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论文大全11篇

市场体系论文篇（1）

1航运企业市场营销是特殊的服务

营销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属于微观市场营销的范畴,指从事远洋运输业务的航运企业以顾客需要为出发点,通过提供运输服务以实现企业利益目标的综合性营销活动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航运企业识别顾客的需求,确定其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务的目标市场,从而设计适当的产品(运输服务)满足这些市场的需要,其目的是通过与重要的顾客建立有特定的价值倾向的关系,创造顾客满意的服务并且获取利润。在整个过程中,市场营销要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如市场环境、顾客需求、国际化等。一套较完整的、符合航运业特点的市场营销体系,可以帮助航运企业采取有效的营销行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赢得市场。

航运企业是面向生产者的特殊服务业。服务作为一种“无形”的产品,其独特之处在于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服务构成的异质性等,这使得服务企业的营销在管理思路、策略、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国内目前市场营销研究大多是以“有形产品”为对象,服务营销在我国仍是一个较新的理念。服务企业在进行市场营销时发现,现有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

同时,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并非一般意义的服务营销,它实际上是集服务市场营销、产业用品营销和国际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复合式营销,也就是说,一般服务营销的理论与方法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国际航运企业的市场营销。不少关于航运企业的市场营销研究,不能反映出航运业的特殊服务业的性质,只是简单地将一般市场营销理论照搬到航运企业之中,缺乏对航运企业市场营销基本特点的研究。

2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的特点

2.1服务市场营销特点国际航运企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海上运输服务,国际航运企业属于国际服务部门,与那些从事汽车生产和医疗设备制造以及消费品制造等产品部门不相同,它的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分割性、不稳定性和不可储存性等特征,这些都要求营销者采用不同于有形产品的营销手段。航运企业在设计营销方案时必须考虑服务的这些特征。

2.2产业用品营销特点传统的市场营销主要是关于消费品的市场营销,而航运产品的购买者主要是制造商和进出口商等产业用户,所以航运产品基本上属于产业用品。另外,航运市场需求是派生需求,缺乏弹性、波动性大,这些特点都与消费品市场的需求特点不同,因而针对消费品的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不完全适用于航运市场营销。

2.3国际营销特点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的国际营销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营销环境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与国内营销活动相比较,国际航运系统需要在不同的法律、人文、语言、科技、社会标准等环境下运行,市场营销活动受到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变动的影响越大,面临的营销环境也就更加复杂多变。

2)营销对象往往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种族、习惯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各国及各地区对国际航运需求的层次多,或者说国际航运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的市场,这无疑会使航运市场营销活动难度大大增加。

3)与国内航运市场相比,航运中间商构成更为复杂,既包括国内航运中间商,也包括国外的中间商,例如国外的船代、货代、码头经营者等。此外,大型航运企业在国外还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

4)竞争对手的多国性或全球性。国际航运市场营销活动的竞争对手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竞争范围多维化,竞争性质全球化。

5)国际航运市场营销活动是一个跨国的连续的经营管理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个国家,跨越海洋和大陆,运输距离长、参与主体多、环境复杂多变。因而,对国际航运市场营销活动是涵盖国际航运营销活动计划、组织和控制的全过程。

6)营销问题的特有性与策略手段的专门性。国际航运市场营销,常常碰到国内营销所没有的问题,需要采取特殊的营销策略与技能。比如:进入国际航运市场方式的选择;营销服务产品的标准化或差异化;不同国家分销模式的差异;货币汇率变动对航运企业定价的影响;以及航运企业促销方式在不同国家运用的局限等问题。

3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构建

基于目前国内外市场营销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航运市场营销的特点,构筑了“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的市场营销与客户管理于一体的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体系。

3.1营销体系的基本组成根据市场营销学,结合航运企业的营销特点,可以将航运企业的市场营销体系分为市场环境分析、确立营销战略、制定营销方案和管理营销活动等4个基本部分。

3.1.1市场营销环境分析市场营销环境分析的目的在于航运企业发现、分析、评估市场机会,看它是否对本企业适用,是否有利可图。它一般包括各宏观环境分析、行业特点分析、竞争对手分析、企业内部分析和客户需求分析等部分。

3.1.2确立营销战略经过分析和评估,选定了符合企业目标和资源的营销机会后,还要对这一市场特性和市场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以便缩小选择范围,在本企业准备为之服务的目标市场准确定位,并同时确定进入市场的时机、地点与方式。

在确立营销战略时要作的工作有: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确定竞争战略、产品产略和市场开发战略等。

3.1.3制定营销策略航运企业针对市场的需要,对自己可控制的各种营销因素如产品、价格、促销手段等进行优化组合和综合利用,使之协调配合,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具体的营销策略可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服务策略、关系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服务营销3P策略等营销手段等。

3.1.4管理营销活动管理市场营销活动包括3个方面:

1)制定市场营销计划:它是企业整体战略规划在营销领域的具体化,包括企业的营销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或手段,营销活动程序、营销预算等过程;2)市场营销实施过程:具体包括制定详细的行动方案、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结构、设计相应的决策和报酬机制、开发并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建立适当的管理风格等过程;3)市场营销控制系统:通过控制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反馈信息、加以纠正。具体包括年度计划控制、盈利控制、战略控制等过程。

3.2客户管理理论在营销体系中,航运企业应特别重视对客户满意度的研究。只有满意的客户才会成为忠诚的客户,才会为企业作宣传,忠诚的客户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企业营销管理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潜在的顾客和刺激顾客的需求,专注于顾客满意,通过提高服务质量确保顾客满意。因此在营销体系中加入了客户分析和客户开发等理论,在营销策略的制定和营销活动的管理中突出了客户管理的重要性,营销体系以客户满意为终极目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强客户的满意度。超级秘书网

3.3营销链理论对于企业来说,“没有销售就没有一切”,未来的竞争实际上是营销链与营销链之间的竞争。营销不仅仅是销售部门的工作,它是公司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司的各个部门都应被纳入到营销体系之中,为公司的经营目标服务。为了解决营销中企业各部门的协作与配合的问题,同时协调顾客满意与企业满意、员工满意和社会满意之间的关系,利用链式管理理论将价值链、营销链和服务利润链应用到营销体系的构建中,形成航运企业的营销链,以求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4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航运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市场营销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重要因素。如何满足客户的现实需求,同时激发和转化各种潜在需求,进而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是每个航运企业要思考的问题。国际航运企业应在充分分析国际航运企业市场营销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综合市场营销和客户管理的营销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弘,董大海.市场营销学[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孙家庆,冯茹梅,唐丽敏.航运与物流市场营销[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3]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市场体系论文篇（2）

经济运行的领域和埸所是市场。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体制，使人们的观念束缚在僵化的计划之上，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显现出残缺的计划与破碎的市场并存的局面。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成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然而，市场的特性，要求的是竞争和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而排斥任何非经济因素的干涉。在“看不见手”的调节下，即使经济发生危机或周期性波动，都会通过市场本身内在的调节机制而使危机消除，并熨平周期，从而在新的平衡下完成市场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尽管这是一个关于市场作用的理想化模型，但是“自由”的确是市场以及市场机制所要求的内在原则，这一点对于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至关重要。

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弱化了市场的内在调节机制，并且使市场体系的完善受到抑制。这并不是指市场发展不需要社会保障的存在，恰恰相反，现实中市场的健康发展的背景之一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然而，市场的“自由”原则与社会保障的“理性”原则之间，又确实存在着排斥关系。这是由于在市场完善的过程中，每一个在市场中活动的主体——人或是企业，都不必有所担心和顾虑，而去放心地接受社会保障体系所提供的一切，即使是缴纳一定费用的保险业也同样如此。因为无论怎么算，缴纳的有限的分期的费用不会对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产生大的影响，相反，其最终的收益将总是十分诱人。这样，在一个没有建立完整完善市场的经济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导致经济人内在的风险和利益冲动的减弱，无疑会更加延缓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特有的灵活的经济性，它总是使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地不发挥或失去作用。也就是说，使社会保障体系所提供的保障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无论是危机还是繁荣时期都是如此。世界上市场机制健全成熟，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这一矛盾：在市场的波动引起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时，社会保障体系无能为力；在市场膨胀使经济高速发展时，社会保障体系则成为无人过问的东西。瑞典等福利国家已无法继续维持其社会保障体系。在纳税人大部分尚仅限于涉外人员及其要增加投入发展经济的中国来说，仅能维持最低水准，一旦波动，社会保障体系自身都无法保障。这里所说的是全面的经济社会波动，比如失业的膨胀等等，而不是仅指一些事故事一般性的灾害。比如，目前许多省市针对大量的失业和下岗职工生活难以为继的状况，纷纷采取了最低工资界限或最低救济额度，但这些保障标准是偏低的。如果借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则目前的保障额仅仅是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个人维持费用，根本谈不上发展、享受和养家糊口及其教育、训练，另一方面甚至出现“大款”或高收入者领救济的情况，从而使社会保障流于形式。

从另外的角度说，市场发育的过程无疑是市场机制萌芽和苏醒的时期，而这期间最需要的是一个完全宽松的经济空间，即市场体系保要素以获取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充分发挥各要素的能动性，从而不断优化市场体系要素之间的结构，发挥结构效率和效益，提高各要素质量，使市场机制在螺旋上升中充分起到经济发展指挥者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运行的素质和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化再加上计划的经济优势特征未能显现，将使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经历一个较长时期。这是由于社会保障依靠的是每一个市场主体共同的经济支持，而保障则只对出现特殊情况的个人起作用。尽管每一个经济人都有潜在的需要保障的可能性，但由于这种可能性转化成现实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人来说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东西，这就出现了社会保障出资者与社会保障获得者之间的不对称性，从而引起社会保障出资者的不满，各种虚假行为必然出现；出将引起保障获得者无后顾之忧，甚至形成无资本的食利者，破坏市场机制所要求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从而使经济的发展处于一个萎缩的空间之内。可见，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与市场本身存在着本质上的背离。这一背离用一句话说，就是市场及其市场机制的个人利益目标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或更准确地说是政府目标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个体或个人目标，与社会或政府目标的融合，或在共同收益的前提下的交叉。

