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定义大全11篇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

中图分类号: C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33-02

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 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 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 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 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 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 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 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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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希哲.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路径选择[N/OL.]原载于中国人口报.转引自中国人口网,chinapop.省略.

[6]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2008(4).

[7] 胡兵,赖景生,胡宝娣.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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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都阳.人口红利的谜思.人口研究,2007(2).

[10] 王德文,蔡,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11]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2）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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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3）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国民的年龄不断得到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利好态势的“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步入老龄化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把握机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困难是目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目前老龄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预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期将会在2013至2015年消失；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50年。无论是什么时候结束人口红利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总有一天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会结束，到时我们的社会也必然将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人口红利”期所面临的困难

1、“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未来我们社会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出现，对于第三代的一个孩子来说，将来要面临六个老人的抚养问题。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会由红利型转变为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这就要求对将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准备。

2、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养老负担较重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相近，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却极为庞大，因此，我国将来所要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将更加严峻，当社会上的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养老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么届时我们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将会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不足，人民综合素质不高

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并且“数量型”的“人口红利”短期期依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事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家目前依然面临着高素质人才不足的状况，人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跨越性的提高，我国专业性的人才极度缺乏，各类高科技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时，我们面临的人才压力也将会更大。

三、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抓住良好的发展条件，不断发展经济，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不断做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护理人才，也将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口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我们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3、陆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已经累计少出生至少四亿人口，这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可利用的劳动力人口数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二减少，长此以往，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加剧了我国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适当地逐步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对人口的限制，对于我国应对今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缓解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4、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口，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随着社会整体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增强，通过调研和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延长工作期，提高退休年龄，使公民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增加和补充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轻养老压力，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倡社会在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另一半重要智力和体力资源，重视对于女性能力的利用，将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5、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教育是改变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视个人不同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对于解决“人口红利”期内以及应对“人口红利”期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面对难得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个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快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动摇，借助各方面的智力和技术支持，科学应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必然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我们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2]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4）

众所周知，“人口红利”概念的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并不长。

20世纪90年代哈佛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经济史上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经济的增长表现时，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来考察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这个在常规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源泉，被称做“人口红利”。

我们的研究发现：把类似的理论假设和计量方法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这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入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

首先，经济增长过程绝非模型那样简单。实际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来源的话，那么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指标就应该开始下降，但在不具备其他高速经济增长条件的情况下，这种人口优势并不能得到实际利用，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条件，即劳动力得以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与此同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只有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提下，依靠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人口红利”。所以，若要把“人口红利”在计量模型中的抽象事物形象化，最好关注和研究遍布于全国城乡的2.3亿农民工。

其次，模型使用的解释变量――人口的抚养比，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核心在于其变化趋势，而非静态的绝对数量。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其持续增长以及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不断提高。

例如，在1980年-2005年期间，15岁-64岁年龄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7％提高到71％。正因如此，抚养比才会持续降低，并因劳动力供给丰富和储蓄率高而形成“人口红利”。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视为“人口红利”，则是犯了用国家大小论英雄的错误。

再次，此结论本身并不涉及人口抚养比下降的原因。抚养比下降需要用人口转变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即以现实中的人口变化趋势加以解释。中国在较短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于本世纪初就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转变新阶段。

在经历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其上升时期就是抚养比不断降低的时期，也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相对次要的作用。

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上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下降到90年代以后总和生育率2.1％这个更低水平以下。

争论背后的政策歧见

撇开非研究性争议，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人口红利”是否即将消失的不同判断我们的研究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变量，既然人口预测显示，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将上升。那得出“人口红利”会消失的结论应合乎逻辑。

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不会在那时候消失，即延伸到2035年，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然庞大，总抚养比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从不甚精确的角度，或者纯粹从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看，似乎届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不算太糟。不过，既然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有其特定含义，并且针对其具体变量估算而出，那就很难印证或附会这种判断。

此外，“人口红利”的核心是劳动年龄人口或者抚养比的动态变化，如果正视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将会绝对减少，如在2015年―2035年间预计以每年0.4％的平均速度减少，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从72％下降到64％，那断言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难以让人信服。

关于“人口红利”的政策含义究竟为何本文开头就已指出，中国对于“人口红利”的说法都属悲观派。原因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积极响应“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变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经济增长不再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速度。

即便是那些用“人口红利”理论指导投资的公司经济学家，虽然鼓吹当前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股市和房市投资，隐含的意思也就是未来将失去这种机会窗口。至于那些认为“人口红利”仍在并可以保持几十年的观点，正是把当前我们观察到的人口变化看做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两个关于“人口红利”判断的政策含义值得讨论。一是担心如果承认“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则意味着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完成其使命，有必要进行调整。其实，“人口红利”与生育政策没有必然或紧密的因果关系。

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以是否调整生育政策为转移。例如，在中国人口大事记中，三个至为重要的现象，即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显着降低(1970年一1980年)和正式实施一胎化政策(1980年)之间，从时间上看没有丝毫的一致性或因果关系。

二是担心如果承认了“人口红利”消失，就意味着就业压力开始并将继续纾缓，人们或对就业问题掉以轻心，乃至就业在政府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所降低。

这种认识问题的逻辑，可能与中国政府争取积极就业政策的形成背景有关，即这一高度重视就业的共识是政府对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严峻局面的急迫反映促成的。

这个逻辑联系也是不存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是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但那里的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对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我们的政策。

