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院学生论文大全11篇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1）

此次大会按提交的论文所属论域，分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研究、区方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三个研讨小组，对所涉及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按照各分组发言顺序及提交论文题目分别介绍如下：

一、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理论研究

冯长春（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研究述要》；黄汉华（华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作品存在方式及意义之符号学思考》；李小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反美学背景下的美学思辨》；林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审美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刘丽（吉林大学艺术学院）：《论音乐审美意识建构中的文化意蕴――从音乐的起源看审美意识的发生》；吕波（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论域取向为实践理论对重建中华乐教的重大意义》；马卫星（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试论音乐艺术的审美综合本体》；王少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孙佳宾（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论音乐话语事实的哲学本性――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引发的音乐美学思考》；唐文娟（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审美形态研究刍议及其相关文献梳理》；田耀农（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音乐的美与美的音乐》；茅原（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由杨易禾代读）：《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宋瑾（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站在哪里说音乐》；杨易禾（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关于音乐审美的思考》；张卓（星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代文化语境下音乐雅俗观的嬗变――从“超级女生”说起》；郑锦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区域性音乐美学问题》；谢嘉幸（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解释学在音乐心理学中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实践探索》；臧艺兵（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如何表达自由与秩序》；柯扬（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音乐本质的形而上追问》；高拂晓（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时间的抽象、存在与超越》；杨和平（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近代化历程中的我国音乐美学研究（提纲）》；范跷峰（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学理叙事》。

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研究

邓四春（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运用解释学原理研究中国20世纪音乐思想》；费邓洪（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对古琴艺术振兴前景的创新构想――〈古琴艺术论〉的启悟及其所引发的深层探索》；龚丽妮（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论孔子音乐美育思想》；霍橡楠（星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唱论中的声乐表演心理》；贾纪文（西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孔子学琴〉的当代音乐表演美学意义》；雷美琴（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寻根――论流行歌曲的民族优美感》；李槐子（西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论音乐美的超越性本质》；李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琴道――古琴音乐审美初议》；李西林（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取域为唐诗与音乐诗研究》；刘承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运用西方主体间性理论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罗小平（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析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发展的特征》；张新林（艺本学院音乐系）：《试论器乐演奏审美意识的建立与培养》；周畅（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就宋代刘籍〈琴艺〉中“遇物发声，想象成曲”一句，提出刘籍乃中国想象美学第一人》；方光耀（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论民族音乐的和谐发展》；李浩（云南大学艺本学院）：《讨论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以及中国音乐美学思想比较》；叶明春（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和”的音乐审美观及其历史渊源考察》；冯亚（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宋代琴乐美学研究》。

三、西方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陈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音乐审美经验的概念界定》；胡自强（西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浅议中国音乐审美教育之差异》；蒋存梅（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的真实性》；司扬（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瞬间的永恒――奥古斯汀的时间哲学研究》；陆小玲（汕头大学艺术研究中心）：《论音乐表演中的文本解释与创作自由》；石尉（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中的审美体验》；李鸣镝（河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论歌剧演唱艺术的美学特征》；卢广瑞（集美大学艺术教育学院）：《音乐表演：超意向诠释》；汪森（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现代音乐的暴力美学》；唐艺（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对音乐表演的“意向性”分祈》；王放歌（通化师范学院音乐系）：《论心理机制是音乐表演作为音乐而创造的重要因素》；邢维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关注听众――现代释义学与接受美学带给音乐美学的启示》；张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规律与艺术特色》；赵淑华（淄博职业学院）：《试论美育的自律性》；李望霞（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美学》；刘磊、宋裴裴（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西方音乐美学发展史简述》；白英（西安代表）：《论崇高》；周雪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谈音势》；赵海（中央音乐学院）：《接受美学研究》。

各小组讨论代表的发言引起了众多学者激烈争论，其分歧聚焦于音乐美学研究对象及学科边界问题、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问题上。由于问题之复杂、学者发言之踊跃，故又在大会范围召开了一场讨论会，由赵宋光教授主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秘书长韩钟恩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将此次大会讨论内容概括为10点：1.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划问题；2.音乐美学学科的哲学性质与美学本质；3.音乐批评及其美学、美育策略；4.音乐美学家的身份确定与历史限定；5.音乐美学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意蕴的发掘；6.传统范式和新学解构；7.寻找学科生长点与扩充论域增长点；8.中国传统音乐及其美学思想的诠释；9.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引介与启示；10.音乐体裁与表演形态的美学内涵。最后指出：学术交锋应该要有宽容的姿态，要注意倾听不同的学术见解，并从中获得合理的因素；要注意凝视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并从中挖掘深度学术见解；与此同时，面对已经出现的“学术丛结”需要进行意义谱系的考掘；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对体验问题进行认知关切，对感性问题进行理性关切，对美学问题进行哲学关切。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2）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3）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4）

近几年，综合大学内的音乐评论专业正在悄然成长，逐渐显露了其存在和发展的优势。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作为全国较早开设音乐评论专业课程的综合大学艺术学院，己经有了5年的办学实践，其取得的成绩和显露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从2002年起，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文学专业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次年又增设音乐文化学专业。音乐文学是该院音乐学专业下设的一个专业方向，主要培养歌词创作、音乐剧本写作、音乐评论、音乐文献翻译等方面的人才。

客观地说，音乐评论的相关课程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各大音乐学院的专业设置中基本没有涉及，原因在于该专业的综合性、多元性。音乐评论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理论学科，它更是音乐与其他多科学科(如文学、新闻、历史等)相交融的交叉性学科，所以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对音乐评论的专业化教育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

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以综合性大学为依托，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资源优势，大胆迈出了尝试性的步伐。他们充分意识到高素质的文化底蕴对于音乐评论专业的重要性，从招生上严格把关。不仅要求学生在入学前掌握较系统的音乐理论知识，还要求学生的文化课分数接近普通大学的高考分数线。学生入学后，不仅利用本院的师资开设音乐学专业的所有必修课程，还借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历史学院的师资力量开设诸如西方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闻传播等相关课程，从多方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5）

中央音乐学院，简称“央音”，位于首都北京，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全国艺术院校中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和“211工程”建设院校，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学院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指挥系、钢琴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歌剧系、音乐教育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乐队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院系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音乐学研究所等机构。作为全国音乐教育中心，音乐创作、表演和研究中心，以及社会音乐推广中心，中央音乐学院是一所代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专业设置齐全,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音乐学府。

重点学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国家重点学科：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和音乐表演艺术）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弦系

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弦系和乐队学院、音乐教育系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A+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ChinaConservatoryofMusic）位于北京市，是以国学为根基，独具中国音乐教育和研究特色，培养从事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创作、表演和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音乐学府，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素有“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国音乐的殿堂”的美誉。

学校专业分布为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三大类，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声乐歌剧系、中国器乐系、音乐师范教育中心、钢琴系、艺术管理系、指挥系、管弦系、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等10个教学单位，另设有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生院、考级艺术中心和附属中学，形成了以中国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表演为一体多层次教学体系。