二

我国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制度、制度决定的体制、体制决定的机制和措施等，都必然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特有特征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因此，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对接的可能性。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特征，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的前提下共同占有产品，同时也就共同占有消费品。现实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国家所有为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实现形式则具体化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根据产品的不同划分为企业所有（使用），从而形成了在全社会的大生产、大交换、大分配、大消费的总过程中的经济协作关系和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占有。这样就使公有制从抽象落实到了具体。而在这一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使社会的所有剩余产品由社会统一掌握，通过财政和信贷，把剩余产品价值的一部分，经过社会的分配和再分配以货币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另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基金掌握，因此，社会保险体系就成为建立在统一经济基础上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运行，就不再是以拾遗补缺的形式出现，而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为社会成员提供保障。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的所有制尚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形式，社会主义保障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社会主义保障还只能以一般的社会保障形式出现，还仅仅是有限度的保障，而只是在某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时，由于我国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从而比较少的社会剩余产品生产，“蛋糕”还不够大，对社会成员的全面保障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市场由于计划因素的影响而有一定程度的异化，这种异化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形式：一种是抽掉了市场机制自身特征的成为计划附属物的“准市场”，另一种是膨胀了的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混沌市场。在第一种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仅能以保险一种形式出现，甚至保险更多地以自救的形式出现，并且带有很深的非经济的烙印，政府行为的痕迹大于经济行为的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在混沌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对其自身的异化。也就是说这种保障非但起不到保障作用，而且会使混乱的市场更加无序。这是由于混沌市场中各市场要素是混杂或缺位的，保障只能作为应该保障而存在，一旦保障为不该保障或不知该不该保障的要素提供了，则是使社会保障

体系自身的崩溃。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对接的第二个可能性是市场成为直接计划调控下的间接市场，从而消除或限制市场的破坏性机制作用，并且使计划对市场的直接调控成为一种经济对市场的纯粹调控，而不是行政命令式的僵化调控。这一可能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存在的。这一方面依赖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存在，使得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不能独揽控制经济的大权，而必须在理论上得到更新，亦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交互作用，以弥补市场及其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政府强制力的极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状况从总量上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市场机制的发展，从而市场体系的建立提供足够的速度和足够多的较高素质的要素，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现代经济的扩张能够在一个较为广泛的范围内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劳动岗位，这就给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即在不影响市场发育以及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和素质的前提下，依据市场发展以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所必须的经济源泉。但是，这个可能性仍然未必会转化为现实性。据美国医学会期刊1996年10月23日刊登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有3700万成年人没有医疗保险，原因在于这些人付不起过于昂贵的保险费。这从一侧面提醒我们，要使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体系真正实现对接，在现实的状态下，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需要从更为广阔的目标下拓展思路，以在不影响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另一个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是存在于文化领域，即我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从而有其独特性，使之不同于其它的文化体系。从宏观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大国、战乱、强权、贫穷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采取一种较为淡漠的态度和对于衣食有余的不高的满足感。中国传统文化作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影响表现在极强的自律性及比较稳定的心态上，因此不会对经济的波动产生过分的狂热，从而在另外的方面，对市场机制的膨胀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借鉴，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对经济采取谨慎而又积极的态度。相反，对社会保障体系则有一种认同感，而且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沉淀作用，客观上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融合生长的文化空间。

同样，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市场中的经济要素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多样化和具有独立的要素的要求（如资本要求利润、劳动要求工资、土地要求地租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和充满了利益分配的瞬息转变，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市场自身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随要素的增加和要素关系的复杂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而阻碍这一递减趋势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与发展，这就使得市场及其内部机制与社会保障这一外部环境的关系，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促进的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为充分的前提下的融合关系的可能性。现代经济现实所表现的也正是这一概括的内涵，这也是重点与多点论的有机统一。

另外，由于市场是经济的，市场是否完善，决定着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的发展又制约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因此，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互补关系。而这种互补关系的得以形成和确立，其关键是市场利益主体与社会保障利益主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自于市场以及社会保障本身的优势与缺陷。

三

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毕竟需要有具体的中介，否则会使可能性变成相反的排斥因素，而使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的对接得不到实现。二者的对接，在现代经济中要靠政府职能的经济化来具体实现。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政府（或政府机构）处于经济发展的权力推动者的位置，所以，在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中的相当长的阶段上，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了强权下的直接控制，而这种控制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是一种客观要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强制力就是组织生产资料并减少浪费的最可靠的保证。这对于一切产业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尤其重要，现化工业的前身的主干是政府领导下的对农作物进行加工的国营工业。在城市复兴以致现代国家财政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政府才把经济控制权交由市场，从而由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转换为间接控制，这丝毫也不说明政府控制经济能力的削弱，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加强。正因为如此，政府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深入到经济基础，又深入到上层建筑。但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政府的职能必须发生新的变化，即实现“政治职能——政治、经济、文化职能——经济职能”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否认政府作为政府的职能的完整性，而是承认政府职能现阶段的现实性。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的双重低下，采取了统制型的职能实现形式，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指令性的烙印，即使是早已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更多的是非经济的，住房、医疗等等都由国家统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存在着经济人地位和利益的虚化。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与市场的背离则已经突出地显现出来：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总量增长与未来支付预期量不协调发展（社会保障的人员及种类呈膨胀趋势），市场的发育更加强化了这种不协调（失业的出现和扩大减少了资金来源）。

所以，政府职能的本质则是针对经济的，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即强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一般地说经济职能还不够，而是政府职能的经济化——政府的其它职能要围绕着经济职能来行动。政府职能转换不是机构设置的变化和人员的裁减，其职能的经济化，就是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市场体系的建立的双重要求。具体来说，就是在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中，更多地采用经济化的计划而不是命令化的计划去指导和调控市场，并通过政府的必要的权力加以约束，从而建立一种既能有利于经济正常运行，而又尽量少地带来消极后果的社会主义市场。这种市场具备的基本特征只能有两个：效率与秩序。效率就是指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一方面创造了更多的可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资金；另一方面创造出更多的不需要或较少需要纯粹的社会保障的人员。秩序就是指经济要素的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一方面实现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高效益；另一方面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安排。这样就可以保证社会全部剩余产品都能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增大社会保障所需基金的份额，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作用提供物质保证。

市场体系论文篇（3）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没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作为有力支撑，商品流通不可能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也是难以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因此，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

一、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必要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趋利经济、竞争经济、信用经济，但更是道德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依赖，要求人们对社会负责，即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追求私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时，应该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惟有抓住消费者，才能生存下去。而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他们行使选择权的依据是企业形象的好坏和产品质量的优劣。企业形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企业时刻都要讲信誉，稍有疏忽便前功尽弃。南京“冠生园”以次充好月饼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

3.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客观要求。维护消费者权益离不开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商业道德滑坡的最后受害者都是广大消费者，商业不道德行为是对消费者利益的直接侵害。商业道德的本质，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二、商业道德体系的目标和内容

1.商业道德体系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体制要求我们必须创建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构建商业道德体系，其目标为：

(1)确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理念。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必须通过在市场上进行价值交换才能达到盈利的目的。要实现价值交换，产品就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必须从市场需求出发，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生产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等，即为他人、为消费者、为全社会提供优质、有效的供给。从此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因而，以真诚的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理念，才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品质。

(2)确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商业道德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它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各类工商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他们的局部利益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矛盾以至冲突，但其生产和经营的宏观目的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即都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无论是竞争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共享社会生产增长所产生的益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每个经济主体合法经营致富，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使国民经济走向繁荣的集体经济。这就要求每一个经济主体不应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应从长远考虑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培育和加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3)确立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引导经济主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引导他们认真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商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商业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涉及交易双方的切身利益，离开“公平、诚信、信誉、义利”就没有商业道德可言。因此，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1)公平原则。公平即公开、公正、平等。公开，指商品交换活动公开，商品质量和价格公开，市场规则和管理公开。没有公开，是非曲直难辩，真假善恶难分。

(2)诚实原则。诚实作为一种商业道德，得到了古今中外的公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招天下客，诚实服务是企业成功之路。诚实的实质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待客平等，优质服务。凡是进商场的人，无论年龄长幼，相貌如何，穿戴好坏，都是顾客，都应真诚、友好、热情相待，像真正敬重宾客一样敬重顾客；时时处处为顾客着想，认真了解和解决顾客在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正做到售前、售中、售后，让顾客感觉便利满意。

3.信誉原则。信誉是企业的名声，是企业的形象，是企业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企业的信誉好，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不断的发展；企业的信誉不好，就没有生命力，就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无论历史还是当代，因失掉信誉，陷入困境最后破产的企业不胜枚举；由于信誉好，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企业也不可胜数。因此，信誉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4.义利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时，应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摈弃见利忘义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意识，在义利两全中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内容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是社会主义商业价值的鲜明体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市场经济的道德诉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之一。

三、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途径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道德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这一个阶段的商业道德建设应重点抓好深入宣传，正确引导；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严格他律，从严管理；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宣传，正确引导。通过广泛、深入宣传，使经营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如果不讲商业道德，不择手段去牟取利润，尽管可能获利一时，但终因商业道德败坏而受到消费者的唾弃。只有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从而为企业扩展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人的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要靠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靠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可以使人们从新的思想认识的高度来区别是非真假、善恶和美丑，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中，应把商业员工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全面地提高商业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从而推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商业企业中形成和发展。

3.加大执法，从严管理。法律具有无上的权威，它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的强有力后盾。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政策贯彻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条，其他社会监督力量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加大他律约束力度，使各项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劳动规程等进一步具体化，严格执行并辅之以奖惩，才能不断强化职工的敬业意识，提高整体职工的商业道德水平。

4.因地制宜，讲究实效。加强商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商业道德建设应不图形式，注重实效。制定商业道德规范要从实际出发。要将人们共同遵守的公共行为制定成企业职工行为规范，由企业统一修订。这些规范包括工作岗位、公共场所、家庭生活三个方面，对职工进入企业后在工作中的基本要求、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在商业企业里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市场体系论文篇（4）

保险业是信用产业，恪守信用原则是保险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有效防范风险、维护经济金融正常运行的根基。要建立保险业的信用体系，首先需对保险业的信用现状有所认识。

一、我国保险业的信用现状

我国保险业目前的信用状况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信用缺失”。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保险业在诚信建设上已有不少建树，但是与整个社会和保险行业的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最近一项比较权威的调查结果也证实：有高达六成的保户对保险公司不满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保险人对投保人误导，片面夸大保险新产品的增值功能，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模糊新产品存在的风险和条款说明，给一些投保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投保人的强烈不满；其次，有些保险公司在理赔时不按合同履行保险责任或无理拒赔，加之有效的解决保险争端投诉机制尚未建立，一些保险争端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挫伤了投保人对保险市场的信心；更有一些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违规经营情况普遍，给保险业的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

二、我国保险业信用缺失的原因

保险业存在的诚信缺失既与历史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因素有关，也有保险业特有的原因。从共性原因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没有市场竞争，包括保险企业在内的很多企业普遍缺乏诚信意识，加上社会规范对失信的企业没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失信成本很低，助长了市场诚信的缺失。除此之外，更多是由于保险业自身的原因导致了保险业的诚信缺失。

（一）保险营销的中介性

保险产品大多是人们不愿意谈及的与损失、灾害、死、伤、残等相联系的风险，这种产品避讳性的特点使得人们通常不愿主动购买保险，因此大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必须通过中介人。有了中介人，自然就会产生委托－问题，如果激励相克机制设计不好，就会使保险人的目标函数与保险公司的目标函数发生偏差，造成即使保险公司重视诚信也难保人一定诚信的现象。

（二）保险产品的复杂性

保险产品相对复杂（而且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纷繁复杂的条款使得一般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往往难以透彻理解，这样就会给某些不诚信的保险公司及其人留下可乘之机。

