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大全11篇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1）

1 引言

环境影响评估，是指在一些规划项目进行建设施工后，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以及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预防、减轻环境危害的有效对策与措施，同时还包括跟踪监测的具体制度和方法。化工工业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其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因此，必须对其环境影响进行科学评价。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技术难度较大，充分利用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有效工具的作用，可为化工类项目的决策服务。在此，笔者就着重分析化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点。

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点分析

2.1 产业政策、规划符合性，总图及选址合理性分析要点

化工项目环境可行的前提是符合产业政策、相关规划，总图布置和选址合理。化工项目原则上应进入依法设立、环保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园区，并符合园区发展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应从产业定位、土地规划、空间布局、市政公用工程（是否符合园区关于集中供热、供水、污水处理、供电、供气等要求）、环境保护、企业准入等方面论证项目与园区规划的符合性。

化工项目选址及总图布置还应满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定》（GB50160-200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中关于项目选址、总图布置、防火间距的要求；环评应给出总图布置优化建议。

产业政策和宏观规划符合性方面，国家层面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订）、《石油和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烯烃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石化产业和轻工业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另外还需关注项目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港口规划、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2.2 工程分析要点

化工项目环评预测的基础是准确的工程分析。工艺方案的选择、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污染源源强及排放参数、清洁生产等是工程分析的主要内容.

工程分析的重点在于划分化工生产单元，按照化工单元给出发生的反应及工艺类型，各单元原辅材料、资源和能源消耗情况，分析物料流向及变化，确定产污节点及污染物，运用类比、实测和物料衡算等方法，核定三废产生源强。

工程分析要给出带排污节点的工艺流程图，对于含化学反应的单元应将主要化学反应式一一列出，主要装置操作/反应温度、压力、物质的转化率/冷凝效率、催化剂等工艺参数，要给出主要工艺单元/全厂的物料平衡、水平衡、蒸汽平衡、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平衡等。

化工项目还应关注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并给出源强，如开停车、检修及装置泄压排放等。

另外，对于改扩建或技术改造项目，还应给出现有工程概况、主要工艺流程、主要污染源及排放强度、主要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重点关注现有工程存在的环保问题及“以新带老”工程内容，尽量做到增产不增污、增产减污。

关于依托工程的可行性分析：化工项目要求选址于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园区，园区公用环保设施是可以或必须依托的；对于改扩建项目，原有工程的公用环保设施有相当部分也是可以依托的；对于依托的可行性，应进行详细论证，主要包括依托工程的设计处理能力、现状处理规模、剩余处理能力；依托工程的处理工艺、边界条件；最好有监测数据支撑依托工程可稳定达标排放等。

关于无组织排放源强的确定：化工项目无组织排放涉及装置区、罐区、装卸站等。储罐区无组织排放源强推荐采用《石油库节能设计导则》（SH/T3002-2000）附录A给出的各类罐型大小呼吸损耗估算公式；装卸站无组织损耗（包括蒸发损耗和残漏损耗）可参考《散装液态石油产品损耗》（GB11085-89）估算，再根据装卸产品的物性，估算蒸发损耗量；装置区无组织损耗量无成熟可靠的计算方式，一般按照原料年用量或产品年产量的0.1‰～0.4‰粗略估算，在设计资料非常详细的情况下，可根据静态密封点和动态密封点的数量及其泄漏率标准，根据泄漏经验公式估算无组织损耗。

2.3 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要点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防治对策是化工项目环评的重点之一，是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的重要环节。

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要对不同的处理工艺进行比选，给出选定工艺设计处理能力、详细的工艺流程、各单元处理效率、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在国内外的应用案例及效果等，最好有类比监测数据来支撑其工艺可靠性和运行稳定性。对于化工装置余热、余压、冷凝水、中水等给出推荐的资源综合利用方案。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1）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污染防治分区方法及防渗方案，可参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防渗设计通则》（Q/SY1303-2010），首先将厂区划分为污染区和非污染区，再将污染区进一步划分为重点污染防治区、特殊污染防治区和一般污染防治区；结合项目所在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各污染防治区的防渗结构和防渗要求；涉及地下水敏感区的，应设置足够数量的监控井，必要时应设置应急抽水井。

对于委托处置的危险废物，要附委托处置协议，处置单位的营业执照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化工项目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无组织排放，应设定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内不应有居民点、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涉及拆迁安置的，要有拆迁安置方案。

2.4 环境风险评价要点

化工石化项目环评的重点之一是可信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包括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后果计算、风险评价、风险管理等。环境风险评价应以环境风险识别，重大危险源和最大可信事故及其源强和发生概率，风险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及其充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为重点，后果计算可适当弱化。

目前，化工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主要依据有《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等。

环境风险识别应包括生产设施和危险物质的识别，有毒有害物质扩散途径的识别（如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等）以及可能受影响的环境保护目标的识别。

有关生产设施风险的识别：应结合安全预评价结果进行，但区别于安全预评价，不是所有存在安全隐患的环节都存在环境风险，安全预评价的重大危险源并不等同于环境风险重大危险源；生产设施风险识别应包括生产装置区风险识别、储运工程风险识别（包括厂外运输）、公辅工程风险识别等，重点关注危险物质在线量或储存量大、高温、高压、存在化学反应的生产设施。

有关物质危险性的识别：物质危险性识别应包括原辅材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等；主要依据《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和《危险化学品名录》、《剧毒化学品目录》、《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突发性污染事故中危险品档案库》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卡》（中文版）、《常用化学危险物品安全手册》、《化学物的毒性及其环境保护参数手册》等进行危险物质的物化和毒理数据查询；重点关注易燃易爆、易挥发、毒性强、易产生二次污染的物质。

有关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应正确理解功能单元的定义，功能单元指“至少包括一个（套）危险物质的主要生产装置、设施（贮存容器、管道等）及环保处理设施，或同属一个工厂且边缘距离小于500m的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每一个功能单元要有边界和特定功能，在泄漏事故中能有与其它单元分割开的地方。”关于这个定义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储罐区，我们是以单个储罐作为一个功能单元，还是以整个罐区作为一个功能单元来判定是否构成重大危险源呢？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理解。

有关最大可信事故，是指“在所有预测的概率不为零的事故中，对环境（或健康）危害最严重的重大事故”。在风险评价中，一般人都存在这样的误解，即最大可信事故以及后续的源强和后果计算是基于重大危险源的，而从最大可信事故的定义并不能看出这一点。因此，本文认为确定最大可信事故应全面考虑各个风险单元，而不仅仅是重大危险源。另外，导则并没有给出最大可信事故的确定方法和原则，本文推荐首先根据个人经验筛选一定数量的最大可信事故，然后可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附件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方法”对前面筛选的最大可信事故所在单元进行分级，把级别为一级和二级的单元可能发生的最大可信事故确定为风险评价的最大可信事故。

有关后果的计算：气象条件可选择静风、小风和区域多年平均风速，稳定度A、D、F级；必须给出半致死浓度（LC50）范围、伤害阈值浓度（IDLH）范围，一般还需给出短时接触容许浓度（PC-STEL）范围，对于恶臭类气体可给出嗅觉阈值浓度范围。另外，化工项目还应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交通运输风险。

2.5 其它

石化化工建设项目为高耗能行业，且多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较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大型化工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一般不应低于二级。

位于国家重点控制区范围内的新建化工项目执行重点行业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实行区域现役源2倍削减量替代（污染物包括SO2、NOx、工业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环评报告中应体现削减方案。

近几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有增加趋势，公众的环境意识有显著提高，化工项目由于其环境敏感性，其环评的公众参与工作不容忽视，在采取信息公示、发放调查表形式的基础上，必要时开座谈会、论证会、专家咨询会等。对于特大型化工项目一般应进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对于涉及生态环境敏感目标（如自然保护区、水源地、风景名胜区等）的，要进行专题评价。

3 总结

总之，化工类项目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在现今社会以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的前景下，需要通过每一位环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突破，科学评价化工类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将项目的建设与保护环境密切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2）

1化工新材料园区简介

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是浙江省乍浦经济开发区的主要功能区块之一，地处上海南翼，杭州湾跨海大桥北端，与上海、杭州、苏州、宁波（74海里）距离都在100km左右。园区规划面积10km2，一期开发面积约4.5km2，经过近年来的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英荷壳牌、日本帝人、以色列化工、德山化工、韩国晓星、新加坡美福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和嘉兴石化、三江化工、浙江信汇、嘉化能源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已相继落户，特别是近年来，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已成为港区第一大支柱产业，并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循环经济体系，2008年7月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在嘉兴港区授牌，使嘉兴港区成为了我国化工新材料重要产业基地之一。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重点发展以工程塑料、硅材、表面活性剂、新型阻燃剂、聚氨酯等为主导的化工新材料产业，目前入区的化工新材料企业共37家。2014年园区首次从全国近500家化工园区中脱颖而出，跻身“全国十强”。但随着嘉兴港区化工新材料园区企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在看到这一产业为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大量危险化学品存在给消防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目前，园区内共有化工新材料类国内外知名生产企业37家，储存企业6家，其中包括对乙烯储罐10万m3，丙烯储罐15万m3，二甲苯储罐16万m3、汽油储罐20万m3、沥青储罐15万m3等，另有环氧乙烷、光气等重大危险源。这类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单位生产、储运过程中，诱发爆炸、火灾事故的因素多。一旦发生事故，易造成连锁爆炸、发生火灾后具有燃烧快、爆炸威力强，火场面积大，生产装置破坏严重，同时有多种化学物品被焚，火灾情况非常复杂[1，2]。嘉兴港区消防大队根据园区消防与企业消防的大量事故抢险经验以及现有的消防预案，在实际工作中对园区消防安全预案不断加以实践完善。

2园区危险目标分析

2.1危化品性质分类

中国化工新材料园区（嘉兴）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园区内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装置、设备种类繁多，经资料统计分析[3]，根据《危险化学品名录》（2010年版）、《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05）及《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05）进行辨识，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已知的主要危险化学品种类主要包括醇类、芳烃类、烷烃类、烯烃类、酯类、酮类、醚类、酸、酸酐、油品等10类有机化学品及其衍生物、聚合物；以及液氯、氨、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双氧水、五氧化二钒等无机化学品。根据《剧毒化学品目录》（2010年版）进行辨识，园区内剧主要有氯气、光气、三氯化磷、丙烯腈、五氧化二钒等。对照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5号]文件中重点监管的60种危险化学品目录。对园区中相关危险化学品进行辨识分析，其中涉及氯、氨、汽油、甲醇等27种。根据《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05）按危险物质的类别和项别来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园区的危险物质分布种类较多，主要包括第3类易燃液体、第2.1类易燃气体，占比达89.51%。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的腐蚀性物质则主要包括硫酸、氢氧化钠、四氯化硅、盐酸、乙酸、氯磺酸、二乙醇胺、一乙醇胺、烟酸、次氯酸钠、磷酸等。在整个区域内腐蚀性物质最大储存量37761.05t，在整个区域内占5.20%。

2.2重大危险源辨识

危险化学品发生重大事故的种类一方面与其理化特性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其生产、存储和运输的方式有关。中国化工新材料园区（嘉兴）内涉及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和有毒有害物质种类繁多，同时其生产装置和存储设备类型各有不同，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类型也大有不同。我们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根据园区内各企业资料提供情况，同时根据企业提供的工艺路线等资料，同时考虑各企业生产工艺可能存在危险因素较多，我们对中国化工新材料园区（嘉兴）内存在的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分级。共有27个企业的80个重大危险源，其中一级重大危险源25个、二级重大危险源5个、三级重大危险源25个、四级重大危险源25个。通过对火灾爆炸与毒物泄漏典型工艺的专篇论述确定三江化工等26企业等72个重大危险源的主要工艺危险性为火灾爆炸，嘉化能投等4家企业的8个重大危险源的主要工艺危险性为中毒。

