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论文大全11篇

文化资源论文篇（1）

诗词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薄弱项目，许多学校对诗歌教学往往采取淡化处理。《语文学习》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教学的大讨论，大力呼吁诗教传统的回归。因此，如果从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入手，也许有助于诗词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流行歌曲歌词，来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对那些歌词追本溯源的兴趣，从而学习古典诗词的内容和技巧。如以《涛声依旧》中的“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来引出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别亦难》来导出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二者异同，来加深对古典诗词特点的认识。然而，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着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在表现主题上，现在的流行歌曲比古典诗词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而古典诗词中写个人情感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在语言表达上，古典诗词对格式多有严格的要求，遣词造句十分考究，而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则以现代白话为基础，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在这种比较下，能加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二、在日常广告中学习修辞

选用广告语作为修辞教学的例句，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广告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引起观者、读者的注意，充分调动起他们的购买欲望。因此，为了达到一鸣惊人的号召效果，各种修辞手法在广告语中的运用相当普遍：既有严谨、工整的精雕细刻式的成语、联语、排比句，又有综合比喻、夸张、拟人、典故等修辞手法的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眼镜的广告：“胸中存灼见，眼底辨秋毫”，“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保护你的灵魂，请为你的窗户安上玻璃”。前者对仗工整，后者用的是比喻兼拟人的修辞手法，可谓比喻得当，拟人得体。类似的还有：“一明（鸣）惊人”（眼药水）用的是成语谐音。“秦镜如悬机关参透，庐山在此面目留真”（照相机）的广告语中包含“明镜高悬”的典故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除了修辞格之外，还表现在修辞策略的运用上。如乐百氏纯净水广告：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到大自然的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只见黎明拿起乐百氏：“乐百氏纯净水，和我们一样，经得起纯净考验。”然后打出字幕。该广告在纯净水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同时也在纯净水与青春、活力、单纯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这就是典型的广告修辞策略：把一种附加的意义（所指）人为地嫁接到产品（能指）上。

明确了广告语的写作特点，借鉴大量优秀的广告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广告语的创作。这种创作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修辞手法。

三、利用影视引导学生读原著

文化资源论文篇（2）

1.东莞地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

1.1东莞共享工程的概况与建设目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东莞市分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来，根据国务院、文化部的要求，结合地区实际和图书馆发展趋向，依托全市城乡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分中心、镇级基层服务点和村级基层服务点三级网络建设，形成了城市帮助农村、中心带动基层、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1.2如今东莞共享工程的建设情况；

从03年开始，东莞市共享工程分中心充分依托东莞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大力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截至2008年下半年，东莞32个镇（街）图书馆都已经成为基层服务点，实现镇级全覆盖率100％，镇、村两级基层服务点共达到123个。按照国家共享工程中心的要求，我们的基层服务点在硬件设备和服务效果上都已经达到一级标准，文化共享工程服务与东莞当地的图书馆之城建设相结合，共同促进，收到良好的效果。

1.3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简介；

东莞地区在行政架构上分为市、镇、村三级，东莞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东莞分中心设在东莞图书馆内）是由市财政资助的公益型事业单位，目前东莞图书馆下属的分馆共有40个（其中镇级分馆26个，村、企业、学校分馆14个）。随着市委、市政府关于东莞打造图书馆之城的目标的实施，总分馆在业务上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使得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密不可分，利用已经成形的总分馆网络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东莞走的是一条有东莞特色的共享工程建设之路。

2．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

2.1依托总分馆体系，把镇级图书馆改造成基层服务点；

从2003年起东莞着力构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截至2008年下半年，已经加入总分馆体系成为分馆的图书馆达到40个，镇一级分馆达26个。已经建成的分馆从设备、人员和服务上都符合共享工程的要求。利用好现有的图书馆总分馆网络，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必定事半功倍。东莞的镇（街）共有32个，我们通过对总分馆体系下26个镇（街）图书馆的整改，并对余下未加入总分馆体系的6个镇加以督促并进行适当扶持（举办培训班、现场辅导、搞活动、赠书、赠设备），终于在2007年下半年使得东莞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镇一级覆盖率实现100％。

2.2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向农村推广共享工程；

在建设村级基层服务点过程中，我们发现村基层图书馆的场地、人员素质、设备等都相对落后，如何选做在农村推广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道难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到镇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他们比较熟悉自己本镇的村和社区的情况，因此，因此我们充分与镇级分馆合作，由他们负责大部分农村基层服务点的推广与建设工作，而我们主要负责最后的验收和支援。

举例：在东莞市常平镇，我们依靠常平分馆的工作人员对本镇的情况了解的优势，把选点、与村委会协商、人员培训、设备配置要求等工作都交由常平馆承担，我们分中心负责验收授牌和监督。截至2008年下半年，常平镇的桥梓村、金美村、下墟村、塘角村、板石村、东田丽园社区等都以加入成为基层服务点（按照当时的要求每个镇要有2个村建成基层点，常平镇超额完成了任务）。另外在此基础上，常平馆还发展了常平勤上集团、常平运城制版厂、常平宝丽美化工公司、常平振兴中学、黄水职业中学、常平第一小学等企业、学校图书馆成为基层服务点，把优秀的文化资源送到企业、学校中去。以镇（街）图书馆为依托，发挥其辐射作用，建设农村级基层服务点是东莞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方法。

2.3以丰富的电子资源为卖点，"推销"共享工程，吸引基层加入成为服务点；

共享工程的建设的目的就是给人民群众带去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新兴的电子资源服务，能很好地祢补传统图书馆服务的不足，给群众带来新的接受文化资源的方式。东莞分中心拥有着丰富的电子资源，包括：各类题材的影视资源和课件，30万种电子图书，龙源、维普等电子期刊和各种电子报纸数据库。随着社会的进步，基层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已很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文化的需求，我们打着"凡是加入成为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图书馆，都能免费使用中心的电子资源"的口号，以此来吸引基层积极主动申请加入成为服务点，这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树立了共享工程就是给人们带来丰富文化资源的形象。

3．依托总分馆体系，提升共享工程服务效果；

3.1定期组织培训班，通过考核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

由于基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为此我们要通过培训以提高人员素质。通过现场培训和每年一次的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给他们介绍文化共享工程概况、数字资源的使用和网上上报系统等，在集中培训时通过上机考试、颁发合格证书等形式加深基层人员对共享工程的重视，从而提升基层服务点的人员素质。

3.2不拘形式，以创新的服务方式服务群众；

在共享工程建设中，由于东莞的情况与西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有专门资金用于购买卫星电视，并利用卫星接受信号播放影视资源的方式开展服务；而位于珠三角的东莞经济较为发达，没有国家资金的扶持，只能依托自身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这是我们东莞的特色之路。由于总分馆体系下，馆与馆之间可实现资源的全市大流通，因此文化共享工程的服务形式也可以创新，我们的服务形式包括：免费上局域网观看课件、每周末播放热门电影、定期开展巡回展览、光盘外借、电子资源凭证免费使用、开展少儿影视专场、生活知识讲座等等。

4．对东莞共享工程建设的经验总结;

4.1依托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事实证明，利用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进共享工程建设，是可行的。传统的图书馆与共享工程服务相结合不但能增加图书馆的魅力，而且避免了文化建设的重复投资，节省人力与财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2共享工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目前，东莞在共享工程建设中存在着不足。由于东莞地区经济较发达、休闲方式较多、家庭电脑和有线电视的较普及，所有对图书馆的依赖性不大。绝大多数人在选择文化消遣方式时会优先选择电视、上网等，对于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源的动力不足。此外，共享工程所能提供的电影吸引力不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4.3对进一步完善共享工程服务的探讨；

在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利用新的方式来推进共享工程建设。利用东莞地区互联网线路发达的特点，可考虑利用网络来传播共享工程优秀的文化资源，这比现在的光盘播放、硬盘拷贝播放的方式要快得多。所以，我们设想使用IPTV（网络电视）的形式，使广大市民只要能上网，就能随时观看地到共享工程的影视资源。以后无论在家、网吧还是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读者都可以通过IPTV来点播自己喜欢看的节目。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使用上类似IPTV这样的手段来推进共享工程。

【参考文献】

文化资源论文篇（3）

2.生态资源资本化有利于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的实现。

浙江位于东海之滨，素有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之说，山水资源得天独厚，但由于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大多散落在乡村深处，交通不便，设施缺乏，生态资源事实上仍是养在深闺无人识。要改变这种尴尬局面，就要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以生态价值创经济效益，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双赢。

