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陈述报告大全11篇

高一陈述报告篇（1）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112-05

一、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简要回顾与总结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前，注册会计师很少承担民事责任，他们只有在违约和舞弊的情况下才对投资者负有责任。而1925年发生在纽约市的厄特马斯公司诉道奇尼文会计师事务所案拉开了美国乃至欧美各国追究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浪潮。虽然厄特马斯公司没有如愿获得赔偿，但该案第一次确立了注册会计师因重大过失或缺乏恰当的注意，对不属于有合同关系的第三方损失负有法律责任。1965年，美国法律协会又颁布了权威性的侵权原则纲要《侵权法修正说明(第二稿)》，在解释执业人员对第三方的责任时区分了应预见到的受益人和可预见的其他第三方。随后，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将注册会计师的一般过失责任延伸到了应预见到的受益人，并通过修订后的《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予以确认。

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在民事责任方面，主要是针对发行证券申报登记文件中重大事实的不实陈述(包括虚假记载、误导和重大遗漏)责任进行了规定，其中涉及此项规定的条款是第11节。其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规定足够的民事责任以确保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履行其受托义务，并促使注册会计师达到独立尽职的职业要求(李挺伟，2003)。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第9(e)、16(b)、18(a)条款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美国《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已初步建立了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20世纪7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兴起了对发行人和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诉讼浪潮，主要原因之一是法院在认定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时，采取了基于欺诈市场理论的信赖推定原则，大大减轻了投资者的举证负担，从而引发了空前的针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浪潮，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成为“深口袋陷阱”的受害者。为了减轻诉讼带来的沉重的民事赔偿负担，同时也为了控制滥诉。经各方利益集团游说，美国国会于1995年通过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该法案与《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相比，在民事责任方面的改变主要包括：将原有的无限连带责任改为有条件的“公允份额”比例责任；损失赔偿上限确定方法的改变等(李若山等，2001)。《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国证券民事诉讼的泛滥现象，使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制度更趋成熟。

刚刚迈入21世纪，美国相继爆发了一系列会计造假丑闻。从2001年10月的安然事件到2002年的施乐公司、世通公司、默克公司等一系列重大会计造假案，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和美国股市，对美国经济及至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对此，美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在布什总统的敦促下，美国国会在2002年7月25日通过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该法案在证券民事责任方面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成立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公众公司审计，检查、调查和处罚执行公众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的注册会计师；加强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强化了公司的责任，特别要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对公司财务报告是否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作出保证；强化了公众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加大了违法处罚的力度，对故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故意销毁、隐匿财务报告、故意销毁审计和复核工作底稿、证券欺诈等犯罪行为加重民事处罚力度；延长诉讼时效，由原来“发现构成诉讼事由后一年内或在该类事由发生后三年内提讼”(见《证券交易法》第18节(3)款)，分别延长为2年和5年。

当前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责任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有效市场假设理论、欺诈市场理论、信赖推定原则等构成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二是确立了理性人标准、投资者决策标准和股价重大影响标准；三是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财务预测准则和制度；四是确立了法定安全港规则；五是对虚假陈述进行惩罚性赔款的出现及其后来对此的修正和限制，到目前的进一步强化；六是赔偿责任由无限连带责任向比例责任转化；七是对虚假陈述披露范围的认定，由会计报表内含信息延伸到会计报表之外；八是集团诉讼成为证券民事诉讼的主要方式；九是强化政府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监管。美国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成熟程度有较大差别，因此在借鉴过程中必须结合中国国情。

二、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简要回顾

我国关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萌芽于北京长城公司、深圳原野公司、海南中水集团公司等三大严重舞弊欺诈案，涉案会计师事务所因其参与舞弊而均被没收财产、吊销营业执照，其中有些注册会计师因重大过失或故意欺诈而受到刑事处罚，但没有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文建秀，2003)。此后，随着1996年1月《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尤其是1996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6]56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如何处理的复函》，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证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拉开了我国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序幕。在某种程度上说，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成了当时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头号问题。

以《证券法》、《1・15通知》、《1・9规定》、《6・11规定》为标志，我国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实践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至《证券法》颁布(1990年12月至1998年底)，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的提出阶段。该阶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行

为已屡屡出现，有的涉案金额还非常巨大。第二，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开始得到健全。第三，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包括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行为)的惩处主要局限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几乎没有涉及民事责任问题。

第二阶段：《证券法》颁布至《1・15通知》颁布(1998年底～2002年1月15日)，这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探索阶段。该阶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相关法规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如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其中在权属、侵权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案由中规定了虚假证券信息纠纷。第二，证券监管部门加大了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打击力度。该阶段被中国证监会查处的典型案例有：1998年10月的红光实业案；2001年8月3日立案稽查的银广夏案。第三，有关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研究得到重视。该阶段发表一批有关该论题的重要论文，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会议，直接促进了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酝酿和建立(宋一欣、牟敦国，2002)。第四，新闻媒体对证券民事赔偿问题也予以了高度关注。如《银广夏惊曝利润黑幕》(凌华薇、王烁，2001)、《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谢登科，2000)、《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刘姝威，2001)等文章在新闻媒体的发表直接引发了证监会对相关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的查处。第五，虽然法院囿于成文法的约束等原因暂时拒绝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但实际上相关的法律制度已在酝酿调整之中。

第三阶段：从《1・15通知》颁布至《1・9规定》颁布(2002年1月15日至2003年1月9日)，这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建立并初步实施阶段。《1・15通知》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得到正式确立，投资者可以依法对虚假陈述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提出民事赔偿诉讼。虽然《1・15通知》只就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作了程序性规定，而且还设置了权宜性的前置条件，即只受理已被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只受理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民事索赔案件；不受理集团诉讼；只有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但其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讲，虽然这一司法解释仅仅走了来之不易的一小步，但是对规范证券市场和健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却是走了一大步，它初步开启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大门。

第四阶段：《1・9规定》颁布至《6・11规定》颁布(2003年1月9日至2007年6月11日)。《1・9规定》是我国迄今为止颁布的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有关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预示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阶段。具体就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而言，《1・9规定》第七条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直接责任人(签字的注册会计师)；第二十四条规定：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二十七条规定：……专业中介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可以相信，随着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这一实体性司法解释的出台，随着《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民事诉讼法》等的修订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出台，也随着《民法典》中侵权行为法篇的制定和颁布，中国证券市场因审计报告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制度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第五阶段：《6・11规定》颁布以后。然而，由于以往相关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不足，加之时间仓促，使得《1・9规定》在许多方面过于简略或存在尚待改进完善之处。为了确保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合理性，立足于审计学科的性质及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探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编制和披露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6月11日了《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本规定在继承、整合和矫正既往司法解释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1)明确侵权责任产生的根本原因；(2)明确利害关系人的范围；(3)承认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法律地位；(4)统一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模式；(5)明确此类诉讼的条件和诉讼主体列置等程序规定；(6)明确区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7)强调过失比例责任和责任顺位；(8)认定会计师事务所过错责任的具体指引；(9)完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10)强调审判程序的重要性(奚晓明，2007)。

《6・11规定》是我国迄今为止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直接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作出系统规定的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厘清了会计界和法律界长期存在的一些重大分歧，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有效审理扫清了障碍。

三、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基本观点的总结

根据《1・9规定》、《6・11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司法精神，结合我国会计界、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本观点可归纳如下：

1．注册会计师出具并经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商品。尽管在现阶段，这种特殊商品在一定范围内、在形式上呈现出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但其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商品。但是，由于审计报告一般是依附财务报告进行披露，它对投资者的决策效应要低于财务报告信息。因此，在确定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时，要严格区分其与上市公司因会计信息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真正做到责任分明。

2．对审计报告“真实性”的认定。在现阶段的证券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不宜直接用“客观真实”作为判断审计报告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的标准，只能用会计标准、审计标准作为判断审计报告是否真实的间接依据。而制定会计标准、审计标准遵循的是程序理性而非结果理性，这就决定了依据这种会计标准、审计标准编制的审计报告，其真实性只能是相对于标准的真实性，是“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证券法》、《1・9规定》直接以客观真实(结果理性)作为衡量审计报告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依据，显然超越了现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水平和审计工作水平。而《6・11规定》承认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对《证券法》、

《1・9规定》等法律、规章的继承、整合和矫正，也是对上述观点的认同。

3．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的认定。《1・9规定》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的认定，是建立在对重大事件判断的基础上的，但《1・9规定》并未明确详细地给出对重大事件的认定标准。通过分析评价会计学、审计学、法学对重大事件的认定标准，本文认为：(1)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虽对会计审计信息虚假陈述重大事件的认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认定标准主要有二，即“投资者决策”标准和“股价重大影响”标准。在半强式有效市场条件下，这两种标准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迈入弱式有效市场的门槛，会计审计信息解释证券市场的功能还比较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在确定对审计报告虚假陈述重大事件采用何种具体的认定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审计学的学科性质和方法特点，优先采用审计学遵循的投资者决策标准。(2)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甚至同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会计信息虚假陈述重大事件的认定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对重大事件的认定。因此，在对某个企业的会计报告及相应的审计报告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认定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对审计报告虚假陈述重大事件的认定，既可采用定义式，也可采用列举式。但为了确保法律对重大事件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恰当的方式应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4)审计报告虚假陈述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四种形式。

4．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性质、归责原则。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应为侵权责任。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符合《民法通则》、《证券法》、《公司法》、《1・9规定》、《6・11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作为弱势群体的证券投资者的利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于过错推定原则，即审计报告使用者只要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注册会计师及其提供的虚假审计报告所致，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就应推定其有过错并负相应的民事责任。

5．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确认及免责。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尚处于弱式有效市场，会计审计信息对证券价格及收益的影响受到信息传导机制的制约，资本市场尚缺乏“透视”会计政策、会计方法及审计程序和方法本质的手段，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的提前或时滞及投资者阅读会计审计报表的时间和能力的限制，这些因素综合作用，致使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审计)信息其解释证券价格的功能还比较低下，会计(审计)信息的虚假陈述与证券价格波动导致的投资者损失之间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因果关系，尚不具备实施完全信赖推定的市场条件。因此，在认定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时，既科学合理又符合现实的方法是：信赖推定与事实推定相结合。即法院在审理证券市场因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时，先根据《1・9规定》第十八、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信赖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但在具体确认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必须遵循事实推定原则，目的是为了赋予被告充分的免责事由，将被告的赔偿责任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排除通常情况下难以从被告的虚假行为中预测到的损失。

高一陈述报告篇（2）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53-06

一、引言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规定》)，标志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阶段。《1．9规定》第七条第(五)款、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七条对作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直接责任人的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这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因审计报告虚假陈述，将面临使用者基于《1.9规定》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从而大大增大了审计风险。而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6月11日的、自6月15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6.11规定》)，在承继、整合和矫正既往司法解释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做出了新的规定：(1)明确侵权责任产生的根本原因；(2)明确利害关系人的范围；(3)承认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法律地位；(4)统一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模式；(5)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诉讼的条件和诉讼主体列置等程序规定；(6)明确区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7)强调过失比例责任和责任顺位；(8)认定会计师事务所过错责任的具体指引；(9)完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10)强调审判程序的重要性。。《6.11规定》是对《1.9规定》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的矫正和进一步规定，为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直接的司法依据。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免责，是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作出合乎法理的解释和界定，有利于维护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正当合法权益。

二、充分利用《1.9规定》中的免责及共同侵权事由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免责与证券民事责任的性质、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密切相关。所谓免责抗辩是指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通过提出合法事由免除或减轻侵权责任的行为。被告若能够证明投资者损失的全部或部分不是被告的行为造成的，则其免责抗辩成立而可不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民法理论认为，合法事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当理由，是指行为人本身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常见的正当理由包括依法执行公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同意和合理的自助等。另一是外来原因，是指行为人将损害发生的全部或者部分归因于某种外部事件或者他人的行为，从而主张其行为不构成或者是不单独构成法律上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常见的外来原因包括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过错、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等。

《1.9规定》虽然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但也同时规定了广泛的免责事由及共同侵权事由，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事由，规避或者减轻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1、充分利用《1.9规定》第十九条中的免责事由