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音乐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学、作曲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民族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学

北京高等学校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音乐学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A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简称川音，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一所以“音乐”为主要办学特色的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是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批准的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四川音乐学院设有作曲系、音乐学系、声乐一系、声乐二系、民乐系、钢琴系、管弦系、音乐教育系、电子音乐系、舞蹈学院、艺术学理论系、歌剧与合唱系、成都美术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手风琴电子键盘系、流行音乐学、艺术管理系、乐器工程系、国际演艺学院、传媒学院、艺术教育系、社科学院、数字艺术系、现代器乐系、戏剧系、艺术附中（本部）、继续教育学院（专科部）、基础部、艺术附中（新都校区）等31个教学院系，开办29个普通本科专业、7个专科专业。

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钢琴、美术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

省级特色专业：音乐学、工业设计、绘画、舞蹈学

四川省本科院校品牌专业建设项目：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简称“西音”，坐落于世界历史名城古都西安，其前身是1948年贺龙元帅在晋绥边区创建的“西北艺术学校音乐部”。西安音乐学院是一所培养音乐艺术专门人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也是西北地区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

学校设有音乐教育学院、现代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钢琴系、舞蹈系、视唱练耳教研室、基础部、艺术学理论研究室12个教学单位，另设有研究生部、现代教育技术与网络信息中心和附属中专、图书馆、陕西爱乐乐团等直属单位。还设有交响乐团、交响管乐团、民族管弦乐团、合唱团、西安鼓乐艺术团、秦筝艺术团等大学生艺术实践团体。“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特色专业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音乐表演

省级特色专业：视唱练耳教学专业、作曲（电子音乐）专业、音乐表演键盘乐器（手风琴）演奏专业方向、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电子琴演奏）、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星海音乐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是华南地区的高等音乐专业学府；孕育了冼星海、萧友梅、马思聪、李凌等一批引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潮流的杰出音乐家。星海音乐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932年由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先驱马思聪、陈洪先生创办的广州音乐院；1985年12月，为纪念广东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

目前共设有现代音乐与戏剧学院、音乐教育学院、舞蹈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作曲系、声乐歌剧系、钢琴系、管弦系、国乐系、艺术管理系、乐器工程系、民族声乐系、音乐基础部、人文社科部等18个本科院系（部），还设有研究生部、继续教育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音乐研究院、音乐博物馆、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艺术实践中心、社会音乐教育培训中心等，拥有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和5个实验乐团。

重点学科

广东省第九轮重点建设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录音艺术

广东省级特色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录音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广东省专业：钢琴

广东省重点专业：音乐表演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培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专门人才的高等艺术教育学府，学校为天津市高校研究生教育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单位，国务院批准的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始建于1958年，前身是1950年创办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195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留津部分）改称天津音乐学院。1973年，改称天津艺术学院。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恢复天津音乐学院，分出美术部分另立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培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专门人才的高等艺术教育学府。学院分为南、北两个校区，现有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2个一级学科（天津市重点学科），1个专业硕士（MFA）授权点，涵盖音乐表演等11个本科专业；设有音乐学、作曲、声乐、民族声乐、民乐、管弦、钢琴、手风琴键盘、音乐教育、艺术管理、现代音乐、舞蹈、戏剧影视13个教学系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和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形成了完备的专业、业余等多层次、多类型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和中专—本科—研究生系列人才的培养体系。

重点学科

天津市重点学科：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建设点：乐学、音乐表演、音乐学

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品牌专业：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舞蹈编导、（戏剧影视）表演、文化产业管理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与舞蹈学：B+

武汉音乐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中国中部地区独立设置的高等音乐学府，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时也是中国首批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人民满意的高水平音乐学院为建设目标，施行艺术表演、艺术创作、理论研究三位一体的学科建设方针，秉承“立德、自强、崇文、精艺”校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多样化音乐舞蹈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学校音乐表演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全国2个音乐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音乐表演”、“音乐学”、“录音艺术”3个专业是特色专业，学校是湖北省高校第一批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是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之一。

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音乐学、音乐与舞蹈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录音艺术、音乐学理论、音乐表演

省级品牌专业：录音艺术、音乐学理论、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为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博士于1927年11月27日在上海创办，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1956年起改用现名。2000年，学院由文化部直属划转上海市领导，现为文化部与上海市共建院校。2017年9月，学校被列为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办学九十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理论研究为核心，以音乐表演艺术学科为主体，以应用音乐为延伸的音乐艺术学科综合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艺术人才，被誉为“音乐家的摇篮”。

学校办学层次涵盖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硕士、博士），涉及7个专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音乐艺术表演、录音艺术、公共事业管理、音乐科技与艺术、数字媒体艺术）22个方向，设有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目前国内拥有三个一级学科（音乐与舞蹈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的专业音乐院校。

重点学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音乐与舞蹈学

国家重点学科：音乐学（二级学科）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A类）：音乐与舞蹈学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

上海市重点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音乐文化史

上海市Ⅰ类高峰学科：音乐舞蹈学

上海市Ⅰ类高原学科：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

特色专业

特色专业：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03

执笔者简介：周 耘（1960～），男，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10

1986年，武汉音乐学院正式报批建立了音乐学系。这一办学举措在国内九所音乐学院中是较早的。此前，相继建立音乐学系的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无一例外都是部属院校。武汉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学系可谓开地方音乐学院本科教育设音乐学理论专业之先河，而其他音乐学院陆续建立音乐学系则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日月轮回，世纪更迭，音乐学系建系至今从办学规模到教学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音乐理论人才，其学术研究亦在音乐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春风化雨二十七载，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走过的是一条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

一、机遇·决策·建系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社会终于得以摆脱“梦靥”和长期左倾路线的束缚，开始大张旗鼓地施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教育、科学迎来久违的春天。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元气恢复发展迅速，音乐学的各个学科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各项成果既对我国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相继建立了以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心的音乐学系。于是，抓住机遇创建音乐学系的问题就提上了武汉音乐学院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议事日程。

实际上，武汉音乐学院早在其前身中南音专时代的1956年，就成立了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民族音乐研究室”。此后，又于1978年建立了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的直接前身）“音乐研究所”。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在音乐学的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诸多成果，产生了杨匡民、孟文涛、周畅、方妙英、刘正维、杨溉诚等一批于国内、圈内有广泛影响获普遍好评的音乐学家。1984年，音乐研究所在办学层面迈出重要一步，在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中较早正式设置硕士学位课程，开始招收民族音乐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经湖北省教委批准，音乐研究所招收了“音乐学·戏曲音乐专修班”学生。至此，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理论专业呼之欲出，建立一个作为独立二级教学单位的音乐学系可谓水到渠成。

