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大全11篇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育普及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对外交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六个方面的“重大进展”，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党中央始终重视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13年10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持。他要求，要充分发挥工程成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深化理论武装中的重要作用，在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抓好工程重点教材的编写和使用，让青年学生更好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中央宣传部具体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实施工作，教育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等作为主管单位参与各项任务。工程实施十年来，取得了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009年底推出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为人们学习经典著作提供了权威的基础文本和重要辅助材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和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为一级学科，下设6个二级学科。目前，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41个、硕士点18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近600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等30多种工程重点教材相继出版，其他100多种教材编写工作扎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打开新局面。2005年1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由原来的7门必修课调整为4门。2006年9月起，新的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在全国高校投入使用，党的十后又进行了新的修订。2010年，中央批准了硕士、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案，按照新方案编写的教材也在陆续出版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人才辈出。直接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3000多人，间接参与的达数万人；2005年以来，参加中央与地方各级各类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培训的教师已达15万人次以上，工程已经成为凝聚和造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平台。

二、遴选全国优秀专家学者，吸纳最新理论、知识和实践成果，编好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

根据中央批准的总体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需要组织编写139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基本覆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和主干课程。其中，由先行组织编写43种教材，由教育部分批组织编写96种教材。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教材编写和使用工作，成立教育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全面协调推进工程各项工作。迄今，组织编写的重点教材已出版34种，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96种教材中，有3种研究生思政课教学大纲已投入使用，其余93种教材将从2015年开始陆续出版和投入使用。从已经出版使用和正在编写中的这些重点教材看，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教材内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成果，充分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并注重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学生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在吸纳最新知识和信息容量上，在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等方面都达到了国内同类教材的一流水平。教材编写组通过遴选，由全国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党校和军队院校最优秀的老中青专家学者组成，他们在本学科领域里研究基础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富有学术影响力。正是这样的精兵强将保证了教材编写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和教育部还为每种教材成立了由相关学科领域优秀教师、学者组成的学科组，成立了各有30位左右国内各学科领域一流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组成的全国马工程教材咨询委员会和教育部马工程教材审议委员会，对教材进行政治和学术把关。制定《工程重点教材编写要求和出版规范》，要求各教材编写组和出版社以《规范》为标准严把编辑出版关。在内容校对、装帧设计、纸张印刷等方面都坚持精品教材的标准，力求重点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一流水平。由于拥有以上突出特点和优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既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到教材之中，又坚持了最高的学术标准、最严格的教材规范，把各学科领域的最新知识、理论体现到教材中，赋予了教材最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名副其实的高质量、高水平。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2）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03-03

社会工程学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学科。关于这个概念和学科，目前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的甚至把它看作一种利用受害人的心理弱点进行欺骗，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手段。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工程学是一种基于工程思维的关于社会宏观和微观改造、建设的方式的科学。科学的社会工程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工程学。被这样理解的社会工程学，既不会降低社会工程学的科学意义，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泛化。它的建构反映了现实实践的要求，也反映了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由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研究这样两方面的学者共同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工程”的研讨，不是偶然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工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一种逻辑的力量，把我们两方面的学者聚拢在一起。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工程(或社会工程学)的联系，我选取了学科化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我把它看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的互动机制。

一、学科化与科学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什么是学科化?所谓学科化，就是科学发展中某一方向、领域的研究成熟之后的体制化推进。学科化是一个过程。首先，它表现为在一定研究基础上的一定研究方向和领域的确定；其次，继续进行的科学研究在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的基础上，而形成科学发展中的一定学科，并且这一学科在科学领域获得共识，得到认可；第三，成熟起来的科学研究的一定学科实际成为一定的教育学科，即以一定制度、体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它是学科化的实现过程或形态。

学科化具有建构性和制度化的特征，表现为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一定体制。这种特征的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可能是漫长的，具有“自然历史过程”的外观，但它又是科学研究者和科学研究管理者的自觉行为。科学领域的学科化向教育的渗透、进入，是教育管理行为。它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主张、领导实施，以制度、体制、规划、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学科设置。

学科化是通过制度化、体制化的形式使科学进步成果成为人的培养的知识资源。所以，学科化是一种科学事业现象，更是一种教育事业现象。学科化是适应科学和教育双重发展需要的过程与事实。因此，总的说，学科化是一种知识与体制进步中的积极现象。

二、学科化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学科化是否具有像在一般科学领域一样的积极意义呢?对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经验联系起来，似乎又不能把这种回答绝对化。一般地说，只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科化就是它的趋势和要求，是它实现发展的必要形式和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又不仅仅是科学，它是特殊的科学，是承载着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学科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和价值功能的发挥，有推进意义，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有阻碍作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按照两种思路进行了学科划分：

一是按照传统的通行的学科结构进行了划分，即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等等。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的学科划分是自然完成的，它直接套用了传统的学科划分。上述各传统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其地位或学科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其中，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又叫科学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这三个学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列宁那里，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学科的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相联系的，列宁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学科的划分也是按照传统学科划分而划分的。当然，列宁在这里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和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实，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或学科)的理解，实际已经表明各个学科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地位和发展的差异。不同的是，列宁没有明确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是否包含除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之外的各个相关学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不可能仅仅由这三个学科构成。

二是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对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做的二级学科划分，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后来补充)。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思考而做的学科划分。在国民教育的学科体系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所做的上述二级学科划分，是我们国家所特有的，具有独创性意义。这一学科划分的最大优点是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综合性，这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定和作为其各个二级学科划分的根据上，也表现在实际划分出的各个二级学科所具有的学科特征上，即它们也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整体性、综合性，这是相对于按照传统学科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分割”式的划分。

上述两种学科划分，目前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都是通行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倾向的批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它的真精神始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而不在于它的被分割成的各个孤立的部分中。这些孤立的部分往往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哲学的或是经济学的或是法学的具体学科存在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具体学科都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真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流派尤其持有这种见解。它的创始人卢卡奇认为，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实际分离，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分工和专门化，不可避免地造成知识整体的分离和

抽象孤立化。而把这种学科化方式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其结果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分离。他说，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划分，卢卡奇是反对的。在他看来，学科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改变了它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他认为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划分为若干学科的这种倾向，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表现出的科学主义倾向，它实际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障碍。

卢卡奇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合理的。但是，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科学和从不同学科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它的内容所做的划分，而在于它把这种划分绝对化，以至于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整体的分割，更在于它的那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的本质的轻视，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脱离。学科化的趋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确存在像卢卡奇所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意义被掩盖被分割开来的危险，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学科化带来的结果，而不是适当的和合理把握的学科化带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被分割不是学科化本身的错。学科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未必是绝对的好事，也未必是绝对的坏事。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和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种学科化。

正如学科化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过程一样，学科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决定了它的学科化趋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育的需要，即实际说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进程。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学科化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具体地说，是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关注点的转向的认识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关注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要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实际确立自己的实践目标，这就是它的一定时期的关注点，一定的认识和实践的主题。从总的方面看，从无产阶级实践的总体变化和发展的基本过程看，这个主题是革命和建设。以革命实践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比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在实践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和教育强调得不够，由于马克思主义还不是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学科化往往谈不到；就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来说，也往往是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它的意义，而不是从其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学科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处境也发生了变化，即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在发挥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和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的任务也就同时被提了出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分学科的教育是自然的事，马克思主义学科化意义得以凸显。

经验证明，学科化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过程的必要的有效的环节。否定马克思主义学科化是不可能的。

三、社会工程――学科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存在一些片面性，表现为：较为重视具有重大直接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而较为忽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较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发展，而较为忽视非传统学科、“次级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较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而较为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论的发展。关于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几乎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野之内，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就没有“社会工程”概念。

社会工程是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事实，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过程。我们以往缺乏社会工程概念和对它的研究，原因不在于我们是不是生活于这样一种现实中，而在于我们以往的社会观察缺乏工程学视野和工程学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社会工程学(以下简称社会工程学)是一个有待建构的科学。

社会工程学的建构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里，我们只对它的理论意义做一个初步考察。

第一，社会工程学的建构具有知识提升的意义。这是社会工程学建构的基本意义，是我们关于客观世界的认知的发展，一个关于这种认知的从无到有的发展。社会工程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工程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社会工程现象的研究。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部分学者，对于这一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初步成就，但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中，则没有这种研究。如何从对这一现象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研究角度，这种研究是一个值得由两方面的学者来共同努力并协作进行的事业。

第二，社会工程学的建构具有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工程思维首先是一种关于人的活动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与改造的实践思维，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实践思维，而是关于这种实践如何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追求最有效的过程和结果的特殊的实践思维，它是最接近于实践的对象和任务本身的思维，它能够把不同层次、类型的关于社会工程的对象和过程的知识、理论具体化为关于直接行动的设计、程序、规则、标准等的思维。这种直接行动的思维比那些大而无当的理论思维更接近于实际，因而也更有效。哲学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能够既发扬辩证思维的特长，又能够进行更实际的过程思维，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再被人们误认为是空洞的和脱离实际的了。

第三，社会工程学的建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的转变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革命的理论，也是社会建设的理论。但是，无论是对于革命，还是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以往的关注方式都是宏大叙事的，停留于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如果这种指导被具体化为关于实践过程的具体指导，可能会被认为是犯了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那么，对于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是否应该有工程思维呢?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是否应该有工程思维呢?我们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各种形式或类型实践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的前提下，可以有工程思维层次的指导。正是这种指导构成社会工程学的对象。关于社会工程学的合理性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的方式的讨

论。对社会工程学的合理性问题的肯定回答，意味着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关注实践方式观点的一个转变。

第四，社会工程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工程学首先具有科学发展的意义。广义地说，它是关于社会改造(包括革命和建设两大形式或主题)的方式的科学。这是一门新型科学。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不管在社会工程学的前面是否加上“马克思主义”这个限定词，科学的社会工程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工程学。所以，社会工程学的建构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一方面，对社会工程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工程学的建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广义的社会工程学，是大社会工程学，是社会工程哲学。而社会工程学(狭义)则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大社会工程学的引申和发挥。

第五，社会工程学的建构具有学科发展的意义。社会工程学是按照工程思维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建设的知识、理论的系统化、学科化。这一学科具有科学创新的意义，更具有学科创新的意义。目前，这一学科已经处于建构过程中，不再停留于社会工程概念的认识和社会工程学的学科合理性与可能性的思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了社会工程哲学等专门著作。社会工程学是一门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兴学科。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3）

abstract: what is the essence of design is that it creates technical artifacts. dual nature of artifact is dual realization of design. when reviewing dual nature of artifact, we found that dual nature of artifact is the same as mind-body problem in mind philosophy, just being at different forms. base &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of design research is able to being some character of mind philosophy. it must go on design research when going on human studies.

