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大全11篇

翻译文学论文篇（1）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翻译文学论文篇（2）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包括外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既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要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确传递，又注意原作者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译领域，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而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等现象不时出现。本文尝试将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基于对人物刻画的多视角、多方位的考察，着重从微观层次，即人物的动作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这两种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以求拓宽翻译的研究领域。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既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又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交际者、语言使用者、原文的接受者、译文的创造者等。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不容忽视。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语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的理论及研究(蔡之国，2005，p.31-32)。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叙述，它既离不开事件，也离不开叙述。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或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或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描写或在私下描写。但每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等同。此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的特征颇为重要，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因知识匮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价值判断系统有问题，难以避免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的怀疑。

例如，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汉译英中，作者吴敬梓对范进岳父胡屠户的描写用了一系列身势符号动词，译作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例(1)语境：作者在“范进中举”一段文字里对其岳父胡屠户的描写：(范进)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

原文：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向老爹讨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译文：ButcherHugrippedthesilvertight,butthrustouthisclenchedfist,saying,"Youkeepthis.Igaveyouthatmoneytocongratulateyou,socanItakeithack?"

“Ihavesomemoresilverhere,”saidFanJin,“Whenitisspent,Iwillaskyouformore.”

ButcherHuimmediatelydrewhackhisfist,stuffedthesilverintohispocket(杨宪益，戴乃迭译)

在叙事性作品当中，事件和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原文中的“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几处动作语言是伴随言语活动出现的，胡屠户嘴里说着要把银子送给范进，但实际行动是一听范进说不要，他就立刻把刚刚伸出去的紧握着的拳头缩了回来，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想让范进把银子拿去。可是真正的意图是掩盖着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在构成悲剧的各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罗念生，2004，p.58-63)。译文中用了pippedthesilvertight，thrustouthiaclenchedfist，drewbackhisfist和stuffedthesilverintohispocket几个动宾结构，勾勒出胡屠户原本不想把钱送给范进，而又要假装出送给的那个样子及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性格。grip，thrustout，clench，drawback，stuff几个动词用得非常贴切。仅仅运用一些动作语言就把胡屠户的内心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人物关系也变得非常清晰。译者保留了与原作者的相同叙述手法，不让内心活动在字面上有任何显露，而是留下空白和空缺给译文读者去想象。其方法是依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帮助与实证，根据原语作者的意图和期待选择词汇：充分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仔细揣摩原作的语用用意，认真研究原文文本的暗含用意，从原语作者隐含意图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深层含义，再把深层含义传递给译语读者，即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语读者再结合语境假设来理解译语，力求使译文真实表达出作者的真正用意。

情节、事件通常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同情节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位于第一。人物之所以在叙事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因为社会历史本由人的活动所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叙事文学中的地位，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写人。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审美性上说，因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如此，叙事作品的各种题材，均将人物形象的刻画摆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叙述和场景的描写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三、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翻译

人的行动必然伴随着心理活动，铺之以语言。文学作品只有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才能站起来。因为人与社会及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自身矛盾，都无不在人物的心理上反映出来。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思想支配，为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等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变化，如喜、怒、哀、乐、犹豫、惊恐、嫉恨等。因此，心理描写极为重要。通过对话和行动可揭示人物的心理，真实、传神、感染力强，能让读者很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心理。而作品中微妙心理的刻画使读者看到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所谓心理描写，即用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的描写。作家们不仅展示人物外在风采，同时也触及人物内心世界。文学作品中人物在特定氛围中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作意图，进而把握原作精神，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展开联想，在自己思想感情中寻找适当的印证。

翻译是把原语转换成母语的活动，其语用目的是使译文对读者产生预期的作用和影响。翻译人们交际时的话语不能只拘泥于其字面的意思。发话人(speaker)怎样设法表达其“言外之意”，受话人(receiver)又如何去理解发话人的“弦外之音”?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衔接和连贯均可实现。这种连贯性其实就是读者尽力使文本中的内容连贯的一种文本重构活动，这种重构行为又涉及读者本人的知识、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等。语用学理论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

汉语语用学理论中的“智力干涉(theinterventionbintelligence)是指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推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钱冠连，2002，p.131-134)。根据智力干涉原理，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从而获得语用等值，使译文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人物性格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从下面对李白《静夜思》译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智力干涉对动态对等翻译的解释力。

例(3)原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1)NightThoughts

Iwake,andmoonbeamsplayaroundmybed,

Glitteringlikehoar-frosttomywanderingeyes;

UptowardsthegloriousmoonIraisemyhead,

Thenlaymedown-andthoughtsofmyhomearise.(HerbertA.Giles译)

译文2)TheMoonShinesEverywhere

SeeingtheMoonbeforemycouchsobright,

Ithoughthoarfrosthadfallenfromthenight;

OnherclearfaceIgazewithliftedeyes,

Then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W.J.B.Fletcber译)

译文3)IntheStilloftheNight

Idescrybrightmoonlightinfrontofmybed.

Isuspectittobehoaryfrostonthefloor.

Iwatchthebrightmoon,asItiltbackmyhead.

Iyearn,whilestooping,formyhomelandmore.(徐忠杰译，1990，p.86)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没有雕琢华美的辞藻，然而其意蕴却深长，令人神往。诗的前二句描写了孤身远客在月明如霜的深夜不能熟眠的情景和迷离恍惚的情绪。诗的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意流畅，不加雕琢，直抒胸臆，借明月寄托了诗人无法排遣的浓浓乡愁，道出了游子望月的万千思绪。它写了月，月总令人思乡思亲；它说到霜，显得凄凉；它写了抬头看月，低头思乡，显然是孤寂的。此情此景最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译文1)保留其隐含义“thoughtsofmyhome”，留给读者广阔的思维空间，有淡淡的离愁或温暖的回忆，表达了天涯孤客在明净的月光下的旅思情怀，也符合英诗的表达习惯，易于接受。

译文2)中，以“Youth''''ssweetmemories”形式出现。将隐含变为明示，结果使诗中意境转淡。

译文3)中，先后用了descry，suspect，watch，yearn四个动词，分别统领每行诗句的含义，语句简洁明了。其中descry是个正式用语，意思是noticesomethingalongwayoff，watch与descry的相同之处是侧重于动态的描写。这里的意思是keepone''''seyesfixedonsomeoneorsomething，两个动词共同译出诗句中“望”的寓意。Suspect的意思是believetoexistortobctrue，yearn含有haveastrong，loving，orsaddesireforsomeoneorsomething的意思。两者都常用于静态描写，这四个词译出了原诗蕴涵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译出了借助月光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将游子的思乡之情表现得委婉曲折，韵味悠长。译文3)凭借着浅显的文字却清晰地刻画出诗人客居他乡的思乡情怀，译出了常年寓居他乡之人的真切感受，达到了译诗与原诗的近似，再现出原诗的风格，令人读后沉思良久，感慨万千。

此例的译者是位外国译者，对诗人及其文化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了解难以达到国内译者的程度，推导出话语隐含意义的能力也逊色得多，就不容易完全达到语用等值。可见，译者既要具有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对原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背景全面了解，又要兼顾译文不同的读者群体，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熊学亮，1999，p.122)。动态对等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以原作者的意图的正确传达和译语接受者的正确理解为准。原文是作者交际目的和意图的体现，它面对的是原文读者，而译文面对的是译文读者。语用翻译不仅强调对原文意义的真实，以便做到真正的等效，还要使译文读者把注意力转到对话语隐含意义的推导。

例(4)语境：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ofthed''''UrberviUes)中的女主人公苔丝从野外过节的欢乐场面回到自己家。

原文：Fromtheholidaygaietiesofthefield-thewhitegowns,thenosegays,thewillow-wands,thewhirlingmovementsonthegreen,theflashofgentlesentimen!towardsthestranger-totheyellowmelancholyofthisone-candledsnectac]e,whatasten!

