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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提升大全11篇

时间:2024-01-27 16:21:57

消费水平提升

消费水平提升篇(1)

一、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上。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较高,这表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对较平稳,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农村的MPC变化相对较大,表明农村居民目前还处在一个消费热点之中,但消费支出变化不大。

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农村的消费环境滞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有些农村没有通电,或有电的地方供电极不正常而且电费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其实,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分别产生395亿元,36亿元,85亿元,57亿元的直接需求,综合推算,农民每增加消费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可见,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拉动力。

三、提高我国消费水平的建议及其对策

我国目前存在在消费率过低,储蓄过高的倾向。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正处于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要解决好几点金融问题。

⑴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⑵建立农业保险机构,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城镇居民面临着消费断层问题,即原有的主要以彩电,冰箱,VCD等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层次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已经饱和,处于一种储币待购的状态。因此,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住宅消费及住宅装饰业应成为培育重头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进入住房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提高阶段。随着福利分房的结束,个人对商品房的消费,已经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价过高,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也无法使住宅建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银行商品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扩大的商品住房及装饰业必然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庭轿车将成为我国消费领域发展的热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长期以来,靠公款买车的局面已经改变,目前,1400万辆汽车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车为个人所有,虽然目前从消费领域谈轿车进入家庭领域还为时过早,但私人买车那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如律师,三企白领等购车数量不小,且据调查,我国约有三十万个家庭在近两年内有购车意向。约三百万个家庭将购车列入了自己的消费计划,所以家庭轿车必然成为我国将来的消费热点。

教育消费将成为消费热点,教育消费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为提高自身业务竞争能力的培训支出,它属于服务性消费,知识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多人还要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这就产生了再学习的强大需求。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就要满足群众对非全日制教育的种种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热已标志着教育消费已成为一个消费热点。

2、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首先要转变消费观念,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的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提倡适度的超前消费。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拓宽个人消费信贷能力,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上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第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和个人资信调查机构,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第四是积极发展信用卡业务。如加强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消费品按劳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员有基本的消费金。医疗保险制度则可以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险制度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资中的住宅消费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费的能力,对保证住房投资和住宅消费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对于保障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消费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消费经济学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经济科学出版社

消费水平提升篇(2)

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下,服务业增速快于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服务业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国已经开始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迈进的步伐,发展现代服务业也就成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江苏作为全国经济的排头兵,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活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提高生活业品质,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生活业的发展主要归因于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增长。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是指用于人们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费用,包括部分在外饮食费、家政服务费、护工费、旅游费、美容费等等。2015年,江苏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到了9036元,占消费支出的38%,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我们将通过江苏省服务性消费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加快服务性消费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江苏省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发展的现状

1.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额不断提高

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低迷,处于中低速增长状态。我国从2012年进入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08年以来,随着政府不断公共投入的加大,如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免除中小学学杂费等,江苏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不断增加,至2014年,服务性消费支出翻了一倍,呈现较强的持续增长之势。与此同时,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也在不断增加,人居生活消费支出也增长了一倍多(见表2)。

2.居民服务性消费结构稳步升级

08年以来江苏省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到2013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4.7%,农村居民下降为36.3%,说明江苏省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到与08年相比,江苏省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比例明显下降,同时居住成本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比例也呈现相同的现象。

3.服务性消费方式不断出新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更新,服务性消费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医疗保健方面,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在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大,健身房健身、服用保健品、自费体检等都已成为广为接受的消费方式;旅游方面,人们越来越追求旅游的质量,出行方式也由比较单一的参加旅行社变为了多种出行方式,通过度假游、休闲游等相对自由的旅游方式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

二、江苏省居民服务性消费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1.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近几年,江苏省服务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2015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增加值34084.8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8.6%,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5.7∶45.7∶48.6,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标志性转变。但与我国服务业发展快的上海、浙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5年上海、浙江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67.8%和65.7%,服务业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2.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地区性差异明显

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均衡,苏南服务业优势明显,2014年,苏南五市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镇江五市服务业发展成绩显著,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5.8%、47%、46.7%、46.5%、46.3%。但苏中、苏北则发展相对缓慢,第三产业增加值苏南、苏中、苏北分别占61.86%,17.63%,20.51%。虽然近年来,近年来,苏中苏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第三产业仍以苏南为主。

3.服务业的服务整体质量偏低

2015年,江苏省12315共受理消费者各类投诉120651件,其中,服务消费投诉占47.01%,同比增长0.62%。服务类消费投诉呈现上升趋势。比如预付卡欺诈,已经成为服务消费投诉的重灾区,各种欺诈事件频频出现,尤其在美容美发、洗浴、健身、亲子教育等行业,数据表明,2015年涉及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的投诉共计3607件,同比增长18.96%,跃居2015年服务类投诉增幅第一位,而且这种案件呈现个案金额大、人数多、调解难等特点。消费者预付买卡,后续消费过程中存在商家停业,预付款无法继续消费或退款;办卡后服务质量下降,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4.服务性消费环境较差

提供服务性消费商家进行虚假夸大宣传,各种霸王条款不断出现,蒙蔽欺骗消费者现象时有发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人们的维权意识还比较淡泊,当侵权事件发生时,忍气吞声,没有意识或不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三、扩大我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由收入决定的,江苏省的服务性消费不均衡问题主要来自于收入的不均衡,虽然近年来苏中苏北经济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但与苏南的差距仍比较明显,江苏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把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要切好蛋糕,通过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经济增长的福利真正惠及于民。

2.加快发展生活业,提升服务性消费供给水平

江苏省服务业主要依托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产业,以生产为主,生活相对滞后,要不断拓展生活型服务业的模式,提高服务性消费供给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依托城市的历史文化,建设具有城市特色的生活集聚区,打造一批休闲娱乐街、美食街;推动不同功能生活业发展,以连锁促规范;服务性供给企业走进社区,使生活更加便利化。打破一部分企业的垄断地位,鼓励自由竞争,政府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平台,通过公平竞争,提升服务性消费供给质量。

