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大全11篇

翻译科学论文篇（1）

经济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不断加剧，社会对外语专业人才需求不断增大。但是在此种社会背景下，英语专业已经失去原有的社会尊位。此种社会形势受到教育专家的深思。在英语专业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宗旨，各高校与教育部也对此进行摸索，取得显著成果。但在此期间也存在着较多迷惑之处。为促进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促使英语专业人才符合社会需求，需对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进行进行探讨。

一、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翻译是英语教学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期间，特色化进程较为缓慢。翻译课程改革更为急切。分析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其体现出这么几项特点。

首先，课程定位模糊。事实上，对许多院校来说，发展英语专业面临着较多的困难。立足于实际，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各方面相对较为良好。但理工院校与公共英语教学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弊端。应用型本科院校通常是根据传统理工专业建立，理工性特点表现的非常突出。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此类院校的英语专业边缘化显得非常明显，而英语翻译更是如此。并且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在发展期间，针对翻译课程存在着边缘化的现象。即便教学大纲规定翻译课程课时，但是大部分的应用型英语专业只开设一学年的翻译课。在有限的课时内，院校只能进行普通翻译课程教学，讲授英汉互译的基本理论和技巧。而具有时代性特点的应用翻译并没有开设。

其次，教W内容雷同。在高校扩招与升格期间，英语专业已经在各类院校中广泛普及，而地方应用型本科室升格与扩招的主要构成体。在英语课程设置与培养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造成人才培养同质化。受到英语教育部要求的影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局限校际的差别，英语人才培养均采用标准化。由此造成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很难在就业中体现显著的特点。教学内容的雷同性特点，导致人才培养难以达到特殊化的要求。

最后，软硬件投入不足。教学质量的提升，必须具备教学软硬件设施的支持。如果教学软硬件设施难以保证，那么教学质量就很难提升。从学校性质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受到师资力量与教学环境的影响。学科性质决定了英语在文学与语言上的优势，并对翻译课程的师资力量要求较高。而我国翻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这一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在英语翻译教学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软硬件设施不齐全，由此造成了教学质量不理想。

二、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非文学性转向的思考

了解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了解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的基本情况，对此深思其非文学性转向。

1.课程模块。传统的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对非文学翻译教学的展开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用。对此，就需要创新课程模块，将其分为通识类、翻译基础类与非文学翻译实践类。通过创新课程模块，才可促进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非文学性转向。从课程目标上出发，通识类课程就是解决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的现状。非文学性转向的难点就在于理工与经管类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学科词汇、术语与独特语言结构和使用惯例等。可通过与其他院系合作，在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开设理工、经管等学科知识概述类课程，普及这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术语，为“多面手”人才培养打基础。一般情况下，大二下专业四级考试后才会开设翻译基础类课程。在整合传统英汉互译课程利用60学时左右的时间，讲授翻译基础理论与常用技巧，以此就能够解决学生翻译实践中需要应用到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而在高年级就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设非文学类翻译课程。此类非文学性课程应主要是通过特定文体与惯用语法进行实践性翻译，以此来强化学生的翻译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市场适应能力。

2.教学模式。从教学模式的角度来理解，应用型本科院校就应根据办学的实际情况，灵活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常见的就有任务型、情景式、批评性、探究式等，都能够适用于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中。根据教师采取的教学模式将翻译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的学习中。教师采取任务型教学模式中，就在学生学习中强调英语翻译。通过翻译真实化、课堂社会化，促使学生能够在教师设计的教学任务中获取到相应的知识内容。而情景式教学就强调学生拥有的翻译能力能够在真是的或模拟的翻译情境中培养，并展现出市场化的需求，以此解决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翻译问题。在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转向非文学性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指导，能够在多媒体环境中加强翻译教学、虚拟团队翻译教学的研究，以此强化网络资源的应用，辅助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非文学性的转向。

三、结语

翻译科学论文篇（2）

一、引言

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赫尔兹・曼塔里(Justa Holz-Mainttari)、汉斯・弗密尔(Hans 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一个翻译理论分支,是“迄今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译学流派”(谭载喜,2004:255),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杨晓荣,2001)。该派理论自1987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译界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据考证(卞建华、崔永禄,2006),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译员培训,我国学者对其引进除综述、评价外,借鉴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翻译批评和翻译策略研究,而运用到翻译教学则少之又少,相关论文论著寥寥无几。本文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出发,联系高校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学习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探讨功能派翻译理论对这一特殊群体翻译教学的意义,认为功能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目的和翻译功能,重视译者的社会性,符合理工科英语翻译教学期待。

