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结构论文大全11篇

信贷结构论文篇（1）

信贷市场是指运用借贷方式，以信贷合同为工具融通资金的金融市场。农村信贷市场是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农村票据市场､农村同业拆借市场､农村证券市场以及农村外汇市场一同构成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同时，本文分析的信贷是指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不包括民间金融等其他信贷融资方式。本文分析的金融产品是农村一般性的信贷业务，不包括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以及粮棉油收购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部分的分析。一般的信贷业务包括农户为满足生产需求而产生的贷款需求，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而产生的贷款需求。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力量分析

按照波特的观点，一个行业中的竞争，远不止在原有竞争对手中进行，而是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他们是潜在的行业进入者､替代品的威胁､购买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2]

1.现有企业

(1)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供给方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农村市场最大的正规金融机构，其队伍庞大､点多面广，最接近农村基层群众，其信贷规模约占全国信贷总量的11%左右。[3]我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成立了信用社，建国后农村信用社得到迅速发展，到1956年，农村基本实现了信用合作化。从1958年开始，我国农村信用社几经改革，但至今仍没有就其组织性质形成明确的结论。

(2)商业银行。除农村信用社之外，农村市场还存在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目前农村地区从事金融业务的唯一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成立和撤销。1996年，与信用社分离后，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了收缩乡镇､巩固县城､拓展城区的经营战略，大量分支机构从农村撤出，仅仅保留部分营业网点。但是农业银行仍保留了一些农村的优质客户，比如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资信状况好的个人客户。

2.潜在进入者

虽然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目前农村借贷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状况，资金需求者对资金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另外，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农村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所以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将出现新的竞争主体。

(1)民间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融资形式如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农民互助合作社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甚至打压。据估计，目前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在7000亿元至8000亿元之间。央行有的官员也多次表示:要解决小额信贷和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宽民间金融活动空间。民间金融的许多优点是国有银行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民间金融机构有着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等特点，在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我国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态度由一味的打击开始向规范转变，管理部门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解禁”信息，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2)外资银行金融机构。2006年是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年底过后，我国的金融业将会全面开放。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银行来讲，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进入我国市场的机会。原来已经进入的外资银行一方面会进一步对我国的各类金融企业扩大投资份额和加强各项业务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农村金融。据悉，澳新银行计划投入2亿澳元换取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约20%的股份，荷兰合作银行可能入股浙江省和辽宁省的农村信用社。[4]

(3)其他商业银行。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市民化，我国农村的机会增加了。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风险会相应降低，从而具备的投资价值会随着时间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显现出来。在这种趋势下，国内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大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一些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入到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中来。

(4)邮政储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北京举行的“2006中国金融高峰会”上介绍，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得到国务院批准，这家银行将成为面向普通大众，特别是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的金融机构。虽然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暂不经营信贷业务，但随着其内部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和管理的逐渐规范，未来的邮政储蓄银行会不断扩大资金自主运用范围，极有可能涉足农村信贷，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

3.替代品

(1)直接融资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间接融资的替代品，直接融资市场相对于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一些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上市融资不仅融资成本大大低于银行，而且募集的资金是作为股权资本使用，相对于银行信贷，没有还本付息的要求。山东省目前共有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4家，通过发行股票累计发行融资近12亿元。[5]同时，上市融资在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还可以使企业在获取资金的同时理顺内部关系，完善治理结构，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些优势都是银行信贷融资所没有的。另外，正在探索中的企业债券也会对银行信贷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2)民间借贷。虽然民间借贷目前尚未以合法的企业形式参与农村金融市场，但农村大量的信贷资金还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借贷，民间借贷凭借其获取信息以及成本方面的优势，使其具有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的服务特点，已经构成农村借贷市场的重要互补因素，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调查，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融资规模已达8000亿元左右。[6]

4.储户和贷款者

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各类型的储户，既包括农民及个体工商户，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和乡镇政府。因此，对储户资源的争夺就成为各个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的重要保证。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的融入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有着高度的重合，因为金融机构就是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调剂资金余缺的中介组织，他们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影响到了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所以也成为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重要竞争因素。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分析

以上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其综合强度，决定着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决定着行业中获利的最终潜力。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强度分析

目前，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绝大多数信贷业务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仅仅占据少量比较大的客户，二者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处于一种垄断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信贷市场竞争者数量少且二者存在一定的产品差异，即农业银行只注重一些相对规模较大的优质企业或项目；二是农业银行正在逐渐寻求退出农村市场；三是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进入障碍的存在使目前尚没有或者很少有竞争者进入这一领域。

(二)进入威胁强度分析

农村信贷市场之所以竞争强度有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种种进入障碍。但一些障碍正在逐渐降低，尤其是政策的限制。

(1)规模和成本限制。这是阻碍其他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均衡，农业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说，社会资金是不会向农村流动的。即使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利润水平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农村需求主体过于分散，且缺乏统一有效的征信体系，信息获取成本高昂，所以，进入这一市场的金融机构就很难扩大经营规模以确保盈利，规模的扩大会使经营成本上升速度提高。几大银行由于追求大市场､大银行的发展目标和降低成本考虑也逐渐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这样，农村信贷市场仅仅有农村信用社发挥自己信息成本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下经营着农村信贷业务。

(2)政策限制。虽然经营农村信贷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巨大的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种民间融资形式，它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到农村金融市场的前台，因为我国没有出台正式的法规允许民间金融的经营，甚至将它们混同为高利贷等加以打击。但为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国家逐渐在放宽进入这一市场的限制，目前民营小额信贷机构和外资小额金融机构的进入试点等措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策不断放宽的情况下，新进入者的威胁不断增强，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将逐渐形成，从而打破信用社一统天下的格局。

(3)其他因素制约。除了受规模､成本和政策的影响外，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基于客户转换成本､信贷产品营销渠道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也是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制约因素。

(三)替代强度分析

正规金融机构的缺位给其他的融资形式创造了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条件。作为与间接融资同样重要的融资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已逐渐被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所接受。《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如果说上市融资距大多数农村融资主体还较远的话，那么农业保险､融资租赁等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则更加被农村融资主体所接受。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会比较低，因为我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市场，不仅是直接融资需求较少，难以形成成熟的直接融资市场。在一定时期内，直接融资还不会对农村信贷市场产生太大的替代作用。

尽管作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存在很大障碍，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形式在满足农村信贷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地区，民间借贷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额。民间借贷有着天然的信息获取优势，信息成本大大低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同时，民间借贷具有方便灵活，手续简便等优势，所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具有相当强的替代作用。

(四)储户及贷款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储户作为农村信贷产品提供者的资金来源，其谈判能力并不是很强，首先因为利率水平相对储户来说是外生的，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即使储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选择也很少，能够吸收存款的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或者邮政储蓄机构，况且地理上相对分散的农村储户，资金也相对比较分散，吸收他们的存款本身成本就比较高。另外，农村存款主体的储蓄率比较高，缺乏其他的资金融出渠道。这一切导致了他们在金融机构面前出于弱势地位。

在贷款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谈判能力要区别看待。农村一部分运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资金需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且借贷成本比较低，享受着较低的贷款利息，因为他们资信状况好､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大､盈利水平比较高，从而具有的谈判能力比较强。但个体的农户就不具备这样的谈判能力，他们往往成为金融机构“惜贷”的对象，正常的资金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缺乏担保人或抵押物，而且要求的资金数量少，周期灵活，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成本高，所以面对金融机构，农户在贷款方面出于弱势地位。另外，利率的管制使对农户的贷款利率达不到弥补风险的水平，也是金融机构“惜贷”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就以上分析看来，我国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并不大，现有的两类金融机构按实力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细分市场。竞争意识的缺乏降低了涉农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杨锡怀.企业战略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C.W.L希尔，G.R.琼斯.战略管理[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

[3][6]何广文，冯兴元.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安徽省商务厅.中小外资银行涉足我国农村金融[DB/OL]./aarticle/sjgongzuody/200605/20060502215107.html(2006.05.18)[2006.07.13].

[5]张慎峰.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服务山东省新农村建设[J].济南金融，2006，(4).

信贷结构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0-013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区域差异与农民增收的对策研究”(批准号：04XJY033)；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农村信用融资现状与对策研究”(批准号：06Y135F)；贵州财经学院博士基金“农村信用社股权结果对其行为与绩效的影响研究”(批准号：2006016)

[作者简介] 江 能，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投资；

邹 平，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博导，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投资；(云南 昆明 690093)

王泽丽，贵州财经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贵州 贵阳 550004)

一、引言

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贷款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是为克服弱势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难与银行信贷风险高双重困难而开发的信贷产品。实践证明：联保机制在克服信息发现不足、避免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提高还款概率上具有内在优势；对满足贫困农户、专业农户、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中不足，联保贷款同样存在不能忽视的内在缺陷：如易于形成风险累积，诱发系统性风险，操作烦琐，实施困难等。

始自美国学者Stiglitz(1990)，十多年来理论界对联保贷款运行机理及其影响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保贷款防范道德风险。Stiglitz(1990)，Conning(1996)，Ghatak(1999)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联保贷款由于存在连带责任，致使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内生有相互监督的正向激励，从而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2)联保贷款降低审计成本。Prescott(1997)，Ghatak(1999)分别论证了联保贷款内生有其他组员对声称无力还款组员进行审计的内在激励，由于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审计成本低，外移的审计达到降低高昂审计成本的目的。(3)联保贷款提高贷款还款率。Besley and Coate(1995)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条件下对提高贷款还款率具有正效应，Chowdhuiry(2005)从动态激励与连带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4)联保贷款与社会福利。Coleman(1999)以泰国东北地区1995-1996联保贷款实践为样本，论证联保贷款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有利于提高贫困妇女与儿童的社会福利。(5)联保贷款与逆向选择。Laffont and Guessan(2000)从信息的角度论证了联保机制有利于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达到避免逆向选择的目的。尽管有关联保贷款的著述丰富，但针对联保小组规模的研究少见。由于联保贷款遵循“多户联保”的信贷原则，其优点在于通过联保小组的规模效应、联保小组的聚类效应、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弱势信贷需求主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以达到降低“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降低联保贷款成本与风险的目的。其缺点在于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扩大，诱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组建联保小组的难度加大。鉴于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机制正负功效都正向相关，联保贷款指导性文件则规定联保小组规模以5-10人(户)为宜，其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差。基于此，本文运用概率论与博弈论等理论模型，结合联保贷款的实践经验，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影响的理论分析

