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大全11篇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1）

我们认为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国家过度生产所累积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在新的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出现之前，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意味着重回失衡的格局，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关注点将从全球红利的创造转向全球经济红利的分配。对于中国来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通过内需来完全替代外需，或者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都是一种试图改变目前国际分工格局的长期调整路径，短期难以成功。因此，一种次优的短期路径选择就是，在不改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存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路径下，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地判断美国未来的复苏路径，客观地制定本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一、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

在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认为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与金融监管的失灵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而推论出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本轮危机的罪魁祸首。借次贷危机之机反思和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打破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桎梏上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从次贷危机出发来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经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个非系统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次贷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缺陷和失灵。因为，金融自由化及其金融工程学的发展，主要针对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系统风险。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起点是错误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可能并不是非系统风险积累的结果。

我们的判断是，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国家的过度供给，既是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 and brad setser(2004)和sebastian ed—wards(2005)的分析预测表明：美国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在达到gdp的7.3％时，美国的经济会出现拐点，并因此引发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下降。对于这样的全球性系统风险，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克服和规避的。

那么，为什么全球性的系统风险会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为突破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需求增长方式的变化及美国政府的利益上寻找答案。从美国居民消费来源结构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源于工资收入；另外一个就是财富的增长，即股票和房产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长。20世界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居民财富的增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率，1975年居民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为4.2，199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了4.7。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了6.2。由此可见，在2001年前后，美国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纳斯达克泡沫之后美国居民财富增长的需要，这符合维持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要求。至于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在这一时期能够成为美国投资银行炒作的对象，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08)中已经作了很好的分析。其逻辑是：在2000年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方差不超过5％，这意味着美国房产市场风险较小；而美国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国的房地产成为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业，这就为与房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因为衍生工具需要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收益。

如果我们把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定位于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上，那么，如下的结论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全球经济中的东亚经济体来说，由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都采取了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进程放缓，因此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直接冲击程度有限，但是，由于美国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对这些国家的生产产生直接的冲击。

第二，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1929-33年的大危机之后，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创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美国凯恩斯主义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创新的基础上，才逐步步入了1960年代的增长繁荣；而1973—75年的危机也是在it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引来了19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然而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迹象，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概念的炒作层面上，因此，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

第三，在缺乏创新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复苏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说明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地步，它仍然还能够维持下去，即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还会回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中去。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尽管存在着“中心一”不平衡发展的特征，但是，这种国际经济格局是建立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分离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基础上的，这种分工格局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相融合，与落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体系相比较，至少避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演进的同质化趋势，因而也就避免了发达国家间在资源、市场及殖民地控制权上的纷争。当然，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各国利益间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而危机之后，各国间的博弈如果不是以军事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维持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目前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只是对失衡严重程度的一次调整。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的出现，直至新的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出现，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繁荣阶段才会到来。

二、现存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红利分配

基于我们对本轮经济危机性质的判断以及对现存经济全球化格局的认识，我们认为，缺乏创新基础的经济复苏迹象的出现，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及其边缘国家的经济运行将重回全球经济失衡的老路。但是，由于前一轮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减弱，因此，即便全球的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也不可能再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水平上。这也就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创造能力在本轮危机之后开始下降，经济的复苏只可能在比以往二十年中更低的水平上运行。在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失衡格局，并在低增长的环境中运行时，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关注点将从全球红利的创造转向全球经济红利的分配。

(一)本轮危机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出现之前，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意味着向衰退出现之前的运行模式的回归，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动力上将明显减弱，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我们认为本轮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对地位。其主要依据有：

1　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占有绝对优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运行效率也大大提高。到新经济结束后，美国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确定，其金融发展水平不仅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国家，也远高于欧元区及其他高收入水平国家。如表1所示，在信贷部门的发展方面，2007年美国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率为210％，不仅大大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36％，而且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163％和欧元区的122％。而在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上，美国2007年的股市市值与交易额占同期gdp的比率分别为145％和310％，比欧元区国家分别高出71％和150％。

2　本轮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金融优势

从危机发生前后的金融数据指标来看，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本轮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而在外汇市场交易中，80％以上的份额为美元交易，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已有所回升，到2009年第一季度，这一比值已升高到64.97％，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见图1)。另外，我们从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的美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以及金融资本流入美国的情况来看，其具体值分别为136％和500亿美元(金融资本流入数据来源于美金融资本流入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股市数据根据sousa的方法计算)，这两个指标与2007年时的峰值相比的确下降很多，但仍处于2005年水平，而这两个指标中前者反映出的是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后者则是美国中心国地位的体现。

如果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话，那么，至少意味着全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的分离格局不会改变，美国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依赖于外部的供给，全球经济的失衡状况会在较低水平下重现。

(二)全球经济焦点的转移：从红利的创造到红利的分配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每次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都离不开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这时，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各民族国家更多地关注创新的总体福利增长效益，即绝对的经济利益增长，各国间利益的协调相对容易。但是，当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衰退时，全球经济参与国，特别是全球经济的主导国家会更多地关注全球经济的红利分配。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几乎发生在历次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浪潮之后，我们姑且不谈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纷争。即便是1973—75年危机之后，美国也通过“广场协定”和“特别301”条款，通过日本汇率升值和改变日本外贸的条件，使日本更多地承担了全球经济调整的成本，其结果使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衰退。另外，在2001年美国新经济增长结束之后，小布什政府也改变了克林顿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单边主义的内涵实质上是要将美国新经济时期对外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对外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以便于在全球红利的分配中占得先机。

