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大全11篇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2）

18、19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欧洲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一边是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一边是工人阶级的赤贫困苦。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源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这里的“资产阶级关系”需要严格限定，它是特指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关系)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日益失去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用计划手段合理控制社会生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日益凸显。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设想，与20世纪初以来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恩所设想的未来计划经济与现实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并不是一回事。马恩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化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本不具备这一历史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计划经济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作为市场与计划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它同样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传统计划经济用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所以说是极端的方式，是指它的否定超越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它竟然用未来产品经济的计划原则来否定商品经济阶段的市场原则，不可避免地将市场弊端连同其效率一起否定掉了。这种看起来源于人们主观失误的极端性其实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历史局限性决定的主观局限性。在18、19甚至20世纪初的市场经济都还只是处于发育期，市场体系、市场原则和市场关系都还很不成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实践是不足以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摆脱这种历史局限，他们也只能根据理论逻辑对商品经济之后的历史提出原则性、框架性的设想，而且还不免表露出理想化和空想性的倾向(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在1848年就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论断［3］43)。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造成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上对市场作用极端化、片面化理解的原因之一。再者，这种极端性、片面性也可以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自身的极端性和片面性得到说明。反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片面性与极端性的斗争促使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和极端性。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利润追求上的唯利是图、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等等，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发展到了极致。而计划控制、数量驱动、均等化倾向、社会统一与同一化等等，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发展到了极致。传统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体制特征都可以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那里找到反面注脚。正因为它的极端性和片面性，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第一次否定的基础上，事物的发展还要进行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解决前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既保留它们各自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阶段上，重新达到原来的出发点。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二者截然相反的充分发展使历史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历史发展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就像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一样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市场与计划的辩证综合。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生，给全人类上了一堂计划启蒙课。在这之前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的统治，在这之后，人们开始学着自觉控制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同样，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消亡，给社会主义国家上了一堂市场补习课。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错误的时代定位上对市场经济实行了全面否定，在这之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市场与计划不再被看做势如水火，二者的辩证综合已成为当今时代大多数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人类历史进入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这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统一的历史规律并不排斥多样性的实现形式，反而是以此为前提来表现和实现的。这一过程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现都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表现出特殊性。它在中国的实现，当然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和根据。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1．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开社会主义将带来的变化绝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更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混乱与分裂、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赤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失败。2．中国生产力落后，这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因素。历史是既成的，无法改变，而体制是可以改革的。世界历史和本国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是低效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的，因此，要发展生产就要选择市场经济，放弃传统计划经济。根据以上中国的实际，中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包括就历史事实来讲，而非就社会性质来看的社会主义遗产———计划(不是狭义的计划，而是泛指人们对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进行自觉控制的尝试);也包括社会主义独有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追求］，要在“去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实现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特殊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对计划“体制”的抛弃不等于对计划作用，对自觉控制人类社会生产努力的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市场发展与否定计划“体制”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寻找市场与计划的均衡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基本特征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天然地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基础。传统计划经济实现了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直接否定。社会制度相应实现了苏联模式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实现了“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但是这一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财产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逻辑地完成了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单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的超越，将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之上，并且按照现代产权理论逐步实现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交叉、置换、重组和融合，走向所有权社会化，从而探索出一条能够逐步实现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道路。

(二)政经分开，政企分开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为了避免自由市场的无序所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传统计划经济彻底否定了市场，极端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将经济运行置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至此，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一分一合走向对立的极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要克服这种分离或者结合的极端状态，要使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合理的职能范围之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既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避免物极必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就阶段性任务来讲，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

(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完全依靠“无政府”市场的“盲目”调节，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巨大的贫富差距。鉴于此，传统计划经济用国家的计划调节代替了市场的自发力量，但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又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效率的低下与资源的浪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又要克服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既要改革计划配置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主观随意性，又要肯定其在宏观领域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政府既要当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也要通过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要使国家和市场、自觉和自发力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就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微观还是宏观、长远发展还是短期效益，政府都运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管制的做法，要学会放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要在“放”的基础上，在“放”的过程中锻炼、加强运用经济手段或者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与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和传统计划经济名义上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肯定了除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等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确保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同时，按劳分配是主体，限制了“身外之物”造成贫富差距的作用范围，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从而确保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五)走出短缺

从经济运行效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传统计划经济严重的短缺经济之间找到了平衡。这是其它体制机制上的辩证综合在结果上的体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产品日益丰富，卖方市场转变为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又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健康有序，避免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生。

(六)全面开放，不断改革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3）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1-0016-03

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的成熟和行动的自信，都意义重大。

一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道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经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种经济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从单纯维持生存到期望优质生活，需求的多样性、生产的单一性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催生了商品经济。于是，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孕育、成长、成熟。

当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将愈发精细化、专业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社会主导经济形式，一切人类行为和物质产品纳入市场之中，形成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囊括并受市场机制广泛调解的市场体系，由此便形成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即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简言之，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内容，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表达形式。就两者的联系来看，一致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产生条件相同，均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以市场为载体；二是内在作用机制相同；三是都需要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将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可见市场体系的建立是商品经济的终极发展成果，同时还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标志。就两者的区别来看，区别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要说明的问题不同。商品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的经济形式，是列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形式，说明的是一种经济属性，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说明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表达的是运行机制中如何分配资源。二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外在体现形式。市场经济包含于商品经济，可是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但不能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才会形成市场经济。

二

人类社会历史上，根据获取物质资料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人类这种获取物质资料或者说占有与创造物质资料的方式就是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人类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社会性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呈渐进式连续发展，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呈阶梯式跳跃发展。两者之间的适应是一种弹性的适应，生产力允许生产关系在一定限度上落后或超前于自己，但是这样的弹性适应是有限度的。当生产力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开始发生量变，当对应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作用尚未全部发挥出来以前，该生产关系仍保持不变，但在逐步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新生产关系所需的物质基础时，促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循环往复地矛盾运动中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对立统一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与生产关系相比，生产力是更为基础、根本性的因素，它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可以说，一切经济形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与存在，其客观根源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只有生产力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三