关于“人口红利”的商业或投资含义尽管在公司经济学家和投资分析师中，许多人最初并不认同我们的判断，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渝地使用“人口红

利”的概念，引申其对投资前景的启示，也乐于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毕竟更加直接地对投资客户负责。

其实，人口学早就有一分支，叫做市场人口学或工商人口学，即借助人口学分析方法，把人口特征的变化与消费和储蓄行为及其变化，与投资和创新机会联系起来。应该说，这种分析的确有助于扩展投资者视野。

将“人口红利”判断引入投资分析，也存在滥用的危险。必须首先理解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才可以将相关结论转化为在商业和投资中的决策判断。

经济增长不会放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部门鲜明对比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是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现代部门可以不变工资获得无穷尽的劳动力供给。

这个二元经济发展，说穿了就是一个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直到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时，我们便迎来“刘易斯拐点”。

但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指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使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影随形。2003年-200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人口结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意义在于可以及早预见其趋势：一是工资上涨属必然且将逐渐加快；二是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尽管本人提出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我关注的是：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人口红利”消失是否会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拐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出现的涨薪潮，其实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承受得了，也求之不得。

因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其实，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中国可根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因为最富的国家往往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

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

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中国需要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笔者曾撰文讨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

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加快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绝不意味着对“人口红利”的迷信。越是发达和富裕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的目的在于提醒并呼吁世人：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在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5）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筑就了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历史丰碑！

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安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人民幸福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约3万安徽人参加了长征。他们在与军队的殊死搏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军主力长征期间，还有一大批奉命留在皖南、皖西等地的红军将士，就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设“图说长征”专栏，以深切缅怀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安徽打造创新型“三个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反“围剿”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引起的恐慌。从1930年底至1933年10月，军队先后5次对中国共产党在福建、江西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前4次的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图为军队“围剿”红军时修筑的碉堡。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任主席。图为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其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陆续分别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出发，开始长征。图为于都县东门渡口纪念碑。

皖南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皖南失利后离开皖南。皖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分别在鄣公山、泾旌宁宣地区和贵秋东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4月，为了统一领导皖浙赣边的游击战争，闽浙赣省委改组为皖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并在所辖地区分别成立5个特委，同时成立了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图为皖南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 1934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皖南歙县石门等地。之后，先遣队与闽浙赣军区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图为皖南汤口胜利会师地旧址。

南方游击战争 1934年秋至1937年冬，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8省15个地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图为（左一）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部分干部合影（1940年摄）。

血战湘江 中央红军撤离革命根据地后，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抵达湘江。调兵30万构筑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以英勇献身精神与敌浴血奋战，终于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此战，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图为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广西兴安界首镇。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3月中旬，成立了、、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图为《遵义会议》版画。

强渡乌江 湘江战役后，力主中央红军放弃赴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甩掉强敌、西进贵州的主张。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省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图为乌江江界河渡口。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逼近贵阳。军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保驾”，抓住时机挥师向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军阀急调滇军和各县民团防守省城，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红军趁机直扑金沙江，于1935年5月渡过金沙江。图为、、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住过的岩洞。

四渡赤水 红军攻占遵义后，调集40万兵力进逼遵义地区，等指挥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图为红军一渡赤水的主要渡口――土城渡口。

彝海结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需要通过四川冕宁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原因，彝汉矛盾很深。1935年5月，率红军长征先遣队到达彝海地区，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司令员与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并帮助建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红军在彝族人民群众支援下顺利通过彝区，为以后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图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街头彝海结盟塑像。

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1935年5月25日，营长孙继先挑选并带领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川军密集的枪弹和炮火强渡大渡河，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5月29日，红军赶到横跨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攀踏悬空的铁索，一面铺架门板，一面匍匐射击，神勇地攻占了对岸的桥头堡，占领泸定城。图为版画《飞夺泸定桥》。

过草地 红军翻越雪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等率领下自毛儿盖出发，进入茫茫无边、人烟稀少的水草地。经过艰苦努力，右路军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严寒饥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地区。随后，右路军发起包座战役，攻占包座，打开了通向陕西、甘肃的大门。图为红军走过的水草地。

翻雪山 中央红军为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自硗碛村翻越了长征以来第一座雪山――夹金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图为红军长征时翻越的夹金山。

激战腊子口 包座战役后，中共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7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突破位于四川、甘肃边境的天险腊子口。18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图为要隘腊子口。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陕甘支队在陕北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图为红军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

团结北上 长征中，各路红军在战略上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强渡嘉陵江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途经川、康、青、甘四省，行程近万里。红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起点是鄂豫皖苏区，途经鄂、豫、陕、甘等省，行程近万里，最终在甘肃永坪与陕甘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1935年11月南下湘中开始，到1936年10月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止，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8000余公里。图为云南石鼓渡口。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在这里渡过金沙江。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6）

成为红军统帅，一筹莫展。

中央红军按照的主张，一渡赤水，转向扎西；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给了军自第五次“围剿”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一面哀叹这是“国军自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一面亲自上阵，誓与红军决一雌雄。

1935年3月2日，飞抵重庆，亲自指挥作战，对红军发起疯狂围攻。

此时，正指挥着红军忽东忽西，穿插于重兵之间，致使因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先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后见我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又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巴蜀大道地区。

