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方法大全11篇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5－0055－03

1　传统武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时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并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6项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作为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至今的，以套路、散手包括功法练习为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传播方式，以提高道德修养和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完全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可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特点等进行保护。

在目前竞技武术“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保护传统武术就等于保存了武术之根、武术之魂，意义尤其重大。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传统武术

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批准了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其划分为10个大类。目前各级政府正在制定国家、省、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武术占据了重要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进入各级第一批和第二批名录的传统武术已有40多项，见表1、表2。

3　统武术的保护方法

把传统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比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武术“挖掘整理”运动，更加突出了传统武术“活态文化”的特征，突出了对传统武术创造者和继承者的尊重，在保护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性是它的“非物质”性。在传统武术这种技艺被表达出来以前，人们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传统武术的存在。因此，与物质类文化遗产相比，传统武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更大。所以保护的重点不应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这些文化遗产的持有人!上世纪80年代的武术“挖掘整理”运动是对传统武术的静态保护，注重资料的收集；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动态保护，关键在于传承。陈氏太极拳被列为遗产，不是因为它留存的拳谱、器械，而是因为历代拳师言传心授的精湛技艺，这些技艺依附在人的身上，是一种活态文化。在旧时代，很多传统武术有“传子不传女”、“不立文字，口传身授”等习惯，使其传承之路越走越窄。 事实证明，只要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会消失；只要激励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就会不断进取，产品也会越发精益求精；只要鼓励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续招徒授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后继有人，绵延不绝。

3．2　“物质化”保护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物质类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是由“物质”与“精神”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的，所谓“物质类文化遗产”，就是通过艺人的表演或匠人的制作，将他们的智慧、经验与技艺“有形化”、“物质化”；而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艺人在表演或是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技艺与技能。纯粹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习惯上我们将文化遗产解构为“物质”与“非物质”，或是“有形”与“无形”只是出于研究上的方便，而不是说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以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分别出现的，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将文化遗产割裂开来并对它们实施分头保护。

传统武术属于技能与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实物收藏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最大优势是保存方式的直观性与客观性、真实性与不可替代性；而且便于展示，展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其最大价值的主要手段。当然，这种保护是一种静态保护，上世纪80年代的武术挖掘整理运动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但不宜作为主要手段。就现有科技水平来看，传统武术再现的最为简单、最为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多媒体记录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几乎不占用物理空间，或可忽略不计。(2)可以方便灵活地进行图文声像与数字信息的双向转换。(3)可以方便自如地对资料进行修改、编辑、排序、移位、备份、删除和增补。(4)可以高速、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传输。(5)可以方便、迅速地进行检索、调用。(6)一次性投入，投入产出比高，便于市场运作。

3．3　整体保护

传统武术的整体保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能体系的完整，一是生存环境的完整。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多种技艺和技能共同构成的，如果置其它技艺于不顾，只保护其中的某项技艺，即使保护得再好，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完整的传承下来。传统武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融会了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传统武术不仅包括习练方法、套路种类、技法运用、理论体系等，还包括门派典故、武林轶事、礼节仪式、练习口诀、传承制度等多种形式，它们一起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技能体系。

任何遗产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传统武术产生于农耕文明，鲜活的存在于民间，离开了民间的文化土壤，传统武术就变成了空中楼阁。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学习少林功夫要去少林寺，学习陈氏太极拳要去陈家沟”，就是重视传统武术文化土壤的最好注解。

3．4　原真性保护

根据文化现象所表现出的某些基本形态，可以大致将文化区分为“原生态文化”与“次生态文化”两类。所谓“原生态文化”，就是指历史上创造并流传或保存至今的、未经任何刻意改变的传统文化；所谓“次生态文化”则是指那些在传统的、在原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正是这种未经“污染”的原生态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佼

佼者。

在金牌导向的冲击下，传统武术已经出现了异化，有些传统武术套路具有了长拳味道，充斥着高、难、美、新的动作，正在失去传统武术古朴、实用、精悍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意对“原生态”传统武术的保护。

3　5 自主化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主体是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而不是一些政府、商界、学界或新闻媒体，要积极发挥传承人的传承自主性，禁止某些机构越俎代庖。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武术搭台，经济唱戏”，不顾武术传承和发展的本质规律，拔苗助长，使民俗变成了“官俗”。对这种倾向要坚决抵制、克服。

3．6　濒危遗产优先保护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人的病危或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成为濒危遗产，譬如《二泉印月》等著名民乐就是在艺人阿炳病重的情况下由音乐家杨荫浏等人抢救保存下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都提出了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标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也制定了具体的评审标准，这三个权威文件都指出人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出现某种程度的生存濒危性。 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来看，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如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杨氏太极拳和陈氏太极拳，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开展最为广泛的太极拳种类，其理论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习练人群数以百万计，它们的濒危性比起其它种类太极拳要差很多。

3．7　保护与利用并举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2）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2

2011年6月1日，我国首部“非遗”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长期以来，我国“非遗”保护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将结束。

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在“非遗”方面可谓璀璨多姿，但是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在 “非遗”保护工作上也面临着困境和难题。

一、“非遗”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许多千百年来相传承的东西正在或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褪去。全国各地对于“非遗”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

过去，我国在接受 “非遗”方面一直存在一些疑虑和误区，比如说很多人会有疑问：“传统都是好的吗？”再比如说有人也会问：“剪纸怎么成了无形文化呢？纸不是有形的吗？这些年来，这种状况逐步在好转。我国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逐步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各地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积极性在高涨，做得也越来越专业，有一些举措对于保护珍贵的“非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在“非遗”受到普遍关注的同时，一些地方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大力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味地将“非遗”作为功利性赚钱工具使用，使得文化的色彩日益淡化。

