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概述大全11篇

唐宋文学概述篇（1）

在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的宋初诗坛，先后盛行着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中。“晚唐体”以其人数之众、历时之长。对宋代诗坛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唐诗分期。历来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对“晚唐”这一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有不同的理解，并且目前关于“晚唐”分期的争议，将其系统归纳与分析的文章较少。本文拟从基本史料人手，在对“晚唐体”概念进行全面辨析的同时，归纳文学史上关于“晚唐”分期的主要观点并简单地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

何谓“晚唐”，在文学史上，这本是一个颇为笼统含混的时间概念，关于其时段的划分历来存在分歧与争议。’

宋初“晚唐体”一说由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提出，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日：“……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阐述了盛行于太宗后期至真宗期的“晚唐体”的发展概况。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晚唐体”成员自身并未打出“晚唐”的旗帜，在他们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明显提到“晚唐”、甚至“唐”，而是后人根据其创作实际，从诗风、手法等方面将他们与“晚唐”相联系。如《宋史·隐逸传》因魏野为诗“精苦”、“多警策句”，而谓之有“晚唐风格”；寇准“其诗含思凄婉”，被誉为“绰有晚唐之致”；0潘阆诗作中的“孤峭”风格，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0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通过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后人强调的是该派为诗精苦、凄婉’、孤峭以及多作五、七言律绝等特色，这些特色恰与唐诗某一派别的风貌相吻合，由此可见“晚唐”有其特指内容，即诗歌的美学风貌。．

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五中称“九僧诸作，……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又评“九僧．”及寇平仲(准)诗作“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俗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将他们与贾岛、周贺、姚合相联系；方回认为九僧“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强调的是他们清苦之气与贾岛、周贺诗风相似；潘阆曾作《忆贾阆仙》一诗，⑦直接表示自己对贾岛的尊崇；《后山诗话》亦云：“魏野诗皆逼姚、贾，而少诵之者”。《诗薮》外编卷五称：“宋初诸人学晚唐者：寇准‘江楼千里月，雪屋一笼灯’，许浑语也；林逋‘片月通梦径，幽云在石床’，姚合语也；潘阆‘深涧藏泉脉，悬崖露树根’，贾岛语也；魏仲先‘妻喜栽花活，儿诲斗草赢’，王建语也。……”，则将宋初“晚唐体”诸诗人分别与许浑之整密、姚合之清丽、贾岛之幽寂、王建之闲适诸诗风相联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言：“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根据这些后人的评价，我们便可将“晚唐”的具体涵义明确化了。所谓“晚唐”，主要是特指以姚、贾为宗主的“苦吟派”，又包括王建、许浑、周贺等人。但“晚唐”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上分期的意义。

贾岛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会昌三年(843年)；姚合生于大历十年(775年)，卒于大中九年(885年)，他们活动年代大约为唐朝中期，王建、周贺与他们年代相近；许浑之流则主要活动于太和、开成及稍后时期，大约为唐末诗人。这些诗人之间年代相隔较远，为何前人在时段划分上将他们都归为“晚唐”?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上关于唐诗分期历来分歧很大，而争议焦点恰在于姚、贾所属时代如何划分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最早明确以时段界定唐诗分期的，见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他指出：以时而论，唐诗分为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虽仅提出初、盛、晚三唐说，然其“大历”、“元和”云云，却启发了稍后的方回提出“中唐”这一概念。0方回将大历以后、元和之前视为中唐，将贾岛视为开晚唐一代诗风者，表现了这位诗评家独到的眼光。

后人根据严羽、方回的理论加以发展，往往认同四唐说并进行具体的时间划分，但划分范围并不一致。明胡应麟认为：“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阆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同样把贾岛归于晚唐。而高檬《唐诗品汇序》则将大历至元和计五十余年划人中唐，④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三则谓‘“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这二说都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现在文学史书言“中唐”，一般指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之际，主要包括元白、韩盂诗派，并将姚、贾归入韩孟诗派而划人中唐；“晚唐”则指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主要包括以温、李为代表的“浮靡诗派”及以皮、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l】。在诸种划分中，许浑之流归入晚唐是毫无异义的；关于姚、·贾却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后世诸如高檬等人关于晚唐的时间概念及对晚唐的体认，与宋人的观点大不相同。

在南宋人眼里，看待唐诗往往接受的是严羽的三分法，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认为大历以后即为晚唐。严羽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江湖诗人，在反对江南诗派和推崇唐诗的总倾向方面，严羽与四灵、江湖诗派有共同之处，山但对于四灵的偏于晚唐又颇为不满，而主张推崇盛唐，把晚唐诗与盛唐诗严格地区分开来，他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而出发的。他强调以“盛唐为法”，标举李、杜。不仅反对江西诗派，而且对四灵与江湖诗人以姚贾为法也极为不满，或许因为在他看来，唐诗的精粹在于盛唐，尤其是李杜，他将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称为“盛唐体”，姚、贾自然就归入晚唐。这样，他在探讨唐诗的体裁、流派诸问题时，仅仅明确地提出初、盛、晚三唐说。

自宋末到元初，在崇尚晚唐的四灵派”、“江湖派”冲击下，江西诗派日趋衰微。作为宋代江西诗派的殿军的方回，标榜江西诗派，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倡“一祖三宗”之说，实则偏爱黄庭坚与江西派那种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的风格。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正是要重振l江西旗鼓，以纠正四灵和江湖派的取法晚唐而流于腐熟孱弱的卑弱诗风。在学习榜样的选择上，方回与严羽样，将目光放在了杜甫身上，赞扬在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以及以律诗为主的诗体选择，。标榜“格律整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的诗论的缺陷，将江西派诗学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提高了一步。在方回眼里，唐诗的精髓也在于杜诗(尤以律诗为最)，他继承严羽关于唐诗“分期”的主张，认同“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姚贾等人均归为“晚唐”，同时明确地提出“中唐”这一概念，并将大历之后，元和之前划为“中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代诗人对于唐诗的观点。

发展到明初，高糅沿着元代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提倡以“盛唐”为师来振兴诗歌，又把主盛唐格调说和严羽的妙悟说统一起来，划大历、贞元为中唐，元和以后为晚唐。直到明中叶，李梦阳为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掀起了文学复古思潮，在一片“诗必盛唐”的呼声中，唐诗学犹如从低谷流向了宽广的河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也基本固定下来。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

在现代文学史书中，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是依据史学上分期标准划分的，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划分安史之乱后至贞云、元和之际为“中唐”，这样，姚贾就自然归为“中唐”。

将宋初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命名为“晚唐体”，这显然与现在公认的唐诗分期概念不同。按照现在的分期界定，或许将其命名为“中唐体”更为合理。缘何将寇准、林逋、九僧诸人组成的创作集团命名为“晚唐体”?这主要与当时人们接受严羽的三分法有关。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不仅反映了宋人视苦吟、幽僻等特色为晚唐诗风的美学观念，同样也体现了宋人的诗歌历史观。严羽的“晚唐”概念，是指大历之后，包括了后人四唐说中的中、晚唐，故后人将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名之以“晚唐体”，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对唐诗体认的角度不同，“中唐”的具体对象不同，造成“晚唐”、“晚唐体”等概念称说内容不一，而这正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诗评家各自的诗学观。

唐宋文学概述篇（2）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军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唐宋文学概述篇（3）

宋明理学，又称为宋明道学，是古代中国儒学史发展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系统。在封建社会中，宋明理学达到了中国儒学的高峰。近现代学者，如冯友兰先生，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定的条件而不断发展形成。宋明理学也是一样，它是在经过隋唐以来佛教道教的兴盛，而儒家思想受到危机，儒学家们在反佛反老，营救儒学危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所以，宋明理学的产生最直接的可以追溯到唐代反佛思潮及宋初儒学家的思想影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治宋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式为之率。”[1]强调了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先驱的作用。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指出：“理学的正式诞生虽然在北宋中期，但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它所由以发展的一些基本思想方向在中唐的新儒学运动及宋初的思潮演变动向中可以找到直接渊源。”[2]关于宋明理学产生的追溯，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3]在第一章“寻根伊始”也做了简单阐述，并对韩愈、李翱及其思想做了详述介绍。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在唐代以来反佛反老之后，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渗透，由儒家对佛老有所吸收形成的新的学术系统。