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和译文功能,因此又称为功能目的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其对教学的意义,因此下文将分功能派理论和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两部分来阐述。

(1)功能派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翻译对等论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其产生预示着翻译理论从静止的语言学研究类型向重功能、重交际的翻译分析途径转变(Munday,2001:77)。四位代表人物中,尤以弗密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和诺德的功能主义途径(functionalist approach)著称。

弗密尔在同行赖斯的基础上发展了“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Vermeer,1996)。其论述也早于曼塔里的“翻译行为论”,但两者可以说是同一理论,都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原文的行为。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协商,作,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译文。“目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目的原则。弗密尔(1996)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为了相应的目的而产生,为特定的目的而服务。翻译的目的涵盖了时间、地点、环境、交际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译文接受者考虑了进来。(2)连贯原则。连贯原则是指翻译必须在目的语读者的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翻译的任务即在已知目的语读者的知识背景和环境条件下得出一个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有意义的译文。(3)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是指译文和源语文本之间的语际连贯。在“目的论”看来,翻译是把之前的信息(源语文本)再现(目的语文本)。那么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目的论”的这三大原则是按等级排列的,目的原则居首,语际连贯又重于语内连贯。另外,弗密尔还认为,翻译的本质主要由目的和委托/要求(commission)共同决定,在衡量翻译行为时,充分(adequacy)比对等(equivalence)重要。

弗密尔目的论的一大优点是它允许同一原文在不同的目的下可能存在不同的译文。但也正是这一点受到了一些学者批评,认为目的理论对信息来源的原文本重视不够。诺德、弗密尔的弟子,在老师及几位功能派前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功能翻译观,探讨了以翻译为目的的语篇分析理论,把原文分析列入了理论范畴。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主要立足于翻译培训,认为功能主义途径的三方面对译员培训十分有用,即翻译要求,原文本分析和翻译问题的分析(Nord,1997)。这三方面也正是诺德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论”和“功能主义途径”理论的阐释打开了翻译理论的新视角,使翻译理论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2)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译员培训,因此在翻译教学方面也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杨萍,2008:121-122)。首先,它强调译者的社会作用。翻译被看成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着手翻译前,译者须充分领会翻译目的和委托/要求,在发起人,委托人,原作者,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使用者之间进行协调和沟通。其次它还主张翻译要首先明确译文的功能,然后才是源语文本的分析,这实质上可归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教学模式。即翻译前,老师先让学生明确翻译在目的语使用和文化层面的预期功能,如译文的受众,译文文本的传播媒介,译文生成的动机,译文文本接受的时间、场合等。这样做是因为交际情景可以决定文本的语言和非语言特色,而清楚地了解译文文本的使用场合和应达到的目的与高质量译文的产生息息相关。下面笔者将重点阐述功能派翻译理论对高校理工科英语翻译教学的一些启示。

三、对我国高校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教学的认识

“翻译教学”,或“翻译的教学”(translation teaching)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广大学者,尤其是翻译方向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罗选民(2002:56-57)对其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翻译的教学”是大学生翻译教学的通用术语,由“大学翻译教学”和“专业翻译教学”组成,前者针对的是非外语的人文社科或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本文探讨的对象将缩小到理工科专业学生。

“理工科专业学生”涵盖大学生,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翻译教学作为他们英语学习的一部分,意义十分重大。事实上,不论是他们在校毕业论文的撰写,还是学生毕业后在公司从事相关工作,涉及外事联系,合同翻译等,无处不见翻译的重要性。因此很多理工科专业学生感慨,“语言就是力量”(Language is power.)。对英语,尤其是翻译学习热情高涨。另一方面,理工科专业学生在我国高校学生人数总和中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一部分在学习阶段,除了有良好的专业成绩外,也奠定了夯实的语言基础。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通晓英汉双语且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前景十分可观。

理工科学生的英语翻译教学十分重要,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相比(更不用提英语专业),尽管理工科学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这一群体的英语底子相对薄弱。传统翻译教学的“金科玉律”,即严复的“信达雅”只是美好愿景,难以企及;其二,高校学习的目的之一即为学生进入职场做准备。因此,鉴于理工科学生日后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更注重效率、效益,这也反映在翻译上;其三,理工科学生在学习工作中面临的翻译社会性更强。无论是国外学术文献还是工作中技术资料的翻译,目的都十分鲜明。因此,翻译时,译者应在构成翻译这一行为的各要素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综上所述,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翻译教学被赋予了一些特殊意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与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教学