3园区消防应急预案建设措施

3.1园区消防安全评估

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主要的产业定位集中在化工新材料，尤其发展以环氧乙烷及衍生物、有机硅、表面活性剂、阻燃剂为化工新材料的衍生产品，其中部分产品在园区内实现“自我消化”，最终实现园区与宁波炼化工业和上海石化工业的协同发展、互联发展。园区最大的区位优势是其处于长江三角洲发展经济带，远离城市可减小化工园区的消防安全压力；且嘉兴地区为平原地形，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地，这两个因素均为该化工园区的长远发展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园区在多年的内部建设发展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化工企业厂区布局合理，严格把关化学品（特别是火灾风险高、危险性大）的生产、运输、储存等步骤，技术工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4，5]；嘉兴港区消防大队装备精良，官兵训练有素，综合素质高。另外部分企业已建立属于自己的专职消防队。在近几年发生过类似合盛硅业、金利化工等厂爆炸火灾等安全事故，都是可控制的火灾事故，总体上园区内的消防安全系数较高。但园区内部分企业正扩大规模，积极开发新一期项目，为了更加有效控制消防安全，需要加强对在建厂区的安全评估。

3.2园区消防监督管理

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内化工企业伴随有生产、储存、运输等步骤，消防监督管理乃整个园区的重中之重。因其特殊的火灾危险性，化工企业必须加强其厂区布置规划，园区的公安、消防、环保部门严格按照相关国家技术规范审核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该些部门严格审核图纸后，实时监督项目施工情况，确保消防安全。提高监督人员对工艺的熟悉程度，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建立园区消防安全流动监督岗，从而提高监督效率。新工艺试车阶段为监督重点，由于技术参数不完善，操作人员缺少本工艺经验，该阶段极易发生事故，加强试车车间的消防监督，遇到不符合规定或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现象，执法部门会立刻叫停。

3.3园区消防安全事故运行机制

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内已初步具有完备的消防设施，合理的厂区布置，严谨的操作流程是确保消防安全的前提，要想提高园区消防安全系数的关键在于建立园区事故的运行机制[6，7]。3.3.1事故预警园区已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接到有关安全事故的求助信息后，该部门立即根据抢险预案制定应对方案，根据求助信息和现场监控分析事故的严重等级，立即预警事故。预警级别按事故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划分为四级：特别严重、严重、较重和一般，按国家统一使用的颜色表示，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确定事故预警等级后，抢险部门制定应急预案的同时应急部门通过网络媒体、车辆宣传等方式预警信息，最终实施应急救援工作。其中应对医院、学校等特殊场所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3.3.2应急联动在整个突发公共事件前后处置过程中，由园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和调配有各援助单位的人力、物力、技术资源，指挥部主要负责与有关单位、驻扎武警部队等协调联系，实施应急联动。园区管委会和嘉兴市应急办已在嘉兴市港区社会联动指挥中心联合建立一个指挥系统，该系统解决了之前各地应急指挥单位资源共享不到位的问题。同时相关单位还建立了现场指挥系统，最终与园区管委会和应急办指挥系统互联互通，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现场情况，并准确及时得反馈指示给救援现场。3.3.3后勤援助后勤援助包括紧急处置、医疗卫生救助、应急人员及群众的安全防护。在事故救助的同时，园区管委会应加强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专业医疗救护机构和专科医院、公安部门联系合作，防止发生二次事故的同时疏散群众，及时救助事故受伤人员。3.3.4后续工作事故抢险结束后，指挥部成立事故现场监测评估小组，综合检测、评估现场，及时上报实时数据，联合市长办公室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故信息。

4园区消防应急救援工作建议

相比其他行业，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方面危险性更大，主要表现为生产工艺中的原料和产品都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性的特点，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要求高，且基本都属于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其生产规模较大，且大部分化工装置处于爆炸环境，若在生产工艺的某个环节发生故障，有较大可能将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危化品事故具有其特定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后果严重性，所以就决定了危化品企业在应急救援时具有复杂性和突发性的特点。2015年“8•12”天津港危化品爆炸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内已初步具有完善的消防应急救援机制，但是还需从以下几点推进化工园区的消防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高应急救援保障能力[8]。1）推动企业专职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建设，加快园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步伐，同时夯实高危行业企业尤其是嘉兴石化、嘉化能源、合盛硅业等企业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作为化工新材料园区应急救援可调用的应急力量，对规模较小的危化企业，应当鼓励其相互联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同时，要积极配合嘉兴港区管委会和公安消防部队加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实现区域应急救援力量同意调派，能与化工新材料园区的应急抢险需求相适应。2）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技战术学习和交流，科学编排技战术训练科目，对近些年来发生的一些火灾、爆炸事故加以重点学习、举一反三，提升应急救援水平。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指导，明确各消防重点监管企业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人员配备、装备设施和岗位职责等标准，提高相应的标准化水平。同时，要积极开展正规化管理和准军事化训练工作，通过理论学习，强化训练，提高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提高队员的应急救援处置能力。3）要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物资战略储备制度，依托嘉兴港区消防大队，所有危化企业应储备具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物资，提高应急救援物资尤其是装备和灭火救援药剂的储备水平。根据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内规划与建设的进度，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时建立应急救援物资战略储备库，确保所有储备物资能够紧急调用，满足事故灾难应急处置需要。同时要提高应非现役急救援队伍人员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确保应急救援人员稳定。

5结论

本文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为例，阐述了园区危险化学品源及重大危险源识别分类，提出了在整个化工新材料园区的运行过程中，监管部门要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对化工企业建设、生产过程进行严格审核、监管；作为园区安全的重要保障，消防队则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文末重点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消防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建设，提高救援保障能力提出几点对策。本文为化工新材料园区内的应急预案做出整体上的系统研究，以期能对进行编制更为科学详细的消防应急预案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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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红.石油化工园区消防队（站）现状及对策研究[J].价值工程，2014，14（103）：301-302.

[6]刘明洁，邹晟红，刘胜.超大型化学工业园区应急指挥中心建设[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1，30（11）：1052-1054.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3）

1实例工程概况

1.1地形桥梁概况

本次桥梁建设工程位于中山地貌区域，地形的起伏状态相对较为平缓，属于多年冻土地质类型。桥梁的两岸桥台处于斜坡表面，与桥岸的自然坡角状态为5°。桥址区地面标高数据为4687.13~4705.17m，根据测量显示相对高差数据为18.04m。

1.2区域内冻土类型

该桥梁建设工程区域为特殊岩土类型，包含多年冻土。基础天然上限数据为1.9m，属于连续衔接的种类。从冻土状态分析，分布类型包括少冰、含土冰等，融沉的等级状态为I~V级。根据多年测量分析发现，该区域冻土年平均低温数据为。

1.3试验用桩基与地层状态简述

本次选择桥梁的16-2序号桩基作为基础研究目标，该桩基采用C30类型混凝土进行浇筑，整体长度为31m，桩体直径为1.5m。桩端区域处于强风化泥岩类型地质内部，深度固定。桩体所处区域土体层次分为四个主要种类，即腐殖质、粉土、卵石、强风化泥岩[1]。腐殖质层厚度约为0.8m，包含草根成分。该层次基础压缩级别较高，存在部分冰结晶体，属于季节冻土的一种，在桩体区域具有广泛分布的特征。粉土层厚度约为3.2m，土壤条件均匀程度差，存在卵石。冻土区域为网状结构，冰层较厚，体积约为总冰含量级别的60%。卵石层厚度约为7m，内部卵石粒径在2~7cm的范围内。该层次母岩为板岩构成，冻土处于整体构造状态，内部岩芯被冻结、冰结晶为颗粒状，含冰量占总体级别的15%。强风化泥岩厚度约为20m，内部岩土质地相对脚软，冻土同样为整体构造，存在裂隙冰成分，体积为总含冰量的5~9%。

2测试元件埋设方法

为了达到地温状态测试目标，本次测试元件需要进行科学布置，确保桩基完成建设阶段后能够针对水化热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对周边土地产生的扰动情况与回动地温的变化情况。根据本次试验桩体施工区域的土壤资料、土层分布状态分析数据可以确定，应当在桩体径向0、0.6、0.9、1.3、2、4m区域设置地温的测试孔位[2]。同时，还需要赋予对应的编号，即TN和CA15、16、17、18。在这些孔位中，CA18属于天然地温测试孔位区域。TN孔位的深度设置为31m，包含大量温度测试探头。地下内部0~10m的范围应当每隔0.5m设置单个温度测试探头，超过10m小于16m的范围应当每隔1m设置单个温度测试探头。超过16m小于26m的区域需要每隔0.5m设置单个温度测试探头，大于26m小于31m的区域应当每隔1m设置单个温度测试探头。CA15、14、16、17、18的孔位深度一致，均为20m，包含31个温度测试探头。地下0~10m区域需要每隔0.5m设置单个温度测试探头，大于10m区域每隔1m设置单个温度测试探头。

3地温状态监测与结果研究

3.1水化放热过程中不同时期各测温孔温度分布规律

3.1.1混凝土水化放热过程中地温上升阶段

在针对地温状态进行监测的过程中，需要首先明确混凝土水化热过程对地温产生的阶段性影响。通过将各个测试孔位的核心测温点数据进行整合，能够明确土体温度在施工结束后33天内的变化情况。根据结果内容分析能够发现，在混凝土产生的水化热效应影响下，桩体侧面、0.6m以及0.9m区域的土壤温度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趋势[3]。测试孔位区域不一致对应的升温速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桩体侧面的温度峰值达到了14.6~22.56℃。距离桩体0.6m区域的温度最大峰值达到了10.01℃，基础温度上升幅度较大。在温度上升过程中，除深度为6m的区域外，其余位置都出现了正温的现象。距离桩体0.9m的位置最大增幅达到了2.73℃，深度为12、15m的区域出现正温现象。距离桩体1.3m区域的温度变化幅度较低，增幅仅达到0.5℃，没有出现正温现象。距离桩体2m区域的温度无变化，整体状态较为稳定。

3.1.2混凝土水化放热过程中地温下降阶段

在混凝土产生水化热效应的过程中，随着龄期不断上升，TN位置与CA15、14区域的温度在达到极限后出现了下降趋势。根据水含量与温度峰值存在的差异分析，各点位的温度下降速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桩体0.9与0.6m区域的土层逐渐出现负温现象，正温状态持续时间为16、29天。在观测即将结束的时间段内，桩体的土壤温度处于0~1℃范围内，变化趋势进入稳定状态。

3.2水化热对地温的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对施工结束33天内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变化进行分析，深度不同但近桩体区域的土壤温度变化与桩体侧面处于一致状态，测试点位距离桩体的距离越大，温度变化的状态越接近天然孔位区域，土壤温度受到水化热效应的影响较低。根据桩体测温孔的温度曲线进行分析，其平均温度增幅为0.17℃，极限增幅为0.37℃，受到水化热效应的影响相对较低。在桩体基轴上方，距离桩体0.6m区域的土层深度越高，土壤温度受到相关效应的影响便越大。随着深度增加，土壤温度受到影响开始加高，但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天然温度场区域受到水化热效应影响后，恢复效果主要依赖于低温冻土的温度传递与大气条件本身的负温状态。随着深度增加，地面下方的半无限体冻土热量吸收效果逐渐增强，因此水化热效应产生的影响也出现了减弱的趋势。

