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收与管理大全11篇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1）

一、交通非税征收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技术分析

（一）数据管理技术

数据管理是利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收集、存储、处理和应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充分有效地发挥数据的作用，实现数据有效管理的关键是数据组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管理经历了人工管理、文件系统、数据库系统三个发展阶段。在数据库系统中所建立的数据结构，更充分地描述了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便于数据修改、更新与扩充，同时保证了数据的独立性、可靠性、安全性与完整性，减少了数据冗余，故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及数据管理效率。

（二）码率控制技术

码率控制技术是视频通信应用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它负责编码器各个环节与传输信道和解码器之间的协调。由于视频码流结构具有分层特点，因而码率控制方案一般分为图像层码率控制、宏块层码率控制。图像层码率控制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系统对编码器输出码率的期望、系统传输延迟的限制、传送缓冲区的满溢程度等同，在一帧图像编码前，确定该帧图像的输出期望比特数。宏块层码率控制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图像层码率控制确定的该帧图像的输出期望比特数，给图像各部分选择合适的量化步长。

（三）数字视频存储技术

数字视频技术的发展使得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摄像机、矩阵、监视器的范围，越来越多的是网络技术和视频存储技术。DVR及DVS的广泛应用，使得视频的存储不在局限于单个的直连硬盘，人们的不再考虑一个DVR机箱可以挂几块5OOG的硬盘，而是考虑使用DAS还是SAN来完成海量T级别的视频数据存储了。对于海量的数字视频，存储系统的负荷非常巨大。系统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数据需要不断的写入，同时可能伴随着导出，读写操作可能同时存在，对于数据吞吐率的要求也很高。目前主流的存储技术包括DAS、NAS和SAN。DAS是直连式存储，存储设备直接和服务器连接，接口为IDE或者SCSI；NAS是网络附加存储，采用网络技术，通过交换机连接存储系统，接口为TCP/IP；SAN是存储区网络，采用FC（光纤通道）将存储系统网络化，接口为FC（光纤通道）。

二、交通非税征收信息管理系y功能及特点

（一）非税征收管理子系统

1、台账管理

本模块主要为初次使用系统的用户建立车主、车辆基础台账在正式使用系统后，遇确有错误的台帐，也可利用钥匙盘进入修改包括以下主要功能：第一，台账数据初始化。对车主性质代码、车辆类别代码、非税征收代码、非税征收标准代码进行设置，建立开户银行电子词典、厂牌编码电子词典等建帐准备工作；第二，台帐录入。建立车主、车辆基础台账、影像资料储存；第三，台帐修改。对车主、车辆基础数据错误进行修改；第四，台账删除。对建帐时误输入的车主、车辆核实情况后进行删除。

2、分析统计

第一，车主情况查询，查询车主各项内容；第二，车辆情况查询，查询车辆各项内容；第三，违规车辆查询打印；第四，非税征收情况查询及打印。查询打印月非税征收概况；第五，统计报表。自动统计编制上级部门需要的包括包缴情况分类统计、在册车辆统计、综合分析统计等各类统计报表。

3、非税征收系统维护

保证非税征收系统安全持续运转，按期月结、年结有以下功能：第一，票证使用登录，包括收据领用登录；第二，月终结转处理；第三，年终结转处理；第四，数据整理，包括数据重新索引、月备份区数据重新索引整理等。

（二）稽核管理子系统

稽核管理子系统主要提供以下功能：第一，台帐查询及稽核，对车辆台帐的基础数据及动态情况进行稽核，调取影像资料，凡未经稽核的数据都将被查出；第二，票据查询及稽核。提供按车主、车辆非税征收情况，使用的票据情况、时间，或按指定的范围进行自动稽核，稽核中对稽核出的问题可以立即打印出来；第三，票据使用稽核，统计查询票据使用情况，并可打印出来。

（三）系统故障自救处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功能如下：第一，重建数据索引。解决索引库断链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第二，整理车主车辆数据。规整基础台帐数据，解决数据断链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第三，恢复系统数据。将硬盘子目录备份的数据或U盘备份数据恢复到当前工作区，解决因计算机故障造成数据严重丢失情况；第四，恢复基础内存变量。解决内存变量文件断链或丢失情况；第五，恢复应用程序。解决应用程序断链式部分丢失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第六，备份数据。除了退出系统时自动备份外，本处提供日常备份数据，还提供月结及稽核数据备份，以便应急时使用。

三、交通非税征收信息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及展望

该系统应用，特别是提供的后台稽核模式，系统故障自救方法，引起了区内外交通稽征同行的极大兴趣，先后有多个县市区同行前来学习，交流经验，联系推广，对于促进交通运输监察工作，提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规范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本系统的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本系统在几年的开发应用中经过不断完善和改进，更大胆地应用新技术、新成果、使交通非税管理跃上一新台阶。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2）

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启动并且取得相应进展.从2004年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统一各类企业的所得税改革,我国的税制改革可谓是轰轰烈烈

与税制改革相比,税收征管改革却显得相对滞后.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我国在1983-1984年、1994年进行两次重大税制改革时,都没有推出整体税收征管改革方案与之协调.大多数专家学者在研究税制改革时,都忽略了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然而,正如维托.坦齐所说“税收是强调可行性的学问.一种不可管理的税制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理论上最完美的税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图在实践中被歪曲,就可能变成蹩脚的税制“.因此,在进行税制改革和税制优化时,必须把税收征管纳入其研究范围,充分考虑税收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使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均衡发展

一、税制改革和优化有利于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优化税制理论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量使这些损失达到最小.在最简化的优化税制模式中,将效率损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标.而在较为复杂的优化税制模式中,则应在效率损失最小化与税收公平、社会福利的社会分配等方面寻求一个权衡点.优化的税制是理论上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各国税制改革追求的目标.通过不断的税制改革与完善逐渐向最优化的税制结构靠拢,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效率损失逐渐降低,税收公平逐步实现,社会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纳税人的遵从意识不断增强,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这样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收收入,又能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同时,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编世界税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许多国家以复杂的税制去服务于众多的政策目标,结果实际执行的税制往往不同于税法意义的名义税制,实际效果也大大偏离了政策初衷.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很突出.因此,试图利用税收工具实现过多的社会经济目标是不现实的.税收作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赋予它过多的额外的目标,本身也不符合优化税制的思想,反而会使税制变得极其复杂.如过多的税种、过高的税率、过多地对纳税人的区别对待和繁杂的税收优惠的形式和数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税制复杂的因素.对过窄的税基征收高税率不仅违背了有效和公平课税的要求,而且也鼓励了逃税,启动了过多的税收优惠待遇降低了纳税人的奉行.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反之,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少繁杂的税收优惠形式和数量,则会降低征管的难度,提高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税制优化,实现经济社会目标

一般而言,税制本身包含的区别对待特征越少,税率越低,税收优惠越简单,税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随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强,税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宽和更加简单限定税基,加上更加统一的税率结构的税制改革和优化的措施,促进了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为此,世界银行把通过简化税基的确定加强税收征管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二、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税制改革与优化的发展

税收征管是整个税收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够使税务部门高效率地贯彻和执行税法,使税收职能真正发挥出效能与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仅有税率、征税对象、征税依据等税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税收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还必须有税务部门的征管行为,才能够真正发挥税收的各种职能作用。税收征管对税制改革与优化具有约束作用.税收制度是通过税收征管作用于税收分配的,税收征管充当了税收制度与税收分配之间的中介.严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税制的贯彻执行,并能及时发现税制规定中的不完善之处.相反,超前或滞后的征管会成为税制正确实施的绊脚石,阻碍税制改革与税制优化的过程.如世界银行2006年11月发表的《全球纳税情况总图》指出,许多国家税务征管要求过于苛刻,遵从征管已成为企业的重负.如规定公司年平均报送35页的纳税申报表,每家公司处理税务事务平均耗时约322小时.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较大,巴西的企业填报年申报表要花2600小时,而瑞典的企业平均只需花68小时.复杂的税收征管体制效率低下,势必导致税收收入下滑,无法体现其真实税负,不能实现税制改革和优化的目标。

虽然税制改革与优化会受到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制约,但是政府的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进步、法制的健全、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学规范,政府的征管质量和效率会逐渐提高.而政府税收征管质量与效率的逐步提高则会给税制改革与优化的选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税制结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课税采用分类所得税模式,实行源泉扣缴的方式.它不能就个人各项所得的高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难于体现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对个人总收入水平的调节.所以很多学者主张我国采取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然而,在税收征管上,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比分类所得课税模式要求更高.国际税收发展的实践表明,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要求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准确掌握纳税人各项收入;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建立电脑管理资讯网路,实现与银行、工商、公安、海关等部门的联网.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灰色“或“黑色“个人收入的存在,妨碍了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税源的确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现金交易也使许多个人收入游离于控管之外.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会逐渐向综合所得税模式过渡,这样,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调解收入、促进公平方面将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整个税制结构更加完善,进而促进税制改革和优化的实现税收收入是理论税制、税收政策导向及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数.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税收征管的水平对税收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税法规定与实际课税结果都存在差异.如果理想的税制超越了现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税收收入大大低于应征税款,则税制的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税收的综合征收率已经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间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具体到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征收率则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间提升了28.28个百分点.这是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实征税款与应征税款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初税制设计的目标逐渐显现。

三、税制改革、优化与税收征管均衡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述,税制改革、优化与税收征管存在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方面,完善科学的税制可以为税收征管创造良好的实施基础;另一方面,有效的税收征管是实现税收制度政策目标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客观上都要求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相互协调,均衡发展.也正是因为税收在帮助促进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方面虽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要受到税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价,决定了税制在确定其政策目标和繁简程度时,应当以已经或可能达到的税收征管能力为前提.明确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税收征管对于税制改革和优化的重要性,它对于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税制改革和优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在税制改革和优化时,还是在优化征管、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时,都应该综合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税制改革和优化与税收征管均衡发展,更好地实现税收政策的经济社会目标。

(一)应对税制进行改革与优化

税制改革与优化应遵循法制化、简化税制、便利征纳的原则.首先,要尽快完成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税收基本法应包括各级政府开征新税种、调整已有税种的程序、纳税人的权利等内容,逐步健全税收实体法,将所有税种完成立法手续.以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完善税收程序法,使税收执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简化税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项法律要得到恰当地执行就必须既适应环境又便于执行.如果将太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目标融入税法,就会造成税制的复杂,既不便于纳税人也不便于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如果发现他们难以正确确定其纳税义务,就不会自觉遵守税法进行税收的自我评估.同样,如果税基设计不合理,或者规定了许多减免和扣除等,就会使执行碰到困难.在健全税收实体法过程中应尽量使税制简化.简化税制不等于实行简单的税制,更不是说税种越少越好,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税收的本质、特点及作用,科学、合理地设置税种.我们应注意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为具体体现税制主要形式的税法,必须全面、系统、协调、简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执行.在不同税种和同一税种的税法规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也不要拖泥带水,冗长繁杂,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叠等问题.以免出现年年补充解释、层层补充解释和“打补丁“的现象.二是税种和税基、税目、税率以及计算征收制度等的选择与确定应具体,符合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税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会监督,严格执行,减少税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发挥税收的双重作用

(二)优化税收征管,为税制改革与优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1、改变整个社会征纳税环境.影响税收征管的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惩治腐败的制度化程度、公共道德的标准以及对达官贵人遵守法律的态度.尽管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它们对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影响绝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纳税人的遵从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这些重要的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有关.通过改善这些因素可以使纳税人更好地遵从税法.具体途径有:对纳税人进行教育,使其相信税收是支付给社会的公共费用;彻底改变政府形象,使纳税人相信政府征税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负担;政府对税款的使用应该公开、透明,并接受社会的有效监督,使腐败减少到最小.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3）

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税收管理方面的原则,是指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即应当以尽可能少的征收费用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在税收工作中,税收行政效率原则一般表现为税收征管效率原则。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属于税收效应方面的原则,是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主要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进行研究。