3.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江苏省要依托“协调推进城镇化、区域发展差异化、建设模式集约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加快推进城镇化水平,力争203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80%左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服务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服务性产品的供给也会更加丰富,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服务性消费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4.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统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让城乡所有居民都能享有社会保障,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提高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和大病保险参保率。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适度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社保待遇水平。健全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强化激励之机制,提升群众能够的自我保障和社会互助意识。

5.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服务消费环境

完善消费相关法律,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以法律为保障,将相关标准提升到法律层面,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进行市场监管,形成强有力的消费监管体系;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建立科学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使服务消费倒查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杨碧云,张凌霜,易行健.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财贸经济,2014.6;122~135.

[2]程大中.收入效应、价格效应与中国的服务性消费[J].世界经济,2009.3;14~25.

[3]和淑萍.我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消费经济,2010.8;22~25.

消费水平提升篇(3)

 

1 消费水平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 

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部分组成,消费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所以,消费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在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 

2 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3 提升国民消费水平的具体措施 

随着收入持续增长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力随之提高而带来消费观念日渐转变和消费预期增强,这必然会促使消费支出增长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3.1 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并且建立农业保险机构,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自然灾害—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3.2 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 

当前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要从最终消费需求入手。第一,要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要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第三,要改革现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制定能够调动城市政府主动接纳农民进城的积极性的公共政策;积极建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补偿制度。 

3.3 全面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市场机制上,可以通过设立设备规模、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技术性指标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其次,要加快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各级财政应及时将政策支持重点转移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上来。 

3.4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消费水平提升篇(4)

1 消费水平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 

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部分组成,消费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所以,消费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在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 

2 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3 提升国民消费水平的具体措施 

随着收入持续增长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力随之提高而带来消费观念日渐转变和消费预期增强,这必然会促使消费支出增长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1 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并且建立农业保险机构,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自然灾害—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3.2 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 

当前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是要从最终消费需求入手。第一,要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要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第三,要改革现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机制。制定能够调动城市政府主动接纳农民进城的积极性的公共政策;积极建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补偿制度。  3 全面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消费水平提升篇(5)

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跟着改善,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根据近二十多年的统计资料,具体的变化特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迅速。从1978-2004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32元提高到2004年的14546元,增长了43.8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65%;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相应地从165元增加到6096元,增长了36.9倍,年均增长14.89%。

(二)食品支出绝对总额不断增长,同时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人们生活已达到富裕的标准。浙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额都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且城镇居民上升的速度要快于农村居民,使得两者间的差距逐年扩大。从绝对量来看,城镇居民从264元(1981年)增长到3851元(2004年);农村居民从93元(1978年)增长到1839元(2004年)。同时,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却逐年下降。

根据联合国基于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富的标准。浙江城镇和农村居民从1978-2004年的恩格尔系数(如表1)分析发现:对于城镇居民,1993年以前处于勉强度日阶段,1993-1999年为小康阶段,自2000年后进入富裕阶段;对于农村居民,1987年以前处于勉强度日阶段,1987-2002年间处于小康水平,而自2003年后进入富裕阶段。因此,目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达到富裕的水准。

(三)主食商品消费趋于下降,副食商品趋于上升,人们从单一的吃饱转向为既吃饱又吃好。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食品消费上体现出粮食消费逐年下降,而副食商品特别是蛋白类食品消费快速上升。从消费量来看,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粮食购买量都趋于下降,特别是近年来下降在加速:城镇居民人均全年粮食购买量,从1985年128.93千克,下降到2004年只有73.07千克,比1985年减少了55.86千克;农村居民下降的幅度更大,1987年其人均全年粮食购买量高达298.29千克,随后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直到2004年只有203.17千克,减少了95.12千克。而对于主要蛋白类食品如蛋及蛋制品、奶及奶制品和鱼虾,1987年,城镇居民人均全年购买量分别为6.08千克、5.68千克和13.2千克,到2004年,各增加到6.49千克、16.07千克和16.3千克,分别增加了0.41千克、10.39千克和3.1千克;农村居民蛋及蛋制品、奶及奶制品和鱼虾的增长量分别达75.5%,207%和76.4%.

(四)在主要蛋白食品的消费中,高蛋白的鱼虾占绝对优势。鱼、虾等水产品作为高蛋白的食品,自然成为人们食品消费过程中的首选,再加上浙江作为一个海洋大省,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鱼虾的消费量在蛋白类食品中占有绝对优势。如表2,1999年以前,对于城镇居民,鱼虾购买量一直超过蛋及制品与奶及制品两者之和,最低时也达到13.1千克(1985年)。近年来,尽管奶类食品消费快速增长,鱼虾消费比重仍然接近一半。而农村居民的鱼虾消费量的优势就更明显,其购买量一直远远超过蛋与奶两者之和,2004年达到人均12.63千克,为历史最高,其比重接近60%。总之,随着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浙江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不仅要吃饱,而且更加注重所吃食品的质量。粮食的消费越来越少,而高能量、高蛋白的食品如肉禽、蛋类、奶类以及水产品类,特别是水产品类,越来越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食品。

二、水产品消费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城镇、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的收入效应

1.方法与数据根据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可得出居民水产品',还可计算出实际收入提高给水产品消费数量带来的变化,同时通过预测未来收入还可预测出未来水产品的消潜力。利用上式,为了对浙江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水产品消费与收入之间进行实证分析,我们收集了其农村居民从1987-2004年、城镇居民从1985-2004年的产品消费量和消费价格、实际收入等时问序列统据。