3.3桩周土回冻时间分析

根据桩体侧面各个位置土层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温度变化情况能够发现，在时间经过的影响下，土壤温度会出现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完工33天后，深度为9m的土层区域温度进入0℃以下的范围。完工119天后，所有土壤区域均进入0℃以下的范围。在这一阶段中，受到外部气温影响的中下区域土层温度稳定在0~-1.5℃左右。这一数据表面在冻土进入了强烈相变位置，能够释放大量热量，使回冻降温的速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4]。随着时间经过，下部区域土层的温度下降速度迅速上升，中部区域土层的温度出现了缓慢上升的状态，随后便开始下降。导致这一因素的主要原因与桩体端部土层容易受到低温冻土影响有关，在主体相变结束后，温度开始进入下降阶段，同时主体相变土层承担了桩体中部、底部土层的导热功能，能量交换出现增加趋势。在这种状态下，中部区域的冷土层水分子逐渐进入冰晶状态，使区域温度缓慢上升。待主体相变结束后，下部区域的负温动力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中部区域的土层温度开始下降。总体分析，施工结束后12~33天内桩体周边土壤受到水化热效应的影响，出现了融化现象。在33~134天期间，桩体周边土壤处于正负温度过渡状态，水分出现过冷现象，进而发生相变。在134~170天阶段内，桩体周边土壤重新生成稳定冻土结构，整体进入温度下降阶段。通过分析14、18m的深层土壤温度状态在不同时间内的变化曲线能够发现，如图2所示，在时间影响下，桩体侧面与近处土壤温度开始向天然孔的温度级别靠近。在温度逐渐接近的影响下，各测量点位的土壤温度出现下降速度减弱趋势。通过观测能够了解，14m深度的TN孔位温度降低达到19.7℃，CA15孔位与CA14孔位温度分别降低5.27、1.2℃。18m深度状态下的TN、CA15与CA14分别降低16.62、10.1、0.77℃。根据温度下降情况分析，TN孔位相对于其他孔位的下降级别较大。在施工结束201天的状态下，14m深度级别的TN孔位温度已经低于0.6m深度级别的CA15与CA14，18m深度级别的TN孔位温度已经低于天然孔位。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外界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土壤内部的温差梯度较大，水化热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导致降温速度迅速增加[5]。在外界温度较低的情况下，混凝土桩体已经完全形成，内部导热系数相对于浅层土壤较高，因此桩体的导热效果高于土壤本身。该桩基特性直接影响冻土的温度状态，同时也会对承载能力产生对应的影响。

4分析结论

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数据能够发现，在试验用桩体已经完成浇筑阶段后，其土壤内部区域会产生水化热现象。这一现象会对周边冻土区域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通过研究相关数据能够发现，桩体侧面的温度在完成施工阶段后的第三天进入最高状态，水化热效应对距桩体0.6、0.9m位置的冻土影响效果较为显著。这一影响条件会随着时间经过出现变化，分别在3~5天与7~11天的条件下达到最高级别。混凝土桩体产生的水化热效应对距离桩体2m区域的测温点位没有观测到影响，因此可以认为距离桩体2m的冻土不会受到温度场的影响。在工程建设结束后，桩体周边的冻土会受到较为显著的影响，整体温度级别会迅速上升。在上升阶段结束后，便会随着时间经过出现下降的趋势。根据数据分析能够发现，在桩体施工阶段完成后33天，桩体侧面的区域便会出现负温现象。在桩体施工完成119天后，各区域土层会全部进入负温状态，最终在134天形成稳定冻土条件。在桩体施工结束201天后，各土壤区域的温度会与天然孔位的温度呈现一致的状态。通过针对试验桩体施工结束后的水化热状态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明确其对冻土场产生的影响效果。但是，对于运行期间内桩体产生的影响条件还尚未明确，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开展。通过研究这一内容，可以为多年冻土地质条件的钻孔灌注桩施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利于制定施工持续时间、承载能力检测时间以及桩体周边凝冰发育时间，具有重要的施工分析意义。因此，需要重视相关研究内容的应用，确保后续的建设流程能够正常完成。

5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多年冻土区域的钻孔灌注桩温度场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明确相关变化产生的连带影响，能够为后续的施工环节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利于桥梁工程建设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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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健宁,孙学先.水化热对高温多年冻土区桩基温度场的影响[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2019,(12):88-94.

[3]褚佳文.冻土地区桥梁桩基回冻期间的工作性态分析[D].石家庄铁道大学,2018.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4）

根据结构主义理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升级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反过来，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机构的升级。在苏锡常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内，要深化对外资与民营经济的认识，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结构上的比较。而一般情况下，衡量或比较产业结构主要是从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比较

1.集中度比较

集中度是最常用、最简单易行的表征产业结构的指标。制造业集中度的其含义是制造业中处于前若干位行业的产出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比重。本文中选取前6位行业的产出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比重来表示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集中度。表1显示了2007年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产出前6位行业的份额以及6行业集中度。 

 

由表1知，苏州外资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尤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在苏州外商投资行业中占有绝对优势，两个行业的产出占整个外资制造业产出的60.16％，苏州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76.86％。苏州民营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业这两个原材料型产业在苏州民营投资行业种占有绝对优势。苏州民营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73.69％。

由表1还可以看出，无锡外资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与苏州类似，无锡外资制造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有绝对优势。经计算，无锡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70 71％，低于苏州约6个百分点。无锡民营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经计算无锡民营制造业六行业集中度为66.03％。不仅低于苏州民营制造业的6行业集中度，而且还低于本地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

由表1同时可以看出，常州外资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经计算、常州外资制造业六行业集中度为62.42％，低于苏州14个百分点，低于无锡约8个百分点。常州民营制造业排名为前6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经计算常州民营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为69.76％。仅低于苏州，但要高于无锡，同时还要高于本地外资制造业6行业集中度，这个特点是苏州和无锡所不具备的。

2.分工度比较

分工体现的是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这在产业结构评价中也是一个很重的指标。依据克鲁格曼提出的分工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得到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关心三类分工。第一类是地区内部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第二类是地区间外资制造业的分工程度，第三类是地区间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由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第一类分工，苏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大，为0 904，无锡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次之，为0.824，二常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小，只有0.536。这说明，苏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产业间的分工协作比较明显，而常州外资与民营制造业可能是产业内的分工比明显。对于第二类分工，苏州外资与无锡外资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小，苏州外资与常州外资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最大。这也说明，在苏州和无锡，外资进入的行业领域是非常相似的，对于第三类分工，苏州民营与无锡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要低于苏州民营与常州民营制造业的分工程度，但都不是很高。这说明，在苏锡常地区，民营制造业的同构程度是很高的。

二、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比较

制造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工业化，二是高加工度化，三是技术密集化，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对比苏锡常外资与民营制造业的结构。在比较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28个制造业行业按不同标准进行产业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上是从大类层面进行的划分，因此存在着一定的近似性。对轻工业、重工业的划分主要参考了张军著作中的分类，而且这样的划分与一般统计年鉴中所列出的轻、重工业包含的行业种类有所不同，但差别不是很大。在按原材料工业和加工组装工业进行分类时，并没有把制造业的所有大类产业包括在内，只是挑选了其中具有典型性的几种。纺织业对于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对于家具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对于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来说，前者都是原材料产业。后者是加工组装工业。对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划分主要参考了万晓光、李耀新等人的分类方法。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5）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3808

一、引言

劳动力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利用状况的重要指标。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受资料限制，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1982年和199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未包含失业人口。另外，因官方公布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了那些虽达到退休年龄但仍在工作的人，因此，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若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必将高估劳动力参与率；若以15岁以上人口作分母，则会低估劳动力参与率。粗略估算，按上述两种口径计算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差约6—10个百分点。因很难从现就业统计数据中剔除老年从业人口，因此，从吻合劳动力参与率的内涵考虑，本文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长期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这里的六大区域划分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相一致。其中，华北区包括京、津、冀、晋、蒙；东北区包括辽、吉、黑；华东区包括沪、苏、浙、皖、闽、赣、鲁；中南华南区包括豫、湘、鄂、粤、桂、琼；西南区包括渝、蜀、贵、云、藏；西北区包括陕、甘、青、宁、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虽然也呈现同步下降态势，但低于其他区域的程度不仅未缩小，而且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的差距还有一定程度扩大。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这一结果？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和程度如何？是本文欲重点探讨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时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不过，考虑到经济体制转型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致因相对简单，且缺乏连续而完整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后，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

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受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影响。金剑[1-2]和裴丽霞[3]等人从宏观层面的研究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管理制度、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青年人就业早而达到退休年龄者退出就业迟、不完善且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滞后的教育观念以及女性劳动者的高参与水平，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长期较高的致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失业率上升则诱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陆铭和葛苏勤[4]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归因于经济体制转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和教育发展。丁仁船[5]肯定了经济体制变革对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非劳动参与人口增加和失业率上升也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致因。Tansel[6]研究了失业率对土耳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失业率对失业者劳动力参与具有沮丧效应（discouraging effect）。张车伟和吴要武[7]以及蔡昉和王美艳[8]的研究认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和城镇失业较严重情况下，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那些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则因就业机会减少或就业报酬预期降低而延迟进入，结果导致经济活动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加重特别是较高的失业率是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主因。马忠东等[9]认为，教育可通过延长在校时间而将劳动力参与强度降为零，受教育者毕业后可提高劳动力参与强度，教育对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有显著作用。Bloom等[10]以及Aaronson等[11]的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虽然现有成果并未论及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这一问题，甚至对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其对本文的借鉴意义却不言而喻。

二、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这里筛选出老年人口比重、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大学招生率、城镇失业率和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分别代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人口社会经济负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者收入水平、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城镇失业和经济体制变迁，研究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为避免同期内生问题，这里用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来代表城镇失业率。另外，考虑到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是与其他区域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对较高而言的，因而需要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置于同一框架内来讨论。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在计算劳动力参与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区域内城乡就业人数，失业人口采用城镇失业人口（它是上年末城镇未解决就业的登记失业人数与本年度失业人数及下岗职工数之和，减去本年度解决就业的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数），劳动年龄人口按15—64岁，由历年人口抽样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失业率时，就业人口采用城镇就业人数，失业人口与计算劳动力参与率一致时，它实际为城镇失业率。城镇失业率虽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可能低于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区域可比性，本文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对各省市不同年份的GDP进行指数平减，并以此计算不同年份各区域的GDP和经济增长率。

老年人口比重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总抚养比是一种名义抚养比，可反映某区域一定时期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负担状况。

工业化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是表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状况的指标，既可反映各区域的产业配置和发展情况，也可反映一定时期产业改造和结构调整给区域产业和部门结构以及就业带来的影响。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就业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讲，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大；区域平均工资水平越低，对劳动者就业的吸引力越小。

大学招生率是某区域某年度升入大学人数占该区域该年度高中毕业人数的百分比。因获取每年各区域升入大学数据比较困难，这里以区域内每年高等学校招生数来替代。其结果可能会因某区域大学较多，对区域外招生规模较大，而导致比重偏高，甚至超过100%，像华北区和东北地区个别年份即出现了此类问题。但考虑到多数大学均侧重在本区域或邻近区域招生，其对研究结果虽有影响，一般不会太大。

