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证明书大全11篇
时间：2023-01-21 05:26:02
法人证明书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柿×市公证处
公证员 (签名)
××××年×月×日
注：证明企业、公司法人用
法人证明书样本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印章)
一九 年 月 日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民族：
住址： 电话：
注：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我单位 职务。
特此证明。
公司 (盖章)
二0一0 年 月 日
3.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印章)
一九 年 月 日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民族：
住址： 电话：
注：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姓名) 在我公司任 职务，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签章) 2010年 月 日
委托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受委托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与 因 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诉讼人。 人 的权限为： 人 的权限为： 委托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格式法人身份证明书
________现担任我单位________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法人证明书《公司法人证明书》。
我单位主管部门为________(中央在京单位，市委、办，区、县)。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性别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单位盖章)
注：在仲裁活动过程中，单位法定代表人更换的，应向本委提供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继续参加仲裁活动。
格式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________现任我单位________职务，为________主要负责人，特此证明。
附：________主要负责人：
性别：________
年龄：________
民族：________
住址：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
(单位全称，加盖印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文书要点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是劳动争议的一方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职务的证明文书。
特别提示
填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法人证明书篇（2）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时间：________ 年__________ 月__________ 日
经营期限：
姓名：______ 性别：_______ 年龄：________ 职务：_______
系__________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的职责
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代表企业法人参加民事活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并接受本企业全体成员和有关机关的监督。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他人代行职责。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他人代行职责时，应有书面委托。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法定代表人行使的职责，不得委托他人代行。
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不得同时兼任另一公司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特殊需要兼任的，只能在有隶属关系或联营、投资入股的企业兼任，并由企业主管部门或登记主管机关从严审核。
法人证明书篇（3）
兹证明中国××××公司（单位全称）是经××××（依法有管理权的机关）核准登记，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中国国营（或集体）公司（或企业）。公司（或企业）地址：××省××市××街××号，总经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公证处
法人证明书篇（4）
法定代表人指依法律或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我国法律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一般认为法人的正职行政负责人为其惟一法定代表人。如公司为董事长或执行董事或经理(《公司法》第13条)，而证券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为总经理(《证券法》第107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厂长或经理。
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人在内部关系上也往往是劳动合同关系，故法定代表人属于雇员范畴。但对外关系上，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其与法人之间并非关系，而是代表关系，且其代表职权来自法律的明确授权，故不另需法人的授权委托书。是故，法定代表人对外的职务行为即为法人行为，其后果由法人承担(《民法通则》第43条)。并且，法人不得以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职权限制对抗善意第三人(《合同法》第50条)。
法定代表人特征：
(1)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或法人的组织章程规定的。
(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3)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自然人。法定代表人只能是自然人，且该自然人只有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活动时才具有这种身份。
法定代表人职责：
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代表企业法人参加民事活动，
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他人代行职责。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他人代行职责时，应有书面委托。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法定代表人行使的职责，不得委托他人代行。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签字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姓名、性别、年龄)在我公司(或者企业、单位)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是我公司(或者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公司(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年×月×日
法人证明书篇（5）
单位全称（盖章）
一九＿年＿月＿＿日
法人证明书篇（6）
（一）调解书的生效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第89条“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诉法意见》第96条规定：”调解书不能当庭送达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的生效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 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因此，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自双方在民事调解协议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的外，以当事人签收调解书之日为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日期。如调解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的生效日期。
（二）一审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就是说判决的生效日期是上诉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那么上诉期间如何确定呢？《民诉法意见》第165条“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先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当事人的上诉期届满后，判决书、裁定书并未生效，只是该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了，因为后收的人仍有权提起上诉，要等后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当事人的上诉期届满后，判决书、裁定书才生效。
因此，一审判决书的生效日期是上诉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判决书如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判决书的当事人的上诉期届满的次日为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三）二审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及依法不准上诉的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五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二审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及依法不准上诉的判决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但其生效日期，民事诉送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上述判决是终审判决，不能提起上诉，但仍存在生效日期的确定问题。是判决书的作出之日，还是送达当事人之日？笔者认为，应是送达当事人之日。因为判决书只有送达才能产生法律后果，当事人才能按照判决书来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在判决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时，应以最后收到的判决书的日期为生效之日。虽然当事人收到的时间有先后，但同一判决的生效日期只能是一个，否则当事人也无法正确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
因此，二审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及依法不准上诉的判决书的生效日期为当事人签收之日。如判决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判决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四）支付令的生效日期
《民诉法》第191条规定：“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192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期限是十五日，在此期间内债权人不能申请执行，因为债务人只要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自行失效。从表面上看支付令似乎一送达就生效，因为债务人如没有异议，应当在15日内清偿债务，但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效，还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支付令还有可能自行失效。
因此，支付令的生效日期是债务人收到支付令之日起第十六日。
（五）裁定书的生效日期
民事裁定书主要是处理程序问题。由于民事裁定内容和制作法院不同，因而民事裁定生效时间也不尽相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裁定，一经送达便产生效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制作的第一审民事裁定，除“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和“驳回”裁定允许上诉外，其余裁定一经送达便生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制作的有上诉期的民事裁定，在上诉期内当事人不上诉且上诉期届满的次日，为该民事裁定生效之日。
二、生效日期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相关法律规定
（一）对当事人再次的规定
《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的，不予受理。”
《民诉法意见》第144条“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月内又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二）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规定
《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民诉法意见》第204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在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第212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的二年为不变期间，自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次日起计算。”第208条“对不予受理、驳回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
（三）对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
