以及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标志着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形势的正式形成。相关制定机构与监管部门加大治理结构改革力度，能够有效明确当前估计会计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认可度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而为提升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科学性和适用水平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选择分析

1.会计准则趋同模式符合我国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形势是基于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开展工作的实际需求而进行的选择，因此具备明显的抗外干扰性和严谨性。从我国企业现阶段的转型、发展状况来看，会计准则趋同国际模式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主要表现为“趋同”模式下我国会计工作制度的统一。在中国会计法中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有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公布。”因此，在面对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模式时，“直接采用”的策略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与我国会计法的相关规定背道而驰。坚持会计准则趋同模式则可以坚持我国独立的会计准则制定权这一根本原则，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有效一致的同时，维护了我国企业会计工作环境的稳定。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5）

一、引言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注，除了对于不平等的关怀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共同特征外，还因为其在理论和现实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都非常大，了解地区经济差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从政策含义看，准确度量地区经济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在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找出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之一。

总结以往的研究，重点大体集中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与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对于结果的判断却并不一致。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的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前，缺少对近几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情况的详细分析，无法反映近几年来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无法反映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新变化。因此，本文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态势的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包含了对最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分析的时间序列更长，能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演变态势，例如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二是从地区的构成考察了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尽管地区间差距仍然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分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恶化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对于研究结论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杨开忠（1994）、陈国阶（1997）、覃成林（1997）、陆大道（1999）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Fan（1995）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而Wei yehua（1998）研究认为中国所有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均有所缩小；李小建、乔家君（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经济差距缩小，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则出现扩大态势；魏后凯（1997）等、Max（2002）等研究认为，1978-1990年间中国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自1990年起又开始扩大；王铮、葛昭攀（2002）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距变化较小；王小鲁、樊纲（2003）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只是在不同期间扩大的程度有所不同，东西部差距的明显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拉大了；Kanbur和Zhang（2005）使用GINI系数和GE系数对中国50年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做了回顾，发现当前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上升通道中，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过农业危机、改革开放前夜两次高峰，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的上升阶段，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记录（与1960年相比，2000年的GINI系数高出了16%）。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曾有所下降，但自1987年以来总体上始终处于扩大区间，并且从1998年开始，地区差距的扩大还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似乎成为地区分化的一个拐点。刘夏明（2004）等人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间差距；鲁凤、徐建华（2005）研究认为省内差距对于中国整体差距的影响比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三大地区内省间差距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黄涛（2006）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尽管结论不尽一致，但几乎都认识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当中，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等指标，它们能较细致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主要的差别在于参考值和相对差幅的定义上。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分析的指标。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而且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A.F. Shorrocks（1980）的方法，假设样本y中包含n个收入向量y=（y1，y2，…，yn），则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滋是向量均值， 。将样本分成G组，每组包含ng（ng≥1）个向量， ，?滋g为g组的向量均值，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组内差距，第二项为组间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计算中，必须考虑是否取人口作为权重。在计算区域差距时，选择考虑人口作为权重或不考虑人口作为权重的地区差距指标，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地区差距是否受到人口分布的影响（崔启源，1994），两种方法产生的结论可能相距甚远。参考魏后凯（1997）、Kanbur和Zhang（2005）等的作法，本文没有采用人口权重，范剑勇（2002）认为，含有人口权重的计算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文中收入水平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表，并对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价格可比性问题而导致的误差。样本包括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78-2008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结果。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中，经常碰到的另一问题是区域的划分。我们仍然遵循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这种划分基本上使地带内部各省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从宏观上基本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总体态势和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全国人均GDP地区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中部地区省际差异、西部地区省际差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限于篇幅，不列出历年具体泰尔指数）。图1反映了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的演变趋势，图2反映了三大地区及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从图1中泰尔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78-2008年期间，泰尔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其间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这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已经出现持续小幅的下降。当然，这是否预示着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从三大区域及区域间差距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大，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0.76%下降到2008年的17.26%；中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小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中部塌陷”论；西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恰好与中部地区相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组内省级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其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了11.82%。三大区域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直对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大并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46.33%上升到2000年的72.55%，随后出现了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主要表现为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差距水平大幅缩小，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这种组内差距水平缩小的作用超过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带动全国经济差距总水平的下降；1990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这是全国总体经济差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1990年之后，东部地区快速地向市场化转型，带动了经济的大幅发展，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这种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趋缓的迹象。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转折确实是存在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已经而且正在起到应有的效果。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于平衡全国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地区间分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在2002年之后迅速扩大，出现“群体趋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却呈现出趋同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印象，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分别观察是否存在着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同趋势。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和西部地区都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趋同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都呈现显著的趋同趋势；但把中西部地区合并起来考察，显著性有所提高，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这种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速度已经出现分化，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8年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均11.1%，最慢的是青海，年均不足7%；当我们从西部地区剔除内蒙古、四川、重庆和陕西四省市后，重新计算的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也呈现出更高的显著性。这表明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致，这四个省市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脱离西部地区这个“贫穷俱乐部”的势头。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量了1978-200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并进行了地区构成的分解。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经历了下降（1978-1990年）、扩大（1990-2002年）、再下降（2003-2008年）的演变，表明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较快，从而使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从构成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在缩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各省之间呈现出某种趋同倾向，而西部地区组内各省却呈现出“群体趋异”的趋势。然而当我们从西部地区中剔除蒙、川、渝、陕四省市重新计算其泰尔指数时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趋势，与其他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所致。

参考文献

［1］A.F. Shorrocks.The Class of additivelydecomposable inequality measures， Econo metrica， 1980，48(3).

［2］ Fan C C. Of belts and ladders：state policyand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 MaoChina[J].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Geographers，1995，85（3）：42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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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 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04，（7）.

［9］鲁风，徐建华.基于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方法的中国 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地理科学，2005，25（4）.

［10］陆大道，刘毅，樊杰.我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区域发展 的基本态势[J].地理学报，1999，54（6）.

［11］石磊，高帆.地区经济差距：一个基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实 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5).

［12］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 版社，1997.