一、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综述

(一)国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税收征管效率的思想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已有体现,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赋税论》中最早提出了税收的“公平、简便、节省”三原则,其中“节省”原则即应当实现征收费用最小,已经包含了提高征管效率的思想。德国官房学派经济学家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税收的六原则,认为“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在收集税款时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要尽可能予以压缩,这对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有利。收税时的费用愈大,国家所能享受的税收愈少,人民在税款方面不必要的负担愈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征收经济”的税收四原则,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其中“确实”和“便利”原则意味着节省纳税成本,而“征收经济”原则意味着节省征税成本。瓦格纳在《财政学》中提出了“四端九项”的税收原则,其中税务行政原则中包括“确实、简便和节省征收费”三项原则。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收原则体系,明确提出了“管理和征纳费用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成本的研究,研究重点逐渐由征税成本(管理成本)过渡到纳税成本(奉行成本或遵从成本)。stanford(1973)研究认为,1973年英国个人税制的遵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在2.4%～4.4%之间。slemrod和sorum(1984)经过调查估算出,1982纳税年度美国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花在纳税上的时间约为21.3亿小时,折合纳税成本267亿美元,占当年联邦和州所得税收入的7%以上。二是对于税收征管有效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税收遵从理论。allingham和sandmo(1972)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逃税模型的基本框架,并逐渐得到完善和扩展。经验分析也在同步进行,通过对调查数据、历史数据和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认为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不遵从被发现的概率、对不遵从行为的处罚、税率水平、社会规范与社会制裁以及心理因素。

(二)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影响因素及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李大明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征管成果与征管付出之间的数值比较关系,是税收征管质量与数量的综合反映,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明取得一定税收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高低的征管机构效率;二是反映纳税人遵从税法以及税法被征税机构执行程度的征管制度效率。相应地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征税机构效率评价指标和征管制度效率评价指标两大类。应亚珍等认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税收法律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对税收法律制度的依从度、税收征管模式的适应性、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以及税务征管人员的努力程度。臧秀清等依据规范性、经济性、有效性的原则,构建了包含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处罚率、征管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等8个指标的税收征管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对税收遵从理论的研究。马国强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型遵从三类,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懒惰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四类,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总结为税收观念、税收知识、税收制度、纳税程序、逃税被发现的概率和税收处罚的标准等六个方面,认为应当建立纳税服务系统、税收处罚系统和环境建设系统,从而构建起税收管理的完整框架。

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同样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和分析。崔兴芳等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dea)分析了税收征管效率进步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原因是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压力迫使税收要迅速增长,同时,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部分税种的征收和支配权。谢滨、王德祥等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者认为1997—2005年各地区税收征管效率都呈上升趋势,但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水平总体仍不高,虽然地区间征管效率差距较大,但其呈现出收敛趋势。杨得前(2008)利用solow余值法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定量测算,认为1994—2005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刘穷志等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权的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存在着当期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滞后一期的抑制作用,税权划分对税收征管效率激励作用不强,原因在于税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成本激增,认为应尽量控制征管成本,使税收分权制度创新显现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促进作用。二是对于地下经济和税收流失的研究。梁朋运用现金比率法和收支差异法对我国1985—1998年的地下经济和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进行了估测,结论是我国因地下经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从1985年的178.14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675.25亿元,1994年最高达到975.60亿元;用收支差异法估测的1993～1997 年的逃税规模也一直在600亿元以上。贾绍华同样用现金比率法估测了1995—2000年我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和税收流失额以及税收流失率,测算出的税收流失率高达26.24%～42.56%。

综上所述,学界特别是国内对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没有廓清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也不可能建立比较完备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方面较多地借鉴了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的分析方法,在方法的适用性、数据的准确性方面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也有待思考。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辨析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

1　对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各种认识。基于对“效率”的不同理解,人们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效率理解为效益,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目标在于税收成本既定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征管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或者在税收征管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具体来说,税收成本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而税收征管收益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税收征管活动取得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降低税收成本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税收征管效率与税收收入正相关,而与税收成本负相关。二是将效率理解为有效性,对税收征管过程进行有效性分析,目标在于通过税收征管活动,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具体来说,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应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

上述两种认识均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认识是对税收征管过程做投入产出分析,这种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错误地将税收收入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第二种认识虽然将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视作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但是缺乏对于税收征管过程投入要素的分析。

2.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效率”衡量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效率越高;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越低效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用于衡量税收征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税收征管过程视作一个“黑箱”,税收征管的各种投入要素通过税收征管过程转化为税收征管的产出。因此,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关键在于科学确定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与产出。

(1)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即税收成本。但是,在衡量税收征管过程的投人水平时,有意义的并不是税收成本的绝对数值,而是相对税收成本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这样也便于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征管投入水平进行比较。

(2)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取决于税收管理的目标。现代税收管理理论认为。税收制度确定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税收管理,或者说,税收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什么征税、由谁纳税、纳多少税和在何时、何地纳税等基本事项,之所以不能只设置一个受理纳税的窗口,完全由纳税义务人自己根据税收制度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这是因为,由于利益关系、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税收管理,纳税义务人就不能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所以,为保证纳税义务人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就必须进行税收管理。税收管理的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因此,税收征管过程的产出并不是税收收入,而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通过税收征管过程保证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目标实现的程度。

(3)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税收征管效率衡量的是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水平(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产出水平(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在税收征管有效性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比重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或者尽可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二)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

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应当从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内涵出发,首先确定税收征管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1　税收征管投入指标。税收征管的投入水平由相对税收成本决定,具体指标包括:

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税收总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税收成本由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构成,由此可以派生出以下两项指标:

征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纳税成本收入率=一定时期纳税成本/一定时期税收收入×100%。

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可以进一步细分,如按税种不同,可以分为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征(纳)税成本;按成本项目不同,征税成本可以分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纳税成本可以分为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等。

2　税收征管产出指标。税收征管的产出是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具体指标包括:

(1)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就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用“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来表示纳税遵从度,其计算方法是:纳税人不遵从系数=税收缺口(tax gap)/依法应征税额×100%,其中税收缺口为依法应征税额与实征税额的差额,它包含了逃税、欠税、由于纳税人误解税收法律造成的少缴税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不遵从行为造成的少缴税款。而税收征收率指标一般是指实征税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与其相对应的是税收流失率指标,它是指税收流失额占依法应征税额的比重,其中税收流失额包括地上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与地下经济的税收流失额。不难看出,imf的纳税人不遵从系数指标的内涵与税收流失率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的内涵同样也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最终指标就是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二者只是表述方式上的不同,即:

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时期实征税收/一定时期依法应征税收×100%

(2)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最终指标的纳税遵从度或税收征收率指标,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其测算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需要建立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通过对中间指标的观测间接推断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为了推断纳税遵从度,应当对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进行分析。加拿大税务局(cra)认为纳税人不遵从行为表现为:不申报或不进行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商品及服务税)/hst(harmonized sales tax,统一销售税)登记;错误地报告收入和成本;不缴纳税款。从我国来看,纳税人不遵从行为的表现有四种形式:一是不登记,即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税务机关漏征漏管户,包括已办理工商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或者不需办理工商登记但应当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上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也包括既未按 规定办理工商登记也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形成的地下经济的漏征漏管户;二是不申报,即纳税人虽然办理了税务登记,但是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三是申报不实,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办理了纳税申报,但因申报不准确,造成少缴或多缴税款;四是不缴纳入库,即纳税人虽然按期、准确办理了纳税申报,但未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缴纳入库,从而形成欠缴税款。针对纳税人不遵从的四种表现,可以设计相应的衡量税收征管有效性的中间指标:

指标1: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100%。

由于未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包含了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部分,而事实上地下经济的纳税人全部没有纳入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所以应当对地上经济的税务登记率单独进行考核,即:地上经济税务登记率=实际办理税务登记户数/(领取营业执照应办理税务登记户数+其他不需领取营业执照但应办理税务登记的户数)×100%。

指标2:纳税申报率=按期申报户数/应申报户数×100%。

指标3:申报准确率=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税务机关查补的同期税额)×100%。

指标4:税款入库率=当期申报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款/当期申报应缴纳税款×100%。

3　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衡量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将税收征管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一定的条件下,税收成本收入率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收入率一定的条件下,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越高,税收征管效率也就越高。但是,这种方法对具有不同纳税遵从度(税收征收率)和税收成本收入率的国家的税收征管效率无法进行比较。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设计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指标——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如图1所示,税收征管效率高体现在“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方面,假定人们分别对其赋予w1和w2的权重(w1+w2=1),可以根据a、b两国的税收成本收入率计算出各自在“税收成本低”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ma和mb(ma+mb=1),根据a、b两国的纳税遵从度计算出各自在“纳税遵从度高”这一目标上的相对得分na和nb(na+nb=1),则a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可以表示为:ea=ma×w1+na×w1,b国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mb×w1+nb×w2,利用ea和eb可以比较两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

如意大利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只有0.5%,但漏税率为30%;而葡萄牙的增值税征收成本率虽然为1%,但漏税率仅为10%,显然无法直接比较两国的税收征管效率高低。根据ahp层次分析法(见表1),意大利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a=1%/(0.5%+1%)=2/3,葡萄牙在“税收成本低”目标上的得分mb=0.5%/(0.5%+1%)=1/3;意大利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a=70%/(70%+90%)=7/16,葡萄牙在“纳税遵从度高”目标上的得分nb=90%/(70%+90%)=9/16。假定人们对于“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两个目标分别赋予w.=0.2、w,=0.8的权重,则意大利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a=2/3×0.2+7/16×0.8:0.483,而葡萄牙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为eb=1/3×0.2+9/16×0.8=0.517,可以得出意大利的增值税税收征管效率低于葡萄牙的结论。

但是,税收征管效率指数的应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价实际上具有相当的主观性,表现在对“税收成本低”和“纳税遵从度高”各自赋予的权重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一国的政策目标取向。如果一国认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比降低税收成本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2较高),而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1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高的税收成本为代价来提高纳税遵从度;相反,如果一国认为降低税收成本比提高纳税遵从度更为重要,则在衡量税收征管效率时,会赋予降低税收成本目标以较高的权重(w1较高),而赋予提高纳税遵从度目标以较低的权重(w2较低),表现为不惜以较低的纳税遵从度为代价来降低税收成本。实际上,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可能不同,其w1和w2也不相同,或者,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w1和w2随着国家政策目标的调整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征管效率指数这一指标有简单化之嫌,但作为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比较的参照指标,还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

(三)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

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从经济、税制和征管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4）

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启动并且取得相应进展.从2004年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统一各类企业的所得税改革,我国的税制改革可谓是轰轰烈烈

与税制改革相比,税收征管改革却显得相对滞后.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我国在1983-1984年、1994年进行两次重大税制改革时,都没有推出整体税收征管改革方案与之协调.大多数专家学者在研究税制改革时,都忽略了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然而,正如维托.坦齐所说"税收是强调可行性的学问.一种不可管理的税制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理论上最完美的税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图在实践中被歪曲,就可能变成蹩脚的税制".因此,在进行税制改革和税制优化时,必须把税收征管纳入其研究范围,充分考虑税收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使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均衡发展

一、税制改革和优化有利于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优化税制理论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量使这些损失达到最小.在最简化的优化税制模式中,将效率损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标.而在较为复杂的优化税制模式中,则应在效率损失最小化与税收公平、社会福利的社会分配等方面寻求一个权衡点.优化的税制是理论上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各国税制改革追求的目标.通过不断的税制改革与完善逐渐向最优化的税制结构靠拢,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效率损失逐渐降低,税收公平逐步实现,社会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纳税人的遵从意识不断增强,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这样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收收入,又能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同时,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

世界税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许多国家以复杂的税制去服务于众多的政策目标,结果实际执行的税制往往不同于税法意义的名义税制,实际效果也大大偏离了政策初衷.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很突出.因此,试图利用税收工具实现过多的社会经济目标是不现实的.税收作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赋予它过多的额外的目标,本身也不符合优化税制的思想,反而会使税制变得极其复杂.如过多的税种、过高的税率、过多地对纳税人的区别对待和繁杂的税收优惠的形式和数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税制复杂的因素.对过窄的税基征收高税率不仅违背了有效和公平课税的要求,而且也鼓励了逃税,启动了过多的税收优惠待遇降低了纳税人的奉行.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反之,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少繁杂的税收优惠形式和数量,则会降低征管的难度,提高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税制优化,实现经济社会目标

