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放款工作总结大全11篇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1）

一、办理国库券发行工作的机构

国库券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库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事宜，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机构办理。为了便利单位和个人认购，经与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商定、这两个银行的所属机构也同时办理国库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库券办公室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库券分配方案，编制一九八三年四种（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面额所需数量的领用计划，于一九八二年年底以前上报中央国库券办公室。然后由人民银行总行结合印制数量加以适应调整后分配发运。

二、单位认购、交款办法

中央、地方和部队所属单位，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分配的任务后，应及时将本单位认购数报县（区）级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和上级主管部门。

各单位对认购的国库券，原则上应一次交款。少数单位一次交款有困难的，可以分两次交，但应在六月三十日前全数交清。

单位交款时，应填写“一九八三年国库券单位交款凭证”一式四联，向其开户的银行办理交款（在建设银行开户的，可持交款凭证到人民银行交款）。收款银行负责审查交款凭证各项内容填写正确无误后，办理收款手续。

银行收款后，应签发“一九八三年国库券收款单”（三联），并将其中第二联（收据联）给交款单位，作为以后领取本息的凭证。

三、个人认购、交款办法

职工、城市居民和个体工商业者购买国库券，由所在单位（市民由街道办事处）统一办理。认购工作一般应在四月底以前结束，各单位应将认购数报县（区）级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和上级主管部门。同时应根据购买人的需要，向收款银行编报所需国库券分配面额的计划。

职工交款，可以由本人一次交清；也可以由发放工资部门按本人所订的交款计划，从应发工资中代交。各单位统一代收的国库券款，必须按月送交银行，不得留在单位或作为储蓄存款，更不得挪用。银行收款后，尽可能按代交单位的要求酌予发给所需面额的国库券，不再开临时收据。

农民购买国库券，由生产队统一办理。具体的交款、发券办法，在保证钱券两清，不错、不乱、不丢失的前提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银行部门自行商定。

各单位（包括生产队、街道办事处）代个人交款时，应填写“一九八三年国库券个人交款凭证”一式五联，收款银行负责审查交款凭证的各项内容正确无误后，办理收款手续。

城乡个人购买国库券，由于特殊原因，不愿在单位统一购买的，也可以到银行直接购买。由购买人填写（或银行代填）“一九八三年国库券个人交款凭证”第一、三两联，同时由银行发给相应面额的国库券。

四、国库券款上划办法

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对代收的国库券款，以“90代收单位购买国库券款项”科目，和“91代收个人购买国库券款项”科目，分别开设专户，不计利息。

人民银行、农业银行（或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双设机构地区，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代收的国库券款项，应于当天（或次日营业开始后）划转当地人民银行，并将留存的单位和个人交款凭证第一联（报查联）和国库券收款单第三联（存根联）一并附送。

人民银行县支行所属集镇办事处和农业银行县支行所属营业所代收的国库券款，应于每月25日上划人民银行县支行，并将留存的单位和个人交款凭证第一联（报查联）和国库券收款单第三联（存根联）一并附送。

人民银行各经办行（包括单设农业银行的县支行）对代收的国库券款，从一九八三年三月份起，每月上划一次。于月初将截至上月底收到的款项，全数逐级上划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上划数必须与报同级国库券办公室的数字一致。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汇总后，于中旬内转划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于月底集中划交中央总金库，以108“款”“国库券收入”科目入库。

人民银行县支行（或城市区办）每月收到各收款银行报来的上划款项报单和随附的单位和个人交款凭证第一联，经整理汇总，并与“90代收单位购买国库券款项”、“91代收个人购买国库券款项”科目核对一致后，填写“一九八三年国库券交款凭证汇总单”，连同单位和个人交款凭证第一联（报查联），于次月三日前送当地县（区）级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财政局）。县（区）级国库券办公室按照国库券月报规定的内容，编制国库券月报表，逐级上报。

五、挂失问题①

个人购买的国库券要妥善保存，银行不能受理挂失。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应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注：①此项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六、报告制度

在发行国库券期间，为了便于向国务院报告发行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财政厅、局）、中央各主管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应向中央国库券办公室报送以下材料：

1.二月底报送国库券任务分配方案、分配依据和工作部署情况。

2.从三月份起到交款结束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于每月8日前用电报月报报告上月末止累计认购、交款数。认购数按各县（市）和主管部门统计上报数、交款数由各县（市）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人民银行县支行（或城市区办）转送的交款凭证第一联（报查联），按月报内容分类统计上报，其总数必须和银行上划数一致。

中央主管各部门和解放军总后财务部，根据所属单位上报数，于每月8日前将上月底的认购数、交款数，用书面报表或电话报中央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公室。

3.在认购和交款期间，每月报一次书面简报，着重反映认购和交款好的典型事例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4.交款结束后，报送工作总结。总结内容包括：认购、交款情况，各阶层购买国库券负担水平分析，工作经验和对今后发行国库券的意见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应附送“一九八三年国库券认购、交款情况统计表”。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2）

二、主要目标

1、争先进位：县内外银行机构新增投放70亿元,县内银行机构贷款增量排名全市前三位。

2、生态创建：保持“省金融生态示范县”称号。

3、引进入驻：引进3家异地银行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组建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创司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各1家。

4、重点投放：县内银行机构工业贷款增量力争20亿元；新发放重点建设工程贷款48亿元；向上争取中长期重大工业、服务业项目贷款项目数15个以上（县内银行机构确保每家完成1个），当年发放贷款总额15亿元以上。

5、平台建设：推进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的正常运行。

三、奖励办法

（一）县人民银行

县内银行机构贷款增量达全市平均水平,享受县内银行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奖金。全年贷款总增幅和新增存贷比比全市平均水平每少5个百分点扣减奖金10%；未实质性推进开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扣减奖金10%；年内未能保持“省金融生态示范县”称号，取消奖励资格。

（二）县内银行机构

1、直接投放增量奖

县内银行机构年末市系统内直接贷款增量排名第一的，按增量（不含异地投放和票据融资增量超过全市平均水平部分）的万分之二计发奖金；排名第二的按万分之一点五计发；排名第三的按万分之一计发。排名第四及以后名次，不计发奖励。

当年新设支行市内系统少于三家的银行，增量超过8亿元，该项奖励参照第一名奖励标准发放；增量超过5亿元，参照第二名奖励标准发放；增量超过2亿元按第三名奖励标准发放。

实行直接投放增量奖与新增存贷比挂钩考核。除农发行外，对当年新增存贷比超过全县平均水平的金融机构，每超过一个百分点，直接投放奖励加发0.5万元,最高奖励不超过5万元；当年新增存贷比超过100%的,最高奖励不超过10万元。

2、法人客户贷款增量奖

对工业、服务业（不含房地产开发企业）、农业企业法人客户贷款设立增量（不含票据融资和间接投放）奖。当年增量在5亿元以下的，按万分之一进行奖励；5-10亿元的，按万分之一点五奖励；10亿元以上的，按万分之二奖励。当年工业、服务业（不含房地产开发企业）、农业企业法人客户贷款增量占全部考核贷款增量50%的，超过50%以上部分再按万分之一奖励。

3、重点项目奖

县重点建设工程（含重点社会事业项目）按当年新发放贷款额的万分之二进行奖励（不含借新还旧）。凡完不成县下达重点建设工程贷款目标任务的银行机构，该项奖励按任务完成百分比打折发放。县内银行机构对园区、开发区的重点工程项目投放，仅计算目标任务，不计发奖励。对超额完成年初任务的银行机构，超额数按万分之三进行奖励。

对向上争取发放的工业、服务业中长期项目贷款按贷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奖励有功人员。超额完成当年县下达工业、服务业中长期项目贷款任务的银行，超额部分按千分之一点五计奖。

对年办理工业、服务业企业银团贷款（贷款总额4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其中牵头银行奖励50％，配合银行按份额奖励。

当年县重点建设工程贷款目标完成比例达不到50%，且没有新发放工业、服务业中长期项目贷款的银行，取消全部奖励资格。

（三）县内担保机构

省经信委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整顿验收合格的县内担保机构列入考核范围，实行分档奖励。全年日均担保责任余额达到实收资本2倍（含2倍）至3倍的，按全年日均担保责任余额的万分之二计奖。全年日均担保责任余额达到实收资本3倍（含3倍）至4倍的，按万分之三计奖。全年日均担保责任余额达到实收资本4倍以上（含4倍）的，按万分之五计奖。全年工业、服务业企业担保总额占80%以上的担保公司，上述奖励标准提高万分之零点五。当年发生代偿损失的担保机构不予奖励。

（四）县外金融机构

县外银行机构按当年在直接投放增量的万分之二进行奖励。对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贷款、县重点项目贷款再按直接投放增量的万分之一进行奖励。县外银行机构在我县直接投放增量超过5亿元，且当年在我县设立分支机构的，一次性加奖10万元。

对当年为境内企业或县融资平台提供担保、融资租赁等服务的县外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按当年成功合作累计发生额平均资金占用期折算额万分之一进行奖励。

（五）小额贷款公司

按全年贷款累放额的万分之一进行奖励。对累放额超过上年部分再按万分之二进行奖励。鼓励小贷公司规范运行，全年贷款总额达到省金融办“3个70%”要求且当年未发生贷款损失的，一次性奖励3万元。

（六）新兴产业投放和创新奖励

县内外银行机构、创司对我县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文化创意企业的贷款增量和投资按万分之三进行奖励。鼓励各银行机构拓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按全年累放额的万分之一进行奖励。鼓励县内银行通过贷款销售、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加大对我县的信贷投放，按全年累放及平均资金占用期折算额的万分之一进行奖励。

（七）其他奖励

吸纳异地银行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每落户1家，奖励县有关部门10万元。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创司，每组建1家，奖励主管部门10万元。

继续实行财政性存款与信贷实绩挂钩。一是财政结算中心可调剂的活期存款与有关银行全部投放贷款增量和财政业务挂钩，其中投放贷款占70%，按贷款增量占比分配；贷存比占15%；财政业务占15%，按非税收入和授权支付业务数量分配。年度按月全部到位的，奖励相关部门10万元。二是财政结算中心可调剂的定期存款，在保证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收益的前提下，按重点工程建设贷款增量占比分配。三是对已到期的定期存款，且挂钩贷款续借，资金增值费征缴到位的，达到上年实绩部分按资金增值费的5%，超过上年实绩20%以内部分按8%，超过上年实绩20%以上部分按10%奖励责任部门。

年金融考核与金融部门推进运用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银企对接成效情况挂钩，具体考核挂钩办法待网站正式开通后下发。

当年全县贷款增量居全市第一位，分别奖励县金融办、发改委、财政局各10万元。当年全县贷款增量居全市前三位，对信贷投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按全年金融工作考核奖励总额的2.5%给予专项奖励。

在对企业信贷投放过程中强行搭售其他金融产品以及相关强制性的有偿服务并经查实的各银行机构以及当年出现支付挤兑风险造成严重影响或因内控管理不到位发生100万元以上案件的县内银行机构，实行一票否决,该银行机构领导班子取消享受年度奖励资格。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3）