《1.9规定》第十九条赋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免责的事由主要包括：(1)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2)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3)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4)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因素所导致(对此，必须举证系统风险与指数变动存在关联性，应当选择与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最具关联性的指数作比较，指数点位变动不大，系统风险则不一定存在)；(5)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

2、举证证明原告的投资损失与注册会计师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1.9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证券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条件，但《1.9规定》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借鉴了美国的信赖推定原则，而信赖推定的理论基础是“欺诈市场理论”(fraud-on-market theory)。欺诈市场理论认为，向证券市场披露虚假信息影响了证券价格的真实性，从而间接欺诈了当时所有在市场中从事交易的投资者。投资者在提出损失索赔时，无需举证证明他曾经对被告的欺诈产生了信赖，这就是信赖推定。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把股票市场、股票的市场价格当作被告虚假信息披露行为与原告信赖之间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仅要求原告证明自己对股票市场价格的真实性存在信赖，而无需证明他实际受到被告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直接影响。“当存在市场时，可以把市场视为买卖双方之间的中介，以经加工的市场价格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投资者，股票的价值就是股票的市场价格。美国最高法院在1988年审理Basic Inc.v.Levinson案的判决中，B1ackmull法官从公平、公共政策、可能性以及司法诉讼成本等方面论证了在证券民事诉讼中采纳欺诈市场理论的理由。他指出，在证券民事诉讼中使举证责任倒置符合国会制定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立法目标，即保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统一性”的信赖。而且许多实证研究证实，在实际的证券市场中股票价格的确反映了所有公开可得的信息，包括重大的、公开的虚假信息，投资者也的确信赖证券市场价格的“统一性”。因此，可以推定投资者对于重大的、公开的虚假信息也是信赖的。

但是，通过推定的方式，只是免除了原告对信赖的积极举证之责，原告对被告欺诈行为的信赖，仍然是确定美国SEC Rule 10b-5规则项下民事责任的基础。这一点，并不因信赖是推定的还是由当事人自行证明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信赖推定之效力不是绝对的。如果被告能证明，原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作出的有缺陷的陈述，或者即使原告相信了有缺陷的陈述，仍然会采取同样的投资决策时，他亦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信赖推定可由相反证据，其效力是相对的(张明远，2002)。所以在民事诉讼中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依据《1.9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设法证明投资者损失与其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依据信赖推定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凡是能够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损失，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不承担赔偿

责任。

3、否定审计报告涉及的内容具有重大性

《1.9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根据《1.9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只有对重大事件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由此造成投资者证券损失时，才构成对投资者的侵权，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尽管《1.9规定》并未明确详细地给出对重大事件的认定，而会计学、审计学、法学对重大事件的认识又不尽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1.9规定》的执行效果和司法公正。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法》(200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1993)、《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2001)均通过列举的形式来认定重大事件，这可弥补《1.9规定》的不足。概括起来，我国法定披露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2)公司章程的变更、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变更；(3)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及公司经营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30％的事项，公司的重大关联方交易事项；(4)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5)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6)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重大损失；(7)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可能对公司的经营有显著影响；(8)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的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9)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10)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11)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12)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13)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对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14)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支付报酬情况；(15)受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受证交所公开谴责的情形，说明接受稽查及处罚的次数、原因及处罚结论。如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公司检查后提出整改意见的，应简单说明整改情况；(16)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前款未作规定但确属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也应视为重大事件。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以审计报告涉及的内容不包括上述内容，即不具有重大性为由抗辩免责。

4、排除不符合规定的原告

《1.9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和第九条对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原告资格作了明确规定，诉讼时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证明投资者的诉讼不符合受理法院的管辖范围、投资人的证券交易不是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内完成的；或虽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内完成，但是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实现的；或投资者具有以他人名义开户，挪用公款购买股票等非法行为来否定原告资格，从而将这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排除。

5、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作用

《1.9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应当裁定终结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人民法院可以把证监会、财政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人民银行、保险监管部门等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视为被告违法行为的初步证据，但应允许被告提起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举证证明处罚决定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从而否认违法行为的存在。这一点对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因为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跨越会计、审计、管理、法学等众多领域的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等新兴业务的不断涌现，兼并收购等会计事项的大量产生，以及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深化，使得日常的会计处理变得越来越复杂，会计信息的准确表达变得越来越困难。会计人员在对核算对象进行处理时，有许多情况需要估计、判断及选择，很难使会计表达的结果与现实状况完全一致，会计信息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成为会计的本质属性。而现代审计以统计抽样技术为基础，并在概率原理的支持下，对被审单位的财务会计报告发表意见，它只能保证最大机率的正确性(统计抽样允许合理误差)，只能揭示影响公允反映被审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资金变动情况的重大事项，而不能保证将会计报告中所有的错误都揭露出来。这必然会导致对会计审计报告真实性的判断变得越来越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应主动借助法务会计或专家证人的力量，积极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可能使自己被延缓甚至免于。

6、利用诉讼时效制度免责

根据《1.9规定》第五条，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从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财政部及其他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或机构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或虚假陈述行为人虽未受行政处罚，但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有罪，作出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有效。这样，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只要能证明原告的已超过诉讼有效期就可免责。由于我国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投资人的维权意识也比较淡薄，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发生投资人错过有效期才提讼的案例。因此，在当前及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利用诉讼时效制度免责将成为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规避诉讼风险的有效措施。

7、利用共同侵权事由分摊责任

《1.9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发生下列共同侵权行为，可免除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部分责任：(1)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发起人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提供担保的，发起人与发行人共同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除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以纠正，则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

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与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一起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参与虚假陈述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的、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应充分利用这些条款来分摊责任。

三、充分利用《6.11规定》中的免责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已经遵守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但仍未能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错误；(2)审计业务所必须依赖的金融机构等单位提供虚假或者不实的证明文件，会计师事务所在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下仍未能发现其虚假或者不实；(3)已对被审计单位的舞弊迹象提出警告并在审计业务报告中予以指明；(4)已经遵照验资程序进行审核并出具报告，但被验资单位在注册登记后抽逃资金；(5)为登记时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的出资人出具不实报告，但出资人在登记后已补足出资。”其中的(1)～(3)条适合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的免责。

结合《6.11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免责事由，同时充分考虑审计学科及审计报告生产和披露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作为审计报告披露民事责任义务主体，具备下列要件之一时，应予以免责或部分免责：

1、缘于会计、审计标准设计原因的免责

(1)会计、审计标准设计必须考虑成本效益关系，如果会计、审计标准设计过于详细周全，虽能确保会计、审计标准的质量，但可能导致审计报告编制和披露的成本大幅上升，这同样不能被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所接受。这样，会计、审计标准设计者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相对降低会计、审计质量标准，因此而导致的审计报告质量缺陷应被认为是合理的，相应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可免责。(2)会计、审计标准设计不能穷尽所有意欲规范的客观事物，对因新兴事物缺乏标准规范而可能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缺陷及因此而产生的审计报告缺陷，只要其符合会计、审计报告编制和披露的一般原则和原理，审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3)审计目标决定了审计标准只能满足大部分人的一般需要，而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特殊需要，因这种未能满足所有人特殊需要所产生的结果性失真，审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者不承担赔偿责任。(4)审计标准设计的目标是满足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愿意用相当时间和精力去理解的人们的需要，对于那些因不具备专业知识又不愿意去深入分析审计报告信息而导致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审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者不承担赔偿责任。正如FASB(1992)所认为的，会计信息只有被使用者阅读、理解并被作为决策的依据时才能发挥作用，而会计报表(包括审计报告)的信息只是“对于那些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有合理程度的知识，而又愿意用合理的精力去研究信息的人士，信息(才)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会计审计报告的天然使用对象是那些拥有适当的会计审计专业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又愿意用合理的精力去研究会计审计报告的人，即理性的、成熟的投资者。

2、审计报告编制阶段的免责

在这个阶段，在决定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充分考虑现时平均的注册会计师执业水平，即对于在现有的审计理论和审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的生产技术水平、人力保证水平和管理能力水平下。某些不可避免的审计质量缺陷以及由此引致的投资者损失，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不应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已经严格遵守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但仍未能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或审计业务所必须依赖的金融机构等单位提供的证明文件存在虚假陈述，则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免责。这与美国《证券法》对专业人士的执业责任相吻合。美国《证券法》第11条(b)(3)(B)认为，如果专业人士经过合理的调查，有理由相信且确实相信该部分是真实的或者没有隐瞒重大事实，那么其可以免除责任。如果登记文件中这部分内容没有完整地反映其作为专家的陈述，或者并非是其作为专家而出具的报告或评估的完整的副本或摘录，那么他可以免除责任。《证券法》第11条(b)(3)(D)中认为，当注册登记文件中某一部分是官方人士所作陈述或者是公开的官方文件的副本或者摘录时，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在注册登记文件生效时，他投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且确实不相信该部分是虚假的或者遗漏了重大事实，或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且确实不相信该部分并没有公正地反映官方人士所作陈述或并非是公开官方文件的完整的副本或摘录，则该被告可以免除责任。

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形成审计报告过程中，依据其他主体提供的合法证据作出相应的审计结论，且注册会计师能够证明在作出这一审计结论时，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合法证据存在虚假陈述，那么即使后经证实该合法证据存在虚假陈述，注册会计师也应免除承担相应责任。如注册会计师对某上市公司的一笔重要出口销售业务进行验证，注册会计师遵守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并取得了银行对账单和海关报关单。后来该上市公司因财务报告虚假陈述被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并经法院查实，上述银行对账单和海关报关单是上市公司与银行和海关合谋伪造，在这样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即使因未能发现合谋而对这笔重要的出口销售业务作出了虚假陈述的审计报告，也不应承担责任。因为注册会计师依据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取得了至少在形式上是合法的银行对账单和海关报关单后，并首先假定这些审计证据是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且依据审慎性原则依然无法发现这些审计证据存在虚假陈述之处，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注册会计师不应承担责任。因为注册会计师的“鉴证业务通常不涉及鉴定文件记录的真伪，注册会计师也不是鉴定文件记录真伪的专家”。当然，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要想证明自己在执业过程中没有过错，还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与该案件相关的执业准则、规则以及审计工作底稿等，同时提供自己审慎执业的证据。在这里。还需要准确界定谨慎标准。“会计师违反所负的谨慎义务，是其承担专家责任的必备要件。这里的谨慎，是一种职业人员的谨慎。其统一的标准是，在一般情况下，所属职业一位合格的成员在同样的情况下应当尽到的谨慎、技巧和能力”。“他们不负有侵权行为法意义上的严格的结果义务，也无须显示最高超的专业技巧；一个公认的法则是，拥有从事某一特殊职业的胜任之人的通常技巧就足够了”(克里斯蒂安・冯・巴尔，2001)。因此，所谓专家的谨慎义务，是指与普通公民相比在职务上被要

求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如尽了他所属职业平均水平的注意，则不能被追究责任。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审计执业准则及证监会的一系列披露准则等会计、审计标准是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编制和披露审计报告的直接依据，也是规范审计工作的行业规则。如果赋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严格遵循会计标准、审计标准就可免责，即遵循程序理性原则，不但有利于提高会计标准、审计标准的权威性，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遵守会计标准、审计标准的自觉性，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审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质量。

3、审计报告披露阶段的免责

首先，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符合有关的披露标准，没有虚假的、隐瞒重大事实的、不恰当的、误导性的陈述，且在编制过程中保持了充分的职业审慎，即使注册会计师因被审单位恶意欺诈或其他原因导致注册会计师未能发现虚假陈述，注册会计师也应免责。其次，当被审单位的会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而注册会计师已对该被审单位出具了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则注册会计师一般应予免责；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或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则一般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相对较轻；如果提出保留意见的事项恰好就是构成被审单位会计报告虚假陈述的事项，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已对该虚假陈述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则注册会计师一般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再次，如果被审单位的会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而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未能发现并出具了标准的审计报告，但后经发现并针对上述虚假陈述事项修正了已出具的标准审计报告，则注册会计师可以免责。最后，如果注册会计师已对被审计单位的舞弊迹象提出警告并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指明，则注册会计师可以免于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上市公司在正式披露的会计报表中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或发表的是经过增删的审计意见，且未经注册会计师同意；或未按规定与会计报表一起发表审计报告，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注册会计师可以免于承担责任。