除此之外，就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来说，对下一轮创新方向的把握是维持其中心国家地位的关键，一旦新一轮创新浪潮出现，必然会产生外部性问题，而在缺乏超国家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收益在事后很难平衡。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创新风险，中心国家往往会在创新出现之前，通过现存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来集聚资源，资源向中心国家的集聚，意味着国家红利分配的减少。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在每轮的全球经济调整中，总会有这样一些国家，其繁荣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制度和技术的落后而被创新浪潮所淘汰，而是在创新浪潮出现之前，就已经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心国家资源集聚效应的出现而导致了增长奇迹的消失。

三、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内外部经济政策的重点

中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全球经济失衡最为严重的时期，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当现存国际分工格局所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无法继续维持，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调整。2008年第三季度，当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中国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新的调整。

(一)改变国际分工格局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国家，所面临的调整压力来源于外部需求的调整。而外部需求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主要是由他国收入和相关政策决定的。当外部需求下降时，我们所面临的调整路径无非两种：一是通过内需来替代外需，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是最优选择；另一条就是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相对于第一条路径来说，这是一种次优的短期选择，但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其他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经济衰退和需求下降，转向很难成功。

以上两种路径的实质都是试图改变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对外政策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以下两种战略上择其一：

一种是改变中美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分工格局，转向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然而，欧盟已经在其内部形成了“中心一”格局，无论从地缘，还是从产业链上看，中国都不占据优势，因此这种选择不可取。

另外一种战略是，中国重新进行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成为能够引领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二中心。然而成为第二中心是以中国能够满足世界公共产品的需求为前提的，比如稳定的秩序安排、广阔的市场以及坚挺的国际化货币等。要实现这些，中国必须很好地把握未来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否则，很可能重蹈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长期衰退的覆辙。

(二)接受现存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路径

既然试图改变现存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路径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成功，那么我们面临的选择就只能是在接受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存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路径下，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地判断美国未来的复苏路径，客观地制定本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在美国经济复苏预期日趋强烈的背景下，2009年一季度美国消费需求出现反弹，但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还在继续缩小。我们还不能说美国的需求已完全恢复(见图2)，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美国消费一定会恢复。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此次美国经济的复苏意味着重回失衡的状态，因此美国消费的增长只能再度依赖于金融恢复所创造的新财富效应，与此相伴随的是经常账户逆差的增加。图3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金融逐渐恢复的情况下，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在上升，但美国私人投资仍在急剧下降，因此，美国只能通过创造新的财富效应来推动消费的增长。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认为，尽管美国金融得到恢复，但美国的财富效应最多也只会达到危机前的峰值水平，美国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更低的水平上。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2）

坚定信心，从危机中看到机遇

危机时刻，企业家要率先坚定信心。企业家的信心不仅是企业自身克服困难、战胜危机的法宝，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信心效应。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茅建荣董事长认为，在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今天，企业经营要学会“开慢车”，审时度势，从危机中寻找机遇。例如，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海洋用船数急剧下降，但是我国内河航用数却在不断增长，尤其像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捕鱼船需求量大增，这就弥补了海洋用船数量减少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另外，从国家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也发现了企业发展的好机会。《十项措施》的重点是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这势必拉动对工程机械的需求，作为国内主要工程机械齿轮箱的生产厂家，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35％左右，这些措施也一定会帮助企业增加今后几年的订单。为此，企业家完全有理由坚定信心，尽管中国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总体上讲，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体制的优越性使我们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较强能力与活力。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正是在集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坚定信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

重新审视战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刊的生产经营之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得益于重新审视战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提早应对。早在2007年底，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就开始对美国次贷危机将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重新审视战略，并对产品结构进行了适度调整，在继续提高老产品在行业中地位的同时，加快开发相关产业中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在认真分析了国内外的行业变化特点后，选择了重型车变速箱、游艇变速箱、风力发电变速箱等一大批销路好、技术含量高、效益显著、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重点开发，以不断满足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

坚持技术创新，提高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根，技术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技术的技术性，也就是技术的科学含量上；技术的竞争力还表现在技术的市场性，也就是技术的市场需求度。只有技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市场性得到了统一，才能赢得竞争力，甚至垄断的竞争力。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技术较强的企业可以在震荡期泰然处之甚至乘势扩展，但技术能力较弱的企业越来越难以为继。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技术中心和省级博士后工作站。在技术改造、产品开发上，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舍得花“血本”，不吝投入，促进了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三个一代”、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升级换代机制，使产品技术水平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如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全体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掌握了可调螺旋桨的生产技术，这一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可调螺旋桨由齿轮箱、传动、桨叶一体集成，通过齿轮箱向整个传动系统衍生，具有降低油耗、延长主机寿命、提高航运机动性和经济性的特点，适用于作业船，如渔船、海洋测量船等。这一技术创新不仅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经济效益，并且符合国家节能环保的方针。

立足传动装置主业，确立行业领先地位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3）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我们坚信只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才能真正使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我十分赞成总理的观点，就是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克服金融危机的根本力量，我们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绿色产业成为趋势

绿色经济是当前走出危机的必然选择。目前，世界正在酝酿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各国纷纷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些计划不约而同地带有明显的绿色经济的印记。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绿色新政”计划，日本政府出台了主打绿色牌的经济发展战略，韩国政府提出的低碳绿色增长的战略……显然，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克服金融危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取向，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

绿色经济以生态和知识经济为基础，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同时，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人类发展的生态制约，追求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互和谐，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的结合。我们相信今后绿色经济必然会成为经济复苏与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软件产业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经济的核心是消除由于过度消耗资源和有害排放所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形成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前提下的经济发展。软件产业一方面可以通过IT技术对传统产业实施绿色改造，减少消耗降低排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产业发展本身，以人力资源为主要投入要素，可以实现低物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的绿色增长。

大连的机遇

大连的实践表明，软件产业是一个具有抗风险能力的产业。经过十年的发展，规划面积为150平方公里的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软件园区，软件公司已经达到800多家，国外公司300多家，其中世界500强公司43家，去年软件产值达到306亿元，出口达到10亿美元，均增长30％以上。