一、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及金融服务现状

1.辽北某县调研数据

（1）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业务基本情况

各金融机构存款占全辖存款比重由高到低分别为：农村信用社40.8%，邮政储蓄银行27.8%，农业银行22.5%，工商银行4.65%，盛京银行4.0%，农发行0.02%。各金融机构贷款占全辖比重由高到底分别为农村信用社47.8%，农发行22.8%，工商银行12.4%，农业银行11.3%，邮储银行5.5%，盛京银行0.08%。农村信用社是辽北某县存贷款业务的主力军。

2013年末，全县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总额及投放方向：工商银行为43119万元，其中国电辽北某县电厂投放额占90%以上，其他为龙源发电厂和几家小企业；农业银行39315万元，其中国电辽北某县电厂投放36000万元，糠醛厂360万元，县医院1000万元，农户贷款1995万元；农村信用社166468万元，其中中小企业贷款3亿元，农户贷款13.6亿元；农发行79285万元，全部为粮油棉收购贷款；邮储银行19301万元，其中农户贷款15500万元，商户贷款1660万元，二手房贷款692万元，个人商贷1349万元；盛京银行279万元全部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2）2010年-2013年各金融机构业务开展情况

2013年末较2010年初全辖存款增长293777万元，农村信用社和邮储银行增幅最大，分别为12亿元和11亿元，原因是两家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最多，吸收的存款较多。2013年末较2010年初贷款增加69472万元，农村信用社增加9亿元，增量最大，工商银行增加投放3.4亿元，邮储银行自成立以来发放贷款1.9亿元，发展银行减少6亿元。需要说明的是，农业银行2011年剥离不良贷款5亿元，2013年末较2010年初贷款实际增长3.8亿元。

（3）不良信贷情况

2013年末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工行无，农行0.67%，农发行5.32%，农村信用社7.15%，盛京银行无，邮储银行0.08%。（农村信用社实际上的不良贷款率可能高于7.15%，甚至达到30%以上）

2.辽南某县级市中行的调研数据

（1）客户及涉农信贷投放概况

截止2013年6月底，辽南某县级市中行涉农授信客户19户，比年初增加8户，占公司类授信客户总量的95%；贷款总量86，514万元，比年初增加18，984万元，增幅达到28.22%，涉农贷款总量在四大银行中名列农行之后，排行第二位。

（2）贷款投放与地方经济结构匹配情况

①农渔业方面

辽南某县级市为全国水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共有农渔企业22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35家，生产量占辽宁地区50%以上，年进出口总量超过6亿美元，对地方出口创汇贡献在72%以上，已形成地方行业优势。企业主要以农渔产品种养殖、生产、加工为主，农渔产品加工企业80余家，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15家，年利润超千万元的企业有18家。

农渔业企业客户在本地及所属地级市内各商业银行共获得贷款支持合计35亿元左右，在辽南某县级市中行的4户企业贷款余额为6700万元，市场份额为1.91%，与地方农渔行业发展现状匹配度较低。导致辽南某县级市中行份额较低的主要原因：一是与以前辽南某县级市中行对农渔行业信贷政策影响有关；二是农渔产品加工进出口企业多集中在农村，农村信用社、农行在网点服务上占有绝对优势，辽南某县级市中行相对处于劣势；三是近年来辽南某县级市中行虽然通过中小企业新模式争揽了一部分农渔类授信客户，但由于授信权限、额度等限制，满足不了客户的融资需求，导致部分客户流失，规模较大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营销难度很大。

因对农渔加工类企业客户授信总量有限，直接影响辽南某县级市中行国际结算业务“优”而无“劣”，2013年上半年结算总量只有5500万美元，虽然同比增幅达到48.65%，但市场份额不足20%，而辽南某县级市农行份额则为69%。

②房地产开发建筑业方面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开发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每年新增开发面积均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房地产行业对地方财税收入贡献在50%左右。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支持总量近15亿元，辽南某县级市中行贷款余额3.25亿元，市场份额为21.66%，与地方房地产行业总体匹配度相对均衡。

③工业方面

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330余家，主要集中在家具制作、机床机电产品制造、服装制作等方面，对地方经济贡献度在30%以上。与辽南某县级市中行合作的7家工业企业中，5个均为近两年来通过中小企业新模式发展营销的客户，从客户数量及贷款规模方面，辽南某县级市中行经营与地方工业企业发展现状匹配度不足。

④政府融资平台方面

辽南某县级市中行于2011年2月向辽南某县级市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3亿元，主要用于环渤海、黄海“五点一线”滨海公路辽南某县级市段建设，该项目已于2011年10月竣工通车，对拉动渤海经济带建设的桥梁纽带作用日益显现。目前，该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紧邻滨海公路，辽南某县级市中行与园区合作前期事宜已在省行公司业务部的帮助下取得进展，随着园区招商引资步伐的加快，对辽南某县级市中行结算客户营销、授信投放等将提供有力的支撑。

（3）金融服务方面

近年来，辽南某县级市中行始终坚持追求卓越，创建“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形象、一流的业绩”的发展方向，在服务产品上不断创新，在服务手段上不断完善，在服务方式上不断规范，近3年先后推出中小企业授信业务、国内商票贴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1年，辽南某县级市中行新大楼盛装启用，成为地方服务行业一道靓丽的窗口，并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卫生城等活动，成为国家省市巡检必检单位，已连续两年被地方政府评为“文明单位”，继2010年被银行业协会评为“全国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后，2012年又被评为全国“千佳文明规范服务单位”，并连续3年被上级市劳动保障局、人民银行、人民法院等6家单位联合评为该地区唯一一家“诚信守法A级单位”。服务工作开始领跑地方同业，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及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及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依然很突出。

1.信用环境差，信用体系落后不健全

现有征信系统不能给中小企业、农户及其他客户提供一个科学的全面的信用评价结果，信用报告只能为金融机构提供部分参考意见，不能全面、有效为中小企业、农户及其他客户与金融机构之间搭建信贷关系的桥梁，中小企业、农户及其他客户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仍存在，金融机构有钱不敢放、放不出去，一些优质的、发展前景好的比如中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得不到及时的信贷支持，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一些客户因此成为非优质客户，金融机构在丧失优质客户的同时减少了盈利。（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地方对信用引导不力。个别乡镇和村屯干部言语误导群众，所谓项目只要有贷款就到手，项目就是没有贷款也要骗到手，贷款是国家的不贷白不贷。甚至少数干部蒙骗群众套取贷款入私囊）

2.农村金融知识普及率低，农民金融意识落后

辽北某县是部级贫困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由于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机构缺乏对外宣传力度使很多原本就贫困落后的农民更加无从获得有益的金融信息。前些年农民贷款难与金融机构放款难之间的恶性循环，更加剧农民对金融问题不闻不问。虽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但由于对新生事物的畏难情绪使农民再一次失去致富机会。例如：2011年，沈阳市对辽北某县的71万亩大田作物给予了保费额80%的政策补贴，鼓励农民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但是农民对此反应却非常冷淡，积极性不高。当时经过近2个月的宣传发动，仅落实了不到5万亩。农民缺乏必要的金融常识，不利于金融惠农政策及其他惠农政策的落实。

3.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信贷产品在辽北某县由于缺乏操作平台不能顺利开展

林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时具有创新意义的信贷产品，有效破解农户贷款抵押难，由于缺乏对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流转平台，这两项信贷业务不能开展。

4.全辖仍表现为资金上存

部分金融机构吸储功能过剩而贷款功能不足，2013年末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盛京银行存贷比分别为33.8%、13.4%、1.3%。县级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动作幅度较大。上级金融机构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仅大量抽走县级金融机构资金，而且上收贷款审批权限，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门槛，审批条件极为严格，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难。对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和农行，农行目前的农户贷款不足2000万元，支农能力有限。

三、改进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及金融服务情况的建议及规划

1.对改进辽北某县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及金融服务情况的几点建议

（1）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尤其是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和农村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

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应成为信用体系建设的主导者货领导者，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农村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从信息资料的采集到科学评价结果的形成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除了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需要工商、公安、税务、环保等共同合作来完成。中小企业、农户及其他客户信用档案的更新也需要个部门的参与，人民银行与其他部门之间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尤其是近年来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实体小企业的投入，县域小企业一定要做足功课，打好基础，不能现上轿现扎耳眼。

（2）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联手，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加大对金融政策、金融产品的宣传，尤其是征信知识的宣传，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意识，有效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

（3）继续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引导、支持与鼓励。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应持续给予支持与鼓励。

（4）提倡政府部门为金融政策、信贷产品提供配套的政策、制度支持。例如加快建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的评价、流转机制。

2.辽南某县级市中行对地方涉农行业信贷支持与服务的总体规划

（1）在机构层级改造方面

要将现有的6个网点全部升级改造为经营性支行，完善服务功能，努力打造金融“套餐”服务，提升网点的单产效益和竞争力，网均存款量要超越工行名列第一位。

（2）在服务产品方面

进一步创新推广，争取在近期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突破，选择优质客户积极推介客户委托贷款业务、公司理财产品等，加强与中信保、中银保的合作，尽力满足客户的多方位服务需求。

（3）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4）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5-0012-02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施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战略过程中，经济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银行业信贷资余的注入、信贷资金投放结构的调整，将有力地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促进辽宁经济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运行轨道。

一、银行业支持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所面临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信贷资金投放规模增长缓慢，制约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零售物价年均增长5．92％，而货币供应总量平均增长幅度达23．5％，高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增长率之和9个百分点。这说明货币供应总量是充足的。到2003年底，全国银行业存在总量已近5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丙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在逐步扩大。以上海、广东、辽宁、四川、湖南五省(市)为例，根据人民银行有关资料整理显示(见表一)，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供应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均明显少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反映出区域性的资金供应不足是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辽宁等省份超货严重，表明辽宁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非常旺盛。

2．信贷资金投放结构不合理，制约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对2003年末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业分布调查分析表明，贷款余额为6323亿元，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贷款仅占贷款总量的2．47％，农、林、牧、渔业贷款占贷款总量的2．72％，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款占贷款总量的18．34％，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贷款占贷款总量的5．8％，大部分贷款投放在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上。

3、不良贷款余额大、占比高，财务包袱沉重，成为银行发展的“瓶顼”。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末，辽宁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4206．4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66153％，不良贷款余额却占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的77．32％。按五级分类口径不良率为34．05％，尽管比2003年初下降5．42个百分点，但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69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呈现涉及的户数多、分市的地域广、政策性因素强的特点，清收处置难度大，一是全省不良贷款涉及产数多、地区，行业分布不集中，给集中处置带来难度。二是不良贷款集中在国有、国有控股和集体企业。截至2003年末，国有、国有控股和集体企业的不良贷款占三类企业贷款总额的46．29％，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的75．73％。三是不良贷款集中在传统行业。截至2003年末，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和批发零售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的73．72％。四是政策性不良贷款多。截至2003年末，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不良贷款余额为300多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25％以上。另外据初步统计，2003年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各种待消化财务包袱1000多亿元。这些财务包袱严重束缚了四家银行的进一步发展，靠银行自身力量难以消化，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巨大障碍。