我们可以通过图例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形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具体联系及其各自的发展特征。

图1中，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坐标和横坐标，图1中，横坐标表示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作为坐标尺度，以经济形式记录生产关系进步的足迹。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形式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外在形式。新的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原始、贫穷、愚昧走向自由、富足、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图中，纵坐标表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包含三要素，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生产中，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但选择生产工具作为坐标尺度，理由有三：一是生产工具是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地意义。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资料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二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地联系起来。以旧石器时代为例，人类使用石块、树枝等作生产工具，尚不能进行进一步加工，使用这样简单粗糙的生产工具只能形成较低的生产力。这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朝不保夕，迫使人与人之间结成团结互助的生产关系共同对抗自然的压迫，因而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这种生产关系，这就是原始社会。随着青铜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人的劳动有了剩余，由于青铜器的粗笨，奴隶劳动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压榨奴隶的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进入奴隶社会。铁器工具的出现，相对轻巧的手工工具给单家独户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产生了小私有制，于是封建社会成为铁器时代主流的社会形态。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一个巨大进步。它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为其他机器的运转提供了动力来源，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水力千百年来的依赖。利用机器创造物质资料的效率，大大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的劳动效率。由于大机器需要比较雄厚的资金，以及多人分工协作，用生产过程社会化的现代企业组织生产，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同时机器、电气、智器的继续发展和变革也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未来，推动人类走入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三是生产工具是物质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生产工具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是劳动者的延长的自然肢体。人类正是借助自己制造的生产工具，延长了自己的肢体，摆脱了动物那种完全受自然界奴役的被动地位：正是借助于创造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才把自己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提高到新的高度。可见，生产工具的发展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沿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生产关系）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两条主线发展起来的。纵观历史，在个别国家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发生过跳跃式发展，如4～5世纪，尚属于原始社会的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帝国后，跳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18世纪，尚属于原始社会的南部非洲，被西方列强的殖民铁蹄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战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首先在苏联、中国等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建立起来。但是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特点具有连续性，不可能一蹴而就，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关系前行历程的不可逾越性。马克思说：“人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的历史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民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了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战争、革命可以消除旧的社会制度，但无法脱离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只能在原有生产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历史任务，社会形态的变更只是改变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不会取代生产关系发展自身，只有当旧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新的生产关系才会出现。

商品经济作为连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势，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见证人类数千年发展历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的强化力量，市场经济作用下的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既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促使社会分工发展，而精细化、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大生产间的协作必然会产生新的生产力；市场经济是平等、法制、诚信、竞争、有序的经济，推动社会法制建设不断深化，涤荡经济环境，完善经济体系，为生产力的加速提高营造好的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遵循节约原则，追求效率最优，通过竞争机制，推动社会资源流向效率最好的企业，提高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交换，提高社会生产力。总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社会愈发现代化，从生产力层面看，日趋先进，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从生产关系层面看，日益进步，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现代市场经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飞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

四

人类社会从原始、愚昧、贫穷走向先进、文明、富足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生产力不断繁荣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工具不断演进的历史，从原始石器到青铜器，从陶器到铁器，从机器到电器，从物化工具到智能工具。从原生态工具的发展考察，支撑生产工具发展的自然基础是火，决定生产工具变革的客观根源是人对火的认识以及对于温度的掌控。人类从不知火为物，到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环境下创造4万亿摄氏度的高温纪录，人类在对温度的不断提高中，认识自然，改造自己，创造与改造工具，进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前行。可见，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客观根源，生产工具进步的渐进性是生产力发展连续性的客观根源，而人类对火的掌控以及温度的逐步提高是工具进步渐进性的客观根源。人类真正的劳动，是从能够制造工具开始的。最早制造的工具，不外是稍加敲击的石块、骨头以及木棒，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对温度的需求为常温。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温度的不断提升，新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生产工具陶器产生了，陶器对温度的需求较高，有的达到900℃以上。温度的提高、陶器的产生推动了原始农业的产生，同时，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原始手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旧石器时代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摄取性经济，发展了生产型经济、磨制石器的使用，陶器的制作，促成原始手工业、原始农业的分工，使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飞跃。随着对可控温度的逐渐提高，人类已具备了熔炼金属的技术基础，人类早期使用金属生产工具的材料有自然铜、青铜、铁等。人类在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就已达到了900℃～1000℃，在制陶实践中对火的温度的提高为冶炼青铜器提供了技术基础。青铜器的使用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推动中国历史走进夏商时期的奴隶制国家。到了商朝，青铜器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铸造青铜器的工艺程度很复杂，分工精细，工具的进步继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分工与协作。铁器时代是继青铜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它以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生产工具对温度的需求为1537℃（纯铁的熔点）。而温度的提升以及制陶技术的分享，使人们在春秋时期探索到在较低温度（800℃～1000℃）下还原铁矿石的方法，铁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它把人类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带到了铁器时代，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铁制农具的大规模使用，促进了我国由奴隶制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经济制的过渡。在中国随后的封建社会时期，铁器的使用更以空前规模在各地推广，铁制农具的供应程度决定了个体生产发展的速度，促进水利交通的兴起及工具的升级改进，铁工具的普遍使用，给封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18世纪，技术进步孕育了工业革命，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随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在实验室将温度提高到4万亿℃的高温，生产工具从手工具到机器到电器再到智能机器，生产工具神迹一般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爆发式的发展，人类在这两百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有历史以来的总和。

可见，市场经济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于：市场经济进步决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其中，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工具使用与进步的不可逾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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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4）