4、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损害是因自己的过错，且这种过错是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可以免责

高一陈述报告篇（3）

对年报频频出错的原因，所有公司都给出了基本一致的解释――“疏忽”。如此重要的信息披露，难道可以如此“疏忽”？

年报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疏忽”不得。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这是法律对信息披露作出的强制性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无论因何种原因，只要导致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均违反了法律的这一强制性规定，“疏忽”也不例外。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是对过去一年企业总体状况、经营情况、经营成果、治理结构、治理水平所作出的全面总结，是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给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投资者据以判断公司好坏并决定是否投资的重要依据，是上市公司法定的和最重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就这点而言，年报应当绝对做到“真实、准确、完整”，不应当也不允许有任何疏忽。

年报的疏忽，说明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毫无敬畏。上市公司是由投资者出资设立的，因此，广大的投资者就是上市公司的主人。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给上市公司打分，给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打分，并用脚进行投票。按理说，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年度报告应当格外重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市公司的年报因“疏忽”，不断地闹出各种笑话。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对市场、对投资者毫无敬畏，根本没有把广大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放在眼里。

年报的疏忽，反映出上市公司管理水平低下。年报不但能反映经营状况，也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一个公司的管理水平，不但取决于管理手段的先进、公司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的落实，更取决于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然而，那些把董事长的名字都写错、审计意见空缺、财务数据颠三倒四的年度报告，恐怕很难和认真负责相联系。本应当万无一失的年度报告，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只能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管理水平的低下。

年报的疏忽，反映出中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投机阶段。上市公司乌龙年报的出现和投资者对乌龙年报的容忍度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很多投资者仅仅把上市公司的乌龙年报当作笑料，却很少有人就乌龙年报问题向上市公司讨说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投机市场而非投资市场。在投机心理的驱动下，投资者只关心二级市场的涨跌，而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既然投资者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那么上市公司自然也就不把投资者当一回事，出现乌龙年报也就毫不奇怪了。

年报的疏忽，说明法律责任没有落到实处。证券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三条分别规定了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虚假陈述的民事和行政责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了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因此，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如果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上市公司和相关人员将会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从造成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成因来看，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因此，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导致所披露的内容不“真实、准确、完整”，均构成虚假陈述。按照这一界定，即使上市公司因“疏忽”导致乌龙年报的出现，其性质亦属于虚假陈述。

高一陈述报告篇（4）

在证券市场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称为不实陈述。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a）前段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者漏报了规定应该注册的为使注册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得证券时，他已经知道这种虚假陈述或者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英国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14条（1）规定，招募说明书或补充招募说明书中存在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了规章所要求载明的任何事项而给获得有关证券的人造成损失的，负责该招募说明书或补充招募说明书的人应当向其支付损失赔偿金。因此，各国证券法规中把不实陈述界定在虚假、误导和遗漏信息的范畴。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对不实陈述行为也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公司、证券法律法规条文中：

1.《公司法》第207条规定：“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3.《证券法》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股票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7.《股票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当对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发出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已经发出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

9.《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公司报告及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 （3）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业协会或者其他证券业自律性组织作出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的虚假陈述；（4）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在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中作出虚假陈述；（5）在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中的其他虚假陈述。”

根据证券发行交易程序和信息公开的阶段性，可以将不实陈述分为：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与交易市场的不实陈述。本文仅研究证券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所谓证券发行市场的不实陈述，是指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等事项作出虚假、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此种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

根据上述我国禁止不实陈述行为的法律法规来看，证券发行中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不实陈述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虚假记载。

所谓虚假记载，是指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作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虚假记载的方式很多，尤其在财务报表中经常出现。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资产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1]中国证监会查处的一些上市公司中，出现过大量的虚假记载的情况。如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骗取上市资格，以1996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记载为盈利5400万元。[2]大庆联谊公司在上市申报中编制的财务报告比三年同期的利润多出16167万元。[3]这种方式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

2.误导性陈述。

所谓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的记载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晦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4]如披露公司某项资产价值5000万元，而在价值评估时采取重置价值法，并非现实的价值，这种未予明确说明资产评估的方式容易使公众误以为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误导性陈述既可表现为积极的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在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对是否构成误导之判断，不应仅注意文件或其构成部分之字面含义，而更应注重该文件之表示对公众所可能造成的印象。[5]

3.重大遗漏。

所谓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或为避免文件不致被误解所必须记载的重大事项。重大遗漏是一种消极的不实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如某股份公司对其涉及的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在招股说明书上只字未提，使投资者难以了解资金投向的风险，这种行为就属于重大遗漏。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和过失，故意遗漏的称为隐瞒，过失遗漏的称为疏漏。

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凡对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有影响的信息应全部公开，即应包括“充分详情及资料，使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对于在公开文件发出时的公司股份或债权证，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达到一个确切而正当的结论。”[6]公开文件中应当披露的内容不以法定表格所列举的事项为限，证券发行人尤其要注意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因为对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可能被投资者期待、信赖，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投资决策，而义务人往往最容易在这方面造成遗漏。有些信息如果可以不披露，当义务人披露时，就要严格进行全面的披露，否则也可能因其披露信息具有误导性而导致民事责任。

（二）信息披露中的重大（material）性标准

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充分披露有关的信息，但并非所有关于投资决策信息的不实陈述都会引起民事责任的承担。各国证券法在确定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时都是以重大信息的不实陈述为基础。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规定，投资者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有关人员对重大事实的错误陈述，或者隐瞒了应当或必须说明且不得有误导性的内容。这一规定旨在促成发行公司全面披露公司情况，不得以沉默回避对重大事实的报告。这就要求信息披露具有全面性，即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应当充分（full disclosure），凡是与投资者证券投资判断有关的必要资料必须完全披露。但是，对于所有投资者而言，所有的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并不可行而且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信息披露并不是仅以最大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原则，因此，不实陈述必须与信息的重大性相联系，否则将会使发行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关于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美国法中通过SEC的规则和法院判例予以确立。在1937年RegulationC中将“重大”定义为“普通谨慎的投资者在购买注册证券之前必须被合理地告知的信息。”[7]到了 20世纪80年代，由于SEC采用了综合信息披露制度，对Regulation C做了重大修改，并将重大性标准限定为“一个理性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注册证券时会认为该证券具有重要的实质可能性。”[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关于说明的判例（如SEC.v.Texas Gulf Sulphur Co.）中特别强调了“重大性”的问题，即信息是否重大取决于一个理性的持股人在决定如何进行选择之前，是否有很大可能认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对于那些依赖信息披露文件购买证券的投资者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重大性的标准是非常有用的。在TS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解释道：“重大性的判断需要细心地分析一个合理投资者将会从一套既定事实中得到的结论以及这种结论对他是否重要。”[9]虽然美国也希望重大性的标准能够更加明确地确定下来，但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目标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SEC反对采用行政手段把重大性限定在一个刚性的公式上。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可以看出，判断一个信息是否属于重大信息取决于实际情况，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在英国法上，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1986年金融服务法》、《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公开出售证券规则》以及普通法中。根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46条的规定，公司上市信息披露应包含投资者及其专业咨询人员为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损益情况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估而合理所需并正当期望的全部信息。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8条（1）规定，在不影响本规章第11条及本条第（2）、（4）、（5），（6）款规定的效力的前提下，招募说明书应当包含本规章附件1第2至10段规定的信息。该附件1第8段规定，招募说明书中应当注明：“如对本文件有任何疑问，应当向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被授权从事股票及其他证券买卖咨询业务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或相关字样，因此，与美国法中以普通理性投资者的判断标准不同，英国法中以投资者及专业投资咨询人员的判断为标准决定信息的重大性。

在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中，用“主要内容”称谓“重大信息”，对主要内容的范围，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认为，“主要内容是指可能影响理性投资人投资决定之记载。”[10]

证券立法采纳的重大性标准必须保持以下两方面的平衡：一方面该标准必须达到发行人具有可以合理地决定何为重大信息从而满足即时披露义务的能力；另一方面该标准也应当充分考虑到投资者做出理性投资决策的需要。[11]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每个发行人都有义务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一个信息是否重大，这使得各国在立法中都难以用准确的词语来进行勾勒，因此，很多情况下要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判定。为了使信息披露的标准更具有操作性，各国都对证券发行制定了一系列标准的表格，尽可能将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规范化。在我国证券法中，对于重大信息的标准，在《证券法》，《公司法》《股票条例》等证券法规中有所列举，并通过证监会颁布的一系列规则予以具体化。这主要包括：《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0号-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商业银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3号“保险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4号“保险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5号“证券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 6号“hE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10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11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从有利于投资判断和保护投资者利益考虑，上述规则中列举的法定披露事项以外的重大信息的披露是必要的。因为重大信息很难以准确的词语进行概括，而且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许多立法者未能预料到的信息很可能也是影响公众决策的信息。在上述规则中，也有明确表明不限于所列举事项的信息公开的规定。《招股说明书准则》第3条规定：“本准则的规定是对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第4条规定：“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发行人确实不适用的，发行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作适当修改，但应在申报时作书面说明。”

（三）关于预测性信息的披露

预测性信息，习惯上称为“软信息”（Soft lnformation）。在传统的证券法上，信息披露的范围主要限于“硬信息”（Hard lnformation），即事实性的、客观上可以核实的资料，不鼓励甚至禁止披露软信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信息在本质上是不可信赖的，促使“无经验的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不正当地依赖这种信息。”[12]而且投资者的目的仅在于盈利，有关发行人的硬信息与投资回报有直接关系，并较为具体客观便于审查其真实性，强制公开硬信息有利于投资者阅读，以供作出投资决定。[13]美国当初禁止软信息的披露是为了稳定证券市场，防止误导性的信息充斥证券市场。随着市场的规范运作和投资者的成熟，美国SEC意识到某些软信息的披露对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是帮助大于损害，认为前瞻性分析信息对于评价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非常重要，对于被告知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也是重大的。因此，美国SEC允许发行人在注册文件中和在定期提交的材料中使用预测。[14]1979年，美国SEC接受“Sommer公司信息公开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公告鼓励公司自愿公开其预测信息。[15]

预测性信息以披露义务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强制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和自愿性披露的预测性信息。我国证券法中也将预测性信息划分为上述两类。

1.盈利预测。

我国早在刚刚发展股票市场时起，就要求公司对预测性信息进行披露。[16]但由于利润预测本身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公司本身还要在证券市场上生存下去，预期利润率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发展前景，同时理性的投资者具有甄别公司投资价值的能力。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从1993年起将强制性盈利预测披露改为自愿性盈利预测披露。证监会颁布的<招股说明书准则）中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作出如下规定：

（1）如果发行人认为提供盈利预测报告将有助于投资者对发行人及投资于发行人的股票作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发行人可以披露盈利预测报告。凡有控股子公司并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应分别编制母公司盈利预测表和合并盈利预测表。

（2）发行人披露的盈利预测报告包括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盈利预测表的格式应与利润表一致，并应分项披露上年度经审计的实现数和本年度预测数，本年度预测数应分栏列示经审计的实现数、未经审计实现数、预测数和会计数。

（3）发行人应扼要披露盈利预测的说明，包括编制基准、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及其合理性、与盈利预测数据相关的背景及分析资料等。存在可能对盈利预测产生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特定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或非经常性收支项目的，应加以分析说明。

（4）盈利预测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带说明的审核意见时，发行人应全文完整披露该审核报告的内容及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如果发行人披露盈利预测报告，在盈利预测报告中应载明：“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

2.公司发展规划。

高一陈述报告篇（5）

述职报告的定义

述职报告是指各级各类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是领导干部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下属群众陈述任职情况，包括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的成绩、缺点问题、设想，进行自我回顾、评估、鉴定的书面报告。