其中水产品消费量用各自全年人均鱼虾购买量代替,水产品消费价格以1985年折算的水产品价格指数,实际收入为人均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皆按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缩减),相关的数据皆来自浙江统计年鉴。2.检验结果利用eviews3.1统计软件,对浙江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水产品消费与收入之间进行了回归检验。检验的结果如下表3。年份城镇居民人均全年购买商品数量(千克)农村居民人均全年购买商品数量(千克)蛋白类蛋白类表3:农村、城镇居民水产品消费收入效应验证的检验结果在检验过程中:第一,由于变量Qt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4(农村居民)和0.83(城镇居民),使得回归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采用“改变解释变量形式的办法,即用Q”;第二,经变量替换后模型还存在自相关性。由于D-W检验中适合一阶自相关检验,这里采用观察残差趋势图来检验。残差项的估计值并不是频繁的改变符号,而是连续相继若干个负值后,又连续若干个正值,表明存在正相关。对此文章采用目前流行的Cochrane-Orcutt迭代法来消除回归方程的自相关问题。经迭化后自相关性得到了明显的改善,D-W大幅度提高。同时两检验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并且几平所有解释变量都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如上表3。由表3还可知,实际收入的提高对浙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水产品消费都具有显著的影响:1987-2004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中,年均约3.98%用于消费水产品;1985-2004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中,年均约4%的收入用于消费水产品。两者的比重十分接近,可见其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对水产品具有相似的收入效应,但因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高于农村居民,故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城镇居民对水产品带来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

(二)城镇、农村居民各阶层内部的收入效应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转变,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呈增长趋势。这一特征还表现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各收入阶层之间,如下表四,浙江各收入阶层居民的人均水产品消费量情况。从表中清楚地看到,在浙江城镇居民内部,从1991-2004年,低收入户的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均值为14.65千克;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分别为16.63千克、17.39千克,分别高于低收入户13.5%、18.7%,同时高收入户比中等收入户高出4.57%;对于农村居民,情形类似,从1995-2004年,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均值分别为17.46千克、11.16千克、6.36千克。其中高收入户分别高出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56.45%、174.53%,中等收入户高出低收入户75.47%。另外,农村高收入户居民的人均水产品消费量高于城镇的高收入户居民,但对于中等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农村居民却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

消费水平提升篇(6)

新生代农民工是较大的城市流动就业群体。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资料显示,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对此,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一、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现状的文献综述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部分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其消费行为的二元性进研究,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是受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唐有财(2009)通过对400份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存在典型的矛盾性,即二元性。他们通过模仿城市消费行为来寻求身份认同以期融入城市生活,但也会选择储蓄和汇款回家。纪江明、陈振营(2013)利用2010年海外务工人员情况的调查数据,从消费社会学视角,通过建立利用多分类因变量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其发现该群体在消费行为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消费行为呈现明显的“二元化”问题。

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目光转向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问题。刘胜(2010)认为身份定位与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得到城市认可的期望使其在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及消费结构等方面体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在职业、收入和教育上有所提升,则更能快速融入城市,得到认可,从而促使他们在消费习惯上向城市居民看齐。

2、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结构的研究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结构上体现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部分学者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进行了研究,黄惠英、钟秋波(2013)通过分析北京地区务工人员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运用ELES模型对两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两代农民工在消费方面仍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和居住为主,他们对食品和居住的消费居于各项消费品之首,但由于代际差异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严翅君(2007)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研究,发现其消费行为正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正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心理正从后卫转向前卫。同时,田圣炳(2011)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以下特征:较强的品牌意识、从众的消费心理和通信与网络支出不断攀升。此外,赵娟(201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诉求:提升文化水平、获取发展信息、提升精神生活水平等。周雨阳(2013)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因此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和融入城市的能力。而且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需求比较强烈,且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在不断提高。

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基本因素研究综述

以往的研究文献主要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等指标进行分析。于丽敏、王国顺(2009)认为农民工消费受到其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很大,是提升其消费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韩允(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性别差异引起的消费行为差异的研究进行总结,发现性别也是制约其消费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邢海燕、于伟、陈三妹(2012)在分层抽样的基础上实际调查1313名农民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和对应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各种因素,发现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清华(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方式的选择,这也是提升其消费水平的阻碍因素。

国家统计局(2009)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八千多万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占到40.8%、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比例为66.2%,199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比例高达98.4%。这表明该群体需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的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国家统计局(2013)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三分之一,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

2、就业能力研究综述

就业能力包含丰富含义,弗里厄(Forrier)认为它是一种个人拥有和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人力资本。英国学者Hillage& Pollard强调个人不仅需要具有职业技能,还要具备通用技能(学习能力、个人弹性和适应性、合作意识以及沟通能力等)。傅格特(Fugate)提出就业能力包括职业识别、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奈特(KniSht)和约克(Yorke)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理解力―技能―自我效能―元认知模型(2004)。Hall(2004)提出了适应能力与自我意识矩阵,二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职业取向,具有高适应能力与高自我意识的人在就业中表现得积极主动、就业能力强,相反就业表现被动、就业能力弱。近年来相关研究又有了新进展,认为就业能力具有交互性与动态性,与特定情景相关,比如在经济景气时,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长期失业的人也能得到工作,而当经济萧条造成工作岗位过剩时,原本就业的人也可能会失业。Brown(2003)等提出就业能力体现在员工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技能完成工作,同时又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其动态性体现在部分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需要,从而被雇主抛弃,这就会造成拥有一定技能的人也无法实现就业。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演变以及个体社会资本网络的变化,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会呈现出动态变化。不难发现,就业能力既受劳动者自身素质影响,也受社会供求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对于就业能力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内的主要观点包括:罗恩立(2010)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状况影响自身职业向上流动和城市融入,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荣茹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影响程度由小到大分别为社会保障制度、性别、社会福利、家庭状况、个人资本水平、个人主观意愿。赵泽洪从政府、社会、个人三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再造系统。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孙超骥和郭兴方(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其存在消费误区,希望能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进行正确健康的引导。