（三）保险业务（特别是寿险业务）的长期性

保险业务的长期性意味着保险买卖双方重复复杂博弈的周期间隔较长，频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保险公司及其人发生了不诚信的行为，其后果在短期内可能也不易显现，这使得保险公司可能放松诚信自律，放松对人的教育，甚至有可能为了短期的指标和一时的风光而不惜牺牲公司诚信为代价。

（四）中国保险市场的远未饱和性很容易造成诚信的缺失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远未饱和，仍处于拓荒期，大量待开发的潜在的市场需求给信誉不佳的保险公司提供了生存土壤，“跑马圈”的现象严重，优胜劣汰机制没有形成。根据对我国保险业信用状况存在的诚信缺失原因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除历史、产权制度和社会规范等与其他行业共有的原因外，我国保险业诚信缺失还有其行业特有的原因。

三、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为了达成某种意愿而共同约定并相互遵守的一种社会理念，诚实守信是维系我国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衡量一国保险体系是否完善和保险业是否发展，关键就看它是否建立了牢固的诚信制度。中国保险业因其自身的特点，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具备优于其他行业的条件。

（一）国家立法方面

我国的《保险法》、《公司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文件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和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政府监督方面

统一的监督管理给中国保险企业的经营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统一的监督管理以及政策的连贯性、延续性和高透明度，促使中国保险企业产生自觉维护其自身信用的原动力。

（三）技术数据方面

统一的会计标准所披露的保险企业年报，使得中国保险业信用制度建设中所必需的经营业绩等信息在会计信息方面解决了可以相互进行比较的量化标准问题。

（四）公众监督方面

保险产品的表象是承诺服务，是投保人风险转移的一种方式。信用制度是中国保险企业开拓市场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

（五）行业自律方面

保险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存空间与保险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保险企业在各地的行业协会大多负担起对失信投诉事件进行处理和争议仲裁的责任，以及自发地开展建设和维护保险企业信用的宣传活动等。

四、我国保险信用体系目标模式的构建

（一）保险信用体系的总体框架

保险信用体系是指通过法律调整、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监督等手段对保险监管者信用、保险主体信用及业外信用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规范而形成的保险信用系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保险信用体系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保险监管者信用。保险监管者信用是保险信用的重要保证，是依照法律法规，运用行政手段，在公平、公正、高效的原则下，科学制定监管规章，严格规范市场运作，并以追求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为根本目的的一种行为规范。

2、保险主体信用。保险主体信用包括了保险企业、保险中介机构等保险市场主要成员的信用，是保险信用的基础。它是指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内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认真执行行业公约，恪守职业道德，规范经营行为，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追求被保险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相统一的一种行为规范。

3、业外信用。业外信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除保险人以外的保险合同当事人或关系人的信用，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的信用，具体体现为如实告知和合同履行。在保险合同订立前，按最大诚信原则向保险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缴费、变更通知等义务。二是保险经营活动中涉及到的其它单位和个人的信用。如银行、会计、审计事务所、仲裁机构、医院、律师等。业外信用对保险信用有着重要影响。

（二）建设保险信用体系的要求

1、监管者方面。第一，监管者必须进行监管理论创新。监管的核心目标是消费者理论。就保险监管来说，明确保险监管的目标是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监管侧重于维护保险市场的稳定，检测风险走向和防止保险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社会公众对保险市场产生信任危机。第二，提高监管的透明度。从根本上讲，提高保险监管透明度，是加强和改进保险经营与监管、保护投保人利益的要求。为此，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调研工作，研究制定保险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针对目前保险业信息披露中的违规行为，制定相关的处罚办法。同时，加大保险业对外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积极引导舆论和社会中介机构依法参与保险信息披露工作，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2、市场主体（公司）方面。必须建立和健全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机制。从外国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践来看，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信用关系的好坏，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此，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能够反应信用要求的管理机制。

3、消费者方面。加强保险信用体系建设，还需要所有保险消费者的参与，要求他们在保险交易中履行如实告知和事故发生及时通知等诚实守信义务。同时，要注意培养消费者树立正确的保险消费意识，自觉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4、社会中介方面。加强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机构在诚信建设中的作用。没有这两者的参与，行业诚信建设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也需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五、构建保险体系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保险业长期存在着信用疲软，成为中国主要经济风险之一。为此，当前要做的重点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立法

《保险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保险大法，对强化保险法规建设，增强公共保险意识，规范保险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通过修改《保险法》进一步适应了中国保险市场从初创向成熟转化的需要，新保险法对于推进保险产品市场化进程、增强保险经营主体盈利能力、规范保险中介市场、提高保险行业信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还需要相关的法规、条例或细则予以配套，如《保险业法》、《展业管理法》《经纪人管理法》、《再保险管理法》等。

（二）执法

制定保险市场竞争主体的经营规则，是保险监管的主要职能之一，从监管的功能上讲，保险监管更主要应是一个执法机构，目前法规失范的重要根源是在监管实践中重法制建设，轻“法治”执法，其结果是违规行为普遍，监管执法最后陷入法不责众的“威慑陷阱”。

（三）社会监督

加强信用监督和失信惩罚管理。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失信惩罚机制）。行使政府职能的中国保监会有条件和能力对中国保险企业的信用制度建设进行监督管理。

（四）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

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保险市场体系，并使我国保险业在国际声争中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大力培养保险专业人才，加快国内保险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竞争、长期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是要建立科学的人事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不仅要与工资晋升、分配系数挂钩，而且也要成为员工职位晋升和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二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薪资体系。薪资构构成中固定比例要相对缩小，活的部分比例要加大，对有突出贡献者要实行特殊奖励，与绩效挂钩。三是要建立切实高效的教育培训体系。制定教育、培训的中长期计划，实施全员培训，终身教育。

（五）外部监管

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的加快，保险监管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改善成为我国保险业成长的关键所在。过去由于受认识、体制、会计制度、管理方式和监管能力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偿付能力的监管并不是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特别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我国近期保险监管的目标应先定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管”并举上，经过一定的过渡期后，最终我国保险的监管目标将定位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上。

从监管方式看，保险监管机构应督促保险公司建立风险资本评估系统，健全保险公司的自我评估机制。

在监管范围方面，我国的保险监管机构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阶段。目前有必要对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加以调整，做到就重避轻、突出重点，既保证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和具备充足的偿付能力，又赋予保险公司经营自。

参考文献：

1、魏华林,俞自由,郭扬.中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及其监管[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2、刘友芝.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J].金融与保险,2002(4).

3、姚飞.保险监管亟待理论创新[N].金融时报,2002(7).

市场体系论文篇（5）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快物流业的发展，但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利因素正制约着发展的速度，物流市场的诚信问题就是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物流企业信用缺失问题已十分严重，物流企业信用问题的有效解决，物流业信用治理模式和体系的构建，成为推动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目前我国物流市场诚信状况

1.物流市场陷入“柠檬市场”怪圈

部分物流企业的失信行为影响了整个物流行业的诚信度，使顾客对市场上所有物流供应商的服务和信用存在怀疑，导致出价很低，而诚信企业的优质服务是无法按低价提供的，最终结果是劣质企业获得交易机会，占领市场，诚信企业难以立足，致使物流市场沦为“柠檬市场”。

2.在代收货款业务中，运输单位携客户货款潜逃

代收货款业务的出现和不规范运作，给物流运输企业携货款潜逃提供了机会。从正规运作的角度讲，货运企业收到货款应及时向商户兑付，但实际操作中代收货款的兑付期一般为3天到一周，有的甚至更长时间，从而使货运企业容易产生违规挪用货款行为，当长期积累无法偿还或形成挤兑风潮时，货运企业就容易产生携款潜逃的行为。

3.过度承诺，实际服务质量达不到，违约后拒不承担责任

某些第三方物流提供商为了拓展市场、竞争对手，不惜承诺以低价格提供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高质量服务。货主根本不可能以拒付运费为条件约束物流提供商，迫使其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高质量服务，因为双方都清楚，货物本身的价值远远高于运费。至于依法追偿，整个诉讼和追偿过程花费的时间、人力、金钱等各种成本相当高昂，甚至高于物流提供商违约给货主造成的损失，因此对于货主而言，诉讼追偿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也就是说，付诸法律也不可能对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形成有效的震慑和约束。

4.违规泄漏客户商业信息，对客户企业的经营造成严重损害

在合作过程中，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能够清楚掌握顾客企业内部的运营信息乃至商业机密。尽管根据合同和商业惯例，物流供应商有义务替顾客保守机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一些物流企业因其内部管理松散、草率或是受某些更大利益的诱惑，将其掌握的顾客信息泄漏或出卖给其他利益主体，最终导致物流交易双方信用关系破裂。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这种失信行为无论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其结果都是给顾客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危害，有时甚至是致命性的。

二、我国物流市场诚信问题的原因分析

1.物流企业信用观念不强，企业内部合同管理不到位

一些物流企业没有较强的信用观念，短视经营，或者抗风险能力不足，服务质量无保障，更无法建立诚信经营的理念。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很不到位，这也是导致物流供应商违约失信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物流企业对合同管理不够重视。如在合同签订阶段，为拓展市场或高估自身服务能力，导致过度承诺；或是对物流作业过程管理不足、失控等，最终使得实际服务不能满足合同要求，形成失信。

2.我国物流信用方面法规尚不健全

我国信用立法滞后，司法、执法效率不高，物流业信用缺乏法律保障。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商业信用法或社会信用法，针对物流行业信用的部门规章更未引起特别关注，关系社会信用及特定行业信用问题的法条只零散地出现在《合同法》、《担保法》及《贷款通则》等相关法规中。信用立法滞后的同时，司法、执法过程也存在问题，突出表现为诉讼成本过高、执法不严、办事效率低下等。

3.我国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市场监管难以到位

对市场监管的监管制度，基本上也只是依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家，对于失信往往当作“经济纠纷”或者是“合同纠纷”处理，缺少强力措施。尤其对其中的经济犯罪难以做到事前监控,事后依法罚处。正是由于政府的监管不力，再加上信用立法工作滞后，才使行业失信惩戒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失信行为得不到严厉的处罚，失信成本低，物流企业的失信行为才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4.物流行业协会组织发展还不够成熟

在行业协会方面，目前我国物流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尽管现已形成数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协会，但各协会都还未在物流服务各领域树立绝对的权威地位，也尚未将所有物流企业纳入其会员范围，未得到所有物流企业的认可，因此，其行业自律作用还不能够得到广泛、充分的发挥，致使基于信用管制的行业自律主体基本处于缺位状态。

三、我国物流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策略

1.物流企业自律

诚信就是对承诺的兑现。现在，对物流服务的质量作出承诺已经成为国际物流标杆企业的信用标识。在诚信指导服务的同时，服务又体现诚信。有时无形的诚信甚至比有形的资本还重要。因此，物流企业应严格做到诚实守信，把加强企业自身的诚信建设放在首位。企业加强诚信文化的建设，按照行业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服务标准，认真履行服务承诺条款，依法经营，自觉遵照市场经济的运作法则，恪守商业信誉和公认的道德规范，不发生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2.完善我国物流信用方面的法规建设