key words: design; artifact; naturalism; mind philosophy

一、问题的提出

设计，先天的具有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如同工程问题和文化问题一样，以传统的认知主义的认知方式，在单一（学科）维度上进行设计研究（如设计科学和设计哲学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认知主义范式在此类问题研究上困难重重。因此，设计的高层次理论研究（如设计科学与设计哲学）非常薄弱，设计问题长期徘徊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视野的边缘地带，直接导致了工程问题和产业问题研究的滞后。我们意识到了设计哲学的必要性，看到了它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它的可行性。因此，有必要追问设计存在的哲学基础，并阐明其意义。否则，由于高层次的哲学理论和伦理价值的缺位，设计研究还是无法摆脱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带的困境。类似地，工程研究（如工程哲学和工程伦理）与产业研究（如产业哲学）也将无法摆脱学术边缘地带的困境。

当然，如此追溯设计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一种基础主义的方式，这将更多地涉及到自然主义和心灵哲学等领域。而在此所涉及到的设计问题，主要属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领域，而不属于艺术和美学领域。为了追问设计的哲学基础与意义，我们将首先从概念分析切入，分析设计概念定义时所遇到的问题；其次讨论一般的技术人工物（以下简称人工物）所体现的设计的形式实现与意向实现的双重实现属性；接着探讨在智能人工物的设计问题上设计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基础与意义；最后探讨了有关于设计的进一步研究内容。

二、设计的概念困境

simon指出：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向往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1]，第103页）自然科学关心自然世界事实上是怎样的；设计关心人工物应该是怎样的且是否满足功能需求的。现代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技术性主要是由设计科学这种设计过程的系统性学说来完成人工物的形式构造，而艺术性主要是由设计哲学（及美学）来实现人工物的功能和期望，凸显人工物的意义。重要的是，设计越来越多地具备文化意义，美术设计、外观设计和概念设计，甚至工程设计也成为展示人文景观的必经途径，它们是文化认知和跨文化交流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哲学的与非哲学的，包括广告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等，认为设计的哲学研究是必要的。

设计哲学可以看作是通过哲学的方式追求并探索关于设计的洞察力（[2], pp.216）但是，设计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新近进入学术视野的研究领域，该如何阐述它的哲学基础和意义呢？明显地，仅仅从客观性或“实践哲学”角度阐述设计的哲学意义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追问设计在什么问题（领域）、什么意义上是具有深刻的哲学原理和伦理价值的，因而设计哲学得以成立并逐渐脱离学术边缘地带。

如此追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设计尽管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设计作为独立被关注的对象或领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907年德国才建立了第一个由建筑师、工程师和生产者联合的设计联盟，提出了现代设计哲学思想：艺术与工程结合。1996年，西蒙在《人工科学》第三版中正式提出“设计科学”概念，（[1]，第103页）而“设计哲学”（philosophy of design）概念大部分出现于最近几年的文献中。（[3]；[4], pp.293-313）

设计如此不受重视，究其原因，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由于设计与器物联系十分紧密，并缺乏高层次的哲学原理和伦理价值的研究支持，设计因此长期以来处于学术视野的边缘地带。

第二，从客观性的三重根性质来看，人们对客观性的认知方式的顺序是看、说、做。（[5]，第29页）恰恰是近代以后人们对客观性的认识到达“做”或“实践哲学”的层次，设计的研究才进入学术视野中。

我们已经看到如此不受重视的严重后果。对于设计这样年轻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概念的混乱。试想，一位语言学家和一位计算机专家合作设计一套语音辨别系统。他们对同一个事物，如系统设计的整体认识、语音输入、识别与输出等环节的认识，都是基于各自学科背景的研究语言进行描述与思考。他们所使用的理论上的冲突与差异是显性的，尤其是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学科；设计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是违反他们各自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适用情景的；关于设计的过程及其本身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他们缺乏一个清晰的研究范围、边界和焦点问题；对于他们这些先期的研究者而言，建立满意的文献资料库，确定类似认识论的基础，以及建立关于设计过程及其本身的广域学科理论，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障碍。（[6], pp.346）

从词的意义演变历程来看，“design”（设计）*源于拉丁语“designara”，本意是“画上符号”，（[7], pp.491-492）把设计思想以符号、图像和模型等方式表达出来。到18世纪，设计的词义仍限定在艺术范畴之内，1786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辞典》对“设计”的解释是：“艺术作品的线条、形状，在比例、动态和审美方面的协调。在此意义上，设计与构成同义，可以从平面、立体、结构、轮廓的构成等诸方面加以思考，当这些因素融为一体时，就产生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产品设计和建筑工程等工业设计活动越来越成为“设计”概念的主导方面。（[8]，第28页）18世纪之前的设计活动属于“艺术设计”，偏重于艺术表现；19世纪后的属于“工程设计”，偏重于技术构造；现代设计则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在明确的意向目标或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用艺术、技术和工程等手段组织各种资源来筹划，以期实现意向目标或功能。西蒙更是强调“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向往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就是设计”。以比较艺术的方式介入并改变现存情景是理解现代设计的关键。

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上的一般共识，设计的概念混乱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几个关键术语，如design、design process和designing，在不同的领域中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意义，或者在同一领域中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是不同的意义，又或在文献中使用不同层次的抽象意义。（[6], pp.347）

二、设计有多种隐喻：（1）设计是创造性的天赋；（2）设计是解决问题；（3）设计是在可能的解决方案范围内寻找恰当的路径；（4）设计是对各部分的综合。（[9]，转引自[6], pp.351）

三、design（ing）有多种用法。作名词可以指某项具体设计或者设计的结果，又或者设计本身的元概念；作动（名）词可以指某项设计的活动；其他的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同时面对design process（设计的过程）和design（设计的结果）时，尽管两者有所区别，但是它们相互之间是紧密相关的。要理解design process（设计的过程）的性质需要理解design（设计的结果），反之亦然。（[10], pp.291）因为，设计的过程直接结果（即人工物）同时具备物理结构和意向功能的双重属性，使得design process与design不可分割。

综合上述，我们仍然无法形成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设计的概念，正如我们无法确切定义文化概念一样。只有在单个学科维度上，才能给出相对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设计定义；但是对于具有交叉学科或跨学科性质的设计问题而言，这样一种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认知主义方式的概念定义法则，已经不适用了。无法对概念本身进行有效分析，就意味着在正面分析上难以对设计的相关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为了能够继续研究设计及其哲学问题，我们采取迂回策略，通过研究设计的结果，即人工物的相关性质，进而探讨设计的相关性质。

三、设计的结果（人工物）的双重属性

关于人工物的属性描述有三种：

（1） 目标（goal/purpose）、特性（character）和工作环境（environment）；（[1]，第5页）

（2） 意向功能（function）、物理结构（physical structure）和人类活动情景（context of human action）；（[10], pp.295）

（3） 自然结构（natural structure）、社会功能（societal function）和技术过程性（process of technology）。（[11]，第29页）

（1）的描述比较笼统，（2）比（1）更具体一些，并且（2）中的人类活动情景还可更细分为设计的情景（context of design）和使用的情景（context of use），其中使用的情景与（1）中人工物的工作环境相当。（3）的技术过程性其实就是设计的情景，此外，（3）中第一和第二个属性描述引用了（2）的研究，所以可以认为（3）是（2）部分描述。综合起来，（2）的属性描述更有代表性。人工物就是为满足特定的意向目标或功能而运用技术等手段创造的具有特定物理结构的事物。

人工物，作为设计的结果，与设计的过程密不可分。设计的过程既包括物理结构的实现，又包括功能的实现；因此，人工物，无论是创造还是使用，都包含在人类活动情景内。（[10], pp.297）用更简洁的方式表达人工物的属性就是：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即一方面，人工物具有特定结构的物理对象；另一方面，人工物又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意向对象。必须强调的是，对技术人工的描述既不能只用物理方面的属性也不能只用意向方面的属性，必须是双方面的结合，这就是人工物的双重属性，而且与心灵哲学的心身问题是同种类型。人工物是设计的直接后果，因此，人工物的双重属性问题就是设计的双重实现问题：形式化实现和意向（功能）性实现。

一个人工物被创造之后肯定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但经常出现与预期功能不一定的功能，如自行车可以代步，也可以作为运动锻炼的器材，而同样是代步功能的人工物，既可以使自行车也可以是飞机。可见，即便是稳定存在的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与功能在人工物上是统一的，而在人类活动情景——设计的情境和使用的情境——中是分裂的：

a) 物理对象——物理结构——设计的情景

b) 意向对象——意向功能——使用的情景

人工物的双重属性的分离性表现为：物理结构在设计的情境中实现，而意向功能在使用的情境中实现。设计过程是根据功能预设组织物理结构的，如果把设计过程看作是黑箱系统，那么输入的是功能预设，输出的是物理结构，预设的功能又要在使用的情境中实现。设计过程就是解决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如何在人工物上统一的问题。

这样的分离使得在人工物的设计过程中两种设计策略：（1）结构导向设计、（2）功能导向设计。这样的分离状况在人工物的设计过程中完全展现出来：（a）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之间有无特定关联或规律？若有，是什么？（b）结构与功能能否相互还原，或者只是一方还原到另一方？若是，又如何还原？（c）结构与功能之间怎么能够架起一座桥梁，消解或降低由此带来的设计困难？……

这样的分离状况也反映在simon的人工科学理论里。他认为，人工物可以看成是“内部”环境（人工物自身的物质和组织）和“外部”环境（人工物的工作环境）的接合点——“界面”。（[1]，第6页）

内外部环境的分离的好处是，只要对内部环境作极少的假定，就可根据人工物的系统目标与对系统外部环境的了解来预测行为。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看，经常地，一个特定系统能否实现特定的目标或能否适应环境，只取决于外部环境的些许几个特征，而与外部环境的细节根本无关。这是一种体内平衡状态，无论是生物还是人工物，多数优秀的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体内平衡。设计者想方设法将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分离，以使内部系统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不受表征外部环境的多数参量在大范围上变动的影响。（第8页）内外部环境的可分离性，对于所有复杂的大系统，无论是人工系统还是自然系统，都有程度不等的可分离性。simon因此推论得出：整个自然界是按不同的“层次”（levels）组织的层级结构（hierarchy），这个大系统由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在结构上又是层级式的，直到达到某个基本子系统的最低层次。（第117页）

simon这种人工物的“层级理论”是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尽管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经历长久争论，并且无数设计者无不想方设法解决或跨越结构与功能分离的关系，但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必须承认，在现实设计情境中，层级理论无疑提供了一个使设计过程更简便更高效的路径，所以，关于设计的诸多理论几乎是层级系统方法论一统天下。即便是建构关于设计理论的统一理论建构的框架体系也是层级结构和结构功能主义方式。例如设计理论的元理论结构（meta-theoretical structure for design theory）包含十个层次：（1）事物的直接理解、（2）目标的描述、（3）设计要素的行为、（4）选择机制、（5）设计方法、（6）设计过程结构、（7）关于设计师和协作的内在过程的理论、（8）一般设计理论、（9）设计理论和事物理论的认识论问题与（10）设计的本体论问题。（[4], pp.305-306）

综合上述，对一般技术人工物的分析，设计仍然停留器物层面上，还没有涉及到深层次的哲学理论和伦理价值问题。因此，我们将更进一步探讨特殊的人工物——智能人工物——所涉及到的设计问题及其哲学意义。

