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赔偿制度大全11篇

司法赔偿制度篇（1）

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是司法赔偿理论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并没有专门规定。该法第一条对整个国家赔偿制度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解释:“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分析这一条文,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赔偿制度的目的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其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国家赔偿包含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因此这两点同样也是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

《国家赔偿法》第一条是目的还是功能

法律的目的,应体现法律的理性与合理预期,全面诠释对法律规则的理性要求。究其本质而言,法律的目的在于如何在社会上树立法的权威;意味着从法律规则的创制直至司法审查的每一个法律实践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公民权利纳入由法律铺设的、既定的轨道;也意味着社会主体在有序化的法律体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具体到司法赔偿制度,立法者想要达到的合理预期,也就是行政法治原则的确证与实现。司法赔偿制度应通过完善的、理性的行政预期机制,实现法律的目的。目的的设定与选择,本身就蕴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的精髓,寄托着目的主体对客体的愿望和期盼,它通过人的能动行为来实现。用耶林的话来说:“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①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就是以观念的形式表达的国家确立司法赔偿制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国家基于对司赔偿制度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司法赔偿制度所应产生结果的理想模式。②

《国家赔偿法》的第一条并未区分目的与功能。客观地讲,确立司法赔偿制度,确实能够起到规范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作用,但这只是这一制度客观上能够发挥的功能,而并非司法赔偿制度最终追求的目的。因为《国家赔偿法》是一部赔偿性质的法律,立法者与司法者在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最先应考虑到的,是当因国家侵权行为引起损害发生时,应如何确定损害、填补损害,如何将受损害的权利恢复原状或给予赔偿,而并不是在这个时候如何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如果国家机关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为受到违法的评价,便可能去阻碍对于其行为违法的认定。

《国家赔偿法》实施15年来被叫作“国家不赔法”,其原因正是在于设立此法时,立法者的目的不够明确或者说更多考虑到了国家机关的利益,而忽略了民众的利益。只有在立法目的合乎理性、合乎公正、合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构建出符合预期的法律规则,在客观上才能推进法治进程,建构理性的法律秩序,最终使公民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司法赔偿制度目的溯源

在司法机关与公民的关系中,如果二者之间形成的是权利保护或争议解决的关系,彼此有利,各取所需,由此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法律关系中正态的一面,由此产生的权利,是原权利;如果二者之间发生了侵害破坏的关系,就是法律关系中反态的一面,由此产生的权利,是救济权。正态权利所对应的是义务,反态权利所对应的是责任。

司法赔偿责任,就是因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应当为此承担的赔偿责任。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我们需要确定:第一,是否有损害?第二,是否需要赔偿?第三,由谁来赔偿?

侵权法所关注的是那些从事后角度观之为负值的交易关系。③因此,在追寻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的问题上,我们应首先想到的是权利的救济问题。救济先于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现代社会,救济不仅是当实体权利发生纠葛时为实体权利提供解决纠纷或冲突的途径,而且也使实体权利的合法实现或使实体义务的普遍履行成为可能。

司法赔偿首先关涉的应是损失。对于权利的救济,就是以受害方所受损失为基础的;对于侵权行为的救济,主要在于平复损失,这些损失主要源于这种负值的交易关系。在财产和人身损害发生前,A=B;损害发生后,损害变成了A+C=B-C,裁判者就要从A取C给B,这样使双方处于得失之间算术适中的位置,这就是A+C-C=B+C-C。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矫正正义的观点。矫正正义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对所得与损失之间的中庸维持,其实质是通过对违法行为的纠正来恢复对法的追求,并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实施侵害行为与蒙受损害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人在侵害发生之前和之后所拥有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这也是矫正正义需要变更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关系的理由。

就法律性质而言,司法赔偿法是一部保护权利的法律,而不是创设权利的法律。它是通过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来启动司法赔偿机制的运行的。矫正正义是一个人当自己的权利受侵犯时自然产生的愤慨和赔偿要求,它通过其内在地在所得与损失之间寻求中庸的算术比例的实现来落实,即通过损害赔偿,以求恢复没有不公行为伤害之前的状态。这,应该是司法赔偿所追求的目的。

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分析

司法赔偿制度,要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和体现对人的关怀,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我国司法赔偿制度应当在立场上从对国家违法行为的谴责追究向对受害公民的权利补救转变。这一转变,也是司法赔偿制度在目的上的重新探寻。

司法赔偿制度目的的本质。复原,是损害赔偿法律的目的。这一目的的本质在于,使受害方重新处于如同损害未曾发生时的状态。所谓公平,就是各得其所。同样,良好的制度也应围绕着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具体到司法赔偿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司法赔偿的范围、程序、方式和标准等等,这些制度的建构都不能与司法赔偿的目的相悖。现代的司法赔偿制度,应对公民权利进行充分保护,使受害人被司法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益得以补救或者恢复。现代司法赔偿制度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其基本的制度和规则都是适应“以受害人保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最大限度地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

对司法赔偿制度现行规定的检讨。在这样的目的指导下,我们需要反思《国家赔偿法》的一些现行规定。比如,违法归责原则。也就是说,只有违法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才赔偿;如果不违法,即使造成了损害,国家机关也不赔偿。从逻辑层面上看,这是行为评价层面的原则,而不是损失负担层面的原则。而司法赔偿责任的产生,不是基于对行为的评价和对行为主体的追究,而是基于损失负担的理由或根据。只要是这种损失在法律上和理论上不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来负担,就应由代表社会利益的国家来承担,这不是在追究责任,而是一种公平的损失负担的责任。再如,目前的《国家赔偿法》只解决部分司法赔偿纠纷,而不是全部。但是,司法赔偿的范围应当根据侵权受害的范围来确定,不应当人为限制司法赔偿的范围。只要有侵权的事实,有损害的发生,就会有赔偿的纠纷,就应当通过合法的赔偿程序来解决。目前的司法赔偿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没有将平复受害人的损失作为这一制度的目的。只有在正确目的的指导下,立法者才能构建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

对司法赔偿制度目的的定位。当《国家赔偿法》的实效偏离于预期时,我们除了需要检讨立法技术以外,或许更重要的是审视国家赔偿法的定位,即它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立法理念。明确国家赔偿法的目的、摆正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后,国家赔偿法无疑就是国家向公民兑现宪法权利的一个最终形式,是公民在宪法和法律权利受到损害后得到充分救济的最重要方式。对司法赔偿制度目的的定位,需要我们转换视角,转变观念,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受害人的身上,看受害人究竟有没有承受损害的根据或理由。这样我们会发现,所谓赔偿和补偿,其区别并不是根本性的,其理论基础实际上是相同的,就是受害人是不是无辜地受到了损害。在实践中,对承担了国家赔偿义务的机关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追究问责并与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人权保障永远是法治的主题。但要把人权保障的理念变为现实,只有通过正义的程序才能实现。④司法赔偿责任的目的,也应以保护人权为核心。制度的设计和操作,要突出保障人权的目标。国家对受害人的赔偿,也是对社会秩序的恢复,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需要,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为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司法赔偿责任的激励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9]第382号)

