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成因大全11篇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乡镇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乡镇企业存在工艺落后、环境较差、设备简陋，高科技技术匮乏、高素质人员匮乏等元素，导致废物、废水、废气在生产生活中被大量排放至周边环境，如农田、水田等，直接导致了农业环境的重大污染，是农业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也是农业环境的最大威胁。据统计，近年来，农业急性污染事故频发，如固体废物占用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污染、耕种价值受损等。可以说，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生存环境危机，我国的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等多种因素都在这一情况的影响下受到威胁。当前来看，最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有农药污染、化肥污染、养殖污染等。

一、农业污染的主要成因

（一）农药污染

在我国，每单元面积使用农药的量是世界平均使用量的近3倍。统计显示，我国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农药使用国。目前，随着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除草剂已经成为最新型的杀虫剂，在农药使用中占有较大分量。这一情况促使高浓毒药的使用比例得到有效控制。同时，相关科学家致力于生物源农药的发明与研制，其农药结构组成也采用了最新科技效果。尽管如此，我国农药的使用量仍是全球第一位，并且，我国农药使用存在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据统计，在我国每年使用的农药种，仅有两成作用的农药可以被农作物吸收，剩余的农药及其含有的化学物质将随着大气循环、水循环等自然循环途径进入大气、土壤、水，降低农业生产成效，威胁人类健康，损害生态环境。

（二）地膜污染

随着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模式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抛弃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生产方法，采用地膜这一全新形式，抛弃了传统的锄地工程，无需养地，只需在地表铺设一层地膜，即可在温度、湿度适宜，无草无害虫的绝佳环境中开展农业作业。尽管这一技术可以让农业生产者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然而，地膜对于地表环境的损害却是不可估量的。在农作物收割之后，地膜将作为废弃物残留在土壤中，形成透气困难、透水困难的劣质耕作樱无法进行后续的耕种工作。

（三）畜禽养殖

随着社会大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从粮食逐渐提升至肉蛋奶等高级消费层次产品，这一情况导致我国畜牧养殖行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一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难免对环境造成危害，如直接排放的废弃物、腐败分解的微生物、动物粪便等，极易造成水体与耕地污染。

二、农业污染的治理途径

为了更好地控制农业污染，降低农业污染产生频次，严格把控农业污染对于自然资源造成的影响，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可从以下角度考虑开展工作。

积极创新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研究采用高效利用的化肥与农药，优化农药、化肥等产品的使用结构，推广扩散生态保护技术，研究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排泄物的二次利用，加大对于农膜、地膜等相关生产技术的监管力度，鼓励农民多采用天然肥料、低毒性农药、易于进行讲解的安全地膜，通过开展有机农业改革，降低化学物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频率，积极开展农业人员的培训教育，规避农业生产中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农业产品，防患于未然，积极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此外，还要制定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监测农田环境的变化与农业污染情况，根据此来制定治理对策，定期调查农村土壤污染情况，帮助农村管理人员掌握更为全面的数据。并积极为农民推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村现有技术水平的提升，及时淘汰陈旧的农业技术，减少化学药物的投入，在保护农业环境的同时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收。

三、结束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十多亿人口需要我国有限的农业资源不断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由于早些年对于农业资源的大肆滥用，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走到艰巨困难的转折期，这要求相关从业人员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技术与管理经验，探索出一条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参考文献：

[1] 葛继红，周曙东.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发了农业面源污染――以化肥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03）.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2）

1.1 缺乏环境保护主观意识

虽然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虽总体上日益增强，但是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还不能自发的、主动的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农村绿色生产、文明生活的习惯尚未养成，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习惯对环境造成破坏。

1.2 经济结构单调，发展较粗放

广大农村地区经济主体主要为农业生产和小手工作坊。虽然乡镇企业数量众多，但是其技术起点较低，工艺陈旧、设备简陋、能源消耗高，甚至有的乡镇企业本身属于污染较重的行业，又缺乏污染的有效防治，对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总体上属于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模式，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1]。

1.3 缺乏环保资金投入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及其体制，制约着农村环保的投入力度。乡镇财政普遍负债严重，对农村环保大量投入力不从心。农村环保投资回报率较低，制约着社会资金对其投入。自2008年开始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以来，虽然中央财政针对农村环境问题投入有所倾斜，但是整治的数量及效果不甚理想，村庄环境“脏、乱、差”现象依然明显，绝大部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治理，农村环境形势严峻[2]。

1.4 缺乏必要的环境保护体系

乡镇、村（ 社区） 等基层环境保护工作归属县级环境保护局部门，而县级环境保护局部门人员力量有限，无法深入各村镇进行环境保护工作。有的地区乡镇设置环保助理工作人员，但是缺乏经费，主要为义务性服务，而且环保助理工作人员缺少基本的环境保护知识。

2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对策

2.1 强化环境保护宣传与教育，促进农村形成环境保护的共识

必须采取强化教育、监督、考核等多种途径，促进社会各界形成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共识。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环境警示教育与法制教育，组织开展各种农民喜爱的科普宣传和文化体育等活动，注重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广大农民革除陋习，倡导科学、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的广大农民群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2.2 做好农村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生态经济

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长远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因发展阶段施策构建美丽乡村。要基于不同村庄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找到最适合当地发展的路径。另还要注重培育文明乡风。在不断改善农村基本面貌的同时，要大力倡导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乡风民俗，培育形成人人爱护美丽乡村的社会氛围。

