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论文大全11篇

学科建设论文篇（1）

当前，我国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大局总体上是稳定的，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新形势下，滋生和诱发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监狱在押罪犯的构成日益复杂，重大刑事犯、暴力犯、涉黑涉毒涉恐等罪犯数量不断增多。随着一系列新修订刑事法律法规的实施，尤其是劳教制度的废止，全国监狱的押犯数量将迎来快速增长。罪犯数量不断增长与监狱关押容量不足的矛盾，要求不断调整完善监狱布局，而且带来监管改造的一系列新问题。因此，监狱在新形势下肩负着重要的责任。面对新的形势，需要监狱学学科建设能够切实解决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实践中出现的与监狱工作相关的重大课题，更好地为确保监狱安全稳定、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促进平安中国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

(二)面临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每一门真正而独立的学科都有其关心的独特的核心问题域。例如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资源稀缺问题，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构成与运行问题。那么监狱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监狱学应当是一门人学，即研究人的学问。做人的工作是最难的。以人的工作为职业，以人为教育对象的职业，应该是世上最复杂的职业。而在做人的工作的职业中，监狱职业又是难上加难的。因为面对的对象是非正常的社会人，他们是具有主观恶性、恶习和心理残疾的人，而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重新做人，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在新形势下，监狱工作说到底，就是要始终贯穿改造人这个宗旨，不断紧紧围绕教育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这个核心运转。为了加强教育改造工作，不断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切实降低重犯率，教育改造罪犯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增强，这也对监狱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需要大力加强监狱学学科建设，特别是应从人学的角度探索如何深化罪犯教育的研究，充分发挥监狱理论对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面临的国际背景———合作与斗争并存

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监狱工作也开始走出国门，对外进行合作交流，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监狱官员以及相关学者到中国一些监狱进行合作交流，国外的好做法、好经验也需要我们去借鉴吸收，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交流。这几年在全国一些监狱开始试点的“循证矫正”，就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罪犯矫正方法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开展，我国监狱行刑为国际社会的关注一直未有所稍减，甚至成为与某些发达国家人权斗争的焦点之一。因此监狱学学科建设要密切关注国际动态。既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及时将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吸收进来，为我所用，又要以有分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优势和成绩，昭示世人，以正视听，捍卫国家尊严。

(四)面临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实现新的跨越和突破

在中国，虽然监狱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诚如沈家本所言:清末以前，监狱学作为一“学”，“中国从未有人讲求此学”。20世纪初我国监狱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之一，比较通常的说法是在清末日本小河滋四郎来中国传播监狱之学问，清末朝廷派留学生赴日学法，其中有留心日本监狱制度者，进行学理比较，建立了清末的监狱学。后到了民国初期，出版有王元增等人的监狱学专著，到了三四十年代，监狱学的体系开始分化发展，赵琛、孙雄、李剑华、芮佳瑞等人的监狱学专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客观地说，清末民初是我国监狱学由萌芽到初建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监狱学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先是受苏联劳动改造思想影响，之后基本上以领袖指示和政策为圭臬。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把监狱工作实践上升为学科的地位去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有喜人的变化和发展，甚至有了像《监狱学总论》(前司法部副部长金鉴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在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专著，但仍没有摆脱过去“劳改学”的框架体系，甚至包括认识水平。尤其在文化强国的新背景下，在其他相关学科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监狱学自身的单薄和不足也显得极为明显。如监狱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学科体系、学科范畴(元概念)、基本原理等问题，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至今无大的突破。因此加强监狱学学科自身建设已刻不容缓，需要对监狱学以往建设路径有一个回顾，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跨越和突破。

二、监狱学学科建设自身存在的新问题

(一)监狱学的原创性不足

毋庸讳言，监狱学的研究与国内其他学科领域发展水平相比，与国际监狱学研究发展水平相比，在理论发展的贡献和对实践指导的影响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监狱学成果原创性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20世纪上半叶监狱学在中国的引进集中表现在形成了一种照搬外国特别是西方监狱学模式的倾向，使得中国监狱学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形成自己的“家园”，长期地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起就带有的“胎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苏为师”的建国方针指导下，主要依附于苏联的劳动改造理论体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按照领袖的最高指示进行注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了长足进步，但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尚未“中国化”，照搬国外特别是西方模式还是常态，这自然导致监狱学缺乏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我国监狱学正是由于建树意识差，一方面拘泥于国外模式和相关学科模式，难以自拔，开拓创新意识不够，另一方面又不善于从广阔而丰富的监狱改革实践中获得营养，其体系发展离真正的成熟尚有距离，更难以形成独立学科所需的理论严密性和学派，当代中国监狱学学科建设在原创的意义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监狱学的学科独立性尚差

早在民国初期，就有人提出“监狱学问，至为精密”。在监狱学学科建设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不断确立监狱学的独立性地位，使之具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监狱学学科设置的行政合法性虽然保证了其以一个可以单独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而独立存在，并进行专业人才培养，但由于监狱学学科理论体系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体系创建模式，使得监狱学的学科独立性还不够强，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合法性危机”。这集中表现在我国的监狱学研究者对于监狱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等都没有形成较好的共识。监狱学还不能成功地界定自己的研究边界，没有形成学科内在的逻辑结构，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独立的学术规范体系。特别是在行政的过度干预下，监狱学研究出现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一些理论研究就是对上级和领导指令的图解，往往是围着领导讲话转，为领导讲话寻找理论依据，缺少独立的品格;二是有些基层监狱领导并不是真心想搞科研，而是把科研作为一种作秀、邀功的资本，搞花架子，甚至提出监狱干警人人要搞科研，人人要有，将监狱科研快餐化、形式化，这样硬逼出来的东西，大都网上下载，东拼西凑，缺少独立思考，缺乏科研含量。