图1 音乐学系教师合影（2013年）

1986年，经过认真筹备并报政府相关教育行政机构审批通过，武汉音乐学院继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三所部属音乐院校（当时）之后正式成立了音乐学系。当年，音乐学系开始招收三年制的音乐学理论专科生，同时继续招收原由音乐研究所管理的音乐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尚未设研究生部）。这一办学模式持续了三年。1989年，音乐学系首次招收四年制的音乐学理论本科生，武汉音乐学院自此始有音乐学理论专业的本科教学。自1990年起，音乐学系招收培养五年制本科生办学模式延续至今。截至2013年9月，在校本科生共计293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一直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先后担任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负责人的有：林路、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杨大德、卢国元、汪申申、田可文、黄琳华、李幼平、孙晓辉、蔡际洲、王洪军等。现任党总支书记谷杰，系主任周耘，副系主任孙凡。

图2 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作为在地方音乐院校中较早建立的音乐学专业，创办之初，就设定了建立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音乐理论系的目标。经过27年来的不懈努力与探索追求，目前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和一支结构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长年坚持“立足湖北、辐射华中、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着力将学科的根基置于丰厚的荆楚传统音乐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又将目光向整个世界音乐文化延伸。同时，还履行音乐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职责，将音乐学知识回馈给社会，为祖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2010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音乐学系和民乐系共同举办的民族音乐学家史新民教授八十华诞暨民族音乐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位特殊来宾的即席讲话引起大家关注。发言者张叙之先生是史新民教授的老朋友，在音乐学系紧锣密鼓筹建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正担任湖北省教育厅主管高校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的副厅长，与时任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史新民先生一起见证了音乐学系创建的全过程。张先生盛赞我院当时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创建音乐学系的果断决策，并话语深情地对筹建过程中我院相关领导、专家、教师表现出的热情、韧劲与事业心表示敬意。的确，如果当年面对机遇时武音人没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勇气，就不会有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较早建系，也就不会有此后在国内音乐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二、学科·传统·梯队

在学科建设的战略布局上，我们始终关注音乐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发展；音乐学各子学科的发展；音乐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音乐学与社会音乐生活的关系等。在学科建设的具体思路上，我们刻意强调在与人文学科和相关自然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建立相应的子学科群。为满足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带来的人们对音乐学知识需求的与日俱增，我们十分重视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的延伸和拓展。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几十年的探索积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与教学体系。目前，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大体形成4大研究领域、16个主要研究方向的格局。具体为：民族音乐学（涵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世界多元文化背景的音乐等研究方向）、音乐历史学（涵盖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琴学、音乐文献编译、乐律学、音乐声学等研究方向）、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学、应用音乐学（涵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艺术管理等研究方向）。不难看出，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声学、音乐传播与管理、音乐编辑学等，都是20世纪后期新学术背景下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音乐学系的学科建设则始终体现着学科自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与时代的需求。

图3 贺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

回顾多年来学科建设的历程，音乐学系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学术传统，在音乐形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从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情况来看，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学科领域。这也是本专业学术实力最强，科研成果最具影响的传统学科。其中，我系教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文化、曾侯乙编钟与编钟古乐、道教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乐律学、中日音乐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与优势音乐学分支学科群，其学术惯性必将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继续发酵。

1989年以来，音乐学系则在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声学、音乐文献学等方向有所拓展。这些领域，均在国内音乐学科的发展中居于前沿地位。从而形成一个学术传统突出又开放交叉的学科发展态势。1997年，音乐学专业的“编钟音乐研究”、“中国道教音乐研究”、“音乐考古与楚音乐艺术研究”、“音乐文献编译”等研究方向，被湖北省教委评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势与特色领域”。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些评鉴实际上体现着政府教育行政管理层面门对我系传统优势学科与研究方向的认定。

多年来，依托武汉音乐学院这一学术交流平台，音乐学专业教师还积极组织、参与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其学术交流活动。诸如1988年举办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举办的“中国律学学会第四次年会”、2006年举办的“东亚乐律学第二次研讨会”、2007年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秋天，将举办“古琴申遗成功十年庆典暨琴学与非遗保护学术研讨会”。这些均对促进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我系还搭建起“东方音乐学讲坛”、“音乐学论坛”等开放性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大力倡导学术交流、碰撞与创新，也为我院师生了解、分享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信息带来便利。

在人才智力资源方面，音乐学系师资力量堪称雄厚。本专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刘正维、史新民、郑荣达、丁承运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老一辈学者，也有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专家。近年，针对我系教师平均年龄偏高的现象，我们通过加强优秀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逐渐形成了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良好的学术传统、团队精神与蓬勃向上的面貌，在全国音乐院校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我系教师多为音乐实践与音乐学理论一体化的复合型人才，其中高学历、高职称者较多。他们学缘广泛，知识广博。他们中间既有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培养的音乐理论“专才”，也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普通高校、科研部门和国外大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培养的具有哲学、美学、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通才”，教师都担任了两门以上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学缘、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学术群体。

目前音乐学系设有4个教研室：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烨，教师有周耘、胡军、傅丽娜、孟宪辉、许璐等）、中国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王洪军，教师有田可文、李幼平、孙晓辉、谷杰、毛贞垒等）、西方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艺，教师有杨汉丹、杨峻峰、冯欣欣、袁利军等）、艺术管理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孙凡，教师有王秀明、汪森、单金龙、刘恋等）。教师均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均有硕士学位，其中6人获有博士学位。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奋斗与积累，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欣慰，更为可喜的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而教师年龄结构的优化、学术梯队的建设，则保证了教学科研的后续发展与学术传统的薪火相续。

