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发展大全11篇

近代农业发展篇（1）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4]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新京建国印书馆刊印，1944年版。

[5]孙心农主编：《东北农业概况调查》，农政班印1945年版。

[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版。

[7]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刊行，1948年版。

[8]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郭葆琳：《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1915年版。

[10]黄希源主编：《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陈振先：《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910年版。

[12]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农业》，中国印刷局，1928年版。

[13]魏芙蓉、张锐：《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东北亚论坛，1998（04）。

[14]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01）。

[15]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中国农史，2006（02）。

[16]吴祖鲲、富萍：《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长白学刊，1998（03）。

[17]谢学诗：《“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社会科学战线，2001（05）。

[18]衣保中：《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农史》，1994（01）。

[19]衣保中：《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20]郭有义：《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益世报，1935年7月6日。

[21]景爱：《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02）。

[22]李晓光：《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12，（03）。

[23]桑润生：《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07）。

[24]李淑娟、王鹤：《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04）。

[25]朱艳、李闰华：《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26]孙玉玲：《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近现代史研究，1998（04）。

[27]杨光震：《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农史，1982（01）。

[28]佟静：《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03）。

[29]韩玲红：《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学理论，2011（28）。

[30]李淑娟：《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学术交流，2008（02）。

[31]郭文韬：《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01）。

[32]张左华：《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新亚细亚，第十卷第二期。

[33]金颖：《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10（03）。

[34]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吉林省农科院主编：《东北水稻栽培》，吉林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于春英：《时期水稻发展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9（03）。

[37]衣保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38]衣保中：《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古今农业，2004年（02）。

[39]季道藩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分册，棉花），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40]万连步：《棉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41]胡华：《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42]王衫：《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史学月刊，1999（06）。

[43]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1941（02）。

[44]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1932（01）。

[45]让慈：《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湖南大学期刊，1933（08）。

[46]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8]中央档案馆等编：《满洲农业移民概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版。

[49]衣保中：《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东北亚论坛，1996（04）。

[50]刘大可：《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东岳论丛，2001（04）。

[51]高乐才：《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8（05）。

[5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近代农业发展篇（2）

一、过程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源远流长，汇集丰富。在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初步具备，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中国古代三百多种农书就是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已推广了铁犁。十八世纪他们把条播机当作新发明，而我国汉代已经有了这种东西。当欧洲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们已进人轮作复种阶段。中国古代农业在能量循环利用、用养结合、多种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制造精巧的农具、利用自然力，特别是水利工程方面都有很多创造。凡是深人研究过中国古代农业的外国学者都是叹为观止的，他们称为中国农业历史之谜，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是创造了奇迹的。可以说在经验科学范围内，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熟较早，水平较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了呢?这得先从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说起。英国产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同步发生的。农业革命既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当时在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具改革，推行条播机、中耕机等马拉农具，二是实行轮作制，用牧草、根类作物、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轮作，代替过去的休闲制;三是家畜由放牧到舍饲。因此改善了管理，增加了肥料，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些变革和欧洲中世纪比是巨大的革命，但它仍然属于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上并没有超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并不比欧洲落后。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蒸汽机开始用于农业的固定作业，也有了蒸汽动力的绳索牵引犁。笨重的蒸汽机在农业上虽然没有象工业上使用那样成功，但不失为第一代农业机械动力。再者农业化学对植物营养、土壤、肥料进行了研究，企图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生产，用实验方法来探明农业中的因果联系。这说明欧洲农业开始由手工向机械作业，由经验向理论过渡。这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和欧洲比，不但发展速度落后了，而且水平也落后了。如果以李比希1840年发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作为欧洲农业实验科学的开端魄话，这刚好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巧合，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就是在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落后了。虽然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了，但当时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欧洲、北美洲的农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拿美国来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前仍然是马拉农具，施肥很少，产量不高。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与西方比真正出现大的差距是在二士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这时西方推行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半个世纪来发生的事情。

二、复杂的因果链条

中国有成功的农业历史，但没有发展为现代农业科学，而且在近代变得落后了，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更需认真总结。

从欧洲近代的发展来看，有几个因素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工业的兴起，基础科学的产生，国际交流，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欧洲之所长，正是中国之所短，我们可以从它的反面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1.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衰落

在明代，江南农业有新的发展，水田作业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很繁荣。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有徐光启的总结农业生产方面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总结农业、手工业方面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著作和同时期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都毫不逊色，互有长短。问题在于中国始终没冲破旧的束缚，带着沉重的封建枷锁步履维艰地爬行着。帝国主义的人侵又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内外交困，农业生产日趋凋弊，从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停滞了。1639年出版的《农政全书，，是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此后再没有什么新发展。除1742年由皇帝授命编辑出版的，并没有多少新东西的《授时通考》外，不过出现了些小型地方农书。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连小型农书也没有了。直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才开始零星地介绍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然而这己是移植过来的技术体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有多半个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处于空白阶段，旧的东西停滞了，新的东西还没有产生。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的要从农业生产中去寻找。没有生产提出新要求、提供新经验，科学技术就会枯竭。当我们处在空白时期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却迅速赶上来，相比之下我们就落后了。