注释

①[英]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司法赔偿制度篇（2）

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司法职权行为违法侵害时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救济，促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民主、法治要求的不断提高，司法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本文试透过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就其中的相关问题及对策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 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 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 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 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司法赔偿制度篇（3）

（二）确定公开听证的案件，应当于听证前3日将听证参加入的姓名，案由、听证的时间和地点予以公告。 听证参加入要求延期听证的，应当在听证前5日内提出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决定，并通知听证参加人。

（三）听证开始前，由书记员核实听证参加人及其委托人的身份，交代注意事项，宣布开庭纪律，并将有关情况向听证人报告。听证开始时，由听证主持人查明听证参加入及其委托入的基本情况，宣布案由和听证人、书记员名单，并告知听证参加入的权利，义务。

（四）听证开始后，在听证人主持下听证按下列顺序进行：1、赔偿请求人陈述申请赔偿的请求及事实与理由；2、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陈述答辩的事实与理由；3，复议机关陈述；4，听证人根据以上陈述与答辩归纳本次听证的焦点或重点；5，听证参加入根据听证人归纳的焦点和重点，围绕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6、听证参加入最后陈述综合意见；7、听证主持人宣布本次听证结束。并宣布拟公开宣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的日期及送达方式；8、最后，由听证参加入阅读听证笔录，并签名或盖章。听证结束后，由听证人写出书面的审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附有关案卷和证明材料，报请赔偿委员会主任提交赔偿委员会审理。对于赔偿委员会认为重大、疑难的案件，必要时由赔偿委员会主任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赔偿委员会必须执行。

二、完善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制度的建议

司法赔偿案件审理引入听证制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效果十分明显。当然，在听证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包括人民法院在内及有关听证参加入对听证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听证程序不够规范，举证不全面，质证不彻底，辩论不到位，公开性不够强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对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要提高对司法赔偿案件实行听证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在司法赔偿案件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是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院整体工作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司法为民，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现实需要。因此，要从思想上消除那种认为赔偿听证是自找麻烦、多此一举和对赔偿听证消极应付、被动畏难的种种不正确观点，从讲政治、讲大局、促发展、保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司法赔偿听证工作。

要大力加强司法赔偿案件的听证制度建设。实践证明，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目前，要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首先对包括国家赔偿法在内的法律、司法解释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和公众愿望的修定和补充。同时，还要针对听证制度不健全的现状，逐步建立健全听证参加入听证前的证据交换的规则，听证参加入的举证，质证规则和辩论规则以及人民法院的认证规则。通过完善法规，健全制度，在较短时间内使听证工作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推动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要加大听证力度，确保司法赔偿案件的公正审理。在听证过程中，听证人居中引导，指挥整个听证过程。司法赔偿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审理，听证是关键。

司法赔偿制度篇（4）

    

    

    【正文】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即现代司法理念。1966年第21届联大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等，在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独立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在大陆，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权司法权合二为一，故在建国初期大陆建立的司法制度还相当落后，未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开始觉醒并提高。1994年，大陆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大陆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司法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和现代司法理念被广大国民所接受，国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中共中央顺应形势，高瞻远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十六大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直接写入宪法。这些都为大陆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年来，我们认为，该法的立法精神、目的和宗旨总的是符合现代法治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但其中一些具体规定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下面就大陆司法赔偿制度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所指的司法赔偿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与非刑事司法赔偿。

    

    一、司法赔偿归责原则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有“违法”二字的限定。有的理论界人士和司法实践者根据此条规定认为，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而有的则认为，国家赔偿中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应为违法兼结果原则。《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不明确，不仅造成理解认识上的不统一，而且给司法赔偿实践也带来了较大的困惑。

    比如，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受害人是否能直接持不起诉决定书或无罪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争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的认识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公安、检察等有关机关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司法赔偿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刑拘、逮捕、判决各阶段对证据的掌握不同，对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案件，往往刑拘、逮捕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因此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不能视为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应由检察机关确认逮捕措施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直接受理此类案件。法院赔偿委员会则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只要受害人结果未被定罪，则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错误，受害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实际上突破了公安、检察机关所认为的违法赔偿原则。

    如何理解《国家赔偿法》中的司法赔偿原则？笔都认为：第一，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给受害人造成损害有两种情形，一是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另一种不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不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是否违法，所造成的损害如果让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承担，就意味着让他们受到了特别的牺牲，承受了本应由全社会承担的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承担亦即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才符合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1]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没有“违法”二字的限定。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赔偿法》在第三条、第四条行政赔偿范围中，均使用了“违法”二字；而该法在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中较少使用“违法”二字，其中第十五条第（一）项“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第（二）项“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未使用“违法拘留”或“违法逮捕”的提法。而“错误拘留”、“错误逮捕”中的“错误”通常是通过结果来判断，其外延比“违法拘留”、“违法逮捕”宽。第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虽然使用了“违法”二字的限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而应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赔偿法等有关法律的立法精神去判断。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司法机关根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后因证据不足终止了刑事追诉程序，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能获得赔偿的问题。根据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即使刑拘或逮捕时符合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但结果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判决无罪，只要结果没有被定罪，则该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罪，无罪之人应享有宪法和刑法等赋予的人身自由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司法机关作出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侵犯了该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违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国家应承担司法赔偿或补救责任。

   综上两点原因，大陆司法赔偿归责原则应当是违法兼结果原则，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该法总则中予以明确。

    

    二、司法赔偿确认制度问题

    大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从以上规定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只要有关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作出的结论，如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决定；对嫌疑人刑拘或逮捕后，检察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或以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作出的调查处理结论；嫌疑人被刑拘或逮捕后，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或人民法院对责任人作出的有罪判决等结论足以证明侵权机关的职权行为符合刑事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直接申请赔偿。因此，并非所有的赔偿事项必须经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但是，由于赔偿法该条对确认制度的规定模糊，以致部分赔偿义务机关片面地认为，赔偿法将先行确认权赋予了赔偿义务机关，所有的赔偿事项均应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如果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确认结论不服或赔偿义务机关不答复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诉。

    目前在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是，如前文所述，对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作出的存疑不起诉案件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认为不起诉决定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书应当视为确认文书，应当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先经其确认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的规定。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不一致，法院要执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而检察院要执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以及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的现象相当突出，但受害人能得到赔偿的微乎其微。《国家赔偿法》在第十五条第（四）项将刑讯逼供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根据该法的第二十条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也就是说，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要经依法确认。这里就存在一个谁来确认，如何确认的问题。在实践中，除非刑讯逼供致死或重伤或精神失常，刑讯逼供的事实无法掩盖，有的受害人获得了赔偿。对于刑讯逼供所致的轻伤、轻微伤，待关押一段时间后，受害人的伤往往已痊愈，伤痕证据已消除，又无旁人作证（即没有旁人也不愿作出对自身不利的证言），从证据方面来说，对受害人极其不利。只要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否认，则无法确认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存在。因此，受害人受到刑讯逼供违法侵害后，通常无法获得赔偿。关于违法收取或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问题，由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将错误刑事拘留纳入了刑事赔偿范围。公安机关将符合或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的人责令办理取保候审，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一交，就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其中绝大多数是违法没收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仿佛一块真空，没有监督、没有约束。《国家赔偿法》未将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纳入刑事赔偿范围，即使根据赔偿法总则第二条的规定将此情形纳入赔偿，但确认这一关又过不了。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确认，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公安机关置之不理，受害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往往也得不到答复。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被侵权事项，应当先经过依法确认，赔偿委员会不受理要求确认的申诉案件。这样下来，受害人要求退还保证金的赔偿请求被确认这一关给挡住了。

