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诗歌大全11篇

民族团结诗歌篇（1）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这是柳亚子先生1950年国庆期间，观看了哈萨克族舞蹈《圆月》后，欣然写下的诗章，同志还写诗奉和，一时传为佳话。

作为伊犁州歌舞团的传统节目，《圆月》一直保留至今，阿娜尔・苏云拜从1980年开始，至今仍担任这个舞蹈的领舞，每年都要演出。

在伊犁，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歌舞能如此被关注，并能数十年被传承和改编发展。哈萨克族歌舞《圆月》从1950年轰动中南海、响彻海内外开始，直到现在仍然生机无限，成为舞台表演场次最多的哈萨克族歌舞。

轰动中南海

1950年10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当来自新疆伊犁的11名哈萨克族演员登台表演时，场上气氛更是热烈，舞蹈演员巴黑的单人歌舞《圆月》在演员们的传统乐器伴奏下婉转、翩跹，高兴地让身边的柳亚子赋诗词以纪念这一盛况。柳亚子即赋赠《院溪沙》一首：

十月三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歌舞晚会，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几圆。(新疆哈萨克民间歌舞有“圆月”一歌云。)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骄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也唱和一首：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随着这两首诗词的传播，许多人知道了哈萨克族有一首著名的歌舞叫《圆月》，表演歌舞的演员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有的还留在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学习，跟随国家领导进行慰问演出。然而，就是这样一曲美丽的歌舞，在”十年浩劫”中却一样遭到了摧残和禁锢，在重大场合的演出停演了许多年。

“新生”从1979年开始

粉碎“”后不久，1979年，在全国文艺复苏的土壤里，歌舞《圆月》也重新焕发了生机。伊犁州歌舞团将这个歌舞重新创作编排，从单人歌舞扩展为女子集体歌舞，当年参加了自治区北疆片文艺汇演，1980年被自治区文化厅确定为重点节目，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的隆重演出受到首都各界人士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优秀奖。

1980年后，《圆月》以其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歌词内容、绚丽的舞姿成为伊犁州歌舞团的传统保留节目。第一个将《圆月》演唱并推出盒带的是演员夏库拉，她在著名作曲家温中甲的帮助下，将《圆月》的词曲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编排，“朦胧胧的沙光，朦胧胧的笑口，朦胧胧的夜里，你在陪伴着我，如果没有你陪伴，我会多么寂寞，如果美丽太苦，我会陷入孤独。你像圆圆的明月，照亮我的希望……”。现在的歌舞《圆月》一般由33个穿着13个民族服装的男女演员表演。舞蹈着重表现明月当空，伊犁各族人民在草原上载歌载舞，欢聚一堂的景象。结束时，13个民族手挽手，肩并肩做出圆月的舞蹈造型与夜空里的明月遥相呼应，体现了伊犁各族人民友好团结、和睦相处、共同建设伊犁的动人场面。

1989年，在首届新疆天山之秋艺术节开幕式上，哈萨克斯坦功勋歌唱家茹扎，俄日拜瓦的演唱，则再次使《圆月》广为人知。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火炬传递时，在伊犁，60名身着鲜艳民族服饰的哈萨克族儿女也表演了歌舞《圆月》。

1992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圆月》获得优秀奖。

1993年，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圆月》演出。

至此，哈萨克族歌舞《圆月》达到了她的艺术顶峰，经过内容、形式、旋律上的大胆创新，成为接待国内外嘉宾和欢度节假日的必演节目。

表演《圆月》25年

阿娜尔・苏云拜是伊犁州歌舞团团长努尔兰・坎吉哈里的爱人，1980年开始担任《圆月》的领舞至今，演出了数百场，这也成了她最钟爱的节目。

同样是舞蹈演员出身的努尔兰，坎吉哈里认为，《圆月》的最早创意应该是取自民间，哈萨克族人民长期从事放牧生活，在夜晚的月光下会自娱自乐，后来经过不断编排，形成现在的样子。他认为，《圆月》有雄厚宽广的音乐，欢快动人的旋律，载歌载舞的舞蹈情绪，小伙子的动作有力，姑娘们轻巧，如月光式的柔美旋转，给人温柔的视觉享受。舞蹈最大的特点是运用月亮造型的舞蹈动作比较多，手拉手，肩并肩，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

阿娜尔・苏云拜说，这些年表演《圆月》到底多少场，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反正是感觉已经很难舍弃了。参加过1950年怀仁堂演出的老人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个美好的歌舞却越传越广，成了哈萨克族舞蹈的代表。每当看到自己影集里那些泛黄的老照片、每当和爱人一起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的时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

前不久，伊犁州歌舞团在欢庆五十周年的晚会上，《圆月》又一次隆重上演，许多老演员都落泪了。多少年了，一曲不舍的歌舞连起了多少人的情感，大家商议着，要赋予这个歌舞更多的时代气息，让它继续传承下去。

民族团结诗歌篇（2）

自魏晋至隋，西曲民谣逐步传入歌诗曲调之中，一改传统歌诗雅言正声的特点。《乐书》云：“由魏抵隋，上下数百年间，偏方互据，析为南北。郊庙之外，民谣杂出。非哀思之音，则离析怨旷之曲也。故江左虽衰而章曲可传声西曲是也。”［1］而在民谣传入歌诗的过程中，帝王文学集团对风谣之喜好，则无过于齐梁萧氏文学集团；齐梁时代也比魏晋已还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调风谣对诗文创作的新变作用。因此，无论“永明体”还是“宫体”文学都带有明显引谣入诗的特征。从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开始，这个家族钟爱民间风谣的喜好便在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中张扬。“帝幸乐游宴集，谓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俭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2］593这里《子夜来》即是吴声十曲之一［3］640，因齐高帝萧道成好音乐，所以群臣弹琵琶、弹琴，且歌且舞，将吴歌西曲带入宫廷与君同乐。上之喜好对于国风来说无疑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倡导，萧道成素以恭俭闻名尚且如此，到武帝就不只是听听看看吴歌西曲便罢了。《乐府诗集》中载“：《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常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钅俞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3］699这里记载齐武帝萧赜喜欢作西曲，所作之《估客乐》和谐、哀婉、感忆，“犹行于世”，并且被后人记载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之西曲歌里。流传到梁的时候，又被梁人改为《商旅行》，继续了它的传承。齐武帝的儿子郁林王萧昭业在父亲萧赜去世后“大殓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还内。裁入阁，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2］136而东昏侯萧宝卷在被斩杀前还曾“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2］157。

齐朝高帝赏西曲于宫中，武帝制曲并游作娱乐于宫外江渚上，郁林王与东昏侯迷恋西曲歌伎则不分时间、地点与场合。而尚歌西曲之群臣皆为士族文人，这样风谣西曲的韵调不仅由乡间闾里进入宫廷文化中，还进入到士族文化圈中，并由于永明年间南齐萧氏文学集团成员的倡导与实践，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萧子良文学集团主将周颙“著《四声切韵》行于时”［2］895，沈约“撰《四声谱》”［4］而形成“声律论”，倡于永明年间，因之而成“永明体”。我们知道“永明体”新体诗文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所以周颙、沈约等人是永明诗体新变的重要人物。钟嵘说沈约的诗“见重闾里，诵咏成音”［5］76而被乡间闾里喜欢，一方面说明沈约诗歌韵律别致上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提倡的运用声律进行诗文创作与民风民谣密切相关。尤其是钟嵘所说的“蜂腰鹤膝，闾里已具”［5］28，更能为引谣韵入诗做有力证明，因为“蜂腰鹤膝”是沈约总结之“八病”中的两病，说“闾里已具”，恰恰证明沈约八病出处乃来自民谣。至此，经过萧齐帝王与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倡导、借鉴与发展，在南齐诗文创作中开始以引用民谣语言声、调、韵的形式，进行诗体新变的创作。也就是说，其引谣入诗是从声调、节奏和韵味三方面入手来追求民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到萧梁一朝，萧衍父子喜欢民谣西曲则更有名。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之西曲歌中至今还有梁武帝萧衍根据民谣编作的《襄阳踏铜蹄》、简文帝萧纲所作的《乌棲曲》四首、元帝萧绎所作的《同前》六首，以及沈约、萧子显、徐陵、庾信等人的西曲歌作品。这说明梁代萧氏帝王文学集团在声韵方面继续引谣入诗，承续了萧齐一朝的新变遗风。但与萧齐一朝不同的是，萧梁文学集团不仅从民谣语言声、调、韵的形式方面继续引入，更将民谣的咏情风俗与美人情结以及以此为诗歌内容的风尚也借鉴过来。这一点我们从梁武帝纵容宗室与士族在家豢养歌舞艺伎，每逢宴饮游作便有家伎侍陪，以及萧氏父子在“宫体”新变中的咏美人题材便可看出。如萧衍的《子夜歌》二首：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朝日照绮窗。光风动纨罗。巧笑蒨两犀。美目扬双蛾。［6］1516萧纲的《咏美人看画诗》：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

庾肩吾的《咏美人看画诗》：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未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6］1993从以上美人题材的诗歌兼及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来看，萧氏文学集团喜欢同题作诗，如上面的萧纲和庾肩吾之《咏美人看画诗》，有着有意倡导吟咏同一题材的作诗倾向与和诗氛围。同时，相对于画家以画笔来赞颂美人之美而言，萧氏文学集团所带领的文人群体是用诗笔来吟咏美人，具有以语藻雕绘美人模态之美的特点。如果说萧衍文学集团对风谣的借鉴还处于语言形式美向内容题材的过渡阶段，那么从萧纲开始，已经大量借鉴风谣歌咏女色表现怜情的诗歌题材，从最初的引谣韵入诗发展为引谣情入诗。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齐梁诗歌音韵流畅、语调哀婉、声色俱佳、不雅不俗之特点，“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7］，被后人评为缺少气骨与精神。不过这很正常，因为齐梁诗歌与弘扬气骨精神的诗歌走的是两条艺术道路：一条是形式唯美之路，一条是功利审美之路。而艺术赏鉴之路本来就应是多元而不该是一元绝对化的，可惜有些人实在是过于模式化、过于原则化，以致于走上审美的偏狭之路。