2.工业的落后使农业机械技术始终处于手工阶段

由机器作业代替手工作业，使农业越来越带有工业的特点，这是近代西方的趋势。资本主义初期，农业曾支援了工业。当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使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部门显得逊色，后来工业又反过来支援农业，使农业成为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产业。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造是不能实现的。中国在宋代就有比较繁荣的工商业，到明代工商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纺织业、陶瓷业、采矿治金都是很发达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以致于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拿不出象样的产品和中国抗衡而求助于鸦片作武器。中国并不是不具备发展为工商业大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把工商业发展看作是农业的腐蚀剂，有动摇自己统治基础的危险性，竭力推行“重农抑末”的政策，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重本抑末”在古代保护过农业的发展，但在近代不但起不了保护农业的作用，而且危害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只能停留在手工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工业虽也有些发展，但总是带着殖民地的特点。帝国主义只允许殖民地提供原料，发展轻工业，不允许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以便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都是在钢铁产量和机器制造业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实现的，中国近代始终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3.农业基础理论科学没发展起来，农业生物技术处于经验阶段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是各基础理论学科不断向农业科学技术渗透的历史，也是农业科学不断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的历史。十九世纪中叶，化学继办学之后，成为带头学科之一，化学也带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突破，就从化学的运用开始的。二十世纪初，农业各基础理论学科先后成熟并独立出来，它们是:微生物学和病理学、土壤学和肥料学、植物生理学和动物营养学、遗传学和育种学、昆虫学和农药学及农业气象学等。这些学科既区别又联系构成了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是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多出于匠人之手，有讲究实际的传统，有较高的技艺，这是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水平较高的原因，但匠人们由于条件的限制而轻视理论，一些科学家也不乏高度的哲学概括，而理论上总显得空泛，没有实验科学的根底，这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以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植物学为例，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和西方在科学发展上的区别。1858年由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合作翻译的.植物学，，是中国首先介绍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的书，原本是英国林德利(Iindely，2799一2565)的代植物基础》(ElementsofBotany)，它和中国传统的偏重于实用方面的植物学(如本草学)有相当大的差别。它介绍了包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植物的内部构造，各种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不是按实用而是按亲缘关系的分类。这已经是近代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上的普通植物学内容，是基础理论著作，偏重于自然规律的阐明而不着重于经济价值。这是西方生物技术发达的基础。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局限于经验，拘泥于实际，跟着生产跑，无法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农业生物技术没有能够达到普遍的理论认识。

4.经济的封闭性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断绝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

近代科学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在技术上接受了低地国家的成果，德、法、意则受到英国农业革命的影响，而美国农业是直接来自欧洲的。英国在农作制方面，德、法在农业化学方面，美国在农业机械方面，俄国在土壤学方面，在近代都各有长处，它们的交流共同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繁荣。海外的贸易既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航道的开辟，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生物资源的一次大交流。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航海业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常接受朝贡或派出使节，保持着半开放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交流。自郑和以后，中国的航海业不行了，西方强大起来了。封建统治者害怕与国外接触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妄图关起门来做世界中心的美梦，不知道国际交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知道海外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近代科学发展如千帆竞发的形势下，中国却在孤立中沉没了。中国的锁国政策是小农经济保守性的反映。小农经济曾促进了中国古代集约农业的发展，到了近代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它自给自足，规模狭小，再生产能力弱，没有专业分工，基本上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在国内，而且表现在国际交流方面。当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我们不得不和国外发生关系，然已处于被动地位。帝国主义的入侵，强制农业商品化，进行不等价的掠夺性的交换，使农业生产恶化。这时虽然开始介绍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然而在如此低下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无法扎根的。

5.人口的激增既加大了农业的压力又成了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限制因素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近代才突出起来的。据估算中国历史上人口是在五、六千万上下波动，人均耕地至少在十亩以上，人多地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封建的传统观念是鼓励多子多孙，把人口增加视为兴旺发达的表现。康熙时人口突破一亿，道光十四年(1834)达到四亿，清代时不到二百年人口增加了八倍，人多地少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近代史上工业革命前后，发达国家人口巨增是普遍现象。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工商业发展很快，城市吸收了大量的人口，农村人口相对减少，劳力短缺是主要问题，迫切需要改进技术提高效率。中国的工商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城市容纳的人口很有限，增加的人口主要留在农村，人多地少是主要问题。大量的人口给农业增加了压力，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拼命复种和垦殖，恶性循环就从这里发生了。因为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对农业科学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要求就不那么迫切。人们宁愿去雇用劳动力而不愿使用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直靠投人大量的劳动而进行集约经营的基础。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我只说到了与农业科学技术直接有关的因果链条，而那些原因的原因基本上没有涉及，需要历史学家去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迫”，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虽无补于过去，却有益于今天和明天。西方近代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落后的，今后应该怎么办，都需要历史地加以总结。

1.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造成的，这一点，我们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已经解决了，而且在制度上超过了资本主义。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将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时期。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们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物质墓础薄弱，旧的影响较重，经验不足。好的社会制度还要有好的组织形式，好的管理方法。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各种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