(TXhomasHardy：Tessofthed''''Urbervilles)

译文：从刚才野外过节那种欢乐的气氛里——白色的长衫，丛丛的花束，柳树的柔条，青草地上翩翩的旋舞，青年过客一时引起的柔情，一来到这蜡烛一只、光线昏黄的惨淡景象中，真是天上人间了!

(张谷若译)

场景就是叙事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活动的场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来客，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同时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因此，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必须有场景，有了场景，人物才有活动的空间，故事才得以向前发展。一部作品若只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无场景，最终将失去深刻的艺术魅力。

场景是由情节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构成的。但场景不一定非要表现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用来描写琐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本例的例子就是如此。当苔丝从野外过节欢乐的场面回到自己家中，家里仅有一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女主人公觉得一切都变了，但她的心仍牵挂着外面让人愉悦的节日气氛。原文运用了混合式手法，将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景物描写等描写方法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或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原文在描写苔丝的心理活动时，就把景物描写“thenosegays，thewillow-wands”等细节描写，如thewhitegowns和感情活动描写whatastep紧紧地结合起来，把苔丝的所见、所闻、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苔丝所见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了感彩，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她的心理状态。

翻译文学论文篇（3）

既然如此，译作与众多的价值主体所形成的多种价值关系中，广大读者所构成的价值主体才是翻译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主体。《引论》没有专门论述翻译文学的价值主体，但在论及评价的结构时指出:“价值关系是评价的客体，而价值关系又是由价值主体(译者)和价值客体(译作)组成。”(吕俊，2009:56)在论及严复的《天演论》时，《引论》明确指出:“严复的这些翻译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他作为译者是该项活动的价值主体，他的诸多译作就是价值客体。它们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吕俊，2009:57)尽管《引论》认为译者是价值主体并没有错，但将译者作为翻译文学唯一或最主要的价值主体却是不尽合理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主体是价值关系中客体属性满足其需要的那个(类)人。译者能阅读原文，从包括阅读在内的许多角度讲，译者并不需要译本。译者从事翻译，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读者是译本价值的重要主体。关于这一点，《引论》其实是不否认的，因为作者对严复《天演论》译本影响巨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译本读者的反应上:“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对社会进步和后来的百日维新等变革活动有理论的指导意义，我国学者曹聚仁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他在20年中所读五百多种回忆录中，很少不受严译《天演论》一书影响的。可见其影响之巨。”(吕俊，2009:57)尽管《引论》随后指出，“评价者可以根据译文的内容与译法，文本选择与增益削删的情况同原文进行比对，并阐明译者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他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即满足了他的需要，达到了他的目的”，(吕俊，2009:57)以此来说明《天演论》译本对译者严复的价值虽然不无道理，但将严复《天演论》译本的价值仅仅局限在证明译者无论是“拟译原文选择”，还是“故意没有采用近世利俗的文字，而采用秦汉文辞句法”，“达到他启蒙的目的”，(吕俊，2009:57)显然是偏离了翻译文学批评的要害。不仅“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说明，《引论》作者在评价《天演论》“影响之巨”时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社会”，而且其他学者在评论严复的这部译作时也是将当时的广大读者视为价值主体。例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作者认为:“……‘严译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的《天演论》，像平地一声春雷，震惊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郭延礼，1997:10)可见，深刻认识价值主体，准确判断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这对翻译批评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为评价活动提供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过程中价值主体的易位或改变必然带来评价的错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有效性。

2．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不同的评价主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翻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定的评价活动也不例外。因此，深刻认识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翻译文学批评，也能使我们在进行翻译文学批评时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评价主体是价值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我国学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冯平(1995:36)认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属于评价客体中的一部分。在事实上，两者既可能是合二为一完全重合的，也可能是部分重合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不重合的。”阮青(2004:88－89)也持相同的观点。马俊峰(1994:125)则持不同的观点:“评价的对象是价值，价值就是一定事物(价值客体)对人(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评价主体往往同时又是价值主体，二者往往相重合(或部分重合，或完全重合)。”他也在新近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观点。(马俊峰，2012:246)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述评价时并没有明确阐释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李连科，1991;邱均平、文庭孝，2010;李德顺，2013)马俊峰(1994:137)认为，评价主体从数量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众所周知，个人作为评价主体所做的评价，既包括群体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也包括个人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就后者而言，评价可以是针对自己的，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重合;评价也可以是针对另一个体，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因此本文认为，在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冯平的观点无疑是更为深刻的。与其他评价活动相似，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可能完全或部分重合，也可能相互分离。在评价活动中，“评价的标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评价主体所把握的、所理解的价值主体的需要。”(冯平，1995:35)这就是说，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不同，评价结论也会随之不同。由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完全重复、部分重合和相互分离的三种情况下，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评价活动中区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翻译及其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引论》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多重价值关系，认为作者与其作品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译者与译作“构成了第二层的价值关系，即译者成了翻译活动的价值主体，译作是他的价值客体。

最后，当我们再对这部译作进行评价时，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关系，即以我们作为评价主体而译作作为价值客体的第三层的评价活动，其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吕俊，2009:29)既然译作“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那“我们”自然就是译作与“我们”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与此同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的论述又说明，作为价值主体的“我们”同时也是评价主体。由于“我们”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因此上述论述中“我们”同时作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这种关系应该属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三种关系中的前两种，即二者完全或部分重合。由于这是《引论》所提到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唯一的关系，因此无意中就排除了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忽视或轻视翻译文学批评中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往往会导致评价过程中评价标准的变换，从而使得评价结论难免不失偏颇，也难以完全服人，这一点在前些年对严复《天演论》译本的评论中比较明显。“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周笃宝，2000:29)“严复以‘汉以前字法句法’迻译《天演论》和译文应求‘雅’的译论，向来受到后人批评……”(王克非，1992:9)试设想，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如果不“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他的译本能为当时的读者欣然接受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天演论》在民族危亡关头受到重视与好评，既有其内在的思想因素，也不能忽视其“先秦文体”的作用。如果我们一方面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同时却认为帮助译本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体“显然不妥”，这不仅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也让读者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对同一译作的评价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评价主体对译作所构成的两种价值关系同时进行评价。当我们谈到这部译著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指译作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当时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非译作在当代的影响，因为《天演论》早已退出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它与现代的广大普通读者并没有构成价值关系。在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评价主体，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当时的读者。如果我们诟病严复所采用的“先秦文体”，我们评价的是《天演论》与当代普通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而非它与当时的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罗新璋，1984:151)在评论《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即当时的读者分离的;在诟病《天演论》的“先秦文体”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部分重合的。忽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既包括实体上的分离，也包括逻辑上的分离)，也表现在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评价中。