《民诉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 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了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民诉法意见》第225条“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支付令的期限，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四）当事人迟延履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民诉法意见》第293条“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第294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第295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义务
生效日期是以民事裁判文书的送达日期来确定，因各当事人收到民事裁判文书的日期可能不一致，生效日期又是按后收到的当事人的签收日期来确定的，因此，在民事裁判文书不是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时，当事人自己是无法知道生效日期的，只有法院才知道。权利人可能会来法院询问生效日期，义务人就不一定会主动来询问了。如果法院不主动通知当事人判决的生效日期，就必然会影响当事人相关权利的正确行使，也给有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不便。
法人证明书篇（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未上诉的第一审离婚案件的离婚判决，在上诉期届满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出具判决生效证明书并加盖院印，以此确认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附：×××人民法院证明书（样式）
1991年10月24日
×××人民法院
证 明 书
(年度)×民初字第×号
本院关于×××诉×××离婚一案的（年度）×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法人证明书篇（8）
附件：外交部领事司关于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书以减少交纳所得税事（1974年9月17日）（74）领认文字第372号全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74）沪高法刑字第239号函悉。
关于旅加华侨要求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书以减少向加方交纳个人所得税一事，经向我驻加拿大使馆了解：
法人证明书篇（9）
（一）公文书证证据效力的评判
1．公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无论为处分书证或报告书证，对其中所记载的事实，均认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日本学者三个月章认为，“有关形式上证据力的认定，或多或少都存有推定。亦即，如根据文书的方式即内容认定为公文时，则推定为真实成立。”[18]记载公共管理机关（如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机关等）意思表示的公文书，即处分性公文书，如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公文书等，能够直接证明该公共管理机关在该公文书载内容上的处分事实。例如，行政处分的公文书，即有证明在该公文书上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事实之效力，应当直接认定其具有形式上证据力。对此，法院不得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否则将有悖于设立公文书制度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不利于交易上的安全。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类公文书形式证据力的认定，在理论上一般不认为可以提出反证，否则，将降低公文书的信用，同时也导致诉讼迟延。[19]
记载公共管理机关观念表示（认识表示）的公文书，即报告性公文书，同样系其作成者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按法定方式而制作，因而具有证明其中所记事项属于作成者行为之效力（形式证据力）。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应该法律的规定，检记记录、送达书证、执行记录、票据拒绝书证、登记簿、户籍、受理证明书、邮件收受证明书等都属于此种情况，应当推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公文书，其形式上证据力可以根据文书的程式和意旨直接予以推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有争执，认为其不真实者，可以提出反证予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出反证予以”，并不是指对此有争执的对方当事人仅仅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实际上负有本证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果不能使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相信公文书为虚假，仅仅使法官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对方当事人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法官必须采信公文书为真实。
公文书证之所以能够产生形式证据力推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的考虑：
首先，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行使公权力而形成的文书证据，一般要遵守一定的程序，特别是一些生效性公文书，需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才能够制作形成。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处罚的程序，也赋予了相对人的充分的救济手段。由于有规范的程序保障，制作的公文书证一般真实可信，和私文书证相比较，显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其次，一般而言，公文书往往有法律的特别保障，如《刑法》中关于伪造文书罪的规定，这里就是对伪造公文书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刑事制裁。由于法律对公文书的特别保护，从而伪造公文书就更加困难，虚假而不真实的公文书相对而言就比较少，赋予其形式上的推定力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最后，由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制作的，是运作公共管理权力，履行管理职责的结果，往往会保存在档案资料中，可以随时查阅的。正是由于公文书存在这样的管理制度，审核和核对公文书是很容易的，故意提供虚假的公文书很容易被发现和查明。
2．公文书证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是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依据法定方式所作成的书证，因而与私文书证的证据力，是有所不同的。依据文书的程式及意旨认定为公文书的，推定其内容为真实。如果对公文书证的真伪产生怀疑时，法院应当请相应的制作机关或公务员陈述其真伪。对此，提出该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不必证明公文书证为真实。如果对方当事人仍然对此有争执，应举出反证以证明公文书证为非真实。但对于外国公署或外国公务员于职务上作成的公文书证，不能当然推定为真实，应当由法院审酌情形断定其真伪。如果法院审酌情形，依自由心证不能判断其真伪的，提出该项书证的当事人对该外国书证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20]但如果经驻在该国的本国大使、公使或领事证明的，应当推定为真实。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第170条关于公文书效力的规定认为，“公文书推定为真实，对公文书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当事人任何一方对公文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对此负担证明责任。”这也表明我国学者也大都认同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第902条的规定，盖章的国内公文、无印章的国内公文、经过证实的公共记录、官方出版物、经过认证的文件等，并不要求其在采纳作为证据之前有其他外来证据证明其真实性，而可以直接确认其证明力。在法国，公文书证具有特别的证据效力。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19条的规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规范要求的公文书证，直至提起伪造文书之诉讼为止，始终产生证据效力。因为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必须通过方式才能达到否认其真实性的目的。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据力也同样可以被推定。如果公文书所记载的是在公共机关和在制作文书的人面前所作的陈述，对于这种由公共机关或制作文书的人以文字记载的事项，将当然确认其证据力。但对文书内所记载的事项，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其不真实。由公共机关制作的载有公务性命令、处分或裁判的公文书，应当认定其为真实。此外，其他具有内容的公文书，如送达书证、邮局收据、户籍簿、出生书证、死亡书证等，对其中所记载的事项，也同样认定其为真实。[21]
日本学者认为，处分性公文书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如果成为待证事实，“理论上惟有为其解释及判断其法律上之效力之必要，殊无评定证据之余地也。故确定书证之真实，同时亦即确定应证意思表示之存在及内容，不能谓无实体之证据力也。”[22]但认为这种推定证据力仅及于该书证内容部分，不及于作成书证的地点、时间等情形。对于公文书内容是否正当，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争执，并可以提出反证予以。如，经过公证的合同文书就具有公文书的效力，或者其他诉讼案件笔录中涉及的自认的记录，在本案件中可以把该笔录作为公文书直接确定其证据效力。
我国台湾学者在论述评判公文书实质上证据力时，认为生效性文书，因其文书内容的作成，即系该法律的行为的完成，若该文书为真正，文书内容即存在，不得再存疑义，即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法院判决书正本，如为真正，即可证明有法院的判决行为及宣告内容。对于报导性文书，因其系传述文书制作人观察的事实，虽文书为真正，但传述内容事实是否可靠，尚须斟酌，因而并不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医生的诊断书，即使为真正，并非当然可以证明有诊断行为及诊断的病情。因此，公文书如为真正且属生效性文书者，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若为报导性文书，除有反证公文书内容与待证事实不符之外，通常均有实质上证据力。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认为，法院书记官依法定程式所作笔录，除有反证证明其记载失实外，就其所记事项有完全的证据力。送达书证为公书证，就其所记载事项除有反证外，应认为有证据力。至于勘验、依法制作的笔录及附勘图，均有完全的证据力。[23]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该条第（一）项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证明力大小对比的角度，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公文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也就是私文书证。这里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应当如何理解？事实上这也是困惑法官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公文书证的证明力问题，不应当从不同证据比较的角度，而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视角来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本文认为，这样的规定不是科学合理的，明显具有法定证据的色彩。
《证据规定》第77条第（二）项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这也是从证据力大小的角度，明显带有法定证据色彩成分的规定。该条列举规定的“档案、公证、登记的书证”仅仅是部分公文书证，这里的“其他书证”完全既包括私文书证，也包括公文书证。在立法文件中规定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大于另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而又没有设置具体的适用情形，从操作层面上说，法官将无所适从；从证据法学理论层面上讲，以法定证据形式机械的规定不同种类书证的证据力大小，有悖于书证证据效力评判的基本规律，违背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最终导致背离对客观真实的追求。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证据力的大小由法官自由评判。《证据规定》第64条明确了证据力的批判原则：“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规定，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规定公文书证的形式推定力和实质推定力。
（二）私文书证证据力的评判
关于私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评判。对公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的，应当由争执的一方当事人对公文书不是真实成立的事项负本证的举证责任，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为不真实。而对私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仅负反证的证明责任。其主要原因在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据法定的程式制作的，是行使公共管理职权的一种形式，具有公信力，当然应推定其证据力。而私文书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当事人对其提出的私文书是否为该文书的名义人真实作成，负有证明其真实的责任。与公文书不同，对私文书的形式上证据力有疑义的，对方当事人仅负有反证的举证责任，举证人仍然负有证明私文书为真实的证明责任（本证）。因为“私文书无从依其程式及意旨，推定文书之真伪，应由举证人证其为真正。若他造承认该文书为真正或不争执其为真正，且不能因他项陈述可认为争执者，即系有诉讼上之自认或视同自认。”[24]
有学者认为，如果对方当事人认为该文书并非制作人签名，或内容有变造，或印章被盗用、伪造、或签名指印属伪造，以及认为自己签名或盖章或按指印于空白纸张上，被他人利用违背其意思书写的文字，皆属反证事项，应当提出反证予以。[25]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如果对方当事人否认私文书上签名或印章的真实性，认为不是本人的签名或印章，提出反证即可，即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使争执的事项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完成其证明责任。但如果承认签名或印章的真实性，否认系本人或人所为，该争执的一方当事人须承担本证的证明责任，亦即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不真实，仅仅提出证据使法官对争执事项的判断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并未完成其证明责任，法官将最后推定其为真实。杨建华教授也指出：“如当事人虽承认签名、按指印系其本人或人所为，又以该签名、按指印系于空纸张上为争执，或承认印章（指盖于文书上之印文）为真正，而否认系其本人或人所盖时，则应由为此争执之当事人负举证之责”。[26]
