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大全11篇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因而，需要赋予理想信念以时代特征，团结、武装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面向世界竞争，主导社会发展。

一、“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赋予理想信念以时代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显示其巨大的导向、凝聚作用。

“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对社会发展的趋向作出了合乎规律的判断，重申了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继承了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阶级本性。因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所指示的发展方向、目标，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一致的。同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赋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反映了当代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和目标，提到全党面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正确把握时代主题，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思想，丰富了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即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和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仅仅把共产主义理想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特别是把它主要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不仅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相矛盾（即当前我们允许、支持私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而且也容易使共产主义理想因为缺乏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显得空泛而遥远，也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巩固。因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把它作为共产党的任务和目标，就使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现实的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三个代表”思想，把生产力发展与文化发展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提出来，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和文化热潮的兴起相契合，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特点。“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竞争。与经济竞争同时并起的是文化热潮。文化热潮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文化是协调发展的“两个轮子”，犹如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的道理一样，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单方面发展。所以，“三个代表”思想，在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发展。这样，这一思想回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开放性特征，指导我们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最后，“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超越性特征。生产力和文化都有传统和现代、先进和落后之分。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既是传统生产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先进性就是发展性、创造性。而发展性、创造性既是国际范围内激烈竞争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同时，先进性是没有止境的，先进性只有表现为发展性、创造性才能实现；否则，先进就会变成落后、保守。因而，“三个代表”思想强调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表明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强调发展、创造，不断实现对社会、对自身的超越，并始终朝着远大的发展目标前进。

二、“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明确了理想信念的现代指向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2）

社会经济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而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经济管理必须要加强研究，对于其现代化特点应当准确把握，同时明确经济发展新趋势，从而为通过经济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奠定理想基础。本文就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新趋势进行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

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为能够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要求均能够得到较好满足，应当积极提升社会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水平。在当前经济管理方面，经济管理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并且经济管理权限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在外部管理以及内部刺激方面经济管理均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创造性特点，当前在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及模式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先进性特点。由于现代经济管理表现出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经济管理模式也表现出现代化特点，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自动化及科学化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也逐渐表现出科学化及自动化特点。通过科学化管理可使管理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些环节得以有效减少，可使管理有效性得以更好提升，而管理手段自动化可实现及时调控以及指挥经济管理，同样能够使管理工作有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能够使实现自动化及科学化，必须要在资金以及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应当积极引进，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高现代，使经济管理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好适应。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艺术性特点

艺术及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级经济管理具有一定艺术性特点。经济在物质世界方面所产生作用及艺术在精神方面所产生效果具有等同价值，只是在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经济管理方式以及过程均能够体现出艺术元素。

（四）经济管理现代具有民主化及专业化特点

为能够使经济管理现代化得以较好实现，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保证经济管理人员具有优秀经济管理能力及管理技能，这属于经济管理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专业化经济管理知识能够使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及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使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能够更加专业。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民主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符合，对我国经济灵活性发挥十分有利。

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在现代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形势，社会经济发展为能够使社会环境需求你得到较好满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对新型发展动力不断进行探索，使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就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言，其发展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表现出高端化趋势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端化发展情况，其主要体现就是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均被认为科技含量比较低，而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也将会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为中国创造，从而使产品科技水平得以提升，同时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很多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很很大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摆脱低端化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趋势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这一点所指的主要就是在现代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以及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在不断增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产业，其不但能够较好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并且表现出低排放、低能耗优点，这一点与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也比较符合，因此，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服务业比例得到很大程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越来越明显服务化趋势。

（三）经济发展表现出网络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趋势所指的主要就是居民购物消费逐渐实现网络化。在现代社会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消费观念以及消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网络购物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消费方式与现代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上得到很快的发展。这种情况的改变使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保证各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现代经济管理加强认识，掌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经济管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使其发挥更好作用。

作者:陈计中 单位: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参考文献：

[1]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3）

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又将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其经历的时间长短等情况也就不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被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以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经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其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阶段。其社会性质，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5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矗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他经济成分是指占公有制经济以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3～14页）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4～15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五、一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7页）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六、“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安定团结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八、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9页）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九、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第36页）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36～38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一、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十二、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十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5页）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十四、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9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十五、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3页）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十六、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8～59页）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十七、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64页）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十八、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页）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九、人民、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78页）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十、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5～76页）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十一、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7页）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二十二、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1～73页）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专政。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也不可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二十三、阶级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0、第72页）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3～74页）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彼此互相依赖、真诚相待、共同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责任。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

二十五、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6～80页）

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两者密切联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是国体的表现形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的管理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能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使人民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从而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十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6页）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方面的要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才有法制可言；有法必依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是执法方面的要求，要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违法必究是指无论何人，只要违了法，一律要受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全面贯彻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才能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形成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

二十七、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8页）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密切联系的。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矗法制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同时，社会主义法制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发扬民主，了解人民的意愿，才能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其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形式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益肯定下来，并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人民以法律为武器，同侵犯自身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使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二十八、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关系（教材第92～93页）