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开创者凯恩斯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在引鉴历史和瞩目未来中考察现实。经济史如此重要，但表述的方法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主流的经济史，或者是类似《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资料翔实的宏观叙述，或者是类似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这样具有强烈理论倾向的诠释。而约翰・戈登的《资本的冒险》则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大众的经济史讲述方法：这是一种微观的讲述，从看起来散乱但是有趣的微观故事展开。这些娓娓道来的活生生的故事，为读者展示出美洲大陆将近400年的市场发展历史。

实际上，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历书》中指出：为了一颗马蹄钉可以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美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转折，机缘也往往在一些可以用故事轻松讲述的细节。美国经济对于全球的影响，从华尔街到可口可乐，都使我们必须冷静面对和分析。

中国正处于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尽管中国选择的市场经济发展路径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但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似性，美国发展历程中的许多正面与反面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有些在美国演变的故事，往往让我们感觉就发生在身边。

本书作者戈登强调，市场发展的过程，以及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也许不能仅仅用道德，甚至原来的法律来评判，而要放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典型的故事是，19世纪后期，洛克菲勒攫取美国石油控制权的手段，在今天看来可能会被判处重刑的犯罪，但是他所创立的美孚石油却推动了石油价格的下跌和汽车产业的兴起。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有可能会采用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会着眼于“向前看”的利益标准。千秋功罪，一时难以评说。

戈登观察历史常常独具慧眼。他从经济史的角度强调，从工业化进展的历程看，建立工业经济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国家的出发点就是布，以及由此兴起的纺织业、成衣业。凡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无论是19世纪晚期的纽约还是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缝纫机一再被证明是摆脱贫困的有力工具。缝纫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早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重要性如同在铁路创造财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同样来自于纺织业和成衣业。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纺织品在全球具有最强的竞争力。纺织业、成衣业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持久的推动力。

在谈论到美国的垄断和管制的负面影响时，戈登幽默地强调，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不恰当的管制和垄断，不仅影响到一些重要行业的发展，即使是出租车行业也深受其害。在出租车行业存在严格管制时，那些有幸获得经营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在做生意时“变得像强盗一样”。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5）

在新中国初期和完全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个机构似乎自然地存在，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和议论。然而，改革开放后，从商品经济因素渗入到商品经济格局展开、形成，管理体制也在改革中呈现新的格局，人们不断地感到工商行政管理名称与这个机构的任务和所承担的管理内容不相吻合，字面上与传统的工业、商业等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相似，直至与国内外通行的MBA即“工商管理”相近乃至相同，于是，得出工商行政管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与市场经济的“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相混同。还有人认为其名称含义不清，究竟是管工业还是管商业?工商合一管理是管工业和商业的哪些方面等。进而，有了关于这个名称乃至机构、职能甚至发展前途以及要不要更改名称的讨论。

机构调整和名称更改有多种选择，体制改革过程中经常发生，自有其规律。但上述讨论所及已不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作为一个历史中产生的名称连同其所代表的机构，历经两种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持续半个多世纪(实际上这样的机构已经不多)。并发挥着重大作用，应当不是偶然的。研究名称背后的必然性是工商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当前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历史和国情特色与国际惯例的关系、名与实的关系、约定俗成与含义特定的问题等。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原因和规律，我们应当探究事物背后的真正原因和本质。“工商行政管理”名称和机构的产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特殊条件下应急而生还是内含某种未揭示的道理?其演变是否存在某种规律?

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不仅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制度的生成环境、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而且涉及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问题。

本文就“工商行政管理”名称的来历、原由、必然性等，结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演变作一些探究，以揭示工商行政管理内在规律，尽当代人义务，对前人尊重，向历史负责。

(一)工商行政管理不是工业和商业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名称中含有“工”和“商”，但并不意味着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对工业和商业的管理，这基本上是共识。原因有两个：第一、工业管理和商业管理都有专门的工业部和商业部负责(至少改革开放前如此)。属于行业主管部门。第二、工商行政管理所涉及的经济主体和产业不限于工业和商业，还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业及交通、服务、金融、电信等其他行业和产业。

(二)工商行政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监督性管理

首先，相对于传统的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对工业、商业、服务业等某一行业的管理来说，工商行政管理是综合性管理。它不是对单一行业的管理，而是对任何行业所涉及的商品交换行为与关系的管理。这种行为和关系会涉及到任何行业，而且常常是跨行业的。其次，行业部门的管理主要是自上而下进行组织以促进发展的业务性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是对各行业内的经济组织开展业务活动过程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及其有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三)工商行政管理始终致力于私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管理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很大程度上是应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时期，整饬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需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前身是1949年10月设置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的中央私营企业局和中央外资企业局。1952年10月，政务院决定将这两个局合并，更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从经济结构看。当时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约63％：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批发额中约占76％。私营零售额约占83％。工商行政管理建制形成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其基本职责包括集市贸易管理、个体商贩管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理、合同管理、广告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都与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直接相关。

(四)工商行政管理是市场监督管理

伴随改革开放，工商行政管理对商品经济由抑制性管理转向支持性管理，职能定位进入“综合性经济行政管理”进而“经济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阶段。至199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职能配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简称“三定方案”)第二条主要职责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国务院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最终明确为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2008年7月国务院的新“三定方案”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仍坚持这样的定位。这意味着：“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市场监督管理”。

(五)市场经济实现工商行政管理本质回归

“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市场监督管理”，这不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及其名称的否定，也不是基于时事强加给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恰恰相反，从内在逻辑上。市场监督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这个名称的题中应有之意：从外在表现上，市场监督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伴随历史发展而演变和表现出来的必然结果，这二者是内在的统一。这种统一实质上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使这种统一得以显现的则是3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