［13］王铮，葛昭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多重均衡与转变前 兆[J].中国社会科学，2002，（4）.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6）

一、引言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注，除了对于不平等的关怀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共同特征外，还因为其在理论和现实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都非常大，了解地区经济差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从政策含义看，准确度量地区经济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在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找出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之一。

总结以往的研究，重点大体集中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与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对于结果的判断却并不一致。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的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前，缺少对近几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情况的详细分析，无法反映近几年来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无法反映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新变化。因此，本文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态势的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包含了对最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分析的时间序列更长，能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演变态势，例如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二是从地区的构成考察了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尽管地区间差距仍然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分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恶化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对于研究结论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杨开忠（1994）、陈国阶（1997）、覃成林（1997）、陆大道（1999）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fan（1995）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而wei yehua（1998）研究认为中国所有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均有所缩小；李小建、乔家君（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经济差距缩小，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则出现扩大态势；魏后凯（1997）等、max（2002）等研究认为，1978-1990年间中国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自1990年起又开始扩大；王铮、葛昭攀（2002）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距变化较小；王小鲁、樊纲（2003）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只是在不同期间扩大的程度有所不同，东西部差距的明显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拉大了；kanbur和zhang（2005）使用gini系数和ge系数对中国50年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做了回顾，发现当前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上升通道中，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过农业危机、改革开放前夜两次高峰，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的上升阶段，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记录（与1960年相比，2000年的gini系数高出了16%）。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曾有所下降，但自1987年以来总体上始终处于扩大区间，并且从1998年开始，地区差距的扩大还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似乎成为地区分化的一个拐点。刘夏明（2004）等人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间差距；鲁凤、徐建华（2005）研究认为省内差距对于中国整体差距的影响比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三大地区内省间差距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黄涛（2006）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尽管结论不尽一致，但几乎都认识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当中，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等指标，它们能较细致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主要的差别在于参考值和相对差幅的定义上。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分析的指标。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而且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a.f. shorrocks（1980）的方法，假设样本y中包含n个收入向量y=（y1，y2，…，yn），则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滋是向量均值， 。将样本分成g组，每组包含ng（ng≥1）个向量， ，?滋g为g组的向量均值，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组内差距，第二项为组间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计算中，必须考虑是否取人口作为权重。在计算区域差距时，选择考虑人口作为权重或不考虑人口作为权重的地区差距指标，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地区差距是否受到人口分布的影响（崔启源，1994），两种方法产生的结论可能相距甚远。参考魏后凯（1997）、kanbur和zhang（2005）等的作法，本文没有采用人口权重，范剑勇（2002）认为，含有人口权重的计算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文中收入水平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表，并对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价格可比性问题而导致的误差。样本包括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78-2008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结果。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中，经常碰到的另一问题是区域的划分。我们仍然遵循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这种划分基本上使地带内部各省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从宏观上基本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总体态势和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全国人均gdp地区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中部地区省际差异、西部地区省际差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限于篇幅，不列出历年具体泰尔指数）。图1反映了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的演变趋势，图2反映了三大地区及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从图1中泰尔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78-2008年期间，泰尔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其间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这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已经出现持续小幅的下降。当然，这是否预示着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从三大区域及区域间差距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大，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0.76%下降到2008年的17.26%；中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小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中部塌陷”论；西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恰好与中部地区相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组内省级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其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了11.82%。三大区域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直对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大并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46.33%上升到2000年的72.55%，随后出现了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主要表现为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差距水平大幅缩小，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这种组内差距水平缩小的作用超过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带动全国经济差距总水平的下降；1990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这是全国总体经济差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1990年之后，东部地区快速地向市场化转型，带动了经济的大幅发展，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这种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趋缓的迹象。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转折确实是存在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已经而且正在起到应有的效果。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于平衡全国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地区间分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在2002年之后迅速扩大，出现“群体趋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却呈现出趋同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印象，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分别观察是否存在着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同趋势。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和西部地区都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趋同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都呈现显著的趋同趋势；但把中西部地区合并起来考察，显著性有所提高，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这种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速度已经出现分化，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8年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均11.1%，最慢的是青海，年均不足7%；当我们从西部地区剔除内蒙古、四川、重庆和陕西四省市后，重新计算的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也呈现出更高的显著性。这表明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致，这四个省市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脱离西部地区这个“贫穷俱乐部”的势头。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量了1978-200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并进行了地区构成的分解。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经历了下降（1978-1990年）、扩大（1990-2002年）、再下降（2003-2008年）的演变，表明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较快，从而使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从构成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在缩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各省之间呈现出某种趋同倾向，而西部地区组内各省却呈现出“群体趋异”的趋势。然而当我们从西部地区中剔除蒙、川、渝、陕四省市重新计算其泰尔指数时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趋势，与其他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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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i yehua.regional inequality of indus trial output in china，1952 to 1990[j].ge ografiska annaler，1998，80（1）：1-15.

［6］陈国阶.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原因分析[j].地理科 学，199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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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风，徐建华.基于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方法的中国 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地理科学，2005，25（4）.

［10］陆大道，刘毅，樊杰.我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区域发展 的基本态势[j].地理学报，1999，54（6）.

［11］石磊，高帆.地区经济差距：一个基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实 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5).

［12］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 版社，1997.

［13］王铮，葛昭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多重均衡与转变前 兆[j].中国社会科学，2002，（4）.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7）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3-0051-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民营经济作为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总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自身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还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而民营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20%，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万家发展到目前超过1 000万家，民营资本占全社会总资本的60%。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有利于吸纳社会就业、增加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理念，强调了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和不可侵犯性，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民营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发展宏观环境不完善，企业起点低，融资渠道不畅，科技含量不高，经营管理理念落后等。在此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于此，本文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分布特征及演变态势，即解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问题；二是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和极化方向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研究，从空间角度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可以为中国各层主体制定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缩小民营经济区域差异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相关理论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孙丽环（2005）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发达民营经济省份对比，提出了吉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1]。秦尊文等（2013）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就业岗位，吸纳了劳动力，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城镇化率具有重要意义[2]。陈广胜（2007）从制度、科技、组织、管理、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推进创新民营经济发展模式[3]。此外，陈晓雪 等（2009）构建了民营企业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4]。陆玉梅 等（2013）采用数据包络法对江苏省民营经济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与测度[5]。

第二，中国民营经济与金融关系研究。孙巍 等（2005）借鉴了日本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启示和促进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6]。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课题组（2005）认为外部环境、预算约束和需求偏好等因素决定了民营经济金融服务需求差异的形成[7]。卢成万 等（2012）认为民间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正相关关系，即民间金融发展将会促进民营经济增长[8]。

第三，中国民营经济与制度关系研究。陈晓峰（2005）认为制度失衡是制约民营经济做强做大的关键，制度化迟滞使得民营经济发展面临障碍[9]。王志凯（2007）认为中国民营经济是在区域制度不断变迁演进中发展的[10]。孙立（2010）探讨了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1]。钱巨炎（2013）梳理了浙江财税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并提出了下一步财政政策建议[12]。

第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外资企业对中国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13]，并且基于FDI的产业集群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14]。此外，有学者分别认为技术创新[15]、劳资关系[16]、软环境[17]、集群发展[18]、品牌创新[19]等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综观现有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上四个方面，而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空间研究比较匮乏，即使有关于民营经济区域研究，比如，王宜强 等（2012）基于GIS研究了福建省民营经济空间格局[20]，胡大立 等（2012）利用统计分析了江西和东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21]，然而，他们的研究都是停留在统计描述层面，没有系统有效分析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距的演变态势以及空间极化问题。为此，本文重点研究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发展问题，选取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每年定期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①，利用GIS、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来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及其演变态势，使用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测算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程度，并应用KZ指数分析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方向。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空间差异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数。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用洛伦斯曲线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本文引入基尼系数概念，采用2008―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来测算基尼系数指标，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问题。