4．银行业的组织体系不完善，限制了辽宁的融资能力，除大连外，就外资银行机构来说，全省只有于2004年10月开业的韩业银行沈阳分行一家，明显不能满足辽宁省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需要。2004年，鞍山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迁址到上海，沈阳弘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迁址到北京，省政府内的3家财务公司也在撤销、迁址当中。这些情况反映出辽宁的金融环境存在薄弱环节，外资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辽宁谋求发展的愿望不强烈，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辽宁的对外融资能力。

5．银行业经营发展面对的信用环境差，影响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一是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据统计，截至2003年3月末，国有及集体企业逃废债金额达300亿元，其中借故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金额达227亿元，二是银行胜诉案件执行难，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2001年以来，辽宁省银行法律诉讼案件12608件，涉及金额274．8亿元，已审结8668件，裁定银行胜诉金额196．5亿元，但银行回收现论和实物折价值41．1亿元，占20．91％，全省胜诉未执行案件7329件，涉及银行债权156．3亿元，分别占上诉审结案件数和胜诉涉案金额的84．55％和79．54％；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不适当做法，助长了逃废债行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打击了银行增加贷款投放的积极性。

二、对银行业支持辽宁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1．加快处置不良资产，促进国有商业银行早日轻装前进。一是积极寻求国家的政策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省政府要利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有利时机，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采取剥离、核销、清收转化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处置不良资产，消化历史包袱。二是政府，银行一道，共同探索处置不良资产的新途径。2003年，工总行和辽宁省政府正式启动“打捆处置”不良贷款工作。辽宁省政府组织各市政府筹集受偿资金存人专户，按双方约定的22％受偿率偿还贷款，贷款损失部分有工总行批准核销。工行和辽宁省政府采取的这种处置不良贷款的方法，为政府、银行合作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提供了新的尝试，为下一步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力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省政府应加大集中(打捆)处置不良贷款的力度，建立日常专门机构。各市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成立相应机构，研究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帮助银行处置个良资产的措施、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充分借鉴现代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积极与资产管理公司、外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争取在资产重组、打包处置，信托管理、资产证券等方面取得突破。四是推动贷款企业资产重组，盘活不良资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必将

推动新一轮的资产重组和投资热潮。商业银行要积极参与，推动行业性、地区性的资产兼并。重组，充分发挥资产重组对企业资金、技术、产品，人员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作用，吸引合适的外部投资者，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的引进，提高原有贷款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发展潜力，改善贷款质量，提高偿侦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不良资产。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5）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5-0094―08

银行作为授受信用的中介组织，是联系社会资本与工商企业的纽带，稳定金融市场的关键，而资金运用是其发挥上述作用的主要手段。但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资金运用却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先天不足”，呈现出财政寄生性、投资投机化和资金分布失衡等非正常特征，使银行业不仅未能为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反而逐渐疏离于工商产业，走向虚假繁荣、畸形发展的道路，加剧了银行业自身以及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银行资金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李一翔的《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杜恂诚的《近代中国政府财政与银行业的相互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1期)、贺水金的《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版)等，但已有成果多着墨于静态描述近代银行业与工商企业、资本市场以及政府财政之间的畸形关系，未能进一步关注导致畸形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即银行业资金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意在通过对资金运用特征的考察，重点讨论近代银行业资金运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藉此检讨银行资本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起到的历史作用。

一、“财政金融”：银行业的财政寄生性

一般情况下，现代银行的出现，是工商产业发展的结果。然而，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兴起，并非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而是因政府的财政需要而生。1896年，盛宣怀向清政府奏请筹设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他既强调“银行既立，泉府因通而不穷，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磅价之亏折”。1908年，清政府又在《大清银行条例》别指出，大清银行以“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为主要业务”。从“仿借国债可代洋债”到“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可见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发端之初，既已成为缓解政府财政困顿的工具。

民国初年，由于关税被外人把持以及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不得不依靠大肆举债度日。又因举借外债过多，且条件往往异常苛刻，政府转而将目光投向国内银行业。而银行业在城市工商业萎靡不振与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形下，资金苦无出路，也把向政府放款视为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银行的资金运用随之逐渐沉溺于过度依赖政府财政生存的泥淖，无以自拔，财政寄生性越发凸显。

银行业寄生于政府财政的生存方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垫借与购销公债两个方面。

所谓政府垫借是指各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在入不敷出之时，由银行界先行垫借以解燃眉之急的临时性垫款或借款。这种垫借金额大小不一，少者数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甚或上千万元亦有之。以中国银行为例，1914年1月底，中行成立不及两年，资本不到300万元，为政府垫付行政费却达900万元，到1917年9月垫款总额高达4630万元，已相当于自身股本的近4倍。1918年之后仅中行一家对政府垫借款项每年都在l亿元以上，如加之其它银行的垫借，数额之大，可以想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垫借有增无减。据中国银行统计，1930年政府借款占该行贷款总额49.83％，1934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1.91％。交通银行虽然被政府特定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但实际上它对实业放款寥寥无几，政府垫借款却占据首位，从1932年到1936年，政府借款增长了4.23倍，1936年已达2068万元，占放款总额60％。金城银行1919年军政借款额为173万元。至1927年增长2倍多，达393万元。根据1920年至1932年政府财政报告及各银行借款记录，除上述银行外，参与垫借的银行还有盐业、大陆、中南、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四明、新华、懋业、汇业等大小银行数十家，它们或单独垫借，或数家联合，最多时曾有29家银行组成联合，向财政部提供借款，政府垫借在银行业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除了政府垫借之外，投资公债亦是银行资金与财政关系密切的例证。

公债持有额的迅速膨胀，集中体现了银行业对政府公债的积极性。根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对28家重要银行营业状况统计，1921年28家银行公债持有额5431万元，1928年为12622万元。至1935年，增至59343万元，较1921年增长10倍之多!就具体银行而言，中国银行1921年公债持有额为2288万元，1931年则增至7224万元；四行储蓄会1926年为496万元，1931年增为2558万元：浙江实业银行1921年为170万元，1931年1402万元等等。1932年之后，全国银行业持有的公债总额甚至超过了自身资本总额。

那么，银行业如此热衷于政府垫借和公债，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投资政府垫借和公债利润丰厚。以公债为例，无论是北京政府抑或是南京政府，由于政府信用薄弱，公债发行次数频繁等原因，导致公债在发行之时，往往按六、七折甚至五折计算，向银行业抵借现金。如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1年共计发行了10.58亿元的公债，但同时期政府的债券实际收入只有5.387亿元，平均仅为票面价值的五折左右。从利润率上比较，投资公债的平均利润相较于一般工商业放款要高，据统计，1928年至1931年每年公债实际收益分别为22.52％、16.44％、18.66％、15.88％，除个别年份外，一般都在15％-18％上下。政府垫借的利润则更高，因为垫借属临时借款性质，政府为迅速获得借款，往往要以比公债更大的折扣向银行商借。相比之下，银行业对工商业的放款收益一般都在10％以下，不仅利微，银行还要组织信用调查，督促还款，手续繁琐，成本高昂，而且还时时有倒账受损的风险，如此一来，银行资金趋向于投资政府垫借和公债，便不难理解了。

一方面是窘迫的财政，政府急于从银行业获取资金，一方面是高额的利润，银行资金迫切需要寻找出路，在这样的情形下，各银行无不将与政府财政相结合视为生财之道，银行资金运用的财政寄生性也由此形成。

二、“贪图厚利”：银行投资的投机性

近代著名经济学家朱斯煌曾指出，投资与投机的区别，在于“是否为盲目追逐高利息，是否注重本金安全，是否为建立在对投资对象充分了解基础上的永久投资”。如果以之为标准，反观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资金运用，即可见在地产、外汇等诸多领域银行投资的投机性明显。

银行业投机地产，以上海为最盛。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历年的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各区地价在1903-1933年的三十年中，增长迅速：中区地段，每亩约增长978％，北区增长867％，东区增长606％。西区增长1062％。

上海地产的大幅增长，多大程度上是银行投机的结果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银行资金与地产投机的关系。相对于公债的直接投资，银行业对地产则大多是抵押放款为主的间接投资。在近代上海金融市场，房地产道契，尤其是租界地产道契成为流动性最高和数量最多的信用工具：“只要有道契，便可以向银行抵押，换取现金，一点不会发生困难；而银行需要资金时，亦可以随时以道契向外国银行转押，同样方便。”足见以道契为抵押的地产放款，是银行业涉足地产投机的主要方式。

银行业的地产投机，以三十年代初为高潮，此时期地产放款往往占各银行抵押放款总额的50％上下。以1933年数据为例，各银行的抵押放款中，地产抵押放款为最重要部分：浙江兴业银行360万元抵押放款中，地产放款为176万元，占49％；上海银行押款888万元中，地产343万元，占39％；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押款198万元，地产134万元，占68％；垦业银行押款189万元，地产153万元，占81％；中国实业银行与中国企业银行的抵押放款甚至全部为房地产放款。

银行业热衷于地产放款，使得上海地产交易量大幅提高。据《上海地产月刊》统计，1930年上海地产交易量为6500万元，1931年增为13100万元，期间每月成交数目，多则千万元，少则数百万元，1926年至1930年短短几年间，上海地产价值共增加2亿两之巨。

从银行获得放款的地产经营者，几乎都带有显著的投机心理。下面一段关于当时上海地产经营者的描述很能反映地产经营的投机性：“上海大半买主，多系浮泛而无完全实力者，鉴于该业之利厚事妥，遂异想天开，在买卖未交割前，预先商之戚友或素稔之银行钱庄，以所欲购之产作为抵押品，将押款权充购价，或购进后随即押出，故空头买卖愈多，藉此等抵押以作后盾者亦愈繁，获利亦颇可观也。”尽管这种地产经营的投机性质确凿，但对于银行来说，因此种放款“期限不久，兼有较高之利息可取，故乐于贷借?银行在“明知地产价值的狂涨，并非合理”的情况下，“只知有涨无跌，纵情投资”，将资金安全置之度外，把一半的抵押放款投放于地产行业，足见银行业对地产投机的热衷。

地产之外，外汇亦是近代银行业投机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把持外汇交易的外商银行在华业务一度衰退，中国银行业始涉足外汇业务。20世纪20年代以后，外汇交易已经成为各银行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之一。尤其是20年代末，外汇与标金之间的“套做”使银行业的外汇交易越来越具有投机的色彩。所谓“套做”，是指投机者在期货市场通过大量吞吐外汇或标金，利用两者之间的价格波动获取暴利的手段。

由于外汇与标金同属期货性质，价格都具有较强的波动性，这就给投机者利用两者价格差实现套做提供了可能。据上海金业交易所统计，二十年代以后上海标金交易量，持续大幅增长，从1924年的2870万条，增至1931年的11000条之多。相应地，银行方面用以标金交易的外汇资金亦十分庞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3年所做不过300余万元，1925年增至440余万元，1926年达660余万元，1927年北伐军兴，故此年仅370余万元，至1928年又逐渐增至580万元”，另外，“浙江实业每年约400万元，广东银行300余万元，浙江兴业300余万元，中孚、工商等银行每家约100万元左右。”1201207在1932至1934年外汇标金投机的高潮时期，中国银行投入其中的资金分别为16100万元、95600万元、98900万元，三年之中增加4倍之多。如此庞大的外汇标金交易中，相互套做的投机交易实占绝大多数。