如前所述，工商行政管理不是工业和商业管理，而是一种综合监督管理。这里的所谓“工商”，首先相对于传统的农村农业的自然经济，是以城镇为代表的“工商经济”；其次，“工商”代表各个行业和产业，代表行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一种横向关系。这恰是工商行政管理与依条条进行纵向组织管理的各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不同之处。而行业和产业之间的横向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只能是交换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交换关系显然就是市场关系。所以，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市场监督管理。

前人用“工商”代替“市场”、用“行政管理”代替“监督管理”，不仅是有道理可讲的，而且是一种智慧。因为，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是不可能正面地承认和接受“市场”的，更不准备走市场经济之路。在不可抗拒的政治路线与不可回避的客观规律与历史趋势面前，前人作出了在夹缝中谋求科学空间的智慧抉择――“工商行政管理”。

必须看到，工商行政管理之回归市场监督管理，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没有这样内在的经济潜流的涌动和思想认识的解放，这种回归是不可能显现的。这种回归的渐进过程可从改革开放前后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演变中得到答案，

由此可见，近乎冥冥之中，前人已将某种逻辑预设

于“工商行政管理”名称之中，后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将这层内幕徐徐拉开，最终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实现了归宿。“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重温这句老话，对于认识与分析工商行政管理及其历史仍具有强大的武器力量。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工商行政管理历史分析

(一)30年工商行政管理的成长历程

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通过历史分期，可以看出工商行政管理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走向与发展状态。本文秉承前述市场监督管理这一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和主线，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91年，为市场培育阶段。这一阶段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恢复和职能转变开始，围绕工作重点的转移，调整和放宽经济政策，扶持个体经济、集市贸易和企业改革，促进商品经济发展。1993年中央领导讲话说：工商行政管理在培育市场和市场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功不可没；并称集贸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这段话充分记录了工商行政管理这一阶段的职能特点。培育市场是工商行政管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选择，既发挥了优势，完成培育市场的历史使命，又为全面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1992年－2001年，为市场监督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市场发育，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的工作重点适时地转向市场监督。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程的客观要求。其标志性事件最主要的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地位的论述：“改善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有权威的市场执法和监督机构”。相应地。199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三定”方案((1994)4号)指出：工商行政管理的改革思路是：“完善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强化行政执法，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商行政管理新机制。”实践中。强调监督就是对市场最好的培育。期间，完成了集贸市场的“办管脱钩”。

第三阶段：2001年到现在，为市场规范阶段。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国内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条件：另一方面，意味着融入国际潮流后将进一步规范国内市场运行机制和规则。“规范”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调。市场主体、市场行为、管理制度全面走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规范化时期。2001年4月，国务院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作为“十五”期间的重点工作。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则是政府行政管理与执法全面进入规范化的标志。工商行政管理在此期间系统推出包括“经济户口管理”、“互联审批”、“首办负责制”、“企业信用监管”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工商行政管理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从培育市场、监管市场到规范市场，工商行政管理的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培育促进、监管治理、规范执法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工商行政管理务实创新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工商行政管理在历史与现实、国情与世界潮流面前高超的能力、水平和境界：反映了从“三个有利于”到“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历程。三十年，工商行政管理走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的成功之路。

(二)30年工商行政管理的成就与贡献

改革开放三十年，工商行政管理在实践上的最大成就是明确了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理论上最大的成就是揭示了“工商行政管理就是市场监督管理”。从而。完成了这二者在逻辑与历史上的统一，也用实践诠释了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史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史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自身得到了锻炼、成长和发展。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成就。

而工商行政管理的贡献是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对外界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这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无论从改革破冰，到促进发展，还是维护秩序，工商行政管理都表现了锐意进取、勇往直前和坚不可摧的精神风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概括起来，表现在五大方面：

第一、在监管市场、打击违法、维护秩序方面。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堪当重任；

第二、在培育市场、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建立新秩序方面，一马当先，功不可没；

第三、在维权执法，保护企业和消费者权益。塑造市场主体方面，坚定有力，功劳卓著；

第四、在制度创新，规范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独具特色，不可或缺；

第五、在探索市场监督管理方法，形成中国特色的市场监管体制与模式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30年工商行政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联系其产生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成功原因，与处于同一变迁时代的组织群落相比较，如下精神理念和管理艺术反映着工商行政管理的某些特质，可堪发扬光大。

1、潮头意识和进取精神

由于工商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活动结缘，处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前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身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它具有更鲜明的前卫意识。在改革开放过程的各个阶段和重大转折点，工商行政管理始终能站在时代的潮头，对处于市场经济力量和发展动向感觉敏锐：对改革开放政策领悟快。认识深；对发展和创新敢于支持、倍加爱护。这使它融入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浪潮，融入企业改革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潮流。它的思想观念开放，政策引导对头，管理措施得法，指导服务有效、受欢迎。这是工商行政管理成功培育市场的重要原因。

2、充分利用和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

政策是一个重要的管理工具。计划经济时代。政策作为唯一的管理工具包揽一切，是不正常的；改革开放后，政策与法律作为主要的管理手段相互倚重，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往往表现为对法律制定与执行的指导。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法律建立健全的过程，在此期间，法律的制定、配套、更新、细化、效力等方面难免存在空隙和瑕疵。政策的补救和协调作用不可低估。工商行政管理作为行政执法机关，面对随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会和掌握了在法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灵活运用政策工具的艺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大量关系旧体制突破、新制度创新，关系改革措施推进、改革目标实现，关系社会经济秩序转换、过渡和维护的事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处理，产生了实效。

3、勇挑重担、乐于探索和敢于奉献的组织文化

“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是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领导干部常讲并乐于探讨的话题。有的提出“二甘”精神(即“甘