根据相应省份将全国分为n组②，wi、mi、pi分别表示第i省民营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份额、平均营业收入和企业频数（i=1，2，3，…，n），按平均营业收入（mi）对全部样本由小到大排序，可得基尼系数G计算公式：

4. KZ指数。Zhang and Kanbur（2001）利用广义熵的可分解性将区域非均衡分解为两部分，包括区域内非均衡和区域间非均衡，并用区域间非均衡与区域内非均衡的比值来测度空间极化程度，即KZ指数[25]。本文利用Theil指数将总体差异进行群组分解后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比值，即中国民营经济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比值，作为测度空间极化程度的KZ指数。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同时，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及《中国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时效性等特点，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年以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年到2012年③。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四川、贵州、重庆、云南、青海、宁夏、新疆、，中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相关空间差异与极化模型，并加以测度。

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及差异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GIS空间分布现状。本文采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空间分析，绘制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图，如图1和图2所示。其中，图1表示2012年各省民营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分布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浙江和江苏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处于绝对优势，东中西部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呈现为明显的递减态势。图2表示2012年各省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数量分布状况，浙江民营500强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省份民营企业数量，同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分布特点。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态势。本文整理了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表，如表1所示。从2008年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呈现两位数的增长。营业收入总和从2008年的41 099.2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05 775亿元，年均增长27.37%，尤其是2010年，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88%，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单位企业营业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平均营业收入达到211.5亿元，年均增长27.38%。最高和最低的企业营业收入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分别为12.88%和27.40%，最低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远高于最高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文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东中西部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的占比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东部无论在营业收入还是数量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递减，营业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84.77%下降到2012年的79.06%，企业数量占比从81.00%降为75.2%，降幅较为明显。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民营经济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中西部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都没有超过15%。然而，中部和西部民营经济在不断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占比都呈现上涨态势，营业收入方面，中部地区从2008年的9.95%上升到2012年的12.15%，西部地区从5.28%上升到8.82%；企业数量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有明显上升，并且西部地区上升幅度要高于中部地区。

（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根据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计算公式，本文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的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现V字型变动。在经历2008年较大值后，2009年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均出现最小值分别为0.147 6和0.019 0。其中，基尼系数在经历2009年最低值后，开始逐年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Theil指数2010年比2009年有所增加，之后逐年下降，2010―2012年年均下降5.28%。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解。本文利用Theil指数分解，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并将总体差异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差异，测算了区域间和区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差异水平，如表4所示。从中不难看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要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考察期内平均贡献率为90.22%，而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不足15.00%，平均贡献率为9.78%。区域间差异在5年内呈现U型变化趋势，2008年TBR为0.003 2，随后开始下降，直到2012年再次上升为0.003 1，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上升；而区域内差异在考察期内呈现出波浪变动趋势，在经历2008年高点后，2009年进入了低点，于2010年再次上升，此后区域内差异逐年下降，2012年降为0.019 6，说明近两年区域内差异有所收敛（见图3）。

通过测算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出，横向比较西部地区内部空间差异较大，均大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2008年和2012年要高于中部地区，其余年份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要高于东部地区（见表4）。纵向比较西部地区呈现M型变化趋势，2011年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达到最大值，2012年下降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在2010年内部差异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具有收敛趋势；东部地区呈现W型变化趋势，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处于高点，其他年份较低，内部差异在近期有变大趋势（见图4）。

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分析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特征

根据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数据，本文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分组，测算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指数，包括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和KZ指数，结果如表5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绘制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指数变化趋势图，如图5所示。从图表中可以发现，2008―2012年各空间极化指数呈现上下浮动的态势，由于各指数对于空间极化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各指数数值结果不同，反映的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趋势略有不同，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各指数均呈现出类似U型的变动趋势。区域分组的空间极化指数中，TW指数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敏感程度较高，测度的数值最大，其次是ER指数和Wolfson指数。其中，TW指数波动幅度较小，ER指数变动幅度最大。

基于考察期内极化指数演变过程来看，极化指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0年，极化指数处于高位下降阶段，除ER指数外，三年期间各指数都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这一阶段中国民营经济极化集聚现象有所减弱。其中，TW从0.466 4下降到0.455 9，年均下降1.14%，降幅较小；Wolfson指数从0.222 9下降到0.191 5，年均下降7.17%；KZ指数从0.136 8下降到0.081 5，年均下降21.00%，降幅较大；而ER指数持续两年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299 3降为2009年的0.166 2，下降44.28%，下降幅度较大。第二阶段为2011―2012年，各指数呈现整体略有上升阶段，反映出本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和集聚现象有所上升。其中，ER指数经历了2009年的下降后开始了连续4年的增加，直到2012年的0.278 5，平均涨幅18.96%，说明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TW指数和Wolfson指数在本阶段先上升后下降，分别从2011年的0.460 4、0.229 1下降到2012年的0.441 1、0.221 7，降幅分别为4.18%和3.21%；KZ指数从2011年0.087 2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上升幅度为81.47%。

（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方向

空间极化指数ER指数、Wolfson指数以及TW指数，仅仅能够测度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的总体趋势，但不能反映出空间极化的方向，而KZ指数在上述指数基础上，利用可分解的广义熵理论，将整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本文利用组间不均衡值和组内不均衡值之比，即Theil指数分解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比值来测量区域空间极化和集聚的变化。KZ指数大小表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在空间方向上强弱集聚大小。本文除了测算东、中、西部KZ指数，还分别按照沿海―内陆和南方―北方④进行Theil指数分解，并测算了沿海―内陆、南方―北方KZ指数，如表6所示。从各方向上KZ指数值来看，KZ指数均未超过0.5⑤，说明区域间差异要明显小于区域内差异，东―中―西部、沿海―内陆、南方―北方之间的空间极化程度微弱，而空间极化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差异问题，区域内民营经济集聚现象要明显强于区域间民营经济的集聚。