柳宗元的《江雪》是我国古诗中的名篇，中外都不止一位译者将其译成英语。我国译者中尤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受到高度评价。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译者，其译文各有千秋，但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模式下传递出的意境美角度来审视，笔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从整体译文来看，WitterBynner的译文几乎完全遵从原诗的语言成分，在译文中进行复制式的形式对应，却未充分考虑原诗语言之外的美感因素，结果未有效再现原诗的意境美。(辛红娟、覃远洲，2012:95)朱小美和陈倩倩(2010:106)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外，本文作者于2006初做过一个小型讲座，对象是三名美国西肯塔基大学交换生。讲座中提到《江雪》的三种译文，即许渊冲、WitterBynner和GarySnyder的译文。在准备讲座时，笔者仔细比较了三种译文，形成与辛红娟和覃远洲基本一致的观点。讲座中问及最喜欢哪个译文时，三个美国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WitterBynner的译文。虽然这三名交换生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英语读者对这三种译文的看法，但他们的观点无疑折射了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第一反应。毫无疑问，我国翻译界《江雪》英译文的评价者虽然也是该译文的读者，构成其价值主体的一部分，但中国古诗的英译首先和主要是为满足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因此我国的评价者或评价主体并不构成该诗译文的主要价值主体。由于评价尺度来自价值主体的需要，因此价值主体主要成员的需要自然成了评价尺度的主要来源。然而，《江雪》英译文的我国读者与外国读者由于文化背景、阅读动机等差异，其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同，因此以只占价值主体小部分的我国读者的需要作为评价尺度，评价结果难免与中国古诗英译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江雪》的英译，我国学界对《红楼梦》两个完整译本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评价者只有明确区分译文的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评价结论才有可能更接近译本接受实际。

翻译文学论文篇（4）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华岗.《规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a,(2).

劳陇.译意论[J].《外国语》，1996b,(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中国翻译》，2000a,(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b,(9).

李田心.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J].《中国翻译》,2000,(5).

林璋.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J].《外国语》，1999,(6).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重德.事实胜于雄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

王东风.中国翻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中国翻译》，1999,(1),(2).

王东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商榷[J].《外国语》，1996,(5).

吴义诚.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外国语》,1997,(5).

许均.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中国翻译》，1996,(1).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曾近义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

翻译文学论文篇（5）

信息技术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界关注、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它的普及推动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全面建设。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可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的方式，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真正落到实处。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作为教育的第四大革命，基于计算机的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

一、网络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的概念是由HenriHolec(1981)正式提出的。90年代以来，自主学习已经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自主学习源于人本主义，并随着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新教学理念，是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学习理念，也是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Little(1991)、Benson&Voller(1997)、Cotterall&Crabe(1999)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我国对此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终身学习能力，不仅使他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步入信息时代，网络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网络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教师不是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知识的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网络信息资源丰富，使用方便、成本低廉、形式多样，为学习活动创建了一个超级信息平台。使学生具有更多的自与决策权，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意义的主动构建者，这对学生运用能力的提高起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对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积极的影响。提倡网络自主学习，强调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学生主动接受和探究学习；强调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在网络自主学习与合作过程当中的互动：关注学习内容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注重对知识的全面把握，注重个人的整体发展，构建个体的知识结构体系。

二、网络自主学习与翻译教学

以网络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知识传播和应用的重要引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带来的革新是全面的，它的应用对实践创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源泉：用网络教育促进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是国家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当今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教育改革的目标。

将网络自主学习运用到翻译课程教学中来，使教师用新的教学理念与新的学习理论探索新的学习方式，完全符合当前翻译教学发展趋势：网络自主学习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将带来课程资源的变化：扩大课程资源范围与资源共享，同时带来学生方式的革命：网络自主学习有利于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发挥学习者的主体能动性，培养学习者运用各种资源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学生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的理念；信息技术可以作为自测工具，有利于学生自我反馈，发展学生的思维：也可以作为教师电子测评的手段优化评价过程，革新传统的课程评价观和方法。

早在本世纪初，学者们就呼吁翻译教学要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翻译教育的信息化，以提高翻译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人们对多媒体教室网络、计算机辅助技术、语料库等在翻译教学的应用做了有益探索；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翻译课程中广泛采用成为翻译课程的发展趋势之一。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电脑与网络已成为现代译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网络信息资源为翻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借助这种资源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翻译困难，从而大大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准确性，网络已成为译者不可或缺的帮手。

然而我国对信息技术环境下如何通过学与教方式变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研究还不够，尤其是翻译教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要改变目前翻译教学的落后现状，就应在这一方面进行大力研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化课程教学、优化教学资源、优化发展学生综合翻译能力、有效指导翻译自主学习，即通过网络及网络自主学习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学生充分利用与有效应用网络资源的能力。三、传统翻译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的利弊

(一)传统翻译课堂教学利弊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之所以仍有许多学生愿意花钱去上新东方学校而不是在家里自主学习，之所以还有学生去参加英语培训班学习，就是因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例如在课堂教学中，面对情感因素的影响，Kmshen认为各种情感因素，如缺乏动机，自尊心不强、焦虑等会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心理障碍，从而阻碍学习，教师可以鼓励缺乏自信的学生并使其进步，可以对学生进行理想注意交易以激发其学习动机，并将授课与育人相结合等等，这些面对面的师生互动以及课堂教学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因素是机器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授翻译理论与技巧知识，给学生构建翻译体系的宏观构架，让学生了解翻译体系的脉络与相关实践知识，师生之间可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在教学中能及时发现问题与解决一定问题，但课堂课程的教授难以因材施教，学生实践、运用机会少，纯理论的讲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利弊

翻译课堂教学由于课时少，实践机会少等诸多不利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的因素，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将成为提高翻译能力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网络自主学习课程的研究成为翻译课程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翻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主要是为了顺应翻译学科发展的实际，顺应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顺应学生对提高翻译能力和翻译素养的现实需求，在翻译教学上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互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一种能支撑情境创设、启发思考、信息获取、资源共享、多重交互、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等多方面要求的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网络辅助翻译课程集成了大量的翻译教学资源和设计了较丰富的翻译教学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能力，自主开展翻译学习，实现因材施教。网络为学生提供海量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的记忆功能，避免重复的翻译工作，并通过网络的平行文本进行比照，弥补了中国学生英语语言能力不足的缺陷，降低了汉译英的难度，消除了学生惯有的为难情绪，增加译文的地道性；还可利用网络信息，提高对文本的理解。在传统的翻译练习模式下，很多学生是为老师作翻译，不认真阅读原文、译文粗制滥造，马虎了事：在网络学习下的翻译练习，练习译文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在网络上，扩大了读者群，学生潜意识中有把练习做得更好的冲动，因此，质量意识逐步地得到了提高。

但在网络自主学习中，处在虚拟的世界中，学生易出现焦躁、迷茫与失落等情绪，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不能持之以恒地参加网上学习交流活动，在自主学习遇到问题时，得不到帮助和指导，缺乏人际交流，学习者难以进行错误分析，也不利于教书育人。

翻译文学论文篇（6）

（一）外部问题1.CET4和CET6指挥棒的作用。四六级考试出现翻译题型始于1996年，但是此部分所占分值少，难度较小，因此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9]久而久之，在四六级考试指挥棒的误导下，教师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教翻译，学生也缺乏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2月CET4和CET6进行了改革，首次将段落翻译作为一个专门的题型进行考查，翻译材料选材广泛，牵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此次改革明确了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必将推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研究和发展。2.缺乏专门的翻译教材。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未为非英语专业学生订购专门的翻译教材。非英语专业学生多数只有读写和听说教材，教材很少对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系统的讲解，翻译部分基本以课后题的形式出现，且多是简单机械地巩固已学的词汇，因而并不能称之为翻译。

