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大全11篇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1）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3-0026-03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documentary: historical material, talking, analysis and so on , This paper sets forth the athletic sports value selection, looks back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athletic sports value selection, elaborates some theories about the Chinese athletic sports afte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hopes to giv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Key words: The 2008 Olympic Games; Athletic sports; Value selection

1 前言

价值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任何人类活动与时代进步，都与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作为人类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它能促进人们的身体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及促进社会的发展，有着大量的价值理念、具有多类别的价值取向。竞技体育是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价值的类别来看，竞技体育具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科技价值、强身健体价值、精神价值、娱乐价值等。纵观我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一直都是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所服务，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竞技体育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该何去何从，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阐述了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涵义，在分析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试图论述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有关理论问题，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2 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涵义

关于价值的涵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价值的“关系说”、“主观说”是较主要的两种说法。价值“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主体的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即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这种说法是从主客体的关系角度来认识价值的。价值“主观说”认为：事物或对象的价值，只是取决于主体的情感、兴趣、欲望等心理趋向，只要主体认为事物是有价值的，该事物就有价值[1]。

价值取向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根据自身的需要及社会的意义或重要性来进行评价、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性。它是主体根据长期的实践和反复的体验，对客体的价值属性、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定势，是主体在评价客体对自身及社会重要性时所持有的内部标准。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是价值取向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即个体或社会按照自身的价值标准确定自身的竞技体育目标，并按照此目标主动从事竞技体育活动，是动机、目的和情感意志的综合体现。

3 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演变历程

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大体上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3.1 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价值取向

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强调“克己守礼”、“忠君爱国”，个人完全成为统治者完成统治的工具，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体育运动被纳入到道德培养、教化民心的轨道上，都是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模式存在的，这样就压抑了体育运动的竞技性。如我国传统的武术发展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都是走艺术化、表演化、休身养性的发展道路，而传到别的国家却发展成了很有竞争性的跆拳道、柔道、泰拳等。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传统体育的价值取向不是强调竞争、对抗，而是要遵守礼仪，实现道德的升华。

3.2 中国近现代竞技体育价值取向

在近现代的中国，由于外敌的入侵，中西方思想开始有了直接的交锋，使得中国古代的体育价值观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其它多元素的价值观开始出现了。在此时代，体育不再仅仅是休身养性的手段，也可以张扬个性、拼搏进取，这些都与我国传统的体育价值观形成明显的分歧。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走的是大范围的“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的道路。我国的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也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在此基础上，再向着“更快、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推行集体主义思想，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运动。

3.4 改革开放后至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西竞技体育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中国的竞技体育价值取向进行了新一轮的整合。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早已结束，发挥运动员个性，提倡“以人为本”的竞技体育时代也已到来。以运动员为价值表现核心、以其他竞技体育参与者为价值接受主体的价值生成机制正在构建[2]。

4 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

中国的竞技体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特色，那时把竞技体育当成是一件公益事业，国家统办一切，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竞技体育当中，几乎很少管群众体育的发展，社会上也基本不参与竞技体育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形形、千差万别的利益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利益主体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却给我国的竞技体育带来很大的冲击，使竞技体育的格局更复杂。如何进行利益的整合与协调，消除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与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有很直接的关系，是我国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4.1 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依据

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构建须遵循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依据。总体来说，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特色，批判继承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优秀成果，突出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和西方特色的结合。

4.1.1 以推进人民群众的发展为竞技体育价值的评价标准

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各种价值的主体。因此，可以说，价值的本质在最高层次上属于人们。马克思主义指出：要以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每个人的最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为最高价值目标，要把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标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所有的发展也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群众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评价，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这样的价值取向才能正确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才能防止和纠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消极价值取向。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也不例外，它的发展也应牢牢的遵循这一指导思想。

4.1.2 坚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在推进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总是努力地改变自然环境及自然环境中的生物，试图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从而证实自己具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之后，却发现在这征服、改造的过程中，出现资源、环境失衡等问题，人类本身也已成为此过程的受害者。因此，以解决环境问题为起始的“可持续发展观”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成为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议题。竞技体育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顺应了这一发展潮流，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特殊国情下产生的“举国体制”虽然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已显示出很多的缺陷，例政府经济负担过重、竞赛体制不健全、后备人才薄弱、运动员退役安置难等，这些都给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形下，坚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我们重新审视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提出的必然要求，对我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实际战略指导意义。

4.1.3 正确处理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两者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反过来说，人又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集体中，具有社会性，其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个人需要的满足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又将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竞技体育强调“无私奉献”、“为国争光”，把社会需要摆在第一位，而忽视了个人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逐渐考虑到自身的发展需要，国家政府也逐渐考虑到个体需求，不仅从物质层面，还从思想和情感层面给予了真诚的人文关怀。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损害国家、社会、他人利益的现象，例运动员的外籍身份、虚报参赛资格、兴奋剂问题等，这些都给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在倡导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时，应提醒竞技体育的个体，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是否损害了社会需要，消除那些不合乎体育文化、体育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说到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在倡导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时，也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使人们能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发展建设中。

4.1.4 正确处理民族特色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博大精深，所蕴涵的内容及精神都体现了要求个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终极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外来文化也有其自身的优点，特别是西方文化中，提倡人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解放，主张尊重与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等。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正是在这一影响下开始崛起并得到发展的，强调“永远争取第一，永远争取超过别人”、“一切体育为大众”，从中可以看出， “人文精神”在体育中得到了直接体现。所以，我们在构建竞技体育价值取向时，在注重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注重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4.2 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不能以对错优劣来评价，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放在群众当中去考量、去评价。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而言，就是牢牢地把竞技体育的落脚点放在它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的本质上去，进而寻求“人的精神”的回归，这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价值追寻之路，也反映了中西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不断冲突融合的事实。同时，利用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去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变迁，发展和谐体育，然后利用和谐体育去帮助构建和谐社会，竞技体育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就在中西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冲突与整合中得以统一。

4.2.1 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

目前，我国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及经济的不十分发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即涉及“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两个方面。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将全国体育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竞技体育当中，因此，我国的竞技体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跨入到金牌榜的前列。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还相当落后，人们参与体育的热情、参与体育的习惯等与体育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价值观的判断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放在群众中去评判。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应该将终极目标放在它的社会功能、本质功能上去，即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引导人们通过观看精彩、刺激的竞技体育比赛、表演，然后主动参与竞技体育的实践活动中，从而使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互促进、相互进步，共同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4.2.2 更加注重体育的本质功能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竞技体育一直被当作是振奋民族精神、开展国际政治外交的一种工具，被看着是体现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又进一步过分的把竞技体育当作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过分强调体育的衍生功能、次要功能（政治、经济功能）的现象，使体育的本质功能（健身、健心功能）被人们所忽视。

邓小平南巡时曾讲道：“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指出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同样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它的发展也需符合这一本质要求，即必须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是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指出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本质和工作宗旨。2008年奥运会后的竞技体育价值取向应紧紧围绕这一宗旨，要为增进人们的身体健康，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服务。

4.2.3 中西方竞技体育的不断融合

各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都处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从而建立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民族不同的价值选择。我们要从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角度，探讨中西方竞技体育价值选择冲突和交融的特点及规律，解决好本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西方的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原则，注重人的价值、尊严、个性等主体问题，所谋求的是个人的幸福。我国在《21世纪议程》也已经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目标，把人的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二者是相同的。此外，西方把竞技体育当成“产业”来发展，注重“效率、效益观念”、“功利观念”等，使体育产业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这些都可以丰富到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中，使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内容更丰富，竞技体育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5.1 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遵守礼仪、实现道德的升华；张扬个性、拼搏进取；推进集体主义思想；以运动员为价值表现核心、其他竞技体育参与者为价值接受主体。

5.2 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坚持以推进人民群众的发展为竞技体育价值的评价标准；坚持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两者的关系；正确处理民族特色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5.3 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应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应更加注重体育的本质功能；应进行中西方竞技体育的不断融合。

参考文献:

［1］ 斯力格. 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与协调运动员、俱乐部互逆结构的矛盾［J］. 体育文化导刊, 2004，（10）.

［2］ 颜天民. 竞技体育的价值研究［J］. 体育科学, 2000，（1）.

［3］ 康冬. 竞技体育价值取向变迁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D］. 陕西师范大学, 2007，（4）.

