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现状大全11篇

碳排放的现状篇（1）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012－06

一、引言

随着全球变暖与能源枯竭，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发展低碳经济战略，以此作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经济增长竞争、技术竞争的工具。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发展始终走在世界的前端，实现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间的有机结合。亚太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都在积极筹建各自的碳排放市场。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积极推进新政，联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将建立。中国作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的最大供应国，因缺乏完善的碳排放权贸易市场，没有定价权，只能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经核证的减排量份额，让国内企业处于国际碳市场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损害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多年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我国能在京都协议第二阶段顺利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碳排放权交易，减轻这一阶段的减排压力，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王江，隋伟涛(2010)阐述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外部压力与发展机遇，并对我国在碳排放权博弈中应采取的策略进行了总结与归纳。但是作者没有从经济学和法律角度分析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遇到的问题，以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对策。刘伟平，戴永务(2004)阐述了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和意义，并就碳排放权交易中各国初始碳排放权的合理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但是作者没有就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王宪明(2009)只是单纯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上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而没有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为我国完善碳排放权市场提出具体建议。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碳排放权发展现状及不足之处，从不同视角为完善我国碳排放权市场提出了相应对策。

二、国际主要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及借鉴

目前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另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其具体划分形式如图1所示。

在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中，JI和CDM是其中最主要的交易形式，JI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称为减排单位(ERU)，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称为核证减排量(CER)。与基于项目机制的排放权交易方式不同，在配额机制交易中购买者所购买的排放配额，是在限额与贸易机制(CER＆Trade System)下由管理者确定和分配(或拍卖)的。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中又可以分为强制碳交易市场和自愿碳交易市场。前者是由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性的分配减排指标所产生的，参与的企业被强制性参与到这些交易体系中去，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而后者通常是一些国家或组织自己确立的减排体系，并没有受到京都议定书的认可，其参与者是自发地做出减排承诺并出资支付其超额的排放量，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和“自愿碳减排体系”(vER)。CER需要联合国的核准，而VER则由不同机构和不同标准在推行。近年来，全球各大碳交易所还陆续推出与欧盟排碳配额(EUA)挂钩的期货、期权交易，客观上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与核证减排量(CER)挂钩的期货与期权产品也相继面市，形成了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挂钩的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

(一)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欧盟于2003年批准了Directive2003／87／EC，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公法拘束力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排放权交易机制。该交易机制采用的是总量管制和排放权交易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欧盟每个成员国每年先预定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标准相一致)，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EUA配额，每个配额允许企业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如果企业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出售多余配额获利。一旦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所购买配额。通过类似银行的记账方式，配额能通过电子账户在企业或国家之间自由转移。

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是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据估计，欧洲气候交易所吸引了欧洲碳市场上85％的场内交易量。从总交易量来看，2009年该所总交易最达到了32.4亿吨，是2005年总成交量的近36倍；从日均交易量来看，2009年的日均交易大约1300万吨，是2005年的12.9倍。欧盟碳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欧洲气候交易所在2005年4月就上市了欧盟排放配额EUA期货合约，在2006年、2008年和2009年相继上市了EUA期权合约、CER期货及期权合约、EUA及CER现货合约。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允许碳排放交易权体系内的成员从2005年开始使用JI项目和CDM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来折抵其排放量，这样就实现了“京都三机制”的有机结合。另外，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体系还积极同其他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连接，现在已经成功地与《京都议定书》附件I的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瑞士、日本等国建立联系，甚至其他非《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国家，如与美国州一级的排放交易制度建立起了交易连接，扩大了其交易范围，形成了流动性更好的市场，能以更小的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美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美国虽然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是其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展得比较完善。虽然目前美国并没有一部规制碳排放的联邦法案，但通过“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的经典判例已将二氧化碳列入污染物而纳入了《清洁空气、法》的调整范围，由此确立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法源基础。它们的经验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美国共有四种交易体系，分别是西部气候倡议(WCI)、区域性温室气体倡议(RGGI)、气候储备行动(cAR)、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西部气候倡议(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旨在通过州、省之间的联合来推动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配额设置与排放额分配委员会负责为本区域设置排放上限以及在各成员间分配排放额，各成员州、省委派代表组成委员会和秘书执行其日常工作，西部州长协会则全面负责各项目管理。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交易6种温室气体的综合碳

交易体系，其项目遍布欧美及亚洲地区。CCX也是根据配额和交易机制进行设计的，其减排额的分配是根据成员的排放基准额和减排时间表来确定的。加入CCX的会员必须做出减排承诺，该承诺出于自愿但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会员减排量超过了本身的减排额，它可以将自己超出的量在CCX交易或存进账户，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承诺减排额就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碳金融工具合约(cn)。

区域性温室气体倡议(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是美国第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强制性减排体系。RGGI和WCI一样也是以州为基础成立的区域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组织，试图推动清洁能源经济创新与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但不同的是它仅将电力行业列为控制排放的部门。

气候储备行动(climate Action Reserve)于2009年正式启动，是一个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它制定一个可量化、可开发、可核查的温室气体减排标准，基于项目而产生的碳排放额，透明地监测全程的碳交易过程。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即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体系。同时，中国也积极创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自己的碳交易项目，如自愿减排项目交易。中国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

2004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了((CDM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10月对该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7年11月9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9年3月25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EB)正式批准了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EC)经营实体的资质，CEC成为中国首批获得该资质的机构。2009年3月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财税f2009]30号文件，明确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的相关所得税减免政策。

专业交易所的建立为碳交易提供了平台。自2008年以来，国内已有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2008年8月，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9月，天津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在三家龙头产权交易机构的带动下，广州、大连、昆明、河北、武汉、杭州、安徽等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相继成立。此外，厦门、贵州、深圳等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也在筹备之中。另外，一些地区虽未设立专业的交易所，但也有环境权益交易平台。

我国的企业也根据自身的需求，开展了自愿减排项目的交易。2009年8月5日，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交易――天平汽车保险以27.76万元的价格，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2009年11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基于规范碳盘查的企业碳中和交易模式，并成功组织我国首笔交易。2010年8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低碳家庭减碳交易模式，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与各家庭签署“家庭碳排放交易合同”，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同等价值的环保产品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活动的家庭换购碳减排量。

2010年9月10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天津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低碳金融高层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办方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购买49吨碳减排量并予以注销，抵扣本次论坛产生的碳排放，实现碳中和。

(二)我国碳交易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国在制定碳排放权的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由于该体系存在自身不够合理、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在进一步的深化试点及推广过程中，遇到了法律法规、企业、环保观念、行政等诸多方面的阻力，暴露出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气体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的缺失。我国目前的初始分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我国还主要采取自愿减排措施。许多企业担心现在减排越多，日后实施总量管制时，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额可能会相应减少。在此顾虑下，企业难有实行节能减排的动力。同时，也存在新建企业和已建企业之间在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源，实质上为政府所管辖，成为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因此，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受到利益驱动而存在一定的寻租行为，导致排放权交易受到管理部门操纵的影响。

(2)交易体系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序发展，欧盟和美国的交易体系都是建立在有严格的立法基础上的。我国目前依然缺少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连一个碳排放权交易指南都没有。2005年国家四部委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作为协调、规范我国碳排放活动的立法准则。但随着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气候交易所交易的逐渐增多，该管理办法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关于排放权交易规则、交易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法律授权等关键性问题也都亟待解决。

(3)政府监督管理的力度不够。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国家环保部门监督和管理下的自愿市场行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二级市场，它的基础是一级市场的行政行为，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交易标的的审核以及分配等都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参与和指导。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制度还不完善，在对环境监测标准和监测设施的技术开发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监管及制度的缺失将阻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4)缺少规范性的碳排放交易所。欧盟和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规范化是建立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运行良好的基础之上的。自2007年以来，国内建立了多个环境权益交易平台。2007年11月14日中国第一个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浙江省嘉兴市揭牌成立，排放权转让有了专门的二级市场。2008年，中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2009年，国内更是涌现出大量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如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昆明等地的环境能源交易所。但它们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主要是因为存在着政府在交易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交易价格不稳定、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不透明等问题。

(5)缺乏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机制。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价格理论，价格是商品真实价值的表征方式，真实的价格是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基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还存在定价困难的问题。国内一般都是依据国外的定价机制来定价，而未形成自己的定价机制，往往不能反映出交易标的的真实价值。同时由于政府规定了初始排放份额，在行政体系的干扰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受到人为扭曲，导致市场交易价格不规范。

(6)落后的技术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指出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有着重要影响。虽然中国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一些国际尖端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方面的技术与方法还没有完全掌握。相对落后的技术直接导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偏高于产品的真实价值，影响到市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技术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四、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对策

结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建议。

1.保证初始分配的公平性。目前，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一般有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无偿分配是指根据某个企业的历史碳排放量或者相应的可以印证排放量的相关数据，或是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推算历史排放量，来确定分配给该企业的碳排放权份额。有偿分配是指，企业通过购买排放权来确定其排放份额，企业的碳排放权总量取决于其购买量。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也都存在着不足。无偿分配由于带有很强的行政性，容易出现“权利寻租”现象，但其能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快速推行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偿分配无疑更能保证企业间的公平，但容易造成市场垄断，从而导致碳排放权价格被个别资金雄厚的企业所操纵。

因此，中国在设计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式时，应综合两种方式。初期以无偿方式分配，初步形成市场时选择一些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实行有偿分配，最后形成以有偿分配为主的公平而高效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市场。

2.健全法律法规。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有序进行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国应依据国际市场的发展动态，吸收他国成熟经验，采用国际既定规则，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进行去粗取精的修改，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尽快出台一部《碳排放权交易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碳排污权交易相关内容。诸如对温室气体排放许可、收费、分配、交易、管理等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明确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机制、参与主体资格、交易规则及程序等；强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超额排放的法律责任追究。为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以及我国今后承担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责任积累经验和奠定基础。

