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大全11篇

近代文化交流篇（1）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3-02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

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教会还在港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入传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意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敦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众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他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三、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

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论是从西方文化的传入来看，还是从推动中华文化的外传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代香港成为了一个荟萃中西文化的华丽所在。基督新教在香港的这些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香港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康生，彭耀主.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1.

[2]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52.

[3]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M].香港：三联书店，1992：102.

近代文化交流篇（2）

一、课题的学术价值

第一、通过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为构建东亚文化新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中韩近现代文学的交流经过从传统的文化认同到“尊重他者、互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该选题的研究能够发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东亚精神和价值，为21世纪的中韩人文交流乃至建构东亚新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第二、通过对重要文学史实的全面梳理，拓展多学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跨界交流与叙事作品，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将为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

第三、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刻阐明跨界叙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文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为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第四、通过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典型个案研究，全面带动中国与周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是东亚格局发生剧变之后建立的新的互动与认知，阐发其新的特点和规律、价值和意义，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与周边文学交流研究。

二、本课题内涵的总体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1.总体问题：本课题内涵的的总体问题是：近现代（1840年～1949年）中韩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的特征、发展规律、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等。

2.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作品的互译与影响、文学创作中的双向跨界叙事等几大方面。

3.主要研究内容

（1） 发掘和整理文献

调查和整理记载两国文人交流的信函和日记、两国文学的相互翻译和介绍、文本的传播、两国文学中相互以对方的国家或国民作为题材的作品、两国文学评论家或研究者相互之间的评论或批评等文本。

（2） 建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文献数据库”

将建构包括作品原文、作者生平、研究论文、年表等数据材料，并具备作者、关键词、年代等多途径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3） 中韩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的传播研究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追踪和还原申纬、李尚迪、吴庆锡、李建昌、姜玮、金泽荣、申奎植、朴殷植、申采浩、柳子明、李陆史、李范]等韩国近现代文人与王锡祺、董文焕、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黄遵宪、孙文、柳亚子、、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特征。同时，全面系统分析来华韩国人的文坛活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及其文学成就。通过对两国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的分析，探究相互之间的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传播，进而阐明交流与思想传播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4） 中韩近现代文学作品的双向译介研究

近代文化交流篇（3）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古代的时候，主要表现为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当历史步入近代以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地强大起来，这种交流的形式和意义也随之发生逆转，而且这种交流自始至终是在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

近代东北与日本的文化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都不多。目前学术界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日本对东北的文化侵略方面，从文化侵略的角度加以研究，而关于文化交流的层面则关注较少，成果不足。

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近代日本与中国东北的文化关系可以说主流是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侵略，但是这一时期近代东北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是依然存在的。本文仅从教育层面来考察，阐述这一时期中国东北与日本教育交流的状况。近代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步入总体转型时期，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中日两国1972年恢复邦交后，也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我认为，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会使我们认识到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是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交流的目的，从而促进各国友好发展。

文化交流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各国联系的一个纽带，在中国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规模大，影响深远。在古代时期，中日两国就进行了比较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高度发展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曾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这一时期两国文化交流的主流。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给日本朝野以巨大的冲击，中日两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摧毁了日本的华夷序列观，日本逐渐把学习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而中国却日益没落，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出现了逆转。

两国文化关系的逆转表现在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日本自从走向文明以来始终处在东亚文明之中，由于长期受其影响特别是受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思想的影响，因此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明治政府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旧的教育体制崩溃，日本统治者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重要手段，而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措施和政策，其中的“文明开化”就是以教育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日本在1872年（明治5年）公布学制之后，就于次年建立了第一个高等学府东京大学，而早在安政二年（1855年）就设立了培养洋务人才的洋学所”。①日本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并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同时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比日本晚得多，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日本却已在教育领域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有一套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领土辽阔，而且资源非常丰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及清王朝的衰落，明治政府以侵略为目的的大陆政策开始酝酿。而对于此时的中国人而言，经过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强大起来，是因为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结果，中国也应该效仿日本输入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国日益衰落的局面，而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捷径就是积极的学习日本的经验，同时向日本学习也有许多便利之处，除了路近、文字风俗相似等便利条件外，日本已经把西方文化进行了消化吸收，中国直接拿来利用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深知向日本学习最根本的在于学习日本的教育，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只有振兴教育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富国强兵。于是在近代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向日本大量的派遣留学生和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而日本方面也在中国设立了各种性质的学校，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两国之间的交流应是表现为一种双向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国与国之间通过各个领域的交流，学习吸收对方先进的东西，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然而交流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等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也会出现不同的格局和特点。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教育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近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变得复杂化，中日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关系也呈现出这一时期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注 释：

①杨孝臣主编.中日关系史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19.

参考文献：

［1］周德昌.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1.

［2］［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

［3］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史料［G］.东京：龙溪书舍，1976.