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共分为五个部分，由引言和主体四个章节构成。引言部分对宋明理学及其时展、学术派别、时代背景发展作了简洁的介绍，并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行文特点也作了简单的概括。主体共有四个章节，基本上也是作者将宋明理学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为开启阶段，将理学追溯到了韩愈和李翱的开启阶段；第二阶段是宋明理学的奠基阶段，阐述的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他们的基本情况和思想等；第三个阶段，为宋明理学的成熟期，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两位集大成者，详细作了描述；最后一个阶段，为宋明理学的解体期，主要描写了后期理学的情况，也对理学作了评价。

下面对全书主体部分的行文特点和内容做一概述。第一章“寻根伊始”开始就交代了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并把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为何产生不同哲学做了比较。因为宋明理学属于儒学，又将孔孟之道及儒学到唐代的发展进行了阐释。然后重点将宋明理学的开启人物韩愈、李翱之学进行了讲解。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这本书对各章节人物的介绍基本都是先交代历史背景，再对各哲学家的生平做逻辑描写，然后详述其哲学思想，最后并作出评价。我在此只对各思想家思想的哲学概念或命题进行提要。从韩愈的反佛思想谈到了韩愈的“道统说”，这也是对宋明理学影响比较大的。然后是他的性三品说的人性论，作者对韩愈人性论评价很高。李翱是韩愈的学生，作者对其也是评论不亚于韩愈，并且在后文中多次提到，所占篇幅相对韩愈也比较大，最后评论其思想缺陷，到宋代张载得到了解决。对李翱的哲学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概述就是“寂然不动”，书中认为李翱只在思想上做到了，真正的涵养功夫还是到了宋代才得以体现。在开启阶段，对韩愈和李翱这段内容中，作者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认为，南宋朱熹将《大学》和《中庸》列为“四书”，韩、李起了先驱作用。道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对茂叔的修养功夫体现了出来，可以用一个“乐”在来概括，再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的宇宙论都做了讲解，但是有关周敦颐的《通说》中的思想并未提到。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是他的气一元论的自然观。有关人性论书中认为是在修正李翱的人性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到二程，可以说真正切入到了“理”的范畴。该书对二程描写也是围绕二程有关“理”的思想的。并说明了二程兄弟思想之间的差异，但他们的思想是大同小异。通过对二程部分阅读，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兄弟性格的不同，大程子程颢“一团和气”，而小程子程颐性格谨严，态度有点过于严肃，也体现程颐对宋明理学中“敬”字遵守的一种表现。有关邵雍介绍最少，宋明理学上邵康节为“数学”的创始人，主要阐述《易》学，该书提到了他的历法上的贡献。

在奠基阶段，无法简单地说谁的贡献最大。他们对后代都有影响，而对从理学上讲，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系统传承于二程。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将理学的思想达到了高峰，创立了最为完备的理学体系。有关朱熹的理学思想，该书从“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做了详述。从这一章节也能看到朱子的涵养功夫。朱熹时代还有一位大家，他曾与朱熹在儒学问题上展开过多次辩论，那就是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他的“本心说”，强调易简，书中称其为“与人减担的陆九渊”[3]。陆九渊的思想到明代的王守仁得到了传承，并完善了心学的系统，影响极大。王阳明的主要思想是“良知说”，他强调“心外无物”，强调“知行合一”。

该书第四章，引用了屈原《离骚》一句千古绝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题目，对宋明理学后来的发展、衰落及对现当代影响做了介绍和评价。内容有朱陆之争，还有有关王艮、陈亮、叶适，后来的李贽、王夫之、戴震和谭嗣同等人他们对理学的批判。全书最后还介绍了理学在上个世纪的遭遇和对理学到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最后，我对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一书作简单评论。可以用几个词加以概括那就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行文精简、可读性强。读者即使对中国哲学不太了解，通过阅读本书也能较为清楚地了解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该书内容上除了理学相关情况，在人物上都是理学中典范性和开山性的了不起的哲学大家。全书一共一百余页，内容不多，作者引用古文也不多，所以特别适合大多数人阅读。这本《宋明理学》是“中华文明宝库”丛书系列中的一本，其阅读对象主要也是中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王晓兴、李晓春二先生本都是哲学出身，也从教哲学多年，通过该书的阅读也能了解作者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中西哲学比较。哲学本身不是不是一门知识性的学科，它的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通过阅读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很容易启发读者对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的思考。总之，本书可视为宋明理学简史，可读性特别强，也可作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入门之书。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唐宋文学概述篇（4）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kǎi＠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

唐宋文学概述篇（5）

经过十余年的停顿，80年代初，唐宋专卖制的研究又得以恢复，并逐步活跃。先后发表了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周祚绍《略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禁榷与通商》（《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十一辑）、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裴汝诚、许沛藻《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等主要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的酒类专卖》及戴裔煊先生40年代完成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些有关的论著也开始重视专卖制问题，使唐宋专卖制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唐宋专卖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并促使其真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近十年（1986—1996）的成果。这十年中出版了《唐代盐政》（陈衍德、杨权著，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郭正忠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李华瑞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朱重圣著，〔台〕学生书局1985年版）、《四川茶业史》（贾大泉、陈一石著，巴蜀书社1989年4月版）等专著，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版）、汪圣铎著《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泽咸著《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及《中国盐业史论丛》等书也较多地论述了专卖问题。先后发表的论文近百篇。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讨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因而对这十年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对进一步推动唐宋专卖制的研究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一、近十年来唐五代专卖制的研究

1、唐代盐专卖研究

近十年的唐代盐专卖制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唐初的盐法、盐专卖法的产生及演变、专卖机构、专卖收入、专卖商、专卖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唐初盐法，陈衍德认为，唐初创时不课盐税，但局部地区有盐监，边境一些地区有军屯，税盐之制至迟在武周初年已实行。井池盐始行税制时，海盐税尚未从农业税中分离，至迟到开元初，税盐遍行全国。唐初盐税有力役税、实物税、货币税等形式。［①］鲍晓娜认为唐初无盐税的局面持续到开元年间。［②］李锦绣对唐前期盐池管理、盐监的作用、盐课的用途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探讨。［③］

关于唐盐专卖实行的原因，陈衍德认为，专卖制是唐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要求，而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促使政府开辟农业税以外的税源，实施一种地方难于插手的财政办法，从而盐专卖制应运而生。［④］齐涛除论述以上原因外，还认为均田制破坏后，传统的赋税政策失去了基础。［⑤］吉成名还指出唐代榷盐制继承了天宝九年来除陌钱的传统，并加以发展。［⑥］陈衍德认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抑商已降居其次［⑦］。鲍晓娜的观点则相反，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⑧］

唐代盐专卖制度的演变、兴衰仍是研究的重点。陈衍德在《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中论述道：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政府控制程度、专卖价格不尽一致，乾元元年分别实行民制官收官销、官制官销、民制官收官销等不同的专卖办法。刘晏改革后，海盐推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调整专卖机构，创立巡院制度，辅以常平盐，保障新盐法实施。池盐大历中始行刘晏新法，改为官制官收商运商销。东西两区的井盐也先后推行刘晏盐法。杨权也探讨了刘晏盐法的内容、实行原因及影响，并论述了刘晏死后唐代盐法的演变，认为德宗时盐法暂乱，顺宗宪宗略有整顿，但未能革除其弊，黄巢起义后榷盐法实际瓦解了。在论及刘晏盐法的影响时强调指出，在中国两千年盐政史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官专卖到商专卖的变化，而刘晏创间接专卖法即为这一变化的枢纽。他还认为，由于海、池、井盐各有特点，至迟在贞元年间便实行划区运销，这一做法成为后代所行“引岸制”的起源，唐代已出现入纳折博法及作为交换媒介的有价信用文牒——便换（飞钱），具备了引钞盐制的基本特点，成为引钞盐制的刍形。［⑨］吴丽娱则认为，唐代飞钱用于折博的可能性很小，一般不作引钞使用，唐代折博与食盐的货币作用相关，未与飞钱相结合，唐的就场专卖也使折博法难以推广。到五代折博方式开始明确并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新形式，为宋代实行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⑩］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盐制见于宋庆历四年至六年（公元1044—1046年）［①①］。

