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自然的诗句大全11篇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1）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首先，以“诚“为本就要提倡真情，反对伪饰做作。元好问提倡真情，继承《诗经》以来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一首中专门论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他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及内心感情的反映，只有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才可能激发诗情，写出传神入化的作品。相反那些没有亲身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仅仅靠瞑想臆造、闭门苦思写出的作品，往往缺乏真情实感。“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六）指出了潘安的伪饰造作，使得诗品与人品乖离。“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其五)“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六)，而对高情流露藉诗以浇胸中块垒的阮步兵和天然本色和真淳之情的陶渊明给予了巨大认同。

其次，以诚为本就要提倡诗言志须本于自得，反对模拟雕琢。元好问认为作诗应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自然挥洒，不应因袭模仿和刻意雕琢。因此，他在其十一、其二十八首中，对以“夺胎换骨”为能事的江西诗派，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作诗大多缺乏生活实感，常袭古人诗意，凭空模拟，并明确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自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唱和次韵作品，这是一种消遣应酬的工具或一种文字游戏。其刻意形式上的精工，为作诗而作诗，丧失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意义，实际上是“俯仰随人亦可怜”的模拟之作。“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有正直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其二十一）元好问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窘步相仍”、亦步亦趋酬唱和韵诗。在其十八，其二十九中，他还讥讽了“高天厚地一诗囚”的苦吟诗人孟郊和“闭门陈正字”认为陈与义“可怜无补费精神”

再者，以诚为本就要提倡创新，反对艰辛晦涩。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圣俞的话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有所创新的好诗就要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新的启示，在艺术手法上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在多元继承大家的同时，十分提倡创作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以“诚”为基础和准则的。元好问在评论孟郊时，虽委婉地讽刺了他醉心技巧、闭门苦吟的做法，但也欣赏孟郊作诗务去陈言、立奇惊俗的认真态度。而对始盛于元、白、皮、陆的酬唱和韵诗则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只能自缚手脚，难以创新。他提倡创新，同时，又反对艰辛晦涩。比如在评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时，元好问一方面肯定了黄庭坚反对西昆体华靡诗风、去陈反俗、刻意追求新奇的做法，另一方面对其喜作拗体，往往失于艰辛晦涩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如何做到既创新又不艰辛呢？元好问认为，诗歌的创作只有达到“奇外无奇”的境界，才是“更出奇”的创新。

元好问遗山弘扬以《诗经》为源，经由汉、魏、建安而到唐的风雅传统。强调“风雅”为诗文正脉。何谓“雅”？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曾说：

“初学诗以十数条自警：元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元狡讦，无附会，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

从以上十数条，可看出深受“思无邪”传统诗学观点影响的元好问为“雅”作的最好注脚。《论诗三十首》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了“风雅”的主张。

一方面，元好问主张古调，反对新声靡夸，他认为这样才符合“雅”的标准。所谓古调，并非模拟，而是指自然天成的风格。所谓新声，是指侉多斗靡、逞弄才华的作法。因此，他在其四首中，肯定了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第二十七首中，肯定了欧、梅的“百年才觉古风回”。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梅尧臣率先提倡复古，力求诗文革新，对扫除西昆浮靡诗风有一定贡献，且欧为诗“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叶梦得《石林诗话》）；梅则使“风雅之气脉复续”（刘克庄《后村诗话》）。故元好问对二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元好问在其二十、二十八首中，批判了矜多炫巧的苏诗是“百态新”、黄诗是“古雅难将子美亲”，并把苏黄诗比作“沧海横流”。因为“新声创则古调亡，自苏黄派行而唐代风流至是尽泯”（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辑注》）。故元好问贬之。

另一方面，元好问从主张古调的观点出发，主张高风雅调，反对险怪俳谐。在其五首中，他肯定了“纵横诗笔见高情”的阮籍，因阮籍在他气势豪放的诗中透露出高尚的情怀，其诗风格高雅。严羽在《沧浪诗话》评论阮籍：“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在其八首中，他充分肯定了一扫齐梁余风的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新唐书·陈子昂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这与元好问之意相一致，即认为以力复汉魏风骨的陈子昂，诗风高雅。在其十七首中，肯定了元结在《欸乃曲》中所写到的云山韶濩之雅音。而在其十三首中，对玉川子卢仝一样“鬼画符”的险怪诗风进行了批判，且慨叹于“真书不入今人眼”。

由于时代丧乱与北方雄壮河山的激发，以及苏学在北方的影响，汹涌着鲜卑豪迈血液的元好问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喜雄壮之作，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标榜“建安风骨”，对曹植、刘桢的雄壮风格给予了尽情赞扬：“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并认为以“清刚”风格著称的西晋诗人刘琨，可与曹刘诸人并驾齐驱。而在其三首中，对风云气少、缺乏亢昂之气的温庭筠、李商隐作了无情的讥讽，“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在评论北朝民歌《敕勒川》的其七首诗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认为这首民歌“慷慨”、“天然”，具有一种气吞万古的“英雄气”，它以辽阔浩远、莽莽苍苍的画面，磅礴激越的气势，创造出一个无比壮美的艺术境界。他推尊韩愈而不满秦观，在其二十四首中，以韩诗的雄浑刚劲、清奇峭拔来对比秦诗的工丽纤弱、婉柔无力，并称少游诗为妇女郎风格。

二

论诗绝句是中国传统诗学之一格，滥觞于杜甫，之后踵事增华者代不乏人，并且至今仍为一些论家所厚爱。之所以采取七绝论诗的形式，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诗意传统有关，更是因七绝本身的体式特点满足了论诗批评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古代诗论多灵感式的即兴点评，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特别是一些诗话、诗评，一般不追求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这种诗论观点表述的思维习惯与绝句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和思维习惯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七绝在众多诗体中以简捷明快、蕴藉流丽见长。七绝在创作构思时不必面面俱到，灵犀一点，抓住感觉，即能使感悟捕捉到的灵感视点浮出水面，变得具象、有致。七绝总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有限的字句有时虽不便作更多的论说，却非常适合于论者作点的切入和个案的剖析和发挥。

其次，论诗绝句的体式兼有音乐美和建筑美，又兼顾诗体与诗法变与不变的辩证之道。绝句是古诗中与流行音乐相伴而行的诗体，它不仅吟诵起来十分动听，许多绝句是可以入乐歌唱的。七绝四句一韵，是旧体诗最常见的节奏，具有和谐美和易听、易记易诵的特点。七绝句式整齐划一，句法却相当灵活。一首之中既可用散句，也可用对句;既可用实词，也可用极利于议论的虚词穿插。句式流动不滞，在看似不变结构中蕴含着许多变化的机巧，实质上是整齐的句式和灵活的句法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七绝这种种美观、灵便、有张力的诗歌体式，诗人喜欢用其为诗集文集作题作跋，浓缩类似品题、评论、鉴赏之类的内容。

就论诗批评的发展史的总体而言，自杜甫之后，论诗诗批评始终存在着两大互动消长的矛盾：一是七绝体式跟五古及其它诗式的彼此对抗；一是议论的抽象本质跟诗歌形象质感艺术形式的相互悖逆。直到元好问的出现，七绝体式论诗的绝对地位才最终确立，且抽象的议论跟形象的诗艺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就整体而言，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意和境的交融。其论诗绝句中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论诗绝句把思辩、抽象的理论问题，以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出来，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论诗三十首》其十二首“望帝春心”、“佳人锦瑟”两句是境，“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意，境中含意而大于意，意从境出而高于境。如其十六：“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四句都是写境，前二句之境和后二句之境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没有直白地达“意”，“意”却明确地隐含、渗透在“境”中。同样，其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前两句论孟郊和后两句论韩愈各构成一个境界，这两个境界又构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就从这“境”的对比结构中流露出来。其十九，“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二句是境，但境中有意;“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是意，但意中又有境。其二十二，第四句“沧海横流却是谁”，表现作者的“意”，但这“意”本身又是第二句“境”“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自然发展，是境中生意。其二十四“有情芍药”，前两句引秦观诗境，后两句本应对此境表意，但第三句突然插入韩愈之诗“拈出退之山石句”，似乎离题;直到第四句“意”出，“始知渠是女郎诗”方知第三句借“石”击花，意与境似疏实密。

就形式而言，《论诗三十首》句式丰富语气多变，句与句，联与联层次关系多姿多彩。论诗绝句除了肯定语气的叙述和描写之外，还大量使用否定、感叹、假设等句式，使论证语气复杂多变。否定句，如“正体无人与细论”、“未害渊明是晋人”、“真书不入今人眼”等句;疑问句，如“何物能浇块磊平”、“温李新声奈尔何”等句。反问句，如“文章宁复见为人”、“徘谐怒骂岂诗宜”、“竟将何罪废欧梅”等句;设问句，如“谁是诗中疏凿手”、“老阮不狂谁会得”、“发源谁似柳州深”等句;感叹句，“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等句;这些非陈述语气句的大量使用，能够唤起读者积极的思维，诱使读者从美的鉴赏进而深入到美的创造的圣地。论诗绝句句子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是多姿多彩的。并列关系，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承接关系，如“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递进关系，如“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费欧梅”。转折关系，如“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条件关系，如“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假设关系，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对比关系，如“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此外，两联之间层次关系也复杂多变。两联为并列关系，如其一首；两联为承接关系，如其七首；两联为转折关系，如其三十首；两联为对比关系，如二十九首；两联为因果关系，如其二十五首。句、联之间的层次多样化，增强了论诗绝句的思辨色彩和说服力及其逻辑性。

另外，《论诗三十首》还善于运用典故极富张力和熔铸前人诗句了无痕迹，整体上使论诗绝句的批评手段和批评对象的风格达到了完美契合。有的诗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叙述，实际是通过用典，进行比喻。如：“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人只堪悲”。论诗绝句受篇幅所限，往往采取“攻其一点”的方法。有些论诗绝句虽只有四句，却又摘录所论诗人的一句、甚至两句诗，只用两三句来加以评论。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出自秦观《春日》诗，元氏以此二句与韩愈《山石》相比，以显其纤弱。再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也是化用李商隐的《锦瑟》诗句，来评述李诗精于用典、寄托遥深、意境迷离的特征。在整体上，其论诗绝句的风格能够很好地契合所议论对象的特点。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慷慨豪壮之气。“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是孟郊凄苦的最好写照。“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切合李贺的幽晦。“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精工典丽中体现了李商隐的深婉诗风。

三

可以这样说，论诗绝句一体滥觞于杜甫，但作为相当固定的、常见的一种论诗体式则终成于元好问，并自此后论诗绝句内化为了诗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后，几乎形成了一个元遗山论诗系列，例如谢启昆有《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张晋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潘曾沂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足见出元好问的巨大推动力。此外，也正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后人更加认识到了论诗绝句的深厚潜力，论诗绝句遂成为人们谈艺论诗的首选，诗人会很自然地用论诗绝句表达随时涌上心头的诗学见解，如清人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今人有缪钺和叶嘉莹的以绝句论词的《灵豀词说》。有人曾做过统计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为例，该书收录论诗绝句作者自唐迄清近八百人，作品近万，其它散见的还不在其列。若以元好问为分界线，那么元好问以前的论诗绝句作者计有134家，作品五百多首，约占论诗绝句总量的5%;元好问以后计有631家，作品九千多首，约占95%。

总而言之，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论”“诗”完美融合，在诗歌批评领域对论诗理论和论诗手段进行了和谐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对于中西方文学理论全面整合下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建设借鉴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1]钟屏兰.《元好问评传》，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2]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校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2）

中图分类号：L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8003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毛翰（1955- ），男，湖北广水人，教授，主要从事诗歌研究。

①吴颂今《歌词写作十八讲》，2012年4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Rhyme and transition in poetry

MAO 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Transition， the term about poetry's implication structure or composition， can also be used to generalize the rhyming rules of poetry. In a variety of rhyming styles of poetry， the rhyming style of transition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therefore retains strong vitality.

Key words： transition； poetry； being in rhyme； rhyme； rhyming style

吴颂今先生大著《歌词写作十八讲》①交付出版之前，命我作一序言。于是，我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认真地拜读了全稿。我发现，此书在歌词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技巧的多个方面的论述，都不乏创见和个性。譬如，关于中国歌词的押韵规律，就独出心裁地提出，其中有一个“起承转合”。

书中说，首句起韵，就是歌词的第一句先要选定一个韵脚，接下去，后面每逢双句押相同的韵，即二四六八句的尾字押韵。第一句就入韵，即押‘起韵’，定下一个基调，以提示后面的诗句所采用的韵辙，满足中国听众特定的心理期待。书中接着写道，如果是四句歌词，通常是一、二、四句必须押韵，第三句不押。为什么这样呢？

这种押韵跟起承转合的道理是一样的：第一句是起句，你就确定了一个韵。第二句就是承，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接上一句，既然第一句规定了一个韵，那么，你第二句就要继承，所以，还要押韵。第三句是转，转是变化，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押韵了。第四句是合，就是回到了开头，又押上第一句开头相同的韵，圆满地结束一个段落。

众所周知，“起承转合”从来就是关于诗文的意蕴结构或曰章法的术语。这一术语甚至可以借用于音乐，概括音乐的曲式结构：起即呈示，作为主题的最初陈述；承即巩固，通过有变化的复述来加强主题；转即转变，展开新的主题；合即结束，回归最初的音乐主题。但“起承转合”这一术语一直与诗歌的押韵无关。歌词的押韵规律居然也可以用“起承转合”来概括，这是颂今先生的一个独到的发现。

关于押韵，在诗、歌词尤其是在民歌民谣里往往是四句一段，构成一个韵律单元，如“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其中，第一句就要押韵，第二句也要押韵，第三句不要押韵，第四句又要押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一、二、四句入韵，第三句出韵，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吗？它有什么审美的理据吗？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深究过，只当是古来如此，习惯使然。但颂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较真了，他关于歌词押韵的起承转合之说乃独家创见，就笔者阅历所及，从古至今，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论述。

依据现存文献，诗家所谓起承转合，最早见于元代。杨载（1271～1323）在其《诗法家数》论述律诗的创作方法时，拈出“起承转合”四字，并以破题、颔联、颈联、结句与之对应。傅若金（1304～1343）《诗法正论》转述范（1272～1330）之言，说作诗成法有“起承转合”四字：以绝句言之，首句为起，次句为承，三句为转，结句为合；以律诗言之，首联为起，颔联为承，颈联为转，尾联为合。起承转合的运用则要求“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范宣称，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古今诗歌，莫不皆然。

将关于诗歌的意蕴结构或曰章法的“起承转合”转用于诗歌的韵法，让人耳目一新。而以“起承转合”的韵式去考察中国诗歌，不难发现，这一韵式早已客观地存在着。中国古代诗人早已在娴熟自如地运用着，中国古代诗歌的韵脚早已在那里起承转合着，它的历史是那样地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及《诗经》首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五七言绝句一经问世，也即见韵脚的起承转合，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南朝宋汤惠休《愁思引》：“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唐人张若虚一首长歌《春江花月夜》，每四句一转韵，分明在进行着韵脚的一轮又一轮的起承转合。先是庚青韵的起承转合：“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再是先天韵的起承转合：“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三是人文韵的起承转合：“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全诗共三十六句，每四句一节，不断换韵，先后用了九个不同的韵脚。每节四句，皆为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出韵。

然而，这样的用韵规范，用得久了，便不免有老套之感。于是，人们就想突破这起承转合的套路，另辟蹊径。但套路之外，可行的路径并不多。对于四句诗歌，四个可能的韵脚，跳出起承转合（AAXA）的韵式后，可能的选择大概只有几种：要么首句不押韵（XAXA），要么句句押韵（AAAA），要么后两句换韵（AABB），要么交韵（ABAB），要么抱韵（ABBA）。此外，就只能句句不押韵（XXXX）了。