图4 史新民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

三、科研·成果·特色

2001年以来，音乐学系专业在编教师先后主持了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湖北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20余项。这些课题的选定大多紧扣本院的教学工作，大致按照两种目标开展活动：第一种目标是紧紧围绕全国音乐院校普遍开设的音乐学基础共同课的研究，第二种目标则重点在于地方特色、学科特点的课程建设。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部级科研课题有：文化部项目刘正维教授的《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03AB003），刘正维教授主持、教育部立项于2001年的《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童忠良教授主持教育部2001年项目《中国乐理研究》，汪申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教育部2001年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献综录》（01JA760018），孙晓辉副教授承担的文化部2003年项目的《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等。此外，刘正维教授、蔡际洲教授、周耘教授、胡军教授分别主持了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之4项子课题的研究。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省级课题有：史新民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湖北民间器乐文化研究》，汪申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论研究》，孙凡副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全真正韵音乐研究》，蔡际洲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2年重大项目《湖北民间音乐集成多媒体音像资料的开发和应用》，李幼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年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宋代大晟钟的声学研究及其乐律学分析》和《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数据库》，郑荣达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和声的声学基础》，丁承运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上古楚琴形制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荆楚民俗音乐文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市的“音风景”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编钟声学测量实用技术研究》，胡军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王洪军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0世纪末叶中国律学理论研究》，周耘教授主持上海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2009年委约项目《上海玉佛寺佛教仪式音乐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1年重点项目《先秦至两汉十二律阴阳说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2年教研项目《荆楚民歌唱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等等。科研课题源源不断地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研究方向的充实与更新，同时也展现了我系的学术优势和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本专业最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学者杨匡民教授提出的“民歌色彩区和三声腔”论与“长江流域音乐文化区”学说、刘正维教授提出的“戏曲腔式板块”分布论，以及以荆楚民间音乐、南方戏曲音乐、武当山道教音乐、佛教仪礼音乐研究为代表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其中杨匡民教授等承担的国家“七五”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是国内第一部“民族音乐集成”专著，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好评和国家文化部门的表彰；史新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音乐的专著，不仅在中国大陆具有推动学科发展的意义，其影响还波及美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刘正维教授关于长江中上游戏曲声腔系统的研究，不仅被学界认为在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而且还对传统音乐传播、流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与方法；还有童忠良教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理论的研究、蔡际洲教授关于南北曲渊源的“曲调考证”及长江流域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周耘教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及中日佛教音乐及其比较的系列研究等，也在国内外音乐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多位该研究方向学者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部级或省级表彰与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研究方向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图5 刘正维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中国音乐史也是本专业较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的显著特色在于，将音乐史研究与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的研究方法及最新成果相结合，对音乐史料作全方位、立体性的综合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童忠良教授的《曾侯乙编钟的三度音系》，被学术界誉为“改写中国音乐史”的力作，在国际音乐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丁承运教授的《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近年来又在楚调研究、琴调研究以及古瑟调弦法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田可文教授在音乐史学理论、湖北地域音乐史，特别是湖北近现代音乐史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孙晓辉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揭示了汉唐之际音乐传承的全过程，其国家课题《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系统研究了唐代雅乐及其与燕乐的关系，博士后出站报告《唐宋词调研究》揭示唐宋词调历时演进的过程；李幼平教授的博士论文《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结合宋代大晟钟实物的考古学研究开拓了宋代音乐史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该研究方向又有了新的拓展，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审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今后可望在先秦楚乐研究、魏晋南北朝音乐史、唐代与宋代音乐史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特色学科方面，我们的音乐考古学在全国较有影响。在以曾侯乙编钟为核心的古乐器研究与艺术实践基础上，音乐学专业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方向于1989年正式成立并招生。自2003年6月开始，湖北省博物馆正式与音乐学系音乐考古中心合作，将该馆曾侯乙墓编钟古乐器演奏项目纳入由我系教师主持与承担的省级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工作之中，具体承担起古乐创编、乐舞排练、古乐器复（仿）制、古曲创编、艺术监督等工作，系统地提供技术咨询和理论指导，达到了以社会为舞台充分展示教学、科研成果的目的。另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也是我系近年来开辟的新的研究方向。宋祥瑞、蔡际洲、孙凡、汪森等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上，以及在该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上，在音乐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图6 著名古琴家丁承运教授

在研究方法上，我系科研始终坚持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融合，立足音乐本体，以历史学眼光和人类学视野，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中国南方音乐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理论研究，。此外，我们还重视高科技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运用计算机技术与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分析古代乐器与音乐作品；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层次研究传统音乐形态；运用多媒体信息传输技术，使研究成果具有声、像、图、谱等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及传输方式。

总之，我们一贯倡导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研相长，不仅形成了教学以科研为基础、科研以教学为目的，通过科研促进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教学深化科研内容、转化科研成果，进而加强音乐学专业建设、扩大社会影响的良性发展态势，也形成了我系科研的特色。

四、教学·实践·育人

音乐学系本科教学目前开设有“音乐学理论”和“艺术管理”两大专业，教学宗旨在于面向社会适应时代培养具有一定音乐表演技能、有较高音乐理论素质和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即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创新型的育才模式，培养能在各类学校、音乐团体、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新型媒体等部门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研究、管理、编辑、评论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作为新兴应用性专业的“艺术管理”，自2006年起正式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截至目前在校生有80人，已向社会输送了四届毕业生。

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认真确立音乐学品牌专业意识。根据鄂教高[2004]24号湖北省教育厅文件《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0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系“音乐学（音乐学理论）”被列入2004年湖北省高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通过研讨，我系于2005年制定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音乐学理论）”专业四年建设规划》，详细规划了音乐学系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实现目标的步骤。通过广泛的调研，我们明确了品牌专业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是：扩大专业内涵；创新教学模式；扩大办学规模。同时明确了音乐学系品牌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充分利用音乐学系的科研优势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积极推动艺术实践和音乐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坚持音乐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齐头并进发展思路；通过艺术实践培养学生的音乐学创新能力；深化教学改革，扩大专业内涵，促进音乐学与社会需要接轨。

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力争整合学科优势，强化地域特色，推出学术成果，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进一步完善科研、教学和艺术实践良性循环体系，期待通过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达到稳步提高教学质量、扩大专业内涵、提升学术品格、培养音乐学创新精神和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把武汉音乐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2006年3月，我系接受了湖北省教育厅品牌专业中期检查。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是音乐学系在品牌专业建设上取得的跨越式的成就。

音乐学系坚持依靠科研动力，拓展专业教学内涵。这方面具体体现为：其一，以教学内容为主体积极组织科研课题。科研工作的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为音乐学系专业课及全院相关音乐基础共同课的教学提供坚实的科研基础，促进了音乐学系专业特色课程和全院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其二，以教学队伍建设为目标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研以团队项目为主，提倡老中青结合，促进研究队伍的优化组合。我系共培育了可供音乐学系、全院学生学习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指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60余门，其中不乏通过上述科研活动产生的课程，如“湖北民间音乐概论”、“道教音乐文化”、“长江流域的音乐”、“流行音乐鉴赏”等课程。

音乐学系教师除担任本系学生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全院各专业的音乐史论、民族音乐理论、音乐欣赏等各类共同课的教学任务。此外，我系教师的“音乐学高校行”在湖北高校的巡回系列讲座不仅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扩大了音乐学系的社会影响。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4年，音乐学系顺利接受并通过了湖北省教育厅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条件评估”和国家教育部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12年，武汉理工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联合申报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成功获批，音乐学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3年，田可文教授招收到我系首届博士生1名，在高层次音乐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取得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我系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学科建设。2012年以来，我们还在利用优质资源促进开放性办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与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关于“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交换培养协议”的签订与顺利实施及两校教师成功的交流互访、“两岸四校音乐学论坛”的共同举办，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成果。

近年来通过整合主要以音乐学系为中心的人才智力资源，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中国音乐考古中心”和“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三个中心均是目前国内各自研究领域唯一的专业研究基地，它们的建立更加突出和强化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其中“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经湖北省教育厅审核，正式下文批准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实行的以课题带动音乐理论人才培养的机制，对于教学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学院还投资30余万元建立了“音乐声学实验室”，成为该专业方向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

为加强音乐学教学实践环节，音乐学系与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相关单位、丹江口市吕家河民歌村、兴山县文化局、秭归县文化局、长阳县文化局、潜江县文化局等地方文化部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上述地区挂牌建设学生传统民俗观摩、民间音乐采风和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陕西的西安、榆林等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音乐学系打破以往的单一采风模式，建立采风实习基地与学生就业趋势结合起来的新概念艺术实践基地。大体包括民间音乐资源采风研究基地、艺术管理实习基地、音乐考古学实习基地几种类型。

