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传承大全11篇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1）

关键词： 土族；语言与文化；保护与传承；意义

Key words： Turkish；language and culture；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H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302-02

0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语言的大家庭。各民族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文化风格，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文化。繁荣民族文化，引领文明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是我国民族事业的重中之重。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因历史原因生活在该地区的各民族既相互交融，又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形成了展现自我特色的语言与文化，其中土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了青海地方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之一。

1 土族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结晶

土族是青海是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及乐都、门源等县，散居在青海省各州县。土族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土族语言内部分为互助、民和和同仁3个方言区。土族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 1979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现正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试行。土族文字为抢救、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其他文字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土族人学习汉语文和其他民族语文的重要工具。

土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批相应于本民族语言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学界公认的土族民间文学艺术，诸如互助等地的《阳世的形成》和《天地形成》、《打柴狼的故事》、《日蚀和月蚀的传说》，以及民和三川土族传唱着古老的《混沌周末歌》等神话故事，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土族先民勇于开拓，坚毅不屈的进取精神。[1]土族“花儿”更是成为青海地区极具地方风格的艺术形式，在高原之上艳艳盛开，如颇为流行的“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以及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如“嘎达古道”、“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等等，反映了土族人民朴实真挚的情感生活，[2]至今仍是田间地头咏唱不断地曲调。

土族的叙事长诗在世代相传，口口相授的过程中，逐渐被保存下来的共有8个，其中互助地区七个、民和地区一个《混沌周末歌》。其中用土语演唱的5个：《太平哥儿》、《拉仁布与且门索》、《布柔尤》、《福羊之歌》；用汉语演唱的三个《祁家延西》、《混沌周末歌》和《登登玛秀》。这些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土族民族的历史与民族丰富的情感生活。[3]

土族生活地区保留有一些人类古老的巫术活动。作为青海省特有民族重要的民俗文化礼仪，互助地区土族婚礼更是“涵盖了土族人生活习俗、、审美艺术、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内容，是土族传统文化的综合体现。”基于土族文化艺术的特点，有学者明确指出，“土族在保留自身文化艺术特征的同时，兼容汉、藏、蒙等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原始性、独特性、宗教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点。”

2 土族语言使用与文化的现状

随着当代经济文化发展，土族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也在发生着有目共睹的变化。从土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来看，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受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与民族语言自身的特点，土族语言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封闭，仅仅在本民族聚居地内部使用土话，对外几乎不说土话。第二，不同年龄，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土族语言使用也出现不对等的现状。年轻的一辈已然听不懂老一辈的土话，老一辈人也很少继续使用并教育下一辈人沿用过去时代的土话。文化程度越高的，使用土话的频率也就越低。受时代新语词的影响，在土话中找不到对应的语音发音，出现借用汉语或藏语语音表达新词语的现象，屡增不减。第三，在大通、黄南、民和、互助四地，因历史原因，民族迁徙，土族同其他民族杂居、混居，致使一些地方的土族已经完全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转用汉话或藏话，尤为明显的是大通、黄南，民和与互助部分地区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现状。第四，基于语言经济的原则，大多数土族同胞从思想和民族心理情感上意识到使用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们还是选择更为优势的语言进行交际与生活。

土族语言使用发生变化，也影响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古老的土话只保存于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里，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年青的土族一代是陌生的，也是遥远的，所以保护的工作就落在了文化工作者的身上，借助印刷、录音、摄像等现代媒体技术，最初“活”的语言成为了“旧”的历史。作为土族身份象征的各种传统符号也在发生变化，尤以土族传统服饰最为明显，互助、乐都、大通一带的土族服饰，虽仍保持传统习俗，但也发生了变化。民和地区已基本汉化，同仁地区则已基本藏化。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土族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已由最初富有特定文化意义的仪式活动演变发展为被展示、被娱乐的表演节目。

3 保护与传承土族语言与文化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语言又是文化重要的载体，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色彩、审美情感和价值观，以及民族的思想和情感。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语言逐渐消退，那么这个民族的情感、价值观也会随之消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下，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都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即“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历史上的土族也是在不断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中逐步成就了自我的文化特色，这从土族的、民族服饰、饮食习惯、民俗活动与民间说唱文学艺术中都能看出端倪。因此，保护与传承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就具有了时代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土族在新时期不断求发展的根本所在。就土族的语言与文化现状而言，传承老辈艺人的语言与文化传统，激发起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从而在享有民族物质家园的同时，又能保护民族精神家园，是土族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其次，加强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土族的语言与文化不单单是土族特有的思维与情感的体现，其中也包涵和容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与情感，使得土族民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性的特点。因此，传承本民族文化，是在传承土族优秀文化基础上，发扬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最后，加强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更好地开发富有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自2005年以来，互助的《土族婚礼》、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土族酩馏酒》等多个项目被先后批准为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由此，加强土族语言与文化的保护、传承，才能更好地开发和创新出符合于时代文化之需的物质产品，从而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带动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邢海燕.土族口头传统的确认[J].西北民族大学，2005（4）：18-20.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2）

锡伯族本来是鲜卑的一支，以游猎捕鱼为生，祖先生活在东北，17世纪归清后被编入八旗，后随清军到各地驻防。1764年，4000锡伯军民被派往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自此，锡伯人主要分居新疆和东北两地。今日，东北十五万锡伯人基本融入当地汉族社会，丧失了锡伯语文，而新疆四万锡伯人世居伊犁两百多年，却保有了纯真的锡伯语文，并且民族中翻译人才辈出，在新疆被喻为“翻译家的摇篮”。两百多年前的西迁使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一个族群分居异地，其间环境变、社会变、人变、文化也变，新疆锡伯族在语言方面独特的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内部机制是什么，现象之间又有怎样的逻辑性，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新疆锡伯族主要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市、乌鲁木齐市等地区。其中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西迁新疆后锡伯族最早的定居地，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境内锡伯人口两万余人，占新疆锡伯族人口半数以上。这里也是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各种风俗习惯发展较为充分和保存比较完整的地方。在当代社会，东北锡伯族语言文化势微，在民族特色文化方面，就形成了东北看新疆，新疆看察布查尔的格局。[1]

笔者2005年10月作为“新疆农牧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国家课题组成员赴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进行了为期10天的入户问卷调查，在入户填写问卷的同时对民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访谈，其后参阅相关资料，整理成文，希望能对新疆锡伯族相关问题形成一些基本认识和看法。

结合锡伯族历史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初步分析。首先，新疆锡伯族与其说是保持了锡伯语文的纯真，不如说是保持了满语文的纯真。因为当代的锡伯语文脱胎于满语文。早在清初，因为清政府推行的“国语骑射”政策，锡伯族全面接受了满语满文，西迁后，锡伯族将满语文从东北带到了新疆，其后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新疆其他民族语言的相关词汇，至民国时期才逐渐形成了现代锡伯文。其次，语言使用状况和教育密切相关，因为学校教育是语言推广普及的重要方式。本文仅从锡伯族西迁前后“民族性”对环境与社会的创造与适应的角度切入，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个最一般的推论：锡伯族西迁新疆后，生态、历史、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与人的适应和创造是新疆锡伯族在语言和教育方面形成独特现象的原因。塞维斯和萨林斯对此有精彩表述。他们认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它经过调整而适应于其自然居住地和周围的相互竞争的其他文化。这种适应过程具有两个特征：创造与保持。[2]文化适应中创造性的主要结果之一，便是它能在特殊环境下产生多种可能性。文化的保持也就是文化具有保持现状的倾向，当一种文化受到影响不得不变化时，它仅改变不得不变的方面，而不会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创造与保持正是文化进化过程中的“二律背反”。锡伯族西迁新疆二百多年间，环境与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调整并适应这一系列的变化，锡伯人对其民族的文化有创造，也有保持，新疆锡伯族在语言方面的特殊文化现象是对文化创造与保持的结果。

虽然“社会与人格”研究近二三十年被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但对本项研究来讲却是实用和具有一定解释力度的视角。笔者试借用其相关理论展开论述，在新疆锡伯族“文化与人格”研究的背景下，对语言问题再行分析。

锡伯族在迁居新疆前的“民族特色”是其迁居后文化创造与保持的对象和内容，是进行文化变迁研究的基点，所以也是本项研究的起点。

生活在东北的锡伯族先祖曾是打牲部落，在清代以前过着渔猎生活。进入农业生产阶段，渔猎仍然是一项辅的谋生手段。由于曾经在生产、生活和防御外敌中主要依靠弓箭，所以自古以来锡伯族就与弓箭结下了不解之缘，射箭传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整个民族也早已发展出了本民族完整的“弓箭文化”。传统生计方式造就了锡伯族的“尚武”之风。

自元至明末清初的450余年间，锡伯族主要处在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当时的锡伯语可能是金代形成的鲜卑语与女真语相结合的产物[3]，蒙古语是其第二种语言。清崇德、顺治年间，清政府将蒙古贵族和所属锡伯族同时编入八旗，后称为“科尔沁十旗”。此时的学校教育活动完全依赖于清政府的仁施，只有少数优秀人才被送到官办的义学里，专门学习满语文并练习骑射。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为加强吉林、黑龙江的防务和对锡伯族的控制，将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全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4]大批锡伯人迁入盛京（今沈阳）各地驻防，一些城市锡伯子弟开始进入八旗学校学习，另有一些进入普通儒学、社学、义学、书院学习。私塾教育是当时农村锡伯族的主要教育形式。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锡伯族和满族、汉族错居杂处，清政府严格提倡入旗之人学习“国语骑射”，这使锡伯族很快就全面接受了满语满文。[5]而在各类学校中，学生接受满语教育的同时也接受汉族文化教育。乾隆年后，随着多数满族逐渐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锡伯族也开始普遍使用汉语汉文，与此同时，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也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今天东北十六万锡伯人基本丧失民族特色文化的主要原因。

清康熙年间，清政府认清了经营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调兵遣将，移民屯垦。随着形势的发展，部分锡伯军民也被调遣到伊犁屯垦戍边，这在锡伯族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锡伯从此被大体分割为东西两部，并各自遵循不同的历史脉络发展变化。至当代，东北十六万锡伯人的语言和文化已基本融入当地的汉、满等民族中，而移民新疆的四千锡伯人却走上了一条艰辛与坎坷之路，于1764年分两批自盛京（今沈阳）出发，历时近两年，至1766年初进驻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开始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这是“变”的起点。

近年来，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关于文化对个人的渗透机制，越来越摆脱儿童养育方式的单一范式而向多因素模型发展。