宪法与普通法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都是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不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相比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最大的权威性。首先，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普通法律只能依据宪法精神制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其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矗普通法律、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就是从法律效力方面说的。再次，从制定和修改的程序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二十九、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2页）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首先，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国家的建设者。因此，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承担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要职责。其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只有保证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才能调动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义务又是实现权利的基础，公民只有自觉履行义务，为社会、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充分享受权利和自由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三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7～10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革命的理想、信念，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社会主义道德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严格的纪律，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只有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才能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再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可见，两个文明建设缺一不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即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三十一、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页）

在我国，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共同理想从总体上和全局上包括了个人理想，共同理想的实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共同理想还为个人理想指明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共同理想要通过个人理想来实现。由于整个社会是由各个社会成员及其从事的各行各业组成的。因此，符合共同理想要求的又切合自己实际的个人理想，有利于共同理想的实现。没有个人理想，共同理想就会落空。

三十二、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118页）

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思想道德建设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十三、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13页）

纪律与自由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如果脱离纪律的约束，就会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只有遵守纪律，才能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那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存在的。我们不仅要遵守纪律，而且还要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只有人人遵守和维护社会主义纪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十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0页）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属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两个阶段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整个社会事务的权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这些共同点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决定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三十五、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页）

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与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在：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4）

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又将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其经历的时间长短等情况也就不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被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以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经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其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阶段。其社会性质，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5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矗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他经济成分是指占公有制经济以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3～14页）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4～15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五、一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7页）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六、“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安定团结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八、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9页）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九、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第36页）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36～38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一、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十二、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十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5页）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十四、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9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十五、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3页）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十六、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8～59页）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十七、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64页）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十八、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页）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九、人民、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78页）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十、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5～76页）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十一、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7页）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二十二、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1～73页）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专政。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也不可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二十三、阶级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0、第72页）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3～74页）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彼此互相依赖、真诚相待、共同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责任。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

二十五、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6～80页）

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两者密切联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是国体的表现形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的管理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能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使人民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从而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十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6页）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方面的要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才有法制可言；有法必依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是执法方面的要求，要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违法必究是指无论何人，只要违了法，一律要受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全面贯彻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才能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形成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

二十七、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8页）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密切联系的。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矗法制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同时，社会主义法制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发扬民主，了解人民的意愿，才能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其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形式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益肯定下来，并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人民以法律为武器，同侵犯自身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使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二十八、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关系（教材第92～93页）

宪法与普通法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都是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不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相比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最大的权威性。首先，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普通法律只能依据宪法精神制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其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矗普通法律、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就是从法律效力方面说的。再次，从制定和修改的程序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二十九、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2页）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首先，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国家的建设者。因此，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承担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要职责。其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只有保证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才能调动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义务又是实现权利的基础，公民只有自觉履行义务，为社会、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充分享受权利和自由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三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7～10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革命的理想、信念，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社会主义道德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严格的纪律，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只有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才能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再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可见，两个文明建设缺一不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即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三十一、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页）

在我国，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共同理想从总体上和全局上包括了个人理想，共同理想的实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共同理想还为个人理想指明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共同理想要通过个人理想来实现。由于整个社会是由各个社会成员及其从事的各行各业组成的。因此，符合共同理想要求的又切合自己实际的个人理想，有利于共同理想的实现。没有个人理想，共同理想就会落空。

三十二、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118页）

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思想道德建设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十三、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13页）

纪律与自由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如果脱离纪律的约束，就会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只有遵守纪律，才能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那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存在的。我们不仅要遵守纪律，而且还要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只有人人遵守和维护社会主义纪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十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0页）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属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两个阶段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整个社会事务的权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这些共同点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决定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三十五、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页）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5）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

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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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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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转三、标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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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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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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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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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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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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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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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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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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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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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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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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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6）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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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 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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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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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 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三、标 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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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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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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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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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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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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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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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 ……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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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 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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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 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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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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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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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 ：《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7）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的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次修宪完全遵循了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其内容重大，意义深远。

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化

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并明确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目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进了该第7自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要求。它意味着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指针。

现行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宪法修正案在规定这个目标的前面增写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大文明”协调发展，无疑是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紧密相联。假若没有“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民主和文明。另外，既然规定“三大文明”要“协调发展”，那么，宪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三者就要齐抓并重。如果厚此薄彼，就必然同宪法精神相背离。总之，“三大文明”的提出并写入宪法，是对文明内涵和宪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和发展，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曾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逐渐消失。直到改革开放起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对此，1982年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修宪，又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宪法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并规定对其“引导、监督和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1999年修宪，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也强调了对它们加强监督与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按照十六大的精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样的修改，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加有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国公民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大量增多，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私人拥有日益增多的生产资料。在此情况下，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规定公民合法财产保护的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加强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是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所以这次宪法的修正，顺应了民意。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宪法还增写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规定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8）

