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消费论文大全11篇

理财消费论文篇（1）

（二）上述相关规定的缺陷1.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随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亟需法律对此进行规范，但相应的立法较于实践来说已经相当滞后，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我国没有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立法，因此不能更好地保护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的利益。虽然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也包括在内，但涉及到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只有第28条，并且仅仅是要求经营者提供相关经营信息。第二，《商业银行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数量极少并且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可操作性较差。第三，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所发的规章、规范过多，互相之间既有重复，又有矛盾，并且效力层次较低，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影响了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政府机构执法也造成了影响。第四，中国银行业协会于2010年7月22日的《公约》，仅仅属于行业自律文件，效力等级低，缺乏相应的惩戒措施，并且完全要依赖于商业银行的自觉性与充分的服务意识才能实现，因此，可行性较低。2.缺乏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显失公平由于金融领域的高度专业性与技术性，消费者与商业银行比起来，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这需要对理财产品的购买者进行立法上的倾斜保护，但我国法律不仅没有如此规定，反而偏向保护金融机构而忽略了消费者的利益。如《商业银行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它客户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立法者的初衷将存款人及其它客户的利益置于商业银行的利益之后。相关法律中对消费者的权益也鲜有涉及，也没有强调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进行倾向性保护。3.缺少商业银行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我国的金融法律条文在性质上是以行政监管规范为主，即从监管执行的角度出发规范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行为，同时对于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至于金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等的规定则十分有限。《办法》一共有80条，其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大概63条规定银行的义务，但在第十章法律责任中，却只用3条规定银行的法律责任，并且仅仅是由“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也只能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7条规定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另外“对商业银行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的，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等类似的行政责任。《指引》中涉及到了赔偿条款，这是其进步之处。但其规定“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银行业产品和服务，造成损失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合同约定向银行业消费者进行赔偿或补偿”，但消费者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银行业产品和服务存在举证上的困难。因为所有的理财合同均使用格式合同，里面包含复杂的法律文书与免责条款，使得销售误导追责难、取证难、索赔难。

二、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完善相关立法体系英国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S－MA），这是英国政府在立法上第一次将对消费者的保护列为首要目标。紧接着，2001年l2月，英国又颁布实施了《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该法明确了负责金融服务监管的机构是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并且在该法中明确规定了金融服务局有四项监管目标，其中一项就是“使消费者得到适当的保护”。2006年10月，英国金融服务局出台了新的《金融机构业务规则》，制订了判断金融机构是否符合监管标准的11条规则，其中有5条涉及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2010年4月英国又通过《金融服务法案2010》，赋予金融服务局更为广泛的立法权，以打击少数金融机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可以看出，英国有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的法律。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由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提供立法依据。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侧重规定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和金融机构的义务，最终形成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为基础，其它相关法律为补充的立法模式。另外，可以在《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有针对性地增加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款和措施，在理财产品、存贷款、黄金产品、银行卡、支付清算、个人金融信息等方面达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的目的。

（二）立法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如同消费者与经营者地位悬殊一样，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相比，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其在选择金融产品、接受金融信息、购买相关金融产品时都要依赖于对方的介绍。而金融机构在此方面有着充分的信息、技术、资金以及专业优势。这就使得二者之间根本无法形成公平交易。因此，只有从立法上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才能减小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如可以效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方面多规定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以及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多规定金融消费者享有的法定权利。另外，可以规定商业银行推荐的金融产品与消费者之间必须有针对性与适合性，如果超过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一定的比例，可视情况将该理财产品视为“缺陷产品”，从而进行召回。再者，可以从诉讼程序上体现对金融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如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当是金融消费者民事保护制度的特别要求。

理财消费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087-02

随着我国股市规模的扩大,居民的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化,股票市场对居民的消费影响日渐明显。股票市场的直接财富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影响着居民的消费。笔者侧重于研究股票市场的间接财富效应,即股市的涨落通过对经济预期和消费心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居民消费水平。

一、理论与文献综述

1.文献回顾。关于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国内外研究很丰富,Otoo(1999)调查数据发现,资产的增值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之间具有较强的同步关系,但是他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股票价格上涨而增加的居民的即期财富,而是因为居民将股票价格的不断升高看作是未来经济活动和潜在的劳动收入增长的指示器。Karen和Dean(2001)认为,股票市场有直接传导和间接传导两种机制,直接传导机制是指股票市场财富增加直接导致消费支出增加,间接传导机制是指伴随着股票市场财富的增加导致居民预期收入增加,信心增加,经过较长的滞后期,居民消费也会增加,认为财富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对消费支出增加的作用相对更迅速、更持久。

谢永添(2004)分析认为:一方面股票市场的实际财富效应取决于股票市场上涨对企业投资的传导,这一点又受制于股票市场规模、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间以及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可以形成一定的虚拟财富效应,对刺激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

2.股市财富效应理论。

(1)直接财富效应理论。股票市场的直接财富效应是指股票价格上涨使得股票资产拥有者的财富增加,直接刺激消费支出的现象。股票价格上涨使得人们更加富裕,消费也就越多。上世纪90年代基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研究,主要是对于直接财富效应的研究,其内容和特征也有部分差异,已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2)间接财富效应理论。股票市场的间接财富效应是指股票价格上涨导致居民对未来的经济有良好的预期,消费者信心指数增加,间接地导致增加消费的效应。间接财富效应主要表现为消费者信心对消费的影响。按照间接财富效应的观点,股票市场的上升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有信心,这样就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更多消费支出。股票市场的兴衰影响消费者信心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股票价格上升反映了当期的财富预期,直接坚定了消费者的信心;第二,股票价格和消费者信心有正相关的关系,股票价格上升可以作为未来较高劳动收入的信号,是未来经济向好的晴雨表,更加坚定了消费者的信心。而较高的股票价格通过信心渠道提高消费主要表现为:第一,股票价格上涨意味着增加的财富甚至更为乐观的情绪;第二,股票价格上涨可以预示着未来经济情况可能出现的有益的发展。股票价格的领先指标的特性,决定了股票价格作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一个途径。另外,股票市场通过影子财富和财富幻觉也能作用于消费。

3.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CCI)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是监测经济周期变化不可缺少的依据。

二、模型建立

由上文所述,股票市场存在直接财富效应和间接财富效应,直接财富效应的作用因素是股票价格,间接财富效应的作用因素是消费者心理和预期,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两因素模型,用上证综合指数代表股票价格作为直接效应的参数,用消费者信心指数代表消费者信心作为间接效应的参数,因变量选择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代表消费总量,建立模型如下:

LTC=C+αLSHA+βLCCI

其中,LTC、LSHA和LCCI分别表示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上证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对数。我们取对数的目的是减少异方差,以便更好地解释财富效应现象。

三、实证检验

1.数据选取。在进行消费者信心、股票价格和消费总量相关性检验之前,我们要选择一组能够很好代表中国现状的数据。近几年随着股票IPO发行步伐加快和股权分置改革,股市规模逐步扩大,股票资产占居民资产总额的比例也相应增加,因此我们选择近三年的数据,以便反映当前的现状。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7年1月至2009年11月,均选取月数据。其中上证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数据库,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本文的数据均用Eviews5.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2.ADF检验。首先对三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证综合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差分处理后发现,三个时间序列都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如表1),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I(1)的,故可以对其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LTC、LSHA和LCCI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三组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取其残差序列RESID,对RESID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ADF值等于-5.357412,小于99%置信水平的临界值-3.646342,也就是说RESID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如表2),由此可以判定该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由Eviews5.0的输出结果得到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TC=0.014136-0.018534LSHA+0.758268LCCI

从协整方程中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股票价格存在微弱的协整关系,与消费者信心指数存在较强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股票市场的涨落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量,股市的间接财富效应要强于直接财富效应。该方程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每变动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应地变动0.758%。

四、结论与分析

1.我国股市的直接财富效应比较微弱,甚至有负效应。原因可能是股票资产升值后,居民在短期内没有或很少有增加消费的意愿,甚至有追加投资的意愿。由此可见,股票价格上升短期内刺激消费的作用十分微弱。

2.而股票市场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和预期来增加居民消费的作用较为明显,股票价格上升使得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和财富预期有正面效应,较高的预期又导致居民增加消费,股市间接财富效应需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Otoo.Consumer Sentiment and the Stock Market[J].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Discussion Series Working PaPer,1999:60-78

2.谢永添.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分析.税务与经济[J],2004(1)

理财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房产价格 消费 福利

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们关于房价对居民消费、福利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消费数据具有直观、易获得性的特征，故成为较为常见的研究。福利具有间接、不易获得的特征，需要在消费的基础上构建福利函数获得，故在文献研究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

（一）房产价格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

房产价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三种机制：财富效应、抵押信贷效应和购房支出压力效应。

首先，通过“房产财富效应”，房产价格上升，导致房产所有者消费增加。根据经典“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居民当期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当期财富的组合。对一般消费者而言，财富主要由金融资产（如储蓄、股票与债券等）和住房资产两部分构成。因而，当房产价格上涨时，房产所有者的财富存量上升，将刺激当期消费的增加。

许多学者对房地产财富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为两种，一种是采用对数形式，估计房地产财富的消费弹性，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差分形式，估计房地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部分学者利用宏观数据证明财富效应存在，Case、Quigley和Shille（即CQS，2005）研究美国各州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的面板数据和14个国家2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发现房产财富效应显著存在，而且房产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当然，也有学者对房产财富效应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如Buiter（2009）指出房产并不只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消费商品，因而房产财富效应即使存在，也是非常微弱的。Calomiris等（2009）认为，CQS（2005）的研究忽视了房价与永久收入内生地相关，从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他们运用CQS（2005）的数据重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房产财富效应不显著且并不大于金融资产财富效应的结论。但是，Calom iris并未否认CQS（2005）发现的当期住房资产增值和当期消费上升的相关性，只是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房产抵押信贷效应而非房产财富效应。