2.农业机械技术是由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要提高农业机械技术，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先搞工业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最后不得不返回头来武装农业。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我们必须工农业同时发展，既不能掠夺农业来发展工业，也不能发展农业不强调工业。工农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农业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

近代农业发展篇（3）

一、从“农业合作化”到“大农合”

党十分关注农业生产问题。土地革命之后，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并独立自主经营土地。这种经营方式尽管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对农业生产力却没有实际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只有开展农业合作社，才能解决农业发展的这种困境。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大改造，实现的土地由农民私有制转化到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社发展了农业生产，农产品实现了增收，为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思想和经验为农业发展思想提供一些借鉴，是党和人民宝贵的实践和精神财富。

十分关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和农村生活状况。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3]在主持地方工作时，考察当地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发展形势，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效率低下，使得农业发展停滞不前。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只有进行生产集中制的改革，实现大农合，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指出：“小农经济的命运是不会太长久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4]

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到提出“大农合”的战略，尽管两者提出的背景解决的主要矛盾不一样，但是清楚的是，也坚持集体经营的组织形式。两者都认为只有采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形式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从“农业机械化”到“科技兴农”

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5]实行农业合作化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要“先合作后机械化”。[6]毛泽东主张农用机械工具的生产和制造要符合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不能生搬硬套别的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并且农业机械工具的价格要合理，要让农民用得起。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农业机械改造和改良的运动。经过改良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农产品得到增收。此外毛泽东还总结出“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一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7]并在实践中发展了这八个方面。如毛泽东提出：“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由于年代特殊性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并没有能贯彻下去，但这些思想和实践经验给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多次指出：“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8]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农作物的种植、培育和收割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人力，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仅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人力。指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9]用科学技术改造的最大限度人性化的农用机械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农民劳作的负担和经济负担，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其他产业的生产创造，同时还可以吸引大量年轻人投入农业生产中。强调农村要实行科学种粮的方法，以增产增重为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利用科学的手段来提高种粮效率和产量。[10]

从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到的科技兴农思想反映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尽管社会背景相比毛泽东时代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面临着农业生产用具原始，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困境。“科技兴农”的战略体现了对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从“提高农民素质”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要发展，不仅要改进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更要提高农民思想素质，实现农民自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时期农业发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1]农民素质不高，不可能实现农业发展的飞跃。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想取得现代化的成就，根本的是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从1949年12月，毛泽东就开始下达“扫盲”的工作任务。据1983年的统计，新中国成立35年中，有3.8亿工农子弟（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受到小学教育，扫除青年文盲1.5亿人。[12]农民素质的提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顺利进行，为农业的发提供了发展需要的发展人才。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一批富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中坚力量。

十八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科技兴农”的推进，农村迫切需要掌握农业科技新型职业农民来从事农业生产。而当前农业生产的主要队伍还是老一代的农民，他们农业生产的观念比较陈旧，学习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较为困难。农业生产需要注入新鲜血液。“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3]培育新型職业农民不仅要把当前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作为培育对象，更要把培育青年农民作为重要目标。而当前农民社会地位较低，收入不高，且农业生产艰辛，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要加强培育青年农民，首先要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增强农民的自豪感。还要鼓励青年人学习农业科技，成为专业的职业农民。

近代农业发展篇（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

1.1科技支撑作用

通过集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科研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展科技协同创新与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构建成果转化基地。

1.2人才支撑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才是关键的因素。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坚持两个层面开展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立足职业教育的根本，实施高职层次的畜牧人才培训计划，依托示范基地进行校企合作、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一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畜牧人才；另一方面实施继续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计划，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对数字化资源升级再造，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优质智能化资源培训包”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难以集中统一学习的问题。农民依托云教学大数据可以在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随时随地完成学习活动，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受时空限制，做到全覆盖，让更多农民受益。

1.3服务支撑作用

依托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加强服务体系和服务队伍建设，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大力推广“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

2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扩大了农民就近就业的范围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畜牧业要围绕提高标准质量、提高养殖效益的目标，搞好产业规划，高层次布局。按照“以地定畜、总量控制、突出重点、种养结合”的发展思路，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是现代畜牧产业的发展方向。探索多种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合作入股等多种形式实现更多小农户与现代畜牧业的有机街接，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畜牧业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畜牧业，加快发挥畜牧业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作用。

3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在产业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保障了农民就近就业的利益

农民最熟悉的生产方式就是种养殖业，农民最能依靠的资源也是种养殖业，只要农民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养殖模式，这无疑是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发挥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的作用，通过开展校企、校校等深度合作，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农民深度融合的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疏通就业创业渠道，与政府和企业一起积极探索“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订单养殖模式，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在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中的作用，拓展了农民就近就业的途径

近代农业发展篇（5）

作者简介　李惠红(1970－)，女，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教师。(浙江临安311300)

一、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崛起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农业历史。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传统农业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维持了中国文明的长盛不衰。中国传统农业发端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定型于唐宋，深化于明清。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