3.生态资源资本化契合绿色消费理念。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而然更多地关注健康养身，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消费的概念不断扩大，无害食品、有机面料、绿色建材、生态旅游等等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时尚。生态资源资本化无疑顺应了绿色消费的潮流，无论是清新的空气、澄净的湖水，还是农家果蔬、民族工艺品，都可以成为绿色生活的宠儿。

4.生态资源资本化在经济转型阶段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农民致富的必然选择。

坚持以市场为引导，加快生态资源资本化，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产业优势，促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

5.生态旅游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重要途径。

生态旅游以亲近大自然为主题，在满足人们享受自然、认识自然需求的同时，有效改变了生态资源闲置的窘境，也为当地居民创造经济收益提供了可能。在开化、云和、安吉等地，越来越多的企业相继开发观光、休假、养生胜地，生态旅游正在成为投资热点。这不仅实现了生态资源资本化，更重要的是为当地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一个佐证是丽水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9.4%上升至2013年的27.1%。

6.现代农业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现实支撑。

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是必然趋势。庆元山区现代农业初具规模，大棚农业一片连着一片，食用菌、高山蔬菜、茶叶等特色农业已成为庆元的一大亮点。较之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经营规模、组织形式、专业技术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加之庆元生态环境优良，农产品附加值呈倍式增长，如庆元百山祖有机香菇每斤可达200多元，几乎是普通香菇批发格的4倍。

7.山林产品提升发展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潜力所在。

浙江蕴藏着丰富的山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60.8%，提升发展山林产品是经济发展、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凭借竹产业的深加工，竹乡安吉以不到全国2%的立竹量，创造了全国20%的竹产值，从挖竹卖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竹业王国。山林产品深加工是林业提升附加值的关键，直接出售原料和经过精细化加工获得的产品效益，往往相差几倍，甚至数十倍。

文化资源论文篇（4）

文化传播产业是从市场经济模式中破茧而出的新兴产业，是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也是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2l世纪新的传播、生产与消费方式，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的全面建设和快速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创新型国家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准确把握文化传播的内在特性，是开启文化软实力之门的一把钥匙。

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传播绝不仅仅是文化和精神扩散过程，而是与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对本国国民的熏陶、教化，还是对世界各国的展示、影响，文化的传播总是伴随着人流、资金流、商品流的涌动、汇聚而同时发生。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而展示的，在文化软实力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又成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推动力量。经济与文化在实践中二者互为条件、手段和目的。文化是经济发展的背景、手段和内在动力；同时，经济活动为文化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如文化商品和商品文化等，另外，经济，活动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和渠道。因此，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不但要依靠文化自身的厚度和活力，而且要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及其所带来的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当前在实践中，各地轰轰烈烈发展文化产业便是更好进行文化传播的有效举措。然而，怎样发展文化产业，在理解和实践中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某某优势”的文化乃至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提法。然而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转化的方式、途径以及属性究竟有哪些，还需要作比较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思考。

关于文化资源的转化，与之相关的理解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我们知道，“产品”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非商品”；转化理论的提出者包括所有希望发“文化财”致富的人，显然吏多是期望转化成“商品”，而且是由本地的文化企业常年生产、具有较高产值和产销优势的文化商品，而非不能实现商业价值的、或根本不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二是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即可以理解为以某种产品为龙头，形成相关的产业推动和提升。我们知道，“资源”是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指的是原材料。经济学所述物质生产中的资源是有形的物质；“产业” 是由一批稳定的相关企业及其产销活动来构成，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一种机构，产业是由一个或一系列同类机构组成的行业及其活动。而文化生产中的“文化资源”既有有形的物质，更多的则是无形的、精神形态的东西，文化企业、或是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或“原发地”(姑且这么称之)并无直接的关联，一个地方有无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不在于该地是否具有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无“文化资源”的地区)或是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是否丰厚，而在于诸如相关的人才、科技、创新等综合情况。所以，“资源”的“优势”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否则，即使创办了一定的文化产业，“转化”的现实性、必然性及操作性等也都大成问题。

由此来看，这里讲的向“产业”转化实际指的还是向文化产业盈利状况的一种转化，是把历史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份额强势。当然，文化产品需要经济效益的支撑，然而文化产品又不同于寻常的物质产品，对于使用者的意义不只是简单的“消费”，而是会产生更多的具有社会属性的复合功能。所以，当我们一味地从经济利益的视角强调文化资源的转化时，文化资源及其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便可能被弱化，这种资源的开发也将面临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甚至改头换面的危险。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既凝结着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淀，又反映着时展对现实生活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感受，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怎样的转化，都切不可以去盲目地追踪某种短视、短期行为，不可以离开人类为追求自我超越所进行的精神性劳动的价值目标。

由于文化资源的自身独特性，文化资源转化的方式和途径也有了很大差异。一是直接转化，即将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直接转化成商业性的、盈利性较强的文化产品，并形成一种、乃至多项的文化产业。如开发旅游产业，修缮仿建宫殿、寝陵、古城(如平遥古城、荆州古城)、寺庙、古县衙，像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门、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安徽黟县西地村民居、凤凰古城沿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以及以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大院建筑群民宅等，形成旅游观光景点。这一类当然也有代偿性文化产业，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香港的宋城等。可以说这些人工仿造的、代偿性的文化产业都很成功，但是它们并不能替代原形景点的本原性文化项目，只可能扩大原景点的知名度、促使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香港宋城之于杭州的“宋城”、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即此。

同样属于直接转化的还有民族歌舞，传《丽水金沙》、《纳西古乐》、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表演、以及其他许多“原生态”类歌舞演出。包括独特的民俗风情表演、民间技艺推广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盈利性“文化产品”，像云南大理的“三道茶”、内蒙新疆蒙古族地区的向客人“敬酒”礼仪、中原汉族的抛绣球“选婿”、“抬花轿”以及其他诸多民族的“对歌”、“选婿”、“抢婚”、“人洞房”等喜悦仪式；还有少林武术的表演、传授也在此列。甚至生活本身的某些部分，都可以以文化资源转化的方式并人盈利性的行业。这些转化基本都是现成的、不需要加工、至少不需要过多加工或重新创作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新的智力投入、甚至资金投人的文化项目。这种直接转化的要求，是要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有的文化形态，其中属于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则必须严格保持原有的形态，不容有丝毫改变。

直接转化文化项目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独特性甚至惟一性，具有可观赏性、相当的趣味性、一定程度的娱乐性、大众的可参与性以及无限的可频繁重复(一天一次、甚至一天数场)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持的角度看，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因取悦游客而失去信仰的虔敬和情感的真诚，流于游戏化，流于媚俗的做戏表演和拜金主义的油滑娱乐。

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消解。因此，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旅游表演与它的传承保护，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可将后者的希望寄托于前者。这也正体现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直接转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进行文化产业转化的文化企业都产生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所属地，成为当地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某种“支柱产业”。《丽水金沙》、《纳西古乐》之于丽江，凤凰古城文化游之于湘西凤凰县都是如此，福建武夷山旅游中的“茶文化”、“蛇文化”与竹筏漂流在其综合收入中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文化资源论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阳光产业”的旅游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不少城市或地区的支柱产业。在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中，把握其文化属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是旅游事业振兴的重要因素。

要理解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涵义。“文化”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强调了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仍然见仁见智，但有三点应当是共有的：其一，文化是人创造的，包括人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没有人的行为，就无所谓文化；其二，文化能影响人，人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三，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于它独特的文化。任何文化要想发展，都要与时俱进，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文化的开放性，即指文化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与游览两种行为。通常认为，旅游是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到他乡异国去从事观光的活动，以此为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或精神上的放松。可见，旅游是人们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说，有观光型旅游、度假型旅游、生态旅游、特种旅游(包括滑雪、登山、探险、狩猎等)、专项旅游(美食、修学、医疗保健等)。wWw.133229.cOM