3、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因素

部分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徐步宇(2014)认为经济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问题是制约该群体就业和提升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宏观市场需求决定着农民工获取的工作岗位的数量、质量及岗位流动的可能性。宋月萍、徐彦(2012)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所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服务业为主,而从事建筑业的比例相对于农民工总体而言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相对的,建筑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多,就业门槛低,而其他行业的岗位由于人员多,竞争大,此时一部分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若不从事建筑业便可能找不到工作,形成就业困难问题。

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方向定位于政策因素,郭军(2012)认为我国是一个政策性导向很强的国家,因此每当国家针对农民工所实施一定的政策,势必会对农民工的就业趋向和就业环境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进入党和国家的政策视野中,国家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将会发挥越来越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研究数据来源渠道窄,研究方法单一

当前,我国统计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度不高,尚未形成具有规范统一口径的数据以供研究,因此当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的数据基本都来自于小范围的问卷调查,这就导致研究结果存在由样本空间和调研区域限制引起的不必要的误差。此外,研究方法也基本局限于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的研究范式,方法单一,但这一局限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丰富研究方法,提高数据准确度,以期提升研究的有效性。

2、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色的研究不够深入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能力提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没有拓展开来,应该与当前实际经济形势、经济发展新情况相结合。同时,应该对各个指标进行细化,而不是笼统的进行罗列,应该用区域、行业、性别等数据做支撑,加深研究层次。

3、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知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形成时间不久,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知。目前,学者们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时,大多局限于消费认同理论和符号消费理论,显然并不能完整的解释该群体的消费问题。因此,未来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不仅要对现象进行分析,还要对这些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辅之以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期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理论。

(注: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水平测定与扩展对策研究(项目号07130075)”系列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Forrier A.,Sels L.The concept employability:a complex mosaic[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2003,3(2).

[2] Fugato,M e.l K in ick,i A. J.,Ashforth,B.E. Employability:Apsycho-social construct,its dimensions,and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4(65).

[3] Yorke,M.,KniSh t,P.T. Embedding Employability in to the Curriculum[M].H isher Education Academy,York,2004.

[4] H all Douglas T.The protean career:A quarter-century journey[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4(65).

[5] Brown,P,Hesketh,A&William s,S.Employability in a Know l-edge-driven Economy[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2003(16).

[6] 唐有财: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J].学习与实践,2009(12).

[7] 纪江明、陈振营、赵毅: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3(2).

[8] 刘胜: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调查[D].南京理工大学,2010.

[9] 黄惠英、钟秋波: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分析[J].商业经济,2013(12).

[10] 严翅君:长三角城市农民工消费方式的转型[J].江苏社会科学,2007(5).

[11] 田圣炳: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密码[J].销售与市场,2011(6).

[12] 赵娟: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3(20).

[13] 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1).

[14] 赵继颖、孙茂阳、王永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探究[J].世纪桥,2013(3).

[15] 刘光辉、张建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天津、重庆的企业调查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1(11).

[16] 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初探:一个分析的框架[J].经济问题探索,2010(3).

[17] 孙超骥、郭兴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研究[J].价格月刊,2010(11).

[18] 韩允:打工妹:流动的主体性――以ZT酒店打工妹为例[D].河海大学,2010.

[19] 于丽敏、王国顺:促进农民工消费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9(9).

消费水平提升篇(7)

消费结构是指居民消费中不同商品或服务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包括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交通通讯消费、医疗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和其他消费等。

一、周口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测度,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03~2010),周口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2年的37.0%下降到2009年的35.2%,与全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相比,差距逐年减少,这意味着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也相应下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2年的48%下降到2009年的36%,下降幅度较大,说明农村居民支出的一大部分已由食品支出转移到其他方面的支出上。无论是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是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全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2002~2009年,周口市城镇居民食品、衣着支出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稳步上升,交通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则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居住支出所占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本应该加大投入的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所占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农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改革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衣着、居住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约为70%),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和居住支出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约为70%),用于衣着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所占比例还很小,这表明城镇消费结构已逐渐趋于合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欠合理,消费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城乡差距逐年拉大。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前提是收入的增加,随着周口市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07~2010),2009年,周口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363元,比2006年增长57.4%,年均增长14.3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由2006年的5269元增长到2009年的8879.3元,增长68.5%,年均增长17.12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6年的2641元增加到2009年的3908元,增长幅度达4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06年的1964元增加到2009年的3090元,增长幅度达57.3%。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消费水平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上,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有待进一步提高。

2.消费层次不断提升,消费内容日益丰富。城镇居民消费层次的不断提升是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的重要标志。从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百户拥有量看,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普及率已经很高,空调、电脑、移动电话等也已成为具有相当普及率的大众消费品。轿车、住宅等大宗商品正越来越成为周口市居民关注的热点,消费层次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内容也逐步扩大到娱乐、休闲、文化、旅游和健身等方面,这些都是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基础。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农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结构升级加快。2009年,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99.56台、洗衣机70.86台、电冰箱17.41台、移动电话98.3部、空调5台、摩托车30辆。农民居住环境也明显改善,2009年末人均住房面积达26.16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78平方米,增长3.07%。与此同时,住房质量也明显提高。2009年底周口市农民人均用于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支出达150.8元,比上年增加30.44元,增长25.2%。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电脑、轿车、住宅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消费支出上还有较大差距。