我国很多地方在开发和宣传“非遗”时，让专家学者和民众很是担心。比如说某项“非遗”项目在性质上并不适宜公开表演和取悦游客，而是属于较为严肃的民间仪式活动，它或许承载着敬畏天地、祭奠祖先和教育下一代等社会功能，结果却很可能被误用了，让人们去观赏花哨的服饰以及热闹的场景。这样一来，不仅会让那些局外人“误读”其严肃的内涵，还会让应该传承这一“非遗”文化的人们，失去原来对这一仪式所应有的庄严感、神圣感以及敬畏精神。这属于文化内核被误用和置换了。这样的倾向很令人担心。这种纯粹出于商业目的开发，通常都会走样，因为这些人首先并不会去尊重文化，他们只会考虑如何将一项“非遗”包装成商品卖出去，这就会对“非遗”造成很大冲击。

二、《非遗法》的中国特色

《非遗法》共6章45条，包括了总则、非物质”非遗”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5个方面。其中，设立了非物质”非遗”保护的3项重要制度，分别是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

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较为特殊的制度，但是对于整个人类“非遗”保护工作都有积极的示范作用。我们在国际上也多次讲过这一制度的意义和特点，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都对这一制度的创立和实践有非常正面的评价，认为其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国特点，是中国在”非遗”保护实践领域为人类社会摸索出来的一项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制度。

而且，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非遗”4级名录制度，从乡、县、市再到国家，一路上来，能比较好地涵盖我国境内各个民族的优秀的、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非遗”项目。这也方便了从国家层面较为全面地掌握“非遗”的“矿藏”。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是一级一级往上推荐的，这就能够将那些最优秀的“非遗”进入到部级名录中来。可以说，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的设定，是“非遗”保护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传承与传播的制度而言，也是比较重要的。目前，“非遗”受到了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整合的冲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是附着在那些传统生活方式上的文化事项的改变乃至消失。我们建立一套传承与传播的制度，是希望通过一种有效的运作方式，让“非遗”能够比较好地传承下去，一些有基础的项目甚至能得到比较好地复兴，一些已经走出人们视线的文化项目也能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样本。

三、“非遗”保护的措施

（一）落实领导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非遗”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规划。要建立健全“非遗”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成立国家”非遗”保护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非遗”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非遗”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非遗”保护协调机构。要建立“非遗”保护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以及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要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

（二）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推进“非遗”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严格依照保护“非遗”的法律、行政法规办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抵制和制止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决定和行为。严厉打击破坏“非遗”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造成“非遗”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充实“非遗”保护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执法不力造成“非遗”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强队伍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非遗”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非遗”经费投入。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性。加强“非遗”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

“非遗”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非遗”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非遗”保护工作水平。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3）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存留下了十分丰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述非遗)。这些非遗既是中华民族经年累月创造出来的不可再生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数宝贵的非遗都在走向衰落和灭绝，如果不对其加强保护，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终将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尤其广西地区作为我国11个民族聚居地的集中区域，遗留下来的非遗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历史厚重，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对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的法律框架的研究是确有必要的。

一、广西非遗保护的国际法渊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就开始关注非遗的存在及应当如何保护的问题。尤其在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一些国家，对于自己国内的民间文学艺术十分重视，也一直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民间文学艺术的盗用现状。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传统文化资源受到窃取、迫害的国家之间才联合起来制国际性条约并相继通过国内立法区保护其非遗，且这些条约保护的非遗也仅限于已形成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①直至发展至今，非遗保护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定体系、规范。中国自古以来都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保护工作，从戏曲杂艺到文学艺术，从声乐舞蹈到民族歌舞，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厚重的文化瑰宝，一直传承至今，少有断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中就有收录我国的昆曲艺术，到2003年公布的第二批名录又收录了我国的古琴艺术。同时我国也非常重视国际上对非遗保护的法律构建工作的开展，并于2004年8月加入了《保护非遗公约》，与其他缔约国之间订立多个友好条约，为国内非遗的传承、发展，以及国内非遗保护的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自2005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遗保护工作在国家文化部和非遗保护中心的具体指导下，就受到各级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重视和保护。2005年，广西政府出台了《广西政府关于加强我区非遗保护工作的意见》;2007年到15年广西政府共计公布5批非遗名录。部级非遗名录中已在册44项。②2016年10月，广西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区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提出建设左右江革命老区知识产权特色区，挖掘少数民族物质与非遗等知识产权资源，对广西地区非遗保护工作重申重视和保护。

二、广西非遗保护的国内法渊源

第一，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性大法，早在1954年就对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宪法第4条，第119条以及第122条款的规定表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视，从财政、人力、物力、技术、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第二，我国在加入《保护非遗公约》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内非遗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从2005年将非物质文化保护列入人大立法安排后，在多次调研并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我国非遗保护进入了法律保护的新阶段。其中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也标志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关于自治区内非遗法律保护的文件及法规规章规范等都有法能依、有法可依了。③第三，在我国其他基本法中，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有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一些环保方面的法律规范如《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保护法》、等法规中规定的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也产生比较有效的保护作用。④