决定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达到牵制川敌之目的，红军主力则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区，趁吴奇伟败逃之机，寻歼周浑元部，力争再次重创敌军。这时，周浑元畏歼不进，使得红军未能如愿。没想到，这一系列的行动，误以为红军如此徘徊，“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急令各路人马寻找红军决战。3月11日，三路敌军得令之后，川军潘文华部占领遵义；周浑元部进入鲁班场地区；吴奇伟则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直逼鸭溪和遵义。

恰在这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以求得“在转移中和在消灭王家烈部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施机动，并迅速夺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3月16日，红军主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向西三渡赤水，朝古蔺、叙永方向挺进。

此次挥师西渡赤水，目的是要先把敌人引向川南地区，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个回马枪――东渡赤水，折返贵州，直逼昆明，以彻底甩掉敌人。这就是说，早在决定三渡赤水之时，四渡赤水的腹案就已成竹在胸了。

的反应果然未出所料。他又一次误以为红军北渡长江，于是急将重兵调赴川南，严令各部加固长江防线。认定红军此次已是“插翅难逃”，于是他传令各部：“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稳坐军中帐，笑看敌人挥汗如雨地筑碉堡，挖工事。正当敌人再次扑向川南，碉堡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之时，当机立断，作出了回师东渡的决定。

兵不厌诈。为了确保东渡成功，于3月20日派出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开进。得知这个情报，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必定北渡长江。于是一错再错，急令川、滇各部向西尾追。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已经亲率红军主力，于21日晚至22日，以十分隐蔽、神速的行动，在二郎滩、太平渡地段，全部渡过赤水，向东而去，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把苦心调集的重兵，构筑的防线，甩在了川南，完全置于无用武之地。

待得知红军再次进入黔境时，他无可奈何地以杖击地，喷出了一串“娘希匹”。

为了“一网打尽”红军，又由重庆急飞贵阳，断定“‘赤匪’必将进攻遵义”。于是急将重兵由川南调往赤水以东，并令何键加强乌江之守备，阻止红军东进。

“定叫防不胜防，处处被动。”对新的敌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尔后下令红军迅速突破敌军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渡过乌江。

由于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红军要想从敌人的合围中杀开一条南渡乌江的血路显然是做不到的。

怎么办？

决定继续隐真示假。3月27日，他给红九军团下达了一项特殊命令，要他们暂留马鬃岭地区，伪装成红军主力，并向长干山、枫香坝实施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继而掩护红军主力向南急进。第二天，亲率红军主力，在鸭溪至白腊坎之间一举突破敌人封锁线。尔后，迎着狂风暴雨，疾速进抵乌江北岸。

3月31日，红军主力胜利地渡过乌江天险，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此时，集结在乌江以北地区的敌之重兵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下一个战略目标便是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

调虎离山袭金沙

为了实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摆在红军面前最大的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的云南军阀部队。

经过反复权衡，认定：“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他又一次设下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奇谋妙计。

中央红军刚刚踏上乌江南岸，便令红军主力摆开进攻贵阳的态势。此时，正在贵阳城督战，贵阳兵力空虚，得知红军兵临城下，十分恐慌。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情况不妙时逃离贵阳。

的处置方案，正好落入了设下的圈套。面对那“十万火急”、“限刻即到”的电令，相距较近的滇军便星夜兼程，急赴贵阳“救驾”。就这样，借老蒋之手，把滇军顺利地调到了贵阳。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一面下令红九军团继续牵制敌人。另从红军主力中派出部分兵力在清水江上架桥，摆出渡江东进湖南的态势。果然又一次误以为红军要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于是急调湘、桂等省军阀部队开往石阡、余庆、平越等地，防止红军东进会师。其实，中央红军既不占贵阳，也不去湖南，而是要“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向东去。果然，把的牛鼻子牵动了，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

4月8日，当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受到的嘉奖时，红军却从贵阳至尤里之间突破了敌人防线。部队一过湘黔公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进，连克数县，进入云南境内。围歼红军于黔东的美梦又一次被打破了。

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上当！”当他重新部署兵力时，敌军士兵叫苦不迭：“共个弯，我们腿跑断。”敌军高级将领连连惊叹：“贵阳一役，为‘’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以后，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下令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继而迅速向北穿插；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设法吸引追敌向北。他要让再上一次当：以为红军将取昆明。

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团奉命佯攻昆明，滇敌倍感恐慌。龙云迭向老蒋呼救，敌军云集昆明，有效地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正好为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

趁此有利战机，和亲自研究渡江计划。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要求红军利用当时的有利战机，分左、中、右三路，向金沙江急进。

中央纵队所要抢占的皎平渡，激流滚滚，两岸悬崖绝壁，地势十分险要。把皎平渡选作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完全出乎的意料。

各路红军直趋金沙江畔。军委参谋长亲率中央纵队先遣队于5月3日赶到皎平渡指挥，中央红军二万多人依靠仅有的六只木船，用了七天七夜全部渡过金沙江。

虽在5月3日获悉了红军的行踪，急令万耀煌部全力向皎平渡口尾追，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增援。但万与蒋有矛盾，生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于是谎报军情，并命令部队后撤，脱离与红军接触。

得知万耀煌的动向后，高兴地说：“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我们现在是借用与万耀煌的矛盾，来一个有惊无险地抢渡金沙江。”

5月11日，尾追之敌的先头部队终于赶到了金沙江边。这时，率领着红军主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

从此，在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也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