自旅游活动产生以来，它就与文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人物，其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或多或少与旅游活动有关系。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成为万世师表；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逢人便问，写成《史记》名著；诗人李白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千古名句，没有亲身的体验，怎会有如此优美的诗句。地理学家徐霞客，到处出游，细心观察，撰成《水经注》一书。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本来熟读经书，茫然于外部世界。但当康有为从广东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又到香港游历，看到西人治国有术，则激起变法之决心；谭嗣同游览各地，体察民情苦难。在上海，他看到化石标本，认为天地都在变，社会也应当随时而变。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旅游在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作用。固然，今天的我们，有电脑、互联网，信息来源与古人相比，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但代替不了人们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涉足于自身文化相同或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熏陶，并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身心的享受。人们看山，山各有不同；人们看水，水各有其状；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体验，赋予了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旅游是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旅游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据专家调查，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外地人交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出境旅游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中，有65%的人是进行文化旅游。可以断言，旅游是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21世纪将是一个文化旅游的世纪。

既然，文化旅游是现代社会旅游主体，或者说旅游就是一种文化旅游，那么，形成文化旅游的物质条件，即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应当成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某个城市或地区的旅游业来说，能否快速发展、繁荣兴旺，主要取决于其旅游资源是否丰富，是否具有价值。总的来说，凡是能吸引旅游者的以山水名胜、自然风光为主的自然资源和以历史古迹、文化遗址、革命纪念地、名人遗迹为主的人文资源，均是旅游资源。除了自然风光外，人文景观、民俗风情资源、传统饮食资源，以及都市和田园风光资源，都以文化为主体。也就是说，都以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如古战场遗址、古城墙、古庙寺塔等。以山西平遥为例，虽然只是一个4.2万人口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但却是全国保护最完整的古县城。1997年底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黄金周”期间，曾有每日游客突破五万人次的记录。

旅游资源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产生美感、快感和愉悦感。人们把自己作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融入其中，把人的躯体和意念融入自然之中，使人也具有自然本性。许多人文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与意念的产物。如苏轼写的《赤壁怀古》，所称“三国周郎赤壁”。他当然没有见到“周郎”，但想象到周瑜当年的英姿，感叹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旅游的文化，它使人受益匪浅。人们通过观光活动，可以得到新的知识，许多书本上不曾记载的知识，烙在游人的脑海里。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不同。人文景观千差万别、各具形态，对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人们离开居住地，前来感受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同其他物质资源相比，最主要的区别是它的观赏性。众所周知，不论旅游者的动机如何，也不论旅游地在何处，观赏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旅游资源只有具备观赏性才能吸引游客，观赏性越强，对旅游者吸引力越大。如万里长城、桂林山水，古朴典雅的文物古迹，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甚至土特产、旅游商品，也无不具有观赏价值。观赏性是一种文化特征，也显示经济效益。旅游资源必须具有吸引旅游者的功能，才具备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旅游资源的价值是通过观赏来实现的。观赏性越强，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越大。同时，旅游资源具有地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上。所谓地方特色，指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也都能显示出旅游资源的地域性。由于旅游资源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发生、发展的，其空间分布必然受到环境的制约。由此可见，地域性旅游资源划分的标准，其中的文化属性为主要因素。

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构成了城市旅游的主体。我国有许多优秀旅游城市，基本上以历史文化名城著称，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在这些城市的资源中，地面和地下保存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的文物、建筑、遗址，再加之优美的环境。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分为六类，即古都、纪念名人名城、园林、文化城市，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重要港口和手工艺中心城市。不言而喻，对一座旅游城市而言，注重旅游资源的自然风光非常重要，但同时要大力挖掘其中的文化载体。比如桂林，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如果到了这里不去看山中的水，水中的山，那就不算到了桂林。但桂林既然这么好的山水，一定会吸引大量的名人、诗人、政治家、文学家等前来，他们的足迹，他们的诗词赋画，桂林的民族风情。游人至此，亲身体味前人描述，“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心中顿生无限的惬意。还有，靖江王陵、阳朔古街、恭城孔庙，这些都是桂林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等人编导的《印象：刘三姐》，将桂林的山、水、人、景、情融为一体，不禁让人想起“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这种宏伟、壮观、几近完美的文化场景，让人浮想联翩，叹为观止，为桂林旅游增添更加迷人的魅力。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融入山水之间，构成天人和谐。当我们登山涉水，旅游其间时，会处处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有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湖湘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而这一切恰恰是突出旅游重点，形成旅游特色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文化属性是旅游资源的实质，大力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无疑是推动旅游业走向兴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文化资源论文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阳光产业”的旅游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不少城市或地区的支柱产业。在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中，把握其文化属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是旅游事业振兴的重要因素。

要理解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涵义。“文化”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强调了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仍然见仁见智，但有三点应当是共有的：其一，文化是人创造的，包括人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没有人的行为，就无所谓文化；其二，文化能影响人，人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三，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于它独特的文化。任何文化要想发展，都要与时俱进，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文化的开放性，即指文化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与游览两种行为。通常认为，旅游是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到他乡异国去从事观光的活动，以此为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或精神上的放松。可见，旅游是人们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说，有观光型旅游、度假型旅游、生态旅游、特种旅游(包括滑雪、登山、探险、狩猎等)、专项旅游(美食、修学、医疗保健等)。

自旅游活动产生以来，它就与文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人物，其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或多或少与旅游活动有关系。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成为万世师表；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逢人便问，写成《史记》名著；诗人李白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千古名句，没有亲身的体验，怎会有如此优美的诗句。地理学家徐霞客，到处出游，细心观察，撰成《水经注》一书。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本来熟读经书，茫然于外部世界。但当康有为从广东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又到香港游历，看到西人治国有术，则激起变法之决心；谭嗣同游览各地，体察民情苦难。在上海，他看到化石标本，认为天地都在变，社会也应当随时而变。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旅游在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作用。固然，今天的我们，有电脑、互联网，信息来源与古人相比，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但代替不了人们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涉足于自身文化相同或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熏陶，并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身心的享受。人们看山，山各有不同；人们看水，水各有其状；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体验，赋予了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旅游是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旅游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据专家调查，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外地人交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出境旅游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中，有65%的人是进行文化旅游。可以断言，旅游是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21世纪将是一个文化旅游的世纪。

既然，文化旅游是现代社会旅游主体，或者说旅游就是一种文化旅游，那么，形成文化旅游的物质条件，即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应当成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某个城市或地区的旅游业来说，能否快速发展、繁荣兴旺，主要取决于其旅游资源是否丰富，是否具有价值。总的来说，凡是能吸引旅游者的以山水名胜、自然风光为主的自然资源和以历史古迹、文化遗址、革命纪念地、名人遗迹为主的人文资源，均是旅游资源。除了自然风光外，人文景观、民俗风情资源、传统饮食资源，以及都市和田园风光资源，都以文化为主体。也就是说，都以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如古战场遗址、古城墙、古庙寺塔等。以山西平遥为例，虽然只是一个4.2万人口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但却是全国保护最完整的古县城。1997年底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黄金周”期间，曾有每日游客突破五万人次的记录。

旅游资源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产生美感、和愉悦感。人们把自己作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融入其中，把人的躯体和意念融入自然之中，使人也具有自然本性。许多人文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与意念的产物。如苏轼写的《赤壁怀古》，所称“三国周郎赤壁”。他当然没有见到“周郎”，但想象到周瑜当年的英姿，感叹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旅游的文化，它使人受益匪浅。人们通过观光活动，可以得到新的知识，许多书本上不曾记载的知识，烙在游人的脑海里。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不同。人文景观千差万别、各具形态，对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人们离开居住地，前来感受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同其他物质资源相比，最主要的区别是它的观赏性。众所周知，不论旅游者的动机如何，也不论旅游地在何处，观赏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旅游资源只有具备观赏性才能吸引游客，观赏性越强，对旅游者吸引力越大。如万里长城、桂林山水，古朴典雅的文物古迹，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甚至土特产、旅游商品，也无不具有观赏价值。观赏性是一种文化特征，也显示经济效益。旅游资源必须具有吸引旅游者的功能，才具备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旅游资源的价值是通过观赏来实现的。观赏性越强，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越大。同时，旅游资源具有地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上。所谓地方特色，指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也都能显示出旅游资源的地域性。由于旅游资源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发生、发展的，其空间分布必然受到环境的制约。由此可见，地域性旅游资源划分的标准，其中的文化属性为主要因素。