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法国史学家谢和耐认为，在康乾盛世时期，大清帝国曾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在18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谢和耐还同时指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比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但到了清朝后期，诚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兴起，农业机械化提高了西方的农业生产率，化肥与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收成，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勃兴为近代化农业科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西方的农业科技超过了中国。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和后来甲午海战的失败，饱受列强欺凌。传统农业也是风雨飘摇，危机重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了瓦解之路。由于中国已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经济倾销和掠夺，对中国本土的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加之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一步加剧，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伴随着晚清时期的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而且波及地区广袤；战事频繁，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赋税沉重、土地荒芜、人口流离失散，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日趋衰败。使得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

在这种时代前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学产生了新的认识，认识到应该向西方学习，希冀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拯救处于危亡边缘的国家与民族。“科学救国”成为晚清的时代强音。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时期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运动、以后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此过程中，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西方近代科学的广泛传播除新式学堂教育、出国留学、实物应用等途径外，翻译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

二、科技翻译与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历程中，明末清初肇始的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是继佛经翻译的中国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晚清时期引发了我国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

在晚清的“西学东渐”四个历史阶段中，与率先引进的军事科技、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和特定的工业技术等相比，农业技术传人的时间稍迟，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光绪二十年后才大量翻译；变法、新政时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广传播。这四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十九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八国联军进中国，从八国联军进中国后到清亡。在前三个阶段，近代农业出版物开始在中国少量出现。在第一阶段(1811－1842)出版的西学书刊有138种。其中有关农业的出版物是1837年美国传教士崔理时编著的《新嘉坡栽种会告诉中国做产之人》。此外，在《美理哥合省志略》中，有专门介绍农业的章节。在第二阶段(1843－1860)，共出版西书434种，其中没有专门的农业出版物来介绍西方农业科技，但有少量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第三阶段(1860－1900)，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5年格致书室(出版公司)由傅兰雅创办于上海。此期翻译西书大增，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农学方面的书籍有《西国农政说》(花之安译)、《农学新法》(李提摩太译)、《意大利蚕书》，另有英美农书八部。1897年罗振玉与蒋廷黼一起主持办起了《农学报》，《农学报》创刊，翻译介绍国外最新或较新的近代农业科技成果；内容涉及农、林、牧、渔、水利、农机、蚕桑、园艺、病虫害防治、土壤与肥料、制茶与农产品加工等。第四个历史阶段(1900－1911)，《农学丛书》编辑出版，收入了从《农学报》创刊到1906末停刊此期间所出的每期《农学报》中所附的西方近代农书的内容，及在更早的时间里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学土务论》和《种葡萄法》等，也编进了这七集之巨的《农学丛书》中。其中很多书原本是西方人的著作，先曾由日本人译成日语，后又被中国人再译成中文。从内容上大体可分如下几类：一类为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理论，如《植物学教科书》、《农业工学教科书》、《寄生虫学》、《森林学》、《土壤学》、《气候论》、《农务化学答问》、《农用动物学》、《农业微菌论》、《蚕体解剖学》、《蚕体病理》等；一类为西方近代农业技术，如《农学津梁》、《耕作篇》、《肥料保护篇》、《喝茫蚕书》、《接木法》、《美国养鸡法》、《家菌长养法》、《农具图说》等。一类为日本自有的传统农业技术。《农学报》和《农学丛书》是当时的近代化农业科技出版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影响的。

晚清传人的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起到了启蒙作用。作为传人媒介和推广工具的《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等农业出版物功不可没。晚清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近代农业科学热。中国朝野意识到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意识到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兴起新的重农之风。由于政府的提倡，官、绅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均做出努力，建立专门的农业机构、组织农会、建立近代农业教育制

度、创办农业科研机构，调整农业结构等。农会、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等机构纷纷建立，将《农学报》和《农学丛书》当作教学、研究和向附近农民传授近代化农业知识的工具。正确的思路和举措使晚清在推广传播西方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晚清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为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可以让无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有机会了解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农业科技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虽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的落后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但透过科技翻译这一手段，晚清人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步了解，再到大量翻译介绍，最终初步建成教育与传播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史界专家称为“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这一过程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开端。

三、对目前我国翻译业的启示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与传播，引发了我们对翻译的思考。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封建末世艰难迈向近代的转型期。晚清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佛经翻译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推动了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改革波澜。顺应了那个时代的翻译潮流，实现了预期的翻译目的。刘宓庆在《中国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翻译具有明显的当下性。当下性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文心理和风貌。人类总是渴求发展和进步的。无论处于乱世抑或处于盛世，都会出现一批先进分子发出治世之音或求拨乱反正，或求进一步的安世济民。而翻译则是传递这种变革诉求的急先锋。晚清时期的翻译便成为服务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工具，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和强烈的功利目的性。希望借此启发国民的蒙昧，改良中国积弱的现状。正如孔慧怡所言，“在晚清这个时期，翻译的动力完全是非文学性的……”特定时代对翻译功能的特定要求等原因，一些翻译的社会功能将被强调，从而成为人们主要考虑的标准，相形之下，其他翻译的社会功能降为辅助的标准。