首句不押韵（XAXA）亦即偶句韵。因为首句未入韵，次句便无所承接，诗的声律便不大和谐。为了减少其负面影响，就只能在平仄上打主意，依靠平仄的对应来做些许补救。办法是，押平韵则仄起，如王勃《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押仄韵则平起，如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一韵式在五言诗里用得较多，《三字经》用之更理所当然，因为五言以内的诗，其句子短促，不妨说，其一句只是半句。而当诗歌的句子较长，加上平仄不能自然应对，首句无韵的缺憾就凸现出来。笔者曾习作歌词《》，用“以虹为丝，以月为钩，有一位仙人在这里垂钓”开头，因首句未能入韵（该押韵的“钩”字难以押韵），就感觉很不上口。虽然第三、四句连续用韵：“御风为歌，鼓浪为谣，有一座仙山神州怀抱。”仍然不能补救。为此，只好在前面加了一个引子：“仙山约，水云邀，泛兰舟，望海潮。”

句句押韵（AAAA）亦即排韵。这一韵式也是古已有之，它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吴越春秋》所记载的上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为肉的古字，代指猎物。古汉语里，竹、土、的韵母应该都是ou，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至今如此。其短促的诗句，句句都落在韵脚上。《诗经》四言诗也屡见句句押韵者，如《硕鼠》第一节。汉晋时代，句句押韵的七言诗风行，其四句者如晋代《丁令威歌》：“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但七言诗的这一韵式，终因用韵太密，一韵到底，缺少变化，刘宋之后迅速衰落。而五言诗较七言诗句式简短，句句押韵就更显迫促，所以一直不见有句句押韵的作品。民歌里句句押韵的要多一些，但也不如起承转合的韵式更为常用。

后两句换韵（AABB），这一韵式也渊源有自，《沧浪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七言诗换韵，最早的则数东晋人熊甫的《别歌》：“徂风飚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但这样前两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与后世绝句的韵式不合，历来的文人诗里十分少见。绝句不用此韵式，也应该是一种基于声韵美的取舍。

交韵（ABAB）即两韵交替出现，单句与单句押韵，双句与双句押韵。交韵常见于欧美诗歌，罕见于中国诗歌，《诗经》里偶有所见，后世近乎绝迹。试看欧阳修《生查子》上片：“含羞整翠鬟，得意频相顾。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

抱韵（ABBA）即在四句诗中，一、四句押一韵，二、三句押另一韵，后者被前者所抱，故名。抱韵亦常见于欧美诗歌，罕见于中国诗歌，《诗经》里惊鸿一现，后世已成吉光片羽。试看五代词人欧阳炯《壶天晓》（西江月）上片：“月映长江秋水，分明冷浸星河。浅沙汀上白云多，雪散几丛芦苇。”

句句不押韵（XXXX），依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那已不大成其为诗了。

如此看来，起承转合虽成套路，另寻蹊径却非易事。起承转合之外的几种韵式，因其各自的局限，均难以成为主流。而起承转合的韵式，则以自己独到的审美优势，至今葆有顽强的生命力。

《歌词写作十八讲》出版后，有人对拙序推崇吴颂今先生的“词韵起承转合论”不以为然，不承认中国诗歌有“起承转合”这一押韵规律的存在，理由是清人沈德潜《说诗语》说过“起句可不用韵”，只此一句便可说明问题，断定根本无此规律陈维建新浪微博2012年9月7日。。

只凭沈德潜一语，即断定诗歌押韵根本没有起承转合的规律，这未免武断。起句不用韵时，固无起承转合可言；起句用韵时，韵脚的起承转合则往往是存在的。况且，诗与歌词二者有别，歌词，尤其民歌民谣，多是开头一句即押韵，从南宋民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到今日民谣“全厂拼命干，挣了几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韵脚的起承转合，是很少有例外的。现代歌词以起承转合方式押韵的也随处可见，例如方冰作词的那首民歌体的经典之作《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第一、二、四句入韵，第三句出韵，这是民歌民谣押韵的惯例。文人诗歌源于民歌民谣，欲淡化其影响，显示自己的创意和雅气，首句会故意不入韵。

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诗歌的“起承转合”、“入入出入”这一押韵规律的存在。

如果因为有例外，就否定规律的存在，那么，作为诗歌的意蕴结构或章法规律的“起承转合”也是不能成立的。试读“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这四句诗，描绘了四幅图画，四图并列，呈现于读者眼前，哪里还有什么平起、顺承、跳转、妙合可言呢？但我们能因为这“两个黄鹂”式及其它各式的另类章法出现，就否定诗歌的起承转合式的章法的相当普遍的存在吗？

明清时代，诗家对起承转合多有质疑。王夫之《姜斋诗话》就认为，起承转合只不过是诗的章法之一，对于用它套用于律诗，更予以严辞痛斥：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3）

中图分类号：1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41-07

杂体诗名较早见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江淹模拟历代名家名篇之作。明确以杂体泛指非文坛主流的诗体，则见于皮日休、陆龟蒙的《松陵集》，其卷十题为《杂体诗八十六首》，主要包括联句、离合、反复、回文、叠韵、双声、风人、四声、县名、药名等十种诗体，加上皮日休在《杂体诗序》里提到的建除、六甲、十二属、卦名、百姓、鸟名、龟兆名、口字咏、两头纤纤、藁砧、五杂组等“皆鄙而不为”的诗体，共21种。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诗14种，明代谢榛《四溟诗话》概括杂体诗23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概括杂体诗19种，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及《瓯北诗话》中概括杂体诗共35种。结合汉魏六朝的创作实际，去重存异，共得杂体诗39种，除去皮日休提到的四声诗之外，再加上数名诗、大小言诗、一至七言诗、相名诗、盘中诗、四色咏、郡县名诗、歌曲名诗、兽名诗、针穴名诗、将军名体、宫殿名诗、车名诗、屋名诗、船名诗、草名诗、树名诗、六府诗、八音诗等，现仅撮其要论述之。

一、杂体诗的形态

较早出现的杂体诗是离合诗。所谓离就是将一个汉字拆分出一个偏旁部首，所谓合就是将拆分出的偏旁部首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字。一般是四句合成一个字，每两句分离出一个偏旁部首，两个偏旁部首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字。大致是一联之中前一句的某一字的偏旁部首，若和后一句的某一字相同或相近，则将前句中的这一字摘出，去掉与后一句某字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剩下的偏旁部首，再与下一联以此法得出的偏旁部首相结合，组成一个字。如谢惠连《离合诗二首》其一：“放棹遵遥途，方与情人别。啸歌亦何言，肃尔凌霜节。”将‘‘放”与“方”相同的部分去掉，得“欠’’字偏旁，将“啸”与“肃”相同的部分去掉，得“口”字偏旁，“欠”与“口”则组合成“各”。也有六句离合一字的，如谢灵运《作离合诗》：“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怀缱绻，口脉情亦伤。剧哉归游客，处子忽相忘。”去掉“古”与“十”相同的部分，得“口”，去掉“加”与“口”相同的部分得“力”，“剧”“处”的繁体分别是“剧”与“忘，’，去其相近处，得“旷，三者组合成“别”。汉字一般分为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两部分，所以六句离合诗较为少见。离合诗较为常见的另一种形式是离合出一个词组，其构成相当于多个四句离合诗相续成篇。最常为人称道的是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渔父屈节，水潜匿方。(离鱼字)与时进止，出寺施张。(离日字，鱼日合成鲁)吕公矶钓，阖口渭旁。漓口字)九域有圣，无土不王。离或字，口或合成国)好是正直，女回于匡。(离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当离乙字，合成孔)六翮将奋，羽仪未彰。(离鬲字)她龙之蛰，俾也可忘。(离虫字，合成融。)玟璇隐曜，美玉韬光。(去玉成文，不须合。)无名无誉，放言深藏。(离与字)按辔安行，谁谓路长。(离才字，合成举)”最终组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

由此可以看出离合诗并非都是将首句的首字拆分得出偏旁，也有可能拆分首句中的第二个字，或是最末一字，甚至出现只离无合的情况，有的还是同句拆分，如“按辔安行”，即“按”与“安”重合相离。但只离无合、同句拆分的情况比较少见，离合诗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是先将某一个字拆分成各个部分，然后将各部分以韵语的形式直接描绘出来，这种形式逐渐发展为字谜，也常被用作谶纬之言。如‘‘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以卯金刀射刘)字，禾子射季字，以示刘邦当登帝位。汉末这种风气更为盛行，《后汉书》卷113《五行志一》载：“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日：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有的汉字拆分后的偏旁部首不能成为独立的字词，无法直接将这些偏旁部首组合成诗句，于是便产生了另一种形式，即将这些偏旁部首的意义，以具体的形象描绘出来形成诗句。如《世说新语・捷悟篇》载杨修解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蓥臼”，以为“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薹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这一过程经历了拆分、取义、取象，还要艺术化地表达出来，需要付出较多的精力。所以有的字谜便不再对离合字词得出的意象进行描绘，而是直接对字词本身的形状进行刻画，以求更为具体直观。如鲍照的《字谜三首》：“二形一体，四支八头。四八一八，飞泉仰流。”“头如刀，尾如钩。中央横广，四角六抽。右面负两刃，左边双属牛。”“乾之一九，只立无偶。坤之二六，宛然双宿。”前两首分别描绘了“井”“龟”的直观形体，第三首则借助卦象描绘出“土”的字形。显然，这种制谜之法与离合之法已有很大差别，而与苟子的赋有些相似，不过荀子的赋多是描绘谜底的功能，而此谜多是描绘形貌罢了。

总体上看，离合诗是显性的，它的离与合都体现在诗句当中，只要按照离合诗的规则去解读，一般都能辨识出离合之字。而字谜则是隐性的，它呈现的只是拆分离析后的状态，能否猜中谜底则未可知，而且有的谜底并非唯一，如“十月十日”，既可解为‘‘萌”，也可解为“朝”。离合字谜只是借用了离合之法，与离合诗还是有差别的。离合之法引起了人们对于汉字形体结构的兴趣，也由此产生了新的诗体，如沈炯《和蔡黄门口字咏绝句诗》：“嚣嚣宫阁路，灵灵(曩)谷口闾。谁(菲)知名器品，语哩各崎岖(岖)。”句旬字字都带一个口字，到了宋展为专用字之偏旁缀合成篇，如《瓯北诗话》卷12举黄庭坚《话宿逍遥观》：“逍遥近道边(皆走字)，憩息慰惫懑(皆心字)。草莱荒蒙茏(皆草字)，室屋壅尘坌(皆土字)。僮仆侍倡侧(皆人字)，泾渭清浊混f皆水字)。”以为是黄庭坚独创之体，其源头实则来自口字咏，再向上追溯则与汉赋的联边字也有关系。“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文心雕龙・练字》)，如《上林赋》写水禽“沉淫泛滥，随风澹淡。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每句都有偏旁部首相同的字词。南朝谢灵运、鲍照将此法用于写诗，如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逶迤傍限嗅，迢递陟陉岘。”鲍照《自砺山东望震泽》：“澜漫潭洞波，合沓蚂嶂云。”等都使用了较多的联边字，呈才耀博，追求繁难艰深的效果。而口

字咏之类则更多地带有游戏成分，最为明显的是拆字诗。《陔余丛考》载南宋人《苕溪集》有拆字诗一首：“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董鹤，志士心未已。”几乎每句皆为拆分第三字敷衍而成，纯粹“以文字为诗”，破碎不堪。

除去上面提到的以拆分字形构成诗篇之外，还有借助字音字义，以双关手法构成诗篇的。如《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藁砧者，缺，谓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头，刀环也。破镜，月边半也。言夫出还在半月也。”藁，藁席：砧，砧板；硖，铡刀，古人处以死刑，常裹以藁席放在砧板上以硖斩之，故此诗以藁砧代指硖，又以“硖”谐音“夫”，藁砧遂成指称丈夫的隐语，刀头也成了还的代称，后世多所承用。如苏洞《寓言二首》其二“藁砧未刀头，妾身变山峰”，李新《杂兴》“藁砧山上山，刀头杳无期”等。但藁砧体似非指此，《艺文类聚》卷56载王融《代藁砧诗二首》通篇并未出现“藁砧-“刀头”，只是采用了‘一今何在”“何当――”的句式，藁砧体似乎即指运用此种句式表达闺怨思夫的作品。风人诗也常使用谐音双关手法。风人即古之采诗官，风人诗也就是采诗官采集的各地民间作品，度日休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古诗或为之，盖风俗之言也。……‘围綦烧败袄，着子故依然’，繇是风人之作兴焉”。(《松陵集・杂体诗序》)《沧浪诗话》认为其特点是“上句述其语，下旬释其义，如古《子夜歌》《读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故郭绍虞注日“其体从民歌中来”，又说：“《读曲歌》‘三更书石阙，忆子夜题碑’，三更书石阙，谓夜题碑，即夜啼悲也。其他借布匹之匹为匹配之匹，借关闭之关为关切之关，其例甚多。以多出吴声歌曲，故谢榛《四溟诗话》卷二称之为吴格。”谢榛释“吴格”为・指物借意”，即以双关手法借物抒怀。如《子夜歌》“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读曲歌》“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等，“丝”“碑”谐“思”，表面咏物实抒己情。据此赵翼《陔余丛考》卷23将“藁砧“风人”称之为“双关两意诗”，然风人诗的根本特点却在于以下句释上句，并不一定使用双关手法，如萧绎《风人辞》“城头网张雀，楼罗会人著”，只是以下句给出了上句所述事件的主体，形式上像是谜面与谜底，与歇后语相近。

有些杂物名诗也常使用谐音双关手法，如药名诗、郡县名诗、卦名诗、宫殿名诗、针穴名诗、四色咏、草名诗、树名诗等。这些杂物名诗并不像咏物诗一样专咏一物，而是将众多的同一种类的事物名称汇集在一首诗中，只是点到为止，并不对这些事物名称展开描写，相当于将这些名称镶嵌在诗中，用意义连贯的诗句将它们贯穿起来，若非标明事物名称，有时也会很难辨别，因此双关手法在杂物名诗的艺术表现上起了重要作用。如沈约《奉和竞陵王药名诗》“玉泉亟周流，云华乍明灭”，玉泉实指生于山谷的草药，云华则是云母石的别名。范云《奉和齐竞陵王郡县名诗》“临泾方辨渭，安夷始和戎”，“临泾”与“辨渭”、“安夷”与“和戎”构成动宾结构的当句对，同时“临泾”‘安夷”又是两个地名，构成了地名对。

还有一些既使用双关手法，又格式相对固定的诗体，如六府诗、八音诗、六甲诗、十二属诗、建除诗、数名诗等。这些诗紧扣诗题而作，所咏对象固定，而且一般都是将其置于一联出句的句首，两旬扣题，一联咏一物，如沈炯《六府诗》：‘冰广南山暗，杖策出蓬门。火炬村前发，林烟树下昏。金花散黄蕊，蕙草杂芳荪。木兰露渐落，山芝风屡翻。土高行已冒，抱瓮忆中园。谷城定若近，当终黄石言。”一共六联分别包含了水、火、金、木、土、谷等所谓六府。又如鲍照《数名诗》：“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齐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凋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成，善宦一朝通。”十联二十句咏十位数字。两句扣题相对句句扣题限制性较弱，诗人有较大的创作空间，诗歌整体上也易更为浑融，不致像句句扣题那样显得牵强拉杂拼凑。但两句扣题也易略显冗长，尤其是所咏对象较多时，所以沈炯的《十二属诗》是句句扣题，十二句咏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十二个属相。

