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大全11篇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1）

（一）城市低保家庭资产分化急剧扩大，房产成为决定因素在2012年所调查的1051户低保家庭中，平均总资产（现金资产与房产）约为24.8万元，单从这个平均值来看，我们似乎应该很乐观，但平均值掩盖了太多的信息。如果我们把是否拥有房产作为一个分类变量，把被调查对象分为有房产和没有房产的两类家庭，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这项抽样调查中，拥有各类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样本数为696户，占总样本66.2%，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样本数为355户，占样本总数的33.8%。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总资产约为37.64万元，而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总资产实际约为-3659元。也就是说，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平均总资产高达几十万，而没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实际上是负资产。如果我们把房产这一项大额资产扣除掉，单看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总额（家庭储蓄-家庭借贷总额），结果发现：总体上，城市低保家庭拥有的平均资金总额仅为1151元，而平均每个家庭借贷6076元，这样，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4925元。如果我们把有房产的低保户与没有房产的低保户分开来看，不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平均资金总额为562元，借贷资金总额为4131元，家庭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3569元；而相比之下，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平均资金总额为1452元，借贷资金总额为7067元，家庭平均现金资产总额为-5615元。如果考虑到房屋资产，在696户拥有各类不同来源的产权房屋的低保户家庭中，平均房屋资产约为38.20万元，房产因素使城市低保家庭划分为两个群体，拥有房产并享受到近10年来房屋大幅增值的城市低保家庭，在总资产上平均远远超过了没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当前城市低保家庭从现金资产来看，总体上处于负资产状态，普遍存在着一定数额的现金借贷，拥有房产的低保户家庭比没有房产的低保户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负债总额要高———尽管从现金资产负债率角度来看，前者没有后者高。房产成为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急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资金负债情况也表明，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从金融上拥有更高的信用，相对具有较强的资金借贷能力。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了当前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的总体情况，以及房产在家庭资产分化中的决定性地位，但并没有揭示出城市低保家庭中具体资产的分布结构状况。表3的左半部分“2012年低保家庭资产状况调查”中，列出了详细的低保家庭资产分组分布情况。这部分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房产，累计22.5%的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为负资产，其中1万元以内的现金资产负债的城市低保家庭为13.5%。73.9%的城市低保家庭的现金资产为5000元以内，1万元及其以上的城市低保家庭只有2.8%的比例。而一旦包括房屋资产，城市低保家庭的总资产分布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总资产为负的低保家庭从22.5%下降到7.4%，总资产不到5000元的低保家庭从73.9%锐降至27.2%。总资产5万元以上的低保家庭占65.1%，其中，总资产5-15万元的低保家庭占4.4%，15-50万元的低保家庭占了46.5%，50-80万元的低保家庭占了12.5%，80万元及以上的低保家庭占了1.7%，城市低保家庭总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也存在。城市低保家庭的总资产分组数据，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房屋资产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城市低保家庭的财富，而且导致城市低保家庭内部的资产结构分化程度极其严重。然而，无论是从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的平均数额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还是从低保家庭资产分组结构分布的角度来比较，这些都属于横向的截面数据分析。下面，从与2005年的一项城市低保家庭资产状况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来看，我们就会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状况及其变化有更深入的认识。2005年在济南市开展的那项抽样调查研究中，“在被调查的803个（城市低保）家庭中有759个对家庭资产做出了估计……如果不包括房产，被调查家庭的家庭资产平均值只有5815元，中位值仅为2000元，这说明如果不包括房产，有一半的低保家庭资产不超过2000元”[1]38。而至2012年7月，距上次在济南市的抽样调查整整过去了7年，在这7年间，济南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低保标准也从当年的208元增至450元，但这两次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平均现金资产总额却从为5815元降至-4925元，前后相差超过了1万元。这一数据初看起来，貌似与我们的直觉和常识相违背，直觉和常识告诉我们，近7年来，中国（当然包括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城市最为贫困的群体也应该从中分享发展成果，现金资产总额即便是不增加，也不应该大幅度变负。然而，这一数据并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近7年来城市低保家庭没有分享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生活水平发生了大幅度下降，而更可能应该被解读为，近7年来城市低保家庭总体借贷能力有所提升，以及各种有效支出需求日益增多，而低保家庭的收入结构却不能有效应对这一变化。①从分组结构分布的比较来看，不包括房产，2005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现金资产为负资产的家庭仅为1.6%；78.4%的低保家庭现金资产不到5000元；5000元到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17.7%；超过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2.2%。而至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现金资产为负资产的家庭大幅度攀升至22.5%；低保家庭现金资产不到5000元占73.9%，基本上与2005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5000元到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为2.7%，超过5万元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仅为0.9%，没有10万元以上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仅仅从现金资产的分布结构比较结果上分析，2012年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相比于2005年，除了在分组负债结构比例上有较大的变化之外，基本结构还是较为稳定的，尤其是在5000元以内现金资产的低保家庭比例上，都占有7成以上，总体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化。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房产因素，2005年与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的分组结构分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化。2005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包括现金资产与房产）中为负的家庭比例为1.1%，而2012年则为7.4%；2005年低保家庭总资产在5000元以内的家庭比例为43.8%，而2012年则为27.2%；2005年总资产在5000至5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为21%，而2012年则为0.3%；2005年总资产在5到15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为31.2%，而2012年则为4.4%；2005年总资产过了15万门槛的仅为2.9%，而到了2012年则暴增至60.7%，其中15万到50万之间的家庭占46.5%，50万到80万元之间的家庭占12.5%，80万元及以上的低保家庭占了1.7%。这一对比数据，清晰地表明了，2005年与2012年被调查的低保家庭总资产分组结构分布从相对集中到急剧的两级分化的现实，而造成这种两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房产及其近7年来的急剧增值。通过各种方式，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通过这种不动产，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而没有这种不动产的低保家庭，则缺少了这种通过房产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资格”。尽管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至少从调查数据来看，只有仅有的一套住房②———这套住房并不能立即变卖，形成自己的现金收入，如果其还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话———但由于产权房不仅具有居住属性，而且具有财产、金融属性，即房产具有实在的金融信用能力以及产生收入的能力（属于财产性收入），这就大大拓展了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的可行选择能力。上文曾解释了拥有房产的城市低保家庭总体上比没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具有更高的负债额，这反映了低保户运用不动产金融信用获得贷款融资的现状。实际上，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低保户运用房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个案，下面提供两个比较典型的相关案例。在济南市SZ区EQ街道TE社区中的一位张姓低保户，该低保户为男性，现年62岁，离异，无子女，曾是一名铁路工人，工作了18年，后来因为对单位①事实上，本文提供了两个反驳这种可能存在的误导性解读———即近7年来，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由正资产急剧变为负资产，被简单地解读为生活水平下降———的证据。其一，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借贷总额超过了没有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即便是早年房改房时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这部分家庭用于购买公房的资金数额非常低———以及通过继承而来的房产家庭的资产负债额也远远高于不拥有房产的低保家庭负债额），这从一个角度说明，拥有房产大大提高了这部分家庭的金融信用，提高了其敢于和能够借贷的信心和能力。经济学常识也告诉我们，家庭的适度负债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有时更可能反应的是，家庭金融信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有有了一定的金融信用，才更有可能借到钱。其二，下文的收支状况调查分析数据，也将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收不抵支现状长期积累下来，低保家庭总体上负债是必然的。这部分是由于低保家庭开支出现了扩张，原来被压抑的一些支出被释放出来，比如，低保家庭的日常食品性支出所占比例大幅降低，而医疗性支出大幅攀升。被调查的城市低保家庭现金资产由正资产急剧变为负资产的事实，也不能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维持性目标没有达到，恰恰相反，城市低保政策维持性生计的目标早已达成，近几年来，并大大拓展了相关的救助水平和附加福利内容，但发展型的生计支出日益被提上日程，各种开支逐渐增多。我们从这一个方面可能需要认识到，低保家庭开支的增多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②本次调查没有发现低保家庭拥有两套及其以上的住房，事实上，即便有，也不可能被如实告知，这需要通过住房登记管理部门进行信息核对。但即便是比较保守的住房情况的调查数据以及比较保守的房产估价，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待遇不满意，偷盗单位财产被发现，入狱服刑2年，被单位开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右手落下残疾，年老体衰，基本无劳动能力，享受全额低保金450元/月，仅凭低保金以及相关救助，只能维持吃饭等日常开支，难以充分满足医药等多方面的开支需求。该低保户所处的社区属于地段位置较优的地区，该小区房产价格平均在1万元左右。张先生拥有一套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30平米的产权房，为了补贴日益增多的生活开支需求，他偷偷地把房子出租给他人，每月获得800元/月的租金收入，其在城郊租住一套小房子，支付租金200元/月，通过这种办法，他每月稳定地获得600元的收入。（当然，他有自己的办法来应付政府和居委会的经济财产定期审核。）在谈到通过这种换租的形式获得的租赁收入时，张先生反复提到如下话语：“这让我能够安心，心不那么发慌了”、“没有这笔收入，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低保金说没就可能没了，房子永远是自己的”，等等。这笔收入对满足其日常生活医药支出非常重要，并大大提高了其生活的稳定性，拓展了生活选择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给其生活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信心和可贵的独立程度。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案也是发生在济南市SZ区，XLZ街道XL社区中一位户主为T姓的低保家庭中。T为男性，现年50岁，初中文化，患有甲亢，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从事一些房屋防水修理工作，每月收入不稳定，时好时坏，最高时收入每月能达到2000元，少时收入不到500元。妻子51岁，患有糖尿病，妻子据T介绍基本无劳动能力，没有信心找到合适的工作，且还要照料无自理能力的孩子。现有两个孩子，均为男性，大儿子26岁，患有严重智障和肢体残疾，无生活自理能力。另一个儿子现年16岁，在上高中，身体健康。自2012年1月至7月间，共花费医疗费1万多元。全家享受低保金510元/月，加上相关的救助，也难以维持全家日益增多的开支需求，尤其是医疗、孩子教育需求。家庭拥有一套40平米的房改房，房改时花费全家积蓄2万元获得房屋产权，目前该小区房价市场估值为30万元左右。其岳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为增加收入，其与岳父母合住在一起，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出去，每月获得租金1200元。这种通过房屋换租等方式利用所拥有的房产获取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益增多的消费开支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质量，增强了生活能力的信心和独立程度，这种资产效应对于穷人非常重要。