从东―中―西部方向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强弱趋势呈现U型变化，并且在东中西部方向上，空间极化程度要强于沿海―内陆、南方―北方方向空间极化程度。空间极化程度从2008年的0.136 8开始下降至2009年最低点0.081 5，而后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从沿海―内陆方向来看，空间极化强弱变动趋势也呈现V型变动，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在沿海―内陆方向上出现了最大空间极化现象，KZ指数达到0.086 3，之后2009年下降到最小值0.014 0，随后，连续三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12年的0.084 7。在此方向上空间极化强度要大于南方―北方方向。在南方―北方方向上空间极化现象不明显，发展呈现上下波动趋势，2011年达到最大空间极化值0.011 8，但从考察期总体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2012年集聚强度是2008年的6.6倍。从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总体趋势来看，在经历了初期较大空间极化程度后，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间极化集聚程度出现上升态势。东―中―西部方向空间极化程度最为强烈，其次是沿海―内陆方向，而南方―北方方向空间极化程度较弱。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每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首先，采用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分析了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分布现状，然后，统计描述了中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态势并测度了不同区域民营经济发展分布情况，进而，利用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程度，并使用Theil指数分解测定了区域间、区域内差异及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分别测度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程度，用KZ指数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方向问题。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民营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实现了快速发展，总收入和企业数量逐年提高，但是，从GIS空间分布图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非均衡的状态，其中，东部民营经济发展具有绝对优势，中部次之，西部最弱。（2）中国民营经济整体空间差异（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较小，近年来，空间差异呈现V型变动趋势。（3）从Theil指数分解可知，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内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其中，区域内差异是造成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平均为90.22%。（4）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来看，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内部差异最大，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内部差异分别呈现倒U型和W型变动趋势。（5）对极化指数测度可得，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指数均呈现类似U型变化趋势，其中，TW指数值最大，波动较小，ER指数波动较大，Wolfson指数近年有下降趋势。（6）通过对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方向分析表明，区域内极化要大于区域间极化，在东中西部方向极化程度要强于沿海―内陆、南方―北方空间极化程度，在考察初期，极化程度较为强烈，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

注释：

①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以营业收入总额为参考指标的排序结果。

②本文研究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数据。

③全国工商联每年的当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实际是依据前一年数据得来，因此，本文采用的年份数据，表示年度实际数据。

④沿海―内陆（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鲁、苏、沪、浙、闽、粤、桂和琼等省市区，其余省市区为内陆地区）。南方―北方（以长江流域为分界线把我国划分为南方、北方地区，其中南方包括沪、苏、浙、徽、赣、闽、鄂、湘、粤、桂、琼、渝、川、贵、云等省市区，其余省市区为北方地区）。

⑤本文基于KZ指数提出空间极化判定标准：如果KZ0.5，则极化程度微弱，可视为无极化现象；如果0.5≤KZ1，则极化程度小，极化现象不明显；如果1≤KZ5，则极化程度中等，极化现象明显；如果5≤KZ10，则极化程度大，极化现象显著；如果10≤KZ，则极化程度剧烈，极化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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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8）

关键词:

金融危机;旅游本底趋势;旅游经济;入境旅游;北京旅游业

旅游业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如经济因素中的通货膨胀［1］，政治因素中的国际关系变化［2，3］，自然因素中的灾害［4］等，均影响着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旅游本底趋势线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天然而稳定的趋势和时间规律，并发现了本底趋势线的"晴雨表"功能和预测功能［5］;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验证和应用［6，7］。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尤其是国际旅游受到严峻挑战。旅游业已成为北京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2013年北京旅游业增加值1448．7亿元，同比增长8．4%，占全市GDP比重7．43%。然而，作为世界旅游城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旅游业也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尤其是入境旅游至今仍然还在下降，难以恢复。但是金融危机具体在哪些方面对北京旅游业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又如何，这些尚未见报道。鉴于旅游业在北京的重要地位，分析金融危机对北京旅游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中拟构建北京旅游本底趋势模型，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两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对北京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成果旨在为我国旅游城市与旅游管理部门应对金融危机提供决策依据与参考。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理论基础旅游本底线可用"趋势项+周期项"的时域组合模型进行模拟，两者结合可准确描述旅游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旅游本底趋势线可分析与评估突发事件(危机或庆典)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8］。基于旅游发展本底趋势的存在，当旅游危机发生时，旅游经济受危机事件影响的损失量就应该是旅游统计值(S)和旅游本底值(B)进行比较，两者的差额(R=B－S)就是旅游经济的真实损失。运用旅游本底线需要对统计数据的修订，文中采用趋势线分析基础上的直线内插法。1)采用原始统计数据作出长期变化的趋势线;2)根据目视观察法，从统计线上找出需进行订正的时间区段，并确定适合直线内插的起始站(na)和终止站(nb);3)用内插方程Yn=Ya+(n－na)×d，修补订正异常区统计数据。上述内插方程中，Yn表示第n年客流量订正数值，Ya代表内插起始点客流量统计数值，n代表所要订正的年份，d为进行直线内插的公差值，计算式为d=(Yb－Ya)/(nb－na)。从对入境旅游者、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者与国内旅游收入4个数据序列16年变化趋势线分析，得到这4个数据序列的内插区段、内插方程和内插订正后的数据。研究方法为:分别用Excel、SPSS统计软件的多种方法、多种模型进行预测，相互比较、印证本底趋势线，以找出旅游及经济发展实际的本底趋势，然后从中剥离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指标包括:北京的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旅游总人数、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业总收入。

1．2旅游本底趋势线的基本形式旅游业有其自身的本底趋势线，作为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数学模型，有如下4种基本形式［9］:直线增长模型:方程为yyt=at+b;指数增长模型:方程yt=y0ert;逻辑增长模型:方程为yt=K/(1+e(a－rt));周期振荡模型:方程为yt=qsin(ωt+φ)。直线(或指数线)增长基础上周期性波动(包括生命周期性或正弦周期性)可能是旅游业发展更基本的规律。为揭示这种基本趋势线，需将直线模型、指数模型与逻辑模型、周期模型进行组合，为此提出如下3种数学模型以补充上述模型的不足。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利用电子表格软件Lotus1－2－3forWindows5．0的"模拟求解器"功能，进行数据建模和最优拟合。该软件具有数据库管理、电子表格计算和数据作图"三位一体"的集成功能，其中表格数据与统计图型的动态链接，为计算机模拟与用户对话提供直观的窗口，可实现科学家的直观判断、经验分析与计算机的快速模拟、精确计算有机结合，很适合这类问题数据模拟和建模。

1．3数据来源文中选取接待的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次与外汇收入(以美元为单位)作为入境旅游业的研究对象，选择国内旅游者人次和旅游收入(元)作为国内旅游业的研究对象。选取1996～2011年共计16年统计数据，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