3.发挥政府政策宏观导向作用。碳排放权交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牵扯到多个主体、多个部门，从而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平台来落实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因此，必须加强政府构建温室气体排放量监测平台、企业信息平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的力度，全面管理和协调参加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应着手开展碳排放权管理机构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排放权交易机构等，以建立严格的监测考核体系，改进技术条件，核定实际减排量。在监督管理方面，应加大监管力度，避免出现参与方弄虚作假、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市场公正度和透明度，确保市场的健康、规范和有序。

4.建立和规范碳排放权交易所。当前国内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过于分散而造成了不利于管理和平台职能重叠，浪费资源等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建立有地区代表的区域易平台和统一的国家易平台。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方面可以保证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监管机构对交易所进行监督管理。只有在统一的市场中，环境交易机制才能不断完善和实现创新，才能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市场交易机制最大的作用。

5.推广高新技术的应用。在目前我国碳排放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企业应该积极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鼓励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积极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技术，减少排放，增加经济效益。在绿色创新技术的引领下，传统的碳密集型企业将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而实现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型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通过企业间的自由竞争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我国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碳排放的现状篇（2）

目前低碳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抉择。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把大幅降低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已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污染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研究低碳发展，必须要摸清碳排放的底数。

二、我国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是指燃烧化石能源释放出的热量所对应的碳量。其中，电力、　热能等二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均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中化石能源的能量转换与能量损失。因此，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即为各类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不包括作为原料的化石能源）、能源转换及能源损失所产生的相应碳排放量。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3]。1994—2002　年期间，碳排放量以　1.6%的速度呈缓

慢上升趋势，年均碳排放量　7.9　亿吨。2003　年以来，碳排放量增加迅速，年均碳排放量　13.9　亿吨，平均增长率为　11.1%。造成中国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1994—2002　年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8.9%，2003—2009　年GDP　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　11.1%。1994—2009　年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71%，石油消费占　19%。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而能源消费的增长也得益于经济增长，最终导致近几年我国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压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问题日趋恶化。在众多的污染问题中，空气质量问题尤为突出：工厂生产废气、人们日常生活排放废气、汽车尾气的无限制排放，都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带来了沉重的负荷。另一方面，城市绿化面积不断减少，而玻璃建筑、空调等的增加，都使得我们生活环境的气温逐年升高，空气中有毒成分的含量明显超标。随着政府对环境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入，逐渐加大了环境规制的强度，但由于环境规制与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各年环境规制力度的强弱往往是政府在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4]。

四、制约推进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

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及其结构。深究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的原因，核心在于临港重化工业、能源基地特色定位等导致能源消耗总量过大和能源结构、发电结构比例失调问题，碳排放强度高的能源主要是原煤和石油产品，高排放领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大型公共建筑能源消耗；居民生活中私家车出行的能源消耗所占比例呈现逐年增大趋势。

（一）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是衡量工业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能耗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主要考量指标。

（二）交通运输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

（三）建筑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调研显示现有建筑节能改造滞后，建筑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差，空调夏季制冷、冬季制热能耗大，成为电力负荷高峰的主要因素，也是夏季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居民建筑能耗相对较低，但宾馆、商场、医院、政府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写字楼等公共建筑能耗巨大，能耗水平大约是居民建筑的10—20倍。

（四）电力、热力行业燃料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要推进低碳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电行业的总量控制和发电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槛，必须下大力予以化解。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18克；德国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97克；美国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625克。根本原因是电力生产使用的一次能源化石燃料比例较高。

（五）居民生活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结构比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生活用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居民生活用能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私家车增加导致的成品油增长幅度最大，电力、成品油消费在居民生活碳排放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五、实现低碳发展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一）突出以第二产业结构优化为重点，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双重控制。

（二）狠抓节能降耗，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

（四）纵深推进环境整治，以大气污染减排带动低碳发展。

（五）发展生态种植业，着力增加农林碳汇

（六）加强政策创新，引导绿色低碳消费。

（七）培育低碳理念，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六、结论和建议

鉴于此[6]，我国在制定碳排放增长控制政策时应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把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　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通过技术创新和引进，更新、　改造落后生产工具，提高能源密集部门的能源效率。大力发展节能环保、　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通过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大类规制政策，有效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推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对低碳经济复杂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参考文献

［1］宋杰鲲，张宇.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我国碳排放情景预测

［2］王国印.环境规制与企业科技创新——　—低碳视角下波特假说在东部地区的检验性研究［J］　.　科技与经济，　2010，（137）：　70-74.

［3］刘晓，熊文，朱永彬等.经济平稳增长下的湖南省能源消费量及碳排放量预测［J］　.热带地理，　2011，（3）：　310-314.

碳排放的现状篇（3）

1．2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所用数据来自1994—2012年《甘肃农村统计年鉴》，考虑到农业生产中林牧渔业碳汇的影响，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合理性，文中农业GDP数据用当年年末种植业总产值代替；农业碳排放总量为计算所得。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农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①农业机械使用消耗柴油导致的碳排放；②化肥、农膜、农药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施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排放；③农业灌溉过程中使用电能或其他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④土地翻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本文依据《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方法，将其引用到农业碳排放领域，估算模型为。式中，C为农用地排放总量；Ct为第t年的碳排放总量；Eit为第t年第i种碳排放源的量；δi为第i种碳排放源的系数；i表示各碳排放源，分别是农用柴油、化肥、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等6种。参考李波、王才军的研究成果，农用柴油的碳排放系数为0．5927kg／kg、化肥的碳排放系数为0．8956kg／kg、农药的碳排放系数为4．9341kg／kg、农膜的碳排放系数为5．18kg／kg、有效灌溉的碳排放系数为20．476kg／hm2、翻耕的碳排放系数为3．126kg／hm2。根据式（7），利用甘肃省1993—2011年农业投入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进一步计算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强度，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从1993年的66．37万t增加到了2011年的207．92万t，增长了213．30％；化肥为最大的碳排放源，19年来累计碳排放量达到1167．82万t，年均增速为4．01％，农用柴油、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累计碳排放量分别为228．37万t、709．07万t、196．46万t、40．43万t、22．41万t，年均增速分别为5．57％、10．82％、2．11％、0．65％、16．26％。农业仍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为主，农民的低碳农业意识不强，政策导向不明，在农业碳排放总量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强度也在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182．40kg。hm2增加到了2011年的510．93kg／hm2，增长了280．11％。

2结果及分析

依据式（7）测算和式（6）得到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见表3。1994—2011年甘肃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呈现弱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连接、扩长负脱钩、强脱钩5种状态（表3）。研究期内，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弹性指标出现最多的是弱脱钩状态，共9次，占统计期数的50％；其次为强负脱钩和扩张连接，各出现了3次，占统计期数的16．67％；扩长负脱钩出现了2次，占统计期数的11．11％；最少的是强脱钩，出现了1次，占统计期数的5．56％。总体上，脱钩状态占统计期数的55．56％，说明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呈现良好的态势。甘肃省的农业碳减排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与甘肃省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从图1、图2可见，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周期性的“较理想状态—畸形状态—较理想状态”的“W”型变化。依据脱钩指标变化态势（图2），可将研究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4—1995年、1996—2002年、2003—2011年。第一阶段（1994—1995年）呈现“弱脱钩—弱脱钩”特征，脱钩弹性指数介于0—0．8，脱钩弹性指数分别为0．11、0．31，呈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即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从表2可见，两年间农业碳排放总量仅为136．70万t，碳排放强度平均值仅186．27kg／hm2；农业GDP从1993年的99．14亿元增长到1994年的157．91亿元，增速为59．28％，农业GDP40％／hm2的增加值随着农业碳排量5．4％的值增加。原因主要是：①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省农业技术欠发达、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农作物种植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对农用机械和灌溉机械的使用相对较少，相应的农用柴油使用量较小，加之农药、化肥等农用资料投入意识相对较弱，碳排放总量不大。②该时段农村劳动力还未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变卖所得，农业GDP得到了较快发展。第二阶段（1996—2002年）经历了“不可取状态—较理想状态—不可取状态”的W型变化过程，并出现了两个扩长负脱钩状态的高峰值，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整体上快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1996年为第一个高峰值，脱钩弹性值为1．32，农业GDP17．78％／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量23．44％的值增加。

主要原因是，1996年甘肃省实施了科技推广服务活动和新农业管理措施的推广，农田基本建设得到加强，发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工程，如地膜覆盖工程、带状种植农业种植工程等。此外，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户更倾向依靠农业机械以克服人力的不足，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对柴油、电力等能源的消耗，使农业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农民大多依靠种植农作物来维持家庭生活，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农民往往会加大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资料的投入力度。与1995年相比，该时段在农作物种植面积持平的情况下，农业GDP增长了14．05％，但仅农用薄膜的投入就增加了82．15％，农业碳排放增长了23．13％。2002年为第二个高峰，脱钩弹性指标达到6．17，农业GDP2．37％／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量9．09％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转向城市务工，农民从事农作物种植的积极性下降。与2001年相比，导致1．06％的耕地闲置，农业经济增速放缓，增长速度仅为1．29％，但农业碳排放年均增速仍为12．85％。在此期间，1997年、1999年、2000年表现为强负脱钩状态，脱钩弹性值分别为－1．27、－0．56、－0．36。由图1可见，在农业GDP减少的同时农业碳排放总量仍在增长，1997年与1996年相比、1999年与1998年相比、2000年与1999年相比，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5．17％、－3．90％、－1．54％，而农业碳排放增速分别为6．59％、2．17％、0．56％，农业GDP在平均减少3．23％／hm2的情况下农业碳排放仍然增加了3．4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共财政涉农支出减少，农业公共设施投入停滞，加之农民从事农作物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作物生产总值下降。1998年脱钩弹性值为0．44，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农业GDP12．91％／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放5．58％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1998年新《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使耕地的数量得到了一定恢复，加之国家政策对农业的倾斜，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一定提高，以致农业经济的增速为13．21％，而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增速仍停留在5．86％。第三阶段（2003—2011年）整体态势良好，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呈递减态势，而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呈增长态势，经历了“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的“L”型变化趋势（图2）。其中，2003年脱钩弹性值为－0．08，表现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农业GDP8．07％／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放0．21％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2003年1月《退耕还林条例》在全国的颁布实施，部分耕地变成了林地和草地，农膜、农药等农业生产物资投入相对减少，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套种、间种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与2002年相比，农业GDP增加。