更为固定、限制更多的是《五杂俎》《两头纤纤》等，这一类诗歌更像是填空的文字游戏。《古五杂俎》慨叹光阴轮回人生易老，说：“五杂俎，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其后王融、范云的拟作抒发别离之悲，保留了一三五句，更换了二四六句，形成了“五杂俎，――。往复还，――。不获已，三言六句的基本句式。《古两头纤纤诗》为四句咏物诗，一句咏一物，而且句式相近，如“两头纤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膈膈膊膊鸡初鸣，磊磊落落向曙星”，王融拟作四旬分别咏“绮上纹“‘鹪翔群“‘鸟迷曛”“玉石分”，形成了“两头纤纤，半白半黑――。腼膈膊膊一，磊磊落落―七言四旬的格式。

除了利用汉字的字形字音来组合诗篇之外，一些杂体诗还充分利用字义来结构诗篇，形成趣味盎然的作品。如回文诗，盘中诗、反覆诗等。回文，倒读亦成文。回文诗起于何时较有争议，刘勰认为“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文心雕龙明诗》)，然道原无考，梅庆生作注，以为刘宋贺道庆作有回文诗一首，此“道原”或为“道庆”之讹。道庆之作今亦不存，且道庆之前已有苏蕙之作，《晋书》卷96《列女传》载苻坚时，窦滔妻苏蕙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凡八百四十字。到了晚唐皮日休《杂体诗序》却认为：“晋温峤有回文虚言诗，云‘宁神静泊，损有崇亡’，繇是回文兴焉。”温峤与苏蕙大抵同时，而温峤之作仅存残句，苏蕙《璇玑图诗》保存完整，后又增添托名武则天的伪序，流布甚广，故一般以苏蕙为始。到了清代《四库提要》又提出《艺文类聚》载曹植“《镜铭》八字，反复颠倒，皆叶韵成文，实为回文之祖”，然今本《艺文类聚》并无《镜铭》，或有所佚。汉魏六朝的回文诗作，除去温峤、苏蕙之作，还有王融《春游回文诗》、萧纲《和湘东王后园回文诗》、萧纶《和湘东王后园回文诗》、萧绎《后园作回文诗》、萧祗《和回文诗》、庾信《和回文诗》等。这些五言回文诗多为写景之作，其基本结构是景象名词加动词加景象名词，如庾信《和回文诗》：“旱莲生竭镬，嫩菊养秋邻。满池留浴鸟，分桥上戏人。”每旬中的第三字都是动词，这一动词的意义顺读、倒读都是一样的，而每句中的前两字和后两字顺读是偏正结构，倒读则是主谓结构，回文诗大抵以此格式构成回文。但苏蕙之作较为特殊，“织锦为回文旋图诗”，是写在锦缎上的，而且为璇玑图形状，解读颇为困难。《四库提要》：“序称其锦纵广八寸，题诗二百馀首，计八百馀言。纵横反覆，皆成章句。黄伯思《东观馀论》谓：“其图本五色相宣，

因以别三、五、七言之异。后人流传，不复施采，故迷其句读。……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为七图。万民更为寻绎，又于第三图内增立一图，并增读其诗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读，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夫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旁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苏蕙作此诗本只为表达思念之情，只因状为璇玑图，故解读分歧，以至于出现但求协韵不问语意的现象，显然是把解读此诗当做了文字游戏。

苏蕙“织锦为回文旋图诗”的做法，可能受到了苏伯玉妻《盘中诗》的影响。关于此诗，逯钦立引《玉台新咏考异》：“按《沧浪诗话》盘中诗为一体。注日：‘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据此则此诗出处以玉台新咏为最古，当时旧本亦必明署苏伯玉妻之名，故沧浪云尔。宋刻于题上误佚其名，因而目录失载，冯氏校本遂改题傅玄之诗，殊为疏乖。又此诗列傅玄、张载之间，其为晋人无疑。《诗纪》《诗乘》并列之汉诗。亦未详所据。”则此诗无论是汉诗还是西晋诗，都在苏蕙之前，所表达的相思别离之情与苏蕙之作相近。而且是“写之盘中，屈曲成文”，其呈现形态也与苏蕙“织锦为回文旋图”相似，宋桑世昌《回文类聚》亦收入此诗，视其为回文之作。那么，苏蕙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完全有可能受到了《盘中诗》的影响。通读《盘中诗》一些语句并不能倒读，尤其末尾自述创作情景的部分，如“今时人，智不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若倒读则完全不成语句。此诗大概是弯曲写于盘中，具有回环之象，一些语句也可以倒读，遂被称为回文诗，实则有别于回文。与回文诗相近的还有反覆诗。反覆，亦名反复。皮日休《松陵集》卷十《杂体诗序》：“晋傅咸有回文反复诗二首，云‘反复其文者，以示忧心展转也’，‘悠悠远迈独茕茕’是也，繇是反复兴焉。”《沧浪诗话・诗体》概括其特点是“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押韵，反复成文也”。傅咸的反复诗现已失传，郭绍虞注《沧浪诗话》引《冰川诗式》，举宋钱惟治《春日登大悲阁诗》：“碧天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歙闲亭。”“此诗二十字，连环读，反覆成诗四十首”。与苏蕙《璇玑图诗》相类似，但与通常理解的回文诗还有一些差别。回文诗强调的不过是顺读、倒读皆可成文，其基本语句还是固定的。反覆诗却无固定的语句，从任何一个字顺读、逆读皆可组成诗句，排列组合非常自由。

除了利用汉字的形音义构成各种杂体诗之外，还出现了以语句为构成要素的联旬诗，所谓联句诗即一首诗由两人或多人各出诗句组合而成。吴聿《观林诗话》：“刘向《列女传》以为《式微》之诗，二人所作，一在中露，一在泥中，卫之二邑也。或以为联句始此。”但一般认为联句起于汉武帝及其群臣的柏梁联句，然顾炎武《日知录》卷21考证该诗中的事件、时间、职官多不符合史实，认为是后人拟作。柏梁联句为七言诗，共26句，由26人一人一句构成，篇幅较长，体制古茂。七言诗兴起较晚，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而柏梁联句在《文心雕龙》里已有记载，则此诗即使是伪作，亦不晚于宋齐，当在汉末魏晋之间。现存较早可靠的联句诗是西晋贾充的《与妻李夫人联句》，东晋则有谢安、谢朗、谢道韫《咏雪联句》及陶渊明《联句诗》等，至南朝联句诗多了起来，谢胱、何逊创作尤巨。这些联句的创作大多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作者们据题而作，相续成篇。如何逊和刘绮所作《照水联句》《折花联句》《摇扇联旬》《正钗联句》等，都是紧扣题目赋咏女子照水、折花、摇扇、正钗等情景，具有艳情诗的特点。也有应景生情随机而作的，如谢胱、曹晏等人的《间坐》联句诗，不过是四人雨后宴饮即席写景之作。形式上可以一人一句，也可以一人一联，一人四句，甚或一人八句等，要在“对偶精切，辞意均敌，若出一手，乃为相称”。具体方法“大概先分韵而后成诗。梁武帝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以所余竞、病二字与之。日所余二韵，则分韵后之所余也。《陈后主集》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日：“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在座有江总、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诏得迮格白易夕掷斥拆喏，诸人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可知古人联句，先探钩韵字，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如后世韵格也。”然亦有同赋一韵者，如北魏节闵帝元恭与元翱、薛孝通分别以酒为韵、以竖忠为韵，作《联句诗》二首。更有无意为之而被别人联句者，如谢世基、谢晦临死所为《联句诗》，初不过是谢世基有感于出身高门望族却至于失势被杀，遂口占四句，没想到谢晦却能随即续之四句，此情此景应是二人都不曾想到的。可见，联句诗要富于才情思维敏捷，具有较高的难度，所以也有联句不成的现象，如何逊就曾著有《答江革联句不成》《赠何记室联句不成》二诗。

二、杂体诗兴盛的原因

总体上看，杂体诗发端于汉魏晋，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先秦，但杂体诗的兴盛却在南朝，尤以齐梁陈三代为最。仅就本文讨论的39种杂体诗而言，汉魏晋只有联句、五杂俎、藁砧、两头纤纤、离合、回文、数诗、盘中诗等8种诗体，作品也不多。其余31种诗体都产生于南朝，作家作品众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有杂体诗创作，作品中还出现了同题唱和的现象，呈现出热闹繁荣的景象。究其繁盛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王公贵族生活面狭窄，思想贫乏

东晋南朝一般称之为门阀士族社会，高门望族凭借门荫享受荣华富贵，生活奢华，视野狭窄，精神萎靡，缺乏丰富切实的人生实践，更少振拔慷慨之气。《颜氏家训-涉务篇》载：“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欺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不涉世务，柔靡浮华，生活面狭小，缺乏开阔激荡的心胸，文学创作的题材遂多琐碎。典型的表现就是咏物诗兴盛，如创作杂体诗较多的梁元帝等人都创作了众多的咏物诗，而他们同时也都是杂体诗的主要创作者，说明咏物诗与杂体诗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作者在思想贫乏下创作的产物。

(二)士人考究学识，注重文化修养

东晋南朝崇尚文化，士人们谈玄说理，饱读典籍，竞耀学识，任防坟籍无所不见，聚书至万余卷；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梁书》卷13《沈约传》载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南史》卷49《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

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馀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竞不见用。”这种以学识相尚的风气，在创作上表现为数事用典。钟嵘《诗品序》载：“近任防、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用典变成了竞须新事，固然伤害了诗歌的艺术性，却也无可否认其渊博的学识，机敏的才智，也正是离合、回文、杂物名诗产生的重要条件。

(三)流行的文学观念重视艺术技巧，求新求异

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念逐渐重视个体情趣的抒发，艺术上也更加注重形式技巧。这一新的文学观念可以追溯到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至南朝萧绎《金楼子・立言》认为文学就要“绮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要求词藻华美、音韵和谐、情感摇曳，可以看作是对“缘情…‘绮靡”的具体阐释。不过这里的“情”不再是作家丰富的社会情感，而逐渐局限于个体的闲情逸致，集中表现为山水逸兴及宫体艳情。艺术上则求新求异求奇求丽，《文心雕龙-定势》概括为：“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诡巧取新既指体式上的去旧追新，也指字句语言上的雕琢猎奇。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情感内容上不再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转而书写个体的情趣，甚至是游戏放荡的情感；艺术表现上也不再是质朴自然，而以新奇清丽醒目为准的。在这一新的文学观念下，诗歌创作出现了吟咏山水――吟咏名物――吟咏女性(宫体诗)――吟咏杂物名(杂体诗)的嬗变；表现形式上也出现了由极貌写物、穷力追新，到必颠倒文句斗智呈巧的回文、离合、数诗、建除等杂体诗的演变过程。这些变化应当说正是这一文学新观念之下必然的逻辑产物。

三、杂体诗的意义

杂体诗既非文坛主流，又多题材琐碎，对它的评价也一直不高，严厉者斥之为无聊游戏之作，宽容者也不过认为是纤巧之变，无关诗之轻重。然杂体诗既为诗之一种，则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点。

(一)锻炼了诗歌技艺，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七言诗的发展

格律诗的滥觞一般公认为永明体，而实际上永明体的创作实践远逊色于其声律理论，比较直接明确地体现其声律思想的作品要算双声叠韵诗，如王融《双声诗》、萧衍、刘孝绰、沈约、庾肩吾、徐搞、何逊等人联句而成的《五字叠韵诗》等，反映了声律音韵开始在诗歌创作中受到了自觉的运用，为格律诗的成熟做出了探索性的贡献。联旬诗为绝句的产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联旬诗由多人创作组成，一般为每人四句相连成篇，这样就逼迫着作者不得不缩小篇幅规模，多创作四句或六句，至多八句的诗篇，这种创作经验为律诗、绝句的创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一种尝试和可能。事实上，一些联句诗已很接近律诗绝句，如何逊《送褚都曹联句诗》《相送联句》其三皆为五言四句的短诗。而何逊、范云、刘孝绰三人联句的《拟古三首联句》，其中范云的四句在《诗纪》中题为《拟古》一首，可见有些联句诗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将每个人的诗句拆分开来也可以独立成篇，这在形式上已很接近绝句了。七言诗的发展较为缓慢，虽然先秦就有荆轲的《易水歌》，秦末汉初有《垓下歌》《大风歌》等，但在诗体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却是汉武帝与大臣们联句的《柏梁诗》，其后宋孝武帝刘骏《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梁武帝《清暑殿效柏梁体》等，皆为句句押韵的七言联句诗，后遂以每句用韵者为柏梁体，对七言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的技巧方面，除前文所述的双关手法外，还使用了割裂、借对等，丰富了诗歌技艺。如庾肩吾《奉和药名诗》“马鞭聊写赋，竹叶暂倾怀”，“马鞭”“竹叶”即马鞭草、淡竹叶的略写，使用了割裂的修辞手法。王融《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阳台翻早茂，阴馆怀名秋”，“往食曲阜盛，今属平台游”，阳台、阴馆、曲阜、平台四个地名相对，同时也形成了阴、阳、曲、平的相对，使用了借对手法。萧绎《歌曲名诗》：“啼乌怨别偶，曙鸟忆离家。石阙题书字，金灯飘落花。东方晓星没，西山晚日斜。毅衫回广袖，团扇掩轻纱。暂借青骢马，来送黄牛车。”啼乌，即《乌夜啼》；石阙题书字，出自《读曲歌》“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东方晓星没，出自《鸡呜歌》“东方欲明星烂烂”；团扇，即班婕妤《团扇歌》；青骢马，出自《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踯躅青骢马”；黄牛车，出自《懊侬歌》其一“黄牛细犊车”。用曲辞中的语句典故代指歌曲名，显然使用的是借代手法。此外，沈约、萧统、王锡、王规、张缵、殷钧等创作的大言、细言诗，为夸张手法的运用积累了经验，而且这些作品大多是五言四句诗，为绝句的成熟做出了探索。总体上看，杂体诗多种手法的运用不但直接丰富了诗歌技艺，而且促进了对偶艺术的发展，为格律诗的成熟做出了贡献。

(二)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些杂体诗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较为常见的形式是借助离合手法反映政治状况，如《宋书》卷31《五行志》载《苻坚时童谣》：“鱼羊田斗当灭秦。”…鱼羊’，鲜也；‘田斗’，卑也。坚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为慕容冲所攻，亡奔姚苌，身死国灭”。《南史》卷52《萧范传》载《梁武帝时谣》：“莫匆匆，且宽公，谁当作天子?草覆车边已。”草覆车边已，即范)，指萧范。萧范，梁武帝之从子，与庐陵王萧续素不相能。庐陵王诬蔑萧范谋乱，遂有此谣。这些歌谣虽不免谶纬迷信的色彩，其本身的产生却还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状况。还有一些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历史场景，刻画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薛综《嘲蜀使张奉》，据《三国志》卷53《薛综传》：“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日：‘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日：‘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日：‘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生动地反映了使节应对酬答斗智调侃的情景。此外，星名诗、郡县名诗、药名诗、卦名诗、针穴名诗、龟兆名诗、建除诗等，大量的杂物名诗既是中华文化独特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的另一种载体，从一个侧面承传并反映着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质地，因此具有着较深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

(三)反映了一些诗史状况和文学活动

杂体诗的创作形成了源远流长、不断丰富发展而又一脉相承的诗歌传统，使杂体诗成为众多诗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文苑奇葩。杂体诗虽然主要产生兴盛于汉魏六朝，其后不同历史时期却均有大量创作。尤其是