其次，房产价格通过房产抵押信贷渠道影响居民消费。相对于“房产财富效应”问题的不休争论，“房产抵押信贷效应”却为学界广泛认同，即房产价格上涨以后，房产所有者可以通过抵押自已的住宅获得更多的贷款从而将增加消费。Iacov ie llo（2004）根据这一思路将房产价格引入总消费的欧拉方程，论证了房产价格变化是居民消费费波动的重要推动力，并运用美国1986-2002年的季度数据给出了实证检验。

第三，房产价格通过“购房支出压力效应”影响消费。对于那些暂时租房者或潜在购房者来说，房产价格的提高迫使他们为支付买房首付款而进行更多的储蓄，从而将挤出消费。Sheiner（1995）利用美国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房价上升，使得年轻的租房者必须为未来购房储备更多的积蓄，现有住房者增加的消费可能被潜在购房者增加的储蓄所抵消。Yoshikawa和Ohtake（1989）发现，当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时，计划购买住房的租房者将提高储蓄率。只是由于这部分人占租房者中的比例很低，住宅价格上涨的净影响才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

（二）宏、微观数据研究及发展方向

国外文献中常见的房价波动研究分为宏观数据研究和微观数据研究两种，前者使用各国的宏观统计数据，多利用时间序列的相关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者使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多利用回归方法进行分析。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宏观数据获取方便，但是信息含量不够大；家庭微观数据信息量丰富，在揭示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微观差异方面及对个体行为的有效检验方面，有着宏观加总数据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获取困难。

基于微观数据研究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从家庭微观数据研究入手获得宏观数据研究难以得到的信息。在克服微观数据获取困难这一难题方面，目前比较流行的解决方法是根据已知的经济环境和数据，以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个人在已知条件下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和投资。计算机模拟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前提，如：住房作为一种特殊耐用品消费，与一般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差别。Fang Yang（2006）对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非住房消费在生命周期内为驼峰状，而住房消费在生命初期逐步增长，在生命后期平缓下降。在构建住房模型时，住房市场除了考虑自住外，还要考虑租房以及各种市场摩擦及冲击。Pedro Silos（2005）验证了研究住房拥有和财富分配时租房市场的必要性，Antonia Diaz and Maria Jose Luengo-Prado（2010）构建了无限生命周期模型，发现引入持续收入冲击、调整费用、非零首付、租房市场时，模拟的数据与实际数据更相符。

微观数据研究在不断发展中也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Engelhardt（1996）利用美国的微观家庭数据研究发现，自有住房者对住房资产的收益没有反应，但是住房资产损失却对消费产生了影响。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是自有住房者的住房资产收益变现存在障碍或者是对住房价格上涨的持续性产生怀疑，即使不存在任何的变现障碍，考虑到遗赠给下一代的动机以及拥有自有住宅的非金钱效用等，自有住房者也可能没有很强的动机去变现住房资产收益。Campbell 和Cocco（2007）运用英国家庭支出调查的个别家庭数据研究住房价值变动对租房者和自有住房者消费的影响，发现在年老的自有住房者中，房价对消费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年轻的租房者中则没有显著影响。

在计算机模拟基础上的家庭微观数据研究由于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逐渐成为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模拟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如Lazear and Michael（1980）在讨论住房者消费时，将人口作为衡量家庭规模的外生变量引入来表示经济体的规模；Flavin and Nakagawa（2005） and Sinai and Souleles（2005）构建了住房价格随着地理位置不同发生变化的模型；Campbell and Cocco（2005）检验了住房者在固定利率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中的借贷抵押选择。 （三）主要结论

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第一类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将增加居民消费。例如Poterba（1995）认为房价上涨通过提高持有者信心推动消费增长；Engelhardt（1996）运用PSID数据对房价增长与当前有房者的消费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直接检验，估计房地产财富效用存在，其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0.03；Case et al.（2001）研究发现美国等14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用显著，而且比股票市场的要大；Boone（2002）验证了G7国家存在较强的财富效用，并且近几年逐渐增强。第二类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对消费影响不明显。例如，Phang（2003）运用新加坡的数据检验房价上升对消费的影响，发现不存在财富效应或抵押效应；Tan&Voss（2003）利用澳大利亚数据建模发现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不显著。第三类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将抑制居民消费。这一结论在国外文献中较少看到。

房价对福利的影响。Bajari，Patrick，C.Lanier Benkard，and John Krainer.（2005） 从一个较为简单的市场入手，测量了自有房价格变动时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在一阶最大化后，得出住房价格变动时社会各经济体福利发生转移，但是总量没有变化。Weili Li and Rui Yao（2006）认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福利变化不同，老年人、年轻人的福利变化比中年人敏感，社会总体的福利变化随着人口比例的不同会发生变化。

国内理论情况

我国在1998年实行住房市场改革，关于住房价格在市场中的波动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21世纪初逐步增多。学者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其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突出实证研究，为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我国近十多年有关住房价格变动的研究十分重视实证分析，具体表现为强调将国外的主导理论应用于我国国情的实践。客观的说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对于分析住房价格增长的主要诱因、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决策依据，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段忠东等（2007）利用2000年1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认为房地产价格和银行信贷之间在长期内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二）多宏观数据分析，少微观数据分析

国内房价与福利的研究多利用全国总体宏观数据，通过时间序列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方法、指标选择和数据使用上并不存在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最终得出的结论却差异巨大。如：宋勃（2007）利用我国1998-2006年间房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存在“房产财富效应”的结论。但骆祚炎（2007）、刘旦（2008）分别利用1985-2004年和200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中国房产财富效应微弱和不存在的结论。

究其原因，可能与样本容量有限，导致所使用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有偏差。Pierse和Snell（1995）的有关研究指出：修正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以及协整检验的E-G二步法，要求样本容量必须充分大，若样本容量偏小，则偏差会越大。在样本数据有限的情况下，Johansen协整检验的势很低，导致单个时序数据协整检验的结果并不可靠。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滞后项阶数选择是敏感的，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时间不长，有关房地产的统计数据时序较短。因此，采用宏观数据的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我国房地产财富与消费的关系是低效果的，结论可能会有偏差。

（三）多消费研究，少福利研究

由于消费数据具有直观性，更容易获取，国内文献关于住房价格波动的研究多局限于消费领域内。在消费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研究了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结果，少部分学者对产生这种结果的机理和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福利衡量具有间接性，不能直接获得计算，需要构建函数，故房价对福利的研究只能进行理论分析。与国外相关文献相比，我国国内文献的理论分析不够深入，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四）多结果分析，少机理分析

大多数学者研究了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结果，却很少对产生这种结果的机理和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现象逐步得到了改善。高开仙、莫申生（2010）在《高房价与福利效用、财富效应》中将掌握土地资源的政府理解为是一个具有自身效用函数的经济行为人，在对其效用函数及构成变量分析后，尝试就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因房价上涨所引起的财富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问题，进行了机理性的探讨。

研究建议

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我国房地产市场研究起步晚，相关研究与国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通过对内外相关研究的比较，笔者认为今后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构建理论体系。国内的研究多属于理论层面进行机理描述分析，尚显粗浅，我们需要逐步深入，在实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引入现代科技手段。重视家庭微观数据研究，在现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学习国外的模拟计算，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房价变动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骆祚炎.基于流动性的城镇居民住房资产财富效应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7(4)

理财消费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对中国经济而言,促进消费进而拉动内需不仅是短期内摆脱经济危机的关键,也是长期内改变经济增长结构的需要。股市一般被认为是经济晴雨表,经济好坏决定了股市的红绿。而庇古提出。货币及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反映到股市即所谓的股市“财富效应。”该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使宏观经济模型更加精确,能更准确地预测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还有利于股市本身的定位发展以及政府对股市的调控。

一、股市财富效应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庇古提出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即“庇古效应”。后来诸多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和延伸。

(一)庇古及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庇古认为,如果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及其它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增加(物价下降时),将导致财富增加,人们更加富裕,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因而将进一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增加就业,促使经济体系重新恢复平衡。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或“庇古效应”。

(二)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只考虑当期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认为居民的现期消费(c)主要取决于当期可支配收入(Yd)。其消费函数的形式:C=C0+cYd;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MPC),0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是没有考虑到财富积累对消费的影响;其二是未能将家庭的预期收入纳入消费函数。

(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与永久性收入。永久性收入是指一生财富的年金价值,是消费者预期可以获得的规律性收入,其变化是由于现期收入与永久性收入之间的差额形成的。对消费者而言,爆发性的股市短暂繁荣的收入属于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或边际消费倾向不会有明显的影响,现期收入的变化只有在影响消费者对永久性收入估价时才会影响到现期消费。由于现期收入对永久性收入的影响是微弱的,因此无论暂时性收入如何变动,消费都是相对稳定的。

(四)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莫迪利安尼等从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出发,依据微观经济中的消费行为理论进行分析,即每个人都根据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它的消费支出。其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是:C=aWR+cYL　0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居民的消费支出由居民的毕生财富决定,而人的毕生财富由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组成。