2004—2008年脱钩弹性值小于0．8，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21、0．45、0．27、0．61、0．34；农业平均GDP12．50％／hm2的增长值随着农业碳排量3．75％的值增长。主要原因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实施，“两减免，三补贴”惠农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提高；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推进，农业GDP得到了较快增长，而循环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等种植模式的推广，使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减缓。2009—2011年甘肃省经历了“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的由耦合到脱钩再到耦合的动态变化，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88、0．21、0．11。主要原因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农业低碳化管理之后，农业碳排放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技术进步、耕地的科学化管理虽然使农业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提高，但碳排放总量却居高不下。该段时间，甘肃省农业GDP平均增长率为9．65％，而农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长率为17．30％，农业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慢于农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

3结论与建议

碳排放的现状篇（4）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2.29

中图分类号：F1133；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2-0136-05

State Switching Structure of European Unio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Based on

ThreeState Markov Model

HU Genhua1， WU Hengyu2

（1.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InnovationDriven and Industrial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2.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This paper applied ARGARCH model to study volatility clustering and proposed a 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odel to capture structural switches， based on the data of EUA spot prices， EUA futures prices and CER futures prices. Result showed that： Firstly， lepkurtosis， heavy tails and volatility clustering existed in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s， indicated that the tailed risks happened in the markets with a large probability. Secondly， the 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odel captured the threshold of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s， and identified a large change of the structures of EUA spot and futures markets and being the fall state in a long time. Besides， the expected durations of the states of the rise， the consolidation and the fall were five days. Additionally， the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were small from the states of the consolidation and the fall to the rise， and the markets were in one of the three states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state switching； Markov regimeswitching model

引言

碳排放交易市龅慕立是尝试采用经济学手段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贸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且日趋成熟，使得该市场的资本化程度逐渐深化，其金融属性也日益显著，并出现了多种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然而，该市场仍然不十分完善，市场结构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冲击而发生变化，并产生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因而，研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结构特征，不仅有助于完善市场制度，也有利于对该市场进行风险管理。

1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碳排放配额和核证减排量的研究，许多国内外学者都是基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如Paolella和Taschini [1]，王军锋等 [2]。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了碳排放现货交易市场的动态特征（如Conrad等[3]，吴恒煜和胡根华[4]）、期货市场的动态变化特征（如Rittler[5]，王玉和郇志坚[6]）、现货与期货市场之间的关系（如Nazifi[7]，和程玲[8]）、碳排放交易产品的定价与价格预测（如Chen等[9]，高杨和李健[10]）等。上述研究都是从碳排放市场自身的角度展开，并未研究其他资本市场与碳排放市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碳排放交易市场与其他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复杂，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日益显现。正是由于这一特征，碳排放交易市场容易受到其他资本市场的冲击。同时，自2005年正式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以来，碳排放交易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使市场在面临内部因素的冲击而发生市场结构的变化。采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可以较好地研究这类特征，参见Benz和Trück[11]、刘维泉[12]、吴恒煜等[13]，这些研究往往从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从收益率、残差和波动率等三个角度来展开研究。

本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不同。（1）主要研究碳排放交易市场EUA现货与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的结构特征，这是由于市场相对较为成熟，而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市场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2）选择2010年1月4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交易数据，主要是探讨碳排放交易市场在相对平稳的阶段所可能呈现的状态转换结构特征。

2基

32ARGARCH模型参数估计

采用GARCH族模型来拟合三个市场收益率序列，并假设残差服从Students t分布，同时运用极大似然参数估计方法估计参数，而AIC和BIC准则用来选择最优模型。根据这一准则，AR（1）GARCH（1，1）模型为最优模型。于是，表2直接描述了AR（1）-GARCH（1，1）模型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2，GARCH（1）项的系数都比较大，表明EUA现货和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等三个市场均出现显著的波动聚集现象，且尖峰厚尾的特征也很显著。此外，GARCH（1）项和ARCH（1）项的系数之和均非常接近于1表2中，GARCH（1）项和ARCH（1）项的系数之和出现等于或者大于1，是由于数值的四舍五入的结果。实际上，两者的系数之和均小于1，但非常接近于1。

， 这说明在已知的约束条件下，AR（1）-GARCH（1，1）模型比较稳定，也表明模型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根据自由度参数的值，EUA现货和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都存在较大可能性的尾部风险，市场发生极端事件的概率比较大。

33机制转换模型参数估计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上，产品价格序列的变化常常呈现三种波动状态，即上涨状态（状态1）、盘整状态（状态2）和下跌状态（状态3）。因此，本文采用三状态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分别在t分布和GED分布的假设下，从收益率和残差的角度来研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结构转换特征。根据结果显示，在t分布假设下的对数极大似然值均要大于GED分布假设下的对数极大似然值。因此，主要分析t分布假设下的结果。

从收益率的状态转换特征看，EUA现货与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在三种状态下的转换概率均为080，表明三个市场处于三种状态的期望持续期均为5天。从残差的状态转换特征看，EUA现货与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在状态1下的转换概率均较大，即三个市场在上涨状态下的期望持续期均较长，而状态2和状态3的期望持续期相对非常短。另外，EUA期货市场与CER期货市场在三种状态下的转换概率均相等，说明两个市场的状态转换特征趋同。

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特征，其外在表现就是体现在价格或者收益率的波动上，而其内在根本原因是由波动率驱动。尽管波动率无法观测，但运用AR（1）GARCH（1，1）模型可以得到波动率序列。根据表3，EUA现货与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在三种状态下的转换概率均相等，且碳排放市场从市场盘整状态和下跌状态到上涨状态的转换概率比较小，说明当市场处于某一状态时，可以预计该市场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该状态下。

34状态的识别与平滑概率分析

如图2所示，描述了碳排放市场在三种状态上的平滑状态概率。如果简单地以05的概率作为临界点，当市场处于某一状态的概率大于05时，就认为该市场处于这一状态。于是，基本上可以粗略地判定，EUA现货市场基本上在2012年之前、2012年2月至2012年12月、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2014年4月之后都处于上涨状态，而2012年1月、2013年1月至6月、2014年3月处于下跌状态。

根据EUA期货市场的平滑状态概率图，其状态走势基本与EUA现货市场相似。主要原因是因为EUA现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较长、制度较完善等，其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上起着市场主导的作用，且已经具有较为明显的价格发现功能。因此，EUA期货市场的发展受到EUA现货市场很强的影响，其市场结构的状态变化大体上趋同于EUA现货市场。对于CER期货市场而言，也受到EUA现货与期货市场的影响，但其市场结构特征仍然有别于另外两个市场。相比于其他两个市场，CER期货市场经历了更多次数的上涨状态与下跌状态之间的转换，但每次处于下跌状态的时间都不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CER期货市场的结构出现较为频繁的改变。另外，只有CER期货市场在某些时间段上短暂地表现出市场盘整的状态。

4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ARGARCH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研究EUA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CER期货市场的波动聚集现象与结构转换特征。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碳排放交易市场存在尖峰厚尾与波动聚集现象。（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碳排放交易市场呈现明显不同的状态转换结构特征，其中EUA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结构变化较大，且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下跌状态。另外，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上涨状态、盘整状态和下跌状态下的期望持续期均大约为5天。（3）碳排放市场从市场盘整状态和下跌状B到上涨状态的转换概率均比较小。

通过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发生了明显的状态转换结构特征。同时，新的减排政策的出台也会给碳排放交易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对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初期而言，由于市场不成熟、制度不完善而需要调整或者改变相关政策，但并不宜追求“重拳出击”的大举措，而只能是循序渐进地调整，这将对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自2013年6月18日我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所在深圳挂牌交易以来，已经有多个城市试点碳排放权交易，这有利于促进我国碳排放权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且碳排放权交易产品相对单一，无法使我国碳金融市场同国外碳交易市场相接轨。在未来，需要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稳步推进CDM项目，不断开发更多的减排项目产品，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Paolella M S， Taschini L.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Emission Allowance Price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8， 32：2022-2032.

[2]王军锋，张静雯，刘鑫.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价格关联机制研究――基于计量模型的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64-69.

[3]Conrad C， Rittler D， Rotfu W. Modeling and Explaining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 Prices at Highfrequency [J]. Energy Economics， 2012， 34：316-326.

[4]吴恒煜，胡根华. 国际碳排放权市场动态相依性分析及风险测度：基于Copula-GARCH模型[J].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4， 33（5）：892-909.

[5]Rittler D. Price Discovery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A Highfrequency Analysi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 36： 774-785.

[6]王玉，郇志坚.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5）： 244-249.

[7]Nazifi， F. Modeling the Price Spread between the EUA and the CER Carbon Prices [J]. Energy Policy， 2013， 56：434-445.

[8]，程玲.欧盟碳配额现货与期货价格关系及对中国的借鉴[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7）：85-92.

[9]Chen S， Lin S， Li C. Pricing Derivatives with Modeling CO2 Emission Allowance Using a Regime Switching Jump Diffusion Model： With Regimeswitching Risk Premium[R]. Working Paper， 2014.

[10]高杨，李健.基于EMD-PSO-SVM误差校正模型的国际碳金融市场价格预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6）：163-170.