一、儿童养育

受弗罗伊德的影响，文化与人格研究早期一直重视对儿童养育方式的观察。儿童养育方式在一个文化中具有历史承继性。新疆锡伯族从东北祖先那里继承了摇篮和弓箭。摇篮是每个传统锡伯族家庭必备的育婴用具，它表征了锡伯祖先的狩猎身份。摇篮代代相传，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风俗习惯所固有的特征。锡伯族从婴儿呱呱坠地起，若是男孩，就要在“喜利妈妈”（锡伯族保佑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女神）的红绳子上挂一副用红丝和柳条扎成的小弓箭，祝愿他长大后成为一名好箭手。长到五六岁时，开始用柳条制作小弓箭；七八岁时，在大人教导下，练习拉弓射箭，直到技术娴熟为止。在早期，男孩年满十八，经过马技箭术的考核，成绩合格，相当于完成成丁礼，方可披甲从戎，为国效力。[6]新疆锡伯族的射箭传统代代相传，甚至在当代中国体育界，新疆锡伯族出神箭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能骑善射”的祖先传下来的摇篮和童年期就开始把玩的弓箭最终培养出了一代代锡伯人的“尚武”之风，而其背后又往往孕育和滋养着一个民族“尚武图强”的精神气质。

锡伯族早在东北时就受满汉两族文化的熏陶，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方面深受满汉两族的影响，所以，与满汉两族近似，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也重视礼节的培养。早在东北时，锡伯族社会内教育之风就已盛行。西迁新疆后，组建了单独的锡伯营，清代新疆的锡伯族学校教育首先是从旗学开始的，它是清代八旗军队的随营学校,练习弓马的同时也讲授满语文。在清光绪年间，先利用补发的拖欠饷银筹办了锡伯营八牛录的学校，后专设公田集资办教育，在锡伯营八个牛录中各设一所义学，推广满汉双语教学，这是新疆锡伯族汉语教学的开始。为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锡伯和索伦两营还伊犁将军，首批选派了11名锡伯族青年赴俄公费留学，带动了后续的一批年轻人出国接受教育。民国时期，又创办了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并且开始招收女生入学。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尊重教育，崇尚文化是锡伯族的传统风尚。“师傅如父”，教师，在锡伯人家中是最受欢迎的人，尊重老师不仅是每个子女在家中的“必修课”，也是每个家长的“行为规范”。[7]锡伯历史上著名的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就是以两位锡伯教育的奠基人色布喜贤和锡济尔浑的名字命名的。而明“礼”是明“理”的基础。从四、五岁开始进行道德礼仪教育，五六岁传授生活知识，再大一点要求做简单劳动，培养勤劳好学的品德。[8]经过全面的初级社会化教育，一代代锡伯人传承了“崇文明礼”的社会风气和“尚武图强”的精神气质。

个案1

“怎么说呢，要真算起来，我应该是3岁开始玩弓箭的，当时就是一个玩具弓，大人用柳条折出形状，再绑上红线，找根树枝当箭，我就是这么玩起来的，好多锡伯孩子也是这么玩起来的。”

个案2

“我从小是听着锡伯儿歌长大的，到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我们锡伯人重礼节，从小父母就会讲，犯了错误也会讲，慢慢自己就明白了，许多事情就顺其自然了，自在了。”

个案3

“我家有两个娃娃，一个现在就在镇中学上初中，一个我花大价钱送到县里读高中，一年光教育费用就一万多，靠什么，就靠妻子种的二十几亩地，我开的这个小诊所扣了税费也挣不了什么钱，是难啊！可我们锡伯人就是看重教育，娃娃一定要上学，明年就更难了，两个都要上高中，我还在想是不是搬到县里，方便照顾孩子呗，希望都能考上大学，砸锅卖铁我也供。”

个案4

“我生孩子晚，当老师嘛，我是靠自学考的自考才当的老师，又进修，花了不少时间，不过锡伯人都尊敬老师，每天看着孩子，心里高兴，我们锡伯孩子读书好在全疆是出了名的，现在出去上学的，一般都不回来了。”

二、初级制度

四五十年代，已有人类学者意识到，把人格形成全部归结于儿童养育模式，会导致人类学者对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忽视。为了克服理论的缺陷，卡丁纳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结构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初级制度”所造成的，而初级制度指的是生产方式、家庭、婚姻、儿童养育等制度。照卡丁纳的看法，初级制度不仅为“次级制度”，即和传说神话所反映，而且通过社会的再生产造就一定的人格结构。[9]

锡伯族定居伊犁后，自行修建房屋，按旗（牛录）驻防屯田。所形成的新疆锡伯族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管理的军事化。一七六六年，在伊犁第一次组建了单独的锡伯族八旗（又称锡伯营），它与满洲、蒙古八旗在政治组织上处于同等地位，沿袭了满清的八旗制度，全部人口被编入八个牛录，从居住格局到屯田、戍边、驻防实行统一军事化管理。牛录是组成锡伯族社会的最大单位。每个牛录又由数个甚至十几个不同的“哈拉”（以父系血缘为标志而组成的血缘共同体）组成，一个“哈拉”由数个“莫昆”（氏族，是同一哈拉内自然形成的血缘分支集团）组成，而“莫昆”又由数个“乌克孙”（家族群体）组成，在“乌克孙”下面是单一家庭，它们是组成锡伯族社会的细胞。并且每个“哈拉”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者担任“哈拉达”（哈拉长），每个“莫昆”也都有“莫昆达”（莫昆长），哈拉达和莫昆达每年正月要分别举行哈拉会议和莫昆会议，平时负责处理民事，所属成员都要礼敬哈拉达和莫昆达。在哈拉达家里，藏有本哈拉的家谱，莫昆达家里也有本莫昆的家谱，一个莫昆的家谱和它的哈拉总谱都有准确的传承关系。此外，每个莫昆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莫昆规章制度（有的把规章写在家谱上面）。莫昆规章比较详细，对一切不良行为都有惩罚的条款。[10]哈拉莫昆制是从东北延续下来的，它的存在对新疆锡伯族意义深远。如此以来，整个锡伯族社会就形成了牛录-哈拉-莫昆-乌克孙-家庭的严密网状结构，内部高度统一，个人角色明确，道德规范系统而全面，本族制度性的存在对每个成员有强而有力的社会控制。

道格拉斯在其代表作《自然象征》中将社会结构分为“群体”和“格栅”两个维度来观察，这里的“群体”指有明显界限的社会群体，而“格栅”则指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准则。她认为群体界限的严紧或宽松与人际交往准则的约束或松弛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她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建构起四个群体社会结构，借此考察社会结构与仪式行为之间关系。[11]新疆锡伯族社会的特点恰恰是道格拉斯所说的强群体强格栅社会形式的典型特征。道格拉斯将这种社会称为仪式主义的社会，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行为都要规规矩矩的，人际之间的沟通看重形式化的仪式行为，服饰的整洁入时、身体的修饰妆扮，甚至于发型的样式都是表达人际关系的象征，人际交往时身体之间的距离以及注意种种生活习惯上的禁忌等，也都是以身体作为符号来表示人际关系的事例。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非常注重对道德的戒修，用严格的戒律和禁忌、典章化的条文来作为修养的表征，对统治权威和它的各种象征表现出形式上的恭顺。[12]

从另一视角进行分析，斯图尔德在文化类型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的概念和方法，并将文化类型分为有代表性的三个层次，即家庭、群落（村落和社区）和国家，认为家庭、群落、国家是社会整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别的类型，家庭的整合水平最低，国家的整合水平最高。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文化或社会方面的相互作用是分水平层次进行的。在建立较复杂的国家制度的国家里，当外来文化入侵时，一定是在整合水平较高的国家或群落一级制度上产生剧烈的震荡，而整合水平较低的家庭所受到的影响要小的多。[13]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对应于新疆锡伯族社会却并不适用。因为身处边陲，远离国家一级的政治中心，新疆锡伯族社会主要是由八个牛录构成的锡伯营官兵及其眷属构成的，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可分为家庭和群落两个层次，家庭的整合水平低，群落的整合水平高。可由于在其社会内部存在的牛录-哈拉-莫昆-乌克孙-家庭的严密网状结构，这就使在群落和家庭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动关系，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当外来文化入侵时，不仅在整合水平较高的群落一级产生剧烈震荡，在整合水平较低的家庭一级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切体现在每个锡伯个体身上就是强烈的社会角色意识、服从精神和民族情感。这一结论正好也印证了前文由道格拉斯的理论所得出的推论。

三、生态环境

六十年代后，随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文化与人格研究也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教育儿童的方式是由“维持体系”，也就是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支配的，进一步讲，“维持体系”的形成又是生态环境所决定的。[14]

察布查尔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丝绸北道与南北疆交通古道交汇之处，南有天山支脉—乌孙山雄峙屏藩，其北伊犁河自东而西横亘其间。“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15]地势自东向西渐趋开阔，自南向北逐渐平坦，形状像一面打开的旗帜，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明至清中期，察布查尔属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所辖，在准噶尔时期就有了早期农业，但规模很小，清平准噶尔部叛乱后，察布查尔呈一片荒野。

锡伯族早期为射猎民族，后转为农耕民族。锡伯军民西迁后，清政府原认为锡伯族仍是个游牧民族，而准备将其安置在霍城或博尔塔拉境内借畜游牧，后在锡伯军民的强烈呼吁下才允准他们移驻伊犁河南岸，也就是今天的察布查尔驻防屯田。农业生计方式的保留对新疆锡伯族意义重大。一方面，北疆草原地带的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日益繁荣并自成系统，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着特殊优势，有效地抗拒着任何企图侵犯它的农业文化系统。并且因为锡伯族信仰萨满教和喇嘛教，而伊犁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在宗教方面，锡伯族与其差异巨大。相对于锡伯族，维哈两族间更容易彼此认同，所以在有限的农牧互补生计方式中，维哈两族间也易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本身就具有保守性，而屯田形式下的农业生产，“按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其人世产”，[16]就更加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这一切无形中在新疆锡伯族与伊犁的主要世居民族--维族、哈萨克族间筑起了一道围墙。

由于锡伯族的农业文明被周围的游牧文明所包围，非伊斯兰教民族的锡伯人被伊斯兰教民族所包围，锡伯族定居的察布查尔县又邻近国境，边境并不太平。并且锡伯人西迁伊犁的根本目的是受清政府调遣来稳定边防，所以一直担负了驻守卡伦和台站（军台）、换防塔尔巴哈台（塔城）和喀什噶尔、每年定期巡守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的军事任务[17]。这一切也就决定了锡伯族在新疆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战斗的历史，对内平定内乱，对外抵御外侮。另外，锡伯族军民进驻察布查尔地区后，即完善八旗制度，组成了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和厄鲁特营）之一。锡伯营与满营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别。在体制上，满营为“内八旗”，锡伯营为“外八旗”。所以在经济待遇方面，满营“有银有粮”，即国家负担其俸银和口粮供应；而锡伯营则“有银无粮”，即国家负担官兵俸银，口粮要自耕自食。[18]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最大限度的开荒种地，发展生产是锡伯人要面对的又一大问题。所以，内忧外患是西迁后锡伯族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这一切也极大的考验了新疆锡伯人的生存适应能力。于是，蝗灾年景，他们狩猎济食，为确保农业生产所需的充足水源，他们耗时六年建成了锡伯渠。每个牛录还修建了带有垛口的城墙，由专人把守城门。与此同时，在移驻新疆最初的一百多年间，锡伯族中涌现了纳松阿、舒兴阿等一批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士，也留下了大批官兵的阵亡记录。