三、广西非遗保护的地方法律构建

对于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现状而言，拥有一部地方特色的地方法规尤更能有效的保护广西地区非遗。事实上，追溯我国非遗地方法律保护的历史，早在2000年时，云南省就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失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保护非遗的地方性法规。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制定了地方非遗保护规范，这些地方法规的出台使得非遗保护逐渐走向了法律化、规范化，为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的法律构建提供了有益经验。广西亦在2005年就出台了《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为广西非遗保护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⑤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不断出台非遗保护的相关性文件，且到今年止，广西已经公布了5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作名目，可以说已经远远走在其他省、市、区的前面。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4）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 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及文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内容上规范了部级与国际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总政策的制定，通过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作为主体，采用合理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技术或者行政措施，也包括必要的财政措施，通过诸多方式的措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立的目的还包括不断开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合作和援助。通过国际合作不断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与经验，通过共同的行动及统一的援助保护机制，不断促进国际上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等等诸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金保障机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该项基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存在。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条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方面的要求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该公约在我国适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方面亟待加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用来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规定的基本法律。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见的是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中我国应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应尽快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机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需要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消失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由于受各种经济利益或者不同动机的驱使，我国的某些地方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意识及做法。举例来说，有的行政区域热衷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有的行政区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这些因素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操作来看，对我国而言，该公约的适用需要通过将公约的大多数规范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该公约被我国的国内法所接纳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公约的适用来说，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衔接需要一定方式的转化与并入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规范效果。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策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环境的完善。从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来说，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国内法的基础外，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合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环境。法执行力度的强弱，对法律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来说，除了要有立法上支持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等诸多方面的保护力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离不开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支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媒体等，应不断强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手段。需要不断普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诸多科学常识，也要普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公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贯彻到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基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机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确立适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法律的层面出发，通过法律手段确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具体包括规划制度、普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机制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联系的制度。具体的保护制度指的是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区域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必要的工作日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同时还要以区域为单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及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通过名录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代表制度，即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进行有规划的保护，包括资金援助或者相应的传承支持。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上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效果，举例来说，我国公布与实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与义务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确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密切的工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手段，对我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资料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区域列入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从而对其实施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主体的配合。需要不断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编辑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5）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模式的介绍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我国提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越发体现其独有的价值和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也在逐渐丰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概况

追本溯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说是和共和国同步。早在新中国筹建之初,就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体现了我国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最初理念。具体表现在该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的保护就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形态的保护。这可以视为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始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相关立法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最有进步意义的是1997年国务院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该条例中规定:国家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实行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促进本地区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对于泄露技术秘密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本条例的进步之处是把非物质遗产中的手工艺作为保护的对象,明确了各级政府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责任,并为传统工艺美术设置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2004年我国正式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公约》,自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2005 年3 月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作为《意见》的附件同时印发。在同年的12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自 2006 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

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用与管理办法。2007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商务部、文化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各地在开展老字号普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老字号的传统手工技艺、资料和实物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而本通知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家行政机关的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也逐步建立。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均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地方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工作全面展开。

在急切期盼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法律责任,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简单的回顾,我们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包括了宪法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逐步形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核心,各项行政规范为具体措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6）

组织机构方面。2009年省文化厅挂牌成立非遗处，全省现有4个地级以上市文化主管部门设立了独立的非遗科，其他多在公共文化处（科）或文物处（科）加挂牌子，部分地区甚至无专人负责，工作联系处于被动状态。2005年在省文化馆加挂省非遗保护中心牌子，至今仍没有独立编制。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除个别市县有独立编制外，大都挂靠在文化馆内。

基础设施方面。广东现有6个地市、14个县区建成市、县（区）级非遗展示馆，省非遗展示中心项目列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重要建设内容，但该项目建设用地一直未落实。许多地市县区未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日程，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整体化、科学化进程，严重影响非遗保护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专业人员方面。许多市县（区）没有专职和专业熟悉非遗保护工作的研究人员，整理、撰写有关材料能力不足。一些兼职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分管领导和专家小组成员对非遗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非遗的评判标准把握不准确，高素质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非遗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和前瞻性研究缺乏，规划、政策落实不到位，措施不具体，工作科学性欠缺，严重影响了非遗保护工作。

整体性保护方面。文化部于2010年批准设立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我国第五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也于2014年2月由文化部专家会议通过，已按程序报文化部批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计划设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省文化厅分两批批准设立了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雷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和瑶族文化（连南）、（乳源）等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因地方政府、专家观点分歧较大，潮汕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进展缓慢；非遗保护实验区规划整体性不足、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不利于非遗保护可持续性发展。

法律法规方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于2011年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后国内第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2008年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14年修订出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配套出台《2014年省非遗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14年9月《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广东省粤剧保护办法》（草案）已经提交省法制办审议。但因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不配套等问题，认定的传承人存在获得外国绿卡和香港、澳门等非广东辖区居民情况，出现了“候鸟式”、“外省籍”传承人等现象，给相关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建议

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探索非遗保护工作的“广东经验”，使非遗保护工作中“广东模式”更加完善，建议如下：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工作原则第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需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需要发挥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需要政府分管机构牵头组织非遗保护机构，发挥专家智囊团作用，建立咨询研究和督办检查机制，吸纳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因此，构建省市县三级独立编制的非遗保护机构迫在眉睫。

