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大全11篇

财政支配论文篇（1）

Malmquist（1953）提出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在动态条件下，继续在非参数框架内开展进一步研究。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它们分别反映了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产出水平的提升或下降程度；生产规模是处于哪个阶段，即收益递增、递减还是不变阶段；前沿面所代表的技术在两个时期之间的进步或者退步。

目前，将DEA技术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从动态角度分析财政支出效率跨期变化情况的成果尚属空白。本文对此进行尝试性研究，以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财政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实现财政资金的效能。

研究方法

Malmquist指数最早由曼奎斯特（Malmquist，1953）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它是距离函数的比值（Cavesetal.，1982），利用DEA效率测度可以很容易地表达生产率进步的Malmquist指数。

对具有跨期行为的DMU来说，t+1期的产出和投入与t期不同，至少有三个情况使得t+1期的产出改变：投入改变、技术改变、效率改变。假定规模收益不变（CRS）条件下，有单投入单产出生产函数y=f（k），那么产出增加的源泉分解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技术改变意味着生产前沿面的改变，因而它代表着生产前沿面由CRS（t）向CRS（t+1）运动，如B点移至C点，D点移至E点；效率提高指在原有技术前提下，采取最优的生产实践，降低技术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情况，它意味着技术向生产前沿面的垂直运动，比如，生产由A点向B点运动；投入改变意味着生产沿着生产前沿面运动，比如，投入增加意味着生产由B点向D点，或C点向E点运动。

假设，同一个DMU在两个时期进行生产，第期的投入产出组合为（kt，y（kt））用P点表示，在t+1期的投入产出组合（kt+1，y（kt+1））用Q点表示。

CRS（t）与CRS（t+1）分别表示第t期和第t+1期的规模收益不变生产技术，即生产前沿面。通过CCR模型即可求得第t期和第t+1期的效率水平，分别记为θt和θt+1，那么第t期和第t+1期的潜在产出分别为yt（kt）=yt/θt和yt+1（kt+1）=yt+1/θt+1。于是有：

（1）

右边同时乘除yt（kt+1），经变换有：

（2）

yt（kt+1）的含义是，利用第t期的生产技术，在投入为kt+1情况下的潜在平均产出。上式中，产出yt+1/yt的变动可分为三部分：θt+1/θt表示效率提高；yt+1（kt+1）/yt（kt）表示生产前沿面的变化，即技术进步；表示投入改变对产出的影响。

在（2）式中，技术进步的公式是以第t+1期为基期衡量的，而投入变化是在第t期衡量的。类似地，如果以第t期为基期衡量技术进步，而在第t+1期衡量投入变动，则可以得出一种新的产出增长分解方式。在（1）式右边同时乘除yt+1（kt），于是有：

（3）

为避免基准的混淆，可取上述两值的几何平均数解决矛盾，即

（4）

描述了两个时期内效率值的相对变化，也就是所谓的“追赶指数”。表示“前沿面生产率指数”，测度了两个前沿面的相对距离。由于一个前沿面就代表一种生产技术，因此，描述的是两个时期内技术进步情况。最后的表示投入规模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测度效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就是e•t这一部分。如果估计值大于（小于）1，则表示生产率发生进步（恶化）。

实证结果

本文的研究对象覆盖30个省级地方政府（除外）。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与刘振亚等人（2009）相同，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9）、《中国检察年鉴》（2002～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1~2008）以及各省统计年鉴（2001~2008）。由于最新数据只能从相关年鉴2009版获取，即某些变量值最多更新至2008年。本文写作时，《中国财政年鉴（2009）》尚未出版，所以无法获取2008年度个省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卫生产出统计指标中，婴儿死亡率与人口预期寿命这两项指标都只有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因此，本文只能选用2000年公布的新迈数据。