［4］ 田荣和. 体育的工具性异化与人性化复归［J］. 体育学刊, 2005，（4）.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2）

一、前言

体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现代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展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而且可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高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转型关键时期，单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而言，金牌数量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中国体育的强盛，但在取得金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诸如兴奋剂、让球等不和谐的因素，尽管仅仅是个别事件，但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特别是在国际上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何遵循奥林匹克价值观，引导我国竞技体育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实现体育强国的梦想，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奥林匹克价值观与竞技体育发展

奥林匹克价值观是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奥运主体的动机、目的、需要、情感、态度在一定时空（包括奥运会赛场内外）的综合体现，是奥运主体对奥林匹克现实的反映。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价值观以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的行为展现出来，并使现代竞技体育越发体现出无穷的魅力。

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中，对奥林匹克主义给出了正式的、明确的定义：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开创的人生道路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的基本原则的尊敬为基础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很好地体现了奥林匹克主义的价值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相互尊重、友好公平、追求卓越。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奥林匹克大会上，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阐述了奥林匹克新价值观──“卓越、尊重、友谊”的价值含义：“友谊”强调了体育社会性价值的伦理精神；“卓越”表达着拼搏竞争、追求卓越、富于创造的竞争精神；“尊重”意味着在赛场中遵守规则、纪律、道德，尊重竞争对手和尊重观众，也意味着在本国和国际社会活动中尊重所有的人和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可以说，奥林匹克价值观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行为准则和发展方向。如果竞技体育的发展偏离了奥林匹克价值观，必然会导致技能训练和健康锻炼的狭隘思想和功利化倾向。为此，何振梁提醒人们警惕和采取措施：“防止那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商业利益超越体育利益、偏离奥林匹克价值的企图”。

三、体育强国背景下的奥林匹克价值观

1.要遵从当前国际准则的普遍价值观

奥林匹克运动百年来一直传承公平竞争与诚信、身心和谐、公平与正义等价值观。现代竞技体育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引导下发展至今。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人类最伟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文化教育功能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对青少年一代进行伦理道德以及社会规范方面的教育作用，具有其它社会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效。因此，遵循当前国际准则的普遍价值观，秉承奥林匹克精神，采用合理和正当的竞争手段和方式才能赢得国际尊重。那些为了片面赢取金牌而不择手段、任意妄为的行为，必定会受到严厉地制裁和国际社会地唾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竞技体育大国来说，金牌之外还有更多值得追求的东西。

2.要具有全球视野的责任与义务观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经百年沧桑，除了其教育价值、竞争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等本体价值之外，还具有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工具价值。现代竞技体育在不同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发展，满足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人们的需要，因此，在实现体育强国的过程中，需要具有全球视野下的责任感与义务观，自觉遵守的奥林匹克宗旨，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让奥林匹克运动所秉承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

3.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生命观

奥林匹克运动主张体育运动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对于竞技体育运动员而言，通过艰苦的努力，能够在比赛中展示自我、体现“和平友谊”和“重在参与”的精神风貌，体现出运动员的榜样作用，享受比赛的过程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4.建立符合社会伦理的价值观

社会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符合民俗道德文明的理念，这种伦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但其人性核心的理念不易改变。奥林匹克运动在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更加注重参与精神、竞争和友谊密切结合、以及公平原则。因此，所有竞技体育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具备挑战极限，永不放弃的信念，更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尊重对手，在保证基本社会伦理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5.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竞技体育发展至今，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竞赛和娱乐身心，它以比赛为载体，实现了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检验，对于展示人类文明、凝聚社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家知名度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发展现代竞技体育的过程中，只有坚持奥林匹克价值观，去除赛场内外的糟粕，才能永葆体育运动的青春，进而获得长久、持续的发展。

四、结束语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经百年沧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友谊、进步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正逐渐发展壮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所形成奥林匹克价值观，为人们参与竞技体育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和奋斗方向。在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奥林匹克价值观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理想的同时，努力实现身体和心理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3）

竞技体育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之所以有教育的功能，是因为它是一门研究竞技体育伦理中优良道德的科学，对竞技体育的行为主体――人，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道德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和教育人的过程。这种道德教育并不是用条例化的硬性规定，来约束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动。而是需要竞技体育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树立一种思想意识，用这种思想意识把道德与竞技体育有效结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职业化现象日趋加剧，体育比赛中服用兴奋剂、虚报运动员参赛年龄、冒名顶替、假球黑哨等不道德的体育行为屡见不鲜，使得竞技体育伦理与种种不道德的体育行为碰撞频繁，而竞技体育伦理的教育价值正是为竞技体育本身提供了一付道德标尺。这种道德教育积极地影响着现实的行为，并对理想标准作出善与恶的评价和判断，使得竞技体育的主体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最终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因此，竞技体育伦理的这种教育价值，会对竞技体育主体道德的提升和传承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为竞技体育本身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道德内化是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体现

竞技体育伦理作为发扬和传承竞技体育中的优良道德的载体，更要体现其内在价值，竞技体育主体的道德内化亦是竞技体育伦理内在价值的体现。

竞技体育伦理这种优良的道德规范，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道德行为的最一般道德原则，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是一定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在人们的道德意识中的反映与概括，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道德关系的反映。竞技体育的主体――人的道德行为标准首先来自于外力，即受他律性的支配，从外部的影响转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从而形成内在的道德价值。社会由人组成，是在群体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不能离开社会，竞技体育这个象征着时代文明的产物亦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它的所有行为准则更不能与这个社会相悖。作为社会关系体的一部分，其行为理应受到社会整体的制约。整体由个体组成，二者都是道德主体，都是道德活动的参与者，但由于整体与个体所负的使命，所承担的职责不同，它们进行的活动又有本质的差别。个体追求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追求的是自身的完善和完美，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整体致力于普遍，寻求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所以，竞技体育伦理这个社会的道德个体，一定要与社会共进步，为社会祥和、有序的发展充分发挥其效力。这种主体的道德内化直接引导着竞技体育伦理前进的方向。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道德就如同在黑夜里从行人的前方射来的一束光芒，既规范又导向人们追寻至善的路程。康德的这一思想深刻地说明了这种道德规范的导向性。

竞技体育伦理对其主体的道德内化作用不仅体现在他律性上，而且具有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道德主体自己的意志约束力，是事物主体自觉的自我约束。它的道德需要依赖于物质需要的满足，但又不等同于物质需要，它反过来指导人们的需要和求取需要满足的方式，利用意志力来约束自己的不良需要和不道德行为，从而实现道德的内化。

3、真、善、美是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最终目标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4）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4-0033-04

1中国梦的时代意义与解读

所谓“中国梦”是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将之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集体上任以来，“中国梦”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的施政要领迅速蹿红，也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从各方解读和的阐述来看，中国梦包含着四个层面的价值特征：

1.1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综合国力是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强盛的前提基础，也是“中国梦”转变为“中国现实”的第一要义。当前，我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基础差、人口多、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并未得以解决。在党的十上，提出的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1.2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从伟大的抗日战争直到今天的民族振兴，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根本目的就是基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脱离了这一前提一切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是实现中国梦的目的与前提。当然，提升这一指数依赖于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和谐发展，放置于今天大环境之下则体现在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以实现整个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1.3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文化”即“人化”，人既是实践的存在物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华夏民族既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同时中华文明也塑造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民族能否立足于“地球村”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文化能否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某种意义上，经济的强大是实现文化强大的平台与载体，只有文化的强大才是民族真正的复兴，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因此构建和实现“中国梦”，并让世界人民接纳与认可中国梦的逐步实现要依赖于中华文明的振兴与超越。

1.4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想目标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而实现人全面发展则需要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文化的不断进化。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梦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演进的新里程。

2竞技体育在实现中国梦中的价值体现

体育价值无疑是体育对主体（人与社会发展及人类文明延续）所呈现出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体育对人及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意义是变化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北京奥运之前乃是以追求国家的政治效用为主。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明确而坚定，策略取向务实而有效。我们沿着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进行资源配置，战略途径、战略措施包括各种制度安排都丝丝入扣对准既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最有标志性的奥运会上逐步赶超美、俄两个超级体育强国，于2008年登上金牌榜的首席。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在完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实现奥运登顶之后，我国竞技体育价值转向逐步成为学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先后有康万英、陈琦、谢琼桓等人发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不同维度提出了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属性。价值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极、有利的影响是体现在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随着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与实施，竞技体育价值也应由单一的政治取向拓展到经济、教育与文化等领域。

2.1深挖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依靠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逐步成为世界商品的“加工厂”。依靠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腾飞，群众收入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在资本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我国经济增长压力很大，结构转型势在必行。依靠传统的外向出口发展国内经济的路子越走越窄，国内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钢铁、光伏到医药制造、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存在产量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与世界范围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创造新的突破口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体育产业具有能耗低、消费空间大、相关带动性强的特点，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作用。从国外的发展状况来看，体育产业代表着未来群众消费的一个方向。以美国为例，据统计，美国体育产业2010年的总产值高达4 410亿美元，接近GDP的3%，是汽车产业的2倍、影视产业的7倍[7]。总体而言，北美、西欧和日本，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经进入了国内十大支柱产业之列。早在2000年，全球体育产业的总产值就高达4 000亿美元，并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着。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5%。反观我国到2010年产值为2 220亿元，仅占GDP比重的0.55%，离国外发达水平尚差2～3倍，这意味着我国体育产业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积极发展体育产业，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实力保障。当然，由于之前体育体制尚未理顺，很多环节抑制了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而这也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2发挥竞技体育的公共效应，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条），竞技体育担负着提高群众健康的责任。如果说之前的竞技体育是以满足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而间接提高满意度的话，那么未来的竞技体育应是着力于让参与者直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益处，从而提高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就是人民的幸福梦”。通常而言，幸福多指不同欲望得以满足。按照马斯洛需求原理，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五部分。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正是体现在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上。诚如萨马兰奇提到的：“体育是生活，是生命，是健康，是友谊，是教育。”竞技体育也应在亲民、健民、乐民、利民的事业之中体现其自身价值，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体育应有的贡献[9]。

2.3通过竞技体育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进化与发扬光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是由于晚清屈辱历史，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反思，并引发了东西之争、土洋之争。文化并无优劣之分，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产生特定的文化，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又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应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不足：第一，封建专制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第二，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文化从根源上放弃了人对内在的超越的诉求；第三，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这种排斥，造成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进而导致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这些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改造自身文化刻不容缓，而竞技体育这一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无疑是一方良药，其内在精神中追求公平、平等、超越、竞争以及科学与理性无疑对传统中华文明的这些弊端有着极好的净化与纠错作用。其次，竞技体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起着传播华夏文明与展示国家实力的主要作用。今天的竞技体育特别是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赛事已经成为国家（地区）之间角力的舞台，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集中展示。通过竞技舞台可以起到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群众自信与团结等作用。法国前外长曾说过，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化大国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有没有输出自己的文化。而竞技体育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系统无疑是一种对自身文化最好的阐述方式。

2.4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是竞技体育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体现