近年来，在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方面我系还进行了系列实验。我们重新审视设定了音乐学专业的育才目标，认为本专业的学生应当在“爱乐、敢想、能言、善文”等素质侧面得到全面发展。其中，爱乐是基础与前提，善文则是本专业的核心能力。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加大了课外实践的力度。创办了“知音杯·音乐名作听辨比赛”、“琴台杯·音乐评论比赛”、“采风报告会”等系列实践平台。同时热情扶持“楚韵剧社”、“国乐研习社”、“东方乐评组”、“风雅颂杂志”等学生社团的活动。这些举措对于演练学生的音乐学基本功，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起到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图7 音乐学系举行“原生态音乐会”

春风化雨，我们多年来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成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文艺团体、新闻媒体的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在国内其他单位就职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崔宪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姚艺君教授、中国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诗原教授、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所长蒲亨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蒲亨建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刘红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夏滟洲教授、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院长李道国一级作曲、襄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大庆一级作曲、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副台长段启涛编审等。在武汉音乐学院就职的有：副院长李幼平教授、音乐学系前主任蔡际洲教授、《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田可文教授、音乐学系主任兼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耘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王洪军教授、研究生部主任胡军教授、音乐学系总支书记谷杰教授、图书馆馆长孙晓辉教授、学工处长杨峻峰副教授、宣传部长孟宪辉讲师等。

本专业学生的科研成果，亦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89级本科生周洪雷、91级熊露霞、93级屠明、96级黎敏、98级袁玥等撰写的论文，均在国内权威期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发表。86级本科生李诗原、段启涛、87级刘晓江、张翔、赵馨、88级刘小君、孙凡、89级夏滟洲、91级王薇、92级徐雅岚、93级王志毅、陈海燕、99级吴靓等人的论文，均在核心期刊《黄钟》、《戏曲艺术》发表。①此外，尚有徐蕊、孙琳、张恬恬、钱磊、屠明、丁慧、黄蕾、喻宇、施涛、乔晴、赵延琦等多位毕业生的学位论文，在国家或省的评奖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另有多篇论文获得湖北省优秀硕士、学士学位论文奖。②

回眸系史，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几代学人始终在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但我们深知，离卓越尚远，离先进尚远。展望未来，我们深感音乐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重道远，但我们深信，只要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创新，敢于超越，不断进取，就能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执笔者说明：本文对汪申申教授、孙晓辉教授为音乐学系20年系庆论文集撰写的序文《回眸与思考》、蔡际洲教授撰写的《音乐学系的历史沿革及基本情况》多有参引。

注释：

以上列举的全部都是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论文未及统计。

②关于音乐学系学生及论文获奖情况并未进行全面统计，这里列入的只是不完全统计的部分论文。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usicology

Department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7）

一、学科概况。整合以后的音乐与舞蹈学，学科专业院校可分为以下六大类：一是单科型艺术院校主要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舞蹈学校等。二是全科型艺术院校主要包括南京艺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三是师范类院校主要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四是综合型科研类院校主要包括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重庆大学等。五是理工科类院校主要包括华南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等。六是音乐舞蹈学的部级研究机构，主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目前，通过的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授权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博士学位授权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硕士学位授权点除了以上提到的各个院校、研究机构外，还有武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

二、人才培养。2011年音乐与舞蹈学的人才培养，继续秉承传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在专业的设置上根据社会就业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所需有所调整。

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对于本科生的培养，相关音乐院校招生人数通常不超过400人，专业有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等。研究生的培养上，主要有两类：学术型研究生和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学术型研究生倾向于音乐理论培养，艺术硕士更注重艺术实践。学术硕士相关专业主要有民族音乐学、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音乐艺术管理、音乐美学专业等。艺术硕士专业倾向于表演实践，如钢琴演奏、声乐等。音乐专业院校，研究生招生人数通常不超过百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以两个方向为主：其一是音乐学；其二是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博士招生通常不超过30人。博士后流动站的培养，一个培养单位一般不超过5人。招生专业以音乐学理论专业为主。

在舞蹈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舞蹈学本科生招生的主要方向是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舞蹈艺术管理等专业，招生院校主要是传统的单科型艺术院校及一些全科型艺术院校，同时综合型艺术院校也正逐步增加在舞蹈学方向的招生。不同院校对不同研究方向也是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位，其主要方向不仅包括对舞蹈本体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舞蹈艺术及相关文化活动的研究与探索。师范类院校更是在艺术管理、舞蹈艺术专业知识及文化素养的示范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舞蹈学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种类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本学科研究范畴之内的研究方向，如中外舞蹈发展史、舞蹈艺术美学、表演艺术理论研究、中国传统乐舞研究、舞蹈批评、少数民族舞蹈史、民俗艺术研究、舞蹈教育学、舞蹈心理学等。二是在本学科下设其他类艺术学方向，例如传统艺术研究、音乐、艺术学等。

三、学术成果。音乐学学术成果方面，取得较大收获。著述类有施咏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4月)。沈晓明主编，唐晓博、沈嫒编著《管风琴演奏艺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6月)。马淑慧的《音乐教育心理学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罗艺峰主编的《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10月)。2011年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正式出版。李岩的《不忍乐史尽成灰》(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11月)。译著类有《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编者：[美]露丝·索莉，译者：谢钟浩，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8月)。

此外，2011年5月10日，集“声、像、文、谱”于一体的《羌山采风录》出版。2011年7月8日，15集人物纪录片《世纪交响——中国交响乐的奠基者》，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期刊类，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作曲与技术理论、音乐表演等。从相关理论研究的视角看，既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微观角度的研究。以民族音乐学为例，微观角度的研究从音乐形态本身切人，深入探究其音乐本质。如，褚历的《十番锣鼓的数列结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博特乐图的《长调民歌的腔词关系及旋律结构》(《中国音乐学》第1期)，向文的《荆州田歌的结构研究》(《音乐研究》第2期)等。宏观领域的研究通常从文化背景、民俗传统论及音乐产生的深层原因，或者从大学科体系角度论及学科的发展等。如，樊祖荫的《对中国传统音乐做整体性研究的思考》(《音乐艺术》第1期)，《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等。

舞蹈学学术成果方面，2011年舞蹈出版物，有几部格外引人注目：十卷本《中国舞蹈通史》(刘青戈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刘敏主编)，记录了自建军以来80余年军旅舞蹈足迹；三部专著：吕艺生的《舞蹈美学》、巫允明的《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袁禾的《中国舞蹈美学》。这些史论专著或对中国舞蹈历史的系统构建更加深入、完备，或在选题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或在学术上更有开拓意义和“集大成”的功用。它们的撰写、出版，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舞蹈学术研究的成长与成熟。