对于私文书，如果有制作人的签名或印章，则推定该私文书为签名人或印鉴人的意思表示，即推定系作成名义人真正作成之文书。这里推定必须以私文书内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系本人或人所为，在当事人之间已不存在争执，或者已经举证证明私文书为真正作为基本前提。此为多数国家立法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6条规定：“由制作人署名或者经过公证人认证的私文书，完全能证明文书内所为的陈述是由制作人作出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私文书如果有制作人的署名，或者有经过法官或公证人认证的制作人的亲笔记录，并在该文书中表明该文书有制作人制作，具有完全的证明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8条规定：“私文书经本人或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证人之认证者，推定为真正”。此外，《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17条、第31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有学者认为，“不设是种区别之条文，故不能不谓凡属真实之私文书证，一切皆有证明作成者曾为其中所记陈述之形式证据力”。[27]
关于私文书的实质证明力，即私文书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待证事实相一致，应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为原则。但对于生效性的私文书，如契约书、遗嘱等，在判断其证据价值（即实质上证据力）时，私文书如为真正（即具有形式上证据力），应认定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但对于报导性文书，如商业帐簿等，不能从其形式上证据力推定其实质上证据力。私人商业帐簿即使经税捐机关盖有核验者，同样私文书，仅仅是增强其实质上证据力而已，并非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三）书证复印件及副本的证据力评判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书证时，应当遵循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提供原件，在符合例外情形时，才能够提供复印件。最佳证据规则是有关书面证据材料的一个规则，是指原始的文字材料作为证据时优于其复制品。根据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时，应当提交原件；在不能提交原件而提交复印件时，应当说明理由，或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将不被接受为证据。最佳证据规则实际上是确定原始文字材料与副本、复印件等先后顺序的证据规则。也就是说，文字材料在作为证据时，原始文字材料优于复印件，并非是指原始文字材料是案件最好的证据。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关于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的真实性的最佳证据方式是提交原本。美国1945年的一项判例认为：“最佳证据规则在其现代的应用中仅指这样一条规则，即一份文字材料的内部必须通过引入文书本身来证明，除非对原始文字的缺失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28]因此，有人认为，最佳证据规则应当称为“原始文书规则”。[29]其主要理由是：作为文字或其他符号，如差之毫厘，其意义则可能失之千里；观察时发生错误的危险大，尤其是当其在视觉上难以判断时更是如此。[30]
英美法系中的最佳证据规则主要是解决文书证据资格问题的，如果不提供文书原件，而又不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另外情形的，当事人提供的原始文书证据复印件或者副本的，则会因为不具有证据资格而被排除，不被法院接受为适格证据而提交陪审团评判。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没有象英美法国家那样从证据资格或者证据能力方面明确规定最佳证据规则，而是从审查书证的真实性角度出发，要求当事人提供书证时，原则上应当提交书证原件。但提供复印件并不当然不具有证据资格，法官仍然根据当事人提供复印件的具体情况来评判其证据力的大小。日本证据法学者松岗义正认为，判断书证的证据力，以书证的真实性为要件，原则上而言，书证的原本具有证据力，而书证的复印件则不具有证据力。所以，在理论上，应当以提出书证的原本为必要。但在对方自认书证正本的真实性，或者其缮本内容与原本一致时，实际上亦无须提出书证的原本，只提出其缮本便足，在此场合下，书证的缮本与其原本具有同等的证据力。所以在实际上，应提出书证的正本与否，任凭法官自由裁量。[31]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的规定，文书的提出或送交应当以原本、正本或有认证的副本进行，法院可以不顾此项规定，命令提出或送交原本。但这并不排除在必要时可以使当事人提出其所有引用文字的副本或节录本。对于原本以外的其他复制件材料证明力的判断，全凭法官通过自由心证予以确认。该法规定，提出公文书证时，可提出正本或已认证的缮本，但法院可以要求举证的当事人提出正本，如果当事人不遵守法院的命令，法院则以自由心证，判断缮本的证据力。关于私文书证的提出，以提出其原本为通则。[32]《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5条规定，对于公文书，可以提出原本或提出经认证的缮本，但缮本在认证后须具有公文书的要件；法院也可以命举证人提出原本，或命其说明不能提出原本的原因并加以释明。举证人不服从命令时，法院依自由心证对该认证缮本的证明力作出判断。
当事人提出书证时，是否应提交书证的正本或缮本，则视书证是否为公文书证或私文书证而定。[33]对于公文书，应当提出原本或经认证的缮本。私文书则必须提出其原本。但仅因文书的效力及解释有争执时，可以提出缮本。[34]但法院认为必要时，仍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文书原本。[35]如果是准公文书，须以科技设备才能呈现其内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实上的困难（如电脑硬盘内存资料）的，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但必须证明其内容与原件相符。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的，并不完全排除复制件的证据力，只是由法官依自由心证予以判断。[36]
对于私文书证，如非原本，则要求当事人说明不能够提交原件的理由，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且对方亦无陈述其是否真实的义务。[37]故在通则上，要求举证者须提出私文书证的原本；然在特则上，如当事人对于提出书证缮本的真实性（确实是原本之缮本）已陈述一致时，对于书证的效力当事人彼此发生争执的，则无提出原本的必要，举证者只要提出私文书证的缮本即可。在法院对缮本的发生是否为正当产生疑惑时，才要求当事人提出原本。若应当举证的当事人拒不服从法院的命令，法院则以自由心证裁判缮本的证据力。可见，德、日民事诉讼法对文书复制件证据力的评判并不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规定得详尽，赋予了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缺少具体的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证据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49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才能够不提供原件：“（一）出示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原物已经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这些规定表明，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提交书证时，应当提供书证原件。[38]
但这里规定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最佳证据规则，尽管要求当事人提供书证原件，只有在符合法定的“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供书证复印件。这里要求“确有困难”的情形并不完全是书证复印件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当事人没有提供原件，而又不属于“确有困难”的法定情形，并不当然丧失证据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说明当事人在不具备“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提供复印件而不提供原件，法官将结合其他证据，根据自由心证评判其证据力的大小。此种情况下，其证据力将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其他证据而当事人又不认同时，不能够在诉讼中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我国关于书证的规定接近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地区的规定，但遗憾的是，我国没有区分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分别予以规定。二、书证外延问题
（一）视听资料应当属于书证范畴
关于书证内涵的认识，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认为包含这样几层含义：1．它首先是一种物件或物品；2．该物件是一定文字、符号、图表等的载体；3．这些文字、符号、图表等记载或代表一定的内容、含义，而且能证明案件事实。但对于书证外延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即视听资料。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赞同这种立法上的分类，也即在理论上认同这种分类方法。[1]笔者主张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视听资料不应当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而属于书证范畴。因为它与普通书证在本质特征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不能作为与书证并列的独立的证据种类。不可否认，表现事物内容的方法可以是用文字、符号、图案等，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但表现方法本身的区别，并不影响其以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这一书证最本质的特征。[2]尽管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须借助一定的设备才能知晓其内容，但毕竟同样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其实，有些普通书证也需要借助一定器械或其他工具，才能解读其内容。如微雕作品，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或看见其文字或图案。又如，利用某种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等，在通常条件下无法识别，必须在特定的化学药剂中才能显现。这些微雕作品或用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显然不能排除在书证之外。同样是借助于一定的外在工具才能知晓其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并不因此成为一种独立证据的理由。
我国的《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其本质特征仍是以电子记录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与书证并无二致，甚至其载体也被纳入了广义的书面形式的范畴，因此电子证据应归属于书证。
对于书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查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就适用的证据规则来看，书证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即提交书证原则上必须提交原件，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交复印件。视听资料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则。学者们在论述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时往往认为，视听资料具有易于复制和伪造的特征，主要应当审查其真实性。[3]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辨别真伪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求当事人提交视听资料的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8条规定的拒不提供原件的法律后果，应当包括视听资料在内。[4]可见，视听资料并没有有别于一般书证的采信规则，都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应当属于同一种类的证据。
（二）书面证言应当归入书证范畴
1．书面证言的性质属于书证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权威学者大多认为，证人既可以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也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对于这种理解，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证人应当亲自出庭，向法庭提供口头证言。在英美法系，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要求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对方当事人诘问；大陆法系国家同样要求适格的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询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5条中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出庭的，其所提交的书面证言应当当庭宣读。当事人自己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当事人宣读后提交法庭，对方当事人可以质询；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书记员宣读，双方当事人可以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56条则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的情形更加具体化。由于立法上和司法上都明确规定了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所以，在理论上也就认为证人证言有两种表现形式：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词。以亲自出庭作证，提供口头证言为原则，以提交书面证词为例外，即只有在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出庭作证而提交书面证词。