碳排放的现状篇（5）

碳排放量主要是根据二氧化碳产生的化学原理，制定出最优化的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工作人员应该分析当前中国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并由此确定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还可以通过抽样调查，从中探究碳排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1]。碳排放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1碳排放测算方法

碳排放量可以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进行计算，计算的公式为：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

2弹性分析法

在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弹性分析法对CO2排放量的GDP弹性进行计算，该公式为：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中国碳排放的现状

要知道，只有消耗能源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消耗能源的背后就是对环境的危害，尤其是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近几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2]，总结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在逐年增长。由此可见，碳排放在促进增长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况

近20年来，中国的碳排放量和GDP增长的脱钩状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第三阶段又回到了弱脱钩的状态，这三个阶段呈现的是低-高-低的趋势，由此可见，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也就是说，碳排放量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多少决定的。

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宏观背景

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环境，实际上，这不仅破坏了环境还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现今，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变成了事实，为了控制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态应运而生。那么，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呢？首先，要确定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其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碳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实际上，它也包含很多内容[3]，它不仅是企业发展的主体，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实行低碳经济模式，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节能减排，要知道，节能减排是构建低碳文明的基础，它可以促使环境和经济增长同时发展，所以，低碳经济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低碳经济也成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主要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系统、低碳技术系统等。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低碳经济发展持续的关键之处，只有处理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才可以顺利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五、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要想让中国的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就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问题？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相同吗？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碳排放的？这些问题都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众多的专家研究，可以得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规模、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管理水平等。通过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4]，可以得出：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可得出，在能源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数量是随着煤炭的碳排量系数升高而增大的，为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大，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二氧化碳的排放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碳排放。

2加快技术创新

无论是任何一项工作都应该要求有技术上的创新，所以，在控制碳排放上也要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先进的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3增加洁净能源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大量的碳排放都是因为煤炭的燃烧而产生的，为控制碳排放，应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此来改变能源结构，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总之，中国要减少碳排放，就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提升清洁生产水平，这对控制碳排放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碳排放的现状篇（6）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0-78-3

0 引言

近年来，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事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违背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全球气候变暖则是导致环境问题的首要因素，而温室气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二氧化碳。《斯特恩报告》分析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关系时，指出“我们如果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限制的话，将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5%～20%的GDP的损失”。与此同时，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同步快速增长，且碳排放的90%均由煤炭能源的消费所产生。粗放、高碳式的经济发展是宁夏地区的特征，其与“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目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因此，就实现宁夏的低碳经济发展来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关系，并分析其演进原因。

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集中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假设验证、协整关系以及脱钩分析方面。“脱钩”概念在2002年率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探讨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之间关联性的方法。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Tapio（2005）年利用脱钩弹性指标分析1970年～2001年欧洲交通业的经济增长、运输量、温室气体之间的脱钩关系。本文在Tapio脱钩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彭佳雯（2011）等的研究，将脱钩状态划分六个象限进行描述，分别为强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弱负脱钩、衰退性脱钩。本文数据均出自于2015年《宁夏统计年鉴》，选取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包括GDP，能源消费总量、各能源消费比重等，为了具有可比性，将GDP的数据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的GDP。

1 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现状

1.1 宁夏碳排放的现状

本文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的碳排放系数，采用排放系数法进行估算碳排放量。其中，煤炭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最高，达到0.7476、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的次之，分别0.5825、0.4435、0，单位为吨碳/万吨标准煤。其中，碳排放量用C表示，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用Ci表示，i种能源的消费量用Ei表示，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用Ki表示。因此，碳排放的估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E：＼123＼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10＼16-10下＼19-公式1.jpg> （1）

2000～2014年以来，宁夏的碳排放总量整体的趋势呈现出持续增长，如图1。2000年的碳排放量为1092.59万吨，2014年增长到3757.88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9.4%。其中，2011年的碳排放量出现了增速高峰，但2012年增速又开始下降，并低于以往年份。从碳排放的结构来看，煤炭能源碳排放量所占比重一直都保持在90%以上，成了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虽然石油、天然气能源的碳排放量也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并不明显。因此，宁夏长期内面临的现实则不会改变，煤炭能源碳排放量依然会占据主导地位。

<E：＼123＼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10＼16-10下＼19-1.jpg>

图1 宁夏2000～2014年的碳排放总量及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量

1.2 宁夏经济增长的现状

宁夏的GDP以高于全国平均GDP增长水平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从2000年的295.0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752.10亿元，年均增长率11.4%。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从2000年的15.6：41.2：43.2转变为2014年的7.9：48.7：43.4，其中第三产业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但是，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导致了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尤其从2003年以来宁东重化工基地的建设促使第二产业比重增长较快，而2009年又出现了下降趋势。由此，宁夏重型化的产业发展结构将会有持续的能源高需求，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低碳经济总目标的实现。

2 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

2.1 脱钩关系分析

从六大脱钩关系的特征状态可知，经济增长但碳排放下降的强脱钩是实现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状态，而经济衰退但碳排放增加的强负脱钩是最不理想状态。脱钩状态一般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其计算公式如下：

<E：＼123＼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10＼16-10下＼19-公式2.jpg> （2）

其中， E表示脱钩弹性系数，%c、%g分别是碳排放与GDP的末期相对于基期的变化率，Ci，Ci-1表示i期与i-1 期的碳排放，gi，gi-1表示i期与i-1期的GDP。

以2000年为基期，针对宁夏碳排放与GDP数据计算其脱钩弹性系数，并分析脱钩关系，见表1。宁夏的碳排放与GDP一直都保持着同步的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却略有不同。在2002年、2004年、2011年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扩张性负脱钩的关系特征。但是，剩余其他年份碳排放的增长速度都要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弱脱钩特征。总体上来说，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大多数都处在弱脱钩状态。21世纪以来，国家一系列增加投资政策的实施很快深入到各个地区，导致宁夏快速建设了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项目，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进一步将宁夏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大幅度增加，从而形成了与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负脱钩状态或脱钩弹性值接近1的弱脱钩状态。尤其是2011年，脱钩弹性值达到了2.36，碳排放的增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随着“十二五”规划发展，国家稳步实施能源低碳化战略，倡导“低碳经济”“科学发展观”等发展模式以来，宁夏也采取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创建生态乡及生态村等一系列措施。因此，随后碳排放的增速有所减缓，均指向弱脱钩状态，且脱钩弹性值较小。虽然近些年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有所改善，但减能节排的技术相对落后，实施的措施力度不够，相应的宣传不到位等都是其实现强脱钩的瓶颈，都会使达到低碳经济的进度发生滞后。

总之，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大多数都倾向于弱脱钩状态，也就是说，能源与环境恶化的速度并未赶超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这并不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宁夏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就要在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下降的基础上，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最终使能源、环境与经济之间达到强脱钩状态。

2.2 脱钩因子影响力评价

基于因果链的分解思想，对变量分解为多个具有明显逻辑关系的中间变量的乘积，各中间变量的大小关系可以用来说明其对最终变量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演进原因，将其脱钩模型加入能源消费、工业总产值中间变量，将其分解为三个脱钩指标，包括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弹性E（c，e）、能源消费与工业总产值的脱钩弹性E（e，i）、工业总产值与GDP之间的脱钩弹性E（i，g），即

<E：＼123＼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10＼16-10下＼19-公式3.jpg>

（3）

上述公式中，三个脱钩弹性指标的因子相乘，根据其经济含义，即E（c，e）为能源结构因子，E（e，i）为能源效率因子，E（i，g）为产业结构因子。对于相乘关系的因子影响力评价，可以采用对数的形式，来评价各因子对乘积结果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如下因子影响力评价模型：

<E：＼123＼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10＼16-10下＼19-公式4.jpg>

从各因子的脱钩特征方面来看，宁夏碳排放与能源消费波动于扩张性负脱钩和弱脱钩之间，且大部分弹性值都接近1，说明碳排放的增速和能源消费的增速基本相当。宁夏能源消费与工业总产值全部都处在弱脱钩状态，表明工业总产业的增速远远大于能源消费的增速，但工业总产值与GDP则基本为扩张性负脱钩，弹性值偏大，反映出工业总产值的增速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总而言之，宁夏碳排放由能源消费引起的事实不容置疑，但一直以来，宁夏重型化工业的快速发展超过了经济的发展规模，能源效率却不低。

同时，从各因子的影响力方面来看，正数表示对脱钩起到促进作用，负数表示阻碍作用。能源结构因子的影响力时正时负，其对脱钩影响发挥的作用时而促进时而阻碍，但其影响值都偏小，也就是说能源结构对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具有较弱的影响力。能源效率因子的影响力全部为正值，且影响值都偏大，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实现脱钩。产业结构因子的影响力除了2009年、2014年为正值，其余年份全部为负值，则会阻碍其脱钩，影响力较大。从以上三个因子的影响力结果可以发现，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值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影响力均值，这也表明宁夏低碳经济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是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尽管能源结构的影响力普遍较弱，但能源消费直接导致碳排放，并且一次能源的排放系数也大不相同，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必然也离不开能源结构的优化。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宁夏2000～2014年的相关数据，在脱钩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因子分解定量分析评价脱钩因子的影响力，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①宁夏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在2000～2014年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但大多数年份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脱钩状态基本上处于弱脱钩，脱钩弹性值尽管逐渐稳定变小，但实现强脱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②脱钩模型的分解结果显示，能源结构因子波动于弱脱钩和扩张性负脱钩之间，能源效率因子全部处在弱脱钩，而产业结构因子基本为扩张性负脱钩。

③脱钩因子影响力评价结果说明，总体上宁夏低碳经济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其影响力均大于能源结构因子。

3.2 建议

3.2.1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

宁夏要利用城乡统筹的政策机遇大力发展第一产业中的生态农业，把握好建设沿黄城市带经济的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借助“中阿经贸论坛”“一带一路”等发展平台，逐渐改变以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主导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宁夏经济转型。

3.2.2 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

宁夏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以煤炭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但可以加大天然气、水电的开发力度，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逐步提高优质能源的比重。同时，要加强研发力度，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进而实现低碳。

3.2.3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宁夏近些年以来，已在尝试建立工业园区、生态农业等循环经济示范点方面卓有成效，但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提高其应用水平。循环经济的发展既能节约资源，也会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消耗型向循环型、投资推动型向创新推动型经济转变，实现宁夏低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态。

参 考 文 献

[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economic growth[R].Paris：OECD，2002.

[2] 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 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2005（12）：137-151.

[3] 李明贤，刘娟.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0，9（9）.

[4] 彭佳雯，黄贤金，等.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研究[J].资源科学，2011，4（4）.

[5] 赵建林.石家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关系研究[J].当代经济，2012（3）.