1．4北京旅游本底线方程的建立(1)入境旅游人次模拟的本底趋势线。选取1996～2011年共计16年统计数据(其中，1998、2003、2004、2008、2009年为直线内插值)，模式识别之后，采用计算机进行最优拟合，得到16年入境旅游者来北京旅游客流量动态方程，即:y=21．01x+172．6+12．96×sin(1．703x－31．96)，其中:x为时间变量，从1996年开始依次取x=1，2，3…，且相关系数r=0．9967，可看出入境旅游者来北京旅游呈现直线增长趋势上的正弦波动。(2)入境旅游收入模拟的本底趋势线。依上同理，得出16年北京入境旅游收入动态方程，即:y=20．27×e(0．061x)+0．6274×sin(3．155x－19．16)，其中:相关系数r=0．9984，可看出北京入境旅游收入呈现指数增长趋势上的正弦波动。(3)国内旅游人次模拟的本底趋势线。依上同理，得出16年国内旅游者来北京旅游客流量动态方程，即:y=571．8x+7195+0．02983e(0．7499x)，其中:相关系数r=0．9973，可看出国内旅游者来北京旅游呈现线性－指数复合函数增长趋势。(4)国内旅游收入模拟的本底趋势线。依上同理，得出北京国内旅游收入动态方程，即:y=315．2×e(0．1384x)+50．96×sin(－1．241x+10．58)，其中:相关系数r=0．9971，可看出北京国内旅游收入呈现线性－指数复合函数增长趋势。

1．5内插后处理数据表2为内插后处理的金融危机效应趋势线评估的内插值数据。

2结果与分析

2．1对入境旅游业的影响(1)对游客规模的影响。从图1可看出，2003年非典危机、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入境的游客规模旅游人次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入境游客规模的冲击和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到2008年入境游客规模受到的影响最大，入境游客损失量达71．73万人次，年客流损失率达15．91%，其次为2009年，分别为41．72万人次与9．18%。(2)对旅游经济规模的影响。与对游客规模的影响一样，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经济规模的冲击和影响最大的时间是2008－2010年，直到2011年入境旅游经济才呈现恢复态势(图2);入境旅游经济规模的年收入损失量(率)为:2008年0．29亿美元(0．65%)、2009年3．97亿美元(8．35%)，2010年0．23亿美元(0．45%)。(3)客源空间变化。从表3可看出:1)2008年呈现萎缩状态，78．57%的客源国(地区)到访北京游客绝大部分均呈现0．4%－33．1%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和地区来北京的游客量呈现3．4%－79．6%的增长率。具体而言，2008年，北京入境游客量达379万人次，同比下降12．97%，其澳台下降18．15%，外国游客下降12．26%。2)2009年整体上呈现逐步恢复状态。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2009年仍保持下降趋势，但大部分的亚洲客源市场已逐渐呈增长态势，其澳台快速增长，比上年增长了60．74%，外国游客量增长速度较慢，比上年增长仅2．14%。3)2010－2011年呈现全面恢复状态，欧美客源市场得到恢复，而部分亚洲市场呈现萎缩状态。2010年，外国游客量比上年增长了22．95%，港澳台游客量比上年降低了1．58%。2011年，外国游客量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增幅为6．12%，港澳台游客量比上年增长了6．57%。

2．2对国内旅游业的影响(1)对游客规模的影响。从图3可看出，2003年非典危机对北京国内旅游人次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但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国内旅游业的冲击和影响较小，仅在2008年国内旅游人次出现下降。根据旅游本底趋势线的分析结果，2008、2009、2010、2011年国内旅游市场年客流损失量(率)为:0．11亿人次(7．53%)、0．03亿人次(1．73%)、0．01亿人次(0．34%)、0．02亿人次(0．90%)。(2)对旅游经济规模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国内旅游经济规模的冲击和影响较小，2008－2011年间，国内旅游收入的绝对损失量较大，但是其损失率较小，均低于2%。其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由于本底趋势线预测时考虑到了2003年非典危机的影响。

2．3对旅游业综合影响1996－2011年的16年中，对北京旅游业综合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有:2003年非典危机、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1)对游客规模的影响:从图4可看出，2003年非典危机的影响远超过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游客规模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损失客流量(率)为0．12亿人次(7．63%)，2009年客流损失量(率)为300万人次(2．01%)，2010年客流损失量(率)为50万人次(0．26%)，2011年回升至200万人次(0．98%)。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旅游人次增长的制约已逐渐减弱，而北京奥运会对旅游业的影响已由管制负效应转为奥运正效应。到2010年以后，北京旅游业的国内市场飞速增长，而入境旅游市场依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对旅游经济规模的影响:由于国内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旅游经济的整体影响相当有限。然而这正是北京旅游业当前面临的困境，"国内大、入境小"的旅游经济空间格局将长期存在。从时间序列看，2008－2010年旅游经济均受到的较小影响:年经济收入损失量(率)分别为:2008年32．03亿元(1．42%)、2009年45．86亿元(1．84%)，2010年37．97亿元(1．35%)，2011年11．45亿元(0．35%)，如图5所示。这些损失量可能是由于旅游本底趋势线考虑到了2003年非典危机的影响而出现。

3讨论

旅游产业受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发展波动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产业脆弱性。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形势保持快速稳定增长，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等措施有效化解了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北京奥运后效应和北京市政府大力拉动旅游内需的政策影响下，国内旅游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仅略低于国内旅游经济本底趋势线，其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由于本底趋势线预测时考虑到了2003年非典危机的影响。然而受欧美经济发展大格局影响，金融危机对北京市旅游客源国的影响却难以消除，这种影响也对全国入境旅游市场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目的地旅游环境恶化(如北京雾霾)的影响，受旅游产业历史数据的难以获取以及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影响和制约，运用采用本底趋势线来分析突发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程度依然是基于现实条件的较优选择［6］。

4结论

文中通过构建北京旅游本底趋势模型，系统分析金融危机对北京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表明:1)金融危机对北京入境游客规模与经济规模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其中2008年与2009年的入境游客规模受到的影响最大(年客流损失率分别为15．91%与9．18%)，2009年入境旅游经济规模的年收入损失率最大(8．35%)，入境旅游客源空间2008年呈现萎缩状态，但2009年以后逐渐恢复。2)金融危机对北京国内旅游业的冲击和影响并不明显。3)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北京游客总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损失客流量为1200万人次，至2011年旅游人次开始回升;2008－2010年旅游经济规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由此可见，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可有效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内旅游业的负面影响。然而金融危机对于区域入境旅游业的影响却难以通过国内相关措施来缓解，主要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旅游客源国尚未从金融危机影响中走出来、目的地国与客源国间汇率变化、新兴目的地的发展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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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9）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在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活动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同时存在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就是明显的例证。

所谓税收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 Tax Coordination），或者更全面意义上的“税收国际竞争与协调”（International Tax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和税制设置来达到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国际税收关系中进行多方位协调与合作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所谓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of Accounting Standards）则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在国际强势集团的推动下，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对这两个并行趋势的影响，把握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对两大趋势的发展，我国应如何在税收制度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有所回应，如何协调税收制度与会计安排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显然，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关于税收与会计国际发展趋势关系的跨学科问题。虽然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国内外税收和会计理论界都较少，但却已有相当的基础：一是关于税收与会计在微观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冯淑萍，1999；曲晓辉，2003；魏长升等，2003）；二是在宏观层面上，财税学者对税收国际协调已进行了较长期研究（靳东升，1994；邓力平，2000，2003；钟晓敏，2001），会计学者则已在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和全球趋同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葛家澍，2001，2002；冯淑萍，2001，2002；曲晓辉，2001；曲晓辉等，2003）。笔者认为，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交叉研究，这是一种把税收与会计相关国际化趋势联系起来的探讨，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探讨；二是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既为有关部门制定规制提供导向支持，又为企业提供应对之策。本文仅就宏观层面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尝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二、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并存