吸收和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尽快完善法规建设，严格物流市场的准入和行业标准。对申请经营者的资金、办公场所、运输车辆、装卸工具、货场面积、仓储仓库都应该有一个规范的量化指标。规范物流行业发展中的无序现象，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创建一种鼓励低成本、高质量服务、高效率经营的机制。同时，国内各相关专业部门还应集中在一起,派出代表进行联席办公,然后委托某部门进行管理，这几个部门联合参与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政府要对真正的物流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使其做大、做专和做强。

3.建立社会公共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运作流程的透明度

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通过整合电子商务、电子物流、电子政务资源来打破物流条块分割，加强企业间、各级政府部门间及企业和政府间的信息沟通，实现信息透明，并据此建立物流企业的诚信评价机制和商业信用监督制度，建立物流企业和物流人员的信用评价与监管机构，使物流外包企业、物流企业、其他相关行业和政府主管部门等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管理与监督，提高物流运作流程的透明度。通过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定期评估报告，确保公共信息平台这一整体的长展与物流业的动态发展步调一致。

4.加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

政府对物流企业行为的规制，对维护物流市场秩序，推动物流产业的发展无疑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制定、实施我国物流企业信用管理的相关处罚条例，强化并提高对代收货款的接货人和货运公司的资质认证，支持和促进物流行业协会的发展，监督行业协会信用自律的公正性，真正发挥监管职能。

5.加强银企合作，实现电子结算

可以通过加强银企合作，超出一定数额的要在验货后由银行代收的办法，避免在短时间内代收货款在货运公司大量积累。合理的代收货款返还时间是流程管理的重要环节。为防止接货人环节出现问题，从法律环节上要求各网点接货人务必每天两次从银行向货运公司总部全额汇出当天所接收的代收货款。还可以利用银行先进的现金流管理方式和安全可靠的区域间现金流流通体系，还可使物流公司不直接接触资金，通过POS机刷卡，网上银行代收货款等方式，避免现金交易，实现电子结算。

参考文献：

市场体系论文篇（6）

从理论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从理论上阐明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与水权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物权理论、环境资源权理论和环境资源市场法律调控理论。从实践上看，研究水权体系和水市场问题，有利于推动水权制度和水资源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管理，特别是跨行政区、跨流域管理；有利于发挥经济手段，特别是所有权和价格机制在优化配置水资源方面的作用，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水资源市场机制；有利于解决南水北调、向缺水地区供水等水权纠纷和水利益合理分配问题；有利于更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止水资源的污染、浪费和枯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鉴于目前我国建立水权法律制度和水资源市场尚处于开始阶段，加之水权和水市场涉及水资源产权、物权、土地权、环境权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等许多重大的、基本的法律问题，有关水权和水市场法律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因而本文只是对水权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

一、水权体系

要想从全局和总体上制定水权转让和建立水市场的政策，必须用系统论和一体化的思想综合研究水权问题，防止在水权问题上的片面性和行业化倾向，从立法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水权体系。根据各国法律，水权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权利：

（一）水环境权

水是人维持其生命和生存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有享用江河湖水体的自然权利，包括：有享受、亲近、欣赏、体验适宜的水生态环境的资格和自由，如有享受水自然景观、清洁水体以及亲水等权利；有利用水环境资源或水环境功能以维护其自身基本生活、生存发展需要的资格和自由，包括利用水体的自净功能而排放适量污染物的资格和自由（如向水体排放生活、生产废物）；有要求维持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有通过环境权的行使而获得水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权利，如获得江河湖海的恩惠，获得安全、无污染、无害、清洁的水环境条件等效益。我们把这种水权称为水环境权，它是环境权的一种。

最初，水环境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天赋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或政府恩赐，政府和法律也不能否认或撤销。例如，在瑞典，自古以来就承认水环境享受权（主要表现为习惯），人们可以在他人所有的水域里取用饮水、游泳或乘船游览；同时，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必须注意保护植物和水域。城乡居民不经许可即有权直接从江河湖海等天然水体中获取其基本生活、生产用水，这是许多国家的传统或习惯，并且这些习惯一直得到法律的承认或保护。例如，《俄罗斯联邦水法》第27条规定：“除本水法另有规定外，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使用水体水源满足自身需要”。《西班牙水法》（1985年）第48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经任何批准授权的情况下，依照现行法律和法规取用沿自然河道流动的地表水，以满足饮用、浴用、家庭使用和牲畜饮用的需要。”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规定了“水的豁免使用权”。例如，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豁免使用权：个人或集体的生活用水，如不超过15000加仑/天，则享有豁免用水权；如果在水源处没有引水和其他改造的设施，牲畜可直接从地表水源饮水；为保护鲑鱼的鱼孵化工程也享有豁免权。有些国家的法律迄今还没有规定这种水环境权，并不意味着否认水环境权，而恰恰是默认水环境权的表现，即应验了“法律没有规定即有自由、即有权利”的名言。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贬低。”19世纪末，作为英国宪法宗师的戴雪以其《英宪精义》名扬天下，他在明确提出法治概念时也认为，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源泉，而是它的结果。环境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人的“应有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指人按其本质和生存需要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凡法律不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的原则，从法律没有禁止人们享有适宜环境这一点看，也可以推定人有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

过去我国法学界讨论水权问题时，一般不涉及或不研究水环境权的问题。随着水体污染和破坏的加剧，侵犯水环境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各国对水环境权越来越重视，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已经规定公民的清洁水权、亲水权、净水享受权或公民水环境权，甚至将保障公民的水环境权作为限制滥用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和水资源产权的重要条件。大多数国家通过环境权的法律规定来包括水环境权的内容。据资料，到1995年，约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组织法包括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特定条款；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规定了环境权的4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立法文件中，环境权或者是作为人的权利之一，或者是作为国家的职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文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修饰词，以人及其需要为中心。”[2]例如，《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1980年）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国家有义务监督、保护这一权利，保护自然”。《菲律宾宪法》（1987年）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马里宪法》（1992年）第15条规定：“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国家和全国人民有保护、保卫环境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义务。”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5条（环境权）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了环境保全而做努力。”美国伊利诺斯州宪法第11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对有利健康的环境的权利。”[3]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第44条规定：“人民享有对清洁空气和水、对免受过量和不必要的噪声侵害以及对他们的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质量的权利……”[4]自60年代以来约有100来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其中在90年代制定或修改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70多个，这些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例如，美国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宣布：“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0年制定，1993年修正）第6条（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应协助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环境保全对策的实施，也应为环境保全而努力”。俄罗斯《人口健康法》（1991年）规定：“公民享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免受不良侵害的权利，企业有权获取有关卫生状况、环境和人口健康状况及卫生规则的权利。”墨西哥于1988年1月28日颁布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基本法》规定“所有人都有权享受一个健康的环境”。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1990年）、《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1995年）等地方环境法规已经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1994年）的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第8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是构成环境的环境要素，上述环境都包括水，因而有关环境权的规定也是有关水环境权的规定。

另外，在一些国家，与水环境权有关的还有非人生命体的水权，即水生物基本用水的权利。为了保护水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必须保证江河湖和地下水体的自然流量或生态用水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保护水生物的权利。例如，美国许多州都规定了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权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为了在开发水资源和合理地保护水环境之间达成平衡，参议院于1973年通过的第97号法律，授予科罗拉多州水利委员会代表该州公民拥有确保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又称“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简称“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由于该州早在1850年代就已实行水占有权制度，该州大多数河流的水权自1890年以来已经被超额占有（超额占有指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较年长水权占有者的权利不能得到满足）。为了维护“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该州水利委员会除了努力申请新的水权外，还实施了“水获得计划”，各种政府实体、环境资源保护组织、企业和个体户纷纷将他们已经优先占有的水权捐献给水利委员会，以维护和增加全州的“河流流量权和湖泊正常水位权”。目前该州水利委员会已对全州8000英里长的河流和486个湖泊拥有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自从实行河流流量和湖泊正常水位权以来，该州的生态环境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居民可以享受河流和湖泊的美丽景色，野生动植物特别是水生生物也因此受益；由于河流流量和湖泊水位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该州的旅游业、水上娱乐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水资源的所有权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江河湖海等水源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独占的共有物，没有形成水资源所有权的概念，一般用河岸权、地役权等物权来调整水资源权益。例如，英国法律没有直接确立溪流、河流及天然渠道中流水的所有权，而主要依土地所有权或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地上权和河岸权来确定水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即将水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在私人土地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属于土地所有人，而流出私人土地的水流则成为公共水流，将流水的所有权授予毗邻河岸的土地所有者。在澳大利亚，传统上由普通法从如下几个方面调整水权关系：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动于其土地之下的地下水和从其土地中喷出的泉水；土地所有人有权利用流经其土地地表的未加控制的水流；水道或湿地的岸帮的所有人（即河岸权人）拥有对水的水流权和使用权；河岸权从属于土地，因为河岸权仅可为相邻于水道或湿地的土地而行使。

河岸权来自法国的民法。19世纪初，英格兰法庭将河岸权纳入其普通法。受英国法影响的美国司法制度也接受了河岸权原则，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州通常采用河岸权制，即只有有水源流经的土地所有人才有权要求获得水权。河流由水及河岸（包括河床）组成，河岸权与河岸即土地有密切关系。河岸权是指河岸土地的所有人拥有该河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天然径流，河岸权禁止河流上游地区大幅度增减河流水量（如大规模泄洪和取水）以致下游地区受到不利影响。河岸权具有如下特点：只有靠近河岸的土地所有人才拥有河岸权，河岸权依土地所有权的移动而自动移动，如果河岸土地被分割出售或转让，则不靠近河岸的那块土地将失去河岸权；河岸权与流域外的土地没有联系，即使流域内外的土地连成一片，流域外的土地也没有河岸权，即河岸权所有人无权利用其拥有的流域内的水资源去灌溉其流域外的土地；河岸权只适用于天然河流等天然水体，即人工河道（水库、水渠等）周边的土地没有河岸权；所有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即同一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的河岸权所有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不存在优先问题（但事实上上游河岸权所有人却总民优先享尽河流之便）；河岸权的所有人的用水量受到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限制，任何河岸权所有人无权损害其他河岸权所有人的利益；在河流水资源丰富时河岸权所有人可以无限利用水量，在水资源短缺时则按比例在河岸权所有人之间合理分配水量，判断合理分配水量的依据是河岸土地面积的大小、土地特性、用水的重要性以及用水对下游地区的影响或损害大小；除非有特别规定，河岸权与水量无关。