二、萧氏文学集团的市井原性与雅俗兼美

我们知道萧氏文学集团的领袖皆是素族、武将出身，在这个家族成为皇族之前，他们与市井生活是互为滋养的。好色狎伎、吟谣艳舞、嗜利经商、争强好胜、囤积居奇可以说就是他们的原生态本性。所以当他们以僭祚的方式成为皇族之后，一方面他们要向高门世族学习，将自己的生活形式雅化，一方面这个家族骨子里固有的市井原性又迫使他们将市井生活习惯通过权力影响渗透于宫廷文化与士族生活中，那么以他们为领袖的萧氏文学集团势必就具有了雅俗兼融的文化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允许士族豢养家伎并形成吟咏家伎等美人题材的诗风是在萧梁帝王文学集团的倡导下昌盛于梁代的,而在齐朝时齐高帝则明令禁止或者控制士族豢养家伎，所以尽管齐朝也引谣入诗，但是咏家伎等美人题材的诗作尚为少见。甚至在萧齐时代，受齐高帝本人倡俭习惯及其用素族压制世族的政策影响，素族市井原性中尚简朴、重简约的一面也或多或少地被带入皇族生活中，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风气。到萧梁时代，素族市井原性中诸多不好的习惯都被带入梁代的日常生活中。梁武帝不但不控制士族豢养家伎娱情取乐，有时还作为一种奖励，赏赐女伎给重臣及其儿子。如《南史•徐勉列传》载“：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废王务，乃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2］1485而徐勉本是家贫清廉之人，尊官厚禄后才一点点提升家族生活的质量，而他却时时以“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2］1483而自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二儿子死后极其痛苦又不忘政务之时，也因皇帝奖励女伎而从此“颇好声酒”，不以狎伎不“清白”为耻辱，可见当时社会嗜酒、重色、迷声风气之重。而且，在当时士人喜欢男童，有男童侍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光彩之事，因此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也是常态生活的自然摹写，我们不能完全用当下的眼光与道德观念臆断批判。梁武帝萧衍纵容六弟萧宏囤积居奇、暴敛成性的行为，使得萧宏的家里带有集市的性质，而且他在建康也确实“有数十处商邸”［8］400。其他士族看到萧宏这样的行为既在经济上获利，又备受皇帝宠爱，势必也竞相效仿。“温饱思淫欲”，有了钱自然就想方设法让自己更加快乐，这也势必助长社会嗜酒、重色、迷声风气的蔓延。无论是萧齐尚简朴、重简约的市井原性之布播，还是萧梁好色狎伎、吟谣艳舞、嗜利经商、争强好胜、囤积居奇的市井原性之影响，他们都直接影响了萧氏文学集团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转型与诗学变迁。萧氏家族凭借其帝王皇族的身份与号召力，以其素族市井原性的好尚引导士族群体生活的俗向发展，与雅正的士族文化共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雅俗兼美的文化范式。文化范式的改变，标志着士人世界观的转变和审美观的变迁，他们因此而欣赏一种“不雅不俗”的生活与美，进而通过萧氏文学集团的诗文创作和文学活动发展并深化了这种导俗入雅、雅俗兼容的文化范式。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就鲜明地提出这种“不雅不俗”的文论观点“：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9］最后一句“兼之者鲜矣”和前面“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从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了雅俗兼工的美文观念，而萧子显作为齐朝的后裔，梁朝萧氏文学集团的旗手，他对雅俗兼工的倡导贯通了齐梁文学的主脉，突显出齐梁文人雅俗兼美的审美理念。

三、萧氏文学集团的尚和思想与赏美意识

民族团结诗歌篇（3）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142-04

·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1877-1938）是南亚著名诗人、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伊克巴尔自小受到传统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少年时期开始对具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印度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又远赴欧洲留学，广泛接触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与哲学，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8年归国后悉心从事政治活动、哲学研究与诗歌创作。伊克巴尔一生创作了数以千计的诗歌（主要以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创作），共出版11部诗集。作为诗人和哲学家，其诗歌充满着浓郁的抒情和深刻的哲理，以及无穷的思想魅力，深受读者特别是全印度乌尔都语读者的喜爱，名声远及罗马、伊朗和英国，影响遍及世界。伊克巴尔生活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后期，也正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表现，实践了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即“艺术有责任鼓励人们面对一切现实问题”[1]（P7）的艺术原则。

伊克巴尔的诗歌着眼于现实，注重哲理的思考，始终体现着他探索不止、不断进取的思想光芒，同时将传统艺术形式和新题材、新手法相结合，使诗歌表现出想象的丰盈和表现力的独特，给印度诗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和灵感。本文试图深入研究伊克巴尔的一些诗歌，分析诗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在诗歌中的不同思想观念，探索诗人的心路历程，从而达到了解伊克巴尔诗歌创作思想嬗变的目的。

一、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

伊克巴尔出生、成长在印度近代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文化，并从中探索民族自尊和自豪的19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印度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对诗人的精神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氛围，对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产生巨大的动力。近代南亚次大陆的文化思潮如同季羡林先生所表述的那样是在传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伊克巴尔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用自己的抒情之笔称颂印度传统文明，表现印度民族主义意识。民族主义意识催生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伊克巴尔早期的一些诗篇表达了反帝反殖的斗争精神，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驼队的铃声》（1924）是诗人早期诗歌的汇集，诗集的中心主题便是基于印度民族主义意识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如《苦难的图画》：

哦！印度，你的容貌使我哭泣，

……

你还要多长时间这样默默无语，什么时候控诉你灾难的时日，

你应该存留在这大地上，而你的呼声应该高触天宇，

是不是你还不知道你将被毁灭，哦！印度的儿女

甚至在民族史中也没有你的事迹。

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是自然的规律，

只有走上行动途径的

对“自然”才算亲密。

诗中那种爱国之情，亡国之痛，哀民之艰，凄然可感，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痛苦。诗人通过图画印度民族的苦难而大声疾呼，号召印度人民行动起来，燃烧起爱国主义的热情，投身到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之中去。又如作于1904年的《印度人之歌》：

我们的印度斯坦举世无双！

她是我们的花园，

我们是园中的夜莺。

她是最高的山峰，与天为邻，

她是我们的哨兵，我们的卫士，

千百条河流在她的膝上嬉戏，

我们花园的芳香使天堂也嫉妒。

诗人即兴抒情，写下对印度的颂歌，表达了对祖国由衷的赞美和深深的眷念。诗中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印度人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这首诗由于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抒写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南亚次大陆广为流传。

伊克巴尔生活的年代，印度宗教教派之间矛盾尖锐、冲突复杂，诗人敏锐地看到这种教派之间的内耗斗争，必然会对印度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产生极大的危害。伊克巴尔出身于穆斯林，笃信伊斯兰信仰，其诗篇却是站在全印度人民的立场“抨击了教派主义，号召印度人民以民族利益为重，消除民族隔阂，在‘爱’的信仰中实现民族团结。”[2]（P58）他在《新湿婆庙》（1905）中写道：

揭去猜疑的帷幕，

抹去分歧的裂缝，

重修一座湿婆庙，

每日清晨神庙传出甜蜜的圣歌，

给全体圣徒都斟上爱的美酒。

《新湿婆庙》体现了伊克巴尔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提倡民族团结的思想。诗人崇尚爱的信仰，企图调和印度宗教及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鉴于宗教及民族冲突对印度民族独立斗争的危害，诗人的疾呼和号召便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民族团结诗歌篇（4）

全国各族人民怀着欢心鼓舞的心情刚刚度过了新中国成立61周年的喜庆日子,10月9日,在古城西宁市举行了《格萨尔》剧《赛马称王》首演式,得到了青海各族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果洛这片壮丽的土地。黄河之南,有果洛人祖先的发祥地、神奇雄伟的年宝叶什则;黄河之北是黄河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水源洁白巍峨的阿尼玛沁雪山。果洛人民自豪地说:果洛草原是黄河的发源地,也是《格萨尔》的发祥地。这里的圣山圣水孕育了一部不朽的伟大史诗一《格萨尔》。

地处黄河源头的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三江源的腹心地带,在《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流传演变过程中,也具有特殊地位。史诗中所叙述的“玛域”就是泛指黄河上游以果洛草原为核心的广大藏族地区,这里是《格萨尔》广泛流传的地方,具有丰富的《格萨尔》文化积淀,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里的山山水水都与这部古老的史诗有着密切联系,草原人民祖祖辈辈传唱着这部不朽的史诗,可以说这里的人民是在《格萨尔》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下成长的;果洛人民又用他们的智慧和热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史诗的文化内涵,使她永葆艺术的活力和魅力。什么是活形态的英雄史诗?什么是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你走到果洛草原,那里的山会告诉你,那里的水会告诉你,那里的人民会告诉你,你就会得到最真切的感受,得到最深刻的启示!

因此,《格萨尔》剧《赛马称王》在这里产生,就是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果洛州委、州政府和各级领导对《格萨尔》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在州委、州政府的关怀下,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密切配合,尤其是经过果洛州《格萨尔》文化艺术团和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全体演创人员近3年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终于排出了这部《格萨尔》剧《赛马称王》。果洛州的《格萨尔》剧是在藏族传统的马背藏戏、广场藏戏、宗教舞“羌姆”、舞台藏戏和藏族民间戏曲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民歌、民间说唱、民间歌舞等元素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剧种,熔歌、舞、剧为一炉,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伴奏乐器以唢呐、法号(大号莽铜、小号莽铜)、鼓、锣、镲、碰铃乐器为主,色彩乐器有海螺、鹰骨箫、笛子、藏京胡等。它的唱念均采取了安多方言,唱腔根据民间说唱、民歌、僧曲的素材提炼而成。表演时人物的台步,上下场动作,吸收安多民间舞蹈、法会舞蹈及汉族戏曲的因素较多。服饰在安多传统藏族服饰的基础上结合了现代服装色彩。化妆上,角色采用面部化妆,而不像传统藏戏多数角色要戴面具。《赛马称王》剧在颂扬格萨尔王的同时,深刻地反映出了藏族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奋发崛起的民族精神,是果洛草原绽放的一朵鲜花。这是一个创新,一个大胆而具有探索意义的尝试,在《格萨尔》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西宁的首演结束后,他们准备回到草原给广大的牧民群众演出;他们还要争取到北京、到全国各地献演;如果有机会,他们还希望出国演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让《格萨尔》走进帐房,深深扎根于雪山草原,与此同时,让《格萨尔》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国同胞,让世界人民领略果洛草原的魅力,欣赏《格萨尔》文化的风采。

