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诗歌现代诗大全11篇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1）

在本次活动中，诗人们在日月湾沙滩徒步、白天冲浪、夜捉螃蟹，看日出日落。诗人们还在日月湾共种一棵椰子树，让诗歌的种子在万宁生根发芽，并在日月湾海边举行了爱护海洋公益行动和诗歌朗诵晚会，充分领略了万宁的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景观，以诗为媒，传递“多彩多情・万福万宁”的诗情画意。日月湾是个半月形的海湾，海湾沙滩洁白松软细柔，海面风平浪静，海水湛蓝清澈，是个天然海水浴场。日月湾是中国著名的冲浪胜地，是中国冲浪资源最优的海湾，备受国内外浪人喜爱！

万宁东山岭素有“海外桃源”、“海南第一山”之称，以“东山八景”、“仙山佛国”、“摩崖石刻”闻名遐迩，是海南最古老最悠久的佛教圣地。在采风活动中，诗人们登上海南第一山东山岭，品读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摩崖诗词，聆听海南第一山上每一块石头的故事，触摸东山岭摩崖石刻岁月留下的痕迹，感知历史的沧桑和厚重。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2）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3）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4）

建安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乐府诗逐渐转变为文人诗，诗由外在的言事而转入对诗人心灵的展示。曹植作为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创作尤以五言诗为著名，“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古人对曹植的诗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钟嵘的《诗品》更是对曹植极为推崇，称誉“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曹植的诗歌擅用意象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这也是古代文人常用的诗赋创作方法，曹植兼笼前人之美，结合自身的思想阅历，形成了柔情丽质又兼有肝肠气骨的诗歌风格，开拓了诗歌的意境，形成了独特的个人意象群。曹植诗歌中的意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意象，如“少年”、“美女”、“怨妇”、“仙人”等；另一类是物象，如“飞鸟”、“转蓬”等。诗歌中的意象可以被看做是诗人人格精神的物化，本文试就曹植诗中“少年”的意象进行分析，发掘诗人的自我形象以及寄托于诗歌中的精神理想。

一、乐极衷情来的京洛少年

《名都篇》是曹植早期（公元二一九年以前）的诗歌作品，此时期是曹植一生生活最为优裕的时期。上乘父母的宠爱，下有亲好的游从，虽然曹丕被立为太子，曹植不无失意，但是毕竟骨肉无恙，知交如故。所以曹植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叙酣宴戏乐之事，《名都篇》就颇具代表性：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问。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后人大多数认为此诗是诗人早期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这类叙酣宴戏乐之事的诗歌确实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的印象。郭茂倩则认为“名都者，邯郸临淄之类。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也”，郭茂倩虽看到了篇章外的箴规讽谕之意，却仍忽视了乐极背后的哀情。奢侈享乐的贵族生活带给曹植的并不都是欢乐，还有欢乐背后更深刻的悲凉。吴淇认为《名都篇》写驰骋，写宴饮，“只是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曹植此时虽得享华服美酒、知交欢宴，心中却忧思曲终人散、时不再来。“按子建黄初元年即被遣就国，此当系建安中居京师所作。结云清晨来还，则盘游无已可见，却含而不露。信如陈胤倩云‘万端感慨，皆在言外’”。

二、幽并游侠儿的英雄少年

曹植早期的言志诗以《白马篇》为代表，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桔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是乐府诗，此诗题是赞颂英雄侠士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有精绝的武艺且兼有为国献身的美德的“幽并游侠儿”。诗人从外在美和内在美两个角度诠释了这一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形象。这位英雄经征战而“扬声沙漠垂”，长期不懈地刻苦勤练，他的武艺已极为精深，“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更难得的是，为了解除国家的灾难，他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不是直接说自己“甘心赴国忧”，而是把他的激情壮志，凝聚在更完美的白马游侠身上，尽情歌颂他，倾其才力来塑造这个有血有肉的高大形象，从而寄托自己沙场杀敌渴望为国立功的壮志雄心。有学者认为《白马篇》中游侠儿的形象是曹植的“自我写照”，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贴切。如果说此少年的形象是曹植理想人格的化身就更为精确一些。它包含了曹植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这与曹植生活于汉末动乱时期“生乎乱，长乎军”的经历有关，更是体现出他对从小接受的儒家文化对人生价值给予积极肯定的人生“三不朽”之“立功”的不懈追求。《名都篇》和《白马篇》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级，《名都篇》中豪华放诞的‘京洛少年’，是子建的‘本我’，《白马篇》中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幽并游侠儿’，是子建的‘超我’。此两级的融汇、交壤变生成了早期子建之‘自我’”。

三、利剑不在掌的无奈少年

魏文帝自被立太子时就对曹植深有忌讳，因为魏武帝尚在，隐而未发。所以一当即位，便想法设法要杀掉曹植，诛杀曹植的党羽，使其失去左膀右臂。基于环境的突变，曹植的诗歌内容和情调也大异于前，写法上往往索物寄情，引类譬喻，所以常有言外之意。“友失之痛”是曹植中后期（公元二二零年至二三二年）诗歌中常反映的情感，《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云：“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虞并其男口”，眼看昔日挚友被诛，还是为自己所累，曹植只能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痛苦。《野田黄雀行》云：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5）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6）