占用权由西班牙人根据罗马民法的精神形成，后来又由西班牙人将其带到美洲新大陆，对美国的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等州产生重要影响。据说摩门教徒最先在其居住的美国犹他州奉行水资源占用权原则。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犹他州进行大面积灌溉的昂格鲁—萨逊人订立了一个原则：最先有效利用水资源的人，有资格继续享有优先于后来者的使用权。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优先占用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拥有最早的优先权注册日期、并从那时起一直使用水资源的人，拥有先于其他后来者从该水流引水灌溉的权利。在科罗拉多州的水占有权可追溯到1850年代，对占有权的简单解释是“谁先占，谁有优先权”。美国俄勒冈州于1909年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水法，引进优先占有制作为水权的管理方法，即在一个水源上第一个取得水权的人将是在枯水期最后一个被剥夺用水权利的人，开始获准允许用水的日期就成为该水权的优先日期。占用权具有如下特点：占用权的核心是“先来者优先原则”，又称为先占权、“时先权先”，即先占者有优先用水权，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的用水权利高于或优于后来者的权利，后来者是否可以获得占用权取决于是否有多余的水量，在水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不按平均原则向占用者分配水量，而是按占用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满足用水需求，先期获得占用权的人可优先获得规定数量和质量的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占用权人具有排他性优先权；强调水的可利用性，占用权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水资源用于远离河道甚至流域外的土地，也可以将其所占用的水去换取经济收益；占用权强调用水的合理性，即水的使用不能损害他人利益，可以通过立法对占用权加以限制。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的扩大和水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普通法的有关规定已经很难适应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一些国家的法律开始将江河湖海等水源赋予所有权概念。目前许多国家规定水资源为国家所有，也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水资源所有权。例如，在俄罗斯，水资源所有权分国家、单位和个人所有权等多种类型。根据俄罗斯民法，个别零散水体可以属于市镇机构或一些公民和法人所有。《俄罗斯联邦水法》（1995年）第33条规定：“水体可以属俄罗斯联邦所有，也可以属俄罗斯联邦各州、区所有。”第35条规定：“所有一切水体，包括那些不属于个别市镇、公民和法人所有的零散水体，均应属国家所有制范畴。”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水法》，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即我国法律上的水资源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

水资源所有权是指国家、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绝对的物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水资源所有权的内容，包括水资源所有人依法对自己水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种权能。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或水体[5]，是水体中的水的所有权和土地的所有权的统一。如果从法律上将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与水资源地（包括水资源的底土、岸邦及与水资源相邻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分割开来，则应该考虑、确定水资源相关土地的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岸边权。从理论上看，水资源所有权应该适用于水资源的全部功能。但是，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所有权重在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水资源的经济功能，即对水资源的经济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而没有将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包括在内。

（三）水资源的用益权或使用权

目前我国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与国外民法中使用的用益权有较多的相似性。

从理论上看，人们开发、利用和消耗水资源，原则上应该取得水资源的所有权；由于水资源所有权已经包括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人有权使用其所有的水资源，因而对水资源所有权人而言，没有必要设立水资源使用权。但是，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在一个存在不同阶级、阶层和强权的社会或国家，绝大部分水资源往往为少数人拥有（水资源的私人所有制）或国家所有（水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并且拥有大量水资源的少数人往往不必或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也不能直接利用水资源；真正直接利用水资源的是大量非水资源所有权人。由于经济实力和贫富差距等原因，这些人无钱或没有能力从水资源所有权人那里买到水资源的所有权。这就产生了非水资源所有权人必须直接利用水资源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客观需要和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案是，在不改变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由非所有权人向所有权人支付一定费用后取得利用并收益所有权人拥有的水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用益物权，在我国多称为水资源使用权。

用益权是指在不毁坏物的实体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物品并收获其孳息的权利，即用益权就是用益物权。[6]例如，《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用益权为对他人所有物，如同自己所有，享受使用和收益之权，但用益权人负有保存该物本体的义务。”因此，用益物权是非所有权人以利用、收益为目的，在他人所有物上享有的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处分的物权。享有权利的人称为用益权人，他有使用、收益甚至有限度处分他人所有物的权利。由于用益权人将他人所有物视同自己所有，因而原所有权被称为“虚有权”（nudaproprietas），又译为“所有权”；原所有权人被称为虚有权人，他只保留对其所有物的最终处分权。目前国外民法已经有大量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可以适用于水资源的利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概括起来，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用益物权是一种物权，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标的物的权利；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和典权等，除地役权属于从物权外，其他用益物权都为利，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用益物权是一种他物权、限制物权，用益物权必须存在他人所有的物上，用益物权人不是所有权人；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物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他人所有物，一般为不消费物[7]，一般以不动产为主；用益物权以物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物的支配，用益物权的标的物的灭失导致用益物权的消灭。

由于用益物权的上述特点，它具有适用于水资源利用、收益和处分（即水权转让）的极大潜力，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概念。所谓水资源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水资源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并有限处分的物权；在我国，可以将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定义为：非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对国有水资源依法、依合同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这种水资源用益物权具有如下特点：水资源用益物权人有独占和排他性支配国有水资源的权利；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必存在于国家所有水资源上，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人不是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一经确立（包括法定和意定），就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目的是对于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收益是指收取或获得国有水资源的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如水域中的鱼所自然繁殖的小鱼等自然产生之物）、人工孳息（如在水域中人工养殖而取得的孳息）和法定孳息（如养鱼场的租金）；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以国有水资源的使用价值为实现的基础，是在使用价值方面对国有水资源的支配，国有水资源的灭失导致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消灭；国有水资源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须为国有水资源，国有水资源是一种不消费物即指水的来源，国有水资源不是指水产品或已经与水地分离的水量。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水资源使用权的概念。根据《民法通则》第80条和81条的规定，使用权是指民事主体对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依法享有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使用权派生于所有权。我国《水法》第3条仅规定“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明确规定水资源使用权。

一般认为，水资源使用权是指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对非自己所有的水资源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取得经济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水资源使用权具有如下特性：第一，水资源使用权是派生于水资源所有权但又区别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种独立的物权，水资源使用权不是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所有权与水资源使用权的区别仅在于：水资源使用权的行使除依法外，还要依水资源所有权人与水资源使用权人依法签订的合同。从大陆法系的物权观看，水资源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第二，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成为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水资源使用权和个人水资源使用权两类。第三，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是水资源（水资源是一种不可消耗物，这可以将水资源使用权与水产品所有权区别开来，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水资源而不能是水产品；水产品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水产品而不能是水资源，水产品是一种可以消耗的物），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水资源使用权的客体只能是非使用者所有的水资源而不能是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如果自己使用自己所有的水资源则属于水资源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水资源使用权实际上是一种水体（包括水及其相连的土地）使用权，是持续或连续使用水资源的权利。例如，某水电站持续利用长江水发电的使用权，某轮船持续利用长江水航行的使用权，某农村组织持续通过水渠利用长江水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使用权。第四，水资源使用权使用的主要是水资源的经济功能（主要发电、航运、渔业养殖、商业旅游、商业供水等），而不是水资源的环境功能和社会功能。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

根据对水资源的使用方式，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分为取水权、水运权、水电权、放木权、养殖权、旅游观光权等各种开发利用水域或水体或水资源的权利。取水权是指单位或个人有依法直接从国有水资源（包括江、河、湖泊、地下水）中引水或取水的权利，引水或取水是将水从其水体中分离出来、或将原有水体改变形状流向的行为。取水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取水权的主体必须是具体的单位或个人，不能是国家或全体人民之类的抽象主体；第二，取水权的客体是水资源；第三，取水权人通过行使取水权可以形成新的水体而成为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人，也可以获得一定水量而成为该一定水量或水产品的所有人；第四，获得取水权必须经过批准或签订合同并依法或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国有水资源（如江、河、湖泊、地下水）的取水权应该经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出让或转让国有水资源（如水库、水渠等水利工程中的水资源）的取水权应该经过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人的同意并依合同交纳一定的费用。水运权是利用水域航行或运输的权利。水电权是利用水流发电的权利。放木权是利用水流放运木材、竹材的权利。养殖权是利用水域养殖、种植水生物（主要是鱼类、贝类、藻类）的权利。旅游观光权是利用水体或水域进行旅游观光的权利。由于我国长期没有从法律上区别国有水资源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管理权人的界限，上述各类水资源使用权在过去一般被视为行政许可的产物，而不被视为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国有水资源使用权。今后，应该通过法律创造条件将它们转化为国有水资源使用权。

（四）其他水权

1.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

传统民商法、经济法上对水资源的利用着重于获得经济效益，而没有将环境利用和社会利用包括在内。利用水资源的社会功能属于社会公益权的范畴，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包括防火、抢险、救灾、治病疗养、卫生、体育、文化、科研、教育、划界、国防、军事等社会公益性权利，这种水资源使用权的收益往往表现为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水产品所有权

单位或个人通过行使取水权而取回的水量，单位或个人用容器接收的雨水，单位和个人通过买卖交易等活动获得的已经与原有水体分离的水，可以视为单位或私人所有水产品或私人物品；这时形成水产品或水的单位和个人所有权。有些人将水产品的所有权当作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这是造成水资源权或水权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水产品是一种商品，因此对水产品而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水产品的所有权而不是水产品的使用权。水产品与水资源的最大区别是：水资源所有权或水资源使用权是对水的来源（水体）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了水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就获得了源源不断地供应水的能力；水产品所有权是对一定质和量的水的占有、利用、收益或处分，获得水产品所有权只是获得一定质和量的水。

3.水资源产权

水资源产权是从经济法的角度对水权的界定，即将水资源作为一种财产、一种产业，主要指以水资源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法国水法》第1条规定：“水是国家共同资产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将水资源即水体规定为水产业。根据西班牙《水法》（1985年），西班牙国有水产业包括：内陆水（地表水和可恢复的地下水）；连续的或不连续的自然河流的河床；湖泊和池塘的基底，公共河道上的地表水库的库盆；地下含水层。根据《日本河川法》（1995年）的规定：江河属国家产业。

根据马克思所定义和解释的产权，有如下几点含义：一是产权等同于所有权，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权利[8]；二是产权属于上层建筑法权性质的权利，对应于所有制而有别于所有制；三是指具有私人间的排他性的、可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本属性的权利；四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权利；五是广义的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束。

在罗马法中，产权被解释为几种权利的集合，即所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对某种财产的使用权）、侵犯权（穿过他人土地权）、收益权、使用他人资产权、典当权。注意，罗马法特意将所有权定义为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法国民法明确规定：“财产权就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物品的权利。”产权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产权必须是法律严格规定并允许的；二是产权是对物的权利；三是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在满足两条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产权不仅包括收益权，而且是包括一切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并且所有者可独断任意行使。[9]在西方学者中，有的认为产权即为财产所有权，并进一步把财产所有权解释为包含多方面权能的权利束。《牛津法律大辞典》[10]认为：产权“亦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佩杰威齐（S.Pejovich）认为产权就是所有权，并把所有权解释为包括广泛的因财产而发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权利束。P.阿贝尔认为产权是一个比所有权更为宽泛、包含一切关于财产权能在内的范畴。他认为，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其他权利的权利。[11]