多种艺术形式争艳斗奇

假若说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艺术发展的土壤和源泉,对欧洲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古老的《格萨尔》则是藏族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藏族文学艺术赖以长久发展的丰厚沃土。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于遭到的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在那样一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青海省京剧团克服各种困难,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取材于《格萨尔》,编排了一出大型京剧《霍岭大战》,把藏族古老的格萨尔故事与我国传统的京剧剧种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较为完美的统一。1980年,京剧《霍岭大战》带着草原的芳香,来到北京汇报演出,轰动一时,受到首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赞赏和好评,大家普遍认为,青海京剧团的同志们在开拓新的题材、发展京剧表演艺术的道路上闯出了新路子,对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个世纪80年代,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将《霍岭大战》改编成具有藏族特色的歌舞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深入农村和牧区演出,受到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还曾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1986年,歌舞剧《霍岭大战》再次进京,走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受到中央领导的赞赏和鼓励。继《霍岭大战》之后,海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不断努力,近年来又相继创作了《降伏妖魔》之部和《出征》等四五台歌舞剧。今年他们推出了大型舞剧《雪域英豪嘉察》。这出剧也是歌唱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传统友谊的一首颂歌。

此外,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歌舞团也曾经排演了具有阿坝草原特色的舞剧《霍岭大战》,1983年作为建州30周年的献礼节目演出。

民族团结诗歌篇（5）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

二、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成绩尤为突出,为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不可忽视,更不可分割。

综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历史长河,作家群星璀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百花盛开,成就辉煌,令人惊叹不已。古代文学虽然因客观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传文学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匈奴、鲜卑、羌、女真、蒙古、藏、彝、回、满、等各族均取得较大的文学成就,涌现了北魏宇文氏家族诗人、唐之元结、独孤及、元稹、金代元好问及完颜氏家族诗人、11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余阙、明代李贽、清代纳兰性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赵藩等大批各族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优秀的书面文学作品如南方土著人《越人歌》、古羌人的《白狼王歌》、鲜卑的《敕勒歌》、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等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还有如举奢哲《彝族诗文论》、阿买妮《彝族诗律论》一类文学理论著述,说明其文学成就已经达到相当之高度。在民间口传文学方面,更是贡献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作品影响广泛。其中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彝族长篇史诗《勒俄特依》《梅葛》以及羌族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等,均显示出中国古代史诗的辉煌成就,破除所谓中国文学无长篇史诗之偏见与谬说,堪称中国文学之瑰宝。

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更是不断走向繁荣,名家如林,精品倍出,族别广泛等成为突出的特点。这里有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启功、黄裳、马加、舒群、柯岩、叶广芩、巴音博罗,苗族作家沈从文、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萧乾[3]、李 、纳·赛音朝图克、席慕容,回族的穆青、郭风、木斧、张承志、霍达、白先勇,土家族的家族的黄永玉、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金哲,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包尔汗、特依甫江·艾里耶夫、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华山、黄勇刹,白族诗人晓雪,东乡族的汪玉良等等,闪光的名字数不胜数,其中许多著名作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多民族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作品影响深远。《正红旗下》、《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边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黑骏马》、《心灵史》、《鸡毛信》、《刘三姐》、《欢笑的金沙江》、《穆斯林的葬礼》、《冰山上的来客》、《格桑梅朵》、《尘埃落定》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各民族作者在辛勤耕耘,从事文学创作,除汉语创作外,还有不少民族的作者用各民族的母语进行创作,或者使用双语创作。虽然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却各自具有其风格和独特的意义。到1997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京颁发,以前从未获奖的珞巴、基诺、塔塔尔等三个民族作者获奖,形成我国56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奖的民族文坛大团圆,标志着我国多民族文学不仅广泛,而且在质量和艺术上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文学中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崛起的象征。

三、多民族文学观的意义和价值

(一)多民族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形式多样,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祖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条件。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在民间文学搜集抢救和整理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1984年起,又启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搜集编撰工作并陆续分省区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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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卷帙浩繁,资料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着各族民间文学。同样,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在五十年代即已提出,几经周折,198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其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编写的包含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也陆续推出,该书为族别文学通史性质,所论古今贯通,可以一览各族文学概况,此后的研究更为深入,分期的 断代文学史也不断出现,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之类。2004年,《民族文学研究》和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促进了对各族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观念的转变,随着论坛的逐年召开,加深了相互了解、沟通交流,认识的深化。

(二)促进文学创作借鉴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吸取精华,彼此差异正是特色所在。

就形式而言,各族文学就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以口传文学为例,许多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蒙古族的数来宝,藏族的鲁体、谐体民歌,维吾尔诗歌的“阿鲁孜”、格则勒、柔巴依,苗族的“贾”、嘎别福、恰央,壮族的“欢”,朝鲜族的“阿里郎”、时调,满族的子弟书,侗族的大歌,琵琶歌、多耶,瑶族的信歌、香哩歌、石牌话,白族的打歌、白族调、大本曲,土家族的摆手歌、哭嫁歌,傣族的赞哈,僳僳族的莫瓜调、掰史掰,水族的双调、单调、诘俄伢,土族的家曲,达斡尔族的舞春,仫佬族的古条,撒拉族的撒拉曲儿,毛难族的罗海歌,仡佬族的排歌,京族的唱六八,赫哲族的伊玛堪,珞巴族的夹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花儿等等,以民歌、说唱等艺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也是一朵朵文学艺术争奇斗艳的奇葩。

通过对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欣赏和了解,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几乎每一个民族或成功的作家,都是在学习借鉴多民族文学和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都有着从多民族文化文学学习的经历,伟大诗人屈原深深地受到荆楚和南方巫觋文化与艺术的影响而创作楚辞,唐代巴蜀、西域等中原之外的多民族文化对李杜的深刻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生长在四川的苏轼随着游宦谴谪的行迹不断地吸取东西南北乃至岭南地区海南黎族文化的营养。在现代作家中,从郭沫若的《孔雀胆》、曹禺的《王昭君》,到王蒙的《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高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名家名作中,都可以看到汉族作家学习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缩影。反之,古今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受到汉族及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历史上接受汉文化比较早的匈奴、鲜卑及其后裔都出现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如著名的元结、元稹、元好问都是鲜卑后裔,金代初期实行借才异代政策,对促进其文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回、契丹、女真、满族都有许多从事汉文创作的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张承志、吉狄马加、阿来等均是将本民族文化特色与汉族文学传统密切融合的佼佼者。古代苏东坡贬谪海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同时,也学习当地民族文化。当代艾青、王蒙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并进行语言文学交流也已传为民族团结的佳话,这一切,都是多民族文学彼此交汇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向。

民族团结诗歌篇（6）

诗歌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是广阔的，因而通过诗歌所反映和包含的历史也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及规律。

《诗经·小雅·北山》中“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就准确地反映了奴隶制高度发展的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度——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周朝的一切土地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周王将其分赐给诸侯臣下，让他们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同时周王还占有作为生产力主要构成因素的劳动者——奴隶本身，并把他们大量地赏赐给诸侯臣属。

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则形象地反映了唐朝前夕，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致使唐开元年间（712—741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地主阶级财富迅速积累，唐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焚书是秦始皇晚年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目的是巩固国家统一，使“递三世以至万世为君。”可仅隔四年，齐楚大地就响起了一片“伐无道、诛暴秦”的呐喊。原因何在？唐人章碣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焚书坑》）在焚书的团团黑烟中，嬴政的帝业化为灰烬，函谷关和黄河的险峻未能阻挡住刘项的军队，焚书的坑灰尚未冷却，“不读书”的刘项就灭亡了“焚书”之秦。全诗词藻清丽、义理深邃，于嬉怒笑骂之中揭示了书未必是祸乱的根源，焚书也不是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有效措施，对于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问题，用专制强暴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这一规律性的主题。

2.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和对人民的掠夺，以及社会的腐败、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悲残生活。

这类题材的诗歌，从《诗经·魏风·伐檀》中“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①兮”始，有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隋末的《挽舟者歌》、杜甫的《三吏》、《三别》，宋梅尧臣的《陶者》、王安石的《河北民》，直到明薛论道的《不平》，钦权阳的《税官谣》、清魏源的《江南吟》以及流传在民间的一些歌谣等等，举不胜举，比比皆是。这些诗歌通过生动的语言、典型具体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剥削阶级对奴隶和农民政治经济上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表现了人民群众“卖牛纳税拆屋炊”（苏轼《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苏舜臣《城南感怀呈永权》）的悲残生活。

3.表现了被统治阶级不堪压迫和奴役，奋起反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

在长达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和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在经济上对奴隶和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政治上残暴的压迫。而“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1]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暴精神和壮举，在中国历代诗歌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这类题材的诗歌，又可分为两类。

其一，表现了积蕴于人民群众心中的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愤怒和诅咒，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

在《诗经·魏风·硕鼠》中，诗人把奴隶主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表达了奴隶对剥削者不劳而食的憎恨，和对“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新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东汉末年，流传于民间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歌谣，采用拆字谜语的形式，隐含了“董卓死”的寓意，表达了人民对专权祸国、制造战乱的奸臣贼子的仇恨。

其二，反映了被压迫者揭竿起义，用革命的手段反抗统治阶级、推翻和改造反动统治的事迹，歌颂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闾左称雄日，渔阳适戍人。王侯宁有种？竿木足亡秦。大义呼豪杰，先声仗鬼神。驱除功第一，汉将谁可论。”（屈大均《读陈胜传》）这首诗不但概括了秦末农民起义中，陈胜被征戍边，鱼腹丹书，夜半狐叫等主要史实，并盛赞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英雄气概，和“驱除功第一”的历史功绩。这类题材的诗歌还有表现隋末首义的《隋大业长白山谣》、唐黄巢的《菊花诗》、元末的《松江谣》、明末的《税官谣》、洪秀全的《述志诗》等等。

4.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反抗外族统治者的压迫和侵略的英雄事迹；表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国殖民侵略前赴后继，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民族间长期和睦相处，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但在汉族和其它民族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在某段历史时期、或部分地区，不同民族间，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战争。这就出现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抵抗外来进攻的民族英雄；在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为反抗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人民更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