述职报告可以说是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报告是向上级机关陈述事项的上行文，属于行政公文中议案、报告和请示三个上行文之一。《国家行政公文处理办法》规定“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多用于提交大会进行讨论，如各级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报告虽然是代表法定社会组织及其部门的，却是在报告人自身负有全责的情况下运转工作的，实质上就是述职报告。可以看出，述职报告是社会组织机关和部门的负责人向上级管理机关陈述自己某一阶段工作情况，进行总的回顾，找出内在规律，以指导未来实践的履行职务情况的口头报告。作为综合性较强的公文，属于报告的一种，又与总结和讲话稿相似。

总结功用：

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评估、任免、使用干部的依据；述职者本人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提高素质的一个途径；领导干部与所属单位群众之间的思想感情和工作见解交流的渠道。

述职报告的分类：

高一陈述报告篇（6）

2001年3月30日上午，退休后以炒股为乐的河南省鹿邑县66岁的退休工人粟万富打开一份证报纸，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国际公司”）的2000年年度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纵横国际的利润高达亿元，募集的资金已投入或即将投入数控机床技改、新型高级电子元器件生产等项目中，部分项目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看到这诱人的数字和企业的大展宏图，粟万富心动了，但多年的炒股经验使他没有贸然出手，而是继续观察，进而到了同年7月5日，粟万富见纵横国际公司股票有不断上涨的趋势，遂抛掉手中所持的其他股票，并斥资分16次买入6.1万股纵横国际股票，第二天，他又分7次大量买入21.0535万股，7月9日、10月25日，又合计买入1000股。买入这些股票后，股票虽时涨时跌，但总体形势趋于稳定，粟万富心里还是比较安定的。但到了2002年5月1日，纵横国际公司因未能及时公布2001年年度报告，被停牌，后因被视为财务状况异常，自2002年7月19日起被特别处理，成为“ST”股（连续3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后在公布年度报告和200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情况下，才于2002年7月24日恢复上市。

2002年5月30日，中国证报的一条消息让粟万富惊出一身冷汗，纵横国际公司由于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现场调查。霎时，这条消息在股民中像炸开了锅，闹得沸沸扬扬，纵横国际股票2002年7月24日恢复上市后一路下滑，粟万富当初每股平均以14.47元买入的股票，到了2002年9月25日，每股已经跌至6.14元，损失惨重。

纵横国际公司到底出现了哪些违反证法规的行为呢？粟万富直到2004年8月21日从纵横国际公司的致歉公告中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纵横国际在致歉公告中，称日前收到2004年7月2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04]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查明：一、纵横国际公司虚构2000年合并报表利润7762.40万元；二、公司在2000年年报中对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虚假披露；三、公司未及时披露1999年至2000年与江苏三家公司签订的三份总额为2.5亿元的互保协议及其协议项下多份担保合同。证监会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构成该法第177条所述的虚假陈述行为，决定对公司处以60万元的罚款，并对其他相关责任人处以相应的处罚。

虚假陈述导致股票大缩水，法院一审支持全部诉求

“原来纵横国际公司2001年3月30日的2000年年度报告中的巨额利润是假的！”粟万富一见致歉公告，当即火冒三丈：“正是这份虚假的报告引诱我不惜血本大量买入这些股票，我要找他们算账！”

2006年7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规定的两年诉讼期期限内，粟万富委托南京金禾律师事务所胡凌律师向南京市中级法院递交诉状，状告纵横国际公司因虚假陈述导致股票暴跌，请求法院判决纵横国际公司赔偿自己手持股票截至2002年9月25日“缩水”226.7万余元的损失。

不久，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庭上，纵横国际公司抗辩说，股市本身是有风险的，纵横国际公司2001年3月30日就公布了年度报告，而原告粟万富直到同年7月6日才购买，现没有证据证明粟万富是由于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所诱而买的，粟万富持股缩水与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没有因果关系，如果由纵横国际公司承担粟万富的损失将导致对粟万富以外其他股东的不公平，因为纵横国际公司的财产是全体股民的财产。纵横国际公司还认为粟万富索赔金额过高，并提供了由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两位教授分别作出的分析意见书，证明其虚假陈述对股价的影响幅度。一位教授根据其设计的计量经济模型，认为证监会认定的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对纵横国际公司股价变化的影响值为每股0.19元，民事赔偿限额应为每股0.19元；另一位教授则从会计学的角度，将纵横国际虚假陈述利润的总额除以总股本，分析认为其虚假陈述的每股收益金额为0.39元，因此该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最高限额应为每股0.39元。

但纵横国际的辩解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粟万富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在决定购买某支股票时，纵横国际公司所有已经披露的信息都应当是他在决定购买其股票时所信赖的对象，粟万富无需主张亦不用证明其购买其股票的直接原因是阅看了纵横国际公司2000年年报中的数据等内容。在虚假陈述被揭露之前，纵横国际公司股票并非正常的价格，而是受虚假陈述的影响处于一种虚高的状态，后因虚假陈述被揭露下跌，粟万富因持有该股票而产生亏损，该亏损与纵横国际虚假陈述之间有因果关系。

法院认为，上海交通大学两位教授的意见，分析了虚构利润对于股价的直接影响，并未考虑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被揭露对投资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的因素，因此，不足以证明纵横国际公司的关于赔偿限额的主张。

最后，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的相关条款，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纵横国际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粟万富所持股票的损失226.7万余元。

股票缩水是造假所致还是股市本身风险？二审法院精心计算

一审判决后，纵横国际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法院上诉。其在上诉状中认为，从2002年起，中国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整个大盘是下跌的，一审判决没有就与本案相关的股票交易“大盘因素”即系统风险作出认定，赔偿额过高。

那么，什么是系统风险？如何认定？损失怎么计算？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在全国也没有判例可以参照，二审审判法官很挠头，压力很大。 大盘下挫期间的持股损失，成为案件审理中的关键问题。“显然，把大盘剧烈下挫造成的损失都算在上市公司头上，有失公允。”审理此案的刘振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也要保护股民的合法诉求，拿出令各方都信服的依据。” 为了获取相关一手数据，审判法官仅上海证交所就派人去了4次。由于没有专门的系统管理，取得股民买入卖出的数据是要精确到分秒的，这样才能和大盘及股票板块的情况匹配，得出相关联的信息。

经过多次查证，江苏省高院查明，自粟万富于2001年7月5日、7月6日购买纵横国际公司股票至虚假陈述揭露日2002年5月30日，证券市场上上证综合指数、沪股全部A股流通股总市值、纵横国际公司所在的机械类行业A股流通股总市值这三类数据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0.17%、沪股全部A股流通股总市值下跌了27.69％、纵横国际公司所在的机械类行业A股流通股总市值下跌了26.26％。受其影响，即便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纵横国际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在上述期间亦难免有一定幅度的下跌，在确定纵横国际公司的赔偿责任时应当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

那么，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数额具体如何确定？对此，当前立法与司法解释皆无规定。在此法律背景下，经过合议庭多次合议论证，审判法官决定结合证券法规相关原则精神，认为在确定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时，不能采用单一标准，而应根据四项要素作为综合衡量系统风险的判断依据：证券市场的综合指数、流通股总市值、股票所在行业板块指数及市值数据的变动情况加以判断。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江苏省高院最终确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导致的纵横国际公司股价下跌的幅度为26%。粟万富买入纵横国际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为每股14.47元，因系统风险导致的纵横国际股价的损失为每股14.47×26%，即3.76元。至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即2002年9月25日，粟万富尚未卖出的股票数为27.02万股，应扣除系统风险所致的损失数额为27.02万股×3.76元/股，即101.5952万元。

2007年9月28日，江苏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决粟万富获赔124万多元。

截至2008年1月31日，由纵横国际公司虚假陈述引发的14起、争议总标的近400万元的民事赔偿系列案件已全部尘埃落定。

终审宣判后，诉讼双方的律师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粟万富的诉讼人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胡凌律师认为，证券市场的情况太复杂，每支股票都有自己的特性，具体到某一支股票，大盘利好消息时也会跌，而大盘下跌时却会涨，都是有可能的。此案二审判决中虽找到一个方法，来计算大盘下挫时的持股损失，但仍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纵横国际公司人南通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薛祖望认为，中国股市的不成熟因素、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波动的宏观因素、非主流媒体报道因素、庄家的人为炒作因素、股民的心理因素等等都是与虚假陈述无关的因素，属于法定免责因素，这些因素所造成的股价损失，也应当扣除。但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确实存在相当难度。他希望相关立法部门对此多多关注，以更好地保护上市公司和股民的利益。

期盼出台相关法律，科学确定计算标准

高一陈述报告篇（7）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价格决定于价值。在证券市场上挂牌交易的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其价格亦应随其价值波动。投资者对于股票价值的判断是否准确取决于其能否及时准确地获取相关信息。虚假陈述的本质特征就是误导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判断，造成股票价格异常涨落，致使投资人产生损失。

虚假陈述因其对股市价格走向的不同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诱空型虚假陈述，一类是诱多型虚假陈述。在前者，虚假陈述引导股市价格下行，表现为隐瞒利好消息，使股价应涨而未涨；或表现为假造利空消息，打压股价，使股价不应跌而跌。在后者，虚假陈述引导股市价格上行，表现为隐瞒利空消息，使股价应跌而未跌；或是假造利好消息，使股价不应涨而涨。美国1965年德克萨斯湾硫磺公司案（SEC vs. Texas Gulf Sulphur Company），德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GS）发现了丰富的铜矿和锌矿，而不予公布，是较为典型的诱空型虚假陈述；1媒体揭露的银广夏1999年度、2000年度业绩绝大部分来自造假，则是较为典型的诱多型虚假陈述2.鉴于导致股价畸高的诱多型虚假陈述较为典型且最为多见，从红光股份、大庆联谊、琼民源等等直到银广夏的假造利好，被大量揭露且为证监会查处的虚假陈述案大多为诱多型虚假陈述，我国的《证券法》对于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责任问题亦有所规定。而诱空型虚假陈述常常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种类的证券市场欺诈行为相联系，这类证券欺诈行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少有被揭露的案例，况且，《证券法》对于这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几乎没有做出规定，所以，《若干规定》将其调整对象定位于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对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不予适用。《若干规定》调整范围的局限应该只是暂时的，随着证券市场其他类型的欺诈侵权行为较多地浮出水面，随着《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若干规定》应会有相应的增补而扩大其调整范围。

无论是诱多型虚假陈述还是诱空型虚假陈述，其对市场的影响过程从虚假陈述行为做出之日始，至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被市场消化之日终，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虚假陈述使相关股票的价格偏离其真实的价值，或虚高而充满泡沫，或畸低而远离真实价值，此为虚假陈述作用阶段；第二，虚假陈述的揭示引起股市价格的异常激烈的波动，或极度缩水或大幅攀升，股票价格向其真实价值回归，此为虚假陈述消化阶段；第三，异常激烈的价格波动企稳，价格与价值良性关联，此为虚假陈述消除后的正常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由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来界定的：虚假陈述实施日、虚假陈述揭示日和虚假陈述消化日。以诱多型虚假陈述为例，其对股票价格走势产生影响的三个阶段可以用一个示意图来表示：

例图。 诱多型虚假陈述对股价影响示意图

如图，横轴表示时间，竖轴表示价格，股价曲线由A点到B点再到C点经历了向上攀升，再向下回落的过程，表现了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影响股票价格三个阶段构成的一个周期。详言之，A点为《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陈述实施日”；B点为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的时间点，即《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虚假陈述揭露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无论是揭露日或是更正日，都是“虚假陈述揭示日”，前者为媒体揭露而被揭示，后者虚假陈述行为人自己申明更正而揭示；C点为价格企稳的时间点，是为虚假陈述消化日，亦即《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由A点至B点构成虚假陈述作用阶段，其时虚报利润这类虚假陈述行为使股票价格脱离其价值呈泡沫膨胀；由B点至C点为虚假陈述消化阶段，其时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之后市场作出反应，股票价格急剧下跌，以消除虚假陈述对市场的扭曲效应；至C点，股票价格经过激烈下滑，虚假陈述对股票价值的扭曲被市场消化，泡沫被挤压干净，由C点之后，价格围绕价值正常波动而企稳，进入虚假陈述被消化之后的正常阶段。