现代产权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其代表人物是科斯，其理论后经布坎南、舒尔茨等丰富和发展。科斯等人认为，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的影响，它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不但不排斥合作，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根据科斯定理[12]，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水资源产权交易又离不开水资源市场。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务的交换，既是物质的转移和移动，也是权利的转让和移动；因此，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是解决我国水市场的关键。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与亚洲开发银行主持完成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研究报告提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着突出问题，在立法时应依法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以减轻或消除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混乱的状况；我国自然资源流转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是我国自然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关键原因，应确立自然资源的基本交易形式。要想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水资源，必须将水资源产权管理规则与水资源产权交易规则分开，合理安排政府对水资源产权的管理的限度与范围。

综上所述可知，水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用益权）、水环境权、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水资源行政管理权、水资源经营权、水产品所有权等不同种类的权利组成的水权体系，水资源产权则是一个混合性的权利束。环境保护法主要强调水环境权，自然资源法主要强调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私法（民商法）主要强调用益权（地上权、地役权）、水役权、河岸权等水资源物权和水产品所有权，经济法主要强调水资源产权，行政公法主要强调水资源的社会公益性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各种水权利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科学确定水权转换的范围和原则，明确什么权利可以转让，什么权利不能转让。本文所讨论的水权转让中的水权，主要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资源用益权。

二、水市场

广义的水市场，包括水产品市场和水资源市场两类。所谓水产品市场，如纯净水、蒸馏水和自来水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水而不是水资源（水体），是一定量的水或水产品的所有权，是一种水的实物即水的所有权交易。所谓水资源[13]市场，如江河湖水体、地下水体以及人工水库、水渠的交易市场，这种水市场交易的是一定量的、不断供应的水资源的使用权，主要是一种水源即水体的使用权交易。

（一）国外水资源的发展概况

国外水市场包括水资源市场和水产品市场、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北美和南美）与非正规水市场（主要在南亚，通过用水户协会分配水权）、现货水交易市场（sportmarket，在巴基斯坦人21%的打井户出售地下水）、应急市场（contingentmarket）和永久性水权转让市场、水权租赁市场、地面水市场和地下水市场等不同的类型。

美国的水权转让类似于不动产转让，转让程序一般包括公告、州水机构或法院批准。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的水市场还仅仅称为“准市场”，是不同用户之间水权转让谈判的自发性小型聚会；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水资源营销”和在因特网上进行频繁交易的“水市场”。近年来，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西部出现了水银行交易体系，即将每年的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方便了水权交易程序，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99%的水交易是从农业用水转为非农业用户。在德州的里格兰峡谷，在该市1990年确立的水权中，有45%从1970年起已经被买走。在美国，西部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用水问题。1988年美国联邦垦务局宣布将自己定位为“水市场的服务商”，并制定了买卖联邦供应用水的规章。美国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在一份给西部水利官员的报告中呼吁实行水市场，认为美国西部用水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培育自主意识，培育买方和买方市场”。美国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因为城市供水存在水压不足、水质不好、水管破裂等问题，在市长选举中丢了许多选票。为了取得市民信任，市政府开始尝试新的城市水管理政策，即：在市政府对水设施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城市水设施使用权向企业招标，由各公司通过投标竞争取得水设施使用权。结果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下属的联合水务公司一举中标，为该市150万市民提供并承担4500公里的管网维修。在这家私营公司经营后，城市供水情况大大改善，仅市政府的财政补贴就节省了4亿美元。1985年，两家来自法国和香港的企业进入澳门水市场，承担向整个澳门供水的任务。15年来，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水价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而且澳门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已经优于欧洲标准。

在智利的缺水地区，水市场已经取得较大效益；该国的利玛理地区，水交易的平均收益是每立方米2.47$，交易成本是每立方米水0.069$.新加坡85%的水都是从马来西亚购买的，期限是60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来原水再制成水产品，再卖回到马来西亚。这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典型的水权交易的例子。

随着用水量的增加，进入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正在实现向新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转变，即由经过改革的行政结构和少量普通法权利共同构成的新制定法水权制度。这种新的制定法水权制度的特点如下：第一，水权享受者可以依靠政府行为和司法诉讼实现用水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水资源利用基础的私人权利和义务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强制实现；第二，保证适当的环境用水是创设可交易的水权制度的核心条件；第三，明确用水者和管理者的环境保护注意义务；第四，为了迎接巨大的环境挑战，第三者的利益和环境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原有水资源的水权已经发完，一些州政府规定，允许老的用水户可以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使用权有偿地转让给新用水户；即逐步停止对新的取水的审批，新用水户只能到水权交易市场上购买水权。在1994年2月25日，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uncilofAustraliaGovernments，COAG）制定了一个“水工业战略框架”[14]，决定实行水权贸易、流域综合管理等水资源政策改革。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只有少量水资源分配贸易或交易，而水资源改革政策的中心环节是水资源中可交易的财产权，并且使这一权利的交易与土地权利相分离。其途径是：行政机关通过授予具有制定法性质的许可证创设可交易的权利，赋予该许可证以财产权的基本属性。

在西澳大利亚，在《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实施之前，实行的是以普通法财产权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该法实施之后，该州实行的是水资源公有制，行政机关对水资源拥有调控权。1995年12月，西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水与河流委员会法》、《水公司法》、《水服务协调法》、《水机构改革法》等4部对水资源政策进行改革的法律。1998年8月西澳大利亚水与河流委员会法公布了对《水权与灌溉法》（1914年）进行详细修改的建议，提议将位于管理区外的地表水的水权也授予西澳大利亚州，将河岸权这类公共权利扩大到所有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规定所有参与水资源管理以及使用水资源的人都应负有注意（主要指保护环境）的义务，水资源管理者有权作出平衡环境用水和经济用水的有约束力的决定，要求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该建议对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立国家和个人对水资源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创设独立的对水资源的财产权以及水权交易，具有重大影响。[15]在维多利亚州，早期用水户申请取水和用水不论规模大小，州政府都批准给予其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增加，该州逐渐停止了这种做法。由于可授权的水量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已经审批的授权水量甚至超过了可利用水量，新的用水户已经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水权，该州州政府自1980年代起开始实行水权拍卖。该州规定的水权转让，包括临时性转让和永久性转让、部分转让和全部转让、州内转让和跨州转让。水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涉；转让人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其他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但是，水权转让必须遵守州议会通过的规则。灌区内具有用水权的农户或许可证持证人将其拥有的水权永久转让给具有批发水权的供水机构时，供水机构需向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提出申请，将转让的用水权或许可证转换成批发水权。到20世纪末，该州水权永久转让年交易量为2500万立方米，临时转让年交易量2.5亿立方米，在该州北部已经形成固定的水权交易市场。通过水市场购买水权是新用户获得所需水量的有效途径，因节约用水而具有剩余水量的用户也可以通过转让获得收益。

（二）我国水市场发展的概况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方针期间，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和管理水资源，其模式是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计划配水。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国家所有权形同虚设、水资源市场失去生存空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低下。当时的理论根据是：水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商品的理论，水资源使用权或取水权不得转让。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水资源日益稀缺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开始对水资源管理实行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即强调和加强政府对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强化对流域分水计划和分水协议的保障机制；二是微观方面，即加强政府对供水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水产品的价格改革。这种改革仍然是行政指令配置水资源模式的延续，没有重视和引入至关重要的水资源利益机制和市场机制。

例如，黄河流域水资源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开放的、可获取的水资源”，流域内用水“以需定供”，唯一的用水限制条件是用水户的取水能力，即谁有能力取水谁就有权任意用水、谁没有能力取水谁就无法用水。这时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名存实亡，结果导致类似“公有地的悲剧”的国有水资源悲剧。黄河流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类似“军备竞赛”的“取水竞赛”，竞相大力修建各种引黄引水工程，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引黄水量增长了1.5倍；由于引黄水量过多，黄河从1972年开始断流，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平均每5年有4年断流，进入90年代则年年断流。黄河水资源断流的严峻形势激发了黄河上下游用水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提到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国家从宏观行政调控和微观水价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宏观控制方面，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将349.6亿立方米的水量分配给黄河流域8省。但是，这种计划分水办法并未达到计划控制的目标和效果，原因是：一是计划决策失灵、计划本身不够合理，确定分水方案的机制基本是暗箱操作、中央（部门）拍板和高度集权，没有经过各地方的充分协商和民主参与；二是计划管理模式出现体制失灵，整个流域分水依赖流域管理机构监督实施，但流域管理机构既不享有法定的监督管理权力，也没有采用行政手段之外的经济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权威性的流域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对实际引水量进行有效控制、监督和对超额引水地区和部门进行制裁；结果一到枯水或用水高峰时期，有关地方、部门和引水工程竞相取水，造成分水失控。实践证明，这种行政配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其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对用水主体的约束力和诱导力很差。在微观方面，国家开始对黄河流域的居民用水和生产用水实行计价和提价；由于各地各部门获得黄河国有水资源并没有向国家缴纳水资源使用费，加之流域农业生产产值和农业灌溉技术不高等原因，工农业用水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作用不大；由于流域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即自来水占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总量不多，加之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在自来水方面的价格机制对缓解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危机不仅作用不大，有时还会产生“水老虎”行业利润过大的副作用。实践证明，如果将水资源市场与水产品市场割裂开来，即只建立水产品市场不建立水资源市场，水产品市场机制对整个流域水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从总体上看，对于“江、河、湖泊，冰川雪原，陆上地下水，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修建或所属的人工河、湖、水库、水塘、水池、水渠等人工水体”，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水资源，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水资源市场，因而还谈不上水资源市场失灵的问题。[16]例如，属于国有企业的自来水厂、用水企业和农灌区管理局取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体中的水，只需政府主管水资源的部门批准就可以取得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基本没有向政府上缴水资源费，这种水资源使用基本上是无偿使用（无价或低价使用）、无期限使用、无流动使用。从理论上看，通过流域统一管理配置水资源（主要指通过流域立法、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制定流域统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计划），其全流域水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应该最优。但是，如果缺乏法律保障和经济制约手段，这种分配水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容易产生副作用，不利于提高国家和企业的投资效益、用水效益，不利于发挥丰水地区的水资源优势，不利于城市和产业的合理布局，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由于水资源的区域性，各地人民政府争相控制国有水资源，争相向中央政府多要水资源配水指标，争相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结果一些地方可用水资源多余，一些地方水资源严重不足；由于缺水地方只能通过上级人民政府获得水资源，上级人民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调配水资源，结果造成谁叫缺水需水叫得好、谁行政关系好、谁行政权力大就可以多获得水分配指标的情况；这都会造成人为的地区发展条件不公平、竞争条件不公平。