［4］阿部洋著.日中と文化摩擦［M］.东京：严南堂书店，1982.

近代文化交流篇（4）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依文献记载，迄今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清史稿•日本传》，中国的十六部正史中对此均有记录。[1] 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中日之间一直流淌着法律文化的泉流。[2] 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3]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4]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形塑和提升了两国的法制文明，而且亦已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用以探讨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既是一项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工作，亦是一项饶有兴味的学术活动，但这个问题长期为人忽略，专门的探讨近乎空白，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一、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的作用，决定了法律文化交流

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确切的说，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因为唐代法律文化对当时日本法律文化所拥有的绝对先进性，亦就是日本留学生所的，“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5]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本的法律文化与唐朝中国不存在种差距，亦即它们大致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那么，即使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采取学习的姿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其广度和深度恐怕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相提并论。事实上，正是中日之间这种法律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唐朝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压力。这种文化压力可能不如战争胜负那样明显，但它却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尤其是对像日本这样一个追求自尊的民族来说，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 同样，晚清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无知和轻视东邻日本，但事实还是让先进开明的中国人看到，近代化的日本不止在军事上，即使在法制发展水平上亦已超过中国。正如黄遵宪、沈家本和董康等所感受和认识到的那样，日本在法律文化上对中国已构成压力。[7] 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日本已处于先进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中国则替代古代日本沦为后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晚清中国决定模仿日本变法修律。

中日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为何能引起交流的必然呢？从大的方面说，“文化交流是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的无形的杠杆。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发展程度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于平衡，接着再产生新的不平衡，然而再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民族文化向前发展。”[8] 如果要将其中的道理说透，正如前面所说，不平衡有压力，压力必然促使不平衡中处于后进、劣势的一方，通过模仿、发展来追赶先进、优势的一方。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法律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整体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人类竞赛中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因此，法律文化作为社会革新系统中的一部分，交流是势所必然。从前述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都是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改革的产物，在方向、规模与速率上亦都与社会整体的改革相一致。

近代文化交流篇（5）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1] 吴延龙主编.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公共建筑卷一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2] 冬雷.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在制度与管理层面的经验探析[J] .建筑与环境，2010（04）：114-116.

[3] 李允.华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 戴学艳.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天津形象――以近代租界为中心[D] .福建师范大学，2010.

[6] [美]丁匙良，沈弘译.花甲记忆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近代文化交流篇（6）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28-02

巢湖流域大体包括合肥、庐江、舒城、无为、巢县、含山以及和县等,自古水陆驿道发达,为兵家必争之地和江淮间物资交流、客商聚集的重要通道。近代水陆交通网络形成后,区域交通优势和军事地位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一、近代水陆交通的发展

巢湖流域自古水路交通发达。以巢湖为中心的庞大水系,上承淮河,下达长江,尤其是巢湖旧有“港汊三百六十纳诸水”之说,水上货物运输素以民间木帆船为主。1898年,安徽第一家民营小轮公司成立,租用洋商小轮三艘,航行于芜湖与庐州一带,是为巢湖流域近代水路运输的滥觞。该公司于1905年更名为华商森记小轮公司,经营巢湖、合肥等地季节性航线。之后,芜湖顺丰小轮公司、芜湖普安公司、芜湖原丰小轮公司、芜湖航路公司等相继开办通往庐州航线。这种以经营轮船运输为特征的近代公司的出现,无疑对落后的木帆船运输产生了巨大冲击。从此,通过沿湖裕溪河等通航河道,巢湖流域上与省会城市合肥等城镇相连,下经裕溪河达长江沟通鄂、赣、苏、沪、浙等省市,构勒出一个四通八达的复杂完整的水上运输网络。

陆路方面,远在春秋时期巢湖流域已有南北通道。明代重要驿站巢县至庐州府官道是各府、州、县公役来往和商贩行人的必经之路,“路当孔道”、“轮蹄骚动” [1]。清末,陆路运输主要依托原有官修驿道,运输方式仍以人力挑运、牲畜驮运、独轮车推运为主。直至民国时期,陆路交通真正发展起来。尤其“一二八”事变后,为阻止日本从东南沿海进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大量加修公路。基于此,合(肥)芜(湖)公路于1930年开始修建,成为沟通安徽省南北交通干道之一。此外,在原中华民国政府规划的京(南京)陕(陕西)国道线上修建了柘(皋)乌(江)公路,与江苏省公路相接 [2]。