翻译是一种技能,又是一门学科,不是英语学到一定水平可以自然掌握的(蔡基刚,2003:61)。因此随着大学英语教改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校针对非外语专业学生,除了加强基础英语的教学外,开始在高年级开设翻译选修课。笔者于今年上半学期承担了学校理工科专业大三英汉互译(选修课)的教学任务。教学设计中,联系学生选修翻译课动机,采用了德国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期末考查成绩和笔者对部分学生的调查证明课堂效果较为明显。下面将功能派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总结如下:

(1)注重翻译理论的讲授

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但传统的翻译课基本围绕翻译技巧讲解,老师认为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因而在课上往往避而不谈。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学生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独立开展翻译实践时,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认识文本,进而不能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方法、策略,往往事半功倍。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无法胜任高质量翻译的任务。

(2)采取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

国内传统的翻译课一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具体说,即上课时老师先讲授翻译技巧,联系一些独立的词、短语、句子来阐明技巧的应用,然后再回到篇章。而且篇章的分析一般重点放在原文的风格,作者的语言偏好等内在因素的说明。这种以教师为中心,以原文为基础的传统教学把翻译限制在语言层面,忽略了翻译的社会性,忽视了真实条件下翻译的特征,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实用教学的目的。而功能派翻译理论主张的自上而下的教学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传统的不足,能督促译员在影响翻译行为的各因素间进行协调,最后得出有效译文。

(3)加强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文化”不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它也反映在语言上。在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选择的语言或语言的喜好倾向都不一样。刘学明(2006)教授通过自己多年的翻译教学经验,总结了英汉两种语言在习惯用法上如综合语和分散语、聚集和流散、形合与意合等十二种宏观差异。只有真正掌握了两种文化,并能在两种文化的语言习惯用法中游刃有余才能译出好的译文。

(4)要在翻译教材、译文评估标准和方法上进行改革

在翻译教材方面,目前我国翻译教材繁多,但专为理工科专业学生设置的几乎没有。现有的很多科技类翻译教材也往往遵循传统的编排模式,重微观技巧,例证不新,涉及面较窄;理论常常与译界最新观念脱节。其次,对学生译作的评估直接影响学生进一步学习的信心和态度。传统的翻译评估一直遵循“纠错”模式,老师和学生注意到的只是个别语言层面的错误,而忽略了从宏观翻译目的和功能出发来考虑译文的充分性。功能派学者认为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译文目的功能失误,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下决定功能的各因素失误,文本失误及语言层面的失误,而这四种失误的严重性依次降低(Munday,2001:83)。由此可见,在强调译文“充分”多于“对等”的理工科翻译教学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固有的翻译评价体系,并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定性评估能更好地反作用于翻译实践。

五、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主张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与传统的“求信论”并不矛盾。恰当地将译文“充分”标准应用于理工科类翻译实践事实上也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随着国际技术交流的不断深入,能在双语间自由转换且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仍很匮乏。因此,今后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加大翻译人才培养的力度。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我们要重视教学改革,在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加强传统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高端人才。

参考文献:

[1]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2]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

[3]Vermeer,H.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M].Heidelberg:TEXTconTEXT,1996.

[4]卞建华,崔永禄.功能主义目的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于研究[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5).

[5]蔡基刚.重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J].中国翻译,2003,(1).

[6]刘学明.汉英习惯用法对比研究及应用[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罗选民.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02,(4).

[8]穆雷.中国的翻译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翻译科学论文篇（3）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翻译科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翻译科学论文篇（5）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翻译科学论文篇（6）

 

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 1988 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 40 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

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

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 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隄金 、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

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

（二）纯理论崇拜过热

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 鑞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

（三）学者译家水准问题层出，声名卓著者稀缺

学风译德是人们关注学者、译家及翻译学科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乎学科建设的无形力量。当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谓很多，繁荣背后隐藏着双重危机。一者见利忘义的浊流冲击翻译市场，二者不少译者不能严肃对待翻译事业。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算少，察其荦荦大端者，“编译外文著述观点冒充自己的观点者有之，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者有之，胸怀不够豁达宽容者有之”（杨自俭，2002：20）。尤为突出的是少数学者抢占山头，各自为政，造成研究术语混乱。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一门学问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潮、文论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些术语时，根据各自的见解，纷纷译出各种名称，使得翻译研究术语杂、乱、玄。这种局面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待于学术的规范。