在测度了各省在两个时期的相对支出效率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得到在规模收益不变（CRS）条件下，各省的投入导向型Malmquist指数及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各省的Malmquist指数平均仅增长了5.6%，说明财政支出效率总体进步较低。效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水平的变化，技术进步几乎是前一时期的3倍，说明“十一五”时期表现最好的宁夏比“十五”时期表现最好的安徽更优。考察期内技术效率发生了严重退步，效率值仅为原来的38.9%。技术进步率的恶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规模效率下降了3%，而纯技术效率的退步程度为59.9%，对技术效率下降起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效率的规模效率变化不大，而纯技术效率大大退步，进而影响了整个财政支出效率水平的提高。纯技术效率只与政府本身有关，因此，政府应当切实提高决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效率。

从横向的区域角度来看，这个阶段Malmquist指数由高到低依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都有一定的效率进步，平均增长分别为121.02%和43.35%，而中部的平均增长为-12.86%，产生了效率恶化。从经济地理上呈现“两边高，中间低，中部塌陷”的态势。技术效率均有退步，从东至西依次下降了47.2%、67.91%和18.61%，而这三个地区的规模效率变化差异不大，分别为0.69%、-7.59%、1.6%。

因此，技术效率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退步，纯技术效率变化的显著差异造成技术进步率存在着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纯技术效率恶化情况稍好于中部地区。

财政支配论文篇（2）

一、引言

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解决好当前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关键。冯兴元（2011）提出，财政支出效率低下是当前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1]。众所周知，财政活动分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项，因此在对财政活动效率的考量上也可以从财政收入效率和财政支出效率两个方面考虑。然而，现有文献并无“财政收入效率”的提法，仅有较为普遍讨论的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其实质就是财政的支出效率）和谭建立（2010）从政府财权事权角度讨论过财政收入的划分效率问题[2]。由此可见，财政活动的效率并没有涉及到财政收入方面，即在一般性讨论中财政支出效率基本等同于财政效率。下面本文将从内涵定义和度量指标两方面来说明财政效率。

在内涵定义方面，对于财政支出效率，陈冬红（2010）将财政支出效率定义为“财政支出在用于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所实现的财政职能的程度”，并认为要想提高政府的效率应从财政支出抓起[3]。而王旭东（2006）提出“财政效率实质上反映的就是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政府行政运行效率，且追求财政效率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职能”[4]。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提出的“财政支出效率”和“财政效率”从概念上来说，在“实现财政职能”和“反映政府效率”两个主要描述上并无太大差异。在评价指标方面，唐齐鸣（2012）构建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体系中的指标[5]与才国伟（2011）选择的财政效率度量指标[6]也大部分趋同，两位学者都选择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指标，而产出指标主要都体现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二、财政效率与财政职

财政效率是一个特殊的效率范畴，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体现。追求财政效率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职能。因此积极探讨财政职能的内涵有利于深入理解财政效率的本质和选择合理的财政效率评价指标。纵观我国财政职能的理论发展轨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大背景下，依次出现财政使命观、财政功能观、财政职责观、政府经济职责观四类主要观点。前三类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国家论+再生产理论”，而政府经济职责观立足于“契约国家论+混合经济论”[7]。财政的使命观认为，财政仅具有“分配”和“监督”两个职能，这一财政职能观其实质仅是计划经济财政的职能。而后在八十年代初，邓子基（1980）确立了财政功能观，同期叶振鹏（1980）提出了三职能观：分配职能、监督职能、调节职能[8]。到了九十年代，经济转轨的大背景决定了“财政职能”内涵的转变[9]。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所提出的财政三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财政监督职能逐渐在我国理论界受到认同。

然而，由于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且收入分配又是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因此，马斯格雷夫对财政职能的概括显得大而无当。李茂生（20005）认为，目前我国已基本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种体制下的财政职能可以概括为四项：（1）提供原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和产品；（2）调节收入分配和实行社会保障；（3）纠正外部不经济（负的外部效应）和促进广义效率的提高；（4）调节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10]。基于评价指标的可描述性，本文在财政职能的概括上持相同观点。