今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在1-5月，大连的软件销售收入仍然增长25.9％，出口增长25.5％。这充分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软件业仍是我国克服金融危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

面对金融危机，大连市将把软件产业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推进软件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打造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的目标。

首先要全面实施软件产业三年振兴计划。强抓全球IT资源重组的战略机遇期，变挑战为机遇，变不利为有利，变压力为动力，发挥大连的IT产业政策优势，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加快软件产业发展。在三年内实现产业规模倍增，自主品牌倍增，投资项目倍增和人才数量倍增的计划。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4）

一个被人为拉长的周期，必定会以更快速的经济下滑使经济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按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周期的这种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明显的，但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以及以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阶段性特征开始模糊起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也大大缩小，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经济周期形态会一去不复返。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经济周期是分类型的，信息革命的冲击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确实平滑了某些类型的经济周期，但经济周期波动的本质却没有变化。从经济周期的类型上看，经济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基钦周期，一个完整的基钦周期的运行时间大致在40个月左右；朱格拉周期，大致在9―10年；库兹涅茨周期，大致在20年左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致在50年左右。

基钦周期是一种以库存变动为主要观察指标来评价经济周期的方法。按一般经济波动特征，经济繁荣时，消费投资旺盛，库存量减少；经济衰退时，消费投资疲软，库存积压。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下观察经济波动的方式，在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下，这一周期现象已不典型。朱格拉周期是一种以投资变动为主要指标来观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方法，由于大型项目从投资到投产再到产出的周期大致在9―10年，因此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这种周期性波动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公共投资比重的增加，这一周期波动形态有平缓的趋势，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力在减弱。库兹涅茨周期则是一种以人口变动为主要指标来观察经济周期的方法。人口的变动以及代际交替对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影响比较大，因此消费模式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间长度一般在20年左右。目前这一周期波动特征随着人口代际交替的时间延长而延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一种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变化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判断经济周期的方法，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革命周期大致在40―50年左右。从目前经济波动的情景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现象仍十分明显。

熊彼特根据自己建立的创新理论，印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按熊彼特的划分方法，从19世纪中叶至今的160多年间，全球大致经历了三个半经济长周期：1842―1897年为蒸汽机和钢铁时代；1897―1933年为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1933―1973年为电子、航空航天时代；1973年至今为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以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为特征的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高峰期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在这一高峰时期，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使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走出了近10年的经济繁荣期。根据经济周期规律，一次产业革命的高峰期过后，会有一个长达15―20年的新产业革命消化期（经济增长率下降期），并在这一消化期中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萌芽。

以上一轮经济长周期为例，美国道琼斯指数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爬上1000点后，就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在这之后的近20年，道琼斯指数一直没有超过1000点。从1983年再次突破1000点，1986年经济走出滞胀的谷底后，用了将近10年时间培育了以IT产业为核心的信息革命。这一时期道琼斯指数一直在1000―2500点之间徘徊。进入上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所引致的产业革命进入高潮期，1994年道琼斯指数突破4000点后，就一路上涨不回头，仅花了五年时间就一举突破10000点，在上世纪末冲上了11000点，六年时间指数涨了近三倍。

信息革命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慢慢消化新兴产业所带来的增长空间的平衡时期。本世纪初，正当这一轮产业革命从峰值开始进入平衡下行阶段时，发生了“9・11”事件。美国政府为弥补“9・11”事件对美国国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创，也为了防止“9・11”事件导致美国经济的迅速下滑，从而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极低的利率刺激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再利用其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信用等级较差的人也拖入借贷者行列，并将这种次级债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往全世界，让全球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担风险。美国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使本来已经开始走下降通道的经济再次被政策刺激起来，从而导致已经下滑的道琼斯指数再次调头向上，并在2007年连续冲破13000点和14000点的历史高位。然而，经济周期的运行是有规律的，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衍生品所刺激起来的泡沫一旦破裂，经济还是会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次次贷危机爆发后，仅一年时间，道琼斯指数已经跌回到10年前的8000点水平，并且至今还没有见底。一个被人为拉长的周期，必定会以更快速的经济下滑使经济回到它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美国经济的再认识

从历次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看，在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降通道过程中，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也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过程。

人们对这次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早在2008年1月，索罗斯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全球正面临着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孕育起来的，这与二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他危机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着‘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但是，当时这种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直到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破产，人们才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7月美国“两房”贷款公司陷入财务困境、8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迫出售给美国银行，人们才彻底醒悟过来，各国政府也开始联手对付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10年金融危机周期。往前推10年，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危机从泰国货币泰铢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开始，但这一危机后来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蔓延到亚洲其他国家，同时也蔓延到了亚洲以外的国家，甚至影响到1999年诞生的欧元。再往前推10年，1987年美国股市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22%，从而引发了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再往前推10年，1977年出现了西方货币危机，其根源是美国于1973年放弃了美元可兑换黄金的承诺，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但由于没有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货币仍以盯住美元为主。1977年美国采取了大幅度贬值的策略，从而导致全球汇市和股市的巨幅震荡，由此而导致的拉美债务危机于80年代初全面爆发。再往前推10年，1967年爆发了英镑危机。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但实际上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存在着黄金―美元―英镑的“三角”关系。1967年11月18日英国突然宣布英镑贬值14.8%，导致全球抢购黄金，一个月内几乎把会员国共同出资设立的“黄金总库”抢光，以致1968年3月“黄金总库”解散，世界货币体系从此真正变成美元一币独大。

从战后不断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与美国有关，且主要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而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反而在一次次金融危机中不断得到巩固。这种现象固然与美国经济的实力有关，但主要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有关。美国不仅利用美元的优势大肆发行货币，而且还利用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优势不断地开发出新的金融衍生品，将自己的金融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最终酿成了这次金融危机。