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女革命家，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她在短促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诗词，仅《秋瑾集》就收存诗、词、歌二百二十多首，另有集外佚诗约十五首[1]，共二百四十余首。秋瑾的诗歌，大体可以1903年入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所写约一百三十多首，包括1891年至1899年她少女时代、婚后居湖南时期的作品以及1900年在北京经历庚子事变后到1903年底思想开始变化这个过渡时期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为咏物写景、感事抒怀、思亲抒怀之作，虽然不能与其后期诗词相比，但从具体内容看，这些诗歌并非一般的“风花雪月，闲愁离恨”，而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中青年女性的生活、思想，同时与后期诗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咏植物的诗歌，蕴涵着她的人格，体现了她的思想，并且直接影响了她后期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过去研究秋瑾诗歌注重后期的革命诗，对咏颂花草诗的研究较少。其实，秋瑾咏植物诗中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少女思想的反映，也是她后期思想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了她后期的写作心态，在其一生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秋瑾集》[2]中，直接咏植物的诗歌有二十首，它们是：《残菊》、《分韵赋・柳》、《分韵赋・梅》、《分韵赋・玫瑰》、《分韵赋・秋海棠》、《分韵赋・杜鹃花》、《分韵赋・芍药》、《分韵赋・桃花》、《分韵赋・兰花》、《菊》、《白梅》、《咏白梅》、《秋菊》、《春柳》四章、《红莲》、《白莲》、《水仙花》、《梅》十章、《春草》、《咏白梅》。这些诗歌内容丰富，很多都代表了秋瑾前期诗歌创作的审美取向，反映了她少女时代的思想和对高尚的人格品质的追求。研究这些诗歌可以了解秋瑾前期的人格蕴涵，同时也可以了解她前期诗歌的艺术特点，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咏植物诗中的人格蕴涵

秋瑾是出自仕宦家庭的闺秀，性格豪爽，有正义感，有才学，娴于辞令，好吟诗作词。在少女时代还练就了骑马、使剑的本领，以及一身精湛的武艺。家庭的宠爱，古代剑侠的影响，加上奔放不羁的生活，塑造了秋瑾豪放的性格。在她的那些咏植物的诗中，能以真情咏物，在咏物的过程中不仅抒发了自己喜怒哀乐，还把心中的理想人格寄托在物象之上。在这些诗中，物象就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外化，其人格精神与菊、梅、杜鹃、海棠、莲等植物融合在一起，物我交融，不分彼此。黄宗羲在《景妙诗集序》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秋瑾的这些咏植物的诗亦如此，她注入了自己的真情，许多物象蕴涵着她所追求的人格精神。

（一）梅花之美，不仅在色香和姿态上，更突出的是它的神韵与品质。人们把梅花视为高雅、纯洁、刚正的象征，不畏严寒、独步早春的坚贞不屈的品性，使梅花历来就备受人们称颂，歌之咏之的佳作在古代诗坛上可谓数不胜数。秋瑾酷爱梅，在她的咏花诗中，咏梅的就有五题十四首之多。寓意尤为明显的是她的《梅》十章。她以“侠骨棱棱”的梅赞颂崇高的人格和高雅的风神：

欲凭粉笔写风神，侠骨棱棱画不真。

未见师雄来月下，如何却现女郎身？

又如：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

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

晶莹如玉的梅花不怕霜雪，再冷也不愿依傍在华丽的高楼里。厌恶富贵，蔑视世俗，不趋时附势，不去依傍琼楼、攀附显贵以取恩宠，而是倔然挺立于严霜寒雪之中，这就是诗人的人格。“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更透露出诗人追求人格独立，维护个性尊严的新的时代气息。其他如《白梅》也表现了同样的内容：

仙人缟袂倚重门，笑掷明珠幻絮魂。

淡到罗浮忘色相，谪来尘世具灵根。

洛妃玉骨风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

独立自怜标格异，肯因容易便承恩？

诗中，白梅穿着“缟袂”，“笑掷明珠”，潇洒自由，坚强的白梅独自月游。秋瑾借白梅的形象，抒发自己玉骨冰姿以及标格独立的精神，表示自己决不做那种“承恩”之人。

在《梅》十章中写道：“如何不遇林和靖？漂泊天涯更水涯。”“可怜憔悴罗浮客，独立零霜碎雨中。”“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自怜风骨难谐俗，到处逢迎百不售。”

这些诗句中梅的艺术形象，寄寓着诗人怀才不遇，志难偕俗的叛逆性格，以及不畏、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

梅为百花魁，梅之傲雪，梅之清香，梅之高雅，素为诗人所称颂。在秋瑾的咏梅诗中，用梅花表达对高洁品质的追求的诗还很多。如《梅》：

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

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

再如《咏白梅》：

雪玉妆成千万枝，冰霜雅操最宜诗。

花坛独步盈盈立，嫩萼含葩淡淡姿。

仙子白衣初谪降，佳人素袂最相思。

孤山处士空唐突，未许门墙网粉施！

又如《梅》（十章）：

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

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

梅花“江南品最高”，她不庸俗，“不与夭桃一例娇”。风雪中的白梅如玉般的枝条，盈盈地独步，嫩萼淡淡的姿态，多么高洁！诗人以梅自喻，称颂了梅花高洁不俗的坚贞品质，抒写了作者傲岸不羁、不随俗俯仰、追求高洁不俗的高尚人格。