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格局

近20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得到大量的传播和普及，甚至占据了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学术媒体的主流话语权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评价，认识到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紧迫性。

从近几年理论经济学总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状况来看，一方面，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仍然沿袭着已有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与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盲目迷信和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局面开始扭转。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许多理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第三，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已成为真正具有远见的中国经济学人认同和追求的共同目标。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和人们对于经济学理论认识上的宏观特征在于：虽然盲目迷信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和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为背景，以我国现代历史和当代国情为基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主要对象，通过概念或范畴的创造、理论的创新、逻辑体系的构建等方式，努力创建符合科学理论标准、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实现这一学术目标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明确地意识和确立这一发展目标和方向，无疑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一次伟大觉醒。

二、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在上述总体认识形势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如，高峰发表了《论“生产方式”》一文，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生产方式的含义，即劳动过程。林岗发表了《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明确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生产方式的含义解释为“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没有获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2）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讨论的热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或范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对此，我国经济学者分别提出了新的“商业服务价值论”和“精神商品价值论”的新观点。“转形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过去我国经济学者很少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近些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理论见解，从而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世界级的新水平。另外，2012年以来，冯金华、丁堡峻、罗雄飞、薛宇峰等学者分别发表文章批判了萨缪尔森、斯蒂德曼等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攻击，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如，冯金华发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一文，力图对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一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解释。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本文由收集整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3）经济危机理论问题。在新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开辟专篇或专章论述经济危机问题，因此，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裴小革研究员发表了《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一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系统梳理，从而为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当代金融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学理支持。

（4）收入分配理论问题。基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成果在理论上仍然显得散乱而单薄。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加强了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系统化研究，同时还进行了马克思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比较研究。有理由相信，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5）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持久的萧条与低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何种历史阶段，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王学东发表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蔡万焕发表的《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通过分析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郭殿生发表的《生态危机与21世纪的资本主义》，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走向问题。张新宁发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国外学者的视角》，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理论观点。朱安东发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发展》，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012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卫兴华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针对一些人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误解进行了理论辨析，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周新诚发表了《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的两点思考》，论证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批判了从收入分配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并探讨了公有制经济的管理问题。高梁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合理性》，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杨永华发表了《再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系统整理了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中国模式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张作云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首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其化解途径进行了理论探讨。谢地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与住宅思想的现代解读——兼及中国土地与住宅问题反思》，通过整理和运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土地和住宅的理论和思想，对中国当前的土地和住宅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包亚钧发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探究》，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个人消费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构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

3.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及初步成果。2012年，围绕经济学创新和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洪银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张宇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邱海平发表了《经济学遭遇新历史分水岭》，从当代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出发，论证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张军发表了《正义问题：衡量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尺》，从正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准问题。高德步发表了《科学主义与人文转向：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论证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方法论原则。葛守昆发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点及逻辑展开》，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点与逻辑问题。

除了以上论文成果之外，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由《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等三本组成，分别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学所需而设计。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第一套完整的层次分明的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实证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另一种增长轨道。在经历了2011年的亚高速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后，2012年以来，我

国经济继续受到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同时，我国经济自身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显突出。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但是，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内外矛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度受到严重制约。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学界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分析与预测，并为国家制定相对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

2012年，一些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继续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团队提出的研究报告仍然是最受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报告之一。该系列报告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的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金融和资本市场、产业经济、居民收入增长、区域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专题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我国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国内各种矛盾日益累积的背景下，那种没有深厚的理论和学术支撑、仅仅经验式的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一定是不可靠的，而基于这样的判断制定出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一定会失效的。这就要求一方面，经济学界要更多地走向我国经济实际，更多地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及管理部门要更加自觉地与学术界合作，更多地倾听来自学界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诊断。高等院校提出的各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为国家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参考，从而彰显了理论经济学的重大实践价值。

2.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使我国经济避免严重衰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负面作用。因此，如何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制定更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2012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包括：