与此同时,为解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铁路而造成的长江流域“煤荒”问题,以及应20世纪30年代“交通剿共”政策并试图加强对苏浙皖开发建设,以保证战争之需,国民政府亦积极地构筑以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络。由此,贯通江淮的淮南铁路于1934年开始动工兴建,并经全面勘测后,最终选定巢湖流域内经撮镇、炀河、中焊、龟山口的线路 [3]。淮南铁路建成后,淮煤即日可抵裕溪口码头,“转循长江水运以济上下游各埠之需” [4],一定程度解决了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至此,巢湖流域往昔唯有“巢湖川形百道开”的传统运输格局最终为水运、公路和铁路相结合的立体式近代交通运输体制所打破,从而大大缩短了与滨江通商港埠间的物流距离,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近代交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

近代巢湖流域水陆交通的发展,使原有比较狭隘的区域市场得以拓展,沿海工业化气息逐渐渗透于沿线地区,巢湖流域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迈进。

1.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巢湖流域为盛产粮食之地,明代始有大量米粮输往江南等地,清代,仍然是江南的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然而,粮食毕竟是大宗重要物资,长途贩运存在诸多不便,限于传统交通运输条件,商品化程度一直较低。清末,随着近代航运和公路、铁路的发展,沿线城镇商品经济范围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渐提高。在巢湖流域近代初期的粮食贸易中,轮船运输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据1919年调查显示,合肥、舒城二县的米粮经巢湖沿裕溪河入江抵芜湖;巢县、含山、无为三县的米粮直接经裕溪河入江抵芜湖;庐江县则可通过泥汊河入江抵芜湖,也可经桐城孔城镇一线入江运往芜湖;和州溯江而上运往芜湖。各地运来的米粮在芜湖集结后,再装船沿江东下运往无锡、南通、广州、汕头、烟台、宁波、上海等地 [5] 。淮南铁路通车后,农产品商品流通的渠道得到扩展,形成了以大米为主与江南交流互动的格局。

2.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巢湖流域传统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民国初年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如此,近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部分缓解了兴办工业面临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困难,作为巢湖流域原有工业支柱的织布业、碾米业继续兴旺发展。1934年,安徽全省42县产布,年产土布共200余万匹,其中合肥90余万匹,舒城10余万匹。同年,安徽全省共4县共有13个动力碾米工厂,其中巢县3个,舒城2个,含山3个 [6] ,大大超过了以往发展水平。同时,原来没有的电气业、制皂业、印刷业、卷烟业等相继出现。仅电气业开办的主要新式工厂有:1934年,舒城创办1家公营电灯厂和3家民营电厂,合肥创办1家电灯厂和1家民营电厂,无为和含山各创办1家民营电厂 [6]; 1936年巢县创办的万丰米厂则拥有英产48匹柴油机和12千瓦发电机各1台,白天加工大米,夜晚发电照明 [2] 。这些具备动力装置的电气工厂的创办,标志着巢湖流域工业开始带有近代化色彩。当然,此时工业化尚处起步阶段。随着抗战爆发,交通运输线时常被切断,工业生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矿业发展方面,新式交通出现之前,巢湖流域各类矿产未能有效开采利用。之后,尤其淮南铁路的开通大大刺激了矿产的开发,沿线矿业随之兴起。据统计:1934年,巢县、含山分别有煤矿2区1 137.55亩、2区23 631亩 [6] ;1940年,巢县有9处已采煤矿,含山2处已采煤矿,无为1处已采明矾矿,庐江3处已采明矾矿 [7] 。至1943年,庐江明矾矿月产量达5万余石,与浙江平阳同列为当时全国最著称的两大产明矾区之一。

3.商业贸易的繁荣。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巢湖流域历来为商贾云集之地。巢县柘皋镇自古享有“不夜城”之誉,含山县运漕镇素有“小芜湖”之称。然而“商品交易量和交通运输条件、商品流动的辐射半径与交通网络的半径都是成正比的” [8],受传统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直到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商业流通仍以区域内贸易为主。近代水陆交通发展则促使巢湖流域商业市场的规模、容量、集散作用增强。民国时期,三河镇已有米行130多家,大米年外运量达4亿斤以上,有“装不完的三河”之说。合肥在抗战前城内约有商家900户。商业贸易活跃,商品货币大量流通,近代金融管理机构相伴而生。1905年,合肥布业率先成立布业公所,不久成立商会,负责催征税费 [9]。发展较为突出的当数巢县,1941年柘皋镇官商合办银行,发行股票,政府投资一半,工商业者认购一半 [2]。这意味着近现代意义的金融资本初步形成,可谓巢湖流域近代商业繁荣的显著标志。

三、交通与经济的艰难互动

不可否认,近代水陆交通网络形成后,巢湖流域经济获得一定发展,遗憾的是,纵横捭阖的近代社会政局却无法提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尤其频繁的战争迅速无情地吞噬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太平军与清兵作战时,视巢湖流域为粮运要道,驻重兵扼守,1853年10月从巢县获稻米16万石,进而沿河西上,越巢湖入柘皋河,赴柘皋装粮食,运回天京,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饱受摧残,呈现“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10] 的凄凉景象。1938年日军攻陷巢县,居民纷纷离城避难,进一步打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各地商人恐因战火受损,从业者寥寥,商品流通市场急剧萎缩,整个区域经济生产能力总和极其有限,公路、铁路正常运营时的货源也主要以稻米和煤矿产品为大宗,相对单一。