四、智能人工物的双重属性与心身问题

作为一类特殊的人工物，智能人工物[如人工智能系统（ai）、专家系统或机器人]自然具备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的双重属性。在ai领域，这样的双重属性被表述为：形式化（formalization）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并且它们在建立ai与哲学的联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导言第8页）形式化问题是ai设计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认知主义还是联结主义都是一样。认知主义视角下，任意事物，只要能形式化，就可以由计算机通过符号逻辑来实现；联结主义也是以形式化开始，如网络拓扑结构，建立分布式表述算法来实现。但是，意向性问题在ai两大体系中有不同的表现。认知主义认为意向性是区分人和机器的根本特征之一，人有意向性而机器没有；但在联结主义视野中，上述表达将被打上严重的问号！联结主义通过拓扑结构/物理结构来实现运算，虽然还无确凿的经验证据表明拓扑结构具有意向性，但是有关身体意向性和认知的具身化（embodiment）（[13], pp.4）的研究已经暗示着这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机器人、克隆人与自然人的性质和关系来更深入探讨这类形式化（物理结构/身体）与意向性（意向功能/心灵）的双重属性问题。在此，有一点必须说明：自然人是否能与机器人、克隆人在同维度上比较？

传统上，人被认为是万物之灵，拥有智慧和心灵特征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更是与机器的区别。此外，克隆人作为人工物来看待也涉及到严肃的伦理问题。如果我们困于传统的认知情景，那将肯定无法突破现有理论体系，无从深入地探讨设计的哲学问题。但是，按照自然主义的理解，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然性的；自然人是，克隆人也是，机器人也是。甚至，机器人设计的极限状态就是运用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直接设计制造与自然人属性一样的“生化人”；因此，三者是可以比较的。此外，认知科学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式研究人的心灵问题，当然可以运用设计这种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手段研究人的心灵问题。也就是说，自然人和克隆人、机器人都可以理解为具备双重属性：物理结构（或身体）和意向功能（或心灵）。

机器人是典型的人工物；克隆人其实也是人工物。虽然存在着伦理争议，目前也没有现世，但它可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意向功能——如为不孕夫妇制造孩子——而运用克隆技术等手段创造的具有与自然人同样生理结构的“人”。机器人、克隆人与自然人这三种“人”都具有类似的物理结构：自然人和克隆人主要由碳、氢、氧等元素组成，有计算决策中心（无数脑神经元连接而成的大脑）和运动系统（肌肉、骨骼和神经）；机器人主要由硅、铜、铝等元素组成，有计算决策中心（无数晶体管连接而成的中央处理器与存储器）和运动系统（齿轮、导线、马达与机械臂）。它们也有类似的功能，如跨越障碍的行为，模式识别或判别尺寸大小等“思考”活动。

以自然主义方式进行认知考察，机器人、克隆人和自然人无本质区别，只是形式化复杂度和意向性复杂度的大小有所不同。三者各自的双重属性就是人工物双重属性不同表达形式。所以，心灵哲学的心身问题是人工物双重属性的一个特例，而人工物的双重属性问题就是设计的双重实现问题。因此，心灵哲学的心身问题也是设计的双重实现问题的一个特例。也就是说，设计的哲学基础与意义具有心灵哲学的性质，设计也不再是一个只关乎器物层面的学术边缘领域。

五、小结

正如simon所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研究人类便要研究设计科学”。（[1]，第129页）然而仅研究设计科学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设计哲学及其相关等问题。当传统的认知主义范式对设计这种交叉学科性质的问题力不从心的时候，有必要使用另外一种认知范式（如联结主义）来研究设计问题。这不仅仅是联结主义与心灵哲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设计研究与心灵哲学研究密切相关，因此，未来对设计的研究将有更多的进路，如（1）联结主义方式的设计概念体系，（2）设计形式化实现机制，（3）身体意向性与设计的意向性实现，（3）具身化与设计双重实现问题等。随着设计研究（如设计理论和设计哲学）的不断深入，不仅将使设计在学术领域获得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等重要地位；而且，必将大力推动工程研究（如工程哲学和工程伦理）与产业研究（如产业哲学）的进度，并有助于它们摆脱在学术研究中的边缘地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设计研究可以作为心灵哲学研究的类比形式，正如人工神经网络可以作为大脑研究的类比形式一样，设计的研究意义非同一般。随着设计科学和设计哲学的研究推进，必将大力促进并推动心灵哲学等对人的研究的进展。

[参 考 文 献]

[1] 司马贺著（武夷山译）：人工科学[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2] galle, p., philosophy of design：an editorial introduction[j]. design studies, 2002(3).

[3] vilém flusser. the shape of things: a philosophy of design[m].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该书最早于1993年carl hanser verlag出版；1999年出版的是其英译本。

[4] love, t., philosophy of design：a meta-theoretical structure for design theory[j]. design studies, 2000(3).

[5] 盛晓明．客观性的三重根[a]．赵汀阳主编．第一哲学[c]．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love, t., constructing a coherent cross-disciplinary body of theory about designing and designs：some philosophical issues [j]. design studies, 2002(3).

[7]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z].boston:american. heritageo, 2000.

[8] 朱红文．“设计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j]，哲学研究，2000(3)．

[9] coyne, r and snodgrass, a b., ‘problem setting within prevalent metaphors of design’[a]. working report,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sydney, sydney(1992).

[10] kroes, p a., design methodology and the nature of technical artefacts [j]. design studies, 2002(3).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4）

1、生命意义的理论取向

当生命意义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视野时，心理学家们试图将这一概念逐渐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Frankl最先提出了“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self-transcendence)”这一概念，此后“存在的意义(existentialmeaning)”、“个人意义（personalmeaning”、“人生目的（purposeinlife)”以及“生命意义（meaninginlife)”等概念陆续出现，并随即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专门术语。与哲学上的“生命意义(meaningoflife)”相比较，这些概念更加强调人们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个体本身的、具体的价值，以及个体对人生目的或人生重要事件的价值体验。基于这些生命意义的心理学概念，伴随着主流心理学理论的发展，生命意义理论研究的流变从传统的存在心理学取向、动机与人格取向、转向相对主义观点，再发展到最近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取向。不难看出，生命意义的理论流变承载着西方心理学从存在主义心理学到人本主义心理学再到积极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1.1存在心理学取向一一“存在就是意义”

在诸多的哲学流派中，存在主义强调人的生命是“让自己经历的人生充满意义，并担负相应责任的过程”（Reker,2000)。一些心理学家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上，把存在、选择、自由、责任、焦虑等概念引入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以及在逆境中寻找意义的能力。存在主义心理学取向将生命意义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生命意义是一种超越人类所能理解的规律或秩序。Yalom(1980)称之为“宇宙生命意义(cosmicmeaning)”，即“生命超乎于普遍存在，人类的生命体在宇宙中与其周围环境达成一种和谐”。它包含了超越个体的某些东西，比如，精神上的崇拜。Frankl(1962)和Fabry(1980)同样认为宇宙中有一种超越人类且无法被验证的规律，他们称之为生命的“终极意义”，而其他一些人称之为“彳神”、“自然，、“生命”，或“生态系统”。在这个层面上的生命意义飘忽不定、很不具体，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不断追寻意义的恒久动力，但其目的地似乎永远无法到达。

其二，生命意义体现在个体拥有的人生目标和经历的人生重要事件中。Frankl(1962)认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是个体在特定时间里感受到的特定意义;虽然每个人都在被生命所追问，但是个体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经历去回答、用责任感去回应。相对于宇宙生命意义，Yalom(1980)在这一层面提出了“陆地生命意义（terrestrialmeaning)”，即个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和目标过程中体验到生命是有意义的，表现为一种完全世俗的意义。Reker(2000)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生命意义包括个体拥有人生的目的和向着目标奋进的动力，同时也包括个体对人生事件和经历所持有的价值观。因此，在Reker看来，生命意义是一个四维度结构的概念，包括意义如何经历（包含认知、行为、情感的结构成份）、意义经历的内容、意义经历的多样性和意义经历的质量。

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始于存在主义心理学，它一度成为生命意义研究领域的主要流派。尽管Flank提出的“自由意志”、“责任”等概念仍活跃在当今生命意义的研究领域，但心理学理论的分化与发展使得存在主义心理学已不再是“领衔主演”。动机与人格取向、相对主义观点、积极心理学取向等理论流派对生命意义的进一步阐释，使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逐渐脱离了“哲学风格”，真正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1.2动机与人格取向——“不断的自我实现”

尽管Maslow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其哲学基础也来源于存在主义，但他提出的动机和人格理论推动生命意义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偏离了存在主义。Maslow(1954)基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个体行动的主要动力。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迈向高层次的需要这一过程中，个体获得更加丰富的生命意义。此外，Maslow还发现，在需要的最高层次上，即自我实现层次，人们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过一种“神秘”的经历和未曾体验过的幸福感，Maslow把这种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它是通向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因此，在Maslow看来，生命的意义既来自于个体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又来自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经历高峰体验的过程。Beumeister(1991)也假设人们有“活的有意义”这样的需要。他提出了个体获得意义的四种需要，即需要获得一种目的感、需要澄清自我价值观、需要培养一种效能感以及需要拥有自我价值感。这四种需要是个体寻找人生意义的动机所在。如果这四种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个体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充满着意义，反之就会产生挫折感、萎靡不振和情绪不稳等征兆。

Maddi(1970)也从动机与人格的角度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对意义的追寻主要源于个体先天本能的倾向，但后天的生活环境对其也有影响。他将人格分为“核心”和“边缘”两个水平。核心人格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而边缘人格则是个体在先天本能和生活环境相互作用下习得的。边缘人格的理想状态--个体独特性(Individualism)会让个体拥有意义，并使个体感觉到能够有力的控制自己命运。

1.3相对主义观点取向一一“产生信念，获得意义”

Battista和Almond(1973)总结了宗教、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取向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论述，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相对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任何信念体系(如，对神的崇拜）都能够指导人们获得生命的意义，并认为生命意义感就是个体对人生的积极关注以及对人生理想和生活目的的坚信程度。在他们看来，如果个体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这表示他正在形成一些关于“生命是有意义的”信念，从这些信念中产生自己人生的目标以及让自己努力地去实现这些目标的动力，个体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获得一种积极的意义感。

相对主义观点从哲学对“生命意义”的阐释出发，提出了一种心理科学的分析框架。它与其他理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体获得积极生命意义的决定因素是信念产生的过程，而非信念本身的内容，这对发展积极的生命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1.4积极心理学取向——“意义在于积极的追寻”

本世纪初，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美国心理学界兴起。近几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在各个领域的拓展，生命意义也进入了其研究的视野，Steger、Wong等站在生命意义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前沿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

Steger(2006)认为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个体便会面对一种枯燥无味、令人颓废的人生。他将生命意义定义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感和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并提出了生命意义的二维模型，gr‘拥有意义(presentofmeaning)，，和“追寻意义(searchformeaning”。“拥有意义”是指个体对自己活得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强调结果；“追寻意义”则是指个体对意义的积极寻找程度（强调过程）。Steger认为个体只有积极地寻找生命意义，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快乐与满足，也才能真正拥有“有意义的人生”。

