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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研究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5-21 11:28:19

新媒体研究论文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22-02

文学理论课程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同时,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其本身的理性色彩和逻辑性,又使得以感性见长的中文系学生理解起来颇费力气。鉴于此,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实践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急需改革,以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学理论的教学要求。

一、文学与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

首先,文学的危机。文学在当今的新媒体语境下,已然陷入了危机,甚而有学者直接宣称文学死了。认为经济、政治、技术全球化的力量和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的确,随着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印刷文学曾是其中一种主要途径的过往的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当下,在全世界,不论是好是坏,越来越多扮演这一文学角色的,变成了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甚而至于有的情况下,人们去阅读书籍,仅仅因为他们先看了已然由文学改编成的电影、电视。虽然印刷的书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时代正在日益取代它。这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文学的危机已然出现。

其次,文学理论的危机。面对社会转型后新的媒体环境,文学理论面临着诸多危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今天的社会生活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我们生活其中,说陌生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离惯于生活于书斋中的我们太远,我们未曾遭遇过、经历过。文学理论面对的是活生生的、鲜活的社会生活,是作家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即文学作品。而当下的文学理论显而易见无法驾驭这些,它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文艺理论学者的自我与陶醉,既不能对转型后的社会生活予以回答,也不能对转型后的文学实践予以评判,文艺理论陷入深深的危机中。

二、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当下,不仅文学与文学理论面临着危机,文艺理论的教学亦存在着诸多问题,面临困境。

(一)理论教学脱离实际

传统的教学是一种平面的知识传授模式。它只强调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灌输,不重视已经改变了新一代的感知经验和方式的新媒体环境。目前的学生大多依靠新媒体虚拟经验成长起来,他们的阅读习惯、感知方式和趣味取向很多是由新媒体环境塑造的,音乐、图片、影像、草根新闻、游戏升级、穿越小说等,是新一代新媒体公民的兴趣所在。在这种环境下,仅仅强调理论教学的传统性、理论性,而不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是不行的,需要把两者充分融合在一起。

(二)重视教学的理论性,忽视教学方法

文学理论课程内容极为丰富复杂、逻辑性与思辨性突出,许多理论内容与知识学生掌握起来较为吃力,理解起来较为困难。而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只把学生当做一个不相关的客体,无视他们的情感存在,无视他们是有自己理解力的独立个体。其实,文学理论教学应该力求挖掘学生们的潜能,关注他们的兴趣,关心他们未来的生存。这样看来,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改革还停留在课堂教学分析或教学法的革新上,缺少整体性和立体性的改革思维。如果不考虑新媒体环境因素对于学生感知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影响,任何单一维度的教学法都是不会产生真正的实践效果的。

最后,重视专业教学,忽视就业选择。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只关注是否正确地传递了理论信息与内涵,不关注学生在未来毕业之后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传统教学的评判标准就是只要把专业知识教好就行,实际上,一个学生未来更长的路是走出校门该怎么生存的问题,这才是人生第一要务。所以,文艺理论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适应社会相关能力的培养尤显重要。无论学生毕业后考研究生、公务员,担任中学教师、文秘,还是做个自由,都需要把就业的需求和日常的理论教学相结合。目前看来,我们日常的文学理论教学缺乏的正是这些。

三、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实践尝试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验中存在问题,问题中蕴涵契机。我们应该清楚经验中的问题,并根据新媒体环境这一根本现实因素展开解决问题的思路。实践的当下性、价值性、自由性和功用性,决定了文艺学实践教学设计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丰富性、自由性和新的趣味感知能力,引导其自主地融入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学现实,并保持应有反思意识和批判力。文艺理论教学要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文艺学教学与当下社会现实、文学现实及大学生的学习现实结合起来,相互融通,合理统一。

(一)注重文学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当下性

文学理论要密切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消费实际问题。新媒体环境下的文艺学实践教学,必须充分注意媒体环境对于学生感知方式和趣味取向的制约和影响,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理论的确是死的东西,但是,它必须脱离死的、僵化的刻板概念,成为一种指导文学活动与文学实践的工具,它必须也必然与当下的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话语体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中,克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僵化的教学模式,时时注意与当下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使之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理论。

(二)注重文学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历史语境

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中,更多的是强调文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与思辨性,在概念、范畴、判断、推理、逻辑中生存,并不太注重历史感。而真正的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的。今天,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特殊的语境。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一些非审美的服饰、家居、饮食、环境和广告等日常生活方式纳入到其视阈中,并带来了研究方法的转向,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研究尤其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等问题。开辟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新模式,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必然选择。传统文艺学课程教学存在师生信息源不对称、价值坐标不统一、课堂内外的热点不同步、感性理性不协调等困境。文艺理论教学利用新媒体环境这一现实因素,坚持信息同源、热点统一和知识建构的感性化,使得理论的实践性与网络信息环境充分结合,从而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理论教学的新模式。

(三)打通学科之间的关联

文艺理论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都是人,马克思说过,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决定其必然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所以,打通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势在必行。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阈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新媒体环境影响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文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成为了当务之急。融合体现在理论讲授与学生实践的紧密结合,理论是实践中的理论,实践是理论下的实践。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而且体现在课内与课外。融合是体现为学生实践与新媒体环境的契合,实践是新媒体环境中的实践,新媒体文学现实是理论实践视野中的现实。使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一体化、同步化,开放的、多元的实践内容设计以及网络资源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开发一套符合网络时代教学实际的教学模式,整合了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学平台,建立了网络答疑辅导系统,资源共享,方便学生自学、交流、提问,从而实现理论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同步化。连接好文学理论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的关系,社会实践教学内容的容量设计和课时比例分配。致力于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实践教学模块方式。使经过优化的实践教学模块,不仅包含传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还包括邀请媒体负责人参加网络座谈会,邀请专家为学生分析文学现实,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文学现实中,并加强了文学理论教学与文联、作家协会、文艺批评家、平面媒体等的联系。

总之,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应该扣紧时代的脉搏,把艰涩难懂的理论变成学生理解文学、把握生活的利器,为学生以后融入社会提供生存的手段。

参考文献:

[1][美]希利斯・米勒;秦立彦译.文学死了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2)

有“第四媒体”之称的互联网迅速崛起和普及,令全世界新闻信息传播市场格局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早在2000年,Editor&Pubhsher的研究结果就表明:大约1/3阅读在线电子新闻的用户对传统媒体失去了兴趣,电视收视率下降了35%,广播收听率下降了25%,报纸购买率下降了18%。网络媒体分流了广告、分流了读者、分流了眼球,甚至分流了信息源,那传统媒体的生产和增长空间在哪里?如何寻找到传统媒体新的“生长点”本文拟从传统媒体的新空间拓展方面做些思考。

一、网络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

1网络媒体的优势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

网络媒体进入传播领域对传统媒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媒体有着许多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传播内容上,朝着丰富性、高速化、专业化发展。

传统媒体受版面或时间的限制,对新闻信息不得不进行强制性选择,它们所能传送的信息量无疑是有限的。新媒介的信息是海量的,几乎人们能想到的内容都可以不受限制,容纳能力难以估量,同时,网络媒体在信息化工具的支持下,信息更全面、史广泛,能及时,随时史新,并瞬间传遍全球。而且,随着网络服务的成熟,网上信息将逐步专门化,有利于人们查找信息。

第二、传播方式上,信息双向交互、个人化特征日益突出。

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性较为明显的过程:一方面,受众只能在媒介提供的信息中被动地选择;另一方面,受众缺乏有效的反馈渠道来对媒介活动作出及时反应。而新媒介的电子邮件、电子论坛、电子公告板等均确充分的互动功能,这些都能为个人和非专业的组织、团体参与社会传播、接近新闻源和新闻发生地提供机会。网络媒体通过非线形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让受众在主动掌握和控制信息时,还能积极参与到信息的提俱与传递中来,充分体现出现代传媒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作用,重视“人”的价值的全新理念。

第三、传播功能上,呈现出综合性、可选择性的特色。

传统媒体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声画文并茂,但却不能用来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网络媒体则可以综合三大传统媒体的特点,集文字、声音、图形和图像于一体,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丰富多样的传播功能融合于一个系统之中,为受众提供全方位、多维的信息服务。使受众在网上可以有选择地浏览各方面的信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可以反复观看,还可以将有关内容下载到个人电脑上或者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

2传统媒体依然是传播业的主体

网络传播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给传统媒介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但至今为止,网络媒体并投有达到在传媒界独占鳌头的地位,传统媒体的主流优势地位依然牢不可破,这主蛰是传统媒体具有网络媒体缺乏而又急需的优势:

第一、从传播主体上看,传统媒体具有权威性。

在百余年的传播实践中,传统媒体形成了一整套为社会所广泛承认的行业规范、职业道德、以及吸引和联系受众的有效机制,其信息的可信性和可确认性都大大高于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状态的其它传播者。当网上出现大量虚假新闻和极端言论使受众感到无所适从时,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他们更倾向于权威的主流传统媒体。特别是重大新闻的追踪式、专题式深度报道,是一般纯商业网站所不能及的。所以,传统媒体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真实可信的权威性地位,有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与人才网络,具有品牌效应。

第二、从传播客体上看,受众的传统消费方式仍占主导地位。

受众的消费习惯方面,基于传统媒体所表现出的方便性、经济实用性与操作性,绝大多数受众仍然喜欢翻报刊、看电视、听广播。这种传统的消费方式不仅现在占主导地位,而且会长期占主导地位。即使在网络业最发达的美国也是传统媒体占据传播业的主体,比如《今日美国》报纸的网络版发行量速增的同时,其报纸发行量也不断增长。

二、传统媒体新空间的拓展策略

媒介的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一种媒介能够尽善尽美,每一种新的媒介都只是对已有媒介的补充。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兼容并进:网络媒体的发展借力传统媒体较为完备的形态、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推动下不断改进自身,走向完善,整合——成为必然趋势。

传统媒体在与网络媒体的整合中,如何接受挑战,如何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充分利用好支撑在新兴媒体背后的新技术,增加互动的成分,从而提升传统媒体的价值,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新空间,这是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传统媒体新空间的拓展面临着很多障碍:第一、媒体整合层次浅。第二、机制缺失。第三、缺乏有效的品牌营销手段。我们认为,可以有针对性地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在资源共享、资产重组的基础上,实行媒体差异化合作

在速度决定一切的网络时代里,传媒资源重组是惟一的生机。一些商业网站通过正式途径获得新闻媒体的授权,转发新闻和各类文章;作为回报,为传统媒体的网站建立镜像链接,协助媒体办网络版,合作开设专题网站等。这些合作,大大拓宽了双方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些合作毕竟还是浅层次的,真正意义上的整合应该是在资源共享、资产重组的基础上,创建一种既不同于已有的网络媒体也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全新模式的新闻媒体。千龙网和东方网的开通,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与整合的初步探索。它们的出现,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2005年11月1日,太洋网与母报《广州日报》共同策划制作了一期有关广州市区南部地区生态林保护的非事件性新闻报道。在这一期报道中,《广州日报》刊出图文综合报道。设置议程、网站,开辟论坛供网民讨论;《广州日报》邀请市民参与现场讨论,网站进行同步网络直播;《广州日报》再援引网友观点,网站整合大量相关信息。这次报网合作,可以被认为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新闻信息整合与形态的一次初步实践。实践证明,基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并不在于简单转贴和被动等待母报的新闻,而在于走出一条“新闻信息整合——信息形态转换——差异化(个性化)新闻服务”的道路,网站可以运用网络多媒体手段将母报的新闻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二次传播,从而实现扩大母报在互联网上影响力的作用。

同样,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未来的世纪里,网络媒体将仰赖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资源优势实现对新闻舆论的整合,而传统媒体也将使网络强有力的技术臂膀肋下生风,形成其独特的生存方式。

2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传统媒体“网络蝶变”力。

传统媒体在竞争过程中,存在许多制约传统媒体发展的

首先是资金规模不大,融资困难。在我国,传统媒体属于国有资产,现代企业属性不明析。因此,国内媒体难以得到大规模的融资,必须通过自己的经营积累逐步壮大。日前,国内媒体的资金来源主婴靠自己的经营积累,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金规模的不足,使得国内媒体在面对境外媒体竞争的局面下,必然底气不足,处于下风。

其次是传统的党报体系。大部分报业集团的党报的经营状况处于一般水平,对整个集团的经营贡献比重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内媒体集团的发展速度减慢了,因此,大力拓展党报的经营空间和加强党报的经营能力,应是题中之义。

所以,传统媒体要完成网络“蝶变”,除了融资以下,更重要的是要同时完成传统媒体体制上的变革。TimeWamer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成立了新媒体部门进军Internet,一开始的做法和许多传统媒体没两样——建立自己的新网站“pathfinder”,把旗下杂志的内容全搬上网络,希望读者在此即可找到所有需要的资料,结果读者把自己最爱的媒体定成“书签”后,就把“pathfinder”抛到脑后了。4年后不得不关闭网站,旗下杂志成了各自独立的网站,终于无法顺利成为TimeWamer期待中的“终点站”。TimeWarner的失败证明,商业化网站与单纯报刊网络版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旧媒体直接上网是无法达到“网络蝶变”的,只有引入市场机制,传统媒体才能增强其“蝶变”力。

3注重品牌建设和营销,提升传统媒体的竞争力。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3)

社会需要监督,但单一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对于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难以奏效,联合监督就应运而生了。在联合监督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进入使联合监督更加有力,也使联合监督本身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新闻监督与联合监督的关系,不断提高新闻媒体参与联合监督的能力,防止联合监督中的“出轨”行为,真正实现合理、合法及有效的“联合监督”,是新闻界以及社会监督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联合监督的必要性

单一监督的力度和广度的有限性是我们求助于联合监督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从社会管理和发展成本的角度看,还有“社会资源优化利用”的问题,联合监督在很多情况下相比于单一监督可以减少社会监督的成本。而从“权力与监督的关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权力既可以支持监督,也可以限制和妨碍监督。联合监督对于权力滥用的监督往往更为有力,更加安全。实践中,在社会严格的政法体制下,也给予了联合监督相当大的运用空间。陈力丹先生曾言及“我国的新闻媒体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政治为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需要向社会的其他机构(包括新闻媒体)“借力”,政治权力有时需要延及新闻媒体,在政策和法律管理方面,联合监督是有其合法性的。事实上,在西方许多国家,政治权力和媒体权利的联合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如在打击严重犯罪、恐怖犯罪以及惩治权力犯罪、名人犯罪等这些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犯罪方面,美国更加重视实施联合监督,更加重视新闻媒体的参与;在法国,以总理为核心的全国性的监督网络中既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权力机构,也有新闻媒体的参与,这极大限度地防止了新闻媒体与国家其他公权机构的不当合谋和出轨行为,增强了有新闻媒体参与的联合监督的实际效果;在日本全国“协商制”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使其联合监督不仅经常有新闻媒体的参与,而且还具有灵活性、沟通性、可鉴性的特点,极大地减少了联合监督的负作用。例如在“田中角荣案”中,如果没有新闻媒体艰苦、细致的调查,此案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同样,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配合,如对媒体就有关原始凭证、公司档案、大宅文库、政府秘密文件等材料调阅的默许,恐怕也难以形成货真价实的《田中角荣研究》。可见,对于政治腐败的揭露往往更需要联合监督,需要新闻媒体的参与。

总之,在社会监督方面,新闻媒体如同社会立法、行政、司法一样,也是一种公权力,它同其他社会公权力一起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施联合监督,这样的联合监督并不为宪法所禁止,是宪法“默认”的权力。

二、联合监督的基本原则

合法的联合监督是受保护的,但要真正实施有效的联合监督,还应遵循必要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

1、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是实施联合监督时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联合监督的指向是关乎公共利益的重要事项,联合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我们不允许联合监督中的有关成员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而根据“议程设置理论”,联合监督的资源(包括媒体资源)有限,这也决定了联合监督的重点和主要任务要放到监督重要的社会事项上来。所以,无论从监督的目的还是监督的可行性、实效性等方面,联合监督都要有规可循,都要恪守公共利益至上这一铁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联合监督各方利益的协调、监督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才能更好地进行。关于治理的措施,笔者认为明确联合监督的责任分工、确立联合监督的协调制度、实行连带责任制度和事后适当公开制度等,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上述不良现象。另外,在法律上确认公民对联合监督中出现违法行为以公诉的权利,也是预防此类现象的重要措施。