近代巢湖流域多次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迁徙,江河不治,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对于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甚为不利。太平天国运动后,尤其庐江县“自经兵燹,十室九空,田归富户” [11],所幸客籍农民迁入垦荒,为经济开发填充了劳动力,使区域经济并未彻底崩溃。另外,自然灾难接连不断,1931年长江为四十年最大洪水,受灾面积广,时间长,损失大,实为百年未见;1934年特大旱灾,沟塘干涸,田地龟裂,禾苗枯死 [2], 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遭受重创。

就交通本身发展而言,巢湖流域近代交通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合芜公路巢县至裕溪口段的路基于1935年改筑为淮南铁路的一段,直至抗战以后,经整修重新做公路使用。1937年冬,国民政府将柘乌公路全线路基毁坏,企图阻止日军入侵东南地区,抗战后勉强通车。而日军于1944年将淮南铁路合肥至裕溪口段枕木拆除,加修西线,致使巢湖流域境内铁路完全中断。“流域内部的交通网络既是流域诸网络系统的中枢,也是其经济地域布局的主要经济轴带” [12],近代交通无法正常发挥运输功能,由交通发展而带动的巢湖流域经济兴起归于昙花一现,更无力引导区域经济迅速步入现代经济的运行轨道。其间经验令人汲取:交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待于时间催化,区域经济发展当赖于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巢湖市居巢区地方志办公室.(康熙)巢县志(卷九)[M].合肥:黄山书社,2007.

[2]巢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巢湖志[M].合肥:黄山书社,1988:13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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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华民国23年度)[K].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1935:326-336.

[7]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安徽省统计年鉴(中华民国29年度)[K].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1941:61-65.

[8]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9:325.

[9]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肥市志(第2册)[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1231.

近代文化交流篇（7）

一、基本理论概述

1、民国美术展览会

美术展览会在我国开始的兴起，始于民国时期,在民国前期得到快速发展，在后期处于平稳的过度时期，民国时期的艺术展览会把我国近代美术的展示与传播代入一个艺术开放的时代，,成为透视艺术理念、展示艺术成就，传递美感潮流，进行美术交流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2、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特性

美术展览会逐渐进入近代我国大众的视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大众亲密接触，成为近代美术艺术广泛采用的展示与传播的方式，成为大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具有极大包容特点，为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大众化和公益性的特性。为我国的美术艺术融合更多的现代要素搭建起融合交流的桥梁，美术走出技艺与欣赏的范围，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建设相容等特质，体现了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现代性和市场性的特性。,

二、民国美术展览会的展示与传播的意义

1）民国美术展览会在近展中体现了民众特性、公益特质、现代性趋向、以及市场化的特性，正是美术展览会在发展的这些特性，推动了民国美术展览的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人体艺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同时对大众禁忌话题，禁锢的封建思想一次突破，有伦理视角转化为美学认识，是对民众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从艺术教学的展览到社会生活全面展览，从艺术美到生活美，还涉及到热爱祖国美术展、美术发展展览，建设美术展览，自然美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实现展览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认识美各种形式的美，激发了民众追求美，实现美好的未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近代以前对于艺术品的观瞻和品鉴的方式，是对艺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民国的美术展览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战争的年代美术展览始终没有离开以减少灾难防止祸乱、帮助苦难的民众、解救出水深火热中人民，凸显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救国主题，为实现这一时代的历史责任，美术展览无不展现出爱国公益性的美展，吸引更多民众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民国美术展览从西方引进来的，借鉴了西方美术展览自身形式，在发展中激荡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美术思潮，民国美术展览会对中西绘画创作的向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现代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形态；民国美术展览会设立了艺术品交易平台，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实现了流通，艺术工艺、艺术品开始走向商业会运作模式，美术展览会提供了流通交易的场所，有关艺术品摆放、陈列、生产定价与销售等艺术市场中各个要素在展会中完备进行，就是一个艺术市场，推进艺术的商业化，推动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所呈现的特性是美术艺术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展现出民国美术在我国美术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民国美术引领并推进近代中国美术迈步通向现代社会和不断革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近代在西方艺术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美术艺术展览会，传统的艺术鉴藏方式开始走出有限的空间，开始把视野放在社会中，是我国美术发展方式重大的突破。美术作品在社会中展览,不仅形成了全新的美术展览方式，而且在展览中对当时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上融入西方气息和现代气息,对艺术发展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社会对艺术走向认可，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增加，地位不断地提高。民国美术展览是西方文明向中渗透的产物,丰富了艺术的欣赏方式，逐渐形成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美术感染和教育,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文化相互渗透于交流桥梁，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促进民国美术展览会发展的对策