竞技体育可以在生理、精神等方面满足人们的发展需求。 强健的体魄孕育健康的灵魂，身体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而竞技体育正是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方式――通过竞技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提高身体质量与各器官机能。另外，竞技体育也是满足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竞技体育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近，提供了相互之间交流的平台，在满足人生理与心理需求同时，实现了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目的。

3“中国梦”语境下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确立

目前，竞技体育中以金牌论英雄的价值观被人们所诟病，针对这一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发文取消各种奖项的评选以及全运会不再公布各省（区）金牌、排名等做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失去了奖牌作为追求的目标，那么，今天的竞技体育又为何而存在？其作用、价值又如何体现呢？诚然，取消金牌至上的目的是单纯的――多数地方的政绩观扭曲了竞技体育的基本精神，然而在否定原有价值的同时必须尽快确立新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否则体育人必然会继迷失于“金牌风暴”之后，又陷入价值虚无的境地。因此，理清竞技体育的价值所在，确立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坐标，对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1经济价值观：更新观念，理顺体制，强化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秩序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逐步进入休闲时代，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竞技体育产业现状可以看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极大。目前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观念陈旧，体制不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体育一直以来被看作公共服务产品，其发展由国家承担，体育行业中行政色彩浓厚，虽然体育的职业化发展态势已经确立，但权责不清、观念陈旧等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体育离不开市场，整个体制的运行必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竞技体育发展需要更新固有的国家意志的属性，依靠市场自身规律调节其内在的发展动机，理清自身发展的规律，构建完善的职业体育法制制度，培育与完善竞技体育产业规范。

3.2人本价值观：多层次、多维度发挥竞技体育的为人功能，提高幸福感

所谓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竞技体育对人的有用性表现在多个层面和多个维度。首先，改变以往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思维，发挥竞技体育的育人价值。一直以来，我国将争金夺银作为发展竞技体育的唯一目的。无论是校际比赛还是国际赛事，人们多以奖牌论输赢，在培养运动员培养过程中不择手段，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运动员未能得到良好发展，而群众体育也因资源的匮乏而发展乏力。随着我国国力强盛，我们已经无需单纯依靠竞技体育来确立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主席提出中国梦、人民幸福梦的大背景下，竞技体育发展应立足满足不同人群健康、娱乐与交往的多方面需求。更新理念，改变以往评价机制，将能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与精神需求为最终衡量标准，在学校体育、群众体育方面发挥竞技体育的积极作用。另外，在职业和专业竞技领域，也要侧重竞技体育的育人作用，防止将运动员作为实现金牌目标的筹码。强调竞技体育为人属性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上所述，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乃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表征。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必然要依赖其为人的本质功能。社会的进步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的进步。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世纪最高命题，，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认识。理清竞技体育价值，摆脱工具理性的弊习必将成为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3.3文化价值观：规避锦标主义，塑造具有东方气质的新型价值观

长久以来，竞技体育的价值在于对金牌的追求，以致于竞技场上打假球、黑哨等现象经常发生。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国内赛场上，有时连奥运会这一最高级别的赛事中也时有发生，伦敦奥运会上羽毛球比赛中，于洋/王晓理0-2故意输球，引发了一场程序合理与事实合理孰对孰错的争议。不可否认，公平竞争、奋力拼搏的竞技精神乃是高于一切金牌的核心价值。为了金牌蔑视竞技核心价值，乃是对竞技体育最大的亵渎。在唯金牌论事的今天，重树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有利于其自身健康持续的发展。另外，未来的竞技体育必将走向东西交融，形成带有鲜明东方色彩的普世价值观。竞技体育内在追求超越、崇尚竞争、友谊与团结、平等与公平的核心价值是当前世界流行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并借此成就了当今世界的一大盛举――奥运会。然而，所有文化都不是绝对的，如工具理性、过度商业化、锦标主义、过度精英化的问题成为困扰当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壁垒，这些问题也反映了当前西方文化发展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自身不断净化发展，更需要在东方文明中不断汲取养料，如天人合一的生态发展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思维以及强调集体与秩序的东方文化必将慢慢渗透其中，在规避自身价值缺陷的同时形成新的、更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

3.4社会价值观：健全竞赛体制，保障群众体育权利

人是社会动物，其一切行为的价值也是在社会之中得以体现，竞技体育也不例外。新时代背景下，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应基于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提升社会幸福指数为宗旨。目前，我国发展面临各种困难与危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刻不容缓，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目标任重道远。作为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竞技体育要积极发挥应有作用，实现自身

的社会价值。首先要尽快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维护各阶层群众的体育权利，提高社会和谐水平。特别是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到来之际，人们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现代病”。以我国为例，青少年体质已经20余年连续呈下降态势。基于此，竞技体育价值追求应由单一的政治目的（追求金牌与国际声誉）转向广大的群众。其次，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竞赛体系，将竞技体育带入到“寻常百姓家”，为培养现代公民的平等、竞争意识贡献力量，尽快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目标。

4结语

梦想是黑夜前行的指明灯。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华复兴的重要标志。而中国梦的实现须以各个行业的发展为前提，竞技体育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我们已经毋须奖牌数量来支撑和维护国家和省份的“面子”问题，在发掘竞技体育的多种功能的同时，我们应重新审视其内在价值，为中国梦的实现发挥竞技体育的核心作用。也只有这样才会消弭社会上对竞技体育的偏见，从而为更好、更快地发挥其价值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周秀清.解读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2）.

[2]陈喜珍，闫苍松.论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2，32（11）.

[3]陈琦，杨文轩，等.我国当代体育价值观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6（8）.

[4]谢琼桓.论北京奥运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11）.

[5]国外体育赛事 如何挖掘产业金矿[N].中国经济报，2012-10-01.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5）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6）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4―0027―04

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促进了科技与体育的紧密结合，成为竞技体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科技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为运动员提供许多创造世界纪录和突破人类极限的可能，又能使运动员的主体地位下降，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成为高科技的附属；既能把竞技体育带入自由王国，又使其陷入道德困境，违背体育比赛的根本原则。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迫使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整合，加强伦理道德建设也势在必行，唯有在科技自由和人文关怀中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使竞技体育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科技自由：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

科技自由，是人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一种信念和精神，在科技活动中，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而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理性，一般是指主体认识客体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的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科学技术是理性成果的体现和凝聚，是理性观念和物质载体，科技理性是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功利性和精确性，还有一种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的倾向。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竞技体育也不例外，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实践活动就是科技理性活动与展现的结果。从主体方面来认识竞技体育中的科技自由，就是要探究科技活动在体育领域内的发展轨迹，解读人在未知体育世界的创造性。例如，游泳比赛中高科技泳衣的运用是科技与游泳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是竞技体育在科技理性指引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现代竞技体育要求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有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众多参与者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支配，丧失了主动性和控制力，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庸，处在技术社会的现代体育，也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被物化侵染的运动主体，过分注重科技理性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比赛荣誉，渐渐忽略了竞技体育应有的人文精神，给运动员带来的是身体上伤害和精神上的创伤。

当人的信仰、理想、价值观等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贯穿在科技自由之中，势必要受到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应制约而规定其自由的限度，而只有符合人类社会文明精神，符合人生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目标的科技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科技自由就意味着科技创新，只有不违背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和价值取向的科技创新，才能真正领略到无限的自由。在竞技体育领域，科技创新主体主要包括教练员、运动员和科技人员。根据运动训练需求发明的乒乓球发球机是创新；在运动实践中教练员提出的创新技术，如乒乓球的直拍横打、体操的程菲跳是创新；体育科技人员紧密结合体育运动实践，完成了有意义研究成果也是创新。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有它相应的限度，任何自由都要接受主体理性的限制，只有在伦理道德的规约下，倡导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科技的作用。

2　人文关怀：竞技体育中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

价值理性以人的生命价值完善为向度，强调人的最终归宿和人文关怀，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诠释人的生命意义，有助于健全人格。价值理性是作为实践的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如社会的公平、正义、荣誉、忠诚等，而不看重行为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性、规划性、选择性的活动都追求某种“善”的目的，人自身之内的活动比自身之外的技术活动更有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必然有自身期求的目的，而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着它，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为他物而作出的。竞技体育本身是通过竞赛的方式，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一种体育活动，具有促进运动员身心健康、激发人类自身潜能、培养团体意识和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无限伸展，使得“拜金主义”、“锦标主义”的大量出现，在过分追逐功利的同时，不仅导致运动主体的道德滑坡，违背了体育本有的伦理精神，还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因此，重视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追求一种“伦理关怀式”的培养则是价值理性在竞技体育中的重要体现。

竞技体育中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价值理性规约科技无限自由的一种力量。伦理道德为体育科技提供适度的弹性空间，使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自由运用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具体来讲，伦理道德对竞技体育产生的作用可以分成两方面：其一，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把竞技体育作为宏观道德主体，置于大的社会系统和环境中，基本人类社会的公正、人本、和谐等基本伦理观，对作为制度性表现和存在的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活动的评价和调整。其二，从功利和微观层面的角度。把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为微观道德主体，置于竞技体育自身的小系统内，基于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对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出规范和激励作用。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就是要求教练员、体育科技人员、裁判员、体育观众等学会关心，避免高科技给运动员带来的身心异化，消除体育无“人”的现象，使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发展代价：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

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超越，给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社会而言，普遍的富足与相对的贫困同在，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并存；对个体而言，科学理性对主体性的张扬与理性化官僚体制对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同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并存。高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为竞技体育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使运动员能够创造优异成绩；另一方面，高科技不仅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发展代价，也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价值的断裂和规范的缺位。