三、财政效率体系构建

首先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服从严格的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本文选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要想较为准确的测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依据财政职能设计投入产出指标则显得十分必要。地方政府的投入归根到底就是地方财政支出[14]。因为财政支出的组成份额是内生的，理论上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财政效率应该自行调整相应比例。所以本文采用文献[6]中仅将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X（单位：亿元/万人），并不去区分财政支出中各项支出所占份额。

本文参考根据文献[10]概括的财政职能，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仅选用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作为政府效率的产出指标：

Y1文化教育：非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单位：百分比）

Y2医疗卫生：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单位：万张）

Y3基础建设：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单位：平方米）

Y4环境改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单位：百分比）

Y5社会保障：社会失业保险覆盖率（单位：百分比）

Y6经济发展：人均GDP（单位：亿元/万人）

其中Y1、Y2、Y3主要体现财政职能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由于外部不经济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理论界常提到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方面， 所以将Y4作为衡量纠正外部不经济的指标。Y5用于体现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Y6作为度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此选作衡量经济产出情况的指标。

参考文献：

[1]吴丽.中国发展道路的政府竞争逻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J].商务周刊.2011（5）

[2]谭建立、马宁.关于我国财政收入经济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2010（5）

[3]陈冬红.基于DEA的财政支出效率分析——以宁夏为案例的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0（3）

[4]王旭东.财政效率问题初探[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

[5]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2）

[6]才国伟、钱金保.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竞争[J].统计研究.2011（10）

[7]崔潮.论财政职能的演进：理论、历史与启示[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2）

财政支配论文篇（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4年的研究报告《全球财政政策和收入不平等》显示，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所增加。该报告指出，政府通过利用财政政策，可以在减少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中发挥显著作用。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居民收入分配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行业分化的演变趋势日渐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0.3左右，其后不断上升，2003年为0.479，2008年更是达到最高0.491，在这之后略有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不仅反映出我国存在严重的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意味着政府必须将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来抓。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是民生之源，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实惠。

 

高培勇(2010)认为，解决收入不公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调节机制和渠道，形成“劫富济贫”的现代财政体制。传统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不应当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第二代分权理论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则发现，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机制影响收入不平等。因此，本文将选择财政分权组合指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进行测度。另外，本文将采用三种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多维度分析，并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及收入公平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即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2]为，地方政府不应该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因为分权后的再分配政策会对“贫困”家庭移民到一个再分配计划和福利制度更加慷慨的地区产生正向激励，而“富裕”家庭将会移民到税负水平更低的地区。虽然这种“用脚投票”的结果能够在地方政府层面产生再分配政策效果，但其前提是在整个经济联盟中必须存在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否则将会弄巧成拙或[6，7]不可持续。收入不平等在地区间即使会减少，但由于其是穷人与富人在不同地区间的移入与移出所引起，因此，国家层面的总体收入不平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或发生改变。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其改变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能力，它们将不会从事广泛的再分配活动。正因如此，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分权后的再分配制度难以达到社会预期的再分配水平或政策效果。换言之，地方政府通过分权对再分配的努力不仅很小，而且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是无效的。因此，如果收入再分配政策由分权后的地方政府实施，其效果会较差，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会较高。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对传统分权理论的结论发起了挑战。McKinnon、Qian和Weingast认为，全面分权所导致的辖区竞争，包括不同程度的福利制度规定，相比于中央统一制定的再分配政策，其在减少收入不平等方面更加有效。虽然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福利制度要差一些，但其可以利用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结果，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分权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影响收入不平等。直接作用机制是指分权后的地方政府通过改变税收制度的累进性与公共支出结构偏向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之相对，间接作用机制是指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一些中间变量，引起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如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公共制度建设、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等。正因如此，Ashworth等、Tresch、Barr认为，地方政府在再分配政策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被赋予实质性的财政自治权是关键。在我国，地方政府可能会因缺乏税收自由裁量权而无法通过征收累进税加以实现，但其能够通过预算支出结构调整作用于收入分配，如增加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益贫式”支出，因为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通常有着更高程度的自治权。