2、价值平衡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确立后,联合监督中的“价值平衡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联合监督中可能涉及到多种公共利益,这就需要进行适当地平衡才行。如2001年“9·1大劫案”中,常德市公安机关为尽快抓获在逃犯,在新闻媒体上放出风去说在逃犯已逃往广东(其实警方已获取逃犯现在重庆的确切情报),以此为“烟幕”来稳住犯罪人,以便就地擒获。这样的做法被许多人所理解。但究其实质,却存在着新闻自由权与行政执法权之间的冲突。因为新闻媒体若经常听从或屈从于行政而制造假新闻,那么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就会受到损害,而真实性原则作为新闻传播的重要原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坚守的,在具体操作中既要有相关的约束制度,还要探讨出协调二者利益冲突的具体解决方法。像本案例中,该假消息,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公安机关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之;(2)这样的解决办法代价最小、最有效;(3)媒体所刊发的消息以能解决问题为限;(4)问题解决后,公安机关要协同媒体在原媒体的显著位置上进行澄清、更正。

以上谈的是监督的平衡,另外还应注意监督各主体利益的平衡。

3、信息透明原则

任何联合监督最终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有些联合监督的内容可能有保密的需要,但是世界上没有永远保密的公共秘密,联合监督的结果要真实,最终都应公开、透明。只有公开、透明,才能保证联合监督的质量。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实施联合监督的重要性,从政策上对联合监督的实施和公开给予支持。其中有人大与媒体的配合,也有监督线索共享的,这都扩大了社会监督的视野,丰富了社会监督的手段。如2005年5月,成都市检察院就出台了一项名为《受理新闻单位案件线索实施办法》的规定,鼓励新闻媒体将贪污、受贿、渎职等犯罪线索交与检察院,以提高办案效率。乌鲁木齐市对联合监督的公开也给予高度重视,市政府办公厅曾专门下发了《关于乌鲁木齐市人民广播电台办好(市民热线)节目的通知》,要求对来电实事求是、迅速地予以答复,对普遍性的问题,可通过热线公开,这体现了政府对新闻监督与社会监督联动、公开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三、联合监督应注意的问题

联合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方式,其价值不容忽视,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加以注意:

1、监督成本问题

联合监督中所利用的资源大多是公共资源,所以,联合监督所产生的成本是由国家和社会来买单的。但无端浪费公共资源的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不应由国家和社会来买单。现实中,监督部门缺乏降低监督成本的动力,一个案子下来到底需要多少支出在事先和事后都没有预计和评估,结果自然是浪费了人力、物力,有不少的民事追偿案甚至出现差旅费大大超过追偿额的情况,所以,对于监督(执法)成本的监督应加以重视,也是以前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对于监督成本的监督,首先应分清各监督主体的职能、责任和义务,加强市场成本调查,加强财务审计工作,引入广泛的社会监督,使联合监督的成本真正处于社会舆论监督之下。

2、利益耦合问题

联合监督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联合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耦合问题,这里所说的利益耦合是指联合监督各主体之间无原则地趋利避害而影响联合监督效果的配合行为。这些配合行为表现形式多样,严重侵蚀着联合监督的形象。联合监督中的利益耦合还表现为监督缺位和监督的不到位,还有监督中不乏其数的“和稀泥”现象。这些行为也都危害着联合监督,危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加以监督和治理。

3、联合监督的责任划分问题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4)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论。我国“非典”和“汶川地震”两个典型事件对信息报道所产生的不同社会反响充分反映了在全社会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政府部门的媒介素养教育

传播就是管理,学会传播,才能成为有效的管理者。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如果人为地阻碍信息流动,其结果往往会增加它的无序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引发社会问题。“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报道这种重大的疫情,不等于疫情就不传播了,相反还造成了疫情和恐惧的同时蔓延。后期政府介入,进行公开报道后,人们在政府的动员下,才有序地开展防疫工作,并杜绝了流言蔓延。其实,维护百姓的知情权,及时报道突发性事件。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是政府应对非常时期工作重要的一环。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面对灾难性事件,政府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既要安置灾民、组织救灾抗灾和灾后重建,还要维护社会稳定和轶序。在这种非常情况下政府更需要通过权威信息来妥善处理和设法协调其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1.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正确处理好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应该负责任的处理突发事故,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披露的信息可信度要高。政府部门是新闻媒体可靠的信息来源,新闻媒体是政府部门信息的渠道。政府部门要重视媒体在信息收集方面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提升自身的公信力。2003年“非典”流行的前半期,有关政府部门对疫情信息传播处理失当,直到一个月后才确立SARS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导致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采取信息公开制度。面对灾难快速反应、积极有效救援,让国家形象、军队品质、民族意志等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深刻的报道出来,使政府的公倩力得到一次质的提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赢得世界的尊重。大多数突发事件“后果消极”,因此。主管部门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封锁新闻,“待原因查明后再报道”就可能错过报道的最佳时机甚至造成不良后果。事实上,从传播效果来讲,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开展危机公关,尽量快速、准确、全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服务公众的形象。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及时、准确的信息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通过大众媒体及时危机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稳定人心。要主动研究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提前制定应对的信息通报措施,建立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将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还要在保证内部信息畅通的同时,制定一个引导媒体面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的可行性战略,实现不同信息部门的协同和联动。

2.加强信息公开掌握信息流动的规律

汶川大地震发生正值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不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新闻报道信息公开度、透明度是前所未有的。事实证明,这样真实的再现并没有带来恐慌,相反它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知晓灾区同胞的痛苦,感受生命的意义与相守的重要。传播学研究证明,当大的灾难如地震突发时,除了及时抢救伤员和防范疫病流行、山洪暴发等次生自然灾害外,还得防止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等“社会次生灾害”。这是因为灾难发生时,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心理也必然遭到重创,一般民众由于对灾难发生的时问、地点、程度、影响、伤亡情况不甚了解,也颇为关注与猜测。这时,主流的社会传播系统如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信息渠道闭塞或人为地控制信息,那么非常态渠道传播的流言就会大行其道,加剧社会恐慌,诱发非常态社会的集合现象,造成骚乱、恐慌,甚至引发严重的事件。如2003年“非典”初期信息处理失当,流言四起,引起公众恐慌及对政府的不信任等,教训深刻。实践证明,只有信息公开,才能最有效地减少社会次生灾害造成的不利影响,稳定人心,安定局势,科学合理地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共渡难关。

流言、谣言止于公开。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若不及时信息,通报情况,就会使人们对情况不明随意想象,使谣言的传播有空间,给媒体的炒作留空间。如果政府及时真实信息,这些想象、谣言、炒作都会没有空间。“非典”流行前期,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封闭,大众传播渠道关闭,使人际传播的渠道如口头传播、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甚至QQ聊天就肆意流行。流言的泛滥源于权威信息的匮乏导致不确定度无法消除,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在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中不能获取,就会转向人际传播通道寻求答案。对于流肓的控制,普遍被认可的有效措施是,建立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最快速度地抢在流言前面最大化的公开信息,建立对流言的预警与防范机制。汶川地震的报道,信息公开程度前所未有,媒体谱写了感人肺腑的“灾难新闻”,全国人民都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热诚,目睹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爱民情怀,如此大灾,没有流言盛行,也没有任何社会动荡。由此可见,信息公开更能维护社会稳定。“非典”时期流言曾经给政府形象带来负面影响,而汶川地震。由于媒体公开、透明、及时报道,真相始终跑在前面,针对种种传言,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站及时信息,使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真实信息,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情绪。稳定了人心。同时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得以快速提升,民众及时得到而且信任主流媒体的信息,对击破谣言、避免社会恐慌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高效完成职责,取得了全社会高度信任。

3.正确舆论引导是政府部门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中,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可以起到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功能,引导各阶层统一认识,明确应对危机面临的困难和应该采取的措施,迅速集结力量,有效开展救助,形成有利于政府妥善、高效处理突发事件,化危机为转机的良好舆论氛围。

危机结束后,政府和媒体危机全程信息中,对危机的原因、背景以及应对的经验、教训等及时进行总结,告知公众,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危机规避和防范意识,降低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风险。例如抗击“非典”期问,政府对SARS的传播途径及防治措施的介绍,对公众所疑惑问题的及时解答,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增强了抗击“非典”的信心。也为以后有效防治卫生疾病等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民众容易产生惊慌、恐惧的不安心理,媒体有责任通过具体的报道让民众重新认识现状。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于向社会提供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舆论形成中只是个材料供应者和意见反映者,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它更是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者。如汶川地震发生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报道了政府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的抗震救灾工作部署,特别是电视、网络媒体的24小时滚动直播,激发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勇气。许多媒体设置了“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社会所有关注此次灾情的民众提供最新的消息,一是为紧张进行的抗震救灾工作创造众志成城的社会氛围;二是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发动社会力量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政府。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各方的信息汇总、梳理,通报事件的状况。分析事件发展的方向,这种认知的权威性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在突发事件中,政府迅速协调组织媒体报道口径,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形成主流社会舆论,发挥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功能。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当年“非典”时期,当广州市政府、广东省卫生厅于2月11日召开新闻会时,主流媒体及时打开信息传播渠道,全面报道事态真像,谣言在短时间内消失,政府“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后,市民宽心,市面抢购风立刻平息。