2.3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投入

设立农村环境保护基金，进一步开放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资金投入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竞争机制。对农业部门改水改厕、建设部门的城乡垃圾收运体系建设、林业部门的四园万村、文明办的生态村建设、国土环境部门的土地整理项目以及当地政府的美丽乡村计划、百里百村计划等建设资金进行整合，建立稳定的农村环保资金渠道，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统一行动，提升新农村建设示范效果。

2.4 建立农村环境监督管理体系，完善环保工作体制机制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3）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 guided by the ecological science, and human ecological rules consciously taken certain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ivities. Along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pollution problem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presses for solution of major issue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five countermeasures, refers to the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Environment pollution; Problem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X5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引言

环境污染是人类活动排入环境中的物质或能量给环境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热污染等不良影响和作用。而农村环境保护，既涉及环境污染防治又存在着生态环境破坏与恢复保护两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农村多数地方存在着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开发占地与生态破坏因素，危害群众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

在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形势下，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污染也在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我国农村污染的现状是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相互污染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等较为严峻的形势。农村污染种类繁多，产生量大，分布面广，治理难度较大。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农村垃圾、人畜粪便、作物秸秆等固体废弃物及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的处理，化肥的减量合理使用，农药和有机物的控制，水土流失的治理等等方面。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是我国环境保护管理的难点所在，在城市环境得到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农村环境污染已经阻碍了农村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已引起广泛关注。

二、农村环境污染的危害

1、影响水环境质量

由于农田中氮磷流失、畜禽养殖粪便及生活污水无序排放以及水产养殖加工的污染，成为水域氮磷污染的主要来源；加上不少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河沟，更使水质污染加重。目前，农村尚有不少村民直接以井水、地表水为生活饮用水源，人体健康受到潜在威胁。

2、影响耕地质量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在加剧。地膜使用后嵌入土中，使泥土失去活性。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同样惊人。化学肥料施于土壤中，被作物吸收的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大部分在雨水的作用下或者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者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地下水是人们生活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化学肥料将导致水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过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还会在口腔及肠道中迅速转化成亚硝酸盐，并形成亚硝酸基化合物，引起食道癌、胃癌等消化系统的癌症。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3、破坏空气质量

随意焚烧工业垃圾、生活垃圾，或者露天堆放农村生活垃圾，蚊蝇丛生，臭气熏天，容易传播疾病，破坏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须知现在很多的病症与环境存在着太大的联系。

总的来说，农村的生活垃圾由过去易自然腐烂的菜叶瓜皮发展到塑料袋、快餐盒、废电池与腐败植物的混合体，其中许多东西无人回收，不可降解。农民自身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垃圾乱倒乱放，大部分农村既没有垃圾存放点，也缺少处理场所，严重污染了水源和土地。由于现在农村的环保配套设施跟不上，电池，电器随意丢弃，造成电器污染。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压力增大，不少城市将污染型企业转移到郊区或农村，某些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而不惜引进污染转嫁型企业，这些因素都造成农村环境质量下降，环境保护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三、农村环境污染面临的主要问题

1、土壤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按耕地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单位面积施用量。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导致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造成了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农业地膜的使用后碎片掩埋在土壤中加剧土壤污染，由于没有完整的配套地膜收集管理系统，大量地膜短时间内难以降解。

2、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和畜禽粪便污染

农村生活垃圾不能得到有效处理，生活垃圾在沟渠、村头路边，随意乱倒堆积，成为新的污染源；我国乡镇生活废水超过2500万吨，农村生活污水基本全部直排，收水管网基础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匮乏，农村灌溉水形成的径流，化肥、农药使用后形成的面源污染问题突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养殖专业户越来越多，规模逐渐扩大，但是，大多数养殖专业户对畜禽场排放废弃物的处理和贮运能力不足，畜禽产生的固体粪便随意露天堆放，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无害化处理，不仅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导致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污染加剧。

3、大气污染

农业废气污染源来自农用燃料燃烧的废气、某些有机氯农药对大气的污染，施用的氮肥分解产生的NOx等。民用炉灶及取暖炉燃煤排放污染物（烟尘和有害气体），秸秆及垃圾焚烧废气，垃圾在堆放过程中由于厌氧分解，排放二次污染物。

4、乡镇企业工业污染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技术含量低的小规模、小作坊的乡镇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造成污染，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明显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5、农民的环保意识较差，重视程度不够。

环保意识问题是导致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强，温饱即足，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时，片面强调眼前和局部利益，没有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二是相当部分企业环保意识淡薄，在利益驱动下，在防治污染上消极对待，有的甚至闲置污染处理设施搞偷排。三是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力度不够，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总体不强，许多群众往往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或投诉，而对自身破坏或影响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

四、农村环境污染整治对策研究

加快探索和开发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模式。例如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有效治理措施、沼气池与生态果园建立、垃圾无害化及污水生态处理等。农村污染面广分散，多个方面开展治理技术推广与应用工作。

1、重视农村土壤污染防治

做好土壤污染修复试点工作，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搬迁企业必须做好废弃厂区土壤修复工作，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超标耕地实行修复治理。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加大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和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灌溉水源、农药和化肥使用的监督管理。积极发展有机食品，建设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加大生产基地土壤、水、大气环境质量监测。

2、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和畜禽粪便污染无公害处置

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调整，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认真做好应用水源地保护、畜禽养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技术，实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发展使用清洁能源，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1）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

逐步在小城镇和较大村庄建立垃圾集中收集点站，对生活垃圾实行定点存放、统一收集、定时清运，开展资源化利用或集中处理。充分依托现有城镇垃圾处理设施，逐步推广村收集、镇（区）中转、市（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

（2）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在人口分散的农村地区，可采用沼气池净化、构建人工湿地等方法进行分散处理；在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要根据生活污水排放的水质与水量，采用强化一级处理或通过沼气池净化处理，也可将生活污水并入附近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开展行政村污水处理设施试点及示范建设。