为了满足发展经济所需用水问题，我国一直存在着临时的、应急性、地下的、隐蔽的、非法的、变相的、不健全的水买卖、水权交易或水市场。例如，浙江舟山本岛水资源紧缺，每到干旱季节，就用轮船从长江口和宁波运淡水，连居民生活用水也要限时限量供应；这种现象促成了舟山向大陆跨海引水项目的实施。在浙江温州乐清等地的水库供水区，曾经发生农村和城市、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矛盾；一些个体户为了得到投资大、效益好的养殖业的“救命水”，曾自发地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协商，要求高价转让水权；这促成了乐清在楠溪江从永嘉引水。绍兴河网曾多次从萧山引钱塘江的水。慈溪曾经协商向上虞引水，已经实现从余姚引水。永康曾计划从仙居引水。这种些现象表明，水权的流动和水市场的启动已经有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我国香港买东江水，澳门买西江水，也是水权交易。

市场体系论文篇（7）

法规建设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保障，只有具备完善的法规制度、严格的执法程序、健全的重办失信机制，才能解决信用体系机制不健全的题目，才能构建完整的外汇市场信用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外汇治理法规。进一步清理、修订、补充、完善相关外汇治理法规，进步法律层次，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进步政策的可操纵性，明确界定市场主体失信行为标准，对于没有明确失信行为处罚标准的，要研究制定相关罚则。按照“疏堵并举、公然透明、简明实用、同一稳定”的原则，建立一个科学、公道、简明的外汇法规体系。避免出现政策法规条块分割、前后矛盾、朝令夕改的现象，消除外汇治理漏洞。

(二)增强执行政策法规的刚性。外汇治理具有涉及面广、治理环节较多的特点，能否坚持依法行政和执法水平高低将直接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职员的亲身利益。为此，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增强执行政策法规的刚性成为外汇监管职员的必然选择。只有通过自身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才能增强公民的信用意识，进步社会公信力，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三)建立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对失信涉汇主体的惩罚机制，是完成好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使诚信者得到社会的认同，使失信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方面要求加大对涉汇主体的检查力度，与相关部分密切配合，严厉打击各种外汇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惩办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罚力度，使失信违约者付出很高的本钱代价。通过对遵法者提供优质服务和对失信行为的重办的方法，保障取信者的正当权益，促进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健康发展。

二、整合信息资源，解决外汇监管手段缺失的题目

目前，无论是外汇局内部，还是政府各职能部分，信用信息数据开放程度均较低，固然各部分都有较为完善的监测系统，但仅局限于本部分和本岗位，信息不能共享。运用科技手段，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同一、高效、完整、共享的监管平台，实现对涉汇主体信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治理。

外汇治理局建立内部监管信用平台。研究开发信用信息系统，建立外汇监管平台，对涉汇主体的合规经营进行综合评价。建立与外汇各信息系统的数据接口制，采集国际收支监测系统、外汇账户信息系统、外汇反洗钱系统、因私购汇系统、结售汇系统等数据信息。将外汇指定银行、涉汇企业、涉汇居民个人纳进到合规经营评价体系。按照交易主体，设定相关信用评价数据指标和预警值，对交易主体所有交易记录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和监测。通过对交易主体的事后监管，实现外汇市场信用体系数字化。

以“电子口岸”为载体建立外部监管平台。由于“电子口岸”包括了海关、税务、质检等多个部分，应该说，政府所把握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源，尽大部分分布在这些部分中。如：质检把握企业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工商把握企业是否遵法经营；税务把握企业偷、漏、骗税方面的信息；海关把握企业进出口中是否存在违法、走私情况的信息；外汇把握有关企业骗汇的信息；银行把握企业信贷信用信息。但是，这些信用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分，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而“电子口岸”完全可以把分散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结合“金关、金税、金卡”工程建设，对“电子口岸”的数据库数据信息进行扩充，建立一个企业信用信息的社会公共服务网页，制定一套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制度，设定治理权限，进行网络化治理，努力实现有效监管和高效运作。

三、实行分类监管，解决失信惩戒执行难的题目

实行分类监管是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惩戒失信企业的有效方式。只有对涉汇主体实行分类监管，才能体现“突出重点、抓大放小、奖优罚劣”原则，才能实现监管的目的，促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

(一)对外汇指定银行实行量化考评。首先，考核外汇指定银行对外汇治理局报送的统计数据信息的时效性、正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并确定分值。其次，考核外汇指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执行情况，以及执行外汇法规履行代位监视职责情况。根据遵法取信记录，进行等级评定。对于合规性等级较好的银行，除定期通报外，对业务授权和外汇业务市场准进等方面优先考虑；对于合规性等级较差的银行，将其作为重点检查和监管的对象；对有违规行为进行处罚，题目严重者停办部分外汇业务。

(二)对企业实行信用等级评定。对进出口企业，根据企业的进出口核销率、预期未核销率、预收货款占比、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贸易真实性以及违规违法记录等硬指标，确定企业的等级。对信誉程度好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在核销单领用、核销治理等建立绿色通道，并将信应着重解决的四个题目用等级信息提供给外汇指定银行，作为其审核进出口开证、付汇、结汇的参考。对信誉程度低，确定为“关注类”的企业，在外汇治理方面进行限制，并将信息反馈给外汇指定银行、工商、海关、税务等监管部分，严重的给予经济处罚。对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境外上市等企业，考核外汇登记、资本金到位、外债登记核准、境外投资批准、外汇年检、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调回境外上市外汇资金和规范使用外汇账户等指标，进行等级评定。对不遵法企业定期上报总局，在相关网站上或专业杂志上公布其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并与其他监管部分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市场体系论文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科学人才评价体系

一、我国企业现行人才评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的很多企业中,“文凭论高低、职称定成败”已成为一句流行谚语。这说明当前在企业中,以学历和职称为评价标准的人才评价机制,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内企业只须按计划生产、很少与国内、国际其他企业进行交流合作,职工队伍相对固定,企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相对较低,这使得单纯以学历和职称为指标的内部人才评价机制得以生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企业开始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单纯的高学历和高职称员工,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人才队伍的要求,单一评价标准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制约了人才的发展与使用,已经开始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

二、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企业是人才培养与使用的主体,内部人才评价体系必须适应企业生产经营对人才的实际需要,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员,应该分别制定相应的评价体系。

1.对生产技能人员的评价

生产技能人员是企业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主力军,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企业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国家针对生产技能人员已经初步建立起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于企业,应该在推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评价、培训与待遇相结合的激励机制。通过完善企业内部薪酬制度,把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职业生涯、培训等人力资源要素和职业资格证书结合起来,充分调动生产技能人员参加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进他们努力提高自身生产技能

(2)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出发,强化对员工工作业绩的考核,把评价的重点放在员工执行安全规程和操作规程、完成生产任务、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进行技术攻关的能力上,将考核评价的过程贯穿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去。

(3)采取国家鉴定与内部选拔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比武、技能竞赛等评价形式,及时发现和选拔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2.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于从事的工作内容相对不固定,工作成果也不容易量化,对其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多样化。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体系应包括行为、思想意识、心理、智力、能力等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因素。

(1)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内容

①职业行为评价

主要指员工的工作态度、人际关系等的评价。管理人员承担工作的主动性,对工作的热情程度,是否对企业有归属感,是否能够在周围建立起融洽的人际关系等等,对于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都有重要意义。②素质评价

素质评价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主要有:以专业知识水平为标志的业务素质;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等智力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自控能力等情商素质;人格、观念等道德素质;以意志力、心理耐受力等指标来衡量的心理素质等等。

素质评价的另一方面主要有:传统的文化程度、职称、专业年限等自然情况。

③业绩评价

业绩评价应该是整个评价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即根据事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考量在一个考核评价期结束后,员工对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同时,提出纠偏和改正措施,作为下一个考核评价期的重点工作。业绩评价结果反映了被评价者对企业的贡献度,是企业最为关注的东西。

(2)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形式

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评价内容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时选用的方式方法也必然多样的。

①上级对下级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形式最为常用,其优点是方便易行,省时省力;缺点是上级对下级不一定有非常全面的了解,评价时也往往受人情因素的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打了折扣。

②360度评价

市场体系论文篇（9）

企业自诞生以来就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和市场组成部分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自身的经营和决策过程中，在考虑企业本身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其对于社会其他经济利益群体和非经济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如果企业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不顾及因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就会把企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成本外部化，从而增加社会成本；如果企业在发展自己的时候，肩负起保护环境、降低能耗、回馈社会，就会把企业的效益外部化，增加社会的收益，进而在提高企业的品牌度和信用度的同时更加发展壮大自己。由此看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是企业的本性，但社会责任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此，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一、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含义

学术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研究比较早，大体对于社会责任的定义分为三个观点，一个是以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先生为代表的经济责任论的观点，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就是对投资者的一种经济责任，企业的存在就是为投资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以博文为代表的非经济责任论的观点，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剔除企业为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元素之外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即企业为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公益做出自己的努力；三是卡罗尔所持有的多元责任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很多方面，但不局限于包括经济责任、环保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

综合前人的学术观点，我们更加赞成第三种观点，也就是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其经济运作过程中对其具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和物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经济发展的责任、环境保护的责任、道德和法律的责任等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含义是基于经济行为过程中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特别是当今这个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时代，企业除了要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外，还要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考虑。企业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社会才能宽容和支持企业的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默契的环境。

二、武广客运专线的基本建设情况

笔者所在单位——中铁大桥局是国有大型施工企业，现在正在修建武昌至广州的客运专线，地点在湖南省境内。因此，笔者将结合我国在建线路最长、技术标准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客运专线——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为例，具体谈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重要性及作用。

武广客运专线为京广客运专线的南段，位于湖北、湖南和广东境内，是我国在建线路最长、技术标准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客运专线，该专线于2005年6月23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在2010年建成。武广客运专线始于武汉新武昌站，经过咸宁、赤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花都，到达广州的新广州站，全长约98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投资总额1166亿元。客运专线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京广线的巨大客运压力。专线建成后，武汉到广州的时间由原来的11小时缩短到4小时，长沙到广州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到3小时。

笔者所在的中铁大桥局在这次的武广客运专线工程项目中中标额度为30亿元，主要负责线下工程的工作，负责的里程主要是从岳阳至汨罗，全长54公里，另外需建三座特大桥，即临湘附近的梁家湾特大桥、株洲西湘江特大桥、衡阳湘江特大桥，目前主要在湖南境内施工，施工进度已经在收尾阶段。