[6] 邵桂兰，陈令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碳排放的现状篇（7）

一、脱钩理论研究综述

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联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为探讨如何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脱钩”（decoupling）概念，并开启了“脱钩指标”的理论研究。脱钩指标用来反映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确定关系，表示两者之间的压力关系。

国外学者大多从节能和减排两方面分析脱钩理论。Juknys（2003）通过分析立陶宛脱钩情形，将脱钩分为初级脱钩和次级脱钩；Tapio利用脱钩弹性指标研究了欧洲交通业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将脱钩分为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等八项指标，推动了脱钩指标构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促进了脱钩指标的发展；David gray等研究了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二氧化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

国内学者对脱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节能领域，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相关研究对象进行测评研究“脱钩”情形。庄贵阳（2007）运用Tapio 脱钩指标分析了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情况；李忠民、庆东瑞（2010）利用脱钩理论对山西省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山西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状态；李坚明等研究了台湾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李忠民、陈向涛、姚宇（2010）通过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脱钩状态研究，预测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情况。脱钩研究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二、石家庄市碳排放脱钩状况研究

1、评价方法和指标选择

Tapio脱钩模型是研究脱钩关系最主要也是用的最多的模型，采用能够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的“弹性概念”进行分析，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对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实证分析。

GDP与二氧化碳弹性脱钩的公式如下：

tco2，GDP=（%CO2/CO2）/（%GDP/GDP）（1）

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2001年不变价格对各年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则参照IPCC温室气体排放估算方法计算使用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换算系数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所列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

Tapio脱钩指标是以某一弹性值范围作为脱钩状态界定的，例如弹性值介于0―0.8之间则界定为弱负脱钩；介于0.8―1.2之间则界定为衰退连结。具体情形如表1所示。

2、石家庄市碳排放脱钩状况研究

“十一五”期间，石家庄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长7.3%；人均碳排放量年均增长4.6%。而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占到总排放量的80%以上。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脱钩”研究，以期有效开展减排工作，发展低碳经济。

（1）石家庄市碳排放清单。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大部分碳排放数据都是根据能源消费量测算得来的。本研究基于石家庄能源消费数据，参照IPCC的参考方法和部分缺省数据，计算2003―2009年石家庄市碳排放量，作为石家庄市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脱钩研究提供的基础数据。其数据都来源于《石家庄统计年鉴》（2004―2010年）。本研究的能源消费品种主要包括原煤、洗精煤、焦炭、其他焦化产品、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天然气、原油、汽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14类，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Ei为能源i的消费量（万吨标准煤）；C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吨碳/吨标准煤）；i为能源种类。

2003―2009年期间，石家庄市以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GDP值基本上呈增长态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中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多为18151万吨，之后碳排放量逐渐减少。

（2）石家庄市Tapio脱钩指标分析。运用脱钩指标对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进行脱钩分析：首先根据式（1）和式（2）以及所选定的指标计算方法，整理并计算相关统计数据，并采用表1的标准评价，得到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2006年石家庄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大，经济平稳增长，出现增长负脱钩情况。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石家庄经济也随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3―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15.7%、15%和15.8%。这种快速增长主要是电力生产、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迅速发展带动的。而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排放增长率分别为20.4%、19.2%、22.3%和104.9%，二氧化碳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2007―2009年石家庄市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碳排放增长呈下降趋势，总体呈现出强脱钩状态。这是因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0%的目标，石家庄市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20.68%，单位GDP能耗的降低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都保证了强脱钩状态的实现。

三、结论与对策

1、结论

本文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二者在逐渐的实现脱钩状态。从表2中可以看出，石家庄市2003―2006年出现增长负脱钩，2007―2009年则呈现出强脱钩状态，二氧化碳脱钩弹性总体上是下降趋势，并在近几年下降速度加快，这为石家庄市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虽然石家庄市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脱钩”状态明显，但是目前石家庄市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偏重的特征尚未明显改变。高消耗、高碳排放的生产方式还大量存在，“两型”社会建设处于起始阶段，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明显改变。虽然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是排放总量跟北京等发达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高耗能产品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因此实现绿色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发展，石家庄市任重道远。

2、对策

（1）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在石家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鼓励其开发和使用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减少一次能源在能源中的比重，从根本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根据石家庄本地产业能耗、资源禀赋情况及低碳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大力开发使用本地丰富的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无碳清洁能源，促进能源消费的多样性。

（2）建立碳计量体系。研究确定石家庄市碳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对碳排放情况进行总量控制和指标分解。环保和节能部门对企业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推动企业实施产品碳标签，保证低碳经济的发展。探索开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统一的提供供求信息和碳交易平台，以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自愿减排。

（3）加大低碳经济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体和教育部门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使低碳经济深入人心。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低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示范作用，把管理流程“低碳化”作为建设节约型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率先使用节能办公建筑，推行政府绿色低碳采购。

【参考文献】

[1] 李坚明、孙一菱、庄敏芳：台湾二氧化碳排放脱钩指标建立与评估[A].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两岸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2005.

[2] 赵敏、张卫国、俞立中：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09（8）.

碳排放的现状篇（8）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湖北省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历史背景

自1750年以来，人类逐步进入了工业社会，随着工业活动的开展，大量化石能源被使用，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显著上升，并由此引发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这其中CO2对全球升温的贡献所占比例最大，急需世界各国一起来控制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97年的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它提出的排放交易、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为解决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它把CO2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碳交易市场，为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签署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共识。

除了国际组织为节能减排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动作以外，国外区域性的国家组织或者各个国家也正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政策措施，并建立了若干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市场。为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还允许EUETS系统内的成员使用CDM和JI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来抵消其减排量。此外，欧盟排放体系还积极与其他排放交易制度，扩大交易范围，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减排成本。其较为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给我国建立相应机制带来启示和借鉴。

2012年1月国务院在《“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要求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国家发展委会也通知，同意包括湖北在内的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减低企业减排的成本，促使资源流向节能减排空间最大、机会成本最低的地区和企业，一方面可以分担发达地区的减排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减排优势，推动各种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还可以调动起地区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积极性，鼓励企业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投资，形成相应的低碳产业，使得节能减排成为各地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湖北省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现状

1.湖北省经济发展现状

2011年湖北GDP总量为19594.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8%，在全国的排名由2010年的第11位上升至第10位。从GDP增速看，受国际国内经济减速以及省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的叠加影响，2011年湖北13.8%的增速较之于上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但仍比全国（9.2%）高出4.6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7位、中部六省第1位。由此表明湖北整体经济仍然处在相对高位且比较健康的平稳较快增长区间，且经济总量及人均GDP排名均处于国内中等水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具有代表性和发展潜力。

2.湖北省产业结构现状

2010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15806.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8%，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147亿元，增长4.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7764.65亿元，增长21.1%；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5894.44亿元，增长10.1%。三次产业结构由2009年的13.8∶46.6∶39.6调整为13.4∶48.7∶37.9。由湖北省人均GDP以及产业结构，结合钱纳里产业阶段标准可以判断湖北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湖北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分析，湖北省结构现状具有以下弊端：

1.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总值偏向第二产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可以看出，湖北省的产业构成正在逐渐优化，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挤占了第一产业的份额，同时也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2.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湖北省正处在由重工业发展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发展演进阶段，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工业内部比例失衡，以传统工业和重工业为主，加工组装制造业比重偏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3.湖北省能源结构现状

湖北省能源资源的特点是“缺煤、乏气、少油、多水”，能源一直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自给率较低。82%的煤炭，92%的石油以及76%的天然气需要从外省输入。一旦能源供应紧张，湖北能源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自2000年以后能源消费总量在逐年增长，但与此同时能源生产总量自2008年以后保持稳定，能源自给率逐步下降，并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

三、湖北省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性

现阶段，我国经济向低碳节能方向发展具有很多困难。首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目前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并且在不断增加，碳排放量也在增加。其次，在国际产业分工上，中国是国际制造中心，且是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国际分工也决定了中国的排放居高不下。再次，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能源效率低下，很多地方是粗放式发展。

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具有典型的我国经济特征，同样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传统发展道路行不通，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低碳经济道路，但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很多困难，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1.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顺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

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谁率先在低碳经济领域布局，谁就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抢占“制高点”。因此是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焦点。低碳经济是中国应该抓住的机遇。同时，我国碳资源丰富，碳市场前景可期。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没有定价权，不得不接受外国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沦为全球低价的“卖炭翁”，要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极大限度发挥我国丰富的碳资源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迫在眉睫。

2.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湖北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的有力手段。

限制碳排放的手段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行政手段。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属于经济手段，与传统的行政手段相比，运用经济手段控制碳排放可以降低社会总成本，同时经济手段能使公司在决定如何满足碳排放目标上拥有较大的自，并实现成本最小化。湖北省地处中部，经济并不发达，如果采取征收碳税的方式，首先政府无法准确的确定碳税的税率和征收起点，要随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政府无法预测各行业减排成本的大小，进而无法为经济发展及节能减排提供资金和政策帮助。最后，征收碳税无法确保达到既定的减排目标。而碳排放权交易使企业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满足排放量约束，并且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在碳排放源头进行约束，降低了管理费用，节约执行成本。在世界范围来看，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碳排放权交易。因此从可操作性、成本效益、减排目标等角度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是目前较好的减排手段。

3.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1）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现阶段湖北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湖北已建成门类齐全、种类众多的工业体系。2011年湖北GDP总量达到19594.19亿元，在国内位居第10位。增速排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7位，居中部六省第1位。由此表明湖北整体经济仍然处在相对高位且比较健康的平稳较快增长区间，经济总量及人均GDP排名均处于国内中等水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具有代表性和发展潜力，是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2）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调整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要求

湖北省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第二产业占全省GDP的48.7%，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工业内部比例失衡，以传统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要真正实现低碳经济，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湖北省要从重工业经济转向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期间如果没有外部推力，实现结构转型旷日持久。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纳入碳市场，可以促进湖北省经济结构的转型。

（3）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调整湖北能源结构的要求

湖北省能源资源的特点是“缺煤、乏气、少油、多水”，能源一直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自给率较低。一旦能源供应紧张，湖北能源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湖北省必须在保持整体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发展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抑制高耗能行业发展，鼓励发展新能源。

（4）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湖北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的要求

中国没有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节能减排仍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命令和减排指标约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让企业在减排的过程中得到收益，引导企业自主、自愿、自动去减排，在碳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建立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长效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目前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参考文献：

[1]刘奕均.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7）：29-30.