（3）推广清洁能源污染净化新技术

大力发展农村沼气，综合利用作物秸秆，推广“四位（沼气池、畜禽舍、厕所、日光温室）一体”等能源生态模式。结合“一池三改”农村沼气能源建设工程，资源化利用人畜粪便，这种养殖—沼气工程—种植业所构成的食物生态链，实现了养殖场系统内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最终达到系统内粪污的“零排放”，具有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环境效。在秸秆资源较丰富的农村聚居区，推行秸秆机械化还田、秸秆气化集中供热或发电工程，积极扶持秸秆收购企业和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具体如推广农村省柴节煤，创建以沼气为纽带的能源生态工程模式，重视对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以及大力推广太阳能热利用技术、风能、地热能、微水能等新能源。

（4）加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结合实际科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依法关闭、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对于新建、改建、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对现有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进行限期治理。鼓励建设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通过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等措施，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3、做好乡镇规划防治点源和面源污染

村镇产业发展必须符合村镇环境保护规划，新建项目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确保稳定排污达标，引导和鼓励村镇工业企业实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采用先进工艺技术，规范矿产资源开采行为，建立生态恢复责任制，对已造成生态破坏的矿区逐步采取生态修复措施，实施各类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进一步强化各类园区的环境保护措施；工业园区建设要推进同类企业、行业的集中，形成区域布局合理的产业发展集群；农业园区建设要以集约化、规模化、循环化为原则，从区域农业产业特色出发，基本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4、加大农村自然生态保护

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为重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农村生态环境。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加强对矿产、水利、旅游等资源开发活动的监管，遏制人为生态破坏。重视自然恢复，保护天然植被。加快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严控土地退化和沙化。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外来有害物种、转基因生物和病原微生物的环境安全管理，严格控制外来物种在农村的引进与推广，保护农村地区生物多样性。

5、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造成农村环境污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的重视不够，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环保工作。加大农村环保宣传，提高农民环保意识、转变传统观念、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宣传册等载体，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环保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广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帮助农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为充分发挥江苏的教育、科技、人才、交通、工业、开放等资源优势，江苏根据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果断实施“两个率先”、沿江发展、创新推动等战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

截至2013年末，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161.7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产值3646.08亿元，第二产业实现产值29094.02亿元，第三产业实现产值26421.65亿元。人均GDP达到74607元（折合12047美元），高于全国32699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36373.32亿元，财政收入实现6568.46亿元，人均实现消费26622.79亿元。实际利用外资332.59亿元，进出口总额5508.44亿美元（其中出口3288.57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3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98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2602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江苏土地面积占比为48.7%，人口占比为50.1%，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为50.0%，其中：第一产业占比65.6%，第二产业占比为52.4%，第三产业占比46.2%。

江苏经济在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环境污染面日益扩散，环境质量恶化日趋加剧。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十大水污染事件中，就有2件发生在江苏境内。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江苏经济转型发展、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不言而喻。

二、文献回顾

对环境与经济增长较早的理论研究，始于D’Arge（1971），他在Harrod模型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Forster（1972）则较早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考虑了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将存量污染视作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假设污染的产生是由于资本的使用而导致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Forster（1973）进一步分析了环境污染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其效用函数中同时包含了消费与污染，并且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占用资本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源，因此在最终的均衡点上，消费水平和资本水平均比新古典模型Stokey（1998）在其AK模型中，假设低收入水平时使用污染最严重的生产技术，这可以理解为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污染所带来的负面效用。这时，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而污染的边际效用却在增加，最终使得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获得在经济发展中使用。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开始是环境污染不断增加，后来由于清洁技术的大量运用使得污染逐渐减少。

孙刚（2004）在Stokey（1998）、Aghior和Howitt（1998）的分析框架下，进一步分析了环境保护对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影响。他通过模型分析认为，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只有环境污染治理的边际贡献率足够大，在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Andreoni和levinson（2001）则构建了一个更为简单的微观模型，发现不同特点（规模报酬）的环境污染处理技术，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

崔宁宁等学者（2005）分析了江苏省历年来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特征的关系，认为其符合EKC（环境库茨涅曲线）理论，并且这一曲线尚未达到转折点。吴玉萍（2002）、刘耀彬（2003）、杨凯（2003）、王宜虎（2006）等人的研究，则分别证实了北京、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EKC的存在及其特征。刘应希（2005）根据广州市18年来S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发现广州的SO2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存在”M”型关系，它是2个单列的“倒U型”曲线。

三、江苏环境污染现状

“九五”以来的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江苏经济在以两位数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增长速度也在加快，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统计分析数据显示：整个“十五”期间以及“十一五”中期之前，江苏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速度均呈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十五”期间环境污染增长速度最快。进入“十二五”以来（2011―2013），随着全省各地对环境污染治理强度的逐步加大，工业“三废”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是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则出现时多时少的波动现象。

1、工业废水排放现状

“九五”期间，江苏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逐年增长，反而呈现逐年减少的特征。2000年比1995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减少1.83亿吨，年均减少0.366亿吨，年均削减1.66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工业废水排放量急剧增加，由2000年的20.19亿吨猛增到2005年的29.63亿吨，五年增幅为46.76%，年均增长9.35%。“十一五”期间，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减少，由2005年末的29.63亿吨减少到2010年末的26.38亿吨，排放总量减少3.25亿吨，排放量年均减少0.65亿吨。进入“十二五”以来（2011―2013），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减少，由2010年末的26.38亿吨减少到2013年末的22.06亿吨，排放总量减少4.32亿吨，排放量年均减少1.44亿吨，年均排放削减率为5.8个百分点。