(五)现代消费函数理论。霍尔和费莱文提出LC-PIH模型,其简化形式如下所示:C=aWR+bθYd+b(1-θ)Yd-1,其中0

其中c为消费,Yd和Yd-1分别是现期和前期的可支配收入。WR为消费者在某一时期拥有的资产存量,储蓄和股票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二、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

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理论主要研究股市财富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变动关系。其经济学原理是:消费不仅是收入的函数,而且还是财富(包括股市财富)的函数。财富和收入变量同时进入消费函数,使财富效应更具有可靠性和准确性。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有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还有大量来自于企业部门的机构投资者的特点,财富效应具有更广泛的定义,股市对消费需求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1,通过影响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市场信心,进而扩大消费。2,通过影响投资者实际收入影响消费。3,通过改变供给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影响消费支出。

三、政策建议

由此看出,股市财富效应对中国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为扩大股市财富效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规范证券市场,加强市场制度建设。从上面香港股市和上海股市的对比可以看出,成熟的市场更有财富效应,因此我们要向香港市场学习经验,努力创建相对稳定的、繁荣的股票市场。股市的持续繁荣是股市财富效应发挥的基础。我国股票市场在制度框架、监管、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方面存在很多缺陷,严重阻碍了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因此,期望以股市来刺激消费必须在扩大股市规模的同时,通过完善股市发展的制度基础,建立一个有市场声誉的、稳定的证券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减少理性投资者投资因政策因素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利用证券市场推行“富民政策”。从市值规模分析,应逐步扩大上市公司的规模(供给)和投资者规模(需求)。因此,应该采取措施扩大股市规模,扩大居民股票持有量,为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创造条件,这就需要改善股市发展的基础,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实现市场优胜劣汰,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为股市发挥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要利用证券市场推行“富民政策”。总之,健全股票市场的发展,发挥其正财富效应,重视负财富效应,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三)培育股市信心,增强信托责任。目前,政府最应着手道德建设,要彻底废除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错误思路,建立以保护和培育散户股民为中心的股市发展新思路:充分认识只有散户股民的发展才能救中国股市,实现中国股市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繁荣;建立机构投资者与散户股民完全平等的股市政策;禁止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机构和人员股市分析和推荐股票的行为,禁止任何形式的股票推荐。

(四)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只有通过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才能更好的发挥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为此,要明确产业政策导向,有重点的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改善股市发展的基础,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实现市场优胜劣汰,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为股市发挥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振明,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1,3

理财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 财富效应 股票市场 居民消费 制度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股价变动或投资者分红变动所引起的货币余额发生的变化而导致的消费者开支方面引起的变动。现代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行为不仅与当期的真实收入有关，还与居民的财富水平有关。构成居民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股票资产。那么，在我国，股价指数的上升能否刺激居民消费支出，即股票市场是否具备财富效应功能呢？本文力图就这一问题从中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的强弱角度来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自1990年证券市场设立以来，股票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对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对股票市场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我国股市对我国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二、中国股市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Brumberg，1954）假设消费者存在一个依赖于现在和今后一生的总消费的效用函数。他在现实收入和未来一生收入的贴现值及其现时资产之和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最大化的结果是他在现时的消费可以表示成他的资源、利率（资本收益率）的函数。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式中： 为社会总消费， 为年总收入， 为总预期未来收入。其中T年总收入又由净财富和真实收入组成。净财富部分包括股票资产。股票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首先，按照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模型，消费支出是家庭生命周期中所有金融资源的函数，资产价格的变化自然会影响消费支出；其次，当期消费受到未来收入预期水平的影响，而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未来收入水平的预期；最后，古典的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家庭可以根据其净财富和持久收入，在各个时期最优分配消费支出。

如果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较强，则普通居民投资于股市的股票财产会对居民消费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否则，说明我国股市目前的财富效应还很微弱。这里运用回归的方法对1990年至2002年中中国股票市场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以估计中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根据现代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理论，设定方程如下：

在这个方程中，Ct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t代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SVt表示A股股票流通市值， 为误差项（其具体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回归结果显示，1991到2002年间，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的直接财富效应并不显著，股票流通市值每增加1元，社会消费品零售减少0.002129元，而影响这一时期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主要因素仍是收入指标，较为显著的T检验值（10.05815）也同时验证了收入对消费的显著影响作用。这说明现阶段我国股票市场更像是一个投机活跃的市场，而所具备的家庭投资作用微乎其微。

三、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

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显著。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由于股票市场制度不完善，运行不规范，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严重，股票市场缺乏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和提供投资回报的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基础，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股票市场对投资者整体财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的增加，因此财富总量增加引起的消费扩大效应有限。（二）股票市场规模尚小，占GDP比重较低。我国股票市场对社会财富总量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财富在各投资者之间的重新分配，股票价格即使上涨，但一般投资者财富增加有限，对于刺激投资者消费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这对这种现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继续扩大股票发行的规模，稳步提高股票价值占GDP的比例。在目前情况下，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公开行股票的速度有减缓的趋势，因此要推动中小企业的发行和上市工作。同时，要进行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流通方案的研究，在适当时机推出国有股权的流通改革，更进一步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发挥股市促进消费的作用。（二）采取措施改变居民资产结构，增加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要使居民庞大的储蓄资产转为股票资产和其他各类证券及保险资产，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扩大财产性收入的比例，提高股票等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积极推动作用。

理财消费论文篇（6）

关于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成果丰硕，但结论却是见仁见智。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民生财政应运而生，各级政府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也在不断增加，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民生财政”是中国语境下的一种表达，国外鲜有学者专门研究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特定类型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Chou等(2006)［3］基于中国台北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在健康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当期增加的家庭消费为GDP的0.4%～0.6%。Bar-nett和Brooks(2010)［4］利用来自CEIC数据有限公司的中国省级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用于居民健康方面的支出每增加1元，城镇家庭消费相应增加2元。Emanuele等(2010)［5］分析了政府社会性支出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渠道，同时以中国为例实证检验了政府社会性支出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其研究显示，政府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与家庭消费呈现正相关，如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则由此增加的家庭消费会占到GDP的1.2%;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来看，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健康支出和教育支出，并且，政府社会性支出对城镇居民和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分别大于农村居民和高收入群体。BaldiGuido(2013)［6］运用校准的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政府支出和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政府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即是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典型代表，因此，国外学者的研究其实已从某个侧面刻画出了财政民生性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相比之下，国内有关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的文献更加丰富，但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如洪源(2009)［7］、李普亮和郑旭东(2014)［8］研究发现，政府民生性支出挤占了居民消费。易行健等(2013)［9］利用中国1996年～2009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存在预期消费支出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李建强(2010)［10］将政府民生支出引入最优消费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1978年～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政府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另外还有不少实证文献发现，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如魏向杰(2012)［11］基于1997年～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刘志忠等(2012)［12］采用1995年～201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均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但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并不显著。刘沁清(2012)［13］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在加大财政民生支出的同时应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的发挥。李嘉晓和钟颖(2013)［14］从总量和结构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政策效应，发现民生性支出对各区域内的居民消费都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且呈现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分析数据和方法不同，由此导致对于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但总的来看，已有文献主要侧重于从宏观视角分析财政民生性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鲜有文献基于居民个体这一微观视角分析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从而无法判断财政民生性支出增长是否有助于从消费的角度提升国民社会福利。此外，多数学者在实证检验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往往运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省级或跨国面板数据，没有考虑到居民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对居民消费的潜在影响。那么，财政民生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满意度的机制是什么?我国的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究竟产生了何种效应?不同类别的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这不仅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我国民生导向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还可为优化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提供微观证据。.