3.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居民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支出金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即消费者根据个人收入形成的购买消费品的心理倾向,用来衡量消费者对购买行为反应的敏锐程度,公式为APC=C/Y(C表示消费支出,Y表示可支配收入)。凯恩斯理论认为,平均消费倾向APC是递减,即由于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长幅度要小于收入增长幅度(APC递减)。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07~2010),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2001年的0.7746上升到2009年的0.7814,略呈上升趋势,同期全省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2001年的0.7803下降到2009年的0.6657;周口市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由2001年的0.685上升到2009年的0.7909,同期全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2001年的0.6557上升到2009年的0.7048,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与全省相比其收入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制约周口市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

1.居民收入因素。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层次上。随着居民购买力的提高,消费需求层次也会不断提高,由此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跃进。对于周口市而言,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制约了消费结构的提升。2009年周口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363元,低于全省(14372元)30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908元,低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807元)899元。与全省相比,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周口市居民消费能力与全省居民相比有很大差距,2009年周口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879元,与同期的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9567元)相差688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091元,同期全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3388元,相差297元。

2.心理因素与消费预期的影响。人们在消费时,其兴趣、情绪或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消费的可能性,这种心理因素主要受社会、家庭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决定着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是否理性,各种流行元素等是否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消费预期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周口市受整体收入水平的约束,消费结构还没有实现全面升级,大部分居民还无法在短期内改善住行条件,尤其是农村居民,他们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物价指数的不断上升,居民预期消费支出增加,会紧缩即期消费行为,使消费支出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延缓了消费结构的升级进程。

3.消费观念的制约。传统消费观念及其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的消极作用,降低了居民对激活消费政策措施反应的灵敏度,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政策措施的作用力并使其预期应有的作用强度减弱,从而成为制约周口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所带来的消费结构不合理,不仅弱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而且偏误了消费对生产的导向作用,给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4.服务消费领域问题较多。一是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使居民服务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其中传统服务业所占比例较大,新兴服务业比例偏低,导致部门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速度快于农村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中低档服务供给不足,满足不了广大服务消费需求导致消费结构不平衡;二是服务业社会化、产业化、现代化程度较低,影响了居民消费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三是服务价格持续上涨制约了居民的服务消费理念。

三、进一步促进周口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基础,要建立稳定有效的收入增长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例。这就需要建立完善规范的劳动就业中介机构,给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及指导服务,以减少就业成本,提高就业率,使居民对就业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制定出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收集力度和筹融资能力,提高居民消费预期;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更加趋于合理。

2.进一步完善社会分配体系。目前的社会分配体系在很多方面仍难以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对个人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杜绝不合理、灰色的甚至是非法的财富积累方式。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完善金融市场,发挥金融对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支持作用;通过对城镇或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财政支持等,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提高其收入水平,优化消费结构。

3.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改善产品结构。一是完善消费政策,积极拓展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点,促进居民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热点是带动消费增长的发动机,周口市的消费热点主要有住房、旅游、信息、汽车、文化教育等。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周口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要高度重视基本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使基本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的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

4.转变消费观念,积极倡导现代消费新理念。一是引导超前消费观念。在收入来源较为稳定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信用手段,鼓励居民合理适度的超前消费,这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本市经济发展也起着积极作用;二是要积极引导本市居民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质量,鼓励消费,反对浪费;三是倡导消费效用新观念。通过改变消费方式,合理配置个人、家庭资源,争取消费效用最大化,优化个人消费供给结构,使各类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与个人的需求结构相吻合,从而提高消费总效用。

5.规范市场秩序,积极改善消费环境。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消费环境,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诚信体系。提高各公共服务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共同维护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诚信体系,创建优良的消费环境,保证交易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鼓励消费、放心消费的大环境,最大限度地在消费环节上减少消费者与商家的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吴高莉,邓书基.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消费结构分析[J].当代经济.2008(12下):140~141

[2]高源鸿,叶欣.辽宁省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分析[J].理论界.2010(2):62~63

消费水平提升篇(8)

传统消费理论将各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归因于收入、利率、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因素的不同,而事实上,产品结构及性能、资源环境、风俗习惯等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变量。换而言之,当科学技术通过一定的政策路径作用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时,由技术进步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便成为一种可能。

(一)居民消费升级、科技进步与国内需求扩张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8美元,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消费加速转型期,居民消费正在进行第三次升级,突出表现在消费结构向高层次转化,在消费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提升。其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偏好呈现多样趋势,并向高级化发展。如表1所示,1990年至2011年,在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现金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诸如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则呈上升趋势(文教娱乐消费所占比重部分年份出现下滑,但从时间序列整体上看,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此外,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有大量深加工产品和多级转化的产品,其对产业技术及其它关联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消费结构的层次性变化,受到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的约束。因而从供给层面讲,科技进步使人类消费内容逐渐增加、消费选择日益丰富,将居民消费需求由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并向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迈进,而这一论断则可以从历次技术革命对人类消费结构的冲击中证明。其二,消费者将注意力转向较为严格的产品价值功能的挑选上,成为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的另一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质量、功能、新颖、健康、安全等要素被居民纳入自身的消费决策函数,甚至成为影响部分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显然,无论是产品质量的提升、功能的改善,还是新颖的设计、健康安全的消费,均离不开相关产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科技进步是提升产品价值功能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讲,生存型消费对居民而言具有支出的“刚性”,尽管可以通过替代性消费降低某种产品的消费量,但所选择的替代品仍具有与原产品相同的功效和属性。因此,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的日益升级,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比重逐渐上升,由此便从整体上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内需的扩张。应该指出的是,科技进步是产业供给内容、质量、种类以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居民消费的升级还是内需的扩张,均应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即科技进步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展的基础,这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生产和消费”辩证关系的阐述是不谋而合的。