刘伟发表的《五问中国经济政策》，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比较的角度，对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反思，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质疑。刘元春发表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针对2012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重点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并对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进行了探讨。朱杰发表的《2011-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研究与分析》，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政策调控的取向、时机、重点、力度的建议：控制通货膨胀比较紧迫，稳定增长的时间安排比较重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宏观调控政策要统筹兼顾，具有统一性和全局观；加强价格调控和资源价格改革，促进消费和生产物价指数平稳可控；中期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长期推动人民币结算；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扶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严格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推动进口便利，降低人民币中期升值速度，区域合作抵抗外部风险。刘尚希、樊轶侠发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认为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趋缓下行，其性质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国内外结构调整变化叠加影响导致的“结构性收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上下工夫，这也是实现“稳增长”的最佳路径。伍戈、李斌发表的《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十分明显的宏观经济特征为背景，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了有关通货膨胀容忍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问题。张同斌、高铁梅发表的《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方志秋发表的《基于汇率制度变化谈我国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以人民币中长期升值趋势为背景，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该文还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收人分配和扩大内需问题研究。围绕这一问题，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实证研究成果。如，马双、张劫、朱喜发表的《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就业和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张义博发表的《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并利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这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君、张前程发表的《中国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运用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的规模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聂慧、张媛媛发表的《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初次分配的实证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以及医疗支出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教育支出却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支出和教育体制改革。岳希明、徐静发表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率表和住户调查数据中个人收入结构的信息，计算了每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使用应纳税额的估计值，计算了mt指数，并将mt指数分解为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效应和纵向公平效应；mt指数的估计值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虽然降低了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效果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孙文杰发表的《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经济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因。研究表明，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党的十八大已明确将收入分配改革列为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因此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年之内，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流行标准，2011年我国已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而遭遇发展停滞的教训，2012年以来，经济学界对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如，乔晓楠、王鹏程、王家远发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对策——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遴选1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比较了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对其进行了分析，基于我国经济的

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孙立平等发表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由于我国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还远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既成事实，但已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总结日本、韩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对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进行了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起到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状态和阶段。概括起来说，新时期理论经济学面临的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实践问题有：

（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我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也日益深化。危机之后的实际情况表明，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主流和大趋势。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然必须以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为依托，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动力。这种客观的内外经济格局和关系，决定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高度关注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深陷不景气的泥潭。国际理论和思想界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众说纷纭。为了能够适应和应对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变化，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力求能够从理论上揭示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应对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这一方面，不仅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而且需要加强国别经济研究，从而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对策提供学术支持。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3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无论是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相对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模式而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搞以完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和以完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发展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或融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面临着能否进一步保持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从经济学理论规范上来看，到目前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别解释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部分，但都没能逻辑一贯地完整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取得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的“合法性”。这正是为什么在国内外都存在关于中国未来的极左和极右两种思潮和主张的根本原因。这种客观情况要求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必须通过理论创新，既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创立一种全新的理论经济学范式，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符合科学理论规范的系统解释。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创新与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9）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软科学研究计划）（批准号：BZY1202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研究

收录日期：2015年4月4日

一、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实现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的关键，也是实现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所在。湖北少数民族县市共10个，包括恩施州的8县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和宜昌市的长阳县和五峰县，人口共计247万，国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占湖北省的15.8%。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不大，是湖北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经济指标存在5～10年较大的差距。2013年，10个民族县市的GDP为670亿元，仅占湖北的2.83%。因此，深入研究湖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动态发展情况，缓和发展失衡、协调区域发展，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指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高新才等（2006）全面考察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多重差距，认为多重差距的产生是由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发展水平低等导致。周民良（2008）提出民族地区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改善的趋势，但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变化。李美娟（2012）认为区位条件、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少数民族文化等原因导致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二是研究探讨民族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任维德（2005）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可从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切实可行的法律与政策、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等着手，以及民族地区要从立足自身、认识差距、围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着手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姚F（2009）分析创意产业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得出创新产业的特点非常契合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将会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刘萍萍（2014）分析了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模式，依据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刘坚等（2009）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动态描述了重庆东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冯建中等（2012）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河南省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得出经济发展动态轨迹与客观实际能够很好的吻合。鹿晨昱等（2012）根据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得出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高聚集区太少、较低的聚集区太多，存在极化效应较强的“热点”现象。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拟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以湖北10个民族县市2003年、2009年和2013年相关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并综合评价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湖北省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定量和定性的决策参考。

二、指标设定、数据说明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湖北省少数民族县市经济动态发展为研究内容，建立县域经济动态发展的指标体系，基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3～2013年数据、湖北县域经济考核2003～2013年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评价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指标设定和数据说明。指标设定：基于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建立涵盖经济、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发展后劲等4个方面的11个指标，据此观察湖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动态情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

数据说明：根据湖北省民族地区2003～2013年经济发展的原始数据，构成湖北省民族地区的经济动态发展的数据表。本文以该数据表为分析对象，评价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

（二）分析方法

1、采取全局主成分方法的原因。目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其优势，但又有其局限性，即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模型精度是难以控制的。由于本文采取较多的指标体系，且要保证模型的精度，故采取全局主成分方法，其思想本质是对高维变量进行降维，将多指标客观地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尽可能地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能够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本文建立11个具体指标分析湖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主成分分析方法为前提条件，即按时间顺序排放的数据表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

2、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的前提条件。全局主成分方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其需要原始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为原始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就无法提出包含原始变量间共同特征的几个综合指标。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需要对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对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的检验一般转为KMO检验。KMO检验是Kaiser1974年提出的，它是检验原始变量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说，KMO>0.5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KMO

3、全局主成分法分析的具体步骤。（1）确定分析目标，建立指标体系，收集数据；（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变量在数量级或量纲上的影响；（3）计算标准化处理后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4）求解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5）确定主成分个数，提取主成分；（6）计算各主成分的权重，综合各主成分并计算评价目标综合得分。