应该强调的是，在证券实务中，不可能出现象例图这样如此规则的价格走势曲线，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条虚假陈述作用曲线不真实。任何一支股票价格走势的实际曲线，可以认为是多种因素（如大盘走势、庄家操纵以及投资者心理等等，也包括虚假陈述的因素-如果该支股票的发行人或其他责任人有虚假陈述行为的话）对该特定股票价格的影响的综合结果。换言之，从理论上说，每种因素的影响均形成一个价格曲线，将所有因素对价格的影响所形成的曲线综合在一起，就是这支股票的实际曲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虚假陈述影响股票价格的曲线抽象出来，如例图。而抽象出来的曲线所体现的虚假陈述行为对价格影响的方向，必然是这样一条轨迹，虽然这根曲线不能将虚假陈述对股价的影响加以量化，但它所表现的虚假陈述行为作用的不同阶段与相关股票价格走向之间的关系却是无庸置疑的。

二、三个时间点的确定

时间点A：虚假陈述实施日，《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表述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对于及时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规章已有较为完备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人）、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了有关信息披露法律规定的，即构成虚假陈述行为。从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看，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作为，一类是消极的沉默。如《证券法》第63条所述，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招募说明、财务情况报告、上市报告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的虚假说明、误导性陈述，是较为典型的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履行《证券法》第62条规定义务的行为以及《证券法》第63条所述的发行人（上市公司）与证券公司在公告的文件中的重大遗漏则属于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证券法》第202条所述的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的中介机构的弄虚作假的行为，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确定积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相对简单。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时，作出明确而肯定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如将年度业绩的亏损叙述为：“年度业绩盈利”，其作出该陈述的日期就是虚假陈述实施日。消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的确定则取决于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义务人披露信息的期限，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例行的信息披露如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须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公告（《证券法》第61条）非例行的信息披露如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信息，须立即公告（《证券法》第62条）。在法定期限未予公告者，即构成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法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期日即为消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需要强调的是非例行信息披露的消极虚假陈述。因为信息重大性标准的模糊性和法定期限的不确定性，使得非例行性信息消极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略显复杂。为解决信息重大性标准问题，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列举的方式对应予披露的非例行性信息做出规定。如《证券法》第62条第二款列举了可以认定为重大事件、一旦发生即须披露的十一种情况，包括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公司订立重要合同，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公司的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经理发生变动；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减资、合并、分离、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又作了较为细化的补充或调整，如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持股增减变化至2%以上时，即为应予披露的重大事件；公司进入清算破产状态，无论是自己申请破产或是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或是因其他原因导致解散。这些对于投资人决策意义重大的信息，应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披露。关于这类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均要求，这些对于投资人决策意义重大的信息应“立即”披露。所谓“立即”应从两个方面把握，其一，重大事件一经确定或确认，即在合理的期间内及时披露；其二，在披露之前，责任人对有关重大事件的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未为内幕人所利用。

时间点B：虚假陈述揭示日。“揭示” 的英文表述是“disclose”，原意是披露、公开化。虚假陈述行为的揭示无非是两种途径，或是被他人揭露，或是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行为所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披露的日期-或是被他人揭露，或是自行公告更正-即为虚假陈述揭示日。媒体、监管机构或其他局外人将上市公司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公开，是为“揭露”，对此，《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了虚假陈述揭露日：“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另外，《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虚假陈述更正日：“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

虚假陈述揭示日的确定是一个较为复杂而需要探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有关专家、机构讨论《若干规定》草案时，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虚假陈述被揭示常常有一个过程。例如，首先有媒体报道，然后有当事人自己的披露；媒体报道之后，交易所根据规则予以停牌（上市公司信息虚假的传言导致市场异常波动时，交易所得予以停牌3）；当事人若否认媒体报道，监管机关可能立案稽查；稽查若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则监管机关会做出并公布处罚决定。也有未经媒体报道，当事人自己直接更正或监管机关直接立案稽查的。媒体报道的日期、当事人自己更正的日期、交易所停牌的日期、监管机关立案稽查的日期、做出处罚决定的日期均可能被认定为揭示日。要正确认定一个揭示日，就应该进一步探究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

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不同途径的揭示，作为对于市场的警示信号，其强弱程度是有差别的。当事人自己予以披露，或监管机构作出处罚决定，其确定性高，具有最高的警示强度，因此，如果事先没有报道或传言，当事人自己公告的日期或监管机构处罚决定的日期应可认定为虚假陈述揭示日。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媒体的揭露，其缺少权威性，警示强度相对较弱；投资者应否信赖其报道或消息的透露对股票价值做出判断，有不同的看法，在理论界是存有争议的。

应该认为，媒体的揭露虽不足以成为投资人判断股票价值的确定的根据，但从信号意义上说，已具备了足够的警示强度；对于相关的报道，投资人至少应该保持警觉，谨慎决策。因此，《若干规定》认定媒体将虚假陈述行为公开报道之日，可以确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从客观上说，媒体报道揭露的警示强度，可以从市场的反应加以判断：如果市场价格有陡峭的波动，则可以认为市场得到了足够的警示信号，若否则反是。根据沪深交易所的规则，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会做停牌处理。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于媒体揭露行为的时日应否作为虚假陈述揭示日予以认定，可与相关股票是否停牌挂钩，其引起价格急剧波动导致其停牌的，则可认定媒体揭露行为的时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有意见认为，停牌并不是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有可能是市场对于媒体的报道或传言过度反应，导致价格急剧波动造成停牌，而最终证实报道或传言是不确实的，即没有虚假陈述存在，价格恢复正常。既无虚假陈述行为，又何来虚假陈述的揭示？应该看到，虚假陈述揭示日的认定，是在虚假陈述行为被确认之后，为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往前追溯的一个时点，如无虚假陈述行为，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虚假行为的揭示日的存在，亦无认定这个时日的必要，此时，媒体的报道即为虚假，其导致市场价格下跌，造成投资人损失，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没有将“导致价格异常波动”作为确定揭露日的一个条件，因为在损害赔偿案中，媒体报道导致相关股票的价格异常波动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情节，没有价格的异常波动就不会有投资人的损失，没有投资人的损失就不会形成索赔诉讼。人民法院需要审查的是，影响价格走势的媒体关于上市公司或其他责任人的虚假陈述的报道是否真实，如是，则虚假陈述行为成立，行为人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当前有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前置程序存在的前提下，人民法院的这一审查已可省略。

对于媒体揭露作为虚假陈述揭示日，还有意见表示担心，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较难确定。依据《若干规定》，其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揭露虚假陈述内容；发表于全国性媒体；首次公开揭露。如果揭露的内容并不具体、或只是形式揭露而缺少实质性内容怎么办？对于媒体的“全国性”如何认定？首次公开揭露的内容比较模糊，或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算不算？笔者要正确适用这三个要件，还是应该把握虚假陈述揭示的意义-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无论是揭露的内容还是登载的媒体，重要的是看媒体的报道是否对于证券市场具备足够的警示意义。例如，对于媒体的“全国性”不能绝对化理解，在资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一些地方传媒，如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报纸，其的消息可以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如互联网，瞬间传达至全国各地的受众。因此，若一家地方性媒体报道了某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而该揭露性的报道导致了相关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表明这一报道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则该地方媒体的揭露亦可成为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坐标。

时间点C：虚假陈述消化日。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后，市场即会做出反应。如例图，在虚假陈述使股价虚高的情况下，股价会急剧下挫，直至泡沫被挤净，价格趋于平稳。这一价格趋势达到平稳的起始日期，即为虚假陈述消化日。此时，从理论上说虚假陈述对市场的扭曲效应已经被市场所消化，股票价格趋向于真实反映其价值。虚假陈述消化日的确定，是为给投资人损失计算设立一个基准，因此，《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直接将其表述为“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亦即“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为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损失计算截止日期”。

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之后，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其欺诈效应消化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而各股的情况也完全不同，在实践中要准确认定虚假陈述消化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为在相关案件的审判中计算损失提供依据，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来确定虚假陈述消化日。从理论界的观点以及一些国家的立法例看，存在多种确定虚假陈述消化日的方法，而各种方法既有合理的可取之处，亦有各自的弊端。

方法（1）：净值法。根据经济学原理，只有在股票价格真正反映了其价值的时候，才可以认定虚假陈述造成的价格扭曲被消化。但要确定一只股票的真实价值并将其与市场价格相比较，在实务中是难以操作的；特别是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其价格不仅反映其当时的价值，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还反映了市场对股票今后升值潜力的预期；尤其是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即使没有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股票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情况亦不鲜见。所以，依据股票的真实价值确定虚假陈述消化日是不现实的。

方法（2）：实际曲线法。即根据股票价格走势的实际图形，找到虚假陈述揭示之后价格企稳的平台，以这个平台的起始点作为虚假陈述消化日。这在实务操作中难度较大，如前文所述，股票价格的实际走势受多种因素影响，难以抽象出明显的虚假陈述因素的曲线。从实际走势看，虚假陈述揭示之后，价格曲线可能在长时间内不能形成明显的平台，抑或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两个以上的价格曲线平台，难以确定一个合理的平台起始点。

方法（3）：换手率法。这是《若干规定》的起草者研究了多种已有的方法，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种新方法，即以相关股票的流通股换手率达到100%之日，为虚假陈述消化日。该种方法的思路是，换手率达到100%，表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基本上摆脱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也表明投资者在此期间完全有机会实施减损。但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虚假陈述被揭示后，股价虽急剧下跌，而交易量可能并不大，股价平稳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换手率仍未达到100%，此时似不能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对市场的影响仍未消化。

方法（4）：经验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依据其市场的情况和经验直接规定一个日期，如美国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原告所得的损害赔偿不得超过其买入价或卖出价和自改正误导性陈述或遗漏信息公开后90天内该证券的平均价之间的差额。该项规定的指导思想是，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之后的90天内，即会由市场所消化。经验法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虚假陈述消化日的确定之不易。

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若干规定》综合运用换手率法和经验法，将虚假陈述消化日确定为，自虚假陈述揭示日起，相关股票的交易量达到可流通部分的一倍之日；若投资人提起诉讼时换手率未达到100%，则以虚假陈述揭示日后的第30天为虚假陈述消化日。《若干规定》考虑以30天为期，笔者理解是因为与美国这样的大型、成熟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的股票流通量小，市场对虚假陈述行为的反应快。

三、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示日的确定对于认定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意义

根据虚假陈述实施日与虚假陈述揭示日这两个时间点确定的框架，可以认定投资人损失与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进而认定享有索赔权利的投资者。《若干规定》就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理作出规定，明确了在此类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哪些投资人的损失可以认定为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例图所示的虚假陈述作用曲线上，若投资人在虚假陈述作用阶段（AB点之间）购买股票、虚假陈述揭示日（B点）之后卖出或仍持有，其即因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高买低卖的差价损失，应享有主张赔偿的权利。简言之，虚假陈述行为在A点实施，市场即作出反应，股票价格上行，这是虚假陈述催生出的泡沫所致；亦即，股票的价格已经不再是其价值的真实反映，而是真实价值与泡沫之和，投资人在购入股票的同时，也购入了虚假陈述催生的泡沫。虚假陈述行为在B点被揭示后，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泡沫暴露而被市场挤压，很快即蒸发干净。此时投资人尚持有的股票因为附着其上的泡沫迅速蒸发而价格骤降，实际损失于是产生。在此，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备以下情形的，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高一陈述报告篇（8）

中图分类号：D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1-0072-06

近年来，有不少中国企业争取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上市，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也有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被海外投资者以种种理由诉讼，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步伐。本文分析的案子是美国法院驳回美国证券投资者新浪公司信息披露欺诈指控。对该案的分析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时注意相关的事项。

一、基本案情

原告是美国的证券投资者，他们在2004年10月26日到2005年2月7日期间(以下简称“指控时间段”)购买了新浪公司的普通股。被告是新浪公司，汪延、曹国伟、林欣禾(3人统称“自然人被告”)以及在“指控时间段”所有新浪高层。在“指控时间段”期间，被告汪延担任新浪的首席执行官，曹国伟担任首席财务官，并与林欣禾一起担任联席首席运营官。