（二）城市低保家庭总体上收不抵支，收支结构难以维持调查分析数据显示，城市低保家庭月收入平均为1673.1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平均为412.11元，占24.63%；经营性收入平均为25.13元，占1.5%；财产性收入平均仅为3.21元，占0.1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救收入（包括低保金、教育、医疗等各种国家制度性救助转支）平均为700.90元，占41.89%；社会捐赠性收入平均为143.64元，占8.59%；家庭老人退休金（生活在一起，财政统一）转支平均为263.35元，占15.74%；社会保险类收入平均为118.28元，占7.07%；其他收入平均为6.49元，占0.39%。其中，低保金平均收入为575.17元，占平均月总收入的34.38%。这表明，城市低保家庭的月收入构成中，社会转支性收入（社会救收入+社会捐赠性收入+社会保险类收入）平均占到月收入的57.56%，接近六成。也就是说，社会转支性收入构成了城市低保家庭收入的最重要基础。在社会转支性收入中，低保金占59.71%，即低保金又占社会转支性收入的六成左右。关于低保金在低保家庭平均月总收入所占的比例，2005年的那项抽样调查以及2006年12月—2008年12月所开展的一项长期追踪研究，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低保金在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中约占三分之一强。2005年在济南开展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低保金占低保家庭平均收入的33.5%[1]39；2006年—2008年在济南所开展的对33户低保家庭长期追踪研究结果也表明，低保金占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的36.62%[3]119。低保金构成了城市低保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城市低保家庭平均月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结合着下文的支出结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单靠社会转支性收入不可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甚至靠社会性转支和工资性收入都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家庭老人退休金资助也成为维持低保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重要构成。在这次抽样调查中，低保家庭平均月消费支出为1706.62元，其中最主要的几项消费支出项目、各自平均支出费用以及所占比例，从高至低依次是：食品类支出，平均439.18元/月，占25.73%；医疗类支出，平均437.26元/月，占25.62%；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平均294.73元/月，占17.27%；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平均199.49元/月，占11.69%；以及居住类支出，平均156.26元/月，占9.16%。这五大类支出共占据着低保家庭平均月支出总额的近九成，其中食品类支出与医疗类支出两项分别占家庭平均月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强，两项合计占据月消费总额的一半以上。如果我们把“X1食品类支出+X2居住类支出+X3日化用品支出+X4服装类支出+X5医疗类支出+X9交通通讯费+X12其他消费支出”加总在一起，构成低保家庭的维持型消费支出，而把“X6成人教育培训类支出+X7儿童教育成长类支出+X8文化娱乐类支出+X10社交类支出+X11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加总在一起，构成低保家庭的发展型消费支出，统计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平均维持型消费支出为1168.32元/月，占月平均总消费额的68.46%；发展型消费支出为538.29元/月，占月平均总消费额的31.54%。尽管本次调查的维持性消费总体比例依然占了近七成，但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也占据了三成多。发展型消费支出对于贫困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与2006—2008年期间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追踪调查的饮食消费占比来看，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低保家庭用于饮食比例大幅度降低，由42.99%降为25.73%。[3]119综合上文所描述的城市低保家庭收支数据，我们把低保家庭所有的收入———无论是相对稳定性的收入，还是极其偶然的收入———加总平均后为1673.11元/月，而消费性开支却为1706.62元/月，这样，低保家庭的收支结余为-33.51元，总体上收不抵支。如果我们不包括家庭老人的退休金转支，那么，收支缺口将达到296.86元。尽管城市低保家庭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一直是我们期待的变化，但这也意味着城市低保家庭消费项目和消费数额的增加，仅仅依靠社会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三）城市低保家庭耐用品总量不足，物质资产微乎其微家庭耐用品不仅仅属于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属性，属于有形资产的一部分。“家庭耐用品，有以家务劳动效率提高为形式的收益。在某些方面，家庭耐用品对家庭部门来说，类似于工业部门的机器和设备———两者都需要金融资本开支，都被预期增加效率，都有长期的但并非无期限的功用。”[2]123在我们这次抽样调查中，城市低保家庭中耐用品平均最多的几个项目依次为：大型家具，平均为2.99个/户，手机，1.16个/户，彩色电视机，平均0.93台/户；煤气液化灶具，0.85台/户；抽油烟机，0.67台/户；电冰箱、冰柜，0.67台/户；洗衣机，0.60台/户，其余耐用品和物质资产户均数量都没有超过0.5。大型家具以及手机成为城市低保家庭户均拥有超过1个的耐用品。彩电、煤气液化灶具在城市低保家庭中的普及率也接近于户均1台；但抽油烟机、冰箱冰柜以及洗衣机刚刚查过户均0.6台，远远达不到户均1台的水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低保户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与信息化相关的工具，除了手机超过户均1个之外，电脑的户均拥有量达到0.22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户均几乎为0），这一方面说明，电脑在低保家庭中逐渐开始逐渐增多———相对于2008年之前，电脑在很多地方还是限制低保资格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低保户家庭中电脑的户均比例还太少。电脑几乎是现代家庭中必备的消费、娱乐、资讯、学习和生产工作的平台工具，因此，大力倡导贫困家庭拥有电脑具有重要的长期效应。低保户的其他物质资本中，电动自行车、固定电话以及空调的户均拥有量非常低，只能达到或接近达到0.3个，而至于汽车①、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则接近于无。