非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比重是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进程快慢的重要指标，它是一定时期某区域非国有企业总资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与集体工业企业总资产之和后的总资产）占该时期该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率。一般来讲，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越高，区域经济体的市场化进程越快；反之，则市场化进程越慢。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因《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均未提供1995年分地区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和2006年分地区的就业人口数据，为保证数据连续性，本文进行了数据内插处理。受资料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限制，除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项外，其余变量使用的数据时段均为1995—2009年；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数据时段分别为1994—2008年和1993—2007年。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各变量数据序列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各变量的数据序列均具较高集中度，不过，考虑到截面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各变量的截面时序数据进行了Fisher-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经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在5%水平上均为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的截面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的。

基于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考虑，本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失业率滞后项均不显著（模型I），但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渐次消去未通过t检验的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两变量后，其余解释变量均顺利通过t检验，由此得到回归模型Ⅱ，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回归模型I和模型Ⅱ均具较高拟合优度，且模型的F值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而且，对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I和模型II的Fisher-ADF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即两模型均是平稳的，可用于劳动力参与率影响效应的分析。此外，对模型Ⅱ与模型Ⅰ的比较发现，虽然模型Ⅱ舍弃掉了两个自变量，但其拟合优度变化不大，且F值有所提高，即是说，模型Ⅱ总体上优于模型Ⅰ。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及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均会拉低劳动力参与率，这与Bloom等[10]和马忠东等[9]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经济增长率、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总抚养比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经济增长、经济体制市场化变迁、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加重，均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4-5]不完全相同。工业化率及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虽然在模型I中对劳动力参与率不具显著影响，但在模型II中，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则表现为显著负效应，也就是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拉高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升高则会滞后地拉低劳动力参与率。城镇失业率滞后二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原因分析

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时段划分为1993—1998年、1999—2003年和2004—2009年三个分时段，如此划分时段的原因，一是考虑到1999年为全国高等学校扩招的起始年，高校扩招使各区域大学招生率迅速提高；二是考虑到2003年10月国家批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而且始于2001年的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在2003年基本结束，2004年国务院批准在吉林和黑龙江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从全时段（1995—2009年）和分时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趋势看，近20年东北地区正值人口快速老龄化时期，2003年前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低于除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2004年后则超过华北区和中南华南区。从全时段看，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除华北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如表2所示），而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有显著负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可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10-11]，因此，1995—2009年老年人口比重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表现为正贡献率，而对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则为负贡献率（如表3所示）。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和西北区有影响。

从总抚养比的全时段和分时段比较来看，东北地区均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如表2所示），较低的总抚养比使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比其他区域平均低了45%—112%（如表3所示）。而通过将总抚养比分解为抚养少儿比和抚养老年比后发现，东北地区的总抚养比较低主要因其抚养少儿比较低所致，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东北地区的名义总抚养比，而且实际总抚养比（定义为每百名经济活动人口所抚养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数），均低于其他区域。因为无论从全时段还是分时段的抚养少儿比，东北地区均显著低于其他区域，而扶养老年比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表明，就总抚养比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影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抚养少儿比而非抚养老年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与其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于、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长期高于其他区域有关。通过人口出生率的区域比较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既表征了东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成效，也对其抚养少儿比甚至总抚养比形成了直接影响。此外，受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保持了较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维持在71%—78%，比其他区域平均高出35—72个百分点。可见，计划生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带来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对劳动力人口的抚养比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东北地区的抚养少儿比和总抚养比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进而，这种低抚养比又成为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直接且重要的原因。

（二）经济体制转型和城镇失业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也是重化工业和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最集中、机制和观念受计划体制禁锢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于战略和原有工业基础的产业安排，造就了东北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推动东北地区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一方面，因重化工业固有的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较高要求，以及国有工业企业用工制度的僵化及国有工业企业就业容量的有限性，而将大量城镇劳动者拒于国有企业之外；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长期从事缺乏竞争、无风险且知识技能较单一工作的结果，又使员工养成了被动、随遇而安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较强专用性的人力资本[12]。从改革开放到经济体制转型初的十几年中，在华南和华东区的私营经济迅速成长壮大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私营经济却成长缓慢。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4年东北地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资产仅占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的1269%，显著低于华东区（2234%）和中南华南区（2796%）。从分区域市场化进程来看，受传统观念和计划体制等影响，2003年前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既慢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也慢于西南区和西北区。2003年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在为东北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加速了其市场化进程，2003—2009年间东北地区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提高了1750%。但总体来看，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的初始市场化水平较低，加之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提高缓慢，东北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虽高于西北区，却远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甚至华北区和西南区，并由此导致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西南区低了1383%、4150%、3088%和059%。

而且，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改革，以及一些资源型城市相继陷入资源枯竭和产业转换升级困境，一方面，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特别是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快速萎缩，大批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因市场适应力差、经营管理不善等纷纷被兼并或破产、倒闭；另一方面，由于接续产业及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未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在传统产业或国有和集体企业大量挤出就业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担负起转移和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加之多数被挤出人员的观念陈旧、知识技能单一，以及社会未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因而导致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致使城镇失业率持续在高位徘徊。资料显示，1993—2003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企业数从29 695个锐减至7 381个，减幅达7514%；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数则由1993年的53 780个减少到2003年的4 731个，到2009年，国有企业数已从2003年的3 273个减少到1 795个。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城镇工业部门从业人数由1993年的1 22270万人锐减至2009年的41940万人，15年间城镇工业部门从业人数净减80330万人；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由1993年的2 3804万人减少到2003年的85610万人，2004年后有所回升，2009年为1 00240万人，15年间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数净减1 378万人。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失业率基本维持在8%以上，最高时接近12%（2004年为1179%），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尽管近十多年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解决了部分下岗失业者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然而，受持续高失业率影响，一方面，一些长期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失业者，特别是“4050”失业人员因失去就业和再就业信心而沦为“沮丧劳动者”[7-8]，被迫暂时或永久退出劳动领域；另一方面，一些年轻劳动者则迫于就业压力或难以找到满意工作而延迟就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或接受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13]。研究表明，1995—2009年东北地区较高城镇失业率的滞后负效应，约使其劳动力参与率分别比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低了562、086、039、155和484个百分点。可见，经济体制转型既通过影响经济运行机制、模式及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活力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也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择、就业行为等影响劳动力参与率，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受计划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加之重化工业和国有工业企业“一头独大”问题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后东北地区经济一度陷于萎靡和发展乏力困境，经济增长长期滞后于华东区、中南华南区和华北区。2003年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到2008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率已超越除西南区外的其他区域。不过，因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除西南区和西北区外的其他区域，加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正效应，因此，从全时段看，经济增长使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比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分别低了298、210和110个百分点。

工业化率是区域产业结构状况的具体体现，它的高低和升降变化，既反映了产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三次产业的内部比例关系，也可揭示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结构及其变化，间接反映工业生产的资源配置特征以及对劳动力或资本、技术需求的偏向度，通过影响就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而影响劳动力参与率。长期以来，东北地区较高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制度安排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14]，以采掘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重工业部门是其工业化和吸纳城镇就业的主要部门。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原来对行政性资源配置有较大依赖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受到了较大冲击，采掘业、传统制造业的不景气甚至快速萎缩，在导致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引致了东北地区工业化率一定程度的下降和城镇职工大量下岗、失业。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3年经济体制转型之初东北地区重工业部门产值占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为7258%，工业化率为4600%，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城镇职工总数的4871%，到2003年，重工业部门产值占工业部门产值比重上升到8193%，资本密集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工业化率则下降到4427%，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人数占城镇职工的比重降至3236%，重工业企业数也由1993年的29 695个减少到7 381个。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数量的锐减，或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快速萎缩，使城镇职工人数10年间减少了90870万人。不过，由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在经历了短暂下降后2003年即重新回复到上升通道，而且，除个别时段（2004—2009年时段和整个时段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低于华东区）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因此，较高的工业化率无疑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与除华东区外的其他区域的差距（工业化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正效应）。当然，近些年来东北地区工业化率的回升及其对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缩小作用并非孤立的，而是以工业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以及劳动力供给旺盛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70后”和“80后”新一代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的。

（四）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区域比较发现，东北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他区域。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既与中国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低工资、高福利”模式有关又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萎缩、萎靡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因未得到充分培育、发展而无法发挥其在促进就业和调节市场工资率中的作用有关。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一直高于其他区域，而城镇中的劳动者又大多就业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稳定、高福利的“一贯制”工作模式，使人们形成了求稳定、图安逸的就业心态和观念。在再就业过程中，多数下岗失业者“非正规部门不找”、“非合意工作不干”的结果，既增加了他们再就业的难度，一些无法在正规部门找到“合意”岗位的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靠拿失业金或低保金生活，也变向抑制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的上升，迫使那些为了在正规部门就业竞争中取胜者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可见，东北地区城镇职工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正规部门传统的薪酬模式以及城镇劳动者长期形成的就业观念等密切关联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贡献率分别为1495%、727%、346%、090%和316%。

（五）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是教育快速发展的结果，它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大学招生率的区域比较看，除1995—1998年时段略低于华北区外，其他时段东北地区的大学招生率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东北地区较高的大学招生率与其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人均拥有大学数量有着密切关系。统计资料显示，1993年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014所，是所有区域人均拥有大学数最多的；虽然2000年后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数略低于华北区，却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若按学龄人口统计，东北地区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相对充裕的高等教育资源，再加上持续较高的城镇失业率和激烈的正规部门就业竞争，是东北地区大学招生率长期高于其他区域的重要前提，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则进一步提高了其大学招生率，使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的大学招生率基本维持在90%以上。由于大学招生规模扩张具有延迟劳动年龄人口步入经济活动领域的作用，因此，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扩张在迎合人们强烈的接受更多和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暂时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大学招生率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贡献率为780%—2590%。

综上可见，虽然各因素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有着不同影响，但从这些因素对东北地区低于其他区域的综合贡献率看，除西南区略低外，其他区域的综合贡献率均值均在81%以上。从整个研究时段看，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的100%、91%、100%、50%和116%均可通过上述因素得到解释。

五、结论

前文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和大学招生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负效应；总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正效应；城镇失业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滞后一期负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计划生育导致少儿人口相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直观且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抚养少儿比偏低导致总抚养比偏低，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直观致因，人口老龄化只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西北区有较大影响。（2）经济体制转型，即非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的重要致因，而与经济体制转型、资源枯竭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联的持续、较高的城镇失业率，也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若将其影响与东北地区较高的大学招生率联系起来看，作用会更显著。（3）经济增长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华南区有较低的正贡献率，产业结构调整，即工业化率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劳动力参与率的差距。（4）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具有显著影响。（5）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即大学招生率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其他区域的重要致因。

基于上述结论，从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就业考虑，今后东北地区应着力加强以下工作：（1）抓住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速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培育和扶持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通过培育具有地方和区域优势的接续产业，打造支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势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以发展促就业。（2）加快建设城乡和区域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者就业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体系，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成本。（3）抓住劳动力供给旺盛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改善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结构，提高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4）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展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逐步推进失业保险向就业保障转变，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来改善劳动者就业状况，为东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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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赖德胜，孟大虎专用性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6，（1）：60-68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6）

引言：

园林工程主要研究园林建设的工程技术，如何加强对园林工程的造价控制与养护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效益，是项目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园林工程造价是项目决策的工具，是制定园林投资计划和控制投资的有效工具，也是落实园林建设资金的依据，同时也是评价园林投资效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对园林工程造价实施有效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浅谈如何加强园林工程造价控制和养护管理以及它们的优化措施。