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的理论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实际问题作如下简化假设：单个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违约概率P；联保小组成员人数为n；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经济特征，且都为理性的经济人；联保贷款只存在违约(完全不还款)与履约(完全还款)两种绝对情况。

从联保贷款的运行机制可知：由于联保小组成员对联保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理论上讲，只要联保小组不集体违约，联保贷款都还是正常贷款，则有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Pu为至少存在一个组员不违约的概率：

Pu=1-Pn(1)

传统个人贷款还款率Pc=1-P，而联保贷款的还款率为(1)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单个组员违约概率P∈(0，1)，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组员人数n而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的理论还款率，此即联保贷款的规模效应。得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与联保小组规模具有正向指数关系。

(二)联保小组规模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理论分析。令联保小组中单个组员真实信息被信贷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d。由于联保机制的聚类作用、联保小组的组建遵循“自愿”与“双响选择”等原则，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信贷机构只需发现联保小组中一个成员的真实信息，就可依此类推其他成员的真实信息，即联保小组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ud(定义为联保贷款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为至少一个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

Pud=1-(1-Pd)n (2)

由于传统个人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cd=Pd，而联保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2)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1-Pd)∈(0，1)，因此，可以扩大联保小组规模n而提高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即：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的动态博弈分析。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本如下假定：联保小组由同质的两个借款人组成，定义为成员1和成员2；博弈开始前，已实现投资回报，分别为R1和R2；成员 1和2分别从银行获得1个货币单位贷款，联保贷款应还本息为2r；只存在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绝对情况；信贷机构对违约组员的惩罚b(Ri)正比于其投资回报Ri；社会对违约组员的惩罚S(i)正比于其违约行为给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带来的损失和其投资项目回报。

由于联保机制中的连带责任，内生有组员帮助同组其他组员还款的内在激励，与此相对应，同样内生有期望其他组员代为还款的负向激励。因此，联保贷款还款决策是联保小组成员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推理，本文借用二人动态博弈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该博弈模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每个组员同时决定是否偿还自己贷款；偿还用P来表示，不偿还用N来表示。如果两个借款者的选择相同，则均衡结果较简单，都选择还款，均衡收益为[R1-r，R2-r]；都选择不还款，均衡收益为[R1-b(R1)，R2-b(R2)]，博弈结束。如选择不同，则进入博弈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选择还款的组员，第二阶段需作出是否帮助不还款组员代为还款的决策。帮助还款用A来表示，不帮助用D来表示。如组员1在第一阶段选择还款P，第二阶段选择帮助A，由于不存在银行惩罚，存在社会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2r，R2-S(2)]；如在第二阶段选择不帮助D，由于存在银行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r-b(R1)，R2-b(R2)-S(2)]。得该博弈模型存在六种均衡结果，其均衡策略与收益如表1所示。

上述推理只讨论联保小组成员还款意愿，并未考虑其还款能力。只有当条件Ri-r≥0得到满足时，联保小组成员的还款意愿才能转变为还款行为。

就该博弈模型而言，当R1-r

PL=1-(1-P)n(3)

考虑到联保贷款在我国实践中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如我国农户投资的模仿性、集中性和区域性，个体工商户、农业企业及中小企业收益的关联性与风险的同质性。加上联保贷款内生的责任连带与推委机制导致联保小组组建过程的选择性和组建后成员之间经济特征的相似性，即联保贷款的聚类效应。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从而造成联保小组成员收益(Ri)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联保小组成员收益相关系数γ>0的情况下，得：

P{Ri-2r≥0|R1-r

即在组员1无力还贷的情况下，考虑到组员之间投资回报的正相关性，其他组员具有帮助投资失败组员还贷的能力的可能性不大。

当R1-r

均衡结果表明：在出现个别组员投资失败的情况下，由于联保成员投资回报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联保小组成员的最优选择是违约，联保贷款还款率为0，存在诱发系统性风险的较大可能性。

由于(1-P)∈[0，1]，由(3)式可知：随着联保小组规模n增加，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增大。即：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实证分析：基于客观数据的模拟

上文通过构建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三个模型，

对联保小组规模进行理论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联保小组的最佳规模不仅取决于联保小组组员违约率与联保小组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还取决于信贷机构对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的预期。本文以损失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与不良贷款的乘积为组员违约率(4.66%)，假定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0.7，运用MATLAB模拟得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联保小组规模大于2人联保贷款还款率为1；联保小组规模大于4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接近于1；如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在0.25以下，则联保小组规模须小于6人。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还款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性风险诱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一)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扩大联保规模，能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理论回收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

(二)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控制联保小组规模，能有效降低联保贷款整体违约的可能性。

(三)联保小组规模是把“双刃剑”，既有提高贷款还款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优点，又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

(四)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都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回收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系统性风险引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人数以4-6人为宜。

参考文献：

[1]刘晓昀，叶敬忠.小额信贷的小组贷款与信贷机制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2002，(3).

[2]张改清，陈凯.小额信贷的小组联保机制运行机理与创新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3，(3).

信贷结构论文篇（3）

一、引言

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贷款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是为克服弱势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难与银行信贷风险高双重困难而开发的信贷产品。实践证明：联保机制在克服信息发现不足、避免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提高还款概率上具有内在优势；对满足贫困农户、专业农户、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中不足，联保贷款同样存在不能忽视的内在缺陷：如易于形成风险累积，诱发系统性风险，操作烦琐，实施困难等。

始自美国学者Stiglitz(1990)，十多年来理论界对联保贷款运行机理及其影响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保贷款防范道德风险。Stiglitz(1990)，Conning(1996)，Ghatak(1999)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联保贷款由于存在连带责任，致使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内生有相互监督的正向激励，从而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2)联保贷款降低审计成本。Prescott(1997)，Ghatak(1999)分别论证了联保贷款内生有其他组员对声称无力还款组员进行审计的内在激励，由于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审计成本低，外移的审计达到降低高昂审计成本的目的。(3)联保贷款提高贷款还款率。Besley and Coate(1995)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条件下对提高贷款还款率具有正效应，Chowdhuiry(2005)从动态激励与连带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4)联保贷款与社会福利。Coleman(1999)以泰国东北地区1995-1996联保贷款实践为样本，论证联保贷款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有利于提高贫困妇女与儿童的社会福利。(5)联保贷款与逆向选择。Laffont and Guessan(2000)从信息的角度论证了联保机制有利于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达到避免逆向选择的目的。尽管有关联保贷款的著述丰富，但针对联保小组规模的研究少见。由于联保贷款遵循“多户联保”的信贷原则，其优点在于通过联保小组的规模效应、联保小组的聚类效应、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弱势信贷需求主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以达到降低“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降低联保贷款成本与风险的目的。其缺点在于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扩大，诱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组建联保小组的难度加大。鉴于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机制正负功效都正向相关，联保贷款指导性文件则规定联保小组规模以5-10人(户)为宜，其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差。基于此，本文运用概率论与博弈论等理论模型，结合联保贷款的实践经验，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影响的理论分析

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的理论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实际问题作如下简化假设：单个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违约概率P；联保小组成员人数为n；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经济特征，且都为理性的经济人；联保贷款只存在违约(完全不还款)与履约(完全还款)两种绝对情况。

从联保贷款的运行机制可知：由于联保小组成员对联保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理论上讲，只要联保小组不集体违约，联保贷款都还是正常贷款，则有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Pu为至少存在一个组员不违约的概率：

Pu=1-Pn(1)

传统个人贷款还款率Pc=1-P，而联保贷款的还款率为(1)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单个组员违约概率P∈(0，1)，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组员人数n而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的理论还款率，此即联保贷款的规模效应。得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与联保小组规模具有正向指数关系。

(二)联保小组规模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理论分析。令联保小组中单个组员真实信息被信贷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d。由于联保机制的聚类作用、联保小组的组建遵循“自愿”与“双响选择”等原则，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信贷机构只需发现联保小组中一个成员的真实信息，就可依此类推其他成员的真实信息，即联保小组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ud(定义为联保贷款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为至少一个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

Pud=1-(1-Pd)n (2)

由于传统个人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cd=Pd，而联保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2)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1-Pd)∈(0，1)，因此，可以扩大联保小组规模n而提高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即：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的动态博弈分析。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本文做如下假定：联保小组由同质的两个借款人组成，定义为成员1和成员2；博弈开始前，已实现投资回报，分别为R1和R2；成员 1和2分别从银行获得1个货币单位贷款，联保贷款应还本息为2r；只存在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绝对情况；信贷机构对违约组员的惩罚b(Ri)正比于其投资回报Ri；社会对违约组员的惩罚S(i)正比于其违约行为给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带来的损失和其投资项目回报。