二、新闻媒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灾难发生时,民众最想知道的还是现场一线的情况、听到灾区人民们最真实的声音。提高新闻媒体的媒介素养,可以迅速完善传媒运作机制,及时权威信息,杜绝流言的形成。在常态社会下,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舆论监督等。而在发生公共危机的非常时期,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则细化为预警、沟通、参与等等。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危机受害者及危机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的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及全方位的报道,对引导舆论、维系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防范、化解公共危机处在关键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1.明确媒体功能,认清媒体职责

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中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监视社会环境和适应社会环境等功能。监视社会环境,指媒体时刻注视环境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信息,使人们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施拉姆曾称传播的这种功能为“社会雷达”。“非典”前期。在最需要信息的时候,新闻媒体却保持着沉默,这是新闻媒体在传播中的失职。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协调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使之针对公共危机达成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共识。新闻媒体不仅要很好履行“社会雷达”的功能向人们及时准确地报告发生了什么事件,而且要向公众释疑解惑,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负责任的分析、解释、评判,引导舆论,协调各方,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媒体一系列的密集报道和动员组织,一方面,激发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心,缓解受害者心理上孤立无援的情绪和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为有效地解决危机奠定一定的精神与物质基础。另方面,公众注意力被高度集中在对政府的期望之中,政府把各种抗灾救灾的决策变成所有人的共同行动,达到消除误解、共渡难关的效果。

危机事件爆发后,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真相,由于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公信力、权威性,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期望值相当高,准确、真实、及时的报道是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汶川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积极面对,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披露和解读,将新收集的信息如死亡人数、卫生防疫、救灾物资发放等及时公布,保证信息顺利流通和反馈,杜绝了不实信息的出现。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的同时也有效缓解社会恐慌,避免谣言、小道消息的传播,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缓解的正确方向上来。尤其是媒体及时报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深入危机中心地带,指导抗震救灾,慰问、看望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对于政府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鼓舞救灾抢险士气起到积极作用。向公众展示了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态度、立场,传递党和国家领导人果断、坚毅、亲民和勇于担当的形象,营造了全社会团结一心抗震救灾的良好氛围。与“非典”时相比,汶川地震的报道不仅使中国政府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还使中国媒体也受到了世界同行的赞扬。

2.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强烈的责任意识是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对自己职业负责,更是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要观察社会,思考现实,记录社会的进程,推动社会的前进。其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于一般的使命,必须培养强烈的新闻意识,百折不挠的毅力,以满腔热情、百倍艰辛、严格自律争取报道的成功。

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传播者在履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在长期的新闻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阶级性、社会性、实践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等特点,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社会信誉的保证。在新闻传播中没有高度的职业规范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准,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必然会缺乏社会公信力,最终会遭到社会的淘汰。可见,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个人操守,对新闻报道活动具有重要影响。“非典”事件发生在春节大假后期,待大家返回工作岗位时,病毒流行的传言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大肆传播,媒体才开始关注此事。由此看出,我们的媒体记者还没有树立强烈的职业意识,将新闻工作看作与其它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在关键时刻,春节大假照样休假,而“随时随地处于工作状态”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这表明我们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存在一定的媒介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缺失现象。

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新闻传播者,绝对不会在新闻采写中违反新闻传播规律带有个人成见地吹嘘或贬低,也不会未经验证审核就跟风转载。他们会抵制各种欲望的诱惑履行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形成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通过报道、评论等来引导公众舆论,主动在媒体与社会、传播者与大众之间建立一个和谐关系。暨南大学范以锦教授在评价汶川地震报道时说:这次报道实现了媒体对灾难报道的重大突破,巨大的灾难之后,我们看到了难得的新闻开放,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大规模记者群云集。从未有过的视觉版面和详尽的灾难及抗灾报道。让我们感受到了新闻开放与记者使命感的结合,我们的记者不仅表现出新闻理想和抱负,而且非常理性。他们把民族的悲欢作为自己的悲欢,把比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让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都凝聚得如此紧密,媒体功不可没。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所蕴含的是新闻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又驱使着大批新闻工作者,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毅然走到了抗震救灾的最前沿,到第一现场、争第一时间、抢第一新闻,用及时、准确和全面的信息,压缩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空间。消解群众的恐慌心理,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三、受众的媒介素养普及教育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5)

地铁剧在公共交通空间里聚集了较多的人群与注意力,在循环播放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广告效应层面的持续影响。而由于操作上的一定困难和新媒体剧广告投放商的产品定位宣传考虑,特定场所室内视听媒体的新媒体剧尚不多见,而户外大屏幕电视因为过于嘈杂的室外环境,仍未用于新媒体剧的大规模播放。不过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备和视听播放平台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这种情况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网络剧、手机剧、公共视听载体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常常是同步进行,彼此渗透。而内容共享、平台多样、追求扩大影响,正是新媒体剧投放的主要特征。

制作力量多元:分营与交叉

新媒体剧拥有多元化的制作力量,既有视频公司的全程参与,又有来自电视台的竞争合作,还有草根大众的积极介入,网状化的制作生态格局是不可回避的生产态势。

1.两分天下:业界自制与草根自制。新媒体剧产生伊始,其草根特质令人兴奋不已。“无论你是谁,均可参与”,这样的宣传理念正是其大众化、草根化特质的体现。然而在草根参与的同时,业界参与更为稳健有力。综观目前实现广泛影响的网络剧《钱多多嫁人记》、《嘻哈四重奏》、《欢迎爱光临》等,无一不是由业界投资制作完成的。个人参与的障碍不是平台本身(因为Web2.0时代的特质意味着大众尽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博取关注),而是在其他方面:第一,资金的投入。尽管新媒体剧较以往传统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投入规模已经大大减少,然而这一趋势并不绝对化。短时长不一定就是低投入。网络剧刚出现的前几年,一集的制作费用仅仅几万元,而现在有很多视频网站自制剧已经开始往几十万元和更高的制作门槛迈进。视频网站拥有自身融资实力、前期广告投入、视频播放收费等多渠道的资金基础,使网络剧实现大制作具备了现实可能。第二,业界的资源整合和同步经营趋势。2010年之前,来自原创层面的竞争相对严重。那些迫切想从购买传统电视剧版权的高额花费中挣脱出来的视频网站,又一头扎进了竞相提高自制剧制作成本赚取宣传噱头的泥潭。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像华扬联众这样愿意充当“第三方”的互联网广告公司已经出现,其任务便是整合网络剧制作力量,实现资源共享,由多家视频网站联合投资,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同步发行,共同分成。2012年3月,优酷网和土豆网宣布合并,对无论是经营、营销还是内容定位等层面都高度趋同的两家视频公司而言,合并的确是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另外,在视频网站创立之初就存在的草根自制网络剧并未消失,它正在被整合进业界制作格局。以网络剧《大学生同居的事儿》为例。最初,大学生周林只是和几个同学制作了用DV拍摄的短片,结果上传网络之后反响火爆。随后,这些年轻人和电视台、网络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专门从事网络剧制作。近几年,各大视频网站始终处在发掘网络视频制作人才的“猎头”状态之中,关注人气高的网友自制视频,洽谈合作计划。像土豆网“橙色盒子”计划中的“6号仓库”规划便宣称“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新媒体剧制作层面,草根是被作为创意、人才资源储备来对待的。当草根成为业界的一部分,那些原本远离制作的“散兵游勇”会迅速被整合进影视市场的洪流之中,瓦解掉曾经的身份,为主流的影视制作提供新鲜血液。