原告主张两项诉讼理由。第一，所有的被告散布虚假的和误导性的信息，致使人为地抬高新浪普通股的价格，因而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原告特别强调，被告有意通过以下手段欺骗公众投资者：隐瞒新浪公司的岁入对算命服务的依赖程度，而这种算命服务正是当时被中国政府逐渐加强审查的服务项目；没有告知投资者新浪计费系统改变的不利影响。第二，自然人被告违反《证券交易法》第20(a)条款，原因在于他们允许向公众第一项诉讼理由中的欺骗性陈述。

被告主张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b)(6)款项，驳回原告的。

被告新浪公司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大陆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在线媒体及增值资讯娱乐服务提供商。新浪公司通过五大业务主线提供服务：(1)新浪网；(2)新浪无线，侧重于移动增值服务，(3)新浪热线；(4)新浪企业服务；(5)新浪电子商务。算命服务是新浪移动增值服务的分支业务之一。

2004年3月15日，新浪公司了2003年度Form 10-K报告。2004年10月26日，新浪公司了一份新闻稿，披露了其第三季度业绩良好。第二天，新浪公司的普通股股价升了7.10美元，以每股35.29美元收盘。2004年10月28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了涉及“外商投资电视电影产品公司”的新法规，严格禁止合作企业生产和经营涉及宣传和迷信内容的节目，该法规于2004年11月28日生效。

2004年11月9日，新浪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Form 10－Q季度报告，反映了前述新闻稿中关于第三季度财务报告。2005年2月7日，新浪名为“新浪200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报告”的新闻稿，该新闻稿披露，2005年1月下旬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通知表明，有关算命服务的移动增值服务将禁止在广播台和电视台进行。2005年2月8日，新浪普通股的价格每股下降2.96美元，接近11％的跌幅。

早在“指控时间段”之前，中国移动就开始把包括新浪在内的无线服务提供商转为一种新的计费平台――移动信息服务中心(MISC)。这种平台使得运营商能更有效地监控增值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的计费情况。在2004年10月26日新浪公布其200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之后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曹国伟说，“我们目前无法估算向MISC平台转变的确切影响……但是净利润的影响可能被其他积极因素而减轻。在2005年2月7日的电话会议中，林欣禾说中国移动实施的政策变化是“突然并完全不能预料的”。林欣禾还说，新的多媒体短信服务(MMS)计费程序可能给多媒体短信服务收入带来30％到50％的负面影响。新浪后来在其2005年8月9日的10-Q报告中承认，向移动信息服务中心的转变导致新用户的开拓变得困难，并且收费率降低。

二、法院分析

本案中，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按照目前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关于证券信息披露和证券欺诈的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

(一)关于证券欺诈诉讼的成立

美国众多的判例对证券欺诈诉讼的标准进行了解释。在法院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b)(6)款项决定驳回的时候，法院必须查明所有原告声称的重大事实都是真实的，并且所有的推断向非动议方倾斜。只有原告不能提出支持其诉讼请求并给他们以救济的证据时，法院才可以驳回。

美国的立法也对证券欺诈诉讼做出了规定。原告如果想要使诉讼在《证券交易法》第10(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下成立，必须证明，被告故意虚假陈述或遗漏重要事实，并且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遭受损害。原告必须证明：(1)被告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遗漏；(2)故意；(3)信赖；(4)因果关系；(5)损害。

(二)对原告诉讼理由的具体分析

1　有关新浪的披露义务　原告诉称，新浪公司在中国政府逐渐加强实施禁止广播和电视台播放含迷信内容广告时，负有告知投资者新浪公司的利润增长对算命服务的依赖程度。原告还声称，新浪没有充分警告投资者新浪采取移动信息服务中心计费系统将造成新浪利润的重大减少。

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不足以构成诉因，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原告的陈述没有满足详细性说明的要求。一项证券欺诈诉讼必须符合《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b)款项和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的较高的要求。第二巡回法院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b)款项作出解释，一项需要：1)详细说明原告据以主张的陈述是欺骗性的；2)详细说明陈述人；3)说明该陈述做出的时间和地点；4)解释该陈述为何是欺骗性的。类似地，《证券诉讼改革法》要求详细说明陈述是误导性的，以及这些陈述是误导性的原因。

原告声称被告没有披露重大事实，但是原告没能够明确地指出被告的陈述是如何误导的，也没能够指出被告的陈述为什么是误导性的。相反，原告提出一大批来源于自然人被告所作的公开讲话以及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作为引证，原告泛泛地解释了这些公开陈述为什么会误导原告。

原告不仅必须指出新闻稿中的陈述是虚假的和误导性的，还必须明确地论证它们为什么是虚假的和误导性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虚假和误导的。例如，原告提出汪延的评论“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增长市场”、曹国伟的陈述新浪“目前无法估算向MISC平台转变的确切影响”。这两名被告的陈述被认定为误导性是非常含糊的。此外，曹国伟的陈述“由于新浪从移动增值服务中的收入比预想

中的要好，新浪对于创记录的季度很满意”也是不可诉的，原因在于原告没能够主张：新浪没有获得一个创纪录的季度或者移动增值服务对新浪利润的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同样地，并不能认定原告所引证的其他陈述是误导性的，并且原告没能阐明特定的陈述是如何误导原告的。

(2)新浪没有披露额外信息的义务。即使原告提出更加详细的诉讼理由，新浪也不需要承担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下的责任。在判断被告的未披露行为是否可诉的时候，确立了如下规则：如果没有披露义务，在规则10b-5下，沉默并不具有误导性。某项信息并不仅仅因为可能与理性投资者相关或有利益关系，而被要求必须披露。10b-5规定，只有某项信息的披露对于使公开陈述具有非误导性是必要的时候，而这项信息被遗漏掉的时候，这种重大遗漏才是可诉的。

1)新浪公司收入对算命服务的依赖程度。原告声称，被告有义务披露利润增长的真正原因，即移动增值服务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算命服务的广告，但新浪没有履行该项披露义务。

法院认定，这些未披露的行为并不能作为基于规则10b-5提讼的基础。因为，新浪无需披露算命服务对新浪收入的影响程度，这是从公开渠道可得的信息。

原告诉讼请求中声称，是新浪负有通知投资者该公司面临的由于中国政府法规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潜在风险，而新浪没有披露上述风险。事实上，新浪在其2004年8月9日的10-Q报告和2004年11月9日的10-Q报告中，均对上述风险进行了警告。因此，原告并没能够成功主张新浪未披露上述风险。

2)新浪计费系统的转变。被告所做的关于从移动增值服务获得的利润增长和向移动信息服务中心平台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的陈述，是不可诉的。被告明确地指明，向新计费系统转变的非确定性，同时被告指出，他们并没有想要误导投资者。因此，原告没能够依据联邦证券贸易委员会规则10b-5，就新浪关于计费系统变化的陈述做出有效。

2　“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　根据“提示注意”原则，如果公司在披露前瞻性信息时伴以有意义的警戒性声明，表明该信息的前瞻性本质并指出可能导致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因素，那么法院将认为该项信启、中的不实陈述或遗漏不具有重大性，或者投资者对该信息的依赖是不合理的，从而免除公司的责任。《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也为伴以足够的警戒性声明的陈述提供了安全港。不适用本规则的例外情形有：1)在明知前瞻性信息披露是虚假的，而进行披露的；或者2)前瞻性信息披露没有如实陈述目前的事实。

(1)是否适用“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原告认为被告不适用“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他们声称被告的警戒性声明没有足够有意义，因而不能引发“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的适用。在Hunt V.Alliance North Am.Gov't Income Trust一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定，警戒性语言必须与误导原告的陈述有直接关系。据此，原告还声称被告的警戒性语言与误导原告的陈述没有直接关系。原告坚持认为，被告没有明确地警告投资者，面对中国政府对于电视台和广播台广告的法规，新浪公司存在的潜在风险。但是，实际上，新浪在2004年10月26日的新闻稿中明确地警告投资者中国具有潜在危险的法规具有不确定性。此外，新浪在2004年10-Q报告中警告投资者，新浪不能确定中国政府是否会阻止该公司继续经营移动增值服务，新浪也警告过投资者依靠移动运营商的潜在风险。鉴于新浪公司的以上陈述，原告的新浪没有披露其潜在风险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明显地，新浪不能够精确地预测存在的风险，因为它不知道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但是，考虑到新浪披露过程中的广泛的警戒性语言，新浪公司受到“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的保护。

(2)是否属于安全港条款的例外情形。原告主张，被告知道向移动信息服务中心计费系统的转变将使新浪的利润减少，属于不适用安全港条款的例外情形，因此新浪不应适用安全港条款。

但是，实际上，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不适用安全港的两种例外情形。因此，应当适用安全港条款。理由如下：新浪2005年2月7日的新闻稿及接着的电话会议，披露了计费系统变化的负面影响。并且，新浪在“集团诉讼期间”之前明确地警告投资者，新浪与中国移动的计费安排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中国移动可以对计费安排做出改变。

总之，原告没能够证明被告有关中国移动的行为做出了故意的虚假陈述。因此，被告受到“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的保护。

3　主观故意的证明　即使原告可以充分地证明被告故意地做出虚假陈述或者没能够披露重大事实，原告的仍然可以因为没能充分地证明主观故意而被驳回。

《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第9(b)款项为欺诈诉讼提高了要求：在所有主张欺诈或误解的情况下，所有欺诈或误解的详情应当被详细地说明。为了减少滥诉的发生，《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对原告主张证券欺诈增加了更多严厉的要求。《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本章下的任何私人诉讼，如果原告主张被告1)对重大事实做出虚假陈述；或者2)遗漏根据陈述做出的环境，使陈述不具有误导性的重大事实，原告必须详细说明被声称具有误导性的每个陈述，并且说明陈述具有误导性的原因。此外，在原告仅仅证明被告具有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原告可能获得金钱赔偿的诉讼中，诉讼请求主张行为或遗漏违反了本章规定时，必须详细地说明被告具有必要的心理状态的事实。

在Ganino V.Citizens Utils.Co.案中，上述被描述为欺骗、假造、诈骗的心理状态可以基于下列原因被：通过主张被告具有动机和实施欺诈的机会的事实；或者通过主张能够作为被告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的间接证据的事实。

经过以下分析可知，原告没有提供足够证明被告动机、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的事实。

(1)动机。为了充分地主张动机，原告必须详细地说明通过虚假陈述或遗漏，自然人被告可以获得的具体的好处，公司所得的一般的好处是不足够的。本案中，原告宣称包括自然人被告在内的一些公司内幕人于集团期间卖掉价值34455720美元的新浪普通股，而这些卖售股票的行为表明了故意的存在。这种非正常的出卖股票行为可以推知内幕人的动机。但是，该主张被事实反驳了。法院通过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档案进行司法认知，内幕人的交易行为与自然人被告前几年的销售行为相一致。因此，与先前的行为相比，自然人被告在集团期间的交易活动是正常的。因此，法院没有依据认定自然人被告的交易行为反映他们想要从虚假陈述新浪公司的情况中获取个人利益的意图。

(2)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同样地，也没有能够证明被告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的有利的间接证据。为了证明重大疏忽，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是“高度不合理的”，极度地违背了被告知道危险的存在或者危险相当明显以至于被告应当已经注意到的一般注意标准。本案中，新浪公司一直在向投资者说明，中国法律法规体系启动后即将带来的风险。因为没有

证据表明被告提前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或中国移动的行为，所以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具有故意的市场行为或重大疏忽。

4　信赖、损害　原告诉称，新浪普通股的市场是有效的，因为新浪公司符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条件，定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纳斯达克递交报告，并且与公众投资者保持定期的交流。原告基于对新浪的信赖，才购买了股票，最后却导致了损害。基于前述分析可知，新浪没有进行虚假陈述或对事实披露的重大遗漏，所以，原告提出自己对新浪股票市场的信赖但却发生了损害，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5　对自然人被告的诉讼　《证券交易法》第20(a)款项强调了个人的责任。由于原告没能够根据《联邦民事诉讼程序法》第l 2(b)(6)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对新浪公司提起有效的诉讼，因此更谈不上追究自然人的责任。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基于《证券交易法》第20(a)款项对个人提起的诉讼请求。