南宋时，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抵抗金军的进攻；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归师独遏当强寇”（清赵翼《黄天荡怀古》）的抗金业绩；元末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汀洋》）为国捐躯的爱国行为；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为抵御满清进攻“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夏完淳《鱼服》）的壮举等，都表现了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许多民族英雄捐躯赴国难的爱国壮举和民族精神。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这首义和团揭帖，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起来，“除教灭洋”保卫国家的爱国壮举；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藐视敌人，敢于同其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气势磅礴、慷慨激昂。这类题材的诗歌还有表现中国军民剿除倭寇的《舟师》、《登盘山绝顶》，表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复台诗》，表现抗英斗争的《三元里》等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许多诗歌反映了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艰苦探索、甚正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行为和献身精神。如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柳亚子的《吊鉴湖秋女士》、章炳麟的《狱中赠邹容》等。尤其是在反抗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更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令人回肠荡气、气贯长虹的革命诗篇。

在我国的诗歌宝库中，还有一些诗歌表现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有的诗歌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不畏劳苦，如表现大禹治水的“娶妇山中不肯留，会朝山下万诸侯。古人辛苦今谁信，只见清淮人海流”。（苏辙《涂山》）；有表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的，如反映昭君和亲，促进民族团结的“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张仲素《王昭君》）；有表现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大智大勇的，如反映西门豹破除迷信的“自从明宰投巫后，直至如今鬼不神”。（汪遵《西河》等等。

二

“舞是诗兮诗是史”（谢觉哉《再看东方红》）诗歌作为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以生动精炼的语言，具体感人的形象，耐人深思的议论，融诗、史于一体，义理深邃、寓意深远。如果我们能够在历史教学中，恰当地引入些反映某一时期历史的“史诗”，无论对于充实历史课教学的内容，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增强历史课教学的吸引力，以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拓宽其知识面，都是大有裨益的。转贴于

首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恰当地引入些“史诗”，作为教材的有益补充，能够加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增强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巩固所学的知识。

历史教材所反映的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是通过对记录历史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等抽象思维的形式，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诗歌所反映的同一历史则是通过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形象的描绘，构成具体、生动的生活图景，“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底状况”。[2]它可以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因而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激发其学习兴趣。

如对东汉末年，各军事集团连年混战，百姓生灵涂炭，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段历史，曹操的“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既形象又具体，使学生仿佛亲身感受到了那长年征战、遍地狼烟，百姓流离失所、客死异乡，田园荒芜、了无人烟的悲残场景。若将教材的讲述和这首诗歌结合起来，使枯躁的史实和形象的历史画面结合在一起，不但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兴趣，而且能帮助学生把握统一是人心所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主题，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的理解。

有些诗歌本身就是“诗化”的历史，由于其语言精炼，音调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悦耳，易记易唱，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历史知识。如第一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二十万敌军，在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八百里战线上，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进逼中央根据地。三万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的方针，首先打垮侵入富田、东固的较弱的敌军两个师，然后从赣江东岸的富田向东横扫，十五天，转战七百余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对这段历史，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作了真实的记载：“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精炼的语言，概括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和谐悦耳的诗句也便于学生的记忆。

第二，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史诗”，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学生高尚思想情操的有效方法。

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对中国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次次的激烈反抗，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首首记载中国人民反压迫、反侵略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反映农民起义和仁人志士反抗封建统治的“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隋大业长白山谣》）、洪秀全的“斩邪留正解民悬”，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反映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吉鸿昌“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表现先驱们的救国济世、为国赴难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这些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为国赴难、取义成仁的献身精神。诗中所凝含的思想，揭示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仍顽强不屈的根源，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后人为国效力为民族献身的动力和座右铭。在课堂教学中，融入这些令人回肠荡气的诗歌，对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其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第三：那些蕴含着丰富历史内容的“史诗”中，有许多更是诗中之佳品、千古之绝唱。在课堂教学中，恰当地引入这些诗歌，对于加强“文”与“史”间的联系，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和修养，也是大有帮助的。

三

需要说明的是诗歌中虽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但其反映和表现历史的形式，同历史教材是有明显区别的。它毕竟是通过典型，夸张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表现历史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真实性上，与历史教材是有差距的。同时有些“史诗”中流露出明显的阶级偏见和不健康的思想情调。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诗歌时，要摆正“史”与“诗”的关系，要对其进行精心的选择，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恰当的处理。

1.把握好诗歌内容与教材内容的关系。

历史教材基本上体现了学生应掌握的历史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在课堂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诗史”只是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增强学习兴趣的有益补充，处于辅助地位。况且，从《诗经》算起，从古至今，保存下来的诗歌可算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这其中的多数诗歌，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前，按照“宜长则长，宜短则短，宁精宁短，切忌滥长”的原则。对庞杂的诗歌进行认真的甄别，仔细的筛选，选取那些和教材内容有密切联系，能对教材起到注解、补充、深化的“点睛”之句，揉进课堂教学中，这样才不致于喧宾夺主，使历史教学收到预期的效果。

2.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正确认识、分析、处理“史诗”在教学中的运用。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诗歌也表现着一定阶级的意识，明显地带有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因此，对引入课堂的诗歌，除要对其丰富的内容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外，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阶级分析，鉴别其表现出来的阶级性和思想倾向，在吸收、借鉴其反映和表现历史的同时，摒弃其思想倾向上的消极性、腐朽性和反动性。在唐末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后，有人在尚书省门上贴了一首诗歌：“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对这首诗，要在肯定其真实反映了农民取得政权后，贵族老爷被打翻在地，农民扬眉吐气的阶级关系大变动的同时，对其代表没落贵族阶级思想，仇恨和蔑视农民政权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和摒弃。在丰富学生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帮助学生掌握和提高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3.要注意诗歌的文学性史实的关系，区别诗歌反映历史时所表现出的文学色彩，使其再现历史的真实。

由于诗歌是通过具体、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反映和表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诗歌所透视出来的历史，会不可避免地因为诗歌本身浓厚的文学色彩，而和真实的历史有所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将诗歌引入课堂时，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将诗歌和反映同一历史的多种史料进行反复的，多方位的比较，认真进行鉴别，“去伪存真”，剔除“史诗”中所表现出的夸张的文学成份，从诗歌中去寻求和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2]《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29页。

民族团结诗歌篇（7）

随着我国对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发展，使水族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水族歌谣是水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族人民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并流传下来的烂文化之一，也是水族先民的智慧结晶。把水歌渗透到课堂中对水族地区学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水歌蕴含深厚民族文化

水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水歌是水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在非常稀少的水族文化中流传数千年至今，这足够证实了它含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依据；水族传统歌谣恰当地说，应该称为水族诗歌，它主要是用韵文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其分为双歌、单歌，蔸歌、调词和吉词，具有较强的节奏，音韵，章句和曲调；比较讲究押韵，押韵形式有首韵、腹韵、尾韵，首尾韵和腹尾韵，一首歌中多韵循环，灵活变化；曲调由歌的内容和形式来确定，有些固定，有些变换自由；水歌章句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等句型，其中三二二分节的七言句型较为常见。水歌的特征体现出了古体诗的风格。下面以汉语谐音翻译水歌《劝学》片段和童谣《劳苦》为例：

《劝学》

缟一 哟囔宵学校， （韵1）

桃地道（韵1）学校囔供；

地缟 戈 郭挤嘎勒， （韵2）

底七岁（韵2）咯拜入学，

入学 堂老师朵勒；

朵语 文观朵数学， （韵3）

朵科学（韵3）音乐和添，

观朵 娃观朵怀懈， （韵4）

啦怒懈（韵4）老师咯夸， （韵5）

奴怒差（韵5）老师辅导；

啦耐 咩蔓帼娃玛， （韵5）

奴把玛（韵5）蔓谣听话；

诶的 朵学得文化， （韵5）

诶听话（韵5）蔓得知识。

啦谣 晓拜外掏借，（韵5）

诶消勒（韵5）很得工作；

得盟 捞调恨嗯耐，（韵6）

准盟懈（韵6）底闷并拢；（韵7）

全地王（韵7）重视嘎勒，（韵7）

学生嗨（韵7）囔消努力；（韵7）

学生诶（韵7）帼痕芒汗，

听痕 咯拜外呗工；

桃上 海老板没收，（韵8）

桃广州（韵8）老板没奥；

不妮臊（韵8）囔多伤心，

伤心 痕荡桃很低；（韵9）

文化低（韵9）佷低呗工，

桃搞拢（韵9）得工据梅…

《苦劳》

万熬柴早补熬亚（韵）

常打答（韵）连铪拢壁

拢壁波的稀我万（韵）

拢壁任（韵）的稀我捻

从上面看，七言水歌与七言诗比较相似，都讲究押韵，而且押韵有一定的规律，但水歌节奏比较变换自由，注重音调节奏和意义节奏；如《劝学》里面的歌句：

得——盟捞——调恨——嗯耐， （按义）

准——盟懈——底闷——并拢； （按音）

全地——王——重视——嘎勒， （按义）

学生——嗨——囔消——努力； （按音）

学生——诶——帼——痕芒汗， （按义）

七言诗产生在西汉时期源于民间歌谣，从歌谣直接或间接地提升到文人笔下成为新诗体，水歌同样保留了古体诗歌的风格，所以笔者认为水歌即是一种诗歌体，是七言诗的另一种形式，它主要注重节奏和韵律，水歌中的腹韵和韵脚安排在一定的位置，关上粘下，把跳跃式的各行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使其结构呈现出一种“建筑美”，不但使歌的艺术形象由此显得完整和统一，而且使歌唱者易于歌唱。由此看出水族先民智慧不可估量，水歌文化溯源深远，无疑是积淀丰厚文化的典型代表。

2水族地区水歌渗入课堂的需求和必要

民族才是世界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的文化、经济繁荣是推动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前提，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不但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的新要求，而且笔者还认为，用水歌作为起点，水族文字相结合，以水族地区学校为平台，是有效发展和弘扬水族文化的最佳途径，是对水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

3水歌渗入课堂对学生学习有所帮助

运用水歌教学七言古诗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笔者在水族地区任多年的语文课程教学，之前在教学古诗发现学生不是很感兴趣，背了又背，写了再写，对古诗的记忆仍然不深。本学期尝试结合水歌教学古诗，运用水歌曲调唱读法进行教学，课堂上学生如鱼得水，兴趣倍增，当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通过反思笔者认为在水族地区运用水歌教学七言古诗能提高学生学习有以下这几点的理由：