我国现行立法对提供书面证言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可以提供书面证言，但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应当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种类，本质上属于书证。书面证言根本不能够满足证人证言的程序规则要求，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不管是否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都不会对书面证言的本质特征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因能够证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就使得书面证言等同于一般的证人证言，从而成为适格的证人证言。书面证言符合文书证据的要求，应当将其视为书证接受为适格证据。其实，就证据种类的划分而言，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如何进行分类才能更有效、更客观、更科学地评判证据价值或证明力，运用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案件真实。为此，就必须考虑不同证据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针对不同特征的证据设立不同的证据规则。因此，证据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和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就成为划分证据种类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标准。据此，书面证言应当属于书证，其理由是：
首先，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言词证据，其最根本的属性是以口头陈述（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并以此内容以及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或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真伪进行判断的心证。书面证言与此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却与书证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以文字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
其次，对书面证言资格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书证证据能力的判断要求。对于书证，举证的当事人应当首先证明该书证作成的真实性，即证明确系出具该书面证言的名义人所亲笔书写或签名、盖章。提出书面证言的人还必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书面证言所陈述的事项必须能够正确识别。[5]书面证言原件具有证据能力，因此，举证人原则上应当提交书面证言原件。如果提交的是书面证言复印件，必须在符合法律关于书证的规定，才具有证据能力。[6]
最后，就证据方法而言，证人证言属于人证的方式，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和证人的口头陈述来证明案件事实。[7]而书面证言属于书证的方法，是通过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书面证言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评判，以形成对案件事实真伪的内心确信。
2．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依据书证规则评判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是否意味着该规定是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就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及审判实务来看，实际上已经把“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如果提出书面证言的当事人不能证明出具证言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该书面证言就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就将被排除。理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重要义务，也是对证人证言的原则要求；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允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即接受书面证言为证据，必须证明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要求。审判实务中，有些法院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提供的书面证言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就将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对此规定更加详尽，该规则第39条关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中规定：“证人证言由证人到庭作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询，证人出庭作证应经法庭传唤或允许。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到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该规则一方面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又对“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例外情形用列举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必须证明提交书面证言符合该列举的具体情形，才能容许为证据。这些规定都表明，在司法实务中，实际上已经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将视为不适格证据予以排除。
3．把书面证言作为书证具有合理的价值基础
如果把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出的书面证言都认为属于不适格的证据而予以排除，在理论上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在审判实务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就民事诉讼而言，英美法系对证据能力的限制在向减少的方向发展，即所谓传闻规则自由化。自1968年的民事证据法以来，英国民事诉讼已经没有传闻规则的限制，到庭证人的传闻陈述，所引用未到庭人的言词陈述或书面陈述，皆可容许为民事证据，而不设例外规定的限制。[8]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资格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对证据力的大小进行自由评判。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出具的书面证言，如果我们一概排除其证据资格，与国际社会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更是缺少合理性。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往往都是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极其少见。如果都认为没有证据能力予以排除，无疑是大大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法院对案件真实的发现，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从理论根据上讲，还是从现实的合理性出发，对书面证言都不应当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对《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应当给予新的解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笔者认为，对该条规定应当理解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并接受法官和当事人双方询问的义务。如果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但负有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即在证人出庭确有困难，经法庭许可的情况下，仅仅免除其人证义务，但仍然负有提出书证义务。
究竟以人证方式出庭作证，还是以书证方式提供书面证言，不是取决于证人本身，而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否确有困难，[9]一是法院是否准许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这两个因素如果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以改变证据方法，免除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义务，仅仅以书证方式提交书面证言即可。但如果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已发出出庭作证通知，该证人就必须出庭提供口头证言，而不能擅自改变证据方法，以书面证言予以代替。提供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口头证言是两个不同种类的证据方法，因此，即使提出书面证言，也同样没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当然就不能够因此而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审判实务中，将书面证言不作为书证对待，而视为一般的证人证言，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误解：往往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履行了作证义务，于是，为了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主张严格限制提交书面证言的条件。[10]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民事证人提出的书面，是本案诉讼外的陈述，如果有不到庭的原因，可依文书证据的规定，证明真正”。[11]将书面证言视为书证，依据文书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但认为必须有不到庭的原因，如果证人能够到庭而不到庭的，不能采作为证据。笔者不敢苟同。没有不到庭的原因而向法院提出书面证言，依据文书证据规则的要求，同样具有证据能力。
《法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关于书面证明的规定，[12]该书面证明类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书面证言。《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在准许证人证言时，第三人就其亲自了解的有争议的事实所做的能够查明该事实的声明，法官得接受之。此种声明，依其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以书面证明为之，或者经调查途径收集之”。该条规定即是要求法官不得拒绝知道案件情况的第三人提供的书面证明和口头证言，但同时要求，如果以书面形式作证，则用书面证明的方式；如果以口头形式，则以证人证言的方式予以取得。[13]对于书面证明，完全按照文书证据的程序进行审理。如该《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法官直接将向其提交的书面证明交各当事人阅知。”交当事人阅知是处理文书证据的基本程序要求，《法国民事诉讼法》在关于书证程序的第132条有明确的规定：“援用某项文件、字据的当事人应将此文件、字据送交诉讼的其他当事人阅知。相互传达书证应当自动进行。”由于书面证明直接提交给法院，因此，由法官送交各当事人阅知。《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还规定：“法官得始终经调查途径听取出据书面证明人的口头陈述”，这意味着，提交书面证明与口头提供证人证言，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或证据种类；提交书面证明法院固然要接受为证据，但并不因此免除其口头作证（证人证言）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详细和具体。《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法院认为适当，当事人又无异议时，可以提出书面证词代替证人询问。”也就是在当事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改变证据方法，免除证人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
以上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本文提出的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将书面证言归入书证类证据，有利于划分证据种类标准的统一；其次，有利于当事人举证以及法院获得更充分的证据资料，也就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因为书面证言，就书证角度而言，只要其作成真实（确实为提供书面证言人所为），就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够因为没有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予以排除。[14]再次，有利于更科学、更合理地运用证据规则，对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作出更客观的评判。如果将其视为证人证言，又无法运用询问规则，对其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于是，就忽视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甚至导致极端地、片面地运用证明责任分担的原则，对案件进行裁判，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裁判事实基础所追求的价值目标。[15]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16]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证言是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提交书面证言，并不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不存在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