全省排放的工业废水中，大部分来自于苏南地区，这是由于苏南工业较为发达，并且其发展速度快、资源能源消耗多。以2013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全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22.06亿吨，苏南五市（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下同）排放量合计达到13.7亿吨，在全省的排放量占比为62.1%。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最多的是苏州市，最少的是镇江市。

（1）化学需氧量排放及比较。在“九五”和“十五”期间，江苏在对污染物排放的调查统计中，未将化学需氧量列入统计范围，更未将其列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范围。“十一五”中期以来，江苏正式将化学需氧量列入调查统计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末至“十二五”期初，该项指标增长幅度较大，2011年比2010年排放量猛增45.82万吨，增幅达到58.15%。随后，这项指标呈现逐年微小减少态势。在苏南地区，该项指标值约占全省的1/4强，其中：排放量从高到低的城市依次分别为南京市（203040t）、苏州市（85941t）、镇江市（41890t）、无锡市（39072t）、常州市（37871t）。

（2）氨氮排放及比较。“十一五”期末，江苏氨氮排放量为6.3万吨。进入“十二五”以来，该项指标有所升高，尤其是从2011年明显开始攀升，2011年排放量比2010年增长幅度为149.52%。2012年比2011年排放削减0.41万吨，排放量削减2.61个百分点。2013年比2012年排放减少0.57万吨，排放削减3.72个百分点。就苏南地区而言，该项目排污指标占全省的31.58%，而苏南的5个城市中南京和苏州排放量最大。

2、工业废气排放现状

“九五”期间，江苏工业废气排放量五年间递增15.33%，年均递增3.06%，排放量增长较缓。“十五”期间，江苏工业废气排放量剧增，五年间净增加量达到11118.38亿标立米，五年增速达到122.47%，年均增速为24.49%，是近二十年来工业废气排放最多的五年，其增速远超过江苏这一期间的GDP增速。“十一五”期间，江苏工业废气排放量净增11016.35亿标立米，五年间排放递增54.55%，年均增速10.91%，比“十五“期间年均增速回落13.58个百分点。这说明，江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较上一个五年而言有所减少，但仍以年均10.91%的速度递增。如图1所示。

（1）二氧化硫排放及比较。“十五”以来，江苏二氧化硫排放呈现期初较少、中期大幅度增加、期末微量减少的变动趋势。其中，“十五”期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出现剧增现象，2005年较2000年排放量净增53.01万吨，年均增加排放10.6万吨，年均增速12.57%。“十一五”期间，这一指标值减少32.29万吨，年均减少6.46万吨，年均削减率为4.7%。“十二五”的前三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十一五”期末值相比，排放减少11.21万吨，年均减少排放3.74万吨，年均削减3.54%。江苏排放的二氧化硫，有近一半来自苏南地区。在苏南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硫，有60%来自于南京市和苏州市，40%的来自于无锡市、常州市和镇江市，其中常州市的排放量最低。

（2）氮氧化物排放及比较。“十二五”以来，江苏氮氧化物排放量呈现逐年减少态势，截至2013年末，3年内减排氮氧化物19.77万吨，年均减排6.59万吨。2011―2013年间，年均排放削减4.29个百分点。在江苏排放的氮氧化物中，有53.63%来源于苏南地区。苏南五市排放量由高到低的城市依次分别是：苏州市（249636t）、无锡市（148750t）、南京市（143701t）、常州市（13502t）、镇江市（82025t）。

（3）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及比较。“十五”以来，江苏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其间：“十五”期间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急剧增加，其增长速度年均达到21.68%，远远超过江苏GDP的增长速度;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连续治理，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呈现逐年减少态势，五年累计减排33.07万吨，年均削减率为8.47个百分点;在“十二五”的前三年，这一排放量先后出现“增加减少“、”增加减少”两次波动现象，即：2011年比2010年增加排放量3.62万吨、递增8.04个百分点，2012年比2011年减少排放9.04万吨、削减18.59个百分点，2013年比2012年增加5.96万吨、递增15.05个百分点。这说明，江苏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在多年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上，虽有减排，但是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江苏排放的工业烟尘粉尘总量中，有50.76%来自苏南地区。表1反映了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镇江的排放数量及其在苏南地区乃至全省的占比。其中：排放量和排放增速从高到低的城市依次为：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

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现状

“九五”以来，江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体呈递增趋势，并且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九五”期间，工业固体废产生量年均递增3.06%，进入低速增长期;“十五”期间，固体废物产生量年均递增17.9%，进入高速增长期;“十一五”期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年均递增11.49%，虽然较“十五”期间增速放缓，但仍属于快速增长期;“十二五”的前三年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年均递增6.59%，进入中速增长期。

江苏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有60%多来源于苏南地区。2013年，苏南五个城市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中，有37.52%来源于苏州市，有25.61%来源于南京市，有15.88%来源于无锡市，有21%分别来源于常州市和镇江市。换言之，苏州市和南京市是苏南地区产生工业固体废物最多的城市，而常州市和镇江市则是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较少的城市。

四、江苏环境污染的成因

其一，部分重点行业及以及少数支柱产业成为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地，其运行惯性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举步维艰。

2012―2013年间，江苏省调查总队曾经对江苏20个重点行业的部分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笔者根据这次调查统计资料，运用指数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将调查数据重新进行计算和整理，得出一套新数据。通过这些新数据，可以分类分析不同行业污染物排放指数，及其对环境质量的损害影响程度。