完善考核督办和激励引导机制。一是集中督导。以政府名义开展非遗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导，督促各级政府将非遗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逐步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提升辖区内非遗保护工作水平。二是建立考核督办机制。需要将非遗保护纳入对县（市）区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与民政、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工作一样，同布置、同督办、同考核。定期或不定期由省级非遗保护部门组织对市、区及县（市）区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进行督办检查。三是健全激励引导机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资助扶持、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与教育培训部门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对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懈怠非遗保护工作，造成非遗项目遗失、破坏的单位和个人，依情节轻重进行告诫惩罚，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健全协调机制。经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于2006年牵头8个厅局建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成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并制定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2013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但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趋势，经济开发或城市拆迁中涉及文化场所、珍贵实物等非遗项目的很少征询文化部门意见，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文化生态壁龛被消灭，让非遗保护失去了生存基础，非遗需要加强整体性保护力度，单靠文化部门难以完全解决。因此，需以政府名义建立非遗保护长效协调机制，对各部门涉及非遗的工作进行指导与规范。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7）

作者简介：郭婧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受到破坏，甚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消失，更是国家文化的一大损失。另外，还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恶意造假、仿造等来给自身带来利益，严重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无法满足当今文化遗产的保护趋势，应打破传统法律法规的约束，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此，本文主要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及突破进行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被团体、群体、个人等视为文化遗产的表演、实践、知识、表现形式、技能等以及相关的工艺品、实物、工具等。主要范围包括：表演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口头传说与表述；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实践及相关知识；社会礼仪、风俗、节庆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是先辈们劳动的成果、精神的传承，能够充分体现出民族文化风俗、历史传统文化等，是国家以及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库。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能够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历史等充分的体现出来，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就是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通过弘扬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利益分配不均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加工包装之后，可以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从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分配情况来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的开发观念较弱，为了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利益，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而在合作过程中拥有者往往会处在被动的状态，到最后拥有者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也不高，大多数的利益都被企业所占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较为严重，不仅对非物质文化异常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性，甚至对拥有者的个人利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二）权利主体模糊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属于思想体系的文化传播。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时间较长，很难确定其主体，没有主体很难对其实施法律保护，就造成相关的义务却没人履行，更没有人去承担其责任，从而消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有效性。另外，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但是，由于政府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的局限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存在模糊的现状，不利于法律保护工作的开展，更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三）使用不合理的现状

通过以上的分析以及实践中能够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是，当今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等原因，使得一些为了给自身营造一定利益的人员，恶意仿造、改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买卖，直接损害的权利主体的根本利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不合理的现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以及法律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都产生一定的制约。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突破的优化措施

通过以上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了解到，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并不完善，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假、仿造的现象较为严重，再加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遇到极大的困难。

（一）对利益分配的方式进行合理调整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8）

惠州市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截至目前，惠州市拥有部级非遗保护名录两项(惠东渔歌、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1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54项、县区级非遗保护名录95项。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州市应该采取建档保护在内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千年历史的活态遗存。

1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现状

非遗建档保护，就是将非遗的项目情况介绍、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展演的图片音像、名录项目申报资料等，收集制作成档案，并根据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保护。建档保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多少艺术档案（还必须是符合档案质量的），就有多少艺术财富；有多少艺术档案留给后人，就意味着有多少历史艺术遗产传给后人”。

1.1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所做的工作

1.1.1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惠州市重视非遗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2005年国务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惠州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近几年来，惠州市借助申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根据各类非遗项目的特征及存续状况，通过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对全市的非遗实行了分类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取得了明显效果，初步建立起了功能较完善、布局较合理的非遗保护网络。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体制机构与法规制度。惠州市从市到各县区、乡镇街道都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制订了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非遗研究所等。市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了《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管理暂行办法》《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等五个专门关于非遗的行政法规。二是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惠州市组织对全市非遗进行了普查与分类整理，制作出了全市非遗分布图，并在全市推广建设非遗的传承示范基地和生产性示范基地。目前，惠州市有惠东渔歌、龙门舞火狗、小金口麒麟舞等三个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博罗百草油制作技艺生产基地等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惠州市还通过给予传承人补助、启动“非遗学堂”项目、开展传承人带徒学艺活动等措施，培育非遗项目的继承人。1.1.2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检索、编研和利用八个环节。目前，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相关部门对老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笔记、录音录像、拍摄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遗资料；第二，相关部门将收集到的民俗、民歌、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整理，包括实物的、纸质的、照片的、录音的、视频的，基本上建立了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同时进行了重要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

1.2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惠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和轻管理的情况。同时，由于观念、资金、部门配合等原因，惠州市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不足。1.2.1专项经费、硬件设施及专业人才存在欠缺第一，惠州非遗建档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尚没有专项经费；第二，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是非遗档案的主要搜集和保管单位，但缺乏专业的档案库房与档案设备；第三，惠州市没有配备专门从事非遗档案管理的人员。1.2.2尚未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档案数据库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06年就建立了非遗数据库，但已经出现了存储空间不足、功能滞后的问题。同时，非遗数据库里虽有大量资料，但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档案分类管理，显得较为杂乱。而许多镇级的非遗保护中心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存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空白点。1.2.3基于档案资源的非遗编研、宣传不足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非遗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编辑出版了《惠东县渔歌客家山歌业余学校教材》《客家山歌民间歌谣》《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惠州水北民谣（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巡礼（2010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2012年内刊）》等著作和十余本普及性刊物。这些出版物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价值，但相比庞大的非遗资源，编研、宣传仍不足。

2完善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举措

2.1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

有法可依是非遗建档保护取得真正实效的必要保障。目前惠州市在非遗档案管理方面缺乏明确、详细的法规制度和操作办法。因此，惠州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第一，惠州市要尽快制定出关于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相关条例，并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部门牵头，对非遗的建档主体、建档流程、知识产权归属、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作出部署；第二，在相关条例没有出台前，非遗保护中心应当和档案部门密切合作，建构非遗档案的业务标准规范，如接收办法、征集办法、鉴定标准、归档范围、所有权的界定以及保管期限等，从而使当前较为迫切的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具有明确、科学的操作性。