三、文书提出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在民事诉讼中，文书系重要的证据方法，它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民事案件而言，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文书，如果不是被作为当事人的原告、被告持有，就是被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持有。持有文书的当事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文书一般都会积极提出以作为。但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文书，或者对方当事人持有的有利于自己的文书，以及第三人持有的文书，则往往并不积极主动提供。为此，我们就必须探究持有该项文书的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义务提出文书？设定此项义务的法理价值何在？如有提出义务，其应提出的文书有无范围的限制？如果文书持有人拒不提出文书时，将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
（一）提出文书义务的性质
在罗马法中，为使诉讼程序进行的正当，无论何人，皆有将证书提出于法院的义务。故证书提出义务，与证人作证义务相同，属于一般公法上的义务，但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并没有采用这种法则。[39]德、奥、匈、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提出证书义务的性质，学者们认为提出证书义务，是证书所有者为使举证者用作为证据方法，而将其证书提出于法院的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此义务属限制公法上之义务，非一般的公法上义务，[40]也不是私法上的义务。[41]当事人使用自己所持有所的证书时，可随意提出使用，不存在证书提出义务的问题。如果举证的当事人欲使用的证书属于他人（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时，举证的当事人就当然不能随意使用，于是就发生了该证书的所有者是否须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将证书提交到法院的义务的问题。根据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及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和第三者才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否则，证书的持有人就不具有提交证书的义务。之所以认为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而不是一般公法上的义务，也不是私法上的义务，主要是因为：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公法上的义务，就意味着证书的持有人必须提交所持有的证书，而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否则就将受到公法上的制裁。这样一来势必侵害证书持有人的利益，如侵害其保持秘密的利益、隐私权、导致其本人或近亲属遭受到不利的法律后果等。强调提出证书为公法上的义务，固然可以获得更为充分的诉讼资料，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诉讼公正。但另一方面，它却危及证书持有人的利益。如果通过损害更大的法益来追求诉讼公正所带来的相对较小的法益，这种诉讼正义的成本就太高，代价就太大。因此，制度的设定就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故证书持有人提出证书义务不能作为一般公法上的义务。
在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尽管往往基于私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负有将证书引渡或提出的义务，[42]旦并不能由此认为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就属于私法义务。私法上规定的证书引渡或提出义务，只不过是诉讼上提出证书义务的原因。[43]
因此，证书持有人提出证书的义务，系证书持有人为使举证当事人用作为证据方法，而将其持有的证书提交于法院的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此种义务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第一、举证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的第三者必须持有举证当事人所欲使用的证书，即举证的当事人欲向法院提出的证书，在举证的有效期间内被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第二、举证当事人必须有证据上的主张，如果举证当事人没有主张该项证书，该证书持有人当然也就不具有提出证书的义务。
（二）拒绝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考量，在民事诉讼中，几乎世界各国法律都规定，文书持有人（不管是当事人还是第三人）都有义务提交持有的文书证据。在英美法国家，证书持有人是否具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取决于法院的命令。一旦法院命令其提出证书，则该证书持有人就必须提交持有的证书，否则，其行为就构成藐视法庭，受到法律制裁。在美国，当事人可以通过发现程序获取各种证据资料，包括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质询书、录取证言、要求提出文件资料等。如果遭到拒绝，当事人可以向法官申请命令，违背了法官的命令就将受到一定的制裁。[44]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没有严格区分拒绝提出文件资料和拒不履行其他发现命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立法将拒不提出文件资料和拒不履行其他发现命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统一进行规定。因此，只能从拒不履行发现命令的的制裁措施来理解和把握拒不履行提出文书义务的法律后果。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规定，对拒绝答复当事人发现要求的人或者不遵守法院命令的人，法院可以采取各种制裁措施。最为严重的是藐视法庭罪（contemptofcourt），[45]当事人或不是当事人的人没有正当的理由不服从法院的传票（包括提出文书的传票），就视为犯有对发出该传票的法院的藐视法庭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把一定的事实视为已经得到证明；禁止提出证据；驳回诉讼或作出缺席判决；负担费用等。
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依据民法或其他私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在诉讼外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引渡或提出所持有证书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方当事人持有证书，还是第三人持有证书，也不管请求引渡证书或提出证书的权利是物权的请求权或债权的请求权，持有证书的人均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46]
对方当事人拒绝文书证据提出义务，往往承担私法上后果，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的命令，或者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相信对方当事人持有举证方当事人主张的书证，就可以把举证人提供的证书缮本视为正确的证书；如果举证人没有提供证书缮本时，举证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就视为已得到证明，其立法目的在于避免举证人之相对人恶意阻碍举证人完成其证明责任。从其立法效果规定可知，对方当事人不遵守法院要求其提出文书证据的命令，并不对其进行公法上的处罚，而是发生证据法上的效果，即法院依自由心证进行评判，将文书缮本视为真正，或者将举证人关于文书性质及其内容的主张视为已获证明。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5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文书命令者，法院可以凭自由心证认定举证人关于文书的性质、内容及文书成立之主张为真，或认定举证人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从而对违反文书提出义务者发挥制裁之实效。[47]但为避免法院此种真实拟制的任意和错误，并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对此有辩论的机会。台湾学者认为“不从文书提出之命时，应止于拟制举证人（他造）所主张之文书内容为真实即足，而不应拟制其主张之待证事实为真实。”[48]究竟如何认定主张文书内容的真实，还是应当根据自由心证原则，充分考虑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的要求，“应依各事件类型，斟酌持有人拒绝提出之事由，该文书作为证据之重要性，取代可能性，他造接近证据之程度等各因素，兼顾证明权保障，真实发现，促进诉讼，当事人间公平诸诉讼法上基本要求，始能妥适调整当事人两造之利害而平衡各种利益。……至于可否据此进而认为认定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仍应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49]
关于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各国或者地区有不同规定。有的规定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要受到法律制裁，承担公法上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需要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交其持有的证据材料，可以向受诉法官提出请求，由法官命令提交该文书或字据。法官如果认为其请求成立，就作出提交文书的命令。对于违背该项命令的，可以处以罚款。[50]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拒不履行提出文书义务，将受到罚款处罚。[51]
通过诉讼程序或者强制执行程序获得文书证据。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主张证书被第三人持有时，可以提出证据申请；第三人在有与举证的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原因时，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如果应以证书证明的事项是重要的，而当事人的申请也符合条件，法院应当命令持有证书的第三人在规定期间内提交证书。但强制第三人提出证书，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实行。[52]《法国民事诉讼法》同样规定，要求持有文书的第三人提交文书，也必须由举证人提起交付文书之诉。[53]
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提出文书命令的，除可以处以五十元以下的罚款外，在必要时，还可以予以强制执行，即强行扣押第三人持有的文书。[54]
我国现行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及文书持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及其法律后果。但是，《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里“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当然应当包括文书证据，这仅仅是从证据妨碍的角度规定当事人不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没有从文书提出义务的视角来设置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的义务。而且这里仅仅是对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的情况，如果证据被当事人以外的人持有而拒不提交，则没有相应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但并没有规定拒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的法律后果，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有关单位拒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将依法对其采取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仅仅是对当事人以外的有协助义务的有关单位作出了规定。就这些规定看，实质上并没有直接规定违背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本文认为，为了更多的获取诉讼证据资料，最大限度地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实现诉讼正义，有必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对方当事人持有文书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的，适用证据妨碍规则，直接认定举证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书证复印件为正当，或者推定举证当事人就书证的性质、内容为真实等，但必须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判断，并给予对方当事人辩论的机会。
【注释】
[1]参见各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尽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视听资料与书证并列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加以规定，但并不因此就必然限制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探讨和认识，导致这种结果也反映出了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不深入，明显体现出了“注释法学”的特征，对证据种类及其划分标准认识上的模糊。
[2]书证与其他种类证据最本质的区别或特征是以其所记载或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事实，至于采用何种方法、状态来记载或记录其内容，并不能改变本质特征。如鉴定结论的本质特征是有关专门人员利用其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所得出的意见性结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不能改变其证据种类的性质。
[3]不少学者认为视听资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特征：一是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是视听资料的可复制性和易伪造性，均强调从其来源审查其客观真实性。（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4]《适用意见》第78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5]其实，书证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书证都有其特殊的要求，如遗产继承案件中的代书遗嘱，对代书人的范围要求与遗产继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代书人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须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为证明人等，书面证言，作为书证的一种也有其特殊要求，这里涉及到的要求提供书面证言的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就是对书面证言资格的特殊要求之一。