 

国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这除了有理论假设、实证模型、样本选择和计量方法等存在差异的原因外，还与财政分权可以通过多途径影响收入不平等有关，财政分权质量、财政分权手段、政府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等在二者的关系中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发现，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因为财政分权降低了政府在地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功效和可能性。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是相当于一个承诺机制在发挥功效，其在再分配问题上可能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分别以OECD国家和65个发展中国家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政府间收入权利配置、支出责任分摊、转移支付分配、预算内外收支、税收管理等多种因素对财政分权的共同作用，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多维的财政分权衡量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地方预算外支出占比和地方税收管理分权度七个指标。

 

1.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本级预算内收入+地方预算外收入)(/地方预算总收入+地方预算外收入)。由于地方预算总收入与地方本级预算收入之间的缺口即为地方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因而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一般认为，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越高，即便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小，财政分权的程度也越高。

 

2.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地方预算总支出-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预算外支出)(/地方预算总支出+地方预算外支出)。这一指标可 以反映地方政府拥有自主决定权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方面受到的中央政府约束越小，即分权水平越高。

 

3.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比=地方人均本级预算内收入(/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收入+人均中央预算收入)，它可以衡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所拥有的可支配预算内收入的大小。由于地方政府税基的大小通常与辖区人口及经济规模正相关，如果不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该指标将无法测度地方财政收入的真实分权程度。本文首先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收入和中央本级的人均预算内收入，以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然后乘以一个经济规模的缩减因子(1-gdp/gdp)，以消除经济规模对该指标的影响。其中i Ni=1，2…N，gdpi和gdpN分别表示第i个省和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经济规模缩减因子(1-gdp/gdp)i N可知，缩减因子与某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成反比，这就可以消除税基的大小与丰硕对真实分权程度的干扰。

 

4.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地方人均本级预算内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支出+人均中央预算支出)，该指标在国内学者测度财政分权程度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比主要衡量地方政府承担的预算内支出责任和可供使用的预算内财政资金规模，为了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除了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支出与中央本级的人均预算内支出外，还将其乘以缩减因子(1-gdp/gdp)对地方财政支出i N占比进行平减。

 

5.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地方人均预算外收入(/地方人均预算内总收入+地方人均预算外收入)。根据储德银、赵飞(2013)[16]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研究，政府收支包括预算内收支与预算外收支两套并存的运行机制。因此，准确测度财政分权程度不仅要考虑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占比，还应考虑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支出占比。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过程中，“财权上解与事权下放”的非对称运作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预算外收支运行机制，这也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房地产业与土地财政崛起的根本原因。该指标主要反映地方预算外收入在地方政府总收入中的占比，即地方政府收入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程度及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不规范的程度。为了消除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本文除了计算地方人均预算内外收入外，还将其乘以缩减因子(1-gdpi/gdp)对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占比进行平减。

 

财政支配论文篇（4）

关于财政模式选择，一直是我国财政学界乃至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对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迎接入世挑战等实践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财政的本质特征和几种财政模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入手进行分析，并试图作出一个粗略的回答。