Wong(2007，2009)将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意义管理理论”(MeaningManagementTheory，MMT)。该理论阐述了个体管理意义的过程，这些意义与满足人们生存和快乐的基本需要相关。Wong认为意义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内心世界，既包括自我感受、期望、知觉、思想，又包括内心的呐喊和对秘密的渴望；意义管理的对象则是人们所有的恐惧与希望、记忆与梦魇、爱欲与憎恶、遗憾与欢庆、怀疑与信任，以及人们经历的种种意义。通过管理来发现快乐的源泉和人生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意义感和满足感，用来应对人生的挫折、不幸和死亡。

积极心理学取向使得生命意义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从关注人们的消极心理功能逐渐转向积极心理功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中“焦虑”、“选择”、“经历痛苦”等概念逐渐被积极心理学中的“乐观”、“积极”、“希望”等概念所替代，生命意义的获得不再仅仅局限于抑郁、自杀、死亡等消极心理因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积极心理因素。与此同时，积极心理学融合其他理论产生了多样的理论分支，丰富了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比如，积极心理学融合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促使“积极存在心理学”（Wong，2009)的产生水到渠成。该理论认为如果个体想获得生命的意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个体自我成长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的死亡防御。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相比，该理论既强调个体“存在的意义”，又重视积极心理功能的拓展。

总之，以上四种理论取向分别从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意义获得的动力、意义产生的过程等角度对生命意义进行了阐释，各述其道，莫衷一是，但总的来说，无论哪种理论观点下的生命意义都是个体主动获得的一种情感和价值体验。

2、生命意义的测量

生命意义在理论研究上的争鸣给测量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正因如此，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生命意义理论取向，并借鉴其他相关心理学理论，从多种理论视角开发了不同功用的测量工具。从现有文献来看，对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在经历人生事件中获得意义的感受程度，生命意义源是指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借以获得意义的具体事件。研究者们主要从这两个维度开发了大量的测量工具。

2.1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大量的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与消极的或积极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有效的测量生命意义感，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心。研究者们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不断推陈出新，研制和开发出不同功用的测量工具。这些工具侧重于测量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感受强度。其中生命目的量表（PurposeinLifeTest，PIL)、关注生命指标（LifeRegardIndex，LRI)和一致感量表（SenseofCoherence，SOC)是测量生命意义感最常用的量表。

生命目的量表由Crumbaugh和Maholick(1968)发展而来。该量表基于意义治疗的基本观点，用来测量Flankl提出的“存在空虚感”和“自由意志”这两个概念。后续的研究报告了其内部一致性从0.70到0.97，建构效度和同时效度的研究也证实了该量表适合用以测量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如:Zika&Chamberlain,1992;Stegeretal.>2006)。

关注生命指标由Battista和Almond(1973)从相对主义观点发展而来，包括“人生规划”和“目标实现”两个分量表。Battista和Almond仅报告了量表的临时稳定性为0.94，但后续的研究对LRI进行了进一步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如Debats(1990)报告了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79和0.80，以及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6。效度研究显示该量表与正向校标（包括幸福感、生活满意、自尊、正向情感）和负向效标（包括焦虑、敌对、抑郁、心理痛苦和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如Zika&Chamberlain，1992)。

一致感量表由Antonovsky(1987)从健康和应对的理论视角发展而来，包括三个分量表（理解力、处事能力、意义感），尽管它本身不能直接测量生命意义的概念，但可以通过测量个体的控制力和自我效能测量出与意义相关的特殊世界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仅使用意义感分量来测量个体生命意义感。在Antonovsky的26个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从0.82到0.95，时间间隔为两年的重测信度为0.54。

使用PIL、LRI和S0C进行的相关研究基本证实了它们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然而，在量表的开发和应用的同时，学界的相关讨论也应运而生。比如，在生命意义感的结构维度上，研究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如PIL是单维度结构，而LRI则是两维度结构。此外，一些研究者对量表本身也提出一些质疑，比如，有些研究者认为PIL的许多题目都是表达抑郁的感受或态度，成为了间接测量抑郁的工具，从而与测量心理健康的量表相混淆；SOC的“意义感”分量表中有许多题目关注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而不是意义;LRI中“目标实现”分量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感受”（DeVogler&Ebersole，1980)。尽管如此，这三个量表自开发以来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生命意义相关研究，而且还带动了后续量表的开发。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命意义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者们又陆续开发了许多测量生命意义感的量表，如Reed(1991)从健康与应对角度开发了的自我超越量表(Self-TranscendenceScale，STS)，Reker(1992)从态度测量角度发展了生命态度量表（LifeAttitudeProfile-Revised>LAP-R)。进入21世纪后，基于临床、心理健康等不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们开发出更多的测量工具，如精神意义量表(SpiritualMeaningScale，SMS)(Masaro，Rosen，&Morey，2004)、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MLQ)(Steger，Frazier，Kaler，&Oishi，2006)、生命意义评估量表（TheScheduleforMeaninginLifeEvaluation，SMiLE)(Fegg，Kramer，L”hoste，&Borasio，2008)、生命意义指标（MeaninginLifeIndex,MILI)(Francis&Hilis，2008)、以及有意义生活的测量（MeaningfullifeMeasure，MIM)(Morgan&Farisides，2009)等，这些量表的开发预示着生命意义感的测量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其中Steger等在2006年开发的MLQ在测量内容上有新的突破，而Morgan和Farisides在2009年开发的MIM在测量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进。

Steger等（2006)认为现有的量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难以满足临床测量的需要，二是大部分量表都偏重于测量个体“获得的（或拥有的）生命意义感”的结果，而忽视了“对意义积极寻找”的过程。基于这两点，他们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发展了“生命意义问卷”（MLQ)。该量表包括“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两个维度，Steger使用MLQ进一步探讨了生命意义与宗教（Steger&Frazier，2005)、人格和认知风格（Steger，Kashdam，Sullivan，&Lorentz，2008)、以及年龄（Steger，Oishi，&Kashdan，2009)等变量的关系，并获得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

除了在传统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获得测量工具外，有些量表的开发使用了因素分析法获得量表的条目。如Morgan和Farsides(2009)发展的“有意义生活的测量”（MIM)量表，该量表的编制直接在PIL和LRI题目的基础上形成条目库，使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从条目库中获得二阶5维度结构的量表。在此研究中，经过信效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学测量指标。

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开发历程，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已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研究者们不断尝试新的测量方法，探究新的测量内容，使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形成了PIL、LRI和SOC^M依旧经典，新量表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量表的大量开发和广泛应用又为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拓宽了道路。尽管如此，量表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重要因素在量表开发过程中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比如，年龄和文化因素是生命意义的重要变量，因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对生命意义感知程度有所不同。此外，定量研究法是大部分研究者们开发生命意义感量表最常用的方法，在量表开发过程中，仅仅使用这种单一的方法往往会丢失一些重要的信息。

2.2生命意义源的测量

相对于生命意义感而言，生命意义源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从测量方法上看，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多使用定性方法来探讨不同人群的生命意义源。进入90年代，研究者逐渐使用定量研究或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陆续开发出生命意义源的测量工具。从测量结构上看，生命意义源主要集中在关系、个人发展、宗教以及服务等几个维度，而且，测量结果显示，不同的社会-人口背景、个体发展阶段、文化和种族特征等导致了生命意义源表现不同。

DeVoger和Ebersole(1980)最先设计了一份意义问答题（MeaningEssayQuestions,MEQ)用来调查人们生命意义的来源。问卷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让被试写下什么是他们目前经历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另一部分请他们举例说明。他们使用这份问卷对青少年、大学生和成人等不同人群进行了一系列定性研究。研究发现“关系”、“服务”、“成长”、“信念”和“获得”是这些人群共有的生命意义来源。

进入90年代，研究者逐渐使用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陆续开发出生命意义源的定量测量工具。Reker(1996)使用定量的方法发展了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SourcesofMeaningProfile-Revised，S0MP41)并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包括自我关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超越4个维度。有研究者将该量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被试中进行了测试，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71到0.80，三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0。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和个人意义感呈正相关，与抑郁呈负相关。

Prager(1997)使用S0MP量表对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女性进行了一项跨文化研究，他们发现两国18-29岁的年轻女性被试除了在“自我超越”这一意义来源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在其他3个生命意义来源的水平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他们认为个体所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会被固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群体中，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来源时具有文化和语言环境的敏感性。为了弥补S0MP量表跨文化测量的不足，Prager与他的研究小组（2000)用定性和定量混合的方法，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以色列人为被试，发展了生命意义源量表（SourceofMeaninginlifeScale，SML)，该量表包括家庭关系、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物质观、宁静/和平、自我发展、人际关系/归属感、休闲活动、与动物相处、与伴侣的关系、公共意识以及生活满意等11个维度。测试结果显示，SML避免了阿拉伯和犹太以色列两种文化差异的影响。

由于MEQ难以进行统计已较少被研究者使用，而S0MP41设计简单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因而成为后续研究常用量表之一。相对于S0MP~R，SML发展出了更多的维度来测量生命意义的来源，但从结果不难看出，SML有些维度似乎显得重复和繁杂，比如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伴侣关系3个维度都表示人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维度，即关系维度。

2.3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测量的综合化

近年来，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的测量走向综合已成为一种趋势。Schnell(2009)基于行动理论发展了生命意义源和生命意义感问卷（TheSourcesofMeaningand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SoMe)。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意义等级模型”，模型有5个由低到高的层次构成，分别是知觉、行动、目标、意义的来源和生命的意义。SoMe由151个题目组成，既包括对26种意义来源的测量，也提供了对意义感和意义危机感的测量。生命意义源分量表包括4个维度，即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秩序和幸福；意义感分量表测量个体对经历过的有意义事件的主观感受程度；意义危机感分量表则测量个体由于空虚感和受挫感而导致无意义感的程度。

SoMe的开发推动生命意义测量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相对于以往量表，该量表在测量内容上试图对积极的生命意义感、消极的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进行综合测量，覆盖面相当广泛。不过，这种面广量大的“求全”量表也有明显的缺点。比如题目内容过多、施测时间过长，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尽管综合测量尚不完善，但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的尝试确实为后续量表的开发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思路。

3、研究的展望

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和测量工具的开发如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重大的进展。理论研究从关注消极心理功能转向积极心理功能，不同理论的整合又带动了新的研究导向；测量工具的开发凸显与理论取向的应和，测量方法更加多样化；跨文化研究也悄然兴起，这些研究进展都将推动生命意义的应用研究。我们可以预见，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测量方法、跨文化研究以及应用研究等将会取得更多研究进展。

3.1积极心理学为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积极心理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此领域的研究，矛头指向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消极心理学模式，逐渐形成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这场运动已波及生命意义的研究，并为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让人们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超越自身的不快乐、狭隘、愤怒、嫉妒、恐惧、焦虑等消极情绪，以更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与此同时，积极心理学和其他理论的交叉融合将进一步拓宽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仅局限于上文所述的存在积极心理学，还将扩大到更广泛的理论领域，如人格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相结合，探讨哪些积极的人格因素会让人们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意义。