一、 浅述园林工程造价

1.园林工程造价

园林工程是指室外建筑配套的附属工程，追求总体景观和局部造景的艺术美，实施对象既有亭、道路、排水、灯光亮化控制等实体配套工程，也有珍贵花卉、树木、活体植物造景等工程。近年来，国家和各省市园林工程项目不断增加，投入园林工程的费用也随之增多。因此，对园林工程造价实施有效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园林建设是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之一，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都必须按照基本的建设程序进行建设。严格执行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是园林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工程造价控制贯穿于工程建设各个阶段，在工程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园林养护管理

城市绿化工作也成为社区服务的一个文明窗口，服务的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居民对社区所做工作的认可，关系到物业管理服务质量满意率的高低。但社区绿化存在后期轻管理的现象，没有充分认识绿化养护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养护管理不够到位。所以切实做好绿化养护工作已成为社区绿化工作的当务之急。下文在这里分析了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的主要环节。

1.园林绿化养护工作的重要性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的过程就是把园林规划设计者的设计意图转化为具体园林景观的过程。所以在实施过程中，要按照绿化技术设计人员的设计规划，并严格按设计划线图进行绿化种植，达到预期景观效果。但光是种植栽苗还不够，如果种植前后不注意绿化养护工作，种植好的树木、绿苗不久就可能因缺水、生病等原因会枯萎死亡，那么前面的绿化工作就算全部白做和浪费，园林景观更无从谈起。实际上要想获得园林绿化工程最好的效果，还要在园林绿化种植的全过程中始终重视和监督园林养护和管理工作。只有在全方位全过程中重视了养护和管理工作，园林植物造景效果才能真正体现；苗木成活率高了，园林绿化工程的费用才能降低；景观也达到预期的效果。居民在小区尽情享受绿色的大自然，快乐的生活，是居民休闲的娱乐、玩耍的好去处。

？ 2.目前绿化养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绿化养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到位。一个绿化工程完工后，是否能满足小区居民的需求，提高居民满意率，种植的工作固然重要，但绿化养护更为关键。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如果不进行绿化养护或养护不到位，园林规划设计意图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园林绿化建设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就不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发挥，园林绿化建设必将失去其本来意义。？

？？ 第二养护人员对修剪造型知识欠缺，养护工作缺乏创新，养护管理人员的技术业务素质有待提高。现在采取的一些养护措施，方法比较简单，冬季该修剪的树木修剪少，修剪技术含量低，养护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技术业务素质普遍较低，养护工作缺乏创新意识，养护效率较低，个别树木长势造型不好，景观效果较差。

？？第三小区居民环境意识差，素质有待提高。个别居民对待花草不爱惜，任小孩子进入践踏、玩耍，个别养狗的居民把狗随意放进去拉屎拉尿，所以保护环境意识有待提高。

三、园林工程绿化养护管理优化措施

？？首先，落实责任，完善制度，对小区所有的花木进行分类，将植物的特征、习性登记。登记造册，以其编好年度工作计划，根据季节、树植位置、环境等因素，早打算早安排。摸清一定的规律及早制定好一年中的工作月历，并做好绿化日工作写实、技能培训，落实责任制，划分管理片区，基层领导做好日常检查和记录。在栽培学中，绿化中种植的都是有生命的植物，个别的单位在园林绿化时，往往规划设计高标准，施工养护低水平，造成好景不长有死亡。在园林绿化养护管理上，要了解种植类型和各种树木、花草品种的特征与特性，？关键的重点抓好肥、水、病、虫、剪五个方面的养护管理工作。

？ 其次，园林植被修剪养护。乔灌木及绿篱要定期修剪，特别是成形的灌木球和绿篱，既要保持其造型又要保证植株生长正常。灌木的造型根据品种和位置的不同可由绿化技术人员确定，园林小区灌木造型包括：圆形、蘑菇形、圆柱形、三角形、方形、菱形等。园林草坪应定期修剪，全年剪草至少五、六次，对于一些植物的修剪应注意技巧，修剪不当会影响生长甚至导致植株死亡。

？ 最后，加强园林绿化养护的宣传教育措施。 时常有个别的小孩、居民折损花木，因此，加强对居民爱护花草的宣传很有必要的。可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如社区可以通过报纸、广播、物业管理站与居委会开展的“小区是我家，美化靠大家”劳动竞赛、与就进学校开展“手拉手’承包树木绿地等多渠道的护绿宣传教育互动等活动，以此来提高居民爱绿护绿的思想意识。让全体居民都行动起来，人人都爱护树木、爱护花草，保护环境，争当社区环境保护的保护人、监督人。同时，与居委会各区域居的楼片长联合看护绿地，宣传保护绿地，检查绿地、树木的情况，劝阻损绿毁绿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上级处理。

四、结束语

由此可见，工程造价的控制与养护管理是一个从投资决策到竣工决算的全过程管理，任何环节都缺一不可。为了实现预期投资目标，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只有对建筑工程进行全过程造价控制才能达到目的。控制工程造价不仅仅是防止投资突破限额，更积极的意义是要促进建设、施工、设计单位加强管理，使人力、物力、财力等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做好工程造价的控制与养护管理工作，对园林工程绿化养护管理优化措施重要保证，对保证和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7）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13

2009年，河南省正式将产业集聚区确立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经过几年的发展，产业集聚区在促进河南省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河南省产业集聚区2013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 700.26亿元，同比增长2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1 263.81 亿元，同比增长19.8%；实际利用外资7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9.2%；高技术产业和高成长性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28.2%和21.7%；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348.8万人。[1]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河南省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有力推动了产业集聚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促进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但是，从优化发展的角度看，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在推进产城互动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在一些县域存在着“招工难”与“就业不足”的逻辑悖论。本文拟就此进行剖析和讨论，以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

一、 产生“招工难”与“就业不足”逻辑悖论的原因分析

笔者在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的调研中发现，河南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在产业与就业支撑方面存在着“招工难”与“就业不足”的逻辑悖论[2]。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出现“招工难”意味着当地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人口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在一些县域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招工难” 与“就业不足”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与现有劳动力储备无法满足短期内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结构不适应等因素有关，也与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有关。

1.现阶段的劳动力供应状况是造成这一逻辑悖论的客观原因

（1）农村现有可用劳动力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产业集聚区短期内大量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一方面，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滞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很少。一些青壮年妇女劳动力则由于城镇化水平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水平差等原因，被养老扶幼等家庭劳动所牵绊，难以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近年来河南省各地特别是县域产业集聚区引进的大型项目多是劳动密集型项目，其在短期内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是当地可用劳动力储备无法满足的。虽然劳动力供求关系紧张、出现招工难，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2）省内新增就业机会对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吸引力有限。河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外出务工仍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笔者调研发现，2013年，鹤壁市外出务工人员为25万人，新乡市外出务工人员超过141万人，孟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5.6万人。鹤壁、新乡、孟州三地外出务工人员分别是本地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1.4倍、3.5倍和1.1倍。这说明本地非农就业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力仍显不足。而且出于对收入水平、文化娱乐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考量，省内新增就业机会对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有一定学历、掌握了相应技能的新生代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不强，其回流的兴趣不大。近年来河南省各地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较快，特别是富士康等超强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在郑州、济源、南阳等地的建厂、投产，短时间内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招工自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3）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河南是人口大省，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是比较大的，但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河南省又是农业大省工业化水平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熟练劳动力、技工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高水平的管理、营销、研发人才也相对短缺。这种情况使入驻的新企业出现招工难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制约产业集聚区升级的瓶颈。

2.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规划上的不足和项目选择方面的偏差是造成这一逻辑悖论的主观原因

目前，河南省每一个县级城市均至少有一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构建“三大体系”的载体，产业集聚区不仅要发展非农产业，还要通过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集聚人口，通过产城互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3]而且，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整个市场竞争环境来看，工业的空间集聚发展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培育，是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但从发展现状来看，河南省一些县市对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重视不够，“工业至上”“项目至上”的观念仍然较为普遍，一些产业集聚区只是被作为工业集中的载体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为城镇发展提供载体的意识不强。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整体规划存在“重产轻城”倾向，“产城一体”规划不到位。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实现“产城互动”发展，在规划环节就需要按照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做到“三规合一” “产城一体”，即实现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之间的精准衔接，进而实现“产城一体”发展。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有一部分县市较好地落实了“三规合一”，在产业集聚区建设过程中从就业培训、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对促进产业集聚区务工人员市民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产业集聚区与城市建设之间的无缝对接和联动发展。一方面，通过产业集聚发展，强化了城市的产业支撑，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起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功能完善实现了人口安居和人口集聚，进一步为产业集聚区实现职工安居乐业、降低职工流失率、保持良好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提供了保障。

但也有一些地方对产城互动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行动不自觉，或者行动与认识脱节，出现了重产业集聚区建设而轻城镇化建设的倾向，集聚区与城市发展仍处在相对脱节的状态，既没有实现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也没有把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与新城开发、老城区改造统一规划、统筹推进，有一些产业集聚区甚至远离城区。在时间短促、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必然制约产城互动发展。一方面难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区的自然延伸和覆盖，产业集聚区难以得到可持续的劳动力供应，出现招工难和职工流失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城区缺乏产业和就业支撑，阻碍一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2）集聚区的产业规划存在“重规模、轻集聚”现象，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力。基于河南省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日益严峻的客观现实，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四集一转”的要求，即企业（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以产业集聚区搭建起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有效载体。这一要求对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调查发现，由于河南省对各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和指导不够，各地的产业集聚区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普遍存在“重规模轻集聚”的现象。

一方面，多数产业集聚区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空间规模，一些产业集聚区出现了一区两园甚至三园（各个园区之间空间距离相对较远）的情况，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土地闲置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据统计，目前全省产业集聚区闲置土地2 335.68亩，圈地2 967亩。[4]这并不符合通过产业集聚区推进产业集群集聚、人口集中和城镇化的初衷。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链条短。据调查统计，2013年河南省180个产业集聚区中，主导产业投资占比超过50%的达到70个以上，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优势的主导产业，提升产业集聚区竞争力和对城镇化带动力的效果比较显著。[5]但是各个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一些产业集聚区由于招商引资的针对性不强，不仅在引进龙头企业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引进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没有形成配套与协同效应。这种以集中代替集聚的做法，必然导致产业集聚区或者没有主导产业或者主导产业过多过宽，形不成特色和规模。2013年，河南省有26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不足20%。[5]还有一些产业集聚区虽然已经形成了主导产业，甚至主导产业比较突出，但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高技术产品数量还不多，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还比较低，研发平台、研发团队还比较薄弱，集群发展的创新驱动能力不足。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链条短，不仅直接影响到产业集聚区自身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也使其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大打折扣。

（3）项目选择方面存在“重大轻小”现象，没有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推进城镇化方面的作用。不少产业集聚区在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方面主要强调投资规模，倾向于投资大、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2012年，河南省180个产业集聚区营业收入2.47万亿元，从业人员299万人，平均82.6万元的营业收入才吸纳1名就业人员，远高于37.3万元/人的全国平均水平。[4]2013年河南省的平均水平是89.63万元吸纳1名就业人员，仍然处于较高水平。[6]这说明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在招“大商”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一个产业的发展而言，没有大的龙头企业是不行的，但是从产业发展规律和产业集聚区的培育来看，产业在一个区域的持续发展仅仅靠少数几个大企业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根植于本地的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撑与竞争。