三、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原因是原告没能够证明有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第9(b)款项的要求，也没有满足《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的要求。

四、 简要评析

近年来时有发生美国证券投资者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欺诈，以逼迫中国公司化钱调解。通过对本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遭遇此类可能的滥诉时，中国公司可以利用美国的法律和判例，进行抗辩。

在美国，证券信息披露误导和证券欺诈诉讼的主要依据是l 934年《证券交易法》第l O(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Ob-5。一项证券欺诈诉讼必须符合《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b)款项和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的较高的要求。关于要求，不仅有成文法的规定，更有判例法积累的标准。每个法院在审定是否符合要求的时候，通常会在成文法的基础上行使自由裁量权，因此，法院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原告如果想要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0(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成功提起证券信息披露误导和证券欺诈诉讼，需要证明：(1)被告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遗漏；(2)故意；(3)信赖；(4)因果关系；(5)损害。在证明被告进行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之后，原告还需进一步证明原告对被告的信赖、因果关系和损害。本案中，原告没能够成功证明新浪进行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也没能够成功证明被告的主观故意，因此，证明信赖、因果关系、损害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高一陈述报告篇（9）

但是我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除在定量上应符合其基本特征外，在定性上还应符合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原理和规则是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法理依据，根据这个原理，股票价格跌幅相对大的股价转折时间点应是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是通过上市公司主动的信息披露行为传递给投资者的，虚假信息也一样通过这个渠道向投资者传递。而这些虚假信息中既有诱多的虚假陈述，也有诱空的虚假陈述。但在虚假陈述被揭露之前，投资者是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理性的投资者依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法律也理应保护那些理性的、善意地依赖了证券市场的公开信息而进行投资决策的投资者，以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和公正。

虚假信息后，投资者善意地依赖了该虚假信息，对与虚假陈述有关联的股票进行投资或交易，往往表现为股价虚高。当然，有的虚假信息是故意诱导投资者抛售股票（指诱空的虚假陈述），也导致股价虚低。一旦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自我揭露后，真实的信息被市场吸收，投资者通过频繁抛售股票以释放风险，市场将重新定位股价，表现为股价迅速下跌至其实际价值水平。

当虚假陈述被披露或自我揭露后，股价将在一定期限内从虚高回落至其实际价值水平，导致那些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高买，并在揭露日后低卖的投资者造成交易损失。而股价回落越深，即跌幅越大，则说明市场判定该虚假陈述是风险所在的认可程度就越大。通过大量抛售股票而避免风险，这是一个理性投资者应有的判断和行为。

因此，当存在股价呈下跌趋势，并且该趋势将持续一定期间（一般为一至两周），股价下跌幅度相对较深，下跌时成交量显著放大的情形时，则股价下跌趋势的生成日（或股价出现下跌的转折时间点），即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如果这种下跌趋势生成日或转折点不止一个，应当认定跌幅相对较大者为揭露日。该跌幅相对较大者即揭示了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本质特征。

以大庆联谊案为例，1999年4月21日是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四次公告中首次公告、跌幅最深、股价下跌持续时间最长、下跌时成交量相对最大的股价转折时间点，我认为这一天应当是虚假陈述揭露日。

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在虚假陈述揭露问题上共有四次公告：

第一次揭露是1999年4月21日，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公告称：“我公司因涉嫌利润虚假、募集资金使用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司现任董事长目前无法履行职责……。”这是大庆联谊公司为欺诈上市，编造虚假文件、虚假利润的行为，首次在全国范围的媒体《中国证券报》，以及其他证券信息专业网上被揭露。

根据当日K线图，从被告大庆联谊公司成交量看，1999年初至4月21日，大庆联谊股票的日成交量平均在二三千手间，而4月21日公司揭露虚假信息公告的当日，该公司股票的日成交量猛窜至一万手，甚至在4月22日达到两万多手，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交易十分频繁，成交量逐步放大，股价也由4月20日收盘价11.91元跌至第1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8.45元的谷底，这也是该股票共计42个交易日中最低的收盘价。

这些现象表明，虚假陈述被揭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券市场所吸收，投资者普遍认为大庆联谊公司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因而纷纷抛售股票以避免或减少投资风险。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的信息披露后的一段期间里大量抛售股票、释放投资风险，造成了股价大幅下跌，使大量在4月21日前后高买低卖该股票的投资者遭受了严重的亏损。因此，1999年4月21日既符合若干规定关于首次揭露在“定量上”的基本特征，也符合“定性上”的本质特征，应被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第二次揭露是1999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严肃查处证券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的新闻。

第三次揭露是2000年3月31日，证监会公布《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对大庆联谊欺诈上市，1997年年报虚增利润、募集资金未按上市公告书说明投向使用等违规事实进行处罚。

高一陈述报告篇（10）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功能:信息披露制度,又称信息公开制度,起源于1844年的英国公司法,它是指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主管机关的管理规则及证券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或向证券主管部门或自律机构提交申报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的总称。各国设计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证券发行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为证券市场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具体而言,信息披露的功能有三:执行的效力、公众反应和告知的功能。所谓执行的效力是指信息披露有助于法律的执行,尤其在对抗内幕交易上,如果内部人必须就其所持股份的变动和交易情况披露,则法律本身就可以阻止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公众反应则是指可以督促公司的管理阶层履行其应注意的义务。与本文最有关的则是告知功能,向公众告知有关投资决策的信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作用是使与公众有关的信息公开公平地传递给投资大众。

    (二)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原则:证券法明确的规定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则,即实体性原则和形式性原则1、实体性原则:(1)真实性:指发行者公开的信息资料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准确无误,不得具有任何虚假成分,不得作虚假表示,也不得以模糊不清的语言使公众对披露的信息产生误解。证券法中从几个方面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予以了制度保障。首先,发行者负有保证义务;其次,中介机构负有保证义务;第三,证券监管机关负有审核义务。真实性的标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这些事实发生在公司证券的上市发行、流通过程和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第二,披露的信息必须与发生的客观事实相一致。第三,披露的信息必须完全真实。(2)完整性:指公开的信息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存在误导性陈述,导致投资者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3)准确性:也称全面性,指发行者必须全面披露影响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必备资料,不得有重大遗漏。一方面,应公开的信息在性质上必须是重大信息,证券法上的重大信息是指能够影响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的信息;另一方面应完整公开的信息,在数量上必须能使投资者有足够的投资判断依据,这能有效地解决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4)及时性:亦称时效性,是信息的重要特征。我国证券法对定期报告有时间要求。(5)公平性:上市公司的信息应该面向所有投资人。2、形式性原则:(1)易得性:是对信息公开方式的要求,旨在公众投资者能以最简便的方式获取公司有关的公开信息。所以证券法第64条规定公开信息的有关公告该应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报刊上或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2)易解性:指发行公司公开的信息内容应易于一般投资者理解、掌握、和运用,尽量避免使用晦涩难解、冗长,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用语。

    二、信息披露制度中虚假陈述的表现及危害性

    (一)虚假陈述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根据证券发行交易程序和信息公开的阶段性,可以将虚假陈述分为:发行市场的虚假陈述与交易市场的虚假陈述。所谓证券发行市场的虚假陈述,是指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等事项做出虚假、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此种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根据上述我国禁止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法规来看,证券发行中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虚假陈述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虚假记载,是指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做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虚假记载的方式很多,尤在财务报表中经常出现。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资产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i]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我国证监会查处的一些上市公司中,出现过大量的虚假记载的情况。如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骗取上市资格,以1996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记载为盈利5,400万元。这种方式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

    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的记载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艰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如披露某项公司资产价值5000万元,而在价值评估时采取重置价值法,并非现实的价值,这种未予明确说明资产评估的方式容易使公众误以为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误导性陈述既可表现为积极的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1[1]〕在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对是否构成误导之判断,不应仅注意文件或其构成部分之字面含义,而更应注重该文件之表示对公众所可能造成的印象。

    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为贯彻完整原则,应当避免有重大遗漏。重大遗漏是一种消极的虚假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如某股份公司对其涉及的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在招股说明书上只字未提,使投资者难以了解资金投向的风险,这种行为就属于重大遗漏。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和过失,故意遗漏的称为隐瞒,过失遗漏的称为疏漏。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凡对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有影响的信息应全部公开。公开文件中应当披露的内容不以法定表格所列举的事项为限,证券发行人尤其要注意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因为对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可能被投资者期待、信赖,并以此为根据做出投资决策,而义务人往往最容易在这方面造成遗漏。此外,有些信息如果可以不披露,当义务人披露时,就要严格进行全面的披露,否则也可能因其披露信息具有误导性而导致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对虚假陈述行为予以禁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公司、证券法律法规条文中:

    (1).《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2).《证券法》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股票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5).《股票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当对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发出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已经发出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

    (二)虚假陈述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危害

    虚假陈述违反了信息披露这一基本证券法律制度,是对公开理念的背离。首先,欺诈公众投资者。投资者依赖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进行判断、投资决策,一旦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存在虚假的情况,使公众投资者无法充分的占有准确真实、有效的信息,无法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导致决策失误,遭受投资的经济损失,也会极大挫伤社会公众的投资热情。其次,在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同时,必然也会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因为,虚假陈述也是部分业绩较差的发行或上市公司借以逃避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手段,该证券公司财务行为混乱,而且证券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质量很低,它使证券市场无法发挥其优胜劣汰、调节资金流向、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功能,从而破坏了市场秩序,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第三,虚假陈述本身也对其他合法的上市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法律体现了对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平等地位的维护,它要求人人在经济利益面前都是平等主体,承担义务的同时必然享有相应的权益。由于这些披露虚假信息的短视的上市公司的存在,使得那些按照法律法规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下降,利润减少,不利于该公司的发展。

高一陈述报告篇（11）

一、法学界对真实的两种基本观点：“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标志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阶段。《规定》第十七条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规定》对虚假陈述的界定是以“客观事实”（或“客观真实”，下同）作为衡量标准的，遵循的是结果理性，即只要会计信息对重大事件的披露违背“事实真相”，就认为存在虚假陈述，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是多年来我国法学界一直坚持以“客观真实说”作为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司法人员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诉讼活动中把“客观真实说”作为指导原则的结果。“客观真实说”认为：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人们对案件的认识应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即符合客观标准的真实。当人们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了与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时就是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判断其是否符合真实的标准是看人们认识到的案件事实是否与案件的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

然而法学界另一种与“客观真实说”相对应的观点——“法律真实说”在近几年逐渐兴起，并呈后来居上之势。该学说认为：（1）所谓法律真实是指人们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或认可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法律真实虽是以客观真实为基础，是由客观真实决定的，但法律真实不同于客观真实，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法律真实是由证据证明的事实，而用证据证明是一种人的行为，所以法律真实并不完全是客观的东西，其中或多或少掺杂着人的主观因素或作用。2.法律真实是法律许可的真实，其中既包含有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也可能包含有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内容。法律真实的概念本身隐含着误差的可能性。3.法律真实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概率为基础的真实，它追求尽可能大概率的客观真实，而民事诉讼所追求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即一方的证明超过50%即可胜诉。4.法律真实是一种相对真实，即司法证明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真实。这是由人的知识的相对性和认知的有限理性所决定的。人类的知识能力具有相对性，司法证明的结果也具有相对性，只有在无限的认识过程中，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司法证明的结果才能摆脱相对性的约束，进入绝对真实的王国。5.法律真实侧重于形式真实而非实质真实。所谓形式真实是指证明活动的过程和形式符合证明的要求，是形式所表见的真实，它又可称为程序真实。实质真实和程序真实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两者缺一不可。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程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其内在的独立价值，而且这种价值的实现和保障比实质真实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在司法证明的内容确定之后，形式的合理与否，程序的正当与否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6.法律真实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任何实体法律规范都有它的立法宗旨和价值理由：即法律规范所产生的后果对谁有利？法律所要保护的客体是什么？任何实体法规都是对一定利益集团的某种需要的肯定或否定，这就是立法赋予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法律通过对利益的保护或遏制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因此法律真实是事实真实与价值判断的复合体（张继成，2003），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符合立法者正价值判断的、法律意义上的真实。7.法律真实可以有不同的等级与层次。如刑事诉讼要求的证明标准一般要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要高于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等等。就会计、审计法规而言，会计法、会计制度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要求显然要高于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对审计报告真实性的要求，因为后者允许存在合理的误差，而这种误差是缘于审计是基于对被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判断和统计抽样技术基础之上的，存在固有的审计风险。