一般而言,税制本身包含的区别对待特征越少,税率越低,税收优惠越简单,税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随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强,税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宽和更加简单限定税基,加上更加统一的税率结构的税制改革和优化的措施,促进了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为此,世界银行把通过简化税基的确定加强税收征管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二、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税制改革与优化的发展

税收征管是整个税收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够使税务部门高效率地贯彻和执行税法,使税收职能真正发挥出效能与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仅有税率、征税对象、征税依据等税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税收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还必须有税务部门的征管行为,才能够真正发挥税收的各种职能作用

税收征管对税制改革与优化具有约束作用.税收制度是通过税收征管作用于税收分配的,税收征管充当了税收制度与税收分配之间的中介.严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税制的贯彻执行,并能及时发现税制规定中的不完善之处.相反,超前或滞后的征管会成为税制正确实施的绊脚石,阻碍税制改革与税制优化的过程.如世界银行2006年11月发表的《全球纳税情况总图》指出,许多国家税务征管要求过于苛刻,遵从征管已成为企业的重负.如规定公司年平均报送35页的纳税申报表,每家公司处理税务事务平均耗时约322小时.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较大,巴西的企业填报年申报表要花2600小时,而瑞典的企业平均只需花68小时.复杂的税收征管体制效率低下,势必导致税收收入下滑,无法体现其真实税负,不能实现税制改革和优化的目标

虽然税制改革与优化会受到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制约,但是政府的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进步、法制的健全、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学规范,政府的征管质量和效率会逐渐提高.而政府税收征管质量与效率的逐步提高则会给税制改革与优化的选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税制结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课税采用分类所得税模式,实行源泉扣缴的方式.它不能就个人各项所得的高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难于体现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对个人总收入水平的调节.所以很多学者主张我国采取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然而,在税收征管上,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比分类所得课税模式要求更高.国际税收发展的实践表明,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要求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准确掌握纳税人各项收入;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建立电脑管理资讯网路,实现与银行、工商、公安、海关等部门的联网.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灰色"或"黑色"个人收入的存在,妨碍了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税源的确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现金交易也使许多个人收入游离于控管之外.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会逐渐向综合所得税模式过渡,这样,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调解收入、促进公平方面将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整个税制结构更加完善,进而促进税制改革和优化的实现 税收收入是理论税制、税收政策导向及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数.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税收征管的水平对税收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税法规定与实际课税结果都存在差异.如果理想的税制超越了现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税收收入大大低于应征税款,则税制的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税收的综合征收率已经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间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具体到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征收率(参见图1)则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间提升了28.28个百分点.这是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实征税款与应征税款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初税制设计的目标逐渐显现

三、税制改革、优化与税收征管均衡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述,税制改革、优化与税收征管存在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方面,完善科学的税制可以为税收征管创造良好的实施基础;另一方面,有效的税收征管是实现税收制度政策目标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客观上都要求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相互协调,均衡发展.也正是因为税收在帮助促进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方面虽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要受到税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价,决定了税制在确定其政策目标和繁简程度时,应当以已经或可能达到的税收征管能力为前提.明确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税收征管对于税制改革和优化的重要性,它对于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税制改革和优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在税制改革和优化时,还是在优化征管、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时,都应该综合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税制改革和优化与税收征管均衡发展,更好地实现税收政策的经济社会目标

(一)应对税制进行改革与优化

税制改革与优化应遵循法制化、简化税制、便利征纳的原则.首先,要尽快完成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税收基本法应包括各级政府开征新税种、调整已有税种的程序、纳税人的权利等内容,逐步健全税收实体法,将所有税种完成立法手续.以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完善税收程序法,使税收执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简化税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项法律要得到恰当地执行就必须既适应环境又便于执行.如果将太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目标融入税法,就会造成税制的复杂,既不便于纳税人也不便于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如果发现他们难以正确确定其纳税义务,就不会自觉遵守税法进行税收的自我评估.同样,如果税基设计不合理,或者规定了许多减免和扣除等,就会使执行碰到困难.在健全税收实体法过程中应尽量使税制简化.简化税制不等于实行简单的税制,更不是说税种越少越好,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税收的本质、特点及作用,科学、合理地设置税种.我们应注意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为具体体现税制主要形式的税法,必须全面、系统、协调、简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执行.在不同税种和同一税种的税法规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也不要拖泥带水,冗长繁杂,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叠等问题.以免出现年年补充解释、层层补充解释和"打补丁"的现象.二是税种和税基、税目、税率以及计算征收制度等的选择与确定应具体,符合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税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会监督,严格执行,减少税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发挥税收的双重作用

(二)优化税收征管,为税制改革与优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5）

征税职权是税法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税法上的很多概念和范畴，如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都与征税职权密切相关。税法的一个基本使命就在于规范和保障征税主体合法、理性地行使征税职权，以使实体税收债务法的规定得到正确有效实施。

一、征税职权的界定与分析

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依法拥有的执行税法，对税收征纳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是国家征税权的转化形式，是征税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行使的“个案”征税权。征税职权在性质上属于税权范畴，是税权的下位概念，并且与税权的多义性和异质性相比较，征税职权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比较容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征税职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法定性。征税职权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征税主体行使征税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税收法定主义中依法稽征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征税职权的设定、调整、取消及其行使规则，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第29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权力服从性。征税职权虽然是由具体的征税主体来行使的，但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征税职权的行使具有命令与服从的隶属性质，征税决定由征税主体单方作出，不以纳税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3.专属性。一方面，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的一项公权力，纳税主体不享有。另一方面，征税职权的主体在根本上为国家，但国家不直接行使，而是由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征税机关等来具体行使征税职权，即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专属的职务权限，不拥有法定征税职能的其他国家机关也不得行使征税职权。

4.优益性。征税职权不同于作为个体的纳税人权利，它的行使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征税主体在行使征税职权时，依法享有征税优益权和征税优先权，即征税主体在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相对于纳税主体而言，处于优益的法律地位，例如，征税主体作出的征税行为具有公定力。

5.不可处分性。征税职权是国家征税权的具体化，与纳税人权利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等不同，属于国家“公权力”而不是一般经济权利范畴，因此不可自由处分。即对征税主体来说，行使征税职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征税职权与征税职责是相统一、不可分割的，随意转让、放弃或抛弃征税职权是一种失职和违法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二、征税职权的内容

征税职权的内容是指征税职权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它是征税职权运作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国家，征税职权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我国除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征税职权作了集中规定外，在行政处罚法、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立法法和宪法中都涉及到征税职权问题。从总体上看，征税职权的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十项：

1.征纳规范制定权。这是征税机关依法制定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征纳规范制定权是征税机关的抽象征税行为，对税收征纳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因征税机关的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从税收法治和保护纳税人权利角度讲，征税行政立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立法法》对税收行政立法有所涉及，但对具体的事项和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另外，有权征税机关对税收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性质上也是征税规范制定活动。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它与在具体征纳过程中，征税机关在作出征税决定时对税法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税法的理解）不同，后者涉及的是“自由裁量权”问题。

2.税收计划权。这是征税机关有权确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国家税收收入目标的权力。税收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预算能否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征税机关历来十分重视税收计划的作用，税收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也成为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手段，以致于把税收计划的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为检查考核征税机关贯彻税收政策法规的主要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计划应以非指令性为主，要正确处理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征税的关系，即必须要在严格执行税法的前提下组织税收计划的实现，不能为了完成税收计划而违法多征、少征、提前征收或摊派税款。

3.税款征收权。税款征收权又叫征税处理权、征税形成权，这是征税主体依法对具体的税款征收事项作出决定的权力。税款征收权是征税职权中的核心权力，运用得也最广泛，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相对应，其所作出的征税决定直接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款征收权包括应纳税额确定权（包括对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中的应纳税额初次确定权的第二次确定权、法定情形下的应纳税额核定权或叫估税权）、税款入库权（税款缴纳方式、税款入库期限和地点的确定权）。为了保证税款征收权的有效行使，征税主体还可依法行使与税款征收权相关的下列权力：税负调整权、税收保全权（代位权、撤销权）、税款优先权、税款追征权等。

4.税收管理权。这是为了保证具体的税款征纳活动的顺利实现，而由法律规定的征税机关进行的税收基础性管理活动的权力，它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税款征缴间接性等特点。税收管理权的内容有税务登记管理、账薄凭证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管理、税源监控等。

5.税收检查权。它是为了保证征税决定的作出和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而依法对纳税人等遵守税法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调查、检查、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权力。税收检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证据，因而它不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是行使其他征税职权的基础和保障。在实行申报纳税制度下，加强税收检查十分必要。税收检查权的行使在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如税务稽查、税务检查、税务审计、税务调查等，有些国家还赋予征税机关行使 司法性质的搜查等强制检查权。

6.获取信息和协助权。是指征税主体有权从纳税主体、其他组织和个人获得与纳税有关的信息，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征税协助。与征税有关的信息是正确作出征税决定的前提，为了保证应税信息的有效获取，应建立调查、统计、报告、协助、信息共享等制度，并加大对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制裁。但征税主体在行使获取信息权和协助权时，要注意处理与纳税人的隐私秘密权的关系。

7.征税强制权。这是征税机关为了预防税收违法行为，确保纳税义务的履行而依法对纳税主体实施强制手段的权力，它包括采取预防性的税收保全措施和执行性的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征税强制权的行使将使纳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要完善征税强制权的行使程序，为纳税主体提供更多的程序保障。[①]我国有关征税强制的程序规范十分稀缺，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将对此作出进一步规范。

8.税收处罚权。这是征税机关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行为给予制裁的权力。与征税强制权一样，对征税处罚权的行使也要加以规范、控制，这主要涉及到税收处罚权的主体、程序、与刑事制裁的关系等问题。

9.争议裁决权。这是征税机关对发生在征纳主体之间的争议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力。它是一项准司法性质的权力，对于处理技术性、专业性、反复大量发生的税收争议有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公正和法治，征税机关的行政复议裁决还要受到司法审查的监督。

10.税收指导权。这是征税机关通过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纳税主体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以引导纳税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新的征税职权形式。但税收指导一旦错误或不当，对纳税人利益的影响往往十分重大。因此，应当对税收指导给予一定的法律约束，而不应将其视为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这涉及到税收指导的事项、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征税优益权：征税职权的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征税主体有效地行使征税职权，国家赋予征税主体及其征税人员职务上和物质上的优益条件。征税主体依法享受这些优益条件的资格就是征税优益权，包括征税优先权和征税受益权。征税优先权是征税主体在行使职权时依法享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我国现行税收程序法上的征税优先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社会协助权。它要求征税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二是推定有效权。法国很早就确立了“公务优先原则”，并把“推定有效”作为其主要内容。推定有效权实际上是指征税行为的公定力，即征税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其是否合法，就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的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征税决定并非一经作出就真正合法生效，有的需经复议裁决，有的需经法院裁判。如果征税决定要走完所有救济程序并被确认生效后方能执行，那就会影响税款的征收，不利于稳定税收征纳秩序。因此，税法特许在这种条件下推定征税决定有效，可以先行执行，复议、诉讼期间征税决定不停止执行便由此而引出。为了确保征税职权的有效行使，可以考虑赋予征税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如进出口环节某些偷逃税行为、未结清税款离境），实施先行扣留、即时强制等先行处置权。

征税受益权是国家为保证征税主体有物质能力行使征税职权而向它提供的物质条件，征税主体享受这些条件的资格便是征税受益权。征税受益权是征税主体从国家所享受到的权益，而不是由相对的纳税主体提供的。征税受益权的内容表现为国家向征税主体提供征税经费、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它实际上是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构成狭义上的税收行政成本。为了给征税职权的行使提供物质保障，应当切实保证征税主体的征税受益权，但从税收效率原则来说，也应当注意降低税收征收费用，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

四、征税权限：征税职权行使的法定界限

1.征税权限的界定

征税职权是一项“公权力”，鉴于它的易被滥用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征税职权的行使都被附加各种条件，其中范围上的限定是重要的方面。征税权限是征税主体行使征税职权时所不能逾越的法定范围和界限。遵守征税权限是征税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征税主体行使职权超越该“限度”，便构成征税越权，视为无效。征税权限是各国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控制征税主体的征税行为超越权限是税法的重要任务。