当苦力、甘当主力”)作为工商行政管理的组织文化，这确实反映着工商行政管理的追求和价值观。由于潮头地位和意识，也由于管理机关的性质和管理对象与领域的特点，工商行政管理形成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急国家所急，急民族所急。急公众利益所急的精神，勇于探索、乐于挑战、肯于吃苦、敢于奉献。在重大改革、重大事件、重大政策面前，无数危机关头，无数特殊使命。无数陌生工作，无数法律、政策、体制的空白之点，无数繁重棘手的问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挺身而出，毅然承当，一举攻克。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组织文化，也成为一种力量。可以说，工商行政管理立足、存在的每一天、发展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干出来的。在工商行政管理所谋求的“有为”与“有位”之间，有很大的空间是用艰苦努力来填充的。

4、善于利用法律手段的科学监管方法

监管和执法对于工商行政管理来说相当于手心和手背。这使它的法制意识觉醒较早。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就制定了诸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规。改革开放后，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起步早、进步快。到1984年底，国家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已达96件。而今，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的背后矗立着诸如公司法、竞争法、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种行政法等重要法律规范，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支柱和市场监管的坚强后盾。工商行政管理公务员成为相关法律领域的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话语权。甚至有人提出建立独立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部门。正是将监管建树在法治理念和法律基础上，工商行政管理才在机构体制改革的几多变迁中立于不败之地。

5、“两手抓、两手硬”的管理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始终强调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方针。两手的含义，一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是法制和打击经济犯罪。工商行政管理从配合发展到独立监管，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和政策取向。首先，作为“两手”中的后一手，工商行政管理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作为第一要务。坚持原则不退让；同时，在监管内部也坚持两手抓。叫作“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即在监管中把握政策，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将“两手抓”的思想通过发展与监管的关系内化于市场监管工作之中，是工商行政管理发挥管理艺术的出色表现。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只有经验没有教训。教训，是经验总结和经验认识的深化。笔者不揣浅陋，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工商行政管理的最大教训是经验未能坚持到底和经验未得及时升华。代表性的。收费和“管办脱钩”的迟疑不决。是曾经的“潮头”意识、进取精神淡化乃至遗失的表现：而在“打把条例”与竞争执法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别开生面，是曾经的“科学法制监管”和“驾驭政策与法律”的理念和艺术的暗淡。由此导致我们始终未能从体制和制度上根本体现和保证1993、1994年提出的“市场监督管理”目标和“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的地位。至中央提出“大部门体制”的改革部署，显示我们改革举措的踯躅不前而贻误时机。教训就在于我们囿于经验，未能将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科学政策。如果我们由此进一步探究，应该感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长期削弱、淡薄的深刻教训。

三、面临挑战与机遇的工商行政管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6）

对于广大人民的理解，在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面前，尽管社会各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工人和农民应该是人民范畴的基础。把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贯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中，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的最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是指该理论通过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当然，所谓真理性的认识，属于相对真理的范畴，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具体的、历史的正确认识。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理由在于:第一，体现在它能够借鉴、吸收人类历史上关于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他理论中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创新。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科学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认识世界，以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材料为依据，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研究，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和发展规律。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其能够成为永葆青春活力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的有效发挥，必须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应然层面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必须符合相容性和系统性原则，所谓相容性，就是该理论的逻辑范畴必须前后一贯，符合矛盾的同一律;所谓系统性，就是该理论能够运用系统、环境、要素等范畴，使其具有条理性，这样既符合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又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体地说，科学性是阶级性的前提，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阶级性是科学性的必然结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站在广大人人民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问题，才能得出符合真理性的科学结论。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尊重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而达到科学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要求理论工作者准确地把握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内涵及其二者的内在关系。在当前，如何既用科学的理论批判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所谓经济学是普遍适用的超阶级论主张，又对解决社会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分化等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形式。

从历史上看，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了300多年。无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和斑斑劣迹，且一直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框架下运行着，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创造了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现代文明。马克思在1848年就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277“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276显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特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形式，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已经彪炳于人类文明史。20世纪90年代初叶发端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图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把我国经济社会推入健康、良性发展的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刚刚实行了20年，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自其诞生就彰显出勃勃的生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举世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人类社会的又一伟大创造，作为世界文明的崭新尝试，必将彪炳于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撇开特定的社会制度，都表现为通过市场来组织、调节资源的配置形式。在通过市场来组织、调节资源的配置形式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市场经济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是指该理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与其它类型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规律与特征。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该具有其它国家或类型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或特征。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都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运行、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既能生发效率又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是在同其它国家或类型的市场经济的相互学习、交流、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必须建立平等交流、对话的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制度和经验，为我所用。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大量修改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和规制，就是显例。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不仅仅表现在被动的学习和借鉴上，而且表现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内化为自我的东西已具有鲜明的世界性。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应该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制度和经验，当然学习并不是生吞活剥，而是要消化吸收，内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以崭新的风貌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已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呈现出鲜明的世界性。每一种现实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同该国的国情紧密相连的。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南美、中亚、非洲诸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社会制度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在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有质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家具体的市场经济，是矛盾的特殊性，即市场经济的民族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诉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我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要的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力图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目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为数不多，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大国，又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尝试。与之相适应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彰显民族性。其次，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决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前无古人，无现成经验可循，只能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多年，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等现实面前，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与之相适应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彰显民族性。再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连绵不绝，形成并遗传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基因，流淌着中华文化所固有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血液。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必然渗透、遗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构、发展之中，使之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的特殊之中。正是在风格迥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之中，体现了共同追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普世价值的共性，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总体特征。在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世界性时绝不可丧失民族性，从而消弭“中国特色”。在加强民族性时也不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抹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共同规律的普世价值的终极关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中，既不能以“民族性”为借口，对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社会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规律全盘拒斥;也不能以“世界性”为借口，不顾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全盘搬来，生吞活剥。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某个时段曾经大举侵入，一时甚嚣尘上，便是借口“世界性”而泯灭民族性的显例。我们必须警惕并及时遏制。按照马列主义观点，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优长之处，都会有某个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反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民族性方面，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7）