三、武广专线建设对于施工单位的社会责任要求分析

（一）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需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前文已经谈到，武广客运专线建设经过咸宁、赤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花都，到达广州的新广州站，全长约989公里。通过建设武广客运专线，能够带动这一线上的城市经济发展，以点带线，以线代面，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投资1166亿元，使得钢铁、水泥、化工、材料等多个国家重点行业上万家企业得到发展，这对于受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各行各业生产和出口贸易受阻的企业将是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客运专线专线建成后，武汉到广州的时间由原来的11小时缩短到4小时，长沙到广州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到3小，这将加快两地之间的经济、社会的互动和往来。武广客运专线的施工企业对于保证武广铁路按时竣工，保质保量的完成建设需要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因此，施工前积极主动与铁路管理部门、公路交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等部门联系，签定在施工期间保证铁路行车和公路交通畅通的协议，接受铁路、公路交通、社会等部门的监督，积极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施工企业只有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保证施工过程中不出现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保证施工进度的顺利推进，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紧缺的国家，因此，企业在追求赢利、提高利润的同时，应站在全局立场上，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关注节约资源，切实承担其社会责任。笔者所在的中铁大桥局主要负责的里程是从岳阳至汨罗，全长54公里，需设三座特大桥，即临湘附近的梁家湾特大桥、株洲西湘江特大桥、衡阳湘江特大桥。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武广客运专线的施工一方面凸显施工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说明在施工过程中对于山体的隧道和路基的开荒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施工单位要以促进客运专线建设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构筑与现代化铁路建设相配套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铁路绿色通道网络体系。

第一，在质量目标上，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OHSAS18001:1999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的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注意采取环境保护政策，采用各种方式开发、改造节能、节材、环保项目，把施工过程中消耗的资源尽可能地进行再回收和再利用。

第二，为保证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以免水质污染，环保水保工作在施工中要做到防治并重，治管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为当地创造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严格执行当地环保法则，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联合协作，全面控制施工污染，减少污水、扬尘及噪声，控制水土流失，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加强施工生产的环境保护工作，根据地区和施工特点，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对自然植被生态体系最大限度的保护。施工时尽量少占农田、耕地、绿地。

总之，企业在施工生产中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如何对地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施工，从而达到即有自己的经济效益，也兼顾了地方的整体利益，即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建设目标，也保存了地方的生态平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由于经济人的本性而内在有盈利的动机，另一方面因为垄断性又缺少外在必要的制约，导致国有企业不仅很少考虑社会责任，反而经常做出一些损害公共利益之事。因此，我们要利用这次武广客运专线施工建设的机会，提供施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关注对社会和他人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刘彤.刍谈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J].企业管理，2007年1期.

市场体系论文篇（10）

但是，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中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毕竟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在法制建设上。如何建立健全与社会整体相适应的法制体系，以法治业，以法兴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在此作一阐述。

一、旅游市场现存的问题。

目前旅游市场尚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因而存在许多问题。从宏观上讲，主要是：1、旅游宏观调控乏力。行政管理部门权威不够，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部门所有、各自为政的传统习惯难以改变，局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难以实行统一管理。同时，与管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法律法规、措施未跟上，使行业管理形成既无“权力”又无“法力”。2、现行旅游体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特别是国营旅游企业，面临着与全国国营企业共同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3、旅游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但“旅游法”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法律，如“饭店法”、“旅游安全法”、“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法”等至今未出台。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日趋成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无法确定下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法定化，旅游行业管理的范围、旅游管理职能的划分等长期以来有争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微观上讲，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旅游市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之间利用不正当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盗用企业名称，损害企业利益等竞争行为；推销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服务态度恶劣，故意刁难旅游者，擅自减少服务项目，改变旅游日程；导游不导，擅离职守，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损失；餐饮质量低劣，不符合卫生标准，甚至出现食物中毒；“黑导”、“黑车”、“黑摄影”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景区商贩尾随兜售，强买强卖，致使景区秩序混乱等。

旅游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联系都带有某些法律上的特点，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这是因为各个主体都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彼此之间如果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即会引发出法律问题。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宏观调控，实施管理行为时，侵犯了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违法对其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旅游企业未向旅游者提供约定的服务标准也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因旅游职工个人原因所造成，企业则要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进行违法活动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也会要求直接责任者担当法律责任等。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在法制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

二、政府必须对旅游市场进行调控。

旅游业的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旅游业供需总量的平衡，保持旅游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对旅游市场进行的调节和控制。

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要提出旅游市场调控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旅游业的特性决定的，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依托性极强的行业，它的涉及面之广，覆盖面之大，是其它行业无法比拟的，也正因为如此，决定着它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只要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市场风吹草动，都会对旅游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旅游供给是由旅游需求所决定的，而旅游需求只能通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收集各种信息，经过综合分析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旅游需求的脉络，指导旅游供给的发展。而旅游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部门，旅游业内部的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行业存在客观比例，要求按比例协调发展，而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旅游企业及个人掌握的信息不灵，微观决策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一旦决策失误，就可能出现结构失调，浪费了旅游供给，损失了效率，所以单靠市场本身调节不能保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对旅游业来说，政府调控尤为重要。2、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不付代价便可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好处：如兴建道路可以带来附近地价上涨，同时可以使道路附近的旅游企业的地理区位升值，还有旅游饭店及旅游景点建成后，附近的旅游企业也因此受益，出现所谓“搭车”现象；有些旅游企业的活动会造成外部主体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损失而得不到补偿，如：娱乐场所对附近居民的干扰情况，旅游景点的开发，可能由于保护措施跟不上，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我国接待的旅游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消费水平高，可能会引起国内一部分居民的模仿和攀比，形成“消费早熟”，最终可能拉动旅游区的物价上涨。这类外部影响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得到补偿和纠正。3、我国虽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分散，且周围环境较差，而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只有通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总体考虑，用有限的资金重点地逐步开发，才能形成我国旅游业的“拳头产品”，才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旅游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旅游市场的这些特点阐明了调控的至关重要。因此只有发挥政府旅游机构的调控作用，才能保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三、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

综上所述，旅游业实行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如何才能有效地对旅游业实行调控呢？笔者认为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这是因为：

1、调控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核心是对市场的调控，而法制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手段（另外两个分别是：监督体系、同业之间监督和企业自律）。

2、法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对旅游业调控也必须用法律手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为我们依法调控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3、法制也是我国旅游业17年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经济政策、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法规是调控的主要手段，前两个手段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过作用，但由于它们存在一定的弱点，必须进入法制阶段。大体可分三个阶段：（1）、以经济政策为主阶段（1978—1985年）。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建立了机构，并提出了具体的旅游发展政策。1978年以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规模日益扩大，旅游供给严重短缺，制约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中央于1984年提出我国旅游发展的“四个转变”，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五个一起上”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提出，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办旅游的积极性，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政策太概括、太笼统，对政策理解的偏差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配套政策、措施、管理办法没有同步跟上，管理机构的权威不够，没有及时出台一套严密的法规，旅游管理部门在实践上无法实行强有力的、有效的调控，导致了调控失调，旅游市场混乱。（2）、以行政手段为主阶段——行业管理阶段（1986—1988年）。从1986年开始，我国旅游业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我国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部门和一项产业纳入了全社会统一管理的轨道，同时也向旅游管理部门提出了加强行业统一管理的要求，为了加强行业管理，全国强化了管理机构，国务院成立了以吴学谦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家旅游事业委员会，各地理顺了机构，1986年12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原市旅游局和原市饭店总公司建制，按照宏观加强管理、微观放开搞活的原则成立了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北京城乡旅游事业，改变了过去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这对加强旅游全行业管理，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行政手段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在调控中容易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3）、向法制手段过渡（1989年至今）。我国旅游业前10年的发展，经历了从旅游政策为主，到旅游行政手段为主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完善和深化，同时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旅游业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以前所制定的至今仍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针对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法制建设，这才是解决旅游业中存在问题的根本所在。1985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旅游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依法管理旅游业的开始，1989年以后，经过了以前两个手段为主的调控实践后，两个手段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旅游管理机构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法制的作用，转向以法制作为调控的主要手段。在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导游管理等旅游业的基本环节和重大问题上陆续颁布了许多旅游单项法律、规定和办法，其中经国务院批准颁布的行政规章有四个，国家旅游局在职权范围内制定了70多个行业规章，各地旅游行政部门也根据各地的实际制定了许多地方性旅游法规。

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调控旅游业。

法制是加强旅游业宏观调控的根本所在，但从旅游业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形成旅游法制体系，使旅游业的发展有法可依，才能保持旅游业良性发展。

旅游法制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即：（1）、旅游法，是旅游法规体系中的主体法，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现在尚未出台；（2）、条例、规定等，是由国务院颁发或批准，由国家旅游局颁布的，如《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暂行规定》；（3）、国家旅游局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制定颁发的规章、制度、办法等，如《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办法》等；（4）、地方政府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颁发的地方旅游法规，如《北京市执行〈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办法〉的处罚细则》等。旅游立法主要是培育旅游市场机制，建立旅游市场规则，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即：（1）、市场主体制度，即关于市场当事人必须具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规范；（2）、经济合同制度；（3）、市场竞争规则，即明确市场竞争的性质、范围以及是否正当的法律制度；（4）、市场调控制度，即旅游行政部门对旅游市场宏观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

1、尽快出台旅游法。

我国的“旅游法”从1982年开始起草，几易其稿，但始终未列入国家的立法计划，这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确实存在不少困难。困难之一：旅游业是综合性行业，其覆盖社会生活面广，行业界面模糊，很难规范。如旅游饭店分属众多的部门，虽然旅游部门所属的饭店占有一定的比例，但由于“利益驱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很难对所有饭店进行管理，数量众多的以销售旅游品为主的商店，其属性上更多的为商业成分，更难有一个统一的运行规则，因此，制定旅游法的阻力也就比较大。困难之二：与相关法规的衔接在技术上复杂，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风景名胜区和文物景观的管理权分属建设部门和文物部门，《风景名胜管理条例》、《文物保护法》已经实行，对管理权的归属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如果《旅游法》规定由旅游部门管理风景名胜区等，必然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但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部门又不能将这些部门割裂开来。这些困难都需要经过周密思考，认真分析，全面平衡，慎重决策的工作加以解决。

出台旅游法是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要求：（1）、我国旅游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行业规模，亟需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定化。（2）、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应有本行业的基本法律。近几年旅游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说明了必须依靠法律，规范旅游市场，保护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才能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3）、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只有尽快出台“旅游法”才能实现对旅游业的宏观调控，协调旅游事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妥善处理与有关行业法规的衔接。（4）、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旅游法制体系，“旅游法”是一个基本法，应尽先出台。同时，多年的旅游管理实践表明，仅靠单项法规，不足以调整旅游活动中产生的所有旅游法律关系。当今的旅游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大发展，已造就了出台旅游法的社会基础和良好条件。首先社会对旅游业的性质、特点、规律等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承认了旅游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发现了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看到了需要解决的困难，明确了法律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其次，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组织基础。十多年的旅游立法、执法实践，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中都有了法制工作机构，并培养了一批旅游法制干部。

旅游法应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把国家对旅游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战略法定化，协调与旅游业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关系和利益，如：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旅游业的行业范围，旅游行政管理机构、职责、管理权限等内容。在体例上，可分为十章，即总则（地位、作用、范围）、旅游行政管理机构（机构、职责、权限）、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规划、旅游客源市场、旅游教育、旅游者的投诉与受理、旅游派驻机构、法律责任、附则。

2、抓住旅游业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没有制定出法规的，尽快制定；已经出台的法规，要加以配套和完善。

市场体系论文篇（11）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