一、财政的本质特征

关于什么是财政，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应为“国家分配论”，即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作为“国家分配论”的创始者和论证者之一的我国著名财政学家邓子基先生在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题为《为国家分配论答疑》的发言中指出：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必须要与资本主义财政等剥削阶级的财政相对比，国家的性质决定财政的性质。不难看出，此种解释认为财政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上述说法，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认为：“市场型财政具有”政府性“和”公共性“两大基本性质，任何肯定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①这种论断将财政的“公共性”放到了与“政府性”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没有使用阶级色彩明显的“国家性”一词，而是使用了“政府性”一词。而近几年来学界流行的“公共行政”论越来越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实际上认为财政的本质特征应为“公共性”。可以这么说，几十年来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就是“公共性”与“阶级性”之争，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一对概念的范畴。那么，财政的本质特征究竟是“公共性”还是“阶级性”，抑或两者兼具呢？要回答什么是财政，必须立足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对财政作一个涵盖各种历史阶段、各种社会类型的定义既无必要，也对我国的现实实践无实际上的意义。根据我国现时情况及改革发展方向，财政应定义为：民主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提供的公共服务。自然，财政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共性”。本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公共性”与“阶级性”之争，其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学者在分析任何问题时都习惯采取阶级分析方法，“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训条仍然阴魂不散。目前，我国民营经济茁壮发展，民营经济在国学报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仍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民营企业家应属于哪个阶级？是否应继续鼓励其发展？如果沿用阶级分析方法，这些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确立法治的原则和理念，市场经济永远不能真正建成。而民主是法治先决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切实的民主，那么将市场经济中的我国政府称之为民主政府当无错误。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抛开阶级性不谈，就是公众做主，政府只不过是公众服务的工具而已。政府不是生产单位，自身不能创造价值，财政资金只能源于公众支付的税金和公共财产（国有资产）创造的利润。公众选举、组建政府并支付经费，其目的只有一个：享受公共产品、公共需要得到满足。财政的本质恰与此相对应：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财政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众服务即是其天然的职责，其公共性显而易见。国家对公共资金的分配，仅是财政本质的现象反映而已，并非是财政本质本身。

据上述，“国家分配论”虽对我国财政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产物，已不符合时展的需要，应予摒弃。主张财政具有“政府性”和“公共性”两大基本性质的说法亦不准确，因为“政府性”体现的也是“公共性”。此论断尽管与“国家分配论”的结论不同并使用了“政府性”这一阶级色彩较淡的表述方式，但不难看出仍带有“国家分配论”的清晰痕迹。可见，冲破阶级分析方法的樊篱，还财政本质的本来面目，确为我国财政学界的当务之急。综上，我国财政的唯一本质特征是“公共性”，财政模式的选择应与财政的本质特征相适应。即我国财政模式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应定位为单元的公共财政模式。

财政支配论文篇（5）

1999年初，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宣布，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并进行再分配，容易导致财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与可能的关系，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就使财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①，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下面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一、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核算。但是，我国原先采用的MPS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它用于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的生产，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规模。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鉴于此，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SNA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并对其计算了产值。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分配范围、消费范围和投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因而对财政理论，首先是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统被列为生产部门，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对于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C，但很多报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致使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mc属于中间消耗，对mc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C的补偿。可见，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过去，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家管理等都没有初次分配，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承认了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政支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入。财政收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开放、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既如此，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财政理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优化资源配置。

二、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财政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税率杠杆，调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入减少。经济繁荣时期，采用增税政策，防止投资膨胀。经济衰减时期，则采用减税政策，促进生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免税增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不发达地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调节地区平衡发展。对于同一行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实现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二）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西方财政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为标准，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社会大生产，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要求三次产业比例协调，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当前，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而我国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极不合理，应调高其比重。

（三）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原则。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国家管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外，还有其它种种服务，如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城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例：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比例；二是以上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以适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

三、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一）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径来解决，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范围扩大了，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收入。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公共产品。

（二）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转移性质的公共福利相混淆。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公用事业一般指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业。他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有的还实行国家补贴，与公字联系，故称公用事业，但不同于公共产品。因为享用公用事业，无论是电、煤气、水或邮政、电讯、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与一般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公费医疗、文化馆场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是为生产、为居民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果。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这种属于社会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如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各种补助，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其经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并构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不算生产成果，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都不能列入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三）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坚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财政是国家运用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可见，这种观点源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现在，生产范围扩大了，国家、军队、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归于经济基础，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议。但是，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哪个时期，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呢？当然，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自然属于上层建筑，并对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件的。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它与一般产品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共消费，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理论的核心。物质生产是劳动，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那么，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部门”。在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19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还不能以一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物质生产”概念的。在当今，第三产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到60％70％以上。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左右，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不见了。