2.2建立非遗档案的协同保护机制

非遗建档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做好。然而现有法规对非遗的协同保护、保存都是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建档主体和保管主体、具体的协同机制与程序，都缺乏明确规定。惠州市应该克服和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战、重复征集、档案遗漏的现象，建立良好的共享系统与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并根据非遗档案的收集、分类、保管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及规律，形成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以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为主导，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传播和展示功能的非遗建档保护的协同工作体系。

2.3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

惠州市县两级已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濒危项目抢救等保护、保存工作，如根据《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对成功申报省级和部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都有资金扶持。在建档保护方面，惠州市虽然也有经费资助，如2016年下拨16万元更新非遗数据库的专项经费，但没有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惠州市2016年GDP达3390亿元，人均GDP达7.1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61.3亿元，有着较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惠州市应该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拨给非遗保护中心统一管理和规划使用，专门用于非遗普查资料的分类归档、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非遗濒危项目的采集整理、非纸质档案（如传统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的图片、音像、多媒体）的采集整理、库房设备与档案设备的购买和维护、非遗档案资源的编研与宣传等。

2.4建立惠州市非遗档案数据库

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数据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智能管理的软件系统，建立档案数据库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惠州市应该高标准地建立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促进非遗档案的统一管理及资源整合。非遗档案数据库里的档案，应该包括非遗活动档案、传承人档案、非遗保护档案。这些档案的分类与存储，应该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档案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便于查找和利用。同时，惠州市应不断提高非遗档案数据库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设置有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功能，保证数据库安全。

2.5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

非遗项目传承人是非遗产生与生存的原本环境，传承人的叙述和展示，体现了非遗的原貌。惠州市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如现在给予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但建档保护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目前，惠州市关于传承人档案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不足，如惠城区汝湖镇的绳结艺术，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传承人基本没有了，而文字、声像资料也没有保存。因此，为了不“人亡艺歇”,惠州市应该不断加强传承人档案建设。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主要包括：文字档案材料的收集、图片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在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中，惠州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因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较突出，惠州在世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60周岁的已达50%以上，所以惠州市要积极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并为其建档，尽可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6推进非遗档案的优化利用

首先，非遗档案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要优化利用，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信息介绍、咨询与利用服务，同时通过编研、宣传等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其次，非遗保护部门应该与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民俗馆等进行合作，深入挖掘非遗档案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非遗展览、非遗演示、专业培训等形式，生动展示与积极宣传非遗，使非遗作为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环境中。再次，惠州非遗档案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将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最后，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应该联合档案、文博部门以及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资料整理、文献编研以及书籍音像出版的工作，挖掘惠州非遗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9）

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后又在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已然引起了重视，近年来更是在国内外出现大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第一次明确规定是在《公约》中的第二条第一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公约》随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而我国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界定，结合了《公约》的规定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其范围在此基础上更加具体化，可以看出，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是具有浓厚的我国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传统文化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2011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我国成为《公约》缔约国后，为履行公约义务而颁布的第一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立法。该立法从基本原则到保护形式，比较完整地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

而在地方的法规条例也很具体详细，各省几乎都有本省的立法。例如2002年云南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即《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同样出台较早的还有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还有江苏省、广东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都颁布实施了本省的保护条例。此外，不管是地方立法还是中央立法，都认识到了采取数字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均开始立法规范这种保护措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一） 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在此文中只是就其中的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另一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也是一种新型手段，而经过数字化技术加工处理过后的作品的版权归属也是现阶段一个关注度很高的问题。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客体之间是有共通性的。根据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知识产权表现为著作权、商标权和实用新型等权力。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识别性标识和传统科技三类。所以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保护法》则突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和传承人的正当权利保护。该法第5条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和传承人的正当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主要分为个人主体、群体主体和国家主体。而在具体的情况中，非常大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始发源者是无法确定的，当然一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也不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贡献，是长时期以来传承创新的结果，所以很少会有个人作为权利的归属主体，为了便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行使和管理，笔者比较赞同的一种模式是可以采取确立权利代管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管理，这种权利代管机构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基础上得到确立。②

其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成品的知识产权归属。例如，将剪纸手工艺人的剪纸过程录制下来，保存至数据库中，这是对于剪纸艺术的传承是非常好的一种手段，避免了以后剪纸艺术的失传和失真。但是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应该属于谁？需要慎重考虑。根据《著作权法》的第42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仅仅享有权利，因为在后款又有规定“被许可人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手工艺人的表演者权是受到的保护的，即应该纳入《著作权法》中的表演者权的保护中，在此就不在赘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问题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问题来说，笔者认为，这与其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在这里依然可以分为三个所有权主体，即国家、集体和个人。

国家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和特殊性，是学术界对其研究大多侧重于理论方面，具有较强操作性、可行性、实践性的研究还较为少见，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需要依赖于强有力地政府的支持。因此，有学者认为，浓厚的行政权力的介入没有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私权属性，其不属于私有财产，而属于政府介入的公权利。再者，法律中也有确立文化部门的行政管理地位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和自治机关负有维权和提讼的保护原则。③政府主导的保护非遗工作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进行的保护，其实质是公权力的运用。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也是可以作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人的。