还有不少学者对唐盐法中的某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吴丽娱在《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刊于《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中对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其对五代盐法的启发进行详论。陈丽菲、秦永洲、朱睿根等还专题论述了刘晏盐法。（分见于《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等。）深化了盐专卖制的研究。

陈衍德在《唐代盐政》和《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1月版）较系统地论述了盐专卖管理机构。中央管理机构，在榷盐之初，第五琦以盐铁使独掌大权。广德二年（764）出现东西分判，永泰元年（765）分掌格局成为定制，贞元八年盐铁度支分掌盐政制最终确立。盐铁、度支既是平行体制又有上下级关系。地方机构最初是在各地设分支，亦称盐铁使，冠以地名，负责一地盐事，由租庸使兼。第五琦于各地立监院，具体负责专卖管理。刘晏主持盐政后创立巡院制，在第五琦所设监院基础上置盐监。下设盐场，形成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作者还论述了各自职能，指出，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交叉。王林善在《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中对榷盐机构及其职能作了论述。与陈不同的是，他认为巡院不管理推销官盐给商人的具体业务。他还特别指出度支系统与盐铁使系统管理有所不同，京西北所设度支巡院不理盐政，池盐不设巡院监场，而置榷盐使。陈丽菲在《唐代财政三司历史作用初探》中对盐铁、度支在推行专卖中的作用也有论述。

唐代榷盐收入，资料零碎，很难全面统计，但不少学者仍作了艰难的探讨。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中对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陈衍德在《唐代盐政》和《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论之甚详。他对海盐在广德二年、永泰元年、大历十四年的收入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它们仅为东部地区盐利，并推算了全国盐利总数。对池盐若干年的盐利作了统计，认为，两池盐利以元和时最高，此前此后均稍低，这也大致反映了池盐的岁入升降情况，井盐收入无明确记载。从专卖收入看，盐是首屈一指的商品，大大超过酒茶等专卖品，曾一度占唐财政总入的一半，并在大历时超过赋税收入。

专卖商的研究也受到重视。王林善在《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中论述道：第五琦榷盐排除了商人，刘晏盐法实行官商分利。盐商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贩。有盐籍盐商投籍官府，贩销官盐。著籍盐商受到政府保护，享有特权，缴盐利、免差役。他们与政府有盐利之争又有共同利益。私贩则受到严禁，但因失业者多、盐价高、小商资薄不足入籍等原因，私贩仍甚。他强调了唐代专卖制与商分利的特点，指出把唐专卖制与汉专卖制一样视为抑商手段不妥当。陈衍德所持观点大致同于王林善，但对唐政府保障专卖商利益而又限制其获取高利的措施，商人与政府争夺盐利的手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①②］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对盐专卖与王朝兴衰、社会发展等关系做了研究。吉成名认为唐代盐法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①③］齐涛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①④］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促使唐后期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封建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反抗专卖剥削成为唐后期阶级斗争的新内容。

2、唐代茶和酒专卖的研究

茶酒专卖研究较盐薄弱，成果数量也少于盐专卖研究。八十年代初以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论之较详。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

》两书中又有论述。他认为税茶在建中时已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榷茶始于王涯，后榷茶税茶交互出现，且唐宋时榷与税之区分已不如汉严格讲究。茶商有正税商与私茶贩。私茶贩分一般商人和地主豪强茶商两类。鲍晓娜明确指出税茶始于建中三年。章秉纯认为税茶始于建中年间，但确切年代有待深考。［①⑤］凌大珽认为税茶始于建中元年而唐代税茶和榷茶很难截然划分，一般说税茶困难时才行榷茶，有时税榷并行。［①⑥］王洪军、陈衍德、贾大泉等皆持税茶始于建中三年说。王洪军将唐茶法分为两个阶段：（1）建中三年至元和十二年停茶税；（2）元和十五年复茶税至开成五年。而榷茶仅在王涯当政时实行半年。陈衍德认为太和九年唐政府变税茶为榷茶，并经历了一个全部专卖到局部专卖的过程，他还指出，唐“正税茶商”与著籍盐商相似，就是政府特许贩运专卖茶的专卖茶商。贾大泉也认为榷茶始于太和九年。他还对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专卖做了深入研究。商岘的观点与上述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建中三年税茶不能算独立征茶税的开端。茶叶正式征收专税是贞元九年。榷茶始于太和九年王涯榷茶，不久复税制。武宗时又向榷茶转化，虽不是官造官卖，而行民制商销官收重税，并禁私贩，但实质已是专卖，是官商分利专卖的变通形式，从增税和禁私即可见。［①⑦］

张泽咸在《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中对唐代酒的专卖也有论述。他认为唐初曾有酒禁，并非如有的史籍所载“唐初无酒禁”。唐征酒税最早见于广德二年，从严格意义讲，建中三年才行榷酒。此前只有酒禁和酒税。唐榷酒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则认为广德二年即已开始酒专卖，其最初形式是特许酒户专卖制，后又实行官酤、征榷酒钱、榷曲等三种形式，三种形式即有相互转换又有并存。他还探讨了茶、酒的专卖收入和专卖机构，认为，榷酒收入次于盐，而茶居末，酒茶合计不及盐利之半。盐酒茶的管理机构即有合一又有分离，即有直属三司，又有隶于州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严密系统。［①⑧］

3、五代专卖制研究

因资料的原因，五代专卖制研究不如唐代之盛，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中对五代盐政作了扼要论述，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相沿未改，榷盐而外，自后唐另有表卖蚕盐制，实际上是变相人丁税。他认为五代实行了榷酒，尤以榷曲之风日盛，且设曲务。郑学檬认为后梁未实行统一榷盐制，观其未设盐铁使一职即可证明，但局部地区榷盐是存在的。后唐重建榷盐机构，苛严法禁，其盐法继承唐代而愈严。他认为蚕盐是官盐专卖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盐法时紧时弛但都行榷制。五代盐税多元化，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其盐税带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这与五代政治经济形势有关。［①⑨］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度，但盐铁转运使一职已设置。他对后唐盐法作了深入分析，并认为蚕盐、食盐、随丝盐钱都是官卖的发展，后晋一度在太原府取消专卖，在州征五等盐税。认为屋税盐在后晋天福二年有人提出，但未实行，后汉后周开始行于城镇。他还对唐和五代盐法作了比较。［②⑩］郭正忠对五代蚕盐作了专门研究。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在当时盛行的预贷和赊购活动中出现的，是官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榷卖，地域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他还对蚕盐的榷征方式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五代蚕盐的若干误解。［②①］吴丽娱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沿用唐制，但五代盐专卖中商销已不占主要地位。官销以表配制与场务榷粜相结合。城乡盐政有较大区别。乡村以蚕食盐为主，城镇以场务榷粜，附以屋税盐或食盐。她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问题，认为屋税盐起源最早可能始于朱梁之末，此后从未间断，至后周广顺三年十二月下令取消而中止。蚕盐首先面向农村，并不行于城镇。屋税盐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她还分析了屋税盐的行销特点及表制实行的根源。［②②］另有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也是五代盐政研究的重要论文。

对五代茶法作专门研究尚不多。凌大珽认为五代对一些政权在内部行茶专卖而对外则通商。［②③］商岘认为北方政权不产茶，茶法记载不详。南唐并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②④］另《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及王洪军《唐代茶叶产量、贸易、税茶和榷茶》对五代茶法也有略论。