（二）内部问题1.教师方面。一是很多大学英语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欠缺。他们未系统学习过翻译理论知识，而且毕业就从事教学工作，实战经验不足，因此翻译教学只能照本宣科，不能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是教学方法陈旧。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但教师很少给予理论指导，而是偏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讲授。课堂上，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做口头翻译，或给出译文让学生自己检测，但学生的翻译能力并未因此得到较大提高。此外，课后翻译作业也往往强调无语法和词汇错误，很少关注语篇连贯、逻辑清晰等因素。2.学生方面。一是对翻译不够重视。很多学生认为听说读写是关键，翻译无关紧要。因此，在翻译学习中，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处于被动地位，从不主动探索。二是缺乏跨文化和语用意识。很多学生片面地认为翻译就是字对字、词对词的转换，因此只要掌握语法和词汇就足够了。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如果只重视语言形式的对应，翻译出来的句子可能佶屈聱牙。同样，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一词多义现象，需要学生多积累、勤思考，才能译出准确的译文。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之处如此之多，引入有效的翻译理论对其进行指导，从理论高度设计出合理的教学体系刻不容缓。

二、语用翻译理论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解释力

作为一种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理论，语用学不仅关注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还关注受话者对信息的理解和转化。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既关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关注译者在译文中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具有共同的关注对象。[10]正如吕俊所说，语用学与翻译结合，让译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翻译中的问题，从而为翻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11]将语用学理论，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引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将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教学提供指导，从而克服以往教学中的各种不足。

（一）指示语与翻译教学言语交际涉及两个过程，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和听话者对信息的理解，指示语在这两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根据语境、说话者、受话者等因素，推理出指称与所指的关系，同时注意文化、社交的适当性。例如，ShortlybeforeCongressmanJamesLangevincasthisvotelastmonthtorelaxfederalrulesonfundingofstemcellre-search,theRhodeIslandDemocratstoldhiscolleges…。原文中的theRhodeIslandDemocrats根据上下文指的是前文的JamesLangevin，翻译时若将其作为他人处理，译文将与原文相悖。指示语的意义离不开语境，教师应启发学生关注语境的意识，切不可过分注重字面意义而造成译文对原文的偏离。

（二）语用预设与翻译教学语用预设对翻译过程有重要影响。从翻译角度看，预设对语境具有敏感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坚守以前实践中形成的预设，而应该考虑到当前的语境因素，形成恰当的译文。例如看到game这个词，译者首先会利用之前形成的预设将其翻译为“游戏、比赛”，但是在新的语境中game可形成新搭配，从而具有新的外延。如，“Gametheoryisthescienceofstrategy”，应当译为“博弈论是有关策略的科学”。

（三）会话含义理论与翻译教学会话含义理论要求翻译时，译者始终忠实于原文的会话含义。具体说来，合作原则对翻译规定了特殊的要求：量的准则规定译者不得毫无根据扩充或节减原作内容；质的准则表明译者应忠实传达原作信息，切忌错译、乱译；关联准则强调译者应注重两方面的关联：原文上下文的关联和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联；方式准则规定译者用精炼清晰的语言传达原文内容，不允许隐晦难懂。[2]但是，有时为了修辞的需要，说话者常常有意地、巧妙地偏离合作原则，从而产生言外之意。在此情况下，如果原文背离了合作原则，译者翻译时也需要相应地背离，至于语用意义则留给读者去推理，译者无需代劳。如：A：昨天晚上吃的什么？B：就吃了些东西。B的回答明显背离了“量的准则”，因为其传递的信息显然不足，语用意义是B不愿意告知A相关信息。翻译此对话时，译者即使知道乙晚上吃的是什么，也应把乙的话直译过来，切不可画蛇添足。

（四）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教学言语行为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透视一定语境下的言外之力，进而用明晰或隐晦的方式构造表达同样言外之力的译文。例如：“Saturdaymeantmostadultswereathomeontheroute.Sowereschool-agedchildren.IthoughtthismightmeanmoreexchangesasImadetheroundstoday.”文段描述的是垃圾工人的心理活动，从上下文信息可知这是垃圾工人苦中作乐的美好想象。“madetherounds”、“moreexchanges”可分别翻译为“挨家挨户收垃圾”、“搭上几句话”，从而将原文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五）礼貌原则与翻译教学礼貌原则提出了交际者应遵循的六条小的规则。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致使人们对礼貌的领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人被夸奖时，很自然地会回答：“惭愧，惭愧！”如果直译成“Ifeelashamed”，英美读者将稀里糊涂；如选用归化策略意译为“Thankyou!”，则变得规范地道。礼貌原则对翻译教学的借鉴意义为：教师课堂上应适时引导学生弄清中外表达礼貌方式的差异。分清哪些礼貌信息是原文的重点，因而译文中必须很好地体现出来；哪些不是原文的核心，并且直译会让读者不知所云。前者通常选用异化策略，而后者多选用归化策略。

（六）关联理论与翻译教学假设S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T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解读。根据关联理论，成功的翻译应是T=S，但是实际翻译中译者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12]翻译要考虑两个层面关联性的对应：原文和译文的关联以及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关联，尤其后者是译者努力的方向，即使译文读者付出较少的努力获取与原文读者一样的语境效果。为此，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把英语学习当成认知过程，还要鼓励学生寻找关联，并把此当做学习的目标。[13]例如，翻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译者不仅要通过认知推理得知它的真正含义———化词汇的形象与语用含义关系不大。如果把“瓜、豆”的形象传达出来，将让读者无法理解。所以，译文应把原文的暗含信息翻译出来，即，“Asyousow，youwillreap.”

（七）顺应理论与翻译教学从顺应理论出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解释翻译过程，即译语要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翻译的动态过程，且这一过程是有意识的。[2]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译文读者有着与原文读者不同的文化心理、社交规范等，因此翻译时要选择顺应译文读者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表达。语言结构顺应强调，译语与原语在语码、语体、词汇等方面存在差异，翻译要选择符合译语语言结构的表达。动态顺应强调，译语不能只顺应语境关系或语言结构，而应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顺应。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学体系是当务之急。结合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在语用学翻译理论指导下，现提出如下教学体系。

（一）丰富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水平传统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翻译教学的要求，刻板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为了更好地驾驭翻译课堂，教师必须先提高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即扎实的翻译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水平缺一不可。为此，教师应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成立翻译研讨小组，每周至少开一次研讨会，互相交流翻译教学和科研心得，提高理论修养。其次，积极寻找机会，从事翻译实践工作，丰富实践经验。

（二）传授语用知识，增强语用能力语用学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脱离了语境，翻译这种输出型活动的正确性和得体性就无法实现。所以，教师在翻译课堂上应有意识教授学生语用知识和能力。正如冉永平所说，语用能力或知识是可教的。[14]首先，教师不仅要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有意识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鼓励他们在翻译中自觉掌握和运用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等语用翻译理论，避免产生误读和交际失败。例如，公司每年生产10万只玩具。译文1：Thecompanyturnsout100,000toyseveryyear.译文2：Theannualoutputofthecompanyis100,000toys.此例教师可启发学生关注语境因素。根据顺应翻译理论，为了得体，译文需要追求语境关系顺应。如果是日常语境，译文1较为合适，但如果是商务场合等正式语境，译文2则更合适。其次，创造合适语境，组织互动式活动，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理解和掌握目的。例如，miss这个单词可有不同的含义。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创设语境，如在等车的场合，“Imissthebus”,表达的是“错过”的意思。

（三）输入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意识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不容忽视。在运用礼貌原则、关联论、顺应论等理论指导翻译时，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合理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首先，教师应积极向学生输入西方文化知识，并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其次，鼓励学生课下看一些英文读物或电影，要求以读书报告的形式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最后，启发学生用目的语思考，发展学生的移情，引导他们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文化，从而避免母语的干扰。例如，“望子成龙”，直译过来是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但是这一译文无法为外国人接受，因为龙虽在中国是吉祥物，在国外却被视为凶恶残暴之物。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文要能使译文读者在付出较少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到一样的语境效果。所以教师可引导学生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此句，即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