    根据大陆的司法体制，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公安局长有的是政法委书记，法院的中立、独立体现困难。公安、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由他们确认的赔偿事项，如果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受理了，则要么找人大、要么找政法委、要么以不履行赔偿金相胁。《国家赔偿法》在司法赔偿部分如此设计的确认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较多的赔偿义务机关把确认程序作为“挡箭牌”，利用确认程序来规避赔偿，对赔偿请求人的确认申请，作出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应当确认违法而确认不违法，进入不了赔偿程序，二是置之不理，不作结论，仍然进入不了赔偿程序。赔偿请求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得到纠正的也为数甚少。由于进入不了赔偿程序，有的被迫放弃，有的便在确认申诉中疲于奔命，浪费时间。这样极大地增加了受害人的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权问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则《国家赔偿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官民矛盾，疏远了官民关系，国家机关必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2]为数较少的侵权机关即使作出了确认违法或不违法的决定，但各机关对确认的标准、方式、确认文书的格式以及适用法律等不统一，导致五花八门的确认出现，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赔偿法所设立的确认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司法赔偿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国家赔偿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目的难于实现。

    同样一部法律，为什么行政赔偿工作的开展比司法赔偿工作效果好得多呢？这是因为在行政赔偿中，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并要求赔偿不是唯一途径，还有行政诉讼程序为保障，行政诉讼程序为行政赔偿工作的较好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赔偿请求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侵害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补救，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司法赔偿程序部分可参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程序设置，但应当有别于诉讼程序。一是因为大陆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只能适用决定程序而非诉讼程序；二是行政赔偿诉讼是建立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理论上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且现行行政赔偿原则是违法赔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司法赔偿不同的是，如前第一个问题所述，并非仅以违法与否判断，有的是以结果判断司法行为是否错误。以结果判断的，往往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而非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所能处理。比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后，发现终审刑事判决有误，只能提出司法建议，启动审监程序处置后，才能恢复赔偿案件的审理。

  笔者建议：综上，可以参照行政赔偿程序设置司法赔偿程序。但不同的是司法赔偿案件以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和决定程序的监督为保障，而非诉讼程序保障。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权就是审查判断确认与否的权力，对职权行为违法而不需后置程序的有关机关作出结论的部分，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确认违法与否并作出赔偿决定。与行政赔偿程序不同的是，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的，应当待该结论作出后，才能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三、司法赔偿决定引入听证程序问题

    大陆三大诉讼法均把公开审判作为基本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时，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可言，审判权威就不能建立。《国家赔偿法》在赔偿程序中，没有规定公开决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依法不公开进行。这与公开透明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冲突的。《国家赔偿法》把司法赔偿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虽然司法赔偿适用决定程序，有别于诉讼程序，但仍然不能背离公开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实践证明，只有“阳光”下的审判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因此，保证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享有对证据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利，是公开、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司法赔偿案件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发展方向。 

 

   大陆现有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不能参照诉讼模式引入审判程序，但引入听证程序却是适当的。通过十年的司法赔偿实践可以证明，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越性：第一、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国家赔偿法》将司法赔偿案件的审理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由于大陆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大陆公民受传统的“官官相护”意识的影响，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案件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在审理司法赔偿案件中引入听证程序，实际上就是在审理程序上公开化，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增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信任感，这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第二、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审理，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在听证过程中面对面地对争议事项进行质辩，有利于赔偿委员会查清事实，使审理人员能够较快地把握双方的理由、观点和争议焦点，加快审理进度，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有利于化解矛盾。赔偿请求人在法律意识较低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赔偿案件的审理程序上不够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其“官官相护”的意识极易产生且不易改变。司法赔偿案件如果不引入听证程序，让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面对面地质辩，不论赔偿委员会作出了多么正确公正的决定，绝大多数的赔偿请求人或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是不信任的，是有抵触情绪的。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通过在听证过程中举证、质证，进行辩论，赔偿请求人不但认为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与赔偿义务机关能平等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而且能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了解《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作出的赔偿决定更能理解更能接受一些，从而减轻了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抵触情绪或对抗心理。第四、引入听证程序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效果都很好。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都比较服从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尤其是赔偿请求人对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非常欢迎，认为自己的“官司”即使输了，也输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

    综上所述，引入听证程序，是实现司法赔偿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准确地确定国家赔偿范围和数额的必要途径，是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裁量权的重要措施，是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原则的具体体现[3]。

    笔者建议，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司法赔偿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条款。凡是重大、疑难、争议较大、证据较多的赔偿案件，均应引入听证程序审理。但由于司法赔偿包含了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故不能象其他案件开庭审理一样，应有别于庭审，因此，参加听证的法院审判人员不宜着法官袍，也不宜使用法槌。

    

    四、赔偿费用的支付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第二十九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通过长达十年的国家赔偿司法实践，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有些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存在抵触情绪，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也不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二是各地区财政收入存在差异，尤其是一些区县财政机关没有把赔偿费纳入每年度财政预算，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区县对国家赔偿费用不予核拨或只核拨一部分。三是一些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追偿问题产生分歧，财政机关未核拨。四是部分国家机关负责人考虑政绩等因素，未向财政机关依法申请核拨。五是部分赔偿义务机关以财政机关不拨款等理由，对赔偿请求人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赔偿费的执行问题，少部分的地区执行兑现状况良好，但多数地区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堪忧，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拒付的现象相当普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形并不少见。国家对受其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一点抚慰性的赔偿金都要打“白条”、耍“赖皮”，《国家赔偿法》的尊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的权威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国家机关的形象也必然受到极大的损害。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的极大侵害，对蒙受冤屈或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恢复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恢复问题。[4]赔偿费不能及时全面兑现，不但公民个人权利没有得到恢复，而且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没有得到恢复。大陆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不符合公平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也不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补救确能付诸实施”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执行的具体措施，该法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四项执行措施，比如，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应当归还的罚款或应当给付的赔偿金，或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50至100元的罚款等。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一样，均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用，行政赔偿费用的执行有人民法院相应的强制执行权作保障，但司法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则完全靠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的自觉性，无相关措施予以保障。根据大陆司法体制，如果完全照搬民事强制执行模式是不合适的，《国家赔偿法》应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执行措施。这是《国家赔偿法》的一大缺陷，应当弥补。