翻译学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学性、学术性而定的，很多学科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语言学来说，在索绪尔确立现代语言学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经过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语言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学界显赫一时的学科。这之后，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也加入语言学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国内民俗学为例，如果没有钟敬文先生顽强地在这个领域里耕耘，民俗学就不会获得这般重视。很显然，没有声名卓著的学者，没有大师级人物，要想获得重视，谈何容易！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国内理论界，专著越出越多，大部头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较之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年代，现在的译界黯然失色。如此现状，岂能走向主流，遑论获得认同？

（四）人才培养急待提升

翻译研究说到底还是研究队伍来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当前的翻译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知识面狭窄以及理论素养欠缺制约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学科设置来看，大多是将翻译的教学置于外语系，很少开设专门的翻译系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近两年来，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翻译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观念、人才观念、培养规格以及教育体制与管理的影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翻译学科总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可以说，人才培养问题与总的专业水准都与翻译学科地位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是学科规划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学科没有培养能够胜任工作，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心它的走向的人都会感到有责任改变这种遭遇阵痛的困局。翻译学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

第一，完善翻译学科构架。首先要突破观念，译学构架并无中西体系之分，任何可取之处皆可为我所用，尤其要重视描写翻译研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论来解决本土的问题，毕竟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思想，建构理论。至于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将翻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无需将其它学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学科分支间的联系。

第二，分清缓急，合理分配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资源。翻译理论可以分为纯理论与应用理论。

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础知识，既包括有实用价值，也包括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应用理论的目标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学翻译以外的文体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多寡并不说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译学的研究终究主要是面对实践的，基于翻译语料库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当今翻译学科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才能为纯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偏离这个方向，便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第三，加强学术规范，整顿翻译出版市场。一个学科在草创时期，难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约束，学科的发展便会受阻。这就需要对学科的组成人员及内容进行规范，使之走向正常的道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鼓励正常的学术争鸣。对于翻译市场的混乱状态，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尤其对重译作品要严格限制，有限的出版资源要保证急需的资料翻译。

第四，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估机制。建立课程设置合理的翻译系势在必行。完善课程设置研究，加强双语教育，拓宽学科层次，尤其要引进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当前人事部实施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方式。说到底，所有的努力便是要培养专家、大家，提高学科的专业水准。

 

参考文献：

1.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黄振定. 翻译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3.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 孔慧怡、杨承淑.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毛荣贵. 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6．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j].  外国语. 1988(3).

7．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翻译科学论文篇（7）

1.引言

较之其他翻译文本，科技文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译文要求兼顾精准性和规范性，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情况中，作为中西方科技活动交流的主要媒介，科技论文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使得英译工作发展缓慢，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专业翻译者，都很难保证译文质量，致使科技文英译水平良莠不齐，这与中国的科技迅猛发展之势形成落差，提高中文科技文献英译水平是适应中国科技“走出去”形势的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 科技文英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英译工作多着眼于单句词语、语句或语段层面上的翻译，如何将科技文英译兼顾句法（包括语句内部的词汇和语法）和篇章层面应作为研究重点。文本类型理论及翻译目的论为探索科技文英译技巧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2.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学派整合了费米尔的目的论、赖斯的功能翻译批评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及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

其中，目的论现已成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将翻译阐述为承载着本身的目的，并通过冲破文化障碍促进文化间交流的行为。选择翻译方法或策略的标准在于翻译本身的预期目标。目的论是建立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基础上的[1]。

赖斯将语言学的文本功能理论迁移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功能翻译批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感染型和视听媒体型四种类型[2]。

翻译行为理论是目的论的深化与发展。从翻译过程出发，曼塔利将翻译阐释为一种“跨文化合作”的行为，认为其是有自身目的并注重结果的活动，翻译过程则是文化转化关联的交流过程;从翻译参与者行为及作用角度出发，曼塔利认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本身的翻译，而是通过翻译打破语言障碍，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3]。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是对功能翻译批评理论的补充，不仅强调翻译本身的功能，还重视翻译对原著及读者的忠诚。在此，“功能”指译文可以在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体系中起到学术交流作用;“忠诚”指翻译既要忠实原著又要兼顾读者的语言习惯。这一理论给出了翻译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哪些语句属于可以保留，而哪些属于必须保留并进行相应的改写。