（四）检测语用文化知识，规范评价尺度测试形式和内容易影响包括翻译教学在内的语言教学，但是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以及文化知识等很少出现在外语测试中。为了更好的评价学生的翻译水平，并用评价结果来指导翻译教学，在考试中应加入语用社交等方面的内容，检测学生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可给出原文，让学生在各种语境中选出或给出准确的译文；也可考查案例分析题，让学生分析其中的文化冲突。

翻译文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24-02

一、导语

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以原文为中心，把“信”或“原文中心论”作为评价翻译的最高标准，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性，认为译文应该是原文语言符号的转换，尤其对于文学翻译，更要忠实于原文。而翻译目的论则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实践的首要出发点，是评价译文的首要标准。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目的论更重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在不同翻译目的的要求下，译者对原文不必“亦步亦趋”，非“信”不可。文学翻译是一个特殊的翻译领域，本文将结合《傲慢与偏见》的英汉译本进行实例分析，探索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

二、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后期的德国， 由Hans Vermeer提出。翻译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是翻译理论史发展的重要变革， 表明译者开始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而语言学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不再占主导地位。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翻译目的论发展了具有创新性的翻译观，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它认为翻译并不是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 而是一种具体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预期目的是衡量译文是否成功的标准，需要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确定下来，它反映了译文读者的要求，而读者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翻译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多元化，是一种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实用性的解构主义理论模式。

三、《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点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奥斯丁的杰出作品，是一部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文章以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为主线，揭露了物质在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品文笔细腻，主题深刻而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奥斯丁通过情感交流、人物对话等方式或讥讽或褒贬地刻画出不同的人物特征。首先，文章语言具有幽默讽刺效果。例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从字面来看这句话是在陈述“有钱的单身男子都需要一个妻子”这一事实，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说这句话的主人班纳特太太的性格，可以挖掘出其隐含意思是“未婚女子都需要有钱的单身汉”。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也呼应了这一含义，为整篇文章做了铺垫。这里就巧妙地运用了讽刺而耐人寻味，简洁而锋芒毕露的写作手法。其次，对话生动风趣，用词精炼考究，通过有节奏变化的句式刻画人物性格。例如“A talented younger sister. A cousin distinguished for his wit in learning. Two young sisters with a toast at the officer’s mess. A mother who is a much devoting conversationalist， to say nothing of your own dexterity with bow and arrow. Such an interesting accomplished family.”该段虽然没有过多的定语修饰也没有明显的感情词汇，但这五个简单的排比短语和简短干脆的用词足以淋漓尽致地显示出卡洛莱对伊丽莎白家人的轻蔑与讽刺。因此用词与句式体现了该小说的整体形象，尽显作者文字与文学水平。

四、翻译目的论在《傲慢与偏见》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三个重要部分，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指导符合读者期待的译文产生。这三个原则的关系是：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忠实原则与连贯原则都服从于目的原则，同时忠实原则服从于连贯原则。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改变原文功能，译文的标准就不再是保持与原文文本的语际间的连贯，如果翻译目的要求语际不连贯，则连贯规则就不再有效。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宏观上取决于翻译目的的要求。如果翻译目的要求译文再现原文的特点、风格，那么忠实规则与目的规则相一致，否则译者可以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本文将以《傲慢与偏见》孙致礼汉译版为实例，从翻译目的论的视角重读该著作中的语言文学特点，探讨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指导作用。

1.目的原则。目的原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文期待及译文的交际目的，在目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实践。翻译应当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使原语在目的语情境和文化中，按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方式发生作用，以使译文的遣词造句更准确、更有针对性。翻译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特定翻译策略需要达到的目的，这里通常指译文的交际目的。译者应从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出发，确定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例1：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译文：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该句中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的字面意思是“有财产的单身汉”，但这是一段口语对话，孙致礼译为“有钱的单身汉”更符合口语表达习惯。而且说这句话的班纳特太太是位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眼光狭隘的家庭妇女，所以摒弃文绉绉的逐字直译，用通俗简单的口语更能表现说话者庸俗的态度，另外这句话暗指“未婚女子需要一位有钱的单身汉使自己过上优裕的生活”，所以译文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出这一世俗观点，以刻画人物形象。

2.连贯原则。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意义，应该与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交际习惯等相一致，因此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翻译是信息传递的过程，原文本是信息提供者，译者依据目的原则进行语言加工并将信息提供给读者，这一过程中要遵循连贯原则，才能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原文内容，从而实现信息传递的目的。

例2：Nor was Mrs. Hurst，who had married a man of more fashion than fortune，（was disposed to consider his house as her home when it suited her.）

译文：而那位赫斯特太太嫁了个家财不足，派头有余的绅士，因此一旦得便，也很情愿把弟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这一句中fashion与fortune在修辞上构成押头韵，在形式和含义上也有对比之意。汉语中很难找到与英语头韵相对应的辞格形式，所以只能求得神似而形离的译文。孙致礼将之译为“家财不足”“派头有余”，用词对仗工整，读来朗朗上口，“家财”与“派头”相对应，“不足”与“有余”相对应，忠于原文含义又符合汉语表达方式，读者容易接受，符合翻译目的论中的连贯原则。

例子3：Dear sir，The disagreement subsisting between yo- urself and my late Honored father，always gave me much uneasiness，and since I have had the misfortune to lose him.I have frequently wished to heal the breach；but for some time I was kept back by my own doubts，fearing lest it might seem disrespectful to his memory for me to be on good terms with any one，with whom it had always pleased him to be at variance.

译文：亲爱的先生：你与先父之间发生的龃龉，一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自先父不幸弃世以来，我屡屡想要愈合这裂痕，但是一度却犹豫不决，心想：一个先父一向与之以仇之为快的人，我却与其求和修好，这未免有辱先人。这一段是柯林斯先生写给班纳特先生的一封短信，柯林斯先生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头脑空空却非常自负，更非真正的学者。但是为了彰显自己所谓的文才，他绞尽脑汁写下这封文绉绉的信，其中用了很多正式语体但是又夹杂了不少非正式词语。孙致礼在译文中采用半文半白的语体形式，来表现柯林斯先生外坚内空的实际水平，刻画出一副矫揉造作和拿腔作势的人物形象。译文正是按照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来传递原文含义，也是翻译目的论的连贯原则所在。

3.忠实原则。忠实原则要求原文和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译文的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表达原文含义，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完成信息传递任务，但又反对逐字逐句对照，过于严格地按照原文进行翻译。翻译目的论下忠实原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等原则”，它提倡翻译效果优于原文，译者可根据原文进行模仿或创造，使原文的形式和功能符合目的语文化要求。通过翻译目的的引导和翻译连贯的约束，灵活的忠实于原文。

例4：She was busily searching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for a proper situation for her daughter， and without knowing or considering what their income might be.