抗战爆发后，无论是商业银行或是国家银行，更是将外汇投机作为敛财工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抗战之初就要求各分行“以吸收进来的存款多囤物资，多购外汇”。1938年底，金城银行在香港设立特别会计处，专门从事外汇投机。甚至在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后，周作民还暗中指使各分行经理用皮箱装运法币现钞飞赴香港套购外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利用香港、新加坡等地分行，把法币从上海辗转运到香港、新加坡，低进高出，进行外汇投机。阎实际上，不光商业银行如此，代表官方实施外汇统制的国家银行也同样暗地从事外汇投机活动。1939年3月开始，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利用自己担任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每天参与外汇牌价制定的便利，在香港分行开设了一个名为“聂法记”的暗帐户，大量抛售法币，投机英汇、美汇。到1942年，交行所拥有的外汇资产达6000万美元，是抗战初期的10倍多。其它诸如中南、大陆、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盐业、新华等稍有资力的银行无不从事外汇投机。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问，上海从事外汇买卖的游资高达30亿元，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业。

从战前的外汇标金套做，到战时违规套购外汇，从事外汇投机已是银行界公开的秘密。事实上，银行业的投机活动并不仅限于地产与外汇两个领域，在股票、期货(如大条银、棉纱、橡胶等)、战时物资囤积等投机活动中，无不有银行的身影。诚如时人所指责的，近代中国银行业“素来缺乏伟大之气魄，每喜专从目前所获得之利润丰歉程度打算”，“故其资金运用途径及活动之范畴，带有浓重的目光短浅、贪图近利之投机色彩”，参照银行业的实际所为，如此评论实在并非虚言。

三、“偏在一隅”：银行资金流向的不平衡性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资金流向在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特征。

如前所述，由于银行业热衷于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财政放款及各种投机，真正用于投资工矿企业的部分寥寥无几，统计显示，抗战前全国银行业对工业放款额仅占放款总额的12％及银行业资本总额的7％。即便如此，这些资金在行业分布上仍然是极不平衡的。

银行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重点。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1936年间，每年纺织工业放款占全部工业放款的60％左右，以1926年为例，此行全年工业放款3607942元，其中纺织工业1913276元，占53.03％，面粉工业1377833元，占38.19％，两个行业放款额共占全部工业放款的91，22％。1919年至1927年金城银行的工业放款中，纺织工业放款始终保持在50％左右，面粉工业次之，占13％左右，两者相加占金城工业放款的大半。中国银行对各行业的贷款比例中，棉纺织厂贷款通常在60％左右，面粉厂贷款15％，共占去工业放款总额的75％。

在纺织、面粉两大行业中，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轻易获得银行贷款，只有少数“大户”能够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如上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1926年的纺织工业贷款中，大生企业集团一户，就占去了59.12％，面粉工业放款中，福新、茂新、复新三家面粉厂，占了98.5％。又如金城银行，

裕元纺织公司、大生纱厂与溥益纱厂三家分享了其全部纺织工业贷款的70％左右，面粉工业则由大丰、福新等几家企业占去大半。中国银行则重点扶持荣家的申新、穆藕初的豫丰两个纱厂，以及产销量较大的上海福新、茂新，天津的大丰、寿丰等几家麦粉厂。交通银行的工业放款亦集中于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生集团、天津东亚毛织厂等少数几个企业。可见，银行的放款对象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行业的少数重点企业。

银行业的资金分布，不仅在具体行业与企业上极不平衡，而且在地域分布上还具有高度集中于沿海、沿江口岸城市的特征。

银行业的地域分布大致形成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的“T”字型分布格局，表1为1934年全国银行地域分布统计。

根据表1统计，沪、汉、平、津、京、广、杭、渝、青九个口岸城市，银行总行达98家，占全国银行总行数的62％，分支行数377处，占32％。其次则以江浙二省为多，总、分支行分别占到19％和21％，其它省份总行仅31家，不过19％。

在既有的银行中，甚至先后有十余家影响较大的银行，如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孚、中国、交通、新华、中国实业、农商、盐业、金城、边业等银行，将总行从杭州、天津、北平、沈阳等地迁至上海。截至1934年底，仅上海一地的银行总行既达60家，分支行128处，分别占全国银行总行与分支行的38％和11％。总体上看，银行分布呈现出以沿海、沿江城市为主要区域，尤以上海为中心的不均衡格局。

伴随着机构分布区域失衡的是，银行资金投向的区域失衡。银行业的资金投放以上海、天津、青岛、南京、汉口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为重点，较少能够惠及内地城市及乡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1-1933三年工业放款中，投向上海一地的款项分别高达61.37％、56.14％、48.26％，年均在半数以上，其余半数皆流向沿江工业城市，内地工业放款几乎为零。交通银行在抗战前超过50万元的大宗工业放款共11笔，其中上海8笔，3笔在沿江城市。银行业整体资金分布来看，1936年全国银行业的可运用资金为68.4亿元，其中上海一埠就达32.7亿元，占总数的47.8％，其余资金大部分分布于天津、南京、无锡、汉口等地。

因此，无论是从机构分布还是从资金流向上来看，近代中国银行业都是“厚于都会商埠，而薄于地方县邑”，“偏在一隅”的不均衡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四、余论：银行资金运用特征的影响及启示

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用所具有的财政寄生性、投机性以及资金流向的不平衡性等特征，给社会经济以及银行业自身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首先，银行业资金大量流向财政性投放与市场投机，致使近代工业发展得不到银行信贷的有力支持。

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枢纽，而近代中国银行业对于工商业发展的贡献，却十分微薄。以抗战前的1934年至1936年银行业的资金运用情况为例，此三年全国银行业放款总额平均每年约31亿元，同时期银行业平均资产总额为57亿元，依此计算，放款占资产总额约54％，但如前所述，银行放款大多为财政与地产放款，工业放款仅占放款总额的12％，约3.72亿元左右，不及银行业资产总额的7％。

更进一步看，这些工业放款对近代工业资本的形成做出多大贡献?据近代经济学家王宗培先生对1932年至1939年100家企业资本构成的研究，这些企业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占64％，其余36％来自借款(即银行和钱庄的贷款)与存款(近代中国企业往往采用直接向社会吸收存款的方式填补资金空缺)，就借款与存款的比重而言，企业直接从社会吸收的存款占两者总额的58.5％，来自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占41.5％，这不及半数的借款，其中还有四分之一来自于钱庄，仅四分之三来自银行，如若根据以上比例推算，银行业对工业资本形成的贡献，不过在4％―5％左右。

银行资金对工业企业的吝啬，造就了工业发展的贫血。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银行资金的迫切需求，诚如吴承禧在总结1935年的金融形势时所描绘的：“年关来了，我们又只见南昌、济南、天津、北平等地的商人在那儿哀恳借款，究竟银行是否能够接济他们，当然还是一个问题”，“我国百业凋敝，其故由于金融机关之阻滞不灵”。可见，银行资金的疏离致使资金匮乏成为窒碍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银行业资金过度集中于都市，造成农村现代金融枯竭，高利贷盛行。

由于银行资金偏重于都市与投机，以致近代银行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专门的农贷业务。直至三十年代以后，在国民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纷纷倡导“救济农村”的口号下，银行业才开始开办农贷业务。较早响应这个号召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行1931年与华洋义赈会订立合同，以两万元为上限，开办小额农贷。继之，中国银行于1933年亦以两万元上限参加华洋义赈会组织的农村信贷，同年金城银行以五万元加入，后来农工、交通、浙江兴业、大陆等银行逐渐开展农贷业务。但是，农贷业务的开展，并不意味着农村就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因为这些农贷的规模之小，根本无法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具体情况见表2。

从以上几个主要银行的农贷业务情况来看，即便是专门从事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民银行，农贷也未及贷款总额的五分之一。其次为较早开展农贷业务的上海银行和农工银行，也仅有2.84％和1.75％的贷款投向农村，其它银行的农贷数额竟皆未超过贷款总量的1％，由此可见农贷在银行资金运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那么，在农民借贷的各种来源中，银行农贷究竟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呢?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曾经做过一个涵盖22省871县的农村金融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地主占24.2％，富农占18.4％，商人占25％，三者合计占农民借款来源的70％，而这三类借款几乎全是以高利贷的形式存在的。除此之外，依次是商店13.1％，典当8.8％，钱庄5.5％，合作社2.6％，银行农贷比例最少，为2.4％。因此可以推断，由于银行信贷在农村的缺位，农民不得不依靠高利贷或通过向典当、钱庄等传统商业组织借贷的方式满足自身对资金的需求：“近来农村破产，农民弃田失业，大多负债难偿，信用借贷，几近绝迹，于是高利贷、典当业之经营，乃普遍及于各地，而握农村金融之枢纽”。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银行资金运用偏重于都市与投机不无关系。

再次，非理性的资金运用方式增加了银行业自身的经营风险，加剧了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对于银行业将大部分资金投放于政府公债的风险，时人就曾有警告：“但使不幸而变故发生，牵动者非仅一行，而实关乎金融市场之全体。”一旦金融市场出现银根趋紧，资金缺乏，各银行便会将持有的大量公债抛售套现，以资周转。银行纷纷寻求套现，则公债价格必定下跌，“价格愈跌，售者愈急，购者愈稀，终于有供无求，虽欲售而不能”，如此一来，被认为最确实可靠的公债，一旦发生金融波动，必将成为威胁银行自身甚或整个金融业资金安全的重大隐患。

如果说大量持有公债是安全隐患的话，那么对地产的投机则让银行业直接吃到了苦头。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受战事冲击以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波及，上海地产业一落千丈，地产价格跌落几近一半，房地产市场陷入停顿，昔日异常活跃的地产押款业务此时已是“到期不赎已成常例，按时取赎反成例外”，银行业持有的价值10多亿元的地产道契顿时“如同废纸”。再加上战事爆发后，“一般百姓往银行提存者络绎不绝”，顿时银行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一些资力稍弱的银行，如通明、厦门商业、明华、美丰、江南等纷纷倒闭，上海、金城、交通等大银行也损失惨重。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6）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7-0022-04

一、引言

现有研究表明，外资银行有其自身的经营特点(谈儒勇、丁桂菊，2005)。外资银行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其资金成本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外资银行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对东道国的信贷政策一般不会积极响应。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叶欣、冯宗宪，2004)，也使东道国本地银行(以下简称“东道国银行”)有了新的合作伙伴。

蓬勃发展的外资银行正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谢平(2004)认为，外资银行至少会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方法失效；二是当我国为了紧缩经济而提高利率时，外资银行会在全球范围内调拨资金套取利润，引起国际短期套利资本流入我国，导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使我国中央银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效。张华庆、彭振胜(2002)认为，外资银行主要通过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影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3)以青岛市为例，通过比较发现，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的利率管制、数量管理和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同时削弱了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宏观调控能力。