(三)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尚未与当下监狱实

践问题研究形成互动机制我国监狱领域对于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渴求，首先来自那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大监狱实践问题，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监狱实践新问题，而现有的监狱学学科体系尚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近年，从外部来看，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提出，对监狱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我国的社会犯罪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日益严重对监狱管理及罪犯监管改造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监狱学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对本学科进行审视、完善与创新，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内部来看，我国监狱工作无论从体制上、机制上、行刑理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高科技的应用，一些新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方式、方法也层出不穷。但从我国当下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来看，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建设水平上，监狱学学科体系分支还是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到目前为止，监狱学学科体系设置格局无大变化，并没有随着监狱工作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特别是与当下的监狱实践问题有些脱节，对我国新形势下监狱改革实践中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并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我们尚未从现实监狱问题出发去努力构建监狱学学科体系，因此无法吸引并得到广大监狱干警的认同与参与，在新形势下的监狱改革大潮中难以确立应有的地位。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监狱实践问题研究上显得苍白无力，既缺乏解释力，又缺乏指导力和预测力。尽管不少研究者一再强调要对监狱实践问题做出说明和提出破解之道，但思维的触角却很难伸向丰富的监狱工作实践，致使监狱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落后于监狱工作实践的发展。

(四)监狱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单调

监狱工作的宗旨就是改造人，因此监狱学研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关于罪犯的改造，特别是教育改造。“学”和“研究”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基点，就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去探求关于罪犯改造特别是教育改造的监狱之本。这样监狱学研究的方法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不是纯自然的，也不是纯人文的，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而长期以来，我国监狱学研究———特别是有些研究成果———习惯于经验总结式的思维方式，在行政领导事先定好的题目下，去按图索骥，找一些所谓成功的做法，往往简单地归纳为“领导重视、制度完善、措施得当、干警奉献”，就作为一项成果完成，而不善于从生动的监狱改造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使监狱学研究缺乏现实的基础;同时忽视监狱学同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从而失去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滋养，造成监狱学成长方面的缺失。

(五)监狱学学科的学术规范尚未健全

从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科研特别是国际层面的科研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些年来，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具有基层干警的广泛参与、以思辨为主、行政参与、学术团体的群众性定位等特点。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形成了较完整的监狱学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在监狱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日益密切乃至与世界交流更加频繁的大环境下，需要我们务必遵循科学研究包括监狱学研究的通行规则和方法，提倡科学的监狱学研究，规范研究方法和行为，使监狱学研究真正科学化，为监狱法律、政策制定和监狱工作实践提供真实的信息。而这一方面应有的学术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基本的学术纪律尚不明确，导致一些问题重复讨论而不见学术水平提高，不经证明就轻易下结论;论文、专著发表或出版了不少，但有深度、有新意的不多。这些现象导致监狱学学科缺乏自身的品格，难以建构其自身的长效增长机制。

三、监狱学学科建设问题的解决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指出，理论就是问题及对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解决。问题在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对于监狱学学科建设而言，同样要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这也可以说是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使命。根据前面提出的监狱学学科建设问题，下面就尝试提出针对性的解决之道。

(一)监狱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取向，重视原创性

随着人们对监狱学本土化认识的不断加深，监狱学要以本国的监狱问题为研究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于“验证性”)研究，进而得出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即立足于我国本土的、相对于国外特别是西方监狱学的、以追求自己本国监狱特色或监狱学研究领域里的民族性为目的的原创监狱学。“原创”之意义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或“民族的”，从而改变监狱学研究领域一味对外界的依附性地位。为此，在监狱学研究中要增强原创意识，拓宽原创视野，处理好国外监狱学理论与本国监狱学理论、传统监狱学理论与现代监狱学理论、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原创性研究与继发性研究的关系，尽早步入原创导引的阶段。

(二)监狱学学科建设的重点切入，强化独立性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独立存在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和体系，更要有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只有确立起研究的基本问题，并进而确定出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才能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学科的建设水平，加强其独立性。为此，要进一步强化监狱学学科建设中相关学科引进和移植过程中的消化和融合工作，进一步确立起监狱学乃至分支学科的基本问题，确定出特有的研究对象，逐步形成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命题，构建起严谨的理论体系，逐步提高学科的专业化水平，在完成解释、指导和预测监狱行刑与改造实践的历史使命中，增强其独立性。对于监狱理论研究的专门人员，要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唯书，不媚上，客观、真实地提出问题，并回答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监狱一线，在倡导科研兴监的过程中，对于一线干警的监狱科研要实事求是，不可片面、简单地追求参与人数多和成果的快速发表。要改进研究成果的评价认定，比如干警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开展研究，独立思考所形成的研究日记、改造罪犯体会、个案分析等都是研究成果，要把成果形式与实际效果结合起来。

(三)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根基所在，围绕实践性

围绕中国的监狱工作实践，这是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不能动摇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形成并提高人们对于监狱工作问题的认识，同时又将这一认识进一步运用于监狱工作实践，指导监狱工作的改革发展，从而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必须随着监狱工作改革的不断发展，拓宽其范围，摄取其题材，这样才可能体现其对监狱实践活动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觉的监狱理性与现实监狱“道理”的相融相通，也才能为广大监狱干警所欢迎。监狱学学科体系建设要围绕实践性，当下特别要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平安中国建设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要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工作的改革，诸如监狱体制改革的深化、监狱布局调整、不同警戒等级的监狱的设立、循证矫正的中国化等等，为其提供理论武器;在此基础上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工作改革的发展过程，为其确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并研究监狱工作各项改革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在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产生新的理论。当然，倡导围绕实践性，必须是从研究对象出发，高度理性地把握和超越面对的实践，而不应该仅仅是为实践提供注解，也不是成为中药铺，为实践开出一张简单的处方，而是要根据监狱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建构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和理论系统，从而在更高层次、更大意义上反观实践、指导实践、改进实践，真正发挥监狱学对我国监狱现实的解释、指导、规范和预测功能。就学科体系的建设而言，以往好的一面要继承，而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的东西要增加，特别是涉及监狱理念(哲学)、刑罚执行、监狱安全、监狱分类、监狱文化、监狱信息化建设、回归社会重新犯罪预防等课题，应重点研究，并创造条件设置在监狱学学科体系的新的分支学科之中。