唐宋时期不少文学大家都有杂体诗的作品，数量也很可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除了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集中创作了86首各体杂体诗之外，权德舆也较多地创作了各类杂体诗，宋代陈亚创作了百首药名诗，《清江三孔集》载孔平仲有《诗戏》三卷，皆人名、药名、回文、集句之类，还出现了桑世昌的《回文类聚》这样的杂体诗专集。明代连皇帝也有《御制回文诗》，以春夏秋冬四景为题，创作了龙文、连环、八卦诸体。清朝万树撰《璇玑碎锦》有60幅回文诗图，各以名物寓题，组织颇巧。更为重要的是后人并非简单地因袭前题，还多有创造，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杂体诗的形式。如清代石庞由回文诗发展出回文赋，所创《回文雪赋》《游春赋》的每一句，都应同一偏旁之序，构思更为精巧。皮、陆在四句、六句离合一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上句句尾与下旬旬首组合成字，或相联成事物名的离合诗。如陆龟蒙《饮岩泉》：“已甘茅洞三君食，欠买桐江一朵山。严子濑高秋浪白，水禽飞尽钓舟还。”食与欠组成饮，山与严组成岩(蠛)，白与水组成泉。《药名离合夏日即事三首》其一：“乘屐着来幽砌滑，石罂煎得远泉甘。草堂只待新秋景，天色微凉酒半酣。”滑石、甘草、景天皆为中药名。还出现了全平全仄诗、集句诗、禁体诗、人名诗等许多新的杂体诗，应当说都与前代杂体诗有着密切的关系，或是对前代诗体的直接承续，或是受到了某些启发，总能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苏蕙织锦回文及藁砧刀头成了后世常用的典故，丰富了诗歌意象，明代康万民还撰有《堵玑图诗读法》一卷，专门解读苏蕙的回文诗，形成了重要的文化现象。一些文人还借助杂体诗赠答唱和形成了重要的文学活动，如《魏书》卷67《崔光传》载崔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宋书》卷82《沈怀文传》：‘‘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今崔光、怀文之作虽已失传，却可见出文人雅兴及其风尚趋向，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4）

【关键词】 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壅塞现象/诗境的构成/创作与阅读

南朝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近些年来逐渐得到较多的肯定。在追求“新变”的时代风尚下,南朝诗人作出了各格各样的尝试,从而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其成败得失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成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大幅跃升的基础。但由于将唐诗的成就放在与南朝诗歌相对立的地位上加以描述的态度由来已久,迄今对自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本文即试图就其中的一个问题稍作探讨。

一

关于本文的论题,首先想提出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此篇《艺文类聚》所录为如下六句:

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峰峦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这实际是类书中常见的片断摘录,但明人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却作为完篇来看,并对其篇制短小的特点大加赞赏。对此,同时代的周婴在其《卮林》卷七“诠钟”一节中给予了辛辣的讥刺:

《诗归》载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云……。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题目,肯作三韵,立想不善。诠曰:江淹《杂体诗》注(按指《文选》注)引谢《登庐山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盖即是篇发端也。不经昭明所选,代久篇残,何知“霜雪”后更无数十句乎?耳目难遍,胸臆易生,亦论古今之一大病也。又康乐游览诗绝无寂寥数语者,读其集自得之。[1]

此篇残文,《北堂书钞》尚另存“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二句,在“积峡”句前。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即是以上几个部分的合并。

钟、谭所论,从学问上说固未免轻率荒疏,但就诗歌鉴赏而言,人们或许不难发现:他们误认作完篇的片断,确实可以视为一首不错的短诗;尤其是,如将现存的另六句加在前面,诗不是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如周婴所说为“是篇发端”的四句,只是作者对其游览经历的一个交代,实无诗意可言。

另一例是东晋释子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壹传》所录如下: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也就是这一种。其实据宋孔延之的《会稽掇英总集》和张淏的《会稽续志》,这诗后面还有四句:

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

而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是道猷栖居之处,在今浙江新昌)中提及这首诗,却仅有四句: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又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所载与之相同,唯“千里”作“十里”。明杨慎《丹铅总录》评述说:“此四句古今绝唱也,有石刻在沃洲岩。按《弘明集》亦载此诗,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笔者案,《弘明集》实未载此诗,杨氏盖误记)。独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别有人定之耶?”

杨慎疑四句的一种或出于帛道猷本人删改,是无根据的臆测;套用周婴的说法,晋代文人也没有这样写诗的。至于改定者是白居易还是之前另有其人,则不可知。但经此一改,诗显然有了一种“唐韵”;称之为“古今绝唱”或觉夸张,置于晋、宋时期,却实是难得的佳构。

诗当然不是说短的总比长的好。但上述二例却明白地揭示出:某些在诗人看来是必要的表达。却使诗意受到了破坏;从较为完美的结构来看,那些表述是多余的。这里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壅塞”的现象,它妨害诗意的纯净和意境的形成。而这种现象在晋宋诗中相当普遍,许多诗虽不是说像上述二例那样经过简单的删削就能发生显着的改变,但其毛病则属于同样性质。仍旧拿大诗人谢灵运来说,其名作《登池上楼》的开头,“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知所拙,退耕力不任。xùn@②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整整八句,虽不乏修辞之美,意蕴却非常单薄,节奏也因而显得拖沓。清人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专门列举了大谢诗中众多的“累句”、“鄙句”,不少与此有关。而从齐梁到盛唐诗歌的发展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这种“壅塞”现象的清除。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并不只是关于诗歌应如何写得简洁的问题。所谓“壅塞”现象的产生,大抵并非缘于诗人的才力上的欠缺,而是缘于他们对什么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即对诗的特质——的理解上存在着某种偏差;这种偏差又并非是个人性的,而是具体时代性的。追求诗的艺术特质,使诗更成为“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过程。

二

建安以前的诗歌,以歌谣为主流,包括《古诗十九首》一类,实亦是类似歌谣的作品。这类诗歌抒发的感情是公众性的,不是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自建安文人诗兴起以后,情况开始改变,诗歌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发生密切的关联,诗人在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化的生活内容、思想与情感。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内涵深化了,面貌也变得丰富多样;但我们所说的诗意壅塞的现象却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

歌谣大抵集中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它或许常有稚拙、粗糙的成份,语言一般却是清浅明朗的。而文人诗由于作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以诗歌为表现此种素养的场所,其语言在转向精致、典雅、华丽的同时,每有繁复累赘的情形。大概而言,建安诗歌虽已渐超华美,但尚多歌谣气息,至晋宋诗中这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名诗人中,像陆机、潘岳的“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颜延之的“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谢灵运的“冗长”(萧纲《与湘东王书》)而“颇以繁富为累”(钟嵘《诗品》),可以代表总体的时尚。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文人对辞藻的耽迷和炫耀才学的心理。丰富而华美的语言,成了他们的精神性的装饰。

但所谓“繁复”、“冗长”不只是表现于藻饰。若以潘、陆、颜、谢这几位在《文选》中最受重视的晋宋诗人为代表,可以看到他们的诗作出现了大量的叙述与议论性的内容。无论是就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经历、生活遭遇发表感慨(如潘岳的《河阳县作》之类),还是记一次游览的过程(如谢灵运众多的山水诗),都要依着事件、思绪或两者交杂的线索,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像前面提及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的开头,就是交代他怎样游庐山、游了多久。确实,谢灵运不会像钟惺他们误认的那样,凭空地从“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下笔,因为游庐山作为他生活中的一桩事件,那样写是不完整和不明不白的;也可以确信,这首诗正如周婴所推测的那样,不会在“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结束,因为他还没首对这次游览作出具有思想性、哲理性的结论。我们再用一首完整的诗作例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超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诗典型的形态便是如此,起因、过程、结论,都是不可缺少的。

上述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诗,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线型结构,它的中心线索便是作者本人的行动与感受。在这种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诗人的在场。换句话说,诗人充分地占据了诗歌的空间。再以前面提及的帛道猷《陵峰采药》诗为例,在开头“连峰数千里”以下写景的六句中,我们尚未强烈地意识到诗人的身影和意志的存在,从“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开始,他清楚地出现了;而到了“始知百代下”等末尾六句议论之笔,诗人最终彻底实现了他对诗歌空间的占有

。

这里隐涵着更深的和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问题:当诗歌趋向个人化以后,诗人与他的作品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诗人对他的作品拥有多少权利?诗歌的艺术个性应该怎样理解?

诗是什么呢?如果诗只是诗人个人行动和思考的记录,它本不需要这种特殊的高度美化的语言形式;如果诗是一种为了表现情感而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诗在写作时就隐涵了对阅读的期待并且一旦写出就不再属作者个人所有,那么诗人就不能够过度地占有诗歌的空间。

由于未能找到恰当的概念,我想把诗歌的空间称之为一种虚构性的公共空间也许是合适的。读者对一首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在它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包含了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情感的东西;凭借着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享有一首诗并在其虚想的空间中体会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的某一种状态。虽然一首诗被写出是基于作者的情感经历,但在阅读中它成为我们的经历;诗歌中必然包含着诗人所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细节,但只有这种细节有益于诗境的构成时,它在诗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也许我们会因为对于诗的兴趣而关心作者,但终究谢灵运遭迁斥的牢骚或李白喝一次酒花了多少钱那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所以,当诗人在诗中过度凸显其自身的存在、过度占有诗歌的空间时,就已造成了对阅读的排斥。正是那些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而仅与作者有关的叙述、仅属作者的议论,造成了诗歌的闭塞感,令诗境显得阻隔狭隘。所以像帛道猷那首诗,若以白居易所录四句成篇,就有可能成为或接近于“古今绝唱”;若以《高僧传》所载十句成篇,则已是稍含佳句的平常之作;若以《会稽掇英总集》所载的十四句成篇,那真是不可忍受。

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美国着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2]一书中曾以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作为例证来来阐发其符号学美学理论,但她的某些分析用在这里也是颇为合适的。原诗如下: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苏姗·朗格强调说,即使是从脱离了原来诗律的译文来看,“这也是一首诗,而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导。诗中所提及的事物,构成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而常识意义上的诸多事宜(疑当译为‘事项’)如友人所往、行程几何、何以成行以及偕谁而行等等,则被彻底芟除。洒落在江上、帆上和遮挡视线的树上的微雨,最后化作流淌的泪珠。”她说,其中一切都是“诗的因素”,“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了解更多的情况,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进一步考察李曹某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的作者以及作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这类补充只会以不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诗的意象弄得杂乱不堪。”

虽说苏珊·朗格似乎并不懂中文,但她对《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的诠释却是不错的。像这种带有纪实因素、社交功能的诗(它记录了一场实际发生的送别活动,并作为朋友间友谊的传达和纪念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关系),在中国古诗中为数众多。但作为诗而言,它必须成为艺术的构造,必须避免以朗格所说的“不相干的信息”填塞在要求纯明的诗境里。当然,这是艺术上已高度成熟的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还要经过一段行程才能抵达这里。

三

从南朝到唐代,诗歌艺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断探寻完美的表现形式,努力创造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就是更明确地把诗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向社会传达个人信息的凭借。人们在理性上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但创作活动却有力地趋向于此。

与此相关的一个变化,首先表现于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谢眺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到萧绎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将“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的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褥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这方面的问题多年以前我和贺圣遂合作的《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一文中曾有过论析[3],兹不赘叙。须稍加说明的是,齐梁尤其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却也并非是回到歌谣的路子上,而是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其最终效果充分地展现于唐诗之中。

同时诗歌也在逐渐减少妨害诗境形成的过度的叙述与议论,并摆脱以作者实在的行动与思考为中心依次叙述和议论的线型结构。

议论的减少在写景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诗中,已经很少有抽象哲理的阐发,有时虽用某种人生感慨作为诗的结束,也只是一发即收。像《行京口至竹里》诗,在描绘寒冬时节旅途景色和旅行生活的艰辛之后感慨说:“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其情绪完全是自然涌发后出,所以它可以给读者某种触动,却不会造成诗意的封闭。而在谢眺诗中,常常连这种明显的感慨也很少。据叶维廉《中国诗学》[4]介绍,日人网佑次在其《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一书中对南朝山水诗中描写与陈述句的比例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山水诗总体上趋向于纯粹的写景。其书一时未能找到,此处转录叶氏书所作的“抽样举例”,大体可见其概况:

作者 诗 写景行数 陈述行数

湛方生 帆入南湖 4 6

谢灵运 于南山往北山…… 16 6

鲍照 登庐山 16 4

谢 游东田 8 2

望三湖 6 2

沈约 游钟山之二 全景

范云 之零陵郡次新亭 全景

王融 江皋曲 全景

孔稚 游太平山 全景

吴均 山中杂诗 全景

山水诗转向纯粹的写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哲理内涵的消失,而只是取消了由作者强加给诗歌也是强加给读者的关于“意义”的限定;换句话说,这是对诗的闭塞状态的打开。优秀的诗人尽可以在纯粹的写景中直接通过意象的喻示,令读者自行寻获诗人未尝言说的哲理。到了盛唐时代,王维就成为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譬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之中虚渺的人语之声,黄昏时候透过深林在青苔上暗淡的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引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处。

诗歌中抽象议论和解说的减少,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叙述的减少,其意义则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尽管诗歌大抵是因诗人的情感受具体生活事件的激发而写成,不能完全避免对事件的交代,但在抒情诗中夹杂大量关于自身行为的叙述,就会强行牵制读者的视线、思绪,妨碍他借诗激活自己的情感。其对诗境的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像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开头:“朝旦发阴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究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这还是交杂着写景的纪游之作,但诗人一心要把自己的行动过程说清楚,我们的视线只能随着他的行动急促地转换,无法感受景物的氛围并展开想象,所以只能以比作者更匆忽的态度从那些语辞上滑过。正如前言,诗歌应该是公共空间,当作者的对之占有过度时,读者就会放弃它。

南朝在这方面带来显着变化的诗人应首数谢tiǎo@③吧。他的诗总是将叙述的成分尽可能减少,而最佳的写法是将必要的叙述融化在景物描写中。像《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开头:“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至于《和王中丞闻琴》则是更纯粹的诗境,一切可有可无的说明与交代全都省略了:

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气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之后何逊诗也是沿着这方向发展的。他的《望新月示同羁》开头四句完全以写景代替叙述:“初宿长淮上,破境出云明。今夕千余里,双蛾映水生。”两个月夜,既各自为一美景,又 在对比中暗示了时间的流失和旅程的漫长。唐代诗人对谢tiǎo@③、何逊格外赞赏,正是因为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

至于诗歌结构的变化,律诗的形成也许是最好的说明。而一般谈到律诗形成的过程,常常只是由声律、平仄着眼,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在永明声律说初兴之际,所谓“新体诗”是没有长短规定的,但渐渐地、自然而然地,格律诗向着八句为一首的篇制靠拢,到了梁代简文帝时间,五律的体制已基本定型[5]。在没有预先约定、也未有谁特别提倡的情况下,律诗以八句一首有什么根据呢?研究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但有一个道理是至为简单的:以南朝诗人普遍认可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为准,八句一首的体制最能体现恰当和均衡的美感。依惯例,律诗的首尾两联为不对仗的散句,中二联为对偶句(当然有例外);散句的一联,二句间形式关系松散而意思连贯,常常二句构成一个完整的长句;对偶的一联正相反,二句间形式关系密切而意思各自独立,各为一短句;散句和对偶句在传达和表现上各有所宜。这样的四联组成了在变化中求得均衡的完美整体。如果是六句一首,对偶句与散句的关系无论怎样都会失衡;如果是十句一首,将会出现三联对偶,而由于对偶句中联与联、句与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紧密,诗会显得松散。总之,律诗的文字格式极其精致,再加上严格的声律,遂成为高度形式化的诗型。

这和本文的论题是有关的。首先,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诗型,在未被运用于写作之先就强烈地预告了诗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的性质,它对实用性的写作意图具有抵抗力;其次,在这种短小精致的诗型中,过度的叙述与议论不能被容纳;再次,它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过去诗歌中常见的诗意连绵承接而下的线型结构。在不能够任意延展而又需要表达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内容的情况下,诗人通常会在律诗的联与联之间、句与句之间采用跳跃式、并列式的连接。留下大量的空白,则需要读者依赖诗句的内在关系以及诗句所提供的暗示去想象。以何逊的《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为例: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中间对仗的两联是并列的,它和首尾联之间情绪或者意义上的联系很不确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一类诗的流行,当然会对改变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对清除诗歌的壅塞现象起到很大作用。

壅塞是由作者对诗歌本文的强烈占有欲造成的,那种情形下作者至少是不自觉地相信可以凭借愈多的语辞说出愈多的东西。而壅塞的消除则意味着诗歌更为自觉的艺术化过程,在这过程里诗人通过减少语辞来增加诗歌的空间。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实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被经验的结果”而非“被解释的客体”[6],对抒情诗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南朝诗人在上述各方面所要追求的目标到唐代才真正得到充分实现。在盛唐,出现了许多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的杰构,被举为“兴象玲珑”。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史上的重要演变是很长的过程。

四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作的论析是以短篇的抒情为主要对象的(这类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和最精致的部分)。就在格律诗兴起的同时,也发生了诗型的分化,不同的诗型各自分担起不同的功能。拿何逊的诗集来看,其中写得短小的一部分成为律诗的刍形,而另有一些较长的诗篇则保存着叙述和议论的成分。用后世的分类来看,这就是五律和五古的区别。而后来长篇的五古将纪事、写景、抒情、议论混融一体,又自有特色。不过,从南朝到唐代诗歌类型的分化及与之相应的功能的分化,是需要另做文章来说的问题,这里无法说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本无此文.