本文从上述传统观点出发，就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为我国在引进外资银行的条件下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作用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二、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2004年3-4月，我国中央银行先后向部分贷款增长过快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了近500亿元的特种央行票据，并将部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到7.5％《新闻晨报》2004年5月19日（财经证券版）。2004年10月29日，我国中央银行将1年期存款利率数据从1.98％提高到2.25％。这表明在2004年3-4月，以及2004年10月我国实行了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这给我们分析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提供了参照。

在图1中，我们给出了2003年2月至2004年12月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ΔM2、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投放量变动趋势(单位：亿元)。我们可以根据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来判断我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和扩张类型。在图2中，我们给出了2003年2月至2004年12月上海市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和人民币贷款月度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对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月度投放量与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规模、中资银行月度人民币贷款规模、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规模等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参见表1。表1显示，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与我国广义货币月度供应量正相关，与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中资银行月度人民币贷款以及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负相关。为了进一步说明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与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

我们设计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ΔLD-fbft=C+∑ni=1aiΔLD-fbf(t-i)+∑ni=0biΔM2(t-i)+∑ni=0giΔLD-cbrt-i+∑ni=0hiΔLD-cbft-i+εt（1）

ΔLD-fbf=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M2=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ΔLD-cbr=中资银行当期人民币贷款投放量；ΔLD-cbf=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ωt=随机变量；ai,bi,gi和hi为系数。

图1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供应量增量与

全部金融机构月度贷款增量(单位：亿元)

图2上海市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人民币

贷款规模的变动关系(单位：亿元)对ΔM2、ΔLD、ΔLD-fbr、ΔLD-fbf、ΔLD-cbr和ΔLD-cbf的稳定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本身都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对这些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后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显示，这些变量之间并无稳定的协整关系，所以，不能运用误差校正模型(ECM)进行计量回归分析。我们根据有关变量在回归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得到了表2的计量分析结果。表2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贷款业务替代关系并不十分显著。对表2的分析显示：

第一，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与外资银行上一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1))正相关，统计检验结果显著(参见表4中模型(一)、(二)、(三)、(四))。

第二，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与当期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投放量(AM2)正相关，统计结果显著，但回归系数只有0.0087(参见表2中模型(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与我国广义货币M2前一月度投放量负相关，广义货币投放量每减少1亿元，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增加0.0021亿元(参见表4中模型(二))，统计检验结果不显著。

表1货币供应量调整时中资银行和

外资银行月度贷款规模的变动关系

变量 ΔM2 ΔLD ΔLD-fbr ΔLD-fbf ΔLD-cbr ΔLD-cbf

ΔM2 1.0000

ΔLD 0.6423 1.0000

ΔLD-fbr 0.1207 -0.3006 1.0000

ΔLD-fbf 0.2520 -0.2307 0.1962 1.0000 1

ΔLD-cbr 0.7676 0.7679 -0.2719 -0.0955 1.0000

ΔLD-cbf 0.1835 0.6300 -0.3266 -0.5191 0.3082 1.0000

说明：①ΔM2=我国广义货币M2月度供应增长幅度，ΔLD=我国金融机构月度增长幅度，ΔLD-fbr=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月度增长幅度，LD-fbf=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月度增长幅度，ΔLD-cbr=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月度增长幅度，ΔLD-cbf=中资银行外汇贷款月度增长幅度。②在分析时，我们将外资银行的外汇贷款和中资银行的外汇贷款用人民币对美元月末汇率换算成了人民币值，表2的回归分析也是如此。

资料来源：笔者利用E-views5.0分析得到。

第三，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ΔLD-fbf)与中资银行当期人民币贷款投放量(ΔLD-cbr)正相关，统计结果不显著；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与前一个月度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投放量(LD-cbr(-1))负相关，中资银行前一月度人民币贷款投放量每减少1亿元，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就增加0.0082亿元，统计结果不显著(参见表2中模型(一))；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与中资银行前两个月度人民币贷款投放量(LD-cbr(-2))正相关，统计结果显著(参见表2中模型(四))。

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LD-fbf)与当期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LD-cbf)负相关，中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每减少1亿元，外资银行月度外汇贷款投放量就增加0.3249亿元，且统计结果显著(参见表2中模型(四))。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对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在货币政策扩张时期，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对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我们因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影响不是十分显著。

表2对外资银行贷款月度投放量ΔLD-fbf的计量分析

模型 （一） （二） （三） （四）

C 11.5244(0.7922) -3.6683(-0.1452) 27.4723(2.332*)

ΔLD-fbf(-1) 0.7374(4.2754*) 0.8275(3.1761*) 0.7395(7.0825*) 0.3929(2.3712*)

ΔLD-fbf(-2) -0.0808(-0.2908)

ΔM2 0.0036(1.6072) 0.0087(2.8713*)

ΔM2(-1) -0.0021(-0.7684)

ΔM2(-2) 0.0017(0.7176)

ΔLD-cbr 0.0196(0.5586)

ΔLD-cbr(-1) -0.0082(-0.2531)

ΔLD-cbr(-2) 0.0584(2.1728*)

ΔLD-cbf -0.3249(-3.1241*)

A-R2 0.4819 0.4664 0.5969 0.6474

D.W.-Statistic 1.909 1.896 1.89 1.833

F-Statistic 7.2006 4.3218 12.63

说明：括号（）中为t统计量检验结果。带*的表示在95%统计水平上显著不为零。

三、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制度因素

分析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

在我国严格的资本项目管理制度下，不太可能出现中央银行紧缩货币供应时，外资银行从境外大量调入外汇的情形发生，外资银行从国际金融市场借入的外汇资金也不能够大量自由兑换成人民币，进而贷放给我国企业和我国本土银行使用。

现实情况是，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外资银行往往是利用现有外汇资金直接向我国企业发放外汇贷款。获得外汇贷款的企业，利用我国经常项目可以自由兑换的政策，借助进出口渠道将获得的外汇贷款兑换成人民币。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外资银行充裕的外汇资金来自何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我国目前实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第二，我国实行的差别准备金制度。

2004年4月，我国开始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强调根据不同金融机构资本负债情况实施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2004年第1季度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比率制度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按照银监会定期统计的金融机构法人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调整不同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

统计数据表明，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质量明显优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较参见表3，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参见表4。表3显示，外资银行的净资产比率远远超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表4显示，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远远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仅略低于政策性银行。如果依照净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制度，那么，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贷款业务替代将显著增加。因为外资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低于中资银行，而外资银行的净资产比率超过中资银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给外资银行提供了资金套利机会。2004年3-5月，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投放量连续两个月下降，而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下降很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目前，由于外资银行总资产在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不到2％，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外资银行对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步伐不断加快，其对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表3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上海市)

金融机构名称 2005年3月31日

总资产（亿元） 总负债（亿元） 净资产比率

政策性银行 993.81 981.77 1.21%

国有商业银行 11878.73 11786.24 0.78%

股份制商业银行 5969.54 5954.97 0.24%

外资银行 3423.41 3219.57 5.59%

金融机构合计 26804.91 26244.1 2.09%

说明：①国有商业银行指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恒丰银行。另外，全部金融机构中还包括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②净资产比率=(总资产-总负债)／总资产。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表4我国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比较（上海市）

金融机构名称 2005年3月31日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 不良贷款比率

政策性银行 14.08 1.45%

国有商业银行 322.79 4.41%

股份制商业银行 97.21 2.75%

外资银行 23.1 1.39%

说明：相应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是指该类机构贷款中被列为不良资产、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四类贷款的总和。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所以，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在紧缩人民币贷款(公开市场出售，减少贴现贷款，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比率，或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应限制外资银行对我国企业的外汇贷款规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联合行动，打击企业利用经常项目下的进出口贸易及资本项目中的外国直接投资等渠道，假借出口和引进FDI的骗汇套汇行为，加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及其他部门的结售汇管理。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过程中，应同时把人民币和外币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对象，并由中央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展和计划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协同完成实际操作工作。

在前文讨论中，我们着重分析了我国特殊的金融市场环境对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没有讨论我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情形。其实，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刚好相反。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只要加强对资本项目管理，加强对外资银行外汇兑付审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银行对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减少外资银行对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的限制。

第三，我国的利率管制制度。

有人认为，分析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利率非市场化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知道，在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中，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来调节经济运行。在存贷款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形下，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出售、减少贴现贷款、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等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时，存贷款利率就不会变化。此时，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其他成本增加，比如严格的项目检查、更加苛刻的贷款抵押要求等，这些相当于提高了市场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到企业申请贷款的积极性。所以，外资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影响与我国利率非市场化问题没有必然联系。

总而言之，如果东道国在对外开放金融业务的同时，实行资本项目管制，那么，关于外资银行对东道国货币政策影响的传统论断就需要进行修正。考虑问题的重点是，在东道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外资银行存量外汇资金产生的外汇贷款投放问题。如果东道国同时对外开放金融业务和放松资本项目管制，那么，传统论断就完全适用。关于外资银行对东道国货币政策影响的传统论断成立的基本原因是，东道国经济主体(比如企业)和东道国银行的国际融资成本高于外资银行的国际融资成本，东道国企业(及其他机构)从东道国银行申请贷款的成本一般低于其从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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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援成，程建伟.中国资本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

［3］刘.服务价值认知及相关因素的关联性：中外资银行客户的比较分析，数量经济研究［J］.2004；11

［4］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微观主体的宏观政策效应：外资银行业务拓展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3；8

［5］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8

［6］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4；8

［7］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7）

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吸收投资；二是借款。吸收投资业务主要涉及“实收资本”科目，如果是股份制企业，主要是“股本”科目。本文以非股份制企业为例说明。（例题中关健词加黑对应的会计科目在括号中标注。）。

（一）吸收投资 按照投资主体不同，主要包括国家投入资本、法人投入资本、个人投入资本和外商投入资本。按照投入资产的形态划分，主要有货币资金投资、实物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按照这两种标准划分的种类以“实收资本”的明细分类科目体现出来。

[例1]淮海企业于××年12月1日收到甲公司作为资本投入（“实收资本”+）的资金700000元和已公司作为资本投入的资金1000000元，款项已存入银行。（“银行存款”+）

由关键字词“款项存入银行”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资本投入”可以看出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实收资本”增加放在贷方。而且，投入资产的形态是货币资金，以“银行存款”科目体现出来。投入资产的主体是法人甲、乙公司，因此分别列入“实收资本”的二级科目。分录编制为：

借：银行存款 1700000

贷：实收资本—甲公司 700000

—乙公司 1000000

[例2]淮海公司于××年12月2日收到丙公司作资本投入（实收资本+）的房屋一栋和设备一台（固定资产+），确认的价值分别为800000元和200000元，共计1000000元。

由关键字词“房屋”和“设备”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固定资产”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资本投入”可以看出，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实收资本”增加放在贷方。投入资产的主体是法人丙公司，因此列入“实收资本”的二级科目。分录编制为：

借：固定资产 1000000

贷：实收资本——丙公司 1000000

（二）借款 一般是指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借款按还款期限的长短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