现在，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一、二、三产业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生产范围扩大，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财政支配论文篇（6）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财政支配论文篇（7）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

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财政支配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22-04

一、文献回顾

财政的主要职能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到近期的理性预期学派,再到新古典经济学派都对其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自由经济本身可以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并且达到帕累托最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政府财政政策能起到促进经济良好运行的目的,较代表性的人物有:哈罗德(Harrod,1939)、多玛(Domar,1946)、索洛(Solow)、罗默(Romer)以及卢卡斯(Lucas,1983),而在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方面也存在分歧。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分歧也不断(李真男2009),(王春元2009),(孙立、刘穷志2008),(齐福全2007)[1,2,3,4]。对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安体富2007),(王椿元2007),(靳卫东, 高波2007),(蔡跃洲2008)[5,6,7,8]。上述分歧表明,忽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孤立地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或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很片面的,只有在研究中加入收入分配问题才具有根本的意义,研究结论才是可靠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学者考虑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如:(李绍荣、耿莹2005,蔡明超等2009)[9,10],但其也只是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以上研究大都是关注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财政的三大职能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而财政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有力工具就是税收和公共支出,其二,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对政府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影响关系给出新的证据,也研究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综合影响,同时也关注政府不同财政支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以及不同的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同以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关注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作用,同时也关注收入分配问题。

二、方法论及数据说明

(一)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11]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特别适合估计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的广泛应用。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是:

yt=A1yt-1+K+Apyt-p+Bxt+?着t t=12,2,?撰,T(1)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撰和Ap维矩阵k×d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阶正定矩阵。式(1)可以展开表示为:

y1ty2tMykt=Aty1t-1y2t-1Mykt-1+Apy1t-py2t-pMykt-p+?撰+Bx1tx2tMxkt+?着1t?着2tM?着kt,

t=1,2,K,T(2)

在式(2)中,如果?着1t发生变化,不仅当前的y1t值立刻发生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的y1t值影响到变量y1t和其他的yit今后的取值。因此,一般地,由yi的脉冲引起的yi的响应函数可以求出如下:

c(0)i j,c(1)i j,c(2)i j,c(3)i j,c(4)i j,?撰(3)

即Cq的第i行、第j列元素等于时期t的第j个变量的扰动项增加一个单位,而其他时期的扰动为常数时,对时期t+q的第i个变量值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以前的研究大多把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然而这两个变量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考虑数据收集的难度和相关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1985-2007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衡量方式有很多,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Y来反映各年的总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

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学术界对财政支出的分类依据较多,方法也较多,本文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并参考相关文献,文章仅考虑公共消费支出(货物支出、服务支出等)CG和公共投资支出IG。

税收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且种类繁多,为了使问题分析简单化,我们只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包括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DT和间接税(如:关税、消费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等)IT两种。

收入分配不均的测算指标很多,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量也沿用此指标,文中基尼系数为笔者自己计算所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k为基尼系数,xi为按各地区人均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yi为各地区的人均收入,n是地区数量,该公式来自魏后凯所著《现代区域经济》。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文章对以上数据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三、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经济数据都是非平稳的,用其进行分析建模会造成伪回归的问题,因此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文献中一般使用ADF检验法,形式如下:

在实际操作中,式子中的参数P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选择能保证?着t是白噪声的最小的P值。对滞后项的选择和模型优劣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AIC和SC信息准则,经过反复实验,使AIC和SC的值同时相对较小,则所选的模型最恰当,结果见表1。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Y、LNG、LNCG、LNIG、LNT、LNIT、LNDT、LNI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