    笔者建议：第一，由于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故在修改《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费的支付部分时，同时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关于执行部分作相应修改；第二，关于赔偿费的支付应专列一章；第三，由于申报赔偿费用有一过程，应强化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支付义务；第四，赔偿费最好由省一级或中央财政纳入预算并统筹列支为宜；第五，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赔偿决定送达给赔偿请求人时，还应各送达一份给省级财政机关和赔偿义务机关；第六，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省级财政机关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等权力，以保障赔偿费能及时全面地支付赔偿请求人。以上几点建议，既能避免部分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不服拒不履行赔偿费的情况，也能避免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核拨与否扯皮不休的问题，不但能将赔偿费用及时兑现赔偿请求人，也切实解决部分困难地区财政支付困难问题，同时便于掌握赔偿费的数额，便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对追偿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有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以及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的，在作出的赔偿决定中，同时对追偿与否、追偿的数额和期限作出决定，支付赔偿费的财政机关应当代表国家行使追偿权，侵权机关有义务协助追偿。

    

    五、司法赔偿范围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因此，作为国家赔偿责任主体国家，应当对受到其权力侵害的受害人给予公平合理有效的补救。而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仅在第十五条规定了五项侵犯人身权、第十六条规定了两项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均无兜底条款；而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七种国家免责情形，其中第（六）项为兜底条款，为国家免责情形留下了余地。前面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不留余地，而国家免责情形则留了余地，无论怎么说，对受害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确认制度的设置和赔偿范围的过窄，使《国家赔偿法》以“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出台。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侵害的情形，无相关法条予以适用。大陆的国家赔偿就目前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抚慰性的赔偿，但是有的受害人连抚慰性的赔偿也得不到，这是现行赔偿法的重大缺陷，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也不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有人说，大陆国力弱，现有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给予受害人充分有效的补救。既然民事侵权赔偿案件中，法官不可能因为侵权方的赔偿能力弱而减轻其赔偿责任。那么一个国家怎能以国力弱为由而减轻其赔偿责任呢!表面看，国家以此节省了一笔开支，但付出的却是法治滞后的代价。如果依法应当获得的赔偿不能得到解决，将影响社会稳定，国家付出的代价远远高出在国家赔偿方面节省的费用。

    笔者认为，为了能更充分地保障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赔偿法》应当扩大司法赔偿范围。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权力范围相当广泛，侵权行为相应也种类繁多，在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中不可能一一列举，这就需要用兜底条款来进行平衡。而现行赔偿法对刑事赔偿范围在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列举式进行规定，没有兜底条款，在实践中有些情形找不到法条适用，给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困难。对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赔偿法仅在第三十一条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而且范围过窄，是不能适应司法赔偿实践的需要的。《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与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的规定，将较多受到司法权侵害的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挡在门外，其补救功能没能得以真正地实现，这是不符合公平公正现代司法理念要求的。

    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以及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念的要求，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以下几类情形应当纳入司法赔偿范围。

    1、有罪被超期羁押的赔偿

    有罪被超期羁押是指被告人被判有罪，但其被羁押或服刑的时间超过判决确定的时间。超期羁押现象相当普遍，主要是部分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受落后的司法观念影响，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触犯刑法，应当被打击，多关押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司法领域侵犯人权最为突出一个方面就是超期羁押。有罪被超期羁押的人对超期羁押部分是否应当获得赔偿呢？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以所谓“无罪赔偿原则”将有罪超期羁押排除在司法赔偿范围之外。何谓“无罪赔偿原则”？是指一名被告人只要被判有罪，被关押或服刑的时间超过判决确定的时间，对其超期羁押部分国家是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院作出的个案批复亦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对超期羁押的部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被告人被判有罪应当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这是毫无异议的，但其人格应当受到尊重，合法的权利应得到依法保障。根据宪法、刑法及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规定，罪犯在法院判决的刑期届满，就应当立即释放，则该被告人应当依法获得自由并恢复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权利，那么超期羁押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无罪被羁押，无罪被羁押就是非法侵犯了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基本权利，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此国家应当予以赔偿。如果不这样认识，就不利于解决反映强烈的超羁押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以及“以人为本”的现念。