笔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外来投资者对河南省的政府服务和投资环境整体上是比较满意的，但80%以上的投资客商认为河南省的项目配套能力还不能满足需要。这一点已经成为引进大项目的制约因素。这表明，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也需要反思。现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实际上遏制了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投资规模、投资强度等方面的门槛限制，目前入驻产业集聚区的多是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中小企业比例较小，而实际上恰恰是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推进城镇化的帮助更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把绝大多数建设用地集中到产业集聚区使用，中小企业在产业集聚区之外发展又面临无法得到建设用地的窘境。这种情况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培育和长远发展，更不利于就业的增加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二、促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河南省的新型城镇化既“慢不得”，更“急不得”，应结合河南省的产业和就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积极稳妥地推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

虽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产业与就业基础已经具备，但具体到县级城市，其产业与就业支撑仍然较弱，“集产业、聚人口”仍然是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条件、先决条件。客观条件决定了河南省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区“新型城镇化主载体”的战略定位，切实发挥产业集聚区在集聚产业、创造就业、吸纳人口等方面的关键作用，通过产业发展与就业创造来促进、带动城镇化进程，通过产业集聚区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7]

1.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区“集产业、聚人口”、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载体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广大人民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城镇化来实现，所以产业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创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应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的思想，切实把指导思想从“重工轻城”转向“城工并重”，从“工业项目至上”转向“产业与就业并重”“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并重”，从而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消费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产业集聚区应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在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创造就业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产业集聚区应在准入门槛等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入驻放宽条件，并通过建设多层厂房、成立创业孵化园、给予金融和政策扶持等多种形式的措施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本地的小规模创业活动。

3.产业集聚区在空间规划方面应更加强调集聚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城市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人口才能产生相应的城市功能，而人口的空间集聚又必须以产业的空间集聚为基础。从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的规律来看，过于分散、规模过小的产业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其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也是有限的，无法对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形成持续、有效的支撑。因此，不管是从产业发展、人口集聚来看，还是从城镇化的推进来看，产业集聚区都应更加强调空间集聚。

4.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各地的资源禀赋状况不同，产业发展基础也不同，在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规划设计，强化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分工协作，避免在一般性项目引进方面的自相竞争，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要注意2点：一是各个产业集聚区要有针对性地引进缺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提升关键链条，特别要注重对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等环节的引进，从而进一步完善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链条；二是为了有效解决一些产业集聚区在引进项目上存在的乱象，应在全省形成互动协调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形成意向性项目在省内合理流动的机制和平台，保证引进项目在最佳地点完美落地。借鉴广东等地的经验，主要应通过GDP分成和税收分成等办法在项目引进、落地等环节形成利益分享机制，促使项目在省内顺畅流动，促进各个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的形成，通过产业集聚区的升级来促进其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5.在制度与政策上应加快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市民化进程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产业集聚区内村庄改造与就业人员转户进城的进展相对缓慢。为加快市民化进程，应清除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的制度障碍，统筹协调户籍、社会保障、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应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率先在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实现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宅基地使用权不变、原有集体财产权益不变，并积极探索农民上述3种权益的变现形式，以解决农民转户进城的后顾之忧，弥补农民转户进城的个人成本，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使其既愿意进城又能够进城。

6.实行差别化政策和差别化管理，实现对产业集聚区管理的精细化

由于各个产业集聚区在所处的区位、拥有的资源、基础配套设施、产业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面临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故指望180个产业集聚区能够成为带动河南省经济发展的180个“罗汉”是不现实的，对全省180个产业集聚区实行无差别的管理也显然会失之偏颇。从现实情况出发，实行差别化政策和差别化管理有利于避免同质竞争和重复建设，有利于实现产业集聚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议按照产业集聚区的区位优势、产业状况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将180个产业集聚区划分为优先发展类、重点发展类、调整组合类3个大类别，对其分别实施差别化政策。强力支持和推进那些实力强、产业结构优化、对城镇化带动作用突出的优先发展类产业集聚区加快发展；对那些产业基础较好、对城镇化带动作用比较显著、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重点发展类产业集聚区提供重点支持和扶持；对那些实力弱、产业集聚水平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对城镇化带动作用较差的产业集聚区则要实行调整组合，对问题特别突出的少数产业集聚区要下决心尽快淘汰，以整合出宝贵的资源为优先发展类和重点发展类产业集聚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7.多举措保障产业集聚区对员工多层次的需求

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招工难”问题，应当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加快培养、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要引导省内高等学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点为产业集聚区培养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要加大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力度。在人才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要依据各个产业集聚区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状况，制定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战略，从国外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引进各类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对口人才以兼职、培训讲学、调研访问等多种方式为集聚区所用。

其二，要对河南省现有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资源进行整合和提升。要依据各个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的区域布局、专业设置等情况，对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培训经费与实际培训人数挂钩等措施，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扩大熟练工、高级技工培训规模。同时，要推动各类院校特别是技工学校与产业集聚区重点用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设置，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培训，联合共建实习和实训基地，采用“工学交替”模式安排学生顶岗实习。

其三，强化对返乡农民工的回流就业培训。要依托县、乡（镇）劳动保障平台建立返乡农民工工作台账，增加继续教育和培训投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回流就业培训、社保接续等服务。同时，要建立全省统一的产业集聚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就业服务工作机制，及时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加强用工监测和政策指导。

其四，在产业集聚区建立“一站式”就业服务机构。各个产业集聚区均应设立就业服务窗口，在技能培训、用工推荐、招聘、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

8.进一步完善产业集聚区的考核评价体系

科学的发展理念需要科学高效的考核体系来保障。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在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要切实纠正单纯追求投资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的偏向，把主导产业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品牌培育、就业创造与就业人员市民化等指标作为产业集聚区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硬指标来考核，引导各级政府按照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来发展产业集聚区、推进新型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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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报告（2012）[R].郑州：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2013.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8）

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明确指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在ma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肯定学校德育工作的效果:“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他殷切希望恢复“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的好风气。!’l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刻认识到，能否有效地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为此，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

今天，教育创新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学校德育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必须不断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途径，都要与不同时期、不同年龄的学生对象相适应。但最根本的一条，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实现德育创新，要从学校做起;学校是操作德育工作的主体。

要实现德育创新.首先必须树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全新的学校德育工作环境概念。美国学者萨丽·鲍斯韦克(shauy borsnick)指出，在欧美国家中，学校是分离于社区之外的，但课程却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中国学校建立在社区之中，与社区联系密切，可是学校课程内容却与社区要求脱节[(3]。这是事实，即学校教育内容严重脱离了社区的德育环境，与社区要求不协调。“和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并对其有促进作用。”闭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同样，努力建设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诚实公平的校园道德氛围，并促成社区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对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社会价值的现实定位。学校建立在社区中，社区内团体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问，学校与社区各层面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学校德育的小环境。这一小环境正在日益强烈的受到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和影响，学校在这一不自觉变化的社区中，发生着自觉的、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因其育人的超前性，必然超前于社区变革。学校能动的适应着社区环境，又改造着社区环境。学校有社区社会道德孵化器的作用，不断为社区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物质建设提供着新的力

德育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最强调实践性的。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必须通过日常行为来表现，特别是在社区中的行为更能展现学生思想品德的优劣。由于学生的可塑性，其道德表现可能呈现两个方向:符合教育者教育目标的方向和不符合教育目标的方向。这两种行为如果能得到社区及时的表扬或者批评，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回学校，对学生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进一步形成都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加强作用。社区可以采用招募青少年教育志愿者的方法，聘用那些德才兼备的有志于青少年教育的人加以培训，择优录用，通过他们的工作使社会教育在社区范围内形成有形的依托。社区参与学校德育工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川组织辖区内中小学生开展服务、读书活动和其他公益劳动;(2)为学校定期提供学生在社区参加服务活动的表现;(3)定期向教育、文化主竹部门提供社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依法经营的情况，严防未成年人进入社区经营性文化娱乐场所;(4)向所在社区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咨询。(5)开展“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建设和评比，促进家庭生活氛围的现代化。这就是校本德育要求于社会的:以社区为依托。良好的社区环境，为学校德育创新提供了不竭的资源。

其次，强调学校在社区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动地位和专业地位，在育人工作中的权威性，是以学校为本位的德育工作区别于过去‘·学校必须与家庭、社会密切合作，发挥学校主导作用”si的育人网络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德育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

学校是社区中最专业化最主动的德育工作实体。德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证，被誉为人字第一号工程。学校内部有健全的校、处级、年级、班主任德育管理体系，牵动着学校、年级、班级家长委员会和各级社区教育协调组织。家庭、社区、学校三方教育力量中，学校不仅是主导，其主动地位、专业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学校必须主动融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为社区两个文明做出积极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t}.mt要，也是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学校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通过:(1)以学生促家长的形式;(L)为社区活动提供场所的形式;(31参加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研讨的形式;(.k)为社区培i)”文化活动骨干;(p)向社区成员通报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和德育信息;(u·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现象;(7)发挥校长和学校教师在社区的非权利影响，沟通学校与社区的信息交流渠道，使学校德育工作与社区工作紧密衔接等等、。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经过实践，德育创新的效果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强化育人效果的目的定位，使校本德育区别于传统的“教育为地方自治之本”的观念，从而确保学校全力集中于教书育人，为德育创新提供了经济和人力保障

以优化育人环境带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学校育人环境，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衔接的局而，增强思想品德教育效果，“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制等方而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校本德育的这一目标，区别于明朝以来把学校作为所在地区道德与精神文明讲坛的观念，也区别于二三十年代陶行之在晓庄师范进行的，以学校办社区的实践。校木德育的目标在培养面向现代化、而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通过“育人”来间接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要自办社区，管理社会。

学校在社区中又是法人，其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开放德育工作，不等于放弃德育工作;利用社区资源，不等于放弃学校资源。课堂教学是学校育人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导。学校只有全力集中于优化管理，才能实现自身发展。

第四，德育内容系统化与德育活动本土化，是校本德育区别于传统德育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学校育人主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具体体现.是德育创新的源泉。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9）

一、引言

地区专业化水平，又称地区间的工业结构差异程度，是指一个地区专业化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实质上就是该地区产业分布的不均匀程度。产业集聚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不同区位的限制条件存在差异，导致同类或者关联企业在选址的问题上出现了趋同，从而出现了产业地理布局上的集聚现象。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的空间集聚必然表现为地区专业化的强烈倾向，二者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经济空间并不是一张匀质的平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特定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导致专业化生产空间的出现。地方优势产业的形成是专业化劳动分工本身的产物，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促进地区分工水平的演进，从而进一步增强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促进地方优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专业化分工、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地方产业集中度的关系可用图1说明。

Ppp1.tif,*/6。19*2;%90%90,S（”图1 贸易成本与地区产业集中率变化比较S）

图1中，S表示地区产业集中率，C表示贸易成本。假设两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完全一样，当贸易成本很高时，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极低，以至于两地区之间没有发生贸易往来，各地区生产与消费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这时两地区产业集中率相同（S1=S2），地区分工水平也一样。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使得某一地区的产业具有初步优势，生产要素报酬率较高，从而会引发生产要素向该地区的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前后向的产业关联的循环累积机制会导致产业在该地区的进一步集聚，而另一地区的工业则逐渐衰弱，从而形成“中心――”的产业结构。当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推进，由于地租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心地区的一部分产业转移出去，落后地区承接转移过来的产业，开始实现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与发达地区有效的分工与合作。在两个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则有S1=S2，即两地区产业集中率相等。如果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不同，两地区将依据资源禀赋差异专门生产自己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从而实现完全专业化的产业集聚，互相以有换无，取长补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时专业化分工水平最高。