(四)监狱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运用，体现多元性

监狱学学科研究的方法作为一种手段、工具和方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监狱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的增长，也在不断地更新其内容，提高其水平。从发展轨迹上看，监狱学学科研究方法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起初单纯地重视思辨研究，向思辨分析、实证研究与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必须强调的是，监狱学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绝不是某种或几种方法的胡乱拼凑，而是多种方法的有机组合。监狱学学科研究只有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努力探寻和建设符合自身需要和特点的方法体系，才能有效地使监狱学学科研究真正实现其科学预测和创新功能。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实地研究是现代人类学应用很广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设身处地地体会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国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是倡导并身体力行地研究的典范。近年我国监狱学界有一些研究人员开始重视“实地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一问题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研究问题的能力和灵性。对不同的研究方法需要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互结合，这样才能有可能更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问题，研究结论才更有价值。

(五)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品位，凸显学术性

要提升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品位，需要在凸显学术性上下功夫。要强化学术意识，从监狱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监狱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回答并解决在监狱学学术体系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要确立问题意识，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我国现实监狱工作实践活动进行研究，特别是要重视研究各种新的、热点监狱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将经验和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监狱学达到既能“入地”又能“上天”的境界。要健全学术规范，特别要重视建立监狱学学术成果的质量评判标准，建立并健全学术评审和奖励制度，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监狱学研究需共同遵循的学术秩序和原则。另外为永葆监狱学自身生命的生机活力，要加强监狱学的研讨和争鸣，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同一监狱工作事实，给人们提供一个比较鉴别的基础，活跃学术氛围，从而促进监狱学的繁荣发展。

四、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走向

随着形势的发展，监狱学学科建设的深化，监狱学学科建设将向成熟和完备的方向不断发展，并体现出以下特征:

(一)进一步体现时代特点

时代特点集中表现为发展的方向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同志有关法治和监狱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使监狱学学科建设有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充分的源头活水，这将进一步促使我国监狱学学科建设加快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入学科地位进一步提高，所发挥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学科生成和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那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旧观念，以一种超前意识和战略眼光去审视社会发展和监狱发展，直面当今时代的前沿性监狱问题并予以破解，在此基础上构建并发展监狱学学科体系。我国监狱学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将越来越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充分体现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监狱的时代精神，并以这种时代精神为主导思想，去推进我国监狱事业改革并向纵深发展。

(二)进一步呈现开放态势

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将进一步呈现开放的态势，这种开放态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狱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交流将更为密切。作为一门成熟而先进的学科，它应该自觉吸收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并能主动去影响邻近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与人与社会有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制约着监狱学的发展，规定着监狱学科的最大发展限度，监狱学研究者将放眼当代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收，按大改造、大教育的思路去建立和发展监狱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走出“就监狱论监狱”的狭隘思维模式，把监狱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置于广阔的人类科学文化的背景下，全方位地建设和发展。二是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监狱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当今世界已经开始了整体化的历史进程。一国的监狱学学科也需纳入国际监狱学学科发展的总潮流中，高瞻远瞩，通览全局，在比较中找到自己的合理起点和战略目标。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不应当也不可能是闭关自守的，而应以一种高度开放的姿态自觉与当今世界监狱学学科研究接轨，以适应国际监狱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今后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将进一步把对国外监狱学学科的成果吸收工作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一方面能从整个人类对监狱的思考的高度去解释、指导和预测中国监狱现实;另一方面要坚持刑罚文化和监狱文化多元化的主张，形成自我经验基础上的独立话语体系，使中国监狱学学科成为世界监狱学学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与国际监狱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并澄清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监狱的恶意诋毁和一些国家的误解。为此，监狱学学科建设在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及开展人权斗争方面还要继续扩大并深化影响，在国际监狱学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进一步凸显民族特色

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狱学学科，都应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总结本民族的经验，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在本国扎根并得到发展。我国的监狱学学科建设，将进一步呈现民族特色。经过我国几代监狱学学科建设者的努力，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狱学学科建设在我国已取得重大进展，丰富的监狱工作实践土壤生长出了众多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经验和模式，这一切为我国监狱学学科具有民族性特征或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当然，这种中国化是在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对有独特文化意蕴的中国监狱学传统，从时代的高度予以重新阐释，进而在对中国当代监狱的独特的发展规律和活动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具有本国特色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建立起中国监狱学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在坚持国际化的同时追求中国化，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要为解决当今监狱的现实问题服务，并积极参与进而影响由西方监狱学学科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监狱学学科的发展趋向。

学科建设论文篇（2）

2、危机期（1993-2007）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埋藏已久的问题终于爆发，身份危机第一次被摆上台面，从此，比较教育学界一直引以为豪的为外界重视的所有成就感都趋向消亡，学者们更加关注自己的价值能否实现，以及自己在在该领域的地位，他们更加关注寻找能使本学科内在统一的相关理论依据。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学界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始更多的批判和反思，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介绍，更加趋于理性。

二、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困境

1、没有正确的“他者”观，导致误读研判或贬低“他者”当前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面临着为比较而比较，为借鉴而借鉴，为引进而引进的困境。没有形成良好的他者眼光并借此建构自己的教育学，要想拥有真正的他者眼光而不是根据自身需要凭空创造的，就必须要有真正的他者作为参照对象。将自己当作他者亲身体会国外教育，既能发现教育改革中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又能领会国外教育的精髓。成为他者的意义之一是以求知为动机去认识他人，走进他人的世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标或其他功利性需求去认识他人；另一种意义的他者是有新的认同感的他者，而不是按照他者的形象来所造。缺乏他者眼光，不仅难以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关注本国教育发展情况，而且还难以深刻体会国外教育，包活教育改革、教育背景等。