个案5

“以我之见，锡伯人之所以至今能够保留萨满教的古老习惯和锡伯语的高度纯真，主要是因为从东北西迁来伊犁、塔城之后与其他民族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原因；汉族影响对其不大，是因为在上述地区汉族人数不多；至于突厥中的萨尔特（指维族）和吉尔吉斯（指哈族）族，锡伯人总认为各方面比自己稍逊一筹，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虽然都交往，但对他们的文化吸收甚少。”

（俄）h.克洛特科夫：《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

[注：作者是1907年前后，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任职的俄国学者及外交工作者][19]

个案6

“我儿子要是娶了维族我就打断他的腿，宁可让他一辈子打光棍也不准娶维族。汉族没问题，我小儿子去年才结婚，找的就是旁边兵团的汉族，我们和汉族差不多的。”

从这三方面的分析不难拼合出一幅西迁后新疆锡伯族基本生活的画面，由此再来定位，观察外界环境与内部社会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来变，推测每个锡伯个体的所想所思，也就能比较容易的看出一些特殊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

从锡伯族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分析已知，由于生计方式、宗教等多方面原因，锡伯族与伊犁其它伊斯兰教世居民族之间缺少认同感，不容易发生涵化作用。不仅如此，彼此间的矛盾和斗争时时触动着锡伯人绷紧着的、焦虑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锡伯族内部的“本土主义运动”。 “本土主义运动”是涵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林顿将它定义为“社会成员在复兴或永久保持其文化精华方面，所表现出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林顿认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意识到除了它自身的文化外还有其他文化，而且自身文化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出现永久保持文化方面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这种运动的要害在于“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至于“文化的精华方面”，主要是指那些某一社会主要特征潜在价值最大的文化成分。[20]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洪堡特所说：“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语言与民族精神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民族精神对语言的影响越协调，民族精神的发展就越有规律，越丰富。”[21]新疆锡伯族正是将锡伯语的前身---满语作为“文化的精华方面”加以“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使之传承了下来。所以从西迁伊始，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奏请设立清书房。在锡伯营也设立了清学书房，选招锡伯子弟教习满文及弓马。同时由于官办义学学额有限，一部分锡伯子弟则进入私塾学习满语满文。[22]清中期后，受清政府“满人汉化”的大背景的影响，并且随着乾隆末年伊犁地区军事防务和屯垦事业的加强，汉族戍军和垦民不断增多，汉语文越来越受到重视。嘉庆年间在惠远将军府驻地“敬业官学”中学习的锡伯族子弟已开始兼习汉语，这可能是新疆锡伯族学习汉语之始。[23]据史籍记载，19世纪80年代，锡伯族各牛录相继办起义学，总管色布希贤为解决义学师资，选派聪慧青少年50-60人到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内官学读书，并聘请汉族文化人士教习汉语，给锡伯营各牛录义学培养了一批锡汉兼通的义学教员。1890年前后，锡伯营各牛录利用满汉对译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读物，全面开始较正规的双语教育。[24]锡伯人为增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强化民族凝聚力，也进行了“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锡汉双语教学和儒家思想教育在学校全面推广。此时锡伯语的前身—满语和第二母语---汉语具有了象征意义，成了一根母子相连的脐带，一头是嗷嗷待哺的锡伯孩子，一头是中华大家庭共同的母亲。它是一种“永久保持的理性型”的文化精华，是象征锡伯社会主要特征潜在价值最大的文化成分。按塞维斯和萨林斯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理论，满语的保留和汉语的推广是文化的保持。

由于新疆锡伯族人口较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周围其他民族产生交往，从而学习和掌握第二、三种语言，许多人兼通维语、哈语，有些还通晓俄语。民族语言是学习民族文化的敲门砖。民族语言的学习对个体而言是对该民族文化的理解过程。一个民族内部人口学习邻近民族的语言，一般来讲，容易产生文化上的涵化。锡伯人为生存之需学习周围异民族语言，但却抗拒文化的涵化。这其中体现出的矛盾性也是每个锡伯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的反映。也按塞维斯和萨林斯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理论，精通多种语言是文化的创新和对环境的适应。

时代变，社会变，文化变，人也要变。在语言学习方面，在当代社会，表面上新疆锡伯族没变，仍在推广锡汉双语教育，都是多语者，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锡伯人语言学习背后的深层动机已经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需求并存的状况向工具理性需求发生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很多，过程和机制也更为复杂。

[参考书目]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5、佟加·庆夫、佟林清，《锡伯族风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6、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

7、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注释

[1] 佟加·庆夫、佟林清：《锡伯族风情》，2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2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9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4] 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7页

[5] 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9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6] 佟加·庆夫、佟林清：《锡伯族风情》，1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51页

[8] 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52页

[9]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29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3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3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2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1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2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12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4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 转引自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3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 转引自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 转引自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182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3）

锡伯族本来是鲜卑的一支，以游猎捕鱼为生，祖先生活在东北，17世纪归清后被编入八旗，后随清军到各地驻防。1764年，4000锡伯军民被派往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自此，锡伯人主要分居新疆和东北两地。今日，东北十五万锡伯人基本融入当地汉族社会，丧失了锡伯语文，而新疆四万锡伯人世居伊犁两百多年，却保有了纯真的锡伯语文，并且民族中翻译人才辈出，在新疆被喻为“翻译家的摇篮”。两百多年前的西迁使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一个族群分居异地，其间环境变、社会变、人变、文化也变，新疆锡伯族在语言方面独特的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内部机制是什么，现象之间又有怎样的逻辑性，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新疆锡伯族主要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市、乌鲁木齐市等地区。其中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西迁新疆后锡伯族最早的定居地，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境内锡伯人口两万余人，占新疆锡伯族人口半数以上。这里也是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各种风俗习惯发展较为充分和保存比较完整的地方。在当代社会，东北锡伯族语言文化势微，在民族特色文化方面，就形成了东北看新疆，新疆看察布查尔的格局。 

笔者2005年10月作为“新疆农牧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国家课题组成员赴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进行了为期10天的入户问卷调查，在入户填写问卷的同时对民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访谈，其后参阅相关资料，整理成文，希望能对新疆锡伯族相关问题形成一些基本认识和看法。

结合锡伯族历史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初步分析。首先，新疆锡伯族与其说是保持了锡伯语文的纯真，不如说是保持了满语文的纯真。因为当代的锡伯语文脱胎于满语文。早在清初，因为清政府推行的“国语骑射”政策，锡伯族全面接受了满语满文，西迁后，锡伯族将满语文从东北带到了新疆，其后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新疆其他民族语言的相关词汇，至民国时期才逐渐形成了现代锡伯文。其次，语言使用状况和教育密切相关，因为学校教育是语言推广普及的重要方式。本文仅从锡伯族西迁前后“民族性”对环境与社会的创造与适应的角度切入，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个最一般的推论：锡伯族西迁新疆后，生态、历史、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与人的适应和创造是新疆锡伯族在语言和教育方面形成独特现象的原因。塞维斯和萨林斯对此有精彩表述。他们认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它经过调整而适应于其自然居住地和周围的相互竞争的其他文化。这种适应过程具有两个特征：创造与保持。文化适应中创造性的主要结果之一，便是它能在特殊环境下产生多种可能性。文化的保持也就是文化具有保持现状的倾向，当一种文化受到影响不得不变化时，它仅改变不得不变的方面，而不会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创造与保持正是文化进化过程中的“二律背反”。锡伯族西迁新疆二百多年间，环境与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调整并适应这一系列的变化，锡伯人对其民族的文化有创造，也有保持，新疆锡伯族在语言方面的特殊文化现象是对文化创造与保持的结果。

虽然“社会与人格”研究近二三十年被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但对本项研究来讲却是实用和具有一定解释力度的视角。笔者试借用其相关理论展开论述，在新疆锡伯族“文化与人格”研究的背景下，对语言问题再行分析。

锡伯族在迁居新疆前的“民族特色”是其迁居后文化创造与保持的对象和内容，是进行文化变迁研究的基点，所以也是本项研究的起点。

生活在东北的锡伯族先祖曾是打牲部落，在清代以前过着渔猎生活。进入农业生产阶段，渔猎仍然是一项辅助性的谋生手段。由于曾经在生产、生活和防御外敌中主要依靠弓箭，所以自古以来锡伯族就与弓箭结下了不解之缘，射箭传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整个民族也早已发展出了本民族完整的“弓箭文化”。传统生计方式造就了锡伯族的“尚武”之风。

自元至明末清初的450余年间，锡伯族主要处在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当时的锡伯语可能是金代形成的鲜卑语与女真语相结合的产物，蒙古语是其第二种语言。清崇德、顺治年间，清政府将蒙古贵族和所属锡伯族同时编入八旗，后称为“科尔沁十旗”。此时的学校教育活动完全依赖于清政府的仁施，只有少数优秀人才被送到官办的义学里，专门学习满语文并练习骑射。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为加强吉林、黑龙江的防务和对锡伯族的控制，将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全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大批锡伯人迁入盛京（今沈阳）各地驻防，一些城市锡伯子弟开始进入八旗学校学习，另有一些进入普通儒学、社学、义学、书院学习。私塾教育是当时农村锡伯族的主要教育形式。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锡伯族和满族、汉族错居杂处，清政府严格提倡入旗之人学习“国语骑射”，这使锡伯族很快就全面接受了满语满文。而在各类学校中，学生接受满语教育的同时也接受汉族文化教育。乾隆年后，随着多数满族逐渐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锡伯族也开始普遍使用汉语汉文，与此同时，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也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今天东北十六万锡伯人基本丧失民族特色文化的主要原因。 

清康熙年间，清政府认清了经营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调兵遣将，移民屯垦。随着形势的发展，部分锡伯军民也被调遣到伊犁屯垦戍边，这在锡伯族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锡伯从此被大体分割为东西两部，并各自遵循不同的历史脉络发展变化。至当代，东北十六万锡伯人的语言和文化已基本融入当地的汉、满等民族中，而移民新疆的四千锡伯人却走上了一条艰辛与坎坷之路，于1764年分两批自盛京（今沈阳）出发，历时近两年，至1766年初进驻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开始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这是“变”的起点。