对两大趋势并存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主体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地说，经济全球化具有四种形式：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国际化、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企业），宏观主体则是国家（邓力平，2000）。在研究税收国际化和会计国际化时，必须考察经济全球化对此的影响，必须分析跨国公司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一）税收国际协调及其表现形式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各国的减税就形成了税收国际竞争。税收国际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关系的及其协调这一对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邓力平等，2001），并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当的税收国际竞争可以促进资源向税负低的国家流动；另一方面，过度税收国际竞争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致各国之间持续地降低税负，最终导致各国税收的丧失。这样，适当的税收国际协调就成为必要。

概括地说，税收国际协调采取五种依次递进的形式：其一，税收合作（Tax Cooperation），即国家间通过交换各自税制结构和纳税人信息，防止和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其二，税收协定（Tax Agreements），指国家之间通过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寻求解决税制之间相互冲突引起的重复征税问题；其三，税制趋似（Tax System Approximation），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相近的国家，通过规则的约束，使各自税制具备相似的特征；其四，区域税收一体化（Regional Tax Integration），指区域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通过部分经济让渡，相互协调以缩小各自税制的差异。这是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背景，税收国际协调的较高层次；其五，拟议中的国际税收组织（WorldTax Organization，WTOⅡ（1））（Tanzi，1994），这是最高层次的税收国际协调，显然须与较高的经济全球化水平相对应。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趋向值得注意。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的原则进行了税制改革，这一税改浪潮迅速波及全球，从而使各国税制呈现主动和被动性趋似；二是区域性税收协调是以一国的部分让渡为前提，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间协调的内在要求。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国在税制设置与税收政策运用方面进行更大让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

（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及其表现形式

与税收国际协调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也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依次递进的形式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出升级的要求。贸易自由化引发各种国际会计业务，客观上要求有适当准则与之相对应；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融资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要求会计国际合作以建立相应的规则；投资国际化对特定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生成及其可比性提出要求；而在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内部及其与关联公司的定价在很多场合下难以找到市场参照，需建立相应的会计规范，跨国经营活动也需相似乃至统一的会计准则（曲晓辉，2001）。

从目前的情况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存在依次递进的三种形式。一是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最初形式；二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这是以提高财务信息可比性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必经阶段，1973年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经过不懈努力，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IAS），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和实施，此外，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三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这是会计准则国际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LASC在2001年实施了重大改组后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然而，与税收国际协调相类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主导力量和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财务信息需求，这里同样存在国家经济的让渡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所设立的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IASB，2002）能否实现尚需时间来检验；以欧盟（EU）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区域协调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税收国际协调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关系

两大趋势的发展轨迹表明，二者在发展动因、影响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二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三是微观主体的利益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四是宏观主体的活动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五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六是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里仅从投资国际化角度举两例加以佐证。其一，资本市场国际化使资源配置超越一国限制而纳入国际范围。资本市场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运作基础是信息披露制度，而财务信息则是最重要的信息。由此，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在资本市场国际化下更显其重要性。同时，会计确认和计量作为税务体系的微观基础，其国际化进程势必对税务体系运作发生影响。而税收法规的刚性及其与财务会计规范的大量重合，又使国家税收不可避免地制约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其二，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在跨境资产重组中，对有关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十分重要，这其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间的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各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协调对跨境资产重组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对跨境资产重组的不同税收取向直接影响资产的国际配置；而一国税收政策直接决定着跨境资产重组中资产定价、股息政策等内容，因税收政策不同而造成的跨境资产重组决策中的分歧须通过税收国际协调进行缓解。

（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是两大趋势并存的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与税收和会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世界性，即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二是现代性，即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两大趋势的内在联系。

就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税收国际协调的联系来看，税收国际协调的发展依托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理想税制原则是市场经济对一国税制内在要求的体现。市场经济下税制设置主要遵循效率、公平、易于管理三原则，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更强调经济的开放性和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映在税制原则方面，效率和公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凸现，要求通过对税收杠杆的运用有效吸引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此外，如果各国家的税制都遵循规范、透明、易于管理的要求，税收国际协调将更具有操作性。总之，税收国际协调趋势的发展同时也是各国税制不断按照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进行调整的优化过程。

同样地，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也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提供了体制基础。会计信息作为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和表述，直接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引导着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向。从这一意义上看，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政治程序，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通过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协调，并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趋势。从实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政府对本国国内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均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冯淑萍，1999）。

（三）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活动）要求两大趋势之并存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最根本动机是谋求其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会计是企业经营的“语言”，而税收则是进行跨国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的立场出发，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协调一致是理想状态，这样，企业以会计标准进行处理后无需再进行纳税调整。当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下拓展时，如能建立起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将降低企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如果各国税制之间的差异可以完全被克服，企业将无需进行基于全球的税收筹划；进而，如果两大趋势共同发展甚至完全重合，企业的跨国财务和纳税的调整成本也将大大减低。由此可见，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代表了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要求，并且从企业利益出发，企业倾向于将这两大趋势发展至极致。然而克拉尼斯基定律存在的必然性（魏长升等，2003）决定了在一国内部，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分离的必然性，这种分离只可调节不可消除；进而在国际范围内，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之间也存在着无法消除但在程度上可以缓解的分离。因此，跨国公司的切身利益要求（进行调和的动力）和克拉尼斯基定律的客观约束（分离的硬约束）共同决定了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税收国际协调互相兼顾，既协调又异步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作为企业对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之间差异进行调节的应对之策，跨国公司采取了全球范围的财务（纳税）筹划，进行了各种转让定价操作，这些都是明证。

（四）宏观主体活动和利益促进了两大趋势之并存

一国税制设置和税收政策运用、会计制度安排和会计准则制定最终都将体现国家利益。会计准则（无论是一国的或国际的）具有协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则隐含着各国的和利益，会计准则全球协调和趋同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及各种阻力实质上是各国利益之争（冯淑萍，2001；葛家澍，2002）。而税收是一国税收的直接表现，税收国际协调下的国际税收关系代表了世界经济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和调整。因此，两大趋势之所以有许多共同之处，源于两者都与国家和利益有着深刻的联系。