[2]汤小明.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现状[J].企业导报，2009（11）：173-174.

碳排放的现状篇（9）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05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11

全球变暖（global worming）已成为本世纪各国共同应对的首要环境问题，在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气候变化问题超过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供的证据表示：全球气温呈现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性变化，最近12年（1995-2006）中有11年位列1850年以来最暖的12个年份中。全球变暖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深刻影响包括农业安全、水资源安全等在内的各领域，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过量排放是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的直接原因。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把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这一承诺既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大国的责任，也是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掌握新一轮国际竞争主动的内在要求。但是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当中，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较快难以避免。而且我国人口众多，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减排目标任务艰巨。

实现减排目标需要有的放矢，减排缺口的计算非常重要。本研究通过弹性脱钩方法和Tapio评价标准对我国历史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压力关系予以计算分析，根据不同发展情境构建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缺口的计算模型，对我国实现减排承诺所可能遇到的难度予以分析，并尝试对实现承诺提出自己的建议。

1 文献综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探讨如何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测度经济发展与物质消耗投入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压力状况、衡量经济发展状态，提出了“脱钩”（decoupling）概念，推动了国际建立各类经济活动“脱钩指标”的理论研究［1］。脱钩理论主要被应用来测度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物质消耗是否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的关系。“脱钩”概念清晰地表达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使用少于以往的物质消耗而产生多于以往的经济财富，是对过去国际普遍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物质消耗高度依赖的反思。“脱钩”概念为测度可持续性提供一种可量化的理论工具。Juknys、Herry Consult GmbH等应用OECD 模型做了实证研究［2-3］。Tapio将弹性方法引入脱钩研究，对1970-2001年间欧洲的交通业经济增长与运输量、温室气体之间的脱钩情况和芬兰的交通业脱钩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在研究中将脱钩指标按照计算数值区间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结等8项指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脱钩理论［4］。David Gray,Jillian Anable,Laura Illingworth 和 Wendy Graham等应用Tapio模型对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脱钩情况做了研究［5］。

李忠民等：基于弹性脱钩的中国减排目标缺口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国内脱钩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发展与相关研究对象的测评，相对集中于节能和环境测评两方面。王明霞、赵一平、孙启宏、段宁等学者运用脱钩理论评价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或者环境影响之间的联系，并构建相应的脱钩评价指标体系［6-7］。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学者越来越多地注重将脱钩指标运用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研究。李坚明等对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进行了研究［8］。李忠民、庆东瑞利用OECD脱钩指标与Tapio脱钩指标，对山西省工业部门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压力关系进行了测度，测试了山西工业部门低碳经济发展状态［9］。庄贵阳运用Tapio脱钩指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进行了分析［10］。李忠民、姚宇、庆东瑞在研究产业低碳测评中，将弹性脱钩分析框架引入，提出了构造产业低碳化因果链思路，并对山西建筑业进行了案例分析［11］。脱钩方法在低碳经济测度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对整个区域的低碳经济测度更是如此。

2 1979-2008我国碳排放脱钩状况分析

2.1 评价方法和指标选择

Tapio脱钩模型在OECD脱钩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目前研究经济脱钩关系的最主要研究方法，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采用“弹性概念”可以动态地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进行分析。

GDP与二氧化碳弹性脱钩的公式如下：

tCO2,GDP=(%ΔCO2/CO2)/(%ΔGDP/GDP)（1）

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选取1990年不变价格对各年GDP数据进行平减化处理，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采用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参照IPCC温室气体排放估算方法［12］，换算系数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所列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采用该换算系数将各类能源消费量折算为标准煤，以标准煤计的能源消费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参照了IPCC的推荐方法。

弹性脱钩评价采用Tapio构建的脱钩指标分类和评价标准，见表1。

2.2 近30年来我国碳排放脱钩状况

基于式（1）和所选定的指标计算方法，整理并计算相

表1 Tapio(2005)8个等级与弹性值比照

Tab.1 8 levels of elasticity in Tapio(2005)

状态

Statexi-1xi弹性(t)

Elasticity负脱钩扩张负脱钩>0>0>1.2强负脱钩>0

关统计数据并采用表1的标准评价，得到表2。

1978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本上一直处于弱脱钩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基本稳定，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实际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左右，而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增长速度也保持5%左右，GDP增速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保证了大部分年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弱脱钩状态。参考表1，对比国家五年计划，分阶段对1978-2008年来我国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是1978-1985年，这段时期经济进入稳步持续增长，碳排放呈现波动性增长，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总体呈现弱脱钩状态。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稳步提升。而这段时间由于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我国的第一产业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人口增长逐渐放缓。这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出现波动甚至下降，保证了这段时间脱钩状态的维持。

第二阶段是1985-1990年，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基本呈现稳定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大于碳排放增长速度，总体保持弱脱钩状态。这段时期，总体经济由于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上升（1988年通胀率为2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1989年实际经济增长仅为4.06%，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占经济结构比重由25%增长到32%，一次能源结构得以改善。能源强度的继续下降,使

我国碳排放增长也急速降低，到1989年陡然降低到1.71%。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体下降，并呈现弱脱钩状态。

第三阶段是1991-1995年，这段时期整体呈现经济高增长、生产效率高的状态，排放增长速度逐步提升，并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革，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92年达14%）。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的能源消费是二氧化碳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1993年后我国石油产品净进口激增带来的能源结构的优化等因素降低了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研究分析数据显示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变化是这段时期二氧化碳最主要的负影响因素。

第四阶段是1996-2000年，这段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受能源结构、生产效率等二氧化碳排放负影响因素作用的影响，总体呈负脱钩甚至1997、1998年呈强脱钩。1997年以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百年不遇的洪水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降低，1997-2000年均经济增长只有8%，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推动力明显减小。而且，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家大力整治低水平重复建设，关停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十低五小”等企业，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一定反弹和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这段时期我国工业产出增长减缓，能源效率得到提高，产出结构得到优化，给二氧化碳排放带来一定负的影响［13］。而且，国家从1998 年开始正式实施《节能法》，促使我国能源效率提高，推动了我国煤炭、炼油相关行业进行改革创新，煤炭质量不断提高，洗选煤、洗精煤、焦炭等产品比重不断提高，煤炭品种结构不断优化，这些措施促进了能源结构的改善，降低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

第五阶段2001-2005年，这段时期，二氧化碳排放强劲增长，经济平稳增长，出现了增长连接，甚至增长负脱钩情况。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和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重新开始加速增长，2003、2004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0.03%、10.09%和10.43%。这种快速增长主要依赖出口需求大量增长。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加，基础产业部门不断扩张，导致我国这段时期对能源的需求高速增长。以钢铁行业为例，投资过热使得对焦炭的需求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之前一直下降的吨钢能耗在2003年却增加了11 kg标煤［14］。虽然这段时期我国开始了能源结构的大力调整，水电与核电都在大力发展，2005年国家又通过《可再生能源法》，能源结构得到优化。但是由于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能源结构低碳化的积极效应被抵消，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高达10.9%。

第六阶段2006-2008年，这段时期较短，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碳排放增长基本稳定，总体呈弱脱钩状态。我国于2005年开始二氧化碳减排行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0%，单位GDP能耗的降低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有限增长，保证了这段时期弱脱钩状态的实现。

3 2020年我国碳排放缺口预测

3.1 预测的基本框架

基于近30年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数据的历史分析，通过选取不同条件下的脱钩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预测2020年的碳排放状况。

基本模型框架如下：

υCO2=%ΔCO2/CO2=υGDP×tCO2,GDP（2）

预测碳强度＝CO2×(1+υCO2n)GDP×(1+υGDP)n（3）

其中，式（2）是式（1）的变形，υGDP表示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即(%ΔGDP/GDP)，υCO2表示碳排放的变化速度；式（3）基于碳强度定义（碳强度＝CO2/GDP），预测包含经济发展和碳强度变化下的碳强度，其中n表示预测期。

表3 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期(2010-2020)

Tab.3 The expect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scholars（2010-2020）

学者

Scholar经济增长速度预测

Economic growth forecast

（2010-2020）来源

Source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8%-10%《21世纪中国经济问题

专家谈》，

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京文6%《21世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谈》，河南人民出版社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解三明7%-7.5%《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周期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国家统计局国民

经济核算司

许宪春6.5%《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国际经济地位展望》， 经济研究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王小鲁6.22%《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指标选取

采用历史分析和未来预测相结合，其中GDP和碳排放的基期数据为2005年数据，即我国减排承诺的基期年份，预测期为我国的承诺减排时限2020年；tCO2,GDP的选取基于历史数据分析的结果，分别选取过去30年中脱钩状况最好10年均值、最差10年均值和中间10年均值三个数据进行预测；υGDP选取林毅夫、解三明、许宪春等对我国2010-2020年经济发展测算数据（见表3）的最高值、最低值和均值进行预测［15］。

将以上数值整理可得表4。

表4 GDP增长速度和脱钩弹性预测变化

Tab.4 The forecast changes about GDP growth anddecoupling elastic

脱钩弹性

Elastic decouplingGDP增长速度

Growth rate of GDP快

Fast中

Middle慢

Slow强0.03，9% 0.03，7%0.03，6%中0.49，9%0.49，7%0.49，6%弱0.92，9%0.92，7%0.92，6%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将数值分别带入式（2），可以得到一个碳排放增速的预测矩阵，见表5。

表5 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预测变化

Tab.5 The forecast changes about carbon dioxideemissions growth

脱钩弹性

Elastic decouplingGDP增长速度

Growth rate of GDP快

Fast中

Middle慢

Slow强8.28%6.44%5.52%中4.41%3.43%2.94%弱0.27%0.21%0.18%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2020年我国碳排放缺口预测

选取碳排放增速预测表5中前3位、中间3位和后3位的均值，进行2020年我国碳排放缺口的预测，可以得到数据表6。

将基期数据和表6数据带入式（3）可以得到对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一个预测矩阵，见表7。