2.双向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的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在新媒体剧生产层面正在深度合作。网络媒体打造自制剧试图逐渐培育自身独立的内容能力,电视台则力图保证自己的收视率,继续吸引大众关注,于是一些“视网联动”的新媒体剧应运而生。如今,许多新媒体剧实现了从新媒体平台逆流到电视平台播放(如凤凰网的《Y.E.A.H》);或者由电视平台播放转向网络版和手机版的制作(如《爱情公寓》);也有电视平台和新媒体平台深度合作、联合制作并实现了电视+新媒体多平台播出的情况。2009年,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与新浪网合作完成新媒体剧《因为•爱》,试图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赢。2010年,优酷网整合网络剧、网络综艺节目推出“恋爱季”的主题活动,联合安徽卫视和湖南卫视,互为补充,同时推出。以上尝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像《因为•爱》便一举实现平均3.8%的电视收视率和新浪网单日点击量过万的双丰收。2011年5月初,《钱多多嫁人记》登陆数字电视频道,在全国20余家省市电视台播放。同年6月,搜狐视频多部自制剧登陆CMMB,成为手机电视的内容提供商。而土豆网则将合作的目标延伸到了中国台湾地区。2011年9月,土豆网与台北中视传媒签订长期策略合作意向书,其自制偶像剧《爱啊哎呀,我愿意》在开拍时便瞄准了台湾地区的电视播出平台。2011年10月,旅游卫视开办《网剧来了》栏目,开播内容选用《钱多多嫁人记》、《疯狂办公室》等剧集。该栏目的创立代表着电视台求新突破,试图以网络剧内容竞争频道收视率的愿望。电视台和网络拥有各自受众群体,二者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节目的覆盖面,聚集拥有不同收视习惯的观众,将节目的多次传播嵌合于多个平台,优化视频资源配置。影视剧集的播放平台并不仅仅是竞争的关系,电视台和新媒体之间既有原来的影视内容买卖,也有目前的平台合作。在未来,电视台和网络、手机、公共视听载体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有望看到全媒体播放的深度跨界作品。

目前的网络剧大多由视频网和影视公司策划制作,但是电视台传统电视剧制作播放的龙头地位仍未改变,它与视频网站的合作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深化。国外的情况大致相似。美国三大商业广播公司之一的NBC便积极打造自己的网站,在建立数字平台的同时还与AOL、Myspace、MSN等网络门户合作,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节目内容。维亚康姆旗下的MTV网站上专门提供用户原创视频,实践视频门户功能。国内电视台近年来几乎都成立了自己的专属网站,提供电视频道节目的部分内容。电视台自身的网页具备了与电视台实体勾连的品牌实力、电视节目内容优势、资金技术和版权优势,然而这些优势同时又是双刃剑。电视台的品牌实力和电视节目优势会让大部分希望看到创新、即时、富有创意的视频的观众敬而远之,而视频网站的草根定位、原创内容和品牌形象往往更能吸引网民。尽管电视媒体的专属网页同样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但是一方面出于电视台的自身定位和制作特点,另一方面出于既有体制下的惰性思维,目前电视台网页仍主要承担着电视节目内容吹鼓手的功能,缺乏网页内容的独立原创制作。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台目前已经开始重视网络剧的发掘,购买一些热门网络剧在电视频道播放,将其整合进电视节目的范围之内。此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络电视已经形成规模。这其中包括:人民网、新华网视频业务和由各级电视台开办的视频网站;由商业门户网站开设的视频业务,如搜狐视频等;由商业垂直网站如优酷土豆网、PPTV等提供的电视节目回看或在线播放等。在这样“三分天下”的网络电视阵营中,新媒体剧正在成为网络电视节目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静态观看到双向互动:互动剧

依托于Web2.0的交互特质,新媒体剧具备鲜明的互动性叙事文本特点,不再是静态的被动观看,而是主动选择的点播行为,打破了传统电视剧的单向观看模式。在网络通畅的条件下,用户可以选择任何网络剧,不限次数,从片头、片尾或者片中任何位置开始观看。在博客、微博、手机互动平台的支持下,观众可以即时发表评论并交换看法,也可与投资方提供的信息交流碰撞,甚至和原创团队、明星演员进行交流。2008年,由凤凰网策划推出的网络剧《Y.E.A.H》中,采用了由观众选择决定剧情走向的模式。《Y.E.A.H》每周播出5集,新一周的剧情由上周周末观众投票结果决定。摄制组预先摄制了多种剧情发展模式并提前拍摄完成,根据观众投票来选择具体播出内容。网友在掌控剧情的中持续关注该剧,一度表现出了巨大的参与热情和澎湃的原创能力。2008年至2009年,香港林氏兄弟制作的两部互动剧《电车男追女记》和《宅男最后的120个小时》先后推出,剧中广泛采取“A或B”的选择方式,以便由网友掌控剧情,推出后引发了广大网民参与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国内新媒体剧在这方面的尝试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索。比如,观众的创造一旦超出原有构想的框架范围该如何解决?观众除了“选择选项”之外是否还可以实现更加随意化的即时性创作?技术层面是否可以实现类似游戏叙事的多空间、多线索并存?此外,新媒体剧的互动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6)

随着媒体的跨媒体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融合的趋势不断深化,要求记者在报道的时候采取多媒体报道手段,有人就此提出,同时完成文字、录音、摄影和摄像等多媒体报道任务将是对未来记者的要求。

新闻媒介的这种变化,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信息日益提高的需求。在网络时代,单一形式的新闻信息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整合不同种类媒介的新样式——多媒体新闻广受欢迎,并将成为“新世纪新闻的主流传播模式,也将成为新闻媒体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人们常常有这样的误区,认为多媒体新闻等同于网络新闻。诚然,多媒体新闻更多的是出现于网络环境当中,或者说现阶段的多媒体新闻是以网络作为主要与阅听平台的,但多媒体新闻绝非网络新闻这么简单。本文将从多媒体新闻的定义、特性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对多媒体新闻的编辑进行探讨,并提出嵌入式多媒体新闻的概念。

一、什么是多媒体新闻

提起多媒体新闻,人们难免会将其与图片新闻、音频新闻、视频新闻,甚至动画新闻等媒体新闻表达形式联系起来。多媒体新闻包括上述新闻形式,但不仅仅是这些新闻形式的简单相加。

在此,我们又必要首先来廓清多媒体新闻的定义与内涵。

国内学界有关多媒体新闻的定义不少,但多数只是表述方式的区别,在内涵上没有本质的不同,本文采用孙宝传教授有关多媒体新闻的定义。孙宝传撰文认为,广义的多媒体新闻,是指能在网络上传送的、经数字技术处理的、用两种以上媒体形态同时地、统一地表达的新闻。狭义的多媒体新闻,必须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在网络上的传播功能,以区别于用CD—ROM等形式储存与播放的电子信息产品;二是具有多种媒体形式的有机“融合”的功能,以区别于将几种媒体形式简单“拼凑”而成的“拼盘”新闻;三是要具有一定的交互功能,以区别于受众只能被动接收的传统媒体模式。

根据多媒体新闻的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多媒体新闻的基本特性。基于网络平台的多媒体新闻,具有网络新闻的最基本属性,但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将多媒体新闻的特点归结为融合、链接、交互、共享,笔者认为,将多媒体新闻与其他网络新闻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是“融合”。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网络传播的特点。

网络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表现出大家普遍承认网络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交互性、海量性、多媒体、即时性、个人化、超文本、共享性等。基于这一论述,我们认为,多媒体新闻的最本质特征是融合。

“融合”不是“凑合”,一字之差,却道破了多媒体新闻的“天机”。《网络新闻导论》一书的作者罗兰·德·沃尔克指出,多媒体手段不应该是砖块,而应该是水泥。也就是说,在多媒体新闻中,多媒体手段应该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一起。

“多媒体报道不同于你以前采访、编辑与制作国的任何报道。一开始,你必须考虑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会怎么做这个报道,但随后又要把这些媒体的做法抛在一边。你必须用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观念来设计自己的报道。”罗兰·德·沃尔克的这段话,清楚表明了这样一个概念,即多媒体新闻并非传统媒体报道的简单相加,不是一道新媒体“拼盘”,而是不同新闻样式的有机融合。

所谓“融合”,就是根据新闻内容,调动不同新闻形式的优势,加以有机配合和互补,比如,浏览新闻图片时配以画外音,观看视频新闻时跟进文字报道等,更充分调动受众的五官感觉能力,以达到生动形象、真实可信的新闻效果。

二、多媒体新闻的样式

“一个多媒体报道,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仅仅比内容提要稍稍详细一些,它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故事梗概,以便让受众决定他是否还想了解更多;第二层,主要将梗概层的内容展开;第三层,允许受众深入到报道中,并可以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更多有深度的信息。”

按照罗兰·德·沃尔克对多媒体新闻样式的这一界定,我们可以设想这样来报道今年春运期间发生在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冰雪灾害对春运造成的巨大影响。

首先,我们给出一个新闻的由头,通过标题或内容提要、有选择的图片对这场罕见的灾害进行总括性的描述,以引起受众的关注。在这一层中,我们要提供滚动的动态信息,即时地向受众传递天气及道路、交通信息。同时,我们还得想办法让受众产生进入下一层的欲望,并通过链接提供进入下一层的人通道。比如,我们可以绘制一幅全国地图,让受众通过点击地图的相应节点进入下一层的内容。