在界定征税权限时，还需要注意其与“税收管辖权”、“征收管辖”、“税收主管”的区别。税收管辖权一般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税权，它是指国家或政府在税收方面所拥有的各类权力，国际税法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以解决重复征税和税收逃避问题。征税权限一般是在国内法意义上使用的，如果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征税权限，也可以说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上的“国际征税权限”。实际上，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也客观存在，对它的解决也已提到议事日程。[②]征收管辖又叫税务管辖、征管管辖，是指不同征税机关之间进行税收征收活动上的分工与权限，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征收管辖的落实是征税机关进行具体的税收征收活动的前提，是征税权限中一项基本内容。但征税权限不限于征收管辖，它还包括征税事务权限（主管），包括与税款征收管辖有关的其他征税职能的权限，如税收行政处罚管辖、税收行政复议管辖、税收行政赔偿管辖等。税收主管又叫征管职能的划分，是在征税机关内部对征管职能的划分，在我国是指税收征管权在税务机关、海关、财政机关之间的划分，也包括在税务机关内部的国税地税之间的划分。可见，税收主管只相当于征税权限中的事务权限。

2.征税权限的类型

（1）事务权限。在我国又叫“税收主管”，在德国叫“业务主管权限”，是指税收征管职能在不同类别的征税机关之间的分配问题，主要是这些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其各自主管的税种。在我国，税务机关主要负责 工商税收的征管；海关主要负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管；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而在税务机关内部，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其所负责征管的税种又在国税与地税机关之间再进行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的意见》（1996年1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

（2）级别权限。又叫纵向权限，是指有上下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级别权限按照权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税款征收级别权限（级别管辖）和与税款征收间接联系的其他级别权限。后者在我国税收程序性法律上已有不少规定，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2条关于发票的管理权限；第31条关于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第33条关于减免税审批权限的原则规定；第37条、第38条、第40条关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限；第53条关于税款入库权限；第54条关于查询储蓄存款的权限；第74条关于罚款权限的规定等。另外，《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级别管辖权限的划分适用于税收行政复议。税款征收级别权限是征税级别权限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又叫征收级别管辖。由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只推进到省一级，省级以下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征收管辖权缺乏规定；采用税额分成的共享税种的大量存在，为级别管辖的划分带来障碍；国税机关严格按照行政区域隶属关系进行设置，不易于征收管辖权的明确。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级别管辖的确定带来许多困难。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快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真正落实“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权”的分级财政体制。二是取消共享税种，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税和地方税，某些税种实行中央地方同源共享。[③]三是实施国税机构改革，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国税机构，理顺中央税种的级别管辖。

（3）地域权限。又叫横向权限，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在地域权限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税款征管权限划分的地域管辖。但在我国，如同级别管辖一样，地域管辖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在各实体税种法中也只是从纳税地点的角度零星触及到地域管辖问题，而且矛盾之处很多。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应在税收程序法上对管辖问题设专章进行规定。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地域管辖的原则。笔者认为，总结我国现行税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参照国际税法上有关税收管辖权的原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税收地域管辖的原则应当包括下列三项：第一，属地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地或财产所在地为标准来确立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它一般适用于间接税和资源财产税。我国实体税法上以商品销售地、劳务发生地或营业地、财产所在地等作为纳税地点的规定即是属地原则，例如，对流转税来说，就是以实际经营地为纳税地点，不考虑注册地、管理中心地、核算地等因素，但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则由海关行使专属管辖权。[④]第二，属人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住所和人的因素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关于住所等“人”的因素，对自然人纳税人来说，以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属人原则在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中适用较为普遍。第三，属地优先原则。这实际上是解决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冲突时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原则。因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接受外来投资多，实行属地优先原则，有利于保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当然，这种优先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只能对源于本区域内的应税收入等课税。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应重点确立下列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两便原则）。它是考虑由何种级别的征税机关征收最能降低征收成本（需考虑其获得征税对象信息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如何尽量为纳税人缴税提供方便。二是中立性原则（税收程序统一原则）。为了确保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维护征税的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应统一全国的征纳程序、争讼程序。

此外，在管辖权限中，还涉及到共同管辖、移送管辖、继续管辖等问题。[⑤]

3.征税权限争议及其解决

征税权限争议是征税主体之间及与其他非征税的国家机关之间，就征税权限的范围等划分问题发生的争议。由于立法上征税权限的划分不合理、不清晰，实践中应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征税主体的主观认识等原因，征税权限的争议在所难免。征税权限争议的类型有纵向争议与横向争议，前者是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后者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此外，征税权限争议还可分为积极争议与消极争议，前者是争议主体都主张有征收管辖权，后者是争议主体都不主张有征收管辖权。

关于征税权限争议的处理，国际上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议会途径，即由议会或来解决管辖权争议，如英国和西班牙。二是司法途径，如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机关诉讼”。三是行政途径，即由争议机关之间协商或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裁决权限争议，这是为多数国家确立的主要解决途径。

我国关于征税权限冲突解决的立法很不完善，只是在《宪法》（第89条、第108条）、《立法法》（第五章）、《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处罚法》（第21条）等法律中一般性地涉及。[⑥]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法还没有关于征收管辖的系统规定，有关解决权限争议的一般原则、管辖权争议的裁决及确定管辖权期间的临时处置、当事人的申请权等事项缺少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征税权限争议解决制度：（1）确立权限争议解决的原则。纵向权限争议时应尊重上级机关的监督权，即以上级机关的判断为准；横向权限争议时，应以合作为原则，尽量协商解决并需履行协助义务。（2）规定解决权限争议的启动程序。至为重要的是要赋予纳税人等利害关系人有管辖权的异议申请权，另外，发生权限争议的共同上级机关可以依职权解决。（3）完善行政途径解决机制。一是对有共同管辖的，以最先受理的征税机关管辖。二是不能确定受理先后或是有其他争议的，争议的征税机关之间协商解决。三是不能协商解决或是有统一管辖的必要时，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指定管辖；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时，由各该上级机关协商决定。[⑦]四是在不能通过上述方法确定管辖权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由有实施征税处理必要性即公务原因发生地的征税机关管辖，它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及时通知其他负责的征税机关。（4）建立征税权限争议的预防机制，如部门会议、协作协议等。（5）积极探索用司法途径解决征税权限争议问题。

注释：

[①] 在普通法系国家，征税强制权原则上归法院，当事人获得程序保障的机会较多。

[②] 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在联邦制国家，各州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冲突；在一国境内存在多个独立的税收管辖区时，会产生税收管辖权冲突；在更 广的意义上，行使不同税收征管职能的征税机关之间也可能产生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目前，中国内地就已与香港达成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③] 同源共享是指不设置共享税，而以同一税源由中央与地方分率计征的方式取而代之。

[④]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税收行政处罚实行“属地原则”，即由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6）

征税职权是税法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税法上的很多概念和范畴，如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都与征税职权密切相关。税法的一个基本使命就在于规范和保障征税主体合法、理性地行使征税职权，以使实体税收债务法的规定得到正确有效实施。

一、征税职权的界定与分析

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依法拥有的执行税法，对税收征纳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是国家征税权的转化形式，是征税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行使的“个案”征税权。征税职权在性质上属于税权范畴，是税权的下位概念，并且与税权的多义性和异质性相比较，征税职权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比较容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征税职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法定性。征税职权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征税主体行使征税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税收法定主义中依法稽征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征税职权的设定、调整、取消及其行使规则，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第29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权力服从性。征税职权虽然是由具体的征税主体来行使的，但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征税职权的行使具有命令与服从的隶属性质，征税决定由征税主体单方作出，不以纳税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3.专属性。一方面，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的一项公权力，纳税主体不享有。另一方面，征税职权的主体在根本上为国家，但国家不直接行使，而是由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征税机关等来具体行使征税职权，即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专属的职务权限，不拥有法定征税职能的其他国家机关也不得行使征税职权。

4.优益性。征税职权不同于作为个体的纳税人权利，它的行使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征税主体在行使征税职权时，依法享有征税优益权和征税优先权，即征税主体在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相对于纳税主体而言，处于优益的法律地位，例如，征税主体作出的征税行为具有公定力。

5.不可处分性。征税职权是国家征税权的具体化，与纳税人权利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等不同，属于国家“公权力”而不是一般经济权利范畴，因此不可自由处分。即对征税主体来说，行使征税职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征税职权与征税职责是相统一、不可分割的，随意转让、放弃或抛弃征税职权是一种失职和违法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二、征税职权的内容

征税职权的内容是指征税职权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它是征税职权运作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国家，征税职权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我国除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征税职权作了集中规定外，在行政处罚法、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立法法和宪法中都涉及到征税职权问题。从总体上看，征税职权的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十项：

1.征纳规范制定权。这是征税机关依法制定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征纳规范制定权是征税机关的抽象征税行为，对税收征纳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因征税机关的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从税收法治和保护纳税人权利角度讲，征税行政立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立法法》对税收行政立法有所涉及，但对具体的事项和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另外，有权征税机关对税收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性质上也是征税规范制定活动。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它与在具体征纳过程中，征税机关在作出征税决定时对税法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税法的理解）不同，后者涉及的是“自由裁量权”问题。

2.税收计划权。这是征税机关有权确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国家税收收入目标的权力。税收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预算能否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征税机关历来十分重视税收计划的作用，税收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也成为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手段，以致于把税收计划的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为检查考核征税机关贯彻税收政策法规的主要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计划应以非指令性为主，要正确处理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征税的关系，即必须要在严格执行税法的前提下组织税收计划的实现，不能为了完成税收计划而违法多征、少征、提前征收或摊派税款。

3.税款征收权。税款征收权又叫征税处理权、征税形成权，这是征税主体依法对具体的税款征收事项作出决定的权力。税款征收权是征税职权中的核心权力，运用得也最广泛，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相对应，其所作出的征税决定直接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款征收权包括应纳税额确定权（包括对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中的应纳税额初次确定权的第二次确定权、法定情形下的应纳税额核定权或叫估税权）、税款入库权（税款缴纳方式、税款入库期限和地点的确定权）。为了保证税款征收权的有效行使，征税主体还可依法行使与税款征收权相关的下列权力：税负调整权、税收保全权（代位权、撤销权）、税款优先权、税款追征权等。

4.税收管理权。这是为了保证具体的税款征纳活动的顺利实现，而由法律规定的征税机关进行的税收基础性管理活动的权力，它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税款征缴间接性等特点。税收管理权的内容有税务登记管理、账薄凭证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管理、税源监控等。

5.税收检查权。它是为了保证征税决定的作出和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而依法对纳税人等遵守税法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调查、检查、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权力。税收检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证据，因而它不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是行使其他征税职权的基础和保障。在实行申报纳税制度下，加强税收检查十分必要。税收检查权的行使在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如税务稽查、税务检查、税务审计、税务调查等，有些国家还赋予征税机关行使司法性质的搜查等强制检查权。

6.获取信息和协助权。是指征税主体有权从纳税主体、其他组织和个人获得与纳税有关的信息，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征税协助。与征税有关的信息是正确作出征税决定的前提，为了保证应税信息的有效获取，应建立调查、统计、报告、协助、信息共享等制度，并加大对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制裁。但征税主体在行使获取信息权和协助权时，要注意处理与纳税人的隐私秘密权的关系。

7.征税强制权。这是征税机关为了预防税收违法行为，确保纳税义务的履行而依法对纳税主体实施强制手段的权力，它包括采取预防性的税收保全措施和执行性的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征税强制权的行使将使纳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要完善征税强制权的行使程序，为纳税主体提供更多的程序保障。[①]我国有关征税强制的程序规范十分稀缺，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将对此作出进一步规范。

8.税收处罚权。这是征税机关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行为给予制裁的权力。与征税强制权一样，对征税处罚权的行使也要加以规范、控制，这主要涉及到税收处罚权的主体、程序、与刑事制裁的关系等问题。

9.争议裁决权。这是征税机关对发生在征纳主体之间的争议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力。它是一项准司法性质的权力，对于处理技术性、专业性、反复大量发生的税收争议有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公正和法治，征税机