近年来，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关于文化对个人的渗透机制，越来越摆脱儿童养育方式的单一范式而向多因素模型发展。

一、儿童养育

受弗罗伊德的影响，文化与人格研究早期一直重视对儿童养育方式的观察。儿童养育方式在一个文化中具有历史承继性。新疆锡伯族从东北祖先那里继承了摇篮和弓箭。摇篮是每个传统锡伯族家庭必备的育婴用具，它表征了锡伯祖先的狩猎身份。摇篮代代相传，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风俗习惯所固有的特征。锡伯族从婴儿呱呱坠地起，若是男孩，就要在“喜利妈妈”（锡伯族保佑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女神）的红绳子上挂一副用红丝和柳条扎成的小弓箭，祝愿他长大后成为一名好箭手。长到五六岁时，开始用柳条制作小弓箭；七八岁时，在大人教导下，练习拉弓射箭，直到技术娴熟为止。在早期，男孩年满十八，经过马技箭术的考核，成绩合格，相当于完成成丁礼，方可披甲从戎，为国效力。新疆锡伯族的射箭传统代代相传，甚至在当代中国体育界，新疆锡伯族出神箭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能骑善射”的祖先传下来的摇篮和童年期就开始把玩的弓箭最终培养出了一代代锡伯人的“尚武”之风，而其背后又往往孕育和滋养着一个民族“尚武图强”的精神气质。

锡伯族早在东北时就受满汉两族文化的熏陶，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方面深受满汉两族的影响，所以，与满汉两族近似，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也重视礼节的培养。早在东北时，锡伯族社会内教育之风就已盛行。西迁新疆后，组建了单独的锡伯营，清代新疆的锡伯族学校教育首先是从旗学开始的，它是清代八旗军队的随营学校,练习弓马的同时也讲授满语文。在清光绪年间，先利用补发的拖欠饷银筹办了锡伯营八牛录的学校，后专设公田集资办教育，在锡伯营八个牛录中各设一所义学，推广满汉双语教学，这是新疆锡伯族汉语教学的开始。为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锡伯和索伦两营还联名上书伊犁将军，首批选派了11名锡伯族青年赴俄公费留学，带动了后续的一批年轻人出国接受教育。民国时期，又创办了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并且开始招收女生入学。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尊重教育，崇尚文化是锡伯族的传统风尚。“师傅如父”，教师，在锡伯人家中是最受欢迎的人，尊重老师不仅是每个子女在家中的“必修课”，也是每个家长的“行为规范”。锡伯历史上著名的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就是以两位锡伯教育的奠基人色布喜贤和锡济尔浑的名字命名的。而明“礼”是明“理”的基础。从四、五岁开始进行道德礼仪教育，五六岁传授生活知识，再大一点要求做简单劳动，培养勤劳好学的品德。经过全面的初级社会化教育，一代代锡伯人传承了“崇文明礼”的社会风气和“尚武图强”的精神气质。

个案1

“怎么说呢，要真算起来，我应该是3岁开始玩弓箭的，当时就是一个玩具弓，大人用柳条折出形状，再绑上红线，找根树枝当箭，我就是这么玩起来的，好多锡伯孩子也是这么玩起来的。”

个案2

“我从小是听着锡伯儿歌长大的，到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我们锡伯人重礼节，从小父母就会讲，犯了错误也会讲，慢慢自己就明白了，许多事情就顺其自然了，自在了。”

个案3

“我家有两个娃娃，一个现在就在镇中学上初中，一个我花大价钱送到县里读高中，一年光教育费用就一万多，靠什么，就靠妻子种的二十几亩地，我开的这个小诊所扣了税费也挣不了什么钱，是难啊！可我们锡伯人就是看重教育，娃娃一定要上学，明年就更难了，两个都要上高中，我还在想是不是搬到县里，方便照顾孩子呗，希望都能考上大学，砸锅卖铁我也供。”

个案4

“我生孩子晚，当老师嘛，我是靠自学考的自考才当的老师，又进修，花了不少时间，不过锡伯人都尊敬老师，每天看着孩子，心里高兴，我们锡伯孩子读书好在全疆是出了名的，现在出去上学的，一般都不回来了。”

二、初级制度

四五十年代，已有人类学者意识到，把人格形成全部归结于儿童养育模式，会导致人类学者对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忽视。为了克服理论的缺陷，卡丁纳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结构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初级制度”所造成的，而初级制度指的是生产方式、家庭、婚姻、儿童养育等制度。照卡丁纳的看法，初级制度不仅为“次级制度”，即宗教信仰和传说神话所反映，而且通过社会的再生产造就一定的人格结构。 

锡伯族定居伊犁后，自行修建房屋，按旗（牛录）驻防屯田。所形成的新疆锡伯族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管理的军事化。一七六六年，在伊犁第一次组建了单独的锡伯族八旗（又称锡伯营），它与满洲、蒙古八旗在政治组织上处于同等地位，沿袭了满清的八旗制度，全部人口被编入八个牛录，从居住格局到屯田、戍边、驻防实行统一军事化管理。牛录是组成锡伯族社会的最大单位。每个牛录又由数个甚至十几个不同的“哈拉”（以父系血缘为标志而组成的血缘共同体）组成，一个“哈拉”由数个“莫昆”（氏族，是同一哈拉内自然形成的血缘分支集团）组成，而“莫昆”又由数个“乌克孙”（家族群体）组成，在“乌克孙”下面是单一家庭，它们是组成锡伯族社会的细胞。并且每个“哈拉”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者担任“哈拉达”（哈拉长），每个“莫昆”也都有“莫昆达”（莫昆长），哈拉达和莫昆达每年正月要分别举行哈拉会议和莫昆会议，平时负责处理民事，所属成员都要礼敬哈拉达和莫昆达。在哈拉达家里，藏有本哈拉的家谱，莫昆达家里也有本莫昆的家谱，一个莫昆的家谱和它的哈拉总谱都有准确的传承关系。此外，每个莫昆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莫昆规章制度（有的把规章写在家谱上面）。莫昆规章比较详细，对一切不良行为都有惩罚的条款。哈拉莫昆制是从东北延续下来的，它的存在对新疆锡伯族意义深远。如此以来，整个锡伯族社会就形成了牛录-哈拉-莫昆-乌克孙-家庭的严密网状结构，内部高度统一，个人角色明确，道德规范系统而全面，本族制度性的存在对每个成员有强而有力的社会控制。

道格拉斯在其代表作《自然象征》中将社会结构分为“群体”和“格栅”两个维度来观察，这里的“群体”指有明显界限的社会群体，而“格栅”则指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准则。她认为群体界限的严紧或宽松与人际交往准则的约束或松弛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她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建构起四个群体社会结构，借此考察社会结构与仪式行为之间关系。[11]新疆锡伯族社会的特点恰恰是道格拉斯所说的强群体强格栅社会形式的典型特征。道格拉斯将这种社会称为仪式主义的社会，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行为都要规规矩矩的，人际之间的沟通看重形式化的仪式行为，服饰的整洁入时、身体的修饰妆扮，甚至于发型的样式都是表达人际关系的象征，人际交往时身体之间的距离以及注意种种生活习惯上的禁忌等，也都是以身体作为符号来表示人际关系的事例。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非常注重对道德的戒修，用严格的戒律和禁忌、典章化的条文来作为修养的表征，对统治权威和它的各种象征表现出形式上的恭顺。[12]

从另一视角进行分析，斯图尔德在文化类型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的概念和方法，并将文化类型分为有代表性的三个层次，即家庭、群落（村落和社区）和国家，认为家庭、群落、国家是社会整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别的类型，家庭的整合水平最低，国家的整合水平最高。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文化或社会方面的相互作用是分水平层次进行的。在建立较复杂的国家制度的国家里，当外来文化入侵时，一定是在整合水平较高的国家或群落一级制度上产生剧烈的震荡，而整合水平较低的家庭所受到的影响要小的多。[13]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对应于新疆锡伯族社会却并不适用。因为身处边陲，远离国家一级的政治中心，新疆锡伯族社会主要是由八个牛录构成的锡伯营官兵及其眷属构成的，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合一，可分为家庭和群落两个层次，家庭的整合水平低，群落的整合水平高。可由于在其社会内部存在的牛录-哈拉-莫昆-乌克孙-家庭的严密网状结构，这就使在群落和家庭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动关系，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当外来文化入侵时，不仅在整合水平较高的群落一级产生剧烈震荡，在整合水平较低的家庭一级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切体现在每个锡伯个体身上就是强烈的社会角色意识、服从精神和民族情感。这一结论正好也印证了前文由道格拉斯的理论所得出的推论。

三、生态环境

六十年代后，随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文化与人格研究也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教育儿童的方式是由“维持体系”，也就是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支配的，进一步讲，“维持体系”的形成又是生态环境所决定的。[14]

察布查尔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丝绸北道与南北疆交通古道交汇之处，南有天山支脉—乌孙山雄峙屏藩，其北伊犁河自东而西横亘其间。“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15]地势自东向西渐趋开阔，自南向北逐渐平坦，形状像一面打开的旗帜，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明至清中期，察布查尔属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所辖，在准噶尔时期就有了早期农业，但规模很小，清平准噶尔部叛乱后，察布查尔呈一片荒野。 

锡伯族早期为射猎民族，后转为农耕民族。锡伯军民西迁后，清政府原认为锡伯族仍是个游牧民族，而准备将其安置在霍城或博尔塔拉境内借畜游牧，后在锡伯军民的强烈呼吁下才允准他们移驻伊犁河南岸，也就是今天的察布查尔驻防屯田。农业生计方式的保留对新疆锡伯族意义重大。一方面，北疆草原地带的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日益繁荣并自成系统，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着特殊优势，有效地抗拒着任何企图侵犯它的农业文化系统。并且因为锡伯族信仰萨满教和喇嘛教，而伊犁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在宗教方面，锡伯族与其差异巨大。相对于锡伯族，维哈两族间更容易彼此认同，所以在有限的农牧互补生计方式中，维哈两族间也易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本身就具有保守性，而屯田形式下的农业生产，“按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其人世产”，[16]就更加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这一切无形中在新疆锡伯族与伊犁的主要世居民族--维族、哈萨克族间筑起了一道围墙。