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包括了民族和社群。虽然法律中明确了政府主导的保护非遗的原则，但是决不能否认传统社群的文化贡献，否认其创造的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时罔顾传统社群的利益，伤害传统社群的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虽然上文有说到集体是可以作为非遗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人的，但是在所有权上实行却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真的按照集体所有人制度的话，且不说是按照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来进行权利分配，单是出现利益纠纷的时候就很难解决。

个人所有。许多的民间传统技艺都是单传的，所以，将所有权归于个人也是比较合理可行的一个方案。个人所有权这一问题主要的焦点就在于非遗的传承人、持有人与使用非遗的外部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分配。因为保护非遗还是要注重“人文把握”，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鲜活性和文化生态平衡才是最根本的目的。

（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问题

在保护期限上，国内的众多学者都认为应该无期限的保护下去。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一般为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而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则没有期限限制。如果适用《著作权法》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一是著作权无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内容进行保护，即使是民俗表现方式，也未能保护其全部内容；二是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过后，绝大多数的民间文学作品，就表面来看大都会出现进入公有领域的尴尬进而产生消极影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群体通世代相传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智慧结晶。这一权利的掌握是由其群体范围内的所有人共同所有的。并且这种权利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群体的生活习惯等特征密切相联的。但信息的公开和公有并不等于每一个群体的成员都能掌握和运用，也不是不特定的任何人都可随意享用的精神财富。④因此如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期限问题，以及保护期限能够延长到何种程度都需要仔细考虑。

上文也有说到录音录像制品的问题，同样，录音录像制品也面临着保护期限的限制。在首次制作完成50年后进入公共领域。就现在的情况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保护是不应该有时间限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的特性就是长期的不断地发展、传播、传承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完善的，如果对其进行有期限的保护，必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一方面传承人或者外部第三人会在期限内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宣传以获得更多利益，从而导致最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不应当限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不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沉淀。⑤

相比较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这三种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为相近，因此，可以利用地理标志的权利永久保护性这一特点来适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延至永久。不过地理标志有一个缺陷是它的亲农性，没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都包括进去。笔者认为应该在立法上单独开辟一条途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单独做出规定，而无需借助其他权利保护的模式来适用。（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CFX012”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 冯晓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保护[J].知识产权，2010.5（117）.

② 程惠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N].经济观察报，2006-06-12.

③ 臧小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特点及立法建议[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在我国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该《草案》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转引自安雪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与互动[J]，河北法学，2007.（12）.

④ 安雪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与互动[J].河北法学，2007（12）.

⑤ 冯晓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保护[J].知识产权，2010.5（117）.

参考文献：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N].中户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2）：138-145.

[2] 裴张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28（4）

[3] 冯晓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保护[J].知识产权，2010.5（117）

[4] 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J].山东社会科学，2010（3）.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10）

2011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是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具体措施，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坚实保障。为全面贯彻《非遗法》，并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显得尤为迫切。

2014年，文化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非遗法》的精神和原则，对部分规章进行修订完善，起草制定了与《非遗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如：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今后一段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起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目前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这些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表明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法保护工作正在快速深化，并在工作实践中得到具体实施。

依据《非遗法》中规定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与传播制度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表述， 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调整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国家层面完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各地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及文件。 2014年，《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办法》《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先后出台。截至 2014年底，我国已有 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修订了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多层次的法律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二、适应当前国情，适时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面临着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原有生活方式和传统聚落空间发生改变，藉此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文化空间及文化形态也面临着不断调适的境况。因而，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极为关注的问题。

2014年“文化遗产日”围绕“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的主题，文化部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和宣传展示活动。 2014年 6月，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新农村建设社区代表等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进行深入、广泛地讨论，并就《文化部关于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意见（提纲）》展开讨论。基于湖北武汉江欣苑社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会议认为，城镇化进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不是根本性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基本规律认知和把握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关指导政策的制定和及时出台，能够为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的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路径。

2014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为保证文化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受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了 “‘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课题”研究的组织实施工作。此课题通过全面、客观地梳理、总结“十二五”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提供了学术支持和决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就“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向纵深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及进一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力度等问题提出建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进程

（一）推进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

通过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对保护对象予以确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 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次评审工作，首次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提高了对申报文本、图片以及录像片的相关技术要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规范了申报程序。 153个新入选项目和 153个扩展项目中，包括许多反映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农耕文明和民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加突出了《非遗法》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的意义。

（二）强化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职尽责的监管机制

项目保护单位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具体保护计划和措施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和核心机构。文化部为了强化对保护单位履职尽责和绩效的监管力度，定期根据各项目保护单位的履职尽责能力、条件和绩效等因素对项目保护单位进行适时调整和重新认定。

2014年3月，文化部了《关于调整和重新认定部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决定对鼓舞（花钹大鼓 ）等121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加上 2013年调整和重新认定的 433家项目保护单位，目前文化部已调整和重新认定了 554家项目保护单位，标志着我国对部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方式全面推进，不断深化

1.抢救性保护全面实施

抢救性保护方式主要针对由于主观和客观、内部和外部等因素，致使面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 2014年，文化部继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具体工作。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承担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业务标准（试用稿）和技术标准（草案）已经制定完成。为推动两项标准的实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启动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等。制定的《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目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各地纷纷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如：内蒙古积极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双百工程”和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技艺技能抢救项目》;江苏省结合省级以上濒危项目抢救性保护和高龄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实际，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性项目抢救性记录实施方案和评估标准研究工作;河南省组织实施了“河南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通过对稀有剧种表演团体的生存状况、剧目生产和演出状况、经费和硬件设施状况等方面进行细致调研，基本摸清了当前河南省稀有剧种的生存现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收集了大量剧本和道具等珍贵实物，推进了河南省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2.规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立项程序，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经验