结论与讨论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2）

第二条对申请低保家庭入户调查全面，掌握情况准确，入户调查表填写规范，家庭收入数据无涂改。保障对象按照家庭人平收入与保障线标准之差足额享受补助。

第三条建立健全城市低保公示公开制度。新增（调整）对象三榜公示，续保对象长期公示。

第四条新增（调整）保障对象在入户调查基础上，必须进行民主评议、评审，评议评审小组成员原则上全部同意后才能公示（宜采用无记名投票）。评议、评审情况记录准确、完整。

第五条建立保障对象分类管理、定期入户核查制度。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期保障对象，主要掌握减员情况，可一年核查一次；第二类是收入来源比较明确且变化不大的保障对象，半年入户核查一次；第三类是家庭收入波动幅度大或家庭成员就业结构易变动的保障对象，至少每季度核查一次。

第六条建立低保对象续保登记制度。第二、第三类保障对象

每个月在规定时间到社区进行登记，提出续保申请，连续二次或一年内累计三次不进行续保申请登记的，取消低保待遇。

第七条建立低保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制度。每个社区要组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每人每月不少于一次。连续三次不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取消低保待遇。

第八条做好来信来访举报投诉工作。做到来信来访举报投诉有记录，对举报投诉人有答复，举报投诉问题处理有结果。

第二章资金管理与发放

第九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科学合理，原则上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55%。

第十条本级财政安排低保资金预算不低于上年度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0.8%，且按时足额拨付到位。低保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直接拨付到单位。

第十一条按月发放低保金，保障对象在每月25日以后能够足额领取低保金，街道、乡镇均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三章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二条低保管理服务机构有固定的办公场地，并按规定悬挂低保管理机构名称标牌。低保基本政策规定、职责和申办程序、管理工作人员守则等相关制度按统一规定上墙公开。

第十三条县（市、区）、街道（镇）低保管理机构设立公开的低保咨询投诉专用电话、举报箱。社区居委会（不设社区的乡镇、有条件的居民小组）按统一规范设置固定的城市低保公示通报栏。

第十四条县（市、区）、街道办事处、中心城区社区配备计算机，实现低保信息微机管理，通过宽带（电话）与互联网连接，实现数据传输。低保管理服务机构配备专用档案柜。

第四章档案建立

第十五条县（市、区）、街道办事处、社区低保管理服务机构（含乡镇）建立低保文字档案，县（市、区）配备专职档案管理人员。

县级低保管理机构档案包括：

保障对象个人档案：包括户主申请、家庭成员户口复印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入户调查表、个人及家庭收入情况证明、其它相关资料，按一户一档装订，专用档案盒保管。

综合档案：包括上级来文，本地制定的城市低保政策和法规，城市低保工作的请示、报告、批文，城市低保工作的有关统计表、汇总表，享受、调整、停发保障金的通知，来信来访记录，等等。

财务档案：包括每月低保金发放汇总表、低保金收支台帐、划拨低保金批文。

街道（镇）低保管理办公室（含乡）档案包括：发放花名册、来信来访举报及处理结果记录、评审记录、综合统计资料。

社区低保管理服务站档案包括：低保对象家庭台帐（包括基本情况、核查记录、低保金调整变更情况）、发放花名册、社区居民申请来访登记表、定期核查情况登记表、公益劳动登记表、每月续保登记表、评议小组评议记录表。

第十六条县（市、区）、街道办事处、中心城区社区建立低保信息电子档案，保障对象个人信息由社区按照全国城市低保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录入，按月汇总，逐级上传。

第五章机构、人员配备

第十七条县（市、区）设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专门机构，机构批复、人员编制到位；保障人数超过1万人的，工作人员配备不低于3人。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3）

（一）规划编制依据

本规划以建设部《关于印发<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建住房〔**〕218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和落实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若干意见》（冀政〔**〕95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报批稿、《**市住房建设规划（**-2010年）》和《**市2006年城镇居民住房状况及需求调查分析报告》为依据。

（二）规划范围及期限

规划范围：**市市区（桥东区、桥西区）；

规划时间：**年-2010年。

（三）规划期内住房保障需求分析

规划期内住房保障需求，依据《**市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年）》2010年**市城区规划人口规模为78万人，以及《**市住房建设规划（**-2010年）》中提出**—2010年建设商品住房5.076万套，总建筑面积489万平方米。因此，2010年需要进行廉租住房制度保障的家庭为2400户。

（四）规划的原则和目标

住房保障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社会性强、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全面覆盖，应保尽保的原则。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根据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结合我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把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实现人人有房住的目标，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2.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住房保障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按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在制定统一的保障规划基础上，统筹安排、分步实施，真正做到精心组织、公开公正、群众得益、人民满意。

3.适时调整，动态管理的原则。住房保障是政府通过住房政策来满足保障对象的基本居住需求，保障范围、保障标准等政策的确定必须与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只有做到适时调整、动态管理才能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的使用效率。

4.统一领导，政府主导的原则。坚持统一领导、统筹安排、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的原则；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科学规划、配套建设的原则；坚持依法运作、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阳光操作的原则；坚持改造整治与加强后续管理并重的原则。

规划总体目标：**年底前，对市区内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低保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年将保障范围由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扩大到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力争到“十一五”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取得明显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集中连片旧住宅区整治任务。通过改造和整治，实现棚户区和旧住宅区居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较大提高，市政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体育等公益性设施逐步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二、住房保障规划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方式

保障范围和对象：

根据国家、省关于住房保障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决定对月人均收入在489元以下（按2006年底我市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5%）、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且家庭总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实施住房保障。

保障方式：

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保障方式为发放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方式为购买住房发放货币补贴。最低收入家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地上年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0%以下）享受廉租住房制度保障，低收入家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地上年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0%—65%之间）可申请经济适用住房货币化补贴。

享受租赁住房补贴、租金核减的保障对象必须是具有**市市区常住户口、无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且家庭总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享受经济适用住房货币化补贴的保障对象必须是具有**市市区常住户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且家庭总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申请前五年内没有转让过住房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年满30岁的单身市民，也可以列入保障对象范围。

三、总规划及分年度计划

根据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目标任务，结合经济发展水平，规划从**年至2010年，总计为6600户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1320万元；为7056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经济适用住房货币化补贴16932万元。计划到2010年完成25个旧住宅区改善项目，改建面积37万㎡；完成棚户区和危陋住宅区改建项目21个，61万㎡。