3.1用水歌曲调唱读七言古诗引导学生更深层次的领悟诗意。唱读与吟诵相近，“吟”字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出现，其义训为“歌”，即歌唱。吟和诵都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是我国传统的读诗读词和读文的方法，它作为一种独特而行之有效的鉴赏古典文学作品的手段，这也是我们东方文明古国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先后到水族村寨调查发现，这份遗产当今在水族地区仍保持有着它的生命力，现在水书先生在读水书仍然在唱读。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指出：“古诗皆诛之，然后以声依泳以成曲，谓之协律”说明诗歌是可以吟咏的；七言水歌与七言诗在篇章上字句相同，都是七言一句，所以七言诗更适合用水歌的曲调来吟诵、不受字句的影响。其次，水歌不但讲究押韵，而且曲调可以变换自然，行腔使调时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不会使语言受限制和拘束，它还可以根据诗的诗意而自由调节从而在学习诗歌中能体会诗人的心情，领悟诗意，享受诗的美，可以达到自娱自乐功效。

3.2水歌曲调唱读古诗能够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记忆。古风古韵唱读诗，诗乐结合，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孩子对古诗词的学习兴趣。鲁迅先生说过：“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虽然他指的是新诗，但古典诗歌，尤其七言诗，也有鲜明的节调，也讲究押韵 ，在日常生活中水族人民经常以唱水歌来抒释自己的情怀，水歌在水族地区普遍存在，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水族学生大多自己都会而且喜欢哼水歌的曲调，用水歌曲调来吟唱诗歌学生容易接受，也比较感兴趣。就笔者本身而言，曾之前小学背过的课文、学习过的古诗如今记忆犹新，而之后在初中学过的古诗却背不了几首，这其中的奥妙在于原来是我小学阶段在水族地区上学，当时任课的老教师不是用普通话来授课，而是用当地的语言来教我们读书，且当时读书声音拉得较长，几乎都用当地水歌曲调来教读。现在背颂起小学的古诗，还改不了用水歌曲调唱读的习惯，唱读感觉很轻松，愉悦、舒畅、自然。其实唱读诗歌是音乐和语言结合训练，是借助音乐旋律让儿童快速地完成对语言和文字的记忆，并将它转化为长期记忆，所以在水族地区用水歌曲调教学诗歌在培养学习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记忆。

3.3用水歌曲调唱读古诗能够发展学生智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唱读对发展学生智力、陶冶身心，有良好的效果。水歌曲调唱读古诗是用乐语美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不但把读者引入想象空间的美好意境，提高学生古诗欣赏能力。而且有益于身心健康。古话说：“清吟可愈疾，携手暂同欢”，唱读虽然不是纯粹的音乐，但它具有音乐元素，与音乐有同等的功效。用宁静舒缓的水歌曲调来唱读有不仅助于儿童养成从容、温雅的性情，而且能宣泄情绪，解除心中的寂寞、烦躁、忧伤、气恼，使心理得到平衡、和谐；心情变得轻松、愉悦；这说明了用水歌曲调唱读诗歌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高雅艺术活动。

4水歌进校园有利于水族学生的个性转变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经在水族地区担任多年语文教学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水族学生对学习语文缺乏信心，语文成绩相对落后；他们存在自卑的心里，生活中不敢自我表现，个性得不到张扬，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水族教师，作为水族地区教学一线工作者，看到自己民族学生存在上述诸多方面的缺陷，我心里深感作痛；其原因在于从小接受的是水语，特别是小学生入学时连汉语都还没讲通顺，讲汉语有时颠三倒四，这样一来，写作能力也较差，有时受到其他民族学生的歧笑，也常受到老师的批评，所以他们感到自己被孤立，因而产生自卑的心里，这也是笔者亲身经历的。

自从2012年9月我校开设地方水语课程以来，学生对神秘的水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凭“似甲骨而非甲骨，似金文而非金文”的水族古文字，出土问世还早于甲骨文39年，就让学生无不惊讶。悦耳动听的水歌更赢得学生深受喜爱，2012年10月，县教育局民宗局举行了“少数民族歌曲进校园大赛”中，我校20多名水族小学生首次有机会登上了县级的舞台，向全县各中小学展示了自己水族民歌风采，他们拿到了一等奖的最高荣誉，很多水族学生，原来沉默少语，经历了这次活动，这学期都变得开朗活泼，课堂上表现非常积极，对学习显得很有信心；这不难看出，这是水族文化（水歌）的力量改变了他们的个性，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引导了他们积极向上的心理。换而言之，在水族地区用水歌这灿烂民族文化渗透到课堂中去，这对增强水族学生学习的信心，促使水族学生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消除自卑心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总之， 水歌渗透到课堂中对学生的发展意义深远，它不仅能够引导学生进入一种自由崇高的精神状态，享受水族文化的愉悦和诗意的，而且具有重要的化育、熏陶、清润的作用。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得到肯定和张扬时，他们就会对自己民族充分肯定和热爱。热爱自己民族的学生肯定会以本民族而自豪，相信也一定会热爱祖国这个大家庭，从而产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努力学习的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1]马婷婷. 汉魏六朝七言诗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06期

民族团结诗歌篇（8）

一、引言

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人民的劳动艺术结晶，其中凝聚了诗人很多的思想情感和品德操行，生活阅历和时代背景也都蕴含在其中，对当今的大学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在思想政治课堂上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和思想觉悟的提升。当代大学生现在普遍忽视了文学课程的学习，造成了文学素养整体上偏低的现状，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贯穿了大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涯，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担负着大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涵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带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让学生从中领悟更多的东西，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杜甫是唐朝的一位大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诗歌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忧国忧民的主题。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上对杜甫一系列诗歌的解读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树立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杜甫诗歌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

在中国一千二百多年前，有一位从朱门外，叛军营，栈道旁，茅屋中提起笔的人，从一个从广阔视角来通过诗歌反应社会战乱现实和人们的流离失所，“国破山河在”的悲伤，记录了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劳动人们的悲惨经历，抒发了诗人的忧伤和气愤，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面貌。他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

从文学文献资料统计来看，杜甫的诗歌现存有一千四百多首，诗歌都是围绕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个人的人生遭遇而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众多的诗歌里面，有些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有的表现了诗人对生活在水深火热战乱中的劳动人民的同情，有的则是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有的则是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眷恋之情。这些诗歌无不都深刻地体现了杜甫的爱国之情和爱国之心，爱国思想成了杜甫诗歌的主题。

杜甫的一生比较坎坷，屡试不第，献赋未成，所以仕途梦想也就此破灭，也让他对国家的统治忧心忡忡。生活艰难所迫让杜甫开始正视自己生活的现实，终于吟唱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在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城沦陷，杜甫被叛军所俘，押至长安，亲眼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写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出自杜甫的《春望》）这样感人至深的诗句。

杜甫的诗歌之中包含了这么多的爱国主义主题，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诗歌载体，对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进行解读，让学生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国学文化素养，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三、杜甫诗词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学功用解读

（一）培养学生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和歌颂之情

在杜甫的大部分诗歌里面，都对祖国的大好河山进行了赞美和歌颂，诗歌的高度概括性，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真挚性都达到了一个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成为了后代诗歌创作的楷模。

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对祖国大好河山，名川名山描写的诗篇，杜甫从二十岁起，先是在南方游走了吴越等地，之后又在北方游历了齐赵，过了“裘马清狂”的生活，亲自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的杜甫寄寓京华，晚年漂泊各地，只要是足迹可以到达的地方都有他的诗作问世。高耸的岱峰，险峻的剑门，秀丽的锦江，奇骏的山峡都出现在了杜甫的诗歌里面。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赞颂不同于其他的诗人，在对祖国大好河山进行赞颂的时候总是会结合现实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对于祖国命运的深刻关怀之情。在杜甫的诗歌《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悲壮的景色描写，表达了诗人背井离乡，一直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年老多病，同时国事不宁，重新回到故乡也遥遥无期的忧伤之情。另外在诗歌《春望》中有这样的一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感人至深的名篇，如果没有心中那颗对于祖国的炽热的心，又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杜甫在诗歌中通过自己的亲身游历描写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通过这些诗歌，培养学生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要经常走出课堂之外，亲自去领略祖国河山的壮丽和奇秀，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对于祖国河山的眷恋之情。

（二）培养学生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心

杜甫一生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直生活在社会中的劳动人民阶层，一直饱受着贫穷和颠簸流离之苦，所以用一种忧郁的目光目睹了唐王朝统治者的奢华无度和劳苦人民悲惨生活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让劳动人民是九死一生，忍受着妻离子散的痛苦。

在杜甫前期创作的诗歌里面，很多是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进行批评，表达了自己对于百姓疾苦同情的名篇。比如诗歌《丽人行》：“黄门飞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描写的是杨氏姐妹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诗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表达了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无限关怀之情，也是对那个年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在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曾经沦为胡虏，辗转到了祖国各地，亲自目睹了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所以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诗歌也都成为了经典，构成了杜甫诗歌的灵魂主题。在杜甫经过石壕村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征兵给人民带来的远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状；刚刚新婚不到一日的夫妇竟然成为了永别的惨状，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将士们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悲壮情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对渴望回到自己家乡的深刻思念之情。杜甫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如此真实地写“民”的诗人，让我们读起来有着一种患难与共的真实感，同样的遭遇也让杜甫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刻的同情。

教师通过对杜甫此类诗歌的归类和解读，可以让学生明白劳动人民群众的伟大和生活的艰辛，帮助学生树立起一种永远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思想观念，时刻想着劳动人民的疾苦，从心里树立起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

（三）培养学生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了自己强烈的民族意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战争和侵略。在自己的诗歌里面，杜甫反对唐王朝对吐蕃和南诏等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和侵略，同时也反对少数民族首领对中原地区的侵略和骚扰。杜甫在诗歌中当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睦邻友好和民族团结的态度，符合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在杜甫后期的诗歌作品创作中，主要多是写安史之乱的，在诗歌中杜甫同样表达了自己维护民族团结和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精神。在诗歌《塞芦子》中，杜甫反对军阀割据混战而提出了正确的军事策略。在诗歌《述怀》中，杜甫表达了想要通过拾遗这个谏官，帮助唐王朝评定叛乱，恢复祖国河山大一统的雄心壮志。“汉运初中兴”则是代指了唐王朝，表达了自己希望唐王朝可以再次恢复以前的模样，从而表达了自己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诗歌《北征》中，诗人杜甫还是时刻缅怀军家大事，终结以复兴希望。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军政大计的谋划，战乱中人民的苦难疾苦以及诗人本身的遭遇都真实、鲜明地反映出来了。