综上，功能翻译理论内部主流理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系统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3.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的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的某些特征能够迎合科技文在句法翻译（包括词汇&语法）和整体篇章翻译方面的特点。

3.1词汇翻译

3.1.1动词名词化

与汉语动词使用的灵活性不同，英语中动词的形态改变有严格限制，动词名词化的方式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同时，有利于句子结构的精简。在忠实性原则指导下，科技文英译倾向使用名词化动词，以顺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与文本特点。举例如下：

原文：……打造医疗旅游资源的品牌价值，开拓医疗旅游市场的规模，提升医疗旅游服务与产品的质量……

译文：…the building of brand valu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tourism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and products…（动词的处理在此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多个并列动词，使得句子更加简短有力。翻译时应将这些动词名词化（“打造”翻译为“the building of”;“开拓”翻译为“the expansion of”等），以保证句子结构与层次的清晰性，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3.1.2渲染词的省译

为增强语气，中文科技文通常带有很多中国特色的渲染词汇，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然而，科技英语更关注文章的周密严谨，用简练的表达突出文章的重点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渲染词省译。举例如下：

原文：……对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征、类型等更加深入地讨论……有利于医疗旅游资源的合理使用，大力提高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市场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更多的医疗旅游产品……

译文：…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yp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unique medical resources are favorable to the us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more medical tourism products…（省译部分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很多渲染词，例如“更加”、“深入地”、“合理”、“大力”、“有针对性地”等，都采取了省译策略，使译文更加简洁易懂。

3.1.3术语的处理

科技论文专业性强，术语使用密度高，翻译应当关注术语表达的准确性。举例如下：

原文：该文主要运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包含网络分析法、实地调研法、SWOT分析法等。

译文：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analysis method.

分析：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原文中的SW OT分析法不难理解，但是考虑到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在括号中将各字母的含义表示出来。

3.2语法翻译与篇章翻译

语法翻译通常融于篇章翻译中，在此将二者结合阐述。较之其他文体，科技文英译应注意的语法点主要在于主动变被动的处理。根据相关统计，在科技文教科书中，大约有将近一半的动词使用了被动语态，而汉语中更习惯主动语态的使用。因此，为了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要对语态作适当的转换。举例如下：

原文：……制订合理的医疗旅游方案，深入挖掘我国医疗旅游的独特优势，并进行医疗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

译文：… a reasonable medical tourism scheme is develop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medical tourism are exploited， and medical tourism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created.

分析：由于原文较长，而且结构相对复杂，因此在翻译时首先进行了断句。在翻译后半部分时，将汉语中的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将汉语主动语态“制订”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velop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挖掘”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are exploit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设计与创新”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signed and created”。这种不具备感彩的翻译方式，不但能够客观地将原文的语态特点表示出来，还能够让科技文的信息功能更加明显。

4.结语

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更是一种具备较强目的性的交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使用合理的处理策略，将译文的信息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实现交际目标。科技文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以内容表达为目标的信息文本，为了将科技文的功能体现出来，需要运用交际翻译的合理处理策略，在保持原文信息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实际语体的习惯与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与删减，从而使得科技文翻译质量更高。

参考文献：

翻译科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71-02

一、引言

我国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英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的翻译课，一般分为英译汉、汉译英和口译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同声传译；（二）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这里所说的翻译教学是把翻译作为专业来看待，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培养良好的翻译工作习惯，学会初步的翻译技巧，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二、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途径

（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事翻译教学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由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在谈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不揭示翻译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也不描述翻译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译者、读者等因素，因此无法形成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翻译理论应用科学技术和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过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研究，科学性较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在原文可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以及译文语言可用的资源两方面进行反复地判断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操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判断与选择的过程。翻译活动中有意义的选择主要涉及到某种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清晰明确的。

目前，在教学实践中，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师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在一些研究生的翻译课堂上，教师也只是讲评译文或进行译文比较赏析，至于翻译理论略作介绍，而不是深入地讲解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这种翻译教学方法盛行的原因在于：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考虑到将来就业的需要，翻译教学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应该以实践为主。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来说，只有了解翻译的定义与分类、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通过练习和讲评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数量的英汉互译，就达到了翻译教学的目的。尽管如此，缺乏理论指导的授课方式使学生成为只掌握技巧的工匠，而不是通晓其中道理的学者。这种翻译教学片面追求对字句的斟酌，对技巧的锻炼以及对语篇的评析，而没有针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各种可能的转换做理性的探讨。