3.1 造成人的主体地位下降

材料科学提供的各种新型材料被采用在体育器材、服装、建筑等器物上；电子计算机、录像、电视等电教设备应用在运动训练和教育过程中，成为一种

训练手段；各种测试工具、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被广泛运用到体育科研、体育竞赛之中。可以说，高科技与竞技体育的联系日益紧密，运动员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可以借助于科技力量，无论是运动技术的创新，还是运动装备的改进，甚至是使用兴奋剂。一味地追求体育科技的工具价值，只能使运动员主体地位不断下降，体育比赛变成商家和科技的较量，胜利与否不再单靠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而在体育科技水平的高低和运动员与技术的结合程度，运动员成了科技的奴隶。运动员地位的变化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竞技体育场成为了体育技术的演练场，运动员也日益演变成工具，所谓的道德人格、道德思维等人文特质，都被技术飞速旋转的车轮碾成了飞扬的尘埃，偶尔在人们的嗅觉中闪现一点气息。

3.2　违背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

公平、公正是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是体育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内涵和基础，也是竞技体育的精神核心。《奥林匹克》明确规定：“公平竞赛是奥运赛事的根本原则，要努力在运动中普遍贯彻公平竞争的精神。”目前，科技理性在竞技体育中肆意扩张，导致了公平竞争精神日益受到破坏和侵蚀，违背了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例如，在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中，运动员借助高科技泳衣的帮助，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43次刷新31项世界纪录，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一项赛事。由于高科技对提高比赛成绩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导致运动员过分依赖高科技，而淡化了个人努力，又由于在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体育信息不对称以及经济实力不等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利用高科技来提高运动成绩。可以说，高科技的运用对不同的人群、地区和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不平等，体育科技成果分享的公正性问题是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3.3　兴奋剂泛滥带来的危害

高科技在体育领域内应用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使用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还违背了体育比赛的公正原则，威胁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兴奋剂问题的产生是运动员为追逐名誉和利益，违反体育道德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必然结果，是科技理性在没有限度的情况下任意扩张，运动实践主体对科技自由的过分依赖造成的。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导致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迅猛发展，而减弱了伦理道德对科技实践主体欲望的限制，这种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使主体的需求得到暂时的满足。这样，科技理性就完全地控制了一切，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这种竞技体育中的价值断裂就造成了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研制、应用与兴奋剂的检测都得到所处时代高科技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高科技之间的较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邪恶与正义之间的较量。兴奋剂的检测总是落后于兴奋剂的研制，在高科技的发展为兴奋剂的检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先进检测方法的同时，也为研究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奋剂提供了支持，更加隐蔽、更具有欺骗性、代表着更高科技水平的新型兴奋剂被研发和使用，这就给反兴奋剂的斗争带来了难题和不确定性。

4　适度张力：竞技体育中科技自由与人文关怀的天半

4.1 倡导以人为本的体育科技观

竞技体育中科技的运用与道德约束之间产生的价值断裂主要是因为过分强调科技理性的手段性和工具性，忽视了体育竞赛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所以，以价值理性为目标来规避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弊端，在“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信念下，应重视人的发展，把人性贯穿于体育科技发展始终，努力实现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一方面，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就是考虑到竞技体育主体和广大竞技体育关注者的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而不是把对成绩和金牌的追求放在首位，更不是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体育科技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正是体育科技发展的内在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正的实现应该与效率相统一，而效率实现是以公正为条件，没有效率就谈不上体育科技发展。体育科技的良性发展需要建立弹性机制，给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适当的补助，确保基本公正的实现。

4.2 明确体育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

竞技体育中的科技主体是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科技研发人员等，在科技活动中具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但也不能滥用社会赋予的自由，而要意识到他所选择的目标和行为伴随着一定的道德责任。首先，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的道德责任。随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运动员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运动员道德滑坡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部分运动员在高额奖金和崇高荣誉的诱使下，在竞赛中服用兴奋剂、运用高科技欺骗裁判等，违反了职业道德。因此，提高运动员的人文素质，加强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其次，明确教练员的道德责任。教练员是运动员的直接管理者，在运动员形成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对塑造和培养运动员优良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作用。教练员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仅教育运动员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还应培养其公平竞争的精神。最后，明确科技研发人员的道德责任，体育科技研发人员作为体育科技产品的设计者和创新者，有责任避免科技产品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危害和造成不公平竞争，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4.3　建立体育道德评价、监督和奖惩机制

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的道德评价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心理活动等形式，对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有关的道德行为进行的善恶评判。评价的主体可以是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也可以是其他社会成员，既可进行自我评价，也可进行他人评价。评价的客体是运动主体运用高科技这一行为的善恶性质，有利于运动员公平竞争，创造优异成绩，无损身体健康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则为恶。评价的标准是运动员、教练员、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评价依据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尊重生命、有利健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原则。评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等。体育科技主体道德规范的实施以及道德行为的转化，离不开监督机制。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7）

2体育明星的灵魂与载体：精神文化是灵魂，竞技技术是载体

被称为竞技体育赛事最高殿堂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竞技运动员证明自身实力、赢得尊重、收获荣誉的最佳舞台，更为重要的是其已俨然成为锻造体育明星的“梦之坊”。在奥运比赛中创造佳绩是所有竞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极奋斗目标。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不受国界和民族限制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活动，是因为其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理念、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赛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传播和弘扬［5］。作为当今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标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刻意打造体育明星或者谋取商业利益，而是在于通过体育运动与精神文化相结合，使人类精神得到升华，同时向世界呈现和宣扬运动员自我超越的精神，以期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6］。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对体育运动的价值作了哲学诠释，他认为“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7］总书记在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号召时，也着重强调了精神层面，即运动员的思想和人格。因此，竞技体育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竞技技术这一载体，培养和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顽强拼搏、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运动员，从而不断向世界传播和弘扬代表人类潜意识的精神与理念，诠释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由此可见，作为体育明星载体的竞技技术，只有在诸如社会责任等深层次的人文精神中才能体现出其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才能构建精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和超越的世界，才能表现出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传达世界人民热爱和平与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8］。而作为体育明星灵魂的精神文化，则反映的是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道德和责任。它的迷失是对人文精神的剥离，并使竞技技术变为一具丧失灵魂的躯壳。

3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迷失：过度追逐

竞技能力的优化，忽略了自身精神文化主体性的构建竞技能力无疑是度量运动竞赛水平的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筛选和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核心。6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各专项运动技术在不断完善、发展与创新，竞赛成绩更是突飞猛进。从最初的射击、乒乓球、举重、长跑，直至目前的110米栏，我国越来越多的竞技项目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为竞技体育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高峰，更加预示着中国已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在对优秀运动员直至体育明星的竞技技术能力优化方面成功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然而，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背景下迅猛发展的光环，却一再被媒体频频曝光的知名运动员严重违背社会责任的众多事件所掩盖，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有损体育明星的公众形象，降低社会期望值，而且不利于在以体育为载体、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对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扬与传播，极大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人文奥运”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以上事件预示着相当一部分体育明星人文精神的丧失，映射出社会责任正陷入文化迷失的深渊。体育明星的属性不仅包括运动成绩、竞技技术等具有较强物态表现性和穿透力的外部表征，还包括决定社会行为的思想、意识、心灵、心理等不具有表象化特点的深层次内容，这些归属精神性及潜意识性的范畴，其穿透力较弱，必须在较长时间通过更为复杂的介质才能体现出它的内核与本质，需要借助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不断学习、思维方式的传授以及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的长期引导才能最终形成。因此，与竞技技术的锻造历程一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精神思想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而是有赖于长期、系统、完善、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是精神的存在，是自我实现的主体。职业运动员的体育生涯应建立在崇高的人文精神境界基础之上，单一的竞技技术能力发展与优化并不能有效替代精神文化的积累与提升。在体育竞赛中只有通过受意志支配的肉体活动，才得以追求超越个体自身的客观精神，使心灵与灵魂得以滋养和生息，实现精神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因此，身体运动不只是身体的运动与恢复，同时还是精神的活动与升华；竞技体育也不只是体育的竞技与挑战，同时还是生命力的演绎与超越，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肩负了民族使命，承载了社会责任，才使运动员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才使竞技技术的价值得以显现，才使奥林匹克的理念得以传承。以竞技技术能力作为自身体育事业发展的唯一标准，不仅民族传统、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会落入脆弱、空虚和苍白的境地，甚至由人类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社会责任等也将彻底被湮没，最终导致精神世界的异化、枯萎和坍塌。

4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救赎

无论是参加竞技体育比赛还是履行国家所赋予的公务员职责，作为名利双收、功成名就的体育明星，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创新、发展、传播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胸怀国家、关爱他人、回报社会，即通过“人为”达到“为人”［4］。也只有这样，体育明星自身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操才能得以升华，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才能不断得到认可和褒扬。不难看出，纯粹的身体运动根本无法彻底冲破心理异化的藩篱，反而会折射出体育精神文化道德底蕴的极度空虚。因此，只有通过对社会责任文化内涵的充分挖掘及其在内心深处的构建，才能从本质上真正引领主体责任心的自我救赎。

4．1融入一种人文关怀

人文，人之道也，人理之伦序［9］。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精神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10］，这透露出中共中央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对加强和改进人文关怀、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重视。人文关怀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怀着人文情感去关注个体生命的尊严、意义与价值，力图通过对人的精神信念、道德人格的培养，来达到对人性的关爱、理解和尊重，突出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是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充分体现［11－12］。奥林匹克运动的渊源便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思考，提倡把人的身体、精神与意志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反观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界所出现的一系列与人文精神相违背的事件，不得不说是运动员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的异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没落与凋亡。传统的生物体育观，仅把注意力局限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性效果上，而体育人文观则是要通过主体间的精神沟通，不断向身体实践中注入蕴含无限感染力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格美，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育化高尚的心灵气息。只有在身体运动中倾注人文关怀，形成自觉的体育文化培养范式，才能深入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彻底打破现实社会对精神的俘虏与禁锢；也只有这样才足以唤醒主体潜在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在对“人为”到“为人”的认识中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通。