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有着这样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主题和人文之一精神，是因为作者生活在那动荡的社会中，生活面广，接触到了更多的下层劳动人民，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在诗歌中进行了最真切的表达。除此之外，在《诗经》和《汉乐府》中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等的情怀都对杜甫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杜甫继承前人的一切形式又有所发展。各种诗集杜甫都能纯熟运用。杜甫的五言古诗善于描写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和个人的漂泊。他的七言古诗长于抒写情怀，申述政见；他的五律和七律感情深厚，格调精深，在唐代很少人比得上；他的绝句数量不多，质量上乘，堪与唐代绝句名家媲美。

教师通过对杜甫此类诗歌的分析和解读，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古代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责任心，从而也鞭策自己要努力学习，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提高思想觉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涵养。

三、结语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在他自己一生所创作的一系列的诗歌中都时刻透着他那颗对于祖国炙热的心，诗歌中同时也反映出他那忧国忧民的思想，诗歌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了，品读杜甫的诗歌，总是会被那沉郁顿挫的诗风深深地感染着，被作品中根植于现实的高度爱国主义和深厚洋溢的人道主义深深震撼。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改革课堂教学手段，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新解读，帮助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和人文素质涵养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鲁金波 治国诗词殷鉴[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徐中玉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民族团结诗歌篇（9）

【致敬理由】

他是海南台办主任，2012年，他为琼台两岸交流所做的工作，并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效益具有重大的影响。

台办从文化着手切入琼台两地的交流，先后举办的“海南·台湾美术家交流座谈会”、“两岸诗画风采创展”、“台湾画家来琼驻点采风创作”、“山海传情·2012海峡两岸（海南）名家书画展”等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岸有了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8月，在刘耿的主持下，海南派出首个高规格文化交流团赴台访问，大大增强了琼台文化界对两岛文化交流的合作意识，并签署了《琼台文化交流合作框架协议》，从此让琼台两地文化交流合作迈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为了巩固《琼台文化交流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扩大两岸文化交流结果，11月，刘耿又主持举办“2012两岸诗会”活动，海峡两岸60多位著名诗人聚集海南，为两岸文学的发展和国际旅游岛内涵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带来了明显、切实的经济效益，在海南入境游客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台湾地区入境游客同比增长90%以上。

魏月蘅

魏月蘅，原天津日报新闻记者，天津教育新闻工作室主任，曾获天津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等光荣称号。现任《光明日报》海南站站长，高级记者。近年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很多刊登在报纸头条。2012年4月9日，长篇通讯《选择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一经刊登，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反响。

【致敬理由】

有这样一位记者，她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肩负社会责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用善于发现的眼睛，敏锐的眼光发现新闻，挖掘新闻价值；她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以心来写新闻，摒弃新闻的浮华和喧嚣，展现真实，还原本真；她的作品，处处反映出一个记者对人民的感情，以真示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她，就是魏月蘅。

魏月蘅，光明日报海南站站长，高级记者。

2012年4月9日，魏月蘅的长篇通讯《选择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在光明日报一经发表，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造成了极大的反响。这篇真实报道27位大学生在鹦哥岭创业的文章，深入报道典型，使得社会将眼光转向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关注海南那么一群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可爱的青年大学生，“鹦哥岭精神”得到弘扬，特别是对于青年人坚持与发扬远大理想、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发挥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新闻的价值正是在于影响社会。魏月蘅用切身的实践，克服困难、爬山涉水，上山下乡，走入群众，走进鹦哥岭，发现新闻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进而对一个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样一种社会价值的产生源自于一双敏于发现的眼睛，更源自于魏月蘅肩负社会责任、为基层呼吁的职业自觉与“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不懈追求。

陆文荣

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省道教协会会长、玉蟾宫管理委员会主任，海南沉香产业协会会长。致力于推广海南道教文化，推动沉香产业的发展。

【致敬理由】

他是玉蟾宫管委会的主任，也是海南沉香产业协会的会长。在海南他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挖掘推广道教南宗白玉蟾文化，一个是推动沉香产业的发展。

他说海南旅游不缺文化，缺的是对文化的挖掘，原本打算在文笔峰养蟒蛇的他，在得知南宗始祖白玉蟾曾在这里云游的故事后便开始挖掘起道教南宗文化。经过几年的发展，文笔峰已成了重要的宗教胜地，与南边的南山形成一南一北，一佛一道相呼应的形势。

在海南确立打造生态省目标时，他结合海南沉香的历史优势和在海南的地理气候优势，他提出了“打造国际香岛”的概念，并正在发力落实。2012年4月，他主持举办了2012首届中国（海南）国际沉香旅游博览会。为期四天的博览会带来了3万的访客和3.5亿的交易额。农民开始大量种植海南沉香（白木香树），企业也开始研究起沉香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与之配套的产品研发、贸易、香文化专题大型会务活动也追随而来，海南正在形成了一条香料产业链条。

无论是文笔峰玉蟾宫承载的南宗文化，还是国际香岛的提出，陆文荣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添加内容和魅力的同时，也博得了经济与生态以及文化效益的多赢。

沈桂林

江苏镇江人。现任海南江苏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海南泰特典当有限公司、海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海南泰达·美丽道画苑的董事长。作为美丽道国际艺术机构的董事长，沈桂林以一位儒商的身份宣传着海南本土艺术家，推广海南本土艺术品牌。

【致敬理由】

他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泰达·美丽道的董事长，却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市场化艺术推广渠道相对滞后的中国，常让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长期蒙灰落尘，无法与国外艺术一较短长。2007年，沈桂林觉得自己为文化推广尽一己之力的时候到了，他首先在海南成立“泰达·美丽道”画苑，填补了省会城市海口无高品味画廊的空白，并将画苑定位为推广海南本土艺术家。

海南没有美术馆，美丽道似乎在海南充当了民营美术馆的角色。到目前为止美丽道举办了近百场包括展览、沙龙、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丰富了海南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核心竞争力。2008年，美丽道被文化部评选为“中国诚信画廊”，成为海南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化企业。

美丽道一边进行商业运作，一边进行艺术推广，将艺术与市场进行良好的对接。把更多海南的画家推介出去，也把许多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家吸引过来，增加他们的交流与互动，实现高位嫁接。

沈桂林以一个企业家的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宣传着海南本土艺术家，打响海南本土艺术的品牌，目前，美丽道已开到北京、巴黎等地了，海南的艺术作品将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郭凯

郭凯，现任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传世黎锦研究所所长、海南省非物质文化研究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织锦专业委员会委员。郭凯创办了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致力于积极抢救、保护和传承黎锦文化，开发出广受社会赞誉的黎锦文化产品；创建了传世黎锦工艺研究所，开办黎锦技艺培训班，由私人出资在海南省图书馆建成“黎锦文化艺术展示中心”，将自己倾囊收集的大量价值不菲的黎锦珍品展示于此，并坚持免费对外开放。

【致敬理由】

她原本是一个旅游公司的董事长，遇上黎锦之后便喜欢得不得了，面对其濒临消失的现状，她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毅然投身到黎锦的开发与保护中，尝试着把原生态的、很多人不接受的黎锦带向市场，将黎族文化推广给更多的人。

黎族人接受了现代的服装，会织黎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早些年的海口，96%的人不知道黎锦是什么东西。郭凯觉得作为世界遗产的黎锦应该保护，应该推广。她到五指山黎族聚居区开办黎锦学习班，挨家挨户的上门找人来学习，年轻姑娘更是从头学习黎锦纺织工艺。为了鼓励大家织黎锦，她专门成立锦绣织贝公司，将所有学员织出来的黎锦全部收购，还到村里不断的收购，让黎族人知道黎锦不是没用的，而是好东西。

面对收回来无法利用的黎锦，郭凯在市场上努力寻找出路，她将人们不愿意穿的黎锦传统服装裱上画框，当作旅游纪念品来卖。为了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和可利用性，她还在黎锦图案中加入现代元素，研发生产出了十大类数百个黎锦工艺品和各类装饰品。

除了研究所、博物馆，在高端礼品商行里、在各种大型展会上，黎锦开始频频出现，商品化后的黎锦拯救了它鲜有人问津的命运。各民族市县开设传习所，大中专院校都开设了黎锦相关课程，在市场自发调节下，黎锦的传承与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黎族地区了。

沉寂了三千年的黎锦爆发的勃勃生机与郭凯不无关系。

吴东民

字美教，号半坡，海南省万宁市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海南省书画院院长，省优专家，中国文联、中国书协“德艺双磬”艺术家。主编出版作品集《海南青年书法家作品集》、《海南省中青年五人书法作品集》、《黄强书法作品集》等并出版吴东民个人书画作品集。

【致敬理由】

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海南本土书法家。不但在书法创作、绘画创作、书法组织工作上有着显著造诣，还积极推动海南书法走向中国最前沿。

吴东民的书法作品根植传统、紧跟时代，在当代书法创作领域，吴东民以纵横开阖，爽健挺拔的行草书艺术独标风范，其创作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是我国当今书坛领军人物之一。2012年，作为书法创作的中坚力量，吴东民的6件作品进入中国美术馆“翰墨传承——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展”参展，2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绘画方面，2012年8月28日，由政协海南省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书画室联合举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一海南作品展”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幕，包括吴东民在内的10位海南当代国画家受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亲切接见，海南国画作品备受好评。

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赵长青曾说，“长期以来，吴东民始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创作热情与扎实的工作作风走在中国书法事业最前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强烈的责任感意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向前发展做积极努力”。中国书画名家报主编马奔如是说，“海南不是一个文化大省，也不是一个书法大省，但是在吴东民的带动下，海南可说得上是书法名省。”吴东民不仅创办了《天涯书艺》与《艺术时间》报刊，及时将海南书法家书法佳作寄给全国各地书家同仁欣赏品评；2012年，他还积极策划承办海南书画国际双年展，推动“中国书法之乡”落户儋州。

谢文经

谢文经，（1931—2012）海南省临高县人。1953年调入海南民族歌舞团（即广东民族歌舞团）担任歌队队长、演唱演员、创作组组长和艺术委员会主席。曾在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进修作曲，是中国音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广东省音协理事。毕生从事海南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并创作出大量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歌曲《舂米谣》、《久久不见久久见》、《黎家姑娘》等，都获得过部级或省级奖项。

【致敬理由】

他当过小学音乐教师，他在海南民族歌舞团当过歌队队长、当过演唱演员、创作组组长，他是一个民歌作曲家，毕生从事海南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并创作出大量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歌曲《舂米谣》、《久久不见久久见》、《黎家姑娘》等，传遍海南岛内外，被誉为海南本土音乐泰斗。