三、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全局主成分分析

基于湖北省10个少数民族县市11项经济指标的原始评价数据，根据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分析，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水平。

首先，对这11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对其进行KMO检验和巴列特球度检验。其检验结果为：KMO值为0.739，该值是大于0.5；巴列特球度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514.274；P值为0.000，该值是少于0.05，这些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是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的。

基于SPSS软件，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动态发展的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总方差解释，如表2所示。（表2）从表2可知，前面2个主因子F1、F2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325%，这说明这2个主因子的包含原始变量的信息量达到了76.325%。因此，可用这2个主因子F1、F2替代原来的11个指标。

随后，可得F1、F2的载荷矩阵，该矩阵是表示F1、F2与变量x1，x2，…，x11之间的相关系数，即这两个主因子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11个指标的信息。两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见表3。（表3）从表3可知，第一个主因子F1在原始指标x1、x3、x4、x6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主要反映的是湖北省民族地区的总体经济因素和人均经济因素，因此，第一个主因子F1可以命名为湖北省民族地区总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水平因子。第二个主因子F2在原始指标x8、x9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主要反映的是湖北省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因素，因此第二个主因子F2可以命名为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因子。

之后，将这2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除以相应特征根的算术平方根，可得这2个主因子的得分，如表4所示。（表4）基于这2个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得这2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F1=0.358x1+0.338x2+0.344x3+0.344x4+0.288x5+0.362x6+0.324x7+0.050x8+0.125x9+0.227x10+0.363x11

F2=0.012x1+0.134x2+0.085x3+0.160x4-0.201x5-0.037x6-0.193x7+0.514x8+0.620x9-0.470x10+0.010x11

其中，x1，x2，…，x11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基于上述公式，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10个县市2003年、2009年和2013年的F1，F2两个主因子的得分，见表5。（表5）表5所表示的湖北省10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F1、F2两个主因子的得分，但是这只是反映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方面，不能综合地反映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对F1、F2两个主因子进行综合分析。以F1、F2两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后得到一个衡量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F=0.653F1+0.110F2

根据湖北省民族地区中10个县市的主因子F1、F2的得分，代入到上式中，可得湖北省民族地区10个县市的综合得分，如表6所示。（表6）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1、民族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比较2013年、2009年、2003年数据，10个民族县市经济发展综合得分显著提高，表明这10年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且研究表明，2009～2013年的发展速度，比2003～2009年进一步加快。具体而言，2003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为负数；2009年除了恩施市和长阳县，其他8个民族地区得分为负数，但每个县市得分得以提高；2013年各县市综合得分都为正数。

2、民族县市发展梯队特征已经显现。恩施市、长阳县在2003～2013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是名列第一、第二，说明恩施、长阳在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梯队。宣恩县和咸丰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是摆尾，说明宣恩县和咸丰县的经济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更多强有力的措施。其余县市处于发展中游位置。

3、民族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表现较大差异。从模型结果来看，10个民族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财政收入等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近6倍，这与各县市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和政策执行等方面均有较大联系，这与湖北民族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4、民族县市综合排名出现调整变化。比较2003年、2009年、2013年10个民族县市经济发展排名，恩施在2009年取代长阳后，保持第一位置；咸丰位次从末位上升为第7位，利川跻身前三甲，巴东稳定在3～4位之间，建始、来风位次一直在第5位、第8位。鹤峰从第3位下降至第6位。

（二）政策建议

1、依托武陵山试验区先行先试金字招牌，加快深化改革创新步伐。湖北省民族地区10个县市涵括在武陵山试验区中，因此湖北省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武陵山试验区进行经济发展。首先，湖北省民族地区可以与国家层面进行创新对接，积极落实国家在民族地区各项经济政策；其次，与大武陵圈进行创新对接，湖北省民族地区可与武陵山民族区域进行横向比较，在经济合作和交往中，实现规划衔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避免恶性竞争；最后，可与省级层面进行创新对接，促进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深入转型”，从“开发”转向“开放”，从“开山门”转向“开脑门”，从“打基础”步入“快富民”，从“工程项目大干快上”步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政策输血”到“形成造血机制”。

2、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承载容纳能力。首先，建设综合大交通。构建“两纵两横”大通道，“两纵”指安（安康）张（张家界）常（常德）铁路和安（安康）吉（吉首）高速公路。构筑“周边广辐射、城乡全覆盖、衔接大交通、快速集疏远”的干线公路网络，形成“干支相连、惠民便民”的农村公路网络；其次，加强生产要素保障。激活民间资本，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实现项目、资金、资本的有效连接为目标，支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私募基金；最后，做好产业基础配套。加大对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支持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有效提高土地承载能力，提升城乡电力、通信、邮政、网络、广播电视等设施体系建设水平，推进城市公交、供水、燃气、污水和垃圾处理向周边村延伸。