由于锡伯族的农业文明被周围的游牧文明所包围，非伊斯兰教民族的锡伯人被伊斯兰教民族所包围，锡伯族定居的察布查尔县又邻近国境，边境并不太平。并且锡伯人西迁伊犁的根本目的是受清政府调遣来稳定边防，所以一直担负了驻守卡伦和台站（军台）、换防塔尔巴哈台（塔城）和喀什噶尔、每年定期巡守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的军事任务[17]。这一切也就决定了锡伯族在新疆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战斗的历史，对内平定内乱，对外抵御外侮。另外，锡伯族军民进驻察布查尔地区后，即完善八旗制度，组成了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和厄鲁特营）之一。锡伯营与满营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别。在体制上，满营为“内八旗”，锡伯营为“外八旗”。所以在经济待遇方面，满营“有银有粮”，即国家负担其俸银和口粮供应；而锡伯营则“有银无粮”，即国家负担官兵俸银，口粮要自耕自食。[18]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最大限度的开荒种地，发展生产是锡伯人要面对的又一大问题。所以，内忧外患是西迁后锡伯族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这一切也极大的考验了新疆锡伯人的生存适应能力。于是，蝗灾年景，他们狩猎济食，为确保农业生产所需的充足水源，他们耗时六年建成了锡伯渠。每个牛录还修建了带有垛口的城墙，由专人把守城门。与此同时，在移驻新疆最初的一百多年间，锡伯族中涌现了纳松阿、舒兴阿等一批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士，也留下了大批官兵的阵亡记录。

个案5

“以我之见，锡伯人之所以至今能够保留萨满教的古老习惯和锡伯语的高度纯真，主要是因为从东北西迁来伊犁、塔城之后与其他民族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原因；汉族影响对其不大，是因为在上述地区汉族人数不多；至于突厥中的萨尔特（指维族）和吉尔吉斯（指哈族）族，锡伯人总认为各方面比自己稍逊一筹，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虽然都交往，但对他们的文化吸收甚少。”

（俄）H.克洛特科夫：《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

[注：作者是1907年前后，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任职的俄国学者及外交工作者][19]

个案6

“我儿子要是娶了维族我就打断他的腿，宁可让他一辈子打光棍也不准娶维族。汉族没问题，我小儿子去年才结婚，找的就是旁边兵团的汉族，我们和汉族差不多的。”

从这三方面的分析不难拼合出一幅西迁后新疆锡伯族基本生活的画面，由此再来定位，观察外界环境与内部社会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来变，推测每个锡伯个体的所想所思，也就能比较容易的看出一些特殊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

从锡伯族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分析已知，由于生计方式、宗教等多方面原因，锡伯族与伊犁其它伊斯兰教世居民族之间缺少认同感，不容易发生涵化作用。不仅如此，彼此间的矛盾和斗争时时触动着锡伯人绷紧着的、焦虑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锡伯族内部的“本土主义运动”。 “本土主义运动”是涵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林顿将它定义为“社会成员在复兴或永久保持其文化精华方面，所表现出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林顿认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意识到除了它自身的文化外还有其他文化，而且自身文化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出现永久保持文化方面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这种运动的要害在于“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至于“文化的精华方面”，主要是指那些某一社会主要特征潜在价值最大的文化成分。[20]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洪堡特所说：“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语言与民族精神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民族精神对语言的影响越协调，民族精神的发展就越有规律，越丰富。”[21]新疆锡伯族正是将锡伯语的前身---满语作为“文化的精华方面”加以“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使之传承了下来。所以从西迁伊始，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奏请设立清书房。在锡伯营也设立了清学书房，选招锡伯子弟教习满文及弓马。同时由于官办义学学额有限，一部分锡伯子弟则进入私塾学习满语满文。[22]清中期后，受清政府“满人汉化”的大背景的影响，并且随着乾隆末年伊犁地区军事防务和屯垦事业的加强，汉族戍军和垦民不断增多，汉语文越来越受到重视。嘉庆年间在惠远将军府驻地“敬业官学”中学习的锡伯族子弟已开始兼习汉语，这可能是新疆锡伯族学习汉语之始。[23]据史籍记载，19世纪80年代，锡伯族各牛录相继办起义学，总管色布希贤为解决义学师资，选派聪慧青少年50-60人到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内官学读书，并聘请汉族文化人士教习汉语，给锡伯营各牛录义学培养了一批锡汉兼通的义学教员。1890年前后，锡伯营各牛录利用满汉对译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读物，全面开始较正规的双语教育。[24]锡伯人为增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强化民族凝聚力，也进行了“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锡汉双语教学和儒家思想教育在学校全面推广。此时锡伯语的前身—满语和第二母语---汉语具有了象征意义，成了一根母子相连的脐带，一头是嗷嗷待哺的锡伯孩子，一头是中华大家庭共同的母亲。它是一种“永久保持的理性型”的文化精华，是象征锡伯社会主要特征潜在价值最大的文化成分。按塞维斯和萨林斯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理论，满语的保留和汉语的推广是文化的保持。 

由于新疆锡伯族人口较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周围其他民族产生交往，从而学习和掌握第二、三种语言，许多人兼通维语、哈语，有些还通晓俄语。民族语言是学习民族文化的敲门砖。民族语言的学习对个体而言是对该民族文化的理解过程。一个民族内部人口学习邻近民族的语言，一般来讲，容易产生文化上的涵化。锡伯人为生存之需学习周围异民族语言，但却抗拒文化的涵化。这其中体现出的矛盾性也是每个锡伯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的反映。也按塞维斯和萨林斯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理论，精通多种语言是文化的创新和对环境的适应。

时代变，社会变，文化变，人也要变。在语言学习方面，在当代社会，表面上新疆锡伯族没变，仍在推广锡汉双语教育，都是多语者，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锡伯人语言学习背后的深层动机已经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需求并存的状况向工具理性需求发生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很多，过程和机制也更为复杂。

[参考书目]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5、佟加·庆夫、佟林清，《锡伯族风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6、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

7、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注释

 佟加·庆夫、佟林清：《锡伯族风情》，2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2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9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7页

 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9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佟加·庆夫、佟林清：《锡伯族风情》，1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51页

 葛丰交：《新疆锡伯族教育史稿》（鉴定稿），52页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29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3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3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2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1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2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12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4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 转引自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3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 转引自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 转引自编委会：《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182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4）

中图分类号：H2；G122 文献标识码：A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当前现存的语言种类为近7000种，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这7000种语言的4%，并且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再加上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按照现有趋势，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数十种语言存在。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载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重视语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概述

对于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语言。但是我们很难准确地对语言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认为，语言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语言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人们能够借助语言来了解相互的意图，能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语言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它能够将人类的文明进程记录下来，供人们反思和探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三，语言又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特有的事物。动物也会发声，也会用声音来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声音较为机械，不能称之为语言。

1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和语言教育促进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是少数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是民族文化记载、储存和传承的物质条件。各民族人民通过对语言的提炼、记录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会消亡。

（2）民族文化传承也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本身就会让民族语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够极大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效能；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不断调查、开发和搜集、整理，也能够充实少数民族语言的内容，将民族语言以一种更为直观的、动态的方式得以发展。

2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文化及其传承途径探析

（1）应当在立法上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相关影响因素太多，如果不运用国家强制力去约束，仅凭其自主发展，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时地制定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有利于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2）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优秀的双语人才。尽管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其生活交往活动中更多地还是使用本族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双语教育，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当地语言和汉语的更多人才，实现双语平衡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汉民兼修已经成为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要求。

（3）营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第一，少数民族政府应当加强其领导和统筹，用政策上的保障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到传承，扭转以经济为纲的错误发展观念，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加强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响，家庭的作用远比学校更大，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应当由家长将民族精神、民族观念传承给下一代；第三，开展各种乡村文化社区活动。应当采取更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4）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采取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对少数民族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记录，创造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应当形成高效率、高质量的语言文化传承机制，将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当成当地政府重要的历史任务去做，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发扬光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现状岌岌可危，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对整个国家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近些年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当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意义。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趋向一体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尊重客观现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5）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4-0017-05

收稿日期：2014-06-06

基金项目：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艺术类高职院校英语教学与专业教学相结合探新研究”（ZJA2012022）。

作者简介：刘信波（1969-），女，湖南汉寿人，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英语教学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魂，它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实质。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很重视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传播，重视对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以此增强本国文化软实力和本民族的国际影响力，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使本国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作为知识的集散地，作为文化传承、创造、交流的中心，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其四大职能之一（其他三项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而大学四大职能的履行要依靠各门学科的教学。大学英语作为我国大学一门重要的公共语言学科，其教学不仅仅是为了语言本身的学习，更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修订）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对于语言技能技巧的学习训练只是基础，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最终使命是文化传承与创新。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让学生了解、借鉴、吸收英语国家的文化，还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

一、大学英语教学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根本使命

我们知道，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什么要培养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呢？培养这种能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显然，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不是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归属，最终归属是文化传承与创新。也就是说，要通过大学英语教学，培养跨国际的创新型人才，以人才的培养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大学英语教学承担着传播和借鉴英语文化的职责

语言不单单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凝聚着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时期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传统。同时，语言也受到文化、社会发展的影响，即语言与文化是一体两面。要学好一门语言，必须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对象国家文化知识的过程。文化既是语言学习的手段，也是语言学习的目的。学习一种语言就决不应该是超验层面上的知识体系，也不应该是单纯操作层面上的技能操练，而是通过语言获得语言本身及其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1]。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与以其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知识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在传播英语国家文化上有着突出的优势。因此，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不仅是进行英语词汇、英语语言规则的基本教学，而且还承担着传播、借鉴英语文化的任务。应通过大学英语教学，让学生了解英美等国家社会与文化概貌，如地理、人口、经济、政治、历史、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而且在对英语文化学习、借鉴中，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提高。同时，要通过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学生英语自学能力和鉴别能力，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学习、借鉴英语文化。

2.大学英语教学承担着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既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英国学者汤因在《展望21世纪》书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是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良药”。古老而深厚的中华文化向来为外国人所看重，秦始皇兵马俑、故宫、长城、敦煌莫高窟、都江堰等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东方奇迹，举世闻名。我国的京剧、中医、绘画、武术以及各种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人民喜爱和羡慕。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理应为世界人民所了解。璀璨的中华文化必须面向世界，带给世界一个更全面更富有文化底蕴的中国[2]。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应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责任有义务利用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优势向外国人推介中国文化，让外国人真正相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必然承担着培养学生运用英语介绍中华文化的交际能力的任务，承担着继承、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和担当。