（二）不与百花争艳，而在百花凋谢后傲霜怒放，具有一种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秋瑾的《菊》写道：“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夭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赞颂的就是这种气节和精神。这首诗作于湖南时期，秋瑾婚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情调上由以前的欢快转向冷静，而且在题材上也不像以前那样偏重于春天以及艳的花木，多写带刚劲之气的菊、梅等，表现了她那种孤高、自洁、顽强的性格。她描写的形象为后人留下的就是那种献身革命的精神和“铁骨霜姿”的英雄形象，也表达了她的人格追求。

傲霜而放，花谢也不随风飘零，多为诗人所称道。秋瑾有一首《残菊》：

岭梅开候晓风雪，几度添衣怕倚栏。

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向人看。

这是一首赞美残菊的诗，特别被人称道的一句是：“残菊犹能傲霜雪”。虽然残了，但是它那枝叶在冷风之中仍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气质，这也正是秋瑾自身一种性格的体现。所以不光是盛开的有它的美，连开败的都能让人感觉它那坚毅的生命力，好像在告诉你虽然今天秋风一起宣告百花都凋零了，似乎我也在随着它们要凋零了，但是你看我这姿势，明年我还来，这是一种王者之气。这些气质都是诗人所赋予它的一种人文性格，也是自比。

（三）秋瑾平生非常爱花，她在《水仙花》一诗中吟道：“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这恐怕是她写了这么多咏花诗的重要原因吧，但是这并非是一般女子闺阁本色的流露，而是她借花喻人、托物言志。她钟爱梅、兰、菊的风骨和品质，表现了自己与黑暗现实尖锐对立的志趣、抱负和“性难偕俗、身无媚骨”的高洁襟怀。她写过一首意义深远的《兰花》诗：

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

一从夫子临轩顾，羞伍凡葩斗艳俦。

在众多的花种当中，兰花“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美花配美人，多么的高雅！“羞伍凡葩斗艳俦”这是与凡花的区别。这首诗虽是为其嫂张淳芝所画兰花而题的诗，但是从诗中可以看出，它寄托着秋瑾高洁的情操和羞与流俗为伍的高贵人格品质。此外，她还有《水仙花》：

洛浦凌波女，临风倦眼开。

瓣疑是玉盏，根是谪瑶台。

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

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

“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是赞水仙花的洁白、芳香，使人爱水仙成“癖”，由此不难体会到诗人对高尚情操的向往。还有一首《红莲》反映的也是对美好人格的追求：

洛妃乘醉下瑶台，手把红衣次第裁。

应是绛云天上幻，莫疑玫瑰水中开。

仙人游戏曾栽火，处士豪忆梅。

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这首诗借吟咏红莲歌颂了那种天生丽质的纯洁品格，这是她一生追求的美好人生，也是她个人人格的绝好写照。另外一首《白莲》也写于同一时期，咏颂对象不同，但表达的对崇高人格的追求是一样的。

（四）秋瑾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反对封建主义对妇女的压迫，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从切身体会中逐步形成的。她不甘心被视为弱者的思想，在咏花诗中也有体现。她少女时代的《桃花》诗，大胆地想象桃花自瑶池被谪向人间，特为闺中的妇女开放，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艳色芳夹岸栽，苎萝溪下水潆洄。

料因王母瑶池谪，独向深闺仕女开。

前面已经说过，她喜欢高洁素雅，她有一首诗：“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这很好地体现了她的人格。秋瑾貌美，心灵更美，她喜欢质朴、高洁，反对粉饰，这样的爱好和美学观，在当时来讲，是反传统的，逆世俗的。她在《梅》十章也说：“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与这种反传统美学观相适应，在《桃花》中表示对娇艳的桃花不赞赏，她认为那是一种富贵华丽，独为贵族妇女所欣赏。诗人对色艳芳浓的桃花的这种态度，也正是她厌恶艳妆浓抹和富贵气的一种表现，也是她不热衷势利的高贵人格的一种反映。

秋瑾追求自由爱情，主张婚姻自由的思想，在《秋海棠》一诗中表达出来：

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

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

封建包办婚姻给她带来很深的痛苦，使她更深刻地感受到妇女要改变受压迫、被轻视的地位，只有图自强、争独立。这正是她后来成为妇女运动先驱者的思想基础。

秋瑾爱国主义人格精神所迸发出来的火花，在她的咏花诗中也闪现着耀眼的光彩。如《杜鹃花》，就不是一首寻常的慨叹春光易逝之作：

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一抹齐。

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象征爱国志士的杜鹃鸟啼血以挽留春天，却依然无济于事。作者眼见祖国大好河山一天天沦丧，志士前赴后继却不能挽住危局，而她自己虽然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青年时代，但无法实现抱负。壮怀激烈的秋瑾只能发出报国无门的慨叹、感时伤世的忧愤。这些都体现出她崇高的人格。

二、咏植物诗的艺术特点

在近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秋瑾咏植物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这些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典数目多是秋瑾咏植物诗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春柳》四章中用典数达27处。整首诗通过柳树多种典故的使用，表达了秋瑾对春光、对柳树的热爱，对那些虚掷时光、以春柳为玩吟的人的不满和鄙视。下面将其咏植物的诗中的典故一一列举，来说明其诗歌特征：