3、发挥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着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首先，发展文化旅游业。湖北省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是古人类文化的发祥地、巴文化的摇篮。把民族地区作为鄂西圈旅游开发资金重点投向地区之一，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吸引力的品牌景区和精品线路，实现湖北省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一体化，形成拉动经济增长极；其次，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湖北省民族地区经济植物多达3，000余种，有药用植物达2，000余种，适宜各种山野菜生长的土壤、气候。依托资源优势，建设优质粮食、畜禽、水产、蔬菜、森林食品、茶叶、烟叶、油料、药材、林果等特色农业板块基地；最后，发展清洁能源业。湖北省民族地区水能蕴藏量丰富，发展水电产业有其独一无二的条件。水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会在建设期间加大移民规划、小城镇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拉动流域经济，还会在建成后改善生态环境，为流域内的航运、灌溉、养殖、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忠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思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73.

[2]高新才，滕堂伟.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产业经济分析[J].民族研究，2006.1.

[3]周民良.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J].民族研究，2008.4.

[4]姚F.创意产业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J].经济问题，2010.3.

[5]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研究[J].民族学刊，2011.3.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0）

论文关键词：开放经济,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发展

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源远流长，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伴随着主权国家的诞生而产生，且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下，其在国家安全中所处的地位和内涵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国家经济安全是由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增加，彼此依赖加深，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显著上升，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竞争的焦点，同时经济风险也在国与国之间传递，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一国安全的关键，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学术成果，在战略、政策、制度方面提出了许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建议。但是现有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没能把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稳定明确区别开，致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泛化，认为凡是威胁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稳定的因素都属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范畴，把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稳定相混同起来，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成果就会成为无所不包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报告。本文针对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泛化的问题，比较分析了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稳定，并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涵

国内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涵集中于两类。一类是状态说;郑通汉(1998)[[1]]、江勇、章奇等(1999)[[2]]、张幼文(1999)[[3]]、尹正萍(2002)[[4]]、聂富强(2005)[[5]]等都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状态。它具体表现为国家经济主权独立，国家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市场和资源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进程能够经受国内外经济动荡的冲击。第二类是能力说;赵英、胥和平等(1994)[[6]]、雷家骕(1997)[[7]]、文军(1999)[[8]]、徐会琦(2000)[[9]]、周肇光(2005)[[10]]等都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向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国家经济安全是综合本国经济因素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就能力说和状态说而言，状态是主权国家客观上的反映，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的经济状态;能力是经济竞争能力主观的反映，是状态的体现。国内学术界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较为一致地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而言的，所以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这点理论界已形成一致。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都是针对民族国家而言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地位和内涵是有差异的，这是由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各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指各国都存在的，个性是指对每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经济安全的个性就大于共性，所以研究国家经济安全就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基本经济制度和历史阶段。国家经济安全关注外来的挑战、对抗和不确定性。当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某些事件威胁和影响的时候，国家加强或保卫自身经济利益的能力，保障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障国家未来的经济达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期望值，这些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目标。

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①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犯;②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处于可控制的状态。

二、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比较

国家安全的诸多因素都密切相关，其中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最为密切。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就兼安全和发展两方面，面对国内外威胁时能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捍卫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利益，保障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使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争取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必定会考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经济系统内部的种种安全问题。

(一)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国家经济发展指一个国家随着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①经济规模的变化。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或减少。②投入结构的变化，即生产中投人要素比例的变化。③产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④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⑤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⑥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⑦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水平。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为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构成，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进自己的福利。

国家经济发展体现为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口、劳动生产率、资本、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行政管理等。国家经济发展要素和内涵赋予其包含着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多重目标，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真实的状况与水平必须运用不同的经济指标，从不同角度来加以概括分析，应该包括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波动和周期以及经济结构的演进优化等方面。

(二)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同点

一国经济安全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适应力与发展潜力，经济安全的保障根源在国内，在国内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上。苏联的解体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进步、要强大，就要制定适应本国生产力的相应经济政策，结合本国国情，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好政策。一国经济安全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适应力与发展潜力，经济安全的保障根源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上。国家经济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可靠的经济安全，弱国无外交，弱国也无安全，国家贫弱是最大的不安全。

国家经济发展是经济安全的基础，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及良好的国际周边环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发展就根本没有安全，尤其对发展中大国来说，第一位的需要是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被动的局面，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必须牢记“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安全不仅失去了基础，它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保证，没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国家经济安全。同时国家经济安全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遭受到威胁和破坏，就有可能带来危机和动荡，使国家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不可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点

经济制度是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定，反映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区别，一定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制度直接与社会性质相联系，反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当代世界现存两大经济制度，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的概念可以看出，经济制度是区别不同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反映着经济最本质的社会特征。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上建立的经济制度，都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正是由于经济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宪法将国家的经济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作为调整和规范的对象。国家经济安全是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的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有权选择国家经济制度，参与、协调国际经济秩序等重大经济问题上的最高独立决策权，具有对内的最高属性和对外的独立性。[[11]]对内的最高属性表现为主权国家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自主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自主立法建立本国国内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自主开发和利用本国的经济资源。对外的独立性表现为主权国家无论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都有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主权国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在承担国际经济规则的义务的同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主权国家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掠夺和剥削。