在第二层,我们必须选取重点现场、焦点人物、主要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比如说可以安排对一对年逾六旬的老夫妇在冰天雪地里步行120公里来到广州的采访、可以安排晚点85小时终于到达广州站的列车如何历尽艰辛的、还可以安排来自**湖南、广东视察灾情的现场报道,等等。在这些报道中,除了文字外,我们可以使用图片、视频和音频。

在图片的使用上,我们可以使用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图片,包括趴窝的火车、汽车以及预告飞机航班取消、延误的告示牌,还有在风雪中的各种人物(救灾的、旅客及相关者、交通工作人员、政府人士等),这些图片的安排不能只是简单的堆砌或罗列,而应该根据图片的场景、人物、故事内容等因素,通过“推”“拉”“摇”“移”“叠”“化”等影视镜头切换的方式,用FLASH展示给受众。同时,可以配以现场声音、背景音乐等音频,以增强现场感,使受众如同身临其境。此外,还可以提供部分的救灾现场及交通现场的视频。

在第三层,我们需展开深度报道。这里我们要向受众提供完整的文本、音频、视频,可供下载,当然,还有更多的发自现场的图片。在这一层,我们还要为受众提供能引起人们深思的评论文章,同时,我们更要为受众提供互动的空间,如BBS、聊天室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救灾及部分交通中断、旅客滞留的现场进行网上直播,以满足受众更深层次的需求。当然,我们还得为受众提供离开本报道的通道,以便于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阅听。

三、嵌入式多媒体新闻样式

以上我们所展示的多媒体新闻样式比较适合突发性的新闻专题以及重大的新闻题材,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而且层次复杂、链接繁多、所占资源浩大,同时需要比现在更为先进的技术,更大的传输带宽,也并非一般的网站所能够做到的。那么,在日常的报道中如何进行多媒体样式融合、以顺应时代潮流?

笔者在此提出嵌入式的概念,以期抛砖引玉。

嵌入式概念源自于目前大多数商业网站的广告与新闻捆绑的做法。国内的一些商业网站诸如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的广告已经深入到主页、栏目、标题甚至具体的新闻页面当中。这些网站选择了一些“被点击率高”的新闻(一类是政治新闻,一类是煽情新闻)做母体,在其上捆绑广告信息。例如网易在每条新闻的正文里都捆绑了广告信息,网易的做法是在新闻正文里寻找或设置相关的字节,并将这些字节标示为不同颜色,只要鼠标在这些字节上面停留(无需点击),就会出现BANNER广告,如果受众对广告信息感兴趣,则点击这些字节就可以打开相关的链接。有学者将网易的这种广告捆绑形式称为嵌入式广告。

那么,在单篇的新闻稿件当中,我们是否也可以以类似于网易上述的方式来进行多媒体新闻的整合呢?笔者认为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以上述的有关我国遭受冰雪灾害的多媒体新闻为例进行说明。

**视察广州火车站慰问旅客

1月30日7时30分许,广州火车站。淅淅沥沥的小雨挟着寒意下个不停,广场内外候车的旅客较前两天有所减少,旅客们来来往往,铁路职工和公安、武警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整个站场内外井然有序。8时10分左右,广州火车站开往南昌的L428次列车还有10分钟就要启程了。列车11号硬座车厢里的旅客突然发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走进了车厢,并亲切地慰问即将启程回家的旅客。车厢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从车厢的这头走到车厢的那头,边走边亲切地和旅客握手,并关切地询问旅客在广州火车站的滞留情况。

**对大家说:“同志们!由于受恶劣气候的影响,湖南境内电网多处被迫中断,电力、铁路等部门正在奋力抢修!”**紧接着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能让大家在春节前回到家。”车厢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8时25分左右,L428次列车徐徐出站,**站在月台上目送列车,频频向旅客挥手道别。

这时候,工作人员递给总理一个扩音器。**左手握着扩音器对旅客们说:“最近我们国家的南部地区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使电路中断。大家回家心切,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站在总理左前侧仅约两尺的记者注意到,总理说到这里有点哽咽,脸上显得很憔悴,但眼神却很坚定,很有神。

**接着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在恢复电网,电网恢复以后铁路就可以正常运行,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每天铁路开通的车辆都在增加,我们把本职工作做好,争取让大家早一点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全场再次响起欢呼声。最后**再次提高声音对大家说:“春节到了,祝大家新春愉快,合家幸福,谢谢大家!”说完,总理再次向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随后,**沿扶手电梯而上返回候车大厅二楼。在手扶电梯上,有记者问:“我们有什么措施保障旅客回家呢?”**坚定地回答说:“第一是修复电网,电网修复了,火车就能开动了。”(选自《广州日报》2008年1月31日,此处有删节)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上面转摘的这篇新闻稿件当中设置一些字节(在上文加了下划线,以示区别),像湖南、广州、列车、火车、**说、广州火车站、电网、慰问等,受众只要将鼠标停留(无需点击)在这些字节上,就能出现相关的文子、图片(包括新闻现场漫画)、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这样就省去了受众点击链接的时间,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将受众一直锁定在当前阅听的文本上,不至于因为太多的超链接而让受众在迷宫里徘徊,同时也不会因为需要长时间等待下载多媒体文本而吓跑受众。这种多媒体新闻的表达方式需要技术的支持,比如需要有跨媒体的技术平台,要实现文字、图片、音像数据的集中存储、统一调阅、互动编辑,记者采集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像新闻稿件,按照统一分类、统一格式存入数据库,编辑根据新闻内容的主题和富有创意的策划、调用和整合数据库中的各种类型的新闻素材。

注释: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7)

(二)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为主,渐趋多元新闻传播行为和现象本身是复杂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仅仅凭借新闻学与传播学自身理论难以解释研究对象,因而,采用跨科学视野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间的共识,这一趋势也在新闻评论研究中得到了体现。首先,新世纪以来,语言学被运用于新闻评论的实务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新闻评论的标题、语感、语篇、逻辑论证功能等;其次是法学相关概念被运用于讨论新闻评论权、新闻评论侵权等问题;第三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新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社会舆论的整合能力等进行研究。此外,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思辨式定性研究在传统新闻评论研究中占绝对优势,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而所谓思辨研究是以研究者自身的逻辑思考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往的新闻评论研究成果中,90%以上的论文均采用思辨研究的方式。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新闻评论研究当中,如李秀芳对美国主流日报和中国主流英语日报言论版的实证研究、赵路平和许鑫对新浪、网易博客新闻评论的定量研究等,形成了渐趋多元的研究方法。(四)形成了以高校为主、媒体为辅的研究群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研究者主要是高校教师队伍,其次是媒体从业人员,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其中,量较多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湖北大学。从研究机构内部看,新闻评论研究已形成了以专家为核心的研究阵地,如以赵振宇、胡沈明、陈栋、邓辉林、焦俊波、顾建明等为核心的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群,以马少华、刘保全、涂光晋等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群,以及以喻季欣、谭天为主的暨南大学研究群。从整体上看,研究群体所发表的论文与分散研究者相比,质量相对较高,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对研究问题的阐释也更加深入,视角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而以媒体为主的研究群所发表的论文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

二、新闻评论研究现状的解读

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研究成果的剧增与社会转型期对新闻评论言论整合功能的需要,以及媒体的市场化竞争、新媒体对新闻评论的介入等有直接关系。

(一)社会转型期多元舆论格局的形成是推动新闻评论研究论文数量剧增的社会因素社会转型导致总体性社会分化,社会思潮呈现多元状况,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价值观,而新媒体评论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单一舆论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舆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功能,改进舆论引导形式和艺术,实现舆论整合效应,塑造社会公众舆论表达平台,成为了学界较为关注的议题。这些关注催生了新闻评论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其一,学界对如何正确认识新媒体评论现状的解释。如:有研究者对民众的网络言论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网民期待“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解决现实问题”,因此,网络评论要弘扬主流价值并不意味着掩盖矛盾和冲突,政府应正视网民意见,“谨防制度性断裂”①。顾杨丽、吴飞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表明,微博推进了“社会化互动信息生产模式”、“行进式实时移动表达模式”,实现了对碎片化信息的集聚②。其二,传统媒体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进行了评论形式和方式的调整,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学界关注。以报纸评论的研究为例,研究者较为关注时评、新闻述评、心得、体会、感言、报纸言论和记者点评等新兴的评论形式③,多种评论形式并存的状况促使新闻评论的论题结构、题材等写作技巧的变化④。在电视媒体方面,研究者集中探讨当前电视新闻评论所出现的问题、原因及应对策略⑤。此外,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受众的知识需求呈现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新闻评论作用的发挥需要面向受众,细分受众需求,通过优化信息质量、“选题要体现与受众休戚相关的现实”、“立论要着眼于受众的实际”、完善和深化“受众直接参与评论机制”等方式加强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效果⑥。