( 一) 主要内容。一是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经济社会形态是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界的发展共存。同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人化发展是相互统一的，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和谐共存的，离开了自然，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离开了人类社会自然界的改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二是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前提是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交往，15 世纪科学家的地理发展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提。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但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重要手段和必然要求; 三是东方社会发展。东方社会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而近代东方社会的发展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例如，中国就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而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

( 二) 基本特征。一是实践视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采取实践的视野，要求理论知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无论是经济生产理论还是历史发展理论都要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人文关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将人以及人的活动作为世界理论历史的中心，围绕人以及人的社会活动来探究世界历史的发展，并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通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开展时间持此相同态度，都认为世界历史的来使是从15 世界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开始的。15 世纪的探险家环球探险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使不同制度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开始相互交流，打破了各国的孤立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开展。同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都认为各国之间的交往和相处需要一定的交往机制。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大多起源于经济交往，然后涉及到政治领域，进而引起文化领域的国际交往。另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结构观念具有一致性，都认为世界历史的结构是由世界的中心向外围延伸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在部分领域具有共通性。

( 二)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批判。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要求，因此，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批判。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工具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工具性以强制性技术来支配人们，使人们陷入了资本主义世俗社会中，失去了自身自由。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而采用理性管理方式使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扩散，进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如，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中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批判。部分资本家为了一己之利而毁坏人们共同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指导

( 一) 辨证对待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辩证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应加强重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注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反对全盘西化，保证自己的发展特色; 二是应积极反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错误理论，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指导下走正确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共同发展。

( 二)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注重维护国家安全。虽然，现阶段，世界和平是全世界的共同追求，但是世界上仍有很多不和平因素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应积极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积极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解决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国际化发展。

( 三)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也是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重点发展的项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国家的教育事业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决定着人才的质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

( 四)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深化改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占据世界市场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积极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坚持自己的发展特色，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活力，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8）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  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  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9）

近年来，鉴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学术界以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概念对其作一种高度抽象的指代和把握。毫无疑问，中国模式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宏大叙事，而对其进行理念概括和逻辑提炼也极具复杂性。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诸如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可否认识？中国模式如何评价，是“唱衰”、“慎言”还是“高论”中国模式？表现为多视角多层面的观点杂陈、莫衷一是甚至矛盾对立。众说纷纭的观点，固然表现为一种学术繁荣，但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在学术的繁荣之上更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已过三十多年，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于是，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实质上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和未来发展问题，不但是要审视和总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是要透视中国的未来。

基于三十多年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和事实，现象反映本质，事实包含逻辑，现实昭示未来，历史透出玄机，可以对中国模式从其历史背景、现实矛盾、发展趋势的高度、广度、深度作出一种最具逻辑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即中国模式的根本或者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之上应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中国模式的重要前提。

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 -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

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

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

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

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

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

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

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

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

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

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

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

3.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

4.王子龙.计划经济历史终结的一种逻辑透视.商业时代，2012（8）

5.高尚全.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人民论坛，2012（19）

6.杨永华.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1）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0）

一、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功能定位

所谓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定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定位，即确定某一事物在一定环境中的位置。非学历继续教育定位，即找准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存在的作用和发展空间，确定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非学历继续教育本身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以及服务群体进行的一系列的前瞻性战略思考和规划研究。

（一）社会功能定位

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需求，终身学习号召，非学历继续教育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先学历教育一枝独秀的天下一去不复返，现在，在维持学历教育基本市场需求前提下，需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高等学校开展各种非学历继续教育和培训,要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根本宗旨,以促进社会成员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继续教育学习的需求,非学历教育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应用性和市场性等优势必将异军突起,迅猛发展,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服务地方定位

教育是直接有效为地方区域经济服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有力手段。高校在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时，应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人才需求状况等进行认真研究，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不断发挥其服务于地方和创业的社会功能，从而取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海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坚持为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本职能,其目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上海特点，在集聚社会教育资源、完善区域性教育结构、延长全民受教育年限、取得人才资源的竞争优势、增强上海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海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植根于当地，以服务本市、辐射周边功能，将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发挥先导作用。

（三）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需求定位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文凭与证书不能说明一切，真才实学才是硬道理，需要人们不断更新、补充和拓展新知识、新技能。知识经济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把学习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非学历继续教育开辟广阔发展空间。学习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学习求发展、促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高校的继续教育定位于构建学习型社会，既能为其自身的长远稳定发展创造机遇，也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大力发展。

（四）高校职责定位

高等院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高校在非学历继续教育方面都拥有良好的生源、雄厚的师资、高端的课程，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应发挥技术优势，建立多元化学习平台。高校践行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重要使命。目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应该在人才培养目标、办学类型和特色专业等方面，给予非学历教育以合理、准确定位。高校不能把非学历教育仅当成经济利益的渠道来对待，而应该把成人非学历教育和学校的战略重点、发展声誉联系起来，把成人非学历教育作为学校的一块品牌推向社会，赢得民众的尊重和认同。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两所国内顶尖高校已率先进行继续教育改革，确立非学历继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重要地位和作用。故现在高校应在观念上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框框，突破行政管理模式机制上的制约，发挥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在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应有的作用。为促进高校功能发展，创建综合性一流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是其重要筹码和亮点工程，高校应对非学历继续教育进行战略规划，正确定位。

（五）专业特色定位

所谓特色专业，即地方高校根据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或是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办学资源，而开设的具有一定独特性或是占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专业。在对特色专业的定位过程中要注意做到可持续发展性、典型性和先进性。非学历继续教育具有短期、快捷、实用的特征,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应用性和市场性等优势，对发展市场和目标人群以正确功能定位，开发特色专业课程。