四、学术交流。本年度，音乐与舞蹈学的学术交流主要有如下方面。

音乐学方面，2011年2月18日，“音乐数字化服务关键技术与示范应用”会议，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4月29日，“刘正维教授80华诞，从教62周年暨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6月2日－4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本科专业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教材教学研讨会”在广州大学举行。6月8日，《器·乐——东方乐器博物馆藏世界民族乐器特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幕。6月11日－13日，“第一届粤港澳三地中小学音乐教育论坛”，在广州大学城举办。7月2日-3日，‘西方早期音乐研讨会2011·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同月，第二届汉唐音乐史研讨会召开。7月8日-10日，第四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7月11日－14日。第四届亚太地区音乐认知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7月15日－17日，“中国·蒙古族民歌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召开。9月16日－19日，“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9月16日，《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出版座谈笔会暨古琴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9月17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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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在京举行。11月4日－6日，南京国际音乐教育高层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11月17日-19日，第二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暨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在广州大学召开。11月17日-20日，“首届传统音乐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召开。11月18日，第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11月17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论坛召开。11月25日-26日，在上海和昆山举办“丁善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11月30日－12月3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1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12月13日，南京艺术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出版暨伍国栋教授南京艺术学院从教10周年研讨会”。

舞蹈学术论坛方面，2011年12月，全国舞蹈科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设立了“舞蹈科学训练”“舞蹈医疗与健康促进”“舞蹈科学现状与发展”3个研讨主题。在“舞蹈科学训练”主题研讨中，各位专家学者重点围绕“舞蹈身心训练”和“舞蹈辅助训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此外，第三届全国舞蹈大师班暨“优秀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高级研修班于3月8日在京举行。本届大师班以“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优秀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为主题，请到了资华筠、田青等学者进行阐述。其中，“文化个性”、“艺术趋同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等成为高频词语。

五、艺术创作。本年度艺术创作取得了很多丰硕成果，具体如下：

表演及赛事方面。上半年3月13日－25日，2011年中国交响乐峰会在济南举行。3月31日，“2011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在京启动。3月31日，在京举行《走向复兴》《迎风飘扬的旗》两首主旋律歌曲创作研讨会。3月－7月，首届香港国际中乐指挥大赛举办。4月16日-18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纪念谭小麟先生百年诞辰系列学术活动：手稿展、音乐会与研讨会”。4月28日－5月20日，第2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申城举行。5月，中国爱乐乐团2011演出季“交响音乐会”在京举办。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办了“我们时代的和谐——2011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和声论坛”优秀论文征集。22日－27日，2011北京现代音乐节召开，相关研讨会“中国美育论坛”同期进行，探讨有关“中国新音乐跨界”的主题。23日，“理想之歌——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5月27日－28日，第三届中韩作曲家交流活动在京举办。27日，中韩作曲家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首师大音乐厅上演。6月19日，国际室内乐音乐季之中国交响乐团铜管室内乐专场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6月24日，“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乐队专场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首演。

下半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大型民族音乐会——艰难·辉煌。7月4日，中央音乐学院“211工程·中国民族器乐精品创作”颁奖音乐会在该院音乐厅举行，获奖作品有李博的古筝独奏曲《梦后》等。10月31日，此项目三期建设获奖作品有赵俊毅的二胡与钢琴《幻想曲》等。7月18日－30日，首届北京国际作曲大师班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

8月1日，中国音协召开“让创作贴近现实，促文艺健康发展”座谈会。8月22日，首届全国青少年琵琶大赛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拉开帷幕。9月11日－11月6日，2011中央电视台钢琴、小提琴大赛举行。9月22日－25日，“金嗓子”第二届全国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声乐专业教师与研究生演唱邀请赛在沈阳举行。9月24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型交响史诗音乐会《共和之路》世界首演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9月25日29日，上海音乐学院第四届当代音乐周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还举办了首届中国当代音乐评论比赛。10月1日-6日，第64届世界杯手风琴锦标赛在上海举办。io月6日-9日，第五届“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在闽召开。lo月19日，“国交”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纪念李德伦大师逝世10周年音乐会，相关活动为中国交响乐团2011－2012音乐季拉开帷幕。

此外，在音乐方面，也获得了众多创作国际奖项。美籍华裔作曲家、圣地亚哥加州大学音乐系副教授梁雷，荣获由罗马美国学院(amefican academyinrome)颁发的2011年度的“罗马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刘畅(指导教师罗新民教授)创作的钢琴独奏作品《tracing peking opera》荣获2011年美国g.k金钥匙国际作曲比赛青年艺术家组第一名。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美籍华裔作曲家用龙创作的歌剧《白蛇传》，荣获第95届普利策音乐奖。

舞蹈学领域中，从8月至年底，三大舞蹈赛事(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蹈比赛、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第九届全国舞蹈比赛，第六届cctv全国电视舞蹈比赛等)依次登场。中国舞蹈家协会通过“荷花奖”这一专业奖的各项赛事兼顾艺术发展方向与保持高品质的艺术水准的双重使命。“荷花奖”民族民间舞比赛力推新人新作，舞剧、舞蹈诗佳作纷呈。2011年的《守望》是继《与你共舞》(2009年)，《寻》(2010年)之后，又一台亚彬舞影工作室出品的强力制作。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8）

音乐学系全体老师们辛勤耕耘，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追求真理，此精神多少年来在支撑着音乐学的大厦，使初步踏入者一进来就不想出去。这里有张洪岛、于润洋、陈宗群、李伯年、黄晓和、钟子林、李应华等从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有廖辅叔、蓝玉崧、金文达、伊鸿书、苏木等从事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张洪岛、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李起敏等创立的音乐美学研究；有汪毓和、俞玉姿、梁茂春、徐士家等创立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有袁静芳、蒋菁、罗映辉、吴锡麟等从事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陈自明、王雪等创立的外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张前带领下创立的音乐心理学研究；有蔡仲德带领下创立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有梁茂春带领下创立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有袁静芳带领下创立的中国乐种学研究；有田联韬带领下创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有张洪模、杨光、刁蓓华、欧阳小华、陈复君等带领下创立的音乐文献翻译；有张建华和王凤岐带领下创立的专业音乐教学研究。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古、今、中、外”之间的包容，也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全院的学术特色，即“古今中外”和“兼收并蓄”的浓缩体。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师生为此而骄傲，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为此而骄傲，中国音乐学界同仁为此而骄傲，因为他们的成就厚厚地铺垫了中国音乐学的基石。音乐学系的后来者们，现在处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他们适应着新出现的各种形势，在频繁于教学、科研、会议、改革及应付各类事务性工作之时，以科学、勤劳、自律、宽容之精神，支撑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这片纯净、蔚蓝的天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持有博士学位，许多人有国外的留学经历，他们的学术天地已不局限于中国的学术群体和中文的刊物，而是穿梭于世界各国的学术会议，并努力用他国文字来阐述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毕业生遍布了全国音乐学的各项重要岗位，国外大学的教师名单中也可看到我们的系友。