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构成了城市旅游的主体。我国有许多优秀旅游城市，基本上以历史文化名城著称，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在这些城市的资源中，地面和地下保存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的文物、建筑、遗址，再加之优美的环境。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分为六类，即古都、纪念名人名城、园林、文化城市，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重要港口和手工艺中心城市。不言而喻，对一座旅游城市而言，注重旅游资源的自然风光非常重要，但同时要大力挖掘其中的文化载体。比如桂林，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如果到了这里不去看山中的水，水中的山，那就不算到了桂林。但桂林既然这么好的山水，一定会吸引大量的名人、诗人、政治家、文学家等前来，他们的足迹，他们的诗词赋画，桂林的民族风情。游人至此，亲身体味前人描述，“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心中顿生无限的惬意。还有，靖江王陵、阳朔古街、恭城孔庙，这些都是桂林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等人编导的《印象：刘三姐》，将桂林的山、水、人、景、情融为一体，不禁让人想起“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这种宏伟、壮观、几近完美的文化场景，让人浮想联翩，叹为观止，为桂林旅游增添更加迷人的魅力。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融入山水之间，构成天人和谐。当我们登山涉水，旅游其间时，会处处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有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湖湘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而这一切恰恰是突出旅游重点，形成旅游特色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文化属性是旅游资源的实质，大力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无疑是推动旅游业走向兴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文化资源论文篇（7）

摘 要：资源成为资本，是由于两种不同的资源定价方式决定的。一种是对资源直接定价，一种是对资源间接定价，间接定价的资源就是资本。人力资源也是一种有价资源，人力资源的间接定价就是人力资源的资本化。人力资源的资本化，就是一个得到收益权的过程。本文将对人力资源的资本化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 人力资源 资本 资本化 产权 一个公司中出现的看似简单的管理问题，其背后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人力资源问题，而人力资源问题往往牵涉文化、制度与人三个层面。文化建设是公司领导层的核心任务，但优秀公司并不片面夸大文化的作用，深圳华为公司这样理解：提倡学雷锋，但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一家公司应通过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与优化，确保高绩效者获得高待遇，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要承担制度建设的责任人。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人力资本，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指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是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贝克尔则进一步把人力资本与时间因素联系起来，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在我国，李忠民将其解释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为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的解释更能体现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首先，定义中的“凝结”隐含着人力资本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这与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形成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其次，“物化于商品或服务”，说明人力资本的价值承担者是能够作为商品或服务交易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这就吸取了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概念的合理内核。再次，“能够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揭示了作为人力资本所应具备的促进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内在特性。最后，“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不仅说明了人力资本属于价值范畴，而且体现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收益分配为核心的资本产权关系，也就是说，人力资本能够享有资本产权收益。 二、人力资源的资本化 人力资源是指“工人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讨论人力资源的资本化问题，就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少数经营管理者、高级技术人才上面。实际上，少数经营管理者、高级技术人才的人力资源与一般工人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性质的区别，区别仅在于度或程度的不同。显然，人力资源来自于企业的劳动者已经取得的或得到的知识与技能，而不仅是在当前企业中受到的培训。 人力资源当然是一种有价资源，企业使用人力资源是必须付费的。这样，人力资源也存在定价问题。套用对物质资源的定价理论分析，可以认为人力资源也应该有两种定价方式，一种是对人力资源的直接定价，一种是对人力资源的间接定价。人力资源的间接定价就是人力资源的资本化。工资显然是对人力资源的直接定价。 如果一个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而且再要求给予一定的股份，这就是个体人力资源增长部分的间接定价。其具体形式有期权激励、利润分成(群体人力资源参与分成后再把股份量化到个人)、岗位股(不减少工资的岗位股)、企业为职工贷款实现职工持股等等。 还有就是如果一个劳动者的工资适当减少，然后才能给予一定股份，这就是个体人力资源的一部分由直接定价转化为间接定价。工资转化为股份的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 三、人力资源资本化的意义 1.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流动 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同样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存在着有限供给与无限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且须从两个方面考察。从静态看，一是达到人尽其能，也就

文化资源论文篇（8）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的工业化之路，信息化的非凡功效，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收益.体制转轨，市场化压力的逐渐增大，各个企业都感到了建设企业信息化，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信息化建设可以推动人们的观念创新，可以改变企业传统的管理模式，实现管理流程再造，它为企业管理赋予了新的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企业实现自我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信息化建设可推动企业思想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还涉及到企业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即要挖掘先进的管理理念，应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去整合企业现有的生产、经营、设计、制造、管理，及时地为企业的决策系统提供准确而有效的数据信息，以便对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其本质是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1信息化建设带动思想观念创新

开展信息化建设，首先要接受信息化技术，这就需要学习新技术，接受新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观念创新的过程。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新的软件不断出现，带动信息化建设不断升级换代，保持过去一成不变的看法必然会被掏汰，所以，信息化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员工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的过程。信息化技术进入企业管理和工作流程后，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打破了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使得企业员工必须以新的思维来工作。同时信息化建设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观念和感受，比如效率观念、创新观念、学习观念等等，冲击着员工的头脑，带动员工思想观念全面创新。

1.2信息化建设改变企业传统管理模式

信息化的建设，重新设计了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替代了一部份职能，使得企业的某些岗位、部门的职能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各部门的职能重新调整、归并，这些都意味着传统管理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1.3信息化建设实现管理流程再造

企业信息化建设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管理流程再造(BPR)。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企业、客户、供应商等集成起来，完成信息流、物流和价值流的有效转移与优化，包括企业内部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办公自动化(OA)等功能全面集成优化实现网化。

1.4信息化建设推动技术创新

信息化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如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各类设备计算机控制系统、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等等，企业大量运用信息技术收集科学技术的信息，进行企业产品工艺的研发。实现了企业开发、设计、制造、营销和管理的高度集成化，使企业生产经营趋于并行化、柔性化、智能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2但是要想在企业信息化建设应用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就要用正确的思路建设企业信息化，在规划中要讲策略.避免走进信息化建设的误区，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点

2.1建设企业信息化，必须是企业一把手工程

企业一把手的高度重视、直接决策、宜传推动和组织实施，对企业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同时，企业信息化建设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不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能完成的，信息资源的采集、处理、共享本身就要求全员参与。在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过程中，必须坚持企业“一把手”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各部门主观能动性，分工明确，职责到人，全力推进，同时加强管理，建立机制、加大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从根本上确保信息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2必须设计好信息化建设框架和方向

信息化建设必须进行总体规划，把握信息化建设的框架和方向，首先要坚持适应性原则，结合企业实际。其次是坚持经济性原则，最后是效益性原则。在企业内部组织相关领导和各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到信息化系统应用好的同行业单位考察，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和解决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信息化建设主体框架，不仅使信息化始终与核心业务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避免了信息化建设各个子系统数据口径不一致、数据库类型不统一的“信息孤岛”现象发生。

2.3必须确保信息建设的资金投入

信息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不投人一定的资金，是难以实施的。企业应从长计意，考虑到信息化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虽然短期内不能见到效益，但长远效益和为企业带来的后劲是无法估量的，所以越是困难就越要开展信息化建设。

24必须解决好信息化建设部门之间的壁垒问肠

信息化建设是基础产业，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和其它专业相配合，才能发挥出整体合力。企业各部门、各二级单位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壁垒，跨部门或跨专业办事常需要进行一些人及事的协调，而信息化建设工作涉及公司所有的单位和部门，协调工作更加重要。企业首先把信息化建设放在一个全局的位置，对信息化建设坚持一盘棋思想，对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资源集中把握，保证软件开发的顺利进行。

文化资源论文篇（9）

“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地区信息相对闭塞、教育相对落后。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现代化程度和经济成长能力的重要标志。农村信息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农业生产需要信息化，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都离不开信息化建设。

2007年，称得上是我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发展进人快车道的标志年。在这一年里，中央各部委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给予高度重视，从政策规划、项目安排、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等多个环节提供保障。国家的信息化宏观政策、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基础设施、重点工程的建设、科技创新步伐、国际、国内IT企业对中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关注，我国农村网民的数量等都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截止2007年10月，全国约70万个行政村，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已经达到了99%，农村网民数量突破3700万人。农村信息化加快了农业科技的普及，提高了农民科技和文化素质，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按照求实效、重服务、广覆盖、多模式的要求，整合资源，共建平台，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信息服务进村人户的途径和办法。深人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农民书屋工程，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

1共享工程助推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有利条件

(1)各级领导高度重视。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启动的文化共享工程是一项文化创新工程，它借助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通过覆盖城乡的网络体系，将丰富的舞台艺术、影视节目、农业知识、电子书刊、戏曲电影等输送到农村，丰富了农村地区的文化供给，为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二号工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人建设资金24.76亿元，预计到2010年基本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村村通”。同时，国务院还批准建设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借助于共享工程的平台，每个村都将共享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成果。