重点行业排放工业废水比较。该项行业排放指数显示：农副产品加工业（0.0322）、酒和饮料与茶叶制造业（0.0491）、纺织业（0.2750）、造纸和纸制品业（0.0724）、石油加工与燃料加工业（0.0347）、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0.2045）、金属制品业（0.0302）、医药制造业（0.0265）、化学纤维制造业（0.036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0499）、金属制品业（0.030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0712）、电力和热力生产供应业（0.0187），都是排放工业废水的行业，其中：纺织业（53040.03万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39439.38万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9642.45万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3739.49）等行业，都是排放工业废水的大户。

重点行业排放化学需氧量比较。该项行业排放指数显示：农副产品加工业（0.0729）、酒与饮料和茶叶制造业（0.0752）、纺织业（0.2219）、造纸和纸制品业（0.092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2253）、化学纤维制造业（0.035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0388）、医药制造业（0.0351）、石油加工和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业（0.0317）都是排放化学需氧量较多的行业，其中纺织业（40695t）、农副产品加工业（13385t）、酒与饮料和茶叶制造业（13784t）、造纸和纸制品业（16890t）、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41305t）、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7107t）、计算机与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8298t），都是工业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大户。

重点行业排放氮氧化物比较。该项行业排放指数显示：纺织业（0.218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2812）、农副产品加工业（0.0652）、酒与饮料和茶叶制造业（0.0778）、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业（0.0662）、石油加工和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业（0.0576）、化学纤维制造业（0.031）、金属制品业（0.0242）、计算机与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0491）等行业，均为排放氨氮化物较多的行业。

重点行业排放工业废气比较。该项行业排放指数显示：石油加工与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0.022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0521）、化学纤维制造业（0.010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93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3658）、电力和热力生产及其供应业（0.3311）、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业（0.0152）等行业，都是与工业废气排放直接联系紧密的行业。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7778.53亿立米）、电力和热力及其供应业（16092.01亿立米）、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539.36亿立米）、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531.13亿立米）和金属制品业（1736.36亿立米），废水排放量位居20个被调查行业的前五位。

重点行业排放二氧化硫比较。该项行业排放指数显示：电力和热力生产及其供应业（0.463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145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1026）、造纸和纸制品业（0.0442）、纺织业（0.05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649）、石油加工与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0.0565）等7个行业，位居被调查的20个行业之首，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位居前五位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18847t）、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83665t）、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3004t）、石油加工和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业（46061t）、纺织业（42079t）。

重点行业排放工业烟（粉）尘比较。该项行业排放指数显示：电力与热力生产及其供应业（0321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228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184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0822）、纺织业（0.0414）、石油加工与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00.0362），位居被调查的20个行业前六位，其烟尘粉尘排放量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124048吨、88220吨、71412吨、31758吨、15990吨、13920吨。

重点行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比较。该项行业产生指数显示：电力与热力生产及其供应业（0.401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374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0.057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326）、煤炭开采与洗选业（0.0324），位居被调查的20个行业的前五位，它们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从多到少依次分别为：4128.21万吨、3846.04万吨、595.33万吨、334.77万吨、333.48万吨。

其二，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生活消费在增加能耗的同时也增加了污染物排放数量。

（1）人口规模扩大导致生活能耗显著增多。1978年末，江苏人口总量为5834.32万人。截至2013年末，江苏人口总量增加到7939.49万人，35年间人口数量净增2105.17万人，年均增速0.9个百分点。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日益追求更高质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除衣食住行消费之外，人们对能源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因此，在人均GDP不断提升的同时，人均能耗也同步增长。“十五”期间，江苏生活消费的能源总量从688.91上升为1098.27万吨标准煤，净增409.36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速11.88%。“十一五”期间，江苏生活消费的能源总量从1098.27上升为1882.82万吨标准煤，五年间净增耗能784.55万吨标准煤，年均耗能增速14.29%。“十二五”的前三年，江苏生活消费的能源总量净增652.5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量217.53万吨标准煤，年均能耗增速11.55%。

（2）城镇生活排放多种污染物，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表2分类反映了苏南地区生活污染物排放程度。从该表可以看出：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南京第一、无锡第二、苏州第三;城镇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南京第一、镇江第二、无锡第三;城镇生活氨氮排放量南京第一、苏州第二、常州第三;城镇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镇江第一、南京第二、苏州第三;城镇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常州第一、镇江第二、苏州第三;城镇生活烟尘粉尘排放量镇江第一、南京第二、无锡第三。

（3）民用车辆保有量急剧增加，汽车排放尾气加剧了大气污染。截至2013年末，江苏民用汽车拥有量为16492846辆（个人拥有率为89.41%），其中：载客汽车8405278辆，载货汽车967900辆，其它汽车170643辆，摩托车6853757辆，挂车95235辆，拖拉机760582辆。就机动车而言，全省拥有1722万辆，一个地级市最多拥有264万辆（苏州）、最少也拥有79.2万辆（连云港）。这些机动车在消费汽油的同时也排放大量的尾气，已经成为城镇大气的主要污染源。这是因为：机动车行驶需要燃烧燃料，其排出的废气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不但污染城市空气，还危害人体健康，损害资源、庄稼与植物，还会导致农业遭受污染，使生态失去平衡。

其三，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强，环境治理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2%至3%时，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 “十一五”期间，江苏用于工业污染治理项目的资金投入呈现逐年减少现象，2010年度投入的治理资金仅是2005年的47.75%，环境污染面在扩大、污染程度在逐年加深，而用于治理污染的资金投入却逐年减少。“十二五”的第一年，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资金是2010年的2.3倍，此后，投入资金逐年增加，其中：2012年比2011年净增13.9亿元，递增30.59%;2013年比2012年净增18.61亿元，递增33.31%。尽管如此，这对于治理三十年来不断积累并逐年加重的面广量大的环境污染，在短时期内只能局部见效，尚不足以大幅度改善被污染的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