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本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正确预估这次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损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目前正处在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通道，金融危机只会加速经济的下滑，因此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次危机与1929―1933年大危机的差别。那次大危机来临时，几乎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危机，经济学家也无法解释危机发生的根源，从而使人们在大危机来临时完全束手无策。这次情况有很大不同，尽管对危机的严重性在认识上有差异，但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经济学家们已经深刻分析了这次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各国政府也以最快的速度联手注资抵御危机的蔓延，并通过各种政策减轻危机的扩散程度。可以相信，这次危机不会造成像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巨大破坏，危机的时间也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严重到何种程度，未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不是会因此而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这些判断对中国制定今后的全球经济策略极为重要。

本文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经济根基。美国目前仍拥有全球20%的生产总值，有大量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有众多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有不可替代的创新机制，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有非常良好的人口结构，耕地与人口比例也是世界大国中最佳的。在这些优势和实力中，美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没有被破坏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从历次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看，在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降通道过程中，往往既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也伴随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孕育过程。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新兴力量可以取代美国的情况下，只要美国的创新体系没有被破坏，还是技术创新的最大策源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

位还没有被取代的迹象，那么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策源地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很有可能还是美国。

三、中国应对经济衰退的策略

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投资相对过热、消费相对萎缩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只有在投资导向阶段后期不断孕育创新因素，我国才能真正走出投资导向阶段而跨入创新导向阶段。

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观察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危机总会过去，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下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之前，充分利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知识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我国自身的经济转型。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受损程度相对较小。但应该看到，那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我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还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我们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我们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因此，为迎接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我们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就短期而言，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次国务院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基调，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提出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这一政策力度远远大于1998年对应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基调。所有这些，一方面说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为确保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决心。

有人提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消费对经济没有拉动力，那么这种暂时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状况确实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应有的经济增长动力相悖。目前一般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都在70%～8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在7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却十分例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70%，到90年代，这一比重下降到60%，从2001年开始，这一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51%～53%，从而造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靠出口，就是靠投资。

为了搞清楚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不妨客观地考察一下我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已有多种归纳方法，而能够客观描述当前我国经济状况的当数迈克尔・波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归纳。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富裕导向阶段。其中他对投资导向阶段特征的描述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特征非常相似。了解了这些特征，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策略还是应当以刺激投资为主。

按照波特的定义，投资导向阶段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政府到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其中政府的投资意向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外国资本进入从纯粹投资开始转向技术跟进；三是国内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四是产品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和规模经济；五是出口量激增，有些出口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销售；六是由于投资过热，国民生活水平在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出现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七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开始增加，但经验丰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仍然缺乏；八是教育与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开始出现创造机制，但与企业的结合还不紧密；九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仍主要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

很明显，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投资相对过热、消费相对萎缩是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只有在投资导向阶段后期不断孕育创新因素，我国才能真正走出投资导向阶段而跨入创新导向阶段。为此，本轮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进行的大规模投资的结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下滑，最终需求进一步缩减，我们就不能把资金过多地投入到生产领域，因为当这些投资转化为下一期生产能力时，将会造成更多的产品积压，形成进一步的通货紧缩。因此，这次大规模投资只有投向以下四个领域，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

第一是投向与医疗、教育、养老、保健、保障性住房等有关的服务性消费领域。目前消费需求长期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重要领域体制尚未完善，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压缩了现期消费的能力。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5）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41-04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似有重新抬头和群起仿效之势。自2008年以来,在危机中处境艰难的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禁令,以限制他国产品向本国进口,2008年11月15日,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20国集团领袖承诺至少12个月内不会施行保护主义措施,这些领袖们的共同声明墨迹未干,许多国家就把这一承诺抛在了脑后。统计显示,2008年10月至今,中国已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9起,涉案金额91.56亿美元,前不久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生动的体现。

一、美国轮胎特保案事件

近年来,随着公路、汽车、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我国轮胎特别是子午线轮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我国已成为世界轮胎生产大国,轮胎产量和出口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轮胎对外贸易却屡遭争端,出口连连受阻。

美国时间2009年9月11日(中国时间9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宣布,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第1年为35%,第2年为30%,第3年为25%。此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对中国产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幅度分别为55%、45%和35%。根据WTO规则,相关国家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制裁方案对中国轮胎实施制裁。

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困难的时期,美国政府在轮胎特保案上的举措,等同于向世界发出了纵容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信号。

二、用博弈论――经典的“囚徒困境”说明实行贸易保护的损益

这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警方逮捕A、B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2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2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见表1):

若1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6个月。

若2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2人同样判监1个月。

若2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2人同样判监4个月。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最终的结果是两个囚徒都选择了交代。而实际上如果2人都选择不交代,最终2人都将受益。该理论说明了为什么短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局面。

贸易自由化中的政策博弈和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有着十分相似的结构。两个工业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便是“困境”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的两难选择。A、B两国作出每种选择的损益如表2所示,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A、B两国各可获益10单位。但如果双方都选择实行贸易保护,A、B两国各损失5单位利益,显然这不是对大家都最有利的选择。

三、美国轮胎特保案对各方经济的影响

用“损人不利己”来概括美国轮胎特保案的经济后果再贴切不过。这次特保案不仅伤害了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也伤害了美国自己,而且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美国轮胎特保案对中国轮胎行业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轮胎加征关税,短期内无疑会给中国轮胎行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前国内轮胎本身就面临产能过剩,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会直接凸显。尤其是现在正是需求恢复的阶段,2009年上半年中国轮胎出口逐步好转,每个月的跌幅都在收窄,盈利水平也很不错,国内轮胎行业一直保持较高开工率,8月份国内轮胎产量较2008年同期增长22%至5 861万条。现在却面临突如其来的市场压力。