2、比较方法的不合理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有两种方法容易混淆，即比附而不是比较。比较和比附不同之处在于比较更趋向于异而不是同，强调的是思想的整体性，比如看人面相，单看某个器官很难分辨，而看整个面相则能十分轻易分辨。与比较相反的是比附不看重整体或是部分在整体中的作用，它超越了当前情境，单纯求同，盲目随国外教育改革的大流。因此比附既不能让我么对国外教育方面的改革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也不能对本国国情进行深入思考，空洞的信息加上模棱两可现象的单纯组合，给人盲目的感觉。

3、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意识缺乏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意识注重的是整体认识，而不是对部分或某个领域的局部看法。学科意识的出现意味着该学科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一门学科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自身发展历程和目前处境以及内部机制，才能主动探求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加强自控能力，进入自为的理想状态才可避免走弯路。比较教育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之处就在于：其他学科将比较当作一种工具，而后者则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考察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而形成的一种广泛视野。

三、比较教育学学科未来发展方向

1、民族学方向比较教育学不能受限于不同国家的比较，而可以细分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等的比较。如果将国家作为单位去进行比较，那么就会忽视其国内的少数民族，然而国家间的差异往往取决于民族间的差异，这导致国家间的比较过程中弱势民族的需求和特点很难受到重视。由于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必将成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举足轻重的领域。

2、人类学方向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寻求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过于依赖西方教育学经验，往往忽视了本国的文化根脉，因此，比较教育学要想文化人类学方向转变，人创造了文化，又被文化所影响改变，文化的产生和创新离不开个人创造力，这是从文化方面来说的；每个人起初被文化所影响，然后才有希望成为文化创造着。

3、现象学方向在国际教育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出现误读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因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以及接受教育不同，从而导致思维方式迥异，看问题的视角也就大不相同，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他国文化，这自然而然会产生偏差。当前比较教育学也深受“科学主义”困扰，以为科学化的比较教育学才是未来建设方向，然而它的局限性难以应对丰富的教育实践生活，因此有必要向“面向事实本身”转变。

学科建设论文篇（3）

关于艺术学门类下相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最初国务院学位办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提出最好设置3个一级学科的意见。应该说，从传统的学术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角度，此意见无疑有着深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为了解决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各种矛盾，经不同层面的多番研讨和论争，最终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了艺术学科评议组提出的艺术学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的议案。之后，为了兼顾相关学科的需求和要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又将美术设计艺术学一分为二，成为美术学和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共计五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确定后，我们亟待解决的是艺术学理论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属于史无前例、无从参照的新事物，这就只有依靠艺术学理论界集体的智慧，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迈好关键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传统学科发展完善的理论理念及其长期实践的经验，兼容并蓄、提炼升华，客观科学、扎实有序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接轨这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命题。在此用“史无前例”一词，可能会遭到质疑，因为百年前西方国家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中国的艺术学也是得益于西方艺术学理论理念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学科。但若进行系统地分析即可看到，处在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中西方艺术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定义、对象、范围及其精神实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3］

比如说西方人口中的“艺术”惯性指向于美术，中国的“艺术”则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西方的艺术学仅仅作为造型艺术的一般性理论，中国的艺术学则包含着多个艺术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实体运作系统。故此“艺术学”与彼“艺术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属于世界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仅要尊重二者之间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起步之脚才能踏向实处。在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设置的酝酿过程中，如凌继尧先生所强调，大约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传统的原则，第二个是现实的原则。所谓传统的原则，即根据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学术名称、研究对象、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和问题域等设置相关二级学科。现实的原则，即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一是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并且确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业绩，我们应该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三是这个学科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涉及某一种艺术门类。根据以上关系准则，提出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两个传统意义的基础理论二级学科，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意和艺术管理”应用理论二级学科的主张。［4］目前统一的学科设置标准尚未出台，不过据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中，已经涉及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教育、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学等多个相关二级学科。

些许思虑

负责任地说，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既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艺术学科确立自身价值的大好机遇，又是对中国艺术学人的智力、魄力与理智的严峻挑战。因为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起始阶段尤为重要，最要紧的是要选准方向、定好目标，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2011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暨对策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主题发言中也再次强调:“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学应该为民族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体现中国社会、时代的文明水准，改变当下令人堪忧的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情状。”［1］8并谆谆告诫老师们“千万不要去抢地盘”，不要“为了整合资源，把人家人文学院的、历史学院的、哲学院的等其他学院的老师全部拉过来申报。本来就是独立门户了，要以我为主了，结果又反客为主，这不行”。“有的时候，本校校内的资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这得有个度，不要搞成了拼凑。”［1］14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多种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如仲呈祥等学者担忧的一些抢地盘、拼资源等现象。比如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在现行的普通高校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故各高校无不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学科点的数量，以致在学科设置过程中出现“化整为零”、东拼西凑现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检讨的是，艺术学理论本是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这一学科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