二、理论诠释:基于拓展的C-D效用函数解析框架

居民消费满意度指的是居民从消费各种商品和服务中获得满足感的程度。一般来说，居民从消费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越强，其消费满意度相应就越高。本文在理论分析中选取居民效用作为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变量。在经济学术语中，效用是消费者从一个市场篮子中得到的满足程度的数值表示，它实际上也反映了消费者从一个消费组合中获得满足感的程度。因此，本文以居民效用替代居民消费满意度，借鉴效用函数分析框架分析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居民消费的对象既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等私人品，也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公共品。通常情况下，居民消费的私人品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其对应的成本通常由消费者本人负担，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不会对私人品的数量和价格产生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品完全由市场来提供则容易导致供给不足，为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而政府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可以直接影响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实践中，居民消费的公共品成本通常由个人和政府共同分担。令居民消费的私人品数量为C1，对其支付的价格为P1，消费的公共品数量为C2，对其支付的价格为P2。假定一个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函数符合C-D效用函数形式，则居民通过消费私人品和公共品得到的总效用为:需要注意的是，公式(1)－(5)的推导过程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居民的效用函数仅仅考虑了居民所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忽视了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对居民效用的影响。事实上，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即便没有扩大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数量，但如果改善了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则居民的效用同样是增加的。二是忽略了政府提供公共品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从而无法全面把握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效用的真实效应。这是因为，财政民生性支出是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按照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逻辑，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资金来源于居民直接或间接承担的各种税收，这就意味着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变动与居民税负的变化是联动的。基于上述考虑，有必要对前面的C-D效用函数形式进行适当拓展。考虑到对公共品质量的精确度量比较困难，本文采取了一种简易处理办法，将公共品的质量视为其数量的θ倍，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消费的公共品名义数量为C2，则在虑及公共品质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的公共品实际数量相当于(1+θ)C2。具体来看，在公共品的名义数量保持不变但其质量得以提升时，θ为正，此时(1+θ)C2＞C2，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的实际数量大于名义数量;反之，在公共品的数量保持不变但其质量出现下降时，θ为负，此时(1+θ)C2＜C2，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的实际数量小于名义数量。在考虑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居民税负的联动时，假定一个代表性居民的税前收入为I，税收负担为T，社会人口数量为N，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为Pg，则政府提供公共品时的预算约束为:根据公式(10)－(12)，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推论:(1)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与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θ呈现正相关，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越高，其消费满意度越大。(2)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与居民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价格P2呈现负相关，即居民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价格越低，其消费满意度越高①。(3)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与居民承担的税负T呈现负相关，即居民承担的税负越低，其消费满意度越高。因此，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是否改善了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是否降低了居民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价格以及是否以增加居民税负为代价。一般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既可以在保持居民税负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税收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来实现，也可以在保持税收用于民生支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居民税负来实现。在比较乐观的假设下，如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是在保持居民税负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税收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来实现，而且财政民生支出能够得以有效配置和使用，那么，它应该有利于提高公共品质量和降低公共品价格，从而可以推动居民消费满意度的上升。反过来，如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提高了公共品质量、降低了公共品价格，但却是以增加居民税负为代价，此时，其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在理论上并不确定。当然，在比较悲观的假设下，如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不仅没有提高公共品质量和降低公共品价格，反而增加了居民税负，此时，其对居民消费满意度将会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总的来看，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其影响方向和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民生支出对θ、P2和T的实际效应。另外，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具有不同分类，其在不同领域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同类别的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三、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一)变量选择由于本文旨在分析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因此，财政民生性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成为研究中关注的核心变量。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体现的是城镇居民的一种主观评价，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对其进行刻画。设计问题如下:您对自己目前的消费水平满意吗?城镇居民的评价等级分别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分别赋值为3、2和1。对于个体城镇居民而言，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规模是客观的，其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公共品数量、质量和价格的影响同样不取决于个人意志。从理论上分析，如果能够得到每个城镇居民实际分享到的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客观数据，则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可大大简化。遗憾的是，财政民生性支出通常不会直接分配给个体居民，试图通过对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获得每个个体所能分享的财政民生性支出的确切数据并不现实。不过，由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息息相关，每个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所提供的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有其特有的认知和评价，而且个体之间认知能力、信息渠道、主观偏好、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他们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评价各异，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测度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主观评价，并据此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进行刻画。为此，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作为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变量。事实上，对这种满意度的测量不仅有助于了解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规模的认知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反映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资金使用绩效的认可程度。从理论上分析，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不仅取决于他们所能享受的民生性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这些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城镇居民期望值的相对差距以及公共品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分布的公平程度。比如，如果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总体上提高了辖区内的教育质量，但却使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变得更大，那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有的城镇居民会对财政民生性支出持有较高评价，有的则会更加不满。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度量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评价，本文同样采用李克特量表刻画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虽然“民生”一词已经广为人知，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投入也是民之所求，但究竟何为财政民生性支出却仍是一个有待明晰的话题。考虑到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认知的有限性，本文将财政民生性支出进一步细化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文化体育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六个方面，分别询问城镇居民对上述领域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情况，共设定“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分别赋值为5、4、3、2、1。然后根据城镇居民对六个方面民生性支出的评价得分，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综合得分得到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总体满意度。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既避免了因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模糊认知而导致其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评价的理解偏差，也有助于考察不同类别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为优化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提供微观证据。尽管本文重点考察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但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却是复杂多样的。为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1)城镇居民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2)城镇居民的家庭特征，主要选取了家庭收入水平和在校子女数量两个变量。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和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均将收入作为影响私人消费的核心变量，后期的大量实证文献也证实收入对居民消费存在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应的消费水平也越高，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也会越高。在校子女数量也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现阶段，城镇居民普遍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父母抱着“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逐年加大教育投资①。在家庭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孩子的教育支出，一些城镇家庭只能削减其他消费开支。此外，他们还要为子女将来的就业、结婚、购房而增加储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3)城镇居民的户籍身份。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再分配政策有明显的城市偏向(雷根强、蔡翔，2012)［15］，即便在同一城镇内部，是否拥有城镇户籍对于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品也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在现实中，城镇的许多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水平总体上高于没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据此推断，拥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满意度可能更高。(4)城镇居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如果城镇居民拥有较强的借贷能力，则他的现期消费可以大于现期收入，但如果城镇居民存在借贷约束，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进而影响其消费满意度。屠俊明(2012)［16］的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通过弱化居民消费跨期优化能力而增加居民消费波动，而且流动性约束的增加会减损居民福利。为了刻画城镇居民是否存在流动性约束，本文设置了如下问题:如果家庭出现收支缺口，您认为向银行贷款或向他人借款容易吗?如果回答“容易”，则认为其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否则认为其存在流动性约束。(5)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一般来说，消费观念越强的城镇居民，通常也越愿意和敢于消费，因而其消费满意度可能会越高。本文通过以下问题刻画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您认同“借钱消费是不会过日子的一种表现”这种说法吗?如果认同，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否则可以认为消费观念相对较强。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样本数据源自对广东省发达程度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此次调查缘起于作者主持的2012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广东省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调查由惠州学院部分经过专门培训的在校大学生于2013年暑期完成，调研地区涉及深圳、惠州、汕头、潮州和揭阳五个地市。上述地市虽然均隶属于广东省，但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表1显示了2012年5个地市的人均GDP。其中，深圳市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2倍，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可将其视为发达地区的代表;惠州人均GDP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30元，可视为中等发达地区的代表;汕头、潮州和揭阳的人均GDP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将其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因此，本次调研兼顾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有利于强化样本的代表性。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在调研实施之前，调研人员对问卷内容进行了认真学习和交流，并选择部分城镇居民进行小范围的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馈结果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正式调查期间共发放和回收问卷2107份，其中有效问卷1745份，有效率为82.9%，问卷在各地市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本次调研采取的是“一对一”式问卷调查，在调研实施过程中，调研人员向访谈对象解释了相关的专业术语，使其准确理解问卷内容，避免了访谈对象因理解偏差而影响作答质量。出现较多无效问卷并非主要缘于问卷回答不够完整或存在逻辑矛盾，而是因为许多访谈对象在问及其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程度时选择了“说不清楚”。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城镇居民的财政民生性支出满意度对其消费满意度的影响，“说不清楚”不能简单等同于“不满意”，所以，这部分城镇居民的问卷信息由于无法满足本文实证分析的需要，故将其作为无效问卷加以处理。回收问卷并剔除无效问卷后统一对问卷进行编号，将调研数据录入Epidata3.1数据库，运用计算机进行逻辑检查并进行随机抽查，以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受访城镇居民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从性别来看，女性访谈对象所占比例稍高;从年龄来看，访谈对象呈现低龄化特征，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城镇居民占比达到71.1%;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访谈对象的文化程度总体较高，其中高中及以上的访谈对象所占比例为63.1%。这表明多数访谈对象年富力强，文化水平较高，有助于增进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能力，从而提高问卷的作答质量。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特征鉴于因变量的多值离散变量性质，本文选择OrderedLogistic模型对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二)模型估计运用Stata10.1对Ordered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得到表4所示结果。由表4中回归结果(1)和(2)可知，不论有无控制其他影响因素，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如前所述，城镇居民的消费对象不仅包括食品、衣着等私人品，还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公共品，政府的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通过提高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数量和质量提高了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别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不尽一致。回归结果(3)和(4)显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教育、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教育、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民生性支出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容乐观，其提供的相应公共品的质量以及居民为享受这些公共品而支付的价格与城镇居民预期还存在一定差距，在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满意度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各个控制变量中，家庭收入水平、在校子女数量和消费观念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影响方向均与理论预期吻合。城镇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身份对其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根据前面的分析，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其消费满意度可能更高，但实证结果并未支持这一推断，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很长时期以来，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似乎成为人们默认的社会规范，拥有户籍的城镇居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享有这种福利，而且也已习惯于享受这些福利，而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似乎也逐渐认可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的潜规则，因此，两者在评价消费满意度时没有过多考虑户籍身份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民生财政建设的推进，许多地方的公共服务开始逐渐向常住人口覆盖，户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正在逐渐弱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户籍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流动性约束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不太吻合，背后蕴含的机理有待进一步发掘，本文初步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城镇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往往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对自身消费的心理期望值相对较低，更容易形成“知足常乐”的心态，因此，较之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城镇居民其消费满意度反而更高。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文还报告了Or-deredLogistic模型的标准化估计结果(见表5)。从中很容易就能看出，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医疗卫生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而教育、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虽然各级政府近年来在教育、住房保障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由于相关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分配不够公平，“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住房难，住房贵”等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住房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前面的实证分析将城镇居民对消费满意状况评价划分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三个等级，而将其对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状况划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考虑到“非常满意”和“满意”、“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之间的界限并不特别明确，同时也为了保持两个变量赋值规则的一致性，本文进一步将“非常满意”和“满意”统一赋值为3，将“一般”赋值为2，将“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统一赋值为1，再次对Ordered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2)运用OrderedLogistic模型的前提是假定残差服从logistic分布，本文进一步假定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运用该模型对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明显变化，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①。

(四)进一步讨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与其消费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为我们从消费的视角提升国民社会福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但需要反思的是，尽管当前各级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总体上却并不乐观。表6显示了城镇居民对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程度及其得分。满意度得分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李克特量表的规则，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其对应的频数分别为x1、x2、x3、x4和x5，则城镇居民对某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得分score计算公式为:由表6不难看出，城镇居民对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总体较低，只有在财政用于文化体育方面支出的满意度指标得分上勉强及格①，对其余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均在及格线以下，其中对住房保障支出的满意度最低，这应该与目前多数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和居高不下有着密切关系。