关的行政复议裁决还要受到司法审查的监督。

10.税收指导权。这是征税机关通过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纳税主体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以引导纳税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新的征税职权形式。但税收指导一旦错误或不当，对纳税人利益的影响往往十分重大。因此，应当对税收指导给予一定的法律约束，而不应将其视为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这涉及到税收指导的事项、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征税优益权：征税职权的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征税主体有效地行使征税职权，国家赋予征税主体及其征税人员职务上和物质上的优益条件。征税主体依法享受这些优益条件的资格就是征税优益权，包括征税优先权和征税受益权。征税优先权是征税主体在行使职权时依法享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我国现行税收程序法上的征税优先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社会协助权。它要求征税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二是推定有效权。法国很早就确立了“公务优先原则”，并把“推定有效”作为其主要内容。推定有效权实际上是指征税行为的公定力，即征税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其是否合法，就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的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征税决定并非一经作出就真正合法生效，有的需经复议裁决，有的需经法院裁判。如果征税决定要走完所有救济程序并被确认生效后方能执行，那就会影响税款的征收，不利于稳定税收征纳秩序。因此，税法特许在这种条件下推定征税决定有效，可以先行执行，复议、诉讼期间征税决定不停止执行便由此而引出。为了确保征税职权的有效行使，可以考虑赋予征税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如进出口环节某些偷逃税行为、未结清税款离境），实施先行扣留、即时强制等先行处置权。

征税受益权是国家为保证征税主体有物质能力行使征税职权而向它提供的物质条件，征税主体享受这些条件的资格便是征税受益权。征税受益权是征税主体从国家所享受到的权益，而不是由相对的纳税主体提供的。征税受益权的内容表现为国家向征税主体提供征税经费、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它实际上是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构成狭义上的税收行政成本。为了给征税职权的行使提供物质保障，应当切实保证征税主体的征税受益权，但从税收效率原则来说，也应当注意降低税收征收费用，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

四、征税权限：征税职权行使的法定界限

1.征税权限的界定

征税职权是一项“公权力”，鉴于它的易被滥用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征税职权的行使都被附加各种条件，其中范围上的限定是重要的方面。征税权限是征税主体行使征税职权时所不能逾越的法定范围和界限。遵守征税权限是征税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征税主体行使职权超越该“限度”，便构成征税越权，视为无效。征税权限是各国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控制征税主体的征税行为超越权限是税法的重要任务。

在界定征税权限时，还需要注意其与“税收管辖权”、“征收管辖”、“税收主管”的区别。税收管辖权一般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税权，它是指国家或政府在税收方面所拥有的各类权力，国际税法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以解决重复征税和税收逃避问题。征税权限一般是在国内法意义上使用的，如果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征税权限，也可以说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上的“国际征税权限”。实际上，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也客观存在，对它的解决也已提到议事日程。[②]征收管辖又叫税务管辖、征管管辖，是指不同征税机关之间进行税收征收活动上的分工与权限，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征收管辖的落实是征税机关进行具体的税收征收活动的前提，是征税权限中一项基本内容。但征税权限不限于征收管辖，它还包括征税事务权限（主管），包括与税款征收管辖有关的其他征税职能的权限，如税收行政处罚管辖、税收行政复议管辖、税收行政赔偿管辖等。税收主管又叫征管职能的划分，是在征税机关内部对征管职能的划分，在我国是指税收征管权在税务机关、海关、财政机关之间的划分，也包括在税务机关内部的国税地税之间的划分。可见，税收主管只相当于征税权限中的事务权限。

2.征税权限的类型

（1）事务权限。在我国又叫“税收主管”，在德国叫“业务主管权限”，是指税收征管职能在不同类别的征税机关之间的分配问题，主要是这些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其各自主管的税种。在我国，税务机关主要负责工商税收的征管；海关主要负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管；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而在税务机关内部，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其所负责征管的税种又在国税与地税机关之间再进行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的意见》（1996年1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

（2）级别权限。又叫纵向权限，是指有上下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级别权限按照权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税款征收级别权限（级别管辖）和与税款征收间接联系的其他级别权限。后者在我国税收程序性法律上已有不少规定，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2条关于发票的管理权限；第31条关于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第33条关于减免税审批权限的原则规定；第37条、第38条、第40条关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限；第53条关于税款入库权限；第54条关于查询储蓄存款的权限；第74条关于罚款权限的规定等。另外，《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级别管辖权限的划分适用于税收行政复议。税款征收级别权限是征税级别权限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又叫征收级别管辖。由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只推进到省一级，省级以下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征收管辖权缺乏规定；采用税额分成的共享税种的大量存在，为级别管辖的划分带来障碍；国税机关严格按照行政区域隶属关系进行设置，不易于征收管辖权的明确。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级别管辖的确定带来许多困难。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快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真正落实“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权”的分级财政体制。二是取消共享税种，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税和地方税，某些税种实行中央地方同源共享。[③]三是实施国税机构改革，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国税机构，理顺中央税种的级别管辖。

（3）地域权限。又叫横向权限，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在地域权限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税款征管权限划分的地域管辖。但在我国，如同级别管辖一样，地域管辖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在各实体税种法中也只是从纳税地点的角度零星触及到地域管辖问题，而且矛盾之处很多。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应在税收程序法上对管辖问题设专章进行规定。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地域管辖的原则。笔者认为，总结我国现行税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参照国际税法上有关税收管辖权的原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税收地域管辖的原则应当包括下列三项：第一，属地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地或财产所在地为标准来确立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它一般适用于间接税和资源财产税。我国实体税法上以商品销售地、劳务发生地或营业地、财产所在地等作为纳税地点的规定即是属地原则，例如，对流转税来说，就是以实际经营地为纳税地点，不考虑注册地、管理中心地、核算地等因素，但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则由海关行使专属管辖权。[④]第二，属人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住所

和人的因素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关于住所等“人”的因素，对自然人纳税人来说，以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属人原则在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中适用较为普遍。第三，属地优先原则。这实际上是解决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冲突时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原则。因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接受外来投资多，实行属地优先原则，有利于保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当然，这种优先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只能对源于本区域内的应税收入等课税。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应重点确立下列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两便原则）。它是考虑由何种级别的征税机关征收最能降低征收成本（需考虑其获得征税对象信息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如何尽量为纳税人缴税提供方便。二是中立性原则（税收程序统一原则）。为了确保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维护征税的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应统一全国的征纳程序、争讼程序。

此外，在管辖权限中，还涉及到共同管辖、移送管辖、继续管辖等问题。[⑤]

3.征税权限争议及其解决

征税权限争议是征税主体之间及与其他非征税的国家机关之间，就征税权限的范围等划分问题发生的争议。由于立法上征税权限的划分不合理、不清晰，实践中应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征税主体的主观认识等原因，征税权限的争议在所难免。征税权限争议的类型有纵向争议与横向争议，前者是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后者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此外，征税权限争议还可分为积极争议与消极争议，前者是争议主体都主张有征收管辖权，后者是争议主体都不主张有征收管辖权。

关于征税权限争议的处理，国际上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议会途径，即由议会或宪法法院来解决管辖权争议，如英国和西班牙。二是司法途径，如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机关诉讼”。三是行政途径，即由争议机关之间协商或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裁决权限争议，这是为多数国家确立的主要解决途径。

我国关于征税权限冲突解决的立法很不完善，只是在《宪法》（第89条、第108条）、《立法法》（第五章）、《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处罚法》（第21条）等法律中一般性地涉及。[⑥]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法还没有关于征收管辖的系统规定，有关解决权限争议的一般原则、管辖权争议的裁决及确定管辖权期间的临时处置、当事人的申请权等事项缺少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征税权限争议解决制度：（1）确立权限争议解决的原则。纵向权限争议时应尊重上级机关的监督权，即以上级机关的判断为准；横向权限争议时，应以合作为原则，尽量协商解决并需履行协助义务。（2）规定解决权限争议的启动程序。至为重要的是要赋予纳税人等利害关系人有管辖权的异议申请权，另外，发生权限争议的共同上级机关可以依职权解决。（3）完善行政途径解决机制。一是对有共同管辖的，以最先受理的征税机关管辖。二是不能确定受理先后或是有其他争议的，争议的征税机关之间协商解决。三是不能协商解决或是有统一管辖的必要时，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指定管辖；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时，由各该上级机关协商决定。[⑦]四是在不能通过上述方法确定管辖权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由有实施征税处理必要性即公务原因发生地的征税机关管辖，它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及时通知其他负责的征税机关。（4）建立征税权限争议的预防机制，如部门会议、协作协议等。（5）积极探索用司法途径解决征税权限争议问题。

注释：

[①] 在普通法系国家，征税强制权原则上归法院，当事人获得程序保障的机会较多。

[②] 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在联邦制国家，各州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冲突；在一国境内存在多个独立的税收管辖区时，会产生税收管辖权冲突；在更广的意义上，行使不同税收征管职能的征税机关之间也可能产生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目前，中国内地就已与香港达成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③] 同源共享是指不设置共享税，而以同一税源由中央与地方分率计征的方式取而代之。

[④]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税收行政处罚实行“属地原则”，即由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7）

1、税收征管基础薄弱，税源监控水平较低。一是应税个体工商户家底很难弄清，纳税户数难于掌握。尽管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管理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标准不尽一致，但一定范围内工商登记户数常常大于税务登记户数。二是生产经营规模难于掌握，“双定”定额的真实性差。因缺乏有效的税收监控手段和办法，“双定”难度越来越大，“双定”定额相对于经济发展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

2、税收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征管效益差。个体税收因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庞大、税源零星分散、交易频繁、流动性强、开业停业变化快、不建立帐务或帐务不健全（含不公开真实帐务）、不懂法律，或善于利用法律、税收法制不健全千方百计偷、逃税款等特点，税收征管难度极大，相对于企业税收而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多，单位税收收入耗费的税收征收成本高，征管效益差。

3、征管力量薄弱，税收流失严重。一方面，国税、地税分设，行政管理人员增加，有限的税收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征管力量薄弱的矛盾更加突出，税收征管的力度（及时性、有效性）更加弱化，无法形成征管优势，税收流失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受部门利益驱使，在个体税收本身流失严重的情况下，国税、地税工作不协调对个体税收流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征管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基本上放弃了部分个体税收征管，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中的临时经营户的税收征管。

4、税收政策性强，实践中具体操作难度大。理论上，征与不征、征多与征少都体现了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事关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在实际的个体税收征管工作中，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操作难度较大。一是税收优惠往往具备一定的条件限制，“应税”与“非税”临界点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明显划分，优惠对象把握困难。二是随着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的不断变化，税收优惠对象变更频繁，税务部门难于应对。三税收优惠的执行，增加了对非税收优惠对象依法征收的难度。

5、发票使用、管理水平低，税控设备开发、应用水平差，税收征管还未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税务部门对现行普通发票的运用、管理水平较低，发票使用还没有涵盖所有的社会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假发票泛滥成灾，行政事业费收据不断侵蚀发票应用领域，对填开发票的比对力度不够，“以票管税”的制衡机制尚未建立。因设备成本高、技术水平低、推广使用缺乏良性制约机制等原因，拒绝安装、安装与使用相分离（税务机关没使用税控设备数据）、纳税人人为调控税控设备数据，制约了税控设备的功能，有效的税收征管制衡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

6、税收征管力度难以到位，“费挤税”现象严重。一是由于税务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的形势估计不足，轻视了对个体税收的征管，为“费大于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创造了机会。二是从全国来看，个体税收的征管力度总体上是受税收收入任务、税收征管效益调控的，征管力度难以到位，“费大于税”的状况没能得到改善。在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支出中，经营场所租赁费支出普遍大于缴纳税收数额在1——10以上。相当部分地方，个体工商户就是缴纳的工商管理费、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费等，都大于所缴纳的税收数额。

7、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企业与个体之间、地区间个体工商户税负呈现“畸轻畸重”。长期以来，税收工作始终坚持的是“以组织收入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个体税收在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国家总体税收的补充。一个地区个体税收征管的力度主要由该地区税收收入任务的大小和税源的多寡所左右。各级税务部门采取“抓大（企业税收）放小（个体）税收”的组织收入策略，个体税收征管得不到应有的强化和改观，个体税收征管的质量得不到提高，个体税收流失严重。由此造成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涉税犯罪企业除外）税收负担大于个体税收负担、落后地区个体税收负担高于发达地区个体税收负担”的不正常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长期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税收调节收入、调节分配的职能被严重削弱。