按照传统的一般性学理结构原则，人们常有“史、论、评不分家”的说法，因为三者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而在这个学科尚未拧成一股绳的初级阶段，就简单化地将其拆解开来，或者更多地将一些本来的三级学科(专业方向)强化为所谓的“特色性”二级学科来建设，极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学界都以崇尚学理规范、学术规范等为基本标准的时代，在作为“百年大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起跑线上，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不能够让暂时的利益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因为这个天平一旦倾斜，矛盾和困难不但不会消减，而且会纷至沓来。目前值得思虑的核心问题约有以下几点:顾名思义，艺术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理论，也是学术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支配下，经我国许多代人共同努力而开创的一个新局面，二、三级学科的设置更应体现综合性原则。然而，倘若我们在做法上继续沿袭已经过时了的“科技文化为中心”模式进行切块分割，则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学科宗旨，形成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走向。我们可以草草地算一笔账，比如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可设置六到八个，音乐舞蹈学等一级学科则可设置十四五个，那么，同一所学校如若同时建设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起码要建50余个二级学科，按每一个二级学科设一个三级学科(专业方向)需3位教授计，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国普通高校传统建制的音乐、美术及至新建的设计院(系)中，能达此指标者恐怕寥寥无几，必然出现空巢现象，这就势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资源等不应该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5］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据悉，在关于学科设置问题的酝酿过程中，艺术学差一点被取消了资格。除诸多客观原因以外，本学科在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关注表象上的繁荣，缺乏学科内聚力的夯实打造应是内因所在。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度，自古就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等美誉，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国之礼仪“五礼”，截至如今，许多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保持社会群体间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码。艺术学理论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理应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关系准则，不能够成为无“礼”取闹，如若伦理关系错位亦将贻害无穷。#p#分页标题#e#

荐言要议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关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开展基础性工作。有学者指出，“艺术学理论需要在面对质疑和自身检讨中推进学科的发展”，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复强调“营造氛围说”，警示老师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抢地盘”，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均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坚实的学理基础和长远发展的科学性目标定位，应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综合吸纳、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基本理念，以扎实稳妥、循序渐进、精益求精、质量第一为立学准则，必须恪守学术规律，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让其循序渐进、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动。在这里需说明的是，“抢地盘”等行为一般并非普通老师们乐行与可行之事，它往往会成为一种地方性行政指令让你被动地接受，别无选择。当然，学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脱或放弃应尽的责任。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专家组组长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笔者有幸曾参与起草《艺术学学科简介与博士硕士培养要求》的工作，在此仅将自己通过初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参考性意见作简要汇报，敬希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百年前，蔡元培先生主张“尚自然，展个性”，倡导美育教育，提出德、智、体、美相融并举的育人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推行沟通文理的学科设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举措。而今看来，以上举措仍可作为我们教学与治学的基本准则。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高阶性和理论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等，它体现了实践性品格、理论性思维和精神性价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总结为基础，以各种艺术现象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分析为铺垫，最终形成用以表征人类艺术文化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知识系统。具体而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研究对象既包括各门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共通性的主体创作、造型设计、表演展示、鉴赏评论、教育传播等艺术文化实践活动，也包括古今中外人类对艺术现象、艺术史、艺术价值、艺术精神和艺术思想的认知经验。进而言之，各艺术门类之间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价值理念、思想坐标、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和认知路径。艺术学理论属于综合性、交叉性人文艺术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维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够涵盖各门艺术基本概念的艺术知识学方法，涉及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评论、审美范畴学、语义哲学等相关学科;二是用以解释人类表达与感知各门艺术的形态特征，实现与体验它们的审美价值等艺术实践规律的艺术现象学方法，涉及艺术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生成的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文艺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民俗学、艺术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预见那些能够整合各门艺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以建构人类艺术创新精神的理性范畴，用以阐释人类以艺术之道把握主客观世界的价值真理的艺术之学的理论方法，涉及心理学、精神科学、美学、意识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

二级学科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实体，一级学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项具体的指标能否顺利地实现，关键在于二级学科设置的规范性和实施运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审视任何一个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的构架体系，无不把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故我国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应遵循继承性、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继承性原则。注重广泛地继承与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优秀学术理念、方法和成果，重点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国艺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质，以期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程中强力凸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坚定信念，在此基础上实现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学科构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科学性原则。倡导和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和国家及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历来秉持的发展观。科学性是一种极具世界包容性、人类本体性和时代进取性的现代学术理念，处在重大转型起始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科学性原则，这是对艺术学理论界群体智慧的重大考验。具体来说，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首先需要基于人类据以内化—转化—外化艺术文化的审美价值规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类用以认知艺术文化和创造审美产物的心脑科学规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艺术家用以构制艺术造型的形式法则、感性之道与技术规范。

学科建设论文篇（4）

具体思路：凝练出适合基层学院未来科研发展的方向和领域，优化、整合科研资源配置，完善科研运行机制，改善科研条件和环境，积极构筑大平台、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培育大成果，进一步提高学院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进一步加强基础性、探索性和前沿性领域的研究，争取获得原创性学术成果，加大重大科技项目和各类高层次项目的申报力度，并在国家重大项目上有所突破，力争实现学院千万级项目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发挥多学科和学科交叉优势，与有实力的单位合作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策划与组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总装探索等重大高层次申报。在保持原有传统优势领域和方向的基础上，积极拓宽研究领域，结合学院科研特色，提炼出适合学院未来科研发展的若干重点科研方向。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抓大放小，全面提高科技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对重点科研领域进行扁平化管理，对重大重点项目做好全过程跟踪管理。引进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每个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继续对论文、获奖、专利等科研产出进行奖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科技创新成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优化、整合科研资源配置，改善科研条件和环境，营造诚信宽松的科研氛围，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队伍素质、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1.2师资队伍方面

具体思路：一是依托国家、地方和学校各类人才计划的政策，制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责任制和相应的激励政策，调动学院核心岗位和骨干教授的积极性，实现学院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序发展，进一步扩大以院士（培育和双聘）、长江学者、杰青、“”入选者等为标志的高层次人才群体，学科（方向）带头人才、后备骨干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形成梯队规模，形成若干个高水平创新科技团队，引领和带动相关学科群的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大力培养中青年后备人才，制定遴选考核与激励扶持政策，结合各学科特点和发展战略，运用重点扶持、平台推荐、海外研修、团队融入等多种方式，激发其积极性和潜能，促进成长。遴选一批有创新意识、发展潜力、业务突出的中青年优秀为后备人才队伍，为学院师资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有序提升师资队伍总量，只有足够数量的师资队伍才能撑起基层学院交叉学科的发展需求。