4．2建立一种民族信仰

信仰，源自某种超乎一般观念或理想的信念，是对指向未来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信奉、仰望、持守和追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超现实性，是内在精神的方向，对人生具有很强的解释和指导功能。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信仰，孕育着本民族对其生存与发展的理解、选择、向往等主体性倾向，构建了“民之为族”的社会本性，形成了追求某一终极价值目标和人类精神生命最终依托的共同意识。中华民族的信仰历经千年，在社会责任、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凝聚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质，并不断融合时代特征的精神力量，引导、规范和推动着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是民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3］。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也正是出于古希腊人对神祗的崇拜和，才得以具备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耕耘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心灵与灵魂［14］。因此可以说，信仰决定了体育，民族信仰则决定了民族体育精神文化的取向［15］。然而，目前竞技体育界大量涌现的为追逐个人利益而与民族信仰相违背的事件，预示着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科技信息时代所衍生的社会、伦理等问题，使科学价值逐渐脱离了信仰的高度；商品经济时代所盛行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正在不断侵蚀和腐化人类的精神世界，使残存的信仰变得那么的脆弱与空虚［16］。因此，在身体运动中融入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坚定信念、执着忠诚和崇高追求，才能在个体心理层面塑造和铸就民族应有的意志品质，释放内心之爱，从而表现出民族作为理想人格和情感依托对个体心理以及情感的超越与升华。也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社会机器对信仰冰冷的蚕食，实现社会责任的回归；才能避免空虚、虚幻的自由，将人类带入真实的心灵自由之境。

4．3注入一种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即为了维护他人、集体或国家利益而自觉地让渡、舍弃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一种牺牲精神，是个人对社会勇于承担义务的崇高道德体现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实现方式［17］。无论是古代的屈原、岳飞、文天祥，还是现代的孔繁森、许海峰、胡祖荣等，中华民族的这种奉献精神亘古至今、绵延不绝。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竞技体育这样一种身体活动同样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奉献精神———体育道德的崇高境界。运动员在竞赛场上顽强拼搏，为了最后的胜利，心甘情愿地为之流汗、流血，不惜牺牲肉体生命的健康以及时空上的自由与幸福，为集体和国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18］，这无疑是个体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是人之为人的伟大品格的绝佳展现。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催生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欲望的极度膨胀，部分体育明星在功成名就之后拜倒在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脚下，丧失了精神生命的健康，严重损害了运动员的社会形象和中华体育的奉献精神。因此，随着现阶段竞技体育产业商业化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打造无私奉献精神这一净化人类灵魂的过滤器已刻不容缓。只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情感境界，才能加深和提高个体对价值取向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促进体育道德水平的提升；只有通过对奉献精神的注入，才能确立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习惯，自主、自由地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也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唤回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彻底觉醒，理性自觉地显现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体现其对赖以生存共同体的责任与关爱。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8）

所谓的“反现代化”，就是揭示这样一种现象:‘他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他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种有效的途径。”“‘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它只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及社会存在，以‘变’而维护‘不变’”。本文即以此理论假设为基理来思考和辨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反现代化”。

“反现代化”理论假设的逻辑起点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争论，即现代化是不是只有“西方”的模式，存不存在“非西方”的其他模式?其实，各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其模式也是多样化的，只是现代化的方向是相同的，即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如果举国体制是表面上接受现代化，但它实际上只是接受现代化的形式，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及社会存在，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那么我们可以判定举国体制是“反现代化”的体制。同样假设的另一面，如果它接受现代化，并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促进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维护现代价值及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它的价值取向是向前的，那么举国体制是现代化的体制。

1、举国体制“反现代化”分析

1. 1举国体制与国家主义的关系

分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价值取向，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举国体制的本质属性，而判定它的价值取向的对照物是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对比举国体制与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异同是判定举国体制价值取向的先决条件。郝勤认为“举国体制”是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提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国家实施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形成包括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教练体制、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维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梁晓龙等认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指我国为了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在发展竞技体育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制度设计。这种发展方式和制度设计本身就表明国家对发展竞技体育高度重视，把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特殊行业加以对待，作为一项特殊事业加以发展，这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一个具有基本意义的内涵。”栗开封在深刻分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政治内涵时提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建立，正是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竞技体育的体现，是许多国家想做而难以做到的。”查阅诸多有关举国体制的定义、内涵、功能的文章，对举国体制的论解重点无不是国家意愿的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主导作用，强调以国家为本位，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等，所有肯定举国体制的论点无不建立在主张国家具有绝对的价值的论据之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国家主义的本质体现。

本文所指的国家主义是以个人为参照系的国家主义，也可称为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推崇国家理性，认为国家有独自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国家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它拥有全面的、最高的权力。国家主义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现代化要求国家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国家是推进现代化唯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目前，尽管国家主义呈现出相对弱化的趋势，但只要现代化进程还在继续，国家的历史使命就不会终结，国家主义也就必然存在。中国正在大力且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国家主义的存在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反现代化”的论证提供了基础。

1908年伦敦奥运会开创了以国家为单位记录体育成绩的历史，它按照国别统计奖牌数，并在运动会结束时公布和印发了各国得奖统计表，这一开创性的举措刺激了各国运动员竞争欲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奥运会和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义，尤其是历来把国家民族的荣誉放在首位的中国，国家主义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奥运争光计划”可以说是中国竞技体育国家主义现阶段重要的产物。读吴寿章《起草“奥运争光计划”的台前幕后》一文后，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能更清晰地了解到“奥运争光计划”是以贯彻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发展战略，“奥运争光计划”取其扼要就是“金牌战略”。不论奥运会的信念是“重在参与”还是“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而我们制定的奥运争光计划是夺取金牌，争取奥运金牌数量“第二集团前列”。的确，2008年我们战绩辉煌，金牌数量远远高于美国。但要看到我们的每块金牌所投人的财力和物力，虽然美国受金融海啸重创，但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远不如美国，举国体制已把体育赛事与国民产值的对应关系颠倒。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独联体45枚金牌领先美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33枚金牌紧追美国。苏联和东德也曾是穷国大办体育赛事，依靠举国体制竟然在很短时间内就将美国及欧洲各体育强国击败。但十多年来，俄、德已实施市场经济整改，小政府而大社会，体育运作也不例外;先前的整体优势骤然消失，强大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体育始终稳步前行，且迄今仍在享受举国体制的厚待。

1. 2国家主义与“反现代化”

“对于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国家主义通常有正负两面效应。一方面，它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是抵制现代性(体现为世界性)的传统势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发展经济，需要国家主义的积极效用，这也是国家主义仍然存在的现实功用。但国家主义有其两面性，既有以“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中华”为号召的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又有由于抵制西化而可能带来的“反现代化”的作用。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认同感，包括创造国家认同的强烈愿望。因为，这个认同对象在向现代化技术和文化进行大规模外借时，却面临着拥有现代化技术和文化的国家的严重威胁;但迫于现代化国家的威胁，又必须引进现代化技术和文化，实现国家富强，消除外界的威胁。国家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是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的，此刻的价值取向是向前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进展、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国家主义又表现出了一定的障碍性，价值取向转变为向后的。总的来讲，国家主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价值取向逐渐趋于“反现代化”的一面。

1. 3举国体制与“反现代化”的关系

通过举国体制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反现代化”逻辑推理分析，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远发展来看，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有碍于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体现出“反现代化”的一面。如果这一逻辑分析不足以证明这一论点，我们再从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来分析。

如果没有奥运会，没有体育赛事，没有诸如此类的活动，是否仍然要发展竞技体育?回答是肯定的。首先，竞技性是体育的本质特征，不能避而独存。再者，竞技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体育发展的起点。回顾新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不难看出，我们发展体育的思路实质上是围绕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开展的，发展国民体育需要竞技体育为龙头来带动。在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阶段，体育的公共利益是什么?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是应该实现和满足人们的体育公共需求，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体育的精神的和物质的需求?竞技体育既然是中国体育事业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应该以此目标为方向呢?但在现阶段，这种公共利益在举国体制保障下仅仅表现为为国争光，提供给人们一种基本的精神愉悦和满足。现代化的中国竞技体育是什么样的呢?那应该是更快捷、更经济、更全面、更具活力，更好地为人们的体育需求服务的竞技体育。现代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应该以公共体育利益为导向，而不能以市场为导向，也不能以金牌为导向。从这一点我们再看举国体制保障下的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反现代化”的性质不言而喻。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9）

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体育部，湖北武汉430073;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西安710126）

摘要：以社会转型与体育价值观念间的关系为对象，研究社会转型与体育价值观念的互动性促进作用，同时提出社会转型与体育价值观念间的互动性消退作用，以期为厘清社会转型与体育价值观念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注解。

关键词：社会转型；体育价值观念；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4-007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TY010)，2015年湖北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C002)。

“社会转型是指一个国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秩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过程中呈现的渐进性表现形态。从社会结构视域看，它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涉及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本文对社会转型与体育价值观念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1社会转型对体育价值观念的促进及其消退

1.1制度法规

近代西方社会转型给古代奥林匹克奥运会带来了新生的契机，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1896～1937)率其团队发起申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并最终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教育制度下获得成功，成就其现代奥运会之父的美名。中国社会转型期以来，制度法规引领下的体育亦取得了举世的辉煌，无不体现了体育制度法规基于体育价值观念的核心权重。

1.2经济发展实力

基于体育对人类文明及身心健康的作用，体育本身亦能在体育用品生产与销售、方法与指导、拍摄与播报、竞赛与组织、旅游与观光、中介与服务等方面形成规模经营性产业实体。西方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腾飞的经济条件促进了西方体育的盛行与发展，中国近代独立自主、社会转型以来，强大发展的经济条件亦成就了竞技体育的辉煌。