[6]对于单位作证提交的书面证言，更加体现出其书证特征。审判实务中，对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必须要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就是无效证据。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7条明确规定：“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无效”。这实际上就是必须证明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否则就不具有证据资格。
[7]证人证言作为人证的证据方法，非常强调出庭证人的口头表达或陈述。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证人不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任何稿子”；《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也规定：“证人不得照文书进行陈述。”
[8]SeeMcCormick，Evidence，p．915（3rdEd．1984）．
[9]这里证人“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仅仅是指证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出庭或出庭极为不方便，不包括因证人出庭作证可能导致受到刑事追诉或承担民事上的责任，以及其他国家关于证人拒绝证言权的情形。审判实务中也都持这种看法，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39条规定，确有困难而不能出庭的情形包括：年迈体弱或残疾人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的；因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出庭的；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等。也有人认为，还应当包括：证人被拘禁、审查的；证人属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已为对方所认可的等。参见华锋：《我国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王利明、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10]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在要求提交书面证言必须提供确有困难而不能出庭的证据，或明确列举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的具情形；另一方面，对不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或未经人民法院许可的书面证言，一律否认其证据力。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7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7条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接受质证的，其所作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2条规定：“当事人仅提供书面证言而证人不出庭，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5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对其证言的质证。除法律另有规定或经人民国法院准许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接受质证的，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书面证言的证据资格，其目的是重视和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但并不因此而取得任何积极效果。相反，却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对案件真实的发现。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惩罚制度来实现。
[11]参见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61—862页。
[12]此处“书面证明”的法文原文是“attestation”，含有“证明信”、“证明书”之意，指由第三人出具书面证明。参见何家宏、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注释[1]。
[13]《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至231条专门就口头形式作证，如出庭作证、宣誓等义务及违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作证的要求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表明口头作证与书面证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
[14]由于把书面证言误认为是证人证言的表现形式，也就认为只有在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交的书面证言才具有证据能力，才能接受为证据。由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极少，绝大部分都是书面证言，而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非常少见，于是，就会使得大量的书面证言被排除在证据资料之外。
[15]审判实务中，只要书面证言，对方当事人又不认可的，又没有其他证据，法官对书面证言的证据力往往不进行评判，而是直接认为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便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原则，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这样的裁判，实际上放弃了对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同时，也并不完全符合适用举证责任进行裁判的条件。关于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可参见赵钢、张永泉：《略论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
[16]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证人证言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证人提供书面证言多而出庭作证的少。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是审核证言必要而有效的方式，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由于上述问题长期未能够得到解决，证人证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引[3]，江伟书，第480页）。这完全是把书面证言作为证人作证的一种表现形式直接带来的后果，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当事人履行作证义务，所以造成对只提交书面证言而不出庭的现象无能为力。
[17]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7页。
[18]三个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0页。
[19]参见松冈义正：《民事证据论》，张知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05页。但在匈牙利，根据《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16条的规定，认为处分性公文书，亦不免有记载不真实处分之时，故不能不许对于该项书证之形式证据力，提出反证，否则将有害于实体之正当。
[20]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35页。
[21]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2]前引[19]，第306页。
[23]前引[20]，第536页。
[24]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郑杰夫增订，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81页。
[25]参见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版，第355页。
[26]前引[24]，第281页。
[27]前引[19]，第308页。
[28]（美）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宏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29]前引[28]，第335页。
[30]参见（美）EdmundM．Morgan：《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发行1982年版，第385页。
[31]前引[19]，第282页。
[32]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349条。
[33]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49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5条。
[34]所谓缮本，是指照录原来文书内容的文书，对于缮本而言，原来的文书就是原本。原本有制作人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缮本仅照录原本作成名义人之名，无制作人的签名。如果有制作名义人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则就成为原本，而不再是缮本。参见前引[11]，第1094—1095页。
[35]参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2条、353条。
[36]参见前引[24]，第275页。
[37]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l条。
[38]我国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关于复印件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给书证复制件一个准确的定义；其二，我国三个司法解（即关于三大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释不规范、不统一；其三，对书证复制件的使用条件规定含糊。参见宋强：《我国书证复制件相关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9]参见前引[19]，第248页。
[40]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执有文书之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文书之义务，固亦认为公法上之义务”，但同时又指出，“如无限制命为提出，有害执有人之秘密保护之利益”，应当给予一定限制。因此，同样主张提出证书义务并非一般公法上的义务。参见前引[24]，第278页。
[41]松冈义正认为：“提出证书之义务者，乃证书所有者为使举证者用之为证据方法，而将其证书提出于法院之民事诉讼法上之义务也。此义为限制公法上之义务，非一般是公法上之义务，亦非私法上之义务。”参见前引[19]，第248页。
[42]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在诉讼中提出证书的义务，往往最终源于私法上的义务。该法第422条规定：“依照民法里的规定，举证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证书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德国一些私法有不少关于交还证书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371条规定，债务人清偿债务后，有权要求债权人交还债务证书（借据）。此外，《德国民法典》第402条、第716条、第810条等；《德国商法典》第118条、第157条；《德国票据法》第50条等都有关于交还证书的规定。关于要求第三人提出证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9条规定：“第三人在有与举证的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原因时，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但强制第三人提出证书，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实行”。由此可见，第三人在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也同样必须源于私法上的义务。
[43]参见前引[19]，第249页。
[44]美国民事诉讼尽管实行当事人主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不能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制约。事实上，不管是大陆法系的法院，还是英美法系的法院，法官都拥有很大的权力，都能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继续约束，不过法官行使权力的程序有所不同。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法官往往不是主动依职权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只要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而向法院提出申请（motion）时，法院才能介入。经过审查以后，从而作出决定进行制裁或者驳回申请。法官一旦介入其权力很大，可以宣告当事人构成藐视法庭罪，给予刑事制裁。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45]藐视法庭罪（contemptofcourt）是制裁损害法院权威或者妨碍法院司法运作的行为，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实行法院命令的事项为目的而采取的间接强制手段，称为民事藐视法庭罪（civilcontemptofcourt）；另一种是对已经作出行为所采取的，以制裁为目的的强制手段，称为刑事藐视法庭罪（criminalcontempt）。参见前引[4]，第100页。
[46]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文书提出命令。该法第422条规定“举证之当事人基于民法之规定，锝请求对造当事人交付或提出文书时，该对造当事人，即负有文书提出之义务。”提出文书的义务源于民法有关查阅证书的规定。但对于与诉讼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持有文书时，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该第三人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当第三人拒绝提出时，可依法提起独立的诉讼，并依强制执行的方法，强制第三人交出有关文书。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可以对其处以罚款，并依据强制执行法物的执行方法予以实现。