(二)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对新闻评论异质化特征的青睐是激发研究者兴趣的直接动因媒体市场化改革导致媒体间竞争加剧,而新闻评论的异质化特征使其具有可替代性小的特点,从而使得新闻评论成为受媒体青睐的重要体裁。媒体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是促使研究者对新闻评论研究兴趣与日俱增的直接原因。中国新闻媒体的管理模式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这一模式导致媒体形成与行政管理相似的科层布局,在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竞争中形成倒金字塔形的竞争格局。除了这种科层式竞争关系之外,不同媒体类型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体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以及传统媒体之间对广告资源的竞争。竞争促使跨级别、跨类型的媒体以及同一集团下的不同子媒体在进行节目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受众的接受需要,倾向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节目制作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评论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研究者对之进行解释。以党报的研究为例,随着广播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兴起,报业间同质化竞争的加剧以及受众需求日趋多元化,各大党报、机关报以及都市报竞相推出报纸言论版参与竞争,言论版的办版思路、版面结构及意见整合方式呈现多元化格局⑦。研究者主要关注党报的突围路径⑧、经济言论找准自身定位⑨、地市级党报如何在多层面竞争压力下突出地方特色等问题瑏瑠。

(三)新媒体评论与传统新闻评论的互动是激发研究者兴趣的内在因素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新媒体内容业务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新媒体评论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的舆论格局,尤其是微博评论的兴起,使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较大冲击。因此,新媒体评论本身与传统媒体评论在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及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得到学界的理论解释。同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竞争中对各自新闻评论特点的反思,促成了双方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变化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导致了研究数量的剧增。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将新媒体评论与传统媒体评论的研究置于二元对立关系中,而是置于互动的视野中。一方面,对传统媒体来说,如何应对新媒体评论的强势竞争,成为从业者和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应当提高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以“第一时间评论”为要求,利用网络形成报纸新闻评论新局面,而在与新媒体竞争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公信力的缺失”和“僵化的写作模式”①,达到“化被动为主动”、“化说教为说理”、“化生硬为生动”、“化单向为双向”、“化互动为双赢”的效果②。电视媒体应着眼于调整评论节目的类型结构,强化节目的时效性,在评论队伍建设、增强节目互动性、简化节目制作流程方面下工夫③。传统主流媒体应借鉴微创作的理念和手段,形成具有颗粒小、原生态、播发快、传播广等特征的微内容,“在微时代继续巩固话语权、抢占报道和解释的双重制高点”④。另一方面,新媒体评论对现有新闻评论研究的影响以及传统媒体参与网络业务后对新闻评论所造成的影响,成为学界着力探讨的问题。新媒体的评论实践更新了学界对新闻评论写作技巧、性质和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经营,网络新闻评论拓展了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空间,形成了网报互动和网台互动格局⑤。研究者认为,新媒体评论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将传统新闻评论纳入新媒体的传播流程,而是在评论的选题、表现形态、议程设置等方面拓宽新闻评论的研究视野。(四)多种因素助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从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研究状况来看,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新闻评论的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化: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研究者层面的普及,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操作条件。其次,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兴起对新闻评论研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研究潮流中被传播学界所采用,而新闻学本身过于注重实践经验研究的状况使其面临“新闻无学”的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新闻学研究者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新闻传播现象进行研究。第三,新闻评论的研究越来越强调针对性和精确性,这要求研究者更新研究方法,从而催生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新闻评论研究的展望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新闻评论的研究全面覆盖了新闻评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但从总体水平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研究过于微观、与实践脱节等几个方面的不足,亟须在今后研究中注重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结合。

(一)提升新闻评论整体研究水平,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实性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多数属于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新闻评论与媒体制度、社会状况等宏观因素间的关联性,过于局限于新闻评论这一研究分支的界限内。这一趋势忽视了中国新闻评论生成的具体背景,使得研究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系统性、理论化的成果不多。同时,现有研究中一般采用“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的研究模式,使得相当多的研究停留在见子打子的微观操作环节上,多讨论新闻媒体和新闻评论“应当如何”的问题,忽视了对策建议本身在中国具体媒介制度下是否可行的问题。因此,新闻评论研究应置于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整体研究,强化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实性,以增加研究的理论性和针对性,这也是新闻评论未来研究亟待注意的问题。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8)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9)

一、我国媒介批评现状

从2002年起,《新闻记者》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接着,《新闻界》《今传媒》(原为《报刊之友)))也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使媒介批评专栏出现在了新闻专业期刊上。不仅如此,网络也是媒介批评的舞台,是最活跃的媒介批评阵地。整体来说,媒介批评类文章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间。从这些专栏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介专栏议题主要分为主要议题、次要议题、涉及议题,其中主要议题包括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次要议题包括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涉及议题包括有偿新闻、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有偿采访等。

我国现阶段“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随着媒介批评的持续升温,专门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媒介批评按照传播的门类走向专业分工,也就是有针对性的、相当内行地进行批评,如电视批评、网络批评、报刊批评等。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报刊是媒介批评的主要阵地。

我国媒介批评特征明显。其一,媒介批评开始平凡化,但在专业化方面还不足;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在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深:媒介批评使媒介报道的内容更详实,提升受众对媒介公信力,体现新闻职业专业精神。

对于媒介批评机制而言,我国现有的媒介批评机制包括党政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传播媒介的自我调适机制、受众监督机制、学术舆论监督机制以及包括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价值评价在内的媒介批评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评价活动顺利进行和新闻评价理论的构建。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批评机构和体制不能对媒介活动批评中迅速应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不明确并有却为现象;媒介批评的职业化、定期化程度不够。

二、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

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理论与实践即方法论的相互促进。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从基本的领域来说,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域:一是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是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三是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

我国的媒介批评概念主要有三种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主要来自传统新闻学的思想,突出对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汪报刊审读”的语境,在当下主要与第二种语境形成勾连,对新闻审读、媒介管理、媒介监督等问题比较关注。

媒介批评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媒介批评的对象。从各论文来看,媒介批评的对象主要包括媒介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媒介行为或活动、社会等。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9-0014-04

本论文中所涉及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的研究样本是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关于多媒体学习为核心的期刊论文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为主,将知网的检索时间段定位于2005年1月至2014年5月。检索选择的学科领域涉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等,但知网中关于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段几乎没有出现。在知网中,以“多媒体学习”为篇名,共检索期刊论文186篇,硕博士论文43篇。共计样本总数为229篇。

一、多媒体学习研究历程分析

以时间发展为序,从2005至2014年的10个年度里,关于多媒体学习的论文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期刊论文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当年有6篇关于多媒体学习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是对多媒体学习理论以及理论指导的研究。国内多媒体学习一直是以国外多媒体的领军人梅耶(Mayer)的研究成果作为指导。在2008年后的6年中,多媒体学习的理论研究论文稳定,应用性研究增多,到2013年达到研究顶峰。这个时间段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反映出教育技术进步趋势下,多媒体学习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对教育应用研究的重视。从2010年到2012年,论文数量缓和,论文数量波动不算太大,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但是在研究的深度上有大的进展。

根据图1中显示的论文分布趋势,可将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发展期(2005-2008年)

《生物学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系统的设计》是我国1999年张欣最早发表的多媒体研究论文。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多媒体学习为题来介绍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系统在生物学方面的设计思想和实现。从2005年开始,多媒体学习研究步入发展期。发展前期,是对多媒体学习理论以及少量多媒体学习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为多媒体学习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发展中期,是以多媒体学习理论因素为基础,对多媒体学习教育应用的发展进行分析归纳。发展后期,是对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完善和向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加深,拓宽渠道。发展期对系统和应用的研究比较少,理论研究多。

2.成熟期(2009-2012年)

从2009年开始,国内学者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理性阶段,多媒体学习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教育应用得到快速发展。相比前期,2012年多媒体学习到了成熟期,多媒体学习应用领域有初级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等,其中尤以初等和高等教育居多。系统的理论基础、资源网站的构建、教育者素质和专业的发展、受教育者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发展学习多元化都是对学习起到支持作用的保障。成熟期时间段还出现了多媒体学习研究中不同目标所出现的一系列实践研究类成果。

3.深化和创新期(2013-2014年)