1.3 闲暇时间

经济结构升级、效益提高是社会转型的典型特征，源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表现为闲暇时光的增多，闲暇时间的充裕为参与体育活动、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带来了时间条件。

1.4职业岗位及场地设施

就体育教育职业范畴而言，体育教育因形式、受众、途径、方法、场所、载体等诸多环节的差异而形成诸多相应类型的体育教育者岗位，彰显社会转型将赋予体育职业以众类型、广领域、多层次性岗位机遇，其分工专业化、精细化特征对广大民众参与体育提供了契机。体育场地设施因体育项目特征、地方人文关怀、规模性赛事取向而呈现项目性、人文性、风格性特征，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状况与国民经济发展实情、当地政府主管机构的体育价值观念、地方民众的体育发展思想、地方规模性赛事主办及承办历史等因素密切相关。

2体育价值观念对社会转型的促进及其消退

2.1增进体质健康

体育增进体质健康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均围绕其国家发展战略意识演绎着体育发展的走势。竞技体育从事者的身心健康问题、退役保障问题需要人文性关怀，体育基于增进体质健康的受众主体亦需要符合其身心健康特征。

2.2增强心志品质

量化竞技运动本身潜在地挑战着人体的规则性运动极限，亦是增强人类心志品质的手段。因为，健美的体型需要持续的运动保持，刚强的意志力需要数月续年的训练，奥运记录每一点滴的进步都需要人类身体磨砺的图志，这些身体竞技所凝聚的拼搏心志品质正是人类社会由野蛮通向文明、由愚昧通向睿智不可或缺的要素。保罗．威斯( Paul Weiss)的体育“追求卓越”说(Sport:A Philosophical inquiry 1969)未必科学，但作为一种心理境界的感悟和把握，它富涵心志品质认识论的学术价值意义。

2.3提升生活品质

人们通过竞技体育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向心力，人们通过闲暇娱乐休闲体育而享受体育运动呈现于人类的乐趣，人们通过体育产业环节创造体育经济价值，人们通过传媒性体育赛事、体育新闻、体育名人、体育产品、体育风波而津津乐道，人们通过参与性体育健身、体育娱乐、体育郊游、体育竞技、体育鉴赏而乐此不疲，这都是体育基于提高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的表现。

2.4增强社会意识

常言道，要在体育中学会做人，深刻说明体育不仅是指向健身、娱乐、竞技的手段或方法，亦是一个观照人生生活的哲学场。古往今来的重大体育赛事是否切实兑现了竞技的赛制公正、赛务公开、公平竞技，竞技是否亦能引起对手间的敌对意识及行为，竞技是否亦能离间队员之间彼此情谊，竞技赛场的规则运用是否也引导着“法外小灶”的恶习，少儿体育培养社会意识视角方面过于追求精英意识，过于培养体育独特个性意识，疏于培养运动中和睦相处意识，疏于培养体育规则观念的本真价值，势必都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甚或相反。

2.5构筑和睦国际关系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10）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107-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aim and func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ose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PE, and its regularity, entertaining, cooperative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which are not only characteristic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but also the necessity of our modern social life. Therefore, aiming at connecting mass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the article suggests developing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through competitive sports”, succeeding in realiz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nation through PE.

Key words: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through competitive sports； strong nation in PE； mass sports

1 引言：建设“体育强国”与提倡“竞技育人”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建设“体育强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启动建设体育强国战略工程极为关键的5年。”［1］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队以51枚金牌获得金牌总数第一的狂喜之际，官方正式提出，我国是“体育大国”，但不是“体育强国”，距离“体育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作为“体育大国”的确立，是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体育大国”不是“体育强国”，大而不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专业竞技体育金牌的“含金量”不足，以奥运为例，我国在集体性强、综合价值高的大球项目以及世界上热门的主流项目（尤其是欧美主流项目的田径、游泳、网球等）方面，都与欧美强国有很大的差距。二是相对于专业竞技体育，群众性体育明显滞后，尤其是青少年体质连年下降引发了有识之士对学校体育的担忧。“下面是一组官方数据：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高中生里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二十年中，中国人的体质在明显滑坡！”［2］

显然，将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不仅是真正提高我国专业竞技体育整体水平的要求，更是全面发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身心素质、夯实竞技体育发展基础的实际需求与强烈呼声。

近三十年我国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较之此前三十年有两方面重要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竞技体育的投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竞技体育的理念已然改变。众所周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曾经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核心指导思想，这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政治化，不能不说是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精神枷锁。“既然我们对要拨乱反正，国际上又有很不好的反应，当然应该废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正式文件中就不用了。”［2］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奥委会提倡的“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

群众体育的发展滞后，一方面是由于投入比例失调和资源配置失衡，“当前群众体育领域内最突出、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与相对薄弱的群众体育物质基础、短缺的群众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1］但是，认识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建国以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流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以此作为指导体育事业的核心思想，人为地将体育分为两个独立、性质不同的体系：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包含学校体育）。这种体育理念导致了长期以来体育的内在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我国群众体育远远滞后于竞技体育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比较明显的是，近年来我国高校体育设施的投入以及运动场馆的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甚至中小学体育设施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大学生、中小学生的体质、技能、运动能力以及主动参与度都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体育的本质是竞技，竞技的根本属性是竞争，这是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和能力。建设“体育强国”，发展群众体育，首先必须对体育有正确的认识，为此，笔者立足于群众体育，提出“竞技育人”这一概念。

2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同宗同旨及其竞技本质

“所谓竞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群体，包括所有的比试运作方法的活动，诸如各种选举、比武、斗鸡、赛马、游戏以及劳动竞赛，其中有一种叫做体育竞技，这是以体育活动为媒介的竞技种类”。［3］也就是说，竞技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各行各业都存在竞技，而体育运动是最典型的竞技。现代汉语词典直接将竞技解释为：体育竞赛。因此本文所说的竞技是指体育竞技或体育竞赛。“竞技是生存技能的传习、演练和展示，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艺，最后认为：竞技是身体性运动竞争的技艺”。［4］在竞争的基础上，竞技发展成为多属性的综合体。

体育的本质特征是竞技，“在本质上体育是以竞技为基本手段和主要形式，增强体能、技能，培养心理素质和能力的一种社会性活动。……竞技是体育最重要的特征，体育的必然是竞技的，没有竞技就不能成体育。”［5］在这个意义上，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其理念也是相通的。体育之所以被划分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仅仅是基于各自目标上的侧重，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作总体规划，而决不能因此而将二者割裂开来。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否认群众体育的竞技本质，不仅不利于发挥其特有的综合社会功能，阻碍其健康发展，而且实际上也抽空了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基础。

群众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社会基础，最典型的例证，是我国竞技体育项目中乒乓球的绝对优势与群众体育中乒乓球运动的普及，美国竞技体育中篮球的绝对优势与全社会篮球运动的普及，其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竞技体育绝不仅仅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标签，同时也是群众体育的引领。学校体育是群众体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教材内容看，学校体育完全就是竞技体育的简化版。它没有真正独立的体系，特别是普通高校近年来普遍采用的专项选修制，其主要知识和技能以及体能锻炼的方法也完全取自于竞技体育，必须依托于竞技体育的发展。此外，作为承担体育教学任务的体育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文化综合素质外（和其他系列的教师一样必修的公共课程），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样脱胎于竞技体育。换言之，我国只有在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并且充分发挥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引领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要发展群众体育，必须加大公共运动场地和设施的投入。公共运动场地和设施并非别出心裁另创一套，而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场地和设施的翻版，学校体育尤为明显，不具备正规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学校是不能通过评估和验收的。要求学校在节假日有序向社会开放运动场地，其目的就是让体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社会上的一些运动俱乐部也是以标准的运动场馆和设施实行有偿服务的。少数以减肥和健身为目的的健身馆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因为它们的特殊活动形式不属于竞技。

现代奥运会代表的是竞技体育。法国人顾拜旦在考察英国一些著名学校时，看到英国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户外竞技运动而受到刺激，“他认识到参与竞技可以得到身体训练、道德教育和社会活动能力的提高，这是对青年实行民主教育的适宜方式。他在深刻地认识到‘竞技的教育价值’同时，又立下‘教育救国’和‘体育救国’的志向，这就是他恢复奥运会的初衷”。［6］从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理念，我们可以看到顾拜旦这一思想的延续。《奥林匹克》第二条写道：“奥林匹克主义属于一种人生哲学，提升并结合身体、意志及心智三者成为平衡性的整体。将运动、文化和教育融合在一起，奥林匹克主义是欲建立一套已通过努力所产生的愉悦、模范性的教育价值及尊重普遍性道法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现代竞技体育与包括学校体育在内的群众体育是同宗同旨、密不可分的；体育（包括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本具育人功能。

3 竞技目的和功能的历史考察

群众体育作为体育，虽然与竞技体育被人为地划分为两大体系，并赋予不同的目的与功能，但二者具有同样的竞技本质特征，并且具有同样的由竞技生发出来的其他属性与功能。

例如，古希腊的竞技大会具有“娱神”目的，“以古代奥林匹克游戏为代表的竞赛节庆均属一种祭祀活动，竞技者们将健美的身躯和高超的技艺奉献给诸神以博得他们的欢心”。［7］“大部分古希腊人对宗教的信仰成为其团结的一种工具，这种信仰是以宗教仪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些宗教仪式大部分都是通过体育来表现，奥林匹亚竞技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一种对诸神崇拜的最高仪式。”［8］而近代中国，在西方强权的欺压之下，军国民运动的兴起直接影响体育的社会价值指向，体育的目的就是要振兴民族，“身体开始脱离家庭和宗教的束缚，以强健身体为目标的西方体育在传入中国后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而被强行纳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一重大的历史潮流。”［9］建国以后体育的目的是增强体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让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致力于促进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奥林匹克》）。概言之，体育的目的建立在竞技所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体育的功能并非体育的本质，而是由竞技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进而言之，体育的目的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价值指向；这种社会价值指向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体育的起源来自不同途径，种类繁杂，体育的形成过程也是社会选择的过程。有的形式被社会淘汰，新的形式又随之产生。体育起源的多元性正反映出竞技具有多重目的与功能的特点。众所周知，体育的起源与战争、狩猎、宗教和游戏等密切相关，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和游戏，在现代体育中依旧能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痕迹。