五、结论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江苏经济连续多年高速运行，积累了丰硕的经济成果，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各省前列，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全面提升。同时，江苏的环境污染是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经济发展呈现两位数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呈现两位数增长，并且污染面在不断扩大、污染程度在不断加深。

环境污染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人口增长、工业生产、煤炭消费、石油消费、电力消费对环境污染都有一定的影响。笔者根据江苏数据、运用回归方程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城镇生活、工业生产与电力需求，都会产生和排放废水，其对废水排放总量的总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7136、0.7822和0.6837。工业生产、煤炭消费、石油消费和电力消费都会产生和排放废气，其中对废气排放直接影响力最大的是煤炭消费，其次是石油消费。电力消费和工业生产直接产生的影响较小，他们主要是通过对煤炭消费和石油消费而间接产生的。随着城镇居民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的刚性需求不断增加，以及1700多万辆城镇机动车对汽油、柴油消费量的大量增加，废气产生与排放量也不断增加。江苏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有些成效是局部性的，并不是全局性的。显然，“十三五”期间江苏环境污染治理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江苏各地只有彻底放弃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转型，有效遏制环境恶化，促进生态环境平衡。为此建议做到以下几下方面。

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政府应出台促进环境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治理市场化的专项政策，这些政策应当涵盖工业污染治理市场化的定义、范围、原则、手段、模式、奖惩等方面的内容。对于重点污染行业（区域），可采取集中式治理模式，也可委托第三方环保公司有偿治理。

促进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加快环境保护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集成与自行研发。加大环保先进适用技术示范与推广力度，促进环保产业链上的各相关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建立和完善相关运行机制。在工业领域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应用推广机制，在工业生产的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治理污染的同时，应借鉴日本经验，及时启动应急机制，采取救助、赔偿和环境修复等有效措施。必要时，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相关企业实行高额罚款、关停并转、司法处理等强制性措施。建立多方参与的环境信息公开和监督体系，探索形成江苏特色的环境治理联动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资源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就业税收贡献大的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适当提高轻工业比重、降低重化工业比重，尤其是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行业发展，控制其产量，强制其削减污染物排放量，通过整合资源逐步减少乃至淘汰高污染行业。加快运用环保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和改造江苏传统产业（包括一些支柱行业），例如电力、纺织、化工、造纸、金属冶炼等行业，使它们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加大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建议采取立法（如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条例）形式，明确规定各级财政用于环境治理资金投入量占本地区GDP的比重，设立该项资金专户，确保足额投放，及时向社会公布资金开支与审计信息。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促使各类企业提供足够的治理资金用于本企业的节能减排。逐年加大对环保科技的研发投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环保产业，完善环保优先的信贷体系，开辟更多的环保产业融资渠道。

（基金课题：本文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十二五”重点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L-14001;项目负责人：戴子刚）。）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统计局：2010―2014江苏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2] 镇江市史志办：2005―2014镇江年鉴[M].方志出版社，2014.

[3] 崔铁宁：由北京雾霾印发的环境保护建议[J].团结，2013（12）.

[4] 李永荣、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

[5] 苏明、刘军民、张洁，促进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研究[J].财政研究，2008（7）.

[6] 张艳丽：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对策及建议[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4（9）.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5）

十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6）

关键词：

环境污染责任险；困境；对策；保险法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概述

1、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内涵环境污染问题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十分巨大，一些制造类的中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污染，而一旦被确认需要承担污染责任，则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如何有效的分散企业的责任风险，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的损失，让环境污染受害者得到有效的赔偿成为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内容。环境污染责任险是环境侵权行为人因从事保险合同约定的业务活动，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或者治理责任为标的责任保险形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够分散企业活动的风险，在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不仅能够减轻企业的负担，而且能够让受害者得到有效的救济。

2、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一种类型，是以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免去被保险人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需要支付巨额的赔偿金，能够有效的保障被保险人的生产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者可以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获得及时的赔偿，通过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的方式，可以节约成本且减少纠纷，有利于环境污染事件的解决。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困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面临的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也加大，我国目前环境污染事故高发，当前许多企业无力承担巨额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而破产的现象较多。因此，需要利用保险工具有效的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效的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但是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不是强制责任保险，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1、企业参保意愿不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于2008年开始试行，如今已经快有九个年头，但是国家一直并未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强制性保险要求企业购买，如2014年深圳市进行调研，深圳作为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城市之一，2008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以来，深圳的企业中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数量较少，仅仅为300多家，而深圳的企业有上千万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201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业务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新险种的增长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参保企业中，依然有部分的企业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值得购买。自然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但具有消费中的竞争性，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必然会造成负外部性。而对于企业而言，由于污染环境成本低且处罚力度不够，企业并无保护环境的激励，反而会为了追求低成本和高收益而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前企业缺乏安全意识，而且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上存在宣传不足，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侥幸的心理，一些企业认为如果发生环境污染事件，自然有政府在背后买单，而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会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规定并不明确，并未建立一种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第52条仅仅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未规定企业必须投保，因此许多企业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并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在我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保险机构配套体系设计不完善我国的许多企业不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仅仅在于国家并未推行强制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我国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时间也比较短，虽然不断有地区在试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有不少的保险公司积极的响应国家的政策而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品种，但是从当前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上看，存在保险产品单一的现象。1）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并未明确。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企业必须要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而且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的规定上并未明确。由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为投保对象，许多企业缺乏参保的积极性，从保险的增长率上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业务增长率过低，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开展专门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而我国只有几家保险公司如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保险公司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保险业务与保险条款，我国多数的保险公司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种观望的态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风险过大，而且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在当前法律制度都未明确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保险公司的损失，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存在单一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预计，而我国缺乏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立法上并未明确，导致保险公司为了减少业务损失，往往缩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仅仅设计以第三者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作为保险给付标的保险产品，在这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设计中，保险公司的风险容易控制，而且一旦发生环境污染损害事故，保险人赔付的范围也比较明确，容易确定具体的金额。在这种情况下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际上与一般的损害保险制度进行等同处理，无法凸显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对于企业如何在污染事件后恢复生产、治理被污染的区域等方面的赔偿标准并未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面临的风险比较高，而且金额难以估量，因此保险公司很少会涉足这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3）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评估机构与标准存在差异。我国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并不完善，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来说，一起环境污染事件导致受害人的身体发生损害或者财产遭受损失，保险人需要赔付时往往需要进行一定的评估，而当前的评估机构不一，每个机构采取的评估方法存在差异，对于环境污染损害的评估国内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因此在评估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前国内缺乏评估标准，地区之间的评估机构资质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化的评估结果往往容易导致善后存在较大的争端。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承保前需要评估风险，而不同的评估机构评估采取行业惯例的方式进行评估，导致投保人的保险费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利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