分解到具体年度规划：

1.**年把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全部纳入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仍坚持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租金核减为辅的保障方式。**年对2000户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400万元；将城市低收入家庭全部纳入经济适用住房货币化补贴保障范围，对2352户城市低收入家庭发放经济适用住房补贴5644万元。完成9个旧住宅区改善项目，改建面积16.2万㎡；完成棚户区和危陋住宅区改建项目10个，35.07万㎡。

2.2009年，在解决最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基础上，通过租赁住房补贴和经济适用房货币化补贴的形式，在结合当时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2009年对2200户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440万元，对2352户城市低收入家庭发放经济适用住房补贴5644万元；完成8个旧住宅区改善项目，改建面积11.2万㎡；完成棚户区和危陋住宅区改建项目7个，20万㎡。

3.2010年，对2400户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480万元，对2352户城市低收入家庭发放经济适用住房补贴5644万元。完成8个旧住宅区改善项目，改建面积9.6万㎡；完成棚户区和危陋住宅区改建项目4个，5.93万㎡。

四、保障措施和政策

1.调整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标准。根据我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房屋租赁市场变化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租赁住房补贴标准，让最低收入家庭能真正租到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住房。**年租赁住房补贴标准为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家庭总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下，一人户建筑面积30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补贴5元。补贴标准根据住房租赁市场租赁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

2.多渠道筹措住房保障资金。我市住房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1.市、县土地出让净收益，比例不得低于10%；2.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费等费用后的余额,增值收益余额在市区和县（市）之间的分配按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例进行；3.财政一般预算资金；4.其他资金。住房保障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和公众监督。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负责测算年度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资金需求情况，经政府批准后，由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负责筹集，并于下年度初将保障资金划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专用账户。

3.规范申请、审核、公示及退出程序

廉租住房制度保障的申请、审核、公示及退出程序参照《**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暂行办法》（**市人民政府令〔2006〕第19号）执行；经济适用住房货币化补贴的申请、审核、公示等程序参照**市房产管理局《关于经济适用住房实行货币补贴的实施细则》（邢市房〔**〕55号）执行。

4.明确工作职责。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4）

论文摘要:针对中国土地流转尤其是落后地区土地流转不畅，存在一些障碍问题，政府应结合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主要从创建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社保完善联动机制的角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建议政府做出制度安排，加快建立土地流转中介，完善合同，允许永久迁城农民定期保留并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逐步淡化并最终去土地社保功能化，促进土地流转。

0 引 言

适应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从市场的角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从发达地 区到落后 地区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探索，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这些做法促进了土地的资本化 。以制度安排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1．1 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土地流转

现代农业是农业的总体发展方 向，规模经营则是这一发展方向的前提条件。因为机械化、自动化是现代农业的标志，而一国的机械化率及机械的使用效率与规模农业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表 1看，日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按单位面积计算世界第一 ，中国的农机使用数量在亚洲几国中是最落后的，尤其是与 日本和韩国相 比，更是落后许多。由于中国户均耕地面积小于日本，达到日本 目前的机械化水平 ，要求单位耕地面积的拖拉机数量必须超过 日本 ，农机总量还要增加 6倍 ，这会大大增加农机的作业成本 。亟需扩大 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而且即使达到最低合理耕作面积，租用耕地也要占9o 以上。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唯一的途径是通过长期的大规模流转确保提高土地经营规模。

1．2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土地流转

兼业农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兼业分为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 (简称“一兼户”)和以经营非农产业为主体，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的兼业户(简称“二兼户”)。目前 中国农 户的兼业情况 已经相当普遍 ，而纯“二兼户”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据统计 ，纯农户 、“一兼户”、“二兼户”的亩均收益 比是 l：0．910．35，纯农户每亩地创造的收益是“二兼户”的 3倍可见，“二兼户”是对耕地资源的浪费。应鼓励其转出土地 ，向纯农户手 中流转和集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效率。

1．3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土地流转

农村的发展有赖于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目前 ，中国农村常驻从业人 口中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 24．3 [3]，但由于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妇女、老人 、儿童留守农村务农 ，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同时 由于农 户规模太小 ，收入无法达到与城市居民同样 的水平 ，制约农村发展。日本在六十年代即提出培育 自立经营农户 ，其标准包括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 ，自立经营农户收入有 了很大提高。中国农村的发展也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吸引高素质农民成为纯农户，提高其收入 。

1．4 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土地流转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适应是发展规律，但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 明显滞后。因此 ，加快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势在必行。而农地流转不畅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从 2007年阜新农村地区农地流转的调查情况来看 ，66．67 的不愿迁城者把不愿迁城的原 因归于承包地流转 困难或被收回l4]。据 2009年 8月对于阜彰两县 4个乡镇的调查结果显示，每亩土地流转价格每高出 100、200和 300元 ，愿意进城并长期流转土地的农民比例分别会高出 8、1o、15个百分点。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农民迁城积极性就越高。因此，必须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和其他配套措施 ，以此促进城市化。

2 阜新地区土地流转状况调查结果及分析

发展现代农业是阜新经济转型的一个方向，重点要做好土地流转工作。阜新市下辖五区两县，笔者调研 了彰武县哈尔套镇的梨树沟村、柳树村 、许家村和阜蒙县 大固本 乡的关家村 ，调查采取了入户 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 的形式 ，人户 8户 ，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 6o份。各村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不同，土地流转状况各有特点。其 中，梨树沟村里镇 中心较远 ，搞大田种植 ，土地流转价格价格较低，为 200元／亩左右。柳树村靠近 哈尔套镇，流转土地的数量明显高于远离镇 中心的村，主要种植蔬菜和水果 ，收入较高。这个村种植户为了种植经营方便 ，以 700元／亩价格租赁本村从事大田作物经营的村 民的土地 ，出租方则租种 临近镇 中心所在 的哈尔套村 居 民的土地，地价较低 ，230元／亩左右，从 中赚 取差价 ，因为种植大田作物 ，无需离家太 近。而哈尔套村本村居民之所以转 出土地 ，是 因为利用镇 中心的地理优势经商 ，无暇从事农 业生产。许家村虽然距离镇中心远 ，但 由于招商引资 ，搞大量的反季节蔬菜水果大棚种植 ，流转 土地价格也很高，为 500元／亩左右 。阜蒙县大固本乡关家村每亩土地流转价格 2009年为200元 ，低于前两年 ，因为返 乡滞 留农民工增多 ，回乡务农收回转 出的土地。从总体看 ，四个村土地流转率和转出户 比例都不高 ，为 5 左右。流转合 同其越长 ，价格越低 。流转中，粮食直补款归转出户 。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阜新地区农地流转率平均 为 5．2％，流转对规模 经济的促进存在欠缺。大规模流转较少，转入规模 100亩以上的，哈尔套全镇 只有3户 。总体来讲 ，阜新地区农地流转水平与全 国相差很大。截至 2008年 8月底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面积已达到 1．o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8．7 [5]，(陈晓华 ，2008)租人或租 出耕地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14．8 [6]。(张路雄 ，2008全国平均 土地 流转价 格是 293元／亩[7](刘淑 春2008)。实际上，全 国的土地流转也存在滞缓问题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比例是土地流转率的 8倍 。这 说 明政 府对 土地 流转推 动 不利[8]。(张路雄 2008)症结在于种地收入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 ，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