《残菊》：残菊犹能熬霜雪、白眼；

《分韵赋・柳》：舞楚腰、颦恨、灞陵桥；

《分韵赋・梅》：庾岭、清香、夭桃；

《分韵赋・玫瑰》：种玉堂、和露斗新妆、第一香；

《分韵赋・秋海棠》：一丛浅淡一丛浓；

《分韵赋・杜鹃花》：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

《分韵赋・芍药》：将离、减却腰间金带围；

《分韵赋・桃花》：夹岸栽、苎萝溪下水潆洄、王母瑶池谪；

《分韵赋・兰花》：最宜簪助美人头、一从夫子临轩顾；

《菊》：彭泽、黄花；

《白梅》：笑掷明珠幻絮魂、淡到罗浮忘色相、谪来尘世具灵根、洛妃玉骨风前影、倩女冰姿月下痕；

《咏白梅》：雅操、独步、嫩萼含葩淡淡姿、孤山处士空唐突；

《秋菊》：篱下墙边处处栽、千枝喜向谢庭开、冷吟、醉酹寒香拨旧醅、帘卷西风人比瘦、曾闻解组陶彭泽、圃露庭霜手自培；

《春柳》四章：汁染衣、陌上烟轻、帘前香暖燕双飞、先生园巷、处士楼台、白门、珠帘画舫绿沙洲、廉吏宅、美人楼、欧阳堂外、苏小门边、陌上萋萋、征夫何处觅封侯、近拂楼头远拂桥、隋堤、龙池、雀舫、一曲竞歌、三眠学舞楚宫腰、蛾眉样、和雨拖烟、灵和惯妒舞腰肢、五斗、紫芝、永丰坊；

《红莲》：洛妃乘醉下瑶台、次第裁、处士豪忆梅、夺得胭脂山一座、江南儿女棹歌来；

《白莲》：水云乡、东皇、红尘、寒簧；

《水仙花》：凌波女、嫩白应欺雪；

《梅》十章：瑶台、林和靖、嫁东风、罗浮客、天涯沦落、女郎身、一枝安、宋相端严见亦难、东阁、自怜风骨难谐俗、漫劳江北忆江南、淡泊由来分已甘、吟得百花头上句、回思何逊太风豪、每遇花时折柬招、孤山林下三千树、冰姿不怕雪霜侵。

从以上列举的典故中可以看出秋瑾在咏植物诗中运用典故的频繁程度，她借前人之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形成其咏物诗的个性特点。

（二）用“变态”的女性心理书写思想是秋瑾咏植物诗中的一个特点。古代女性咏物或为解闺中之闷，或表思念之情，或渴望爱情的甜蜜，这都是一个封建时代少女正常的心理，但是秋瑾的心理则是反其道而行的叛逆心理。这里的“变态”女性心理表现为：化柔情为强悍。铁骨不是柔情，“冰姿不怕雪霜侵”不是柔情，“残菊犹能傲霜雪”亦不是柔情。“争奈黄花耐晚风”、“几度开来斗晚风”这是强悍的男子之气概，铮铮铁骨而不带半点懦弱，化庸俗为高雅，秋瑾笔下的植物不是妖艳、富贵、世俗的，而是孤傲幽洁、高雅脱俗的。如“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九畹齐栽品独优，最宜簪助美人头”。这些梅、兰高洁不俗的品质是高雅的映射。《秋海棠》的“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和《梅》十章的“漫劳江北忆江南，淡泊由来分以甘。吟得百花头上句，又同霜雪斗春！”歌颂它们敢于同风霜斗争的精神，不仅如此，她还赞扬它们抗拒浊世污染，不因富贵而易志的品格，化羞涩为大方。秋瑾咏花性格不含蓄，不含羞涩的表情，这里只有满怀热情的梅花，“铁骨霜姿”的。

（三）“引领时代精神，侠骨豪情尽情释放”是秋瑾咏植物诗的又一个特点。咏物诗发展到近代，已经不是仅仅为了抒怀而咏物，而是为了理想，为了时代的使命而咏。秋瑾就是将咏植物来作为引爆革命思想的前奏，为呼唤历史使命打下思想基础的女诗人。秋瑾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社会，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她咏花咏树不是无病，而是不甘于被封建思想束缚，她敢于冲出封建的牢笼，“不与夭桃一例娇”，虽然“天涯沦落无人惜”，但是始终相信“残菊犹能傲霜雪”。作为一个女性，她不是第一个与封建思想作斗争的人，但是在咏物诗的历史中，秋瑾却是将反抗的思想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通过咏植物言志的第一人。启蒙思想带给她新的希望，诗中的侠骨精神是她情感的强烈表达，是振奋的。她带来了侠骨时代的诗歌风格，给近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动力，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呼唤着历史的使命。