[47]参见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07页；前引[24]，第303页；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86页。
[48]前引[47]，邱联恭书，第186页。
[49]许士宦：《证据开示制度与秘密保护程序》，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400—401页，转引自姜世明：《文书提出义务之研究（上）》，载《万国法律》2001年6月117期，第108—109页。
[50]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8、139、140、142条。
[51]《日本新民事诉讼法》225条规定：“第三人不从提出文书之命令者，裁判所得以裁定科二十万元以下之罚瑗。”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令者，得迳以裁定科以五十元以下之罚瑗。但需要注意的是，举证当事人要求第三人提出文书，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该申请应当表明：1．要求第三人提出的文书；2．文书的内容；3．该文书所要证明的事实；4．该文书被第三人所持有的事由；5．持有文书第三人提出文书义务的原因。举证人申请人必须对此加以释明，其目的是防止申请权的滥用，以及避免延迟诉讼的进行。对于举证当事人的申请如果认为不具备法院要件时，法院应于终局判决的理由中载明驳回其申请请的理由，当事人之间就此项申请有争执时，法院亦得以中间判决为驳回（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83条）。如声明书证已具备法定要件，则除第三人自行提出该文书于法院或交由申请人外，法院必须就该文书应证之事实是否重要进行审查。若法院认应证之事实非常重要，且举证人的申请也属正当者，应以裁定命第三人提出该文书。（参见前引[11]，第1076页；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96页以下；王甲乙等：《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广益印书局1992年版，第403页以下）。
法人证明书篇（10）
瑕疵书证是指在成为庭审证据之前，因外在原因造成书证自身的形式或内容与法律对证据的要求不一致的书证。就这一定义而言，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其一、瑕疵书证的瑕疵是相对于法律对诉讼证据的要求而言的。法律对诉讼证据的要求是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一方面，从书证本身的构成角度来看，法律要求作为证据的书证是规范书证，即既具有完整的形式又具有完整的内容的书证。如果书证不具有完整的形式或不具有完整的内容，则影响到法官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确认，因此，书证是否具有完整的形式和完整的内容成为法官判断一种书证是不是规范书证、是不是存在瑕疵的标准之一。不具有完整的形式或不具有完整的内容都属于书证瑕疵。另一方面，从书证作为诉讼证据的角度来看，如果书证的收集不符合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则其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被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收集程序是否合法也是法官判断书证是否存在瑕疵的又一标准。凡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的书证都是瑕疵书证。其二、书证内容是否合法不应成为衡量书证是否存在瑕疵的标准。一方面，我们对证据的合法性考察是从诉讼法的角度上来考察的，即一种证据的制作、收集是不是按照了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是不是有违反诉讼法的行为。而书证内容是否合法属实体法调整范围，与程序法无关。因此，虽然都是在讲合法性，但诉讼法律对书证的合法性要求与书证内容是否合法没有关系，不能将书证内容的不合法视为书证作为诉讼证据时的证据瑕疵。另一方面，我们对书证瑕疵的考察是从审判的角度来进行的。在三大诉讼中，形成于诉讼之前的书证内容都可能存在不合法的情况。从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角度来看，内容不合法应看作是书证的一种瑕疵，因为这一瑕疵的存在而导致当事人所实施的民事、行政行为无效，所追求的利益无法实现。从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角度来看，书证内容的违法是其故意追求犯罪的结果，而不是书证的一种瑕疵。从法官审判的角度来看，书证内容的违法所影响的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但并不影响书证作为证据所应具有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资格。内容违法的书证可能恰好成为支持一方诉讼主张、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证据。因此，书证内容的违法不应被看作是书证的瑕疵。其三、瑕疵书证形成瑕疵的时间是在成为庭审证据之前。有二种情况：一是在书证形成过程中出现瑕疵。如制作书证时当事人未签名、盖章或用字、用语错误等。二是在保管过程中出现瑕疵。如保管人因保管不慎而导致书证被腐蚀、损坏等。如果书证的瑕疵是在书证被庭审质证以后才出现的，虽也是瑕疵，但这种瑕疵已对庭审质证时书证原有的真实性、证明力及法官对其的审查判断并无影响，因而，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其四、瑕疵书证出现瑕疵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书证制作人的原因，如制作人疏忽大意未签名、盖章或因文化水平较低而用字、用语不当等。也有他人原因，如书证在被他人保管时被涂改。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书证存在时间过长被氧化、腐蚀而造成部分字迹不清等。其五、瑕疵书证所出现的瑕疵可归纳为三种表现：第一种是书证的形式存在瑕疵，如未签名。第二种是书证的内容存在瑕疵。如书证内容发生歧义或书证部分内容已被毁损、灭失等。第三种是因违法收集而形成的瑕疵。
与规范书证相比，瑕疵书证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瑕疵书证大多存在于私文书中。与私文书相比，公文书可以称得上是规范书证。由于“公文书是由国家机关、政府职能部门或者依法从事公共事务的部门或者人员在其职能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方式制作的文书。”不仅制作公文书的主体有较高的法律政策水平、制作水平和制作经验，而且公文书有较为固定的程序和格式，因而，公文书在形式上一般不会出现瑕疵。同时，公文书在正式形成时，要经过多层审核、校对，以保证内容的真实、合法，因而，公文书在内容上也一般不会出现瑕疵。与此相反，私文书虽然通常是制作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文书内容具有真实性，但私文书的制作人通常是法律知识欠缺、文化水平不高、制作文书的经验匮乏的普通公民，且私文书“在制作上没有特殊要求，制作的程序简单”，随意性较大，因而，在形式上也就容易出现瑕疵。同时，其内容可能不具有合法性，在用字、用语上也可能出现词不达意或产生歧义的错误。因而，私文书在内容上也容易出现瑕疵。其二、瑕疵书证的证明力降低或消失。对于规范书证而言，不管是公文书还是私文书，只要是规范的书证，各国法律均认可其具有完全的证明力。对于不规范的瑕疵书证而言，由于书证存在形式或内容某一方面的瑕疵，从而使书证原有的真实性、关联性程度降低，其证明力必然下降，甚至根本就不真实、不合法，使其丧失证明力，丧失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在一般情况下，瑕疵书证的瑕疵程度与其证明力应成正比。书证的瑕疵越多、程度越深，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就越低。其三、瑕疵书证具有危害性。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给法官审查认定书证的证明力及案件事实带来麻烦。对于无瑕疵的规范书证，法官按法律的规定较为容易地确认其证明力。如果书证存在瑕疵，在无相应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对瑕疵书证证明力的确认无法可依，只能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自由裁断。这无疑增加了法官对证据审查认定的难度和随意性，并对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和审判结果带来不确定因素。二是给当事人增加举证负担并影响其合法权利的实现。对于无瑕 疵的书证，当事人免去了为证明书证的瑕疵而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法官也能根据该书证来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并正确划分当事人各自的实体权利、义务。对于有瑕疵的书证，处在诉讼过程中的双方当事人必然要提供证据来证明瑕疵的存在和反驳瑕疵的存在，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诉讼时间。同时，由于书证瑕疵的存在，使当事人原本可以获得的实体权利因书证瑕疵的影响而减少甚至落空，这可能使当事人的应得利益受损，最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瑕疵书证可以从多个角度分类，但考虑到与本文的关系，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类：其一、从书证瑕疵是否影响其成为诉讼证据来分，可分为一般瑕疵和严重瑕疵。一般瑕疵是指书证在形式或内容上存在的瑕疵并不影响书证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存在，并未使书证丧失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这种瑕疵既可能是形式方面或内容方面或诉讼程序方面的瑕疵，也有可能是形式、内容和诉讼程序都有瑕疵。既可能是某一方面的瑕疵，也有可能是几个方面的瑕疵，如既未签名而内容又部分被涂改的书证。严重瑕疵是指书证在形式或内容或诉讼程序上存在的瑕疵已使书证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已使该书证丧失了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如伪造的书证，采取刑讯方式获得的书证。划分一般瑕疵与严重瑕疵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法官从瑕疵的程度来判断书证是否丧失了证据资格。其二、从书证瑕疵的产生来分，可分为人为的瑕疵和非人为的瑕疵。人为的瑕疵是指因人的原因而产生的瑕疵，如书证被伪造、司法人员违法收集书证。非人为的瑕疵是指因客观原因而产生的瑕疵，如书证被腐蚀。划分人为瑕疵与非人为瑕疵的意义在于便于法官从不同的角度审查书证是否存在瑕疵。其三、从书证瑕疵对实质证明力的影响来分，可分为对证明力有影响的瑕疵与无影响的瑕疵。对证明力有影响的瑕疵是指书证的瑕疵使书证原有的实质证明力受到影响，与无瑕疵的书证相比，有瑕疵的书证证明力降低或消失，如书证部分内容被伪造、涂改或缺损。无影响的瑕疵是指书证的瑕疵并未影响书证的实质证明力，如未签名。划分有影响的瑕疵与无影响的瑕疵的意义在于便于法官对瑕疵书证实质证明力的审查确认。
在立法上，书证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证据形式。司法实践中，书证运用极为广泛，大多数案件都有书证存在，甚至一些案件全是书证，且规范书证不多，因而，有瑕疵的书证在诉讼中被采纳为证据的情况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书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其他证据相比，书证一旦形成，其内容不会变化，并能保持长久，且还可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即使存在瑕疵也容易被发现，“书证不仅内容明确，且形式上也相对固定，……即使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其特定的思想内容仍然能够借助有关的文字、符号或图画等起到应有的证明作用”。二是因为被采纳为证据的瑕疵书证并未完全丧失证明力。除个别瑕疵书证如伪造或无法辨认字迹的书证完全丧失证明力外，大多数有瑕疵的书证并未完全丧失证明力，只是因为瑕疵的存在可能使书证原有的证明力降低，但它仍具有证明作用，“只要它的客观载体未受到毁坏，或者毁坏在程度上并未影响到它所载有的文字或符号，而不会直接降低乃至减弱由于其特定的思想内容的传达所固定的证明效力”。
二、各国瑕疵书证证据效力的立法现状评析
从各国立法来看，对瑕疵书证进行立法的国家不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书证瑕疵的原因很多，书证瑕疵的表现形式很多，法律上难以对其进行系统的规范。但有部分国家也对书证重大方面的瑕疵及其处理进行了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9条规定，证书有删除、涂改、增添或其他外形上的缺点时，其证明力应否全部或一部消失或减少，减少到何程度，由法院依自由心证裁判之。第44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意图妨害对方当事人使用证书而毁损证书或致使证书不堪使用时，对方当事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96条规定，因文书内容有增添、删除、涂改及其他修改，或文书的外形有瑕疵的，文书证明力是否减弱或是否有证据力，由法院根据第272条作出判断。第272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院应慎重考虑辩论和调查的全部结果依自由心证对事实主张的真实与否进行判断。第317条规定，私文书难以辨认或破损时，文书持有人或其他关系人可要求文书的制作人进行修复。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否认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制作的文书的名义人，必须依据一定的方式否认该文书内容非自己所制或其中的签名非自己所签。意大利《民法典》第2716条规定，在公证书原件欠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出现删除、磨掉、或其他表面缺损，则将其交给法官以鉴别其证明力。在私证书原件不存在时，可以使用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出现删除、磨掉、添插或其他文件表面缺陷，则将其交给法官以鉴别其证明力。在任何情况下，有关存有欠缺的原件的证明力问题不受影响。巴西《民事诉讼法》第386条规定，当文书的实质性且未作修改的部分存在插行、添写、抹消或删除时，法官对于该文书的可信度可以自由地加以判断。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359条规定，文书欠缺法律所要求之某一要件时，由法官自由判断其证明力。
从上述几国对瑕疵书证的法律规定来看，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其一、对瑕疵书证的瑕疵进行了列举，主要表现在因人为的原因而出现删除、涂改、增添这三个方面，对于书证因其他客观原因而出现的瑕疵则未作列举。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三种情形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书证瑕疵，且可能影响到书证本身的证明力。至于其他客观原因而造成的书证瑕疵则无法预料，难以列举。其二、瑕疵书证的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均赋予法官来自由判断。司法实践中，书证瑕疵多种多样，瑕疵的程度各不相同。瑕疵书证证明力的有无、大小，很难为其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只能交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自由裁定。其三、未对因违法收集书证而造成的瑕疵进行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因违法收集书证而可能造成书证被排除，因而，书证的收集违法应是一种瑕疵。但在上述对书证瑕疵进行规定的几个有限国家中，主要集中在民事法律方面，而民事诉讼则要求谁主张、谁举证，法官一般不会介入民事证据的收集，不存在违法收集的情况，故未对其进行规定。