数据分析：

一是我国承诺的减排目标完成有着巨大压力。从表5中可以看到，在历史碳排放强度增速取较快值的状态下，经济发展不论处于任何一种增长状态，到2020年我国还存在至少20%以上的巨大缺口；即使在碳排放增速处于中等水平状态下，仍有较大可能出现缺口。碳排放增速

表9 2020年预测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占基期百分比与承诺值缺口

Tab.9 Forecas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tensity

by 2020 based on the percentage of total value

and the gap to commitment

脱钩弹性

Elastic decouplingGDP增长速度

Growth rate of GDP快

Fast中

Middle慢

Slow强-18.13%-41.55%-56.16%中8.40%-6.52%-15.82%弱26.63%17.54%11.88%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历史最强年份出现在2003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出口需求引致的投资剧增。2008年以来我国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超过4万亿的资金投入大力推动内需，而且资金流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工业等高碳产业部门，带来的产出规模扩张势必会继续推动我国碳排放增长，导致未来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也会保持较高水平，实现承诺压力巨大。

二是表8和9矩阵中，对角线基本呈现负值，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正向推动力要大于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的负向推动力。因此当我国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处于强或弱状态下，实现承诺具有一定困难。

三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速降低将是我国实现减排承诺最重要的手段。表8和9矩阵中，当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处于历史较低状态下，三种经济增长状态下，我国都能够顺利地实现承诺。但目前世界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而我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仍处低端，未来还面临巨大的出口拉动，工业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程度还将不断提升，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导致我国不能将二氧化碳强度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实现承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四是当碳排放增长处于中间状态下时，我国要实现承诺则需要保持经济处于最好状态下的持续增长。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我国未来要想保证9%-10%的经济增长速度难度巨大，实现承诺，困难重重。

总之，基于以上分析，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承诺，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化进一步提高是推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推动力，技术进步，特别是能耗强度降低则是我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手段；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强度降低任重而道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4 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实现减排承诺，承担大国责任，已经成为我国面向低碳社会必须迈出的坚实步伐，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任务还未完成，因此我国的低碳经济之路必须在发展中实现。

（1）转变发展理念，正确理解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低碳经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在低碳国际形势下，作为发展中大国，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只顾发展经济而不顾资源环境的约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方式不仅带来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也必然使我国在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进行根本转变。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定发展阶段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必须坚持，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保证二氧化碳减排战略的落实，实现发展与减排的良性循环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以节能减排为主要手段，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主要减排措施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特别是我国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情况下，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必然成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降低双赢的战略方针，这从目标上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维护中国能源安全。

（3）发展低碳技术，促进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由于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远高于其他能源，因此一次能源结构的逐步改善对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为69%，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为22%，新能源、核能、风能等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量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为9%。OECD国家煤炭仅占26.6%，核能、风能等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5.4%，所以我国清洁能源发展潜力巨大，但技术原因是主要限制因素。因此，清洁燃料及清洁煤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建设等将是未来中国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战略选择。

（4）开展低碳宣传，提高民众意识，倡导节能减排，发展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的理念，引导公众选择低碳生活方式。人类经济活动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驱动因子，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取决于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研究证明个人的消费方式可以影响到45%-55%的能源消费［16］。更重要的是个人需求的改变可以促使生产方式的转型，通过公众的低碳需求带动，促进低碳技术的应用，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5）加强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各个行业和项目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碳排放。因此，金融机构需要探索建立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信贷模式，加强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投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中。欧盟排放贸易机制（ETS）的交易价值高达500亿美元，而据估计，《斯特恩报告》中倡导的限额与交易机制所产生的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在2020年大约为每年200-750亿美元。因此，金融机构需要通过碳信用等制度的创新，为即将到来的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中国能否实现增长方式的变革，完成和谐社会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调整能力。哥本哈根会议让中国走上了低碳经济发展的高速路。优化能源结构、提升低碳技术体系和完善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法规制度，争取最终实现由“高碳”到“低碳”社会发展的转变，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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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chipper,l,.Bartlett,S,.et al.Linking LifeStyle and Energy Use：A Matter of Time? Annual Review on Energy.1989,(14)：271-320.

Gap of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Analysis Based on Elastic Decoupling of China

LI Zhongmin CHEN Xiangtao YAO Yu

碳排放的现状篇（10）

二、模型构建

1．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方法

根据2006年IPCC提供的参考方法，来构建能源消费的CO2排放模型，能源消费产生CO2排放的测算方法具体为：CE＝E×EF（1）其中：CE指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E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单位：吨标准煤），EF是指标准煤的CO2排放系数（单位：吨／吨标准煤）。

2．产业增长与其隐含碳排放脱钩弹性模型

本文学习借鉴Tapio脱钩弹性来分析产业增长与其隐含碳排放间的脱钩关系，计算公式为：其中：DI为脱钩弹性系数，％ΔC为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的变化率，％ΔG为产业部门产出的变化率。t为当期，Ct、Gt分别为当期的CO2排放量和产业部门产出；t－1为基期，Ct－1、Gt－1分别为基期的CO2排放量和产业部门产出。根据Tapio的分类，脱钩状态大致分为负脱钩、脱钩和连接三大类，其中强脱钩是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

3．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滇黔两省市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脱钩关系，主要依据2016年《云南统计年鉴》以及《贵州统计年鉴》里能源消费量的数据以及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

三、实证分析

具体实证结果及分析如下：（1）对云南省而言，在2001年～2015年间，在碳排放和产业部门产值不断变动的作用下，云南省在研究期间的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状态共有4种，分别为增长连接、增长负脱钩、弱脱钩以及强脱钩。2001年、2003年和2004年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均为增长连接；2002年和2005年脱钩状态均为增长负脱钩；有8个年份的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为弱脱钩，这些年份对应的脱钩弹性值分别为2006年的0．68，2007年的0．42，2008年的0．28，2009年的0．62，2010年的0．54，2011年的0．48，2012年的0．58及2014年的0．33，即在这些年份，云南省的碳排放和产业部门产值均在增长，但是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产业部门产值的增长速度，表明云南省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不断推进，产业部门的增长方式越来越趋向于合理化。另外，2013年和2015年的脱钩状态均为强脱钩，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27和－0．32，即在这两个年份，云南省在产业部门产值增加的同时，碳排放不断减少，是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产业增长方式，值得提倡。（2）对贵州省而言，在2001～2015年间，在碳排放和产业部门产值不断变动的作用下，贵州省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状态共有3种，分别为增长负脱钩、弱脱钩以及强脱钩。2001年和2003年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均为增长负脱钩；大约在67％的年份内，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为弱脱钩，这些年份对应的脱钩弹性值分别为2004年的0．58，2006年的0．68，2007年的0．51，2008年的0．24，2009年的0．76，2010年的0．41，2011年的0．44，2012年的0．42、2014年的0．24以及2015年的0．20，即在这些年份，贵州省的碳排放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产业部门产值的增长速度。另外，2002年、2005年以及2013年的脱钩状态均为强脱钩，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03、－0．32和－0．28，表明在这三个年份，贵州省的产业增长方式是一种理想的增长方式，需要继续推进。通过对比研究滇黔两省市在2001～2015年间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可以看出：云南省在研究期间的最开始的前几个年份里，产业部门产值的不断增长是以大量的碳排放为代价的，其增长方式比较扭曲，之后随着政府对减排工作的不断推进，其产业增长愈发合理。相比较而言，贵州省仅有两个年份产业部门产值增长与碳排放之间表现出增长负脱钩的关系，其余年份均为弱脱钩和强脱钩，由此表明，贵州省产业部门的增长在整个研究期间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健康的方式，值得云南省在以后的减排行动中学习借鉴。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滇黔产业部门产值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比较研究，我们可知，在未来的节能减排中要做到：促进经济低碳绿色发展，在能源消费中，减少煤炭消费量，提高科学技术，不断开发新能源，从源头上控制碳排放；树立低碳理念，使全民意识到低碳生活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自觉养成全民共同关注、参与的习惯，塑造出绿色生活从我做起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桂姗姗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碳排放的现状篇（11）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13-06

引　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研究问题延伸成国际事务问题。从总量上，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面临着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为实现我国碳总量控制的目标，各行各业都要根据各自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潜力，制定切实措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旅游业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产业替代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并提出具体的战略措施，有助于推动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降碳目标的实现。

一、旅游业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明确指出，旅游业是资源消耗低的战略性产业。这里的“资源消耗低”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旅游业作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而且是传统产业的重要替代产业之一，是节能减排、建设“两型社会”、落实“调结构”和“促转变”战略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旅游业能源消耗低、污染少。我国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以工业为主，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比例始终稳定在70％左右。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耗统计项没有设置旅游业或服务业的能源消费。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两项能耗共占旅游业总能耗97％以上。对照统计年鉴中的统计项，即旅游业的能耗主要散落在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统计项中。而这两项能源消耗总比例仅为5.29％，显然这个总和是远大于旅游业能源消耗的，也就是说，旅游业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比例很低。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仍是环境污染主要源头，约占总污染比重的70％；农业污染占到总污染的近1／3。相比工业和农业，包含旅游在内的服务业几乎无污染。因此，从旅游业自身的产业特征来看，旅游业是降低节能减排的优势产业，也是当前最适合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域。

在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兴起的背景下，旅游业应该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受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惯性思维的影响，旅游业被认为和减排没太大关系，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中没有旅游主管部门。但事实上，旅游业也排放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据世界旅游组织最新研究显示，旅游业对全球温室气候排放负有5％的责任，除去飞行，贡献值为3％；2005年，来自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192Mt(10度吨)和284 Mt；2035年以前，来自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以2.5％的年均速度增长，至2035年，旅游业、交通及住宿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36 Mt和728Mt。

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旅游业在气候变化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认识到尽管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但同时也排放了相当量的二氧化碳。有效减少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助于我国碳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旅游业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领域之一，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二、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面临的问题

减排政策框架是要制定减排目标并设计减排措施，解决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不明确、排放的途径不清晰、减排的目标不全面等。