1.3国际化发展方面

具体思路：一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度，从常态化的国际合作交流逐渐过渡到“深宽广”的国际合作交流，努力实现国际联合项目的突破。二是进一步促进促进“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力争在国内（我校）建立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及合作办学机构，另一方面力争在国外（对方单位）建立合作联合实验室或办学机构，作为合作交流的尝试，进行研究探讨。三是营造优良的国际化环境，努力完善学院双语标识系统和双语网站建设，加强英文课程建设，营造双语教学环境和课程平台，逐渐使学院走向国际化舞台。

1.4实验室建设方面

具体思路：在协同创新领域和产学研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基层学院要做好设计选题和前期培育，通过选题培育，确定协同创新方向，选择协同创新模式，组建协同创新体，组织申报“2011”协同创新中心，以学科、科研、人才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增强创新要素的有效集成，增加投入与产出的效益。以若干重点联合实验室作为孵化基地，理顺实验室体制，提升实验室效益，促进教学质量，保障科研基础，增进校企联合，培养工科人才。

1.5学生教育管理方面

具体思路：一是将就业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优化就业工作体制机制，持续走访用人单位进行优秀人才的战略布点。大力走访大型民营企业，积极促进毕业生走向高端民营企业就业。二是将学风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紧紧围绕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大局，做好学风制度化建设，强化学风监控体系。三是提高学生科技创新素质培养，配合人才培养大局，加强学生的学科、科技、创新竞赛工作。四是创立学生思想政治政教育特色品牌，深入探索新形势下学生教育管理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举措。继续加大学生志愿服务引导，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志愿服务网络；继续抓好典型育人，确保每年有杰出学生典型涌现。

学科建设论文篇（5）

1、教育为主导

教育技术学首先说明“是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根据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教学技术是关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都与教育教学过程及教育教学资源密切相关，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培养高层次人才。离开了教育的主导地位，也就谈不上教育技术学。社会在发展，任何形式的教育总是不能脱离教育这个根本主导。

2、技术为主体

“技术”是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教育系统中技术是最活跃的因素，能够保证教育的实现。教育技术学应该关注多种技术的教学应用。技术随社会不断发展创新，要将各种可能的技术转化为教育的现实性，最终实现真正的教育技术。何克抗教授说，“教育中的技术”大部分技术还可应用于如录音机、电视机、教学、娱乐，不仅仅只是用于教育方面，但其本质还是技术。技术为主体的“技术”，指广义的技术。伴随社会发展，内涵也不断丰富。教育技术学具有时代特点。教学首先就要做好教学设计，例如，上课——上好课——怎样上好课，说的就是上课的技术及艺术，所以，技术是离不开实践的。

3、教育与技术有机整合方式与结果

要实现统一，只能以教育为主导，技术为主体，教育与技术有机整合，才能让教育技术学科长足发展。如果只强调教育，忽视技术的应用，就会脱离时代特征，进入纯理论研究的怪圈；相反，将教育与技术分开，只强调技术，忽视理论的指导意义，技术也只能是技术，无法实现教育的目的。例如，南国农先生的A×B=C，萧树滋先生的A+B=C（其中：A=现代教育思想理论，B=现代信息技术，C=成功的教育技术专业），这些都是教育与技术相融合例子。

二、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原则

所谓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是指教育技术学科主体把握教育技术学学科规律，紧随社会发展，结合教学实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教育技术学科进步发展的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是宏观层面，教育技术学科是从微观层面进行学科建设探讨。

1、把握教育技术的规律和发展方向

此原则针对学科建设内容，首先要理解教育技术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增强团队、平台的建设和文化营造，努力培养人才，实现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目标。团队建设是学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梅贻琦先生说，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所以，大学管理的关键问题是组建教师团队，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搭建学科平台。教育技术学科实践性、交叉性强，以团队模式开展管理是合理的。团队的建设中学术带头人是核心，团队的为人处世、文化、组织与激励机制是主要因素。

2、结合学校实际，创造自己的品牌效应

每个学科建设都希望最终有自己的品牌效果。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通过不断调整，创造自己品牌最终会形成良性循环。首先，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需要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也就是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找到自身的比较优势，确定其学科发展重点，实事求是，办出特色。其次，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需要持之以恒，需要不断探索和时间的积累，才会在学科发展中立于长青之地。

三、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展望

教育技术在时展大潮中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要求被特别提出来。我国各种教育技术会议中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方法，都展现了教育技术学的交融性、时代性、创新性。众多的教育技术在繁荣的教育理论基础上被引入教育教学。教育技术学学科机遇与挑战并存，教育与技术需要被有机的结合，才能促进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的教育技术学学科，还在逐渐借鉴吸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一些技术基础、学科基础、艺术基础、哲学基础、教育基础等，并将其加以创新，使教育技术学科枝繁叶茂。教育技术学科应该涵盖教育技术的学习过程、理论、学校教育实践以及各分支层面，生生不息。在教育技术学发展中，创新应该是主导，并作为一条红线横贯其中；在教育理论的主导作用下，使教育技术学朝前不断发展；技术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根基，技术的升华与纵横拓展是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的巨大工程；实现教育与技术的有机整合，让技术不断地为教育服务，加快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步伐和人的全面发展。