二、近十年来宋代专卖制的研究

1、盐专卖的研究

近十年来，宋代盐专卖研究成果丰硕。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宋盐管窥》和《宋代盐业经济史》两书。后者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可以说，该书基本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代盐业的研究状况（本文介绍他的观点也主要依据此书，后不另加注明）。郭正忠将宋代盐业分为生产和流通两大部分，流通体制中又分为收贮、运输和销售三个部分。在生产方面，他探讨了宋盐生产技术、生产体制及盐民的社会身份、组织管理、税役负担等问题。认为宋盐生产中至少曾出现过三种所有制形态和五种生产体制：即制盐资料的国家官有制、私有制和官民综合所有制；劳役制、盐民自煎制、盐场催煎制、租佃制和雇佣制。流通体制是其研究重点。认为宋盐收贮体制主要有三种：官府直接敛贮、官府购后仓贮、商人购贮，运输体制又有官运、官民联运、民运等，销售体制也有三种：官府榷卖、官府控制下的商民分销、商民自销。榷卖的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卖、强制认购、纳盐钱。商民分销包括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尤以钞引盐最广。钞引盐具有间接专卖性质。而盐钞与盐引又有区别。他还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等运销办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宋盐的“过剩”现象，指出“过剩”的是运销与生产不相适应的产物，还分别对东南海盐和解盐政策体制做了独立探讨。

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也论述了宋盐榷法的演变沿革。并指出，宋盐销售体制除划分销区外，另划分了两类地区：禁榷区和通商区。他把买扑法和钞引盐制归属通商法（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也持此论）。认为宋代盐法屡次变革原因就在于钞盐法，它反映了封建国家同商人分占盐利中的复杂关系，盐法变更的直接原因是宋辽战争，解盐与青白盐的斗争也是盐法变更的因素。

食盐入中及与之相关的盐钞引是宋盐专卖中的重要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法在宋中叶以后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的时期，食盐入中法保证了封建国家财政收入，解决了官商瓜分盐利的矛盾，成为元明清盐法的主体。他认为，作为有价证券的盐钞出现了货币的趋向，除了用钞请盐的原始形态功能外，又具有了信用货币、便钱飞钱、称提货币等功能。盐钞对宋代信用、财政、金融均起到了积极作用。［②⑤］高聪明在《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认为盐钞起到了“以钞权钱”的作用，弥补了大铁钱名不副实的缺陷，稳定了西北货币体系，成为陕西与内地经济联系的桥梁。哲宗时盐钞价格不合理变动，致使西北货币体现出现危机，徽宗时蔡京改革钞法，改变了盐钞性质，陕西货币体系更加混乱而至崩溃，可见盐钞实系西北货币制度之大局。姜锡东探讨了交引买卖市场及交引铺的情况，认为交引铺及交引市场出现于雍熙三年前后，其出现与西北入中的大规模展开直接相关。交引铺主要经营交引买卖、货币交易、从事作保活动等。交引铺的活动缓和了商人资金周转不灵问题，有利于弥补政府入中现钱不足。交引市场有京师市场和地方市场，政府通过设官买卖交引、市易法等手段干预交引市场的活动。［②⑥］

私盐是与榷盐相关的突出问题。漆侠认为封建国家用各种途径剥削食盐生产者和消费者，导致了私盐的产生。［②⑦］史继刚认为私盐是盐专卖制度的产物，盐专卖使官盐质劣价昂，定销界使官盐不能便民。封建剥削、商品经济发展、义利观念变化也是私盐盛行的原因。他还探讨了私盐的来源及私盐活动的影响。［②⑧］

郭正忠对各地盐利及全国盐利总入进行了列表统计，并计算了解盐在官卖和通商情况下的利润率。宋代盐利在国家岁收钱数中的比重不仅是渐增之势，而且以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为最多，其最高比率为44％，在当时的盐利中淮盐和解盐收益又占突出地位。宋盐收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效用。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对宋代盐利也做了列表统计，并对所举数据作了分析说明。他指出，解池与淮浙盐产合计北宋时占全国80％，南宋时淮盐占全国70％。漆侠认为，盐利来源于生产者、运输者和消费者。官府通过榷盐制占据了大部分盐利。盐利在宋财政中地位不断上升，南宋更为重要。天禧末占13．2％、仁宗时占18．3％、绍兴末占54．2％、淳熙末占48．4％。他还分析了宋代盐价，认为收购价低，提价慢，售给商人的价格不高，说明政府同商人的伙伴关系及对生产者的剥削加剧。［②⑨］

郭正忠《论辽代盐体制的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对辽金的盐法作了专门研究。张秀平《略论宋代的榷盐与边防》（《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则论述了榷盐同边境用兵的关系。

2、茶专卖研究

宋代茶业研究较之盐研究略显薄弱，而在茶业研究中茶专卖的研究尤嫌不足，但还是有一批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宋代茶法复杂多变，茶法的考订是研究宋茶专卖的首要问题。漆侠考析了两宋茶法的变革，尤其详细地论述了宋初到嘉祐四年之间交引法、三说法、贴射法等茶法的兴废交替。他把宋复杂变幻的茶法分为两类：禁榷法与通商法，认为贴射法就是通商法，并指出宋茶法频繁变动的原因是国家、商人、园户争夺茶利的斗争。［③⑩］朱重圣也将宋茶法分为两类：官卖法与通商法。他认为“官卖法属直接经营，亦即专卖制度，又包括禁榷、入中、贴射、三说、三分与四分、见钱、长短引、合同场等；通商法属间接经营，准民自相贩易，仅征茶租与商税而已。”［③①］汪圣铎也认为见钱、贴射法是禁榷法，与朱略同，惟朱重圣把三说与三分相区别，汪则视其为一。汪圣铎还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前期禁榷和以茶为入中抵偿物时期、嘉祐通商时期、崇宁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并对各时期茶法进行了论述。［③②］商岘也论述了两宋各个时期的茶法内容及其特点。认为宋乾德二年开始对南方输入的茶叶实行专卖、次年专卖境内茶，太平兴国二年始完全实行专卖。雍熙入中开始后官商争利致使茶法迭变。他指出，贴射法等属间接专卖性质，与嘉祐通商法不同。蔡京所行卖引法则是商专卖，南宋继承之而略有不同，如食茶小引、兴榷场、外销等。［③③］

四川茶叶，宋前期通商，熙宁七年开始禁榷，且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漆侠《宋代经济史》、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对川茶都有概述。贾大泉《四川茶业史》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川茶禁榷原因、榷茶机构、茶利收入、茶马贸易制的产生、贸易机构、贸易办法、意义等问题。冯永林在《宋代的茶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中论述了茶马贸易制度的创立、茶马司的矛盾、川茶搬运、茶马法演变及茶马比价等问题。杜文玉《宋代马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主要论述了茶马贸易。总体而言，各人关于川茶禁榷和茶马贸易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川茶禁榷起于熙河用兵，榷茶收入解决了财政开支和军费需要，而茶马贸易在军事上保证战马需要，政治上保持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友好和边境安宁，经济上促进各族生产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论述重点及川茶搬运方式、茶马机构创设时间，买马茶额等问题上观点又不尽一致。

汪圣铎对两宋茶利收入进行了深入探讨，详细稽考了东南及四川的榷茶收入并列表统计，认为宋代榷茶利率比盐低，卖与买价相较，一般为二至四倍。宋朝榷茶收入较多的北宋真、徽两朝约300万——500万贯，南宋前期虽曾达600万，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少于真徽两朝，宋榷茶岁入约占宋财政岁入的1％—5％［③④］。商岘认为宋茶在嘉祐四年通商前（以嘉祐元年、二年、三年为例）总净利为1094000贯，通商后（以治二、三年为例）为1175000余。蔡京改法使茶利大增，十几年间（崇宁至政和六年）茶息年收由100余万贯增至400余万，最后达千万。［③⑤］《宋代经济史》、《四川茶业史》等也论述了宋榷茶收入问题。