近代农业发展篇（6）

一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农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农机化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推动全县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一、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报告的灵魂和主线。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是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集中学习。每周二、五召集机关和乡镇中心站全体人员参加集中学习，发放专题学习笔记本，要求做到学习有记录、有心得。一年来,重点学习了党的报告及辅导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讲》、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三农”工作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论述。

（二）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进行自学。引导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持之以恒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活动，不断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全体干部职工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不断加强自学，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相关要求，完成必修科目学习，达到规定学时，并通过考试。

（三）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内容。邀请市、县专家来农机中心进行授课辅导，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制度，系统讲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年以来，党总支书记贾宏海围绕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题为《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党员》、《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开启新征程》的党课辅导。其他班子成员作了《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学习践行新党章——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遵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等党课辅导。同时，我们建立了农机中心工作群、党员群、三支队伍群，实时推送党政要闻、法律法规、业务知识，丰富学习内容。

二、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就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上的源头活水，自觉把这一理论成果作为“定盘星”“压舱石”“导航仪”，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落地落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认真贯彻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夏收工作中，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打捆离田、精量播种、免耕播种等机械化作业技术，扩大绿色生产面积。特别是大力推行“机收—秸秆处理—机播”复式作业，防范焚烧秸秆现象发生，实现小麦秸秆还田、离田全覆盖，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三秋”工作中，大力组织开展玉米机收秸秆还田作业，出动玉米联合收割机500余台，机收还田面积达35万亩以上。推广应用玉米茎穗兼收技术，为实现秸秆离田、综合利用探索新的途径。

2018年8月28日，全市农机新技术（装备）现场培训会在我县召开。此次培训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次学习新技术、了解新装备的机会。演示现场，秸秆捡拾打捆机、玉米青贮收获机等节能环保类机具发挥主力示范作用，始终贯穿绿色发展主线。

（二）认真贯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对于促进农机化安全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通过加强源头管理、年度技术检验、安全生产宣传月、安全隐患大排查和专项整治、抓主要生产季节、关键环节安全等工作，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017年10月13日，全省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现场会我县成功举办，全面检验和展示了我县农机安全生产成效。

2018年6月，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紧扣“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活动主题，通过“进村、进合作社、进户、到农机作业一线”，全力开展安全生产月农机行活动。

2018年9月28日，为了宣传农机安全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落实省市关于“放管服”改革的要求，我县成功举办了临汾市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竞赛。通过这次竞赛，农机监理人员进一步提升业务本领，强化工作规范，争做行业标兵，为农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三)认真学习“三农”工作思想，扎实做好各项农机化工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农机技术、装备支撑。

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农机化发展水平、优化装备结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洪洞县农机中心围绕提升产业、强农惠农的总体目标，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工作方案、优化操作方式、严肃工作纪律，确保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高效精准实施。全县农机化水平稳步提升，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近三年来，共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120万元，带动农民投入7800万元，扶持2600余户购置各类农业机械3700余台件。

精准实施农机化项目。一是认真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2017年完成作业面积6.4万亩，惠及12个乡（镇）73个村7000余户。2018年作业任务4万亩。目前，已完成3.75万亩。根据全县实际，严格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和验收办法，参加作业机械全部安装深松网络监控设备，实现了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网络监控全覆盖。二是实施机械化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试点项目。补助资金160万元，实施面积8万亩，在全县十个乡镇实施。目前，已完成7.2万亩。三是突出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农机操作手）培训。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总体要求，通过精心组织，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确保培训到位、学时保证、资金使用合理。2017年、2018年共完成培训任务160人次。

近代农业发展篇（7）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近代农业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8-0385-02

近年来，海门市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不断改造传统农业，坚持把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作为发展农村生产力、优化农村生产关系的切入点，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高效设施农业规模不断扩张，生产效益不断提升，农民增收的效应不断显现，为海门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文以海门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具有显著标志的高效设施农业为切入点，通过召开座谈会、走村访户、外出考察等形式，旨在摸清海门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借鉴先进经验，找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探索下阶段现代农业发展对策，从而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1发展现状

近年来，海门市紧紧围绕“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第一强市”的工作目标，全力推进高效农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发展，高效农业在项目带动中加速推进，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连续5年获“江苏省高效农业规模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1高效农业成效显著

2011年全市中高效农田面积4.20万hm2，占总耕地面积的70.28%，同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设施农业面积1.67万hm2，占总耕地面积的27.88%；钢架大棚面积0.65万hm2，同比增长13.95%。高效设施农业占比保持全省先进。

1.2设施农业快速推进

2011年全市新（扩）建农业园区121个，其中种植业园区51个，畜牧业园区38个，水产业园区15个，休闲农业园区17个。其中，新建百亩以上连栋大棚园区8个；百亩以上单体钢架大棚园区12个。官公岛、沿江片区、通东片区和三厂临江片区4个万亩现代农业园区初具雏形，官公岛万亩现代农业园区跻身江苏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全国蔬菜标准园行列。

1.3规模养殖再创新高

2011年全市生猪饲养量42.46万头，规模养殖比例达88.83%；家禽饲养量1 750万只，肉禽、蛋禽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97.23%和92.75%；山羊饲养量176万只，新增千头羊场6个，成立了省内首家、全国一流的海门市山羊研发中心，为海门市山羊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增高效规模渔业面积533.33 hm2，新增设施渔业面积166.67 hm2，水产品总量达到8.2万t。