整体性保护方式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其实践者的生产生活方式、情感交流体验和精神追求等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基本规律，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目前，文化部以划定特定区域，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2014年，文化部批复设立了格萨尔文化 （果洛 ）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 （鄂西南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截至目前，共设立了 18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自2007年文化部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经过 7年的探索实践，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思路、模式和具体措施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014年10月，文化部在山东省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论坛”，论坛围绕着“加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促进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通过专家发言和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代表的经验介绍，共同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有效途径。

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既要对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也要重视民居、古建筑、历史街区和村镇、重要文物等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需兼顾到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的具体体现之一， 2014年，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的指导意见》，评审了两批共 600个中国传统村落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通过 2014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其中 18个予以补助。目前，文化部会同住建部等部门共同评审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994个，三批共计 255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正通过多渠道、多层面不断地深化实践。

3.深化生产性保护，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在活力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的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 2014年，生产性保护工作得到有效推进，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传承人都更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活态传承。 2014年10月，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在山东省济南市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非遗：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主题，展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突出了生产性保护工作成果。

为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育民、惠民、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开展生产性保护活动，探索和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效机制，促进活态传承。 2014年，文化部命名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59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单位入选。至此，文化部共命名了两批100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进一步推动生产性保护， 2014年1月，文化部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政法司、改革办赴江西、贵州、云南开展实地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初步的优惠政策建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通过建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内在动力。以山东省为例，截至目前，山东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户达到 39170多个， 2014年营业收入 196.26亿元，利税 30.11亿元，从业人员达到 265万余人。

4.推进和完善数字化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及数字化保护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和重点工作。

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标准》论证和修订工作。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0个分类为基础制定的相关标准，为全面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

各地在数字化保护工作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工作，如安徽省在 2013年度完成 60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的基础上， 2014年继续与文化部信息共享工程安徽分中心合作，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采录工作。目前，安徽省已经完成 2014年度 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录工作的拍摄任务和专题片脚本的撰写任务。

四、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需要场所等基础设施提供保障，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得到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 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一批具有较好传承潜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但目前面临一定困难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选并给予了支持，以改善其保护、传承和利用的设施条件。经组织专家评审，发展改革委将 96个建设项目纳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库，并下拨了 2014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 2.099亿元，对河北、山西、、内蒙古等 21个省区的 3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补助。

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与传播

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 4月在北京举行的 “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9月在陕西举行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重要的国际文化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展演活动被作为了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内容。南京“青奥会”期间，中国文化小屋在“青奥村”内最早对外开放，屋内不仅有剪纸、篆刻、泥人面塑、戏剧脸谱绘制等现场展示，还有古筝演奏、京剧演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北京 APEC会议期间，主办方在人民大会堂、颐和园、首都博物馆等都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台。 2014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太极拳、书法培训受到欢迎，中国传统年节、民俗活动得到了广泛传播。 2014年6月25日，第48届“美国史密森民俗节”在华盛顿开幕。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并举办“中国：传统与生活的艺术”主题活动，超过 100万民众到场参观。这是近年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民俗艺术对外交流活动。 108位民间艺术家作品的集中展示，让美国观众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亚太中心 ”）在 2014年通过在境内、境外举办培训、研修班以及国际会议等，加强了我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交流。 2014年，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撰写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报告》基础上，亚太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信息与网络中心合作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报告》，这是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为宣传和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做出的切实努力。

随着传播力度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深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仅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同时，也推动了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工作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六、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保护意识

社会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所有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与传承者，只有紧紧依靠社会民众的参与，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2014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了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暨“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颁奖仪式，为获得“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的60位传承人颁奖;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获得首次设立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这一奖项的设立，是为了表彰为支持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了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如，浙江省在 2014年成立了“浙江省企业家振兴民族文化促进会”;河北省与新浪网共同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之旅”团体自驾游活动，吸纳了车友、文化名人和媒体人参与其中，探访了全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省成立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旨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全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七、坚持创新意识，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途径

研究和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各种理论问题，总结其传承规律，寻求符合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有效保护措施和方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的一项急迫任务。

2014年，为调动传承人参与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规律和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14年12月25日，受文化部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召开“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评审工作会议”。此次评审是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及专家提名的候选机构中评选出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建议机构 10个，这个过程体现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的密切结合。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重视也逐渐凸显， 2014年7月，为充分发挥高校学科和人才密集的优势，江苏省文化厅命名了南京大学等14家单位为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青海省也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基地申报、评审和认定工作。

八、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一）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级人才培养

2014年，我国在传承工作方面继续推行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传统的传承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与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增设了硕士学位“传统技艺”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研究方向，聘请多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导师。今年，再次《2014年招收 2015级攻读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拟继续招收“传统技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采用国家专业艺术研究机构与地方文化部门合作，国家专业艺术研究机构提供学术教学，地方负责提供教学场所和组织学员的方式，为地方着力培养一支依法科学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队伍。 2014年9月1日至 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自治区文化厅在拉萨主办 “2014春雨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培训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选派 7名专家赴藏对自治区内7地（市）、74县（市、区）的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区直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管理人员和部分传承人等近一百二十人进行授课。

（三）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利用及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为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指导;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意识到发掘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的重要性，以多种形式促成专家与传承人的联系。 2014年，这种合作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如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与贵州省雷山县积极探索校地合作，由美院师生赴雷山考察，在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调研后，设计出苗族银饰、苗族服饰等作品提供给雷山地区的传承人，由传承人制作出成品。这种合作不仅让师生们汲取了创作灵感，提高了传承人的积极性，也让苗族文化走出了大山;林芝地区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一个由设计师组成的学术团队，为林芝地区传统工艺项目提供了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不失文化情怀的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使当地民众在不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生产，自主性很强，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