理财消费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9-0036-11

众所周知，对于绝大部分国家而言，居民消费支出始终是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的支出项，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支出因素。近10多年来，欧盟成员国的居民消费率总体上比较平稳，但自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债务危机发生国的财政政策正逐步从宽松的财政政策转换为紧缩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将通过逐步缓解债务危机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但短期内可能影响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关于采用跨国数据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国内外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基于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比如Carroll与Weil，1994；Modigliani与Cao，2004；He和Cao，2007）；（2）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视角（比如Loayza、Hebbel与Serven，2009；Modigliani与Cao，2004；Wei与zhang，2009）；（3）基于收入分配视角（比如Schmidt-Hebbel与serv6n，2000；Jin、Li与Wu，2010）；（4）基于不确定性与预防性储蓄动机视角（比如Summers、CalTOU和B1inder，1987；Supan，2002）；（5）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比如Carroll等，1999；Wisman，2008；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等，2012）：（6）基于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视角（比如Jappelli和Pagno，1994）。现有文献已经从多个方面对居民消费率与消费储蓄行为的国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由于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居民的消费支出紧密相关，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压缩可能增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本文拟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消费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欧盟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并结合欧盟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文献回顾

从财政政策角度进行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研究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李嘉图等价定理。因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对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种否定，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相同或者等价，因为居民预期政府会在未来通过提高税收而补偿当期支付的债券利息，因此消费者会缩减当期的支出来应对未来的税收。Kormendi（1983）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并利用美国1929～197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在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对社会总需求影响不显著，税收并不对居民消费起作用。但Modigliani和Sterling（1986）认为Kormendi（1983）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方程设定偏差、数据处理误差以及未遵循生命周期假说。纠正这三个问题后的实证检验结果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因为结果显示税收显著降低居民消费，但是财政支出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这两种影响并没有相互抵消。另外有部分文献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比如Evans（1993）在Blanchard（1985）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使用了19个国家1960～1988年的数据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居民消费是否受到政府税收以及债务影响来判断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与否，分国别进行的时间序列回归结果表明只有小部分国家与李嘉图等价定理相悖，但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估计的结果却显著拒绝李嘉图等价。H0（2001）对24个OECD国家从1981-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在以增加税收和发行债券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支出，则会导致居民减少消费以应付当前和未来更高的税收。

鉴于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前提条件比较严格，并且模型设定偏差可能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大部分文献用财政支出是否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来判断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由此又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结论：一是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显著存在挤出效应。比如Aschauer（1985）在跨期最优模型的框架下对美国1948年第一季度到1981年第四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Ahmed（1986）使用跨期替代模型研究了英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认为政府的临时性支出和持久性支出均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最终结果则是导致了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二是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显著存在挤入效应。比如Ihori（1990）认为财政支出的效应应该取决于居民的预期，其在Djajic（1987）的财政支出动态模型中加入居民预期，模型结论表明如果政府永久性增加支出被完全预期，那么居民消费就会上升，但是这种影响效果取决于政府支出的初始状态相对于最优水平的位置；Karraas（1994）曾使用30个国家1950-1987年的数据，通过构造消费函数模型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三是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两种效应同时存在。Amano和Wirjanto（1997）构造了两时期持久收入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影响存在私人消费的跨期替代与期内替代的情形，并使用了美国1953第一季度到1994第四季度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当私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大于两者的期内替代弹性，政府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而当跨期替代弹性小于（或等于）期内替代弹性，两者成替代（或无）关系。随后Ho（2001a）结合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对台湾1960年到2000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在1980年以前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由挤入效应主导；但在1980年后则刚好相反，由挤出效应变为了主导。对于这样几种不同的实证结果，选取数据的样本国家或地区不同会产生一部分偏差，但Douglas和Mankiw（1998）认为主要在于实证模型设定存在差异，不同的理论模型所对应的假设前提也不一样，这样在变量的选取与处理上又会生产不同，又或者在回归中某些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等使得结果不一致。

（二）关于欧洲国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欧洲国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储蓄影响的研究较多，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证结果，如Alessandro（2010）对意大利20个地区1980～2003年间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支出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是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速度成反比；另一种观点则是财政支出提高了居民储蓄率从而降低了消费，如Ho（2001b）使用欧洲国家1981-1997年的数据进行DOLS（Dynamic Ordinary Least Squares）分析时发现财政支出挤出了消费；另外Castro（2003）对西班牙1980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二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VAR分析说明，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在短期内能提高消费，但是在中期和长期则会提高储蓄降低消费。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对财政支出的分解项来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进行研究，而这些分项主要集中在养老金支出方面。如Bosworth和Burtles（2003）对欧洲国家实行量入为出（Pay as You Go）养老金政策的国家进行过研究，时间跨度为1970～2000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养老金支出越多则居民储蓄率越低，且政府公共储蓄率越高也会使得居民储蓄率升高；Attanasio和Rohwedder（2001）则对英国的养老金制度与居民储蓄率关系进行了研究，数据采用了1974～1987年的家庭支出调查数据（FES），最终结果显示英国在1975与1981年的改革中短时间地调低公共养老金使得居民储蓄率迅速上升，表明公共养老金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财政支出的挤出或挤入效应这两方面，虽然也有从民生性财政支出分解后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分别进行的研究，但较少在同一样本中同时考虑这三方面的对比性研究。本文准备使用1996～200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欧盟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由于选取的样本时间段正值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前夕，更能对其影响效应做出更合适的估计，同时以往的研究大多使用了时间序列或是横截面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更能控制未观察到的个体或时间偏差，以避免设定误差，改善估计效率方面更有优势。

二、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计量模型将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居民人均消费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因变量，自变量的选择按照理论关联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进行，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APCit=β0+α*fiscalit+Xit*δ+ηi+νt+εit（1）

其中APC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i、t分别代表国家（或地区）以及时期，fiscal为主要关注的财政支出变量，X为影响消费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收入变量、人口结构变量、金融政策变量与经济结构变量等等），ε为残差项，η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国家（或地区）个体效应，ν代表年度效应。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GFS）数据库以及OECD统计数据库，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平衡面板数据的要求，我们选择了9个欧洲国家1996-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

方程（1）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我们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fiscal分别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之比，我们将主要关注这三个变量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情况。其他控制变量X代表如下几个方面：（1）收入变量，包括人均GDP、人均GDP平方以及人均GDP增长率。根据杨天宇、朱诗娥（2007）对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推理，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可能存在U型和倒U型特征，我们加入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根据Modigliani与Cao（2004）的理论模型，收入增长率与居民储蓄倾向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引入人均GDP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预期为负。（2）人口结构变量，包括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城市化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少儿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因此它们的系数均预期为正；城市化率代表人口密集程度以及城市发达程度，但基于流动性约束的原因系数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3）产业结构变量，本文拟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之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根据万广华（2008）的研究，将产业结构引入不平等分解式函数，认为产业结构变化也能引起收入的不均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很容易引起消费失衡，因此加入产业结构变量的预期系数为负。（4）不确定性变量，本文拟采用通货膨胀作为宏观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不确定性将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因此通货膨胀率的系数符号预期为负。（5）金融政策变量，本文采用实际利率作为对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因为现期消费就意味着未来消费的利息损失，而这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偏好。（6）经济结构变量，本文拟采用政府消费率、净出口占GDP之比，基于Karras（1994）以及Ho（2001a，2001b）等研究，政府消费率的系数不确定，净出口占GDP之比的系数预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其解释

（一）基准回归：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首先本文对方程（1）进行没有添加国家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的混合OLS回归（即将多期的横截面进行混合），结果报告于表2的第1列；然后在控制年度效应基础上进行了混合OLS回归，结果报告于表2的第2列，并且报告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年度效应联合显著。表2第3列是随机效应的估计值，且报告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的p值和个体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结果验证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以及个体效应的联合显著性。第4列是固定效应的估计值，我们报告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的p值和个体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以及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的p值，结果显示年度效应和个体效应都是联合显著的，且豪斯曼检验结果（p=0.000）强烈表明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估计，即不可观测的国家固定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由于伍德里奇（2003）指出，如果不可观测的国家固定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是相关的，那么混合OLS估计就是有偏误且不一致，同时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控制个体或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巴尔塔基，2010），因此本文进行结论解释时候所指的估计量是固定效应估计值，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估计值仅仅作为参照系。

从表2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收入的两个变量人均实际GDP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正和负，也就是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小，只有中等收入的人群平均消费倾向最高。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人口结构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系数都为负，但只有老年抚养比系数显著与生命周期理论不符，可能是由于养老成本的提高使得居民需要进行提前储蓄。城市化率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与城市聚集生活成本提高与流动性约束有关。作为不确定性变量的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为负鞍钢显著，说明居民为应对未来存在的支出与消费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利率的系数为负，说明居民更加偏向于未来消费从而缩减现期消费。经济结构变量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净出口占GDP之比的系数均不显著，但政府消费明显挤出了居民消费。