民国美术展览会为通往现代艺术展示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要推进展览的发展，要注重向现代化的特性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向着规模化、真实性、艺术化、平台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1）现代展览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专业化，展览会可以具体化化专业性的美术展览，具体的展出内容可能不近相同，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展览的内容，走向商业性的美术展览会。也可以由大众的需要来确定展览会的内容，开展生活艺术美术生活展览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如环保型的美术展览会等等。

2）突出艺术展览的互动性，展览不应是我放你看的一种静固方式，而是互动的过程，包括艺术鉴赏，艺术教育，艺术感染等，还有美术销售的互动，发挥展览会的促销功能。促进参观开放性，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已经被各种艺术展会所普遍采用。双方对美术产品展开交流并得到积极回应。通过相互交流，实现人与艺术的互动。

3）美术展览会运行要高效而富有艺术性。参加美术艺术展览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美术、艺术的信息。就美术产品的促销而言，成功的艺术展会有时就像一个大型订货会，多数艺术的销售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只要拿到了艺术的展位，就意味着可能获得很好的美术艺术品销售，美术展览会的高效性是在今后美术艺术发展的方向。展览会要有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本身就是就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应该突出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是非常强调创意的。现代的美术展会应十分注重对美的追求，一个成功的展会，会让参观者获得美的感染，美的体会，美的向往。展场的整体布置必须是艺术化的，主题显明，格调一致，把展览会也变成一种美术、艺术品，带来视觉上美感，用艺术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驻足停留，展示出展会的艺术性。总结：民国美术展览会充分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了现代艺术的特性，推动我国的现代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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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4(01)

[3]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近代文化交流篇（8）

这个问题勾起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每当我与外国人接触、交流(其实很少,也不深入),或者我看到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有效交流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浮现出一句最初源自《论语》,后来被编入《三字经》的话:“性相近,习相远”。这算不算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传播理论资源呢?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论语・阳货》篇中,就这么孤零零地搁着的一句话,没有上下文。后人一般是从教育、教化的语境对它的解释。而在《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紧接着开头的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则纳入了对人性的全称判断。但是,我觉得,以孔子对人性的透彻认识和他宽容的文化观来看,它是指向“跨文化传播”的。比如,《论语・子罕》中就曾记载有孔子有“欲居九夷”的想法。

“性相近”,指的正是人类的共同属性――北京人,外地人,中国人,外国人,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习相远”,则指的是文化差异:语言、社会习俗、文化心理,以及美感、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性相近”是基本的条件,它是人类得以相互交流、理解的基础;而“习相远”,则往往构成人类交流理解的障碍。正是因为“性相近”,所以,人类无论有什么文化的、语言的、种族的隔膜,在本质上是可以相互交流并相互理解的。就如,“面子”,本来是反映中国人际交往的特殊概念。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够为西方人接受,作为他们解释人际交往的理论模型,这本身就说明――“性相近也”。

在我这个跨文化传播学术的外行看来,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取决于人类的“性”和“习”这两个因素到底谁的影响力更大。其中“性”,虽然看起来是一种稳定的东西,但却可能是超验的(超验,康德哲学中的概念,其意为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非人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难以实证,容易越说越虚,就如“性本善”和“性本恶”一样从古到今莫衷一是。但“习”――人类不同的文化、语言、习俗和观点,却是历史的、动态的,也是变化之中的。人类各个民族在相互隔绝的历史中形成并且沿袭的差异性,正在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的当代历史中得以改变。这是可以证实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充分交流、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或证否;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即意愿和信念问题:我们是否愿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是否相信这样的目标可以实现?这一点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信心和效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曾经给我这样一种认识:文化和文化的差异是很坚硬、很沉重的。就如著名学者朱勤所说的“文化既然被说成无所不大,无所不能,张嘴就能呼吸,那就是第二个大气层了。大气层怎么能改造呢?”??――这不免令人对跨文化的交流失去信心,但是,贾文山老师的跨文化传播观则似乎更为轻松、有信心。就以他介绍的四种跨文化传播视角(perspectives)来说,其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的理论,看起来是他很喜欢的。这也是我喜欢的。因为这个理论不承认有不变的文化本质。它突出的是“传播”,而不是“文化”。而“传播”的功能,就在于改变“文化”。“传播”是一种创新变革的力量。而且,我觉得它使人对异于自己的文化更为宽容。

如果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给我们这一代人内心印上的“文化决定论”的沉重印记,那么,这种“建构主义”的文化观,之所以带给我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也怀疑它低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尽管如此,我喜欢这种理论。这是我的一种价值态度。