从2013年开始,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开始进入了多个领域的深化与创新阶段。有对多媒体学习中理论的加深探讨、教育领域的多媒体学习最优实现,对已有的应用领域进行更加微观层次的深入探究以及新视角研究。在多媒体学习深化和创新期,李依霖提到的国语教材需要改变和提高,使适合学习者个人的专用学习课程得到开发和发展。

二、多媒体学习研究的内容分析

多媒体学习研究历程内容分为六类。有些论文可能涉及多个主题,所以统计的时候放在侧重论述的类目里。如表1所示,表中统计数量等于实际样本数。

通过表1所统计的数据得出,多媒体学习应用占比55.5%为最高,其次为18.8%的基础研究,最后是11.4%的发展成果。表1显示,多媒体学习的应用研究从早期关于基础理论和简单应用概述,过渡到应用研究,包括三小类(支持教学、支持学习培养能力、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以及到后期关注发展成果分析。应用研究占比高,而其中的支持教学、支持学习培养能力所占比重最高,成为研究内容分析的重点。

1.基于理论基础的研究

多媒体学习理论基础研究是以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为核心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进行多媒体学习应用研究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正确认识、理解多媒体学习的关键之处。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研究与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与广泛应用性相关联的研究工作有机结合,将其引入多媒体教育领域中。其中国外最有影响力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教育学专家理查德・梅耶。他在2012年发表的《理查德・梅耶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在三种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三种假设分别是容量有限假设、主动加工假设及双重通道假设。理查德・梅耶提出的这三种假设的理论前提是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生成学习理论、双重编码理论及工作记忆模型等。这些理论都是构成多媒体学习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国内多媒体教育技术前期一直存在两种态度和观点,一种态度是认为多媒体学习对教育中教学的运用和教学效果不一定起作用;另一种态度就是支持多媒体学习的人,他们认为多媒体学习是可以对学习起到促进作用以及ρ习起到优化效果的。后期国内大多学者对多媒体学习的作用予以肯定且都认为多媒体学习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伴随着多媒体学习在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多媒体学习依据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得出的结论以及多媒体学习的自身特点,使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2.基于实践应用的研究

本文对参考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多数学者将多媒体学习视作提高教学质量、支持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以及对教师专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主要手段。基于教师、学习者、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教学环境等因素去构建教学应用模型,并将教学设计流程加以分类。

(1)支持教学

国内多媒体学习的研究是理查德・梅耶构建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基于双重通道假设、容量有限假设和主动加工假设,而这三大假设又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推演出来的。

多媒体学多是基于计算机或多媒体,受教育者可以得到一些与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等。它具有字典和查询表的功能,可以查询专业和不专业的知识,也有GPS导航的功能,加入学习文本来引导受教育者去进行指定的活动。

多媒体学习中的个人自学、个别辅导、同伴帮助、小组教学、集体教学等结合起来进行。在支持学科教学的研究中,文献类目和数量包含有英语、数学、语文等,还包含有一些特殊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究其原因,是多媒体学习应用于语言类学科的交际型教学方法与写作学习的教学要求正好相符。

(2)支持学习与培养能力

多媒体学习不仅单独地停留在理论基础和教学支持上,而且对学习者学习时能力的塑造和培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关于支持学习、培养能力的研究就是对学习者多种学习方式的综合,可以是对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自主性、创造性的激发与启示,也可以对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合作能力、高级思维能力、协作精神与自学能力的培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大量研究者专注于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对其他教育阶段的思考与实践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涉及。探究的多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关系,从认知、心理、社会行为三个层面出发研究了多媒体学习对教师以及学生的影响和关系。

(3)教师专业化发展

多媒体学习支持教师专业发展表现在:对教师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帮助教师开展教育指导,更好地提炼原有知识、促进教学反思;促进教师共同发展模式的形成,使教师多交流心得和学习经验;利于教师知识更多的积累和创新;提升教师教学、教科研能力。

3.发展成果

应用研究中具有结论意义的论文是发展成果类期刊和博士硕士论文,发展成果中对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应用更加密切。在教育方面的发展是提出各种适合学习的多媒体学习模型,使模型按照最优的模式和方式呈现出来,达到对教学的最优效果。

王晓丹等人在对以往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新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从三个加工通道,即动觉、知觉和语义三方面,将其按照编码形式和加工信息的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基于动觉通道的认知模型是将人体的运动器官所感受到的所有外界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并做数据信息分析处理,依据大量的前期数据,制作出动觉模型。动觉通道一律采用全自动化的编码方式进行数据操作。将知觉通道与感觉器官相结合,运用其收集获得的外界信息进行数据编码,进而使人体自主构建知觉模型。知觉模型的编码方式与动觉模型有所不同,它是采用的激活联接编码方式进行数据操作的。语义通道将动觉通道与知觉通道相结合,将这两个通道中的有意义的符号信息提取出来,进行认知模型的构建。它的编码方式与前两个通道略有不同,编码采用的形式是类比编码和命题编码。集多人之智慧构建出的新型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式将知觉、动觉和语义这三个加工通道之间的关系定位于相o相成、互补不足、相互影响,最终形成全面、科学、严谨的认知整体。

4.技术和其他

多媒体学习支持下的资源建设包括开发系统和资源建设,主要分布于系统设计和教学资源建设两个方面。

仇芒仙早期对协同学习系统(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Learning,简称CSCL)的开发应用在当下的状况做了对比分析,指出超过5人就会使CSCL系统速度减小、变慢,在此情况下提出了多媒体学习系统构架,基于Web的构架可以填补多媒体学习系统原理和所需的技术部分。李依霖关于个人适应型技术中国语系统的构造进行了说明,各个学习者专门使用的教材的特殊性使用户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就设置了关于每个学习者相对应的预备测试,这样做可以及时正确地掌握学习者的正常水平,科学测试题是针对多个知识的相关集合而设计的。通过对用户测试后,会根据测试的相关结果,系统对用户也就是学习者提供相关合适的学习课程,最后经过用户或学习者自身的确认和规划,从而开发出专用课程。多媒体学习系统的实现使多媒体学习软件的设计和开发相继推出,促进各个领域教学和学习进步。

在期刊论文中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少,比重较高的是建设资源网站。 龚琪琳基于设计和开发了互动多媒体学习社区网站,它对新用户登录注册等进行了详细叙述,还包含一些其他功能,如多媒体学习中学习者可以实现在网上的教学讨论。

三、多媒体学习的不足与前景

国内多媒体学习研究在经历了怀疑和认同后,多媒体学习在教育的应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使多媒体学习一度成为教师和一些传递信息者的首选工具。但是多媒体学习在应用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暴露许多缺陷,要想实现多媒体学习的最优效果,还得在漏洞上补充,在进步中反思,最终实现教育的目的和本质。

1.加深理论研究和理论基础

多媒体学习研究中取得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是从哪些新理论与新方法中获取的成为深化理论的决定性问题。多媒体学习研究的方法理论当下正在进行着一次蜕变,多媒体学习中很多科学研究在更新完善,认知新理论不断增多,新的多媒体学习研究法不断出现,这对多媒体学习科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优越的资源。代表性的有具身认知理论、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论和会话分析方法三大类。

2.各种呈现和组合方式对学习者的最优效果

Mayer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总结成多媒体设计七原则,即认知原则、时间接近原则、空间接近原则、通道原则、冗余原则、一致性原则和个体差异原则。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多媒体以其自身文字与图形相结合的特点,对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产有根本性的影响。

3.拓宽多媒体学习资源通道

多媒体学习中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日常教学的必备手段。多媒体教学运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进行交互式教学所共同综合起来的网络教育,对改善我们以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有很大的启示,使旧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得以改变。实质上是对以往旧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的改变,促使学习者运用现代多媒体学习技能更好地学习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实现同世界接轨的教育。所以多媒体学习资源建设应该加大各个领域的扩展,使每个年龄段的学习资源丰富且有深度。

四、结语

多媒体在信息时代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当代大量的信息给我们开通了多种便捷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烦恼。使我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遗忘或者误导知识。多媒体学习作为教学模式中普遍运用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内容有条理生动地表达出来,使受教育者在承受范围内轻松愉快地学习,而且多媒体学习可以使受教育者提高自身信息素养、自学能力。

参考文献:

[1]仇芒仙.基于CSCL的多媒体学习系统[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5(6):10-25.

[2]邓先丽,张国锋,郭秀红.在多媒体学习材料中互动的应用及注意问题[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99-100.

[3]赵红.国内外多媒体学习研究浅析[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

[4]琪琳.基于的互动多媒体学习社区网站建设[J].计算机与现代化,2010(3):70-77.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