3.2生命意义的测量方法将更加多样化

生命意义的测量方法也有许多发展的空间。第一，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将越来越被研究者们所重视和使用。混合研究以运用顺序法或并行法等资料收集方法为研究策略，以能最好的理解所研究的问题为目标，因而这种方法将为研究较为复杂的生命意义概念和生命意义的获得过程提供了一种既指向研究主旨又具有操作化的研究方法。第二，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设计。对不同时间点上的相同人群进行重复测量的纵向设计方法可以探讨不同时间点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将为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的发展阶段提供一种动态的描述，如跨年代的纵向设计和跨年龄段的纵向设计等。第三，尽管SML提供了一种跨文化测量的先例，但在其应用中仍旧受文化的限制，研究者或许能够探索出更多跨文化测量的方式。由于图片具有直观和不受文化因素影响等特点，因此，使用图片开发非言语的测量工具进行生命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将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3.3跨文化研究将成为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文化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跨文化研究将会成为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Steger等(2008)根据独立性文化系统和互依性文化系统的理论，使用MIL量表探讨生命意义的追寻和生命意义感在美国与日本被试间的差异已是跨文化研究的经典范例。但必须承认的是，生命意义的心理学跨文化研究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热点将集中探讨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心理形成机制方面有何文化差异，以及同一文化模式下，跨年龄段、跨时代的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来源上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分别着眼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维度的跨文化研究对于人们进行跨文化沟通和理解将具有重要意义。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剖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有学者将其症结大致归结为六点:“一是教育内容有点动荡化;二是工作内容失之泛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手段有些僵化;四是思想工作管理出现简单化趋势;五是有些人和地方弱化思想工作的阶级性,以纯学科建设来冲击本学科建设;六是思想政治工作有些市场化倾向。”有学者认为,这一学科建设中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杂、散、疑、平、虚等问题一。

应该说,立足于宏观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整体性研究,学界所列举的上述问题已经触及到了这一学科的某些症结,但当我们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时,又会发现这些观点尚缺乏实质性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深化。鉴于此,本着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学科定位与归属认识混乱。过去在学科编排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但在现实中,却未取得一致认识,较难操作。有人认为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有人认为它的重心在思想政治教育,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甚至可归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归属上的混乱导致了人们关于学科名称的争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心的人认为,此学科应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而主张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重点的人主张改名为思想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政治学学科和教育学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应当正名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至于划归哪一个门类,是法学还是教育学,可以讨论。将之划归教育学门类,它可以是一个一级学科,也可以是一个二级学科。”

第二,专业方向缺乏明确性、稳定性。与其它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相当繁杂,可谓“杂而泛”,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政治、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舆论与宣传等研究方向。也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实践、宪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等研究方向。由于研究方向包罗万象,特色因此而消失,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硬挂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名义之下;二是研究方向虽与马克思主义或思想政治教育有关联,但到底研究什么,单从专业方向名称上不能判断;三是内容不实,研究范围之大不着边际;四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研究方向差异较大,大到人类社会发展,小到具体个案研究;五是有的研究方向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这与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社研究划分不明显。

第三,学科课程设置混乱。在部分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课程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内容,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却只字未提,该学科已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单一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文化史、革命史、党史等专业与学科。有的学校考虑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课程,却只讲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只字不提,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学校课程设置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表面看起来设置合理,但仔细深究,则空而不实。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

现今,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需要,国家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将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分离,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两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一学科不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区别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其实质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灌输。它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应用学科。这既需突出政治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也要考虑如何让群众接受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突出它的教育功能,教育的始终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关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不论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如何不同,它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是途径,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从教育的规律;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以教育为手段,更要以思想教育为渠道,把人的思想作为教育的对象,从转变人的思想着手开展工作;其三,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把受政治限定的阶级思想,即一定阶级主要的意识形态灌输给 社会成员,以期改变人们的思想,维护或实现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实施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手段。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时代精神,不断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明确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之后,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的各个阶级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观点,却不存在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不同.学科本身具有科学性,而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早在198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必须有专职人员作为骨干,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内容指向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理论基础、充分体现党性和政治性的学科。它虽然在专业知识构成上借鉴了多学科的知识,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都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有所体现和渗透,但其研究对象与主旨相当明确,这一学科主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教育培养人的规律问题。它一方面要从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遵从教育规律,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培养人。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表现,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之处。任何一个阶级都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内容。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具体到学科建设,就是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体系,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这一学科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而在实践中,为强调意识形态性而无视科学理论性、学术规律性的情形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渐高,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的特点,是对这一学科功能、作用,甚至归属的界定和说明,科学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意识形态性则是目的和保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更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特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学成为一门治党治国的学问,政治性明显,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学原理的研究,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接受问题的研究。

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从以下三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第一,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作用重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成果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传播给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本身就是这一工程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为这一工程建设提供了经验总结与人才支持。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新的实践,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和研究.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编写充分反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在此基础上运用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教育党员群众,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6）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剖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有学者将其症结大致归结为六点：“一是教育内容有点动荡化；二是工作内容失之泛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手段有些僵化；四是思想工作管理出现简单化趋势；五是有些人和地方弱化思想工作的阶级性，以纯学科建设来冲击本学科建设；六是思想政治工作有些市场化倾向。”有学者认为，这一学科建设中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杂、散、疑、平、虚等问题一。

应该说，立足于宏观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整体性研究，学界所列举的上述问题已经触及到了这一学科的某些症结，但当我们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时，又会发现这些观点尚缺乏实质性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深化。鉴于此，本着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学科定位与归属认识混乱。过去在学科编排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但在现实中，却未取得一致认识，较难操作。有人认为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有人认为它的重心在思想政治教育，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甚至可归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归属上的混乱导致了人们关于学科名称的争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心的人认为，此学科应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而主张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重点的人主张改名为思想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政治学学科和教育学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应当正名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至于划归哪一个门类，是法学还是教育学，可以讨论。将之划归教育学门类，它可以是一个一级学科，也可以是一个二级学科。”

第二，专业方向缺乏明确性、稳定性。与其它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相当繁杂，可谓“杂而泛”，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政治、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舆论与宣传等研究方向。也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实践、宪法与宪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等研究方向。由于研究方向包罗万象，特色因此而消失，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硬挂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名义之下；二是研究方向虽与马克思主义或思想政治教育有关联，但到底研究什么，单从专业方向名称上不能判断；三是内容不实，研究范围之大不着边际；四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研究方向差异较大，大到人类社会发展，小到具体个案研究；五是有的研究方向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这与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社研究划分不明显。

第三，学科课程设置混乱。在部分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课程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内容，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却只字未提，该学科已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单一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文化史、革命史、党史等专业与学科。有的学校考虑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课程，却只讲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只字不提，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学校课程设置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表面看起来设置合理，但仔细深究，则空而不实。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

现今，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需要，国家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将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分离，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两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一学科不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区别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其实质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灌输。它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应用学科。这既需突出政治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也要考虑如何让群众接受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突出它的教育功能，教育的始终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关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不论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如何不同，它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是途径，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从教育的规律；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以教育为手段，更要以思想教育为渠道，把人的思想作为教育的对象，从转变人的思想着手开展工作；其三，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把受政治限定的阶级思想，即一定阶级主要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成员，以期改变人们的思想，维护或实现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实施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手段。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时代精神，不断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明确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之后，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的各个阶级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观点，却不存在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不同．学科本身具有科学性，而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早在198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必须有专职人员作为骨干，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内容指向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理论基础、充分体现党性和政治性的学科。它虽然在专业知识构成上借鉴了多学科的知识，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都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有所体现和渗透，但其研究对象与主旨相当明确，这一学科主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教育培养人的规律问题。它一方面要从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遵从教育规律，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培养人。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表现，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之处。任何一个阶级都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内容。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具体到学科建设，就是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体系，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这一学科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而在实践中，为强调意识形态性而无视科学理论性、学术规律性的情形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渐高，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的特点，是对这一学科功能、作用，甚至归属的界定和说明，科学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意识形态性则是目的和保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更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特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学成为一门治党治国的学问，政治性明显，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学原理的研究，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接受问题的研究。

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从以下三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第一，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作用重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成果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传播给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本身就是这一工程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为这一工程建设提供了经验总结与人才支持。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新的实践，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编写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在此基础上运用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教育党员群众，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7）

1.1培养模式改革的回顾回顾研究生培养改革历程，不难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就明确提出了研究生要获得硕士学位必须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而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实行单一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说在研究生培养中对硕士学位获得者只要求具备了学位条例中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而并不培养具有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初步能力的硕士研究生[1]．随着经济发展，各行业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却变得愈来愈紧迫．因此，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人才培养类型单一这一现状．1986年，国家教委了《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改变了研究生培养中培养模式单一化这一现状，变为培养学术型人才与培养应用型人才并重．从1991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针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先后批准设置了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硕士（J.M）等12个专业学位．但是，这一时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还没有大范围的展开[1]．2009年，教育部了《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教育部提出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也即是在研究生培养中以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人才为主．教育部在《意见》中明确规定，自2009年起，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从此全面开展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

1.2新模式下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在当前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情况下，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设立有着以下两个作用：（1）很好满足了愿意从事实践性职业，而不愿从事研究和教学的那部分研究生需要；（2）适度的解决了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对于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目标和要求，教育部在《意见》中明确给出了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以下4个要求：（1）对课程设置要求以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2）对教学内容要求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3）在教学过程中要求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4）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2应用数理统计教材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理论基础

2.1大工程观下的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需要对原有的应用数理统计教材进行改革对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改革，中外各国都在不停的进行探索，其中最著名的是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工程观”．“大工程观”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前MIT院长提出的．通过对“大工程观”和中国现在提出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有着“大工程观”中“回归工程运动”的烙印．“大工程观”中的“回归工程运动”是一个从过分注重“工程科学”到注重“工程实践”的转变[3]．从培养模式上来看，就是从学术型培养模式向应用型模式转变．但是这一“回归”，它是在肯定工程科学的基础上重新重视增强工程实践的内容[3]．“大工程观”的本质上就是将科学、技术、非技术、工程实践融为一体的具有实践性、整合性和创新性的“工程模式”教育理念体系[3]．纵观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的目的和要求，不难发现，这与“大工程观”中的教育理念有着非常多的重合．因此可以认为，在新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中，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课程要有所改革，尤其是在工程中有着重要应用的应用数理统计课程更有着改革的需要．这里有必要在深入理解“大工程观”的理论上对应用数理统计课程进行改革以使得更加适应新模式下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另一方面，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下，应用数理统计课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应用类数学课程．应用数理统计对应用技术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新技应用和发展过程中，尝试性的科学试验成为一个重要手段，在一切尝试科学试验的领域都需要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同时，应用数理统计学习有助于提高应用型研究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研究生的数学水平是其基础理论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根基，同样，也是应用型研究生能否真正成为一个高层次应用人才所应具有的理论准备[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应用数理统计课程在工科研究生培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新培养模式下，对应用数理统计教材和教学模式加以改革，以满足新的需要．