(2)资源内容丰富。信息资源丰富是共享工程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几年来，共享工程重点加工整合了全国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研究单位、艺术表演团体、电影厂、农业科技资源制作单位等机构的各类优秀文化信息资源，逐步构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信息资源库群。资源内容既有舞台艺术精品、农村新戏、电子书刊、专题知识讲座以及影视作品等，又有一批地方特色浓郁的专题资源库，包括适应农村需要的电子图书、知识讲座、戏曲、电影、科普和实用技术专题资源库等，到2010年，资源总量将达到100TB。国家中心网站还采取深度链接的方式，将博物馆、美术馆等部级文化单位适合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的互联网数字资源，纳入共享工程网站的整体服务框架中。同时，各省分中心、部分市支中心根据各自特色开发整合的包括电子书刊、电影、名家讲座、优秀地方戏剧等资源不断更新，相互链接，通过延伸到乡村各个基层点的共享工程设备均可免费使用。

(3)基层网点建设全面铺开，服务网络便捷。为使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网络尽早在城乡全面覆盖，实现村村通，2007年，文化部与各地文化厅(局)签订了2007^-2010年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责任书。在各级部门和政府的支持下，工程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文化共享工程创造的四级服务网络体系，目前已初具规模。建成了一个国家中心，依托省、市、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分别建立了省、市、县分、支中心，在乡镇、街道、村和社区发展基层服务点。通过与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等合作，乡村的基层点已经达到了42万个。2007年全国共享工程试点建设，100个试点县(市)都接人了光纤，建成了一个拥有中心机房、电子阅览室、多媒体演示厅的县级一级支中心。2008年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县级支中心、村基层点和数字资源建设的中央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已基本到位。县级支中心全面建成后，通过光纤和卫星，利用服务器、扫描仪、摄像等设备，不但可以将国家中心、省分中心的文化信息资源输送到乡镇、村基层点，而且可以将当地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通过网络传输，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

(4)传输方式不断拓展，百姓受惠。考虑农村不同的信息网络建设情况，共享工程采取不同方式传输资源。在具备网络条件的地方，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在开通城域网、局域网的地区，采用镜像方式传输;在网络不发达的地方，通过卫星传送方式传输;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主要通过光盘、移动存储开展服务。一些地方还通过数字电视或有线电视，传输资源。随着服务方式的拓展，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可以通过家中的电视机、村基层点的电脑收看文艺节目，学习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实用技术，并通过网络进行销售;集会、庆典，基层点的工作人员可以带上共享工程设备，到村民家上门播放电影、戏曲。大量的电子图书、电子报刊资源有效弥补了农村图书资源的不足，文化共享工程已经成为引领农民健康向上生活的宽阔舞台，村、社区基层点成了农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铺就农村致富的康庄大道。

2共享工程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共享工程开辟了一条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崭新的文化传播渠道，提高了农村信息化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共享工程在我国农村的全面实施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1)认识有偏差，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虽然建立了共享工程部际联系会议制度，但在基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许多领导还未真正了解共享工程的作用和意义，共享工程的实施基本仍停留于文化部门。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资金的投入。据调查，维持一个村级基层点正常运行一年至少要5000元，现在都是由村、社区自筹，没有财政保障，直接造成以下问题:①管理员兼职，没有固定工资，不能全身心投入。②宽带通讯费每年少则千元，多则上万元，没有财政投入，一旦费用难以为继，基层点只能关闭。③一些社区服务点与办公网络共用一条网线，网速慢，影响群众使用兴趣。④没有维护经费，设备老化无法维修、更新、升级。

(2)缺少懂管理、热心服务、懂技术的专(兼)职人员。由于共享工程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专业性和技术要求，在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往往难以找到既通晓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又具备共享工程和农业技术、能够热心为农民服务的基层点管理人员。尽管省、市、县分(支)中心对每批新服务点管理员进行过专门培训，但时间短，内容多，消化不良。支中心技术人员不足，也难以到基层点进行手把手指导，基层点设备常常是小故障变成大故障，设备损耗率很高。另外基层点管理员更换频繁，也是市县支中心培训任务重的原因之一。

(3)现有适用资源和特色资源不足，缺少吸引力。①在对信息的利用上，面对着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除了浏览新闻外，城市网民‘最常用’的3种功能都与娱乐有关:经常玩游戏的网民占62.2%，经常下载音乐的网民占56.%，经常浏览娱乐信息的网民占53.5%。而农民更看重实用的致富信息，除了农业政策外，最关注农业生产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劳务用工信息，每一项都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国家中心的数字资源虽然丰富，但真正适应广大农村基层群众急需的资源还应大力加强。②版权制约等原因使得影视资料、名家讲座等群众喜爱的文化资源更新慢，新片、大片少。③目前共享资源主要由国家中心、省分中心采集制作，力量有限，加工制作时间较长，无法保证各地特色资源采集及时而完整。

3突出重点，抓住特色，共同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

3.1争取各级重视，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认识，关键要加强对农村信息化建设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充分认识共享工程建设是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举措。政府是农村信息化的主导力量，政府部门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承担的是主导性的作用，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的步伐，强化政府在共享工程建设中的主导、协调、组织以及创造良好环境的职能。要将共享工程建设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紧密结合，使其为各级党政领导、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深人了解，取得全社会共同关心、重视和支持，必要时可纳人文明城市、文化先进区县评选必备指标。文化部可确定某一时间为共享工程宣传日或宣传周，集中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各省分中心应统一制作一批文字和视频宣传材料，发到各地文化部门和基层服务点宣讲、张贴、播放;在地方报纸和电视台刊登文化共享工程公益广告;各服务点要举办文化共享工程资源推介会;还可要求所有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和基层服务点的电脑将全国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设为首页，等等，使共享工程家喻户晓，深人人心。

3.2大力加强信息资源特别是适用资源和特色资源建设

信息内容全面、客观、真实，收集及时有效，信息深层次开发，是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共享工程在农村的全面实施，信息资源的搜集、开发、整理、利用是一个重要环节。国家中心和各省分中心、市支中心应及时、准确开发整合涉农实用信息和农民喜爱的戏曲、图书、电影等文化信息资源，制作农民喜闻乐见的广播电视节目、电子出版物，有效解决农民看书难、看电影难、农业科学方面资源短缺的问题。广东省分中心与省科技厅、团省委联合开展的“信息直通车”，信息服务站和信息服务员可以注册、登陆和免费使用共享工程海量的文献资源，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各省分中心、市县支中心要针对不同地区、城市和乡镇不同服务类型推出不同的实用信息，对农村还要按农时季节以及汛期、疫情等特殊时期及时推出相关实用信息。各县(市)支中心要切实担负起资源采集、整合与传输的职能，基层点要把当地信息需求情况及时反馈给上级支中心。总之，通过花钱购买商业性资源(影视片、全文数据库、系列光盘等)、文化系统内部整合资源、各级分支中心采取自建资源等多种途径，尽快充实共享工程资源并合理配置送到基层，使之对不同类型的基层点更有针对性和适用性。国家中心和省级分中心应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购买具有知识产权的资源，协调解决好影视作品的版权问题。

3.3乃建立共享工程长效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共享工程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和措施。加强共享工程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是政府部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任务。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共享工程”建设经费投人，逐步建立长效投人机制，切实保证支中心、基层服务点的基础设施、人员培训、日常运行、人员经费和资源建设经费，其年度运行经费应纳人各级年度财政预算。社区、村服务点如有固定经费，就可招聘符合条件的人员专职管理。几个单位联合扶建一个服务点的做法也值得考虑。在目前没有经费保障的情况下，基层点应当允许适当收费，微利经营，以维持正常运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巩固和发展基层服务点的问题。

3.4加强培训，建设一支实用高效的农村文化共享工程服务队伍

基层点作用发挥的关键是管理与服务。各级支中心要落实共享工程工作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培养技术骨干，定期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通过现场授课、网络教学、上门服务等方式对基层点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各基层点应精选有文化、懂技术、热心公益事业的农民，利用共享工程和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现有设施设备，重点做好服务基层群众工作，引导农民了解文化共享工程知识，学会利用文化信息资源，使“网络”成为农民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手段之一。县、乡两级图书馆、文化站、农技推广机构要联合组织共享工程和农村信息管理员培训。基层经费困难，各市、县(市)支中心应当免费培训基层点管理员，对村级服务点管理员还应给予误工补贴，这样才能让其无后顾之忧，保证培训效果。同时可以考虑设立文化协管员，协管员费用由地方财政补贴，其补贴应与综治员、计生员、农技员持平，这样社区、村也就能对其提出服务点开放时间、服务项目、活动次数、活动人次等具体指标，实行年度考核和奖惩，定员定岗出实效。