二、我国地区分工水平的变化分析

我们以克鲁格曼（2000）区域分工指数来衡量我国地区分工水平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sj,k表示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j、k表示地区，i表示行业，aji、aki分别表示j、k地区i行业的经济规模。如果j、k两地区具有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则sj,k=0，这时地区之间不存在专业化分工；当j、k两地区产业结构完全不相同时，则sj,k=2，这时地区之间专业化分工水平极高，从而有0≤sj,k≤2。因此，指数值越高，地区间行业差异越大，彼此专业化分工水平越高；指数值越低，地区间产业同构性越大，彼此专业化分工水平越低。梁琦（2004）根据区域分工指数计算了1997年和2001年我国六大区域W(六大区域指的是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W)间的分工差异，然而由于这六大区域面积广袤，我们有必要利用既有的统计资料，作出更进一步的详细研究，研究时段也有必要延长，从而对我国地区分工水平的变化作出更为细致与科学的考察。下面利用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资料，以工业总产值作为各产业经济规模的衡量标准，计算了我国1988-2003年省际间的区域分工指数W(考虑到文章篇幅，1988-2003年我国省际间的区域分工指数详表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来函向本人索取。W)。在此基础上，可得出表1－表4。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随着省际间距离的增加，其分工指数从整体上讲也相应增加，在我国几大经济区域之间表现更为明显。东、中、西三大地带比较起来，历年中部的平均分工指数最低，这是因为中部的地理位置基本上介于东、西部之间。从七大经济区域来考察，华中的平均分工指数一直最低，这是因为华中地处我国中原地带，与各个区域的距离相对较近，而华南、西北、东北的平均分工指数一直较高，这是因为，其内部各省位置相对较偏，与其它区域内部各省的距离相对较远。

第二，我国各个地区的分工指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本上在逐渐增加。从省际上看，1988－1997年，我国各省的平均分工指数都不同程度地上升，期间只有河北、浙江与海南发生波动，1993-1997年，这三个省份出现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1999-2003年，除了北京小幅下降外，其它省份均上升。从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七大区域划分的角度看，均也出现上升。

第三，我国不同地区内部的分工指数差别较大。华中、华东的内部分工指数跟其它地区比较起来，一直较低，这是因为，其内部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华东地区除了安徽、江西较为落后外，其它省份都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业高度集聚，跟西北、西南、华南、东北这些地区内部省份比较起来，华东内部省份之间工业结构彼此差别相对较小。华中三省经济水平在我国处于中间地位，并且彼此资源禀赋极为相似，因此，内部分工指数在七大区域中一直是最低的。西北、华南、东北的内部分工指数相对较高，这是因为，我国西北地区面积广袤，并且，彼此资源禀赋差别较大，由于20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工业有所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北内部分工指数。华南内部分工指数较高，主要归因于其内部经济结构差别较大，广东、海南、广西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极不相似。东北地区内部分工指数较高，既包含地理的因素，也包含经济结构的因素，是二者的综合。

三、我国区域间市场开放度分析

当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发展时，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必然低；而当区域间的贸易成本高时，则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因此，我们可以用区域间贸易成本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一般认为，对区域间贸易成本的影响主要由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区域间市场开放度等因素构成。表、表6W（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表6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W）

及图2、图3说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通讯能力大大提高，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也大为改观，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我国交通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这在东部与中、西部都有明显体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基础设施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

公路里程变化趋势SX）”SX（B图3 1988-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铁路营业里程变化趋势SX）

对区域间市场开放度或地方保护主义的精确衡量很困难，甚至基本上不可能，但是一些学者还是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Young（2000）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地区保护主义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壁垒，地区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市场扭曲、地方保护趋于上升。与Young 的观点相同，法国经济学家Poncet（2002）认为，如果将中国省际间的贸易壁垒折算成隐含的关税率来看，1987年和1997年的关说分别达到3%和46%，这一水平已达到当前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水平，并且，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他省产品的21倍。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省际贸易不是下降而是大大增加了。张军（2001）认为Young 很有可能忽略了“行业间”贸易与“行业内”贸易的差别。同时，Naughton（1999）也通过中国各省的贸易输入输出表，揭示了改革以来中国的省际贸易，特别是“行业内”贸易的增长。谢守红（2003）采用1990年和2000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中国大陆各省区的对外开放度（表7），认为1990年以来虽然各省区之间对外开放度存在巨大差异，但各省区对外开放度普遍有了明显提高，这也间接表明了我国各省区保护程度在不断降低。从农村劳动力生产要素这一流动状况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整体规模在逐年增加，1978-2003年2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显然，这与中央政府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镇户籍制度，破除地区封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各种规定有着重要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总体来讲，我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向纵深发展，虽然在一些地方还存在非常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是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在现实中的实施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无法抗拒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总之，我国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在不断降低，这不仅表现为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且也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技术越来越高，信息交流成本不断降低，行政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弱，经济开放度越来越强，从而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迫使各个地区以不同形式、不同优势不断加入到这个进程中来，使我国经济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分工体系的发展整体，内部各个地区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

四、我国地方优势产业形成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将加速推进我国区域间贸易的增长，从而在各地区形成相对优势产业。我们用区位商来衡量我国地区优势产业的状况。从理论上讲，如果某产业的LQ（区位商值）>1，则该产业具有相对优势，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取LQ≥1.。对某地区优势产业的衡量，我们不能仅仅看产值或资产规模的大小，而且还应考虑到就业规模大小，否则该产业便具有“飞地式”经济的特征，对促进当地劳动者就业作用的贡献有限，难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更别说促进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利用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得出了各地区的区位商值及其相对应的优势产业W（辽宁数据缺省。同样考虑到文章篇幅，作者略去了详表。W），从而得出表8。

由此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主要表现为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部分资源加工行业。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主要是采矿业、一部分资源加工行业以及一部分轻工业行业，如食品、饮料制造业。因此，从相对优势的角度出发，内地优势产业的表现还是很明显，从而各地区经济有朝专业化分工格局发展的态势，这也从区域分工指数得到了反映。我国区域分工指数整体上升，说明地区之间的分工水平在进一步加深，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加快，虽然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现象在我国当今仍然很普遍，但是这不能从整体上阻挡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五、简要结论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大量的文献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必然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落差，我国区域分工链条是否受到阻碍？本文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地区间分工水平、贸易成本以及地方优势产业的形成进行了详细探讨，以期解决这一问题，弥补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详尽的实证分析，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于加快，虽然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行政垄断、强制交易以及市场封锁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总体来说，各省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同时，我国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大大推进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统一市场的基本内容是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从而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各地区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促进优势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内地的相对优势产业基本上还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依赖较大，如何促进发达地区的成熟产业向内地转移，进一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中国总体经济严重不平衡发展的格局，则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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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sion of Lab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Local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in China

W4BE Xionglang

WB（School of Economics and rad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10）

一、引言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经济的从业者――农民必然发生分化，转向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从而引发农民阶层的分化。分化后的农民工阶层将向城镇流动，从而产生农民工家庭市民化问题，其中关于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问题成为重点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我国是市场经济新兴国家，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农民阶层分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受到环境资源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影响。为此，基于两个视角，一是对2020年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所形成的空间上限，二是2020年实现约2个1亿人口市民化目标的数量下限的双重经济约束条件；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成本问题。

来自不同农民阶层的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意愿和行为选择是不同的，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和成本也是不同的。以农民工家庭为决策单位，分析不同农民（家庭）阶层转变为农民工家庭，再到市民化两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影响农民阶层分化、转变为农民工家庭再到市民化的因素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社会等非经济因素（李强，2004；李培林，2003），有时非经济因素甚至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鉴于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以及非经济因素不易成本计量。

为此，依据农民阶层分化类别，对主体功能区农民工家庭进一步分类，并借助因素分析设置相应变量，构建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进行计量分析。

二、基于双重约束条件的农民工家庭分类分析

以农民工家庭为对象，以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为研究目标，在主体功能区实施的空间约束和2个亿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约束下，对农民工家庭分类进行初步分类。

为提高国土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实现经济的集约式发展，我国制定和实施的2020年基本实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将我国国土资源划分为四个类别，即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前两个区域的主要功能是城市化，而后两个区域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农产品和生态功能，当然不排除适当的、有限的城市化功能。中央和省政府将提供各开发区域不同的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不同开发空间区域的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将面临不同政策条件约束和总的空间上限约束。

同时，中央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约2个1亿人口的市民化，其中约1亿人口属于城市常住性质，主要集中在优化开发区域的东部沿海区，另外的约1亿人口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在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会受到更严格的政策、空间约束和限制。

结合两个约束条件，对农民工家庭进行初步分类。这种分类有别于常见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分类结果，充分反映政策干预下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两类人口约束条件。禁止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不承担大规模农民工家庭市民化功能，因此本课题的分类结果为：（1）东部沿海地区优化开发区域的（常住）农民工家庭、（2）中西部地区重点开发区域的（非常住）农民工家庭和（3）中西部地区限制开发农产品区域的（非常住）农民工家庭。

按照农民阶层分化理论（刘洪彬，2013），明确划分农民阶层分化后形成的类别，主要分类为：（1）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高的阶层（简称为双高因素阶层），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类农民阶层因其占有丰富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源，因而市民化的意愿较弱；（2）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均衡的阶层（简称为单高因素阶层，或为高经济因素阶层或为高社会因素阶层），该阶层农民占有一定的农村经济或社会资源，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易于分化的阶层力量，要么转向双高因素阶层，要么转向市民化，农民工主要来自这一阶层；（3）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低的阶层（简称为双低因素阶层），这是一类需要扶持和帮助的阶层，也是最难于市民化的阶层。

最终，来自于四个不同的农民阶层的三个主体功能区的农民工家庭类别，可细分为12个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类别。为了对不同类别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进行计量，并通过对计量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结论，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构建基于农民工家庭分类的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

三、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化进程中，分工专业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在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也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从不同的层面对农民阶层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有正向影响、有负向影响；同时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成本。

1、农民工家庭市民化与市民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实现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均等一致的社会身份和权利，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随着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农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市民化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的过程。

市民化成本主要是指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公共投入。一般来说，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都需要一定的投入。作为农民工个人及家庭，要在城市定居，需要负担更高的生存费用支出；企业的投入也不可或缺，不过相对较少，主要是为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更加稳定的工作条件和更普遍的福利；而政府部T的投入主要是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支出，例如提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各种社会保障的费用。

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六项成本，分别是：（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2）医疗保障成本。（3）养老保险成本。（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5）社会管理费用。（6）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内容，但这六个方面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市民化成本的差异性特征

一方面，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之间，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之间，不同的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民工之间，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等因素，差别也很大。同时，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其所承包的土地等置换或相关费用，也会影响市民化成本。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支付多少成本有多种估计，各种结果也相差很大，这为政府决策带来了困扰。总体而言，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估计，因样本选择的不同，成本的内容不同，调研的方法不同，也会存在差别。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一项长期支出的过程，比如测算的低保补差、医疗和养老的补助，很多是逐年发生的，甚至是农民工退休以后才发生的费用，因此平摊到每年的成本并不高；因此，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过程主要是遵循自愿、有序和有就业保障的原则，市民化成本本身，只要合理统筹安排，不会成为政府很大的财政负担。

3、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主要是指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包括教师工资、学杂费、教科书费用、公用经费、教学设施、校舍改造等各项费用支出，具体可用“生均事业费”来表示，其中小学和中学阶段的生均事业费有所差别。