神勇飞夺泸定桥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成功经验，严肃批评了提出改变中央领导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战略思想，增强了团结，因而也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随后，中央红军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奇迹般地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并于5月下旬来到了大渡河畔。

湍急的大渡河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著名将领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此，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

得知中央红军挥师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蹈石达开的覆辙，朱毛红军必成石达开第二，全军覆没。”急调几十万重兵前堵后追。

“红军决不做石达开第二！”这是的坚强信念，也是红军官兵的共同心声。

为此，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

为此，军委电令红一军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5月24日，红军渡河先遣队红一团，冒着大雨兼程北进，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一举歼灭守敌二个连，控制了渡口。

第二天，下令红一团强渡大渡河。上午7时许，红一团由十七勇士组成了以熊向林为队长的渡河奋勇队。他们在机枪和炮兵火力掩护下，乘坐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战胜大渡河的险恶浪涛，冲上了对岸，击溃了守敌，从而在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开辟了一条通路，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十七勇士虽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全军数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由此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为严重的是，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昼夜迫进，情况十万火急。

5月26日，赶到了安顺场渡口。他立即意识到，要想不做石达开第二，眼下唯一的出路只有抢夺泸定桥。于是，经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兵分左、右两路，沿大渡河两岸溯江而上，协同袭取泸定桥，保障后续部队顺利过河。其中，左路由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路跟进。右路由、聂荣臻指挥，在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北上。

此时的，一面强调兵贵神速，狭路相逢勇者胜；一面作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他强调：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转到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避免石达开的命运，万一会合不了，一部红军到川西去开创新局面。因此，左右两路都必须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务求在敌人增防部队赶到之前拿下泸定桥。

27日拂晓，左路先头部队冒雨出发，昼夜兼程，终于抢在援敌到达之前的29日晨袭占了泸定桥西岸桥头。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敌已将桥面木板拆走，他们认定红军插翅也难飞过泸定桥。

29日16时，经过紧张准备的左路红军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全团司号员一齐吹响威震敌胆的冲锋号，轻重火器一齐射向对岸。由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密集弹雨，攀登悬空的铁索，英勇冲向对岸，突入敌阵，迅速歼灭了守桥之敌，掩护后续部队夺取泸定城。第二梯队紧随突击队之后，铺上桥面木板，继而突入沪定城内。经二小时激战，歼敌大部，占领了沪定城。此次作战，红四团仅以伤亡三名突击队员的极小代价，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也彻底粉碎了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预言。

正因为如此，在的不朽诗篇“长征”中，便有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名句。

深谋远虑向北进

中央红军过了泸定桥，踏上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艰难征程。

为了早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军委指挥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8日一举突破敌人布下的芦山、宝兴防线，继而来到了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一座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大雪山。为了避敌缠绕，争取时间，又一次作出了令不敢想象的抉择――翻越夹金山。

6月17日，身穿夹衣，手持木棍，冒着刺骨的严寒，顶着冰雪，率领部队胜利地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当天下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在北进懋功县达维镇的途中，同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胜利会师。6月21日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举行盛大联欢会，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大事。他标志着彻底粉碎了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

集结于川西地区的红军已有十多万人，这是继续开创新局面的坚实基础。两军会师后的当务之急是要正确地确定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个事关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央军委据此提出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因此，、、、在6月16日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为了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是，、复电中共中央，主张退向青海、新疆等偏远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持续了三天，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再次肯定地提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透过的诸多言行，清醒地意识到，领导着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因此，两河口会议期间，分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解决办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中央军委委员。表示“赞成”。

原以为战略方针和组织指挥已经解决，于是会后便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藩战役计划，规定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主力北进，保障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藩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松藩地区胡宗南部，控制松藩及其东北各要道，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随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并于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进抵卓克基地区。然而自恃红四方面军人数多，对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职位并不满足，故意拖延执行攻打松藩的作战计划，并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

7月10日，、从大局出发，致电，催促他立即率部北上，并请他和、速来芦，实行集中指挥。

7月18日，在芦花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此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让做“军委主席”，任前敌总指挥。

很显然，的目的之一是要剥夺的军权。于是，为了确保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与等通过分析，又考虑到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已在翻越夹金山后病倒了，因此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由担任红军总政委，调到中央常委工作。

这样，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委主席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同志为总政治委员。”通知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对于这次组织问题的解决，评价说：“在同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兼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为参谋长。

的野心急剧膨胀。一经执掌红军总政委的大权，他便借口集中统一指挥，立即收缴了各军团互相联络的密码本和红一、三军同军委、直接联络的密电本，企图藉此割断同红军的联系，进而完全控制红一方面军。

由于忙于争权，硬是贻误战机达一个多月，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松藩战役计划，迫使红军只能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继续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即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政委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一方面军之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总政委率领，经阿坝北进，到班佑后向右路军靠拢，一道向甘南进军。

8月4日，由于要求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大家对的南下西进主张进行了批评。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避免了借“政治路线错误”制造反中央的借口。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的历史任务。

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又节外生枝。提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边远地区的错误主张；并抛出向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退却逃跑的错误方针，干扰和破坏党中央北上甘南的既定方针。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为了实行北上的方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系统阐述了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会议通过了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计划之补充规定》，会后，党中央致电、，通报了会议精神，随即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北上草地，向班佑、巴西开进。但在率队进至阿坝地区后，公开地同党中央分庭抗礼。