(二)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

本文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而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本文首先给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见表2。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揭示了不同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对产出有不同的影响,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总支出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在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并不存在,可见“李嘉图等价原理”在我国不成立。从模型3和模型4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相差不多,由此可见,我国还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在税收方面: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居民的可消费支出,进而影响了总的经济发展,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不尽相同,直接税对经济有正效应,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且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大于直接税的弹性,这其中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直接税作为一种不可以转嫁的税收项目,其对收入具有一定的直接调节效果,可以提高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率,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间接税由于其转嫁性,对其征税会导致税收转嫁给收入相对较少的居民,这样使其整体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这样不仅减少了居民的消费,继而抑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三)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如上所述,本文不仅关注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而且也关注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在我们估计的VAR模型中加入经济增长变量来考虑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对基尼系数有正的影响,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同样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同样也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和转移支出制度不完善[12]。而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负,即税收的增加减小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其政府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尽相同,直接税的增长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税收违法的收益远高于其依法纳税的收益,违法现象严重,首先由于我国所得税收入规模较小,在取得收入方面缺乏税种间的相互补充机制。其次,税收调控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的功能较弱,个人所得税由于征收面过窄,征收机制欠科学,收入规模较小,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明显,对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缺乏应有的调控力度。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政策的不同结构对经济产出的质(收入分配)和量(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的促进效作用,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不大,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为正,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相同;相反,政府支出却拉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政府税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税收的增加减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直接税却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各方面(财政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正好相反,即扩大经济产出的政策都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所以政府在做相应决策时,应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水平,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水平,国家应该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的整体公平性,国家也相应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号召,十七大也提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原则,所以根据当今的经济社会状况,政府应该采取效应的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负担、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李真男.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J].财经研究,2009,(9).

[2]王春元.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6).

[3]孙立,刘穷志.财政购买性支出激励与经济持续增长――兼论确立服务型政府的合理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9).

[4]齐福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科学,2007,(3).

[5]安体富.基于财政视角的公共福利分配地区间公平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3).

[6]王椿元.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制度构建财[J].经问题研究,2007,(10).

[7]靳卫东,高波.收入差距与公共财政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形成与演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1).

[8]蔡跃洲.转型社会中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实证[J].财经研究,2008,(11).

[9]李绍荣,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2005,(5).

[10]蔡明超,费方域,朱保华.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J].经济研究,2009,(3).

[11]孔涛,王丽霞,张峁.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兼论索洛增长模型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12]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The Long-term Effects Analysis of Fiscal Polic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Zhang Mao, Wang Qing, Qiao Dongyan

财政支配论文篇（9）

一、明确政府事权的内涵

政府事权的研究是公共财政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对其概念和内涵的明确是研究政府事权配置首先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于政府事权内涵的认识国内外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政府事权是政府职能的具体化政府支出责任是指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政支出保障范围、规模与结构比例。

二、我国对政府事权研究的现状综述

我国学者对政府事权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我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匹配性问题的研究、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现状及划分原则的分析、国外政府事权划分的比较介绍等方面。在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表现方面：李齐云，马万里（2012）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研究》中认为我国事权过多下放，财权过多上移，财政收支责任不对等。各级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应由中央承担的事权，而国家财力却大部分集中于中央政府。事权负担过重，多数地方用于维持自身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明显不足。基层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对称，财政运行困难。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现状及划分原则的分析方面，谢庆奎、王懂棋二人在《中国府际财政关系研究――分权的视角》中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是以建设来指导府际财政关系，通过“建立、管理或约束政府的规则”，来推动这一种具有可操作性政治制度设计的实现。学者钟琦在《我国政府间事权配置的研究》中认为，事权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政府间恰当地划分公共产品支出责任，并分析了政府间事权配置的理论依据。另外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对事权问题的研究有逐渐定量化的趋势。