（2）医疗保障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工市民化后，由原来的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或者没有医疗保险，转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府需要增加的医疗保障支出； 二是农民工大量进入城镇后，城镇原有的医护人员、设施不能满足需要，需要政府扩建医院、更新设备和增加医护人员等保障支出。此项支出按照城镇居民人均财政医疗保障支出计算。

（3）养老保险成本。养老保险，假设将当前农民工全部纳入目前各地执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目前各地养老金的补贴标准测算的保障费用，这是短期政府需要支出的成本。长期成本是退休后政府需支出的与城镇职工相一致的养老金支出。

（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成本。包括：低保费用。为了妥善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我国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居民给予补助。具体发放时，对不同人群有不同发放标准，但基本上是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其他保障支出。除了低保以外，各地还广泛实施一系列专项优抚与服务政策，主要包括计生服务、公共卫生、赡养孤寡老人、供水补贴、燃气补贴、法律援助、殡葬基本服务费减免、重病补助等，具体补助水平各地差别很大，这里按照各地实际人均支出计算。

（5）城市管理费用成本。随着城市农民工的增加，政府需要相应增加管理成本，包括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所需费用。

（6）保障性住房支出成本。满足农民工的居住需求是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有必要为其中的低收入者提供一定的保障性住房（ 主要指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及配套设施的建筑成本） 。

（7）其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残疾人补助、计划生育补助等其他支出。

四、约束条件的影响分析

1、约束条件：土地制度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的影响分析

城镇化与市民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正处在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是影响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农民市民化需要农民转变为非农业阶层即脱离第一产业而进入二三产业，彻底转变为依赖自身诙力转让获取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的阶层。

从理论上分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进与完善，农业生产资料将会逐渐向农民阶层中的强势农业阶层集中，强势农业阶层不再需要转让其自身的劳动力获取经济和社会地位；较弱农业阶层、弱势农业阶层和极弱农业阶层将会逐渐失去农业生产资料进而转向完全依赖自身劳动力的转让获取经济和社会地位，该阶层的人数将占原农民阶层的绝大部分，这部分阶层的人应该是非农化即市民化的主力军。而较强农业阶层因为依赖农业生产资料和自身劳动力的程度不同，将分别向两个方向转变――农民阶层和城镇各市民阶层。

然而，在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农民各阶层间的转变却受到土地生产资料因素的限制与制约。城乡互通的、发达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建起，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等生产资料要素合理流动受到限制，导致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各农户所分割，使得农民阶层中的较弱农业阶层、弱势和极弱农业阶层“每户农民的生产所得有限，使他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表现出的市场主体地位极其微弱（刘洪彬，2008）”，远逊于通过转让自身劳动力获得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该类农民阶层有放弃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和动机；但是，在城镇二三产业转让自身劳动力以及由此获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民各阶层将土地资源视为自己抵抗风险的最后保障，从而不愿也不敢轻易放弃自己拥有的土地资源；而政府部门出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考虑，也将土地视为政府部门安顿农民各阶层的最后退路，从而缺少积极性在城镇为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道路处于两难之中，难以有效推进。

2、农业收入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农业份额必将逐渐下降，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言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提高；从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角度分析，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会无限制的提高。由此可见，这几种方式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力度都是有限的。但农村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难以有效提高个人及家庭生活水平时，农民将会选择退出农业生产（Hare，1999）。为此，相关政府部分要对农业收入下降、农民阶层分化引起的粮食安全危机给与足够的重视。

随着市场经济规律所起到的引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农民的经济行为将有更强的自主性，预期收入的高低将会决定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目前，受到各种制度性的限制和制约，农业收入对农民种植粮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尚未对粮食安全产生明显的威胁。这也是目前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过于保守的一个因素，然而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会使现在潜在的威胁转变为显性的危机。

（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影响分析

坚持农村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战略，不仅是要在观念上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要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谋求创新。

首先是加大政府对于农村教育、培训和医疗等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转变城乡人力资本投资非均衡发展的不利局面。因为当劳动力的农村身份既定时，农民并不会为进入非农产业就业而主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其进入高收入行业、正规部门的可能性非常低，也称为非学历流动（李芝倩，2007）。进入非农产业后为获取高工资更有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政府加大对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教育投资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是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任务，尤其是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再次是努力推进户籍制度等相关的制度变革，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条件。最后是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为促进农村教育、培训和医疗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五、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

来自于四个不同的农民阶层的三个主体功能区的农民工家庭类别，可细分为12个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类别。这12个不同类别的农民工家庭经过两个阶段后的市民化成本计量可纳入一个统一的计量模型（见模型1）：

模型1：Cu=F（aKiXj）（i=1，2，3，4；j=1，2，3）

Cu――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a――不同主体功能区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抑制强度系数；Ki――不同类别的农民阶层转化为农民工家庭的成本计量的向量变量；Xj――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的向量变量；

约束条件：

（1）Xj向量组的数量有一个下限约束，即不小于2亿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家庭数量

（2）a是不同主体功能区政策约束条件的反映，抑制强度系数越大，说明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成本越高，该系数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限制性政策的强弱进行估算，取值为（0-1）；同时，Xj向量变量的平均房租变量反映了农民工家庭市民化中的不同主体功能区空间上限约束条件。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决策不仅受成本大小的影响，也受到成本变动的影响，当期与前期相比成本的变动额计算函数（见模型2）为：

模型2：Cut=Cut-Cut-1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的分解有多种方式和方法，可考虑将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进行三次分解，第一次分解为农民工家庭私人成本、中央政府公共成本、地方政府公共成本；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约束性成本和酌量性成本；再次将其分解为可延缓成本和不可延缓成本。之所以进行如此分解，一是明确市民化成本的承担者，二是分析成本可变动弹性的大小，从而明确哪些是硬性不可变更成本，再者可明确哪些是近期需要支付的成本哪些是可延缓支付的成本，从而便于农民工家庭或政府适当、适时、适量的安排资金。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结论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的重要依据，甚至是政府城镇化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现有成本测量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设计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然，该模型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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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篇（11）

在当今工业科技快速发展中，精细化工成为化学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点项目，无论是在政策还是资金都是重中之重。但至今唯一的不足就是精细化企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面对这些不足和缺陷，国家已经实施了三年计划来弥补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改革和防护，并进行精细化工列入研制目录之中。将《化学工业区精细化工项目消防安全技术咨询报告》作为一个模子，来完善细化工的特性与防火间距的首要标准。

1 精细化工与基本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产品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精细化工产品，第二类是基本石油化工产品。第一类精细化工产品首要是对于石油的特定功能和用途进行划分，多种技术密集，额外附加值，小量批量，较多品种的精细化工产品，这类精细化工产品为了不一样的工业区所大量应用的必要的消费产品和辅助产品，这类产品有医药及涂料、试剂等功能高分子材料在内。基本石油化工产品这一类产品主要是原料经初级或者次级制作成大吨位重要化工产品，比如苯、乙烯、甲醇、丙烯、环氧乙烷、醋酸等等产品，是制作很多大吨位重要化工产品的中间体或者原料。精细化工产品和这些石油化工产品虽然都是化工产品，但不同的是一者是上游产品另外一者是下游深加工产品，两者相互依赖又有一定区别。精细化工和基本石油化工之间是延伸关系，精细化工和基本石油化工既有相同的部分，又有一定的区别所在。

2 火灾危险程度

在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或者副产物的成分或者原材料决定了火灾危险级别。在一些大的工园区精细化工项目中，例如上海化工园区精细化工项目，火灾的危险属性甲、乙类各占80%左右。有机精细化工产品基本是将石油化工进行深加工作为原材料，一些工业精细化工加工的原材料有五百种之多的划分，甚至一个产品原材料就多达十几种，主要是聚氨酯、醇、烯、酮、氯、烃、烷、醚、氟、等，有的产品还包含了一些试剂、助剂以及表面活性剂和抗氧化剂等等一些易燃的有机溶剂材料。还需要注意的一点事原料火灾危险类别即使不属于高级别，但是副产物归类为甲类或乙类，所以需要一视同仁。很多爆炸案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基本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都是易燃易爆的产品，这是制定探析精细化工的特性与防火间距的重要环节。

3 精细化工的特性

3.1 多品种

我国目前的精细化工产品已有十万多种，精细化工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根据《关于精细化工产品分类的暂行规定》，精细化工产品包括了染料、农药、颜料、涂料（包括油漆和油墨） 及高纯物和试剂、磁性材料、感光材料等等）、日用化学品、化学药品和功能高分子材料、食品和饲料添加剂等等十一大类，两万至三万的品种合计三十多个类别划分，超过了我国的四万个化工行业产品品种一半之多。企业其精细化工产品包含农药、医药、涂料、表面活性剂、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粘胶剂、阻燃剂等六十多个品种，十四个大类。

3.2 小规模

（1） 当今的工业精细化产品的用量不大、专用性强、效能高，在市场中寿命比较短、有十分快的更新速度。较小批量的化工工业试剂较少，跟较大吨位规模基本化工相比较不一样，基本只是较大化工试剂的很少一部分，例如上海一家精细化工企业，这家小工业的试剂仅8t左右，却是数千吨级的大生产规模。

（2） 一些精细化工企业设置容量较小的可燃液体储罐，位于上海某地区的一家化工园区包含甲和乙两种类别液体储罐，甲、乙两种储量只有200m3左右，按照《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来区分，只相当于条例规范的装置储罐。但是根据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划分可燃液体的容质量。

（3）精细化工企业占地面积相对较小，据统计一般精细化企业占地面只有积2-3ha左右，更小的精细化工企业才1ha，大的精细化工企业不到5ha，场地都留有一定的发展用地。

3.3 操作条件温和

相比石油化工的高压高温的特点，精细化工企业操作条件更加温和。而且多为间歇式、复配型生产。大量采用不同剂型和复配技术及其商品化的物理过程，且精细化工企业多以封闭式厂（库） 房建筑形式为主，这几点特征是制定精细化工设计防火标准的基础方面。

4 精细化工防火安全间距的思考

4.1 目前状况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这一类的规范没有十分清楚的区分精细化工企业之间的防火安全间距条例，留有一定的问题和漏洞，但是在《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中，对于石油化工企业与其他企业和相同企业间的防火间距划分了条文规定。不足的是只是对于石油化工厂、石油生产化纤厂或储运各种石油化工产品的炼油厂等等之类的工厂进行了区分。没有较明确规划出相关内容区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中规定附近工厂之间的防火间距大于40m，相比占地少、较小规模的一些精细化工，太大的间距导致没有很好利用可用面积。《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中相关的投资力度、容积率、建筑系数等各项指标要求也没有达到标准，显现出制定精细化工设计防火安全标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4.2 建议

（1）品种多，范围广，对精细化工企业定性明确的同时，还需要针对定量界定，如罐区总容量和单罐容量界定设置应该参考液化烃和可燃液体储罐的工厂。

（2）除了制定精细化工企业之间防火安全间距外。还应该制定出精细化工企业与园区外部公共设施的防火安全间距确保附近环境的安全，是我们义不容缓的责任。

（3）工厂平面布置应根据不同的生产建筑形式，即按厂房之间、厂房与开敞式生产建筑含半开敞式/全开敞式） 之间、开敞式生产建筑（含半开敞式/全开敞式） 之间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制定。对于甲类厂房的划分，不应该不小于12m。厂房与开敞式生产建筑之间，按照相关防火规定，之间距离不应小于15m。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整顿大好时机，精细化工产业也是大好发展前程。在发展精细化工同时处理好防火间距，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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