古希腊体育是现代体育的摇篮,柏拉图认为：“最好的体育是什么？一种简单而灵活的体育训练，尤其是专门为了备战而进行的训练。”［10］他甚至认为：“做女孩的应该练习各种跳舞和角力；结婚以后，便要参加战斗演习、行营布阵和使用武器……因为一旦当所有的军队出动打击敌人的时候，她们就能保卫儿童和城市。”［11］古希腊人将战争的一些手段和方法通过竞技的形式在市民中加以推广，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竞技规则具有安全性和游戏性，使得竞技运动得到良好的推广和普及，甚至成为当时学校最主要的教育内容。“据史料记载，运动在古希腊早期几乎是教育的全部内容，竞技场就是希腊的学校。”［6］

体育的另一个重要起源是游戏。游戏是人类的古老文化之一，游戏是依托于规则形成的社会文化活动，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当其以竞技为内容和形式时，游戏的根本属性便发生变化，从娱乐转向竞技。游戏的规则相对简单，但为了满足竞技的需求，原有的规则向竞技规则体系演化，直至体育的形成。“大部分竞技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民间游戏,现代流行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在一般游戏,特别是民间儿童游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演化,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规则。”［12］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大量与体育相关的活动，始终处于体育的萌芽状态，得不到良好的推广和普及，缺少完善的竞技规则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战争与游戏之所以能在体育上实现殊途同归，竞技本质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归属体育才有了依据，牌类由于规则体系停留在游戏层面，因而真正纳入到体育中的少之又少。属于非运动性体育项目，运动性是体育最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此外，宗教也是体育起源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体育的不断发展，宗教的烙印逐步消褪，抑或以其他形式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无论体育起源于何种途径，无论古代或现代其运动的形式和方法如何变化，无论是被划分为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竞技作为体育的本质特征永远不变，都是以竞技为手段和形式，充分发挥体育功能的一种运动方法。从竞技的角度看，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关系是专业竞技（职业竞技）和业余竞技，是高水平的竞技和低水平的竞技。体育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和参与竞技，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一体系中，是竞技能力、水平决定其价值取向，能力、水平高的侧重于实现自我价值，朝着竞技体育的方向发展；而能力、水平低的侧重于完善自我，朝着群众体育的方向发展，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专业竞技随着伤病或退役自然转向群众体育（包括为专业体育工作的所有人员），业余竞技随着运动天赋的展现（优秀体育苗子）完全有可能转向竞技体育。2011年9月2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出席北京群众体育大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心里，竞技体育、业余体育和群众体育没有什么区别。姚明在NBA打球和小学生在操场上打篮没有什么不同。”（中央五套）

当下体育学界主流观点过于偏重其功能性，“主要包括以增强体质为本，以教育为本，以社会文化现象为根本属性，以身体活动为根本表现形态的体育本质的单质论；以及集上述多种属性为一身的体育本质的多质论”。［13］在发展市场经济机制、充满竞争的今天，认清体育的本质，对端正群众体育的目的、充分发挥群众体育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 竞技的属性与功能分析

无疑，竞技的根本在于竞争。竞技运动所表现出的是二方或多方的对抗――体能对抗和意志力对抗；竞技的竞争性对每个参与竞技运动的人的技能、体能和意志力提出了综合要求，通过竞技这一社会活动，激发出人类生命本能的冲动和自然属性――竞争性。

竞争性是人类生命本质的重要属性，是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体育正是将竞技运动的根本属性――竞争性――通过有序的形式和方法发挥到极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活动，竞技过滤其竞争性中过于残酷和攻击伤害的成分，“野蛮的本质确实从我们天性中的激情部分产生出来的，如果正确加以约束，就能成为勇敢，如果不加以约束，就会变成残酷和粗暴。”［10］学习和参与竞技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人的竞争意识、激发人的竞争欲望，“正如体育参与过程给予人的积极上进、努力拼搏与坚强意志等等积极而充满生命力的意识积累，唯有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充分体现，更进一步得以在人的生命奋斗旅程中积极而全面地延展，形成体育意识的生命延绵，才是体育之本质之于人而言最为重要而根本的价值。”［14］

在竞争性这一根本属性的基础上，或者说，围绕着竞争性这一核心，竞技运动衍生、形成了一系列的属性及其功能：

规则性。竞技运动依赖于规则体系的支撑，竞技运动必须在特定的规则之下进行，没有规则就没有竞技，就没有竞争的公平性，规则是竞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规则体系的建立使竞争的自然性向竞技的社会性转化，起到有效的过滤作用，促进竞技运动的文明化进程，避免过分的攻击性产生的破坏作用，使竞技运动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规则体系能够有效地将社会价值观融入竞争之中，体现在规则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充分发挥其制约机制，在其公平竞争的本质下，引领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

娱乐性。竞技运动作为竞争、对抗，总有胜负之分，而无生命之虑的对抗及其胜负之分的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刺激，能使参与者(包括观赏者)获得极大的乐趣，成为人们调节日常生活方式与节奏的重要形式。竞技的娱乐性源自于体育的游戏起源，“原始游戏中，‘游戏’与‘竞技’存在着形式的同一，因为没有‘游戏’的帮助‘竞技’是无法寻找通向民族精神的途径。”［5］竞技运动保留并继承了游戏的基本特征。此外，竞技运动的规则体系也具有娱乐的因素，规则利用游戏作为杠杆，过滤竞争中的不良因素，使其适合推广和普及，更加精彩和充满魅力。也正是娱乐性，使竞技运动走下古希腊竞技大会的神坛，从“娱神”转向娱人。

合作性。竞技运动离不开合作，大到整个运动团队的组成，小到具体运动过程中每个成员的配合，竞技对抗、谋求获胜都需要合作。因此，竞技运动能够有效培养、强化人们的团队意识、协作精神。竞技运动必须具备相应的技能和知识，技能和知识的传习过程也就是教学和训练的过程，是双边互动的师承关系，这种关系亦可理解为合作关系。在众多的集体竞技运动项目上，既有团队内部的竞争关系，也有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关系，但为了满足竞技的目的和需求，团队内部的竞争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分工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这是竞技的必然结果。竞技运动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空间，既比试运作又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教练员可以请进来走出去，队员可以异地学习和交流，在“更高、更快、更强”口号的感召下，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且包涵合作。

运动性。运动是竞技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常常因此而将竞技直接视为运动。强身健体是竞技运动的重要功能，也是人们乐于参加竞技运动所追求的功利性动因之一。运动性是人类本能属性，是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必备的能力。在与自然竞争和同类竞争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人类发现了训练的最佳替代品――体育。“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自然属性便是拥有健康的体魄。而体育的自然价值从生物学意义考量，则是通过体育锻炼所达到的强身健体的功效。”［8］因此，在竞技运动中，运动性亦可理解为“身体性”运动，“我们所谈的‘身体性’运动是以身体素质（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为对象，同时又是以身体技能（走、跑、跳、攀爬、投掷、游泳）为基础的身体运动。”［4］身体素质和身体技能作为运动性的考量依据，借以评价其运动强身健体的功效。

总而言之，竞技运动围绕着竞争性这一核心而展开的规则性、娱乐性、合作性、运动性的种种属性，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竞技运动中的竞争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合作性是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合作性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竞争中包含合作，合作是为了更好的竞争。竞技运动作为原始竞争的替代品，规则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规则成为过滤野蛮和过于攻击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规则对竞技运动起到推广和普及的作用。娱乐性使竞争的原始性转向竞技的社会性成为可能，增加了竞技运动的亲和力，使竞技运动真正走向大众。运动性作为竞技的主要形式始终贯穿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身健体的主要功能；而规则促使其运动性向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娱乐性又使其超越身体的范畴，达到身体与精神的融合；由运动性产生的强身健体的功能，又折射出竞技运动的社会传统价值指向。

5 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看竞技育人的重要性

在中国，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人们忽略体育之以竞技为本质的传统：儒家讲“中庸之道”，道家讲“不争之德”，淡化体育作为竞技的竞争性。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从扩张转向内敛，从尚武转向重文，表现在体育运动上，是突出其运动性、娱乐性的强身健体与调节生活的功能，而淡化竞争性、合作性和规则性。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导致长期以来将体育运动与养生、健身混为一谈。这种观念传统，直到现代仍有深刻影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观念的深入人心，即可视为传统观念的现代延续。现阶段，这种观念虽然在竞技体育中逐渐被纠正，但在群众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中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改变，商品经济带来的竞争（企业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体育运动的发展如何紧跟时代，如何依据体育运动本具的种种属性充分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提出，发展体育事业，必须突出“竞技育人”。