近两年中国生产的轮胎40%用于出口,其中美国占据总出口量的1/3,轮胎行业相当依赖需求。据专家分析,如果中国对美轮胎出口量减少一半,国内将出现12%的轮胎库存积压,迫使中国企业压缩20%左右的生产能力。

(二)美国轮胎特保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正如美国罗格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普吕萨所指出的,美国借助轮胎特保措施,每保住1个就业岗位,就将会损失25个就业岗位,结果是美国将会损失2.5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放弃物美价廉的中国轮胎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是一重大打击。美国消费者每年还要为此多支出6亿美元~7亿元美元,短短1个月内,美国消费者已经感受到轮胎上涨之苦。据悉,目前美国轻型轮胎涨幅高达10%~30%。

早在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为求自保,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导致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即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作为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其出口总额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道琼斯指数从1930年的250点跌至1932年时的41点,这次危机最终演变成了全球经济10年的大萧条。

(三)美国轮胎特保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轮胎加征关税,会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金融危机的逐步恢复阶段,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会增加,给刚走上恢复之路的经济抹上阴影,将会延迟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对大宗商品带来利空影响。

四、中国企业要苦练内功,突破新一轮贸易保护的重重障碍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从奥巴马政府的“买美国货”案到“特保案”,在世界面临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下,中国轮胎企业乃至所有企业该如何应对当前严峻的贸易形势?

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就美国这一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回应措施,以维护国内企业正当权益。而对于企业和整个产业而言,路径和战略的再思考,也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就短期而言,我们需要依托国际间的共同治理机制来拓展外部市场,立足于营造更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但是从长远考虑,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要加以解决:出口产品主要处于中游生产环节,而研发和营销环节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导向,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性需求带动相对不足。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市场拓展,通过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和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实现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突围。

(一)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在国际市场上,提升品质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实施产品优化战略,才能形成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性突破。随着国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质量、技术、服务要求越来越严格,中国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品质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无论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还是内销主导型企业,都应将产品品质放在企业“生命线”的高度来看待。对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言,其实施品质保障和提升战略更是关系到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整体形象。为此,企业应从拓展国际市场、增大利润份额的角度出发,通过技术改进和组织完善推进产品品质保障和提升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时,各行业还应该加快产业重组步伐,尽快形成若干大型企业集团,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加快从价格、数量型出口优势向高附加值出口优势的转变。

美国此次开征的特别关税,主要涉及半钢胎及小规格全钢胎。这其实也迫使中国轮胎出口企业要考虑主动调整产品结构、提升质量,特别是将高性能轮胎这个领域作为攻占美国市场一个新的突破点。长期以来,中国的轮胎出口商品处于产业链最低端,一直靠价格低廉取胜,正是因为凭低廉价格去占领市场,才屡屡被扣上倾销的帽子。低廉价格不仅把污染和劳资问题留在了国内,把福利拱手给了国外,而在国际贸易上却遭遇碰壁。要改变“两头不讨好”的状况,这就倒逼中国要尽快调整轮胎行业产业结构,实现技术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努力开拓国际高端市场。如:华南轮胎在2007年就研制成功“缺气保用”轮胎、26英寸高性能轿车子午线轮胎,其中“缺气保用”轮胎在2009年4月通过了欧洲ECE认证并投入批量生产,6月份正式向欧洲市场供货,打入欧洲高端轮胎市场。

(二)扩大内需,提高内需依存度

在贸易纠纷越发频繁的将来,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内需稳了,我们在外面说话就会更有底气。比如美国,它不是一个依赖外需增长的经济体,但其贸易摩擦却非常多,而且实行贸易保护的姿态也相对强势。美国之所以能这样,与它在各方面的综合实力都有关系。因此,特保案给我们提了个醒,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提高内需占GDP比重,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增长,而且还可以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使我们在面对贸易纠纷时,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2009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出口轮胎1.3亿条,其中,对美国、欧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分别出口轮胎3 307万条、2 542万条、1 777万条和1 698万条,对上述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合计占同期中国轮胎出口总量的71.7%。

在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的当下,下大力气开拓国内市场,应成为轮胎企业的战略重点。中国汽车市场巨大,在国家相关政策鼓励下,2009年前7个月,中国汽车的销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未来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这预示着中国轮胎市场的美好前景。对国内轮胎业而言,应充分抢抓这一机遇,进一步增强国内汽车工业配套能力,稳固并扩大内需市场。只有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作用,才能实现内需和出口的平衡,从而又好又快地促进产业的发展。

(三)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开展区域性贸易合作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要在贸易壁垒的桎梏下冲出去,就不能把所有的“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各个出口企业要努力实现市场的多元化,积极进行海外市场调研,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消费力较强而技术壁垒较低的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加拿大、拉美、中东、印度等新兴市场。

中国轮胎业应该调整出口战略,降低对美国单一国家的出口依赖,加大向俄罗斯、埃及、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加快推进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居于世界轮胎20强之列的山东玲珑集团,在金融危机中加快了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调整步伐。在“玲珑”的出口市场结构中,输美产品仅占出口量的15%左右。目前“玲珑”的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中南美洲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2009春节以来,公司生产经营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态势,美国特保案对美国市场份额的挤压,企业会通过其他市场来消化。

(四)规范价格,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此次奥巴马政府实施惩罚性关税的“幕后推手”是美国的行业协会。而回头看我国,我们的行业协会力量微弱。在出口量、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协会几乎没什么话语权,也得不到太多资金支持。

由于中国产品大量出口欧美市场,在国外的市场份额较大,因此厂家之间互相“杀价”的现象比较严重。往往是我们的产品一开始出口价格并不低,可是自己搞价格竞争,最后吃亏的是我们的企业。目前,国内轮胎产业集中度低,出口无序竞争严重。中国轮胎企业多而散,许多出口值不足1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大量存在,造成出口无序竞争加剧,使得轮胎出口价格上涨幅度远低于其原材料的上涨幅度。这就需要中国各行业要重视行业协会的组织与发展,让行业协会成为一个共享信息、协调价格和交易量的平台,以解决内斗内耗问题,最终形成一致对外的良好局面。