  2、自诉案件中的国家赔偿

司法赔偿制度篇（5）

目 录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第一页）1、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2、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 3、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第二至三页）1、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2、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3.落后于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第三至五页）1.明确精神损害概念，从立法上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2.规定对一般人格的保护，扩大对精神损害客体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3.扩大权利主体，保护继承人依法享有的权利。4.在责任方式上，应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摘 要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是我国首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是，在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及制裁违法行为方面，我国法律还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作一简述。在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方面主要对三个问题进行论述，首先是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精神利益不像物资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质利益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转化为物质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其次是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资损害的补救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物资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则不然，它往往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失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配合行为。最后是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命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三位一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要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建立全面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法律体系，适应时展的要求。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是我国首次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是，在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及制裁违法行为方面，我国法律还存在一定缺陷。下面，就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作一简述。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众所周知，对于财产权受损害给予物资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精神损害给予物资赔偿就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里就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问题，我认为，其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精神利益虽然不像物资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资利益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转化为物资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以公民为例，一个公民的良好声誉不仅能使他本人获得尊重与信赖，还会对他的就业、晋级等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为他自己带来一定的物资利益。再以法人为例，信誉好的企业，其效益就好，而信誉差的企业，其效益就差，也就是说，作为精神利益的企业信誉能够转化为物资利益的企业效益。因此，公民、法人的精神利益的物资转化性，是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依据的理由之一。2、精神损害恢复的物资性 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资损害的补救不同。一般情况下，物资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则不然，它往往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失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那么，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物质手段。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来逐渐完成这一过程，所以，完成这个过程必然要支出的费用就应当由侵权行为人承担。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另一个立法依据。3、人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生命健康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人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作为自然的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就是由他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作为社会的人，生存的社会条件就是他所处的人类共同体中的地位和环境。在自然条件中便形成了人的财产权，在社会条件中便形成了人的人格权。也就是说，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三位一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种权利的损害都是对整体权利的损害。那么，作为主要保护人格权的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不能不建立并予以完善。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缺陷。1、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限于受侵害的公民、法人。但死亡公民人格权受到侵害，其亲属能否主张权利；法人撤消、分立、合并后，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其权利义务继承者能否提起诉讼，法律未予规定。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仅限于姓名权（法人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少数几项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不得请求精神赔偿。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却是侵权行为及现象非常繁杂，除上述几项基本权利外，还有大量的诸如侵害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致人精神损害的情况。侵害死亡公民的人格权、侵害变更后法人的人格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样是侵权行为，法律对有的行为给予制裁，对有的行为不予制裁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能全面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2、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精神损害以非财产责任方式为主，财产责任方式为辅，使得不少精神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该条的内容排列上看，立法者把非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前面，把财产责任方式排在后面，用“并可以”相连，立法用意是重前轻后，即要求在适用责任方式时，首先适用非财产方式，财产方式只是一种辅助的次要方式。于是，在适用法律时容易产生一种偏见，认为只有严重的精神损害，适用非财产方式明显不足时，才适用财产责任方式。而损害是否“严重”大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这就难免造成一些受害人无法得到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此外，赔偿数额的限制，也不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由于法律法规及相关的适用法律政策及精神均采取限制适用财产方式制度，便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限制赔偿数额的做法。法院判令加害人赔偿损失，一般都在数百至数千元范围内考虑。在商品化的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如此额度往往尚不足以支付受害人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各项费用，也就难以达到有效地惩戒侵权人，抚慰受害者的作用。 3.落后于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已把保护人身权制度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对人格权的保护趋向于更为全面和具体。美国除对于名誉权和其他人格权给予保护外，还专门制订了隐私权保护法。英国、泰国、埃及、阿根廷等国在精神损害客体上都采取无限制保护制度。在责任方式上，不少国家都采用金钱赔偿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把金钱赔偿置于首位。相比之下，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便显得过于狭窄，落后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因此，补充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三、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限制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建立全面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法律体系，适应时展的要求。1.明确精神损害概念，从立法上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被理论界和司法界大多数人认为是确定精神损害及其赔偿制度的依据。但该法条对精神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明确的定义，尤其是“赔偿损失”之说更是含糊其辞，是赔偿财产损失，还是非财产损失，或者二者兼有，学术界争论颇多。因此，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应明确精神损害的内涵，因精神损害而获得赔偿，应称之为精神抚慰金。另外，还应明确，精神损害中的“精神”是一种广义上的涵义，不单指人所特有的精神。有的人认为法人是社会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人，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因此 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种观点就把“精神”一词的涵义缩小了，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可取的。因此，应该在立法上肯定这种制度，并将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加以区别，以澄清理论界和实践中的混乱。2.规定对一般人格的保护，扩大对精神损害客体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对人身权实行较全面、切实的保护，是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要求。许多国家的法律，既规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又规定对特定人格权的保护。而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只有保护特定人格权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平等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的人格权，也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不相吻合。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可采取根据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用概括式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同时对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侵权行为，如侵害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贞操权等采用列举式，给予特定保护。目前，在扩大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上，司法实践已经做出了重大突破，那么在立法上的补充与完善就势在必行了。另外，民法通则把精神损害限制在侵权行为范畴，对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受害人无法请求精神赔偿。事实上，在违约行为当中也会出现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受侵害现象。比如，某客运公司雇佣一名司机开车，该司机因主观原因屡次误车，造成旅客多次退票索赔，致使公司声誉下降，营业额大幅度下滑，造成很大损失。公司起诉要求该司机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法院却以精神损害不属违约范畴为由而不予支持。法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名誉权受到损害却又不能请求精神赔偿，这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因此，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可类推适用侵权行为的规定，无过错方可要求精神赔偿。3.扩大权利主体，保护继承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四权”遭受侵害时，受害者有权请求法律保护。但是，对公民死亡后，法人变更后，其人格遭受侵害时，谁有权主张权利规定不明确。有人认为死亡公民的人格主体资格已经消灭，因而不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不再可能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因为：第一、公民死后消失了法律主体资格，使其不能享有生前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但其权利客体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并不随之消失，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精神利益。如果对这些利益不予以法律保护，就会致使他人任意侵害死者的精神利益。第二、公民死亡后固然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事实上已在公民死亡这一事实发生时开始转化为其近亲属的请求权。第三、对死亡公民精神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因此，死亡公民的名誉应受到保护，死者的亲属享有请求权。所以要真正保护死者的人格权不受侵犯，就应从立法上确认死者继承人的权利，规定死者人格权遭到侵害时，其近亲属或遗嘱受益人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同时应规定，法人变更后，该法人的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其权利义务继承者有权提起诉讼。4.在责任方式上，应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双轨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格也将呈现一种物化的趋势，对人的评价不仅重视政治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国际精神损害行为法偏重金钱赔偿的“双轨制”的立法经验，比较符合现代侵权行为法的要求。另外，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民法上并未规定全国统一具体的赔偿数额标准幅度。我认为，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综合考虑各种相关的因素，主要应掌握四个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用经济惩罚手段来制裁侵权人。这样一方面对于受害人在精神上是一种抚慰，另一方面也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教育手段。第二、赔偿时应考虑受害人名誉损害程度和精神痛苦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程度。一般来说，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作为侵害人，对他人施加精神损害，往往比在公民之间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得多，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突破限制性原则，给予必要的惩罚。第三、判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主要看社会影响后果。对于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大，行为情节恶劣，造成后果严重且影响大的，不必局于限制性的赔偿原则。第四、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以惩罚为主，但也不能不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而盲目确定赔偿数额。如果要求侵权人在其经济能力范围内做出最大限额的赔偿后，仍不改过的，则应运用训诫、责令悔过等民事制裁方法，制止其侵权行为。参考文 献资料《学习•探索•结晶》作者：金波、王冀平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

司法赔偿制度篇（6）

问题的由来：某案件一审判决原告A、被告B买卖汽车合同无效，双方各负返还车款及汽车义务。由于标的物在法院扣押中灭失，使被判负有返还原物义务的当事人A无法履行义务，而对方则以同时履行来抗辩，为此请求法院赔偿。

对上述案件进行分析可知，负有返还义务的当事人A作为请求权利人是合适的。由于标的物原被其占有，依判决负有返还义务。法院采取扣押措施，其后因法院过错造成灭失，故首先法院应向A承担赔偿义务，A受偿后才能履行对B的给付义务。该赔偿请求权是基于A合法占有汽车以及判决其承担的返还义务而产生的。而标的物原所有人B却不能向法院请求赔偿，是因为该物于判决书中确认由A返还，B对汽车已对A享有期待权，法律不会保护其基于一物而产生两种针对不同对象的请求权。

但本案中关健的问题是，人民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对赔偿请求人A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却对对方当事人B却利益攸关。因为请求人请求的目的，是将判决确定其承担的义务明确地转由法院承担，而且基于其在判决书中的义务人身份，该请求只能由其提出。但确定的标的物价值将会原封不动地直接作为被执行对象给付对方当事人，数额大小与其无关。比如而言，倘使确定该标的物价值超出原买卖双方合同协议价，则在判决返还的条件下，卖方将得到高于协议价的数额，或者说获得超出原合同有效的收益。而反之，在确定赔偿标的物价值低于原买卖双方合同协议价，卖方要承担低于原合同有效的价款的损失。

这种情况下由于行为与结果主体的分离，或者说权益主体的分离，将不可避免产生这样的矛盾：申请赔偿者对赔偿确定数额漠不关心，甚至可能由于双方诉讼的原因而恶意、消极地提供有关证据。从而使法院有可能在本院系赔偿义务机关、能少赔就少赔的想法和申请人并不十分客观的证据下作出不十分客观的赔偿确认数额。而非赔偿程序当事人的原卖主则虽对确认数额有异议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本案的矛盾凸现了在人民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的程序中存在的一个漏洞，即缺乏利害关系人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赔偿确认程序的制度。笔者建议，最高法院应尽快修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该项制度。明确利害关系人在赔偿程序启动后，可以第三人身份主动要求参与程序，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拒绝或明确表示不参加的，视为对相关程序与实体权利的放弃。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与程序应当享有参加听证、提供证据、发表辩论意见、对确认数额不服可以申请上级人民法院复议等权利，这样才能确定各方权利得到充分、有效和全面的保护。