三、完善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设想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当前的环境保险是一种索赔型的责任保险，也就是说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发生的对被保险人环境责任索赔的事件，保险人都应当承担给付义务。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索赔型的环境责任保险能够有效的减轻企业的负担，而且在企业的存续期间，企业可以一直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效的分散企业的风险。

1、推行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规定是国家鼓励，原则上是一种自愿投保的模式，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上看，企业不愿意投保，而环境污染事件容易导致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对于环境高危领域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我国应当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如美国、德国是推行强制投保的方式约束企业，而英国与法国采取的是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我国应当采用强制投保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模式，通过立法对一些具有较高环境污染风险的行业作为强制投保的对象，要求企业必须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类行业如石油、化工等。对于一些污染低、风险小的企业采用自愿投保的方式，有效的防治我国的环境污染。

2、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推行存在一定的困境，一方面是企业从生产成本的角度不愿意购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不健全。因此，我国应当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1）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当前我国缺乏全国统一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构，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比较少，我国的许多保险机构从风险与利润的角度上不愿意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与业务。因此，我国应当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我国可以通过政策规定规模大、资质好、配套设施健全的保险机构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建立行业统一的保险费率标准、开发多元化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从而有效的规范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2）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企业不愿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保险人的承保范围过窄，仅仅是对第三者的环境污染人身与财产损害进行赔偿，这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其他的保险存在相似性，无法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护环境、减少损失的效果。因此要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切实的提升企业的参保积极性。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7）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WwW.133229.cOm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8）

(一)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购买必须完善环境污染风险的防范措施，否则造成的环境污染将处于免赔状态。因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越多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购买，那么对于环境保护而言就越有利。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追究责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意外环境污染事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也是不完善的，而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额度有限，许多环境事故肇事者只承担了少量的污染损失，当地社会和地方政府则赔偿大部分的损害，而且受损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往往并不计入污染损失当中。正因为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责任规定的不是很明确，许多环境肇事者承担的少，所以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觉得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慢慢实行强制购买，从自愿到强制在这种过渡过程中，一般都是慢慢进行。从自愿到强制一般而言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自愿购买;第二个阶段: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第三个阶段: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第四个阶段:完全强制。这四个阶段一步一步实现完全强制，每一个阶段其实变化的最主要的就是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量。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量不高就是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只有让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自愿并且乐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以后才能够顺利实行完全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为当我国将来实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心甘情愿，那么就不会产生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避免了有可能的社会问题。因此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是一定待解决的问题。

(二)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作为一种企业，同样具有追逐利益的性质。企业投保前，保险公司为了确定合理的费率，会雇请专家对企业进行进行环境风险勘察和评估，这是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成本的。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由于缺乏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环境风险的识别和量化难度很大，而且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也比较大，保险公司很难判断企业的根据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产品定价。保险公司的盈利预期很难确定，社会对它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不高，因此导致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多。根据2012年5月28日南报网讯报道，记者从南京环保局获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项目招标已经完成，一共有5家保险公司通过了招标。虽然相比于截止2008年国内总共只有几家保险公司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是保险公司参与程度还是达不到，我国将来实行强制性保险的程度。保险公司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数量不多，会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失去一个比较完整的保险体系作为支撑，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间一环过于薄弱，根本无法大范围大规模实行，直接影响保险从自愿到强制的过渡。也正是由于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宣传力度不够，才使得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认识度不够，购买欲望不强，这样保险就间接影响了保险从自愿到强制的过渡。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保险自愿到强制的进程。因此保险公司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的政府促进机制

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和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根据2015年5月7日安顺在线的报道:“对按规定投保的参保企业，市环保局会将其投保信息通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同时，各级环保部门可在企业项目审批、评先评优、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投保企业有一些鼓励措施，只是一些优先支持，规定的十分不明确。笔者认为政府的措施很重要。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政府应该是一个促进机制。笔者认为应该由政府干预，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并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补贴制度，最后为了加强自愿购买程度，政府应该对购买与不购买保险的企业区别对待，给予积极购买保险的企业一些除补贴外的政策性好处。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政府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够成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的促进机制。

(一)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

由于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追究责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许多环境事故肇事者只承担了少量的污染损失。大部分的环境污染损失都是最后由