（四）采取传承人认定新举措，完善传承体系

2014年，一些地区推出了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 2014年12月，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布的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群体名单中， 10个代表性传承团体、 18个代表性传承群体首次得到官方认可。这是国内率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由个体概念扩展至团体和群体的一次地区性实践，这种遵循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经验探索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取得全面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孕育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新的形势下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城镇化是实现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如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是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出并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始，也深刻地认识到受到文化单一化、武装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人口外流、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主要依靠心传口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我国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不少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也带给人们一些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完善尚需加强，以避免聚落空间变迁造成有些项目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等。在保护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过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层面的保护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传承。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开自身存在的文化土壤，这种保护便是无源之水。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各种保护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城镇化进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新问题、新困难的不断出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推进城镇化。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在城镇化进程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为符合新型聚落格局的文化空间建构发挥作用;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挥作用;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前形势，一方面需要抢救整理，化无形资源为有形资源;一方面要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并保护最适应其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以焕发其鲜活的生命力。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适时推进《非遗法》的修订完善，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使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后果，以及执法主体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要建立起《非遗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协调配合实施的有效机制，并加强执法检查和普法工作。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注意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和配套。如与涉及传统医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原材料供应的珍稀物种保护和珍贵矿产资源保护等专门法律衔接配套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队伍需不断壮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及章程自 2006年制定出来，至今已有 8 年。委员会中已有部分成员去世，也有一些委员因年龄和身体等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委员职责。扩充专家库储备、优化专家知识结构，并重视补充新鲜血液促进专家的知识更新，进一步发挥专家委员会智库职能非常必要且紧迫。

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加强对保护理念、方式、措施的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保护工作的推进和深化，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适时调整。进一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认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内在动力，重视立法保护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纲领性和保障性意义，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辛勤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已逐步形成，它与行之有效的保护实践相得益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今后的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途径，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由于文化冲突带来的复杂局势，并力求在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为维续人类文化多样性，增进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发挥更好的作用。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11）

关键词:经费投入;完善法制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自2005年正式启动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在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批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部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然而,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正处于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政策法规问题、人们认识观念问题、保护、工作经费不足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地加以解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很难进一步深入扎实地进行。为此,我特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资金投入不足,带来种种隐患

(一)申报工作弄虚作假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后,各地闻风而动,开动员会、下发普查表、搜集情况、整理资料、申报公布保护名录、举办各种演展等等,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成绩裴然。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头脑,要看到很多地方虽然申报了部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政府投入的资金却很少很少,个别的甚至为零。这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有不少地方由于没有专项经费,但又出于工作压力,不得不就申报而申报,填上申报表,搞点上报资料就了事。同时,我们有的主管部门出于各种原因,也给予了方便,因而出现了虽然有的项目成为了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实则没有保护实体,没有完整的音像视频资料和文字记录资料等弄虚作假现象。

(二)重申报,轻保护

我们许多地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还是很重视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不怕天寒地冻,不怕天寒酷暑,深入山区、乡村、社区实地走访,搜集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为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和人民感谢他们,大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但由于工作经费不足,一方面申报资料不完整,存在缺陷。另一方面,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后便无法问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一张纸上,在一个美好的规划中。

(三)抓重点,忽略普查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经费少或没有,但又要完成工作任务,怎么办?很多地方只有采取突出重点抓特色,在原有的各种民间艺术集成卷中去选择申报项目,然后在下基层采风的基础上,填好报表,制好光碟上报项目。然而对于大面积的普查却无法进行。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以前搞的艺术集成,总的来说是较全面可用的,但是由于受当地社会政治的影响,我们的搜集到的资料也是不全面的。同时受工作和办公工具的局限,我们搜集的资料仅停留在文字和图片上,也是存在重大缺限的。再者,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范围不仅仅是民族民间艺术文化遗产,还包括医疗、建筑、传统手工艺等十多个项目,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普查是必不可少的。

(四)重展示,轻基础工作

从中央到地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展工作历来十分重视,短短四年间,我国就举办了两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当然,各省、市、县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展活动也是举办得非常多的。这项工作一方面充分地展示了我国丰富多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视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展工作是十分花费资金的,当然也是应该和必须的。但是,据我了解,很多地方,他们愿意(当然也是被迫)拿钱出来搞演展,从而提高他们的知名度,然而很难让他们拿点钱去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如添置录像、录音、摄影设备,下乡采风,搜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培训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补贴基金等。

(五)重工作,轻培训

在我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经历中,我感觉到,不少地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知识、技能等方面培训重视不够,档次不高。即使搞培训,专业性、针对性也不是很强,采访、录音、摄影的技能培训也搞得很少,有的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有的地方以会带训走过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从设备、人员的准备,到下基层实地采风、搜集资料,再到整理、筛选、制作多媒体光盘,再到申报材料,没有充分的资金作保证,是很难圆满完成该项工作的。因此,我呼吁国家拿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实施办法来,切实地把该项工作抓实抓好。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进一步做好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法规只有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遗产保护的通知》两个文件。个人认为,仅靠这两个文件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有不少地方的领导,口头上大讲特讲与中央保持一致,而行动上对中央的文件并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强调地方的特殊性,有选择性地执行,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很多中央政策在地方得不到实际意义上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