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分析了茶叶贸易状况，认为茶叶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汴京为首的大中城镇，西北周边民族地区，茶叶流通的最大特点是长途贩运。茶叶市场具有多层次、梯进式、网络状特点，茶叶贸易带动了社会分工扩大和经济结构变化。方健《宋代的茶盐司考略》（《徐规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茶盐司的起源、沿革、人员构成、职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宋代经济史》、《四川茶业史》也论述了茶事机构问题。另《中国税茶简史》、《一千年茶法与茶政》、《金代的茶禁》（黄频英《农业考古·茶文化专号》第五辑）等探讨了辽金与宋的茶叶贸易及金朝茶法。

3、酒专卖研究

漆侠认为宋榷酤最早见于乾德二年，宋代酒制有三种形式：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而以官榷为主［③⑥］。杨师群认为宋榷酤始于太平兴国二年，榷制可分为榷曲区（四京）、榷酒禁地、禁外地区、不榷酒地区等四类。他还探讨了榷酒结构及买扑制。他认为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南宋时各级军队、政府经营酒务，形成多系统榷酒结构，且官营酒业超过了民营。酒业买扑可分为三类：城镇酒务、曲务、坊场。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等形式。［③⑦］汪圣铎按经营方式将宋榷酒业分为三类：城镇官造卖酒、小城镇及乡村百姓买扑、官卖曲。他认为不禁榷之地仍有酒息酒税，而非纯粹的自由贸易。［③⑧］

李华润对宋代酒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宋酒业的管理机构分四个系统：三司户部、盐司、州县镇寨、诸司三衙，并对各系统的职能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三司户部——监司——州县镇所形成的管理体系是宋代酒业管理的主干，南宋诸军兴办酒业，使酒业体制陷入混乱。他认为榷酒区与榷曲区有严格划分，南宋除绍兴时杭州一度榷曲外不再榷曲，宋特许酒户有两类：用官曲酿酒酤买和纳课获取酿卖权，万户酒有不榷不禁不税放任自由、均摊榷酒钱、税酒等三种形式，酒的销售以酒楼酒店为主、拍户分销也是重要形式。他还对卖扑制的本质，买扑者、酒户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隔槽法是买扑制的变通形式等诸多新的观点。［③⑨］

关于酒课收入，漆侠认为，宋酒课对财政有重大影响。他统计了北宋若干年的酒课及其在总税入中的比例：至道二年占20．4％、景德中16．1％、天禧末36％、庆历中44％、皇祐中38％、熙宁十年44％、治平中29％，南宋时比北宋更有增加。他指出，就酒课收入而言，不论城市、经济发展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增长。［④⑩］汪圣铎对宋代酒课收入和榷酒添价进行了列表统计。他认为榷酒收入宋初不多，真宗时达到最高水平，政府用提价等手段增加酒课，并使酒利控制权不断上移。南宋榷酒系统繁多、收入分配复杂，酒课也难以统计。［④①］杨师群认为酒课主要来自各级榷酒机构的收入，官营酒库收入占主导，其次是民营酒店课税的曲引钱。宋政府立定岁额、制定赏格，并采取提价、抑配等手段促进和保证酒课征收。他认为酒课总体而言次于盐而高于茶。至道末占缗钱收入的1／12，天禧年间占1／3和1／2，北宋中一直保持这一水平，南宋也不低于北宋。［④②］李华润考察了宋代酒价等问题，认为宋初酒价低廉，为增酒利，庆历二年开始提价，北宋共有六次提价，但浮动不大，南宋上涨较快。酒价与粮价变动趋势是一致的，而涨幅小于粮价，经营酒的本息比例从30∶70到70∶30不等。酒价是官府、买扑者、酒户瓜分酒利的杠杆。宋政府征收酒课的办法除赏格、提价外还有添酒钱，设法卖酒、别求课利等手段。［④③］

还须指出的是漆侠《宋代经济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对宋代矾、香、醋等的专卖也作了概述，但更深入的研究还待来日。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到，国内近十年来唐宋专卖史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数部专著，不论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近十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定论，对尚未取得一致观点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如专卖商人、专卖品市场、专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等，可以说近十年的努力使唐宋专卖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近十年来的研究也存在有待发展的方面。一是研究中的不平衡，不仅茶盐酒等大宗专卖品与香矾等小宗专卖品研究不平衡，大宗专卖品研究之间也有强弱；二是宏观研究较少；三是专卖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总之，这十年的研究继往开来，为推动唐宋专卖史研究更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④ ⑦ ⑨ 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② ⑧ 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又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③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①④ 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⑥ ①③ 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的兴衰》（《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⑩ 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①①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①② 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①⑤ 章秉纯：《唐代茶税考述》（《云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①⑥ ②③ 《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版）。

①⑦ 以上分别见：王洪军：《唐代的茶叶产生、贸易、税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贾大泉：《历代茶法制度概述》（《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天府新论》1987年第4期）、《四川茶业史》、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①⑧ 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1986年第1期）。

①⑨ 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盐业史论丛》，又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⑩ 穆祥桐：《五代盐政及其与唐代盐政之比较》（《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

②① 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② 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盐法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②④ ③③ ③⑤ 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②⑤ 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

②⑥ 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②⑦ ②⑨ ③⑩ ③⑥ ④⑩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

②⑧ 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宋代和盐的来源及其运销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③① 朱重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

③② ③④ ③⑧ ④①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⑦ 杨师群：《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宋代榷酒中的买朴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宋代的官营酒务》（《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篇（6）

① [日]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日]京都同朋舍，1966年版。

② [日]堀敏一，《中国古代的身份制》，[日]东京汲古书院，1987年版。

③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一、良贱制度与良贱之分

在中国中古时期存在着一个系统的、严格的、成熟的身份制度——良贱制度，李天石先生在其《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中将此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身份等级系统，考察了其自“自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期逐步系统化、法典化，至隋唐时期趋于完善，唐宋之际渐趋衰落与瓦解”①的全过程，使我们对这一深刻影响中国中古时期政治、经济、阶级、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有了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学术界对良贱制度概念的运用存在着将其任意扩大化、模糊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将中国中古的“良贱制度”与中国古代始终存在的“良贱之分”加以混淆，而这一问题若不能廓清，许多问题诸如中古良贱制度的形成、良贱制度的衰落等，都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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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第2页。

良贱制度，作为准确的法律用语，其实是出现在中古时期，大量的，集中的则反映在唐律之中。在《唐律疏议》中，涉及到良贱身份的律条，比比皆是。据初步统计，《唐律疏议》中涉及到良贱身份的律疏，近一百余条，约占唐律的五分之一。而此前的秦汉时期，虽已有了贵贱身份系统，但还没有像中古那样系统、全面、等级森严、影响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良贱制度。秦汉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是贵族与庶人、庶人与奴婢、罪犯的区分。如《汉书》卷六十《杜周传》载，大司空师丹等弹劾高昌侯董宏“误朝不道，坐免为庶人。”这是贵族与普通百姓的区别；再如《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载：“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是自卖奴婢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这是官奴婢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此外，汉代尚有二十等爵制及七科谪制等，虽然实际上秦汉已有了身份等级制度，或者说已有了良贱之分，但显然尚未有中古那样系统全面的良贱身份等级制度。①

在宋以后的史料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良贱之分”的记载。如《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一·职制(上)》记载：“诸有司事关蒙古军者，与管军官约会问。……其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从本管理问。”清朝顺治十二年，李裀上疏极论“逃人法”的弊端时说：“……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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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振波在《秦汉法律与社会》第五章《秦汉法律与社会等级》中曾对秦汉“良贱身份的法律规定”做了探讨：认为“良贱身份之划分是秦汉时期有关社会等级法律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人有良、贱之分。从阶级关系上说，平民为‘良’，奴婢为‘贱’，对此无需多言。秦汉时期还有根据职业及某种观念而划分的‘良’与‘贱’。”这显然只是从大概念上区分良贱，其实秦汉并无中古那样的良贱制度。