(一)排放现状不清，总量不明

熟识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是设计减排政策内容最基本的条件。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导致无论旅游学界、气候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二者相互关系的关注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和旅游业是两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两者都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机制复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认识都不深刻。从全球来看，我国旅游总产值在GDP中的比例仅占4％强，历史文化、观光旅游占主导地位，受气候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国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和研究相当薄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负反馈作用到底有多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至今仍是空白。总体来看，中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不清，排放总量不明。

(二)排放途径不详，抓手不实

要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总量，就必须厘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这样才能找准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制定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如民航、公路等交通部门，餐饮、住宿、娱乐、通讯、零售业等，均与碳消耗联系在一起排放温室气体，有的甚至是高耗能产业。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随着大众、散客旅游时代来临，旅游活动的方式更加多元、灵活，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更加多元。复杂的产业体系、多元的排放途径，使得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准确计算排放总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到目前为止，除美国、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在排放途径不详尽的前提下，确立卓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减排目标不全，安排不周

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总量不明，就很难制定全面、具体的减排目标，只能是泛泛地提一些目标，或者仅就某几个行业领域提些具体指标。这样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仅有的、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对旅游业减排潜力的影响及完成总目标的作用有多大?会不会出现真正需要大力减排的领域却没有实施相应的减排措施?以酒店和 景区为例，往往高星级的酒店和景区因资金雄厚，理念先进，对技术的运用程度较深，其减排潜力及净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比那些星级低的酒店、景区要低得多。二是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会不会在限制了某个行业发展的同时打击了其他行业，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并且旅游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产业相互衔接，一旦某个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会迅速波及整个产业。如果是这样，那么政策的安排就显得不够周全。

三、政策框架设计

按照公共政策学理论，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各项环节能否正常运转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能否有效实现。而优良的政策设计则是一项政策的良好开端，甚至有人认为，制定出优良的政策就等于政策成功了一半。本文对于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就是本着这一初衷进行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政策框架设计只作为概念模型。

(一)总体目标

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总体目标就是根据自身现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切实制定相关措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国家实现碳控制总量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提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利用旅游业是窗口行业的优势，推动我国低碳教育，传播低碳理念，向世界有效展示我国在低碳行动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二)原则

1　差异性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区域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不同，对二氧化碳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尽相同，各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差距也是存在的。旅游业减排政策的出台不仅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相适应，与产业、行业的现实相适应，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须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达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行业发展的目的，否则就是一种极为不经济的行为，所酿成的损失与浪费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因此，需要打破传统政策框架，设计更为科学和贴近区域和产业实际的减排政策，而且需要设定一条最能够适应当地及产业实情，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特色资源、环境的发展路径，从而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

2　综合协调原则

合理的减排政策，需要符合全面、协调的原则，既要强调以减排二氧化碳为核心，同时也需要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人才、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要素，将减排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人才政策、环境政策等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减排政策系统化和诸要素的一体化。另外，减排政策要处理好旅游业和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门槛高了，会影响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产业发展；门槛低了，则无法实现减排目标。

3　灵活性原则

为保障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旅游业减排政策的深度要适宜。因为减排的总体目标是一个中长期规划，尽管政策在出台之前经过了多方反复论证，但仍存在一些难以预知的因素，政策定得太死不利于根据不同阶段的重点进行适度调整。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源头，既要重点突出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理念，同时要注意政策内容的灵活性、可行性、可持续性，并且执行力度和深度需切合实际。

(三)设计重点

中国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中国旅游业减排具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旅游业现状，在政策框架设计方面除常规的必须符合元政策的规范及法规体系的要求，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争取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是指导全局的总原则，是各行各业制定减排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明确提出了实现减排目标的政策、资金、技术保障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旅游业减排政策纳入国家政策框架体系，才可以分享国家资源，更好地利用财税政策，运用部门协调机制、减排技术和专项资金等，解决旅游业一己之力难以突破的瓶颈，从而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

2　制订中长期规划

明确旅游业在未来5年或5年以上的减排目标和主要任务，纳入国家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总体目标和任务逐年、逐行业分解，逐年落实、评估，并对下一年工作安排进行相应调整与细化。

3　摸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潜力

熟识自身的状况是政策内容设计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旅游业需要厘清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做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真实数据的统计与整理，并且数据要及时更新，以供参考。基于排放数据，旅游业可在全国开展一次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审查工作，对于确定是高排放的行业，准确做出评估，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严重的甚至可以采取查封措施。

4　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从全球看，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旅游交通、住宿业、相关旅游活动及旅游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未系统地进行此类研究，因而无法准确判定旅游业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或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区域，其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对污染物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同；不同领域，产业组织水平不同，其排放途径、排放方式、对减排技术运用的深浅程度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设计时，要区别对待，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5　引入调整机制

按照公共政策学者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观点，可以将决策(包括政策)看作前后衔接的不间断过程。同理性决策模式相比，渐进决策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由于各种资源的局限，任何政策制定者制定出的政策都不可能是最优的，都需要不断调整，以使其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样，按照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设计出来的政策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进行不断调整与改进，因此，具备有效的评价与调整机制之于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有效性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保障。

四、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战略措施

旅游业减排需要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四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各级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要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及价格机制，为发展低碳旅游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机制；旅游企业应从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提高企业减排水平；旅游经营者应从管理角度提升效能，开发低碳旅游模式及低碳旅游线路；旅游者则以实际行动实践低碳旅游，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政策推动和引导

发展低碳旅游，必须依靠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的推动。

1　统筹协调，创新推动

低碳旅游是个整体的经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统筹协调。

首先，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制定一个完整的低碳旅游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确定旅游业降碳和节能减排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目标，并对重点行业降 碳和节能减排做出具体安排。

其次，要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主体责任，对启动、实施、宣传教育及成果推广应用等具体行动做出计划。

最后，要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一个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低碳旅游国家工程实验室或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基地，重点研究建筑节能、酒店节水、新能源利用、低碳交通工具研发及控污减排等关键技术，为低碳旅游提供技术支撑；建立节能减排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体系；建立合作平台，特别是国际合作平台，共享先进的技术和低碳管理模式。

2　规范引导，做好试点

低碳旅游需要政府和主管部门在政策、规范上予以引导和支持。

首先，政府要运用财税政策、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等手段，加大调控力度，激励企业发展低碳旅游，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在公共财政预算中要单独安排旅游业节能减排资金，对低碳旅游示范城市和绿色环保旅游企业试点要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本投入。充分发挥政府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其次，制定标准，规范发展。尽管低碳旅游已在旅游业的各个方面初见端倪，如自费北极低碳旅行团、绿色酒店、景区内的低碳交通，上海、保定等低碳概念城市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小众化和非系统化状态，因此，亟待制定《低碳旅游标准》来引导并实现体系化。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国内外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旅游等方面专家及旅游企业、民间绿色组织人士，研究、起草行业标准，择期试行，待成熟后申报国家标准。

最后，组织实施示范项目，做好试点推广工作。低碳旅游推广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旅游客源市场、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旅游企业、旅游支撑和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难度较大。可遴选重点景区、酒店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分别遴选旅游城市(如深圳)、旅游小镇(如乌镇)、旅游景区(如九寨沟)等，从不同层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和模式进行推广。

3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政府和旅游行业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旅游企业、旅游者，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低碳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由中国旅游协会向全国旅游行业发出低碳旅游倡议书，鼓励旅游企业形成低碳联盟，推广、交流节能减排技术，并从旅游经营环节开始推行低碳旅游方式及低碳旅游线路，共同营造良好的低碳旅游氛围，迎接碳总量控制时代的到来。

向旅游者低碳旅游手册。收集、整理国内外低碳旅游小窍门和实用方法，按旅游六要素分门别类地总结，形成便于旅游者携带和操作的低碳旅游手册。如“食”，调整饮食结构、自备环保餐具、优先使用当地食材；“住”，不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行”，共乘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游”，自带垃圾袋，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购”，不买带塑料袋包装的旅游商品，优先购买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娱”，选择喝茶、读书、观赏等低碳活动或种下一棵低碳纪念树。开发、推广和普及基于互联网的低碳旅游节能减排计算软件，让旅游者在每次旅游结束后，计算低碳旅游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碳排放，从而提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发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积极性。

(二)旅游企业：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

1　提高运行效率

目前，中国旅游企业中类似电话沟通、手动记单等科技含量较低的业务仍普遍存在。旅游企业要转变管理和运营模式，采用信息化技术开发智能化管理，开发在线旅游、电子商务等，提高运行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　开发低碳旅游产品

旅游企业要大力设计、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如旅游“碳中和”产品，即旅游企业在出售旅游产品同时附加出售配套服务，要求游客付费用于环保、低碳项目建设；生态旅游、自行车、徒步旅游等产品；三大低碳旅游景区(云南香格里拉、东部大兴安岭、贡嘎山燕子沟)等低碳旅游线路产品。

3　技术创新

技术转让、技术创新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关键的措施。旅游企业要注重减排技术的创新，加快研制更高燃效的旅游交通工具，使用清洁能源，采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新技术代替高碳化能源，以及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酒店业也积极采用节能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争创绿色酒店，加强旅游企业减排技术改造等技术的创新。这些技术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需要通过转让机制和市场化运作实现转让。重要的是，旅游企业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创新，带动旅游产业升级转型，提高节能减排水平，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三)旅游经营者：开发低碳旅游模式

旅游经营者转变现有旅游模式，鼓励旅游者以共乘方式出游，旅游景区内禁止外来车辆、景区私家车、公务车及出租车的进入，景区内设置环保旅游观光车、电瓶车、畜力车、人力车等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以保护生态环境；对凡响应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落实垃圾分类回收、不主动提供包装塑料袋的景区内的商家标示“低碳营业商店”；配置专职低碳导游；在景区设置“碳减量计数器”，计算游客所从事的活动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二氧化碳等。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种植相应数量的树木作为“碳补偿”。

(四)旅游者：低碳旅游实践

1　充分认识旅游者个体对减排的作用

研究表明，如果中国13亿人口积极参与节能减排36项日常生活行为，则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可见个人生活点滴中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尽管目前没有详细计算旅游者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但参照以上研究，减排空间也是巨大的。因此，旅游者要充分认识到个体在对减排方面的巨大作用，并积极主动采取低碳旅游方式。

2　积极主动实行低碳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