译文：她在家里胡思乱想，要给女儿找一所适当的住宅；她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收入，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比译文与原文，最大出入在于searching through一词的含义。根据文章的背景可知班纳特太太刚刚大病初愈，如果直译为“到处奔波”则不太符合实际。班纳特太太一直操心女儿的出嫁问题，所以即便身体不适，她也忘不了女儿们的婚姻大事。孙致礼将之译为“在家里胡思乱想”，切合实际也符合班纳特太太的性格特点。没有按照原文字眼硬译，也没有背离原文含义，所以遵循了忠实原则又顺畅了读者的思路。

五、结语

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在准确把握原语作品含义的前提下，还要挖掘文字所包含的深层含义，抓住不同语言的表达特点，熟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交流习惯，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诚原则的指导下，摆脱原语句束缚，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最适合读者需要的译文，达到对原作语言风格及艺术色彩的完美再现。

参考文献：

翻译文学论文篇（8）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翻译文学论文篇（9）

引言：功能翻译理论是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一个翻译学分支，在这一理论中通过从译者角度的研究，将翻译的内容分成了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两类，而在这两种翻译类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区别。

一、功能理论下翻译的概念

自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一大批翻译学家将翻译定义为一种符号转换成另一种符号的过程，同时从语言的结构学以及语法转化对于语言结构的影响等着手分析，通过对源语以及译语之间在语法的对应以及转化上的研究，证明翻译是一种将源语转换成一种相对应的译语。但是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够通过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清楚，一部分的翻译学家开始从其他的方向开始研究翻译学，所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功能理论在翻译学中建立起一套新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的主旨在于将翻译从原文中剥离出来，专门从翻译者的角度进行研究，将翻译当成是一种考虑目标读者或者客户的行为，使得翻译不再是与原文对等语言，而功能理论在进行文学类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区别的研究中也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理论根据[1]。

二、基于功能理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本质差别

（一）在功能方面的区别

文学类的翻译与非文学类的翻译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与其功能的不同，一方面文学翻译更加的偏向于翻译的艺术程度，比较注重在翻译时保留原文中语言的华丽词汇，是一种表现性的翻译，所以在进行翻译时通常都是一些文学类的作品。在这一类的翻译中语言并非单纯的是一种带有信息的符号，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这样的作品是通过文字将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感受以及一些描写出来的画面传递给读者，使其接收到作者的感情以及思想。所以使用清楚明确的语言将原文的内容表达出来只是翻译的最低标准，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则需要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对于原文中的内容表达清楚，同时也要将原文所传递出来的情感以及思想同样要用另一中语言再次表现出来，能够使翻译表达出与原文一样的思想情感。这也是与非文学翻译的最大不同，在文学翻译中应当更加的注重对原文艺术性和美学性的保留。另一方面，非文学翻译通常对象都是一些比较注重信息原意的表达，需要对原文进行准确、专业的进行翻译[2]。

（二）在思维方面的区别

在文学翻译中，主要是要将社会的生活或者风俗等元素以一种形象的文字表现出来，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加的注重作者的思维与形象的结合，这里所谓的思维就是指作者进行创作时对客观事物予以加工的思考过程，通过作者的想象以及联想，将客观的事物加入自身的感情与见解，而形象是指作者在创作中会将“加工”过的客观事物以一种具有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通过文字承载作者的感情以及思想[3]。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需要将这种思维与形象同时的翻译出来，不仅仅是表达出客观事物的形象，同时也要将作者对事物加工的内容也展现出来，这就要求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在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经验以及阅历等因素将作者对于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还原一遍，在自己的思S中构建出与原作者一致的形象，使翻译者在精神层面上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而非文学翻译则不同，在非文学的翻译中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实用的文章，比如使用说明，文件档案等。这种类型的文章其内容上更加的客观准确，作者对文章中的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的程度比较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同时这一类的文章通常会用于社会工作当中，所以在语言上更为严谨规范，属于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所以在对非文学的翻译时，需要的更多的是逻辑严谨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应当真实的进行表现，不可以加入任何的想象的内容，同时为保证在译文中不会产生歧义，这就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注重语言的单义性，这也是与文学类翻译的明显区别。

（三）在原作者权威方面的区别

在功能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者的权威性有着的独特的见解，在传统的翻译中，人们更加的重视原著，认为翻译的过程就像将原文以另一种文字重新表达出来，不应该对原文进行改动。但是在功能翻译理论中，认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原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容完整准确，可以清楚的表现出作者的想要传递的信息。而另一种则是一些内容相对模糊、不完整、不准确的文章，通过这样的原文无法将作者想要传递的意思很好的表达出来，而这样的原文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翻译者对原文就行修改以及删减，将翻译出来的文章可以将原作者的思想清楚的表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文学类的翻译与非文学类的翻译有着较大的区别[4]。首先在文学类的翻译中，大多数需要翻译的对象都会是一些名著或者经典的作品，至少能够写出文学作品的作者其文笔应当可以清楚的将自身的思想感情通过文章表达出来，这就属于第一种比较完整的文章。但是许多非文学的文章则不然，大多数的非文学的翻译都是一些工具类的文章，原作者基本上都不是语言专业毕业或者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所以文章本身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障，在原文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语言上的错误，如语句不通顺，语法错误等，而这些错误的原文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应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不能应为原文的错误致使译文中出现同样的错误。

（四）在译者地位方面的区别

对于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之间，译者也会有着较大的区别。一方面，是在文学类翻译时，翻译过程只会涉及到译者、原作者、读者这三类。进行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借助原作者的语言形象，通过对原著的理解以及原作者性格的把握，将自己的社会经验以及人生经历与原作者进行精神上的同步，在使用另一种语言将原著中原作者的思想情感等元素完整的再现出来，这就要求了译者进行翻译时，既要符合原著的内容又要有着自己的想象，既是一种写作同时又比创作更加的复杂，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同时包括了想象的部分又包括了进行原文转化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在非文学翻译中，则会涉及到更多的人员，包括了译者、原作者、客户、译文的使用者，在整理流程中，首先是客户发起翻译任务，找到译者进行翻译，然后交给译文使用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并不需要通过对原作者进行了解，只需要受客户的需求，将原文翻译成译文使用者需要的文章即可[5]。

三、基于功能理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操作差别

（一）翻译准备阶段的区别

在进行翻译之前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都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是不同的翻译类型其准备工作的内容会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是在文学翻译之前，需要进行准备的工作是十分复杂的，翻译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需要译者通过大量的时间去体会原著中的思想内涵、语言结构、人物性格、作者的创作背景等一系列的内容，可以说一部文学的作品就是对一个社会的映射，只有将原著中的信息尽可能的全部了解清楚才能将原著的内容、情感等真实的还原出来。否则一部文学作品就会被翻译成非文学的翻译。其次在非文学翻译之前，需要从整个译文进行考虑，包括译文会被那些人使用，使用者的语言接受程度，译文的功能有哪些。这就要求在进行翻译之前对客户以及受众等众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解，这是文学翻译中所没有的[6]。

（二）对于理解的区别

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文学类的翻译和非文学类的翻译对于原著的理解也将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文学类翻译中，是一种译者参照原文的内容，再次将客观事物进行想象加工的过程，在这样的翻译中译者理解原文的时候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原文中“意”的部分，这里的“意”不仅仅是指含义的意思，更是对原著意境的理解，所以在进行翻译时，需要更多的艺术性和灵活性。但非文学的翻译则正好相反，译者在进行非文学类的翻译时，需要侧重理解原文的文字原意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清楚准确的翻译出原文的客观内容，在对原文进行理解时尽量减少将自身的想象加入到翻译中去[7]。

（三）在优化原文方面的区别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原著的权威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原文是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的，这就涉及到对原文进行优化的问题。但是在对于原文进行优化时并非一定是非文学的作品就一定需要优化而文学类的作品就需要优化，这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具体考虑的。在进行翻译时，中文与英文有着较大的差别，中文更加注重“意”的表达，所以许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语言逻辑不通顺的情况，但是却依然能够表达出其中的内涵。可英文则更为注重语言的逻辑性、准确性。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两种语言不同的转换方式，在进行原文的优化时，首先是原文的内容有问题，语言逻辑不同顺或者是模糊的进行表达。其次是语言的不同进行直接的翻译无法发挥出相同的效果，最后是由于译者的能力有限，无法真实的将原文的意识表达出来，所以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8]。