② 《清史稿》卷二四四《列传三十一·李裀传》。

元明清的法律中也明确的运用了“良贱”这个词语，如《大元通制条格》卷三《户令》“良贱为婚”；①《明律例》十，《刑律》二，《斗殴》“良贱相殴”；《清律例》二七，《刑律》，《斗殴》上“良贱相殴”；《明律例》十一，《刑律》三，《犯奸》，“良贱相奸”；《清律例》三三，《刑律》，《犯奸》，“良贱相奸”。并有与良贱相关的“良贱异婚”“良贱同罪异罚”等等的规定。

此外，瞿同祖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四章《阶级(续)》专辟一节讨论中国古代社会“良贱间的不平等”，从法律角度对“良贱”进行了阐释。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阶级，如果贵贱是一种范畴，则良贱是另一种范畴。贵贱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包括法律地位在内)，良贱则指示良民和贱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四民或称良民，或称齐民，字义的本身，即指出其齐一或平齐的身份，并有与贱相对的意识。贱民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以及某一时代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如清初山西陕西乐户、江南丐户、浙江惰民、广东蜑民等。”②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对清代的贱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③

以上史料及研究都说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都存在着广义上的“良贱之别”，秦汉有，元明清仍有。而我们所说的中国中古“良贱制度”，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全面系统的、规范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它首先是一种制度，而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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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元通制条格》卷三《户令》，法律出版社，45页。

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四章《阶级(续)·良贱间的不平等》《(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241页》。

③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是一般概念上的“良贱之分”。当然具有良贱之分是良贱制度存在的前提，但是仅仅有良贱之分还不足以形成一种系统的严格的制度。良贱制度在中国凸显于中古时期，它与此前此后的社会中都存在的良贱之分有重要的差异。突出表现为贱民阶层不仅仅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奴婢，而是在贱民阶层中又分出不仅名称不同而且等级地位也各不相同的多种贱民。在法律上和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不同的贱民等级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界限分明，他们被比较牢固的束缚在某一等级，其身份、等级、地位，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古法律中都有详细的全面的明确的规定。

区别“良贱制度”与“良贱之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我们对中古良贱制度消亡问题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将“良贱之分”宽泛的当做“良贱制度”，那么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良贱制度”始终存在。而实际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只存在于中国中古时期。这不仅在历代的法律规定上可以清晰的体现出来，而且从社会的实际生活及对社会大多数人影响的程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也只存在于中国中古时期。

戴建国先生最近所撰《“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宋代《天圣令》及有关史料的解读，对唐宋良贱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对我们颇有启发。但他对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至北宋已走向衰落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这种制度到南宋时才完全消失”。其论据之一是：“《天圣令》据宋制对其(指日本《养老令》)做了修改，将原本作为法令主体的捉送之人，改为诉良奴婢本身。此宋令说明当时社会阶级的划分在法律上仍有良贱之分。这应是法律意义上良贱制度存在的证据。”

我认为戴文此处显然混淆了“良贱之分”与“良贱制度”的差异，把具有“良贱之分”等同于存在“良贱制度”。

其论据之二是：“《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三《亡殁·驿令》：‘诸在任官身亡(赴、罢在道或干公事同)，以报到日问其家良贱口数并赏，计程数给仓券。’此令所谓‘良贱口数’中的‘良贱’，无疑是指良人和贱口奴婢而言。这里所说的‘良贱’，既然出自国家法律，当然不会仅仅是一种民间的理念。”①

我认为戴文此处仅仅以“良贱”两字就认定“良贱制度”依然存在，更是一种误解。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在元明清律中都有明确的“良贱”这个词语出现，并且亦有与“良贱”相关的规定，但这并不就能够说明严格意义上的良贱制度在元明清时期仍然存在，有“良贱之分”并不足以证明仍有良贱制度，否则，我们即可以讲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有良贱制度，直到清末才消亡，那样，我们所探讨的所谓良贱制度消亡问题即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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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建国，《“主仆名份”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见《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60页。

二、中古贱民的多层次性及其在唐中叶后的运动情况

中古贱民的多层次性，学者们多有论述。这一时期的贱民基本上可以肯定为奴婢、部曲、官户(番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等。①学者们大多又将其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两大类。由于官奴婢、官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等隶属于封建官府，故被称为“官贱”；私奴婢与部曲隶属于官僚地主和私人，故被称为“私贱”。②不同名色的贱民来源不同，地位也不同，很多学者都对此有详尽的论述，为论述的方便，此处做一简单梳理。③

(一)官贱民

官户“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④ “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⑤可见，官户的来源有“前代以来，配隶相生”者，有“今朝配没”者，此外，还有被放免的官奴婢。对此《唐六典》记载：“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⑥另外，实际上番户就是官户，《唐六典．刑部都官》“注”文所说：“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称，非谓别有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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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志生提出“非良人群体”这一概念。认为“非良人”，即为有别于良人之人，但并非全为贱民。唐代的“非良人群体”包括奴婢、部曲、客女、随身、官户、杂户、工户、乐户、太常音声人等各类人群。但他认为一般工户、乐户、杂户和太常音声人，唐律虽称其“不同百姓”、“不与良人同类”，但并未称其为贱民。(《唐代非良人群体通婚探析》。《唐研究》第八卷，第277页)此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良人与贱人之分的视角，说明在实际的历史中，很多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是不能够一刀切的。对于良贱之分，虽然唐律区分严格。但也并非非良即贱的，恐怕良与贱之间存在着由此即彼的一些过渡类型。在唐人的思维里，自有他们的良贱观念。为讨论的方便，我们在此仍沿用通常对于良人与贱人的分类。

② 参见陈宁英，《唐代律令中的贱民略论》，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3期。

③ 奴婢阶层的情况较为复杂，暂不讨论，下文详细论述。

④ 《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

⑤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

⑥ 《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

杂户“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各於本司上下。”①“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②可知，杂户的来源与官户相似，也是配没人官的罪人或放免的杂户。

工乐户“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③工乐户的来源，部分是从民间召募而来，但更多的则在前朝所遗和本朝因罪配没者中选出容貌端庄或有工能者。

太常音声人“「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於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④“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之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⑤可见，太常音声人是司农户中“容仪端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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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

②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

③ 《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

④ 《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

⑤ 《唐会要》卷三三《清乐》。

(二)私贱民

部曲“称部曲者，部曲妻及客女亦同。”“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部曲之女亦是：犯罪皆与官户、部曲同。”①“称部曲者，客女同”②“客女，谓部曲之女，或有於他处转得，或放婢为之”。③关于部曲的来源及演变情况，学者们已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大体可知部曲自汉代迄南北朝普遍存在。唐代部曲一是承继前代，二是由奴婢放免。滨口重国的《唐代贱民部曲的成立过程》④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经典之作。

由于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等原因，租佃制和雇佣制发展起来，并且渗透到良贱制度中去。部曲逐步演变为佃户，⑤除宋初还有个别部曲的记载外，部曲作为一种特殊的贱民，在宋朝已不复存在。宋代的部曲一般已恢复汉时的原始含义，解释为将领的部属。⑥官户、杂户、太常音声人由于其来源主要为前代以来配没的罪人，但是至宋朝没罪犯为官贱民的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宋朝刑法中有因罪而处罚配没人的配隶制，但只是一种刑法手段，与配隶奴有根本的区别。至北宋官府的工匠多实行和雇制，并可纳资代役了。此外，官户、杂户的内涵完全发生了变化。官户不具有贱民的含义了，反而成为品官之家，并且是形势户，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上层。杂户亦仅存于《宋刑统》沿袭唐代的律文中。而实际生活中，正如宋人费兖《梁溪漫志》卷九《官户杂户》所言：“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在《宋史》等宋代的重要文献中，不见有杂户的记载。

可见至北宋整个官私贱民的各个阶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良贱制度已经完全动摇而不能够成立了。奴婢阶层情况比较复杂，接下来对其在唐中叶以后的运动情况进行重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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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

②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

③ 《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

④ 滨口重国《唐代贱民部曲的成立过程》，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7月，第191页。

⑤ 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7月，第1页。

⑥ 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5页。 三、奴婢阶层在中唐以后的运动情况及有关概念

关于奴婢问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现结合学者们提出的良口奴婢、贱口奴婢和雇佣奴婢的概念对此进行阐述。