概言之,人类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人类中的所有不同,从消极的方面看,只是人们各自独立的历史生活的遗存;而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们就是人类的丰富性本身。

因此,我觉得,“性相近,习相远”,作为一种对人类的普遍认识,作为一种对人类不同文化之间有效交流的信心,它可以作为具有普世性传播理论的资源。

注释:

近代文化交流篇（9）

会出现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的情况与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经验的情况可以从两次重要的历史变革进行了解。分别是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这两次变革是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向转变的主要因素。大化改新是日本在唐朝吸收了我国先进文化理念后，从而建立具有其特色的封建制度；明治维新则是日本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经验之后，迈进资本主义强国的契机。而这两次变革，则是本文需要围绕的主心骨。

一 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从春秋时期诞生了儒家思想之后，中国就一直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治家之道，并且在秦朝的时候，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纷纷向中国朝贡，以此获得学习先进的文化理念的机会。而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影响下，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的改革，也就是大化改新。日本进行大化改新是在公元645年，从而建立了天皇制度。并且在建立了新政权后的一段时间，将从中国归来的一些有志之士封为了国博士或是政治顾问，这是完全效仿于当时的中国，而又有自我特色的一次改革。该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致力于对日本国内的改革，并没有向国外发展侵略的一次变革。

大化改新是开启了日本向世界迈进的一个敲门砖，虽然日本在通过大化改新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在对于外交上，就完全像是初生婴儿一般毫无建树。因此，在中国隋朝灭亡之后，唐朝在先人的基础上，国力更加的强大。而日本也在公元630年，派出了第一批的“留唐使者”，并且在其后的260多年间，日本曾多次的派遣使者来华取经。这不仅是在外交上扩大了与中国的交流，也扩大了文化交流。

根据日本来中国派遣使者的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630～702年，在一阶段日本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大化改新，建立了天皇制度，但是在通过白村江的战役之后，了解到了自身国力的不足，因此积极的改善本国与中国唐朝之间的关系，对内进行中央集权的建设，对外加强外交的政策；第二阶段是在公元717～778年，该阶段是日本与中国唐朝最为繁荣和平的一个阶段，而日本也乘着该阶段的和平，大量的吸收中国唐朝文化，双方之间相互交流文化；第三个阶段是公元779～894年，由于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吸收了大量的唐朝文化，日本也慢慢的建立起来属于自己的国内文化。

二 历史上中日对外界文化的吸收对比

在经过了岁月的变迁，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慢慢的在朝近代化进程前进。但是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的世界观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观念，还沉醉在天朝大国的幻想中。因此不仅导致了中国的国力下降，连对外交流的能力也慢慢的淡化了。而当时的日本也是处在幕府的后期，接受到了来自于派遣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所提出的思想，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深深的感到自身的弱小，在该种情况下，日本又发动了一次改革，该次改革是完全的近代化改革，彻底的将日本晋升成为了亚洲强国。明治维新是将幕府的毒瘤彻底的拔除，在根本上建立的一种改革制度。

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留学日本之后了解到了改革的重要性，回国后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的帮助下虽然发动了一次百日维新，但是其骨子里还是存在着自傲的负面因子，联合的都是大财主大资本家，完全没有融入到社会群众中。并且只是在原本的清朝教条制度上稍作修改，所以导致了该次改革的失败。但是中国在这次变法中虽然失败了，但是改革的因子已经慢慢的深入到了一些有志之士的骨血中。

三 历史上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反向影响

如果说在唐朝时期，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那么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清朝末期，就是中国向日本学习先进的文化经验。在上文也有所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跃然成为恶劣亚洲强国。而中国在此时，也迫切需要思想近代化，开始学习在古代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一样，派遣“遣日使”以及大量的留学生。但是当时的中国缺乏像日本的灵活性，因此在吸收知识，从而进入近代化的时间比日本要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①日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比中国要早十年；②成立国立大学的时间比中国早了25年；③货币的制度比中国早了64年。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一种逆转的态势，由中国向日本进行学习，根据有关文献可以了解到，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存在着古代自民族中心主义。其主要有四种特征：①从自身的民族标准来判断其他民族；②拥有优于他族的信念；③对他族一无所知；④对他族抱持着敌意。

文化与历史本就是影响着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和历史也必将要被一个国家所继承和传承。日本文化之所以会在近代时期对中国造成反向影响，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一个逆转，主要是一个国家对于自身以及对于他国的认识不够。只有正确的对两国的历史进行记忆和了解，才能够帮助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朝发展的角度，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意义。综上所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指导着现阶段的我们要谨记历史教训，认清自己与他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信息的同时，肯定自己肯定他人，才能够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的传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近代文化交流篇（10）

中日韩汉字以同一种形态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日韩三国语音虽然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很容易实现词汇的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词汇的传播方向是从中国向韩日方向传播。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开始，西风东渐，词汇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