为了获取最真实、最朴素的创作素材，他常常深入到黎族生活区去，还拜民间艺人为师。他精通黎苗族、临高和儋州调声等多种曲风，他创作出近千首的作品，深受各大合唱团的喜爱。他培养了不少海南本土的歌手，黎族青年歌手黄婷丹，苗族歌手陈颖春和琼州学院老师李爱京等。他教导学生演唱时要抓住歌曲的灵魂，要唱出民族风，对海南本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

海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合唱协会会长张德美说：谢文经的创作既没有离开原生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不失自己原创的东西。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有才华的音乐家不一定能做到的。

刘贵宾

旅琼艺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天津工艺美院教授。画家在水彩画、水粉油、油画各个领域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以油画更为突出。在天津、深圳、三亚、海口等地多次举行个人画展，众多作品被选入收藏。出版有《刘贵宾油画选》、《刘贵宾油画静物画选》、《刘贵宾油画作品集》、《刘贵宾油画集》、刘贵宾等五人《中国当代名家集》。

【致敬理由】

他是一位旅琼艺术家，也是海南画派的代表画家。他，有着强烈的海南情怀，感受海南，表现海南。他走入黎苗村寨，艰苦跋涉于原始热带雨林，发掘海南本土题材。在他的笔下，雨林植物，海景、人物，无不展现出一种生命力，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他的画风，写实，严谨，给本土画家带来触动，为海南艺术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谦和内敛，关切生命，具有高尚的艺术人格。他是刘贵宾。

刘贵宾来琼之后，创作出众多海南特色的绘画精品，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向人们展示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绘画，发展海南本土风格，为海南地域风格画派的形成与枝繁叶茂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贡献了重要力量。

刘贵宾注重传播海南地域画风，与众多海南艺术家一起，积极参与推动海南绘画对外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海南，使得海南画派逐渐为外界所熟知。2012年，《海南风》琼港美术展在海南、香港两地展，与其他六位画家的画作一起，向香港同胞与海内外人士展示了海南的自然、人文之美，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南艺术，感受海岛文化。同时，也进一步向外界呈现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成就与风采。

彭煜翔

海南省歌舞团团长。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家一级编导、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奖剧目《黄道婆》的编剧、执行导演，2010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上海世博会先进个人”称号。主要作品有民族舞剧《黄道婆》、歌舞诗《中国有个海南岛》、黎族歌舞诗《黎族故事》等。

【致敬理由】

从民族舞剧《黄道婆》，到歌舞诗《中国有个海南岛》再到黎族歌舞诗《黎族故事》，彭煜翔除了是一位优秀的编剧、导演，还是海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者、海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打造者，更是海南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者。

彭煜翔，海南省歌舞团团长。作为一名优秀的编剧、导演，彭煜翔有着独特的创作视角和理念。他注重全方位挖掘海南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最全面、直观地表现海南的地域风光和风俗人情、挖掘海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海南黎族的传统文化。

大型歌舞诗《黎族故事》正是彭煜翔导演表现海南本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作品，它以海南岛上黎族祖先传说为主线，以4000多年前黎族先民渡海迁徙海南岛的情、景、梦为魂，表现了黎族先民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发展历程。2012年7月9日《黎族故事》凭借深刻的思想主题、唯美的舞台呈现，浓郁的海南特色，在进京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时，一举摘得包括最高奖项剧目奖在内的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等11项大奖，同时剧组还赴韩国丽水参加世博会，向世界人民展现海南。

弘扬地方历史传统，创作民族文化精品，打造具有海南本土特色的文化形象，传播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彭煜翔正是致力于此。

江非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首位驻校诗人。曾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第六次全国青创会，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北京文学奖、诗歌中国年度青年诗人奖、中国诗剧场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等。著有诗集《那》、《独角戏》、《一只蚂蚁上路了》等，诗歌作品《妈妈》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现在海南澄迈县文化馆工作。2012年凭借诗集《独角戏》获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

【致敬理由】

2008年，一本《金江文艺》使多才诗人与海南结缘，江非来到海南，从此开始了移居南国的写作。作为海南诗坛中的一份子，他和海南的诗人朋友们一起，在大海和太阳的启示之下，更多的反思自己的写作，反思诗歌，写出更多符合海南的天地馈赠的诗歌。

江非是海南诗人，也是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诗人。他的存在，在海南诗歌复兴的时代氛围内，为海南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用诗歌来表达自己、认识外面的世界，是他不放弃的一种个人努力。对于他来说，通过诗歌，表达的更多的是对于隐秘未知的迷恋、追问，对于幸福与痛苦根源的挖掘。“要用辩证法找到事物之间的矛盾，打开诗歌的通道，进而找到万物之间那种比数理定律更让人在感情上、精神上所乐于接受的和谐。”

在海南的诗坛海军中，江非是一位新人，也是一位老人。他从13岁就开始写作，作品丰富，著有诗集《那》《独角戏》《纪念册》《一只蚂蚁上路了》等，诗歌作品《妈妈》入选人教版《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教材。他是中国诗歌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国内首位驻校诗人，曾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第六次全国青创会，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北京文学奖、诗歌中国年度青年诗人奖、中国诗剧场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2012年诗集《独角戏》获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这样一个奖项旨在鼓励新人、推出新人，以丰富当代诗歌美学、促进诗歌的繁荣和发展。

民族团结诗歌篇（10）

在雪域高原，有这样一批诗人：他们在苦难和战争中走过来，把自己的生命和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为沸腾的生活同奏凯歌，也一同经历风风雨雨。诗心如火，诗心似海，每一首诗，都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他们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声音，记下了那个时代的足迹。他们的名字，已记在中国的新诗史上，饶阶巴桑便是其中的一位。

饶阶巴桑，1935年生于云南省德钦县。1951年参军，先后当过战士、翻译、侦察兵、文化教员、干事等。1954年底开始发表诗歌，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云南分会理事。代表作有《母亲》、《高山上》、《子弹》、《金沙江边的战士》等。著有诗集《草原集》、《鹰翎集》、《石烛》等。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诗人，同时也是属于雪域高原军旅诗群中的一员。雪域军旅诗群，这是一个特殊的诗群。饶阶巴桑在解放和建设的同时，也开垦了新文学的处女地。其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歌颂康藏公路筑路战士艰辛的劳动和英勇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二是反映农奴的悲惨命运和翻身解放的历史进程。除了饶阶巴桑，雪域高原军旅诗群中的代表人物，还有高平、杨星火、周良沛、顾工等。

饶阶巴桑以作为创作母题，因而题材也较为集中、深厚;在诗歌内容和情感基调上与当时的时代同步，都是时代“大合唱团”中的一员。正如顾工所说：“一个辉煌的胜利，接着一个辉煌的胜利;一个欢腾的节日，接着一个更欢腾的节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诗歌的主题。”[1]艾青写过这样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不光是艾青的心声，也是饶阶巴桑的心声。或许这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关于诗的信仰。读了他的作品，笔者也开始理解这种信仰。我们的生活不正是缺少这种东西吗？

作为一位时代的歌者，在战火的洗礼下，饶阶巴桑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战士，他以一个军人的豪气、诗情和睿智，开始了永不停歇的歌唱。五十年代初诗人进军，雪域高原的美让诗人的灵魂战栗，百万农奴得解放的翻天覆地的巨大社会历史变迁，极大地震撼了诗人的心灵，写出了震撼人心的诗作，动人心弦的篇章。

一、史诗般的历史叙述

饶阶巴桑的诗歌多以中央平息和解放百万农奴为历史背景，通过一组组诗歌片段的衔接，用如椽的大笔在文学的天空，记录下历史的足迹，史诗般的历史叙述，用诗的语言描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热情歌颂了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而作出贡献的进藏官兵，歌颂了汉藏民族之间浓厚的兄弟情谊及和平解放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动人气象。

作为当时占绝对地位的政治抒情诗，饶阶巴桑的诗歌具有宏达的视野与情怀。虽然诗人写作的切入角度和选取题材上是表现个体，但作家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实现超越个体自我，上升到政治国家的高度上来，诗以此为生命。饶阶巴桑诗的主题是对党、、的赞美和歌颂，譬如：《步步向太阳》诗人把“舞步”想象成为“海螺”和“鹏翼”，把“我”形容为“欢跳的小溪”，把北京街道幻化为“水晶满地”。体现出诗人想象力丰富，思维跨度大，其美感效果也就十分特别。还有另一首体验高原牧场的短诗：

细细的风牵我缀绳走栈道，

――翻一山，尝一山野果，

浅浅的浪送我马蹄过沼泽，

――走一路，拾一路牧歌。

甜的山果，甜的牧歌，

巡逻兵再也不能贪得更多，

让剩下的一切甜的滋味，

悄悄流入他人的生活。

――《牧歌》

在这短短的八行诗中，充分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将巡逻兵在栈道上的所见所闻进行了热情洋溢地赞颂，笔触委婉，将读者的思路打开，给读者以补充、遐想和生发的广阔空间;同时，作者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让不同的感觉通过替代和转换形成活泼、新奇的意象。

饶阶巴桑认为：诗是召唤大众前进的号角，也是打击敌人有力的武器，诗从来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该为政治服务，诗人应该表达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所以，对饶阶巴桑而言，诗就是走向革命：“因为我是士兵，所以我要写诗;因为我写诗，我才被称作士兵。”他的诗歌创作并非是要建造一座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将诗所彰显出的精神转化为自己及读者的行为。

饶阶巴桑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诗人，他不满足于自己这种绝对的政治抒情诗，他自己也说过，根据“诗情画意”的说法，他深感诗应以情为重，以情掀起读者心海中的情潮，以情陶冶读者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以情激起读者奋发图强，保卫，建设的斗志;以情引起读者强心美育的喜、怒、哀、乐的情思。诗人在此也回归到诗歌的本质――抒情。

二、多彩的艺术美

诗人受到藏族传统文化的氤氲，藏族民歌和藏族文人诗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诗歌应能“谱曲能唱，离曲能读”，强调诗歌应该让读者的情感随着诗行的声调韵律，时高时低，或急或缓，时轻时重，或大或小，时亮时暗，或起或伏地波动、变化、流淌、宣泄，一咏三叹，回环往复，为诗歌的音乐美所陶醉。因此，饶阶巴桑的诗读来朗朗上口，别具音乐美。诗人特别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注重学习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因此他的诗歌创作，总是能在生活中寻找不竭的创作源泉，读来亲切感人，更能激发人内心深处的情愫。