国家经济主权主要内容包括：[[12]]①一国能够保证本国人民自主选择经济制度而不受外国干涉;②一国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而不受外国操纵;③一国能够有效地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而不受外国控制;④一国能够平等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而不受外国排斥;⑤一国能够自由地利用国际市场和通道而不受外国封锁。所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主权受到侵害甚至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毫无安全可言的。但国家经济发展对经济主权没有明确的要求。

三、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稳定比较

(一)国家经济稳定的基本内涵

稳定是一种状态，是指所处的环境或者心境在一定量的时间之内不会轻易变化。稳定和波动相对应，波动的意思是起伏不定、不稳定。经济稳定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指使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地增长，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经济增长率不发生重大的波动，失业率保持适度，不发生过度的通货膨胀，保持稳定的经济生活秩序，经济稳定并不排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一般而言，经济稳定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当的经济增长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均衡性质，当均衡的增长被打破，可能由于某些经济活动的中断，或某些部门过渡繁荣引起瓶颈等等，就可能出现影响整个经济正常发展的因素，导致经济波动，影响人们正常的经济生活。

研究经济稳定的目的是要在时间序列上把握经济的持续性，在经济的结构上把握经济增长的均衡性。

经济稳定是包含多层面内容的趋向经济均衡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相对平衡，具有可变的区域范围，经济稳定是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紧密相联的经济系统。[[13]]

国家经济的不稳定可以看作是国家宏观经济中“市场失灵”的不稳定现象，这种不稳定现象首先表现在社会总产量的波动上，其次表现在物价的不稳定上，再次就是失业方面，还表现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针对稳定性的政策也称反周期政策，当宏观经济出现衰退或衰退迹象时，政府采用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当宏观经济出现过热或过热迹象时，政府采用减少总需求的政策，采用这种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以使宏观经济保持稳定。

经济稳定的制约因素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经济体制、国家经济政策、收入分配、货币供给、劳动供给、产业结构、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等。非经济因素主要有国家政治体制、法制建设、民族关系、社会心态等。经济稳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条件，是实现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保证经济长期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需要。

(二)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稳定的相同点

一国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经济稳定是社会秩序安定的基础，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也就谈不上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经济稳定是相对于经济波动而言的，实现经济稳定有助于国家经济安全，经济不稳定是小起小落，经济不安全是指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处于不可控状态，是超过临界值的大起大落，应对经济不稳定主要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应对经济不安全主要是国家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

经济波动是一个超越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是一个确定的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偏离其目标状态或长期趋势所呈现的起伏现象，是一种常态，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波动。在一个宏观经济活动中发现的一种波动现象，它包括在许多经济活动中相同时间内发生的经济扩张、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经济收缩以及经济复苏，并重新进入下一个周期，这是经济周期。

经济稳定容许经济波动，容许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供求关系的变化，即使增长率上下波动，宏观供求关系不断交化，只要增长中的波动与变化不会破坏宏观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就认为该经济系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是稳定的。所以说，经济稳定是容许一定程度小起小落的经济波动。一旦出现经济不稳定，就可能是由于重大经济风险或危机导致。国家经济部安全则表现为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

(三)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稳定的不同点

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的基本内涵上来看，两者的阈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经济稳定容许小程度、小范围的经济波动，国家经济不稳定的经济波动程度要大一些，其阈值表现为“小起小落”，国家经济不安全的阈值则表现为“大起大落”。

从两者的原因上看，导致国家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但烈度要小;导致国家经济不安全的因素相对要少，烈度却要大许多。

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应对国家经济的不稳定主要依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手段，而应对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法律、行政等手段。如果国家经济不安全涉及国家经济主权和国家经济利益等问题时，仅宏观调控是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应对手段。

在两者的职责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是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则不限于经济机构。美国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经济政策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指挥，并制定有关政策。俄罗斯设立了国家安全会议，由总统、总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对外情报局长等组成，负责综合处理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在国家安全会议下设有“经济安全跨部门委员会”。日本具有以维护经济安全为中心的综合安全体制，由总理大臣、参众两院议长、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通产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有关议员及首相指定的有关大臣组成的安全保障会议，从更广泛的范围内处理日本遇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重大危机。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

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着根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服务。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特殊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大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大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阶段，“入世”以来对国际市场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使得我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使我国对外开放风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这样“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打过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外源性风险大于内源性风险。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我国完全融入WTO之后，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市场、企业、金融和信息四个主要方面，具体表现为：①跨国公司利用雄厚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的挤占了我国市场，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②国际游资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冲击，加大了我国金融风险存在的威胁。③许多国家使用所谓的贸易壁垒政策和措施遏制我国，这将在很长时期内对我国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变化，国家经济主权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移，加大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⑤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资源等的安全都能构成巨大的威胁。⑥信息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经济信息，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异常，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的危害。所以，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首先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

借鉴美、俄、日、印等国经验，笔者建议国务院应成立国家经济安全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方面代表组成，统筹贸易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财政与金融安全、地区安全、信息安全等，负责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日常监督和审查工作，制定和运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系统，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贯穿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之中。

参考文献

1 郑通汉.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N].东亚经贸新闻, 1998-12-28.