我们不能忘记，有许多教师没能够和我们走到今天，但却跟我们一起创造了今天的辉煌。廖辅叔先生、蓝玉崧先生、何乾三先生、蔡仲德先生、金文达先生……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和学术成就永远伴随着中国音乐学的未来。

我们也没有忘记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工作过的老师们。冯文慈、赵宋光、董维松、王永全、李文珍、耿生廉、林凌风、周宗汉……，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劳作成果。

我们也不应忘记我们的国际友人们对我们的支持。费明仪女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美国友人欧阳美伦女士对中国音乐美学的支持，使我们在从事此工作中增强了信心和自豪感。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自建系以来已经培养和正在培养的学生共计764名，其中本科生414名，硕士研究生256名，博士研究生94名，干部培训班学生28名，留学生20名，另外还培养了数十位进修生和数百位来自各高校的课程班的学员们。但我们没有忘记何乾三、陈梅、郑伯农、王渝璇，他们是1957年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所撰写的经正式出版的专著近百部之多，然而我们仍然对由张洪岛（主编）、陈宗群、于润洋、汪毓和编写的《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由廖辅叔、金文达编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由汪毓和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由全系史论专业师生集体编写的《音乐学概论》四本教材抱有特殊的感情，因为这是自1960年以来由音乐学系组织，由本系教师独立编写的教材；我们依然怀念由当时我院编译室编译了译丛《国外乐讯》（1959）和内部资料《国际音乐资料》（1964）、《外国音乐参考资料》（1978-1994）；我们现在每年可以聘请十余位国外专家来院讲学，但我们依然记得建系初期从苏联聘请的音乐史专家康定斯基和别吉章诺夫；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外国民族民间音乐、音乐美学的学术构架是于1978年提出的，并于该年成立了由潘必新任主任的音乐美学教研室和由金文达任组长的“亚非拉音乐小组”；我们至今已经开设了上百门的课程，我们依然记得建系初期由康定斯基开设的“欧洲音乐史”和由别吉章诺夫开设的“俄罗斯音乐史”；我们也记得廖辅叔开设的“中国音乐史”（1959）、汪毓和开设的“音乐评论”（1959）、何乾三开设的“音乐学概论”（1964）、于润洋开设的“欧洲音乐美学思想史”（1969）、由陈自明、俞人豪、王雪试讲的“外国民族音乐课”（1982）；我们现在能够开设的系列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我们依然记得王树在建系前即已开设的“民间音乐”课（1955），以及来自陕北的民间音乐家张天恩和来自甘肃的民间音乐家朱仲禄为我系开设的“民间音乐课程”。今天，河北白洋淀圈头村的民间音乐家来我院教唱工尺谱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

谈我们所获得的成果，不能不提及音乐学系教师自建系以来所获得的近70项各类奖项，其中有些奖项代表了我国音乐学术研究中的最高级别和最前沿化的成果，如：于润洋获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波兰文化贡献勋章”（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其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2）；音乐美学教研室集体获“全国普通高校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周青青被评为“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94）；袁静芳著《中国乐器》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4），《乐种学》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0），《中国传统器乐》修订版被评为2004年部级精品课程；袁静芳还获得文化部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领导、组织、编纂、出版工作“特殊贡献个人奖”（2004）；梁茂春获"宝钢优秀教师一等奖"（2004）；杨民康著《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获中国图书奖；王次莼窆家人事部授予的“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2），其“音乐美学基本问题”被教育部评为2005年国家精品课程（2005）；廖辅叔获由中国文联和音协授予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2001）；邢维凯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1）；周海宏博士论文《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1）；余志刚获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奖”（2003）……。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9）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杨和平的讲题是：《多变语境下的新中国音乐评论60年》。他认为，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干扰和影响，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音乐评论一直滞后于音乐社会实践；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中国音乐评论比以前大有改观和进步，但仍然不够理想，原因是：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发展缓慢，缺乏健康的、诚恳的批评风气。

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梁茂春主谈：《“”中的音乐评论》。他认为“”中的音乐评论经历了几个浪潮：1、“大批判”浪潮；2、“大吹捧”浪潮；3、“帮派音乐评论”浪潮……而贺绿汀，李春光的文章，显示出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乐评的劣根性和影响还没有得到根除。大批判和大吹捧的阴魂不散，应该警惕其死灰复燃。追求音乐评论的独立地位和品格，追求音乐评论家的独立人格，追求音乐评论中对人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还是十分长远和艰巨的目标。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耀农和钦丽丽的发言题为：《多元文化与个性写作背景下的音乐评论》。他们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应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构建更宽广的多元音乐并存的社会平台，为确定中国音乐为世界多元音乐中的一元提供理论、舆论的支持。在作曲家个性写作的艺术背景下，更应该多评介富有个性的作曲家和音乐作品，多评介富有个性特点的音乐创作理念和音乐思想，形成和谐共融的音乐理解环境和宽广的音乐接受胸襟。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10）

一、基本概况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众多，比较知名的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音乐学院、悉尼大学音乐学院、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音乐学院、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蒙纳士大学（又译莫纳什大学）音乐学院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音乐院校进行了一些调整，一些原本独立的音乐学院与综合大学合并，成为半独立的音乐教育院校，如悉尼大学音乐学院。下面笔者简要介绍几所知名的澳大利亚音乐院校。

悉尼音乐学院始建于1915年，1990年并入悉尼大学，定名为悉尼大学音乐学院。学院靠近大海，与悉尼歌剧院相邻，校园环境优美。学院师资来源国际化、教学模式多元化、文化艺术交流常态化，且设施完善、管理科学、人才培养水平一流，是澳大利亚乃至世界顶尖的音乐院校之一[1]。学院教师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本土和西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杰出音乐家也移民到澳大利亚并受聘于悉尼音乐学院。学院还聘请了许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作为客座教授，兼职讲授各专业的主干课程。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拥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能够有力提升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

墨尔本大学成立于1853年，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成立于1891年。1994年，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合并了教育学院中的音乐教育专业，正式将培养音乐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之一，并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在保留部分音乐表演专业的同时，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将公共音乐教育作为教学重点，注重音乐教育的创造性和职业化。

昆士兰音乐学院成立于1957年，位于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市区。20世纪80年代，昆士兰音乐学院与格里菲斯大学合并为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音乐学院。自创办以来，昆士兰音乐学院见证了澳大利亚音乐教育的变迁，培养了诸多优秀的音乐家。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音乐院校之一，昆士兰音乐学院各类学生总计超过800人。[2]

二、教学体系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继承了欧美尤其是英国的教学体系，同时吸取了各国音乐教育的精髓，并与本土音乐和人才培养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体系。