（四）直抒胸臆、不加雕饰是秋瑾咏植物诗的又一个特点。瑾弟秋宗章说：“姊天性伉爽，诗词多为兴到之作，别有意境，弗加雕琢，恍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非若寻常腐儒之沾沾于格律声调、拾古人唾余者可比。”[3]这段话概括了秋瑾艺术风格的特点，同时也是她咏花诗内涵的体现。她的诗《白莲》这样写：“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还有《梅》十章：“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咏白梅》：“仙子白衣初谪降，佳人素袂最相思。”这些虽然是她咏花之作，但从中表露了诗人的美学观点，喜爱素朴、质雅，反对伪饰、雕琢。秋瑾这种美学观与她坦诚、热诚的性格特点有关，“惟其坦率、热诚，故反对伪饰、虚妄、华而不实，惟其坦诚、热诚，故尚质朴、重本色。”[4]了解了这个特点，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秋瑾在咏花咏树咏草的诗歌中寄寓了她的崇高人格精神以及表达了她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是其咏植物诗的一种特征。秋瑾的这种审美取向，在这些咏植物的诗中都有体现。秋瑾将历代人们对这些花草树品质特性的概括运用到咏植物诗中，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感染力。虽然这些咏植物诗在艺术表达上也有不尽完美之处，有些显得不够成熟，但研究和总结这些诗歌，对研究秋瑾的后期诗歌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些咏植物诗的不完美也影响不了她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秋瑾对近代诗歌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郭长海同志的《秋瑾集外诗辑存》录14首，《学术月刊》1981年第8期刊徐培均同志的《关于秋瑾的一首佚诗》录1首。其他尚有部分致陈天华、徐锡麟的诗词未刊行。

[2]秋瑾：《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东南日报・吴越春秋,第348―370期。

[4]郭延礼：《秋瑾资料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参考文献：

[1]秋瑾.秋瑾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3]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4]郭延礼.秋瑾文学论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5]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6]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一辑）[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8]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9]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二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7）

曹植这位谢灵运盛赞的“八斗之才”，一生创作诗歌九十多首，其早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写下了大量的游宴诗，代表作有：《名都篇》、《斗鸡诗》、《箜篌引》、《公宴诗》、《侍太子坐》、《送应氏》、《赠丁翼》、《赠王粲》、《赠徐干》等十余首（具体分类见附表）。这些游宴诗为中国中古史诗增色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种种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依据。他的游宴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生动的，“立体化”的曹植，看到了这位游宴中的快乐的王子的悲伤与忧愁。

一、历史传承

所谓游宴，顾名思义即游赏和宴饮活动。具体说来则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内，由某个核心人物组织的、有多个成员参与的、在当时或稍后产生了相关文学作品的山水游赏或者宴集活动。这些游宴活动都有一个组织者或者召集者，他们多因地位、名望高于其它人得以具备登高而呼的资格。以他们为中心，若干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或游或宴，或兼而游宴，其间纵情山水，畅言玄理，赋诗作文，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活动。早在《诗经》时代，在周朝农业宗法制社会里，为了享乐和实现宗族间相亲相爱以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周朝君臣、亲朋之间就曾经常欢聚宴饮，如《诗经？小雅？鹿鸣》第三章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就是当时天子或统治者宴饮群臣嘉宾的乐歌。春秋时代，君臣之间和各国使臣之间交往频繁，“饮酒赋诗”也常常成为他们在揖让之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游宴诗由于本身带有反映和纪念政治、祭祀活动的目的，多客观地陈述宴会过程，多祝福之辞。对于这一时期的宴饮诗来说，礼是第一位的，而宴饮本身是次要的。因此，宴饮本身无法成为诗歌的主体，对宴会场景缺乏文学性的描述，整体上作为诗歌的抒情意味较弱。

对宴饮场面进行细致的描摹并涉及景物的刻画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开始的：“铿钟摇，楔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前六句是对欢宴场景的刻画，后六句记叙宴饮赋诗的重大活动。王夫之《楚辞通释》释“结撰”四句说：“结者，结其篇章，撰其词句。至思，极思也。兰芳假者，藻思中发，若兰蕙之芳相假借也。极，思所至也。人各尽其思之所至，相竞美也。谓酒阑分题作赋，以纪胜会也。”《楚辞》中的宴会纯为娱乐而举行，最可贵的是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快乐和对宴会的纪念，开始有意识地以文字体式、赋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确实该对魏晋宴会赋诗的风气有所启发。

然而，真正为建安时期宴游诗奠定思想基础的却是《古诗十九首》。建安时代文人由于政治动荡，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人生如朝露的生命悲哀。如曹植《送应氏》（其二）“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稀”等无不与《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不如饮美酒，被服纵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样，吟唱出了同一主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人生短暂的悲伤情绪和追求现世享乐的思想。

“游宴”发展到建安时代时，已经不仅仅是文人一时兴起或是在友朋送别、帝王封禅等客观因素提供的契机下偶然间发起的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文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随着文学逐步走向自觉，随着北方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明显改善，随着建安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现世享乐思想的加强，建安文人在游宴诗中还加入了一些反映他们贵族化、文人化的生活、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元素。由此使“游宴诗”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得以正式确立。

二、知人论世

一直以来，对于曹植游宴诗的评价颇具争议。清代诗评家陈祚明称曹丕的《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为“建安正格”，而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则斥之为“此皆文士龌龊猥鄙所为”。后世学者在谈论“建安风骨”时往往剔除了游宴诗这一类，认为这类诗歌“不过是公子王孙逸乐的吟哦”。总结起来，大部分的学者是从游宴诗的思想内容这方面加以否定的。

他们认为此类诗歌大多是作者的应酬颂德的溢美之词，是其消极享乐思想的表现。固然，在这类诗中写了酒肉之陶醉、歌舞之盛况、遨游之快乐，不如那些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然而，如果对这部分内容加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诗歌绝非是酒肉朋友寻欢作乐的描写，作者运用含情带彩的笔描绘了历史上重要的文人集会，展现了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它们是曹植早期“寻求独立人格，体认自我价值的复杂心态”的表现。