学科建设论文篇（6）

如同我国现时代整个的社会文化一样，德育文化处于既有德育文化趋向消解、新的德育文化正在建构的文化转型阶段。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过程实质上便是既有德育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那么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究竟怎样看待传统道德与德育呢？传统道德与德育体系中又有哪些因素具有现代因子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能够纳入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德育文化，并为与现实的德育所用呢？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既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新的德育文化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割断中国的历史，脱离国情。在急剧变改的社会中，对传统的维系与科学地弘扬对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因观念突变而出现的思想阵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德育文化的建设固然以对传统的扬弃为重要特征，但尤为重要的是科学地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是我们赖以建构新的德育文化体系的基础。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证明：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依据基础而创造新的思想，而是依据基础而改变传统意识。对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而言，所依据的“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据此应予改变的“传统意识”主要包括了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的精华。

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虽有糟粕，更有精华，继承其精华，有利于加强学校德育及德育学科建设，这是与会的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礼、义、廉、耻、信，以及孝等传统的道德观念，传统美德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具体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强调集体利益）、辩证思想（具体表现在强调“为政以德”与人际和谐）以及“先义后利”等，虽然其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但都拥用合理内核，所蕴涵的基本价值有一定的超时代特性，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结合现实赋予必要的时代内涵，完全可以变现实的德育及新的德育文化建设所用。在研讨过程中，有些专家还特别指出，传统道德与德育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儒家以外其它学派（比如道家、墨家等）的思想在内，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儒家的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专门就“先秦道家的德育思想”、“《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作了研讨，与会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传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既是一个理论，也是个实践问题。那么，在批判继承过程应遵循哪些原则呢？经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必然要遇到三大矛盾，即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要正确解决三大矛盾，必须区分、认识和处理这三大矛盾关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正确区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2.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发展创新的原则；3.正确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原则。在对待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的问题上，“五四”以来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度和主张：一是毫无批判兼收并蓄，食古不化；一是全盘否定，“全盘西化”。受其影响，在批判继承的实践中也多出现过国粹主义与的错误。与会的专家学者强调，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批判和警惕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出现。基于对此现象的高度关注，有的与会者提出，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德育文化尤其需要遵循这样四项原则：1.化为现代的而非守成的；2.实践的而非体用的；3.抽象的而非具体的；4.历史的而非学理的。

二、德育学科建设

德育学自80年代初从教育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始终受到这样一种非议，即认为它缺乏理论，没有科学的体系。与会的专家学者勇敢地面对这种非议，视之为加强德育学科建设的一种动力，站在使德育学更为完善的维度上，就德育学的学科性质、德育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既有德育原理教科书的体系编排等问题作了研讨；与此同时，运用整体辩证思维、系统论、现代全息论等现代的新思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德育学理论及体系。

究竟怎样认识德育学的学科性质，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学科。在这种观点看来，德育学是从德育的现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德育的本质问题，并运用从实践中总结来的德育规律去指导实践，其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学是具有多种性质、多种功能的学科群，包含众多具体的德育学科，比如德育社会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工艺学等，不同的具体学科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功能。

学科建设论文篇（7）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汉语研究和教学法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围绕着汉语本体、教师、学生、技术保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五个方面，结合丰富生动的案例阐述了这个学科目前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周小兵《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应用语言学》分析了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现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发展等重要问题，介绍了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近年在该领域的拓展。王建华《语言经济学视野下的汉语国际教育》认为汉语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是一项语言文化事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经济价值。陆俭明《要加强语言信息结构的研究———重新认识“把”字句》以语言信息结构理论为依据，针对以往“把”字句教学中的释义局限，重新定义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及对汉语国际教育句法教学的功用。马真《要加强词语的用法研究》以副词“按说”、状态词“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为例，指出外国留学生词语偏误出现的部分原因，是词语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辞书注释的缺陷（缺乏语义背景），强调了加强词语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税昌锡《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体标记事态分布研究》梳理了“了”、“着”、“过”等体标记教学的历史，借用过程哲学将事件看作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建立了一个事件过程的事态结构模型。吴应辉《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现状、特点与思考》全面介绍了沉浸式语言教学的概念和历史、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发展现状、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严慧仙《文化认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启示———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从文字、画面、声音三个方面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及加长版宣传片的多模态文本进行解码，解读该片所表达的文化认同特征。沈阳《关于汉语规范化的若干问题》阐述了汉语规范化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下语言生活实践出现的不规范乱象进行了批评。胡云晚《政府门户网站背景下的语言规范观》通过对浙江省101个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政府门户网站的语言监测表明，政府门户网站语言失范率奇高，远大于传统纸质媒介。并提出要实现政府语言的规范表达的相关策略。赵翠阳《异形词社会使用调查与〈现代汉语词典〉两版整理规范研究》通过对北大的CCL语料库（现代汉语）、人民网语料以及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语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类异形词。杨同用《词的功能与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和释义》着重对词的功能与词性的关系、功能变化与词义的关系、词的功能变化对语文辞书词性标注和释义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学科建设论文篇（8）

【关键词】 文艺美学—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 目前 ，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 科学 研究方向，正式列入 教育 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WWW.133229.COM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 发展 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 影响 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 政治 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文革”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 现代 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 社会 的 分析 、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 规律 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 问题 ，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 理学 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 时代 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

关于文学 艺术 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 方法 ，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 社会 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 理论 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 哲学 ——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 历史 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 理学 。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 内容 ，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 科学 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 自然 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 总结 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 电子 文化、由精 英文 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 网络 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 研究 的评判等等 问题 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 工业 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 经济 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 发展 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 中国 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 影响 ，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 现代 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 应用 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 政治 的、经济的、 时代 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创立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是十分适合的。但对于以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的美学，是否都要运用这一思辩哲学的方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注释：

[1]《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宗白华：《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胡经之文丛》第41—4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学科建设论文篇（9）

【关键词】 文艺美学—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 目前 ，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 科学 研究方向，正式列入 教育 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 发展 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 影响 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 政治 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 现代 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 社会 的 分析 、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 规律 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 问题 ，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 理学 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 时代 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