[2] 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复旦学报》1983年6期.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5）

《新课程标准》指出：“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古诗词教学离不开情感的体验，每一首古诗词都有它的特定的情感，教师就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走进诗人的情感，和诗人产生情感的共鸣。为此教师就要重视指导学生开展古诗词的诵读，通过诵读设置生动活泼的情境，调动学生阅读古诗词的兴趣，激发学生阅读古诗词的欲望，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领悟古诗词的丰富意蕴，感受古诗词的丰富思想和艺术魅力。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

陶渊明的《饮酒》是一首田园诗，笔者设计了“四读文本”的教学环节。

1.大声朗读课文，读出陶渊明的悠闲洒脱。这一读设计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整体把握这首诗的情感。这一次诵读是以学生自由朗读为主，激发学生自身内在的情感，为下一次诵读作铺垫。

2.男女声齐读课文。陶渊明的这首诗情感相对含羞委婉，教师可以让女声齐读前面三联，最后的两联诗，可以让男女声齐读。这样设计不仅张弛有度，也便于学生读出诗人的情感。

3.配乐朗诵课文。这一次朗读，教师首先准备好轻音乐，教师可以选一些钢琴或古筝曲调来配乐，然后教师可以选出班中朗诵较好的男女生各一人来作示范。这一次朗读的目的在于把握好朗读的基调，把握好句子的节奏快慢和声音的高低。针对这些教师应进行适当的指导：（1）节奏快慢：朗读“车马喧、地自偏、已忘言”这些词语时，应把声音拖长。（2）重音突出：朗读“悠然、见、心远、飞鸟”应提高音量朗读。（3）轻音处理：朗读“喧、偏、还、忘言”时声音要由高到低，越来越缓，越来越轻。（4）感情渗透：《饮酒》这首诗要读出诗人的洒脱、悠闲、快乐的心情。

4.男女赛读课文。这一次读在于激发学生进一步走进陶渊明的内心世界，通过赛读的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学习情趣。

（二）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

在古典诗词的教学中，教师大可以把各种多媒体教学资源为我所有。多媒体资源包括诗词诵读版视频或音频、古典诗词歌唱版视频或音频、诗歌背景介绍资料、诗人生平介绍资料、Flash版诗词朗诵版资料等。在讲授陶渊明的《饮酒》时，教师可采用如下多媒体教学资源：（1）有关陶渊明创作经历及风格的背景资材。（2）有关这首诗创作的背景资料。（3）有关这首诗诵读的视频、音频材料。（4）有关《饮酒》演唱版的资料。如果把这些教学资料合理利用，能确实引导学生走进诗人陶渊明，走进《饮酒》，也能把学生们的情感激发出来，想象和联想能力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教师朗读示范

古典诗词情感的领会和把握，教师的范读是必不可少的。教师用范读来带动学生的情感，这样可以缩短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揣摩时间，情感投入也就更快了。教师要做好范读就需要在平时多加操练，应尽量做到普通话标准、语调语速适当、节奏快慢合理、情感投入恰到好处。教师的范读要确实做到示范作用，让学生能很好地从示范中进行模仿，尽快地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

以上三点在日常教学中可以选取其中的一两点来进行教学，让学生通过朗读体验，感悟诗人的情感，从而走进诗歌的情感空间，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二、入境――走进诗词的情境

学习古典诗词“入情”是开头的话，那么“入境”是过程，这一过程是诗词赏析的突破口。所谓“入境”就是引导学生走进诗词的情境。诗人用一词一语描写的是一个个事物，表达的都是一个个情境。教师可以从两方面来引导学生入境。

（一）引用写作背景资料引导学生入境

每一首古典诗词都是诗人真实情感的写照，在那时那地的时代背景中诗人有感而发，这些诗词也就成了他们情感宣泄、理想表达的结晶。教师能把这些写作背景资料在教学中充分地利用起来，就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走进古典诗词的情景中。在教学《饮酒》时,教师就可以把以下写作背景为我所用。

材料一：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

材料二：公元416年秋天，陶渊明总是闷闷不乐。他早就看透，东晋的气数已尽，刘裕篡位只是迟早的事，他整天为这件事悲伤忧郁。只要东晋存在，曾祖父陶侃的功绩就光辉灿烂，照耀家邦。一旦东晋灭亡，就一笔勾销了。他又想一切都在发展变化，兴衰荣辱也在不断地交替更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为这些事烦恼也没有用，还是多喝点酒一醉方休。他认识到，醉酒之后反而诗兴大发，胡乱扯出一张纸，书写感慨，等到第二天清醒后，再修改润色。写好的诗稿越积越厚，让老朋友帮忙整理抄录，一共得到20首诗，陶渊明把这一组诗题为《饮酒二十首》。

材料三：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学生们熟悉了有关陶渊明的背景介绍后，对把握诗人的形象、理解诗歌的情境有很大的帮助。材料一、材料二对于诗歌前八句意境的理解，材料三对于最后两句的意境的理解都能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多利用背景资料。

（二）采用多种方法领会诗词的意境

赏析古典诗词，“入境”就是走进诗人的创作世界，领会意境是关键。意境是诗词的灵魂，古典诗词流传至今一定会有其丰富的意境，领会意境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1.“画配诗”入境。古诗词中很多都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为诗词配画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法。人教版的教材中有些诗词，教材配上了插图，这是对诗歌意境的补充和延伸，教师要是能充分地利用这些插图，就能对诗词教学中“意境”的领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每一句诗某种意义上讲都可以变成画，一旦变成画以后，那学生的主体体验就有了，对诗的理解就不是割裂的，不是抽象的。在讲授《饮酒》时，教师可以请美术功底好的学生或美术教师帮助，预先对每一联诗句创作一幅画面，第一联可以画上一幅山居生活图，第二联可以画诗人隐居图，第三联可以画“劳作归来”图，第四联可以画“夕阳西下”图。以上画面中都应抓住这些物象：结庐、菊、篱、南山、夕阳、飞鸟等。教师可以结合每一幅图进行每一联诗词的赏析。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与画是统一的，教师要激发学生美术创作热情，并给予指导，提示学生抓住“诗眼”、“词眼“的典型镜头来创作。

2.“想象法“入境。要欣赏到诗歌的内在意象、意境之美，必须借助于想象，对诗歌的意象进行闪现、组合、转换与再创造，才能将文字符号转化为立体画面，把潜在的意象浮现出来，最终享受到诗歌意象美、领略到诗歌意蕴美。古诗词教学中，由于诗词创作时代离学生生活距离太远，很多古诗词的意境学生是很难体会得到的，教师就可以采用“想象法”来引导学生体会古诗词意境。所谓“想象法”入境，就是让学生用“自己”来替代“诗人”，让学生结合自己已有的生活体验，去体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诗人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来理解诗词的意境。在讲授《饮酒》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替代诗人陶渊明，来理解诗词。例如：“师：你的身份是什么？生：隐居山野的文人。师：隐居时你会想到什么？生：想到朝廷的生活的劳累。师：你还会想到什么？生：朝廷生活的尔虞我诈。师：为什么会这样想？生：因为厌倦这种生活。师：难道朝廷生活不如田园生活吗？生：田园生活活得洒脱自在。师：还有吗？生：不用为五斗米折腰。师：是啊，要做到不随波逐流难呀，对归隐生活你还想说什么？生：要活出自己那份率直、淡泊。”

诗词“想象法”入境，要充分挖掘诗词的创作背景和诗人的情感，要让学生在了解诗人的基础上，去体验诗词的意境，让学生真正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

三、入味――品味诗词的情味

古诗词教学中“入味”就是品尝诗歌的“味道”，这“味道”就是品味古诗词的语言美、内容美、文化美，是对古诗词教学的具体落实过程。教师在教学中，紧紧抓住这三美，就能很好地落实古诗词教学的内容。

（一）抓住关键词，赏析语言美

古诗词教学中，应紧扣关键词来赏析，这些关键词往往是“诗眼”和“词眼”，对诗词情味的理解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教师在教授《饮酒》时可以抓住以下关键词：“庐、喧、心远、菊、悠然、见、真意、忘言”等等进行教学。教师可以设计以下问题：请从以上关键词中自选一个，说说这些词语对诗词情感表达上有何作用？如“菊”这一词语，教师就可以启发学生诗人采用了怎样的手法，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又如“忘言”这一词语，教师就可以启发学生“忘言”的是什么，表达了诗人对田园生活怎样的情感？诗词的语言美就在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赏析关键词，可以从四方面入手来赏析语言美。

1.分析词语在诗句中的含义。“采”、“悠然”和“见”在这首诗歌中含义分别是“采摘”、“悠闲”和“看见”，前一个词语是了诗人“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后两个词语写出了诗人悠闲洒脱的心理，为“欲辨已忘言”这句诗的理解作了铺垫。

2.分析词语在诗句中的手法。“飞鸟”这一词语在诗句中是采用了象征的手法，把傍晚时分飞鸟结伴而归象征那个悠然见山南的人，心神契合，仿佛都在这幽静的山林中找到了自已的归宿。一幅“劳作晚归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诗歌的物象更形象生动了。

3.分析词语在诗句中的情感。“忘言”一词写出了诗人对田园生活无比喜爱的情感和那份出自内心的依依不舍之情。

4.分析词语在诗句中的意境。“见”字写出了在闲适与宁静中偶然抬起头见到南山，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的情景，一个“见”突出了这首田园诗“宁静和闲适”的意境。

（二）抓住关键句，品味内容美

阅读教学中教师会采用找关键词的方法来分析理解课文，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同样可以采用找关键句的方法来品味诗词的内容美。诗词的内容美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一个个意象，这些意象凝聚了诗人真实的情感，因此这些诗句都有“情味”，都需要我们细细地品味。

1.找议论句、抒情句，品味内容美。古诗词中的议论、抒情句是诗人情感的寄托点，教师抓住了诗人情感的触发点，就能引导学生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的《饮酒》中，诗人把自己那种淡泊、率直的个性都浓缩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两句诗上，学生感悟了这两句诗也就读懂了整首词的内容。

2.找描写句，品味内容美。诗词中的描写句其实就是诗句中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些诗句正是诗人创作风格的体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诗就把一个隐居山野的诗人田园式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一份洒脱、一份豁达的心境也跃然纸上。

3.找叙述句，品味内容美。诗歌中的叙述句往往都是勾画了一个个“物象”，诗歌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中的“结庐”写出了诗人虽然居住在污浊的人世间，却不受尘俗的烦扰的意境；“车马喧”正是官场上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奔走钻营的各种丑态的写照。

四、入理――赏析诗词的情理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6）

一、引言

诗至盛唐而称绝，随着内外交流的频繁，隋唐新兴音乐――燕乐得到长足发展，迫切需要歌词来配合演唱。宋词源于里巷歌谣，通常是本有曲调、由声定词，即或依曲拍而创新词，或取现有诗句（齐言）作词，入乐而歌。王灼《碧鸡漫志》载的“旗亭赛诗”就是取现有流传较广的诗歌入乐歌唱的典型。

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文人词的兴起，给词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了词的审美趣味，渐渐由引文人齐言诗通过添字去字，演变成长短不一的词，由“里巷歌谣”，发展到文人自创新词。而词至北宋，文人在写词过程中不自觉地把作诗的语汇语境融入到词里来，就出现了很多引诗句入词乃至引诗境入词的现象。

笔者认为，就诗词的发展方向上来看，到了北宋诗与词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词人为词的这种引用点化与宋人为诗借鉴前人有潜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就宋词引诗句入词与黄庭坚作诗“点铁成金”的理论主张作简单的对比，旨在探讨宋人为诗对作词的潜意识的影响和晕染。

二、以诗句入词的几种方法

引诗句入词在宋人曾季狸的《艇斋诗话》［1］中多有举例，加以分类总结可窥知一个大概。列次如下。

（一）直接引用前人语入词。

晏叔原小词：“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此语本李义山诗，云：“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1］

晏元献“春水碧于天”，盖全用唐韦庄词中五字。［1］（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被东坡誉为“不减唐人高处”的柳永词《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名句：“想佳人，妆楼J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取自南朝谢眺诗《之宜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这一类在题材方面大体相似，所表达的情怀和所创造的意境也类似，所以都是直接引诗句和片段入词，加以点缀乃成新词，看到原来诗句的影子又别出心裁，别有风味。

（二）添字去字换字，化用诗句入词。

“柳三变词‘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全用柳恽诗也。柳恽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1］言柳永《曲玉管・陇首云飞》引自南朝梁柳恽《捣衣诗》。

晏殊《清平乐》：“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即剪取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名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在这一剪一裁和添枝加叶过程中，显示出宋人较为深厚的诗歌功底和别出心裁的裁剪。

（三）取其意而为词。

见于《艇斋诗话》中，有几例：

“东坡【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1］同为借千里之外相思之人共赏一轮明月，来表达相思之情。

晏几道与思念已久的歌女重逢时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化用杜甫《羌村》三首之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中安史之乱后夫妻重逢惊喜异常、似信非信、相逢若离的情状。

这种取诗意入词更显为词的巧妙和功底的深厚。以上概述了宋词引诗句入词的几种常见的形式，可见此种现象数见不鲜，是被普遍使用的。

三、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

宋代为诗、作词体现出两种突出的方法，一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所崇尚的以“脱俗”和“新奇”为目的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崇尚“陈言入翰墨”、“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创作方法；二是以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以“以诗为词”甚至是“以文为词”的词学观，突出用诗情入词，创作上更侧重“为词注入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以求提高词的地位，拓展词的题材范围和现世功能。二者分别在诗词两个领域大力开拓，力求辟得蹊径，写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表达自己的诗学、词学主张，倾诉自己的感觉和人文情怀。