三、对我国瑕疵书证证据效力的完善
纵观我国现行的二部诉讼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关于瑕疵书证的任何立法和司法解释，因而，对于瑕疵书证问题，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书证的运用极为广泛，但规范的书证却较少，出于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瑕疵书证在诉讼中大量地被运用。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又欠缺，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在对书证瑕疵及其证明力的认定上，法官拥有具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无疑将造成法官在对书证瑕疵及其证明力认定上的过度的灵活性和随意性，给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并给审判结果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其主要表现：一是在对瑕疵书证的性质认定上不一致。何谓瑕疵书证，不仅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在理论界也很少有人涉及这一问题。因而，法官各自凭自己对于瑕疵书证的理解进行决断。二是在对瑕疵书证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的认定上不一致。由于造成书证瑕疵的原因多种多样，瑕疵的方面和程度差异极大，对于同样的书证瑕疵，是否可作为证据、证明力有多大，不同的法官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各国规定来看，对瑕疵书证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可能影响书证证据效力的形式、内容方面，对于瑕疵书证的证明力则交由法官依经验法则自由判断。书证的证据效力要么有、要么无，只能选择其一，不存在证据效力大小的 问题。我国在对瑕疵书证的立法上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其一、形式上存在瑕疵的书证的证据效力。形式上存在的瑕疵所涉及的是书证的真实性问题，如书证不具有真实性，将不具有证据效力。如果书证在形式上存在瑕疵即形式要件欠缺，不管造成瑕疵的原因是什么，都将可能影响到法官对该书证真实性的认定，如无签名、盖章。对于形式上存在瑕疵的书证的证据效力，应根据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和举证人所提供的证明书证真实性的证据来决定其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未签名、盖章的书证的真实性认可的，则免除书证提供者的证明责任。如果对方当事人对书证真实性持异议的，则应由书证提供者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书证的真实性。提供书证的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书证真实性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据效力，否则，不能作为证据。因此，对我国形式上存在瑕疵的书证的证据效力可作如下规定：未签名、盖章的书证，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人民法院确认其证据效力。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当由提供书证的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书证的真实性。不能被确认是真实作成的书证不具有证据效力。
法人证明书篇（11）
第二种滥用公证的情形主要就是为转嫁风险而利用公证。公证法规定了公证员的审查核实责任及错证赔偿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利用公证来规避风险。如在商业交往中，双方因不熟悉而相互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往往会寻求公证，从而让公证承担起主体资格、合同内容等的审查责任。如果公证处未能严格审查的，原本当事人的商业风险也会转化为公证处的责任。转嫁风险的情况还包括有关单位只有在某些复杂问题时会要求公证。虽然说公证要发展，承担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人们存有为转嫁风险而公证的故意时，公证处的风险无疑会大大增大。如轰动一时的“西安宝马”事件，本人认为就是典型的转嫁风险的行为。当事人显然事先就有作假的故意，但通过办理公证，让公证员成了替罪羊。
第三种滥用公证表现为无限度的夸大或曲解公证的范围和作用。每一项公证都有特定的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并不是在每个公证当中兼备的，往往有所侧重。公证书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第三方作证的方式来证明行为或事实的真实、合法。公证证明的范围也
越来越细化，很少对整个事件、行为进行证明，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证明其中一个事项、一个环节或证明事件、行为的外在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办法。这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为需要有专业人士完成或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公证员只能证明眼见的行为、过程的真实性，对专业人员和仪器设备的工作只能从程序上予以证明，对实质内容是不敢证明的，也就是说对证明对象的合法性通常不予证明。但有些当事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会故意对公证内容进行歪曲。如在汽车节油大赛中，公证处往往是对所有参赛车辆的行驶里程和耗油量进行证明。而主办方一般只用到冠军的成绩，在宣传的时候就成了“XX车经公证百公里耗油X升”。这就是故意曲解公证，作夸大性的宣传的例子。还有的如媒体曾炒得沸沸扬扬的“处女公证”①，实际上就是公证处对有关医疗机构出具的处女鉴定证明进行了真实性的公证。而人们一曲解，媒体一夸大，就成了公证处直接来证明是否处女了。可见夸大或曲解公证对象和内容的对公证事业的危害也很大。
滥用公证的第四种就是打擦边球，通过混淆法律关系，将公证书另作他用。公证都采取一事一证的方式，并且每个公证的作用各不相同。比如出生公证和亲属关系公证，有时候在内容上所显示的关系是同一的，但在现实中并不能代替使用。而将公证书另作他用或者在法律关系明确、公证事项也明确的情况下要求采用另外的公证事项，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当事人为了简便手续、减少支出或故意借用公证的名号;另一方面是有关的公证书使用接收单位不了解公证，不明白公证书特定的证明内容和范围及由此而决定的公证书使用效力，很多单位往往只说有公证书就行。本人就碰到过一个此类案例：一人死亡在银行留有存款，其配偶想取出存款，来公证处咨询，答复要办理继承公证。当事人嫌继承公证太麻烦，就去银行沟通。结果银行来电话说只要有公证就行了，并表示可以由该配偶发表一个声明，愿意承担其一个人支取该笔存款的所有法律责任。姑且不论这份声明书公证的法律意义和实际使用效果，也不管公证处可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在此案中，继承关系很明确，任何公证员都知道应办理继承公证。可当事人怕麻烦，银行又不了解公证，如果公证处就出一份声明书公证书，那显然是自己打自己的嘴，自己同意当事人滥用公证，此类作法一旦开了先河，以后可能就不会存在继承公证了。
滥用公证的第五种情形就是伪造公证文书或没有公证而冒用公证名义，虚构公证。这种情况往往是不法分子用于诈骗，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伪造公证文书和冒用公证名义都是看中了公证的公信力和人们对公证的信任。有些人在第一种滥用公证——骗取公证书不能得逞时，会自己伪造公证文书。而冒用公证名义、虚构公证或许每个人都碰到过。平常在手机、QQ和邮箱中都会收到中奖消息，甚至还有书面信件。这些消息都称中了大奖，需要中奖者预先支付公证费或个人所得税。为了表明中奖的“真实性”，往往会说明由公证处公证，并煞有其事地写着公证处的名称、地址、电话和公证员的姓名、编号等等。这种典型的中奖诈骗就是冒用公证，虚构公证，而由于人们的一时贪念和对公证的信任，上当的人不在少数。
二、如何防止公证滥用
(一)完善公证审查核实，确实提高公证质量
要预防人们滥用公证，首先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要严格根据法律规定和办证程序规则办理公证，尽到勤勉尽职的义务，同时提高业务水平，仔细审查核实每个公证事项，保证公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公证中，审查核实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查明事实，确认证明结论的必经环节。公证法规定了公证机构的核实义务，如果公证机构未尽核实义务，导致错证和假证，则无疑公证处和公证员对外要负全部责任。而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作虚假陈述所要承担的责任，公证机构往往很难追偿。因此，要预防公证滥用，公证机构首先要从内部出发，完善各项公证程序，提高公证员的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使当事人骗取公证书的目的无法得逞。
(二)“公证”一词的专有保护
有人在公证法制定时就提出应当在法律将公证作为专有名词予以保护。②因为公证是一项法定的证明制度，公证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规范公证工作和规定公证书的法律效力，是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遗憾的是公证法并没有对公证进行专有名词保护。这一点银行业立法就走在了前面。《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据本人所知，在国内使用“公证”一词的，除了公证法规定的“公证”外，还有海事公证和棉花质量公证检验两类“公证”。实际上所谓的海事公证，就是海事保险当中的事故调查和评估认定。棉花质量公证检验则是指“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棉花的质量、数量进行检验并出具公证检验证书”③ 。这样众多的“公证”，可能连我们作为其中一份的公证员也不一定了解。而现实中，由于公证机构改革，公证处大多脱离了行政序列，成了行业组织，特别是设区一级的行政区域内的公证处需要起字号，使得老百姓对公证姓“私”姓“公”有了疑虑。同时，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人们可以随意滥用公证而不需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笔者曾经就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说某某活动由公证处公证，结果是公证处根本没有受理过此类公证。如果有“公证”的专有名词保护，并授权任何一个公证处有权对滥用公证行为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公证处就有权要求滥用公证者承担法律责任。
(三)申请人承诺和公证告知
在当事人申请公证时，应当要求其明确申办公证的理由及公证书的用途并做出不作其他用途的承诺。而作为公证员，应该在受理公证时将公证采取的方式方法及公证证明的对象和内容明确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明白公证，合理使用公证文书。当事人申请公证都有特定的目的，有些当事人为了骗取公证书会作虚假陈述。因此公证员在受理公证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当事人为什么要办这公证，办了这公证对他有什么用处，公证处会存在什么风险等。公证员要通过询问过程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真实意图，引导当事人正确选择公证事项。
(四)在公证文书上进行加注
公证文书上进行加注，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限定公证书的用途，一是明确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使用效力。在公证书中加注公证书用途，能够明确公证文书的使用范围和效力，这样当事人很难将公证书另作他用，也为接受使用单位采证公证文书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现有的在公证书中标明用途的，只有在涉台的亲属关系公证中，需要加注仅限用于诸如探亲、减免税等特殊用途。而明确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使用效力也是防止当事人滥用公证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公协新出台的《办理房屋委托书公证的指导意见》第十条，公证机构适用《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涉及处分房屋的委托书公证，可以在公证书中加注：“本公证书未对委托人是否具有处分权做出证明”。第十六条，??仅对转委托人的签名(印鉴、指印)和签署日期进行证明，不对原委托书目前的有效性进行证明，并可以在公证书中加注：“本公证书未对原委托书目前是否有效做出证明”。笔者在采用当事人声明形式作证人证言的保全证据公证时，也会加注“本公证书仅证明声明人发表声明行为的真实性，对声明书内容真实与否不予证明”。这样的加注就明确了公证书证明了什么，没有证明什么，能够有效避免当事人将公证书另作他用或故意曲解公证内容的滥用行为及接受使用的单位和个人被当事人蒙骗。
(五)公证文书加密、联网查询和公证机构保管公证书
对公证书进行加密和提供互联网查询，也是防止公证书造假的有效方法。由于大多公证文书有固定的格式，公证文书造假很容易，而人们往往很难识别，且查询途径也不方便。现在成都和广州的公证处已经推行公证书加密，在公证书中加印条形码用来防伪，同时开通查询系统，供验证公证书的真伪。④
由公证机构保管公证书，也可以有效预防当事人滥用公证书。因为当事人申办公证都是有特定用途的，一般都提供给特定的部门作为证据材料使用。如果在当事人办理完公证后，由公证处保管公证书，待其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公证书时，可由该部门直接向公证处领用公证书。而公证处可以在有关部门领取公证书时向其说明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使用效力，确保
有关部门正确采证公证书。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当事人将公证书另作他用或随意曲解公证书内容。有人提出在办理夫妻之间因外遇产生的手机短信息保全证据公证时，“为防止当事人改变公证书使用目的，利用公证书对丈夫或‘第三者’进行诋毁名誉、威胁或其它侵权行为，可以与当事人协商，将公证书留置于公证处，在进行离婚诉讼时，由法院直接从公证处提取公证书。”⑤
三、公证被滥用的救济
(一)与滥用人协商并设立黑名单
滥用公证者有故意也有无意的，如果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曲解公证或冒用公证的而没有造成严重损害的，公证处可以与之协商，要求其停止滥用行为、消除影响。公证处可以要求滥用者在报纸或电视上发表声明，对滥用情况作出解释，消除对公证处的不利影响。 同时对滥用者要设立黑名单，对其信用进行记录。公证法赋予了公证机构在申请人申办非法律规定必须公证的事项时，有权不受理公证。如果滥用者再次申办公证的，公证机构可以不受理，或受理后可以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这也是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公证机构可以自我救济的唯一有效途径。
(二)撤销公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