（四）在表达上的区别

在进行语言的表达上，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有着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是在中文与英文的转换上的区别，由于中文的语言中更加注重“意”的表现，所以在许多的文章中都会出现较多的形容词或者修饰词，可同样是这些词汇在英文中却是属于多余的。就比如中文里的“红色”在英文中就是翻译成“red”。非文学的翻译中，这样的词汇相对较少。而在文学类的翻译中这样的词汇随处可见，这就需要译者进行在进行翻译时运用合理的转化。其次是在文笔的上的区别，在非文学的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笔相对的简单直接，更加需要将原文的意思准确的表达出来，而在文学类的翻译中，则需要较高的文字功底，能够将原文的情感等鲜明的表现出来[9]。

四、结语

总而言之，相较于传统的翻译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无疑有着更多独特的思考，能够将翻译从原作者的权威性中解放出来。通过这样的理论，可以把传统的翻译分成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而在这两种的类型的翻译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就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不同的翻译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林海，石艳婷.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现代沙特阿拉伯文学叙事艺术》翻译实践为例[J].外国语文，2014（04）：123-126.

[2]尹筠杉.浅谈文学翻译的“再创造”艺术[D].湖北师范学院，2014.

[3]肖佳.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D].湖南师范大学，2014.

[4]谭丽萍.功能对等理论在非文学翻译中的体现[D].河北联合大学，2014.

[5]胡榕.目的论视野下的儿童文学翻译[D].福建师范大学，2014.

[6]张慧.功能翻译理论ξ难Х译的适用性――兼评庞德的《神州集》[J].科技视界，2015（08）：158+245.

翻译文学论文篇（10）

二、基于市场需求的翻译教学策略

（1）根据翻译市场的要求，合理设置课程，做到理论和实践兼顾设置合理的课程重点在于翻译方向课堂教学与集中实训并重，课程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兼顾。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使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达到一定的英语翻译水平，要根据大纲开设所有必修的专业课程，使学生能修够学分，从而达到市场对应聘者语言水平的要求。首先，口译具有独立的特性，通过一系列翻译课程设置将翻译方向体现出来，构成口笔译课程组。同时，要开设入门课程和交替传译。其次，市场对翻译经验要求最高，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在学期授课任务完成之后，可以增加实训环节，并且学生在学期末或者寒暑假等时间段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翻译量，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量集中实训。同时，在理论课的基础上，课堂教学环节可以开设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课程，增加学生语篇翻译的实践。再者，在翻译理论方面，为了使学生了解各种翻译理论，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可以开设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课程。除了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之外，还可以设置一些选修课，作为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补充，如开设一门或者多门翻译鉴赏类课程，重点在于批评和鉴赏。在品读经典翻译的过程中，对比不同的译本，从而培养学生的翻译感。另外，在实训环节学习中，针对市场要求的翻译软件使用上，不用单独开设一门课程，可以教会学生边学边用，在翻译实训室中安装一套翻译软件，增强学习的效果和效率。翻译方向的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鉴赏课程。其中理论课程可以开设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实践课程可以开设高级英汉笔译、高级汉英笔译、集中翻译实训等。而鉴赏课程可以开设翻译与鉴赏等。

（2）增强学生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调整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翻译的能力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提出：“使学生具备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是笔译课的目的所在。”在没有普及互联网的时候，翻译工作者翻译工作主要靠笔、纸和各种纸质词典以及百科全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构成翻译能力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翻译能力的核心便成了双语能力、查阅工具书的能力、双语转换能力等，因此，翻译教学的内容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互联网普及以后，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上，翻译能力有了新的内容，增加了网络沟通能力、计算机软件、硬件应用能力以及电子工具书使用能力等，特别是翻译软件的应用能力。由于社会发展和需求，翻译能力的构成有了拓展，因此，在研究翻译能力的基础上，翻译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翻译教学内容涉及到了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以及翻译鉴赏三类课程。而这三类课程比较容易分清，内容差别很大。在教学实际中，如何分析翻译实例是任何理论讲授都离不开的，但是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中，所有翻译方向课程组的课程实际上都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不能不提到翻译理论。为了避免在不同课程中重复相同的内容，根据课程设置，课程组教师要明确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首先，在理论课程中，一般情况下，英汉互译讲授过程中使用的译例是句子和短语，其基础的授课内容是最基础的翻译入门课程，也是基本的概念和翻译技巧。而翻译概论的授课内容从翻译研究的角度上授课，是各种翻译理论流派和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般情况下，在讲授的过程中使用的译例是句群和句子。其次，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的内容是不同文体的语篇翻译，在实践课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实践基础上的译文评析，教师讲授文体特点与翻译策略之后，才组织学生进行语篇翻译实践。而集中翻译实训的内容主要是大量翻译应用文和少量翻译文学语篇。另外，一般情况下，翻译鉴赏课程通过比较分析，选择有多个参考译文的语篇翻译，选出最佳译文，或者对所有参考译文讨论出一个最佳译文。综上所述，翻译课程的内容明确化主要有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以及鉴赏课程。其中理论课程包括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教学内容主要有基本概念、翻译技巧以及翻译理论流派和翻译热点问题等。实践课程主要包括高级英汉笔译、高级汉英笔译以及集中翻译实训，教学内容有大量应用文翻译和少量文学语篇翻译等。鉴赏课程主要包括翻译与鉴赏，教学内容有多个参考译文的语篇翻译。

（3）针对不同课程，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综合提高学生的素质为了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课堂教学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针对不同课程，综合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翻译责任感、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首先，对于理论课程来说，教学方法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主要是讲解理论，以学生翻译练习为辅。其次，对于实践课程来说，课堂研讨是教学方法的主旋律，教师的教学方法要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充分体现出学生翻译实践的价值。同时在课堂上，对于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来说，学生做翻译的话，教学效率不会很高，因此，最好就是课上师生讨论，鼓励学生课下完成翻译。在每次上课的时候，教师要讲评学生译文，通过课程网络平台和电子邮箱布置作业，并且教师可以上课的时候，选取部分学生上台讲评自己的译文。同时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要积极地互动起来。而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翻译实训室模拟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环境，集中进行大量翻译实践。翻译工作的密度高，强度大，因此，教师的教学方法需要做好项目管理和译审工作，不能和平日的课堂教学一样，学生需要扮演译者和校译角色。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实践课程中，教师布置任务的时候，可以把学生分成翻译小组，便于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再者，翻译语料在鉴赏课程中，要求教师能够以理服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并不是完全凭直觉对译文作出评论，因此，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备课的时候，教师通过比较、分析、师生讨论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选取有多个参考译文的主体语篇供课堂使用，从而得出最佳译文。这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最好是以师生讨论为辅、教师讲授为主。不同翻译课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教学方法的选择会有所侧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教师需要灵活应变，充分备课，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法。

翻译文学论文篇（11）

1.引言

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而言，目的论是个重大的突破。目的论着重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并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翻译目的论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即 “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以及“忠实性原则”。其中决定翻译的首要因素是“目的原则”。儿童文学的翻译虽然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但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事实上，同翻译比较起来，译给儿童们看的童话更有难度。儿童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特定的目标读者，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中应该重视这一特点。目的论指出，同一原文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不同的译文，所以目的论适合应用于儿童文学的翻译。