由于联保机制中的连带责任，内生有组员帮助同组其他组员还款的内在激励，与此相对应，同样内生有期望其他组员代为还款的负向激励。因此，联保贷款还款决策是联保小组成员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推理，本文借用二人动态博弈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该博弈模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每个组员同时决定是否偿还自己贷款；偿还用P来表示，不偿还用N来表示。如果两个借款者的选择相同，则均衡结果较简单，都选择还款，均衡收益为[R1-r，R2-r]；都选择不还款，均衡收益为[R1-b(R1)，R2-b(R2)]，博弈结束。如选择不同，则进入博弈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选择还款的组员，第二阶段需作出是否帮助不还款组员代为还款的决策。帮助还款用A来表示，不帮助用D来表示。如组员1在第一阶段选择还款P，第二阶段选择帮助A，由于不存在银行惩罚，存在社会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2r，R2-S(2)]；如在第二阶段选择不帮助D，由于存在银行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r-b(R1)，R2-b(R2)-S(2)]。得该博弈模型存在六种均衡结果，其均衡策略与收益如表1所示。

上述推理只讨论联保小组成员还款意愿，并未考虑其还款能力。只有当条件Ri-r≥0得到满足时，联保小组成员的还款意愿才能转变为还款行为。

就该博弈模型而言，当R1-r

PL=1-(1-P)n(3)

考虑到联保贷款在我国实践中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如我国农户投资的模仿性、集中性和区域性，个体工商户、农业企业及中小企业收益的关联性与风险的同质性。加上联保贷款内生的责任连带与推委机制导致联保小组组建过程的选择性和组建后成员之间经济特征的相似性，即联保贷款的聚类效应。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从而造成联保小组成员收益(Ri)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联保小组成员收益相关系数γ>0的情况下，得：

P{Ri-2r≥0|R1-r

即在组员1无力还贷的情况下，考虑到组员之间投资回报的正相关性，其他组员具有帮助投资失败组员还贷的能力的可能性不大。

当R1-r

均衡结果表明：在出现个别组员投资失败的情况下，由于联保成员投资回报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联保小组成员的最优选择是违约，联保贷款还款率为0，存在诱发系统性风险的较大可能性。

由于(1-P)∈[0，1]，由(3)式可知：随着联保小组规模n增加，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增大。即：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实证分析：基于客观数据的模拟

上文通过构建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三个模型，

对联保小组规模进行理论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联保小组的最佳规模不仅取决于联保小组组员违约率与联保小组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还取决于信贷机构对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的预期。本文以损失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与不良贷款的乘积为组员违约率(4.66%)，假定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0.7，运用MATLAB模拟得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联保小组规模大于2人联保贷款还款率为1；联保小组规模大于4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接近于1；如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在0.25以下，则联保小组规模须小于6人。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还款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性风险诱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一)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扩大联保规模，能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理论回收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

(二)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控制联保小组规模，能有效降低联保贷款整体违约的可能性。

(三)联保小组规模是把“双刃剑”，既有提高贷款还款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优点，又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

(四)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都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回收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系统性风险引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人数以4-6人为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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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改清，陈凯.小额信贷的小组联保机制运行机理与创新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3，(3).

信贷结构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001-05

Abstract： Credit squeeze is utilized as an exogenous shock reflecting the variation of capital supply and interestbearing debt ratio is proposed as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 for capital structure. With the data from 91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during 2000～2011， an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standard partial adjustment model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variable is introduc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credit squeeze on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for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rget interestbearing debt ratio of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will decrease when credit squeeze occurs； the target interestbearing debt ratio in small companies，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companies with weak mortgage capability decrease more than those in large compan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companies with strong mortgage capability.

Key words： credit squeeze；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real estate listed companies

1引言

经典的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基于融资需求而建立，通常隐含资金供给不受限制的假设，认为企业的融资决策由自身发展和投资需求所决定，不受资金供给面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公司资金供给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公司融资决策是资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作为限制资金供给的重要手段之一，信贷紧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关于信贷紧缩对资本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资本结构层面[2，3]，没有涉及对目标资本结构的讨论。目标资本结构又称最优资本结构，能使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资本成本最低且企业价值最大。研究信贷紧缩对现实资本结构的影响，有助于了解资本结构的客观变化规律。这种规律是信贷紧缩背景下公司融资决策的既有表现。即在信贷紧缩时公司将自然而然地遵循这种规律。这样的研究结论对指导公司融资行为意义有限。如果能明晰信贷紧缩对目标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则可以明确公司在信贷紧缩期间的融资目标，进而为最大化公司价值奠定基础。因此，研究信贷紧缩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对公司融资战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关于目标资本结构的研究，既有文献重点集中在公司特征和宏观经济环境[4～6]两个方面，并未研究信贷紧缩的作用。为此，本文以2007年开始实施的信贷紧缩政策作为反映资金供给变化的外生冲击，研究信贷紧缩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

在我国的众多行业中，房地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相比其他上市公司，房地产上市公司对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更大。在信贷紧缩发生时，房地产上市公司可能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鉴于此，本文以沪深两市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信贷紧缩对其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提供参考，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2信贷紧缩政策与理论分析

2.1我国的信贷紧缩政策

信贷紧缩是指经营贷款的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限制贷款发放数量。其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信贷紧缩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方式有效地限制了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数量，是信贷紧缩的重要标志。表1列示了2000～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2000～2002年存款准备金率稳定在6.0%的水平上，这表明信贷政策保持平稳；2003～2006年共计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上调3个百分点，说明这一时期存款准备金率出现了缓慢、小幅的调整；2007～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共计上调28次，下调4次，数值上调12个百分点，这说明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信贷政策已呈现较明显的紧缩趋势。

2.2理论分析：信贷紧缩对目标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

目标资本结构的概念源自权衡理论。该理论指出，目标资本结构由负债的避税收益和破产成本决定，当边际避税收益与边际破产成本相等时，此时的负债率就是目标资本结构。信贷紧缩政策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质上是对避税收益和破产成本的影响。信贷紧缩政策没有改变企业所得税税率，并未影响债务的避税收益。因此，信贷紧缩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可归结为对破产成本的影响。

破产成本是企业应对财务危机时支付的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企业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时所支付的法律诉讼和清算费用是破产直接成本；过度负债导致公司偿债能力遭受质疑，影响融资、采购和销售等经营行为，由此带来的成本是破产间接成本。信贷紧缩主要通过控制贷款供给来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信贷紧缩期间房地产企业由于负债水平偏高，可能引发金融机构对其偿债能力的质疑，增加债务融资的难度。即过高的负债水平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间接破产成本，打破了原有边际避税收益与边际破产成本的平衡。要重新建立二者的平衡，则应降低目标负债率。据此可提出假设1。

H1：信贷紧缩可能降低房地产上市公司目标负债水平。

为全面深入研究信贷紧缩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分析房地产上市公司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本文从公司规模、所有权性质和抵押担保能力三个角度考察各类房地产上市公司面对信贷紧缩政策的反应。

从公司规模的角度而言，大公司拥有稳定的现金流[7]，资金实力雄厚，融资渠道广阔，目标资本结构受信贷紧缩影响较小；而小公司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目标资本结构受信贷紧缩影响大。据此可提出假设2。

H2：相比大公司，信贷紧缩对小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影响更大。

除公司规模外，面对信贷紧缩政策不同所有权性质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可能也有不同的反应。相对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由于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其破产风险和信贷违约风险均比民营上市公司小，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8，9]。因此，信贷紧缩对国有房地产上市公司目标资本结构影响较小。据此可提出假设3。

H3：同国有公司相比，信贷紧缩对民营公司目标资本结构影响较大。

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由抵押担保能力决定[10]。信贷紧缩发生时抵押担保能力弱的公司将更难取得银行信任，获取贷款将受到更大限制。信贷紧缩给抵押担保能力弱的公司带来了更大的间接破产成本。因此，相对抵押担保能力强的公司而言，抵押担保能力弱的公司其目标资本结构受信贷紧缩影响较大。据此可提出假设4。

H4：信贷紧缩对抵押担保能力弱的房地产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影响更大。

3模型、指标与变量

3.1计量经济模型

本文旨在分析信贷紧缩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与现实资本结构不同，目标资本结构无法通过公司的财务报表直接获取，因而无法建立以目标资本结构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选取部分调整模型，通过动态调整方程建立目标资本结构与现实资本结构的联系。

5结论

本文从资金供给的角度研究公司融资决策。以我国2007年开始实施的信贷紧缩政策作为反映资金供给变化的外生冲击，以有息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的代表指标，结合2000～2011年91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信贷紧缩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贷紧缩背景下，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偏高的负债水平引发金融机构对其偿债能力的质疑，加大了债务融资难度，增加了其破产间接成本，从而降低了目标有息资产负债率。第二，不同类型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面临信贷紧缩时有不同的反应，相比大公司、国有公司和抵押担保能力强的公司而言，小公司、民营公司以及抵押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目标有息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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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论文篇（5）

一、引言

关于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戈德史密斯之前，经济学家主要围绕货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1969年，戈德史密斯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从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马科·帕加诺为代表的金融理论家引入内生金融中介体和内生金融市场，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运用各种模型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的重要结论。

莱文和吉罗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信贷资源的分配效果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信贷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贝克、莱文和罗雅扎认为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不仅促进资本的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彼特·卢赛尔和肖升认为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卢卡·德达和巴森·法托认为从银行导向的金融系统改变为市场与银行导向共存的金融结构体系可能影响经济长期发展，银行与证券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

随着国际经济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兴起与中国金融业发展及经济起飞，中国的经济金融学研究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也逐渐兴起。谈儒勇认为中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广众、陈平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而与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则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周好文、钟永红研究了1988～2002年间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和因果关系。赵振全、谢丰慧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梁琪、滕建州分析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银行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范学俊、罗伯特·伦辛克、杰·雅克伯认为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以流通股的市值衡量）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股票市场对GDP的影响力明显强于银行部门对GDP的影响力。