5.1 需要突出体育运动的竞技性，强化人们的竞争意识。社会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竞技的竞争性是提高竞技水平、促进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强调竞争意识，首先就是强调人的勇敢品德。“在古希腊教育中提及了‘四大德’，其中‘勇敢’被列在首位，然后是智慧、节制、正义，勇敢品德的教育衍生出竞争精神。”［8］勇敢品德正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强调体育的竞技性，就是提倡敢于竞争，这与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相吻合，在勇敢品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等一系列意志品德。竞争意识是通过反复竞争的积淀和无数胜负的洗礼逐步形成的，它既是一种精神，又是一种智慧，对培养人的心理素质及其承受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5.2 需要突出竞技的规则性，强化人们的公平竞争意识，在竞争中遵守规则，在规则中更好地竞争。竞技运动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权利，要求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下参与进行，规则的建立满足了人们在竞争过程中对公正的追求。公平公正是普世价值观，也是竞技特有的功能与社会价值，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健身锻炼无法达到的境界。“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其自身的规范和发展规律，从体育规范和规律中可以领悟到其中的内涵。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8］现代社会，人的成长过程包含十几年的体育教育，忽视竞技就欠缺了“人人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以“拚爹”为荣也就不足为怪了。

5.3 需要突出竞技的合作性，强化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竞技的平台也是交流的平台，大到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增进交流，维护和平；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解，增进友谊。竞技的合作性符合竞技发展的规律，在竞争过程中唯有合作才有取胜的机会，有合作就有分工、就会形成团队，团队协作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是竞争取胜的重要法宝。竞技的合作性符合社会规范，在竞技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团队协作精神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得到进一步推广，有利于形成各行各业“文化”建立的基础，尤其有利于对青少年（独生子女）的教育。

5.4 需要突出竞技的娱乐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竞技的必然是娱乐的，忽视竞技的娱乐性，片面地认为“玩耍无正事”,是对竞技本质的忽视、对体育运动功能的偏废。竞技过程既是身体能量释放的过程，也是情绪释放的过程，体育运动追求人的身心平衡，身体健康强壮和心理的健全健康同样重要，获得娱乐也是体育运动的目的之一。“‘乐趣’是人从世间现象中所获取的感官刺激，它使得身体获得某种‘’，并促使身体获得情绪上的生理化学反应，生物功能上的这种情绪变化所获得的是乐趣、喜悦和舒适的身体内源性的‘’。”［4］竞技讲求公平公正，其娱乐性符合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5.5 需要突出竞技的运动性，增强人们的体能体质。强调运动性就是强调竞技的强身健体的实际功能，用体育运动来表述体育,目的就是用运动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活动，突出体育的运动性，“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提高人们生存、生活的质量。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偏快、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大、营养过剩、缺乏运动，造成许多人体能体质下降，特别青少年和儿童，升学竞争、学习竞争带来的运动缺乏是造成普遍体能体质下降的重要原因。强调运动性不是把体育等同于强身健体的活动、为强身健体而运动，而是要通过学习和参与竞技，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强身健体不是体育的唯一目的，而是体育的必然结果。

6 结语：竞技育人的全社会性与持久性

体育运动既是学习和参与竞技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一方面，竞技的能力和水平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是人类的生命资源和文化资源，它的传承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完善自我表现为体能体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增强，是提升个人素质必要的手段，它具有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意义。体育所追求的就是实现在自我价值和完善自我上的超越，通过竞技运动达到培养人、教育人、锻炼人、娱乐人。

将竞技上升到“育人”的高度，既是竞技体育的要求，也是群众体育的要求，更是当代社会的要求。“竞技育人”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平衡点，根据竞技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在规划发展上有所侧重，其根本目的是“育人”。竞技体育不能把“夺标”作为唯一的任务和目标，要充分发挥体育应有的功能，将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自我紧密联系起来，把“育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发挥榜样的作用，积极推广普及和发展体育事业。同样，群众体育提升了社会整体的竞技能力和水平，真正起到“金字塔”基座的作用，运用竞技自身的规律，逐步摆脱举国体制的框架。因此，“竞技育人”的贯彻落实，有利于防止专业运动员沦为“夺标”的工具、不择手段的锦标主义者；相反，是要引导他们成为具有团队精神、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使其在后运动员时代，曾经拥有的“竞技资源”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并为社会服务。群众体育（学校、社区）在提升人们竞技水平和素养的同时，兼顾对青少年的业余训练，为体育培养人才打下基础，缓解举国体制的“夺标”压力，并且为“竞技资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确立“竞技育人”的理念，旨在为实现“体育强国”提供理论基础，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找到一条兼容之路，从而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竞技育人”不仅能推动体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还能兼顾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提升社会整体竞技水平和素养，强化人们的竞争意识，弘扬追求卓越、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是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领导必须高度重视的，理应成为各领域、各阶层创建自己的“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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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篇（11）

1.竞技体育的特点

竞技体育亦称竞技运动，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体育活动。

远在史前时代早期的人类生活中，便已经出现以争取胜利为特点的原始、古朴的体育比赛形式。此后，这种活动形式又经古代的长期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不少项目已略具雏形，其形制为近代运动打下了基础。在整个近代体育领域中，比赛活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并被定名为“竞技运动”。在当代，竞技运动经不断发展，演进，不仅在理论原则和实践方法上日臻成熟，而且影响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遍及社会各阶层，波及世界五大洲的特殊社会现象。

竞技体育是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主体之间以竞争为主要手段，通过对某种极限的挑战，以及对自我的超越而达到精神的满足。在竞技体育中，人们在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胜利中体验征服之美、在失败中咀嚼悲壮之美、在竞争中获取愉快之美、在发展中追求和谐之美。竞技体育是体育系统中体现美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它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如果认为竞技体育只是牺牲人体的健康为代价而把竞技体育逐出体育行列，似乎过于片面。

我们需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竞技体育。竞技体育的健身功能并不明显，但是它对人们心理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它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可以培养人们集体主义及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另外还有竞技体育的政治，经济功能等，通过国际之间的竞技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与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团结、友谊、进步。再者，原始的奥林匹亚竞技运动会等一些竞技体育并不像现在的竞技体育一样以牺牲人的健康进行训练，而是为了增强体质，保卫本族利益和安全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形式。竞技体育并没有脱离体育的本质概念，而现在的竞技体育也没有脱离体育的外延概念。

2.竞技体育的价值

2.1竞技体育的政治价值

竞技体育能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比赛中，几乎全场的观众都在为自己的队员呐喊助威。由此可以看出竞技体育促进人民对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使更多的国人或建立或表达爱国之情。

同时，作为为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竞技体育有利于外交的发展，增加了各国之间的沟通机会，使各国之间的密切交流成为可能。

2.2竞技体育的的经济价值

高水平竞技体育逐步走向职业化，在一定的层面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与大众参与性，成为体育娱乐行业一部分。通过举办各种大中小型赛事，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许多竞技体育的比赛，带来直接的收入如许多场次的门票、广告（由著名电器品牌美的冠名），纪念品，转播权，周边旅游等。间接的收入来自观众的各种观赛需求，使竞赛场地周围的商业实现创收。带动交通、通信事业的发展。而这种经济价值又反过来作用于竞技体育，为其向更成熟更专业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

2.3竞技体育的教育价值

对于运动员，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不断训练，不断追求超越，追求自己的极限，不仅从从身体上，更从意志精神上参加体育运动，充分体验体育,感受体育，升华体育的精神和意义。

对于观众，通过观看竞技比赛，他们了解了相关的常识内容，清楚了各种比赛规则，熟悉了其中蕴涵的体育文化，提高了对体育运动的鉴赏能力，也从运动员身上学到了很多。同时，竞技体育能够促进体育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对体育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比赛中，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在场的观众，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压力可想而知，运动员需要顶住如此之大的压力，完成各种难度的动作，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可以让观众学到了在困境面前不慌不忙，沉着应战。

2.4竞技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

竞技体育能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它能够不断的开发人体的潜能，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提高人们对体育美的理解，将社会文化价值发挥到最大程度。

对于运动员来说，每天都在持续不断的练习。作为运动员，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竞技体育制度中成长的竞技运动选手，他们相对缺少与外界的接触。而各种大型赛事与竞技运动衍生的活动，为运动员提供了融入社会的机会，通过与观众、媒体、赛事场馆周围的人群接触与交往，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完善自身，成为一个善于并且敢于应对社会中生活的人。当他们退役之后，也可依靠对社会的较好融入而过上幸福的生活。

对于参与观看竞技运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家庭之间、好友之间、陌生人之间彼此接触互相交流的极好机遇，促进了这一部分人的社会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这是竞技体育的价值所在，但同时，在这种价值背后，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同样也存在一些弊端。

3.竞技体育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并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代竞技体育不仅树立国家形象，反映了综合实力是展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综合实力的窗口之一，而且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促进身心健康建设精神文明。另一方面竞技体育竞争激烈，但是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严格的规则性。竞技体育必须不偏袒任何一方，必须坚持公正，也因此，高度的公平性就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尽管我们多么的努力去消除竞技体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一些问题却依旧不能完全消除，竞争的公平性依然是竞技体育存在的首要问题。

破坏其公平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兴奋剂”。竞技体育就是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而在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已达到目的。服用兴奋剂是一种欺骗行为，既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产生许多直接的危害，又有悖于诚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 使用兴奋剂是一种作弊行为，是与体育运动相对立的。

此外，竞技体育正在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冲击，1984洛杉矶奥运会走出一条商业化运作的道路，从此商业化大规模地介入奥运会赛场和现代竞技体育。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商业化也给现代竞技体育带来了想当大的冲击。在商业利益的冲击下不少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暴力事件，假球，吹黑哨等丑恶现象有增无减。损害了运动员的身心、人格和精神健康破坏了体育公平竞争原则，使竞技体育原有的魅力大打折扣。

4.结论

现代竞技体育在“更高、更快、更强”的鼓励下，表现为一个不断冲向生理极限的过程，破坏了认得生理平衡，致使运动员伤病缠身。这是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样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人们不断的把科技运用于竞技体育之中，这有效的提高了运动员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运动员本身的能力，从心理上有些依赖科技的倾向。这不得不让我们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