通过对“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比较，我们认为，客观真实作为证据的一种宏观价值目标无疑是正确的，它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标准和判定证据是否充分标准的结合体，是一种哲学智慧，是司法实践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由于客观事实的性（即指过去发生的事实），司法人员的有限理性以及司法实践固有的价值属性（应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体现司法公正，体现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使客观真实说在上具有抽象性、在实践上具有笼统性、操作性差的缺陷，从而使“法律真实说”更具比较优势。因为法律真实说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法律家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征是相信法律是一个自足的有机体，通过这个有机体自身的有效动作，足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在这种思维下人们高度关注程序是否被遵循、规则是否被实施。因此，法律真实说具有理论上的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是一种经验智慧，是现实的标准。法律真实说为我们讨论和界定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标准提供了明晰的思路。

二、判断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现实标准：法律真实（2）

会计活动与司法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主要内容都是对过去事实的反映，其反映和报告都建立在一系列证据的基础上，只不过会计活动的证据表现为会计资料；两种职业都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化，但都离不开专业人员的估计和判断，因此都存在一定的人为作用的因素；会计活动和司法活动都具有价值判断属性，具有利益分配的功能，都要体现立法者的意图；会计活动和司法活动都力图追求程序的公正性，以程序公平保证和实现结果公平；两者都允许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等级证明标准，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因此，我们认为，判断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现实标准只能是法律真实，即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报告只能符合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的真实标准，追求会计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标准，也就是说，会计标准是衡量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直接依据。客观真实虽然是会计标准的直接参照系，也是会计信息生产和报告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但一般不能直接作为衡量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只有当会计标准缺失、滞后或者严重脱离现实时，才允许直接引用客观事实标准。但制定会计标准遵循的是程序理性而非结果理性，这就决定了依据这种会计标准生产和报告的会计信息，其真实性只能是相对于标准的真实性，是法律真实，而不可能是针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性，即客观真实。而《证券法》、《规定》直接以客观真实（结果理性）作为衡量会计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依据，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这一证券市场上的相对弱势群体，但这种衡量标准显然超越了现有的会计理论和实务对会计信息生产和报告的基本理念和本质要求，也超越了现有的会计理论水平和会计工作水平，对会计学过于苛求，对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人过于苛求。因此我们认为，在认定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时，应遵循法律真实原则，即主要依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标准来判断，而不能直接引用客观真实标准。

三、对会计信息虚假陈述具体形式的分析

依据《规定》第十七条，会计信息虚假陈述具体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四种形式。

1.虚假记载是指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重大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或将重大事实作不实记载，从而违背《会计法》、《证券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相关披露准则规定的法定义务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行为。虚假记载是一种积极的、作为的虚假陈述行为，其特点是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就有关事实作了公开陈述；该陈述中有不真实的成分；该虚假陈述属重大事项，可能到投资者的决策。会计报表的虚假记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虚报公司盈利，虚构投资价值；虚构成本费用利用率，夸大效率；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少报负债额度、支付承诺、财产损失，少提折旧，隐藏财务风险等。虚假记载的会计信息主要包括两大类：即描述性信息和预测性信息，前者反映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客观事实，因此判断描述性信息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行为主要应以法律真实标准——即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标准来判断；后者是对公司未来事项的反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过去的资料及现在取得的信息为基础，根据其计划和经营环境，运用科学的来推测或设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从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作的最佳估计。预测信息尽管是建立在现实事实的基础上，但不可避免地带有预测者的主观判断，因此对于预测信息是否存在虚假记载的判断标准的建立，拟借鉴美国的“安全港规则”和“忠实表达警示文字原则”，即只要预测性财务信息是基于诚信原则编制，并且编制时所采用的各种基本假设、基本原则、预测目的和范围、编制方法、基本步骤均属合理性，并对预测信息中可能存在的虚假记载作了必要警示，且一旦客观条件变化导致原先据以作出预测的合理假设、基础发生变化或不存在而使预测信息变得不真实时，已及时披露并且出具更正信息，那么即使预测信息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也不属于虚假记载行为。因此认定预测信息是否构成虚假记载，必须综合审视以下方面内容：第一，预测信息应是在对一般经营条件、经营环境、市场情况，披露义务人的生产经营条件和财务状况等进行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按照发行人正常的发展速度作出的。第二，预测的目的具有正常性，即必须是为了有助于投资者作出正确的决策。第三，假设的合理性，作为假设条件的事实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并且与预测结果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和计量上的对应性。第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满足心理确知要件，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他相关人士真实地相信和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种陈述，且披露义务人在披露时并不知晓任何未披露的可能对该项预测准确性产生重大损害的事实。第五，警示性陈述必须显著地传递实质性信息，即在显著的位置用明晰的语言揭示可能现实地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测信息严重不符的因素。因为“当一份发行文件中的预测、观点或预计伴随有意义的警示性陈述时，如果这些陈述并不影响提供给投资者文件中的信息总和，那么这些陈述不能成为证券欺诈的基础。换言之，充分的警示性语言使一项遗漏或不实陈述在法律上不具有重大性”。（3）第六，已及时履行更正先前披露的不实信息的义务。

2.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发生重大的陈述。其特点是：信息披露人公开了应予公开的事实；该信息的表述语言半真半假或在理解上有模糊歧义，或故意使用不准确的、似是而非的、不知所云的、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误寻投资者；没有全部表述事实过程，使已公开的陈述误导投资者认为是该事实的全部。误导性陈述的类型主要有：语义多解型，即对于已公开的陈述可能有多种理解和解释，而且各种理解和解释都有相应的理由作为支撑；语言难解型，即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则难以理解；半真半假型，即没有陈述事实的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以此误导投资者。

误导性陈述不同于虚假记载，它既包含真实的信息也包含虚假的信息，“犹抱琵琶半遮面”。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生的Hornsby Building Information Centre Pty Ltd.V.Sydney Building Information Centre Ltd案中，广告商声称其女主角将出场演出，而该女主角则是众所周知的大名鼎鼎的歌剧演员。但实际上出场的表演者碰巧是与大名鼎鼎的女主角同名的普通人。在该广告中，其字面含义本身并没有，只是因向人们传递了超出字面含义的信息，从而引人误解，欺骗了大众。由此澳大利亚的立法和判例都认为，在字面上真实的表示也可能构成引人误解的行为（孔祥俊，1998）。

为了正确判断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确立“使投资者误解的标准”至关重要。借鉴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在确立该标准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坚持“理性人”的标准。一般认为理性人是指会对其利益给予合理程度的谨慎照顾的人，或者在有限理性中，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主体。这一标准是相对的、具体的，即如果信息是向一个特定的群体作出的，那么理性人应该具备该群体成员的特点，比如具有该群体各方通过以往的交易和对主题的了解获得的知识。所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信息使用者（理性投资者）应是那些具有一定商业判断能力的一般投资者，这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会计报表使用者的界定是一致的。FASB（1992）认为，会计报表的信息只是“对于那些于的经济活动有合理程度的知识，而又愿意用合理的精力去信息的人士，信息（才）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首先应以“理性人”标准来衡量。第二，坚持法定标准。会计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会计语言是一种深深打上专业烙印的商业语言，对会计信息生产和报告国家有关部门均制定了详细的准则和制度，上市公司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准则制度。因此对于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只能以法定的会计标准去衡量，只有当没有法定标准作参照时，才能依据语言文字的通常意义进行判断。第三，坚持整体观察原则及比较主要部分原则（许凌艳，2002）。所谓整体观察原则是指从披露的会计信息的整体上观察是否会给人造成误导；所谓比较主要部分原则是指披露的会计信息中最醒目、引人注意的部分即主要部分信息如果存在误导性陈述，那么即使次要部分的信息是真实的，仍应认定其为误导性陈述。

3.重大遗漏，是指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某一证券的投资判断，必须依赖于对该证券发行人所公开的全部信息进行综合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披露义务人在公开信息时有重大遗漏，即使已经公开的各个信息具有个别的真实性，也会使已公开信息在总体上造成虚假性。同时，重大遗漏根据主观状态可分为过失遗漏（又称疏漏）和故意遗漏（又称隐瞒）；按照客观状态可分为部分遗漏和完全遗漏，前者是指仅公开了部分法定应披露的重大信息，美国证券法称之为半真陈述（half truths）；后者是指法定应披露的信息完全未予披露，使投资者不知有其事。在司法实践中，对完全遗漏型的虚假陈述行为比较容易判断，而半真陈述型的虚假陈述行为较难把握。如某公司拥有一亿元资产，且在财务报告中作了如实披露，但遗漏了其中的三千万元已作了担保物这一事实，这一遗漏是否属于重大遗漏，对此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主要应视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可能性大小及投资者对此问题的态度，如果主债务人财务状况良好，信誉好，能按期归还借款，那么担保人无须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者会因此认为该遗漏不会影响自己的投资决策，则该遗漏不属于重大遗漏，否则就属于重大遗漏，是虚假陈述行为。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判别公式：重大遗漏=重大事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只有当该重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或实质上发生时，该遗漏才属于重大遗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允许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一定的披露保留权和隐私空间，此种情形不属于重大遗漏。如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十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四、第九条均规定：“上市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向公布该重大事件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且不公布不会导致股票市场价格变动的，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可以不予公布”，或予以保密性披露（参见加拿大BC省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4.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不正当披露包括不及时披露和不合适披露两种形式。不及时披露是对及时性原则的违反，及时性原则要求公司应以最快的速度公开其信息，应保证公开披露的信息始终处于最新状态；不合适披露是对法定披露形式的背离，是一种形式上的违法。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正当性，相关法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期限及方式作了明确规定。第一，对于定期公开的报告，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制作完成并公开。例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与格式准则第二号》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将年度报告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将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纸上。”“公司可以将年度报告刊登在其它网站和其它报刊上，但不得早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和报刊上披露的时间。”第十三条：“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公布后，将年度报告原件或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备置于公司办公地点、证券交易所，以供股东和投资者查阅”等。第二，对于临时发生且不可预见的重大事件，法律规定应当立即披露，并在规定时间内编制书面报告向证券管理机构及证交所报告。我国《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公司在发生无法事先预测的重大事件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应当向证监会报告；同时应当按其挂牌的证交所的规定及时向其报告。公司在重大事件通告书编制完后，应当立即报送证监会10份供备案，并同时备置公司所在地、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有关证券经营机构及其网点，供公众查阅。第三，当公司在经营上没有正当理由对重大事件保密时，该重大信息应立即公开；当允许保密的重大事件已泄露，且为部分投资者掌握时，该重大信息应立即公开；如果对某重大事件规定了保密期限，该期限届满时，该重大信息应立即公开。第四，当公司已披露在外的信息，由于客观原因不再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时，法律规定公司有义务及时相关信息，修改、更正或者澄清这些信息。通过法律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持续性及时更新信息的义务，保障披露在外的信息不具有虚假性、误导性和重大遗漏。

可见，对会计信息披露作出及时性要求，是为了确保投资者的决策建立在公司最新披露的信息基础上，同时，通过对披露形式的规范，可以缩短投资者的信息收集时间，降低信息处理成本，提高投资者的决策效率。因此任何对及时性或法定披露形式的违反均属不正当披露，是虚假陈述行为。

主要

孔祥俊。1998.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

许凌艳。2002.消费者信息权的民商法保护。工商行政管理，6

张继成。2003.从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法学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