(二)城乡二元差异、科技进步与农村消费释放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城市偏好型”的发展策略,造成我国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滞后,农村消费市场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增长潜力巨大。一方面,较于城市相对饱和的市场而言,拥有近7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为国内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耐用消费品占有量是体现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已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基本具备与城镇居民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时相当的购买力,以耐用品消费为载体的农村消费的升级必将催生农村新一轮的“消费革命”。如表2所示,1990年至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囿于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造成历年同期农村家庭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占有量远低于城镇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农村市场潜力的开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而二元结构体制所造成的农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则为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升级,进而提高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首先,家庭经营纯收入(广义上的“大农业收入”)仍就为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该项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46.19%),而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技术的落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通过加大科技支农的力度,进而破除制约当前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配合流通、消费环节的相关扶持政策,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进而为其消费的释放奠定基础;其次,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可带动涉农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从供给层面为农村市场提供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总之,通过科技进步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由此便有效承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准备期留下的需求空间,并形成居民合理的消费梯度,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并最终带动城乡居民消费的协同发展。

(三)资源环境约束、科技进步与消费持续增长从本源上讲,居民消费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人类消费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同时,资源环境系统也会通过相应的生态传导路径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4]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资源储备不足、资源消耗增长迅速及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现实成为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的长期性约束。以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为例,2011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3258.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1730.4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量超过400亿立方米。同时,2011年无论是水资源总量还是人均水资源量,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②此外,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亿公顷,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22亿公顷,且2011年末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6亩,约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4。③能源消耗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主要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由57144万吨标准煤持续上升至348002万吨,年均增速高达5.63%。④显然,由消费品生产所引致的资源需求的迅速扩张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有限性相矛盾。而在生态环境方面,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我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⑤同时,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⑥此外,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三废”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生存、消费的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环境系统之上的,生态失衡与环境破坏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和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的密集投入,但这并不表明在现行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居民只能维系低消费状态,上述悲观论断显然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第一,科技进步可促进替代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进而拓宽资源利用的广度。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1978年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3.4%,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截止2011年,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重升至8%,相应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消费量所占比重则由1978年的96.6%下降至92%,⑦其中能源替代技术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第二,科技进步可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进而挖掘资源利用的深度。例如,我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1990年仅为66.48%,伴随着能源加工技术的不断成熟,2011年能源加工转化效率已达到72.86%,⑧资源使用效率显著提升。第三,科技进步作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时,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使用必将促进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进而改善人类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实现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基于人类需求层次不断发展的考量,居民消费水平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必将呈现不断提高和上升的趋势,而在资源环境长期约束的现实情况下,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广泛应用,才能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

科技进步可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升级、农村消费释放以及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在规范性层面得到映证,但从现实层面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程度则需进一步检验。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基本划分格局,⑨具体研究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的区域性差异,亦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消费经济学认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即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环境因素(如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对未来风险预期等)和消费者自身因素(如消费习惯、认知能力等),其中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居民消本文所涉及到的样本包括我国除香港、澳门及台湾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相应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0年,其中模型所需的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11)各卷整理计算所得,且所有数据均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3所示)。具体讲,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由历年各省份人均R&D经费内部支出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由我国各省份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所得;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2007—2010年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加总平均所得,2001—2006年则由“卫生经费”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加总平均所得;通货膨胀预期(Inflatit-1)所描述的是当年通货膨胀水平对下一年度居民消费的影响,故而滞后一期。此外,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onsumptionit)、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均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1=100)进行平减处理。

(二)模型的设定、检验及回归分析首先,笔者运用EVIEWS6.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均表明各变量为平稳性序列。其次,通过协整检验Pedroni法和Kao法得出模型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为后期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进一步讲,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更为合适。此外,考虑到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偏好及自身禀赋差异较大,故采用较为适合的加入省级特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消除样本中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就全国范围而言,收入无疑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科技进步方面,R&D经费内部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长1%,则带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0.0264%的增长,这与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内在传导机理所形成的结论相一致。就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看,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样是显著的。具体讲,东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区域居民消费0.0602%的增长;中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中部地区居民消费0.0846%的增长;西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西部区域居民消费0.0291%的增长。进一步分析,造成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在区域上存在明显的不均等,R&D经费内部支出长期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失衡状况。截止2010年,在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中,东中西部地区支出比重分别为70.61%、17.01%、12.38%。⑩可以说,科技经费投入的区域失衡是造成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其二,囿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西部地区居民对于科技进步所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需求不凸出,居民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的生存、发展为目标。事实上,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多的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每增加1%,即带来0.9317%的消费的增长,该结果充分说明,科技进步消费释放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收入“拐点”为前提。其三,伴随着中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日趋明显,对消费品质量、安全、环保性等的偏好与消费品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耦合,进而极大地刺激其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处于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则出现短期内科技进步消费拉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解释。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0年R&D经费内部支出及居民消费状况的相关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最小。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在区域投向上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二是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的充分发挥须以一定的收入水平为前提,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水平尚未达到该收入“拐点”,居民仍以基础性消费为主;三是近年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偏好凸显,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契合,而东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作用则存在着短期内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基于科技进步对我国整体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推进技术进步以刺激居民消费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应通过以下路径:

第一,继续加大财政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扶持力度,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努力实现不同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的逐步均等化。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来源构成看,企业资金和政府资金成为R&D经费内部支出的两项主要来源。经验表明,各项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最终需靠企业得以完成,企业具有明晰实际生产中所需技术的信息优势,理应成为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主体。因此,在明晰产权和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应坚持以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作用。同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研发支出的区域投向上,应利用财税扶持政策引导R&D经费支出向中西部转移,以逐步实现区域间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均衡发展。

消费水平提升篇(9)

本文以河北省为例,浅要分析河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找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动力。从而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合理化建议,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注入新动力。

二、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2年―2015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作为研究的变量。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河北统计年鉴。