二、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一）变量选取与衡量指标

1.经济增长指标

本文以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LNRJ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

2.信贷结构指标

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麦金农用一国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然而，由于我国相关统计资料的欠缺，我国学者往往以近似的指标衡量我国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杨德勇、吕素香、汪增群和张鹏提出用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来表示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王虎、范从来认为，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所以金融机构信贷存量占GDP的比重不仅能反映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中国金融深化的程度。由此，他们以金融机构信贷比率（金融机构信贷存量与GDP的比率）代替M2/GDP衡量中国金融深化的程度。由于1985年以前M2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相关比率（FIRD）、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相关比率（FIRL）代表信贷结构。其中，全部金融机构存款相关比率=全部金融机构存款/GDP，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相关比率=全部金融机构贷款/GDP。

3.信贷效率指标

本文假定竞争提供效率，并采用反映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额占GDP的比率的信贷市场化率（FMR）衡量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即信贷市场化率反映信贷结构与效率。信贷市场化率（FMR）=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IR）-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OFIR）=非国有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其中，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IR）=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GDP，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OFIR）=国有金融机构存贷款/GDP。

（二）数据来源

GDP与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和贷款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年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和各项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1952-1996)》、《中国金融年鉴》、国家银行信贷收支报表、银行财务报表。

三、计量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研究中涉及到的都是时间变量，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从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非平稳，LNRJGDP、FIRD、FIRL、FMR、的一阶差分平稳，即变量一阶单整。因此，通过协整的方法可对这些经济变量进行分析。

注：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样本期间为1981-2005年；检验类型中c代表截距项，t代表趋势项，m表示最大滞后期数；*、**、***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Y表示平稳，N表示非平稳。

（二）协整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伪回归，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针对该问题提出协整检验方法。其思想为：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因此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是平稳序列。而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简称JJ检验，其前提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单整，即为I（1）过程。这一方法对系统中所有独立协整关系做总体分析，不事先假定系统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个变量作规范。本文将运用JJ检验分析各种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根据似然率和AIC、SC准则确定协整方程的结构。由单位根检验可知，LNRJGDP、FIRD、FIRL、FMR四变量都I（1），满足协整条件。下面采用JJ检验分析金融发展指标FIRD、FIRL、FMR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

由此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一致地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1个协整向量，无论是从信贷结构、信贷效率变化来考察，中国银行信贷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相关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由JJ多变量协整检验可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其关系并不明了。因此，还须对协整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进一步检验，以此说明变量间的具体关系。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注：表中给出了格兰杰检验的联合显著性F的检验值，括号中的数字是伴随概率,滞后期为2,*、**、***分别表示检验值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性。

从表中可以看出：（1）经济增长(lnrjgdp)与信贷结构(fird、firl)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作用于信贷结构，信贷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且信贷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经济增长对信贷结构更显著；（2）信贷效率（fmr）与经济增长（lnrj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1978-2011年间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JJ协整检验表明，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整体效果较好，表明中国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2）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信贷结构的改善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进银行业改革，更好地发挥银行业的信用中介作用，保证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畅通。

（3）分析还表明，信贷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并无明显关系，信贷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较低，经济的发展还主要依赖于信贷规模的扩张，与信贷主体结构关系不大。今后，我国还需大力推进金融中介体系改革，优化金融业主体结构，提高银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水平，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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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琪; 滕建州：《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再思考:基于变量结构变化的多元VAR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6年第5期。

信贷结构论文篇（6）

 

一、农村信贷需求层次分析综述

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认为：真实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额外的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求而跟进的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发展。即现代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形成以及相应金融服务提供的水平和数量是由真实经济对金融的需求所决定的。因此,金融服务是经济发展催生的,也体现出金融服务领域的消费者主权。所以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安排有着重要的影响。要提高农村金融水平,首先要正确认识农村地区的金融的有效需求。【6】

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借贷需求从整体来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史清华对山西745户农户的调查发现, 2000年与1996年相比,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比例由29. 6%上升到40. 7%。朱守银通过对安徽亳州的217户农户的调查也发现,农户借贷的发生率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1年的51. 3%,农户借贷资金规模由1999年的27. 8万元上升为2001年的69. 7万元,农户借贷次数由1999年的1. 57笔/户上升到2. 05笔/户。

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等原因，农村信贷需求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性和层次性，针对性的农村信贷需求调查在各地展开。在以往的农村信贷需求层次性分析中，普遍采取以信贷需求主体的不同层次分析的基础。收入是影响信贷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金融论文，不同收入水平对信贷的需求规模、条件等都会有所不同。如何广文、李莉莉(2005)曾将农户信贷需求的层次性分成贫困农户、一般种养殖农户和专业型农户三个类型。对目前我国农户的多层次性信贷需求特征进行剖析,进而为信贷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指南和方向；还有些以行业为标准将主体划分为按种植业、养殖业、渔业、餐饮及旅游业等分析；此外还有以组织结构标准进行分析的，如将需求层次划分为农户、农村经济联合体、农村企业、政府机构等主体（楚尔鸣，2007），对各主体的融资次序进行调查分析；以及微观主体构成按规模和特点可分为下列五个层次:地方骨干型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般民、私营企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专业户、种养大户和普通农户。由于上述经济主体的所有权、经营规模、产品及运行模式不同,在经营活动中具有各自的特点,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个性明显,层次性强烈。另外根据农户的贫富状况又可以分为贫困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不同层次经营者对金融需求的形式、特征和满足金融需求的手段与要求是不一样的。（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8）。主体的层次性对应着需求层次性,在数量、方式、时间上也有着明显的特征，因此，基于主体层次性的分析是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基于资金用途或信贷需求动机的分析中，王雨舟（2004）将农村信贷需求层次从资金用途上划分为生产性信贷需求、消费性信贷需求、农业综合开发性信贷需求等。生产性信贷需求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多元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生的金融需求；消费性信贷需求主要是农户因修建房屋、医疗看病、婚丧嫁娶、子女教育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农业综合开发性信贷需求主要是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周立(2004)以同一区域的农村内部为出发点,认为同一区域的农户之间对金融需求也存在差异。

与基于需求主体的层次分析不同，基于需求动机的层次分析其观点在于对信贷的需求是为了满足某种目的，基于目的性考察信贷的需求进而设计信贷的供给模式将更有利于提高信贷供给效率，提高信贷的有效供给。此外由于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体在需求动机上往往有交叉重叠，基于需求动机的考察可以避免不同需求主体的相同动机分析。立足于需求动机，结合需求主体的层次性，全面把握农村信贷需求特征，从而为农户信贷产品开发和服务拓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二、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农村信贷需求层次性分析中的适用性

1、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介绍

亚伯拉罕.H.马斯洛(Abraham.h.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研究表明,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成梯式的五个层次:①生理需求。包括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的需求等,它们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②安全需求。是指对于安全稳定,无忧虑和一个有结构的,有序的环境的需求。一般表现在安全的工作条件,公正和明确的规章、规定、工作保证,轻松自在的工作环境,退休和保险计划等。③归属需求。是指对社会交往、感情、爱情、友谊的需求,包括在工作中的交往、协作等机会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的机会等。④尊重需求。是指人们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尊重,也需求自尊,包括获得能产生成就感和责任感的机会。⑤自我实现需求。指一种最充分地发展个人的真正潜力,以一种最高程度的个人方式表现个人的技能、才干和情绪的愿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包括四点基本假设:(1)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2)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3)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4)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途径多于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途径。【2】

2、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农村信贷需求层次分析中的适用性

马斯洛理论认为金融论文，人在不同的阶段需求会有所不同，体现一个由低层次需求到高层次需求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渐进过程。该理论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了人类需要产生的客观规律，被广泛用于各行各业。同样在农村信贷需求中也适用。

农村信贷需求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产品需求、服务需求以及关系需求。产品需求是信贷需求中的最基本的需求，主要包括信贷规模、信贷条件以及信贷渠道等方面。信贷市场作为一个特殊商品的市场，产品的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服务需求是高一级层次的需求，包括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务获得的便利性等方面。但由于信贷市场的特殊性，也往往会与产品需求相结合；关系需求则应被看做是信贷需求中最高层次的需求，客户在购买了称心如意的产品、享受了舒适的服务基础上，如果能同时扩大社会关系网，获得稳定的关系，将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因为“关系”对一个客户的价值在于获得社会的信任、尊重、认同，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信贷需求中的关系需求则是指客户通过信贷需求获得稳定的关系，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感和自我满足感。

在农村信贷需求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产品需求也可以利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农村信贷的需求主体主要有农户和企业组成，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金融论文，将需求层次划分为金字塔式的3个层次：生存性信贷需求、发展性信贷需求以及特殊性信贷需求。由于两大主体有所不同，我们分别来进行分析。对于农户而言可将改善住房条件、传统农业需求作为生存性需求;将子女教育需求、生产经营需求作为发展性需求;将看病、婚丧等其他需求作为特殊性需求。【3】对于企业而言，结合企业成长周期理论，可将企业有效信贷需求动机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生存性需求，如交易需求，主要存在于发育期和成长初期。第二层次的发展性需求，如企业扩张，主要存在于高速成长期和成熟期。第三层次的特殊性需求，如投资需求，属较高层次需求，是个性化需求，大多存在于成熟期企业。【4】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农村信贷需求分析以各阶段需求动机的不同，进而需求特征的差异对各阶段的需求进行深入分析，由于信贷提供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信贷需求，形成信贷有效供给金融论文，因此在对不同层次信贷需求把握的基础上设计的信贷供给模式，无论是从规模大小、用途以及信贷条件等方面都更能适应农村对信贷的需求。如针对农村多元化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可对信贷产品进行分级，形成不同种类的信贷产品体系，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层次不同，分级为生存性信贷、发展性信以及特殊性信贷3级，以此形成能够适应不同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体系，实施不同级别的准入门槛、信贷流程、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等，使信贷支持区别对待、有的放矢，从而不同的农村信贷需求均能获得满足。