一是，农业经营收人低，影响土地流转。从 以上的调查情况看 ，发展大田种植的地方 ，土地流转价格就低，转出方没有积极性。转入方种 田的纯收入也不高，流转双方缺乏流转的积极性 。

二是 ，土地仍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 障。中国现有土地制度一直使土地成 为农民工养老、失业 的基本保障。目前，绝大部分进城农 民工都没有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 障，作为命根子，土地被他们无偿甚至补贴部分钱让别人种，也没有被放弃。

三是，中介组织缺失。阜新地区各乡镇政府尽管建立经管站，但据调查 ，除了大规模土地流转外多数农户之间流转并不通过经管站。中介组织缺失，转入户完全靠 自己协调转入土地来实施规模经营，交易成本很高。而且没有比较权威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难以制定合理的长期流转价格，因为粮价和成本是年年变动的，国家的补贴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多数流转合同没有考虑土地升值和物价上涨因素 ，容易产生纠纷，影响土地规模经营和长期投入。

四是，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短期合 同较多。除了由乡村组织的对企业出租土地一般会签订 比较长期的合同外 ，其他 出租、转包多不签合同，即使签订合同，期限也很短。对阜彰两县的四个村新订 的承包合同统计，期 限在 3年 以下 的占了，合同一年一订的占了 78 9／6。土地流转合 同不规范所导致的土地流转纠纷时有发生。

3 推进土地流转的具体建议

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推进土地流转。除激励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出台土地流转政策 、规范土地 流转合同并完善土地 流转 中介等措施，政府还应采取适宜的城市化策略 ，创设三项制度联动机制的总体思路，适当发挥市场的作用，一定期限内继续保 留户籍分治，但 同时降低获得城市户籍的门槛 ，允许永久迁城农户定期保 留并流转土地 ，实现土地流转 、户籍和社保三项制度的互动，培育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降低取 得城市社保过高的机会成本。具体地说，政府应该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制度安排推进土地流转。

3．1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在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中应充分发挥信息收集对接、规范流转手续、调处流转纠纷、助推农业招商的工作职能，为有意向的农业企业、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村集体之间搭建土地流转信息共享平台，指导流转合同的签订，监督土地流转程序。借鉴南方土地流转的经验，一是在我市各个乡镇的农经站增设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包括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各村也建立 以村书记或主任为站长的土地流转服务站，提供信息及各种服务，安装电子屏幕，及时将土地流转信息 、工作落实情况到屏幕上 。千方百计推动流转工作，确保土地“流得 出”二是强化措施 ，确保土地“转得动”。以阜新经济转型和调整产业结构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千方百计引进种养殖大户。三是完善制度，确保土地“稳得住”。由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负责有关土地流转纠纷调处和工作；做好土地流转政策处理合同签订、归档等管理工作。

3．2 以规模经营为目标，完善有关流转合同的政策

在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时应出台既有利于耕作者，也有利于耕地流转和集中的措施，才能真正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一是对出租给农户的土地，国家应制定标准合同，合同中对地租的数量、租期、承租者的利益保护要给予明确规定，对出租者收 回土地要有严格限定。二是要对流转数目较大者给予一定奖励，如对当前转入土地连片面积达到 5o亩或 100亩以上的大户分别予以奖励。三是鼓励农户间的长期租赁，给予合同期比较长，如 l0年以上转出者奖励。四是要规定本村内的转包应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登记，对非本村村民的出租必须到乡政府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建议修改《物权法》，允许耕地可以抵押贷款，消除转人大户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瓶颈。

3．3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以最终取消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彻底清除土地流转障碍的必要条件。但户籍制度改革宜逐步实施，局部地区先试点，成功后在各地积极推进。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必要的进城门槛仍需暂时保留，以防永久迁城成本降低后农民迅速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造成太大压力。因此，中小城市可考虑以家庭月收入1500元、并在该城市居住 2年以上为永久迁城条件，并允许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定期保留承包地，以此确保他们能够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而不致陷于贫困。

3．4 完善城乡社保制度

(1)以完善农村社保制度促进土地流转 针对城乡社保制度的掣肘，化解中国的土地流转滞缓难题，促进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于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有机衔接，处理好农地保障与城市社保 的关系。在农村社保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是推动流转的主要力量，应着手建立新型农 村养老保险制度，弱化“土保”。考虑到农民的缴费能力都很低，完全靠他们自己缴费形成社保是不现实的，而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又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削弱，农民不同于城镇职工由工作单位缴纳部分费用，借鉴“新农合”和农村低保制度建立的经验，政府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要有所投入。

(2)以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促进土地流转 设置农民工进城的另一个接口，即在农民工市民化之前，为之构建相对独立的社保体系，并出台社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办法。在城市为农民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子女就学和廉租房制度，构成一个福利包。当然，福利包所包含的内容需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来确定 。养老、医疗和失业等险种无需政府直接补贴，可以覆盖全部农民工，这与2020年覆盖城乡的社保目标一致，建立起来无大 的障碍。尤其要把农民工普遍纳入城市失业保险应保人群，这非常重要，它直接影 响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陶然，2006)。此三项保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急需，而且从数据上看，财政压力不大，因此可随时根据需要组织实施，但为农民工建立住房保障则需太多的投入，可以定期保留“土保”过渡，通过流转土地获得收益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是最优的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管理的漏出。农民工有了较为全面的社保，会选择留在城市里务工而不返乡，其承包的土地仍可继续转出，直到最终符合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

(3)以完善城市社保制度促进土地流转农民工永久迁城，获得城市户籍及市民的社保待遇 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但按照原有政策 由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 收回承包地，无疑会阻碍土地流转。要促进土地流转，应改变原有 的以“农保”和“土保换取“城保”作为接纳农民工永久迁城前提条件的做法，把允许迁入小城镇的农民保留原承包地的法律规定适用范围扩大，定期保留(如 20年)永久迁入设区市农民的土地，由原来的“农保+土保”换取“城保”的政策改进为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此时，永久迁城农民势必选择长期流转土地以此项收入获取迁城 资源 ，然后适 时过渡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保”和“农保”为主体享有基本社会保障，逐步弱化“土保”，最终剥离土地的社保功能，促进土地流转。

4 结 语

政府以制度安排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在于完善土地流转中介，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更重要的是通过采取适宜的城市化策略，实现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和社保完善三项制度的统筹和互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允许永久迁城农民定期保留并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逐步淡化并最终去土地社保功能化，按市场规则推进 土地流转，不失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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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彩凤．美国农场结构简介一兼论我国近年家庭农场结构变动及其政策意涵[j]．http：／／www．coa．gov．tw2008— 2— 14．

[3]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 要[m]．北京：统计出版社，2008．

[4]张丽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机制创建——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部分地区的农村调查[j]．东岳论丛2008(2)：183—184．

[5]陈晓华．农业部：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平稳有序进行[n]农民日报，2008—12一o3．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5）

(一)调查内容

领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以下简称低保家庭)。

(二)主要指标

1、低保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户主类型、享受低保时间等。

2、低保家庭居住状况，包括房屋坐落位置、居住状况、房屋面积、房屋类别、房屋成套、房屋设施等。

3、享受廉租住房情况，包括是否享受廉租住房保障、享受廉租住房保障方式。

(三)调查方式

调查采用入户调查与查阅产权产籍、公房租赁档案相结合的方式。各县、区建设局（房产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含建制镇)人员根据街道办事处(镇)的具体数量及分布情况组成等数量的调查小组，负责辖区内的入户调查工作。