但是，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和税收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程度又不尽相同：会计准则通过微观主体经济活动与国家发生间接联系，因此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发展步伐的制约相对疏松；而以税制和税收政策为表现的税收，直接关系本国对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一国经济中最难让渡的部分，其受经济全球化的波及往往最小或最迟。因此，较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税收国际协调所面临的阻力更大。与此相对应，二者的国际化进程（即发展的步伐）也将有所区别，可以预计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发展步伐会快于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经历了国际比较、国际协调之后将有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全球趋同；而税收国际协调从税收合作、税制趋似到区域税收一体化已近极致，全球税收一体化似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愿望。

（五）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

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对税收国际协调的基础作用主要涉及税基的确定、应税金额的核定、税款计算的正确性和确认及解缴时间的合规性。如前所述，税收国际协调不仅体现在税制的协调上，而且涉及税收征管问题。这样，财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就会影响到税收国际协调的效果。譬如，在我国现行税收实务中，财产税的计算就是以财务会计的折余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财务会计的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期间和预计残值的估计，都会对财产税负的计算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讨论财产税的国际协调，与财务会计确认密切相关的税基的计算就比税率显得更为重要。再如，虽然在当前税收实践中，所得税是严格据税法计算的，而财务会计税前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由于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是在企业申报所得税时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因此财务会计中有关所得税税基的确认就成为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金额的计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实际上，在存在财务会计系统的情况下，在实务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纳税数据的生成是财务会计信息产出后的局部再加工而已。这样，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会在税务计量上反映出来。同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量和税收公平原则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受财务会计理论、准则和实务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国际协调势必受制于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同时，应当承认，以税收中性化为目标的税收国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税种的简化和税率档次的缩小，但仍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各国对税基的不同处理方式构成了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且形式更为隐蔽，足以抵销税收中性化的效果。而恰恰在税基的具体确认上，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和融合几乎达到极致。

（六）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

税收国际协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首先，与国家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国家政府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两大趋势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税收国际协调是以各国政府为参与主体推进的国际趋势，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推动力量主要为国际职业组织和强势集团，其背后隐含了国家和利益（特别是涉及税收和保护本国投资人的合法利益等政策方面）。从这一意义上看，税收国际协调通过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产生制约作用。其次，从制度运作层面上看，税务对会计的制约作用在税收国际协调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进程、范围、程度和效果的影响。鉴于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把会计准则归结为法规和范畴以及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税务确认和计量对会计准则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税收国际协调的内容将会影响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税收国际协调范围的扩展也将进一步充实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容。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一体化三难”：两大趋势并存与联系的本质

上述两大趋势之间的种种联系，就本质而言，是所谓“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Economic Integration Trilemma）在国际税收和国际会计领域中的表现。“经济一体化三难”指的是存在于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国家三者之间相互竞争、难以完全彼此兼顾的关系，即一种矛盾发展中的状态。在现实中，同时满足或兼顾其中两项目标而忽略第三项目标是可能的，而同时实现三项目标却极其困难，甚至是无法企及的（Summers，1999；Bagwell＆Staiger，2001）。

将对“经济一体化三难”问题的认识思路扩展到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有助于认识这两大趋势并存和发展的本质。税收国际协调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趋势，但税收又因其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完全让渡，税收制度和政策必须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似，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迎合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要求，一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间接体现了国家利益与。因此，“一体化三难”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领域既有明显的共性，又因其覆盖领域而各具特点。两大趋势中的“三难”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可能得到调和，对这种“度”的把握程度决定了“三难”三个目标之间在这两个关联领域的协调程度。

简言之，无论是研究税收国际协调，还是探讨会计准则全球趋同，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审慎地把握维护政府管理和国家的程度，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前，税收国际协调的难点在于税基的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核心问题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进行税收国际协调必须考虑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特点、程度和趋势，实施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必须考虑税收国际协调的宏观约束作用，二者的进展又必须以国家的活动和利益为基本前提。

（二）应对两大趋势之启示

面对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进程，我国应采取积极与稳妥相结合的态度，“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冯淑萍，2001）。这里，笔者仅谈谈对政府、学界与企业的三点启示。其一，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应把握趋势并注意协调。税收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全球趋同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政府对这两大趋势参与和干预的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转轨国家，不能够无条件接受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这两大趋势不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是各国博弈的过程（贾亚锋，2003）。我国应找准位置，研究税收规范和会计准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利用趋势以增强本国的竞争力，又要确保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我国还应联合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与强势集团和国家讨价还价，使这两大趋势最终沿着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其二，学界应加强在宏微观层面对税收与会计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本文仅基于宏观层面对两大趋势的交叉研究进行初步探讨，而就两大趋势的宏微观层面之结合，本文尚未涉及。因此，未来之研究还需要学界，特别是税收和会计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开创性思考和研究。其三，企业应充分了解趋势，把握规则，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税收法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两大趋势效应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对此进程的把握，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对中国企业而言，要与外资企业开展业务往来，必须有效了解外资企业居民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而要走出去，则更要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税收制度和会计标准。总之，当企业经营活动突破国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国际协调和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发展，以获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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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10）

1.内涵：一般而言，所谓“极”即力量中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概念，它包括：(1)经济上在世界中占有一定比重，且具有较重大影响。(2)政治和外交上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和号召力。(3)军事上有较强实力(包括核力量)并在关键时候能使用。(4)有较大的国土面积，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一定数量的人口和较强的科技力量。(5)有较为独特的文化感召力，较高的国民文化素质。

2.原因：经济决定政治，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出现，根源在于世界经济力量结构的多极化。

3.影响：(1)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多极化是一个趋势，即世界是由多种力量、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发展模式和多种价值观构成的，它承认了世界的多样性。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与制约，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了世界和平。(2)它促进了大国关系的缓和。为了对付共同的威胁――恐怖主义，大国之间开始尝试进行新的对话，并加强合作，从而使大国之间的联系加强，关系趋于缓和。(3)使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4)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增强，多极化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二、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的标志

1.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冷战后，世界经济有三个重要变化，且它们都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动有关系。

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年均和人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的瞩目；二是欧洲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近期面临欧债危机的困扰)；三是美国一反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能力和经济地位下降趋势，经济得到强劲发展。从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看，这三种变化所起的作用是矛盾的：前两种变化有利于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后一种变化则加强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这三种变化自从1999年以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和逆转性的变化。

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情况来看，目前以及今后几年，美国的经济力量非欧、日所能比，但美、欧、日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将缩小，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给欧洲带来的整合力将逐渐发挥出来(虽然现在碰到些困难)。这些决定了美、欧、日之间经济力量的不平衡性并不像它们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势头之间的差距那么大。