2.2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教材改革在教育学理论中，通常认为教师、学生和教材是教学结构的3个基本要素．而教学模式与教学结构有着密切关系[5]．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教师、学习同伴等）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材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6]．因此，学习资料的好坏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习者对知识的掌握．尽管应用数理统计有着很强的应用背景，但是其中主要的思想主要还是数学思想．鉴于数学的对象主要是抽象的形式化的思想材料，数学的活动也主要是思辨的活动，因此数学新知识的学习就是典型的建构主义活动[7]．由此可见，应用数理统计的教材改革，可依据教育心理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来进行．数学建构主义学习的实质是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思维构造，在心理上建构客体的意义．所谓“思维构造”，即是指主体在多方位地把新知识与多方面的各种因素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获得新知识意义[7]．数学建构主义学习的实质，是主体在以客体作为对象的自主活动中，由于自身的智力参与而产生出个人体验的过程．客体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离开了“自主活动”、“智力参与”和“个人体验”就很难真正在心理上获得客体的意义．因此，“自主活动”、“智力参与”、“个人体验”，就是数学建构主义学习的主要特征[7]．根据数学建构主义学习的实质和3个学习特征，可以对应用数理统计教材进行改革，以适应在新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中应用，并实现应用型研究生培养中“回归工程运动”的目标．

3新模式下教材改革的一些思考和教材的体系构想课程的设置和教材内容对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5]，教学的好坏，与教材有着重要关系，好教材应该可以使得新教学模式可以很好实现．中国研究生教育中，虽然培养模式已经由学术型为主转化到应用型为主，但是教材却很少因此而改变，因此有必要对教材加以改革，研究者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对教材改革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

3.1已有教材的一些问题现有研究生用数理统计教材主要针对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因此在新培养模式下教材存在如下问题：（1）注重统计思想的讲解和推导而应用内容偏少，将数理统计归为数学学科下的一个分支，内容是估计和假设检验为主的统计推断理论；（2）侧重点在公式的理解、定理的推导和证明上；（3）大多没有对工科研究生非常有用的统计软件应用和统计实践的教学要求[8]．

3.2教材改革的一些思考通过对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探讨以及对现有教材存在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对新研究生培养模式下教材改革进行了思考并对教材建设有了一些构思．

3.2.1教材应由以理论为主转为以应用为主从课程理念上看应用数理统计应该是一门侧重于应用的学科．统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数据打交道的实用科学．但现有教材过于重视统计思想，往往将加强统计思维方式培养作为教材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新培养模式下的教材，应该适当保留这些内容，但不应将其作为教材主要部分，应以统计应用训练和统计技能培养作为教材主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同时要注意使得教材能在使用中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无论是从“大工程观”的教育理念、数学建构主义学习观、还是从数理统计教学效果实现来看，教材应该加大统计应用内容．在应用型研究生培养中，如果教材中主要是对统计思想的理论叙述，而没有实际数据分析训练，学生们也就无法对统计的广泛应用性及重要性有深刻体会，同时也不利于对统计思维理解和应用．以应用为主，但不能偏废理论．随着时展，科技应用中数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很多经典统计方法在新型数据面前有时会变得无能为力，就要求具体工作者在实际问题中提出新的统计思想和方法，而这需要工作者对已有统计思想有着深刻理解．

3.2.2知识编排模块化根据理论发展和应用需要，将知识分层次，再根据层次进行模块化，使学生和教师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在模块化过程中，一定要将整个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和应用型知识理清楚，根据理论发展和应用需要，将知识分层次，然后根据相应层次对知识进行模块化．内容编排上应注意科学易懂，使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学，同时也使教师授课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性的调整教学，也就使得教材能够很好发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学习资源作用，并能很好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性作用．教材知识安排上，应打破已有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为主的知识模块，增加为应用服务的内容．在教材编排上，对数理统计知识进行模块化编排：以经典数理统计如估计理论、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等为基础模块，这一模块中教材应编的通俗易懂，便于学生自学，同时给出应用中的主要结论，便于学生在统计分析时候可以直接查用；以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为重点应用模块，这一模块中主要侧重理论的应用，尤其是数据分析实例和结果分析，同时应有相应统计软件应用和实践；以非线性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数据挖掘和统计决策为发展模块，发展模块主要是给有这方面需求的学生自学用，这一部分应以统计软件应用和统计实践为主，而相关理论只做简单介绍，使得学生能够了解统计实践中的结果就行[9~15]．

3.2.3增加统计思想历史介绍对数理统计理论发展历史的了解，有助于学生对统计分析应用的理解，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对经典的数理统计理论发展的了解，不仅为学生对后续多元分析等应用统计分析的理论和应用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会对应用统计分析得到结果有着更深刻理解．对于应用型研究生，仍需要有很强创造性，而数学思维的学习能很好的锻炼人的创造能力．数理统计理论发展历史的了解，可以使学生了解统计由问题到数学理论的过程，锻炼了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尤其是随机性数学思维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意识．

3.2.4加大统计软件的学习和应用统计软件的学习和应用可以使学生熟练处理数据．加大统计软件应用的相关内容，使得学生能针对所学内容很好利用统计软件对专业中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并能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得到相应的结论．统计软件的应用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了解统计方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感受学习和运用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数学建构学习中的自主活动和个人体验．

3.3新模式下应用数理统计教材的体系构想基于以上讨论和分析，研究者认为作为新培养模式下的应用数理统计课程教材可按照以下几个板块展开．

3.3.1统计理论与统计思想的介绍此板块主要介绍统计学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较好的掌握随机性思维方法，同时也能理解统计作为一种数据分析工具，有着其内在的理论含义．在这个板块中应做到：理论阐述通俗易懂，公式推导和理论分析尽可能不用太过抽象的数学理论，同时又要使得学生认识到数学知识和数学素养在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性．此板块中的主要内容在教材中的体现，主要为基础模块的绝大部分，重点应用部分模块中的理论介绍部分和发展模块中的少部分（相关理论的简单介绍）．

3.3.2统计理论的应用以及统计软件应用此板块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教材中的统计模型相应例题，为了更好的理解统计思想和理论，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掌握数理统计中的统计技术，适量的统计例题是非常重要的．统计例题应该数量适当，同时要能和工科的实际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复杂的例题应有着应用统计软件分析得到的结果．这一部分的内容在教材中，主要为基础模块中统计思想和统计理论介绍中部分例题，以及重点应用模块中绝大部分例题．同时此部分应注意统计建模过程训练．第二部分为统计软件学习和应用统计软件解决较简单的实际问题，此部分主要为统计软件学习和应用，由于现有统计软件有多种，这里研究者将以一种统计软件为主．此部分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能够熟练一种统计软件，并能应用这一软件进行实践．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在重点应用模块和发展模块中．内容安排上，应在重点应用模块中适当位置先插入一章介绍统计软件简单操作，其他软件应用将与相应统计知识和统计例题结合在一起．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8）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2. 040

[中图分类号] C93； B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2- 0079- 02

0 引 言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写到：“良好商业行为的基本准则有点像氧气：只有当缺少它时，我们才对它感兴趣。”近几年来，社会各界谈论商业道德的话题逐渐增多，这恰恰因为目前我们的商业道德出现了问题，当代中国 “商业道德缺氧”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

探究企业失德的本源，有很多是源自于员工基于个人目的而对商业行为的扭曲，如为获得个人奖励做出不恰当承诺，为完成目标而采取不道德竞争手段。因此，如何促使企业员工做出道德的决策，有效促进员工实施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而改善企业的伦理行为、提升企业形象，已成为商业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Rest（l986）认为个体的道德决策包括道德意识（moral awareness）、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道德意图（moral intention）和道德行为（moral behavior） 4个阶段。这一模型包含了道德决策的所有关键环节，成为后续道德决策实证模型构建的基础。以往实证研究中大多将这4个阶段作为因变量来研究，而自变量主要从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道德强度3个大的方面来着手。

本文试图在简要概述和评论30多年英文道德决策实证方面文献个人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员工道德决策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培育或者干预员工的道德决策提供有效的实证依据，让员工成为德性的践行者，最终净化我们的商业环境。为体现在某方面研究的密度，本文按从多到少的排序旨在突出那些普遍关注的因素。

1 主要研究变量

影响道德决策的个人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各种心理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是最早受到关注的，且研究结果较为丰富。

1.1 性别

在以往对道德决策的研究中，有113篇文章研究性别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是已有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35篇文章研究发现在道德决策上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如Fleischman and Valentine（2003）的研究等，同时也有38篇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在决策时更道德，如Elango等人（2010）的研究。少量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做出道德判断时更为严谨、在道德决策时更具有一致性。表明通常性别不会对道德决策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那么女性则比男性在决策时更注重伦理。

1.2 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包括检验各种价值观理论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包括正义、相对主义、功利主义、义务论、利己主义和理想主义，有95篇文献与此研究有关。现有研究以传统的道德哲学和价值观的研究为基础，并不断扩展。大量文献中都比较了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理想主义指的是在道德决策过程中考虑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相对主义基于当时的情境来决定伦理性。Callanan 等人（2010）研究发现有较高相对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选择。在业务上有职业抱负的理想主义导向的人，在销售环境中更容易识别出道德问题。在30多年的研究历史中得了相对一致的结论：理想主义和义务论对道德决策有积极影响，相对主义和目的论对道德决策有消极影响。

1.3 教育、职业、工作经验

以往研究当中，教育、职业类型和工作年限方面的文献共86篇，一直是研究影响道德决策的主要因素。很多研究测量了大学生和MBA学员学习伦理课程后对其道德决策中道德判断、道德意识和道德意图的影响。Awasthi （2008）研究指出，相比没有接受相应课程的学生，学习了伦理课程的学生更倾向于将不道德决策视为糟糕的管理。职业类型和职业层次对道德决策影响的研究，更多出现在会计和审计领域的职业道德的研究。一般来说，有职业操守的专业人士更易于做出道德的决策。工作经验也从各个方面影响道德决策，如个体的道德判断随年龄和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长，有经验的学生有更高的道德取向和更多的道德意图。研究结果大都认为更多的教育、工作经验对道德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有25篇研究认为教育程度、职业、工作经验对道德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如Forte（2004）的研究。

1.4 文化、国籍

研究道德决策的文献中有70篇对文化价值观、国籍进行了检验，其中仅有9篇认为文化或国籍的差异对道德决策没有显著影响。Husted和Allen （2008）研究指出不同的文化会影响人们对道德困境、道德推理和组织中个体行为的感知。文化的差异强劲的影响到美国和菲律宾被试者的道德决策。Su （2006）通过比较研究中国台湾和美国的样本，得出文化的差异影响了商业实践中的道德认知。大多数研究具体到特定的文化或国家，讨论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并研究其对Rest模型的道德意图的影响，如Husted 和 Allen （2008）比较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的商业道德决策过程，Sims（2009）研究得出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员工更有可能公开质疑一个公司运作中不道德的商业行为，Zhuang等人（2005）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是影响报告趋势的重要决定因素。这部分研究涉及多国的比较和多文化的比较，迄今没有一致的研究结果，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