8、重实体、轻程序，个体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受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征管难度较大和征收成本相对较高的影响，并基于如下两点考虑，各地基层税收征收机关及其征收人员对个体税收的征管没有完全按《征管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不讲究过程（即“程序”），只讲究结果（即税款的实际征收）。由此造成个体税收征管资料建设和税款征收与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生产经营相分离，且相当比例的征管资料是从征收税款的逆向形成；征管资料的建立不是为税收征管服务，而是为应付上级检查服务。

9、税收工作的社会参与性不强，综合征管效果不佳。由于税收法制建设的滞后，“依法诚信纳税”缺乏激励制约机制，涉税相关职能部门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应负的职责缺乏“刚性”的约束。由此造成，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工作中主要靠部门的孤军奋战，难于形成社会综合征管合力。

10、《征管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税务违章打击不力，个体税收纳税秩序整顿乏力。由于资产评估、资产拍卖等社会中介组织在各地发展不平衡，《征管法》中规定的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在实际运用中大打折扣。一方面，受税收成本和效益的影响，税务机关极不愿意使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对税务违章、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因受相关部门配合的制约，对严重税务违章、违法行为往往不能依法从快、从重地给予有效打击。由此造成个体税收秩序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

11、个体税收征管发展目标不明确，税收征管措施散、乱，个体税收征管水平难以提高。由于重视不够，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税收缺乏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规划，征管发展目标不明确，不是采取“依法征税，应收尽收”的征管手段，而是采取“能收多少，就收多少”短期税收征管行为。一是税收宣传、征收、管理、稽查相分离，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二是面对不同类别、不同特点的个体工商业户，征管手段和办法简单、单一，缺乏力度。三是纳税秩序整顿、规范不衔接，个体税收征管陷入“混乱—整顿—再混乱—再整顿”的恶性循环怪圈。

12、税收考核体系科学性、实用性不强，个体税收征管质量难以提高。

二、现行个体税收征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对个体经济的发展估计不足，对个体税收的重视不够。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经济地位的认识长期停留在“居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之上，受“以组织收入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各种经济成份税收征管投入与产出比的比较，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税收的认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人、财、物的分配上基本上一直是向企业税收征管倾斜。

2、税收法制建设滞后，部门协调配合差。受落后的税收观念的长期影响，社会对依法加强个体税收征管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认识一直存在偏颇，相对于国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其一，现行社会法制体系尚未构建起依法诚信纳税的激励机制，个体工商业户缺乏依法纳税积极性。其二、税收征管征管手段缺乏有效、完备的法律支持，依法加强对个体税收征管以营造公平的税收发展环境对于税务部门是苍白无力的。其三，涉税相关部门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应尽的有限义务没有硬性的约束机制，对税收征管工作的支持也是极其有限的。

3、税收征管缺乏创新性，税收征管办法滞后。一方面，受税收法制建设滞后的影响，个体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加之个体经济发展迅猛，以至个体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越累越多。二是由于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税收重视力度不够，对个体税税收征管发展目标缺乏长远的科学规划，加之对个体经济发展的规律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在如何与时俱进推进个体税收征管方面缺乏有效的探索，落后的、粗放式的个体税收征管办法早已不能适应个体税收征管的需要。

4、缺乏竞争激励机制，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无论是过去的“大学毕业管国营、中专毕业管集体、高中以下管个体”征管力量配置办法，还是现在各地流行的“一等干部搞稽查、二等干部管企业、三等干部管个体”观念，都不利于树立、激发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工作自豪感。个体税收征管人员长期面对繁重、枯燥的个体税收工作热情不高、主动性不强，普遍产生“疲劳”、厌倦情绪，税收征管缺乏创新性。

三、提高个体税收征管水平的对策构想

1、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税收观，与时俱进提高对个体税收的认识。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统筹企业税收与个体税收征管，正确处理加强个体税收征管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人、财、物的安排上给予个体税收征管重点倾斜，迅速改变税收征管中相对的“一手（企业税收）硬、一手（个体税收）软”的格局，努力营造公平的税收发展环境，促进多种经济成分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2、强化管理，不断增强对个体税源的监控能力，提高征管效率。一是强化户籍管理，建立健全纳税人户籍管理制度。坚持属地管征原则，对分支机构，包括仓库、代办处等都要严格列入税务登记的管理范围，将街道、门牌号标示出的纳税户名称、行业、征管情况录入微机管理，定期巡回核对，以堵塞漏征漏管户现象的产生。二是区别对待，对个体户要实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以往的申报纳税记录、财务管理水平、办税人员素质、生产经营规模等综合情况，将个体工商户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类型的个体工商户，相应地采取有效的征管办法和措施，掌握税收征管的主动权。

3、充分发挥发票对税收征管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加强对发票的管理。一是积极推进《发票管理办法》向《发票法》的转换，解决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管理上混乱问题。二是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努力缩小行政事业性收费范围，严格规范行政性收费与经营的范围，切实解决行政事业费收据对发票使用范围的大量侵蚀。三是通过对发票管理的立法，加大对各种发票违章、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大发票违章、违法的成本，有效遏制当前利用发票进行大肆偷税漏税的猖獗势头。四是采取有奖发票等措施，倡导、鼓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时积极索取发票，以利于税务部门不断扩大和提高利用发票对个体税收进行有效监控的范围和质量。五是与时俱进提高发票的科技含量，增大制作假发票的难度。六是借鉴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经验，加大对开具发票与取得发票之间的比对力度，严厉打击“头大尾小”犯罪行为。

4、坚持依法治税，严厉打击各种税收违法乱纪行为。正确面对个体税收征管难度大、税收流失严重、整个税收环境严重不公平的客观实际，从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大对个体工商户违章、违法行为打击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必须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严格规范征纳双方的行为，逐步依法提高对个体税收的监控水平，严格依法治税。二是要与时俱进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在赋予税务干部查处偷抗税案件时的搜查权、拘留权的同时，提高违章、违法处罚标准，以增大涉税违章、违法成本。三是加大查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偷抗税行为。发扬“三铁”（铁石心肠、铁的纪律、铁面无私）精神，从机制上克服“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的落后作法，提高税法的威慑力，努力扭转、规范税收秩序，营造公平、和谐的税收环境。

5、加快税收法制建设，为加强个体税收征管提供法治支持和保障。一是制定《税收基本法》，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法律原则，科学界定税务机关、纳税人及涉税相关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构建依法诚信纳税机制。二是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种结构，努力提高税收法律、法规的制订水平，建立起结构科学、功能互补、征管效率高的税种结构体系，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

6、长期与短期相结合，密切与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着力构建个体税收征管长效制约机制。一是利用信息技术，借鉴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相关的“四小票”管理机制，建立起包含所有普通发票管理的发票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对发票的管理水平，提高发票对个体工商业户依法纳税的监控水平。二是密切与各级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等部门配合，逐步扩大诸如税控加油机、税控收款机、出租车计价器等税控设备的应用领域，配合发票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起加强个体税收征管的长效制约机制。

7、树立开放治税、综合治税理念，全面推进个体税收管理，努力提高个体税收征管水平。坚持“以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相结合，与时俱进采取多种有效方式逐步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和行为。一是积极、主动配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充分发挥这些党员在“守法生产经营、依法诚信纳税”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充分估计这些党组织在宣传“守法生产经营、依法诚信纳税”方面的促进作用。二是积极主动介入各级商会、专业（行业）协会的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其建设水平和对个体经济的影响力，发挥这些组织在倡导“守法生产经营、依法诚信纳税”方面的促进作用，推进行业自律。三是充分利用纳税人积极寻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税务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起“纳税人—税务—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制衡机制，不断提高个体税收征管水平，推进依法治税。

8、加强综合技能培训，不断增强个体税收征管人员业务技能，不断提高依法治税水平。各级税务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对个体税收主管人员，尤其是基层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培训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采取集中学习、辅导讲座、岗位练兵、以熟带生、参观学习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培训内容除税收、涉税所有相关法律、财务会计外，还应包括政治经济理论、语言表达、公务经济文书写作、公共礼仪、税收文化等内容的培训，与时俱进提高受训人员综合素质，不断增强税务人员搞好个体税收征管的本领。要优化税务经费支出结构，加大对培训的投入力度，确保培训工作的真正开展。培训工作应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机制化，始终保持税务人员素质的与时俱进。

9、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个体税收征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是要严格执行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定期进行轮岗交流。轮岗交流既包括个体税收征管人员之间的“小轮岗”，也包括个体税收征管人员与企业税收征管人员之间的“大轮岗”。二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破除“唯学历论”、“唯成份论”（干部或工人），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踏实、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体税收征管人员，要及时给予提拔、使用；三是营造“爱岗敬业、求真务实、扎实工作、争当先进、崇尚先进”的良好氛围，在奖先、评优时应向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倾斜，不断增强其工作的成就感、自豪感。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8）

1、税收征管基础薄弱，税源监控水平较低。一是应税个体工商户家底很难弄清，纳税户数难于掌握。尽管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管理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标准不尽一致，但一定范围内工商登记户数常常大于税务登记户数。二是生产经营规模难于掌握，“双定”定额的真实性差。因缺乏有效的税收监控手段和办法，“双定”难度越来越大，“双定”定额相对于经济发展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

2、税收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征管效益差。个体税收因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庞大、税源零星分散、交易频繁、流动性强、开业停业变化快、不建立帐务或帐务不健全（含不公开真实帐务）、不懂法律，或善于利用法律、税收法制不健全千方百计偷、逃税款等特点，税收征管难度极大，相对于企业税收而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多，单位税收收入耗费的税收征收成本高，征管效益差。

3、征管力量薄弱，税收流失严重。一方面，国税、地税分设，行政管理人员增加，有限的税收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征管力量薄弱的矛盾更加突出，税收征管的力度（及时性、有效性）更加弱化，无法形成征管优势，税收流失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受部门利益驱使，在个体税收本身流失严重的情况下，国税、地税工作不协调对个体税收流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征管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基本上放弃了部分个体税收征管，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中的临时经营户的税收征管。

4、税收政策性强，实践中具体操作难度大。理论上，征与不征、征多与征少都体现了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事关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在实际的个体税收征管工作中，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操作难度较大。一是税收优惠往往具备一定的条件限制，“应税”与“非税”临界点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明显划分，优惠对象把握困难。二是随着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的不断变化，税收优惠对象变更频繁，税务部门难于应对。三税收优惠的执行，增加了对非税收优惠对象依法征收的难度。

5、发票使用、管理水平低，税控设备开发、应用水平差，税收征管还未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税务部门对现行普通发票的运用、管理水平较低，发票使用还没有涵盖所有的社会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假发票泛滥成灾，行政事业费收据不断侵蚀发票应用领域，对填开发票的比对力度不够，“以票管税”的制衡机制尚未建立。因设备成本高、技术水平低、推广使用缺乏良性制约机制等原因，拒绝安装、安装与使用相分离（税务机关没使用税控设备数据）、纳税人人为调控税控设备数据，制约了税控设备的功能，有效的税收征管制衡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

6、税收征管力度难以到位，“费挤税”现象严重。一是由于税务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的形势估计不足，轻视了对个体税收的征管，为“费大于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创造了机会。二是从全国来看，个体税收的征管力度总体上是受税收收入任务、税收征管效益调控的，征管力度难以到位，“费大于税”的状况没能得到改善。在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支出中，经营场所租赁费支出普遍大于缴纳税收数额在1——10以上。相当部分地方，个体工商户就是缴纳的工商管理费、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费等，都大于所缴纳的税收数额。

7、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企业与个体之间、地区间个体工商户税负呈现“畸轻畸重”。长期以来，税收工作始终坚持的是“以组织收入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个体税收在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国家总体税收的补充。一个地区个体税收征管的力度主要由该地区税收收入任务的大小和税源的多寡所左右。各级税务部门采取“抓大（企业税收）放小（个体）税收”的组织收入策略，个体税收征管得不到应有的强化和改观，个体税收征管的质量得不到提高，个体税收流失严重。由此造成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涉税犯罪企业除外）税收负担大于个体税收负担、落后地区个体税收负担高于发达地区个体税收负担”的不正常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长期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税收调节收入、调节分配的职能被严重削弱。