3.大学英语教学在借鉴和传播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一种文化对本民族来讲，需要传承、创新，对于他民族来讲，需要学习、借鉴。当它被他民族所吸收后，又被他民族传承、创新。比如，圣经是由亚洲传到欧洲非洲再到美洲澳洲，后在英语国家中得以传承、创新，对英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在建白宫和联合国大厦时，在其根基处，埋下了一本圣经，以示他们对圣经的尊重和对上帝的敬畏。美国的总统就职时要亲吻圣经，欧洲、美洲多数国家在举行婚礼时，需有牧师的见证和祝福。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本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最终都是在传承与创新中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无论是对英语文化学习借鉴，或是对中华文化进行英语表达训练，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大学英语教学对英语文化的传播、学习和借鉴是有选择性的，不是所有的英语文化都可以搬到大学英语教学课堂，必须是英语文化的精华，并且根据大学英语课程、课时安排，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对英语文化进行取舍；同时，以本土文化能否认同为前提，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加入中国的元素，实现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做到“洋为中用”。进行以英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训练，既要考虑中华文化的特点，又要注意英语与汉语语言的区别，还要考虑外国人的思维特点和用语方式，对中华文化进行再加工，让外国人听得懂、看得明白，把优秀中华文化及美丽中国展示给外国人。

二、大学英语教学文化荒漠化

文化传承与创新不仅是大学教育的功能，而且是大学英语教学的根本使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大学英语教学文化荒漠化，使大学英语教学偏离了其根本使命。

1.大学英语教学文化观念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可见，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正确的指导作用，而错误的认识则会导致错误的实践。大学英语教学文化观念的错误是导致大学英语教学偏离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首因。一是“工具”观念。虽然人们对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但在大学英语教学上依然受到理论语言学的限制，把语言本身作为教学的唯一目标，忽视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二是“功利”观念。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国人对英语过分重视，使学生赋予大学英语学习太多文化之外的功利目的，英语学习行为具有突出符号化意味，分数与证书取代了语言文化本身的意义。比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就具有浓厚的功利取向。大学生疲于应付这类考试，大学英语课堂自然变成了语言技能机械化操练的场地。三是“厚此薄彼”观念。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就应该是学习传播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传播中华文化是对外汉语和孔子学院的任务。由于我们只是重视了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传授中华文化，致使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大学毕业通过了四、六级甚至英语专业毕业之后，都不知道像《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英语中该怎样翻译[3]。

2.大学英语课程文化知识的缺乏

课程内容的合适与否是决定教学质量高低的关键要素。因此，只有将大学英语课程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紧密相连，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教育部2007年修订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文化”和“跨文化”字样先后出现仅7次，其中有6次属于典型的形而上学宽泛指导意见，缺乏明显的操作性，与各种语言技能技巧要求的精准表达相比，显得苍白无力。与大学英语课程对应的教材在文化材料的选择与安排上也存在问题。目前高等院校所采用的一些大学英语课程教材虽然也重视文化因素，但是在教学内容中一般都围绕一个特定的文化主题来进行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训练，所涉及的文化知识仅仅是为语言习得而安排的，往往是支离破碎的，远不是社会文化，而对于中华文化知识的融入内容更是少得可怜。教材中涉及中国特色文化的内容却少之又少，不成体系，以至于学生很少见到有关本国文化的英语表达，造成英语表述中本国文化的失语[4]。李娅琳老师（2011年）对现行较为通用的三套大学英语教材进行了统计，如下表：

教材名称 全书文章

总数 涉及中国文化

篇数 所占比重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1-4册 80 1 1.2

新世纪大学英语读写1-4册 64 1 1.5

浙江版大学英语精读1-4册 172 5 2.9

统计数据显示，各种大学英语教材对中国文化仅有零星的涉及。正是这种以英语文化为中心而忽视本土文化的做法使得即使是四、六级高分的学生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孔子”、“纸上谈兵”之类的词语却不知道怎么用英语来表达。

3.大学英语教学文化氛围的缺失

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语言学界就掀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热”，但是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氛围的缺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被作为评估各个高校教学水平的一个标准，因此学校领导在乎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大学英语教师迎合领导意图重视四、六级教学，大学生为取得学位花大量时间准备四、六级考试，使高校不自觉地形成了以牺牲文化教学来换取四、六级考试通过率的教学氛围。相当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师缺乏文化教学的意识，只注重英语语言的输入，重视学生微观层面上的语言能力培养，采用“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和翻译教学法，忽视学生创新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使大学英语教学出现了“文化教学营养不良症”。家长关心的是自己的子女是否顺利毕业，学生关心的是自己是否“挂科”，至于是否重视文化教学，他们并不关心；加上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在校园缺乏相应的宣传和举办相应的活动，从而导致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文化氛围的缺失。

4.大学英语教师文化素养令人堪忧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文化传承与创新应是每一位大学教师不懈追求的目标。而教师自身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是大学英语教学体现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前提。就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达成情况来看，之所以文化传承与创新在教学中没有很好地体现，大学英语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低下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师主要来自于师范或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他们虽然英语语言功底扎实，也可以说，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还有着显著的英语教学能力，然而，他们在学校里过度重视英语的习得却忽视对英语文化和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关注，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也只重视对学生英语语言规则的传授。如此而来，导致恶性循环，致使大学英语教学缺失文化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师的在职培训和进修也只是注重英语语言规则、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教育心理、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培养，而忽视了对教师文化素养的熏陶。如此一来，不管是岗前还是岗后，大学英语教师都缺少了对文化的吸收，从而直接影响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偏离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

三、大学英语教学文化使命复归的策略

1.重塑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理念

为使大学英语教学回归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重塑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理念。只有在正确理念的指引下才能让大学英语教学文化使命的复归成为可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跨文化交际，因此要求英语学习者熟练掌握英语语言规则和大量词汇是毋庸置疑的，但并不是只要有良好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就可以进行成功的交际。实际上，具备扎实的英语和汉语语言功底以及良好的文化修养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交流。换句话说，大学英语教学应该是为双向交流服务的，交流是要向对方传递信息，而了解对方的文化是传达交际意图的前提。同时，大学英语教师必须明白，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并且是一种双向行为，英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是介绍外来文化，同时也要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除此以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学好英语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流与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学习他国文化时与自身的本土文化进行对比，从而找到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并推广到国际上去，以便更好地吸收、借鉴他国的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互融共生。尤其作为英语教师，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使本国的优秀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

2.增强大学英语课程文化内容

针对当前大学英语课程缺乏文化内容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革。改革课程内容主要从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着手。目前，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上，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重视英语交流的教育，但是在文化素养的培养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应该制定一个符合使命要求的英语教学大纲，扭转当前偏重英语语言教学的课程设计，改变学生陷入“填鸭式”课堂的现状，使得学生在习得英语语言的同时具备良好的英语和汉语文化素养。同时，应树立双重文化对比的大纲制定观念，使得本土文化的教学更好地服务于英语文化学习。在编订大学英语教材上，应着力增添反映外国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当前很多教材编订者对此在观念上尚存在较大的偏差，认为开设文化课程，学习英语国家的文明文化才能明正言顺，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务正业[5]；传承中国文化只是汉语教材的任务，而英语教材只是向中国人引进和传播外国文化的一个工具。这种观念的错误使得课程的设计以交际工具为标准，厚英语文化薄中国文化。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应在英语教材中增加一些具有特色的英美文化和汉语文化，从整体上增强大学英语课程文化内容，为大学英语教学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创造良好的条件。

3.营造大学英语教学文化氛围

语言本来就是属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者说，大学英语教学就是文化教学，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文化。但是，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影响，过分强调英语语言本身的学习，忽视了它的文化性[6]；文化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必要内容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方面需要高校及大学英语教师从大学英语教学课堂“动手术”，切除不利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做法；另一方面需要积极营造浓厚的大学英语教学文化氛围。首先，要改革大学四、六级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四、六级考试已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考试，社会权重日益加大，负担的非教学功能越来越重[7]。进行这项改革，具体来说，要明确四、六级考试性质，不能以此作为高校评比条件；考试内容增加文化考核比重。其次，高校要制订注重文化传承、创新的大学英语教学制度。再次，大学教师要改变教学方式，改进教学方法，采用丰富的文化教学策略进行文化体验。除此之外，要广泛利用学校网站、宣传栏、报刊、杂志进行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方面的宣传。

4.提高大学英语教师文化素养

大学英语教师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重大责任，因此，教师自身良好的文化修养是顺利履行使命的关键。大学教师的文化修养的培养不但要从职前开始，而且要重视和加强他们的在职培训。首先，在大学英语教师的师资培养中应以母语文化作为教学基础。我们在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有汉语在参与其中，只有在深刻和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交际中发现汉语和英语的异同，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可见，良好的汉语文化修养是每一位成功的英语学习者的必备条件。因此，有必要在将来的大学英语师资培养和培训中强化中国文化的融入，使教学内容客观地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体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8]。其次，作为大学英语教师，他们同时承担着英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因此具备较高的英语文化修养也是必需的。在培养大学英语师资的过程中，重视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同时要更加注意汉语文化的渗透。在大学英语师资的在职培训中，要增强文化的培训意识，增加文化培训课程，加大文化培训力度，使他们不断积累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以便在教学实际中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总之，在大学英语师资队伍建设上，英语教师首先应树立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观念，平时注重文化底蕴的积累和提升，在向学生传播文化时，注重选择优良的文化知识，摈弃不好的文化，真正达到通过学习和使用英语来传承和创新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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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6）

随着当代经济文化发展，土族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也在发生着有目共睹的变化。从土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来看，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受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与民族语言自身的特点，土族语言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封闭，仅仅在本民族聚居地内部使用土话，对外几乎不说土话。第二，不同年龄，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土族语言使用也出现不对等的现状。年轻的一辈已然听不懂老一辈的土话，老一辈人也很少继续使用并教育下一辈人沿用过去时代的土话。文化程度越高的，使用土话的频率也就越低。受时代新语词的影响，在土话中找不到对应的语音发音，出现借用汉语或藏语语音表达新词语的现象，屡增不减。第三，在大通、黄南、民和、互助四地，因历史原因，民族迁徙，土族同其他民族杂居、混居，致使一些地方的土族已经完全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转用汉话或藏话，尤为明显的是大通、黄南，民和与互助部分地区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现状。第四，基于语言经济的原则，大多数土族同胞从思想和民族心理情感上意识到使用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们还是选择更为优势的语言进行交际与生活。土族语言使用发生变化，也影响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古老的土话只保存于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里，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年青的土族一代是陌生的，也是遥远的，所以保护的工作就落在了文化工作者的身上，借助印刷、录音、摄像等现代媒体技术，最初“活”的语言成为了“旧”的历史。作为土族身份象征的各种传统符号也在发生变化，尤以土族传统服饰最为明显，互助、乐都、大通一带的土族服饰，虽仍保持传统习俗，但也发生了变化。民和地区已基本汉化，同仁地区则已基本藏化。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土族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已由最初富有特定文化意义的仪式活动演变发展为被展示、被娱乐的表演节目。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7）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城镇家庭外语规划研究项目编号：2242016S30024；项目名称：江苏策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外语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5YYA003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瑰宝，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前在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越来越深刻，同时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国际间的文化交融也如火如荼。科学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遇到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只有不断创新保护和传承措施，才能真正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才能真正发挥语言文化瑰宝的魅力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的象征，是少数民族地方风俗和发展历史的直观呈现。随着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失及口口相传带来的传承难题等，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特色语言。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国际间文化交融的日益蔓延，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由于缺乏文本或纸质资料，在口口相传或代代传承中逐步地遗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国际范围内平均每一周就会有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丧失。可见，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虽然从名义上我国拥有56个民族，但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在使用过程中是多样化的，甚至一个少数民族就拥有多种语言，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的西南、、新疆等地区，几乎每隔一座山就存在一种语言。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过程中，仍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少数人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未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记载，这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当今时代里，随着新媒体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可以通过电视、上网等方式便捷地与外界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汉化的进程，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为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特别是一些仅有少数人使用的民族语言，他们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存在明显的短缺，这使得当地的教育资源稀缺，教师无法承担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因此，在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新技术、新环境等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