诗歌是思想的产物。而思想又往往与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个性特点以及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因此，为了进一步解读曹植的游宴诗，我们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时代背景。东汉桓灵之时，君主骄奢淫逸，昏庸无能，亲小人，远贤臣，遂致奸党误国，佞臣横行，外戚宦官，相继擅权。至黄巾之众出，四方百姓，雷响云集，转瞬之间，竟至百万。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震撼，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多思的性格促使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路在何方？世事沧桑，恍如走马，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成为永恒。就连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地位开始动摇，因为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仁政”、“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已经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儒学地位大降，原先注经讲经的人比肩接踵，现在则家抛章句，人弃儒术。与此同时，在贤良士大夫中开始兴起一股清议之风，他们指摘时政，臧否人物，意图光大儒学，恢复名教，一时蔚为风气，影响甚大。这种清议的风气，实际上反映了士人参政精神的高扬。他们已经从繁琐的解经注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在昂首阔步，迈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两次党锢之争，就是他们在航行之中遇到的两次政治风暴。虽然最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精神、人格上，他们却胜利了。他们以自己的英勇抗争，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歌，鼓舞了天下士人的奋斗与抗争。而曹植生活的时代，清议之风犹存，曹植本人就热衷于清议。党人那种仗义执言、激浊扬清、不惧权贵、永不退缩的精神就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其次是生活经历。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幼年的曹植就随父在马背上南北迁徙。建安八年（203）曹操攻下邺城，次年家属迁居于邺。从此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继位魏王为止，曹植在这里度过了十六年的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岁月。由于曹操热爱文学，招揽文士，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声名显赫的邺下文学集团。他们过着斗鸡走马、驰猎宴饮的贵游生活，曹植在这样一个兼具军事、政治与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耳濡目染之下，对于他的功业理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诸子间的谈诗论道、切磋琢磨就不用说了，即使贵游生活本身，对于丰富人的审美心灵，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是个性特征。一个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曹植天资聪颖，据《三国志？魏书？陈王传》记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但是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这些性格在他的游宴诗《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名都篇》：“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等诗句中都有所反映。他感情丰富，又率真质朴，绝少掩饰，嬉笑怒骂，易形于色，喜欢饮酒、游乐，行则结舆，醉则同卧。这些都体现出曹植做事是一个没有反省没有节制的人，所以他作为诗人也是属于纯情的一类，心随物转，易被外界的环境所左右。在顺利的环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纵，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就沉溺在深深的哀伤之中。

因而，对这类诗品评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只是诗人豪华放诞生活的反映，是建安诗坛的糟粕。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中去认识，把它纳入那一个时代奔腾的文学自觉的文艺思潮中去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艺术地把握曹植游宴诗的美学意蕴。我们才能领会那一个时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患意识，其实这正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神的悲壮呼唤。

如此，我们才会同意清人陈祚明的看法，游宴诗确实是建安正格，它是曹植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地认识了它，才能真正地走进曹植，理解曹植后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确地定位曹植诗歌在整个诗歌史上的位置。他邺下时期对艺术形式的探讨和追求为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熟练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他后期身世之悲，配合前期己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才铸就了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歌特点。

三、结语

曹植早期创作的游宴诗虽没有其晚期的社会诗情调高亢，内容充实，但它们同样也是“建安正格”。它们是曹植结合自身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是在继承前人诗作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因此，在品评这类诗作时，我们不能仅凭一家之词就对它加以否定，从而与珍贵的研究素材失之交臂。另外，在研究曹植的游宴诗时要努力做到深入、细致、全面，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附：曹植游宴诗统计：

曹植 聚会娱乐 游览饯别、赠答合计

《正会诗》、《侍太子坐诗》、《斗鸡诗》、《箜篌引》、《当来日大难》、《当车已驾行》《芙蓉池诗》、《公宴诗》《送应氏诗二首》、《赠丁翼》、《赠徐干》、《赠王粲》 13首。

参考文献：

[1][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魏]曹植著.黄节注.叶菊生校订：曹子建诗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8）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语》）。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9）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10）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备受古今人士推崇，尤其是其诗歌上的成就使他在建安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五言诗的兴起、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指出了新的方向。曹植的诗歌不仅题材宽泛，而且表达形式较前代诗歌更加完善，诗歌的抒情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他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八十多首，数量并不算多，但赢得后人的广泛赞誉。李均宝在《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一书中高度评价曹植：“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在文学上，无论散文、辞赋或诗歌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出同时代的人。”钟嵘《诗品》评价曹植的诗歌艺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的诗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婉约柔弱，诗歌的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富有浓厚的抒彩，极有气势和力量，达到了刚健而不拙直、华美而不艳丽的境界。

一、借时空之势抒情

曹植善于借助时空之势抒情。他的诗歌在抒发自己壮志之前，总会描绘一下壮阔的时空。如《杂诗其六》先描绘登高眺望的空间“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接下来抒发“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的雄心壮志。这样在时空情境渲染之下的抒情显得贴切自然。

胸怀壮志的人特别是壮志难酬的人，往往会感叹时光飞逝。如曹植《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送应氏诗三首》其二中的“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等，或感叹光阴飞逝，人生短暂，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或感叹岁月已逝，而功名难就的悲痛心情。在现实生活中壮志难酬的曹植，通过广阔的空间来抒发内心的雄心壮志及壮志难酬的苦闷，这种时空意境的创造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映现。