8、重实体、轻程序，个体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受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征管难度较大和征收成本相对较高的影响，并基于如下两点考虑，各地基层税收征收机关及其征收人员对个体税收的征管没有完全按《征管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不讲究过程（即“程序”），只讲究结果（即税款的实际征收）。由此造成个体税收征管资料建设和税款征收与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生产经营相分离，且相当比例的征管资料是从征收税款的逆向形成；征管资料的建立不是为税收征管服务，而是为应付上级检查服务。

9、税收工作的社会参与性不强，综合征管效果不佳。由于税收法制建设的滞后，“依法诚信纳税”缺乏激励制约机制，涉税相关职能部门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应负的职责缺乏“刚性”的约束。由此造成，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工作中主要靠部门的孤军奋战，难于形成社会综合征管合力。

10、《征管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税务违章打击不力，个体税收纳税秩序整顿乏力。由于资产评估、资产拍卖等社会中介组织在各地发展不平衡，《征管法》中规定的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在实际运用中大打折扣。一方面，受税收成本和效益的影响，税务机关极不愿意使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对税务违章、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因受相关部门配合的制约，对严重税务违章、违法行为往往不能依法从快、从重地给予有效打击。由此造成个体税收秩序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

11、个体税收征管发展目标不明确，税收征管措施散、乱，个体税收征管水平难以提高。由于重视不够，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税收缺乏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规划，征管发展目标不明确，不是采取“依法征税，应收尽收”的征管手段，而是采取“能收多少，就收多少”短期税收征管行为。一是税收宣传、征收、管理、稽查相分离，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二是面对不同类别、不同特点的个体工商业户，征管手段和办法简单、单一，缺乏力度。三是纳税秩序整顿、规范不衔接，个体税收征管陷入“混乱—整顿—再混乱—再整顿”的恶性循环怪圈。

12、税收考核体系科学性、实用性不强，个体税收征管质量难以提高。

二、现行个体税收征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对个体经济的发展估计不足，对个体税收的重视不够。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经济地位的认识长期停留在“居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之上，受“以组织收入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各种经济成份税收征管投入与产出比的比较，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税收的认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人、财、物的分配上基本上一直是向企业税收征管倾斜。

2、税收法制建设滞后，部门协调配合差。受落后的税收观念的长期影响，社会对依法加强个体税收征管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认识一直存在偏颇，相对于国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其一，现行社会法制体系尚未构建起依法诚信纳税的激励机制，个体工商业户缺乏依法纳税积极性。其二、税收征管征管手段缺乏有效、完备的法律支持，依法加强对个体税收征管以营造公平的税收发展环境对于税务部门是苍白无力的。其三，涉税相关部门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应尽的有限义务没有硬性的约束机制，对税收征管工作的支持也是极其有限的。

3、税收征管缺乏创新性，税收征管办法滞后。一方面，受税收法制建设滞后的影响，个体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加之个体经济发展迅猛，以至个体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越累越多。二是由于各级税务部门对个体税收重视力度不够，对个体税税收征管发展目标缺乏长远的科学规划，加之对个体经济发展的规律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在如何与时俱进推进个体税收征管方面缺乏有效的探索，落后的、粗放式的个体税收征管办法早已不能适应个体税收征管的需要。

4、缺乏竞争激励机制，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无论是过去的“大学毕业管国营、中专毕业管集体、高中以下管个体”征管力量配置办法，还是现在各地流行的“一等干部搞稽查、二等干部管企业、三等干部管个体”观念，都不利于树立、激发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工作自豪感。个体税收征管人员长期面对繁重、枯燥的个体税收工作热情不高、主动性不强，普遍产生“疲劳”、厌倦情绪，税收征管缺乏创新性。

三、提高个体税收征管水平的对策构想

1、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税收观，与时俱进提高对个体税收的认识。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统筹企业税收与个体税收征管，正确处理加强个体税收征管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人、财、物的安排上给予个体税收征管重点倾斜，迅速改变税收征管中相对的“一手（企业税收）硬、一手（个体税收）软”的格局，努力营造公平的税收发展环境，促进多种经济成分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2、强化管理，不断增强对个体税源的监控能力，提高征管效率。一是强化户籍管理，建立健全纳税人户籍管理制度。坚持属地管征原则，对分支机构，包括仓库、代办处等都要严格列入税务登记的管理范围，将街道、门牌号标示出的纳税户名称、行业、征管情况录入微机管理，定期巡回核对，以堵塞漏征漏管户现象的产生。二是区别对待，对个体户要实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以往的申报纳税记录、财务管理水平、办税人员素质、生产经营规模等综合情况，将个体工商户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类型的个体工商户，相应地采取有效的征管办法和措施，掌握税收征管的主动权。

3、充分发挥发票对税收征管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加强对发票的管理。一是积极推进《发票管理办法》向《发票法》的转换，解决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管理上混乱问题。二是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努力缩小行政事业性收费范围，严格规范行政性收费与经营性服务的范围，切实解决行政事业费收据对发票使用范围的大量侵蚀。三是通过对发票管理的立法，加大对各种发票违章、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大发票违章、违法的成本，有效遏制当前利用发票进行大肆偷税漏税的猖獗势头。四是采取有奖发票等措施，倡导、鼓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时积极索取发票，以利于税务部门不断扩大和提高利用发票对个体税收进行有效监控的范围和质量。五是与时俱进提高发票的科技含量，增大制作假发票的难度。六是借鉴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经验，加大对开具发票与取得发票之间的比对力度，严厉打击“头大尾小”犯罪行为。

4、坚持依法治税，严厉打击各种税收违法乱纪行为。正确面对个体税收征管难度大、税收流失严重、整个税收环境严重不公平的客观实际，从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大对个体工商户违章、违法行为打击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必须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严格规范征纳双方的行为，逐步依法提高对个体税收的监控水平，严格依法治税。二是要与时俱进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在赋予税务干部查处偷抗税案件时的搜查权、拘留权的同时，提高违章、违法处罚标准，以增大涉税违章、违法成本。三是加大查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偷抗税行为。发扬“三铁”（铁石心肠、铁的纪律、铁面无私）精神，从机制上克服“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的落后作法，提高税法的威慑力，努力扭转、规范税收秩序，营造公平、和谐的税收环境。

5、加快税收法制建设，为加强个体税收征管提供法治支持和保障。一是制定《税收基本法》，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法律原则，科学界定税务机关、纳税人及涉税相关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构建依法诚信纳税机制。二是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种结构，努力提高税收法律、法规的制订水平，建立起结构科学、功能互补、征管效率高的税种结构体系，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

6、长期与短期相结合，密切与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着力构建个体税收征管长效制约机制。一是利用信息技术，借鉴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相关的“四小票”管理机制，建立起包含所有普通发票管理的发票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对发票的管理水平，提高发票对个体工商业户依法纳税的监控水平。二是密切与各级经济贸易委员会、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等部门配合，逐步扩大诸如税控加油机、税控收款机、出租车计价器等税控设备的应用领域，配合发票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起加强个体税收征管的长效制约机制。

7、树立开放治税、综合治税理念，全面推进个体税收管理，努力提高个体税收征管水平。坚持“以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相结合，与时俱进采取多种有效方式逐步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和行为。一是积极、主动配合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充分发挥这些党员在“守法生产经营、依法诚信纳税”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充分估计这些党组织在宣传“守法生产经营、依法诚信纳税”方面的促进作用。二是积极主动介入各级商会、专业（行业）协会的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其建设水平和对个体经济的影响力，发挥这些组织在倡导“守法生产经营、依法诚信纳税”方面的促进作用，推进行业自律。三是充分利用纳税人积极寻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税务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起“纳税人—税务—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制衡机制，不断提高个体税收征管水平，推进依法治税。

8、加强综合技能培训，不断增强个体税收征管人员业务技能，不断提高依法治税水平。各级税务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对个体税收主管人员，尤其是基层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培训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采取集中学习、辅导讲座、岗位练兵、以熟带生、参观学习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培训内容除税收、涉税所有相关法律、财务会计外，还应包括政治经济理论、语言表达、公务经济文书写作、公共礼仪、税收文化等内容的培训，与时俱进提高受训人员综合素质，不断增强税务人员搞好个体税收征管的本领。要优化税务经费支出结构，加大对培训的投入力度，确保培训工作的真正开展。培训工作应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机制化，始终保持税务人员素质的与时俱进。

9、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个体税收征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是要严格执行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定期进行轮岗交流。轮岗交流既包括个体税收征管人员之间的“小轮岗”，也包括个体税收征管人员与企业税收征管人员之间的“大轮岗”。二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破除“唯学历论”、“唯成份论”（干部或工人），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踏实、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体税收征管人员，要及时给予提拔、使用；三是营造“爱岗敬业、求真务实、扎实工作、争当先进、崇尚先进”的良好氛围，在奖先、评优时应向个体税收征管人员倾斜，不断增强其工作的成就感、自豪感。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9）

税收征收管理风险，主要是指税务机关针对实体经济中的参与者进行征税，从而实现一定的预期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冲击，使得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差距，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对实际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称之为风险因素。为实现更好的征税管理，就必须造好风险因素的研究与管理。

一、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因素分析

（一）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

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主要是指外部风险因素。外部风险因素其主要是指产生于税务部门外部的风险也可称之为税收征管外部风险。外部因素使得税收征管偏离预期目标，导致税收损失发生。主要包括税收征管法律依据的实操性与规范性风险因素、社会大众法律维权意识的高低的风险因素及征收过程中不同区域的风俗习惯等。

（二）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

与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不同，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是税收部门内部风险因素。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可结合具体征管工作的实际情况，对风险因素进行把控。主要包括：

1.现行税收征管制度科学性。现行税收征管制度科学性中的风险因素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情况是否相符。如果制度与现实脱节，将会影响征税工作的效率。

税收管理员制度。国家虽然出台了《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等相关制度文件，但该制度是税源管理的权宜之计。整个制度中对管理员职责的设计过于理想化，很多实际运营过程中的职责根本没有抓手，无法操作执行，导致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潜在税收管理成本有所加大。

现行纳税评估体系科学性有待提高。现行纳税评估体系以实际征税管理中企业申报的纳税信息数据为依据，评估指标是理想化企业运行中缴税行为，往往与实际脱节。因为在现实经济中，从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到大型股份或合资企业，普遍存在会计信息虚假虚报的情况，这就使得纳税评估体系实际运行效果不理想，有违必要的纳税评估体系科学性。

2.税收部门专业分工体系有待提高。我国税收部门先行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强调分工，按照税收分工条线的职责开展部门工作。专业化分工可以实现专业高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分强调分工，对于税收职责交叉部分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现象，不同分工部门间信息对称性较差，综合协调运营成本高。管理部门、征收部门、稽查部门往往权限混淆、职责不明晰、以部门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使得税收征管工作效率较低。

3.监督管理机制有待改进。税源监管不到位。税源监管的作用是使税收实现“应收尽收”，防止税源流失的问题。因此，对税源的监管是十分重要的税收管理工作。同时，人员风险因素也是风险产生的重点因素。对实际税收征管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管制度与机制不健全，形成实际操作风险。

4.技术风险因素。征收软件不统一。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不同的环节按照实际需求使用不同的运行软件。从每一环节来看，效率可能会有所提高，但是从整体环节来看，软件并不兼容，自成体系，为整体汇总、分析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数据采集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数据采集质量较低，数据并不精准。有的数据甚至是伪造的，缺乏真实性。这有技术人员原因，也有企业虚报会计数据信息的原因。

二、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及监管力度

根据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实施修改修订现行的税收规章制度，及时的将新情况、新问题及解决对策编入制度，只有积极做到与时俱进，制度能够反映现实情况并涵盖现实可能发生的情况，才能实际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加强税收征管风险工作的监督管理，通过内部监管，外部检查的多种有效手段，切实查找问题并积极解决。