“饶阶巴桑是位很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想象占有其特殊、突出、显著的地位，所表现的形式也非常广泛，因为诗人对表象进行了不同的选择，进行了不同的分解和综合，创造的凭借物也不同，所呈现的形式也就各不一样。作者把并不相关的表象，通过意匠经营，使它们发生联系，显示出其加强渲染某一表象的创造性思维。”[2]饶阶巴桑在诗歌创作中所用的比喻、比拟等手法就是这种想象思维的结晶。

夜在旋转，旋转，

好象河边的磨盘在和金鱼谈情，

它低声地、低声地叙谈，

这催眠的声音灌满了我的弹仓，

醒着的却是我的每一粒子弹。

―一《夜》

“夜”与“磨盘”、“金鱼”之间本来都是完全无关的表象，然而作者的想象如同丝线一般，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曲折地从侧面表现了事物的内在美感。起沟通两个不相关事物桥梁的类比想象，并非是要企求两个事物在形态上完全等同，因为完全等同就如同折断了想象的翅膀。饶阶巴桑在“面目全非”的表象中创造出的某种“相同”，能使人对事物的本质产生一种新颖的、深刻的美感，加深了诗歌本身想象的跨度与审美感受的深度，使二者形成某种限度内的成正比。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饶阶巴桑的写作充满了军旅色彩，其关于的诗歌，抒写了作家对于那一片高山厚土的热爱和依恋。其多种艺术形式的运用，使饶阶巴桑创作独具特色。在其作品中，比喻、拟人、夸张、排比、通感、意象等修辞手法比比皆是，使诗歌读来充满韵味，使诗读来更鲜活，给人一种清新愉悦的感觉。他运用多种意向表达自己的感情，通过新奇的、变形的意象来凸显诗意。在他的作品中，诗人大多以旁观者和讲述者的身份存在。他善于把自我的情感放在诗歌意象之中。通过描写，精心营造出富于暗示性和感染力的意象。将生活中寻觅到的寄托物、假借物通过想象，变形表现出来，使意象暗藏含蓄，而又深远广阔。在《瀑布》一诗采用喻义性的意象，在确定性中又有某种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如同饶阶巴桑的许多诗中，生活事物在情感想象的作用下，被假借地应用在诗中，赋予了全新的美学意义。

饶阶巴桑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内心体验。诗人在创作中有一种“诗的直觉”，它能有赖于自由想象的能力和智性固有的力量。他诗的直觉唤起他的感悟力和创造力，使它发生作用;并能使它感受现实中发出反响的那个奥秘，它就处在智性之泻处，推动诗歌的创造，达到主观和客观融为一体，感性与理性合二为一，具体和抽象融为一体，假性具体意象便因之产生，从而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诗境。

饶阶巴桑的诗，注入了散文般“行云流水”的行文风格。作者不拘泥于死板的诗歌样式，独具匠心地开辟了一套自己的风格。作者在其中蕴含了自己对人民至深的感情，作者的诗，不同于“诗言志，歌咏言”般的立志诗，而是像“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般的抒情诗，情之所至，便成其诗。“新批评”派维姆萨特认为：在最杰出的艺术里，思想的普遍性化入个别形体，在个别形体里体现思想的普遍性。维姆萨特这种“具体共同”理论，实际上是指文学作品中感性和理性的相互融合、感性和理性有机统一，则成了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饶阶巴桑的诗就是抽象与具体紧密结合，理性与感性的有机融合、水融。

作为现实主义诗人，饶阶巴桑的诗也表现出浪漫主义想象的奇异和广阔。诗人将想象的骏马跨越于现实生活的沃土之上，驰骋于虚幻的境界之中。《牧人的幻想》塑造了藏族牧民的典型。一位斑白头发的牧羊人，解放前放牧数十载，只有天空和白云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他对白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云儿似牦牛、绵阳、白马，自由的在天空中奔腾翱翔。解放后，“新的生活带给他新的幻想”。老牧人迎着朝霞，头发变得黑亮起来，从此他不再羡慕云儿，物质上的丰富让他精神更加洒脱。《牧人的幻想》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的纵向比较中来建构自己的诗歌体系，以此赋予诗歌强烈的冲击力度，表现解放前后和农牧民命运的巨大变化。抚今追昔，忆苦思甜，对中国共产党、国家领袖、将士的歌颂，对解放后人民幸福生活的热情赞美，这是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在艺术上，饶阶巴桑的诗歌以浅近直白为基本特征，没有文辞晦涩难懂，没有复杂语言句式。因为当时的大多数革命诗人认为，繁复的形式和陌生的语言，会让大众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创作诗歌的本身，就是给这些刚刚站起来的翻身农奴传播接收的。如果他们阅读不了，这种诗歌就丧失了宣传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只有将情感直接宣泄，把固有逻辑和日常生活中群众的语言直接糅合到诗歌中，而这正是诗人追求的艺术特色。

三、结语

在共和国早期的诗歌版图中，政治诗歌无疑占有绝对的比重。虽然无论从创作实绩还是以影响力来讲，饶阶巴桑都不是最重要的诗人，但是却可以被称为那个时代最“标准”的“战士型诗人”。[3]他的诗鲜明而规范地体现着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及文学主流一致的藏族诗歌的总体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对于藏族当代文学史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饶阶巴桑的诗歌总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交相迸发，他多次强调“诗歌是人的情感的迸发。”“诗人须有情，诗人须多情”、“诗情燃烧的时候就像发热病”等，因此读他的诗，总是被他那饱含激情的颂唱所感动所激励，给人以澎湃向上的力量。然而另一个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情愫的绝对扩大蔓延，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诗歌艺术美的范围，降低、弱化了诗歌的审美性。特别是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诗歌，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有些诗歌流于“为歌颂而歌颂”，忽视了对诗歌本身的艺术美的塑造。完全从诗歌美学角度上审视，这种诗歌难逃意象的凝固化。在他的一些诗歌中，有较多频率使用的意象：“革命”、“朝霞”、“红旗”等。由于被反复使用，不断强化，多多少少让其诗丧失了美感，变得呆板、单调、平乏。

诚然，这也是当时红色诗歌普遍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女作家马丽华在《雪域文化与文学》一书中写道：“那一时代的文学基调是高大的、高调的和高蹈的，是激越的和昂扬的，响应了新生中国、新生的欢欣鼓舞，写照着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翻身做主焕然一新的思想风貌。由于是未经前人开垦的生荒地，虽有刀耕火种，开辟蒿莱的艰辛，但在素材题材的选取上，也有俯拾即是的便利――生荒地也可能是沃土，经年的腐植质足以使第一茬庄稼获得始料未及的丰收，更何况这些置身于火热的生活之中的部队作者。这一时期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就是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内容：向着北京的礼赞，对于刚刚逝去的旧社会旧制度的控诉和批判，军民团结，民族团结以及新人新事新思想新感情，总之这是一个歌唱太阳，歌唱新生的时代”[4]饶阶巴桑的诗歌记下了那个时代的足迹，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的名字，已载入了新中国文学辉煌的史册。（作者单位：民族学院文学院）

本文是2013年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诗歌创作、接受与批评――当代藏族新诗研究》（编号：2013ZJRW6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东方民族网――五十年：http：//.cn/xizhang50/wenxue/xizhang1.htm。

民族团结诗歌篇（11）

说起这首歌曲的由来，不得不说当时的著名导演刘琼，原名刘伯瑶，找到了当时小有名气的葛炎，因为当时的刘琼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素材，并且想把它拍成电影，而这个素材就是彝族撒尼人口口相传的爱情故事“阿诗玛”，当时葛炎在看过这个素材后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刘琼，并开始了歌曲的创作和改编，那时候新中国成立没几年，所以也请了那时候民歌界很出名的杜丽华老师演唱，这首歌曲和故事也深深地感染了杜丽华，从此以后杜丽华就定居在了云南，一次一次的回味那个故事和那首歌曲，这首歌曲也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一直被广为流唱。

最早认识“阿诗玛”，是从爷爷奶奶的口耳相传中，那时候我只是好奇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情节，并没有深刻的了解故事背后很多内涵，“阿诗玛”是撒尼族的一个女孩，传说她勤劳善良、朴素热情、能歌善舞、不畏强权，其实这些主要是那时候撒尼人的缩影，她爱上了彝族小伙“阿黑哥”，这个时候传说中的恶势力就出现了，地主的儿子“阿枝”也爱上了“阿诗玛”，所以他和“阿黑哥”两人开始比赛对山歌等等，但是每次都是阿黑哥胜利，心胸狭窄的地主“热布巴拉”就勾结了神话中的“崖神”，用洪水卷走了“阿诗玛”和“阿黑哥”，但是有“阿黑哥”一个人活了下来，那时候只能听见“阿诗玛”弱弱的喊了一句“阿黑哥，救我”，就再也没有声响了，当“阿黑哥”上岸以后他就一直在寻找“阿诗玛”，他一直一直寻找着，找到大河变成了小河，每次他大声呐喊“阿诗玛”，就听见远远地传来同样的回音，也许是上天不忍心善良的“阿诗玛”就此香消玉殒，所以把她变成了一块很大的石头，也就是后来所传颂的“回音石”，每次你说什么话都可以把你的声音给传回来，现在这块石头就屹立在云南的石林当中，每每看到在夕阳中背着竹篓，身穿撒尼族服装的石头，就忍不住有些怀念和感慨那一段令人有些伤感的故事。虽然“阿诗玛”作为“回音神”屹立在石林，但是真正的起源地却是在云南的曲靖，也是自己的故乡。

这首歌曲的调式是大调式，也是民族民歌常用的徵调式的，《阿诗玛》这首歌曲，描写的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虽然经历了苦难，但是他们还是那么的勤劳、热情，想要过上“我织布来你放羊”的幸福生活，并没有被恶势力所击倒。这首歌曲在故事中是属于中段部分描述，也是“阿黑哥”刚把“阿诗玛”迎接回家的片段，那时候地主的儿子“阿枝”刚刚输了，地主“热布巴拉”也刚要请“涯神”对付他们，但是那时候“阿诗玛”和“阿黑哥”并不知道，他们只是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一边唱歌一边骑马回家，并且“阿黑哥”希望回家后妈妈看到美丽、勤劳、善良的“阿诗玛”感到开心快乐。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表达撒尼人民对没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对一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