（六）培养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即指地方高校对其继续教育培养的人才的规格和类型进行界定和规范。社会人才需求情况、各学校自己的专业特性以及生源素质状况等是决定地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主要因素。非学历教育培养目标定位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发展以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知识的产业应用为内容的专业，例如计算机培训、商务英语培训、股市现代经营培训、最新保险培训和现代文秘、现代经营管理培训等。它是为最新知识在产业中大规模应用所做的先期准备，非学历继续教育具有时代前瞻性。

（七）高端品牌定位

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一贯坚持高端、精英化战略部署，定位于高层次和精英化。多年来，依托各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多层次、多类别各式各样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界、教育界、工商界优秀的管理者和工作者，也成为世界各地追求卓越发展的精英人才争相趋鹜的目标。高校凭借自身响亮的社会品牌、雄厚的教学与研发资源和独特的校园文化，在精英人士开展高端培训，具有无可比拟优势，树立了响亮的品牌。主要战略定位如下：

1.高端对象定位——金白领

锁定高端培训目标人群——金白领。主要面向学员素质高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各类社会精英人才的管理和人文培训,在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越来越多的白领开始意识到提高自身价值的重要性，便纷纷通过培训充电，以解决“奶酪危机”。外语、电脑已由一种专攻技能逐渐演变为每个人必备的基础工具。金融、法律、财务、咨询、物流以及现代化管理等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项目被引为培训项目，深受到白领的青睐。

2.国际化紧缺人才培训

国际化紧缺人才项目培训，是顺应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高标准、新需要，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化紧缺人才培训力度。据统计，如今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已从当初立项时的26个项目，发展到现在已有70多个项目，充分体现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国际化紧缺人才的现状，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将以短期、快捷、实用为特征，例如近期推出的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多媒体应用能力、纳米技术与应用、会展策划与实务、都市农业、中高级管理咨询师、同声传译等项目培训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本着“以上海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抓手、以行业为依托、走培训社会化和市场化道路”的宗旨，为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进一步做好人才培训工作，为迅速提高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尽快培养外向型和业务素质国际化的人才。

3.打造特色品牌

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要做到特色化发展，就必须围绕“定制、特色、服务”来打造出专业化的特色培训品牌。范例1：楼宇型非学历教育成为新的特色品牌项目楼宇型非学历教育成为新的特色品牌项目。这是非学历继续教育市场一大特色定位。楼宇型非学历教育是近几年伴随着都市型智能化大楼大规模出现，以大楼为载体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适应了白领阶层学习各种知识技能需求的培训。它打破了正规教育大而全、设置固定、难以应变的构架，满足了社会成员多元需求，适应了用人单位对一专多能人才的需求。范例2：打造白领女性精品培训项目细化高端人群，锁定白领之中女性群体，女性本身就是消费市场主力军，作为白领女性更不例外，甚至更具魄力和实力推动需求。犹太人有一个致富信条：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当代都市白领女性，以其消费潜力之巨大，越来越引起诸多商家的重视，都市白领女性也因此被称为“黄金商群”。深挖此类群体非学历继续教育市场，打造高端培训项目，具有现实可行性。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学历女性人数已有全国高素质人才队伍近半的趋势，因此构建一个面向白领女性人群的非学历教育培训体系，来满足上海高知女性深造、发展和丰富自我的需求，促进女性人才成长十分有必要。努力打造女性系列精品课程，同时开设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为具有一定职场基础和专业素养的较高层次女性人才举办专题培训班，目标是挖掘女性人才潜能，丰富她们的事业和思维，拓展胸襟和能力，提高职场技能等，让智慧女性享有幸福人生。

（八）人才高地建设定位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上海要建设集聚能力强、辐射领域广的人才高地，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力争与世界最顶尖、最国际化的大都市相比肩。上海高校结合自身情况，开展特色培训，占领地域高地，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繁荣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契机，致力于打造高端、精品化课程。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圈，这里占据得天独厚的区位发展条件，经济基础雄厚，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体制最优、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为响应时代的号召，部分高校大力打造非学历继续教育，逐渐步入保留少量学历继续教育，重点由学历继续教育向非学历继续教育转型的新时期，例如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上海人才高地建设具有地缘优势、政策优势、发展优势，根植于长三角经济发展特区、服务周边、辐射全国。

二、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全面发展可行性

从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本质、地位、作用和社会教育的需求看,当前我国应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不断提高非学历继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重视非学历继续教育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面对市场经济的呼唤,纯市场行为的非学历教育,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务实高效地为市场服务,从应用和技术性角度为知识的产业化转换做出自己的贡献。上海作为全国发展的领头羊，现在正在努力建设“四个中心”，这四个中心建设的共同特点就是需要大量复合型、高素质技术人才，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能够持续开展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的职业培训体系，这是非学历继续教育非常好的发展环境和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二）教育规律要求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

作为与学历教育互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非学历继续教育也要在适应市场经济中,找准自己的准确定位,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建立起完善的非学历继续教育机制。这是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非学历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非学历继续教育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未来非学历教育将会取代成人学历教育成为主导地位。作为起步己经很晚的高校,可以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了解企业及市场需求,根据学校的专业特点和优势安排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培训项目、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制作培训项目菜单,积极向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推介。学习的形式也可灵活多样,可按照企业的需要对已有的培训项目菜单进行课程内容及学习计划的调整,使培训能够达到明显的效果,具有实际的意义,这样才能够受到企业的欢迎和青睐,非学历教育也才能够打开局面,占领市场。

（三）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加强非学历继续教育

从人的自身发展看,非学历继续教育将使人们根据自身现实需要不断发展、全面促进,非学历教育涵盖了人生大学后到老年的整个青、中年时期。如果没有非学历继续教育,社会成员将不能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与技能提高的学习,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和岗位工作新的需要,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教育理念将无法真正实现。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快速,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社会对各个层次的人才需求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对各类实其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非学历继续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人才培养,满足社会对各类实用技术人才的需要,最终促进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资金问题要求强化非学历继续教育