（二）统一软件运转系统

要实现整个税收系统数据完整、横纵向间可传递，就必须统一运行软件的标准。统一软件运行系统，在大的运行系统中通过不同模块的设计，来实现不同部门不同运转功能的实现，当然，各子模块之间、子模块与大系统之间不能存在冲突，要彼此兼容有序。对数据的录入及采集标准进行相应规定，提高实际分析的能力。只有数据科学、软件分析系统可共享，才能为税收征管风险工作作出分析及信息共享的贡献。

（三）强化整体税收征管管理的工作原则

积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起点。要实现对整个税收征管风险防范的一致高度共识，明确风险防范的意义、目标，从思想上加强未来行动的执行力。风险管理要常抓不懈，实现风险全流程管理，将风险控制作为税收征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部分，要时刻关注风险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积极化解潜在的风险事件和风险因素。

（四）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

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保证。根据实际税收工作中面临的风险因素，设置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应对。同时，要设置风险管理岗位人员，通过不同条线、不同部门风险岗位人员的设置，开展风险信息对接、风险应对经验对策交流借鉴工作，实现风险管理的有效防范。

（五）实施税收征管风险评估

实施税收征管风险评估，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关键。这是符合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原则的。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事前的预估评估工作，通过事前调查给出预判，并形成相应的解决预案。一旦风险发生，可通过前期的评估的准备开展相应工作，实现风险管理工作的可控。

（六）设计科学有效的税收征管风险控制体系

借鉴国外先进的税收征管风险控制体系设置情况，积极进行合理改进。目前主流的税收征管风险管理控制的主要步骤为：确定税收征管风险控制目标、利用软件录入实际信息、测算并识别税收征管风险、根据不同的风险制定不同的解决控制预案、对风险管理实际效果的后评估。我国的税收征管风险工作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完善上述环节。

三、结语

综上，本文针对我国税收具体征管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其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可控性风险及非可控性风险深入分析，探讨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发生原因。同时，根据阐述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对策的详细论述，为实现我国具体的税收征收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合理的科学解决对策，并通过解决措施的制定更好的实现税收征管目标，有效防范税收征管风险。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10）

一、规范征收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一）依法征税、依率计征的原则。坚持依法征税、依率计征的原则，必须把税法的统一性与管理方法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进行税收管理时，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税法办事，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存在着差异，具体的管理办法不应强求一律，而应因地制宜，使征收管理符合实际要求，以取得较好的成效。

（二）组织税收收入与促进经济生产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收入是征收管理的首要任务，如果不注重组织税收收入，则征收管理就失去了中心；但是，征收管理又不能持单纯的财政观点，不注重开辟财源，就会束缚经济的发展。在征收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组织收入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专业征收管理与群众协税相结合的原则。农业税收工作涉及城乡各行业，遍及农村千家万户。如果没有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仅靠征收机关的自身力量是搞不好征收管理的。因此，采取适当的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群众开展协税工作，把专业管理与群众协税结合起来，对于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促进征管工作、不断深入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二、建立规范征收管理体系的目标

农业税收征收管理体系建立的目标：以征收机关为主、协护税为辅，分类分步推行纳税申报和集中征收，搞好服务监督，逐步实现计算机控管和重点稽查的新模式。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要确立征收机关依法征收的主体地位，同时做好征收机关的自身职能转变和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提高，逐步实现由征收人员上门收税向纳税人自觉申报的转变，由专管员直接管户向管事、监督与服务的转变，建立规范的农业税收征管新模式。

三、规范征收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确立农业税收征收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按照农业税收业务征、管、查一体化管理的设想，考虑到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的区别，在保证地方税收整体征管体系的前提下，有必要确立农税管理机构的执法主体地位。本着机构不升格的原则，省、市、县三级成立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局，农村中心所下按所辖乡镇设置农业税分所。省农税局主要负责全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的征收管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管理方法，组织所管税种的税收收入；管理农业税收征收经费、票据和农业税收征解会计工作；办理所管税种的减免审批事项；开展农业税收征管人员的业务培训，管理农业税收征管装备；开展农业税收征收调研和稽查工作，处理所管税种的其他事项。市、县、市、区"农税局主要负责本辖区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征收管理；负责所管税种的政策法规贯彻实施；负责所属地区的农业税收征收经费管理、票据领发、农业税收征解会计工作和稽查工作；办理所管税种减免税的审批、落实工作；协助上级农税局做好本地区的农业税收调研工作，处理好上级局交办的其他事项。乡农业税分所具体负责所辖区的农业税收任务的直接征收工作；负责农业税收税源的调查核实和登记造册工作；负责农业税收的减免具体落实工作；负责乡级农业税收决算的编报；负责农业税收政策法规的宣传到户工作；负责对村级协护税组织及人员的管理与培训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农业税收队伍建设。我省现有从事农业税收一线征收人员近2700名，平均每乡2名，负责全省农业税收8亿元的征收任务。税改后，农业税收征收任务成倍增加，农特两税预计达到16亿元，征收方式将由原来的政府行政命令式转变为征收机关直接征收为主，征收主体和执法主体将非常明确。面对全省800多万户的纳税人，要做到依法行政、户交户结、按期完成征收任务，现有的征收力量是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员配置。

（三）建立夯实的税源管理基础。农业税收征收要做到依率计征、应征尽征，必须从税源管理入手，在摸清税源真实情况基础上，健全完善的分级管理税源制度，实行动态控管。同时，要加强对纳税户的管理，做到农业税任务落实到户、实行户交户结、完税凭证开列到户；对农业特产税纳税大户要办理税务登记证，并定期进行检查；对耕地占用税和契税要逐步实行纳税申报制度。在此基础上，对税源情况实行计算机管理。

（四）分类分步推行纳税申报制度。根据农业税收工作特点和纳税人不同的缴税意识、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管理水平等条件，采取由纳税人自行申报、邮寄申报等多种方式申报纳税的形式。可以按照先易后难，先城镇后农村，先国有、集体单位后农户的原则，分阶段、分税种地实施。根据耕地占用税、契税一次性纳税和农业特产税大户相对集中的特点，要逐步实现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模式。针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零星散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现实，要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不能急于求成，先试点后推广，要进一步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纳税意识，逐步创造条件实施。

（五）逐步实行集中征收体制。为了方便纳税人，节约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能，农业税收要逐步进入地税办税大厅及其他服务场所。在县（市、区）局已建立的办税报务厅所，要逐步增设农业税收窗口，负责农业税收政策咨询、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等一系列工作。定期向县（市、区）农税局报送税款征收资料和申报纳税等情况。在基层税务所，农业税收要与工商税收统一进办税报务厅，统一征收，统一管理。在交通、通信不便的山区和偏远地区，可采取巡回征收和定期定点征收方式搞好征收工作。

税收征收与管理篇（11）

二、建设“一体化”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为现代税收征管模式的建立提供依托。信息化是推进征管改革、建立现代税收征管模式的突破口和前提条件，必须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正确处理好信息化与专业化的关系，按照新《税收征管法》第6条“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的规定，建立“一体化”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一体化”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包括统一标准配置的硬件环境、统一的网络通讯环境、统一的数据库及其结构，特别是统一的业务需求和统一的应用软件。当前，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信息网络建设上，加快建立覆盖省、市、县的地税城域网、广域网，按照“稳步推进，分批实施，讲求实效”的原则，市一级地税机关应建立以中小型机为主的城域网，县一级地税机关应建立以服务器群为主的城域网，并配备一定数量的计算机(平均每2人应配备1台)，接入三级广域网中，实现广域网上的数据和资料共享；同时，还应加快统一征管软件应用的步伐，注意统一征管软件的兼容性和差异性，充分考虑到城乡有别、税源的集中与分散有别，经济发达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别的实际情况，逐步修改完善统一征管软件，以避免征管软件与征管实际不相适应，影响征管效率的提高。

1.建立数据处理中心。数据的集中是实现税收征管信息化管理的重要保证，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基础。“集中征收”的关键是税收信息的集中，其实质应是纳税人的各项涉税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集中到税务机关进行处理，税务机关在准确地掌握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基础上，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涉税服务；税务机关通过数据处理中心可以获得政府管理部门的各种经济信息和情报，可以监控各项税收征管和职能的执行情况。税收征管内部各部门、各单位的信息管理，包括税务登记、发票领购、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检查等数据信息，通过网络能够准确、自动地汇总到数据库，实现税收征管内部数据汇总自动化，基层征管单位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查询上级税务机关相应的数据库，便于强化税收征管分析功能和管理功能，实现网络资源共享；上级税务机关可以迅速把有关指示和工作安排，及时传达到下级各部门、各单位，提高税收征管工作效率。因此，要根据集中征收的要求，在相应层级的税务机关建立数据处理中心，负责本地涉税数据和信息，特别是申报征收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

2.加强信息交换。利用信息系统加强信息交换，在加速国税、地税系统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与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联网，重点应放在工商、银行、财政、金库、审计、统计等部门联网，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税款解缴入库、纳税户控管等环节的质量和效率。

三、划清专业职责，构建信息化支撑下专业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新格局。

1.建立专业化分工的岗位职责体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速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和专业化”。专业化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但目前征管各环节专业化分工并未完全到位，特别是未能充分考虑信息技术条件下信息使用的重要性，没有按照信息流的相对集中合理划分征收、管理、稽查三个环节的职责，各环节之间还存在交叉重复、职责不清问题。因此，应按照职责明确的原则将税收征管的各项工作划分为征收职能、管理职能和检查职能，并实行“征管、稽查外分离，征收、管理内分离”，一级稽查运行的征管模式。征收、管理、稽查三系列的具体职能可划分为：

征收职能主要包括：受理申报、税款征收、催报催缴（窗口提醒）、逾期申报受理与处理、逾期申报纳税加收滞纳金、逾期税款收缴与处理和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分析；受理、打印、发放税务登记证件；负责发售发票、开具临商发票和征收税款；确保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

管理职能主要包括：宣传培训和咨询辅导、税务登记核查和认定管理、核定征收方式和申报方式、核定纳税定额、催报催缴（指直接面向纳税人的催报催缴）、发票管理（包括购票方式的核定、领购发票的审批、印制发票的审核、发票审验、发票检查）、减免抵缓退税审核、纳税评估（包括税务检查、税务审计）、重点税源管理、零散税收征管、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等。

检查职能主要包括：选择稽查对象、实施稽查，发票协查，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行政处罚的审理决定及执行、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等。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借助于计算机及网络，通过专门设计的税收征管软件来完成。因此，要在赋予征收、管理、稽查各系列专业职责的基础上，根据工作流程，对应征管软件的各个模块设置相应的岗位，以实现人机对应、人机结合、人事相宜，确保征管业务流和信息流的畅通。

2.明确征管部门税务检查与稽查部门税务稽查的衔接关系。根据《税收征管法》第54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税务检查。作为税务执法主体的征管部门和稽查部门，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都拥有税务检查权。为避免征管部门和稽查部门在税务检查上的职责交叉，必须明确征管部门的税务检查与稽查部门的税务稽查的区别和联系。

征管部门税务检查与稽查部门税务稽查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案卷来源不同。税务稽查的案件来源主要有：按照稽查计划和选案标准，正常挑选和随机抽取的案件，征管部门发现疑点转来的案件，举报的案件，以及移交或转办的案件；征管部门的案件来源主要有：在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中对纳税人情况的审查，按照税法或实际情况的需要对纳税人的情况进行检查的案件，如在办理延期纳税、减免税手续等情况下需要对纳税人进行检查的。二是检查的对象、性质、目的不同。稽查的主要对象是重大案件、特大案件，是专业性的税务检查，主要目的是查处税务违法案件；征管部门的检查对象主要是在税收征管活动中有特定义务或需要，或者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既具有检查的性质，又具有调查和审查的性质，目的是为了加强征管，维护正常的征管秩序，及时发现和防止重大、特大案件的发生。三是检查的方式、程序和手段不同。税务稽查有严格的稽查程序，坚持严格的专业化分工，各环节互相制约；征管部门的检查，方式灵活多样，程序不一定严格按照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个步骤执行，只要是合法、有效的税收执法就可以。四是检查的时间不同。税务稽查应是对纳税人以往年度的申报纳税情况、遵从税法情况进行检查、处理；征管部门的检查应是对辖区纳税人日常申报纳税情况、遵从税法情况进行检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