贸易保护主义的再次抬头,给中国出口贸易带来了挑战。但从另一层面思考,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提醒。中国企业应当把“特保案”当作经济危机的扩大化,更应当把其当作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逾越的门槛。在历史上,日本也曾遭受这样的不平等待遇,但日本货并没有被打倒,而是依靠技术占领了新市场。当贸易壁垒降临时,有准备的企业能够逾越这些人为的障碍,把危机化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机遇,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机会,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应对未来贸易战的一个方向。毕竟,只有中国经济自身气血畅通、经脉活络、体格强健,才能无惧外界的这些严寒酷暑。

注释:

①“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规定: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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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Tire Special Protection Case in the U.S.A

Wang Na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6）

面对美国继续动荡的金融市场，美国媒体发出了“美国经济是否步入大衰退的周期？”的追问，有些权威杂志甚至还联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步入“大萧条”的年代。种种迹象表明，美联储正试图借鉴化解历次经济危机经验――尤其是借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新政”的干预手法，化解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避免美国经济进一步滑入“萧条与衰退”的漩涡。

12个月现四次冲击波

7月2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达3000亿美元的一揽子住房援助法案，时刻准备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足够信贷，帮助两家抵押贷款机构走出困境。此举拉开了政府第四轮“救市”的序幕，也拉开了全球对美国经济可能步入衰退的深度担忧。

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拉开了次贷危机的序幕。纵观一年多来美国经济的运行轨迹可以看到，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已经发展到了“第四波”。

次贷引发的第一波冲击，始于去年七八月份。当时危机集中显现，大批与次贷有关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年末的房地产数据显示，美国房产市场达到15年来最糟糕的水平。

第二波冲击则是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都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使得全球金融系统受到极大冲击。

第三波冲击出现于今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迫使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大幅降息75个基点。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共同撮合下，最终由摩根大通并购了贝尔斯登。

第四波冲击出现于今年7月份。7月14日，美国一家位于加州的房贷机构――印地麦克银行宣布倒闭，在短短11天中被储户提走了13亿美元，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倒闭银行，仅次于1984年破产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的规模。

有华尔街分析师认为，未来美国将有150家银行会倒闭。与此同时，7月21日，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陷入困境，股价一度被“腰斩”，昭示着次贷危机“第四波冲击”的到来。

截至7月为止，美国“次贷风暴”的蔓延，已经导致美国80多家房贷机构纷纷破产，全美10大房贷机构仅剩几家，整个房贷市场的基本架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预示着美国经济衰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据统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2007年1月份为110，此后是一路下滑，至今年6月份滑落至50.4，使得消费者信心指数降低到了1982年以来最低点。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这一重要指标的低迷最直接地反映了美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衰退论”乌云压顶

如果说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人们对美国经济是否开始衰退还存在争议的话，如今类似争议则逐渐成为定论。此前，以美国政府为主的官方更多对美国经济持有乐观态度。但房利美和房地美再陷入困境的现实，使得先前的乐观预测一扫而空。

面对信贷危机、房市恶化、零售疲软、股市大跌的情势下，美国政府频繁出手，虽然对市场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但也产生了“衰退即将到来”的预期，使得恐慌的幽灵在市场上空游荡。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得出结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或正处于衰退的边缘，而且，美国的这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由次贷引发的美国消费动力疲软和信贷萎缩，将至少持续2-3年，即2010年前美国经济不会走出低谷。

对于次贷危机的深远影响，美国金融界大腕的“话语”颇受关注。金融大鳄索罗斯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示，次贷危机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60年来最深重的危机。索罗斯进一步指出，次贷危机将给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造成严重损害。建筑业巨头伊莱•布罗德甚至表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提醒美国应设法避免上世纪3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的第四轮“救市”

如果说次贷危机引发了“第四波冲击”的话，那么政府的“救市行动”也进入了“第四轮拯救”，显示了美国政府对经济恶化趋势的高度关注，其救市频率和力度异常罕见。

当去年3月次贷危机初露端倪时，美联储最初采取了“安抚”策略。很显然，政府当时并未意识到“次贷危机猛于虎”。去年5月17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信心十足地说：“次贷危机不会对其他经济领域或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影响，次贷危机已经得到控制”。

第一轮救市。随着次贷危机的发酵，美联储从去年8月被迫放弃了实施两年之久的货币紧缩政策，进入“降息周期”阶段，此为“第一轮救市”。去年9月18日，美联储一举把基本利率下调50个基本点；2008年1月21日与22日，面对美国股市爆发“黑色周一”和“黑色周二”，迫使伯南克10天内连续两次大幅度降息125个基本点。

第二轮救市。2008年2月13日，布什签署减税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通过刺激消费避免经济陷入衰退，此为“第二轮救市”。由于市场流动性缺失，消费者与投资者信心进一步下降，美国宏观经济可能步入衰退，也是布什紧急减税的重要背景。由于减税的真正实施拖到了5月，大部分退税对象在7月才收到退税支票，减税对刺激经济的正面影响，至此并未显现出来。

第三轮救市。面对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巨额亏损，美联储联合了西方央行联手干预，分批次给遭受重大损失的银行注资，此为“第三轮救市”。据统计，西方10国共向市场注资2000亿美元，缓解了因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不足压力，一定程度减缓了恐慌情绪的蔓延。

第四轮救市。7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内容涉及救助包括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深陷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奴，此为“第四轮救市”。在财长保尔森看来，“房利美”和“房地美”持有的巨额抵押贷款对稳定美国金融市场至关重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不得不救。