三、结论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 “三层重叠逻辑”的典型特征:第一层是农村经济弱质低效、分散闭塞的特征，它是农村经济中最基本的决定力量;第二层是农村信贷供给，它基于农村经济的特征，从而也就决定了它的主体结构和政策取向，正是由于农村信贷供给是基于农村经济特征而不是基于农村信贷需求，从而产生了诸多难以调解的矛盾;第三层是农村信贷需求金融论文，它基于农村信贷供给，供给什么就只能需求什么，正是由于这种需求是基于供给而不是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供给抑制型供需缺口和非均衡就是必然的。【11】

因此，如果能够基于农村经济发展来分析农村信贷需求，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基于农村信贷需求，利用农村信贷的有效供给来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则可以进入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与循环。而在此过程中，农村信贷需求的分析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特点，针对农村信贷需求的层次性特征，需求层次分析理论为农村信贷需求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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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41-04

引言

从2007年2月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受到影响的有各类金融机构、房贷用户、次级证券投资机构和个人等,同时一些国家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也受到威胁。小额信贷是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行业,与次级贷款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市场就是次级贷款市场。我国的小额信贷虽然从试点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杜晓山,2005),但目前依然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何广文、杜晓山、白澄宇、李占武等,2008)。虽然次贷危机还没有影响到我国的小额信贷,我们仍应该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如果小额金融可以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将有利于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Mortimer-Schutts,2008)。

一、结构中介理论的基本原理

结构-中介理论认为,中介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其作为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而是对环境具有反思能力,因而,行动者和结构之间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构成。结构不是与行动者相脱离,而恰恰是在与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造就了结构,反过来,结构也约束并使动着行动者。可以说,结构-中介理论试图揭示并回答了行动者和结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结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限定或激励中介的行为的同时,也将在中介的具体的行为中得以拓展与延伸”。而行动者的行动只是有意图的行动,并非自由的不受约束的行动。行动者和结构并不是已经给定、独立的存在,它们“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且不可分离”。

结构和中介的身份是相对而言的。在金融市场上,对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而言,中央银行是“结构”,金融机构是“中介”;对金融机构和其客户而言,金融机构是“结构”而贷款户是“中介”;对各类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而言,评级机构是“中介”,金融机构是“结构”。

结构限制行动者,但行动者也在与结构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以合法的形式规避结构的种种限定。在金融市场上,中介往往会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抓住规章制度的漏洞或空档,或利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其行动处于法律制度的真空地带,以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而,结构也会根据中介的行为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监管机构要根据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及时做出政策反应以适应并更好地规范金融机构各类业务。

二、在结构-中介理论框架下看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

借款人、金融机构和各类评估机构作为中介,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结构的标准和要求,而是在通过反思试图突破结构的种种束缚,而结构没能及时作出应对的时候,风险就出现了。

(一)储蓄率太低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接受公众存款之后,除保留一定的存款准备金外,其他的都可用于贷款,最终创造出数倍于该笔初始存款的存款货币(凯恩斯,1936)。因此,高储蓄率是商业银行提供更多贷款的必要条件。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限制商业银行过分扩张贷款。银行要贷款给次级信用客户,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选择了将这些资产证券化,而当次级信用客户无法还贷的时候,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存款再支付保险费或证券收益,于是危机就开始了。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储蓄率过低而造成的金融资源不足(谢鲁江,2008)。美国的放贷机构或商业银行并没有根据央行的规定在足够存款额的支持下进行贷款,但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法规,只是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不明真相的投资人。

(二)次级贷款利率过高

家庭享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评定跟FICO (美国的全国性信用评级公司) 的得分是密切相关的。通常情况下信用积分在300～900之间, 绝大多数人的得分在600～700之间。享受优惠贷款利率的家庭得分必须在620以上, 低于620的家庭将被拒之门外。在住房贷款市场, 低于620 的家庭只有选择次级房贷市场或ALT - A 市场, 并承受高于优惠利率200个～300个基点的利率水平, 因此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王应贵,2008)。信用分低的客户本身收入就不高,一旦利率提高,就会出现无力偿还房债的现象;加上房地产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又不能将贬值的房产进行拍卖变现,于是出现危机。

(三)贷款政策太宽松

就贷款发放对象而言,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对象不同。前者针对享受优惠房贷利率的家庭, 而后者服务于因各种原因达不到政府机构信用标准的家庭, 即非优惠利率借款家庭, 包括那些信用史有污点、支付不起购房首付、不愿意支付规定的购房首付或不愿意提交完整文件的家庭。为了在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分得一份羹,有的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或“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贷款户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杨璇,叶宇,2008)。这种做法的成立必须是建立在对贷款申请人无条件的信任的基础上。但是这种宽松的政策却使得贷款申请人(行动者)钻了空子,为最终的债务拖欠留下了隐患。

(四)道德风险隐患大

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道德风险涉及到提供抵押贷款的机构、中介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债务人和监管部门等多方面的责任。因此次贷危机所涉及的交易基本上都是“掠夺性借贷”和“抵押欺诈”(John W. Schoen, 2007)。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公众购房热情高涨,当信用达不到时就选择次级抵押贷款;放贷机构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推出各种高风险次级抵押产品,而竞争的加剧使其有意不向贷款户说明风险、不仔细确认贷款户的还款能力和放松贷款资格审核;评估机构以非常规估值方式故意高估房产价值,并将这种高估的价值作为信息传递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再将错误的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欺骗投资者进行购买;加上很多金融衍生品缺乏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投资者很难自己估价,不同的估价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陈亚雯,2008),这就为日后的风险控制埋下了隐患。也就是说,为了各自的利益,银行、信用评估机构和监管部门作为组织的一部分,受制于组织,却一直在试图突破组织的束缚。银行的冒险行为未受到监管部门的干涉,于是心安理得地进行次级房贷业务,评估机构的误导也未及时得到纠正,长期的声誉使其评价结果得到公众的认可,加上监管的不力,次贷市场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升息带来的压力等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三、在结构-中介理论框架下看我国小额信贷的潜在风险

按照结构-中介理论,小额金融机构(中介)作为提供小额信贷的结构中的一员,不是被动地接收环境,而是对环境有反思能力;小额信贷公司(行动者)的反思使得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制度(结构)来更好地规范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中介)的行为。小额信贷金融机构(中介)虽然受结构的制约,但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必将试图提高利率、绕开政府的规章制度,在自身的资金供给由不足(有些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吸收存款的资格)的情况下进行信贷。贷款申请人知道自己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金融机构不能确切地了解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约束与制度约束,拥有信息优势的贷款人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者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而损害金融机构利益的行为(段其贵,2008)。

与次级房贷相似的是,小额信贷的客户信用级别也很低。小额信贷,无论是制度学派还是福利学派,都以解除贫困为目的。由于收入低,没有合适的抵押品,这些小额信贷申请者无疑就是次级信用客户。

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也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我国规定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是国家基准利率的0.9倍到3倍,而有的国家则高达70%。这么高的利率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农户更加窘迫,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拖欠债务就在所难免。

小额信贷的贷款条件也很宽松。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小额信贷基本都采取小组贷款形式,即使用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来进行风险控制的,无需抵押和担保。我国有的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审批速度快、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严格的审查程序,长此以往,这种做法将会为今后的风险控制埋下隐患。

在小额信贷市场的监管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小额信贷公司虽缺乏经验,但为了扩展业务,仍将业务扩展到不符合条件的客户群体。这样的话,普遍的高利率,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极有可能将我国的小额信贷引至危机边缘。

四、次贷危机对我国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的警示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解释结构与中介的关系时指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构”。换言之,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正如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并由行动者的实践和自我理解建构一样,反过来,这些行动者的因果力量和利益由结构建构并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结构才能被再生产出来”,因此为了更好地规范小额金融机构的行为,使其更好地为穷人服务,中央银行要采取措施防微杜渐,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风险事件。

(一)调控小额信贷的利率

为了将小额信贷的利率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央行可以设定存贷利率的最高限和最低限,并通过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等来限制小额金融机构在资金不足的情形下无限制的贷款。

(二)增加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充足率

有些小额信贷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其资金主要来自股东参股和社会捐赠,很容易出现现金周转不灵,特别是在出现拖欠债务时,会发生挤兑现象,甚至倒闭。另外,后续资金严重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农户贷款需求之间也已经形成了突出的矛盾。再加上支农小额贷款扶持的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比较效益低,目前尚无优惠政策扶持,农户的还款自然会受到制约,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要为其寻找源头活水,如央行或商业银行再贷款,准许其吸收公众存款,通过合法形式进行其他融资活动。

(三)严格贷款审批程序和标准

严密和严格的贷款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每一个小额信贷公司都必须制定一套贷款程序和标准并报央行审批后严格执行。快速有效的服务虽然是各类小额信贷机构实施小额信贷的特色,但是它必须要建立在正确的决策基础上,不能仅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小额信贷的质量。例如,为客户建立信用档案或作出信用评级和制定并执行贷款审批程序和标准等。

(四)加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管

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活力,但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发展金融市场的必然趋势, 处在起步阶段的资产证券化也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没有错, 其错误在于这种创新金融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制度缺陷。所以,我们要吸取和总结美国次级贷款证券化的经验教训,选择银行的优质资产进行证券化。同时, 在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 必须以成熟和发达的原始资本市场为基础, 考虑到基础资产价值波动带来的后果。同时,资产证券化后,鉴于投资者依靠债券评级做出投资决策,为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引入独立且有公信力的风险评估机构,使投资者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程度。