近代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认为从对西方门户开放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为了翻译传播西方的技术思想而创造的词汇，可称为近代翻译词汇。

一、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的形成

近代，伴随着门户开放，从西方涌进来大量技术、思想和文化，为了理解和学习它们，近代翻译词汇应运而生。翻译也被称为是第二次创作，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翻译者本人固有的概念体系的影响。翻译不可能是把一种概念体系一对一翻译成另一种体系，所以，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1.中国

中国较早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译书局，进行翻译工作。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充分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要实现改革，必须使国内具有健壮体魄和远大理想的人多读西洋书籍，理解西洋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改革。因此，翻译书籍是使改革变成现实的最紧迫的意见事情”（梁启超，1898）。鸦片战争以后，香港、上海、宁波等地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中心地，他们创办报刊杂志，编辑介绍基督教教理、西方文明的书籍，涌现出大量翻译词汇，如“权利”“意味”，等等。同时，不少杂志流传到日本，汉语的翻译词汇也流传到了日本。

2.日本

日本通过翻译实现了国家主导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设立了翻译局，由国家推进翻译事业。为了实现近代化，日本政府最先在军队里设置了外籍教师，随后邀请外国教师到日本大学任教，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作为探索独立自主之路、了解西欧的一环，德川幕府开始推进翻译事业，医学、工学、哲学等翻译专门术语，最迟在1890年前后已经固定下来。日本学者创造的翻译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重新组合汉字，对其进行创新。如“哲学”（丁巍/付元清，1999）“定义”“抽象”等；二是借用科学家使用的词汇。如“神经”“水素”“炭素”等；三是参考中国古汉语，并赋予新意。如“经济”“理性”，等等。

3.韩国

1870年前后，从中国传入的近代汉字和韩国自创的翻译词汇是通用的。中国的开化论书《易言》（1875）的汉字本-《读解本易言》（1883年）传到韩国并为韩国所接受。除此之外，西方的有关哲学、科学、天文、地理、宗教知识的中文译本也传入了韩国。并且很早就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按照西语-汉语-韩语的顺序，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传入韩国，并在民间广泛扩散。自19世纪末期开始，韩语翻译开始起步，渐渐地变成了西语-韩国语的直译（Kim，2004）。

此外，受日本侵略影响，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的翻译词汇日本式色彩鲜明。在近代韩语翻译词汇中除了原有的中国式汉字词的词语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式汉字词。例如，韩国学者俞吉睿的《西游见闻》，就是受日本开化启蒙的影响，书中大量采用日本式翻译词汇。因此说，韩国语中的翻译词汇受中国和日本影响很大，大量采用了中、日两国的翻译词汇和语言习惯。

二、中韩两国近代翻译词汇的传播情况

新的翻译词汇以它的生成地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扩散，使用领域也随之变宽，频率也会增高。翻译词汇通过书籍、电话、广博、电影等媒介，实现空间的转移，由一个中心点移至另一个中心点，并由新的中心点向周围扩散。这种翻译词汇的传播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都通过汉字这个媒介，积极地进行词汇交流。在各个国家间的词汇传播过程中，如留学生交流、翻译书籍等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近代翻译词汇存在的问题

为了将西方语言文字系统转换成汉字文化圈的文字，以使两者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近代翻译词汇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但是为将思想概念不同的文化圈间的词汇准确表述明白并为易事。在汉字翻译词汇中，由于当时对西方思想理解不够充分，译者在接受外来思想时，往往夹杂着个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或偏见，从而导致翻译错误。

对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来说，理解并接受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思想观念是比较困难的。“society”这个词刚传入东方的时候，中日韩三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因此，最初这个词被翻译为“同事”“交际”“世界”等，包含的意思很多。后来，产生了“社会”的翻译词汇，译者一看到“society”这个词，就会机械地将其替换为“社会”，缺乏深入的体会。“社会”这个词语的意思与“society”基本上没有什么违背的地方，但同时基本上也没有共同的部分（石冢正英，2002）。类似这种情况，即由于在当放的原有概念里，缺乏切合西方词语本意的表达，因此译者创作此类词汇。而且，当此类词汇一旦用法固定，该词汇就不能在认为是还缺乏乔当意思的用语了。因为使用该词汇的当事者即使不知道，但词汇本身已被看作是原本就具有它现在所表达的深远的意思的用语了。还有一些词汇，因为译者不清楚其意思，词汇本身跟别的词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被滥用（Yanabu，2003）。

一般来说，翻译词汇多为专门学术用语，但在西方，这些词汇原是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在被翻译成汉字并为人们所接收到过程中，生活用语和学术用语之间产生了距离，对我们来说就有了距离感。

四、结论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冲突的过程中适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当时，三国国内自创了不少与西方文明概念相关的词汇，同时也吸收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邻国的翻译词汇。宏观探讨近代翻译词汇在中日韩三国的传播状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翻译词汇。近代翻译词汇尽管在翻译过程中经过不少推敲，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即由于对西方文化理解的不够充分，导致翻译词汇表述不够准备、形象。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记.中华书局.