2. 目的论

长期从事翻译研究和语言的汉斯·威密尔教授是目的论的奠基者。他认为，结果决定方法，翻译所要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就是目的原则。目的论其他的两个重要原则是连贯性原则和忠诚性原则。根据连贯性原则的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的连贯，即译文的接受者必须能够理解译文，并且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以及目的语的文化中要有意义；相对于连贯性原则，忠诚性原则要求原文与译文之间要有语际的连贯， 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以及译文的目的决定了忠实性的程度。（吴文安，2003）

目的原则是目的论的首要法则，其他两个原则要从属于目的原则，并且，忠诚性原则要从属于连贯性原则。目的决定一切，如果目的原则要求原文和译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忠诚性原则则被弃用。所以，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决定翻译的最首要的法则，是翻译所要遵循的最终的、唯一的法则。（钟伟合、钟钰，1999）

3.儿童文学特点

儿童文学是为儿童读者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的翻译不同于的翻译，尽管儿童文学的译者都是成年人，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要尽量的贴近儿童的理解水平以及他们的思维特征，尽量的少受成人认知水平和思维的干扰和影响。为了能够选择更好的翻译策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儿童文学的译者首先要对儿童读者的思维特征，认知水平以及审美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3.1 儿童文学接受特点

根据年龄的划分，儿童读者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个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的儿童文学具有不同的接受特点：

幼年期读者（1～6岁）：幼年期的儿童文学大多非常短并且简单，有的还配有具有鲜明色彩的插图。因为在这个时期，儿童读者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童年期读者（6～12岁）：童年期的儿童文学将艺术性、知识性以及思想性融为一体，形式多样，构思新颖，具有启迪的作用。

少年期读者（12～18岁）：少年期的儿童文学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审美趣味，以及更深刻的思想性。因为在这个时期，儿童读者的审美趣味在自我选择以及生长。（肖洪林，2006）

3.2 儿童文学特点

儿童文学要适合儿童读者阅读与欣赏，并且能够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儿童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儿童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表达的手法都要尽量的符合儿童读者的生理以及心理特点。总的说来，儿童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教育性：由于儿童读者心智不成熟，所以儿童文学起着帮着儿童读者正确认识世界的作用。因此，儿童文学要注重教育性。

趣味性：优秀的儿童文学能够具有极高的趣味性，在有趣的情节中，在轻松的说笑中，儿童能够潜移默化的明白一个道理或者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

形象性：儿童读者，尤其是幼年时期的儿童读者，不容易集中注意力，因此只有形象生动的故事才能吸引他们，最终发挥教育性的作用。（肖洪林，2006）

4. 目的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目的论的三大原则以及儿童文学的接受特点，译者应该在“服务于儿童”这一目的的指导下，尽量的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4.1 简单的措辞，鲜明的形象

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的文学接受能力不同于成人。在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更倾向于声音，色彩，以及形状的描述（王泉根，2000），例如，对故事的情节敏感，对新奇的人物形象感兴趣；同时他们反感甚至厌恶理性的、抽象的叙述。此外，儿童文学的语言具有艺术性，词语的选择，语法关系的组合都可以帮助儿童读者在头脑中形成具体的艺术形象。所以，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个要求去组合语法关系，选择词语。因为这样，既可以提高儿童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帮助让儿童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易于接受和理解文学作品，又能唤起儿童读者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形象的联想，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徐德荣，2004）例如下面两个句子的翻译：

例 1 I hope the town has made preparation.

例2 So the Swallow flew over the great city， and saw the rich making merry in their beautiful houses， while the beggars were sitting at the gates.

上面两句话中，词语preparations 和 making merry， sitting at the gates 比较抽象，如果译为“我希望城里已经有所准备”和“于是燕子就飞到这个城市的上空，他看到富人们在他们家里寻欢作乐，而乞丐们却坐在大门口”，表面上看来符合忠诚性的原则，实现了语际间的连贯，但是却违背了目的性原则，即忽视了目标读者的特点和目标读者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相比之下，巴金的译文体现了原作的语言特点，他译为，“我希望城里已经给我预备了好住处”，“燕子便在这个大城的上空飞着，他看见有钱人在他们漂亮的住宅里作乐，乞丐们坐在大门外挨冻”。尤其是“飞着”这一词，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形象画面：燕子正在不辞辛苦的飞动着。所以，巴金的译文不仅遵守了目的性原则，而且实现了连贯性和忠诚性的原则。

4.2 简短的结构，清楚的层次

儿童作品中，英语中的长句也比较普遍。例如马克.吐温的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就是用了大量长句对心理活动进行描写。但是，为了避免儿童读者阅读困难，似是而非，一方面，译者要考虑到汉语多是流水句以及小分句这一特点，又要考虑到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及能力，将长句、难句化为短句、简单句，便于儿童读者的理解。如果译者只是遵循忠诚性原则，按部就班的沿袭原句的结构，就会给儿童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从而打击了他们的阅读欲望（史小平，2007）比如下面句子的翻译，

例3 His mother had whipped him for drinking some cream which he had never tasted and knew nothing about； it was plain that she was tired of him and wished him to go； if she felt that way， there was nothing for him to do but so succumb.

翻译这句话时， 要把握好层次的划分，要注意前后次序以及因果关系。严维明译为，“他的妈妈怪他吃了奶油，还揍了他一顿，其实他根本没有吃，对奶油的事儿一无所知：她分明实在讨厌他，希望他走得远远的。既然她有那个念头他也没有办法，只有认了。”这样的译文的表达比较简练，也有鲜明的层次，同时也实现了语内和语际连贯。此外，还遵循了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目的：符合儿童的思维特征和认知能力，实现了为儿童读者服务的目的。译文中“分明”、“走得远远的”、“认了”这些词的使用，更是增添了几分的童趣。

4.3 稚拙的口吻，纯真的语气

稚拙的口吻，纯真的语气是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的美学和艺术气息。（黄云生，2002）而口吻和语气的模仿也是翻译中最难的。儿童文学的稚拙和纯真的艺术美感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相对于成年人来说 ，儿童的文学接受能力比较有限，欣赏水平还不够高，欣赏方式也存在缺陷，因此为了适应儿童读者的这些特点，最好的翻译方法就是：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译者都需要用稚拙的口吻和纯真的语气来体现原文本，从而达到服务于儿童读者的目的。比如下面的两个例子：

例 4 So she set to work， and very soon she finished off the cake.

译文：所以她就正正经经地一口一口地把那块蛋糕都吃了。

例 5 Down， down， down. Would the fall never come to an end！

译文：掉啊， 掉啊，掉啊！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摔不完了吗！

上面的两个例子都充分的体现了儿童的稚拙的口吻和纯真的语气，在遵循忠诚性原则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儿童读者的思维特征和认真水平，也就是说，上面的译文在向儿童读者传递信息的同时，又起到了愉悦目标接受者的目的。比如，“正正经经”，“一辈子”等这些词的使用都考虑到了儿童读者在心理，生理上的特点。

5. 结论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中心，服务于儿童。儿童文学的作品的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之前明白儿童的审美要求，清楚儿童文学文本的功能，同时要考虑到目的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有目的的翻译活动。目的论突破了以传统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行为，把目标读者放在了首要地位，所以能够有效的指导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

[参考文献]

[1]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2]史小平.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儿童文学翻译[J].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3]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4]吴文安.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J].广州大学学报，2003（6）.

[5]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中国翻译，2004（6）.

[6]肖洪林.试论儿童文学翻译批评中的读者意识[J].天府新论，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