二、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调查准备（月日-月日)

1、制定方案。各县、区要根据低保家庭户数及工作进度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方案应明确组织机构、相关部门分工及职责、调查人员组成及相关纪律，并确定调查时点、调查流程及目标要求。

2、动员培训。调查前，各县、区要对调查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讲解调查的要求、步骤、内容和《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的填写要求，了解入户调查的基本常识。

3、做好宣传。各县、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好宣传工作，街道办事处要对辖区内低保家庭进行耐心的政策讲解，包括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争取低保家庭的理解和支持。

(二)入户调查(月日-月日)

各县、区民政部门会同建设(房产)部门对辖区内的低保家庭进行逐户调查，同时认真核对房屋产权证、租赁证及相关证明材料。根据调查情况，由调查人员填写《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经被调查人签字确认后，送街道办事处(镇)进行审核。

(三)审核校验(月日-月日)

街道办事处(镇)对《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进行审核，确保调查表不遗不漏，准确无误。街道办事处(镇)在确认无差错的调查表上盖章后，送各县、区建设(房产)部门统计汇总。

(四)汇总分析(月日-月日)

各县、区建设(房产)部门负责对调查表进行统计、汇总、分析，填写《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汇总表》，建立电子文件。

(五)数据上报(月日-月日)

月日前，各县、区房产部门将《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汇总表》和软盘报市房产局；月日-月日，市房产局负责对全市调查情况进行汇总，并将汇总结果报市政府及省建设厅。

(六)建立档案

县、区建设(房产)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建立住房需求档案和保障对象档案，并报市房产局备案。保障对象档案要一户一档，包括申请、审核、年度复核等有关情况。需求档案和保障对象档案要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民政部门对低保家庭的年度审核结果，适时更新。

三、保障措施及职责分工

(一)成立组织机构

市、县、区分别成立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工作领导小组。

市成立以杨洪涛副秘书长任组长，市房产管理局局长张万春任副组长，市房产管理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副局长、各县、区主管城建工作的县、区长为成员的调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房产管理局。

各县、区要分别成立领导小组，设立办事机构，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可参照市领导小组的组成确定。

(二)调查小组人员组成

各县、区由建设局(房产局)、民政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根据街道办事处(镇)的数量配备调查人员，与街道办事处(镇)人员组成人调查小组，负责本辖区的入户调查工作。

(三)调查人员的补贴及资金来源

对入户调查人员实行交通、住宿、误餐补贴。补贴标准：平均每人每天元；补贴范围：入户调查工作的小组成员及居委会工作人员一名；补贴天数：年月日至年月日，共天。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列支专项资金。

(四)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市房产局职责

1、负责制定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实施方案；

2、负责市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并按调查的时间安排督导检查县、区的工作完成情况；

3、负责解释此次调查涉及的政策咨询工作；

4、负责编制《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表》和《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汇总表》；

5、负责对各县、区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全面掌握最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及住房需求情况，并负责向省建设厅上报调查结果。

市民政局职责

1、负责提供低保家庭的数量及各县、区的分布情况；

2、负责组织各县、区民政局及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和各街道办事处(镇)开展调查工作；

3、会同市房产局对此次调查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市财政局职责

负责落实此次调查工作的资料印刷、人员补贴等费用，并按市房产局提供的预算和额度列支专项资金。

各县、区(含开发区)政府职责

1、负责本县、区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的调查工作；

2、负责制定本县、区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实施方案；

3、成立本县、区调查工作领导小组。

四、相关要求

(一)各县、区要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抽调专门人员组成调查小组，负责调查、统计、汇总、分析及建档工作，无特殊情况，中途不得随意调换人员，调查领导小组成立后要将小组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市房产局备案。

(二)要严格调查程序，确保调查质量。调查人员要把好登记关，认真查勘低保家庭房屋现状，审核相关产权、租赁材料。街道办事处（镇）要对调查内容进行逐一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不遗不漏、真实准确。

(三)各县、区建设(房产)部门要做好统计汇总工作，要运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建立起电子化的住房保障档案。

(四)各县、区要加强对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合理安排调查人员和时间，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调查任务。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6）

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行动，是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政风行风建设，源头治理腐败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行动，可以有效清查纠正违反低保政策擅自扩大低保范围、挤占低保资金、以及“人情保、关系保”等社会救助工作中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规违纪行为，能够切实维护和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二、监察内容

此次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行动，主要是全面了解各镇（办、区）社会救助政策执行情况，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具体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㈠各镇（办、区）社会救助政策的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地方自行扩大救助范围和乱开政策口子的情况；是否存在单位和个人违规干涉社会救助工作的情况；是否存在社会救助政策与行政管理工作挂钩的现象。

㈡救助对象审核审批情况。重点检查各镇（办、区）是否依据现行社会救助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及时取消已不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特别是严格清查纠正“人情保、关系保”的情况；是否严格执行救助对象申报审批程序，特别是乡镇入户调查，村民主评议和救助对象在乡镇农村低保固定公示栏、村务公开栏公示的情况。

㈢救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专款专用，是否有迟拨、截留、挤占、挪用和冒领现象。

㈣经办能力建设情况。重点检查各镇（办、区）是否按照省政府政发[]41号要求，落实乡镇农村低保专职工作人员的情况。

三、方法步骤

此次专项清理监察活动要与城乡低保年度核查有机结合，各镇（办、区）要按照本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分阶段、分步骤狠抓落实。

㈠宣传发动阶段（3月16日--18日）。各镇（办、区）要根据本方案结合实际，制定细化各自工作方案，要召开专题会议对清理监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站、报刊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我市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行动情况，还要通过镇（办、区）、村（居）委会低保公示栏及时进行通报，深入宣传救助政策和申报审批程序，使活动做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充分发挥舆论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增强工作透明度，营造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行动良好氛围。

㈡入户核查阶段（3月19日--4月25日）。各镇（办、区）要通过入户调查、走访邻里等方式对正在享受保障待遇的城乡低保对象家庭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将情况发生变化、目前已不再符合政策的保障对象及时清退；对已申请未调查或群众反映家庭困难的城乡居民户要进行仔细核查，认真开好民主评议会，做好公开公示，及时将符合政策的困难对象纳入保障范围。要做到核查不漏一村一户，保障不错一户一人。市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工作专班参与核查，同时采取听汇报和实地查看相结合的办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督办，对重视不够、行动迟缓、措施不力的将进行通报批评。

㈢自纠整改阶段（4月26日--5月5日）。各镇（办、区）要认真对照民政发[2012]1号文件和本工作方案的要求，对清查出来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属政策执行问题的，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做法；属对象不准，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的，迅速清退，张榜公示，并建立专档备查；属挤占挪用资金的，迅速归位，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确保城乡低保资金使用准、政策适用准、保障对象准。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7）

二、清理内容

（一）对全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进行全面年审。

（二）在去年全区农村低保全面年审核查的基础上重点清理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救助对象。

三、方法步骤

（一）城市低保年度审核从年3月8日开始，到年6月30日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1、宣传发动阶段

拟订年审工作方案，及时召开会议，对年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并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低保年审政策、年审时间及要求，做到低保年审工作家喻户晓。