9月l日，当右路军占领包座之后，、和联名致电、，率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要他从大局出发，立即北上。

但是，我行我素，明确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当此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深感此事关乎党和红军的命运，便立刻秘密赶往中央驻地阿西向报告。得此要讯，异常机智冷静。考虑到处境危险，嘱他谨慎从事。接着亲自前往、住处，与他们商谈行动方针。又与、博古、王稼祥及尚在病中的在阿西举行紧急会议，一致认为，此时不仅不可能说服率部北上，而且必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于是，当机立断，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并立即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聂荣臻，原地待命。

事态发展至此，对仍要做到仁至义尽。9月9日晚，以中央名义致电：“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

9月10日凌晨，率部在前，负责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出发之前，了起草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恰在此时，只见几个人骑马奔驰而来，冲着部队高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不要跟、走了！”

喊声骤起，部队出现了骚动。领头喊话的正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他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

这时，跟随中央纵队行动的李德突然疾步上前，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拉他去见。李特坚决不去。正在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听有人喊了一句，“来了！”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

不紧不慢，高声告诉大家：“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李特无言以对，听得一个“放”字，便慌忙上马，跑了。

接着，转向红军部队，挥动手臂，果断地下达命令：“立即撤出此地，赶快向北前进！”

夺关斩隘谱史诗

在中央红军北上的征程上，设下了重重险阻。

1935年9月11日，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此时，尚有八万余人的红军部队正由拉向了南进的险途，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天，便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在处理的问题上，又一次展示了他那超凡的远见卓识。他告诉及其追随者：“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

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对红军南下前途的预测，却是惊人的神奇：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至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其间刚好一年。

对问题的处理，蕴涵着深远历史意义。在俄界会议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首先指出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同张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同党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之所以搞分裂，还因为他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因此，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由此，人们不难领悟到，由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鉴于北上的中央红军人员锐减，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9月13日，和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向北挺进。途中，红军侦悉，在甘南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的宽大正面上，只有敌军鲁大昌的一个新编师和王均的三军第十二师，兵力相对薄弱，于是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指挥红军主力乘虚疾进，于16日击溃拦阻之敌一个团，逼近要隘腊子口。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素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绝壁峭立，中间是一条长三十多公里的腊子沟夹谷，谷内的腊子河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第一道险关。桥头筑有碉堡，守敌二个营。敌军从山口至岷县，纵深梯次配置了三个团的兵力，严密封锁着红军的去路。

此时，也得知正向甘陕地区急调重兵。“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迅即定下了“虎口”拔牙，突破腊子口的作战决心。

担此重任的是王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16日晚，该团以一个连在正面轮番攻击，吸引和疲惫敌人；另以二个连从侧翼攀登峭壁，直扑守敌侧后，前后夹击，猛打猛冲，守敌顿时土崩瓦解。17日晨，红军胜利攻占腊子口。

纵深之敌惊闻隘口失守，深恐唇亡齿寒，不战而逃。下令红军乘胜追击四十五公里，痛快淋漓地歼敌一部，占领了大草滩，缴获粮食五万公斤，食盐一千公斤。红军官兵见此实惠的战利品，莫不欣喜若狂。

打开了腊子口，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因为，对于正在北上的红军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

这时，敌人惊魂未定，又摸不清红军的底细，因而不敢轻举妄动。趁此有利时机，下令红军就地休整。

9月22日，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已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开始形成了前往陕北的决心。当天，党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余人。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满怀胜利喜悦与信心，吹响了继续战斗的号角。

9月2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次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红军陕甘支队分三路继续北上，跨过了西（安）兰（州）公路，并于10月7日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海拔二千九百二十八米的六盘山。至此，终于冲破了军队设下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立于六盘山顶，遥看陕北苏区，诗兴勃发，《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应时而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得知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的竟是率领的原红一、三军团，不得不发出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竞全功”。虽然他决心不惜血本，再遣“快兵”，“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但均被红军歼灭。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进驻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的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创造了人类军事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为此，写下了气吞山河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7）

统计一：2005年5月12日下午16点至18点，北京宣武区菜市口由北向南共有2663个行人横过马路，只有520人没违反《交通法》。大多数人由于红灯时间过长，宁愿走到马路中间去等。尽管交通协管员一再劝阻，都无济于事。交通协管员形同虚设。

统计二：2005年5月12日上午10点至12点，北京丰台区洋桥十字路口由北向南行人、自行车、机动车违反《交通法》，闯红灯情况调查。

统计三：2005年5月12日上午7点30分至9点30分，北京崇文区天坛西门路口自行车违反《交通法》情况调查。

统计四：2005年5月12日上午9点至11点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南小街路口行人违反《交通法》情况调查。

西城区官园路口非机动车违反《交通法》闯红灯通行路口人数为798人，其中青年人为267人，占违法通行路口人数的33.4%，不闯红灯通行路口、红灯停车不越线非机动车仅27人。

2005年5月12日上午10点00分至11点30分，朝阳区金台路十字路口违反《交通法》行人走人行道不看信号灯150人；不走人行道横穿马路135人。

2005年5月12日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海淀区北太平庄十字路口西侧，违反《交通法》过马路行人650人，其中青年人为390人，占违法行人的60.0%。