由上表可知,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高于平均自发消费水平,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低于平均自发消费水平。自发消费水平最高的是中等偏上收入户,其余由高到低依次是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由于收入低于河北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平均自发消费水平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由于收入较高,对于消费也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

收入等级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明显,处于不同收入等级的消费者消费倾向不同。α*i值随收入等级上升而逐级上升可以看出,就消费的绝对量而言,收入等级越高消费倾向越高。这说明我国消费者的总体消费水平不高。低收入者由于对未来预期的原因,消费欲望不强,更愿意多储蓄以备未来消费之需。高收入者一般收入较为稳定,无后顾之忧,消费欲望较强。这说明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之比超过了高收入者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之比,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望更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当前的收入政策应立足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贫富差异。

从时间因素来看,γt的估计值逐年递增,但在2015年大幅度下滑,说明近几年来,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还不稳定。河北省整体的经济虽然有所提高,但不同区域还存在差异,整体的经济水平在全国排名还比较靠后。当前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收入的弹性还是相当高的,收入政策只要运用得当,应该能够很好地促进消费,从而拉动内需。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虽然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基本物质生活支出仍占主要地位,但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食品、衣着类消费是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支出总额一直不断增加,但其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我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渐提高,是符合恩格尔定律的。衣着类人均实际支出上升,但其消费支出比重却下降。

第二,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持续升温但其所占比重仍相对较低。近几年来,我省居民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城镇居民开始重视享受性、服务性消费,将其作为消费支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三,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比重呈现先急剧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消费政策的合理调整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从消费支出比重来看,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城镇居民在优先满足了家庭设备用品等基本消费需求后,开始转向更高层次的消费。

第四,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增长比较稳定从总量和相对指标来看,居住消费实际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均呈直线上升趋势。这种变化主要受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影响,总体来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城镇居民消费不断出现新热点,我省大部分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富裕生活迈进。

(二)建议

结合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就促进我省城镇居民合理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出如下建议:

1、扩大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产品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消费环境,创造潜在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减少不合理收费,以利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

2、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现阶段河北省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受可支配收入的限制,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促进消费结构性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就河北省各地区而言,尤其是第三类城市需要增加该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将有助于河北省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经营食品、衣着、家电的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3、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河北省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小康,并开始向富裕水平迈进。为了与居民不断变化的物质文化需要相适应,河北省应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在稳定发展第一产业的同时,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消费结构的加速升级。

4、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力发展交通通信事业。在大力推广和发展这些热点的同时,还应积极培育新的热点。随着互联网络的兴起,持卡消费、网上购物、电话电视购物等新型消费方式即将进入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我省相关部门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交通和通信事业,带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昱,刘斯.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经纬,2007(1)

[3] 彭必源,黄宏磊.湖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J].消费经济,2009(2)

[4] 杨永兵.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Panel Data模型分析――基于2005~2008年面板数据[J].公共管理,2011

[5] 杨超.应用Panel-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研究[J].统计信息论坛,2003

消费水平提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6—0034—03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江苏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亦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升。然而,随着经济向纵深发展,城乡居民消费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对比2000—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特征变化,对进一步提升江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稳步上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表1显示,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5 323.18元增加到2010年的14 357.49元,增加9 034.31元,增长大约1.70倍。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结构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食品消费支出变化

2010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5 243.14元,比2000年增加3 053.34元,增长1.39倍。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从2000年的41.14%降低到2010年的36.52%,下降4.62%。

(二)衣着消费支出变化

城镇居民衣着消费近年来保持上升趋势。2010年,江苏省城镇居民衣着消费人均支出1 465.54元,比2000年增加973.44元,增长1.98倍。城镇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9.24%上升到2010年的10.21%,增加0.96%。

(三)居住消费支出变化

近年来,城镇居民居住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支出也呈现增加趋势。2010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1 234.05元,比2000年增加797.79元,增长1.83倍。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8.20%提高到2010年的8.60 %,增加0.40%。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变化

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居民家庭高档耐用消费品继续增加,家庭设备用品不断更新。江苏省城镇居民2010年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方面的人均支出为1 026.32元,比2000年增加了455.95元,增长0.80倍。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10.71%下降到2010年的7.15 %,降低3.57 %。

(五)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变化

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意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强。2010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为805.73元,比2000年提高511.34元,增长1.74倍。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53%上升到2010年的5.61%,增加0.08%。

(六)交通和通讯支出变化

城镇居民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消费支出在8类消费支出中增长幅度最大,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7.37%提高到2010年的13.48%,增长6.11%。2010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用于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支出为1 935.07元,比2000年增加1 542.69元,增长3.93倍。

(七)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变化

江苏省城镇居民文化教育和娱乐消费支出近年来保持稳步增加的趋势。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支出为2 133.25元,比2000年增加1 462.69元,增长2.18倍。城镇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2.60%提高到2010年的14.86%,增加2.26%。

(八)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变化

2010年,城镇居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人均支出为514.41元,比2000年增加237.09元,增长0.85倍。城镇居民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5.21%下降到2010年的3.58%,减少1.63%。

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现增长趋势。表2显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2 337.5元增加到2010年的5 328.4元,增加了2 990.9元,增长了大约1.28倍。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食品消费支出变化

2010年,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2 491.5元,比2000年增加1 473.9元,增长1.45倍。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从2000年的43.53%降低到2010年的38.08%,下降5.45个百分点。

(二)衣着消费支出变化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不断更新。2010年,江苏省农村居民衣着消费人均支出350元,比2000年增加223.3元,增长1.76倍。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5.42%下降到2010年的5.35%。

(三)居住消费支出变化

消费水平提升篇(11)

农牧民收入水平一直稳步增长。2005―201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989元增长到5530元,增加了2541元,年均增长率为13.1%;2010―2014年由5530元增长到9976元,增加了4446元,年均增长为15.8%。