二、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抒情

曹植善于用比兴象征的手法曲折地反映内心的不平和哀怨，并在民歌传统的比兴手法上加以创新。其诗歌开篇比兴所传达的某种情绪，往往以居高临下之势笼罩全诗，一气贯注，所以他的诗往往一开头就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如《野田黄雀行》开篇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的意象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隐喻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吁嗟篇》以转蓬被风吹而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诗人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了“愿与根芥连”的愿望。正因为曹植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抒胸臆，因而借助比兴、象征曲折含蓄地表现他的思想感情，成了他诗歌抒情艺术的一个特点。

三、结合叙事、写景抒情

曹植诗歌中的叙事与写景往往都和抒情紧密结合，因而他笔下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可谓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如《赠白马王彪》一诗，诗人以沉郁的笔调抒写了自己与任城王曹彰的死别之悲，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之痛，在这巨大的悲痛中又渗透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幻灭之感，哭涕伤己，悲情四溢，而这四溢的悲情正造就了此诗独特的艺术魅力。诗人在这首诗中采用了叙事、写景、抒情互相生发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心灵深处的悲痛。从总体上看，《赠白马王彪》在写法上将情、事、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感情抒发或愤而斥责，或黯然神伤，或强作宽解，或直抒胸臆，或掩抑低回，笔致委曲，写出了悲情的深沉、绵远，抒情艺术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四、利用精练的语言直接抒情

建安以后，文人五言诗大为兴盛。东汉文人五言诗由乐府民歌脱胎而来，虽然保持着天然本色的长处，却往往未能避免词繁意少、平白直露的毛病。建安以后的诗人，尤其是曹植开始注意锤炼语言，使之精粹，以求章无虚语，句无虚词；使之华美，以求更鲜明更生动地抒情状物。锤炼语言的过程，实质上是诗体形式完善和美化的过程。如《增徐干》中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惊”“飘”“忽然”和“归”等字的用法，传神贴切，夸张地描绘出光阴飞逝的景观。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篇（11）

一诗人特有的艺术风格

诗如其人。每一首名篇都汇集着作者的智慧与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也是诗人独特的情感经历与人生阅历。教学过程中，用对比手法引导学生欣赏评析古诗词的目的，就是在对比探究中让诗词拥有更加醒目的艺术风格。

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苏轼，在官场上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从京城做官，后被贬到地方做地方小吏，从他们的诗词中，就能看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起落有着不同的态度。自居易自从被贬，他来到九江郡任司马一职后，心别郁闷、愤怒，于是写出这样的诗句：“自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来表达自己当时郁闷、愤怒的心情。他住在一个偏僻潮湿的地方，他总会借酒消愁，当他在喝酒时，听到了琵琶女弹奏曲调，心中也有所感，于是写出了这句家喻户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白居易听到她的弹奏才会伤心落泪，因为有同样的感受。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绝对可称为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的典型。而苏轼却和他不太一样，他却是一位典型的胸襟豁达、热情豪迈的诗人。他也是在官场上被贬过很多次，可是他却一直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他在被贬黄州时，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被人们誉为“千古绝唱”。这首词是宋词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也是对当时和后人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从他的词句中就能深刻感受到豪放之风，例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从他们的诗句中就能看出，他们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是两种心态的代表者，这使他们各自的作品有着风格大不相同的特点。《琵琶行》以伤心幽怨而著称，而《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气磅礴。所以通过对这两位诗人的诗词进行比较，会让学生更加充分更加系统化地掌握不同诗词的特点，以及诗人写诗词的真实目的。

从诗歌鉴赏方面来看，白居易的《琵琶行》、王维的《山居秋瞑》、柳永的《雨霖铃》以及的《沁园春・长沙》，这几位大家的诗词中都写到了秋天，拿他们对秋的不同意境在课堂上进行分析比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不同诗词的意境之美，同时也会让学生对整首诗词产生更深刻更有感触的领悟。在眼中，寒秋不会代表哀愁幽怨，却是代表着力量，是力量的象征，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诗词中有这样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答案本来就不用，因为它本身的答案就在隐晦的词语中，答案就是“我”，是本人。他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使诗词充满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情绪以及激励心志的力量。在白居易的笔下，秋则充满了愁和恨，用“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就可以代表他当时的心境；柳永则用“寒蝉凄切”来代表；王维则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句为代表，表现出他心中存有宁静和向往自由的心境。

通过上述对比不难看出，合理的比较，能够提升学生对诗词的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二婉约与豪放的对比

先有豪放还是先有婉约已经无迹可寻。但婉约词是以婉丽之词来写儿女之事。因此，婉约派的诗词多以相思男女、风花雪月、离情别绪为主。其思想表达上以婉转为核心，在语言应用中以曲折婉丽为特点。豪放派却无事不可以入词，常常直抒胸臆，跨越了儿女情长的界限，以雄厚的气势、激昂的言语来描写浩气逼人气势恢宏的大场面。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作，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是婉约派的代表。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理解文本，之后感知两种不同风格的词韵。

在内容上，柳永的词是恋人间的缠绵愁绪，而苏轼的词直抒壮志难酬的感慨。《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写英气勃发英俊儒雅的周瑜，人物形象豪放洒脱。《雨霖铃・寒蝉凄切》以杨柳晓风残月等婉转的词汇来体现婉丽的语言魅力，前者以千古风流人物来体现豪放的语言魅力，可谓是各有千秋。