（二）添加财政支出结构变量的OLS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3中分别加入了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之比三个变量，基于上一节中的回归结果和说明，我们选取随机效应作为对比，还是关注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上来看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因此回归方程是较稳健的。我们主要关注的财量中，教育支出占GDP之比的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发达国家中居民的教育支出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占总支出较大的比例，且发达国家的居民更倾向于进入师资力量等条件更好的私立学校就读，因此政府在非公立学校上的支出较小且作用有限。在包含医疗支出占比的第3、4列中我们去除了时间效应，因为联合显著性检验并未通过，医疗卫生支出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促进作用的。虽然欧洲国家在医疗上的支出比重比教育支出比重高出不多，但医疗体系的发达还是让居民降低了在这一方面的储蓄。最后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变量，对居民人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也为正，根据Page（1998）的统计，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5种理论：退休性储蓄与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遗赠储蓄动机、拇指规则以及消费者短视理论，但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未来预期与消费习惯，因而能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另外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实际收入不确定性的变量通货膨胀的系数始终为负且显著，再结合财量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正效应，居民的心理预期中应该是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健全的医疗体系本身就能显著地降低居民的不确定性支出，而社会养老金更是居民退休后生活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实际上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96-2009年9个欧盟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在考察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政府消费与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欧盟国家财政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财政消费率的提高显著降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第二，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分别提高人均消费倾向0.31和1.00个百分点。我们发现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消费作为一国经济增长中最稳定的一个方面，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考虑各种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欧盟中一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结构实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近两年欧债危机之后，部分国家陆续宣布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一方面有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但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们也需要考虑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性财政支出部分的调整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促进作用的，那么在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时如何调整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结构，或如何对社会保障机制进行调整非常关键，因为保持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是经济恢复平稳增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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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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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朱诗娥.2007.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倒O型关系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

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李东辉.2012.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J].经济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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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nasio O.and Rohwedder S.，2001，Pension Wealth and Household Saving：Evidenee from Pension Reforms in the United Kingdom[J]，IFS Working Papers，W01/21.

理财消费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4）-0051-06

一、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文献回顾

资产的财富效应以1990年为分界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与传统的财富效应研究相比，1990年后财富效应的研究更加深化。一是财富效应的检验技术进一步完善。例如面板协整技术的应用（Dreger等，2006）［1］。二是对各种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分类研究。三是不仅研究单个国家的财富效应，还进行财富效应的国别比较。四是不仅分析资产价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还分析资产价值变化对住房贷款需求、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自我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其中，1990年后不仅研究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还研究不动产的财富效应。这是财富效应研究深化的重要特点。

从理论上说，资产的财富效应要受到系列因素的制约。例如，资产流动性的强弱，资产回报率期望值的高低，消费者的收入分布和收入状况，与资产相关的税收政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心理账户和消费计划等。由于这些差异，导致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出现差异，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看，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主要是住房）是有区别的。总体上看，住房资产的流动性要弱于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资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就要弱于金融资产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现了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较小。Levin（1998）［2］的分析发现，住房资产对消费基本没有影响。Tracy（1999）［3］等人认为，虽然住房价格的变动带来的财富变化可能比股价变动带来的财富变动要大，但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可能要小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对于计划长期居住房屋的消费者来说，住房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有利的财富效应可能被使用住房的成本上升所抵消。Poterba（2000）［4］认为，由于自己居住而不能兑现的房地产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为自住性的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长期资产。Campbell和 Cocco（2005）［5］认为，年纪大的自有住房者对住房价格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年轻租房者的消费对住房价格的变化不敏感。

然而，更多的观点似乎支持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要大于金融资产财富效应的观点。Case（2001）［6］等人发现，住房价格上涨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股市的财富效应。Bayoumi和Edison（2002）［7］得到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住房财富对消费的影响要大于股市对消费的影响。Benjamin等（2004）［8］以美国195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为样本，其研究发现，不动产增长1美元使消费增加8美分，而金融资产增加1美元只能使消费增加2美分。持有不动产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消费的波动性。

从国内看，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财富效应的研究。但是，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股市财富效应的研究上，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理论研究很少见，对其实证分析则更少。例如，卢嘉瑞等(2006)［9］分析了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并检验其财富效应。段进等（2005）［10］、骆祚炎（2004）［11］和李振明（2001）［12］对股市财富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贺菊煌等（2000）［13］和臧旭恒（1995）［14］分别分析1996年和1995年以前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研究的典型文献是，刘建江等（2005）［15］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作用机制的分析。他们运用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持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促进消费和经济的增长。该论文没有进行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有待加强。本文主要基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运用VAR和VEC协整等技术，以中国城镇居民1985―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居民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原因进行探讨，并寻求通过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

二、基于流动性的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理论分析模型

Muellbauer（1994）［16］认为，基于流动性和资产所有权不同而引起的资产差异，会引起不同种类资

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Benjamin（2004）［8］的理论，家庭从金融资产St和实物资产Ht（主要是住房资产）取得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被分为转移性收入Gt和工资薪金Yt。转移性收入Gt包括社会保障金、失业补偿金、食品供应票等。这样不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可支配收入为Zt=Yt+Gt。一些因素将这两种收入转化为资产的价值。假设这些转化因素用bY和bG代表，则不可观测的人力资本和转移财富分别为转移性收入bYYt和bGGt。转移资产被看作是一项可以从社会保障等项目中获得收入的权利。工资薪金所得和转移性收入均用现金支付，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它们形成的资产也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家庭从金融资产上获得的收入缺乏流动性，这是因为金融资产是一些受限制的养老金和保险金账户，从金融资产上获得的利息、红利和资本利得不会轻易被用来消费。住房资产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样，假定金融资产相对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为λs，则按照流动性加总得到的总财富，包括人力资本、转移资产、经过流动性调整后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即：

（三）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方差分解分析

各因素对消费影响程度还可以使用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用方差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

击的相对重要性。从表2可以看出，未来第一期至未来第七期，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都要弱于金融资产，也要弱于转移收入的影响。对消费影响最大的因素仍然是消费自身，由此可见消费习惯的重要性。但是从第八期开始，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开始超过金融资产的影响，这说明住房资产有一种预期的财富效应（见表2）。

五、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低的原因探讨

从实证分析结果看，住房资产存在微弱的财富效应。这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住房市场的发育特征有关。

（一）住房价格上涨速度过快，抑制消费的增长

目前住房价格过高，涨幅过大。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我国目前全国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7.8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价收入之比则更高。上海80平方米的住宅价格相当于每户一年可支配收入的27.5倍［17］。住房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90年的4.77%增加到2004年的10.22%。骆祚炎（2007）［18］通过VAR模型分析认为，支出增长预期对未来消费变化的影响仅次于可支配收入因素，但要强于预防性动机对消费的影响。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剧了居民的储蓄心理。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Engelhardt（1996）［19］发现住宅资产的财富效应具有不对称性。住宅资产的价格上升对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住宅资产的价格下降1美元却可能使消费下降30美分。中国近年来的情况表现为住房价格的上升。全国2001年―2004年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增长指数分别为2.2%、3.7%、4.8%、9.7%①。住房价格的这种上升趋势引发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发挥，抑制消费的增长。

（二）住房资产较低的流动性限制财富效应的发挥

Benjamin（2004）［8］认为，美国金融资产具有相对较低的财富效应。这与本文的结论相反。他认为金融资产财富效应低。这是因为居民金融资产集中在受到限制的几个账户如养老金和保险上，这些账户大约占到居民金融资产的75%，居民不能轻易地从这些账户中提走资金，也不能在无抵押的情况下获得借款。但是上述情况在中国恰好相反。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体现在储蓄资产上，该资产的流动性相对住房资产来说要显著地高。其他金融资产诸如股票和债券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当然居民的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等资产则同样是受到限制的。相比之下，住房资产的交易成本则要高得多，交易过程也较长，尤其是二手房的交易。加之住房交易对于初始投资的要求较高，其流动性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流动性的不足限制住房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三）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制约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流动性约束理论是针对信贷市场不完善而提出的假说。总体来看，流动性约束降低了消费水平。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的两端分化趋势有所加强，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不高，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住房价格的上升，一方面导致一个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由于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却使居民无法获得这种投资回报率。杜海韬等（2005）［20］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走低的收入增长率直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仍然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制约了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发挥。

六、发挥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增长

住房建设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住房资产理应发挥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发展消费的意义尤为重要。为此，应该采取措施，发挥住房资产促进消费的作用。

（一）抑制住房价格的过快增长

住房价格的过快增长，减弱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骆祚炎（2007）［18］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人们产生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迫使居民减少当前消费而增加储蓄，住房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剧了居民的这种储蓄心理，抑制住房等支出的过快增长是当前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能扩大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并促进消费。但是要注意的是，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发挥，是以住房价格不能过快增长为前提的，而且收入的增长不能明显落后于住房支出的增长。从当前看，最迫切的任务是控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并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和需要。

（二）适当增强住房资产的流动性

提高住房资产的流动性，能够改善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在完善住房一级市场的基础上，要逐渐完善住房二级市场。住房二级市场目前存在交易法规不健全、对中介机构和交易主体的监管落后等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近段时期来，住房市场的投机气氛较浓厚，使住房价格涨幅过大，住房价格过高。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遏制了这种发展势头。今后一段时期，应该筹划住房市场发展的长期政策，促进住房市场的正常交易，保证住房资产的适当流动性。

（三）保持对住房市场的平稳调控

2005年3月开始的住房市场综合调控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是否继续实行这种较猛的宏观调控措施，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谢百三（2006）［21］认为，如果继续实行过猛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对房地产市场、金融稳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形势造成不利影响，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等方向上来。笔者认为，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来看，住房资产的平稳增长有利于对消费的促进。解决当前居民住房难的问题，一方面要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显著提高居民收入（例如可以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在民生问题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上，政府要进行综合评判，取得一个相对均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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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消费论文篇（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投入所产生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没能带来消费率的提高。巨额财政资金能否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在此背景下，考察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具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得到两种相反结论：一些人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而另一些人认为是挤入的。Bailey构造了有效消费函数来研究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胡东书（2002）、马栓友（2003）、李广众（2005）、杨子晖（2009）等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证明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