诗至唐达到极盛，宋人在承受唐诗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的同时，也不断从前人诗作中汲取营养，惨淡经营，力图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正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批评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道出了宋人为诗的一些特点，这种诗学观点在黄庭坚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宋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录他的一段话：“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4］就是求助于前人，借用前人诗句、诗意等入自己的诗作，凭借自己的才力思致加以点化、升华，化腐朽为神奇。

谈到引诗句入词，不可不提苏轼“以诗为词”和辛弃疾“以文为词”。

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称词为“诗之苗裔”。其“以诗为词”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词的“小道”地位，而下记国家大事，上言天地之道，从而打破诗词界限，从根本上改变词卑诗雅的传统观念。其《念奴娇・赤壁怀古》谈国家大事，《水调歌头》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倾注了人类最普遍的人生情怀，上达天地之道。可见其“以诗为词”的观点根本在于对词体地位的提高以及注重将写诗的手法应用到写词的过程当中而不仅仅在于只言片语的引用脱化和典故的使用。

同样，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侧重以叙事的手法写词，在创作结构的层面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和意义，那就是“以文气为词”，或者叫“以气入词”。叙事手法的运用意在吸收散文手法入词，打破词文界限，使词具有散文的纪实功能，反映理想抱负、社会现实和人生疾苦，从而达到以词记史的目的。

由此可见，引诗句入词切不可与二者相混淆，“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已经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的相对成熟的词学理论了。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这种词学理论的成熟和写作手法上的升华或许就在引诗句入词的催化和引导下形成的，这也不可一概而论。

四、以诗句入词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异曲同工

在唐诗高峰面前宋代文人只能仰观，他们普遍热衷于模仿唐诗，善于融入书法绘画手段，如题扇、题画、题壁等，题写他们所喜爱的唐诗，在复归前人的基础上模拟、点化，融入己意，成为新诗。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宋代黄庭坚之“点铁成金”尤为突出。前面已经阐述了宋人作诗喜化用前人诗句，独成己意，尤黄庭坚甚之，乃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在其诗作中不乏其例、比比皆是。面对唐诗这座高山和古人博学广采的学习，此种行为在所难免，然而作为新兴的宋词，借引、化用诗句入词显然是深受作诗的影响。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唐诗的繁荣不仅使宋人作诗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狭窄的发展空间，而且为宋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宋人喜唐诗，热衷于研习和模仿，所谓“以才学为诗”就体现在灵动的才气和深厚的学问，而深厚的学问就表现在对前人学问的继承和发扬，即诗句的化用再造、典故的大量运用和理性思辨的能力。这些融入使宋人的诗作具有了自己的特点而与唐诗抗衡。同样的诗句入词是在宋人引诗入诗过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在作词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引进作诗的手法、融汇前人优秀的诗句和诗境。可见二者在成因上是相似的，此其一。

其次，宋代崇文抑武的风气、学而优则仕，不仅给宋代文人提供了安逸的生活环境，而且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文人仕进之余，平居无事以文章自娱，阅古今诗集手不释卷，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作诗为文乃至作词这等“小道”沾染前人风采是确信无疑的了。同时，值北宋后期起，诗话的大量出现和蓬勃发展给文人提供了一个习诗学诗的途径，引诗句入诗入词、前人精华在宋诗宋词的再现和发展，绝非偶然。

最后，宋代文人间宴饮、应和，以及朋友间的攀比的心理状态也对引诗句入诗入词有一定的关系。“以才学为诗”比的就是学问、才气，典故的运用，以及融合前人精髓为己所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可见引诗句入诗入词是宋人在沿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丰富诗意，以及以故为新、创造新诗词，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就黄庭坚而言，作诗如此，为词也一样，盖诗词本出于文人一手，诗词同宗，相互影响，所以得以相互交融、相互晕染。

杨万里《诚斋诗话》曰：“山谷集中有绝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长。’此唐人贾至诗也，特改五字耳。贾云‘桃花历乱李花香’，又‘东风不为吹愁去’。”［1］

另有黄庭坚《黔南十绝》更是自白居易处出。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翦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四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1］仅仅改易几个字，其余全然出自前人。

在诗词化用中之“夺胎”可谓最高境界，化用诗境诗情，酝酿所习所学，化用前人不着痕迹。黄庭坚《题阳关图》：“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既化用了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又借鉴了北朝民歌《敕勒歌》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用以刻画西出阳关不见人烟只见牛羊的景象。化用意境为诗，巧妙内敛。

此种方法运用到词中，如晏几道与思念已久的歌女重逢时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中：“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化用杜甫《羌村》三首之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中安史之乱后夫妻重逢惊喜异常、似信非信、相逢若离的情状。同样可谓“夺胎换骨”、化用前人，去粗取精，不着痕迹。

可见，面对前人灿烂文化笼罩下宋代文学的窘迫与无奈，诗法中的“点铁成金”、词法中的“引诗句入词”无疑是文学创作中进步的表现，既是继承前人对前人诗作的复归、有利于历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又是文人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造。然而，继承当然要把握度的问题，完全地蹈袭恐为“剽窃”。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就诗词的发展方向上来看，到了北宋，诗与词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词人为词的这种引用点化之法与宋人为诗借鉴前人有潜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理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在北宋词的创作领域也是数见不鲜。笔者认为，可以说宋人为诗对作词在潜意识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晕染。宋人引前人诗句入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作诗时注重借鉴前人、引古取旧而力求尚雅避俗过程中不自觉的演化和延伸，也是为词时有意提高词的审美文化水平、融合思想情感入词作用的结果。作诗有意的师法前人“点铁成金”，到为词这种“小道”时不自觉地融入，再到引诗和文的题材内容，以及创作形式手法等入词，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这是一个历时，同时又共时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7）

1、各用一个词语概括四个自然段的意思。（每一个词语不超过5个字。）

（1）秋风破屋图（2）群童抱茅图（3）屋漏无干图（4）遥想广厦图

2、诗的第一节是怎样描绘秋风肆虐的情景的？诗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描绘？

“风怒号”从听觉上突出了秋风之狂，“卷”从视觉上形象地写出了秋风的肆虐。“飞”“渡”“洒”“挂罥”“飘转”等词写出了秋风对茅屋的破坏。这样的描绘为后文写屋漏遇雨，自己的境遇之惨蓄势铺垫。

3、“归来倚杖自叹息”，结合全诗，你认为诗人叹息什么？

一叹自己之苦，茅屋被秋风吹破，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二叹周围的人苦——还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穷苦之人；三叹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4、“自经丧乱少睡眠”中的“丧乱”是指历的什么事件？咱们还学过哪首诗歌也反映了这件事？

安史之乱。《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5、“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一句在诗里有两种作用：一是实写自然环境，交代了事件发展的具体时间，并渲染了特定的气氛；二是烘托了诗人暗淡愁惨（或悲凉、凄凉、悲哀等）的心境，为下文写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蓄势。

6、杜甫一向关心人民疾苦，他的诗素有“诗史”之称，但为什么这首诗中他却一反常态，只写自己的个人遭遇？谈谈你的理解？

以小见大，推己及人，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7、你是怎样理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两句诗的？

诗人从个人的痛苦，联想到风雨中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发出这样的呼喊，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关心人民疾苦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

8、联系全诗，简要分析“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诗人由自己的困难，推及到“天下寒士”，表示宁愿“吾庐独破”“受冻至死”，而使天下寒士都得以安乐，表现了诗人关心人民疾苦的宽广胸襟，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

9、通过写景渲染诗人暗淡悲惨处境的句子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10、由较为客观的记叙描写过渡到抒情议论的关键句是：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11、以写实手法写出秋风的威力的诗句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二、《观刈麦》

1、本诗从格律上，这是五言律诗。从表达方式上，这是一首叙事诗。

2、白居易的叙事诗善于刻画人物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有悖于常情的心情，请从本诗中摘出这样的诗句，进行简要分析。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虽说烈日炎炎，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人都筋疲力尽了，但还是只想着抓紧夏天白昼长多干点活。这里人物的心理跟环境是对立的，这样的描写能突出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思想。

3、发挥想象，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一句所展现的劳动场景。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农民顶着烈日劳动，脚下是被烈日熏蒸的暑气，阵阵往上冲，弯下的赤裸脊背，被灼热太阳光烧烤得油黑发亮。

4、赏析“今我何功德，尽日不能忘”。

这段议论抒情句，通过官吏舒适富裕与农民辛苦贫困的鲜明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5、诗中最能体现农民辛苦劳作的诗句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6、描写母子给田间劳作的亲人送饭送水的句子是：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7、描写“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换来的丰收的句子是：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8、“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悲从何处来？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三、《赤壁》

1、本诗从题材上看属于咏史诗，内容上三国的故事有关，“东风”指火烧赤壁之事。

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谈谈你的理解。

假如东风不给周瑜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将被锁进铜雀台了，借周瑜和曹操的故事，表达了诗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抑郁不平之气。

3、本诗的一二句的表达方式是叙述，三四句的表达方式是议论。

4、“自将磨洗认前朝”中的“前朝”是汉朝，举出三位这个朝代的英雄人物：曹操，孙权，刘备。

5、“东风不与周郎便”的“东风”指代赤壁战争，战争的双方是曹操和孙刘联军。

6、咏史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东风”一事，抒发感慨，讽喻当今的统治者治理国家不要寄希望于侥幸。

7、“东风”不仅指是自然界的风，而含有建功立业的各种条件之意。

8、开头为什么从一把不起眼的折戟写起，这样写有何作用？

沙里埋着铁戟，点出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由折戟沉沙未销蚀，又引发岁月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情，能很自然地引起后文对历史的咏叹。

9、有人认为，杜牧只关心东吴两美女的命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安危，对此，你有何看法？

这是以小见大的写法，用两美女的命运来象征国家的命运，更为形象贴切，耐人寻味。

10、诗歌的前两句在全诗中的作用是什么？蕴含诗人什么思想感情？

借一件折戟，写出了兴感之由，含蓄表达诗人对历史兴亡的感慨。

11、后两句议论，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

不以成败论英雄，英雄的成名都有某种机遇，曲折地表达了诗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抑郁不平之气。

12、试体会“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两句议论的妙处。

诗人并未从正面去评论战胜的原因，而是提出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不刮东风，不用火攻，周瑜必败。对于这个结局，诗人没直说，而是以两美女象征国家命运，别出心裁。“二乔”并非普通女子，而是东吴国家命运的象征。

13、本诗是咏史绝句，立意新奇，意在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意在说明要想建树一番事业，得有一定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即使英雄也一样无能为力。

四、《渔家傲·秋思》

1、该词是范仲淹驻守西北边防所作。词的上阕重在描写边塞秋色，下阕抒思乡之情，笔力雄健，感情浓郁。

2、词的上片间接点明季节的词语是：雁去。

3、本词所写的时间分三个阶段：白天，黄昏，夜晚。

4、“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描写了什么景象？在词中起到什么作用？

形象地描绘了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孤城，夕阳西下时，便紧闭城门的情景，突出塞外的奇异风光，反映宋朝守军力量薄弱，军情紧急，为下阕抒情做铺垫。

5、“塞下秋来风景异”，紧扣“异”字，具体描绘了三幅画面：衡阳雁去，边声四起，孤城落日。突出了“塞下秋景”的哪些特点？天冷，声杂，城孤。

6、词中与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境相似的诗句是：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7、下阕“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提示全词的核心内容，表达词人和“征夫”的矛盾心理。“浊酒一杯家万里”是引发征夫愁思的直接原因，“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是“归无计”的心理外观。词的意境悲凉，壮阔，真切感人。

8、上阕中“塞下秋来风景异”中的“异”字表现边陲之地的孤寂荒凉。

9、“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抒发了将士们怎样的情怀？

抒发将士们壮志难酬和思乡忧国的情怀。

10、词的上片，重在一个“异”字，试分析“异”字的表达作用。

一个“异”字，统领全词，表现出塞下苦寒，战事吃紧，戒备森严的特殊背景，与内地景色迥然不同。

五、《游山西村》

1、本诗从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看是一首抒情诗，从形式上看是七言律诗。

2.本诗的线索是游踪，全诗句句紧扣“游”字来写，层次分明。

3、写出丰收的年景和农民热情好客的句子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4、描绘乡村社日前夕热闹情景的句子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5、从该诗中产生的两个成语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6、从炼字角度说出“足鸡豚”的“足”字好在哪里？

“足”字既写出了农家的丰收景象，又表达出了农家好客款待客人倾其所有的盛情。

7、“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千古名句，请自选角度，谈一谈你的理解。

例1：这两句写出了山西村山环水绕、树茂花艳的美景，表现了诗人此时的喜悦心情。例2：富含哲理，比喻人在无路可走时经过一番努力一番波折，又有了新的出路，新的天地。

你认为会在什么情况下引用这两句诗？

1、描绘山水美景时，因为这两句诗可描绘出山环水绕、柳暗花明的美景。

2、面对困难时。蕴含哲理，不放弃希望，经过努力，一定会有新出路，进入新天地。

8、最后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对山西村恋恋不舍，对农家生活的热爱之情。

六、《过零丁洋》文天祥

1、诗歌首联叙写了诗人一生中经历的哪两件事？

一是以明经入仕、科举而走入仕途；二是在国家危亡的关头起兵抗元。

2、“起一经”中的“一经”指：儒家经典

3、诗中第二联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人以“风飘絮”比喻破碎的国家如风中飘散的柳絮，无可挽回；以“雨打萍”比喻自己的身世坎坷，如雨中浮萍漂泊无依，时起时沉。

4、从抒情方式和思想内容上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作简要赏析。

这一句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明了作者以死明志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5、用自己的话描述“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所反映的国家和作者个人的境遇。

诗中第二联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人以“风飘絮”比喻破碎的国家如风中飘散的柳絮，无可挽回；以“雨打萍”比喻自己的身世坎坷，如雨中浮萍漂泊无依，时起时沉。

6、“起一经”和“四周星”六个字写出了个人和国家的两件大事：一是以明经入仕、科举而走入仕途；二是在国家危亡的关头起兵抗元。

7“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是妙手偶得的千古名句，请赏析。

用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抒写出焦虑不安的心情，巧妙、新奇，一语双关；兵败后的惶恐，被俘后的孤苦伶仃正好与地名暗合，突出反映了诗人极其巧妙的艺术构思。

8、该诗是一首七言律诗，韵脚是经、星、萍、丁、青。

9、解词：

干戈：古代的两种兵器，泛指战争汗青：特指史书

10、本诗以死言志的主旨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1、颈联巧妙借用惶恐滩和零丁洋两个地名，写出了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境况的危苦。

12、尾联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诗人以死明志、舍生取义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13、请你在写出几句透着铮铮骨气的名句。

例：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徐悲鸿；生当作人杰，死亦当鬼雄——李清照

14、“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文天祥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请再写一句你喜欢的古诗词中表达对崇高人生理想追求的名句。

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15、诗中运用双关，既表明形式恶劣，又说明作者境况危苦的句子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16、表达了诗人以死明志、舍生取义的决心，堪称千古名句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7、运用比喻表明宋朝国事危亡，个人身世坎坷的诗句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七、《山坡羊·潼关怀古》

1、此曲中“山坡羊”是曲牌名，“潼关怀古”是题目。

2、请谈谈你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理解。

表现了一个主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怎样的改朝换代，人民群众依旧过着痛苦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

3、原句填写

①曲中描写主人在潼关驻足远望，感慨横生的样子的句子是：望西都，意踌躇。

②全曲由所见所想到所感，借凭吊潼关古迹，表达了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4、结尾“亡，百姓苦”好理解，为何“兴”，百姓也苦呢？请结合诗歌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例：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从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故云“兴，百姓苦”。

5、从炼字角度，赏析“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以“聚”形容潼关在重重山峦包围中，以“怒”形容黄河之水的奔腾澎湃，用此二字将山的雄伟与水的奔腾之势勾勒出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写出了潼关的地势险要。