世纪之交世界多极化的―个重要特点：多极化的发展并不仅仅限于在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并不仅仅限于大国之间。冷战后世界总体形势趋于缓和，在一个长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使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虽有新的表现，但它未能改变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二次大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和地区战争以及伴之而来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定，主要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战场的，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未能得到应有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世界虽然仍不太平，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总体局势趋于缓和。这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已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评价或者过于夸张，或者失之贬抑，都不符合实际情况。除中国外，东亚经济目前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时期。东欧和拉美则处于经济振兴前的准备阶段。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总体在发展(近几年持续低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在发展。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即使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也难以维持一枝独秀的局面。21世纪世界经济是全球化、多元化、多样化趋势将同时发展，无论亚洲、欧洲还是美洲，发展都还不平衡，但都不可能保持一枝独秀的局面。21世纪既不是亚洲的世纪，也不是美国的世纪，而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处、合作与竞争的多极化世纪。

2.反对单极世界的呼声日趋高涨

除了客观力量对比变化这一层面的原因外，世界多极化涉及的另一方面原因则和世界各国政府、人民和社会团体为反对单极世界和霸权主义以及强权政治进行的斗争，同它们为争取多极世界所进行的努力，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利用世界力量失衡到处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然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表现得更为露骨，引起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警觉。一个由美国独霸的世界，不可能是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美国独霸世界的战略是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违背的，从而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例如俄罗斯在科索沃战争后表示，决不能允许美国人独断专行，必须要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德国前总理科尔则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表示，世界将继续朝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是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他认为，亚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说明了这―点，并且，―个国家发号施令，另一些国家服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往往既有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也有对抗美国霸权主义扩张的意图。比如中美洲经济合作委员会、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都把美国排除在外。南方共同市场更有针对美国的因素。1999年8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提出：中亚五国合作已成为地区合作的一种新形式，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必须共同致力于多极化。世界各国致力于建设―个多极世界的努力，对于美国实现单极世界的图谋无疑起了阻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世界将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上述两种战略、两种图谋的斗争与较量。

三、未来世界格局是不可抗拒的多极化

多极化趋势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未来世界格局不可抗拒的多极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

1.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不发生世界战争和世界形势趋缓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集中力量于本国的经济建设。20世纪90年代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今后本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充足的条件。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均收人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的新兴工业经济国家和地区将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那时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的世纪。

2.美国构筑的单极世界并未超越多极化的主导趋势

美国因缺乏公认的合法性而成不了世界警察，因缺乏偿债能力而成不了世界银行家，因自身不清白而成不了全球道德家。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以美国为例，从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美国与西方大国及其他重要力量的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继续缩小。军事上，美国面临严峻挑战，难以唯我独尊。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及其他先进武器足以构成对美国的致命威胁。而且，美国即使控制北约，也不可能高居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之上。如在欧洲事务上，美国长期进行多方干预，但迄今尚不能排斥欧盟和其他泛欧性组织，欧盟同美国经济上的激烈竞争长期存在，政治上也显示摆脱美国控制的决心。在全球事务上，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尽管美国在一意孤行地谋求建立以其为霸主的单极世界，但事实是世界格局的单极化不能超越多极化的主导趋势。

3.大国关系调整，促进多极化发展趋势

中国、俄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进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俄美元首间的会晤和互访，确立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翻开了俄美关系的新一页。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也得到提升，正式将19+1机制提升为20机制，这就意味着双方进入了新型合作关系的新阶段。中美之间也定期进行元首互访，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也进行了实质性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第一次将东突定为恐怖组织，并采取措施切断其在美国的财源，推动中美建设关系向前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进入成熟、稳定的新阶段。同时，中国与欧盟、日本的关系也取得显著进展。

欧美关系逆向演变，裂痕也时有显现。2002年欧美矛盾全面爆发和激化，欧盟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例，并认为这将严重冲击世界安全体系，打乱世界战略力量平衡，从根本上损害欧洲的安全利益。欧盟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能力，加速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为最终实现欧洲安全创造条件。在世界政治格局问题上，欧盟主张世界走向多极化并认为这是实现世界力量结构平衡与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反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战略。在对待一些第三世界问题上，欧盟不认同美国对其所谓的无赖国家、邪恶轴心进行制裁、封锁、打击以至动武的霸道做法，甚至反美国之道而行之，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发展关系、开展合作。这些表明，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抵制与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总之，大国关系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和适应了大国利益交汇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观现实与需要，其结果之一必将是促进多极化发展趋势。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篇（11）

随着通讯领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化的新趋势，国际贸易已经成为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目的就是为了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中获得份额。国际经济与贸易不仅仅促进了跨区域的经济交流，还极大的推动了科技的创新。深刻了解到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为我国企业在今后的全球经济中占据一定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地位

（一）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

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经济的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模式，从以往单一的体制逐渐转向多元化，从国内经济逐渐发展为全球化经济，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产生的利润是直接贡献给经济发展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高，为国家带来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贸易能够极大的弥补本国资源的不足，并且让两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激发国际竞争意识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也随之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全世界经济市场的打开，越来越多的企业融入全球化市场，从而也导致了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个企业想要在贸易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在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竞争意识的提高。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世界市场，为了生存发展的企业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也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竞争意识。通过企业自身战略的调整，对国际市场的调研和把控，利用最先进的经济贸易知识能够帮助企业最大程度的争夺市场份额。同时，我国企业为了能够尽快进入国际市场，还相应地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技术。如此的国际贸易竞争，带来的是良性循环，有利于促进竞争意识提高。

二、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在同时也使得国际市场更加复杂化。随着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逐渐打破，整个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贸易市场。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贸易也逐渐向自由化方面发展。国际经济业务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不再是原来的货物交换，更多的还有金融、服务以及投资的经济活动。由此可见，国际经济贸易的新趋势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提高。

（二）电子商务的崛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逐渐成为了近些年来国际经济贸易的新平台，这是一个崭新的贸易模式，极大的改变了现阶段国际经济贸易的模式。经不完全统计，如果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贸易业务都通过电子商务进行，那么每年将会多创造出10亿美元的利润。电子商务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产物。

（三）跨国企业的迅速崛起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国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更多的企业选择拓宽海外市场来提高自身竞争能力。跨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间是在上世o九十年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兴起，WTO组织的成立，跨国企业的贸易总额占据了全世界的1/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势必会有更多企业加入跨国企业的行列。

三、针在国际经新趋势下的发展建议

（一）重视培养人才

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在国际市场背景下的经济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一个企业想要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地位，就必须争取到足够多的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与其说经济竞争是企业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企业间人才的竞争。所以我国的企业想要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打造一支具有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全面高素质人才队伍。

（二）改变管理制度

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一个企业管理模式的好坏，也是该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强弱的表现。根据企业所处环境和市场分析，提出一套先进全面的管理模式，能够显著提高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所以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必须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三）树立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彰显企业软实力的最直接表现，拥有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精神核心，也是企业竞争软实力的构成，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企业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向外输出了大量企业，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企业都缺乏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国企业应该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自身的文化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任佳，何丽萍.浅论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J]. 商场现代化， 2014，（16）.

[2]王迎，孙露璐.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析[J]. 经贸实践， 20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