3.5以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和促进农民致富为服务重点，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

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是共享工程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通过共享工程基层点提供的设施、设备(LED显示屏、触摸屏、电脑、液晶电视)和农民网络图书馆等应用系统，为农民朋友及时解决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和看电视难的“四难”问题，为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有效通道和保证。共享工程遍布城乡的电子阅览室和基层点，要积极为青少年提供绿色上网空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要建立面向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的信息服务体系，更好地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政策、科技、市场就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切实为农民解决产前(种什么)、产中(怎么种)、产后(怎么销)的信息服务问题，帮助农民科学决策、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拓宽市场渠道，推动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实现增产增收;要加强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增加农民收人;要在引领农民健康文化生活上大做文章，不断充实农民的精神生活空间，培育文明乡风。要充分结合“阳光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等工程计划的推进，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强化面向农民的农业技能及就业培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开展劳动力有序转移，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途径。

文化资源论文篇（10）

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质量因素之和。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增加重要的多；人力资本同其他硬资本如物质、货币等相比，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科技快速进步，人力资本在综合国力和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及决定性意义日益突显、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关键资源由原来的土地、劳力、资本逐步转向信息、经营能力、知识等，智力资本正在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资源。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资本、人力的数量型投入转变为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人的知识、能力和创造力是国家、地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

2.我国对跨文化人力资本的需求

在高度全球化大竞争的时代，无论从政治、经济角度，还是从国际交往角度、知识信息交流和获取角度，国家、地区及个人都需要更多地与外部世界沟通。我国的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急需大批了解国际行情、熟悉国际规则的专门人才，以真正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博鳌亚洲论坛为例，2015年博鳌年会主要聚焦亚洲的合作发展，关注经济区域繁荣，共有77场正式讨论、41场分论坛、6场圆桌讨论、4场闭门会议、7场CEO对话等。博鳌论坛的成功举办需要周密筹划、细致准备和顺利实施，论坛的策划、组织者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了解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态势、熟悉国际规则，论坛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亦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知识和外语交际能力、熟悉国际商务礼仪。国际化、创新型人才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需要，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不竭活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依托于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提升，培育和引进一大批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高端产业人才至关重要。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工业、科技、环保、金融等领域国际交流与日俱增，人才的跨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在多元文化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成败得失，跨文化素质的培养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新理念。企业对具有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跨文化人力资本的需求日益迫切。

3.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和交际技巧。Meyer将跨文化能力被定义为：当面对来自其他文化的行为、态度和期望时，能够灵活地恰当应对的能力；Chen&Starosta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互动者谈判文化意义与适当地在一个特殊环境下使用有效的沟通行为，以便确认双方多重认同的能力；Dodd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跨文化语境中能产生有效跨文化结果的能力。概括而言，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跨文化交际学界普遍认可的评判跨文化交际表现的两个标准是恰当和有效；恰当性指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认为重要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期望没有受到严重侵犯，有效性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得到应有回报。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专家和学者观点纷呈。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由知识、技能和态度三部分组成；Fantini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四个层面：知识、态度、技能、意识；Wisema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有效、恰当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知识、动机和技巧；INCA（跨文化能力评价项目组）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歧义容忍度、行为灵活性、交际意识、知识探索、尊重他人、移情；Clouet指出跨文化能力对于跨文化交际至关重要，他强调跨文化能力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和交际技巧，主要包括：灵活性，处理冲突的能力，协调工作的能力，移情，处理交际困难的技术，对歧义的容忍，对自己文化背景反思的能力，对文化导致不同的讨论风格、讲话速度和思维模式的意识。为进一步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构成，研究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共40人，包括跨文化专家、外贸人员、出国工作或学习人士、长期旅居国外者、在跨文化或多文化环境工作的人士、出国旅行者，研究者对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进行了整理、分析和归纳发现，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能力，其构成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特征。其构成要素部分呈显性、直接作用于跨文化交际，部分属隐性、间接作用于跨文化交际，各要素之间密切联系、相互渗透、共同作用。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涉及多方面知识，包括文化知识、语言知识、社会知识和专业知识；在能力方面应具备交际能力、社会能力、学习能力和专业能力；态度层面可归纳为交际态度和个人态度两大范畴，尊重和礼貌对于跨文化交际至关重要；良好的个人素质、素养有助于恰当、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企业跨文化人力资源

1.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和跨国经营活动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多元文化的存在对企业的影响有其积极、有益的一面，同时，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也会为企业的管理造成障碍，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因素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的。一些企业或公司是由两国或多国企业组成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政体的跨文化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给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传统思维和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Dowling&Welch认为，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可以归因于六个因素。一是工作内容的增加，与传统本土环境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相比，国际环境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应对一系列事务，包括外派人员管理与安置、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跨文化适应等。二是经营地点、目标市场等方面的变化，这就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具备更为广阔的视角。三是更多涉及本国外派人员和外籍员工的个人生活。四是由于企业劳动力混合了外派员工和当地员工，从而引发的人力资源管理重点的变化。五是企业承担更多风险。六是企业管理和运营承受更多外部影响。多元文化的国际环境，多元文化的人力资源，要求现代企业实行跨文化的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除体现传统管理方式的一般特征外，还应做到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克服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充分发挥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所具有的潜能和优势。有效进行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成功运营、实现企业国际化的有力保证。进行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应在人员选聘、人员培训、人员考评、人员报酬等方面适应企业国际化的需要。在人员选聘方面，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组织结构需要与企业发展规划、发展战略保持步调一致，有利于企业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处理涉外事务、应对海外竞争。企业管理者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应放眼未来，制定国际化人力资源战略，注意人才队伍的阶梯性、人才结构的多维性，防止人才队伍的断层。人力资源部门有必要对跨文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研究，充分意识到本土人力资源管理和国际人力资源管理间的差异，为企业选拔和储备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具备开放意识、持续学习意识、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以外派员工的选聘为例，对派驻其他国家工作的人员选聘不同于对在国内工作的员工选聘，前者难度远大于后者。外派员工将要面临工作场所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将遭受语言、医疗、住宿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冲击将引发工作受阻和孤单、思乡情绪的产生；适用于国内工作环境的能力和技巧无法确保外派员工在国外工作中获得成功。因此，企业在招聘、选拔外派人员时，要充分考虑中外在文化、社会和商务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对外派员工的潜在影响，不能仅将专业能力和过去工作表现作为主要选拔标准和依据，还应考虑该人员是否能适应国外文化，是否具备熟练的外语能力、人际交往技巧以及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能力。在人员招聘方式上，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网上沟通、网上招聘；发挥网络优势，对处于不同地方、不同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人员培训方面，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开展多层次的跨文化培训，提高员工的跨文化沟通与协调能力，培养跨文化人才。持续性的员工学习和培训活动被视为企业的战略型武器，是企业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重要活动，是企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员工构成的多样性、语言和文化差异等因素，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经营特点对员工进行跨文化培训，帮助员工克服文化冲击的影响，建立对其他事物和文化开放的态度、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培养员工的协作和团队精神。就培训途径和方式而言，其一，可采取校企合作与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合作，或依托社会跨文化交际培训机构，分批次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短期跨文化培训，提升员工跨文化意识、丰富他们的语言文化知识、锻炼跨文化交际技巧。其二，采取中外企业合作，开办异域短训班，组织相关人员赴国外企业进行短期学习培训或工作实践。许多偏见和误解是因交际双方缺乏基本的接触和了解，跨文化实践经验的积淀有助于人们克服文化偏见、减少误解。赴国外培训和实践不仅可以使员工学习到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理念、开阔视野，还有助于他们亲身体验文化冲击、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三，可在企业内部开展模拟情景活动，模拟跨文化合作环节。通过本国员工和外籍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使员工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体验跨文化交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更为开阔的跨文化视野来界定自我和他人，建立良性的跨文化关系。在人员考核和报酬方面，企业需做到定位精确、责任细化、考核科学，实现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效使用人力资源。企业可通过构建经济和非经济两方面的报酬体系，激励员工、满足员工的需要、帮助他们不断发展。另外，不同企业、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薪金和福利方面存在差异，洞悉国际薪酬变化，了解外籍员工和外派员工的特殊需要和要求有助于国际化企业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和计划。