首先从唐中叶以前奴婢的来源入手，梳理一下唐中叶后不同来源的奴婢的去向。从官奴婢方面看，主要来源有罪犯籍没、战争俘虏、地方贡献、官府掠卖和世袭奴。①从私奴婢方面看，来源主要有官奴婢，良人自卖或被掠卖为奴婢和世袭奴。关于官奴婢在唐中叶后的变化情况，李天石先生在前揭文中有详尽的论述。第一，“从官奴婢的来源上看，唐中期以后，无论是因罪籍没家口为奴者，还是以战俘为奴者，都已明显减少。”第二，“随着官府手工业中和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官奴婢等贱人手工业者亦日益为和雇匠所排挤和取代，部分官奴婢已开始享有番上与纳资代役的权利了。”第三，“官奴婢制度本身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破坏、瓦解”。比如“都官掌奴婢籍帐、每年阅貌的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就很难正常进行了。……到了宋代，都官虽然依然设置，但是其职掌与唐朝几乎迥然不同了，它的主要工作不再是簿录俘囚、配没奴隶、掌奴婢簿籍，而是掌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之籍，也许是由于职掌松闲的缘故吧，到隆兴元年，都官又监管起比部、司门之事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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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38l一391页。

② 见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第397—404页。

从私奴婢方面看，其来源主要有官奴婢转化而来、良人自卖或被掠卖、世袭奴。随着官奴婢来源的减少，由官奴婢转换而来的私奴婢自然也就减少了。世袭奴数量毕竟有限，所可注意者为良人自卖或被掠卖为奴者，即抑良为贱者，这就是学者们通常所称的“良口奴婢”。杨际平先生将唐代奴婢分为两种：“其一为严格意义上的奴婢，亦即法律意义上的奴婢。其二是良人自卖或被家人卖为奴仆、婢仆者。”①其中就隐含了把奴婢分为贱口奴婢和良口奴婢的意思。柯昌基认为唐代奴婢的来源主要有四：“属于合法的来源为罪奴和世袭奴；属于不合法的来源为债务奴和掠卖奴。②其“合法来源”的奴婢与“法律意义上的奴婢”以及“不合法来源”的奴婢与“良人自卖或被家人卖为奴仆、婢仆者”的内涵基本上分别一致。戴建国在前述文中更是明确提出“在北宋，奴婢实际是由贱口奴婢和良口奴婢组成的混合体。”③这几种说法都涉及到良口奴婢、贱口奴婢的问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两种奴婢，尤其是良口奴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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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际平，《唐宋时期奴婢制度的变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张国刚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② 柯昌基，《宋代的奴隶》，见《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2期。

③ 戴建国，《“主仆名份”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见《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2页。

我认为，虽然法律并不认可压良为贱的这种形式，但实际上身为良人的破产农民，一直都是中古时期私人奴婢的重要来源。不管法律承不承认，由破产农民通过卖身、典身、抵押等多种形式转变为奴婢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而且也并不是中唐以后才出现的奴婢来源形式。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在古代社会破产的小农就有可能将自己或家人卖身，加入奴婢的行列中去，成为私人奴婢的一个源源不断的来源。其实在史书及文献中并没有贱口奴婢与良口奴婢的严格区别。中古时期，从法律规定看，是奴婢的就一定是贱口，不是贱口的就不能是奴婢。这从敦煌文献中关于卖身为奴的各种契约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处理卖身为奴的史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唐以后随着佃户制和雇佣制的发展，为破产的小农提供了更多的分流的去向。破产的小农很大一部分转变为佃农，即使是成为奴婢也多是与主人制定契约的雇佣奴婢。①如此以来，一方面由于封建政府鼓励奴婢放良，故而越来越多的原来的奴婢被放为良人；另一方面，破产的小农有了其他的出路(比如成为佃农)，加以封建政府严禁抑良为贱，新的沦为奴婢的良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这样自唐中叶以后，经过五代阶级关系的调整，至北宋，奴婢的数量不仅大为减少，而且符合严格意义上法律规定的贱口奴婢基本上消失了，相对来说，所谓良口奴婢所占整个奴婢数量的比重就大大提高了。其实宋代的雇佣奴婢基本都属于这种“良口奴婢”。这些“良口奴婢”，虽然民间沿用了“奴婢”这一称谓，其实质已经变为雇佣者，在正式文献中亦多用“人力、女使”这种明显含有雇佣关系的称谓。应该说历史在这里已经把“奴婢”这个概念偷换了。中唐以后，奴婢制度变化的最重大的问题不仅在于良口奴婢的增多②——因为农民卖身为奴婢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存在——而是宋以后卖身的奴婢多采用雇佣形式，并有明确的雇佣期限。在此种情况之下，将北宋占主流的奴婢称为雇佣奴婢比良口奴婢应该更为准确些。所谓“良口奴婢”其实是一个并不准确的概念。

下表就奴婢来源对唐朝奴婢进行了分类，并显示其自唐中叶以后的演变情况，或可有助于说明各种奴婢的去向，以及各种奴婢概念的内涵。

上述情况说明唐朝中叶以后整个奴婢阶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姑且不论其整体数量的变化，单就其本质也可以看出，宋朝的奴婢，无论官奴婢也好，私奴婢也好，奴婢阶层本身的雇佣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雇佣奴婢已经成为北宋奴婢的主流，它与唐中叶以前的奴婢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中国中古时期的奴婢仍带有严重的奴隶制成份的话，那么进入宋代以后的这种雇佣性质的奴婢，实际是封建社会中的雇佣劳动者，这是一种质的差别。③由于这种本质的差别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其他贱民阶层在北宋基本不存在了，即使是奴婢阶层也已不再是中古良贱制度时期的奴婢阶层了，所以说良贱制度的消亡在北宋，当是一个比较公允的判断。

退一步说，若还是认为毕竟奴婢制度在北宋是存在的，良贱制度就不能说消亡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再讨论一下奴婢制度与良贱制度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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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366页。

② 杨际平认为，唐宋时期良贱制度的变化，准确点讲，应该是法律规定为贱人的奴婢阶层消失了(良贱界限亦随之泯灭)，具有良人身份的所谓奴婢凸显出来。名称依旧，性质变了。我认为，在此称具有良人身份的奴婢不如直接称为雇佣奴婢，其实此说也认为这时的奴婢性质已经变称雇佣奴婢了。

③ 参见李天石，《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3年3期；《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及意义》，《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2年。

四、奴婢制度与良贱制度

奴婢制度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直到清朝灭亡，奴婢制度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秦汉的奴婢制度。《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注》记载：“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①亦有“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②的规定。此外，“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③“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④近代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相当多的。翦伯赞先生有著名的《关于两汉宫私奴婢问题》⑤一文，此不赘述。

宋以后奴婢制度亦从未完全消失，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如金元时期，奴婢阶层依附关系甚至还有短期的加强。关于清朝的奴婢制度，亦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学者们用力颇深，如韦庆远等著的《清代奴婢制度》⑥对清朝奴婢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都存在着官私奴婢，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或多或少而已，但是奴婢阶层从未完全消失，奴婢制度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奴婢阶层作为贱民的一个阶层始终都存在，这也基本上导致良贱之分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存在，但是不能由此一阶层的存在就认为类似中古时期的良贱制度也是始终存在的。前已说明，中古良贱制度是一个系统、全面的身份等级系统。这一制度中的贱民包括许多个贱民阶层，奴婢只是其中一种，它还包括在中古时期影响更为巨大的部曲，还有官户、杂户、工乐户、太常音声人等。我们应该全面的考察这一制度，若是仅仅依据奴婢这一贱民阶层是否存在，而去判断是否存在与中古时期相同的良贱制度，显然是不全面的。