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网络文化、快餐文化等盛行，不少人认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了狗尾续貂，无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来开展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同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应该属于历史，不应该下大力气来传承，而应该直接舍弃。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和历史进程的见证，更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瑰宝。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语言是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这就使得语言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存在，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烙印和文化宝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质，语言中包含着故事、传说、寓言、哲理等，通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能够有效地挖掘语言中的这些文化特质，从而丰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等等，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发掘出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逐步地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取材地，一些影视作品等也通过挖掘少数民族语言来汲取丰富的营养。当然相比于被挖掘出来的文化素材，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的东西和内质是非常丰富的，仍有待开发与利用。

（二）少数民族语言中饱含着历史经验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它如同一台吸尘器，将千百年来的历史信息记录和收集起来，并通过代代相传和口口相传传承下来。

从少数民族聚集地出现到少数民族的繁荣、衰落周期等，都能够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得到体现。如满语的发展，是满族部落逐步兴起、并占领中原、一统中国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研究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从少数民族语言的演变中就能够获得答案。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帮助史学家深入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影响民族感情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象征，是少数民族同胞的情节所在。在当前新媒体技术及国际间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能够有效地维系民族团结，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情节和民族情感。一般来说，语言的消失会给这个民族或族群带来心理上不可弥补的创伤和心理阴影，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砖添瓦。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策略

随着少数民族语言丧失情况的日益严峻，我国政府已经认知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关键作用，并出台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旨在全面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受新媒体等冲击，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因此亟需采用科学全面的保护和传承策略，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长治久安。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立法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强制性地予以保护。国家已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国家民委承担了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和抢救工作，这些都从宏观调节上，强有力地保护了少数民族语言。但从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全局角度来看，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巨大的法律空白，这使得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在实践中常常遇到难以解决的难题和困境。因此，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该积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通过立法保护来深刻地全面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中，仅仅注重结果立法是不全面的，还应该针对性地进行程序立法，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环节及保护措施进行程序立法，不断规范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行为。此外，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桥头堡的作用，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来推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全面推进。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应该结合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的实际进度和实际情况，积极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共同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的切实有效地施行。

（二）大力开展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仅仅以研究人员的一己之力显然是无法深入开展的，更是难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效果与质量的。鉴于此，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中，应该积极开展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将民族语言的研究纳入规范化的教学体系中。一方面，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应该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将少数民族的语言通过数据库、信息技术等方式予以记录下来，深入挖掘少数民族语言中蕴含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内质。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加强其语言研究工作，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和角色。通过学科构建、体系优化等来深入地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此外，社会其他部门应该注重挖掘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经济元素，如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搬上荧幕、网络等。

（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

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学校应该成为起点，通过提升教师的民族语言的掌握水平，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的编订，通过优化和创新教学方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莘莘学子们，全面掌握本民族的语言。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开展双语教学工作。教师不仅应掌握科学的普通话，同时更应该了解和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习惯及表达方式。同时通过加强对教师素养的提升和培训，来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其次，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科学编订和修订语言教材。根据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实际，编写科学的全面的教材，使得教学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最后，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积极创新教学方式，有效地改良教学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整体教学质量，优化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结语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瑰宝，当前少数民族语言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在实践中，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立法工作，通过改良教学方式，通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等，能够综合性地全面化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8）

一、前言

方言是指同一语言中因地理区域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发音与日常用语。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以来，相关特殊行业如播音员、主持人、导游、教师等职业都要求有相应普通话等级证书才能上岗。但是在普通话覆盖区域越来越广泛的同时，部分方言电视节目却悄然兴起。那么方言电视节目的存在是否合理？它与地域文化传承有何关系？方言节目与地域文化的合理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方言节目的特色分析

我国地域辽阔，在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具有相应地域特色的方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追求渐渐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开始注重精神世界的满足。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方言节目正式迎合大众的普遍心理同时结合浓郁的地方文化兴起的一类节目。

例如，“央视小品王”的称号近年来一直被赵丽蓉老师和赵本山老师获得。赵丽蓉老师的作品中，充斥着浓厚的天津方言，同时迎合大众，将很多地域类幽默感与地域方言融合，同时经过语言类处理达到通俗易懂，渐渐被大众接受。赵本山老师的作品当中充满了浓郁的东北文化，多年来人们认为东北人粗犷、热情、幽默。赵本山老师在作品中，通过对相应语言细节和聊天方式的放大化处理，结合东北方言特有的腔调，在春晚小品舞台上大放异彩。同时在各省台、地方台，通过结合方言来进行地方新闻播报、杂谈、曲艺、娱乐、综合等各类节目。例如，南京电视台的《听我韶韶》、闽南语频道音乐选秀栏目《唱歌拼输赢》、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等很多节目在当地收视率居高不下。

1.方言节目中的语言魅力

笔者通过对多种节目的调查并且分析了各地观众的反馈意见，总结出方言节目的魅力不外乎以下三点：

（1）方言节目能够富含亲切感

语言专家对语言的风格进行了分类，如有的官方正式、有的诙谐风趣、有的认真庄重等。方言类节目一般采用当地方言，方言是随着当地文化传承而传承的，在当地方言都有着一种家的感觉。正是这种家的感觉，能够给观众带来一种放松、随行的感觉，观众们能够更轻松随意的接受电视节目中的讯息。当今社会生活、工作压力巨大，很多人都希望拥有轻松的环境，方言类节目正好提供了一个轻松的语言环境，进而被大众接受。

（2）方言节目利于增强自豪感

方言，作为一种伴随当地人出生到成长之间的语言。往往凝聚了当地人的家乡情结、故乡自豪感等，当地人在讲方言、听方言的过程中，有一种在使用“属于自己的语言”的感觉。方言节目中，大多数以谈话形式来进行。所以，在使用方言过程中，能够更容易的产生情感的沟通，甚至可以说方言是情感的最佳载体。观众在收看方言节目时，能够通过情感沟通自然的不如节目内容，拉近了节目和观众的距离。这也是方言节目的魅力之一。

（3）方言能够传达特殊含义

通过我国学者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发现，在地域文化中，部分特殊词汇、物品等无法用普通话准确传达意思，往往使用方言词汇能够更好的体现词语的意思。所以地域文化和方言之间应该是一种紧密依附、相辅相成的状态。

2.方言节目中的覆盖局限

方言节目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外地观众无法接受方言节目、策划方言节目难度大等。方言节目应该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素材，通过相应的趣味性改编来实现方言节目的合理定位。

三、地域文化在方言节目中的传承

1.注重地域的文化积淀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方言类节目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之一，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地域文化传承过程中必然依附相应地域方言，一个地方艺术的传承必须根植于地域方言才能够得以传承和发扬，方言类节目主要从语言形式、语言行为和语言内容上来表现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

2.强化节目中的文化保护

当今社会在极力保证一些非物质文化的消亡。部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已经随着当地方言的灭亡而灭亡了。我们应当在推行普通话的进程中对相应地方方言进行保护，因为我们在对方言进行保护的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艺术等进行传承保留着载体。

3.加强节目的形式多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方言节目在其他地区进行流传。其中包括电视剧、语言类节目、访谈类节目、娱乐性节目，等等。这些语言类节目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对相关地方方言和地方文化进行了宣传，同时也为我国民族融合和地域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契机。在方言类节目的播出过程中，通过方言中提到的一些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外地观众对当地的文化多样性会有深一步的了解。所以笔者认为，加强方言类节目的推广不单单是一种提高收视率的手段，同时也能为我国优秀地域文化传承和发扬做出一定的贡献。

四、总结

笔者通过对方言类节目和中国地域文化传承的分析和探讨可得出一个结论：方言的价值体现在它对地域文化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积极作用和载体作用。同时笔者也发现，在多年的传承过程中，无论是方言还是地域文化都发生了一些根据新时代特征的改变。这些改变体现在方言类节目当中，就是充分结合了当下的流行趋势。

方言类节目的出现，为电视台和相关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客观上，方言类节目也是地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载体，通过传承和传播的过程，对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进行融合的同时了也进行了发扬。这对我国文化保护、传承和发扬是一种积极影响。只要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对方言类节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保护工作，方言类节目能够承载着地域文化在未来的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李东.方言类电视节目发展动因研究[J].新闻界，2012，（3）：23-26.

[2]杨学明.从《有话日日倾》看方言电视节目[J].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11，（9）：28-29.

[3]肖簪.试论方言电视广告价值及传播策略[J].魅力中国，2012，（32）：21-22.