2、组织实施阶段

由区民政局统一组织，区低保中心落实人员深入各街镇乡进行督促指导，具体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一是调查摸底：各街镇乡抽调力量，组织专门人员深入各社区居委会、各低保户，摸清、摸准、摸实每个低保家庭详细情况，入户率要达到100%。根据入户调查情况，填写《洪山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调查评议表》，对符合条件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对象，重新填写《洪山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及《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指导监督各社区居委会对核查结果进行民主评议，并在社区民主评议的记录本上做好记录。

二是集中审批：由区民政局抽调部分街镇乡及社区低保政策较熟、业务素质较高的低保专干，组成审批专班进行集中审批，审批结果要在各社区低保固定公开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年审过程中，对经核查及评议后认定为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要坚决取消，并说明原因，对经核查发现有应保漏保的，要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办理申请审核审批手续，纳入保障范围，做到符合条件的一个不漏，不符合条件的及时清退。

3、整改提高阶段。

对城市低保年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完善保障对象的档案资料，建好城市低保对象台账，依据年审结果对城市低保基础数据库及时进行更新，全面提高城市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

4、总结汇报阶段

各街镇乡对城市低保年审开展情况要进行认真总结，并于年7月5日之前，将总结报告报区民政局。

（二）农村低保的清理监察：由各街镇乡采取自查自纠的方式重点对第二、三类低保对象按照政策、标准、程序进行清理，对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存在“关系保，人情保”的要迅速清退，并在6月20日之前上报自查自纠清理清查总结报告，对清理清查后仍存在不该保的还在享受的现象，出现问题由各自负责。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城乡低保年审、清理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任务重、要求高，各街乡镇要成立城乡低保专项清理监察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专门人员，充实工作力量，组织人员培训，确保专项清理工作顺利开展，按期完成。

（二）严格程序，依法办事。城市低保年审工作要严格按照个人申请、社区民主评议、街镇乡审核、区民政局审批的工作程序进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三榜公示”的原则，规范操作，动态管理，切实做到不重保、不错保、不漏保。各街镇乡、各社区居委会进行的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要保留规范、详细、齐全的档案资料，做到会议有记录、评审有材料、公示有存根，档案填写规范、资料完整、手续齐全。建立调查、审查、审核、审批签名制度，实行谁主办、谁负责，对优亲厚友、徇私枉法等违法违纪行为要严厉查处，坚决杜绝关系保、人情保、权力保。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8）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乡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到2020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2007年，国务院制订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加快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工作目标和政策措施。200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2008年第4季度，国务院决定在新增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安排75亿元用于新建廉租住房补助，2亿元用于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今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落实和完善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政策措施，争取用三年时间，解决75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24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在2009年预算安排的中央重大公共投资中，有493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和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时制定了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出台了有关农村危房改造的指导意见，确定在2009年采取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解决26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其中新增廉租住房177万套、新增发放租赁补贴83万户；解决8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的棚户区居民的住房改造；帮助80万个农村贫困户实施危房改造；继续推进游牧民定居工程。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各级党委、政府对于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决策，决心大、信心足、力度强，把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拉动经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点工程，积极推进，大力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认识明确，态度积极。山西省委、省政府将保障性住房作为“五大惠民工程”之一，纳入构建和谐山西的指标考核体系。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廉租房建设、城市棚户区改造、农村泥草房改造作为全省“十大民生工程”之一，摆上重要日程。甘肃省委、省政府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作为今后三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河北省出台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管理办法，明确在三年内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二）强化组织，大力推进。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组织有关部门编制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山西省确定了“十一五”期间全省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的目标任务。黑龙江省提出，用5—8年的时间，完成煤矿城市、非煤城市、林区、垦区的棚户区改造、农村泥草房改造和城市廉租住房建设的任务，涉及城市居民200万户，农村居民160万户。甘肃省提出，2009年至2011年，基本解决全省26万户现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用5年时间完成农村危旧房改造，涉及农村居民200万户。河北省结合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的目标，加强城市、矿区的棚户区改造和低收入居民廉租住房建设。四省的省级政府和市县政府都成立了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省与市、市与县区政府都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分解任务，量化指标，形成了“省级政府负总责，县市区政府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地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和规章制度，规范管理，严格监督，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开展联合检查，努力将工作落到实处。

（三）勇于探索，注重创新。各地在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同时，注重机制创新，积极探索总结有益的经验。山西省坚持政府主导，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把廉租住房建设与经济适用房建设、城市和煤矿棚户区改造一并纳入城市开发建设的总体规划。太原市依托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工程效益和建设效率，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可持续性。黑龙江省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策优惠、保障优先”作为解决居民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方针。哈尔滨、齐齐哈尔市等中心城市发挥区位优势，采取土地置换和减免税费等方式，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林区提出把棚户区的改造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坚持“宜楼则楼，宜平则平”；垦区将棚户区改造与有效复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结合起来；有些城市把棚户区改造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安排。有些地方还探索对廉租住房实行政府与居民共有产权的模式，按照群众自愿原则，向有条件的住房保障对象低价出售部分产权，缓解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压力，满足部分群众拥有住房产权的愿望；有些地方多方筹集建设资金，积极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工程建设，改善农民的住房条件；也有一些地方将城区内廉租住房的底层作为商业铺面出租或出售，筹措资金弥补廉租住房小区物业管理费用。

（四）注重民生，讲求实效。河北省对农村危房改造，提出了能维修的不要迁建，必须拆建的合理控制建设标准的要求，计划从2009年至2011年，完成16.2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三年总投资32.8亿元，每户需改造资金2万元左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棚户区改造采取先建后拆的办法，有效地维护了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为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实施危旧房改造，今年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改造240户危旧房，每户建筑面积45平方米，造价2.6万元左右，农民每户自筹资金不到1万元。河北省石家庄市为解决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困难，今年从社会上租赁3500套住房为低收入困难居民提供廉租房，使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央政策带来的实惠，也促进了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五）狠抓落实，初见成效。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汇总各地上报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去年4季度以来中央财政安排的570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已下达548亿元。全国已开工廉租住房建设项目126万套，完成投资400亿元，全国新增租赁补贴户数154万户；煤矿棚户区改造已开工10万户，林区棚户区改造已开工15.7万户，农垦危旧房改造已开工16.2万户，农村危房改造已开工49.4万户，游牧民定居工程已开工7.5万户。其中，山西省的廉租住房、城市、煤矿等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已完成投资195亿元；黑龙江省“四棚一草一租”工程，已完成投资428亿元；甘肃省廉租住房建设，已完成投资12亿元；河北省廉租住房建设，已完成投资15.2亿元。

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城乡居民保障性住房建设，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要做到得民心、顺民意，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强的决心，还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专题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困难需要深入研究解决。

（一）规划不够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必须准确掌握城乡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情况，实事求是地制订好建设规划。从调研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有些地方没有开展住房普查，仅依靠抽样调查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总数的一定比例编制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不能准确反映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有的地方为了多争取中央补助资金，或者急于改变城乡面貌，没有充分考虑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编制的建设规划过大，任务过重。有的城市向上级申报的廉租房建设规划，大大超过了应保障对象的户数；有的县上报申请农村危房改造的资金，就达10亿多元。按照国家要求，地方申报中央补助的廉租住房建设项目时，应该在配套资金、征用土地和前期准备等方面基本具备开工条件。但我们了解到有不少地方的项目配套资金、征用土地等，至今还没有全部落实。