1.4优势产业发展迅速

近年来，海门市已形成了特色瓜蔬、海门山羊、“四青作物”3个超1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形成了特粮特经、果品苗木、优质家禽、优质水产4个超5亿元的优势产业。以三方、开泰、东方雁等为代表的羊肉加工企业拉长了山羊业的产业链；以中宝、东绿、顺星为代表的“四青作物”速冻冷藏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15万t以上，拉动了“四青作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2主要做法

2.1政策扶持引导现代农业发展

自2007年以来，在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海门市连续5年出台了“关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实施意见”的扶持政策，对现代农业发展予以税收优惠、农业、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全方位的鼓励，重点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户等各类农业产业发展主体进行产业基地、品牌农业、质量农业、外向农业、设施园艺、高效农业园区、畜禽规模养殖基地、高效设施水产园区、农机具购置等予以财政扶持，吸引各类能人主动投身现代高效农业。

2.2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近年来，海门市结合当地种养情况和区域产业发展基础，紧紧围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切实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引进与推广力度，在蔬菜、特粮特经、优质畜禽、水产等高效规模和配套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农业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培育新品种，促进了农产品优质化；通过推广应用新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通过创新应用新模式，促进了农业园区高效化。

2.3质量农业保障现代农业发展

进入21世纪，海门市把发展质量农业作为保障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切实抓好农业“三品”认证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积极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通过实施农药残留周检制、公示制、通报制、溯源制等，确保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全面禁止销售与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建成了全省第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和生态农业县。以实施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项目为契机，并以蔬菜、西甜瓜、海门山羊标准化核心示范区建设为重点，整体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2.4品牌建设提升现代农业发展

近年来，海门市非常重视品牌农业建设，农业品牌建设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海门山羊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海蜜牌甜瓜、绿庭牌鸡蛋、海盛牌猪肉等被评为江苏名牌农产品，东方雁牌羊肉被评为江苏名牌产品。从而进一步延伸了农业产业链，现代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3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海门市高效农业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以下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当地农民参与程度不高，成效持续增收机制还未真正形成；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脆弱，农业有效投入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三是农业专业化组织程度不高，农民科技素质偏低，种养结构与经营方式落后于市场需求，农业生产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四是长效考评机制不健全，补贴对象与标准不科学，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将制约海门市现代农业的升级[1-2]。

4对策

近代农业发展篇（9）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63-02

农业近代化的范畴大体是指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取代了小农经济,同时运用先进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及管理方式进行经营的农业经济。美国由建国初的殖民地小农经济转变为近代化农业经济只用了80年时间。探讨美国农业经济在短时间内由落后变为先进的内在动因及特点,对于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初步的转变

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两条道路,即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与北方的小农经济。但到了19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开始向近代化农业迈进。

在美国南方,一直存在着以黑人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随着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展,各先进国家对棉花的需求量徒然增加,使得种植棉花有丰厚的利润可图,因此,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拼命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并大量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特例,奴隶主则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是,奴隶主既不愿使用雇佣劳动力,又不愿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不愿引进新机器、新技术,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背道而弛、越走越远。

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在北方就开始形成了小农经济所有者阶级。小农阶级主要是通过“占地”形成的,即劳动人民在政府权力达不到的边远地方自行“占地”,加以开垦、耕种。伴随着工业革命、交通运输发展等因素,小农经济到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瓦解,而越来越带有商品货币经济的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农业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本来在小农阶层内部就存在着财产上的差别,而且有部分农民还通过土地投机而积累到了一些财富。这些富裕农民便借助于对广大贫农的剥削而进一步致富,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他们进行这种剥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于是少数富裕农民便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雇佣工人,扩大经营,因而一跃而成为农业资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广大贫农在富农的剥削及排挤下,走向了破产。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受雇于人,从而变为农业工人。上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所走的道路,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1]。

二、近代化形成

自美国建国到19世纪20年代初,30多年的时间里其农业近代化的发展一直是较为缓慢的。但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过程突然加速,至70年代初美国的农业近代化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笔者认为,除追求利润这一根本动因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是促使发展加速的主要动因。

18世纪末,美国兴起了一场向西部广大地区扩展、移民和进行垦殖开发的运动,即西进运动。1820年的土地法令对土地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赊买制度,把公开拍卖的最小单位面积减至80英亩,最低价格定为1.25美元。这个法令实施后,有不少西部拓荒者买到了土地。1820―1841年实施1820年土地法期间,售出的土地达到了7 500万英亩[2]。西部的荒地被垦殖,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逐渐向西部转移的同时,随着西进运动的扩展,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外来移民,又纷纷转向未被开发的西部土地,用“占地”的方式继续小农经济的生活。旧的小农阶级瓦解,新的小农阶级又重建,往返循环。因此,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成为了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过程中所独有的特点。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浪潮传到了美国,对农业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3]工业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机器、技术,使大农场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资本主义大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耕地机、播种机等各种先进机器都已使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的发展及先进机器的采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使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19世纪中叶,旧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了。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公路、运河和铁路网的形成使人口、物资和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西部和远西部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迫使农民逐步放弃了自然经济,转为面向市场。农业商品化、土地兼并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就成为必然趋势。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德所言:“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才找到它兴起的道路。”[4]在内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西方最发达的近代化国家,包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变。内战后,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但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摧毁,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旧种植园主手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资本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阶层。原来的奴隶制种植园很自然地过渡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其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流入。原来的奴隶逐渐演变为新地佃农阶层,同时也有大批贫穷白人沦为分成制佃农。