三从时代背景和艺术表现手法进行比较

比较法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教师将不同的知识点通过正反、纵横等的比较，引导学生找出不同或相似的地方，有助于学生掌握鉴赏的方法。如按照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摒弃时代概念，将具有共性的诗词放在一起相互参照，将不同层次的内蕴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反映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也让学生体会到了古诗词的独特魅力，在学生全面了解诗词时，也了解了艺术史的进程。在古诗词的学习中，首先要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例如曹植和李贺，他们分别处于汉末和中唐，他们两人生活背景有着相似之处。被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其诗歌被称为长吉体，李贺身处其百年之后，在思想上两个人有一定的共鸣，李贺也曾经在自创的诗词中自比曹植。对比两人的作品，不难发现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分析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从他们身世与际遇进行比较

“颂其诗，读其词，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从孟子的话中不难看出，学习古诗词不得不提及作者的时代背景。

曹植处于一个动乱、群雄割据的年代，战乱频繁，人们都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在征战的生涯中，他拥有了更加远大的抱负，试着通过征战为国立功。这从他的诗句中也能看出，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生活在中唐时代的李贺，经历了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唐朝由昌盛转向衰弱，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贺和曹植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想通过自己努力为国立功。他用了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

曹植和李贺二人的身世及人生际遇十分相类似。大多的学生对曹植的了解往往都集中在他的《七步诗》上。老师在教学时，也会通过它入手。然而曹植在最后的皇室争夺斗争中，败给了他的兄长曹丕，从此以后，他便饱受他兄长的猜忌以及迫害，过着有志无门投、诚惶诚恐的生活，他悲愤难耐但却无计可施。他这样的心境基本上都体现在他的诗词中。老师在教学中，大都会以脍炙人口的《七步诗》作为教学例子：“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让学生们感受到曹植当时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以及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而李贺呢，他是唐高祖李渊叔父大郑王李亮的后代。在青少年的时候李贺也像曹植一样聪慧以及勤奋好学，但是皇裔的身分和他自己的才华并没有让李贺走上仕途，最后被迫放弃梦想，自己黯然地离开了长安。再后来，李贺又回到京城，做了奉礼郎这样的小官。做了三年之后，由于没有升迁机会，他借病辞掉了官职。从此以后，李贺经常生病，在病痛中结束了他短暂的27年的生命，最终也没有达成他的远大抱负。在李贺的诗篇中，有许多反映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如在《浩歌》中有这样一句诗，“不须滚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从这方面入手进行比较，也很快能让学生们了解古诗词的真实来历和当时诗人的心境。

2艺术特色和手法的比较

首先，二人都在乐府诗中取得了高度成就。曹植的诗描写细腻、色彩丰富、形象生动。同样，李贺的诗歌与曹植的是一致的，曹植的诗词艺术性更强，曹植的诗词不仅讲究艺术技巧，也让汉乐府诗词脱胎换骨。以《美女篇》为例，让学生与初中学习过的《陌上桑》进行比较，前者更胜于后者，而在对比中会发现在艺术效果表达上，曹植的诗词更为细腻，形象更加丰富生动，艺术性极强。而李贺的诗歌与曹植是相近的，沿用乐府诗题的同时进行深加工，如《长歌续短歌》就是《长歌行》与《短歌行》的合并体，此外，李贺的诗词与曹植的诗词神韵极其相似。

其次，二人在雕琢字句上都很擅长。曹植的诗词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闻名。例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等，可以通过这些让学生体味一下字词的使用。而李贺的心思与功力与曹植相当。他所写的像一幅色彩缤纷、形声并茂的画面。通过理解，可以充分地看出作者的文采。如《雁门太守行》中的“金鳞”“燕脂”“红旗”“玉龙”等词汇，都能体会到声光迸发的古战场激战的画面。

最后，从修辞手法上进行比较。曹植的诗歌会经常用象征的手法去写，如《美女篇》等，用美女年青时不出嫁做暗喻，来暗示自己当时怀才不遇，用辗转漂泊不定来比喻自己，来抒发自己郁闷悲愤的心情。而李贺呢，他的手段层出不穷，比曹植的修辞手法更多样化，比如《马诗二十三首》，用神笔马良的才能来暗喻自己的怀才不遇。还有许多，但是综合起来看，他都运用了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段，运用的比曹植还高超。

运用比较法对两位诗人进行对比了解，不仅能加深对诗歌的认识，也能感知到诗歌的发展规律。当然，比较的层次有很多，对同类题材的诗词进行比较主要在主题立意上。如写月的诗人很多，王维、杜甫、李白等人笔下的月各有千秋；将相似人物进行形象比较是扩大学生视野的必要手段，如《孔雀东南飞》与《琵琶行》，志在比较女性人物形象。同时，还有诗歌结构比较、抒情手法的比较等等。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要拘于形式，要灵活使用对比，拓展学生视野，让古诗词教学更加有效。通过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让学生们比较容易解读，同时也让学生们对诗词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古诗教学中，恰当地运比较法，不仅能让学生领悟到古诗词的魅力.还能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让高职古诗词课堂变得不枯燥乏味，让课堂变得活泼轻松。同时，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得到培养，实践能力也同时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比较法运用于高职语文教学，不仅能拓宽学生的视野，也能让学生领悟到古诗词的独特魅力，逐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助于实现高职语文教育中素质教育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