2.企业管理者的跨文化能力

企业要想成功进行跨国经营活动，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具有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工作的跨文化经理人。企业管理者的跨文化能力事关企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企业管理者的跨文化能力包含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首先，全球化带给企业的挑战要求企业管理者从全球视角经营和管理企业、面向国际市场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具备全球意识、放眼世界、了解国内和国际市场行情，从全球高度和国际视野思考问题、调整企业发展战略、考虑企业经营活动和商务活动；要求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以全球思维方式思考人力资源的角色和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其次，企业管理者应意识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针对不同的文化群体不能完全奉行同样的管理理论和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存在差异，在本国有效的理论和实践在其他文化环境里不一定同样行之有效。管理者需要理解、认知中外管理文化的差异，及时进行观念重塑，有效解决中外管理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企业管理不断与国际接轨。再次，企业管理者有必要了解国际惯例与规则，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商务活动显示，无论在谈判、会议还是广告中，交际风格和认知风格均在发生变化，在一个国家被认为成功的交际技能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被否定；中外对语用原则、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遵守在不同的场合下侧重有所不同。专业化知识、多元文化意识、跨文化适应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有助于企业领导者带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跨国合作。

3.企业员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当代企业对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同时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知识、能力、态度和素养方面应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跨文化交际知识方面，企业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社会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应不断积累丰富必要的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以外贸企业为例，商务谈判是外贸企业商务活动的核心，影响着合作及交易的成败。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外贸重点工作包括了加强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调，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在此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企业层面的商务谈判和磋商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参与谈判的企业员工深入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商务礼仪，在进行商务谈判时，采取适合的交际方式、运用恰当的语言进行交流。其次，企业员工在能力方面应具备交际能力、社会能力、学习能力和专业能力。以跨国公司海外委派人员为例，为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和营销，跨国公司的员工应能够与目的市场的消费者沟通、把握市场脉搏、了解目的消费者的需求，恰当进行品牌建设和跨文化广告。然而，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管理组织学教授Graf的一项研究显示：海外委派人员的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海外委派的失败率居高不下，具体表现为外派人员表现不利、与本土员工关系紧张、生产停滞、公司名声败坏等问题；文化差异导致的交际困难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跨文化意识、多元语言文化知识、较好的语言能力、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助于海外委派人员高效地解决跨文化项目中的问题，也被视为外派人员的必备素质。另外，跨文化商务沟通与合作需要企业员工具备良好的交际态度、个人态度、良好的个人素质、素养。具体表现为：具有民族自豪感、自尊自爱，拥有开放的心态、对其他文化理解和尊重、能够站在交际对象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问题，真诚、谦逊、礼貌，拥有健全的人格和较好的心理素质。

文化资源论文篇（11）

二、制度

由于传统文化定位于全民所有、国家产权主体这一层次，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实际上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这一权利，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当地的旅游产业宏观规划，即便是微观到一个具体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也依然是当地政府部门在主导。如:曼听村傣族园景区的招商引资政策、落水村所在的泸沽湖景区规划、霞给村关于“藏族生态文化村”建设等等，均存在当地少数民族社区个体所有者缺失。现有产权制度的安排，使得少数民族从事实上的产权主体成为一个无法具体行使权利的模糊主体。少数民族在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资源产权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其无论是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与旅游开发公司的谈判，还是与外来商户跨界经营的对抗中，均无法体现其作为资源所有者应有的权益，更无法参与传统文化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同时完全丧失对旅游企业的市场行为形成有效的牵制和监督。在傣族园景区、普达措国家公园，虽然也有当地村民在旅游开发公司工作，但其所从事的职业多为环卫工、保安、导游等，根本无法进入公司管理层，更不用说进入决策层。因此，不管是从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领域，还是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实践来看，如果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及其资源使用的收益都无法保障，那么其参与旅游产业的发展、保护其自身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将逐渐丧失。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一是看似景区内的少数民族社区群众都是其传统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主体，但却又不是确定的主体，导致了在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无法操作;二是当地政府作为“全民所有、国家产权”的人，更多地从如何实现GDP的增长来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并非把均衡各方利益放在首位。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产权明晰必然会削弱地方政府在其中的权利，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所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面前，制度性的安排使地方政府既无动力亦无可行的办法解决产权明晰问题。此外，在微观执行领域，少数民族社区及个体产权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并取得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社区及个体与外部力量如政府、开发商、外来商户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权力较量，而不是寄希望于投资方为安抚社区所给予的补贴、救济等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行为。例如在曼听村，公司给予建盖干栏式建筑的村民补贴、对孤寡老人的慰问等。国内近年来因拆迁问题而引发的各种已充分说明这一点，只有相对稳定的产权制度制衡才能掌控不同层面上的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从目前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来看，无论是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代表大会，都缺乏关于产权制度与权利关系的知识和能力，也缺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交易中谈判的技巧和经验，所以往往把单一的产权利益诉求、分配利益诉求，通过情绪宣泄放大到社会矛盾的层面。尽管利益分配矛盾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和技术理性投入的结果，但动辄上升到政治层面无疑会使投资方投鼠忌器，使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看似有价值，但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回报。

三、参与

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从社区的角度探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性问题。20世纪70～80年代间，社区旅游已成为旅游学科的热点。学者们分别从旅游影响、居民态度、游客特征等不同方面对社区旅游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社区旅游研究案例数量、成果、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最早系统化地进行社区旅游研究并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的是墨菲(PeterE．Murphy)，其著作《旅游:社区方法》①首次正式地、系统化地从社区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居民参与性问题。同时，有关社区参与理论研究的成熟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也使得社区旅游逐渐成为一个多专业参与的新兴交叉学科，随之产生的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等得到各个专业领域的广泛接受，此时的社区参与概念被引入旅游发展研究中并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社区理论强调应将整个社区呈现给旅游市场，其中社区居民的态度、社区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旅游资源产品的一部分;社区旅游应追求经济、文化、生态之间的平衡，其方法强调社区参与规划和决策的制定过程;认为当地居民的参与使规划能反映当地居民的想法、利益和对旅游的态度，以便规划实施后，减少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行为。但从实践上看，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只在外部力量相对弱小或介入较少的情况下、有NGO培训和指导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如云南省丽江市泸沽湖景区落水村社区早期的发展旅游阶段、云南省禄劝县芹菜塘NGO协助下的社区小额信贷发展等。而全国大部分传统文化旅游社区，旅游资源乃至旅游市场继续被资本、权利所控制，由于利益分配问题，开发商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排斥社区居民的参与。一些地区只允许社区对旅游的规划、计划、建议和发展在较小范围内做出反应，而在核心问题———利益分配问题上则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一旦社区资源经过开发进入经营过程，实际上整个社区的旅游资源控制权掌握在开发公司和当地政府手中。社区参与在实践上的不成功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质疑和反思。故一些以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主的旅游社区，由于缺乏社区居民的参与，传统文化资源的权益安排及其暗箱操作等舞弊行为广泛存在，使公共关系凸显脆弱且复杂，重新界定产权更显困难。云南省社区旅游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落水村、霞给村、曼听村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从这些旅游社区的发展来看，社区旅游发展形式对社区的经济增长、居民生活、设施环境等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亦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存在如上所述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这些旅游社区在参与方面还存在以下一些障碍:

1．少数民族社区内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社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对产权诉求差异较大，社区内部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一些已经取得社区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丰厚收益成为既得利益者，往往希望维持资源产权的现状，继续保持目前的分配状态;而从中获利较少的社区村民，或者完全没有享受到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红利的部分村民，则特别渴望改变目前的权益格局;此外，在传统文化资源产权诉求上，社区的整体利益诉求可能会导致社区部分个体利益的减少，因此，在社区传统文化资源的产权目标上难以达成一致。以曼听村为例，五个自然村中，相对偏僻的曼嘎等村，由于离泼水广场、购物广场等地较远，加之团队游时间限定，到这几个村的游客不多，因此他们从中获利较少。虽然同在一个景区内，但很难分享到景区整体经营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村民在争取权益方面表现得更主动些。在落水村，一些从事家庭接待旅游服务的村民，由于先发优势，较早地分享了旅游业发展初期财富积累简单、快速的好处，在其他村民尚在起步阶段，这些村民已经拥有了规模较大的客栈、餐饮接待能力，在社区的内部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拥有这些优势地位的村民在社区旅游资源的经营、开发中也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及资源的利用优势。如果改变社区目前资源产权和利益分配格局，有可能增加他们的经营风险，丧失其优势地位。因此，这部分村民比较满足于目前的产权状态。