除了大农场经济发展、先进技术被采用外,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也转向集约化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并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5]农业生产由粗放型道路转变为集约型道路,也是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已基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在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促进下,美国农业的近代化道路才被大大缩短。因此,这三种因素是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交替发展是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点。

三、结论

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也是促使美国农业近代化短时间内形成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此基础上,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成为转变加速的催化剂,即转变形成的直接动力和原因。由此可见,政府根据国情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指导,将会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必须审时度势、不断调整。

参考文献:

[1]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3.

[2]威利尔德 W 考彻兰.历史地分析美国农业的发展[J].明尼苏达,1981:57.

[3]W 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M].黄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4.

[4]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20.

[5]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USA

LIU Peng

近代农业发展篇（10）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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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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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近代农业发展篇（11）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以有关“三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的“三农”战略思想，对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推进当前和今后我国“三农”事业乃至全局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三农”战略思想体现出全面科学的系统思维，反映出严密的内在逻辑和清晰的理路，是其实践经验和“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是国际借鉴与我国“三农”具体国情的结合，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是“三农”发展的“大农协”与“大农政”的结合。

 

一、“三农”战略思想是其实践经验和“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农经济”、“城乡关系”、“组织化发展”思想，列宁的“重视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关心农民个人利益”理论，到毛泽东的“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八字宪法”方针，邓小平的“发展乡镇企业”主张，再到江泽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观点及胡锦涛的“两个趋势”论断，吸收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前几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要“三农”思想，结合自身在陕西延川、河北正定、福建、浙江、上海、中央工作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农”战略思想。“三农”战略思想是其“三农”实践经验和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的创新性结合。

 

(一)根扎群众的“三农”情怀

 

早在担任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期，就和社员一起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有着关心“三农”的深厚情结，形成了实事求是看待人民群众的观念。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他又积极为农民减负，进行农村改革。在福建省工作时期，他重视发展特色农业，主张发展生态农业，倡导山海联动发展，对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民脱贫致富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在浙江省、上海市工作时期，他组织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活动”，加强农村社会环境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欠发达地区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山海协作”三项活动的号召和开展更是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帮助老乡脱贫致富的具体体现，“跳出农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村发展农村”、“‘三化’带‘三农’”、“城乡共繁荣”的“三农”发展战略在此期间得到了升华。

 

虽出身干部家庭，但早年下乡当知青的生活经历让对“三农”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情结。实事求是看待人民群众的观念、为民减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特色农业、保障农民权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三农”思想正是根扎群众的“三农”情怀的具体体现。

 

(二)心系百姓的“三农”思想

 

到中央工作后，多次就“三农”工作开展调研，倡导农村市场化，鼓励农民走组织化道路。2011年9月，先后到天津市武清区、宝坻区、东丽区和静海县，针对农村城镇化、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基层党建、农民增收致富以及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等问题进行调研。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多次前往贫困地区，慰问当地群众，在河北阜平、甘肃定西、湖南湘西、山东菏泽、海南、天津、湖北等地考察调研特色农业、农村产权交易、美丽乡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等课题。

 

虽身居高职，却仍能把“三农”这项基础性工作当作经济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农民脱贫增收致富奔小康、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稳定繁荣农村经济始终是“三农”工作的中心问题。其在不同省份进行的多次具体实践调研活动，奠定了心系百姓的“三农”战略思想的实践基础。

 

(三)情牵国情的“三农”见解

 

面对不容乐观的“三农”形势，在2012年2月16日举办的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上，强调：“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地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 〔1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 〔2 〕。在2014年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3 〕。“三农”问题始终是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三农”战略思想是新时期“三农”工作顺利推进的行动指南。

 

二、“三农”战略思想是国际经验借鉴与我国“三农”具体国情的结合

 

2001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主张，将农民组织起来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使农民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从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占有率。指出：“农村市场化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4 〕国际农业合作社、农协组织日臻完善，中国农民合作化道路方兴未艾，“三位一体”合作化体系是中国“三农”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国际农业合作社、农协组织日臻完善

 

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社，各农业合作社通过经营业务的契合点实现横向、纵向联合，组成地区性质的、全国性质的联社，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日本农协主要有市、町、村级(相互间行政级别平等)，都、道、府、县级(相当于中国的省级)以及全国级三个级别。市、町、村级的农协为基层农协，直接面对农户，为基层农民生产生活服务。基层农协按业务范围，又可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韩国主要由农民会员、区域性农协、专业农协和全国农协中央会(中央农协)构成。美、日、韩等国农业合作化体系相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农民组织化而言发展得较为完善。据2010年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拥有86%的家庭农场，自耕农在日本总农户中占比88%，荷兰农业体系中的基本单位更是家庭农场，农民通过各类农业合作组织和服务组织把家庭农场联结起来，进行合理的专业分工和协作，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农业合作社互惠互利思想对于巩固农业基础、激活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农民合作化道路方兴未艾