1.5 年龄

50篇文章中研究了年龄与道德决策过程的关系。19篇认为没有显著区别，如Cagle 和Bacus 2006年的研究等；18篇认为年龄对道德决策有积极的影响（e.g.，Valentine and Rittenburg 2007）；6篇认为有消极影响（e.g.，Sankaran and Bui 2003）。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年龄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且年龄与教育、工作经验等交叉作用影响道德决策，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1.6 人格

近年来对人格的研究逐渐增多，有50篇文献研究测试了人格的各个维度及其如何影响Rest道德决策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我控制、专注力等等。Watson等人（2009）研究发现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享乐主义、惩罚和不道德的决策有显著的相关性。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的决策相关，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倾向于做出不道德的决策。也有研究发现内隐性或潜意识过程增强了对道德决策的预测能力，但是对道德判断没有影响。

1.7 道德认知发展

共有36篇研究道德认知发展，大部分的研究都与道德推理能力相联系。Chang 和 Yen （2007）通过对来自美国和台湾的经理人员研究表明，当他们有高度的道德推理能力时，更有可能中断失败的项目。Reynolds （2006）研究发现认知的框架影响道德的感知。Church等人（2005）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环境变量显著影响其道德行为。大量的研究表明道德认知发展对伦理道德有积极影响，当然也有少数例外。

1.8 道德意识

在有些研究中，Rest决策模型的过程也被当成个体变量来测量，如道德行为、道德意图。Haines等人（2008）研究表明道德义务直接影响道德意图，感知到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是道德意图的预测变量。Singhapakdi（1999）研究得出感知到道德问题积极影响道德意图。但也有少量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如Valentine 和 Fleischman（2003）研究表明，对道德问题的识别与道德判断不相关；Chan 和Leung （2006）的研究没有发现会计专业学生道德意识和道德推理之间的相关关系。

1.9 宗教

23篇针对宗教与道德决策的研究，1978-2003年间的研究大部分认为宗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伦理决策有着积极的影响，如Tse和 Au的研究发现宗教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2004年以后的研究却与之前完全不一致。Kurpis 等人（2008）研究指出不是宗教狂热，而是致力于道德自我的完善才是道德重要性、道德问题认知和道德行为意图的重要前提。Oumlil 和 Balloun （2009）对美国和摩洛哥经理人的调查发现宗教狂热和道德意图基本上没有关系。

2 研究结论与展望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学者对于个体因素与道德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成熟，其中以年龄、性别、国籍、教育等这些人口统计变量研究的较多。个体变量中价值取向、教育职业工作经验、宗教3个因素是比较有效的，研究结果也比较一致，其他变量都是未知和争议的，其中人格和道德认知发展这两个变量与道德决策存在循环论证或同义反复的嫌疑。

人格变量中只涉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控制焦点，而大五人格是全球心理学最有共识的人格理论，但是在道德决策的研究中，鲜有从这方面探讨对道德决策各阶段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大五人格的特质对环境的敏感性较低，且主要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因而现有研究中并没有考察大五人格对道德决策各阶段的影响作用。

纵观已有的道德决策研究，还有较多方向值得我们未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1） 道德决策的纵向研究。在商业管理广阔的文献研究范围中急需多年的、长期的研究，对一些具体的模型进行纵向研究以加以验证，如管理决策路径模型（Awasthi 2008）和Rest的确定问题测试（Herington and Weaven 2008）。White and Lean （2008）就曾建议研究下属受领导者正直性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如何随时间改变而发展的。Longenecker，et al. （2006）也曾建议重新检验他们对管理者道德决策17年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并用这些数据来比较引起所有者和经理人实施不道德行为的感知到的压力的变化。

（2） 在道德决策和研究中，性别这一影响因素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未来应该更多探讨研究性别与其他人格变量的交互作用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个人影响因素中情绪、价值导向、创造力和控制焦点都需进一步的研究来丰富和扩展。

（3） 还应加强国籍和文化维度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研究。Zhuang等人（2005） 倡导更多研究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和集体主义对道德决策的影响。Ho（2010）提出从国际视角考察文化对道德观念的影响。Watson 等（2009）提出羞愧是否会在道德决策因素中发挥更大的中介作用，特别是潜在的负罪感在地中海北部地区比在北美地区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结 语

本文总结了影响道德决策的个人层次自变量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通过这项工作，发现了被广泛关注的影响因素和被忽略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未来的学者更好地把握道德决策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为企业促使员工更好地做出道德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意见。

主要参考文献

[1] R C Ford，W D Richardso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4（13）：205-221.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9）

一、校园媒体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因为它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现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随着高等教育体制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校园媒体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衍生品，包含校报、校刊、校园网、广播电台等，在学校得到了长足的再发展。校园媒体和大众传媒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校园媒体理应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阵地和重要平台。努力将校园媒体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创新性地融合，研究生培养单位主动发挥好校园媒体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导向作用，引导广大研究生明辨是非、美丑、荣辱，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科学精神，强化人文素养，这对于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笔者长期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思考和经验，探讨校园媒体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的可行路径，阐释校园媒体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创新实践。

二、校园媒体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的可行路径

1、将校园媒体的功能作用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意义有机融合

教育在本质上是有目标和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它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后获得改变的明确表达。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研究生自尊、自信、自爱的个性品质以及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社会责任感与集体归属感，将研究生塑造为政治过硬、品格高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这对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继往开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是传播学中经典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校园媒体作为大众传媒在校园内的再发展，其在功能与作用的实现方面对四种功能进行了再演绎，主要扮演着校园信息的传递者、校园舆论的引导者、校园文化的建构者、校园氛围的营造者、校园形象的塑造者和校园历史的记录者等角色。

“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校园媒体功能作用的发挥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意义的实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校园媒体传递给广大研究生，以提高研究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研究生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主体意识等方面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复杂态势，这就需要通过校园媒体发出主流价值观的声音，引导研究生正确对待重大、重要而敏感的事件。

校园媒体作为校园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在报道校园讲座、学术标兵、文体赛事等过程中建构了研究生校园文化，既很好地发挥了文化育人的力量，又营造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与此同时，校园媒体也是校内外人士对校园认识最直接的信息来源，在塑造校园形象和记录校园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激发研究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树立报国荣校的昂扬斗志。

2、将校园媒体的议程设置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任务有机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具体体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为主要内容，以研究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未来发展为主要目的”2。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映射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即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教育、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

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特异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就校园媒体而言，通过融合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任务，来进行校园传播相应议题的设置。这样不仅可以影响研究生怎么想，还可以影响研究生去想什么，从而达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例如：通过儒家经典的专题稿件，弘扬国学传统，传承中华文明，引导研究生从国学文化中汲取养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荣辱观；通过科技文化巡礼活动的深度报道，鼓励学科交叉，激励跨学科研究，深化研究生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理解和认识；通过研究生学术标兵的人物通讯，鼓舞全校研究生求实创新，砥砺奋进，为实现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

高校校园媒体的选题、组稿、编辑、发行等流程都是研究生亲自参与实践的。换言之，校园媒体的参与者拥有了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根据社会参与论可知，研究生参与传播的表达易于研究生客体的接受和二次传播。因此，将校园媒体的议程设置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任务有机融合，也就有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3、将校园媒体的传播覆盖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中明确指出，“深入开展社会实践”、“大力建设校园文化”、“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和“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是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主要依赖于研究生党建、研究生团学组织和班级建设，通过丰富多彩的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党日活动和团日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为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开展和各种平台的搭建，通过校园媒体的报道和传播，影响力和覆盖面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扩大，如此方能促进和推动广大研究生的成人、成长、成才。

现任第一书记陆昊曾提出，要大力创新新形势下引导青年的工作，构建影响全体青年的传媒体系。要提高先进校园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就势必要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及时编发社会实践简报；建设高雅清新的研究生校园文化过程中，适时报道涌现出来的学术标兵、自强青年、创业先锋等先进典型；在心里健康教育与解决研究生实际问题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记录和传播令人感动的人和事等，这些都可以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锦上添花。笔者认为，校园媒体的传播覆盖也只有浸润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途径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做到代表研究生、赢得研究生和依靠研究生，从而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说到底，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对象是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关爱人、服务人、提高人和发展人。因此，利用校园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以浓厚的人情味和亲和力影响人、打动人、感召人，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教育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三、校园媒体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实践

1、充分发挥校园媒体功能，全方位传播主流价值观念

高校校园媒体尽管没有正式的出版刊号，但仍应以高度自觉的态度和强烈的使命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新闻纪律与工作要求，切实弘扬主旋律。

高校校园媒体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当代大学精神风貌、引领广大研究生思想潮流、进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也是服务研究生成长成才、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研究生校园媒体应充分发挥引导、培养、交流、服务、激励、审美等复合型功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主流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根据传统媒介和新媒体的不同特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下，以贴近研究生、引领研究生和服务研究生为宗旨，将“感恩、责任、奉献”的理念润物细无声地传达给硕博学子，将爱党爱国的信念与个人的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引领广大研究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在发挥传统媒体作用的同时，还要着力抓好校园网、手机短信、校园手机报等新型媒体的运用和管理，使之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平台，从而抢占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

2、精心策划优秀栏目选题，多角度营造校园舆论氛围

由于校园媒体的定位、风格的差异，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不同媒体也有着不同的栏目。可以说，一个媒体的栏目布局就是一家媒体的骨骼，它决定了其选题的性质和方向。校园媒体应努力打造属于每一类型媒体的特色品牌栏目。

例如，“国学讲坛”栏目，吸引研究生对国学的关注和热爱，引导研究生阅读经典、感悟成长，珍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弘扬仁义礼智信精神。再如“学术经纬”栏目，通过对学术科技前沿的关注和学术达人严谨治学的报道，在全校范围内营造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的良好氛围，从而实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育人目标。

校园媒体担当着传播知识、塑造健康人格的重任。在大力宣传专家、教授、校友、研究生同学等身边的模范人物，营造校园的学术研究和学习氛围的宣传中，使研究生时刻感悟到先进模范人物的优秀品德和人格魅力；弄清楚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人；认识到如何把个人理想同祖国命运联系起来，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有效整合校园传媒资源，分层次满足思政教育需求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地发挥一切可以利用的现代传媒资源力量。当然，在节目、栏目的内容上要贴近研究生，要用青年学子喜闻乐见的方式编排内容，做到寓教于乐。

加大对校园媒体硬件设施的投入，为校园媒体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保障。充分认识校园媒体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在高校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善于运用校园媒体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继续加强对传统校园媒体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重视发挥校园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作用，努力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校园媒体格局。

每个高校的各家校园媒体应形成一个整体，优化配置校刊、校报、校园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资源，是建设好校园媒体和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但目前许多高校的校园媒体之间相对独立，各有一套班子和队伍，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因而教育力度和效果欠佳。优化校园媒体资源配置，由新闻中心建立一支统一管理的通讯员、记者编辑队伍，统筹汇总各种校园信息和新闻，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分别向各媒体提供和协调稿源，统一安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宣传，在校园媒体出版（播出）时间档期中，计算好时间差，弥补校园媒体时效性不足的劣势，从而满足广大研究生“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闷、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的主客观需求。

总而言之，校园媒体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和粘性。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与校园媒体自身的特点、优势紧密结合，根据客观实际制定合理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案，将研究生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人文素养培养与学术能力、科研技能培养并重，着力培育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新时代复合型研究生人才。

注释：

1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N].人民日报，2000-04-03.