6、赏析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两句道出了封建社会朝代兴亡的本质，对以往的历史作了精准的概括和批评，深化了全曲的思想内容。

7、联系全曲说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句有何言外之意？

暗示历史改朝换代的战争惨烈，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8、“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中的“聚”、“怒”字有何表达作用？

“聚”、“怒”赋予河山人格化的动感特征，极言潼关地势险要，已寓兵家必争之意，抒发作者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

八、《己亥杂诗》龚自珍

1、这首诗写诗人离京的感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抒发诗人复杂的感情。

2、请你谈谈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用形象的比喻，表明了作者怎样的心志？

3、诗的首句用“白日斜”烘托离愁，像这样以黄昏落日衬托愁绪的诗句还有：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和崔颢《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4、这首诗中“离愁”一词直接点出了诗人辞官离京时的心境，“浩荡”一词则写出了愁思的无穷无尽。

5、你以前两句诗中读出诗人离京时怎样的心境？

既有失落、伤感和离愁，也有回归的轻松愉快。

6、说说诗句中“吟鞭”和“落红”的含义是什么？

“吟鞭”指诗人的马鞭，“落红”比喻自己离开官场。

7、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落红”比喻年老辞官的自己；“花”比喻青年人才以及国家。这句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为国为民尽最后一份心力的愿望。

8、赏析“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是说落花不是无情的，化作春泥也要守护着新花。这里以落花为喻，移情于物，运用比喻表明诗人的心志，虽然辞官归乡，但仍然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9、《己亥杂诗》中，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富有哲理的句子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0、全诗共写了哪几种心境？

（1）离别的忧伤（2）回归的愉快（3）积极的人生态度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8）

古今学人大都认为，“以文为诗”是指诗歌中引进散文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与“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盛唐诗大相径庭，甚至属于“押韵之文”，使得效仿韩愈的宋诗终不及唐诗。然而，这一新的诗歌方法同样与当时思维模式的转变有关，即把价值世界的重点从外在转向内心，韩愈复兴儒道的新思维即体现了这一点。

汉以来独尊儒术，五经成为统治思想，迄于初唐，官方定《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内容，儒学愈益变成繁琐教条。经历安史之乱，唐代士人欲重新收拾人心，回归古典儒学，韩愈作《原道》，便是摒弃官方注释，直指人伦，并认为思孟学派才是儒家的“道统”，精髓在《大学》的修齐治平，正心诚意。用他赠卢仝的诗句来说，就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指出：“仁，人心也。”进一步将价值世界的根源从自然转向内心。韩愈复兴儒学，正是重申“仁”是一种源于内心的道德，这意味着“诗言志”就是表达个人的心性。所以，他在《荐士》诗中叙述自诗经、汉五言诗、建安七子、鲍照、谢灵运至陈子昂、李白、杜甫和孟郊的诗歌源流，提出一个风雅的“诗统”，重点则落在“不平则鸣”的感慨上。

直抒情感于是成了诗歌的一个重要方式，但这却与前此诗歌的主流，尤其是与盛唐诗歌的恢宏蕴藉迥然不同。中国诗歌自始就有抒情诗的特征，诗人情感大抵是借外在景物来表现的，即是采用“兴”的手法，“瞻万物而思纷”。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诗人面对世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通过想象产生情景交融的境界。换言之，“兴”是抒情的想象，更适合跳跃的句式。

中国诗歌的另一个特征是音乐性。最早的诗歌都与音乐有关，此后诗歌与音乐分离，保留了韵与节奏，后者即是根据华夏语音的特点，形成两字一个音顿的句型。到了唐代，新起的近体诗甚至对平仄声调都有严格要求，古体诗尚存散文句法，近体诗则更加远离散文，讲究词语间的跳跃、凝练和省略，踵事增华了“兴”的想象。而直抒情感的“赋”则由于不依靠想象，因而适合文从字顺的散文句式。

既然内心比外在的自然更加重要，想象的地位也就下降了，诗歌手法采用“赋”不再遭到贬低。可以说，“以文为诗”的核心便是以议论为诗，抒发议论感慨。韩愈诗歌除了喜欢讲道理，也喜g发议论。诗人面对世界，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直觉，而是有着强烈的理性，心中萦绕的是眼前景、心中事，是景与情之间的逻辑。就抒发感慨而言，赋的手法是更加直接方便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古体诗中本有散文句式，韩愈不过是走得更远而已，那么他在近体诗中以文为诗则是一个创新，并对宋代直至清末的近体诗影响深远。如《早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用烟柳满皇都。”采用“赋”的手法，描写客观实景，拒绝将读者的想象引向远方，首句是散文中常用的明喻，“近却无”“绝胜”则是抽象词，都是在有意突出诗人的主观形象，与盛唐诗的营造意境不同，而是另觅诗意。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9）

唐诗中的五言绝句是一大特色，常常是以小见大，以少见多，有着平仄押韵的韵脚，流传广泛，一直被世人所传诵。俳句是中国文学中最为简短的一种韵律题材文学诗歌，是日本文学中的一种传统形式之一，在日本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绝句诗歌和日本的俳句都对世界的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各自国家的文学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诗歌更是以简短凝炼的语言营造出了深邃的意境美，传递出深刻的主题思想，一直被后人所称颂，下面我们将从诗人松尾芭蕉和王维的个人生平谈起，选取各自的代表作诗句，对其中营造出的山水田园诗歌的意境美做出详细的探讨。

一、有关俳句和唐诗绝句的基本常识

俳句是日本格律诗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题材，也是诗人通过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等用凝炼的语言通过十七个音节表达出来，律诗一般采用五七五的格式，非常简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适合伴乐演唱。唐诗中的绝句又称为断句，常常“截取律之半”，主要是为了方便吟唱。唐诗中的五言绝句常常是节奏紧凑，一二四押韵。亦有仄起，平起二格。唐代的绝句诗歌起源于汉代的乐府诗歌，深受六朝民歌的影响，一直到了唐代，和近体律诗成为了孪生姊妹、并蒂双花，凭借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中国的诗歌文坛之上。因此，俳句和绝句都有言短意赅、适合吟唱等特点。

二、有关松尾芭蕉与王维个人生平的相关概述

诗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于诗歌的创作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左右诗歌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情感表达。当我们对某一个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诗人的个人生平做出有效的分析，在具体分析俳句和绝句诗歌的意境美之前，我们先对松尾芭蕉与王维的生平做一个简单的概述，从而加深我们对两位诗人诗歌中意境美的把握。

（一）松尾芭蕉（公元l644-1694），伊贺国上野人，原名宗房，早期号桃青，而后改为芭蕉，又名曰钓月轩等。少年时代的松尾芭蕉成为了其嫡子主计良忠近侍。良忠自幼酷爱文学。宽文七年（1667年），良忠因疾病而夭折，当时宗房二十三岁，这让宗房对人生更是感慨万千，于是辞别了王家，进入到京城季吟的门下做了一名谋士。元椽七年（1694年），在结束了两年的静居生活以后，芭蕉再次开始了自己的长途旅行，途经伊贺，奈良，大阪等地，在罔女亭的文会上突然病发，尽管有门人的精心照顾，病情还是毫无起色，十月十二日病逝在大阪的客舍。芭蕉正是因为“町人”的出身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才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让他的创作更加贴近生活，迎合了俳句被广为流传的要求，这也正培养出了他俳句之中意境优美的灵感和特点。

（二）王维（公元70l-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附近）人。王维九岁就知属辞，和自己的弟弟王缙齐名。王维在年满十五岁以后就已经做了很多出名的诗歌，主要有《题友人云母障子》、《过秦王墓》、《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开元七年（719年），王维十九岁，便进京兆府试举解头，《李陵咏》、《桃源行》、《清如玉壶冰》等这些著名的诗歌都是在这期间进行创作的，王维个人精通佛学，擅长绘画和音乐。在王维创作的自然山水诗歌之中，经常有着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诗境，意象玲珑。王维一生创作的诗歌颇多，被后人所传诵的诗歌也是多之又多，例如《汉江临眺》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送邢桂州》中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王维最为出名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为《新晴野望》和《魏川田家》，其中都描绘出了深邃的意境美。

三、对松尾芭蕉与王维诗歌中意境美的解读

在松尾芭蕉的俳句和王维的绝句均对自然景色进行了描写，以静写动，用动衬静，用词恰到好处，给读者营造出一种意境深远、回味悠长的闲情雅致。诗词语言细腻生动，让人充满了幻想和憧憬。二人诗歌的字面意思基本相同，根据这种模式进行创作的俳句占据了松尾芭蕉诗歌的绝大部分。比如：静寂的池塘，青蛙蓦然跳进去。水的声音呀！（译文）这一首是松尾芭蕉俳句中脍炙人口的名句，在日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于这首诗词，正冈子规是这样进行评论的：“芭蕉经常独自一个人居住在深山的茅草屋中，一直苦心钻研世间流行的俳谐。因为逐渐走向了陈腐的状态，这为贞德俳谐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在贞门也同样陈腐以后，谈林俳谐就凭借着诗词中独特的意境也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然而谈林也只不过是流行一时，最终还是没有永久流传下来。俳谐提倡新的改革，创作中开始使用长句法，中间夹杂着汉语，逐渐去除了贞门俳谐中的滑稽和洒脱。我门下的学生也非常喜欢这种俳谐诗句，有时候我也会进行这样题材的创作，可是长期使用这种题材进行创作，久而久之不免会觉得厌烦，然而此时俳谐的创作也不能重返谈林的鄙俗，更不能效仿贞门的乳臭而蹈袭连歌旧套，必须使用一种新的题材才可以让读者和作家更为喜欢。那么在创作中首先要减少聱牙的汉语，要使用那些显而易懂的国语，然而国语音多意少，所以要想运用这十七个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需要尽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无用的事物和言语。可是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俳句的创作呢？芭蕉的脑海就像是蒙蒙的大雾一样，怅然而思，经常为此寝食难安，这时突然从窗户外面传来了青蛙跳进古池之中的声音，这时候就在芭蕉的耳旁响起了‘蛙跃入水声’这样一句。芭蕉这才恍然大悟，稍微低头沉思以后就满脸的欢笑。”这是一段关于对芭蕉创作这一段诗句时心情的猜想。松尾芭蕉也把这首俳句作为新诗的第一句，营造出了一种优美的意境，从这首俳句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某个地方的千年古刹之中，庭院里面有一口千年的古池，古池中的睡莲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娇脆欲滴，古刹的周围是那样的寂静，静得那样出奇，甚至连一丝风声都不存在，突然有一只青蛙“扑通”一声跳进古池之中，水面发出的声响是那样地让人心醉，此刻之境连水中的仙女都会被深深地打动而惊醒，这也许就是松尾芭蕉俳句所营造的意境美所在吧。

此外还有一首“秋日今向暮，枯枝有鸟栖。”从诗词的表面上看仿佛是一首消极色彩的暮秋诗词，然而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首诗词解读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首吟咏春光的诗作，表现了诗人在寂静的天地之中别有诗意活泼洒脱的生活趣味。“伊良古崎冬日到，喜见只鹰击长空。”（译文）这一句写出轻快的动作，表现出了松尾芭蕉旅游途中的愉快心情，尤其是在伊良古崎（地名，在爱知县）一带，满山的松树，这一句可以让读者联想到晴和的冬日，苍鹰在松林之上盘旋的雄伟景象，给人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意境优美，让人回味无穷，也说明了松尾芭蕉细致入微的观察。

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描绘的是一幅山村傍晚雨后的景色，让读者在一派清新宁静并且生机盎然的山水之中感受到幽静的甜美，在王维另一类的山水诗中，则是通过对远离尘嚣、清幽宁静的大自然的描述，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空寂的禅意和人生追求，例如《辋川集二十首》中，在高度宁静的山水意境中表达了诗人自甘游乐在山水之间的情怀，在《鹿柴》、《竹里馆》、《辛夷坞》等诗歌中则体现了诗人独自一人在寂静的大自然中对空静之美的感悟，同时王维还善于在动态之中捕捉自然的景色和风光，并且在诗歌中营造出色彩的层次感，诗歌的意境，体现了人景交融的特点。在王维的笔下，山水田园的风光明净，峰峦叠翠，田园生活也安详悠闲，是一个悠闲自得的诗人眼中的田园，例如《鹿柴》中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用远处传来的人语声和夕阳在林中青苔上的光影来对山林中的空寂清幽进行描绘，可以说是有声有色，以动衬静，动静结合，向读者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让人回味无穷，余情浓浓。

四、结语

俳句和绝句都属于诗歌的特别题材，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深远影响。本文我们选取了日本松尾芭蕉和中国王维的若干山水田园诗歌为载体，对诗歌中诗人所营造出来的意境美进行分析，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获得创作的启迪和灵感，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同时也是为同行日后的同类型研究提供借鉴，加深对中日诗歌的研究，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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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六逸.日本文学史[M].日本：东京堂，1991.

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10）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1C-0126-04

古典诗歌教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教学的重要内容，其重点是培养学生的鉴赏和写作水平。古典诗歌深深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因此我们的教学在充分吸收现代教育理念的同时，更要立足于继承传统。纵观古代诗歌教育史，宋代的黄庭坚用其言传身教开启了江西诗派一百余年的兴盛，影响极其深远，无疑是最有成就的诗歌教育家之一，他的诗歌教育理念在今天仍能带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一、黄庭坚诗学基本原则的启示

（一）立意高。黄庭坚教人作诗极为重视“立德”，提倡立意高于流俗。周裕锴指出：“直到熙宁以后，道德修养才进一步转向心性证悟，且在学中成为最重要的论题。而黄庭坚正是将理学的心性修养工夫移植于诗学的关键人物。”黄庭坚教导后辈“要须尽心于克己，不见人物臧否，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书舅诗与洪龟父跋其后》）；“学问文章，如甥之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与洪驹父书六首》）。又赞其友人说：“吾友周寿元翁（周敦颐之子）纯孝动金石，清节不朽，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言语文章，发明妙慧，非为作使之合，盖其中心纯粹而生光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30《跋周元翁龙眠居士大悲赞》）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称黄庭坚作诗：“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宋黄文节公全集》卷首）在今天的高校古典诗歌教育中，德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黄庭坚提出的“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与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的“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一样，都是以内在人格为根本，追求道德本体的培育，强调“尽心克己”，不随意臧否人物，这对于推进当前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尤显重要。而黄庭坚所说“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也主要是针对这种德操的培养和内在人格的建立而言。读懂黄庭坚乃至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学子们浩然正气的培育和优秀人格的养成，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不可滥作，贵精不贵多。黄庭坚《论作诗文》说：“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两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诗，徒用三十五韵，子细观之，皆虚语矣……唐人吟诗，绝句云如二十个君子，不可着一个小人也。”吕本中《童蒙诗训》记载了黄庭坚教导后辈诗人作诗不必多，但须“精致”：

山谷尝谓诸洪，言“作诗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诗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余者不能认得”。诸洪皆以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顾曰：“某所说止谓诸洪作诗太多，不能精致耳。”

黄庭坚对自己的诗作向来精益求精，曾屡次在编集时自弃前作。这两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段话核心在于“意尽”，确实点中了某些诗人作品的弊病，强调作诗须言之有物，不作“虚语”。第二段话重在“精致”，强调诗不可滥作，要尽力做到像《三百篇》那样每首皆可传世。这两段话仍然可以为今天教授古典诗歌提供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作诗须有感而发，切不可为了作而作。从这个认识出发，笔者在指导学生鉴赏作品和联系写作古体诗歌时便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实际生活中捕捉灵感、寻找诗材，一旦有所感触便随时随地开始创作，充分利用电脑、手机等工具强大的文字输入和图片、视频等记录功能，享受创作之趣。当然，我们也不可机械理解黄庭坚以《三百篇》为圭臬的理想，毕竟使学生感受到古典诗歌的乐趣，进而焕发出学习热情才是更加现实的目标。