总之，翻译教学有赖于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人才的培养有赖于翻译教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因此，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应该对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都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加强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教学才能更加符合实际的需要，才能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二）与市场接轨，丰富教学内容

在当今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教育方式带来了革命。在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冲击下，无论是翻译对象还是翻译方式，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翻译教学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1、翻译对象纷繁芜杂，要求教学内容迎合市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译者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速度都将产生巨大改变。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授如何处理传统的语言文字材料的翻译，而且要讲授处理新型媒体承载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处理技巧。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译者需要进行往来商务信函的翻译，商务合同的翻译，广告语的翻译以及产品商标的翻译。随着中国境内向外国游客的开放，译者需要进行旅游广告的翻译，旅游手册的翻译以及旅游景点相关标识的翻译。甚至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涉外法律的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必须理论结合实践，在翻译教学中增加讲授实用文本的特点与翻译，以便满足市场的需要。

2、翻译方式巨大改变，要求教学内容丰富新技能。传统的翻译主要采取全文翻译的方式，但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全文翻译，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压缩与提炼，即通常所说的编译或摘译。编译、摘译以及译述是难度高于全文翻译的翻译技能，这些技巧要求译者在全面而透彻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高度的概括，再用准确到位的语言对概括的内容进行翻译。如果译者概括或提炼的原文内容无法体现原文的全貌，那么译文的读者势必无法理解原文，对原文的翻译就会出现失真，原文的面貌也将面目全非。因此，翻译教学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训练来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归纳以及复述的能力，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培养编译、摘译以及译述的能力。

（三）改进教学体制

翻译科学论文篇（9）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翻译科学论文篇（10）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p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著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巴斯奈特等对当代的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前景豁然开朗。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2），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cultural mediation and manipulation）。文化人类学家从神话诠释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的多样性、多极性和连续性的本质（multiplicity， plurality and serial nature）（Flotow， 1997:47），改变了人们对意义单一性，以及原文尊贵、译文卑贱的二元对立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看来虽有些超前，但是，我国最近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外译汉与汉译外）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对我国译学未来的潜在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翻译许多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一批女性译者还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对其置之不理至少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甚至出版社、赞助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授聘用，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原文作品的选择，对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限制，都成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

翻译科学论文篇（11）

1.引言

翻译是门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话题。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而中国传统译论则以“翻译艺术论”为主线。翻译科学论和翻译艺术论在很长时期内形成为了对立的两派，双方互不相让，双方都有论据支持各自的观点。翻译艺术论的支持者以文学翻译证明翻译的艺术性。事实上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文体上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内在联系、相互渗透、彼此难分的。在翻译活动当中，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本文以科技翻译为例，探讨了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2.科技翻译的科学性

相对于文学来说，科技用语更加严肃，缺少生动性和相像力。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科技翻译的特点是具有逻辑、精确和严肃的特点。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一般科技英语在语言和表达方法上比专业科技英语更加形象、生动和有趣。二者面向的读者也不同，一般科技英语面向的是想了解科学的普通读者，而专业的科技英语面向的是科技专业人士。

科学性是任何翻译的本质属性。科技文本主要是为了传递科技信息，其翻译要求客观、逻辑和精确，因此科技翻译相对文学翻译来说更具有科学性的特点。科技翻译的科学性不仅具有共性，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其共性是所有翻译的共同特点：双语所指基本基本同一。翻译者不能主观臆造，他在译语中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源语中所代表的概念相对一致。其次，翻译转换过程中必须遵循语言学的一些规则。双语之间意义对应转换都要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论证。最后，翻译思维也具科学性。翻译排斥主观随意性，因为翻译重概念、判断和推理。总之，翻译的科学运作在于“科学的分析意义，科学的处理形式，科学的体现功能”（刘宓庆：13）。

3.科技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普遍存在的，科技翻译中同样存在艺术性。翻译转换本身的艺术性并不以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只是由于内容与形式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轻重主次有所不同，这种艺术性转换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文学语言与科技语言并没有确定的界限。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科技用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3.1科技翻译同样具有艺术性的原因

3.1.1艺术也可以指一门技能。翻译作为一种专业技能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是艺术。

3.1.2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同样具有艺术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科技翻译要求用词精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要做到这些必须认真思考，同时怎样做到使翻译用词准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也是门艺术。