[例3]淮海公司于××年12月10日向银行借入期限3个月、年利率为6%的借款100000元，（“短期借款”+）所得款项存入银行（“银行存款”+）存款户。

由关键字词“款项存入银行”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银行”、“借款”和“三个月”，可以看出，作为负债的“短期借款”增加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银行存款 100000

贷：短期借款 100000

[例4]淮海公司于××年12月11日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规定：借款本金为800000元，期限为5年（“长期借款”+）年利率为10%，按年支付利息。当日银行已将全部款项划为企业存款户（“银行存款”+）。

由关键字词“银行”和“存款”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借款”和“5年”，可以看出，作为负债的“长期借款”增加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银行存款 800000

贷：长期借款 800000

二、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主要包括建造厂房、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聘用员工等，一切就绪后投入生产。

（一）购入固定资产 购入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二是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例5]××年12月14日，淮海公司购入不需要安装的设备，（“固定资产”+）买价300000元，增值税额51000元（“应交税费”），运杂费和包装费19000元，全部款项以转账支票（“银行存款”-）支付。该设备已运达企业并投入使用。

由关键字词“不需要安装的设备”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固定资产”增加，放在借方，而且，“固定资产”的价值为“买价”加“运杂费和包装费”，共计319000元。由关键字词“增值税”放在“买价”之后，可以看出，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转帐支票”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固定资产 319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1000

贷：银行存款 370000

假设上例中的设备运回后需要安装（“在建工程”+）才能使用，且用存款支付（“银行存款”-）的安装调试费（“在建工程”+）为30000元。

第一，购入时，由关键字词“需要安装”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在建工程”增加，放在借方，而且，“在建工程”的价值为“买价”加“运杂费和包装费”，共计319000元。由关键字词“增值税”放在“买价”之后，可以看出，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转帐支票”可知，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在建工程 319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1000

贷：银行存款 370000

第二、以银行存款支付安装调试费时。由关键字词“安装调试费”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在建工程”增加，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存款支付”，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在建工程 30000

贷：银行存款 30000

第三、安装完毕交付使用时，应将349000元作为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从“在建工程”账户的贷方转入“固定资产”账户的借方。由关键字词“在建工程”和“贷方”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在建工程”减少，放在贷方。由关键字词“固定资产”和“借方”，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固定资产”增加，放在借方。分录编制为：

借：固定资产 349000

贷：在建工程 349000

（二）材料采购业务 采购材料主要有现购和赊购两种，分别涉及的科目为“银行存款”和“应付账款”。

[例6]××年12月15日，淮海企业从大华工厂购入A材料（“材料采购”+）1000千克，并收到大华工厂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价款（“材料采购”+） 20000元，增值税额（“应交税费”进项+）3400元，合计23400元；购入材料的运杂费2000元。上述款项共计25400元以转账支票（“银行存款”-）支付，材料已运达企业并验收入库。

由关键字词“购入材料”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材料采购”增加，放入借方，且购入成本为“买价”加“增值税”，价值为22000元，购入的A材料为“材料采购”的明细分类科目。由关键字词“增值税”可以看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放入借方。由关键字词“转账支票”可以看出，“银行存款”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材料采购——A材料 2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00

贷：银行存款 25400

[例7××年12月16日，淮海企业分别从新华公司和红星公司购入B材（“材料采购”+）共600千克。其中从新华公司购入100千克，价款10000元，增值税额（“应交税费”）1700元；从红星公司购入500千克，价款5000元，增值税额8500元。全部价款共计70200元，尚未支付。（“应付账款”+）材料已验收入库。

由关键字词“购入材料”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材料采购”增加，放入借方，且购入成本为“买价”加“增值税”，价值为60000元，购入的B材料为“材料采购”的明细分类科目。由关键字词“增值税”可以看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放入借方。由关键字词“尚未支付”可以看出，作为负债的“应付账款”增加，放在贷方，且红星公司和新华公司为明细分类科目。分录编制为：

借：材料采购 ——B材料 6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0200

贷：应付账款——新华公司 11700

——红星公司 58500

[例8]××年12月29日，淮海企业开出转账支票（“银行存款”-），偿还所欠华美公司的购料款 （“应付账款”-）46800元。

由关键字词“转账支票”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减少，放在贷方。由关键字词“偿还所欠”和“购料款”，可以看出作为负债的“应付账款”增加，放在借方。分录编制为：

借：应付账款—华美公司 46800

贷：银行存款 46800

[例9]××年12月31日，计算并结转（“材料采购”-）本月已验收入库材料（“原材料”+）的实际采购成本。

由关键字词“结转”和“验收入库材料”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的“材料采购”减少，放在贷方，同时，作为资产的“原材料”增加，放在借方。分录编制为：

借：原材料——A材料 22000

——B材料 60000

贷：材料采购——A材料 22000

——B材料 60000

（三）产品生产 产品生产涉及到直接原材料、燃料、人工的耗费及间接费用的分摊以及产品成本的结转。

[例10]××年12月31日，经汇总计算，本月生产领用材料共计70000元，其中：1000千克的A材料20000元全部用于01产品的生产，500千克的B材料50000元全部用于02产品的生产。并结算本月应付生产工人工资34200元，其中：生产01产品工人工资11400元，生产02产品工人工资22800元。且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职工福利费4788元。其中：生产01产品工人的福利费为1 596元，生产02产品工人的福利费为3192元（“应付职工薪酬”+）。

由关键字词“结转”、“生产工人工资”和“职工福利费”可以看出，作为负债的“应付职工薪酬”增加，放在贷方。由关键字词“领用材料”可以看出，同时，作为资产的“原材料”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生产成本——01产品 20000

——02产品 50000

贷：原材料——A材料 20000

——B材料 50000

借：生产成本——01产品 11400

——02产品 228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34200

借：生产成本——01产品 1596

——02产品 3192

贷：应付职工薪酬 4788

[例11]××年12月31日，淮海企业汇总本期制造费用（“制造费用”+）20800元，其中01产品（“生产成本”+）应负担费用8500元，02产品应负担费用12300元。

由关键字词“产品”和“制造费用”可以看出，作为成本类的 “生产成本”增加，放在借方，同时，作为成本类的“制造费用”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生产成本——01产品 8500

——02产品 12300

贷：制造费用 20800

本经济业务是给定制造费用，直接结转即可，无需计算。但有很多题目中，不是给定金额，而是需要计算出来再结转，此时，可以借助T型账户，将涉及“制造费用”的所有金额在T型账户中列示，最后算出合计数，将合计数转到“生产成本”中，大部分结转类的经济业务都是如此分析的，不再赘述。

三、资金退出

将产品以现销或赊销的方式卖出，最后形成现金等货币资金，然后，资金退出或继续循环、周转，资金退出主要包括企业留存以备将来使用或偿还债务。

[例12]××年12月13日，淮海企业向某公司销售100件01产品，@300元（“主营业务收入”+）。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30000元，税款（“应交税费”+）5100元。全部款项已通过银行转账收讫。（“银行存款”+）

由关键字词“销售”、“产品”可以看出，作为收入类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放在贷方。由关键字词“税款”可以看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增加，放在贷方，作为资产的“银行存款”增加，放在借方。分录编制为：

借：银行存款 35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00

[例13]××年12月30日，接银行通知，淮海企业向银行借入的长期借款已到期（“长期借款”-），本金和利息95200元已直接从存款中划转（“银行存款”-）。

由关键字词“长期借款”和“到期”可以看出，作为负债类的“长期借款”减少，放在借方。由关键字词“存款”可以看出，作为资产类的“银行存款”减少，放在贷方。分录编制为：

借：长期借款 95200

贷：银行存款 95200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8）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65－03

“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山东省银行业努力支持经济发展，深入贯彻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调控要求，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在规模和效益上均有较大的进展，货币信贷运行良好，金融市场交投比较活跃，资本市场融资速度加快，金融体系日趋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推进，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但与浙江、江苏等东部经济相当的省份相比。山东省银行业存在着其优势和不足。

一、山东省银行业信贷情况的优势表现

1　贷款增速较快，信贷结构持续变化

受现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保增长投资拉动影响，近两年山东省本外币贷款增量同比翻番，新增、多增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全省贷款投放节奏与全国基本同步，上半年增速较快，下半年增势趋稳。短期贷款增量占比微降，中长期贷款增长迅速，新增比达60％以上。票据融资冲高回落，月度间波动加大。与江浙地区相比，增速明显。新增涉农贷款居全国首位，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3.7个百分点，新增企业贷款八成投向制造业、公共服务业、租赁业和批零业。

2　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实现“双下降”

山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同步增长，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实现“双下降”。今年上半，年山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934.14亿元，比年初减少162.2亿元，不良贷款率3.1％，比年初下降0.9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7.08亿元，比年初减少32.22亿元，不良贷款率1.30％，比年初下降0.36个百分点。

3　银行业信贷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导作用明显

随着总量规模的扩大，银行服务业较好地发挥了贯穿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链条作用，服务和支持三次产业的能力大大增强。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首先表现在，突出了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全省22家银行设立了小企业贷款专业管理部门机构以及122家特色支行，组建了6740人的小企业信贷客户经理队伍，开发了数10个专门信贷品种。2007年全省小企业贷款余额1334亿元，扶持小企业14万户。其次，支持了新农村建设：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共对“三农”发放贷款3283亿元，累放年均增长20％以上，占全部贷款的15.3％，农户贷款余额近220亿元，农业贷款余额和新增量均已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第三，引导了消费结构升级：近5年，山东省银行业消费信贷业务一直保持高增长态势，全省消费贷款增长28.11％，高于全部贷款增速14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比2003年提高17.5个百分点，汽车消费贷款已呈现出稳健发展的态势，全省汽车贷款增速为15.7％。

4　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贷款比例较高，发挥作用较好

根据表1“技术创新改进占比”一列分析可以看出，2006―2008年3年来，山东省银行业在贷款比重上，远远高于浙江和江苏两省，这些贷款在技术创新和改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促进技术的更新，新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为经济全省经济注入新的力量。

二、山东省银行业信贷发展不足的表现

1　信贷总量不足，与经济规模和发展不匹配

2008年，山东省GDP超过3万亿元，仅次于广东省。全国排名第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了广东，排名全国第一。而山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在全国均排名第6位，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2008年末，山东省银行业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全省GDP之比，即金融相关率为155％，分别低于同山东省经济规模大体相当的江苏和浙江等省60个和149个百分点(表1给出比率)，且近3年来基本没有太大提升，经济货币化程度偏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业动员资金的能力偏弱。

2　投放于农业和基础产业的比例较大。投资效益差

2007年，山东省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比粤、苏、浙等3个省高出4.1、3、4.2个百分点，农业贷款所占贷款总额比例高于江苏和浙江(见表1)，传统制造业实现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例达到了83％，基础产业实现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例比粤、苏、浙等3个省高出8.6、6.6和9个百分点，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远逊于粤、苏、浙。

3　贷款投放于非银行服务业比例较小，对第三产业促进作用小

相对于江浙两省，对于经济比较发达、总量较大的山东省，银行的网点数较少，地方银行投放给服务业的贷款比例较低，在民间借贷资本较少时，无法改进服务业的资金短缺现象，地方税收的税基也无法较大规模增长。中小银行业机构不能较好的培育和发展小型服务企业和有区域特色的服务业客户，基本没有具体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和细化银行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与规划指导。