司法赔偿制度篇（7）

一、我国环境损害赔偿法制现状

（一）立法上关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的内容仍属空缺

目前，我国在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规定，散见于民法和各种特别法之中，但是有关内容规定的过于原则抽象，导致缺乏可操作性。并且相关法律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某些规定还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形。

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只规定了行政性处理和申诉程序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并没有对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及司法程序做出规定。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第65条至68条对环境侵权问题进行了专章规定。第66条对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及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分担做了具体规定。 68条则创新性地规定了在污染者的赔偿能力低于第三人的履行能力时，受害人有选择责任承担者的权利。这种扩大责任人范围的方式是解决环境损害赔偿的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局部创新，却没有在立法上彻底解决环境损害赔偿的问题。

（二）确定环境侵权责任相对困难

一方面，由于环境侵权损害发生的原因极其复杂，难以在短期内找到具体侵权根源；另一方面，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结果又具有技术性、潜伏性、隐藏性等特征，导致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难以对环境损害责任人、环境损害程度与赔偿范围加以确定，并且举证也十分困难，这些问题使得在确定环境侵权责任方面困难重重。

（三）环境损害巨额赔偿，涉污企业难以承担

大量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受害范围极具广泛性，巨额赔款使得大多数设污企业濒临破产边缘，而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度又把赔偿责任留给政府和受害人买单，这个现实问题凸显了当下我国环境损害制度的极度不完善。面对严重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大多数企业因财力困难，无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导致大量的受害者以及公共环境损害根本无法得到赔偿。但若强制要求涉污企业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该企业因无法赔偿只能宣告破产，这不仅不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使赔偿责任人因破产得以逃脱巨额赔偿责任，使得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国内现有的环境损害赔偿有关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分担企业有限责任制度下的巨额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这无疑是我国环境立法方面的一大遗憾。

二、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一） 健全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体系

1.制定环境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法律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环境损害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虽然环境立法确立了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但法律规定过于原则，配套政策又几乎缺失，致使环境赔偿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科学界定环境损害相关概念、合理设计环境损害相关法律结构、建立完善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对解决我国越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有裨益，从而也扭转了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杂乱无章的局面。环境损害赔偿立法方面应将两种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既要考虑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又要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进行赔偿。

2.完善环境损害赔偿相关立法。我国现有的环境损害赔偿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民法意义上的赔偿，既缺乏制度执行的科学基础，又没有系统的运行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对提高环境损害赔偿规法律的可操作性极为必要。从完善环境法律体系的长远需求看，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有关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使得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司法运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完善法律诉讼支持体系

1.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之确定。科学合理地规范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是实施环境损害赔偿的基本前提。如果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不明确，那么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使的赔偿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从各国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环境侵权赔偿范围主要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和环境损害四个方面，而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现实的损害和潜在的损害两种。

在借鉴西方各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上，确定较为全面的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因环境影响而致使的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相关的合理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其中，直接损失，指现有财产的减损；间接损失，指可得利益的丧失；相关费用，指的是证据费用、律师费用等合理费用，主要包含了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鉴定费用、咨询费用等；精神损失，主要指环境侵害对人生理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例如环境噪声使人失眠，记忆力减退，食欲下降等精神痛苦。

2.环境损害赔偿之权利主体。由于我国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至今未对环境损害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规定，导致理论界及审判实务界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即索赔权利人的主体资格均存在不同看法。然而，实际生活中，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通常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一小部分非政府组织发起。

在环境损害诉讼中，检察机关拥有参与诉讼的经验、专业调查人员，相比之下优势显著。总体而言，环境法应明确赋予检察和公益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以此解决诉讼主体缺少原告资格的局面。

三、结语

一个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坚持环境保护的原则下，必须能同时兼顾环境损害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权益：既能使受害人真正获得赔偿，又能使加害人在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后还能稳定地产生经济效益，如此制定出来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既兼顾了公平又实现了效率。

参考文献：

[1]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9页.

[2]肖剑鸣、欧阳光明、林芳惠等：《比较环境法专论一环境法学系列》，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司法赔偿制度篇（8）

人身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以来，在立法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始终没有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

不论人们对当今司法解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严肃的质问、广泛的讨论以及深刻的思索。200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过程中出台，它受到了法学界与司法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这天无疑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日子。于此同时，也无法否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观察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是否具有溯及力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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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对于生效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

【第三十六条】

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分析】

1、根据第36条两款条文的规定，司法解释的生效日期为：2004年5月1日，即在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生效施行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同步生效施行。

2、该司法解释只能适用于“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3、溯及力，即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立法上对新法律法规预设的，对它生效前已经发生的违反新的法律法规的事实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有溯及力；相反就没有溯及力。目前，各国法律一般都采取不溯及既往的新法生效原则。

因此，依第36条的规定，可以清楚看到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仍坚持了我国新法效力的一贯做法，即不具有溯及力。

二、根据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所导致的人们认识上的相关问题

1、现实生活中，由于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创造性”规定，对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当事人利益影响最为显著的有：1、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性质不是精神损害赔偿，而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2、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调整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3、死亡赔偿年限从十年提高为二十年。由于，请求死亡赔偿金有了明确的依据，而且实际的赔偿额远远超过原来的任何规定，加之司法解释公布到施行之间间隔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故请求当事人便可采用在2004年5月1日之后，即司法解释生效施行后再提出正式主张或诉讼请求。

请求当事人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其再高的赔偿未必能使受到人身损害的当事人以及亲属得到救济“充分、合理”，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稍高一些罢了。什么时候提出赔偿请求、请求标准、适用法律以及赔偿多寡的本身并不涉及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2、新法是否具有溯及力，不取决于司法实践的具体现象，也不取决于人们的认识与感性，而是由法律如《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及新法本身所做出具体规定而确定的。

3、认为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具有“一定”溯及力。或者认为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在溯及力规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使得当事人可能获得“双倍赔偿”等等观点，主要是对人身损害现实问题进行了延伸观察，以致忽视了第36条的规定所至。

附：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演变过程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规范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三)----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主要特点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四)----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五)----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与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

司法赔偿制度篇（9）

人身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以来，在立法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始终没有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

不论人们对当今司法解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严肃的质问、广泛的讨论以及深刻的思索。200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过程中出台，它受到了法学界与司法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这天无疑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日子。于此同时，也无法否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观察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是否具有溯及力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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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对于生效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

【第三十六条】

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分析】

1、根据第36条两款条文的规定，司法解释的生效日期为：2004年5月1日，即在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生效施行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同步生效施行。

2、该司法解释只能适用于“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3、溯及力，即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立法上对新法律法规预设的，对它生效前已经发生的违反新的法律法规的事实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有溯及力；相反就没有溯及力。目前，各国法律一般都采取不溯及既往的新法生效原则。