国家承担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便不会害怕意外的环境污染，少量的污染损失相比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成本与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要改善环境污染风险措施的成本而言，似乎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加有经济利益。毕竟企业都追逐更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权衡之下，选择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是意料之中。企业投保积极性由于这种原因，导致投保量十分不可观。因此笔者认为没有法律的明确约束，很多企业会选择钻法律的空隙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尝试制定出明确环境污染事故中赔偿责任和发生意外环境污染赔偿机制的法律。只有当法律明确了环境污染事故中赔偿责任和发生意外环境污染赔偿机制，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为了避免巨额的赔偿可能，而选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此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使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为了企业以后的经济利益，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高了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

(二)政府有关部门实行环保保费补贴

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额，采用保费补贴的办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投保量十分足，效果十分可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性保险，具有保费补贴的话，对需要投保人而言，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企业征收适当的环境保护税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排污费制度中收的排污费就属于环境保护税收。借鉴采用保费补贴的办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笔者认为政府的有关部门收取的环境保护税中应该拿出一部分作为环保保费补贴。环保保费补贴是针对于投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当然环境保费补贴万一不够的情况下应该由国家财政出部分钱，作为该补制度的依靠。只有在有稳定利益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和具有污染风险的公司才会有投保积极性，主动参与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当中，提高投保量。实行环保保费补贴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自愿性投保到强制性投保过渡中，有效解决可能产生的问题。也是政府但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进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三)政府对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区别对待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强制性保险过渡到自愿性保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具有污染性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如果政府在违背大多数企业自愿性的前提下强制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转变成强制保险，要求企业必须购买，那么必定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矛盾。笔者认为本论文前面提到的减免税款，实行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保量，但考虑到某些企业不在乎这些税款和补贴。所以在此过渡期间，政府必须想出一个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区别对待，对于投保企业给与的好处是企业无法抗拒的行政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政府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形成全方位的促进机制。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情况进行信息公开，使大家都有能够具体了解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进展情况。对于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相比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更多一点的环境污染指标。环境污染指标对于一个具有污染性风险的企业而言十分重要。应为这个指标是政府给的，假如超过了指标要么就向指标没用完的企业购买指标或者缴纳高额排污费。我国与环境污染指标有直接关系的制度是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而言环境污染指标是直接无经济利益挂钩的，有很现实的利益。对于鼓励自愿投保政府还需要更大的力度促进，将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购买作为某些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在前面提到的信息公开后，由政府明确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假如有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那么在某一些项目竞标中，该企业就没有竞标资格。笔者认为，这样的行政许可前置条件更能促进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积极投保。政府做到以上建议，区别对待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让未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行政许可前置条件下，不得不综合考虑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利弊，明显的利益趋势下，未投保的企业也会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9）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10）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成因篇（11）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概念界定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当今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其可通过保险费率机制及风险管理指导，促使企业使用环保技术及设备，预防并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保护生态环境；通过赔偿机制及时赔偿受害人损失，保障受害人权益，从而创建和谐社会环境。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需不足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推行中却出现了供需不足的现象。在需求方面，2008年，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地区，湖南曾确定了环境污染风险较大的化工、有色、钢铁等18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但截至当年10月底，只有3家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可见，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明显不足。在供给方面，截至2008年国内只有几家保险公司专门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且大都是区域性的分公司在经营。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

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可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需不足的原因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供需主体的外部性引起的。需求主体污染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其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导致私人活动水平高于社会活动的最优水平。因此在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若无外界干预，污染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一般不会自愿购买此保险，易造成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不足。

供给主体保险公司承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外部经济性，其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导致私人活动水平低于社会活动的最优水平，进而引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给不足。因此，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如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等，保险公司承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外部经济性易造成此险种供给不足。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需不足解决策略

1.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

结合国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法规，尝试指定属于我国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法”和“环境污染保险责任法”，明确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赔偿机制和环境污染保险责任的界定。环境污染方面法律的完善和实施可以促使污染企业为了避免污染事故发生后的巨额赔款，而积极地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改善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不足。

2.政府法制的推动机制

针对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基于不同污染企业的类型，我国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污染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且保险公司采取以“强制型保险”为主，以“自愿性保险”为辅的经营模式，直接改善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不足。另外，加强政府对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这样可以扩大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给。

3.设立“环境保护税”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税制

研究制定“环境报税”，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用于对环境的保护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补贴。相关机构可以将征收的环境保护税一分为二，一方面用于对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补贴，另一方面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基金。这样既可以促使污染企业积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保险责任的积极性，改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研制和供给。

（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框架的思考

1.完善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政府通过环保法律法规规定污染环境所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污染者承担，而不应当转嫁给国家和社会，即污染者承担原则。同时应完善相关的法律，使环境污染的处理有法可依。在环保法律法规的压力下，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为了规避风险，污染企业可通过支付固定数额的保费向保险公司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大额的不确定的环境污染赔偿支出转移出去。完善的环保法律体系可刺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需求。

2.研究有利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财政补贴、“环境保护税”等财税机制

完善政府对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补贴机制，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保险责任的积极性，扩大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给；结合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情况和污染企业的类型，征收不同程度的“环境保护税”，来提高污染企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同时政府合理的运用“环境保护税”，起到保护环境和补贴保险公司的作用。

3.建立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

目前，我国面临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不足现象，而且环境污染的程度越来越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保险公司应该采取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自愿性保险”为辅的经营模式，可以直接改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不足现象。具体而言，污染严重的企业必须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污染轻度的企业可以采取自愿的方式。

另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创新开发、建立专门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和环境保护、救济方面的基金、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再保险机制、提高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