2．少数民族社区缺乏传统文化资源产权诉求意识。

社区旅游理论强调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素质和旅游意识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中的社区居民素质涵盖了受教育程度、经验、知识、产权意识等多方面内容，现实情况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教育水平较低，以云南为例，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33年，其中人口较少民族如拉祜、布朗、怒、独龙等民族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3年左右。由于少数民族社区的资源发现能力和文化产权知识本身的欠缺，往往是在资源开发方面取得合作之后，因利益纠纷才意识到自身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即使是在利益诉求方面，大多也在旅游收入的分配方式、分配比例和分配内容，如土地租金、门票分成等方面提出不同要求，没有上升到传统文化资源产权的稳定分配机制层面。

3．社区参与中存在过度排斥外部力量的问题。

DouglasG•Pearce指出“一般说来，本地人参与程度越高，社区所获得的旅游效益就越大”①。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也明确指出，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社区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利益主体之一，有权对旅游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发表意见甚至直接参与决策，并享受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利益相关者作为一种理念和分析方法，理论上对于解决社区参与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同样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过度地排斥外部力量，对外部力量保持高度的警觉，反而导致少数民族社区自身的利益难以实现。笔者在对落水村、曼听村、霞给村村民的访谈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政府或企业有关社区发展的规划、政策、经营行为等，一旦为村民所听闻，往往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怀疑，而不是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很多利益分配问题往往是一个相互制衡和妥协的过程，过度的排斥和自我保护意识，不仅会使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失去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机会，也因排斥交易主体，使得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难以实现。

4．少数民族社区风险的识别和负担问题。

在旅游学研究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旅游收益应当由社区分享，但它仅强调社区的剩余索取权，而没有明确分享收益与风险的担负责任问题。TimthyJ•Macnaught亦认为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掌握更多的控制权可以有效地减少旅游负面影响。①但在现实运作中，仅仅考虑旅游收益索取权的重要性远远不够，因为有权获得的实现还要依赖于相应的控制权和风险担负能力。很多少数民族传统社区商业意识淡薄、农村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缺乏专业的市场预测和风险识别能力。一旦传统文化资源产权明晰，在与外部力量的共同经营中就需共担风险，如若害怕或无力承担风险，将使其对产权丧失兴趣。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②中提到“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促进建立或加强培训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以及通过为这种遗产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这种遗产的传承”;“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上述公约的启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要充分考虑社区村民的参与能力问题，要通过培训等方法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通过参与管理提高他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表现能力和资源价值估值能力。所以，在社区旅游发展方面，不能忽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现实问题，即参与障碍。如果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作为主体进入市场，其自身若缺乏对产权的诉求意识和界定的能力，或者作为一个分散的农村社区不能形成合力。企业作为投资者而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机构进入旅游市场。那么政府部门应该以什么角色来实现社区旅游增权就显得尤为必要。

四、价值评估障碍

对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的调查和评价，既需要经济学的价值评估体系和方法，也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及文化价值评估体系。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才有助于规划设计者全面理解被开发地区的民族文化，避免开发中对民族文化的误解和歪曲，从而设计出能够体现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和活动项目，使旅游者全面深入地体验当地文化，避免因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过度偏好而高估或低估其价值。而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运作中，对资源价值的评估多被纳入政府的行政规划，依靠单一的企业资产价值评估体系来对具有传统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旅游开发评估，把价值评估的重点放在了土地、自然景观等有形资产的评估方面，缺乏对文化类旅游资源价值的研究和评估。因此，按照企业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在几乎所有的以传统文化景观资源为主的景区，其资产均未包括无形的传统文化景观资源。即使是已经上市的以人文景观资源为主的峨眉山A(000888)的资产结构来看，宗教文化资源仅仅作为背景，而客车公司、索道公司经营主体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构成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旅游资产。再以上市公司丽江旅游A(002003)为例，其2014年5月公司总资产236360．48万元，其中无形资产9841.00万元，但无形资产并不包含为丽江旅游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古城文化资源、纳西等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其收入结构中，玉龙雪山索道门票收入和《印象•丽江》门票收入、龙悦公司、英迪格酒店收入构成了丽江旅游的主体收入，并无古城文化、纳西文化等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等人文景观资源收入的体现。如果没有峨眉山的宗教文化资源和丽江的古城文化资源、纳西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吸引力，仅凭索道资产、客运资产等很难实现利润。因此，无论是从“公司+村寨+农户”的旅游开发模式来看，还是从具备公开性的旅游上市公司来看，对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估及资产估价均存有空白。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村民缺乏对自身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能力。二是如果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纳入整个景区的无形资产，在资产结构上必然会稀释开发公司的权益。因此，企业对传统文化景观资源价值评估的排斥就成为普遍现象。三是大多数旅游景区都是在当地政府的行政主导下实施的，土地资源、自然景观等有形资产往往成为评估的主要内容，而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则被忽视或回避。四是在整体旅游资源的评估体系中，以企业财务指标体系为主，缺乏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价值评估体系。客观、公证、可行的人文景观资源的价值评估体系，是传统文化资源产权得以资本化，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前提。因此，在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体系时，不能仅考虑其有形的部分，或者只看重其考古价值、研究价值等，而应从经济价值等各个方面建立综合的价值评估体系。

五、保护政策障碍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旅游人数快速上升，生态游、深度体验游等已成为目前我国旅游市场的典型特征。由此，我国的传统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传统少数民族社区、风俗、遗存、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或消失。由于文化资源产权不明晰，过度开发、跨界经营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开始变异、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急剧变化，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也在加速消失。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但纵观目前国内有关传统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其重点均在对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等，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人、所有者的权益的保护。在《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强调“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对确属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要尽快列入保护名录，落实保护措施，抓紧进行抢救和保护”。该通知并未提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所有者的权益保护。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宪法》规定内属于广义的国有资产，但一些非物质文化有着具体的少数民族社区和个人作为传承人，他们是否拥有该遗产的控制权、收益权等皆没有界定。在总体目标上，《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全面加强。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但如何通过全社会，特别是文化传承者的自觉行动，尤其是通过保护传统文化传承者的权益来激励他们的自觉行动，缺乏具体的政策指导。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中，工作的重点是“抢救”和“摸家底”。虽然也提出了保护工作“先行试点，摸索经验，以点带面，扎实推进”，且“综合性试点要从宏观管理角度，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建设、投入机制、组织工作体系等进行探索，侧重制度建设与机制创新;专业性试点要针对某一门类民族民间文化的现状，制定保护标准和具体保护措施，侧重探索专业门类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路、办法和措施”。但均未涉及通过制度层面的产权设计来保护文化传承者的权益，通过权益保护机制调动社区和个体的积极性，以及通过权益机制提供传统文化保护和抢救所急需的资金。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旅游资源开发中，因上述文件的指导性政策弹性空间大，反而给了地方政府部门强势介入旅游资源利益分配的空间。2001年6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该条例为东巴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没有涉及东巴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方案，使得政府无法有效监管文化市场，有法难依。不论是将香格里拉县藏族社区霞给村、诺西村纳入普达措国家公园景区范围，还是曼听村“公司+村寨+农户”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都仅只是依据土地政策法规、土地国家所有的性质，将这些少数民族社区连同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一并打包作为景区资源统一经营。从这些景区资源的开发到后续的经营，均没有相应的法规或政策来约束外部力量保护传统文化传承者、所有者的权益。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①别强调传统文化的保护作用，认为“文化对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发挥其社会作用”所具有的意义。并“考虑到文化活力的重要性，包括对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人群中的个体的重要性，这种重要的活力体现为创造、传播、销售及获取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自由，以有益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强调文化互动和文化创造力对滋养和革新文化表现形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它们也会增强那些为社会整体进步而参与文化发展的人们所发挥的作用。”特别值得借鉴的的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的第二条的指导原则中强调“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文化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所以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且所有个人和民族都有权参与两者的发展并从中获益”。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固然重要，但如果仅仅是纯粹的资源保护，而不顾及传统文化传承人、所有者的自身利益，不能通过稳定的产权机制保护其长远利益，就会形成“只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不保护传统文化所有者的权益”的结局，外部力量可能就会以“以开发促保护”的名义瓜分传统文化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