因此，依第36条的规定，可以清楚看到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仍坚持了我国新法效力的一贯做法，即不具有溯及力。

二、根据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所导致的人们认识上的相关问题

1、现实生活中，由于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创造性”规定，对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当事人利益影响最为显著的有：1、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性质不是精神损害赔偿，而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2、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调整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3、死亡赔偿年限从十年提高为二十年。由于，请求死亡赔偿金有了明确的依据，而且实际的赔偿额远远超过原来的任何规定，加之司法解释公布到施行之间间隔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故请求当事人便可采用在2004年5月1日之后，即司法解释生效施行后再提出正式主张或诉讼请求。

请求当事人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其再高的赔偿未必能使受到人身损害的当事人以及亲属得到救济“充分、合理”，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稍高一些罢了。什么时候提出赔偿请求、请求标准、适用法律以及赔偿多寡的本身并不涉及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2、新法是否具有溯及力，不取决于司法实践的具体现象，也不取决于人们的认识与感性，而是由法律如《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及新法本身所做出具体规定而确定的。

3、认为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具有“一定”溯及力。或者认为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在溯及力规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使得当事人可能获得“双倍赔偿”等等观点，主要是对人身损害现实问题进行了延伸观察，以致忽视了第36条的规定所至。

附：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演变过程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规范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三)----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主要特点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四)----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司法赔偿制度篇（10）

西安宝马案把本就处于尴尬境地的公证处推向风口浪尖，使得公证的形象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公证责任、尤其是公证赔偿责任一时之间成为了公证行业内外的热门话题，随着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公证改革的方案》确立的公证过错要赔偿，公证是否要赔偿已不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公证赔偿作为民事赔偿的性质也似乎成为了定论。但公证赔偿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公证赔偿仍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一、目前的中国公证不该承担赔偿责任1、公证处无法成为被告。1988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合同公证失误公证机关能否作为被告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明确规定：“公证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证明经济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国家以经济合同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项法律形式，签订经济合同，申请经济合同公证和履行经济合同公证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经济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公证机关对经济合同公证不当或者错误的，不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就直接从审判实践上切断了当事人向公证机关索赔的途径。2、公证过错与当事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我们目前对公证赔偿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即赔偿事项与当事人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是内在的、直接的、必然存在的，也即错证或者不当公证直接导致了当事人的直接损失。但我们知道，无论中国公证的定位如何不明，至少有一条是明确无误的，它只是一种证明行为，作为一种证明行为，其结果――公证书在民事诉讼法中是与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具有同等证明效力的证据，虽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加强了公证书的效力，将其列为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之一，与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并列，但其地位无论怎样高，它也只是被作为证据来使用，不通过其他人的行为，它自身是无法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因而公证过错是无法直接导致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公证过错与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3、替代责任的抗辩。因为无法证明公证过错与当事人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专家就认为公证赔偿是一种替代责任性质的民事赔偿。所谓替代责任，就是为不是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实际上这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新理论，杨立新教授主编的《民法》中指出，替代责任就是特殊侵权责任。①但是责任人的抗辩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尚有第三人过错，这不但已有了无数的案例，还为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所明确。《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所针对的是人身损害赔偿，但《解释》中所确立的第三人过错免责原则是《民法通则》及此前司法解释中均没有的原则，且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侵权责任，涵盖了一般侵权责任与特殊侵权责任，主张公证应承担赔偿的人无论是认为公证赔偿是民事赔偿、还是强调其是替代责任，直接的法律依据只有《民法通则》第121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121条正归属于特殊侵权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是人身损害赔偿，但侵权的损害赔偿理应同样适用。二、《民法通则》第121条比较一下《国家赔偿法》出台前后我国民法方面的论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家赔偿法》出台前的论著提及《民法通则》第121条的都呼吁要尽早出台《国家赔偿法》②，而《国家赔偿法》出台后虽有王利明教授这样的民法理论权威对第121条的存在提出了意见③，但更多的是涉及到121条就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才更耐人寻味。《解释》第8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款：“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将国家机关的责任转化为单位、法人的责任，对国家机关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归属于国家赔偿予以了纠正，但如此一来，也正授公证赔偿为民事赔偿论者以口实。因为他们认为公证处不属于行政机关，特别是按《深化公证改革的方案》公证处均应改制为事业法人，更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最高人 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如果要赔，公证赔偿真的是民事赔偿吗？三、公证赔偿的性质1、我国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不是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最重要的特征是民事行为主体从事民事行为不受他人的干涉，并且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珍宝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但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第56条：“公证处的本级或者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已经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者错误的，可以作出撤销或者责令变更公证书的决定。”。据此，公证处的公证行为被纳入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之中，这种管理不是一般的监督执法，而是行政体系中上下级之间的指令。更何况公证处是代表国家履行公证职责，公证权来源于国家的让渡，行使的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公权，而非私权，公权是不受民法调整的。2、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的独特地位。主张公证赔偿属民事赔偿的抛出的杀手锏是国际上通行如此。在动辄与国际接轨的形势下确乎杀伤力极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公证业务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况。德国《公证人法》规定：“公证人由于故意基过失违反了职务上的义务，并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公证人只有过失责任时，被害人只有在以其他方法不能等到赔偿时，才可以向公证人提出赔偿请求…准用民法中有关国家公务员违反职务义务的损害赔偿的规定。国家不代替公证人承担责任。”，在法国，国家不为公证人承担责任，公证人要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承担民事责任。④。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赔偿是由公证人赔偿。《法国公证机关条例》第2条：“公证人是为从事下述辅助性司法活动而设立的公务员。”，《德国公证人法》第1条：“公证人是为了证明法律事实和预防纠纷而设置的独立的公职人员。” ⑤原来法、德等国的公证人就是我国的公证员，而且公证人是“公务员”或执行公务的“公务人员”，。《德国公证人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公证人经监督机关许可，可以拥有数个事务所。”，⑥这就与我国公证员只能在一个公证处执业不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公证事务所只是个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公证机关，公证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公证服务，而不是以公证事务所的名义执业，正因为如此，国外除了阿根廷规定公证事务所归国家所有外，其他国家的公证事务所都是私有的，由此国外是由公证人而非公证处承担责任。3、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缘由。比较中国公证与国外公证，我们会发现国外公证的范围远远大于中国公证，国外公证、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证的主要业务范围和主要收入来源均是法定公证。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定公证事项分为3大类：不动产公证、公司存废及重大行为的公证、婚姻家庭及遗嘱公证。如《德国民法典》债权编第3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转让或者受让土地所有权为义务的合同，需经公证人公证。”，《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条：“公司合同须采取公证形式。”，《意大利民法典》第162条规定：“结婚协议应当以公证的方式缔结，否则无效。”，《德国民法典》第2276条：“订立继承合同必须双方同时在场并由公证人制作纪录。”。⑦由此，在大陆法系国家重大的民事法律行为均以公证作为成立的要件，有些法律文书还是由公证人制成的。法定公证事项当中公证行为必须参与到民事行为当中，并成为民事行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国即便有些地方强制房屋买卖过户登记之前必须公证，此处的公证也只是买卖的要件之一――过户登记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买卖成立的要件。因而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与我国公证处在这些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肩负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导致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在现阶段的我国并不存在，不能由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推导出我国公证处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既无因，又何来的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⑧希望我们的法治进程中不再有这样的情况！注释：①杨立新主编《民法》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3版 278页②杨振山主编《民商法实务研究》侵权行为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2版209页③张民安主编《侵权行为报告》 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10页④胡耀芳 《公证法律责任初探》 《中国司法》2009年第2期⑤王公义 《国外公证立法问题研究》 《中国司法》2009年第2期⑥同上 >⑦同上 ⑧《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司法赔偿制度篇（11）