 

历史进入新世纪，我国小康建设稳步进行，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所保证;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组织化、合作化能力增强，收入增长途径更加多元化;农村市场化速度加快，基层组织自治能力得到强化，农村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加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但是，我国农业人口多，家庭经营规模小，家庭经济基础薄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不强，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较短，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具体来讲，农业稳步发展，但传统小农生产模式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产品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竞争力不足;新农村建设促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有所发展，但农村发展的滞后状况仍没得到根本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城乡发展差距大;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知识、技能不足，就业压力大，城乡发展一体化困难重重，这些仍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市场经济初具规模，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由于农业经营规模有限，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曾被认为是小农经济的复苏。因此，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必须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使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让农民合作起来，走农村市场化道路，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制经济，让农民合作化道路越走越宽。这个问题早在2001年于福建任职时就提到过，所以，中国很有必要借鉴美、日、韩等国的农业发展经验，走农民合作化、农村市场化道路。

 

(三)“三位一体”合作化体系是中国“三农”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倡导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其实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已经提出“统分结合”特别是“统”的命题。他曾设想，把农民横向和纵向组织联合起来，实现生产、流通职能一体化发展;组织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中心合作社和农产品销售集团;采取各种政策引导农民加强自我保护，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千家万户提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综合服务和信息、良种、技术、资金、物资、加工、贮运、推销等系列化服务。“纵横联合、融为一体、跨乡县、大规模、多层次、全方位、综合、系列化”的思想元素，是农村市场化、组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2006年1月的浙江省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又在当年12月瑞安召开全省现场会的时候，进一步将“三位一体”总结表述为：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建立和完善“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体系、走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要求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合作社的联系，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应合理分工，从而实现在金融、流通、科技服务等领域内多层次的、综合性的大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战略思想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农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三农”发展具体国情，不断探索、总结而来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体系建设是中国“三农”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三农”战略思想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

 

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广大腹地，农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发展问题的解决，是伟大中国梦实现的基础，尤其强调“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和中国梦的整体性，其“三农”战略思想是“三农”发展的基础性与中国梦的整体性的结合。

 

(一)民富村美农业强，“三农”基础是衡量

 

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这一现状不容忽视。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产业，有着基础性地位;农村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农民收入的增加直接关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收入总量，中国“三农”发展在曲折中前进，解决好“三农”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

 

(二)国富族兴民幸福，“中国梦”来作保障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梦想，也是每个人的梦想。我们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优化，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世界和平。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必然意味着农业高效生态可持续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繁荣有序，农民增收途径多元化，城乡差距真正缩小。

 

(三)“三农”工作基础稳，“中国梦”就有基准

 

中国梦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工程，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伟大梦想，具有整体性;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是具体的各异的个人的梦想。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占大多数，中国梦这项伟大工程的完成，离不开大多数农民梦、基础梦的实现。党和国家只有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农产品质量抓好，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基础性的“三农”问题解决好，才能实现整体性的中国梦。

 

四、“三农”战略思想是“三农”发展的“大农协”与“大农政”的结合

 

虽然在我国农村市场化和农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但是一些政府涉农部门仍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方法管理农业，不能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及时转变工作职能，因此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农民增收受限。

 

(一)市场经济呼唤 “大农政”出台

 

近年来一些推广“三位一体”合作组织的地方，遇到了来自涉农部门的很大阻力。涉农部门各自为政，部门利益不断膨胀，个别部门甚至假以支农的名义扩张预算、编制，强化自身权力，设立各种审批权限和资金渠道。如果涉农部门继续各自为政，农村经济继续“条块分割”，交流合作不畅，就会增加组织成本，达不成规模优势，“大农协”组织化合作道路也会步履维艰。因此，需要加强涉农部门管理体制改革，为“三农”发展理清道路，呼唤行政管理式“大农政”出台。

 

(二)“大农政”引导与“大农协”合作比翼双飞

 

借鉴国际经验指出：各(欧共体)成员国注重“大农业”范围的法律手段和行政管理方式并行。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和牵头作用，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农协，本身就是一个半官方组织。指出：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对农产品生产、流通、进出口贸易和农业要素、农村消费品、农村工业品的市场供求及时调整。同时强调：各级政府要引导和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实现农民的自我保护。要引导农民自我保护组织提高谈判地位，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指导农民自我保护组织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保护农村市场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适当地创造条件将部分服务职能转移和委托给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毋庸置疑，实现“大农政”和“大农协”的比翼双飞是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又一创举。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合作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指出，要积极创新农业服务形式，大力推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供销合作社为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后盾的“三位一体”的服务联合体建设，努力构建以政府部门的服务和管理为保障的集技术、信息、金融、营销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服务平台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