二、“苦思”的创作心理与现代教学法的契合

黄庭坚《退听序》曰：“诗非苦思不可为，余得第后始知此。”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指出：“‘苦思’是黄氏终生坚持的基本态度，而黄氏又是一个面向诗史的诗人，这样当然可以说，他的‘苦思’正是对唐人苦思作诗的经验的接受和发扬。”从黄庭坚“余得第后始知此”的自述中可以得知，黄庭坚提倡的“苦思”是和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锻炼精研诗句有密切关系的。钱志熙认为“是试贴诗的创作，改变了山谷青少年时率易纵逸的诗风，使其走上苦思锻炼的道路”。唐代诗僧皎然曾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诗式・取境》），黄庭坚的“苦思”之说既是对前人的继承，也是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苦思”也是宋人比较普遍的认识，王安石就赞美张籍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今天的大学生当然没有宋代学子们备考试帖诗的压力，但仍然可以古为今用，借鉴古人从千锤百炼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创作原则，通过一定的训练来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诗歌写作水平。黄庭坚“苦思”之法与今天教育界流行的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原则正是在科举考试这一任务情境下，在完成试帖诗这一任务的压力之下体悟出的。除此之外，当今教育学中提出的“压力教学法”也和黄庭坚“苦思”理论不谋而合。当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施加学习压力时，往往会导致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现象，而适当的焦虑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英国学者达伦・布里奇、戴维・路易斯指出：“每个人都有过焦虑感。虽然焦虑有时会让人更谨慎，尤其是在做一些重要决定时，适当的焦虑是必要的，但过度焦虑会让人迷失自我，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甚至失去自信。但好消息是，焦虑是可以征服的。”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学生的焦虑水平与学习效果密切相关。国内的学者指出：“心理学家通常将焦虑分成三种水平，一是焦虑过低，二是焦虑适中，三是焦虑过度。一般而言，适中的焦虑能够使学生维持一定的唤醒水平和产生完成任务的心向，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而焦虑过低或焦虑过度都不利于激发学习动机，特别是对复杂的、新颖的以及需要付出心智努力的任务更是如此。”

在古代诗歌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当堂命题考核、自拟题考核等方式给学生设定一个任务情境，并且规定时间完成，计入平时成绩考核，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开动脑筋，通过苦思冥想使自己沉浸在创作状态中。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学生的一切知识储备，在一定压力下激发创造潜能，学生拥有充分的主动权，可以任由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般自由翱翔，使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空间想象力和运用典故等能力得到飞跃式的提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描述了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貌，其思理之致乎？……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从苦思冥想到豁然开朗，文思泉涌的过程。没有起始阶段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就难以到达“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自由境界。黄庭坚本人的实践正是这种飞跃的范例，他的成功得第正有赖于科场苦思。宋人李幼武为其所作传记载：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乡举，诗题出《野无遗贤》。主文衡者庐陵李询，读先生诗中两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击节称赏，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场，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先生遂膺首x。

黄庭坚这首应试之作《野无遗贤》只留下了这两句，其余诗句已无传，但流传下来这两句的确对仗精工、境界高远，非苦心孤诣不能道，正是在科场压力之下灵感闪现的结晶。

三、黄庭坚授业法门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故为新”――主要指化用经典诗词名句。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认为作诗“自作语最难”，教导外甥洪刍“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又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人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夺胎换骨”便成为江西诗派尊奉的重要学诗原则。黄庭坚本人是奉行这一原则的典范。宋人吴浴队殴盘檬话》有一条：

唐朱昼《喜陈懿老至》诗云：“一别一千日，一日十二忆。苦心无闲时，今日见玉色。”乃知山谷“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之句取此。

葛立方《韵语阳秋》的分析更为具体：

“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李嘉v诗也。王摩诘衍之为七言曰：“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而兴益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摩诘诗也。杜子美删之为五言曰：“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而语益工。近观山谷黔南十绝，七篇全用乐天《花下对酒》、《渭川旧居》、《东城》《寻春》、《西楼》、《委顺》、《竹窗》等诗，余三篇用其诗略点化而已。乐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到，何以开忧颜。”山谷则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乐天云：“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苒苒岁时晏，物皆复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苒苒岁华晚，昆虫皆闭关。”乐天诗云：“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山谷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见乡社。”叶少蕴云：“诗人点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精彩数倍。”今观三公所作，此语殆诚然也。

对这一做法提出反对的人不在少数，如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但正如葛立方所言，黄庭坚此法不过是唐代王维、杜甫等大诗人做法的延续，只是在自己手中将其总结、上升为理论，发扬光大。指责其剽窃，显然是模糊了艺术借鉴和抄袭之间的界限。借鉴前人诗句能否成功，关键是看这些点化后的诗句是否别开生面，完全融入新的意境中去，甚至可以像王维点化李嘉v诗句那样，每句前增加两个叠字便起画龙点睛之效，正如叶梦得所说，“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精彩数倍”。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自然无法强求学生达到这样的境界，然而依然可以遵循黄庭坚总结的道路去指导学生鉴赏和学习写作古体诗歌。从笔者的教学实践来看，要使学生初步掌握点化前人诗句入诗的技能，须做好几个步骤。首先，要求学生保证相当数量的知识储备。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在“唐诗宋词赏析”一门课的教授中，采取布置课后作业、课堂测验的方式，使学生头脑中的古典诗词储备得到显著提升。其次，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名句鉴赏能力。要想用活名句，就必须先搞清楚这些名句在原诗中的内涵和写作背景，并要懂得名句究竟妙在何处，方可拿来为我所用。最后，进行充分的写作练习和测验。练习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比如要求学生用指定的名句进行改写，或者给出对仗名句中的上句，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对出下句，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要求学生完成对整首诗的模仿，如将五言诗改写成七言诗，四言诗改写成五言诗等。更高的要求，则是围绕点化名句，糅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完成整首诗歌的创作，培养学生结构全篇的能力。

第二，读书与用事。黄庭坚特强调读书，这种思想在其诗句中屡见，如“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书刘景文诗后》）；“博极群书，取之左右逢其源”（《题王观复所作文后》）；“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郭明父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等等。同时他还强调读书要善于运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答王观复书》）黄庭坚本人作诗就以好用典故、善用典故闻名，《诗话总龟》有载：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山谷、东坡知之……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异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吐事等朝三。”

能否熟练运用典故是考察古体诗歌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今人学习写作古体诗词，如果能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古代的典章故事入诗，既能勾连古今、以史为鉴，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文史素养，又能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提高表达能力；更重要的，还能够从古代典故中获取传统美德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然而，由于古代文学基础薄弱，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特别是史书的能力普遍偏弱，加上课程繁重，课余时间有限，学生根本无法抽出大量时间阅读经典，更无从谈博览群书了。鉴于此，笔者采取专项突破的方式，组织学生集中阅读一些关于古代典章制度、成语典故、名人名言等类书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诗典新编》、线装书局的《中华典故》等，以图短期内使学生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古代典故的精华。实践证明，这个做法是富有成效的，无论是对于培养学生解读作品的能力还是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找到了初尝成功的喜悦感，增加了欣赏、写作古体诗歌的自信心。

第三，因句而成篇。《王直方诗话》记载了一则黄庭坚作诗有句而未成篇的事例：

山谷曰：“余作两句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谁，不能成章。”

古诗人对佳句的重视始于魏晋。从曹植的“句颇尚工”到陆机崇尚“会意也尚巧，遣词也贵妍”，再到谢灵运“竞一韵之奇，争一句之巧”，显示了古诗渐趋雕琢化、崇尚精致工巧的发展过程。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佳句孤立于篇章之外，导致“有句无篇”的现象，如谢灵运的一些山水诗便常常在精微工巧的模山范水之后带着个玄言的尾巴。且不论谢灵运山水诗艺术成就如何，单是这种作诗的方式其实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诗歌写作范式，即心中先得佳句，而后围绕这几句敷衍成篇。到了中、晚唐，许多诗人在创作律诗时便时常先推敲中间两联，再以此为中心配上首尾两联。如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记天才诗人李贺“常时旦日出游，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暮归，足成其文。”与此类似，晚唐诗人郑灏也“梦中尝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续成长韵。”（尤袤《全唐诗话》）更为著名的例子还是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的炼句佳话。可见这种先得佳句然后敷衍成诗的作诗方式在中晚唐已经颇为常见。到了宋代，这种作诗的方式得到了黄庭坚及其追随者的继承，黄庭坚曾称陈师道为“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就是对这类作诗方式的肯定。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也记载：“蜀人石异，黄鲁直黔中时从游最久。尝言见鲁直自矜诗一联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晚年最得意，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成篇，盖不欲以常语杂之。”王若虚道：“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言语中对黄庭坚锤炼诗句而忽视整体颇有微词，但正可以看到黄庭坚对锤炼诗句的执着态度，以及重视以佳句为中心建构诗篇的作诗之法，这一诗法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法门一起成为有具体门径可供效仿的成功之道。

联系今天的诗词教学，尤其是诗歌的写作练习环节，黄庭坚所坚持的这一作诗方式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运用此法进行古体诗习作教学指导，理由有二。首先，多数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基本没有经历过写作古体诗方面的训练，只是在中学语文乃至大学学习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学生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的学习中了解过古体诗歌的发展史以及诗词格律常识，仅有有限的理论知识，并无实践经验。如果一上来就要求他们在立意、结构、意境等方面下功夫，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适得其反，还可能引起学生的畏难情绪，失去自信心。我们可以借鉴因句成篇法，指导学生先从五言古诗造句开始入门，而后依据句子大意结构成篇。待初窥门径后，再循序渐进，学写律诗，从中间两联入手，练习对仗、平仄之类，再补充头尾四句。就好像搭建房屋，先要立起大梁，再修建房顶门窗之类。如此一来，可使学生举一反三，从易到难，初步建立起学诗的信心，体会到创作的乐趣，激发进一步的学习兴趣。其次，从炼句入手学习古典诗歌写作，有利于学生将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等课程中学过的理论知识具化为创作实践，可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古体诗歌特别是律诗的形式规范之美，如律句的对仗、平仄、押韵等，这对于提高他们的古汉语语言组织能力，乃至文言文写作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黄庭坚在教导后辈时不仅树立了“立德”“求精”“苦思”等学诗原则，还在诗艺传授中总结了“以故为新”“读书用事”“因句成篇”等具体的法门。将这些宝贵的遗产与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相结合，对于我们今天的古典诗歌教学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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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自然的诗句篇（11）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74—02

嵇康（224～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有四言、五言、六言，亦有骚体、乐府。四言诗尤为独步当先，无论表现手法，还是语言的运用，都显示出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嬗变。

西汉时，四言诗其实已经发生变化，并为了适应秦汉以后的语言发展而不断地进行体式的自我调整。要考察四言诗，除了依据《诗经》体四言的特征以外，还应该虑及汉魏两晋四言体式的新变，才能确切地说明四言诗为什么在两晋极盛之后突然走向衰亡。①

四言诗成为《诗经》的主要形式，与周代到春秋中叶汉语处于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过渡的特殊阶段有关。由于单音节词的大量存在，《诗经》体四言诗需要借助叠字和虚字才能构成四言句的二二基本节奏。其诗行构成是两个四言句一行，而且大多数是两个四言句才能形成语法结构完整的句子。与此相应，四言诗的体式构成需要在各种四言典型句式中寻找序列的规律，才能形成整篇的流畅节奏感，笔者将这种句式排列规律称为“句序”。②但是从两汉到魏晋，四言诗除了一部分继续延用《诗经》雅颂体的句式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句式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由原来的两句一意变成了一句一意，单个四言句就可以形成独立的语法结构。而与《诗经》典型句式相近的仅两句：“嗟我何人”、“以治天下”。③这类对偶的出现正是四言单句语法独立的结果，都是逐句押韵，两句一转韵。而《诗经》的押韵全都是两句一韵，因为两句才能构成意思完整的整句。四言出现句句押韵的现象正是单句语法意义独立的表现。

汉代时候，四言诗就已有衰亡趋势，而嵇康却选择了四言。这是由四言的本质决定的。四言本身四字一顿，节奏鲜明，简单明快，因为其单纯而有天籁的意味，犹如儿歌，易于表达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与嵇康率真任性的性格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玄学的影响，崇尚简约、务求雅致的时代背景也促使高古雅正的四言体的重兴。

嵇康继承了《诗经》的语言传统，对汉语的声调韵律也了然于心。叠字、双声、叠韵在嵇康四言诗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嵇康又并非对《诗经》盲目地模仿与套用，他在吸取《诗经》优秀传统的同时，又能广泛融合时代特色，使诗歌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绝不是对前代经典的纯粹复制。在四言中创造性地加入了骈偶的句式显得风格清峻，而且把《诗经》中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承袭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并得到突破。

嵇康现存诗53首，其中尤以四言成就为最。他的四言诗或清淡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怆，情感极为丰富。在四言诗中，《幽愤诗》又是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同时它也是嵇康所有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首。

《幽愤诗》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作者先叙述自己幼年时期的不幸遭遇及青年时期的思想追求。其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

哀茕靡识，越在襁褓。

母兄鞠育，有慈无威。

恃爱肆姐，不训不师。

爰及冠带，凭宠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

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作者幼年失怙，遭遇不幸，在母亲和哥哥的养育之下长大成人。然而母兄二人慈爱有余而威严不足，使作者养成了狂放任逸的性格，“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在思想上，作者笃信老庄，他自称“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因而有了“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人生追求。作者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性格特征，放任不羁，崇尚虚无。这就为下文叙写自己不为社会所容，终遭迫害埋下了伏笔。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

子玉之败，屡增惟尘。

大人含弘，藏垢怀耻。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唯此褊心，显明臧否。

感悟思愆，怛若创痏。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

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余不淑，婴累多虞。

匪降自天，实由顽疏。

理弊患结，卒致囹圄。

对答鄙讯，絷此幽阻。

实耻讼免，时不我与。

虽曰义直，神辱志沮。

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第二层，诗人叙述了遭到邪恶之人的陷害而身陷囹圄的经过，抒发了积于内心的愤慨之情。这一层是全诗的重点部分。首先，诗人痛悔自己没有看清吕巽的本质。虽然因不识吕巽本质，使诗人“怛若创痏”，但“显明臧否”之心却不能改变。接着，诗人又阐明自己本是“欲寡其过”、“性不伤物”的，却仍遭到“谤议”、“怨憎”。而司马氏统治集团的伪善与残暴早已使诗人愤怒不已，在诗人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不满司马氏统治的名士，他们以放荡不羁的行为，犀利尖锐的文章对虚伪的名教礼法及司马氏统治集团进行攻击。

出于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怒，诗人又想起了古之贤者柳下惠和今之名隐士孙登。诗人悔恨自己没有听取孙登之言，早隐世避祸。而今身陷囹圄，他更是愤怒不已，对狱吏的审问不屑对质，表现出他纯正高洁的情操。

嗈嗈鸣雁，奋翼北游。

顺时而动，得意忘忧。

嗟我愤叹，曾莫能俦。

事与愿违，遘兹淹留。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时恭默，咎悔不生。

万石周慎，安亲保荣。

世务纷纭，祗搅予情。

安乐必诫，乃终利贞。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以上为第三层。诗人抒发自己失去自由、有志不能实现的感慨。他不能像鸣雁那样振翅高飞，只能“奉时恭默，咎悔不生”。越是痛悔，愤怒之情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