(五)采取措施杜绝道德风险

首先,小额信贷机构要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教育。通过加大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政治、业务素质,教育员工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员工爱岗敬业意识,营造员工价值共同体,构建员工坚实的思想道德防线,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基础。第二,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建立与完善内控制度。从制度上严厉惩治、打击道德风险犯罪,同时要加强对道德风险的自律和他律,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规范员工操作行为,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根本。第三,重视责任追究,建立重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一经发现坚决严惩,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从根源上杜绝道德风险。第四,强化内外部监管机制,建立有效的绩效激励约束机制。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责任严重不一致,要减少道德风险就必须从制度上尽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利益和责任尽量趋于一致,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范道德风险。

五、 结束语

虽说信用级别低的客户不一定就会有信用风险,但是至少其信用风险远远大于信用级别高的客户,如果不在资本充足率、贷款程序、贷款利率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对银行或其他实施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就很难成功地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小额信贷机构(结构)要依照央行的制度实施贷款业务并及时跟踪客户的信息变化和用款情况;央行(结构)也要时刻关注并紧密监控各类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并及时根据金融机构的反应对其政策做出正确的调整,从而使得中介(银行或借款人)做出正确的反思,即其反思的结果要与结构的目标一致,最终,在达到消除贫穷这个目的的同时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注:

本文为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XW07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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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论文篇（8）

一、 引言

虽然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又可译为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但由于其在减少贫困、促进包容性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也成为各国政府致力推行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制金融”。2016年1月国务院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是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长期的部级战略规划。作为金融包容的主要实施主体，金融机构在缓解金融排斥、推进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其鲜明的草根特性以及具有“小规模优势”，使其在服务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时更具内在动力和竞争优势，与金融包容的内涵更为契合。那么，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中具有哪些优势，它们又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金融包容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分析中小金融机构对金融包容的传导渠道和影响机制，为我国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二、 金融包容的内涵

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了金融包容的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金融包容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丰富，与以往的“小额信贷”、“微型金融”不同，金融包容旨在建立服务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平有效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Finance for All》中提出金融包容就是金融服务在获得和使用上不存在价格和非价格的壁垒。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 Committee，2008）认为金融包容就是确保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大部分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在促进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场竞争与恰当的政策激励下，金融机构通过运用不同创新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薄弱领域和小规模客户（Berger & Udell，2006）。

三、 中小金融机构影响金融包容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讨

1. 基于“小银行优势论”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会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区别对待，通常选择最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客户类型提供金融服务。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例，Stiglitz和Weiss（1981）研究发现，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大型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筛选时，更倾向于为那些能够提供足额抵押品的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意涉足中小企业贷款，因而导致信贷市场存在配给现象。与此相反，Berger和Udell（1995）实证研究发现：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所有企业贷款的比率以及中小企业贷款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均高于大型金融机构，表明中小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中会更多地选择中小企业客户，为此类客户提供贷款服务。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差，大型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较大、组织结构复杂，导致其在甄别、监督小额贷款客户时需要花费的成本较高，出现组织不经济现象（Berger & Udell，1998；Berger & Udell，2002）。而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其较小的规模和相对简单的组织结构，使其经营更加灵活，更善于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互惠的业务关系，这大大降低了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成本，使其在服务小额贷款客户时更具竞争优势，这便是所谓的“小银行优势”（Small Bank Advantage）。在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支持“小银行优势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能够契合并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本着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安排应是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林毅夫等，2009；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2015）。

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小客户上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地方性特征，其在地缘、人缘方面的优势，使其在获取当地客户的信息时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小规模特征，其相对简单的组织规模结构使其在服务当地客户时具有成本优势。

（1）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信息成本优势。Berger和Udell（2002）将银行贷款技术划分为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al Banking）技术和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技术。运用交易型贷款技术进行贷款审核时主要是基于对硬信息的评估，而关系型贷款技术的运用需要依据软信息，这类信息是难以收集和量化的。Boot和Thakor（2000）的研究表明，排他性的获取企业软信息确实可以帮助银行减少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财务制度不完善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硬信息不足的缺陷，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和成本。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如Bharath等（2011）使用美国上市公司在1986年～2003年间的21 632笔信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利率比交易型贷款利率平均低10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

由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具有地域性和社区性特征，其通过与当地客户建立长期密切的关系，能够获取到一系列有价值的软信息（Berger & Udell，2002），诸如客户的经营状况、商业信誉、市场影响力等，这些软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财务报表等硬信息的不足，缓解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服务客户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

（2）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成本优势。根据企业组织理论，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容易在委托中出现人违背委托人的目标而从事满足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或承担的风险增加。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实施某种制度来监督、约束和激励人所产生的成本就是成本。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的规模结构相关，一般来说，企业的组织规模结构越简单，成本越低。与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层级较多的大型金融机构相比，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一，大型金融机构层级较多的组织结构，导致委托链条较长，因而在传递难以量化的软信息时效率较低，从而决策周期较长、成本较高（Stein，2002）；而层级结构相对简单的中小金融机构，其信息传递的链条短，处理不易量化的软信息效率较高，信贷经理能够更快的依靠掌握的软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在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时的成本更低。第二，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相对较为简单和集中，委托人和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即股东和经营者双方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人出现违背委托人意愿的行为的概率较小，因而成本较低。

2. 基于银行业结构相关假说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

（1）银行业竞争与贷款利率。大量理论研究表明，垄断将会减少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银行业也是如此，银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垄断者的市场势力越强，越倾向于获取较高的经济租金，即设定更高的贷款利率或是更低的存款利率，导致信贷的供给量下降。而且银行业的结构越单一，少数银行的垄断势力越强，越不愿意支持风险较高的初创企业、创新型企业，这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增长（Cetorelli，2001；Pagano，1993）。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降低了银行的期望收益率，迫使银行不断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金融服务供给量的提高。

根据“市场势力假说”（Market Power Hypothesis），竞争的提高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完美的市场竞争能够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额度的信贷量（Pagano，1993；Guzman，2000）。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降低了企业获取贷款的成本，促进了社会中所有企业贷款的获得，包括小企业也会因此获益（Carbo-Valverde et al.，2009）。除此之外，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由于金融机构数目较多，因此小企业获取贷款的渠道增多、手续更加简便，这都有助于提高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Beck & Levine，2002）。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市场势力假说”的经验证据。例如：Beck等（2004）通过对74个国家银行业结构与融资的检验发现，银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这种负面影响对小企业尤为严重。Carbo-Valverde等（2009）对西班牙中小企业的建议也证明，无论使用勒纳（Lerner）指数还是HHI指数来衡量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Scott和Dunkelberg（2010）利用2001年全美独立企业家协会的小企业主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市场竞争的增强，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提供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了小企业信贷的获得。Love和Peria（2012）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银行业竞争有利于贷款的获得。Black和Strahan（2002）在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放松了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允许外地银行进入曾经受保护的市场，极大促进了当地银行业的竞争，提高了新生企业的创建率。林毅夫等（2009）从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安排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的角度提出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由于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类型，因此最优的金融结构应当是以能够更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运用上市中小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确实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2）银行业竞争与关系型融资。Boot和Thakor（2000）假设银行可同时从事交易性融资和关系型融资，在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贷款价格下降，降低了银行的利润，为了维持利润水平，银行不得不加强对缺乏硬信息的中小企业客户的开发，通过更努力地与中小企业培养客户关系、获取软信息，大力发展关系型贷款。可见，竞争程度的提高恰恰促使银行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发展。Hainz等（2013）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由于银行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或者要求借款企业提供抵押物来防范逆向选择，信息甄别的成本取决于企业距离银行的地理距离，也就是说企业距离银行越近，银行收集处理软信息的成本越低，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越了解，越倾向于选择关系型贷款，否则银行将选择抵押贷款。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增强，银行减少了抵押贷款的使用，获得关系型贷款的企业比例提高。吴晗和段文斌（201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发现随着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品价值不断下降，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不但降低了企业获取抵押贷款的门槛，而且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贷款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他们使用2005年～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0个地区24个行业的大中小规模企业的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进入市场进入，而对大规模企业进入无显著影响。

四、 结论

总的来说，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在获取“软信息”方面的信息成本优势以及组织结构简单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其服务和监督中小客户的成本较低，对硬信息的要求较少，有效降低了中小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间接影响了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增加市场主体、促进同业竞争，降低了贷款的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供给，因而提高了所有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也会从中获益。同时随着竞争的增强，金融机构从事交易型贷款的利润下降，并且为了应对竞争以及中小金融机构发挥的“鲶鱼效应”，也会使其他金融机构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价值，通过积极开发中小客户私有信息、降低抵押物等硬信息的要求，促进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

作为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金融机构在金融包容的推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但从金融体系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却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具有鲜明的草根特性，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等被大型银行拒之门外的客户；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地缘性信息优势以及源于小规模的成本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从而更适合为中小客户服务。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等冲击下，中小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在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等冲击倒逼下，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拓展新的目标客户和业务模式，是打造其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需要。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200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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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姚耀军，董钢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金融发展水平重要抑或金融结构重要？――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5，（4）：14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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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cott J.A.，W.C. Dunkelberg， Competition for small firm banking business： Bank actions versus market structur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0，（34）：278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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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iglitz J.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93-410.

[12] Berger， A.N.and G.F.Udell.， 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 The rol- 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1998，（22）：613-673.