关于文学 艺术 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 方法 ，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 社会 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 理论 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 哲学 ——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的同时，也是强调对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 历史 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 理学 。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 内容 ，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 科学 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 自然 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 总结 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 电子 文化、由精 英文 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 网络 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 研究 的评判等等 问题 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 工业 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 经济 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 发展 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 中国 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 影响 ，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 现代 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 应用 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 政治 的、经济的、 时代 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创立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是十分适合的。但对于以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的美学，是否都要运用这一思辩哲学的方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注释：

[1]《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宗白华：《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胡经之文丛》第41—4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学科建设论文篇（10）

    【关键词】 文艺美学—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科学研究方向,正式列入教育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发展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影响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文革”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规律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理学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中国哲学—美学转型的背景下,突破极“左”思潮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充分反映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产物。因此,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就应放到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来思考。由此,我们将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确定为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个审美经验包含这样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经验,就是审美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直接的审美体验。包含历史上既有的审美意识资源,如莱辛之读《拉奥孔》,王国维之读《红楼梦》。也包含研究者本人对文艺作品直接的审美经验。这就是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所说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的内容是间接经验,就是对各种文艺美学理论形态的研究,这是属于他人的经验,特别是众多理论家的经验,具有很高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以往的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都以此为研究内容,而文艺美学学科却不仅局限于此,还将直接的审美经验包括其中,这就使美学研究直接面对审美经验,从中提炼出美学思想与审美意识,而不再完全是隔靴搔痒,从而使文艺美学学科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当代性与个性,以及可读性。但这样对研究水平的要求也就提高。美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审美素养,从而使自己的审美经验具有更多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6] V.C.奥尔德里奇也认为,审美经验已成为当代“讨论艺术哲学诸基本要领的良好出发点。”[7]托马斯·门罗更明确的指出“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应该打破单一的哲学美学格局,使之走向实证化、经验化。[8]可以说,西方现当代的主要美学流派都以审美经验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只不过各种流派所说“经验”的内涵不同而已。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快感(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方法,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社会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理论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总结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电子文化、由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网络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应用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时代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创立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是十分适合的。但对于以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的美学,是否都要运用这一思辩哲学的方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着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注释:

    [1]《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宗白华:《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胡经之文丛》第41—4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第13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6]《近代美学史评述》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7]V.C.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8]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6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9]转引自鲍桑葵《美学史》第34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学科建设论文篇（11）

1.1.1学科体系信息所围绕热带农业信息技术、热带农业信息管理、热带农业信息分析3个分支学科，重点建设了热带农业物联网技术研究、网络技术在热带农业的应用研究、热带农业空间信息管理技术研究、农业信息资源建设研究、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研究、农业科技传媒研究、热带农业信息监测、分析与预警研究、热带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研究等8个研究方向。学科研究对象已经涉及到热带农业生产、加工贮运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正在不断深化，热带农业信息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1.1.2主要进展热带农业信息技术方面，重点进行了热带作物信息快速采集技术的研究，研发了天然橡胶、木薯、香蕉、椰子、胡椒、香草兰、咖啡等七大热带作物智能管理系统，开发并集成了热带作物生产信息主动服务系统，开展了基于物联网的热带果蔬生产农资供应链监管关键技术研究，以及热带果蔬生产农资物流各环节的信息采集、跟踪、转换等关键技术研究等，并应用3S技术进行了天然橡胶产胶潜力估算、农业干旱综合监测、中国热区边界的界定与变动等研究;在热带农业信息分析方面，重点开展天然橡胶、木薯、菠萝等主要热带农业产业信息监测与预警及热带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分析与评估研究等;在热带农业信息资源管理方面，对我国热带农业数据库信息资源进行了总体规划，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热带农业数据库体系框架”，建设了国家热带作物科学数据分中心，建设了中国－东盟热带农业信息平台、基于WEB/WAP版热带作物信息平台、热带农业有害生物信息与服务共享平台等一系列特色信息平台，并利用丰富的热带农业信息资源，将微信平台、热作12316短信服务平台、远程病虫害诊断等新型信息化服务手段广泛应用于“三农”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技推广与服务水平和信息资源利用效率。

1.2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是提高学科建设水平的决定因素。建设一流学科，需要一流的人才队伍。信息所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十二五”，围绕信息学科创新需要，共引信息技术等进专业人才39名，其中硕士25名，博士4名，人才总量进一步增加;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由“十二五”初40%提升至48.5%，人才质量进一步提升;创新人才工作理念，培养在职攻读博士两名，博士后1名，培养在职硕士8名，1名信息学科带头人入选海南省“515人才工程”，同时外聘国内同行业知名专家7名为特聘研究员。经过10多年的建设，基本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科研视野开阔的科研团队，为信息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3创新平台建设

学科建设要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依托。围绕学科发展需要，信息所筹建了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海南省热带作物信息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筹建以来，对学科建设促进作用显著。首先，进一步提升重大项目承担能力，提升了科研队伍能力与水平。依托实验室主持或参与了星火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部农转资金重点项32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4年目、海南省重大项目、省重点项目等多项，依靠重大项目持续推动能力，显著推动创新能力提升;其次，积累了研究基础，孵化了项目，推动了创新能力持续发展。依托实验室面向省内外开放近20项基金项目支持前期基础研究，其中“基于二维条码技术的热带水果质量安全追溯技术研究”、“海南省农业干旱监测及业务化运行技术研究”等研究成果，分别获得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南万宁市政府和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项目继续支持，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尽管热带农业信息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热带农业信息学还尚未形成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建设缺乏理论指导;物联网、3S技术、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热带农业中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原创性自主创新技术成果;已研发的热带农业信息技术研究成果实用性不强，对热带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热带农业信息分析手段落后，对市场预测预警能力不强，帮助产业把握市场动态作用有限;热带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