3.1.3科学家和文学家一样都是社会化的人。他们都努力探索科学或人类灵魂的秘密。科技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试图避免主观的想法，但是他们难以避免将个人的直觉、灵感赋予作品。虽然科技文本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原文转化为译文还需要走很多路。首先要理解原文，然后要组织语言，最后把原文转化为译文。在这些过程中翻译者要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难免受自己翻译思想和个人感情影响。翻译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原文不同的人翻译可以产生不同的译文。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创造性、想象力和实践性。这些特点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

3.1.4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科技英语除具有严肃和客观的语言外，还具有其他特点。如在流行的科学普及读物中很多修辞方法被用到，这些修辞方法在文学中也常常用到。这些读物已经很难与文学作品区分。翻译这些文本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当然科学的成分在科技翻译中比文学翻译更明显。科技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知识和信息交换，而文学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情感和美学感受。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有更多的空间来想象和创造，而在科技翻译中也有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只是相对有限。

3.1.5原因之五

从翻译思维来看，翻译思维既包含逻辑思维又包括形象思维。翻译离不开感知。直觉或“灵感的火花”无论在理解抑或在表达的阶段都可能迸发出阿基米德解决“王冠之谜”的那种爆发力（刘宓庆：107）。需要直觉、感知和灵感的翻译绝对不可能是纯科学的一种活动，而应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

3.2表现形式

3.2.1准确之美

我们在翻译科技术语时应该准确理解其内涵，务必使其译的精确。如walkie talkie（步话机），dead air（静空气），dead-man’s pedal（紧急踏板），Oedipus complex（恋母情结）等。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翻译的话，它的真实含义反而说不清楚。准确形象的翻译也是一种艺术美。

3.2.2逻辑与客观之美

生物学家L.A.Borradaie在描绘人时说：“Man is metazoan，triploblastic，chorale，vertebrate，pentadactyl，mammalian eutherian，primate...The main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als，to the fishes.”

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索动物亚门，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像其他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的器官系统）。

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译文语言客观得体，逻辑清楚严密。

3.2.3形象之美

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波尔（Niels Bohr）认为科学也需要形象：“最高的科学境界同最高的诗的境界都是只能用形象表现的。”很多科技类文献同样具有文学中常有的形象化的语言，同时综合运用很多修辞方法。如下文：

（1）What is life？It is a material process that sifts and surfs over matter like a strange，slow wave；a planetary exuberance；a solar phenomenon――the astronomically.Local transmutation of Earth’s air，water，and received sunlight into cells.

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肉体的一段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犹如在缓缓波浪的异动中得到筛洗；生命是地球的勃勃生机；生命是一种太阳现象――地球上的空气、水和接收到的阳光大量地局部转化为细胞的现象。

（2）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How noble in reason！How infinite in faculty！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The beauty of the world！The paragon of animals！（Hamlet）

人类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两者都以生命为题，描写了生命的历程，并以不同方式歌颂了生命。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形象、比喻等手法。（1）中既用air，water，sunlight（空气、水、阳光）等对人生作客观描述，又用slowwave，exuberance，network（悠悠波浪、勃勃生机）等作形象描述。

（2）中对人类进行了讴歌用了形象、比喻、排比等手法。二者都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由上可知，无论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还是科学的描绘，都离不开形象。由于描述的形象和手段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特点的描述意象。而艺术语言是塑造形象的工具。翻译中，对再造形象都力求神形毕肖。

3.3目的

科技活动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活动。参与科技活动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有信仰和偏见、爱好和主张、感情与欲望。科技人员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发表某种科学见解，说服别人，等等，完全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以及多种修辞手段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从现代修辞学的观点来看，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是阐释者（interpreter），尽管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

4.结语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文学艺术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科学和艺术结合已显而易见。科学性和艺术性是许多原作本身就存在的，因此翻译中必然出现科学性与艺术的结合。科技翻译的艺术性也不仅停留在准确、严谨、简明上，还要有正确的艺术观念。而现代文学作品科技含量增加，文学翻译家也需要有正确的科技观念，这就是说，文学翻译家在再现原作艺术性的同时，对科技内容也需要正确处理。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要把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5］魏静.科技翻译的艺术性［M］.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6］杨萍.论文学翻译的科学性――从文体学的视角［M］.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7］黄振定.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及其艺术论［J］.外国语，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