从前人的研究看，这些研究要不仅考察了政府财政支出某一部分，要不虽然考虑了财政支出的不同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是所设计的财政支出指标并没有结合目前中国财政支出的特点以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且现有研究也鲜有考虑到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发展的不同情况，不能因地制宜地进行研究分析。

为此，本文在跨期最优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上，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运用面板模型研究地方政府财政行政管理及国防支出、经济建设性支出以及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和财政支出不同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而为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理论模型

本文选择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框架中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分析。

根据跨期最优消费理论居民需要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做出选择，所以理性居民的消费必然是其跨期最优选择的结果。

考虑一个生存无限期限并拥有A0初始资产的居民，他（她）的偏好如（2-1）式所示，其中，参数β是主观贴现因子，0

■■β■u（C■） （2-1）

u（C■）=■，θ>0，θ≠1 （2-2）

于是居民的预算约束为：

C■+A■+B■=（1+r）（A■+B■）+W■-T■ （2-3）

为了简化运算，这里假定每期利率r固定。同时，为了保持预算平衡，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约束为：

G■+（1+r）B■=B■+T■ （2-4）

（2-4）式意味着政府t期财政支出与到期偿还的国债本利和必然等于t期税收与期末新发行国债之和。（2-3）式与（2-4）式相加整理可得：

C■+A■=（1+r）A■+W■-G■ （2-5）

（2-5）式意味着无论政府是用税收融资还是发行国债，居民的跨期预算约束是一样的。用迭代法对（2-5）式进行整理，可得（2-6）式，该式表明居民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各期消费的现值之和等于财富与财政支出之差的现值总和。

■■■=（1+r）A■+■■■ （2-6）

以此同时，在（2-5）式约束条件下，居民需要在消费和资产组合之间做出重新选择，以使得（2-1）式所表示的效用最大化，于是建立如下贝尔曼方程进行求解。

V（A■）=maxA■u（1+r）A■+W■-G■-A■+βV（A■）

（2-7）

（2-7）式等号右边对At+1求一阶导数最优化条件为：

-ú（1+r）A■+W■-G■-A■+β■（A■）=0 （2-8）

（2-7）式两边同时对At求一阶导数，运用包络定理可以得出：

V（？譧■）=（1+r）ú（1+r）A■+W■-G■-A■ （2-9）

将（2-9）式等式两边同时取滞后一期，代入（2-8）式并结合（2-5）式，可得到如下欧拉方程：

■=β（1+r） （2-10）

可以看出，在所有时期，消费都将以一个常数的速率增长，即有：

Ct=β（1+r）■C■ （2-11）

其中，C0表示初始时刻的消费水平，将（2-11）式代入（2-6）式，可以求出初始时刻的消费水平，当经济达到稳态时Ct+1=Ct=C0，因此可得到消费表达式为：

C■=（1+β）[（1+r）A■+■■■] （2-12）

（2-12）式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是，贝利（Bailey，1971）提出有效消费函数概念，认为进入居民效用函数的消费应该是有效消费而不是居民消费，并且有效消费C*满足如下关系。

C■■=C■+σG■（-1≤σ≤1） （2-13）

由于■=σu"，如果0

u（C■■）=■，θ>0，θ≠1 （2-14）

C■■=β（1+r）■C■■ （2-15）

这里，1/θ表示有效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令γ=β（1+r）■将（2-13）式代入（2-15）式整理后可得：

Ct+1-γCt=-σ（Gt+1-γGt） （2-16）

（2-16）式意味着，如果σ0，则财政支出的增加将挤出居民消费；如果σ=0，则财政支出的增加将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本文将具有相似或相同功能或性质的财政支出项目归为一类。考虑到统计年鉴上关于2007前后地方财政支出报告的不一致性，本文只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

本文按照功能性，将财政支出分为三大类：行政管理及国防支出、经济建设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具体分类如下：

行政管理性及国防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

经济建设支出=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

民生性支出=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

（二）实证模型

根据（2-16）式，本文我们考虑下列模型：

Cit=α0+α1Xit+α2Xit-1+α3Yit+α4Yit-1+α5Zit+α6Zit-1+α7Cit-1+μit （3-1）

模型中我们对变量均进行了人均化。其中C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Xit，Yit，Zit分别表示第i个省第t年人均行政管理及国防支出、人均经济建设支出以及人均民生性支出，μit为随机误差项。

为解决模型中因变量滞后项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差分处理，得到如下模型：

ΔCi=α1ΔXi+α2ΔXi+α3ΔZi+μt （3-2）

（三）数据的选取

本文主要是利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007～ 2011年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人均数据由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当年数据除以各省当年当地人口数所得。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年鉴》。

（四）计量结果分析

对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ΔCi=1.79ΔXi+3.35ΔXi+6.55ΔZi+μt （3-3）

（0.58） （5.18） （4.93）

如公式（3-3）所示，首先，随着行政管理性支出的快速增长，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并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居民需要，社会保障设施等直接与民相关的福利性建设不足，导致对居民消费并不能与随着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的增加而增加。

其次，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增加对人均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即人均经济性支出变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人均居民消费同方向增速约3.35个百分点，效果相对显著。

第三，地方政府在民生方面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并且挤入的效应较强，即人均民生性支出的增加每加强1个百分点，会带动人均居民人均消费的变动同方向变动6.55个百分点。可以说，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非常强，说明我国居民在科教文卫方面存在着较高的潜在需求，应该得到政府的重视。

而从效应对比来看，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建设支出，其贡献率大约是经济建设性支出的两倍。两者相比，应该更加重视民生性支出的重要性。

四、区域效应差异性分析

本文将按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各省归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从而对地方财政支出与居民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各经济区域内，对于地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分析仍沿用前文所构造的模型（3-2）；各地区所含省份的数据计算口径均与全体样本保持一致。

计量的结果如下：

公式（4-1）、（4-2）、（4-3）分别显示了对东、中、西部地区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模型OLS后的估计结果。

ΔCi=5.66ΔXi+2.20ΔYi+8.92ΔZi+μt （4-1）

（0.80） （2.33） （3.95）

ΔCi=3.14ΔXi+2.53ΔYi+3.92ΔZi+μt （4-2）

（1.06） （5.31） （4.43）

ΔCi=2.05ΔXi+3.84ΔYi+5.62ΔZi+μt （4-3）

（0.43） （3.31） （2.38）

可见，三个地区人均行政管理及国防支出的增加对人均消费增加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可见，过多增加行政管理支出都会导致政府工作人员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从而使得财政支出的使用难以达到最初的提升经济、服务人民的目标。

经济建设性支出方面，东、中、西部人均经济建设性支出的增加对人均居民消费增加都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相比之下，无论是系数的大小还是显著性的高低，东部地区的结果明显偏弱一些。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明显较发达，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较高的层次，因此增加东部地区经济建设的力度并不会给居民带来很大的边际效用，也就不会带来消费的过多提高，而中、西部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其结果就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

民生性财政支出方面，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提高对人均居民消费增长产生了挤入效应。但明显可以看出，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和中部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带动作用并没有那么强。本文认为其主要是因为于中西部民生性基础设施的底子薄弱，民生性财政支出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和体系，居民不容易直接享受到民生性财政支出为他们带来的福利，因而在消费的增加上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反应不足。另外，西部地区更需要经济建设的投入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但整体来看，系数显示，三个地区人均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对于人均居民消费增加的贡献是最大的，因此政府一定要重视这部分财政支出的作用，加大这方面财政支出的投入。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给出如下建议：

一是全国各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均没有明显的贡献，因此应该合理控制各省的政府消费规模，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二是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建设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消费的增加有带动作用，各个地方政府要适度加强经济建设性财政支出，以用经济的发展带动居民消费。但要注意的是，由于政绩工程问题的存在，政府大量的经济建设支出没能很好地迎合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要加强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管，严防大搞政绩工程等事情的发生，以减少无效的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反作用。

三是由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最强，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民生建设，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另外，财政预算要在经济建设和民生投资之间合理分配，在保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大力加强民生建设，从而有效拉动消费。分地区具体而言，鉴于西、中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可以在西、中部地区多增加经济建设性支出，而在东部地区多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

参考文献

[1]陈凯，席晶.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1997年～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2（6）：122-166.

[2]李广众.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还是互补[J].世界经济.2005（5）：38-45.

[3]李永友.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财政支出结构效率[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1）：67-78.

[4]王宏利.中国政府支出调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6（10）：30-38.

[5]晏艳阳，宋美喆.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3（2）：11-16.