[2]丁巍，付元清.中国文化小百科全书.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

近代文化交流篇（11）

论文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韩文化交流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基础之上，试图在政府、企业以及民间交往等不同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

一、中韩文化交流现状

中韩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双方都有古老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通过相互间的频繁的交流而取得许多优秀的成果。在历史上，两国属于一个文化圈，具有相近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文化理念，这正是长期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要加以珍惜。

近些年来，“韩流”在中国、“汉风”在韩国盛行，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原因之一可能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的某种同质性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在大众文化的普及方面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电视、电影、音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在精英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内的交流则做得不够，需要大力加强，因为只有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中的深层因素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使人民间的相互理解达到更高的水平。

二、加强中韩文化交流对策和建议

(一)中韩两国交往的历史之久，其间由于政治原因，两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相互敌视和隔绝状态，尽管 1992 年中韩再次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由于恢复交往时间不长，两国民众之间还缺乏相互了解，在历史、文化、领土、政治、经济利益等问题上存在误解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1.对于这些误解和分歧，两国政府必须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政策基调。对于近年来韩国国内学术界以及部分网民、民间团体等关于高句丽历史问题和所谓的间岛领土问题等种种争端，韩国政府基本保持尊重事实的态度和立场，有效避免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度升级。随着中韩两国交流的不断深入，难免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双方应继续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互信互利，实现合作共赢。

2.为了消除中韩两国间的种种误解，不仅要协调好中韩两国政治关系，加强经济合作，还要积极利用文化的力量，大力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中韩两国应加强对对方国情、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普及工作，对民间交流进行指导，努力办好2012 韩国访问年”。

3.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和交流，使韩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而且也对韩国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韩国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在文化交流领域，韩国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文化多元化，适当开放国内市场，引进中国一些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加深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了解。

（二) 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化中韩文化交流

中韩文化贸易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导致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对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紧迫性。

1.向韩国学习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目前，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走在中国前面。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相通之处，研究、学习和借鉴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无疑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向韩国学习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2.必须在思想意识上改变对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商品化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传统文化重视不够，中国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之后，各种外国文化蜂拥而入，占领中国文化市场。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文化与生意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文化商品化的重要性，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并融合其他先进文化，加强自身品牌建设，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打入韩国市场。

3.加大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应提供优惠的税收、补贴政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韩国建立文化产业基地，鼓励中小文化企业与韩国企业合作出口，推动不同层次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政府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吸引了解国际文化市场运作的专业人才，推广中国的文化产品。同时，设置高层次教育机构，培养优秀文化艺术人才，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储备力量。

( 三) 推动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减少误解和分歧

中韩两国建交初期，双方交流以政府为主导，官民并举。在两国文化主管部门通力合作下，双方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扩大到民间，中韩两国应从下述方面着手，不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和质量。

1.加强中韩学术界和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媒体歪曲、误导的倾向。中韩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界等问题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学术领域还存在有意无意的学术分歧政治化的倾向。中韩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也十分必要，应通过交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尽可能按照事实及早纠正毫无依据的虚假新闻和因相互了解不够而出现歪曲报道，特别需要通过韩国媒体让韩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发展形势，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消除敌对情绪。

2.重视青少年间的交流，加强双方理解和信任。中韩两国民众间的敌对情绪，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网络，在年轻人当中传播的。双方应根据年轻人的特点共同组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建立多种多样的沟通和联系方式，以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相互派遣留学生也是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个重要而有效地途径。

3.推动中韩旅游事业合作发展，增加普通民众相互了解的机会。中韩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受“韩流”与“汉风”的影响，双方出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的长白山、山东的儒家文化发祥地是初到中国的韩国旅游观光者必访之地。两国政府应进一步采取促进中韩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组织观光交流会，宣传旅游产品，积极创造条件开拓双方旅游市场，增进中韩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互访和交流。

总之，近年来尽管中韩两国关系受到历史问题、政治、经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等问题的困扰，但本着“尊重独特性，扩大共同性”的原则，两国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是“中国访问年”和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年，2012 年是“韩国访问年”和丽水世博会举办之年。中韩两国将以此为契机，加强文化交流与务实合作，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必将得到加深和巩固。

参考文献

［1］建交10年来全面迅速发展——从流行语解读中韩关系[Z].新华网，2002-08-27.

［2］沈定昌: 《中韩文化交流的快速升温及其原因》，《当代韩国》2004 年春季号。

［3］王东生: 《在华韩国企业的文化本土化战略》，《当代亚太》2003 年第 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