我们还对朝阳区朝阳路十里堡花堂商场门口、和平里路口、东四路口、西四路口、海淀成府路口等其他20余处路口、道路进行统计，违法率均较高。

在调查中，违反《交通法》率较低的地段是：崇文区花市车站2005年5月12日上午8点至10点，行人过马路走地下通道为374人，跨越护栏为5人。违法率为1.42%。

为什么行人、骑车人闯红灯的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行人闯红灯行为给出了限制型规定，但行人为什么还违法而闯？其中的原因很多，从法律的角度看，对于这么一部和老百姓出行安全密切相关的法律，行人们的违法概率为何如此之高？难道认识不到闯红灯就是和自己的安全在开玩笑吗？可以说，这反映出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着法律意识淡漠、法律认识不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在“管”人，大家自然产生了一种逆反情绪，再加上闯红灯的处罚后果往往不了了之，很多人为了自己出行的便利，自然选择了“闯”的行为。殊不知，如此这样，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法律不是“管人”的，而是保障权利的

说到这里，就必须谈及何谓法律的认识。可以说，目前关于法律是什么和法律是为什么的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阶级斗争时代，停留在封建社会时代。笔者近几年给成人学院专、本科学员上法律或经济法课程时，首先会问及学员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法律？第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学员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与教材上的法律定义基本一致：法律是国家制定、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但对第二个问题，学员们的回答一般是“法律是管人的”、“是告诉人们怎样做的”等。一旦笔者告诉他们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规定了公民、法人的权利并给予保护即“保障权利”的时候，这些学员们却有种“天外来音”的感觉。

可以说，“管人”和“保障权利”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古代法律的特点是“诸法合一”、“刑民不分”，法律是“管人”的，是对违反法律的人进行的制裁。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及生产关系的变化，民法应运而生，出现了“刑民分离”的立法现象。民法遂脱离刑法而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上第一部民法――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已承认平等的个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并坚持不懈地立志于公民个体权益的法律保护。社会成员有了平等的、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以及相应的权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法律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的立法理念，对释放个人的聪明才智、承认社会中的每个人是权利主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律也从“管人”为主的立法精神转变为“保障权利”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这时法律的内涵就已经从人们的行为规范扩大到规定人们的权利并加以保障的内容。也就是说：法律是国家制定的、确保人们权利义务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保障人们权利就成为法律――尤其是宪法的首要内容，成为立法的根本出发点。

我国1982年宪法制订过程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已经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但现有教科书中关于法律的定义，并没有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有清晰的认识，没有把确认人们的权利义务并保障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体制改革至今，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法律是“管人”的水平上。可以说，正是由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是从“管人”的角度出发，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思路是：新的交通法颁布实施――交通法以人为本位――撞了不白撞――对违法司机的处罚力度加大――为了交通法实施，道路上装更多电子眼――记录违法――依法处罚。

其实，不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从一个侧面反映公民对法律的片面认识，从笔者在上课时学生经常提出的问题“你为犯罪的人辩护持何种心理状态？你不认为这样做是在为坏人说话吗？”来看，也是对法律的一种模糊认识，是法律是“管人”认识的延伸 。刑事案件的被告也有其自身的权利，即使刑事判决书生效、刑事案件被告成为罪犯，作为“人”，他们仍有最基本的权利。

可以说，法律最基本的要义：法律要给公民提供“权利保障”不仅要通过法律规定，而且通过律师的辩护和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执法活动得以体现出来的。

对法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认识从公职机关做起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8）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131—06 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党的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作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总理在2012年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并强调“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因此，理清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来进一步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对于我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

一、改革红利内涵的理论辨析

红利，原本指的是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对于“改革红利”的内涵、来源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迟福林指出：“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厉以宁认为，所谓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而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红利或者制度红利。[2]24高尚全等学者将改革红利与消除体制联系起来，并认为，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城乡分割体制、金融体制、产权制度等体制的成果。[3]187赵晓等学者则直接指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4]

概括地讲，目前学术界对“改革红利”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改革红利是由体制机制变革所带来的发展成果。但这样一种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将“红利”的本质内涵凸显出来。我们应当注意到“红利”是“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这里有必要对“股息”与“红利”稍作分析，以便深刻揭示“改革红利”的内涵。事实上，“股息”是指股票持有者依据股票定期从股份公司分取的盈利，而“红利”则是指股东在股份公司按规定股息率分取股息之后所分取的剩余利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这两者统称为“股息”。[5]从这个角度来讲，“改革红利”应当是指通过对原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并获得超过在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这就是“改革红利”。因此，“改革红利”的实质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从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抽象为“价值”形态，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改革红利”定义为：改革红利是指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增量价值即为“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这里之所以强调“多出来”的概念，是为了凸显“红利”的本质内涵，是为了清晰地认识“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换句话说，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这样重新定义“改革红利”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启示我们“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种潜在红利释放出来。[6]

综上论述，根据我们所定义的“改革红利”，其内涵应当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是通过改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这样就能较好地与“人口红利”等概念区分开来了。事实上，“人口红利”指的是由于人口数量供大于求而带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由此创造的价值部分。当然，如果是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就业体制等体制机制而使得现有人口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那么，“更多的劳动价值” 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二是改革红利的获得途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这一层内涵与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改革红利”的理解是一致的。改革红利正是指通过对体制和机制两方面的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2]4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经济改革红利”了，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

三是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目前学术界还较少讨论改革红利的“潜在性”。其实，改革红利是一种隐藏于体制机制背后的价值形态，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种潜在价值释放出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通常所讲要“积极释放改革红利”的原因所在，只有潜在价值形态才需要“释放”出来，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将这种价值“释放”出来。