4　投资于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和外向型企业的比例较小，银行竞争力不强

山东省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7年山东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的比重为54.1％，山东总体上还属于沿海外向型经济起步滞后的地区，外资企业不多。山东的这种经济结构导致银行业体系发展不全面，地方法人机构竞争能力偏弱，外资银行相对薄弱。相对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地方法人银行机构股权结构单一，省外资金投入少。缺乏成长型大企业股东和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机构规模小、分布散，而且市场地位和信誉度不高，对外辐射和带动能力差。

三、信贷发展不足的原因和对策

山东省信贷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山东省的经济结构等金融发展外部环境、政策支持欠缺、不良贷款总额较大、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等几个方面。

山东经济结构的典型特点是一、二产业明显占优，基础产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较高，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和基础工业是经济的主体，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比较大。山东省经济结构性特质决定了经济创造货币的能力不足，单位GDP创造的存贷款数量以及贷款派生能力都远低于粤、苏、浙，经济对银行业发展的反馈和回报较低，从而限制了银行业的发展。

很多省份确立了金融优先发展目标，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支持银行业的发展。在山东省银行业政策支持的传导和贯彻方面，措施力度不足，政策支持不多，并且一些政策设计初衷很好，但执行效果不理想，在数量和深度上

远未达到政策设计初衷，政策支持的导向和扶持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至2008年末，山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例为7.18％，不良贷款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6个百分点。从不良贷款内部结构看。损失程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准备覆盖率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关于金融机构竞争力方面，大型银行主要是信贷投向集中，以大型集团客户授信为主，经营战略转型及适应环境变化能力不强。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业务空间有限和产品科技含量低，加之资本监管指标的约束，业务发展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无法显现，核心竞争力欠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依然处于艰难阶段，经营机制僵化依然未得到实质性转变。再加上信托业、金融租赁业以及资产投资等业务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影响了业务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

针对山东省银行业的信贷的优势和不足及其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几点对策：

1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银行信贷结构，提高经营效益

要进一步加快山东省经济结构升级改造进程，第一、二产业内部要实现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速生产要素向第二、三产业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府应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改善经济结构，从宏观上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方向。鼓励向中小企业，尤其是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培育新兴企业，对新领域的行业给予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其快速发展。改变目前过于集中的经济结构，最终实现优化信贷结构的目标。地方政府应站在整体和全局的高度对山东产业格局进行统筹，合理选择兼顾超前性和现实性，构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体系，鼓励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社会发展后劲。金融机构坚持总量微调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确保新增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发企业开展创新型投资，培育和发现新的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防止贷款过于集中于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

2　加大政策扶持，加快发展银行业

学习借鉴金融发达省份和城市的经验，制定有关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金融机构用地及办公用房补助等政策，鼓励和吸引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部、区域总部或事业部总部落户山东。健全完善金融创新奖励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金融产品、机制、管理创新。尽快研究建立地方金融风险处置专业机构，构建市场化的地方金融风险处置长效机制。有关部门要尽快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促进全省银行业小企业贷款业务发展。

3　加强银行业自身竞争力建设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9）

收银员上岗条件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热爱企业，能自觉维护东来顺品牌。

2、自觉遵守本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本岗位的纪律要求。

3、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各方面表现良好，无违纪记录。

4、具备收银员的基本素质，反应灵敏，具备基本的动手操作能力，在收银员培训中成绩优异。

5、具备良好的个人形象。

收银员岗位职责

1、熟悉本岗位的工作流程，做到规范运作；

2、熟练掌握操作技能，确保结帐、收款的及时、准确、无误；

3、做好开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收银工作的顺利进行；

4、结账收款时，对所收现金要坚持唱收唱付，及时验钞，对支票要核实相关内容，减少企业风险。

5、管好备用金，确保备用金的金额准确、存放安全。

6、管好自己的上机密码，不得与他人共用，不得对外人泄露。

7、管好用好发票，做到先结账，后开票，开票金额与所收现金及机打票金额必须相符；对退票、废票要及时更正。

8、向财务交款前，需将现金、支票、信用卡分类汇总，与机打票核对相符，发现问题及时查找，避免损失。

收银员培训内容

1、 东来顺集团企业规章制度；

2、 东来顺集团收银员岗位职责；

3、 东来顺集团收银员工作流程；

4、 识别假币的各种方法；

5、 现金管理制度、支票管理制度、发票管理制度；

6、 开据发票的规范要求及实际操作；

7、 东来顺集团安全手册及灭火器的使用；

8、 点菜宝系统基本原理，维护要点；

9、 收银机、点钞机、税控机上机操作。

收银员工作流程

一、 开业前的准备工作：

1、与财务人员一道，将前一天结业前的钱款、备用金、票据从存放的保险柜中取出，由会计人员复核。

2、到本单位会计室领取当天的备用金，换好零钱，以满足结帐找零的需要。

3、检查收银机是否正常，如有异常应马上调整；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机打纸，若需要应及时到财务室领取。

4、检查税控机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搞好收银台的卫生，物品要码放整齐，以整洁的工作环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开业。

二、进入工作状态：

1、对同时就餐未结帐的顾客按餐桌号挂机待结帐；

2、顾客要求结帐时按相应桌号同时打印出“结帐单”及“顾客消费单”，将“顾客消费单”通过服务员交给顾客，便于顾客核对。

3、按结帐单合计金额与顾客结账，对收取的现金用验钞机验钞，对收取的支票要检查单位名称、印鉴、密码等是否填写齐全、是否正确。

4顾客要求开发票时，由收银员使用税控机按顾客要求输入付款单位全称或“个人”，按结帐单合计金额输入餐费金额，打出发票通过服务员交给顾客。对发生的退菜、换菜、折扣等必须经店长或店长授权人签字确认。

三、向会计室交款：

1、收银员向会计室交款前需要按现金、转账、信用卡等类别分类打印出汇总小票，将收到的现金、支票、信用卡小票分别打出汇总金额，与汇总小票分别进行核对（注意清点现金时应扣除备用金）。

2、票、款核对相符后，收银员要分别填制“现金交款汇总表”、“转账交款汇总表”和“信用卡交款汇总表”，收银员在表上签字后将票、款交到会计室。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10）

一、大小结合

这里所说的大小结合,是指在吸储工作中,要大客户与小客户相结合,就是抓大不放小,从身边小事做起,强调“细节服务”。

在银行临柜过程中,会遇到大客户,也会遇到小客户。一般来说,临柜人员对大客户会比较重视,态度也会比较好、服务质量也会比较高,包括银行对大客户推出金卡用户、银卡用户等措施,给大客户以某些方面的优惠。而对小客户,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怠慢。

之所以吸储工作要大小结合,是因为大小是相对的。首先,大客户有大客户的强势,小客户也有小客户的优势。大客户对银行的业务量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营成本也低得多。而个体小客户对业务量影响不大,经营成本却要高得多。但是,虽说小储户个体的数量不大,却比较稳定,很少会集中提款,也就是给银行提供了转为稳定的资金量;而大客户或者公司客户就不一样了,往往其存款的数额大,其取款额度也大,且多是要得急,一旦存款搬家,对于储蓄的影响不言而喻。其次,大小是相对的还表现在总量上,就是大客户的总量与小客户的总量。大客户的数量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小客户。在我国,从企业角度说,中小企业数量要比大企业的数量多得多;从居民角度说,平民比富翁多得多,积小成多,积沙可成塔、集腋可成裘,积小流以成江海。因此,一般说来,银行的吸储主要来源就是居民存款,并且以中小户为主。

之所以吸储工作要大小结合,是因为大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之中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大客户可能会变成小客户,小客户也可能会变成大客户。华夏银行作为一家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将服务中小企业作为中长期基本定位,将主要目标客户定位于中小企业客户群,伴随着很多企业从小到大,共同成长。比如,苏宁电器在创业初期遇到资金周转瓶颈的时候,华夏银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这些企业以后的发展中,华夏银行与他们携手共进,业务合作日益深化。

因此,吸储要大小结合,要求银行临柜人员善待每一个客户,尤其强调善待小客户。一定要把储户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包括按照有关规章制度、操作规范,为客户提供规范性的柜面服务;包括理解客户的情绪、过错和需求,在当前银行系统大多实行统一的政策法规、统一的利率情况下,服务就成为竞争的重要利器,只有良好的服务,才能留住老客户,开发潜在客户,巩固存款营销市场。很难想象,在当前银行众多的条件下,如果一家银行连基本服务都遭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大客户不可能仍然不离不弃,小客户更会另选他家。

为此,作为一个临柜人员,即使只是一名普通员工,也要有“银行兴衰,匹夫有责”的定位,充分体现主人翁精神,增强大局意识、长远意识,除了做好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要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一是综合形势研究。包括政治上的安定状况,经济的周期性阶段,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公众普遍的储蓄倾向等,它们构成了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大气候,也是商业银行首先应及时判断和把握的环节。二是对象层次研究。通常有:收入层次,如高收入者、低收入者、退休收入者和特殊收入者;年龄层次,如老年人、中年人、年轻夫妇、婚前青年和学龄青年;职业层次,如工人、农民、职员、教员、自由职业者等。三是行为模式研究。对不同层次的对象,应研究分析其不同的行为方式,尤其是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关注的核心是直接或间接决定其储蓄数量的各种行为特征,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认识、以便做到有的放矢。四是市场的广度与深度研究。如果说广度是指储户的数量的话,那么深度则是指在相同的广度之下,能够吸收的存款量的多少,特别是稳定性存款沉淀量的多少。支行的存款管理策略应当注重开发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通过某种存款衍生出更多的客户需要和银行服务。五是竞争对手的研究。对市场竞争者的目标、能力、策略和手段的研究,是银行业竞争中争取主动的必要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做列知已知彼、百战不殆。通过各方面的思考和研究,给银行提供有效的第一线信息,提出建议性的意见。

二、个群结合

这里所说的个群结合,是指单独的个体储户与相关联的群体储户相结合,并努力寻找不同个体储户的相同点或有机联系点,使众多个体储户转化为有机结合的群体储户。

社会群体是由独立个体构成的,银行柜台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个体储户即散户,“散”是柜台服务的主要特点。但与此同时,社会个体又是会因某种因素构成相互联系的群体。如因区域、行业、阶层,会形成区域群体、行业群体、阶层群体。因此,为了节省运行成本、有效开发潜在客户,银行要着力变散为群。这可以从华夏银行推出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龙舟计划”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散”的难题中得到启发:华夏银行运用独特的中小企业客户开发策略,即依托核心企业的上下游,分地区分行业、通过产品和渠道批量开发客户。一方面,银行将资金有效注入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银行将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提升客户的竞争能力。针对储户的“散”的难题,也可以寻找散户的关联点,使这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可以通过一个集团,通过企业这个整体将个人银行业务向其单位管理层和员工渗透,发展集团客户;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可以拓展一个行业、一个区域的储户。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注重开发群体用户的同时,不能忽略散户。因为某一散户可能就是某集团、某行业、某区域的代表,其对银行的印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某集团、某行业、某区域的群体储户。其影响既可能是老客户,也可能是潜在用户。所以要散群结合,不能偏废。