所有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经济基础。教育事业同样如此。我们一再呼吁增加教育投资,可见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教育要解决自身发展的经费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财政支助；另一方面必须自身开拓财路,创造效益,用教育来发展教育,这才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出路。以短期、快捷、实用为特征的非学历教育,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而壮大的，有广阔市场发展潜力，可为自身可持续发展赢得动力和资金支持。

作者:陈琳 张雪芹 许学敏 董宁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杨德生.国外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继续教育,2015(5)．

[2]毛卫东.高校非学历教育培训问题探析[J].教育科学,2010(19).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篇（1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07-03

“市场”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既定前提下的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市场”具有真正的历史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及其体系看做一种历史的东西，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阶段。这种历史性正是反映和概括了人类客观历史的进程。马克思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市场”的认识从“抽象的规定”出发，逐渐向越来越具体的形态和概念演进，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一最具体、现实的概念中展现“市场”范畴的全貌，反映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正是看到了“市场”的历史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市场”范畴在当代也有了新的阐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焕发勃勃生机，也为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开阔了更大空间。

一、马克思思想中原生态意义的“市场”

马克思非常重视市场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市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经济范畴。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指出，“市场——它最初在经济学上作为抽象的规定出现——采取总体的形态。”[1] P238并认为，“市场学说”应该“属于论述资本的部分”[2] P185。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篇章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但其思想中仍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市场问题的论述。

（一）“市场”的时间维度——商品的流通阶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涉及市场的时间内涵，例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条件和资本生产或再生产条件是：“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货币购买能由这种劳动进行生产消费的商品（原料、机器等等）。……为了能够买到这些商品，它们就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即存在于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尚未开始的消费之前的中间阶段，存在于卖者手中，存在于流通阶段。”[3] P551-552 这里的“市场”不仅表明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涵盖了商品流通阶段的意思。又如，马克思在谈到商人的商品储备时，也提到了市场的中间作用，认为这种商品储备或商品积累，“不过是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之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存在”“已经最后成为使用价值并已进入可以出卖状态的商品，作为商品处于市场，处于流通阶段；一切商品，当它们必须完成它们的第一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时，都处于这个阶段。……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都是多种多样和大规模的，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处于这种停顿状态，即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一句话，处于流通中，或者说，处于市场上。”“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在市场上，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应该停滞不动，而应该只是在运动进程中作短暂的停留，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4] P310-311因此，对于“市场”的内涵，从时间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指商品的流通阶段。

（二）“市场”的空间维度——商品的流通领域

马克思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不同于生产领域，因而是这样一个流通领域的总表现，在这个领域中发生W’—G—W，并且商品所有者（在这里资本家是商品的卖者）和货币所有者（买者）表现为该市场的主体。”[5] P309由于空间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某一场所或地点，因此，市场也可以指具体的场所或地点。人们出卖产品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总得有进行交换或买卖活动的场所或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也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并提出“国内市场”、“既是国内又是国外的市场”、“世界市场”等概念 [3] P598 。马克思在分析市场形成时又指出，“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中心的直接供应地。”他还说，“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1] P238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6] P816而“世界市场”的概念则是由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 P391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市场可以理解为商品交换的场所或地点。而且，这种场所或地点的变换有扩大的趋势。同时，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有时也把“商人的店铺、栈房”叫做市场 [4] P31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提到：“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6] P190而他在论述商品的形态变化时说过，“随同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6] P123 再如，他在谈到商品经营资本时再次提到资本形态变化：“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7] P298 以上的“市场”可以理解为流通领域、交换领域、交换范围等含义，也就是说“市场”范畴的空间内涵是指商品的流通领域。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把市场看做一个以商品生产地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圆形领域。他说：“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商品在市场停留的间歇期间的缩短，空间的范围相应扩大，或者说，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4] P317这一空间范围扩大的理解也为“世界市场”的出现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在生产关系上的体现——商品买卖关系的总和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对市场和商品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素，“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把产品运到市场，“可以看做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2] P27-28。在涉及到商品流通费用时，马克思认为，商业把产品运到市场，使产品获得了新的形式。这一运送过程产品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因此，所花费的费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产品只有到了市场，才是商品，才处于流通之中。”[2] P141 而运输工具的改进则可以促进商品流通，“产品只有出现在市场上，才成为商品，才离开生产阶段。”[2] P185 由此可见，市场和商品是一同产生、并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了商品，就有市场；而有了市场，产品才转化为商品。商品产生和发展伴随着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二者是同一过程。社会分工的出现使不同的产品变成商品，社会分工越扩大，“产品本身越片面，它所交换的商品越多样化，表现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系列越大，它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4] P296 因此，市场不仅是商品的流通领域和流通阶段，而且特定地、历史地反映着商品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或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思想的历史顺延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认识深深影响着其他经典作家，作为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的劳动力就白白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8] P606 这种批判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端，更是对市场历史性的肯定和认同。

列宁很早就有比较系统的市场思想，他认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市场’”，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9] P79，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一样“没有止境”，“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9] P17；商业、货币、信用制度的先后出现，市场关系的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列宁曾表示，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信贷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所具有的一种制度”[10] P137，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关系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交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市场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11] P11-12，41。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一直与时俱进，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认识有所改变，当时党内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允不允许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存在。列宁主张允许，并提出用粮食税取代战时“余粮收集制”，取消国家和农民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成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1921年12月，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12] P559

斯大林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斯大林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根本对立，他指出：“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它“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在这种特种的商品生产中由于不存在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因而是不会导向资本主义的，相反，“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13] P571同时，他还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4] P373

虽然没有专门讲过市场经济问题，但从他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认识和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粗略的构想。1956年12月底，同志在同统战部等部门负责人谈话中表明，同意陈云同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1958年11月，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14] P148 他强调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三、“市场”范畴的当代阐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资源配置问题展开了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家密赛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并认为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人为地”仿制。而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较早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并有了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弊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