2 李雪.培养机制改革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以中南大学为例[D].中南大学，2009.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EB/OL].，2012-05-11.

[3] 张耀灿，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10）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早已形成公认的研究纲领,但是建立其自身的研究纲领问题业已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以技术与科学的划界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和内容。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在该刊2001年第7期上发表的《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论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肯定了制定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并且赞同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纲领的出发点,但是在研究纲领的多重划界的标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技术哲学的产生以及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本文从二者的共识出发,选取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纲领的出发点,并借用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只关注其合理成分)作为分析该纲领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一方面,尽管学界的著名专家认为仅以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可能是不够的［1］。但是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排斥它,相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范式之前,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暂且以其为出发点,以更好地在同一前提下“商谈”同一主题,从而减少分歧,增加可比性,最终澄清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杜威认为,科学是一种技术,一种“高度熟练的技术”［2］。显而易见,因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它同样适用于杜威所言的科学,同时在杜威看来,科学也是一种技术,因此可以将该科学研究纲领应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之中。这样,本文探讨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出发点即是科学和技术的划界。具体而言,是杜威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观点。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匈牙利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或本质特征,它由一组陈述所组成,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并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同时,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求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使它免遭经验的反驳。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硬核和保护带之所以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关键在于纲领有着这两类启发法。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模式内在结构的探讨,对我们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是有启示作用的。首先,该理论模式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应该有一个“核心”,且该核心应是这种理论的内在规定因素,也是这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因素,因此,核心应该受到保护。保护的原则是调整保护带,调整的方法应根据“启发法”的指引。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示下,我们尝试分析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应科学研究纲领的三个部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是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而工具主义方法论则相当于“启发法”。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杜威发展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关于“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赋予他所探索的实用主义一种“工具主义”的形式。他认为:“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中。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点,包括着一场。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它不安宁,不稳定,不可思议的不稳定。”［3］人们的思维是应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的工具。在杜威看来,“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的”［4］。可见,思想、概念、术语、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具体就技术问题而言,杜威的工具主义意味着技术生产和建构。技术很早就被与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技术的特性在于为了进行有序的、生产性的实验而利用各种工具。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技术控制的实现不在于范畴之间的差别,而在于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经验模式是依赖于态度的,正如杜威所言:“当事物作为被经验到的事物而发生时,这些事物的发生就肯定依赖于态度和性向;它们发生的情况是被一个有机的个体的习惯影响的。”［3］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一些建议看做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使之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并享受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结果的附加价值。人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这样行事。这种基本活动类型多样,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彼此重叠,为获得优先权而彼此相互竞争。这样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静观享乐,而是实现一个生产的循环:产生新的意义、新的感觉、新的享受手段及新的生产技巧。概言之,这就是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也是其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

1.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

杜威反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传统观点,并对“技术”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认为“技术”意指所有智力性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自然的和人类的能量被加以引导并被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技巧是与工具、人工制品在一起的习惯性技能,而技术则是对技巧的系统化探究。技术活动是人类利用各种工具与自然和社会不断发生贯通作用的过程。换言之,杜威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也可能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他认为,“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技术。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可见,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看待技术,他的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决定了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因此杜威并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而是用技术这个词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特征,并将技术视为通过各种探究工具对某一问题境遇的适当改变。在他看来,当人类仅仅享用火,或把火当成上帝所赐时,还谈不上探究,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而当人们造火,并有效地控制火时,人们就从仅仅享用和思考火的“本质”是什么,转到了关心“如何”生产和使用火,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探究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或者指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民间和工业艺术品;或者是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工商业;或者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有关人类社会的和政治安排的特殊计划。而且,技术远不止如上所述［6］。

2.杜威的技术探究理论

探究一词最初由查理·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其功能在于确定信念。而杜威更多地强调探究在确定环境方面而不是确定自我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探究是试图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欣赏及洞察事物意义的需要,它开始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使我们由动荡不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杜威用探究意指认知过程,他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加以阐述其技术探究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他扩展了探究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问题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境遇,积极地用生产性技能(即技术)引导经验,从而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杜威用探究这个术语来表明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的一般性特征的一种考虑,但是,他反对以主观的态度去理解其有关探究的工具性的论述,因此杜威的探究是客观的,是积极主动的。

杜威认为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其中也包括政治探究。由于政治探究是在诸多价值中评价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对杜威而言,尽管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最高级的或最主要的技术形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技术探究形式。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需要成功的工具性的探究［6］。此外,杜威还认为哲学的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一样,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为特定的时空服务的。

就探究的范围而言,杜威认为,探究作为一种技术,在广泛的经验意义上起作用,而不能仅用认识论加以说明。探究的逻辑要比认识论广得多。杜威致力于在我们的日常技术活动和其精致的形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建立一种贯通于从世俗事物到科学、逻辑直至形而上学的探究理论。反省经验在杜威的有关探究的技术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对问题境遇有效控制的工具,具有实践的力量,也是用以丰富后来经验的工具。

3.技术的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问题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技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二是“技术价值负荷”(value?laden)。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7］。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中立论持相反观点的技术价值负荷论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该观点认为:“所谓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8］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有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之分。

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杜威反对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因为“一切思想都是应用于实验操作中的智能工具,以解决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在杜威看来,工具常是因解决特定的现存问题所需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承认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丰富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工具和机器本身可以产生不为人所预料到的后果,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也是丰富“知”所不达的人类经验领域的一个手段。尽管杜威把工具的应用与其最主要形式即“知”联系起来,但他同时指出,有时工具被习惯性地加以使用,即没有被反思地加以使用。这种使用以及作为其使用后果而产生的思想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杜威主张,技术既不像反技术文化批评家所认为的是反价值的(因此是反民主、反伦理、反艺术的),也不像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认为的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负荷价值的,该价值必须通过“多元的计划”,与文化中的其他价值结合在一起［5］。

因此,杜威认为新的技术不负载单一价值,而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它们提供多种新的可能性,迫使使用技术的人精心地选择和负责任地使用工具和物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例如电子技术可以产生反对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工制品。杜威认为各种类型的技术决定论往往起消极作用,人们应该抛弃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当我们面临的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特定的态度来适应它们,并习惯之;当环境可以改变时,我们积极地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并将之作用于环境,使环境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共事物也是技术产品,没有中性的公共事物,它们是由人们创造并需要人们去维护的公共产品。杜威还指出:政治计划上的失败(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所采纳的)确切地说,就是由于对技术所隐含在生产工具并在其中加以利用的境遇之中的价值的误解所造成的。

4.科技伦理道德观

杜威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这也是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杜威倾其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在改造人类事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并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他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9］。杜威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10］正像杜威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观点一样,事实上,他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的,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于人的经验、活动和生活之中的。因此,“杜威的主要论点是:对于基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应与根据哲学观点对价值的关心结合起来”［11］。

就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而言,首先杜威将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2］。而且,杜威赋予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以哲学的中心问题的地位,(杜威进一步)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12］。杜威将理性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桥梁,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10］。同时他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道德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并将解救人类苦难作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

五、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工具主义方法

杜威把他的工具主义贯彻到他的方法论中去,这就是他的“思想五步法”。他于1910年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的第六章中指出:“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思维就是疑问。”［13］在杜威看来,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由某种事物作为诱因而产生。但是,思维未必都是反思性的。只有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受疑难的困惑,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究,才能有反思性思维。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五个步骤:①察觉到困难;②困难的所在及其定义;③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暗示;④由对暗示和推理所作的发挥;⑤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它导致对设想的接受或拒斥,即作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14］。杜威强调指出,尽管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但是这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怎么安排和处理,完全依靠个人理智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最好是通过检验而找出失误在哪里,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国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这五步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15］。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基本符合杜威的“思维五步”的本意。这种学说,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实验—探索的方法,又是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它具体地表明了思想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杜威认为:科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科学规律是建构性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不是事先有一个“实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被人们“生产出”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知识,最初也是从原始经济生产材料那里建构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感知的需要和愿望,也有智慧和偶然性。这样,杜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可称之为概念工具的生产性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抛弃了科学实在论。其好处就在于使哲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广泛的人类事物,它使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联系起来,使哲学意识到现实的问题。

综上所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前者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它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而杜威的技术哲学体系中的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建构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如技术定义、技术探究理论、技术的价值以及科技伦理观等,则类似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具有相通性,它贯穿于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杜威用工具主义的方法对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相当于正面启发法,它是为了促进以硬核为中心的保护带而建立的;而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原意是理论体系对外在冲击的反应,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理论,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与此相类似的则是杜威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对反对者理论的驳斥,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说,尝试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来分析建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这种做法将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可能的路径,即借助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来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探索未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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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意义篇（1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现状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研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自从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这一论点至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色，从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水平已经在中华民族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且茁壮成长起来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列主义思想，坚信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大高校更是首先开设了“两课”，这也为各大高校培育出优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规范了思想认识基础。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已经在各大高校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时光的变迁、世事的迁移，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部分高校却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有研究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部分大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完善，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大学生深受市场经济中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冲击了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部分大学生对此信仰产生了疏离，甚至失落。三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党内腐败现象等各种现实问题造成的各种影响也是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1]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处境艰难，发展回缓。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学生进行道德素养和思想品德的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内化为学生自身道德素质的一种教育。十七大以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要内容的“概论”课的核心课程地位更为巩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为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在引领社会思潮中，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依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渠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高校的永恒主题。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在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旺盛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是确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目标的理论支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基本。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也日益明显。新时期以来，我们更应该高扬马列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人“在对20所高校研究生的调查中发现，53.2%的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表示赞同，而仍有46.8%的研究生持保留和反对态度。这一数据折射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不彻底性，大学生群体中“去政治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想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2]由此可见，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至关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大学生“两课”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

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基础。近年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或者实践活动缺乏理论指导，实践活动难以形成良好经验等不良现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弘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精神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内在要求。“为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须以聚焦问题、关注现实为准则，以回应现实期待和破解问题困境为方向，着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现实关怀程度决定着学科发展的实践方向。”[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程度也事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因此，也可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之间具有辩证关系。

再次，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有助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方法论。当今大学生的思维是多方面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多方面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多元化的教育过程中，我们一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性，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主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根本指向是引导大学生形成与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品德。[3]二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性。课程内容单一、教师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化、继承创新严重不够，思想政治教育严重缺乏丰富性、生动性与吸引力是导致大学生忽视两课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不会发展久远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多元化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体现。

另外，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十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素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主要渠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载体。”[4]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实效性和宣传效应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既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又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定位、开展和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出合格的专业建设人才。

参考文献：

[1]殷南江 殷清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探析【J】.成都：经营管理者，2010（9）

[2]平章起 李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思考——基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视角【J】.天津学术文库：2012

[3]陈宝松 李 珺.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新思考【J】.哈尔滨：经济研究导刊，2013（11）

[4]江龙.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信息，2013（2）

本论文系“2012年度甘肃中医学院中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