2 江勇等. 经济安全及其评估[J]. 统计研究,1999,(9).

3 张幼文.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性质与研究要点[J]. 世界经济研究,1999,(3).

4 尹正萍.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J]. 当代财经,2002,(4).

5 聂富强. 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系统研究[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4~5.

6 赵英等. 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7 雷家骕.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思考[J]. 红旗文稿,1997,(17).

8 文军. 论国家经济安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中国软科学,1999,(7).

9 徐会琦. 论国家经济安全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0,(4).

10 周肇光. 谁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230.

11 徐泉. 国家经济主权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1）

改革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民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使得经济管理现代化需求逐步增大。研究表明，经济管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改革趋势。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经济管理现代化趋势日益明显，作为立足现状、展望未来的重要工具，经济管理现代化内涵及意义十分丰富，通过研究经济管理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将有利于经济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

1经济管理现代化含义及形式

1.1经济管理现代化含义

经济管理学科的出现，有力推动企业实现现代化管理。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多元化、综合性特征，而这些特征通常需要通过经济管理来实现。因此，经济管理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可以说，经济管理的缺失，将会阻碍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顾名思义，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即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建设，所需要进行相关核心问题的及时处理和解决。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主要涉及到模式、思维和方法[1]。经济管理系统的逐步完善，为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重要保障和参考依据。

1.2经济管理现代化表现形式

（1）管理的艺术性。从某种层面来讲，经济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和控制，而是更多的表现其艺术性特征。经济管理的核心工作为思考和谋划，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2）管理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任何一种管理活动，均能够从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创造性和能动性。经济管理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等活动中，同样表现出创造性和能动性特征，旨在实现价值和效益最大化。（3）管理的专业性和民主化。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管理人员具备专业化知识和民主化管理意识。唯有此，方可体现出客观、公平和民主性，进而实现管理成效最佳的目的。（4）管理的科学化和经济性。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新经验、新技术，并汲取新成果，从而达到提升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目的。同时，要运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切实提高管理的经济性和效率化[2]。

2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笔者通过对经济管理发展现状展开研究，认为经济管理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

2.1经济管理制度的人性化

人作为经济管理的核心主体，随着经济管理需求的日渐多元化和多样性，需要管理人员发挥积极主观能动作用。可以说，经济管理发展离不开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人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尽可能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主动性和工作潜力，让其全身心投入到经济管理工作当中，开展人性化、个性化服务，进而实现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2.2经济管理方式的民主化

对于经济管理过程来讲，需要实现绝对的民主化，民主化管理方式有利于工作人员积极主动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有利于决策效率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因此，经济管理中要突出民主化，尊重所有人员的意见，采纳建设性建议，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精神，凝聚集体智慧，从而达到提高经济管理服务水平的目的。

2.3经济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为金字塔模式，这种模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阶层，阶级性的管理结构，势必会影响到基层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不利于广大基层人员积极主动性的提升[3]。基于此背景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应运而生，该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团队凝聚力、创造力的提升，并且有利于集体智慧的凝聚，对于经济管理而言，其成效更为显著。

2.4经济管理组织理念以客户为导向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和系统模式下，经济管理组织理念以人才、技术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逐步转型为以客户为导向的组织理念，要求企业以市场客户需求为导向，严格按照客户需求进行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供应。如此一来，客户成为企业需求来源主体，企业也只能以客户需求为生产依据，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经济管理组织理念。

2.5经济管理沟通模式的网络化

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创新，均离不开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企业不仅要做好与市场其他经济主体的交流、沟通工作，而且需要强化内部交流、沟通。唯有此，方可及时发现并准确解决问题。通过建立网络化的沟通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内部各部门、员工之间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管理水平的大幅提高[4]。

2.6经济管理团队凝聚力的培养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才，而人才能力及水平的发挥离不开团队。因此，团队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管理活动开展过程中，需要组建团队，并突出团队协作精神，进而实现价值和效益最大化。团队凝聚力的培养，旨在增强人才创造、创新积极主动性，并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另外，团队协作精神、团队凝聚力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工作不容忽视，是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语：

总而言之，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经济管理现代化。同时，经济管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调整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最终为经济管理现代化及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袁杰.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J].湖南社会科学,2014,06:186-188.

[2]吕茜文,李永戈,周润青.基于经济管理现代化及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0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