三、坐行结合

所谓坐行结合,是指银行的临柜人员既要做“坐商”,更要做“行商”,既要守好窗口,更要走访客户,通过两者结合,密切与客户的交流,掌握客户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以更好地留住老客户、开发潜在客户、增加存款。

金融业是典型的窗口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一笑一颦,都会给客户留下难忘的印象。今天的金融市场,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充满竞争,为了吸引客户,既需要浅层次的优质服务,比如微笑服务、站立服务,放低柜台“身段”,便于与储户沟通等,也需要方便、快捷等深层次的服务,更需要针对客户不同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咨询服务和合适的投资理财建议。

一般来说,最能体现窗口服务好差的是在“忙”时,而对服务好差体会最多的是小客户。吸储是有季节性、政策性的。如元旦、春节,被行内习惯性地称之为吸储的旺季;如基准利率上调将有利于增强银行的吸储能力,而基准利率下调将减弱银行的吸储能力;如在股市、基市、房市、车市低迷导致个人投资渠道收窄,居民储蓄意愿会增强;股市、基市、房市、车市活跃,居民储蓄意愿则会减弱。这必然造成柜台服务的忙闲不均,闲时一天也接待不了几个客户,而忙时会出现排队长龙。一般来说,在闲时,临柜人员的服务态度等都会比较到位,而忙时就会使服务质量下降。但如在忙时忽略了客户特别是小客户的服务,就会造成客户的流失。在当前金融服务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优质、便捷的服务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如针对窗口出现排队现象,该如何处理,就会让客户有多方面的解读,包括银行的服务理念、管理水平等等。因此,银行针对忙时出现的排队现象就要着力解决,如一段时间内,股市火爆,买基金、办理银证转账的客户特别多造成排队,就要通过临时增开窗口,延长时间,加班加点来解决。如果在“闲”时也出现排队现象,则要考虑增设网点,或采取新的手段,如更人性化的自助服务等来解决。只有在忙时服务不打折扣,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储户才会满意,才能赢得广大客户和社会公众的信赖,才会增强对储户的吸引力,从而在忙时留住储户,也能在闲时吸引储户。

要做好吸储工作,光做好窗口服务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窗外”做大量的工作。作为一个银行的临柜人员,应该有客户的完整资料,有一个客户的通讯录,并利用休闲时间走访客户。通过走访,加大对储户的宣传力度,不断拓宽吸储面;通过走访,加强与客户之间的感情沟通交流,培养较为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通过走访,了解客户的动态,随时掌握客户的资金动向,将每笔闲散资金及时吸储到银行。

四、吸放结合

吸放结合,就是吸储与放贷相结合,从贷款户中寻找存款,增加存款;在存款中了解客户的贷款需求,增加贷款。

金融部门一方面吸储,一方面放贷,通过吸储和放贷履行金融职能。吸储与放贷是不同的业务,但两者并非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互为前提、相互支撑的。存款,是银行业的立足之本,而贷款则是银行业的发展之源。只有通过吸储,才能使银行尽可能多地争取银行放贷所需的资金量;只有做好放贷,才能使存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吸储与放贷相结合,强调的是储贷是会相互转化的。作为储户,既可能是自身的需求,也可能是银行的宣传、启发、指导,从而转化为增加消费或投资的贷款户,从而扩大贷款群体,增加银行贷款;贷款户也可能因为经济活动的周期,或应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或其他原因而变贷款为存款,从贷款户转化为储户,从而增加存款群体,增加银行存款。

吸储与放货相结合,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银行了解客户信息。中小企业、农业和普通居民个人消费信贷,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容忽视的,其对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0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但中小企业、农业和普通居民却面临贷款难的僵局,主要原因是银行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贷风险控制难、费用率高等诸多问题。而实行吸储与放贷相结合,在贷款户中进行吸储活动,可以更多地了解到客户的信息,更多地掌握客户的第一手资料,对于防范贷款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银行放款工作总结篇（11）

近年来，郴州市在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状况，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各家银行紧跟地方经济发展的脉搏，加大了对民营工业企业的贷款投入。2000-2006年，全市金融机构累计共对2012个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发放贷款，累计发放81.6亿元，年均累放14亿元，有利地支持了郴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的趋紧，民营工业企业的融资状况有所恶化。具体表现为：

1.民营工业企业的贷款份额下降

根据对金融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虽然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贷款余额逐年增长了，但是民营工业企业贷款占全部工业贷款的比重却出现了大幅下降。如表1所示，2008年1-5月，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贷款余额340613，比年初增长了50052万元，增幅达17.23%，但是，民营工业企业贷款占全部工业贷款的比重却由2004年的64.06%，下降到目前的47.61%。这表明郴州市各银行机构在“有保有压，适度增长”的信贷投放原则下，正逐步调整对工业企业的信贷投放结构。很显然，民营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工业企业，正是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中被压制的对象。

2.民营工业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下降

根据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见表2)，2008年1-5月，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累计申请贷款34059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0.67%，其中，短期贷款累计申请金额252867万元，增长183.58%，中长期贷款累计申请金额83612万元，增长96.27%，票据贴现累计申请金额17991万元，增长6.97%；郴州市金融机构累计实际发放民营工业企业贷款1346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11%，其中，短期贷款累计实际发放83612万元，增长27.15%，中长期贷款累计实际发放3410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53%，票据贴现累计实际发放16888万元，增长了130.62%。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受冰雪灾害影响，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贷款需求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的影响，郴州市金融机构贷款供给增长缓慢，各商业银行更倾向采用票据贴现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融资。这种信贷供求总量上的差异以及结构上的错位，使得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的信贷满足率急剧下降。截至2008年5月底，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信贷满足率39.52%，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9.67个百分点。

3.民营工业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下降

一直以来，为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郴州市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主要投向电力、有色金属、烟草、化工等几个传统支柱产业，这造成郴州市各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趋同、信贷覆盖范围狭窄。由于民营工业企业涉猎范围非常宽泛，郴州金融机构的这种贷款结构显然无法满足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需要。而近两年受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的影响，银行信贷投向范围进一步收窄，民营工业企业贷款覆盖率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我们对民营企业工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1-5月，46户样本企业中仅有24户获得了银行的信贷支持，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户，民营工业企业贷款覆盖率下降了6.53个百分点。

4.民营工业企业主要外部融资渠道的资金来源减少

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狭窄，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等间接融资渠道为主，很少企业能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渠道获得外部资金。根据我们对民营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通过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等间接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占到了企业资金来源总额的70%以上，但是，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趋于紧张和民间借贷行为的趋于理性，民营工业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正在增加，获得民间借贷的数量正在减少。如表3所示，2008年1-5月，郴州市46家民营工业企业获得银行贷款4066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48%，但是，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却下降了4.60%；获得民间借贷350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962万元，民间借贷占企业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下降了2.51%。由此可见，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通过外部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能力正在下降，企业要想获得发展资金，只能更多地依靠内源融资。

二、民营工业企业贷款面临的主要困境

1.民营工业企业自身内在缺陷影响了银行的信贷投放

一是民营工业企业经营风险较大，难以确保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郴州市大多数民营工业企业多数为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粗放加工型企业。企业资本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结构单一且科技含量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经不起原材料或产品价格的波动，这决定了银行在投放信贷时会慎之又慎。二是民营工业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会计信息失真，增加了银行对信贷资产的监督难度。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的信息基本上是内部化、不透明的。同时，企业为了应付监督部门的检查，还要准备两套甚至多套帐。这样，企业很难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资料，银行也无法真实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增加了银行对企业贷款的风险。三是民营工业企业缺乏有效资产作为抵押，或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却不愿意担保，增加银行贷款损失风险。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厂房设备较为简陋，有部分企业是租地、租厂进行生产，与银行要求的抵押物要求有差距。再加上现有民营工业企业极少有愿意为其他企业担保的，导致民营工业企业普遍存在抵押和担保不足的问题。四是民营工业企业资信等级较低，增加了贷款审核通过的难度。当前各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首先就要审查企业的信用等级情况，对于BBB级以下的企业一般不予放款，即使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民营工业企业信用等级普遍较低，增加了其获得贷款的难度。

2.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方式制约了民营工业企业的信贷投放

一是受经营战略转变的影响，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将经营战略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欠发达地区中小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贷支持的“真空”和“盲点”。二是受商业银行贷款权限普遍上收的影响，各基层银行贷款权限有限，客观上为中小民营企业寻求信贷支持埋下“阴影”。三是商业银行普遍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造成信贷人员为回避责任而采取保守的信贷策略，在信贷客户选择上，重国有企业而轻民营企业。四是部分农村信用社为简化贷款程序，不愿以企业名义发放贷款。由于以企业的名义贷款，程序繁杂，需要提供各种名目繁多的贷款材料，而且难以落实具体还贷责任人，因此，部分县信用联社为了省事更倾向以企业法人代表的个人名义发放贷款。五是金融机构贷款手续复杂和费用的提高，挫伤了企业申请贷款的积极性。民营工业企业贷款要面临苛刻的贷款条件和冗长复杂的贷款审批程序，房屋、土地或设备等担保标的和资信评估都支付高昂的评估费、登记费，并且，一笔贷款从申请到批复下来，最快的也要二、三个月，企业往往因不能及时得到贷款而蒙受巨大损失。

3.外部金融和经济环境恶化，制约了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的投放

一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影响中小民营企业贷款投放额度。为了贯彻从紧的货币政策，郴州市各金融机构均制定了2008年贷款投放规划，对贷款实行总量控制。然而，为支持抗冰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郴州市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救灾贷款，许多金融机构一季度末新增贷款已经快达到或已经超过新增贷款计划。信贷需求规模与信贷计划之间的差距，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在严格贷款规模控制下，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受到挤压。二是外贸出口环境恶化降低了外向型民营工业企业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在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中，有许多外向型企业，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外贸出口退税的减少，这部分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三是冰雪灾害使民营工业企业损失惨重，资信等级下降。为严格控制信贷风险，各商业银行对授信对象有着严格的资信要求，而受雪灾影响郴州市民营工业企业损失惨重，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资信程度降低，再加灾后可供抵押担保有效物品不多，因此，在现行银行授信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将加大，许多信贷申请将很难获得批准。四是政府扶持政策乏力，制约中小民营工业企业贷款的投放。民营工业企业贷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对国企的过度支持所导致的贷款额度向国企过于倾斜。近几年，郴州市各级地方政府虽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发展政策，但还未形成完整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体系，社会中介担保机构家数少、实力小、业务发展缓慢的状况也没有根本改观。政策扶持的乏力致使民营企业的融资和贷款仍然受到束缚，信贷投入比例低，与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很不相适应。

三、对策建议

1.努力提高企业素质。民营工业企业要加强自身的财务管理，不断提高经营管理和决策水平；牢筑诚实守信理念，树立良好企业形象；通过加强企业自身建设，不断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民营企业融资奠定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