二、 以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分析

自1978年以来30多年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为我国创造和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改革红利。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但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阻碍生产力解放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的途径得到逐步破除，使得隐藏于体制机制之中的那些潜在价值被释放出来。[7]由此，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的极大丰富，较之于改革开放以前所获得的国民财富总量，这些“多出来”的价值形态，就是我们所讲的“改革红利”。

实证地来看，我国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释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改革红利。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改革红利的释放，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8]70-7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率先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潜在的农村改革红利得到极大释放。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性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和农村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实现了“九连增”，粮食基本能够自给；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9]这里的“增”和“快”就是由农村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是经济改革红利释放的具体体现。

（二）价格改革红利。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作了有益的探索。此后，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又着重推进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加强对垄断行业价格的监管，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制，进一步释放潜在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截止到目前，我国除了利率、汇率、石油、土地等采取有管制的价格政策之外，其余基本都由市场定价，我国市场化价格体系已经初步形成。[8]212-214由此可见，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定价体系，价格体制改革为促进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释放潜在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途径。

（三）国企改革红利。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实现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的既定改革目标，对促进政企分开、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初步释放国企改革红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目标，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等为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等提供了体制保证。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国营企业发展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国企改革也为我国释放了巨大的潜在经济改革红利。

（四）财税改革红利。财税体制改革影响着收入分配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政决策权等一系列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性的改革。从建国之初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逐步过渡到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再到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制，我国的财税体制为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不断地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不断地释放财税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支持国有企业税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财税改革同样为广大农村家庭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人口红利。这里所讲的人口红利是指通过就业体制、户籍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所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释放的增量部分。从1952年到1978年，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提出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旧的就业体制开始被打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想，并确定了劳动力就业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这为我国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底，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年均超过一千万人，这部分潜在人口红利的释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六）对外开放红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始终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对外开放，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和1980年，深圳、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是我国释放对外开放红利的初始阶段。此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实施开放政策，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10]354-355我国在2001年11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我国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通过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有效地释放了我国潜在的对外经济红利。据统计，我国2012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并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因此，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潜在对外开放红利同样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三、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基本思路

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成为改革的突出因素。改革达成共识和形成合力的难度在加大，改革的积极性和动力在削弱，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的要求在提高，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已进入攻坚阶段。[11]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其基本思路可以总结成“五个相结合”。

（一）创造改革红利与共享改革红利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历程充分地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改革红利的主体，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性高涨时，改革事业才能有序地向前推进，改革红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协调、不包容等问题，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导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性。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最有力的保障。

（二）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回顾我国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其本质是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12]1-3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杠杆作用，更大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要进一步释放潜在的经济改革红利，必须遵循“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的基本思路。

（三）顶层设计与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推动和深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局上对改革的整体思路、战略取向进行顶层设计，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13]12我们也要看到，经济改革红利具有潜在性，而人民群众是改革红利的根本创造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意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才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改革红利。

（四）综合配套和与改革试点相结合。经济改革红利释放的途径是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之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就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套，只有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深入推进，才能有效地配合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进行综合配套，促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共同深化、相互促进、良性发展，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保障。对于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重点领域，要加强改革的试点工作，通过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五）有序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模式，这是我国经济改革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采取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阶段的方式推进，都是在人民群众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局部探索后全面推开，先计划经济体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有序推进。应当着力指出的是，像政府机构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领域，要进行重点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加快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

四、在体制机制的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我国的改革事业事关能否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的要求，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对一些在未来经济社会建设中能够释放出巨大改革红利的战略领域打好攻坚战、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要释放城镇化红利。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我国未来释放改革红利的巨大潜力所在。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13%，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挖掘城镇化发展红利，助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14]

二是要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企业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释放企业创新红利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较，我国在企业创新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为保证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是要释放“新人口红利”。我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农村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东部沿海企业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释放潜在的“新人口红利”。

四是要释放结构调整红利。结构调整红利是我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红利空间。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要通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释放结构调整红利。

五是释放生态红利。我国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大，生态红利严重透支，广大人民对生态和环保制度的改革诉求很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释放生态红利，使食品更加安全，空气更加清新，水更加清洁。

具体来讲，要继续深化所有制、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积极提高改革红利的增量价值部分，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改革支撑。

（一）深化所有制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潜在经济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的核心问题。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公有制经济的实现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深化所有制改革必须牢牢抓住党的十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着力消除各种制度，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继续推进“新36条”的实施细则，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细化，增强实践中的操作性。[15]358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财税体制在宏观调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供给公共产品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是我国当前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一项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序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优化收入划分和财力配置，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事权相匹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清理归并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增强预算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十二五”时期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同时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总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情况，以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缓解内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增强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健全金融组织体系，这是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分层有序、互为补充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这对于降低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加强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

（四）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信号传递机制，应当按照“要素市场化”的原则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保护。应当说，我国一次能源价格是比较高的，但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视野应更开阔一些，应该放在整个资源和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将淡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等价格改革放在优先位置，通过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的节约和有效使用。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有资源、公共资源的确权工作。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改善管理，坚决破除大量资源通过不规范甚至违法渠道转化成了个人财富的体制机制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改革，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共享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改革红利由全体人民共享。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六）深化土地、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综合配套性。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要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就必须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要加快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卫生医疗体制等改革的力度，为释放城镇化红利、企业创新红利、经济结构调整红利、“新人口红利”等提供配套支撑。值得重点注意的是，广大人民对医疗卫生体制、保障性住房制度、生态和环保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诉求很高，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攻坚推进、重点突破。同时，要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协同效应，通过综合配套和改革试点相结合，充分发掘体制机制变革的潜在红利，以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潜在经济改革红利的可持续释放。