三、政府事权划分的主要研究视角

（一）历史学角度，主张考虑不同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进行分配。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事权与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的过程，这也使各种形式矛盾也集中于中央，最终使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堪重负，最终崩溃。同时从东汉末年战乱、安史之乱、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军阀混战也应该看到，中央权威的丧失及军权的下放往往是导致国家分裂混战的重要因素。在军权以及权威集中于中央的前提下，事权与财权尽量下放可以更好地藏富于民，增加社会的张力，促使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如国内学者李景平在《地方政府管理》一书中提到的“艾伦模式 ”，此模式将不同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合作型；一是型。主要是是从国家起源来看，政府间事权配置的合作型的国家往往由一些自治小社区最初本着互助帮助和支持的目的而结成一体而形成的国家。型关系的国家形成历史是直接或间接被控制在强有力的君主制度之下。此外还有学者翁礼华《中国古代中央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等文章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政府间的事权配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事权的配置需要充分考虑一国的具体历史国情。

（二）行政管理的角度

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事权和支出责任主要是依据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而各个单位、部门的行政明确隶属关系一般而言是非常明确的。如国内学者唐在富在《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历史演迸与改革建议》中就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1950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这一时期政府间事权配置进行分析，认为不论1950开始实行的“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改革，还是这一时期进行的其它有关府际间关系调整的改革总体上都是按照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和业务范围，划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并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大小进行划分。

（三）马斯格雷夫的分权理论角度

马斯格雷夫从财政职能的角度入手，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问题。马斯格雷夫认为，中央政府应主要负责分配收入和稳定经济，地方政府应主要负责资源配置；此外，可以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税种，保证分配的公正性，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马斯格雷夫认为，最佳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在遵循效率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公共品可根据其受益范围的不同划分为全国性公共品和区域性公共品，全国性公共品需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品需由地方政府提供。

（四）地缘政治角度

地缘因素也是影响一个国家政府事权划分的重要因素，往往是我们做国际比较时常忽略的一个因素。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10年在《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从引入地缘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各国政府间事权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和形成现状的原因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还解释了为什么同是单一制国家，却分为单一制集权型国家和单一制分权型国家，为什么同是联邦制国家，却分为联邦分权型国家和联邦集权型国家。另外，在具体的事权配置方面，地缘关系角度的分析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结论

以上仅仅是对政府事权配置的主要研究角度进行了简单的综述，但是这些研究角度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必须要考虑的原则和依据。关于政府间事权的研究依然如火如荼，结合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我对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以下总结和展望：

（一）随着政府事权一般性理论研究的日臻成熟，具体政府事权如何分配的研究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热点。

（二）随着统计学理论以及一些统计技术的发展，关于政府事权的量化研究越来越多，他们将更加关注于政府事权配置的最优比重的研究。

（三）关于政府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研究将一改之前的单纯的比较，转而总结一些典型的模式。

（四）研究重心将由某一国家事权配置的缺陷是什么，逐步转向为什么，进而转向怎么做，最终转向为什么这样做即理论依据和实证依据。

最后，事权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政府间恰当地划分公共产品支出责任。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边界不清晰、各级政府间事权错位以及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对称是我国当前事权配置的主要问题，其原因主要为委托）机制下地方政府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事权划分和调整缺乏法律保障以及准财政联邦制下的政府间财税竞争，我国应按照公共产品层次理论和财政职能分工理论，推行财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权划分，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参考文献：

财政支配论文篇（10）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 1970 1980 1985 1990 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  21.4 28.5 31.3 31.8 

美国 58.9 54.0 57.6 61.3 63.9 

日本 47.2 54.4 55.8 55.5 57.6 

英国 52.4 55.0 57.1 62.9 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财政支配论文篇（11）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1970198019851990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21.428.531.331.8

美国58.954.057.661.363.9

日本47.254.455.855.557.6

英国52.455.057.162.9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