（一）学制和专业设置

澳大利亚的音乐教育体制与英国的音乐教育体制相似。本科阶段的音乐专业有两种学制：一种是学士学位教育，学生需要进行四年的学习并通过考核方可获得音乐专业学士学位；另一种是大学文凭教育，类似国内的专科教育，学生通过三年的课程学习获得毕业文凭，没有学位，如钢琴专业学生通过三年学习可获得钢琴演奏文凭。研究生阶段的音乐专业教育分为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两个阶段。硕士研究生教育分为两类：一类为课程型硕士教育，学生只需完成一年的全日制学习，获得一定的学分后即可毕业；另一类为研究型硕士教育，学生需要完成两年的全日制学习，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毕业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需要完成两年至四年的全日制学习，学生需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以获得博士学位。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专业设置多样。例如，悉尼大学音乐学院设置有表演、指挥、作曲、音乐学、计算机音乐等专业，其中，表演专业又包括声乐、弦乐、管乐、钢琴、吉它、爵士乐表演等。昆士兰音乐学院的专业也非常丰富，包括现代流行音乐、爵士乐、西方古典音乐、音乐技术、音乐理论等学科，可授予音乐学、音乐技术、现代音乐、音乐研究等学位。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设有音乐教育、表演、作曲、音乐学、音乐治疗等专业[3]。澳大利亚音乐院校一般都设有辅修专业。在昆士兰音乐学院，二胡、古琴、琵琶等中国乐器的演奏也被列为辅修专业。

（二）教学理念与培养目标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的教学理念体现了人本化的特点，其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相连。

悉尼音乐学院秉承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通过多元化教学全方位发展学生能力，使之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悉尼音乐学院的办学目标是培养一批音乐家而不是少数独奏家。学院推崇快乐学习法，认为学习音乐是一个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和享受工作的过程[4]。这样的教学理念使教师和学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平和从容。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参加比赛，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舞台实践能力，发现教和学的不足之处，而不是刻意追求获奖或衡量教师教学能力。

昆士兰音乐学院提出学以致用、将教学与学生职业发展相融合的教学理念。昆士兰音乐学院因材施教、注重激发学生兴趣，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学院将创新实践与艺术转化融入教学，与昆士兰艺术学院、昆士兰电影学院开展合作，促进音乐艺术与电影艺术、设计艺术等交叉融合，鼓励学生整合专业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院以就业为导向，与音乐产业广泛合作，并引入团队协同创新模式，开设大量艺术实践课程，培养复合型音乐技能人才，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澳大利亚的音乐学院与社会联系密切，注重为学生艺术实践及职业发展提供机会。一些文化机构、知名公司经常资助音乐院校举办各类音乐会，设立各种社会奖学金，为学生学业发展提供资助和艺术实践舞台。澳大利亚音乐院校经常举办校园“开放日”（open day）活动。在开放日，学院会举办大量的师生演奏会、音乐会，并热情接待社会各界来访者。参观者可以免费欣赏音乐，所有学生都有演奏或演唱的机会，拉近了学校和社会的距离。

（三）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教学形式多样，有个别课、小组课、集体课、表演课、实践课等不同类型的授课模式。

同一音乐院校中不同专业的课程设置也都不尽相同。悉尼音乐学院为了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根据多元社会的多种需求来设置课程，“悉尼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主科可学习四种不同风格的乐队音乐（交响乐队、室内乐队、古典乐队、现代乐队）”[5]。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除了主修的专业科目之外，还可以自主选择大量的选修课。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主要有教学法、室内乐、交响乐、爵士乐、即兴演奏、理论文献、教学实习等。

昆士兰音乐学院钢琴专业课程设置简约且连贯，“形散而神不散”。必修课程系统性较强，主要课程有钢琴教学法、键盘基础能力、键盘乐、表演、音乐理论、听觉训练等，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主要培养学生扎实的音乐功底与个性化创作的能力。选修课注重因材施教，拓展学生的音乐视野，主要分为作曲系列、指挥系列、爵士乐系列、键盘伴奏系列、音乐英语系列、音乐行业研究系列、音乐文学系列、音乐学系列、音乐技术系列、歌剧和音乐剧系列、音乐理论与听觉训练系列、教学法系列、音乐实践项目系列等十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又由若干门相关课程组成。

三、人才培养特点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注重吸收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并将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进行整合，其音乐教育体现了以生为本、注重实践、宽口径、国际化程度高的特点。

（一）注重音乐教育的“人本化”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标都强调因材施教，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并根据学生的个人兴趣以及学习程度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在教学形式上，许多课程以研讨会、演讲、表演、即兴创作的形式展开，给学生充分的展示空间。在教学管理上，实行严格的监督与评估制度。澳大利亚音乐院校将学生学习兴趣、实践操作、就业前景相结合，教学过程层层推进、有序展开，不仅使学生拥有扎实的音乐功底，还为其日后从事艺术实践工作提供长期的理论指导，进而使其对音乐艺术有更广泛和深入的领悟。

（二）注重音乐教育的“宽口径”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为音乐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宽口径”地引入多种音乐文化。此类院校的师生的国际化程度高，专业设置与教学内容的国际化程度也非常高，各国音乐都可以成为学生选修或辅修的课程。澳大利亚音乐院校高度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各种音乐会、学术报告、音乐节等交流活动让人目不暇接，拓展了学生的音乐视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音乐院校也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在教学内容上，音乐理论与音乐表演实践相结合，音乐专业课与音乐通识课相结合，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学校限定教学内容与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相结合，音乐艺术与电影、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课程设置充分融入人文历史、现代音乐、电影及其他艺术形式等课程，既能让学生领会音乐的真谛，感受人文的气息，也能使其对人生有所感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宽口径培养学生的音乐及文化素养。

（三）注重音乐教育的“实践性”

澳大利亚音乐院校注重实践教学，突出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强调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艺术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以提升其职业竞争力，体现了其音乐教育的“实践性”特点。在课程设置上，澳大利亚音乐院校设置了即兴创作、室内乐、教学法、音乐管理等实践课程；在教学环节上，明确规定学生须背谱上课、参加音乐会（交流会）、公开演出，参与音乐行业实习、音乐艺术管理实习；在学习形式上，鼓励以小组团队的形式跨学科展开学习活动；在考试考核上，不仅对学生的音乐能力进行考核，还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学生的学习日志、活动经验、准备工作、排练彩排等。在澳大利亚，专业的音乐团体或各类学校对音乐人才提供的全职岗位非常少，音乐专业毕业生面临激烈的工作竞争。澳大利亚音乐院校注重职业教育，引导音乐专业的毕业生以“音乐会表演者和歌剧演员、指挥、教师、音乐机构行政管理者、交响乐团经理、音响导演和音响工程师、电影音乐作曲家、音乐评论家”等为职业。总之，澳大利亚音乐学院在人才培养的各环节都高度重视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值得国内音乐院校借鉴。

参考文献：

[1]悉尼大学音乐学院简介[EB/OL] .http：//music.sydney.edu.au/about/history，2013-12-18.

[2]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音乐学院简介[EB/OL].http：//griffith.edu.au/music/queensland-conservatorium，2014-01-25.

音乐学院学生论文篇（11）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 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 Music of Many 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 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 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 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 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 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