理财消费论文篇（10）

1引言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理财观念和理财行为，比如前两年很热的存高息问题，即使投资者知道这其中的风险，但由于高额利息的诱惑，很多投资者愿意参与这种民间借贷，从亲戚朋友中间借钱，有的投资者甚至出卖自己唯一的住房，一旦中间出现问题，投资者不仅仅连利息都收不回来，甚至会导致血本无归的后果，这些不正确的理财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引起了大学生个人投资理财方面的诸多问题。孙凌霞与宫永建（2008）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大学生理财观念和理财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得出影响大学生投资理财观念的因素有所不同，首先是来自父母的影响占据了较大的影响，其次是身边的朋友，然而学校教育的影响程度较低。任咏梅、王文青和王五祥（2009）对大学生消费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无节制消费并且没有良好的消费计划，这些主要是由于大学生自身不合理消费的内部原因和家庭、社会的影响等外部原因造成的。郑述剑和陈钰（2012）通过大学生消费特征和问题的分析中指出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相互配合，都要加强对学生理财能力的教育。而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财经类与非财经类专业大学生投资理财的现状与问题，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

2调查问卷说明和结果分析

21调查问卷说明

文章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河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大学生有大一至大五年级的在校生，其中男生68人，女生62人，男女比例接近1∶1。同时也把在校大学生的专业分为了财经类、文学类、医学类、理工类、艺术类等专业，其中财经类专业的大学生有78人，所占60%，而非财经类专业的大学生有52人，占40%。此次共发放130份问卷，回收了130份，有效率为100%。

此次调查是采用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个人收支消费结构和个人理财情况的调查。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和家庭背景等个人基本的信息；个人收支消费结构主要包括个人的收入情况、支出情况和消费结构；个人理财情况的调查主要是对投资理财意识、理财知识和理财行为方式的调查。问卷共有15个问题，包括9个单选题，6个多选题，分别对在校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家庭背景、主要收入、主要支出、消费结构、投资理财知识和行为方式的了解情况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22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1）主要收入情况。问卷调查显示了大学生生活费来源较少。他们的来源主要有父母提供、在校兼职、在校所得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其中父母提供占79%，而有一小部分同学是通过在校兼职获得，所占比例是10%，另外大学生也通过在校获得奖学金或助学金获得，但占的比例极少，只有7%，这充分表明了大学生在经济方面的不独立，大部分学生是依赖父母。在问卷调查中，大学生在校的月生活费用在500～800元的占30%，月生活费在800～1000元的占40%，1000～1500元的占15%，500元以下的占10%，而1500元以上的占5%，从大学生的月生活费用来说明他们的收入来源少，自身的生活费资金也比较稳定。

（2）主要开支情况。从调查对象的生活开支方面来看，他们用钱没有太多的计划，一般是用于基本的开支。在调查是否有记账的习惯上，无论是财经类大学生还是非财经类专业的大学生，只有很少学生有记账的习惯，只占20%，而没有记账习惯或者是偶尔记账的却占80%。在调查如果有生活费剩余的情况下，有投资理财意识的只占30%，而剩余的都用于基本日常消费，因此他们的日常消费多为无计划消费。

（3）消费结构情况。在主要的开支方面的调查中，表明了他们的消费结构不是很合理。问卷调查中显示出，学生的日常伙食费用最多，在服装饰品、交流通信上占了很大一部分，而在学习用品、休闲娱乐和其他方面比例较小。由此可见，大学生更多的是关注时尚性消费，很少关注投资性的消费，这也表明大学生并不趋于投资性消费需求。

（4）投资理财知识的了解情况。调查显示，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在理财知识的了解和认识上明显要比非经管专业的学生掌握的知识要多，他们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途径也更为广泛，这主要与他们在学校中所学到的专业有关。在获取相关理财知识方面的调查中，大多数学生平时都是根据电视网络以及相关的书籍报纸来获得，而在高校课堂上，这种专业知识课程在非经管类专业的学生中却很少涉及。在经管类专业课堂上，他们通过学习财务管理、证券投资、金融市场等课程来获取理财知识。这也表明非经管类专业的大学生在高校中大部分是很少通过课堂上的学习来获得相关的投资理财的知识。但是在调查大学生的日常投资行为时，很多财经类和非财经类的学生大都是选择余额宝的理财方式来投资理财，而更多专业性的理财产品却很少涉及，比如债券、基金、股票和保险，这种更专业性的理财产品很少作为学生的选择。在调查认为最好的理财方式的时候，学生选择余额宝这种理财产品的仍然有较大的比例，占46%，而选择基金、股票和保险这种更为专业性的理财产品才分别为15%、11%和12%。这些也充分表明了大学生投资理财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投资理财意识缺乏，理财产品选择单一，又加上在校期间也很少学习投资理财知识，没有掌握科学理财的方法和技能。

3大学生投资理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消费无计划，理财意识淡薄

很多在校大学生在消费上没有计划、比较随意，他们在学校的日常的消费中没有养成良好的记账习惯，这导致他们在消费中不懂得如何合理消费，没有养成良好的理财意识和习惯。现在大学生更多追求的是盲目、攀比消费，不注重投资性消费，不良的消费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理财意识，大学生自身无法做到合理安排，加上本身就缺乏理意识，所以大学生很难在实践中进行投资理财。

32理财产品选择单一

很多在校大学生选择的理财产品单一，他们主要集中于余额宝这种理财方式，因为余额宝类似于银行活期存款，而又比银行活期拥有较高的收益，从而得到了大学生的偏好，因此大学生大部分都选择这种理财方式。而股票、基金和期货等理财产品较少地被大学生作为投资理财选择的对象，由于这些理财产品更多需要专业的理财知识和技能，再根据大学生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说，股票这些理财产品的风险相对其他理财产品来说比较大，也超出了大学生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比较适合大学生个人的理财产品也比较少。

33缺乏专业的投资理财知识和技能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得出，非财经类专业与财经类专业的大学生因为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理财知识的不同，使得非财经类专业的大学生缺乏理财知识上的教育和指导。但是即使是经管类专业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理财知识的教育，他们在专业理财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上仍然有许多欠缺的，高校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时很少采用具体的投资理财案例来教导学生获得知识，学生在课堂上也并没有学习过多的专业知识，而在学校中，大学生也没有过多地参加理财活动，比如理财知识交流、模拟炒股等，因此学生的专业投资理财知识仍然是缺乏的。

4大学生投资理财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41家庭教育的影响

当今大学生在家庭里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也是过分溺爱，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来分担，对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无限支持给予，因此许多大学生从小也]有树立良好的金钱观念和消费习惯。加上在他们小的时候，父母缺乏对他们进行理财能力方面的培养，因此他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理财观念。父母和学生之间在这些方面是缺乏交流与沟通的，父母应该和孩子积极沟通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消费，合理进行投资理财。

42学校教育的影响

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投资理财教育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因素，一直以来学校都是重视对学生的应试教育，而缺乏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教育。现在许多大学课堂大部分没有设立投资理财的相关课程，也没有在课外进行有关投资理财的知识实践，只有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学生们在课堂上涉及部分理财知识的教育，但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言，在现实理财操作中，这些具体的理财措施却很难做到。此外，大学里的各种各样的社团，如“理财协会”“金融保险协会”等，它们在此过程中未发挥出指导大学生学习理财知识的作用，也并没有开展相关的理财知识的实践活动。因此大学教育中投资理财知识教育的缺乏，也使大学生的理财知识和理财能力受到了限制。

43社会环境的影响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人的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受到了影响，同样也影响着大学生的金钱观念和消费理财意识。一方面大学生的消费领域中也存在不良的消费行为，他们很难合理地进行理财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投资理财产品市场的迅速发展，而投资理财市场上符合大学生理财需求的理财产品十分有限，这也导致大学生投资理财出现了很多问题。

44大学生个人主观原因的影响

大学生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误区也阻碍了他们的理财能力，当代大学生主要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大学生的收入资金本身就有确定性，调查得出大学生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源于自己的父母，他们自己却很少有资金收入。其次，大学生在生活花费方面上的随意性，根据大学生开支方面的调查分析中表明，他们并没有趋向于投资性消费，而更多的是进行时尚性消费。最后，大学生投资理财的非专业性，在调查大学生进行过哪些理财行为中，大部分学生选择余额宝进行理财，而较为专业性的理财产品，如股票、债券和基金等理财产品并不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

5结论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大学生在生活消费上的随意性，没有养成良好的消费观念，投资理财意识淡薄；尽管财经类学生在理财知识上要比非财经类专业的大学生在学校接受了较多理财知识的教育和指导，但在日常生活中，理财产品选择单一，又缺乏专业的投资理财的知识和方法。

参考文献：

理财消费论文篇（11）

（一）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概况

从图中可以知道，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几乎都是逐年上升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长幅度比较平缓，在2006年到2007年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在2004年至2005年有所增长。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在西方经济学中，曾普遍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居民消费支出。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国财政支出的性质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中国的财政支出以投资为主，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如下：

（1）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2）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2.实际意义

政府的财政支出既会即期影响消费，也会影响就业，了解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从而达到防范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的目的。

二、文献回顾

2005年的《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会给居民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文化教育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影响比较明显，国事防御和行政管控支出相对影响较小，国事防御和行政管控的支出及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刺激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文化教育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有代替功用，会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然而，因为三类财政支出会相互抵消，其效用并不显著。

2008年的《我国财政支出对民众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首先，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科技经费等三项费用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不满足协整条件，长时间的均衡关系被打破，与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相去甚远；第二，农业支出与民众消费之间没有长期平衡关系，刺激居民消费更无从谈起，但扶持农业的支出与民众消费之间拥有长期均衡关系，对居民消费需求是一种良性的刺激；第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支出、行政管理费、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拉动居民消费增长有着积极意义。从总量上看，财政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作用是正向的、积极的，且短期内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程度不会有大的波动。从结构上来看，各项目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效果不同，存在调整、优化空间。

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简析

当前虽然我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国内消费水平普遍不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扩大国内消费需要，利用消费拉动经济已成为当前政府努力的新方向。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将扩大内需作为国家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并刺激居民消费是未来五年的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间存在互补的关系，如何利用财政支出刺激居民消费，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