信贷结构论文篇（9）

［摘 要］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金融需求不断增加，其中尤以农户信贷资金需求的增加最为明显。而农户作为农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他们的信贷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直接影响到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果。为了解农村信贷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文章以农户为受访主体设计了调查问卷，得到山东省17个地市农户信贷供需状况的调查问卷数据，并对农户信贷的需求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内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人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户主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对金融机构的了解程度以及以往的借贷经验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影响；外部影响因素中，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额度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

关键词 ］ 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农村金融

［作者简介］史方超（1990－） ，女，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银行理论与政策贯；董继刚，男，山东泰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一、引言

自200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三农”问题就一直备受关注，各方一直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积极地探索。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三农”金融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可见党中央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农村金融是服务“三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在服务“三农”、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农村地区“贷款难，难贷款”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资金问题仍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农户信贷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很有必要。在这方面，国内研究成果颇丰。总体来看，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本身特征、农户经济活动情况等 ［1 ］。谢昊男认为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性和生活消费性支出对信贷需求有重要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计量结果否定其对信贷需求影响作用 ［2 ］。周宗安通过构建Tobit模型，验证了收入来源、负债水平、家庭规模、家庭资产总值对农户信贷需求有显著影响 ［3 ］。谢彦明等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家庭年收入、户主对农信社的了解、有无借贷经历以及农信社的贷款额度和贷款效率对农户信贷的可得性有显著影响 ［4 ］。不少学者验证了家庭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支出占比能够对贫困型农户的正规信贷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5－7 ］。祝国平分析得到农户信贷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8 ］。另外有学者认为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也会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影响 ［9－10 ］。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发现，农户的年龄、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受教育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需求（秦建群 ［11 ］、马小明 ［12 ］）。此外，农户的信用社社员身份、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服务的评价、农户家庭净资产对农户正规金融需求影响显著 ［13 ］。胡金焱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常住人口数、债务水平的提高倾向于提高农户的信贷需求 ［14 ］。周荻楠等对乌拉特前旗108个农牧民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户主的年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年纯收入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需求成负相关，农户的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小额信贷难易程度以及农户对小额信贷认知程度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需求成正相关 ［15 ］。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大多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自身特征等内在因素对信贷需求的影响，鲜有学者从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内、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而且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同时，最近几年中国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积极进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不断完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农户的贷款支持力度得到增强，这势必会影响到农户信贷资金的可得性以及需求状况。为此本文设获得山东省17个地市的410个农户信贷供需状况的数据，分析了农户信贷需求现状、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内、外部因素，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农村金融的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数据来源与调查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1－3月对山东省农户信贷资金供需状况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70份，回收率94％，其中有效问卷410份，有效率87．2％。调查对象为山东省农村地区的农户，通过调查走访的方式与农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获取第一手资料。

（二）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1． 调查样本对象特征

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得到样本农户的行政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调查地区覆盖了山东省17个地市，充分考虑了样本的合理分布和随机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被调查农户中兼业农户比较多，纯农户比较少，但相差不大；被调查农户的年龄集中在40－60岁（占比77．3％），其文化程度以初中及高中水平为主；受访农户家庭成员主要为3－4人（占比67．3％），劳动力人数主要是2人（占比48．5％）；有 78．5％的样本农户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

2． 样本农户资金融入情况

对农户的资金融入情况进行分析整理得到表3。受访农户贷款规模需求以5万元以下为主；资金需求结构中以生产投资需求为主，生活消费资金需求次之；融资渠道多为向亲朋好友借贷等民间融资方式；农户的贷款需求整体满足度较低，信贷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调查数据显示，农户有借款需求但是未得到满足的有73．2％。可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大大增加，但是金融供给却未能随之跟上，农村地区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解决农村地区资金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三、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

（一）模型构建

农户是否有信贷需求，也就是是否有进行信贷意愿的主观概率，有“有意愿”和“没有意愿”两个选择点，每个农户会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综合衡量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判断并做出最佳的选择。这是一个二元决策问题，因此，本文选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以确定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并明确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以下是Logistic模型形式：

对（1）式取对数，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在计量分析中，将农户是否有信贷需求定义为因变量Y（农户有信贷需求Y＝1，没有信贷需求Y＝0）。其中，P表示Y＝1的概率；α是常数项，参数 βj＝（β1，β2，…β15）为第j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可以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xj（j＝1，2，3，……，15）是解释变量，即农户信贷需求的各个影响因素。

（二）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从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因素进行变量的选取，结果见表4。

1． 内部影响因素

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结构会影响农村地区的信贷需求及其结构。从微观层面来看，农户的生产力发展特征及其结构也会影响其信贷需求。此外，农户会在自身能力范围、家庭环境等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这将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内部影响因素变量主要包括：（1）农户个人特征变量：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2）农户家庭特征的变量：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口；（3）农户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收入来源）、家庭收入水平；（4）反映农户心理认知状况方面的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了解程度、以往借贷经验。

2． 外部影响因素

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除受到农户自身特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状况，特别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状况。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信贷供给因素具体来讲主要包括：（1）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等；（2）贷款利率、期限、额度等；（3）是否具备贷款申请资格；（4）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农户对金融机构的满意度水平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机构服务效率的影响。此外，在数据调查中当问及“为何有贷款需求却不去金融机构贷款”时有25．1％的农户选择了“没有关系”这一选项。可见，金融机构的公平性会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

（三）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将15个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的变量都带入模型进行检验，得到有影响的解释变量。然后，将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逐个剔除，剩下的解释变量再代入模型进行检验，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数据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后筛选法，得到8个计量估计结果。从模型的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可行。由于不同模型估计结果和结论相似，这里只列出2种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原模型到修正模型，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变量被剔除出回归模型。最后剩下9个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人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户主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对金融机构的了解程度、以往的借贷经验、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贷款利率水平、贷款额度。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模型的拟合结果进一步分析，可得：

1． 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1）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家庭规模的扩大能够导致家庭生活性支出大大增加，信贷需求也就随之增加。同时，更多的家庭劳动力数量会产生更大的生产经营投资需求，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积极的影响。

（2）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以及户主的文化水平对农户的信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都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即说明其具有更强的借贷偿还能力。同时，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规模以及消费水平相对来说就越高，信贷资金需求也就越大。而且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高收入农户由于较高的借贷本息偿还能力更有可能获取信贷支持，这也进一步刺激了高收入农户的借贷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户接受教育水平越高，就拥有了一定的技能来获得收入，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会相应提升。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的投资意识以及投资技能水平也就相对越高，会增加信贷的需求量。

（3）农户的经济活动类型（收入来源）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影响，通过了1％的检验水平。农户类型主要有以纯农业为经济来源的纯农户以及兼有其他生产性活动的兼业农户。有兼业活动的农户信贷需求较纯农户信贷需求高，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近年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普及理财知识。使得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投资意识得到增强，促使其更积极地寻求致富途径。而参与致富寻求途径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类生产性资金需求，在自身资金积累难以满足其投资需要的情况下，会导致信贷需求大量产生。

（4）农户的以往借贷经验对农户信贷需求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农户以往发生过借贷活动，一般情况下来说，能够表明农户已符合借贷申请人的资格，且有实际的资金需求。农户借贷活动的成功，反过来会促进农户对借贷活动的认知以及认可度，当农户再次遇到缺乏资金的时候会更容易产生信贷需求。此外，有过成功借贷经验的农户的信誉、可靠度得到了证明，更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

2． 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对农户信贷需求有显著的影响。在金融市场化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趋势愈加明显，使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更注重风险控制，而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村信贷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势必导致农村信贷配给制的产生。在这样一种以信贷配给为特征的金融管制体系下，农村金融机构往往会通过贷款申请人的一些非价格的资格限定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贷款的发放，比如贷款申请人的信息披露状况、抵押、担保、收入水平等。在这样的前提下，农村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时往往存在一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现象，而农户向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借贷的意愿也会因这些资格限定条件受到更强的贷款约束，从而导致农户的贷款需求被强制抑制下来，最终表现为信贷需求的减少。

（2）贷款利率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符合一般的理论假设，利率越高，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成本越高，农户的信贷需求就会越少。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不能形成有效的对接机制，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这会进一步加深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调查数据也显示，当问及农户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过有信贷需求但是没有得到贷款的情形时，有73．2％的农户回答有过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中国农村地区小农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农户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土地经营效率低，生产力水平不高，导致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对于突发性的资金支出应对不力。而且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受自然风险影响较大，这进一步增加了农户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户这种不确定性高、抗风险能力差的经济特质造成了农户对融资成本承受度低、对贷款利率敏感度高的现象。

（3）贷款额度对农户信贷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结论与假设相反。可能的原因是，贷款额度越高，还款压力相对较大，由于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规模往往为中小规模，加上自身自有资金的投入，需求的信贷资金额度也就相对较少。因此，农户对大额信贷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少。调查显示，农户的信贷需求资金规模以5万元以下为主，占被调查农户的63．5％；5－10万元占24．4％，10万以上的占比12．7％。而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发放时贷款流程基本相同，贷款规模越大，金融机构的效率越高，收益也就越大，因此金融机构会偏向于规模大、资信状况良好的贷款主体。农户的贷款需求显然不会带给金融机构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加剧了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供给不足的现象。

（4）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金融机构的业务效率、贷款的公平性和贷款期限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虽然这些因素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意愿有一定影响，但是最终决定农户信贷需求的还是信贷资金的可得性以及资金紧缺度。信贷资金紧缺度是农户自身决定的，而信贷资金可得性则主要由农户是否达到贷款申请人资格标准、贷款成本以及能够得到的金融机构放贷额度决定。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调查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农户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农户的收入水平以及文化水平较低，但是已经得到了较大改观。同时，大多农户有信贷资金需求，但是农村地区信贷资金供需缺口较大，实际贷款成功率较低，最终导致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度偏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收入来源、以往借贷经验、金融机构放贷条件、贷款额度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重要影响。