明确奴婢制度与良贱制度的关系，亦有着重要的意义。戴建国认为“当官奴婢不存在了，因官奴婢而实施的请给制度、给赐制度等等也就不存在了。此时，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度也就真正消亡了。”⑦并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证官奴婢消亡的时间当在南宋。我认为官奴婢从中唐以来逐渐衰落是一个趋势，其实，在唐后期及北宋，官府中的劳动主体已不是官奴婢而是雇佣者了。至于身为贱奴的官奴婢如宦官之类，在中国历史上直到清末，从未消失过。所以说：第一，官奴婢恐怕从没有完全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第二，即使是官奴婢一直存在也不能意味着中国中古良贱制度尚且存在。某种贱人的少量存在，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系统全面的良贱制度。第三，我们不能够从考察官奴婢何时消失这个思路去把握中古良贱制度的消亡。官奴婢的消亡不消亡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良贱制度的消亡，它只是影响良贱制度的条件之一，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总之，不能因为北宋尚有官私奴婢的存在而认为良贱制度依然存在，其“良贱制度在北宋尚未消失”的论点也就值得商榷了。

总之，从北宋官奴婢主体已不存在，部曲、官户、杂户等身份已经消亡及私奴婢主体已变为封建雇佣者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学术界关于北宋时期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已经衰落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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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注引《汉仪注》。

②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绥和二年诏。

③　《魏志》卷十二《毛玠传》。

④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⑤　《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⑥ 韦庆远、吴齐衍、鲁素，《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5月。

唐宋文学概述篇（7）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丈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早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捞，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早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o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招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人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一一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人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墨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l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胡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荚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挤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人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l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人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人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顾流人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阉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人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楚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钢、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盲，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人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寓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晨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挤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棱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晨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唐宋文学概述篇（8）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着作或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着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着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着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着、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着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着(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着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着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篇（9）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著作或论文大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著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著、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著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著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著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篇（10）

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和李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学概论》都是我们学习古籍版本知识的必备教材。两书都对古书版本作了详尽的介绍，但都各有侧重和不同的观点，现对两本书有争议之处进行探讨以供明确两书优劣。

一、关于雕版印刷术的有关介绍

两本书对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略有争议：都否认了明嘉靖时陆深所提出的隋初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观点，认为其缺少充分的文献例证。而关于张秀民主张的唐贞观说的提法，即明代史学家邵经邦所撰《弘简录》卷四十六所记载的关于《女则》“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张秀民认为此即可说明印刷术在唐贞观发明。黄本对此予以否认，认为除了邵经邦的《弘简录》提到这些之外，有关长孙皇后的记载如《旧唐书》《新唐书》等都没有太宗“令梓行之”或类似的话，主要还是站在文献例证的角度进行判断。而李本从事物发展的角度论述，初步肯定张氏的说法，认为既然文献记载中出现了有关印行的准确命令，那么就应该有了相关的专门刻书机构，也就表明唐朝的印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雕版印刷应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明。而关于确切的发明时间，黄本认为应在盛唐或者唐代晚期，以中唐到晚唐的文献为证，比如唐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中说到当时把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f卖于市井”，其中“模勒”即是刻印，说明当时民间已经开始采用雕版印刷术来印制流行的诗篇。除此之外还有举《旧唐书》等例子，都证明了当时雕版印刷术大体上限于民间日用和宗教读物，并没有被正式经史子集等采用，而这正是一种新技术发明的初期特征。李本则认为雕版印刷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唐代使用其印书，以金刚经为证，说明到中唐晚唐已经成熟，所以发明时期应为初唐，论证角度主要是以具体存世文献为出发点进行推演。虽然李本对雕版印刷产生的推断时间合情合理，但还是应从具体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更为严谨。

二、关于书籍装帧

两本书都介绍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如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但关于旋风装的具体形式则多有争议，黄本认为旋风叶就等同于梵夹装或经折装，以《唐韵》有多个版本为由，否认《唐韵》的装帧就是龙鳞装;李本则认为旋风装就是龙鳞装，而非经折装，指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唐韵》就是王恽所见、宋濂所题之原本。且还提出《唐韵》的两面书写的制作方法与作为工具书的作用也决定了它不应该为卷轴装或折子装。而关于经折装的具体形式，李本引用了实物和文献记载，说明经折装是从卷子装改进而来。且认为梵夹装不等于经折装，指出梵夹装的原意是指古印度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的装帧，引用了《大业杂记》的文献资料并在《资治通鉴》中得到证明，认为中国要是存在梵夹装的书籍也只会是佛经、大藏经等模拟的印度贝叶经的形式。现今学界也普遍认为龙鳞装就是旋风装，对于经折装的观点也普遍采用李致忠先生的看法。

三、关于线装书的出现时间

黄本认为出现在明代中期，并详细说明了线装书的装订规格，术语，书衣，书套等，附有图解。李本则认为其出现时间很难查考，大约可认为盛行于明中叶，起源似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而实际上根据现今考古发现，线装书在唐代就已出现。如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就有不少线装书，如唐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本《开蒙要训》右边有装订遗孔，装订线已佚，也是线装形式。但这种装订形式一直不太成熟，直到明代才为人们普遍接受。

四、关于用纸

李本将造纸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单列一章进行阐述，对各朝代造纸术的创新与进步作了说明，探讨了古书用纸的演变，介绍了竹纸、皮纸、宣纸等历史上的基本用纸类型;而黄本对此并没有单独提及，而是融入在了对宋元明清刻本的讲述与鉴别之中。其中关于宋刻本用纸的问题，李本认为其多为竹纸，且平常大多认为宋本所用的白麻纸和黄麻纸实际上也多为皮纸，只有北方的少数地区才用麻纸。而黄本认为宋浙本通常所用为白麻纸或黄麻纸，特征为“廉纹”，即因手工造纸是用纸浆浇在竹丝或金属丝制作的框子上，等它干了揭下来之后就会印有框子上竹廉编列而产生的平行暗线。黄本指出宋浙本所用麻纸指纹比较宽，约占两指大小，“可以此作为宋浙本的特征”。李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明确的反驳，认为线纹的宽窄仅取决于帘子的粗细，过去人们以此为判断标准是基于入元之后一切都不如宋所以线纹也变得狭窄拘谨，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可以看出李本的观点较为合理，一切都基于对古籍的实际检测之后下的论断，比黄本观点更具有说服性。

除此之外，两本书在关于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和善本等定义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比如黄本认为像上古的竹简、帛书还有汉代出现的卷子本等，因其已有专门的学者研究而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所以只能算是古籍的异本而不纳入版本的考虑范围，所以将古籍版本的上限定义到唐中叶的前期或盛唐时期。而李本则是从古籍版本的内涵和源流角度进行考虑，认为在人们开始讲究传本的风气形成时，就是对书籍有了区分优劣，校订异同的概念了，所以古籍版本也就应该起源了，即从西汉始。这种对古籍版本上下限的划分也就造成了两本书后文对具体古籍介绍的侧重和选择。关于善本方面，黄本和李本都认为善本最初的涵义为校勘精审的本子。但黄本认为善本分为文物性的善本和真正意义上的校堪精审的善本。李本认为对善本的考察应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个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强调现今善本概念不同于古代藏书家的科学性，探讨了珍本、精本、旧本的提法与不足之处。两种观点亦没有是非之分，但李本所论述的则更为详细。

总的说来，黄本对古籍版本的具体知识多有创见，对古籍版本和装帧中的基本术语多有提及和讲述，对《书林清话》的某些观点有自己的解释和补充说明，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书观点和详尽史料，行文脉络清晰论点分明;对古籍鉴定方法的介绍融合在各朝代各版本的具体介绍之中进行讲述，内容详实;对版本目录部分仅列参考书目，如记版本的简目，讲版本的题跋，书目和题跋合一的藏书志，综合性版本目录等和研究方法;李本则对对版本目录进行了简略说明。对之前的流传已久的具体概念颇多质疑，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重视古籍版本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具体到位，行文简明易懂。对古籍基本鉴定方法和印刷术方面的有关知识讲述的较为详细。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更要明确两本书的优劣之处，结合起来探讨研究，才能更有自己的体会和收获。（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2]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唐宋文学概述篇（11）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娼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娼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