司法赔偿程序是指解决司法赔偿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它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司法赔偿程序包括狭义的司法赔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狭义的司法赔偿程序仅指权益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受害人向国家索赔及获得赔偿的程序。这里所指的司法赔偿程序即为狭义的司法赔偿程序。我国的司法赔偿程序大致包括受害人申请确认司法行为违法程序(简称确认程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复议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在这个过程中，缺少任何一个前置程序都可能导致索赔无法继续下去，细观每一个环节，我们会发现在这些程序中很多地方都存在问题，下面我们就对这几个进行分析并作出客观的评价。

1．确认程序。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0条第2款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被侵权事项，应当先经过依法确认。”据此可见，我国的司法赔偿确认程序是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必经程序，若赔偿义务机会不予确认或确认为不违法，则赔偿请求人不能获得赔偿。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赔偿，有利于加强赔偿义务机关的内部监督、改正自身错误，迅速解决司法赔偿纠纷，减少其他机构的工作压力，避免当事人的讼累，更好地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形象。这种初衷是好的，但事实上，我国现行司法赔偿确认程序的规定不但从理论上讲漏洞百出，对确认主体、确认程序、确认期限及救济途径都规定不详细或不科学，而且也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不但有违公正，而且缺乏监督机制，阻碍受害人索赔。使得确认程序不但成为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途径，而且也成为制约《国家赔偿法》立法宗旨实现的“瓶颈”。

2．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如果说违法确认程序是司法赔偿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前提程序，那么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则是司法赔偿案件进入诉讼的第一道门槛。《国家赔偿法》第20条第(三)项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第2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受害日起两个月内依照第四章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立法者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其出发点在于给予赔偿义务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同时也给申请人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一个协商的机会。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就容易出现问题。例如:赔偿义务机关两个月的先行处理时间如何计算、如何确定难以把握;赔偿义务机关为维护本单位的所谓“形象”避免造成不利影响，往往在先行处理时采取一些程序外的做法解决问题，平息事态。如以解决户口，多付赔偿金或安排工作等违法行为来处理国家赔偿问题，这些作法与立法者的本意是完全相左的，更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3．复议程序。《国家赔偿法》第2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这就意味着复议机关进行复议也是必经程序。立法者设计这种程序一是为了便于赔偿义务机关所在系统的自我监督，二是为了提高司法赔偿工作的效率，。但在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是自己的下一级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己人，复议机关往往扮演的都是走过场的角色，这也使得复议行为流于形式。更有甚者，有时候复议程序可能会成为申请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障碍。

4．人民法院的决定程序。在历经违法确认程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复议机关议复议程序之后，申请人终于叩响了法院的大门，然而让当事人始料不及的是，他即将经历的审理决定程序会带给他更大的失望。《国家赔偿法》对司法赔偿的人民法院的审理决定程序几乎没有作任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一般都采取书面、不公开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公开透明，缺乏公信力;不争辩，不质证;无监督，不符合现代法制所弘扬的正义的要求，也与现代司法理论背道而驰。所以实践中，对于国家赔偿的决定，经常遭遇当事人不服、不信和不理解的上访事件。

5．执行程序。执行程序是将司法赔偿决定付诸实施的强制性程序，是受害人能否真正得到赔偿的保障程序，也是目前司法赔偿工作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受害人的私权相对于与国家的公权来说处于弱势，同时国家赔偿法执行程序存在严重的缺陷，如赔偿费用核拨难等。这就导致了受害人即使拿着赔偿判决书也不一定会得到赔偿，法院的判决书极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永远无法兑现。

二、我国司法赔偿程序的完善

以现今的法治水平去衡量、评价当时的立法者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它与现今的法治理念相违背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完善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现今已有些过时的司法赔偿程序已是当务之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迎来了一个诉讼爆炸的时代，这无疑要求法院应尽可能迅速又合法的处理这些案件，而完善的司法赔偿程序是减少法院案件压力，为当事人提供更多救济途径的有效方法，同时它对及时解决司法赔偿纠纷，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修改确认程序。确认程序是司法赔偿的必经程序，实践中实施违法职权行为的赔偿义务机关往往不会对自己的违法职权行为加以确认，那么该程序就成为阻碍申请人提出赔偿请求的巨大障碍。因此应当修改确认程序的规定，将违法确认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人民法院，只有这样，人民法院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享有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司法审判权。这样不但有利于申请人行使申请权，更好的保障其利益的实现而且更有利于人民法院对司法赔偿案件的最终处理，彰显法院的职责和地位。2．将先行处理程序改为选择程序。由于把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作为必经的程序，容易使这种权利变成了一种法定义务，限制了申请人的诉权，这与法治理念是相违背的。因此应当将先行处理程序改为选择程序，让申请人自己选择，他可以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双方自由协商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这样先行处理程序就成了申请人寻求救济的一种权利，而不至于成为限制权利的一种障碍。

3．将复议程序作为一种单独的救济途径。由于复议前置延长了救济时间，不利于对申请人权益的及时保护，同时复议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难免使当事人产生不公正的疑虑。同时从处于弱势地位的申请人来看，为了使救济不成为徒劳无益的形式，应赋予申请人自由选择的机会。故应当取消复议前置的规定，将复议程序从整个司法赔偿程序脱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单独的救济途径。司法侵权的受害人可以选择复议来获得赔偿，也可以选择其他救济途径;若受害人不服司法赔偿复议，还可以继续走其他的救济途径。这样既能灵活发挥复议原则高效率的优点，也更能符合司法便民原则。

4．改决定程序为诉讼程序。在司法赔偿决定程序中赔偿委员会处理司法赔偿纠纷所采用的是“背靠背”的书面审理方式，不开庭，不质证，不争辩，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为双方提供“面对面”进行争讼的“平台”，当事人更无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即使是正在逐步提倡的听证程序也无法真正达到公开审判的标准，造成程序严重不公。因此，应当使司法赔偿案件审理程序全面适用诉讼程序。因为《行政诉讼法》调整的是公权力行使而引起的诉讼法律关系，这与司法赔偿诉讼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同，其适用的程序和原则也应是一致的，同时这也有利于国家赔偿法实施的协调和统一，只要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中对举证责任、调解、合议规则等特殊程序作专门规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