参考文献：[1]迟福林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N]新京报，2013-03-09

[2]高尚全，主编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高尚全亲历思想解放——高尚全谈改革[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4]赵晓，刘明珠为何要强调改革红利最大[J]人民论坛，2013（3）

[5]马荣才，周建荣股利、股息和红利浅探[J]财会研究，1994（6）

[6]刘迎秋我国潜在发展红利与战略机遇期的机会与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7]刘世锦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J]求是，2013（6）

[8]邹东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验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EB/OL].新华网[2012-12-31]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31/c_124307774htm

[10]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张卓元经济改革要有新突破[J]理论动态，2012（1917）.

[12]吴敬琏，樊纲 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储蓄水平

人口红利是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主要内涵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且抚养率比重比较小，这样就为该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力的人口条件。作为经济发展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红利问题也逐渐成为了我国的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以2012年我国的统计年鉴为基本数据，对该课题进行研究。

1.理论基础。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其中有A代表劳动的有效性，K代表是资本，L是劳动，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Y是产出。从函数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是从三个方面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即储蓄水平、劳动力配置率和劳动参与率。

2.储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储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储蓄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十分重要。表1 历年中国储蓄水平相关指标数据

2.1设定模型。作为判断人均GDP和负担水平对储蓄水平所带来影响的标准，本文选取了如下模型。LnY=b1+b2X1+b3X2+b4X3+μ2 模型中的代表意义如下：X1为人均GDP；X4为总负担比；X3为老年负担比；X2为少儿负担比；μ2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Y为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2.2二阶差分回归。从模型中的t统计量和f统计量的结果来看，相关结论存在误差性，因此可以对此进行二阶差分回归，结果如下。

3.高劳动力参与率

4.政策建议

1.提高劳动力素质。

在提高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情况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在边远的地区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还应发展职业技术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必要职业技术训练。提升相关教育机构的规模，加强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的素质的培养，从而进一步为我国人口红利效益的扩大化做出贡献。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建设

在对于全面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方面，给予全民的统一国民待遇，并取消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

参考文献：

[1] Bloom，David E.David Canning，and Jaypee Sevilla，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1998，RAND.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0）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境昆明，吓坏了“云南王”龙云。这个只顾自己地盘的军阀既防红军，也怕蒋介石“假途灭虢”，于是一面调集各地守军和民团驰援昆明，一面托人向红军表示滇军志在保境不会远追，切望不要进攻昆明。中央红军发现云南西北无守兵，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渡江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4月27日，红军进入寻甸县境内。29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红军兵分三路，以每日不少于50公里的速度，飞奔最近的龙街、皎平和洪门等3个渡口，务必抢在追兵到来之前拿下渡口，缴获船只，以保证全军渡江。

中央军委纵队组织的渡江先遣队在参谋长刘伯承、干部团团长陈赓、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带领下，于4月29日从柯渡出发，30日午夜赶到皎平渡口，并在船工张朝寿的帮助下，获得两条木船，找到部分船工，迅速渡过金沙江，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北岸守敌，顺利地夺取了渡口，实现了夺取金沙江渡口庆祝“五一”的计划。接着，红军又在北岸夺得3条木船，5月3日中午，在上游鲁车渡夺来两条木船。此时共有7条木船，大船一次可渡30人，小船一次只能渡11人，并找到了36位船工。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红4团直奔金沙江畔，将3个连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受到当地三个县长和军警官绅的热烈欢迎，一天内一枪不发智取3座县城，并控制了龙街渡口。因那里江宽水急，无法抢渡，红4团转而奔向皎平渡口过江，仅留下少量部队继续架设浮桥，造成要在龙街渡口过江的假象，吸引了敌军追兵主力。当时红三军团也抢占了洪门渡口，却因船只少，水流急，无法架桥，除留下一个团渡江外，主力也转向皎平渡口过江。

金沙江宽140多米，江水击石，白浪顿起，加之船体破旧，给行船渡江带来了不少困难，每次都要将船内积水倒入江中，才能复渡。船工们由张朝寿带领，每条船6人，3人一班，1个小时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劈波斩浪，日夜渡送。这7条木船，承载着红军将士的性命，甚至承载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为了保证迅速和安全渡江，各部队未到江边前，就被告知了渡江纪律。每条船都有1名船上司令员，即使是军团长、师长，也必须听命于他。小船因不能承载骡马，便将其都赶到江里，由人坐在船尾牵着过江。5月4日拂晓，毛泽东由韦国清等人陪同，来到金沙江边，乘船渡江。毛泽东在下船前，紧紧握住老船工的手说：“谢谢您，老人家，是你们船工帮了我们红军的大忙啊！”毛泽东下船后，与在岸边等待的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一一握手，并说：“蒋介石妄想将红军围困在金沙江边聚而歼之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又一次打破了国民党的围攻计划，自此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两天以后，国民党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二、“巧渡金沙江”的历史意义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1）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 经济 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 现代 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 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 发展 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