第四次救市遭质疑

次贷危机的严重性，已经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重重打击了美国消费者信心。

本轮救市彰显“新政”手法。此次次贷危机爆发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多少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类似：问题都出现在资金没有监管，或监管不到位。对于政府频繁的干预行动，《新闻周刊》发出疑问，金融危机是否引起政府与华尔街共生关系的重构？这种重构在“罗斯福新政”时生过，当时政府采取了直接注资、提供银行担保、降息等。而这次政府的援手，更像1933年“大萧条”时代的处理手法。

该周刊指出，做出以上的判断，并非单纯因为CNN在不断地播放当年民众在破产银行门前排长龙的镜头；更重要的是，75年前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在经历了两届亲商界的共和党总统执政后，华尔街最后只有自己吞下了过度贪婪、过分自信与机制缺陷的恶果，教训实在深刻。当然，今昔危机的起因是有所不同的：昔日是股市暴跌引发，如今则是次贷引发。但危机蔓延的后果，无疑都是侵蚀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7）

观察历史，每一轮金融危机前都有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入，导致资本流入国股价、房价持续增长，其外债规模也较几年前增长明显。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信贷泡沫，借款人未偿还债务连续三四年以上以超出利率2～3倍的速度增长。这些借款人使用借来的资金购买居住房屋和商业房产。在第一轮金融危机中，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经历近十年高速增长，跨国银行争相对其授信，累积了巨大的信贷泡沫。第二轮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经历了持续的经济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股价、房价增长了五六倍。同期，北欧三国也出现信贷泡沫累积。第三轮金融危机中，泰国及其周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成为信贷泡沫累积的重灾区。第四轮金融危机中，信贷泡沫集中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及冰岛等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至2006年底，这些国家房价上涨明显。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8）

危机见底了吗

这话说完后两个月，“两房”危机出来了。“两房”是次贷危机的第四冲击波。去年七八月份美联储被迫进入降息周期是第一冲击波，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机构出现巨额亏损是第二波，今年三月份贝尔斯登是第三波，现在雷曼兄弟、美林、AIG等则是第五波。

这场危机，“两房”危机前可称“美国次贷危机”，到“雷曼兄弟”等性质上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亦即这场危机的轨迹是：美国次贷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

我认为危机仍未见底，这标志着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上行周期的结束，预计美国及世界经济将出现三至五年的下行期，然后再出现拐点，实现一轮“否定之否定”式的新升级（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预测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今天不一定完全准确；但马克思关于经济规律的判断即高胀－危机－萧条－复苏，没有过时）。而且我们目前看到的危机还只是在货币领域，下一步将向实体经济转移。由于美国拥有全球铸币权，危机还有可能延伸为美元的地位危机，并重塑全球的货币格局。

危机起因

金融层面上看，这场危机从体制、法律、政策、执行等不同层面可以总结很多，但主要是非理性创新冲动的同时缺乏理性监管；在创新与监管过程中，不是防范风险而是转移风险，好比研制出时速1000公里的汽车并大肆推销，但忽视了刹车系统的改进。目前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好比月饼包装，越来越好看，但不实在。

经济层面上看，长期以来美国以过度消费支撑和刺激经济，在创造繁荣的同时，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借贷、投机资金泛滥等大量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

政府层面上看，美国政府见事迟，力度小，左顾右盼，当断不断，最后信心动摇，酿成大乱。金融危机根本上讲是信心危机。到目前，美国出来救助AIG，“救市”进入第五轮。此前去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露出端倪。美政府初始观望、安抚，最后被迫于8月放弃实施两年之久的货币紧缩政策，进入“降息”周期，这是第一轮；今年2月由于次贷危机酿成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布什签署168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这是第二轮；3月份，由于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合西方9国向市场注资2000亿美元，这是第三轮；7月，美宣布接管“两房”，这是第四轮。

美国政府初始因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相应的思想、物质准备（“次贷”究竟有多少，一变再变，至今没有一个准数）；因思路、体制障碍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在“危机”与纳税人的钱“救助”之间，主要矛盾是“危机”，不解决危机会损失更多纳税人的钱。好比手指划个口子，该上药不上药，最后被迫断指；断指未解决问题，被迫断臂；断臂再不解决问题，只好死亡）。布什任期只剩几个月，没有根本解决危机的内在动力，“躲过一天是一天”。对布什最新救市措施，两党候选人虽表示支持，但对投资人损失问题上态度迥异。因此可以断定，救市虽可以阶段性缓和危机，但下行趋势不可避免，问题并未结束。

从历史上看，美建国200年来“太顺”。13州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优越；体制的相对合理性；两次世界大战受益；二战后主导以资讯业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力大增成为单边霸主等。因此忘乎所以，战后发动数次局部战争如朝、越、二次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等。但是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客观规律决定就要进行调整。1930年代危机、朝越战、1960年代1980年代危机乃至9.11、拉美后院起火等，都是一种反作用力的调整，这次金融危机更是如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晚要来的”。

我的结论是，次贷危机远未结束，还要观察，还可能更严重。但不是制度的崩溃，而是一次新的调整。

对中国的影响

这次有可能是历次金融危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济已全球化，金融已无国界；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四肢”，这次却发生在心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把问题想的多一点比少一点好，想的早一些比晚一些好，主动想比被动想好。前期由于我国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次贷危机将在十个方面产生或可能产生不利影响。1、股市冲击；2、海外投资受损；3、出口下降；4、美元疲软造成外汇储备损失；5、银行新不良资产；6、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减少；7、失业；8、物价（逼迫放开货币政策；两难）；9、国际流动性紧张造成外汇储备下降；10、市场信心。