(二)农牧民总体消费支出

农牧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支出逐年增加。2005至2010年,农牧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2446元上涨到4461元,增加了2015元,年均增长12.7%,与同期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增长幅度小,增长速度较慢;2010至2014年,从4461元上涨到9972元,增加了5511元,年均增长18.2%,与同期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增长速度快。由此可见,2005年至2014年,随着收入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的变化,消费支出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呈现正向变化,不断稳步增长。

(三)农牧民消费结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牧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呈现出不同的走势。2005年至2014年,农牧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增加最大,在37.3%~30.6%之间,其次依次为居住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其他杂项商品与服务。

二、农牧民收入增长变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一)农牧民平均消费倾向

农牧民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81一直上升为2014年的0.99,说明农牧民消费欲望越来越大。

2005―2014年,农牧民食品平均消费倾向由0.35下降到0.30,在农牧民纯收入水平不高时,农牧民首先考虑的是购买食品,满足吃的需要。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牧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逐年下降,食品平均消费倾向随之而下降;农牧民衣着平均消费倾向由0.05增加到0.07,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最初农牧民对衣着的消费观念不是特别丰富,现在开始注重衣着的改善,在物质消费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平均消费倾向由0.03增加到0.04,农牧民家庭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机等纷纷进入农牧民的家庭,从而农牧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有所增长,由84元增加到428元;医疗保健平均消费倾向由0.03增加到0.04。总体上,农牧民已经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逐步增加,其支出比例的排序从第五上升到第四位;交通通讯平均消费倾向由0.10增加到0.15,农牧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比例迅速增加,其支出比例的排序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讯在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农村牧区商品流通更加活跃、有利于农牧民及时根据市场信息更科学地进行再生产,提高效益;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平均消费倾向由0.10上升到0.13,虽然有几次波动,但总的趋势还是上升的。居住平均消费倾向主要波动在0.11和0.16之间,农牧民在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很高,不同年份波动较大,在生活水平提高后,除了增加必要的食品、衣着支出以外,农牧民支出的相当大部分都是在住房上。

(二)农牧民边际消费倾向

与2005年相比较而言,2014年我区农牧民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边际消费倾向有所降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衣着、杂项商品与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较高的趋势。这说明近些年来农牧民在首先满足食品、居住消费之后,越来越注重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等方面的消费。但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仍大于其他六种消费品,说明了农牧民的消费重点仍然是食品,高标准和上档次的消费品和服务对许多农牧民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

2005―2014年,农牧民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首位,为0.24,即农牧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总要将剩余收入中的24%继续投向食品,这是农牧民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追加支出最多的项目;衣着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第五位,为0.08,体现出农牧民对高档次衣着消费的向往和追求;农牧民家庭设备及服务、居住支出、杂项商品与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小,都在0.03―0.04之间,这与农牧民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和总体收入水平有关;医疗保健支出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为0.17和0.15。这两项指标体现出农牧民对该项目上追加消费的意愿逐渐强烈,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农牧民就会大幅度地增加此项消费;交通通信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有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排在第二位,为0.21。这说明市场经济和知识信息的日益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农牧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三)农牧民消费的收入弹性

2005―2014年,农牧民表现出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农牧民有较强的购买欲望。在各类消费品中,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富于弹性,说明农牧民对这些消费品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其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这几类消费方面的变化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程度很大,将大于收入的增加幅度,进而可见,随着收入的增长,该几类消费的增长速度很快。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缺乏弹性,说明农牧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其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推断出这几类消费对收入变化反应较迟缓。

综上所述,在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农牧民各类消费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边际消费倾向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多数为正值,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量会随之增加。农牧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会刺激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需求,决定着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稳定的收入增长会带来稳定的消费增长,拓宽农牧民消费的选择机会,使消费结构更加趋于合理。

三、提高收入,优化农牧民消费结构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农牧民整体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

1.努力提高农牧民总体收入水平,提升消费水平。目前,农牧民总体消费倾向高,消费层次低,消费能力有限,说明多数农牧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因此要尽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提升多数人群的消费能力,进而有效增加消费品的消费总量,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

2.加快转变农村牧区经济增长方式,多方面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实现农村牧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现代化农牧业建设,用现代的、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理念改造传统农牧业,使农牧业向科技化、现代化、信息化迈进,加快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最终实现农牧民增收,改善其生活质量。

3.提高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提升农牧民务工劳务性收入,保证农牧民消费信心。一是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农牧民进城务工的有利政策环境,即为农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以高附加值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发展方向,提升农村牧区工业化水平,吸收农村牧区大量的闲散劳动力。三是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鼓励农牧民“走出去”,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切实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保证农牧民消费信心。

(二)优化农牧民收入结构,扩大消费规模

从根本上扩大农牧民消费规模,必须要从提高农牧业经营收入、务工劳务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全面着手,优化农牧民收入结构,推进农牧民收入倍增。

1.建立健全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提升农牧民产业经营收入。一是发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牧业产业升级,提升农牧民产业经营收入。通过技术引进、企业合作、扶持本土企业发展等多种方式,将农牧业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加工等环节形成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市场效益。二是充分发挥绿色农畜产品行业协会、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集团经济组织的规模经营、技术引用等优势,从培育良种、营销、生产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做大做强农牧产业效益,提高整体收入水平。

2.提高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即务工收入。一是进一步改善农牧民劳动人员素质。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劳动者文化素质,让农牧民能够接受新鲜事物、吸取科学知识,提高认识水平、转变思想观念、懂得科技,为农牧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条件,从而提高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二是拓宽农牧民就业渠道,解决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三是根据我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经营状况,适时调整务工劳动人员的工资,使其随经济的发展而增长。最后,提高农牧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水平。

(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农牧民的储蓄趋向,提升消费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