（二）政策建议

1． 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

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强农村信贷资金实力。注重发展普惠金融。在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还可以在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建立支农的农村金融普惠服务基金。此外，注重合理利用民间资本，为民间资本正名，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增强农村资金“造血功能”，增加农村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并明确其服务“三农”责任与义务，规定其吸收的存款必须按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政策，如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同时还要给予其税收优惠、补贴等措施，激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

2． 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要大力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其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提高农业附加值。要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保险基金，专项支持农户生产，降低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3． 创新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建立农村信贷供给的长效机制

首先，金融机构应在充分考虑当地农户信贷需求特点的基础上建立适合农户实际需求的贷款产品，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改革或规范金融机构抵押和担保制度，让农户具有更多的抵押和担保手段，如试点宅基地、土地质押贷款，联保贷款等，以增加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还要探索农村金融供给需求对接的有效模式。考虑根据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的空间差异，依据所处农村区域经济的不同以及农户的特点，建立地区差别化的信贷支农体系以及差别化的信贷管理政策。还可以考虑“基于现金流支持下的”农户信贷模式，比如借鉴吉林省 “直补资金担保贷款”模式进行金融支农，在此模式下，贷款取得的条件是农户未来的特定现金流，农户不需要信用评级以及额外的担保抵押，只要拥有一定的法定承包土地使用权，以其拥有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带来的国家财政粮食直补资金作为还款保障即可。

4．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

全面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个人信用评级。利用信用体系夯实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信用基础。提高农民文化程度以及对金融需求的认知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农村金融市场规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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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论文篇（10）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者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瓶颈”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到放宽市场准人限制从针对农村信用社的存量改革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增量改革，从农业银行开展面向“三农”的体制机制改革到邮政储蓄银行成立， 中央政府一直遵循着增加供给的改革思路，试图通过建立适度竞争、多层次的市场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来缓解农村地区的融资困境。然而，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人们的融资困境依然存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

本文主要采取数据，对影响非价格信贷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影响非价格信贷的主要因素，并且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如何改善目前的非价格信贷机制，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农村信贷市场，完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和并且满足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能力。

二、文献综述

利率改革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已经基本放开。但是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利率似乎并没有充分的得到金融机构灵活地采用，并且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的信贷配给程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农村信贷市场对于农户乃至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完善高效的农村信贷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且还能够减少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由近二十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等的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场的效率非常地低，信贷配给的程度普遍严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我国在农村的信贷领域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地，只有灵活的、能满足各种不同目的的信贷措施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农村信贷市场，而固定的、同一不变的信贷服务措施肯定难以满足我国农村市场的需要。因此，农村信贷市场的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的建立健全必须从农民和一些乡镇企业这二者的融资行为和其融资需求出发。

三、影响非价格信贷配给因素的计量分析

1.数据来源

由于对信贷配给实证分析对于数据搜集的要求很高，数据搜集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信贷配给程度的精确度的计量， 因而在信贷配给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在探索准确的信贷配给实证衡量方法。作者所做的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蚌埠市下县以及其所属村镇进行随机抽样，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发放问卷数量为600份，由于周边共有三个县，所以每县发放200份进行随机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89份。

2.变量选择

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的因素众多，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数比率、户主是否有技能、是否为规模农户和个体工商户、2014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净值、2014年家庭纯收入、2014年家庭是否发生重大事故、平均每年与银行信贷员接触的次数、是否有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等等。本文立足于普通农户都有的状况，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户主年龄（X1）、户主受教育年限（X2）、家庭劳动人数比率（X3）、户主是否有技能（D1）以及家庭年纯收入（X4）这五个因素作为本文的变量。

3.模型建立

在只有解释变量X4时，方程拟合效果最好，并且所有检验都通过，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对于被解释变量Y（是否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解释变量X4（年家庭纯收入）。所以易知，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是否对一些农户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年家庭纯收入。

针对以上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家庭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于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考虑到现在农奴才能机械的发展，以及耕种劳作任务的日益减轻，户主年龄对于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贷对象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家庭劳动人数比率以及户主是否有技能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着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因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劳动人数越多，以及户主的技能越强大，那么所对应的就是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越高，因而其还款能力越强，其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越低甚至不受到信贷配给。

第三，家庭年纯收入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产生较强烈的负向影响。这个因素直接反应了借款者的现金流情况；家庭年纯收入越高，说明借款者的净现金流越高，进而说明借款者的还款能力越强，从而说明借款者受到的信贷配给程度越低，甚至于不会受到信贷配给。

四、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对于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融资条件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农户信贷配给程度仍较高。由于本身的研究的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的道德模型可能不是很符合预期。在这个研究层面上，对于数据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但是由于点差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些系统上的错误，并且可能本文截取的数据较少，所以会导致本文的结果有些偏差，但是基于以上的模型和结论，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本文认为，影响农村金融市场非价格信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自身的资产状况，在农户的年收入较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是很愿意把钱贷给农户的。但是在实践中，在解决农户的自身的资产状况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本文认为在解决农村信贷供给程度较大的问题上，应该由金融机构进行创新，根据农村的特点设计合理的微观信贷合约，以缓解信贷合约中非价格条款对信贷需求的抑制，发挥利率在市场中的作用，最终通过金融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来改变弄从金融机构长期存在较高程度的信贷配给的现象。

参考文献：

信贷结构论文篇（11）

关键词 ：银行信贷；区域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VEC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巴杰特（Bage?hot,1873）最早发现，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大型工业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伯南克（Bernanke,1992）和布兰德（Blinde,1992）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信贷市场替代货币市场的CC—LM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通过信贷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推导出货币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结论。这些研究均认为，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信贷规模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在国外研究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金融结构及信贷结构对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赵兴波以深圳市1979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短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长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崔小涛利用2000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银行中长期信贷相对其他类型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唐涓涓、尹燕海和郑兰祥、涂苗苗通过分析青海省、大连市、安徽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区域经济萎缩。郭为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银行信贷并不总是指向经济增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可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等。尽管已有研究存在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之争，经济增长还是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国家作为整体研究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产业政策不同背景下，按期限分类的不同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研究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对银行信贷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根据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和模型设定

1.变量

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银行短期贷款（ACRS)、中长期贷款（ACRL)说明银行信贷。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符号如下：LGDP、LACRS、LACRL。

2.数据

以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为基础，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2013）》。

3.基本模型设定

经济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序列，为更好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并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检验模型采用具有如下形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Δyt = αβ ′yt -1 +Σi -1p -1Γi yt -1 +Ut

其中每个方程都是一个误差修正项，α是误差修正项β′y的系数向量，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

三、河北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首先应用ADF 方法对变量LGDP、LACRS、LACRL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的ADF 检验结果可知，LGDP、LACRS、LACRL 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这三个序列均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表1）

2.滞后阶数检验将LGDP、LACRS、LACRL 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LR、FPE、AIC、SC、HQ等各检验准则综合判断，我们选择滞后4期。

3.Johansen 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得知，模型涉及三个变量均为I（1），对这三个序列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 基于对应滞后1 阶的VAR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短期银行信贷、中长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式。

4.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决定的，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Granger从预测的角度给出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结果如下：

河北省短期银行信贷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银行信贷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并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且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合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河北省银行信贷的增长并不因GDP增长而增长，相反银行信贷的增长却在推动GDP的增长。

5.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因为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建立VEC模型。根据对应最大特征根的协整关系经正则化后的结果，VEC模型估计如下：

LGDP=0.5974LACRL+0.2851LACRS

（0.17587）

（0.35332）

注：（）内为标准差

结果表明，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具有以下特征：

（1）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中长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 增长约0.5974 个百分点；短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 增长约0.2851 个百分点。

（2）不同期限的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信贷资金对河北省产值的贡献度来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对GDP 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短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0.5974>0.2851）。

6.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情况，我们应用前面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观察银行信贷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影响。信贷扰动对GDP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一、图二。

GDP 对来自短期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较强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了4.28%,随后影响急剧减弱，到第4 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015。后期影响有一个缓慢的上升，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到第20期（即第五年底）影响基本消除。GDP对来自中长期信贷一个标准差新息也有较强的正向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 增长率增加2.99%，随后影响稍有减弱，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123后，正向影响一路高升，最终长期保持约2.8%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时间也很长。综合两图得出结论：两个季度内短期信贷对GDP有较强影响，但随后中长期信贷影响作用凸显。整体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贡献度。冲击图所反映的现实与VEC模型的结论基本吻合。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结构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长期银行信贷贡献度远大于短期信贷的贡献度（0.5974>0.2851）。原因如下：

1.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结构上，短期信贷基本稳定略有小幅增长，而中长期信贷增长率从2006年的16.67% 高速增长到2009 年的39.98%，随后出现急剧下降，2012年增长率仅为8.84%，形成不合理的信贷结构。

2.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由于中长期信贷一般投向工业等实体经济，短期信贷一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2013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12.2：53.4: 34.4，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 45.3: 44.6，说明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较高投入带来GDP总量的提升，表现为中长期银行信贷的高贡献度。

3.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不合理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长期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潜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数据显示，银行中长期信贷大部分投向了六大高耗能行业。2012年中长期银行信贷投向中，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8%；而食品制造业仅占1%、医药制造业占2%、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共占6%。

鲜明的投向反差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使得环境污染PM2.5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对此，银行应积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秉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 合理制定中长期信贷投放领域，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在保证信贷效率的前提下确保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实施区域化信贷管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信贷政策，在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业务授权和产品准入条件，关注重点去产能区域及行业的信贷投放，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链之间的梯度分工；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社区信用协会和社区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加入协会为前提。并建立一项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现金流无法偿债成本的统筹资金池——发展风险准备金,由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采取发行优先股的形式,实行有偿使用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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