[4]王美雨.论影视剧中方言词的应用――以方言词“浪”为例[J].绥化学院学报，2011，31（3）：133-134.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9）

符号,是物质性的,它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它所传递的必须是一种规约性的社会信息。语言学者们认为:语言符号是以物质性的语音或文字作为信息的载体,语言载体虽都包含一定信息,但载体与传递信息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而且这种联系在一定社会集团内是共同确认的。

舞蹈属于非语言文字文化,但它们具有和语言一样的符号性、系统性、任意性的特征。舞蹈符号的物质性,是舞蹈者综合图像、色彩、声音所体现的动态形象,而且包括舞蹈者在表演过程中所在的环境,使用的服饰、道具与音乐等作为信息的载体,才能被人的感官接受与理解。因此,舞蹈动态形象所传递的符号信息,并非一般的或个人赋予的独特含义,它是本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舞者与观赏者所辨析的符号信息。

语言学者们认为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要使语言建立必须有言语,要使言语为人了解,必须有语言。引用语言学关于语言与言语的理论,解释舞蹈的“语言规律”与“言语特征”,可作这样的比较:动态形象犹如“言语”,一种舞蹈的表演形式犹如“语言规律”,舞蹈的动态形象是无声的“言语”,它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受到“语言规律”的制约。舞蹈动作、体态、节奏以及服饰、道具等,是“舞蹈言语”的物质性,它们只有合乎“语言规律”时才能被人们所理解。民间舞蹈的民族与地区性的文化特征,犹如民族语言与方言之区别,所以在发挥“舞蹈言语”的创造性中,既要加深“舞蹈语言”的规律性,又要增强舞蹈的艺术性与感染力。

按照符号学的理论,物质载体和信息之间的联系,任何一种符号与它所代替的事物、现象都具有“相似性”、“相关性”,与它所传递信息之间具有“规约性”的特征。民间舞蹈的符号性特征和一般符号相比较,可作如下的释义。

民间舞蹈中的“相似符号”,如模拟劳动生活、模拟鸟兽类等动态形象;“相关符号”,如民间舞蹈活动中的特定时间、场地设置的要求,所使用的服饰道具等;舞者的动作、姿态、手势的象征意义,和它传递的民俗心理与审美情趣等,虽远远超过动态形象的本身,但它受到民族与地区文化的制约,属于“规约符号”。因此,我们通过舞蹈者、舞蹈活动所展示的“相似性”、“相关性”符号,可以分析民间舞蹈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的各种文化因素,通过“规约符号”研究群体活动所体现的本民族与地区性舞蹈文化的特殊性。进一步,从舞蹈者本人的规约符号中,探索舞蹈者展示舞蹈文化的创造性与局限性。由于舞蹈符号的特殊性,就要求我们舞蹈研究者,应具备语言学以及多种学科的广泛知识,才能准确地诠释舞蹈信息符号的文化内涵。

二、舞蹈文化符号的特殊性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10）

民族文化传承，是以各民族为单位所承载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延续的基本机制，也是维系社会成员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基本生活方式的构成以及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内隐的行为模式等要素的综合体现”，[1] 正是通过传承机制，得以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不断积累，世代相传，最终成为“民族的标志”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既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延续，同时又自始至终地充当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工具和媒介。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族际交往的频繁，各少数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开始出现了双语乃至多语现象，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符号。“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语言是按一定规则组合的符号系统，被某一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的人们所公认，用以描述他们的客观世界和在其中生活的经历与感受”。[2]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双语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满足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或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双语不仅是各民族的语言使用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双语形成、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由其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心理、社会地位、居住条件、社会生活需要等各种社会因素制约并决定的。就整体而言，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决定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现象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少数民族因其不同的族群归属、迁徙历史、分布格局、通婚交往、等因素，在双语使用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分别属于氐羌、百越、苗瑶三大族群以及明清后迁入的蒙、回、满等民族。这些民族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逃避战乱和异民族的压力，在历史上大多都经历过了长途迁徙，沿山脉水系走向而进入云南。迁徙移动的结果，使得迁徙民族必然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到所到之处，也必然与当地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最后导致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生交流借用。在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由于云南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特殊地理环境，各民族在分布格局上也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特点。这种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规律有序的共处格局，必然带来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组合。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同属一个语族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是分属不同语族的民族，只要所处地域相邻近，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相当突出的。例如滇南地区的哈尼族属于藏缅语族，但其语言中却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属于侗傣语族的傣语以及一部分彝语支等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表现出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中的双语乃至多语共存现象。

另一方面，自汉代起，中原王朝就持续不断地对云南进行征伐、开发、移民、屯田，汉族人口不断涌入云南，汉文化也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强盛和广泛地传播。至元明清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大量增加并在人口比例上超过少数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并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普及，设立学校、科举考试渐成风气。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少数民族要更快地发展自己，要与其他民族交往，除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汉语，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出现双语现象的必然性。汉语文不但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自然很容易成为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所以从两汉时期起，云南就已开始出现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双语现象，而且这种有助于民族发展的双语现象后来又随着历史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至近代时，汉文化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既使用本民族语言又使用汉语的双语现象在这些民族中日益普遍。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并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双语现象进一步得到普及和强化。

二

双语现象是各民族语言接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构成双语关系，也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借用另一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沃尔夫假说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语言；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影响着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这虽然是萨丕尔理论的极端，但不可否认，语言确实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认知的思维定势和传达习惯。双语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单一语言媒介，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同时发挥着作用。

正如索绪尔所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3]语言是文化符号系统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体系，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无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里，本民族的口头语言是其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无论是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还是歌谣、谚语、戏剧、曲艺，都通过口头语言得到传承与延续。各民族的民族文学都储存于社会成员的记忆中，存活在民间大众的流通上。它以口头语言为媒介，以社会的人为载体，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信息传播，来实现各民族民间文学自身的历时性传延。在这种口耳相传、世代相承的传播活动中，接收者所获得的信息已不仅仅是若干具体的民间文学本身，他们还在其中领会和感悟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诸如天地的开辟、万物的起源、生产工具的发明、婚姻制度的演变、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风物习俗的来历等等。如果把这种口语传播的信息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不仅是各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学，而且其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规矩、习惯、禁忌以及上辈人的生活经验、常识、教训，也都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来实现从上到下、由老及幼的信息传承。

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本民族语言及其以汉语为主的异民族语言的双语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开始发生变异和分化。一方面，由于居住地理的相邻和生活生产习俗的相似，异民族语言开始进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例如哈尼族在历史上曾对汉语有过相当程度的借用。明朝以前，作为哈尼族命名方式的父子连名谱系是只有名字而无姓氏的。明朝中叶，中原王朝为进一步控制和同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手段，对当地土司赐予汉姓。滇南的哈尼族土官因倾慕中原汉族先进文化，首先分别接受明皇朝所赐李、赵、陈、钱等汉姓，并以此作为土司本宗及其所属臣民的姓氏。同时，在与汉族的频繁交往中，部分哈尼族还“以本宗支先祖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为准，再从汉族的百家姓中借用一个同音字作本宗人的共同姓氏”[4]，因此，属于同一个父亲血亲集团的哈尼族成员一般都使用同一个汉姓，并以其作为在“数谱认亲”之外区别不同父亲血亲集团的又一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名词也以借音的形式进入少数民族的语言中，使本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十世纪50年代初，大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汉语词汇进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人民、国家、民主、政府、政策、主席、总理、干部、主任、教育、学校、医院、法院、县政府、建设、发展、提高、拖拉机、抽水机等，这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强有力渗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也借用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主要是民歌曲调，填上汉语歌词后加以演唱，以配合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式征用。民歌中的主要歌词通常用汉语表达，而歌曲衬词则沿用本民族语言的传统唱法，双语并用在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有机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也因这种双语形式而得到相应的传承。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国内政治体制、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变革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少数民族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示新事物、新概念、新现象的词汇术语层出不穷，大量汉语借词也随之进入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改革、开放、责任制、承包、包产、交流、考察、公司、开发、电视、音响、摩托、洗衣机、冰箱、光盘、手机、扑克、日历、广告、旅游、沙发、联欢会、奥运会等。配合着这些新词汇的使用，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形式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再次得到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在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地区，少数民族用汉语来接待游客，讲解民族风情，用本民族语言来演唱传统的山歌小调，双语现象有效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发展。

三

从总体上来看，双语现象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们适应社会进步和生存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借用，在客观上能有效地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异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语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历史、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或者形成“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或者形成“自暴自弃”、“自卑鄙陋”的心态，因而对异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通常表现出或轻视或盲从的片面行为。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因从小接受了汉文化的学校教育，加之就业、外出、交往等活动的影响，对汉语的使用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甚至其中有些人就根本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轻视、排斥，以至丢失。

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和汉化程度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同的语言态度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接受异文化的程度不同也会在语言文字上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从本质上看，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内核，它通常表现为社会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文化认同感的强弱对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而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其既对本民族文化持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又对汉文化加以积极的吸收借取。然而单就其语言使用来看，则不论该民族的开放程度如何，也不论其对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如何，吸取借用异民族语汇的程度如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及其内部之间的交流，都一定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村寨，尽管汉文化也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社会成员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仍持有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滇南哈尼族村寨中的年长一些的村民普遍认为，是哈尼族人就应该讲哈尼话，这是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决不能忘记。对于那些因环境原因而不会说哈尼话的哈尼人，村民们心中是极为不满的。正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始终持有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所以其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传承。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双语使用只是民族交流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要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关键还在于通过双语的教育及使用来确实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文化归属感。只有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少数民族成员才能客观地认识和看待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影响，也才能正确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从而自觉地对本民族文化加以传承。

注释：

[1]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2] Porter， R. E.， & Samovar， L. A.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L. A. Samovar and R. E.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 reader （8th ed. ） Belmont， CA： Wadsworth. Pp5-6.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11）

更夸人欣慰的是.自1998年开始.每年九月的第三周被确定为垒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这种传承语言文字的举措着实值得点赞。今年又将其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高度，鲜明地突出了汉语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乖爱国情感。而我们所讲的国家“软实力”，实际上就是讲文化实力，指的是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心态、国民形象、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可见，语言所承载的“雅文化”的作用举足轻重。

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甚至比政治经济更为深刻乖久远。如果说，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面貌，那么文化繁荣则可以化育一个民族的风骨。所以大家当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雅文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无数宝贵精神遗产，就像灿烂的星河，熠熠生辉，令人心驰神往。因此，我们更应该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世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统一程度无须任何诠释。我们要让更多来自语言的“雅文化”深入校园、社区，融进每一个国人心中。尤其是负有传承语言职责的学校，一定要让学生多诵读经典，多接触传统文化。通过走近经典文化，传承中华美德，用中华民族“仁义忠恕孝悌礼信”等经典文化，规范指导青少年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让他们知道“天下为公”“宁为玉碎，不为瓦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无为而无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文化精髓所折射的熠熠光芒。

我们相信，在经典文化的浸润中，汉语言会变得更加优雅，文明之风尚必然成为社会永久的追求。所以，每个人都应时时刻刻从弘扬中华美德，传承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以“经典”为载体，不断培养自己的文明行为习惯，促进道德品质的提升，在经典文化中获得美的陶冶，塑造纯净优雅的气质，在世人面前始终如一地展示出彬彬有礼、谦谦君子的高雅形象。

毫无疑问，国家推广普通话，就是为了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所以，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们，勿忘在学生心灵最纯净、接受新事物最关键的时候，让他们接触最具智慧、最具价值的“雅文化”，感受祖国语言文化的巨大魅力，传承优秀的“雅文化”。要让学生经过长期的语言浸染、文化熏陶，在内心播下一颗颗优秀的文化种子，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选自“宿州文明网”2015年9月16日，有删改）

鉴赏评价

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切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二者对提升国家“软实力”，传承优秀“雅文化”的重要意义。旁征博引，内容深刻，启迪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