从另一角度分析，次贷危机也有好处。1、促美国收敛，我话语权加大；2、世界能源、原材料降价（石油等）；3、如看得准可出手收购，借机进入华尔街；4、促使我扩大内需，调整结构；5、使我们更冷静：走市场经济的路但不迷信市场，要反对两个极端：否定市场经济和迷信市场经济。

我的对策建议如下：

1、基本原则：冷静观察、多手预案、及时调整、化害为利。

2、组织措施：成立专门应对的工作班子。

3、具体建议：

①全面清理损失。

②完善货币政策（现在可强调“紧中有度”。经济工作会后调成“适度从紧”；明年“两会”视情况再定）。

③加大财政政策对薄弱环节、结构调整、扩大消费、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和重点改革的支持力度。

④设立平准基金稳定股市。

⑤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向操作，入主华尔街。

⑥“对手的失败就是自己的机遇”，籍此加大我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

⑦总结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9）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其在诉状中声称，从中国大量进口轮胎损害了当地轮胎工业的利益；若不对中国轮胎采取措施，到2009年年底还会有三千名美国工人失去工作。

2009年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将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根据美国调查程序，在8月7日的听证会后，美国总统在9月17日作出了最终决定。

（二）目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困难

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的迅猛发展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成功经历。加入WTO之后，中国增加了很多贸易出口的机会，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贸易制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9年12月30日就对华油井管反补贴案作出最终裁决，通过了美国商务部此前作出的加征10―16%关税的初步裁定，涉及金额27亿美元，中国钢企90多家。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而中美轮胎特保案，也是2009年众多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范本之一。

（三）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次贷危机由于涉及到美国的金融业，因此不可避免的蔓延到十几个领域，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耐用品需求疲软。进而服务业需求疲软。遭遇次贷危机的金融部门，产生了迫切的融资需求，吸收了经济体内的很多货币资本。这些资本本可投向其他产业产生新的就业，但现在却用于弥补金融部门的亏空。这使得美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幅降低，失业人口节节攀升。

二、从新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中美轮胎特保案

（一）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

1、关于国家的本质――新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国家的本质将明显浮现。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于最大化自己的绝对利益，同时也确保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即获得相对利益。

2、关于国际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主要受国际体系结构层次所决定，而国家和国内政治，决策者层次均非重要的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国际结构的是国家间能力的分配，而国家对外行为则是由国家结构决定的。在此情况下，国际合作将很难实现，即使发生合作行为，亦很难维持长久。对于全球经济问题，必要的国家合作是不可缺的，新现实主义者对于这种合作的认识是基于国家的理性考虑的，这种合作大多受到国际权力分配的制约和霸权国家的支配。

3、对全球经济政治的认识――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为了生存，千方百计的追求权力和相对利益，各国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对对方的行为做出最坏的打算，并且国际体系中文化、政治、及经济的异质性，此外，国际间缺乏制度，也无法稳定期望、防止背叛和搭便车、及鼓励与扩大国内对于国际合作欲求这些都是国际合作中的阻碍因素。

（二）中国在轮胎特保案中遇到的问题

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和美国，出现一些贸易纠纷、摩擦是正常的。但频繁提出贸易限制措施，不仅对中国企业不利，到头来也会伤及美国经济自身。本次被美国认为“抢了美国工人饭碗”的中国轮胎，实际是彻彻底底的“弱者”。目前，中国轮胎出口产品多属低端产品，并且中国国内轮胎市场实际处于被外资占领大半的局面。近年来在美国和欧盟两个中国最大轮胎出口地区不断增加技术壁垒的同时，中国国内也不断放宽外资进入轮胎行业的准入，在国际国内高端轮胎市场已被大型跨国轮胎企业垄断的同时，以生产低端产品为主的数百家中国轮胎企业已经陷入遭受“内外夹击”的生存危机边缘。

（三）美国在轮胎特保案中遇到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因而政治人物需要转嫁矛盾和责任。同时，代表传统产业及“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能够对于美国国内贸易政治施加重大影响，从而引致对其贸易伙伴不利的后果。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外国进口产品就往往成为政客转嫁责任的“替罪羊”。这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出现上升趋势。

其次，某些利益集团的作用不容低估，美国具有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游说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以及美国贸易救济机构进行了大量游说活动，代表少部分美国人利益的集团却往往篡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

最后，从法律层面上看，启动特保机制所需的低门槛对于某些美国国内生产商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降低了产业损害标准，所以判定所谓的市场扰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选取相关产品进口的历史数据时也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些都使得特保调查在司法审理阶段很容易导致对于中国出口商不利的裁决。

（四）中美两国运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合理应对轮胎特保案

由于特保机制所具备的特殊性与易触发性，所以美国总统在这一机制中的“安全阀”作用将会直接影响该案最终裁决的结果。同时，中美之间长期积累下来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某种稳定双边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在此次轮胎特保案中，美国企业界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就说明了两国之间利益的相互交融。

就当前世界经济而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已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任何单方面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都会对双方带来重大损失。

近期，美国轮胎产业协会、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美国汽车贸易政策理事会和美国零售业领导者协会等业界组织纷纷就美国对华轮胎特保调查案表态，反对采取特保措施。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公开致函奥巴马总统，强烈要求奥巴马总统否决任何对中国轮胎采取限制措施的建议。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10）

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定，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非凡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假如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非凡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假如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定，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非凡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答应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心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假如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假如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非凡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非凡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非凡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定，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定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定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11）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银海游轮并不是唯一一家推出新游轮的公司。去年12月份，世界第二大游轮公司，皇家加勒比推出史上最大的游轮“海洋绿洲号”。该游轮可载客5400名，配有植物茂盛的公园，大礼堂，旋转木马，以及其他一些通常在游乐园提供的娱乐设备。2009年该公司投资47亿建造了14艘新邮轮。今年打算再推出12艘。而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是在经济危机之前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