（二）摊子铺得过大。有的城市提出2008—2010年新建廉租住房16万套，占全市居民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今年新建廉租房规划就占全省规划的72%；有的林区城市提出改造棚户区住房约占该市城市居民户数的55%；有的农业垦区提出改造棚户区户数约占居民户数的60%。有些城市的棚户区改造形成了平房改楼房、旧房改新房，拆迁建设任务很重。有的市县政府将省里确定5年完成的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缩减在3年完成，要求更为紧迫。有的省提出，用5年时间完成全省农村危旧房改造，约占全省农村户数的45%。

（三）资金配套困难。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减缓和结构性减税的影响，各级财政收入增速普遍较低，完成今年预算存在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落实保障性住房配套资金压力很大。有的省今年完成廉租住房建设任务，约需资金80多亿元。其中，中央补助12.93亿元已全部到位，而地方需配套的67亿元，市县政府反映难以落实。有不少市县政府将落实保障性住房配套资金寄希望于银行发放政策性长期贷款。有的省2008年安排的廉租住房建设项目，至今尚未全部落实配套资金。有些地方推行农村危旧房改造，政府对每个农户按4000—5000元补助，还不足改造所需资金的10%，许多农户只能依靠大量向银行贷款或向亲友筹借，五保户、低保户等贫困农户难以承担。

（四）保障标准偏高。国家要求，当前保障性住房工作的重点，是通过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优先解决城市最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问题。有的城市廉租住房建设标准达到每平方米2500元左右；有的城市将保障对象的收入标准提高到人均年收入一万元左右，扩大了廉租住房的保障范围，增加了政府保障的难度。有的地方为推进农村旧房改造，对富裕农户也给予了资金补助，有些农户改造后的住房面积很大，用于出租。

（五）模式比较单一。有些煤矿、林区、垦区的棚户区改造，基本上是成片拆平房盖楼房。有些居民原有的平房面积较大，改造成楼房后，每户只无偿置换50平方米，扩大面积需自费购买，群众有意见。有的城市反映，不少居民不愿搬迁。有的林区提出将职工集中异地搬迁盖楼房，有些垦区农场集中盖职工楼，给职工今后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群众由平房搬进楼房后，水、电、气、暖等生活费用都将大幅增加，有些居民承担不起。有些高寒地区施工期短，居民原有住房拆除后，新房建不起来、搬不进去，将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

三、出现困难和问题的原因分析

由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展的时间不长，各地都在探索、积累经验，出现上述困难和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分析，主要是：

（一）有些地方对中央的精神把握得不够准。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低收入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有利于拉动经济，改善民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落实好中央的决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从调研情况看，我们感到各地对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积极性很高，将保障性住房建设视为“千载难逢的机遇”，希望在中央的帮助下多进行一些建设。但有些地方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改善最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条件上，而是全面推进城市旧城区改造和农村房屋建设，编制的规划过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不少地方财政投入不足，大量依靠银行贷款，或拖欠工程款，将会增加政府的信用风险，影响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的地方希望靠政府的补助“拉动”农民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住房消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将会影响农民今后的生产和生活；有些地方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过多考虑亮化城市，美化乡村，改善城乡面貌。

我们认为，实现“住有所居”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的目标，是政府一项长期任务。实现这个目标，应该坚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建设规模和标准应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建设规模不能太大，标准不能太高，要求不能太急、太快。

（二）有些地方对政府及其部门间应承担的责任落实得不够好。中央确定，保障性住房建设由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县政府抓落实，中央财政对地方补助部分建设资金。而有些省级政府的责任不够落实，把投资和建设的责任过多放在了市县政府身上，省里安排资金补助很少。有些市县政府认为，开展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中央的决策，规划由省级有关部门审批，投资应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基层政府承担不了主要责任。由于各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涉及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民政、土地、环保、税收、金融等多个部门。有些地方在资金筹措、前期准备等方面的部门责任落实得不够好，影响工作效率和建设进度。

（三）地方财力与承担的责任不够匹配。从住房保障情况看，越是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城乡居民的收入越低，住房条件越差，政府保障任务越重，承担的资金越多，落实的困难就越大。这次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廉租房建设，分别按每平方米300元、400元补助，而实际造价约1200元—1500元，有的还要更高。中央补助还不足实际造价的30%，地方需配套70%以上，不少地方落实困难。有的地方为多争取中央的补助资金，不顾实际可能多报项目，先把中央补贴资金拿到手，造成了地方配套资金落实困难。

四、落实好中央决策的几点建议

为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总体要求，各级政府都要正确领会中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制订建设规划，坚持统筹兼顾、量力而行，进一步落实责任、完善政策，各级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事切实抓紧抓好。

（一）明确工作目标，优先把最低收入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问题解决好。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必须把解决最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多做“雪中送炭”，少做“锦上添花”。除重点改善城市特困群体住房，煤矿、林区、垦区的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外，还应把其他工矿的棚户区改造逐步纳入中央投资补助范围。要正确把握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住房保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由政府为保障对象无偿提供住房，煤矿、林区、垦区的棚户区改造不能理解为拆旧翻新盖高楼，农村危房改造也不能理解为农村大规模新房屋建设。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订建设规划。政府有能力提供廉租房实物配租的，应集中财力，落实资金，加快建设；没有能力的地方，应保证租赁补贴发放，或者按照节俭、适用的原则，维护、修缮、利用现有旧房，改善困难居民的住房条件，切忌不顾代价拆迁建楼，造成资源浪费。

（二）量力而行，科学编制建设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应置于政府的工作全局之中，统一谋划，统筹兼顾，积极稳妥地编制建设规划，在今后每年的预算中都适当作出安排。要充分考虑当地政府的财力可能和群众的承受能力，把建设规划制订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不能贪多求快，盲目拆迁铺摊子，也不能边规划、边筹资、边拆迁、边建设。利用银行贷款，应当增强风险意识，充分考虑财政偿还能力，不能只顾眼前，给今后发展留下沉重包袱。

保护土地资源，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利益。各级政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住房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确需占用的耕地，必须履行审批程序。特别是农村住房的异地拆迁改造，既要做好搬迁农户的安置，又要控制随意扩大宅基地，防止大量占用耕地。

（三）尊重民意，尽可能为群众提供方便。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实施过程中，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集中民意，科学决策，不能以政府意志替代群众意愿。对于矿区、林区和垦区的棚户区改造，不仅要考虑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还要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和迁入楼房后带来的新问题。对群众意见较多的，不宜强行推行。各项工作都要做深做细，确保规划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安置一批，使困难群众真正享受到保障性住房建设带来的实际利益。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就地建设与异地建设的关系，能就地拆建的不要异地拆建，确需异地拆建的，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等具备开工条件时再拆迁，切忌盲目大量拆迁。要特别注意安排好拆迁居民的过冬生活。要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宜楼则楼，宜平则平”，不能简单推行一个建设模式，更不能一律要求“拆平盖楼”。对于农村的危房改造，要防止大拆大建，搞形象工程。对于保障性住房分配，要坚持公开、公正，完善审核体系、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采取居民公示、跟踪调查、动态管理、社会监督等多种方式，确保保障政策真正落实到最困难的群众身上。对迁入新居的保障对象，要帮助他们解决新出现的种种困难。

（四）落实责任，努力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进一步落实中央和省、市、县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职责，明确省级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市县政府的具体责任。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资金统筹的责任，合理确定地方政府间资金配套比例。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在资金筹措、开工准备、施工招标、质量监管等方面，落实部门责任。各部门之间要密切合作，协调一致，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完善项目管理办法，努力完成中央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指导地方统筹使用中央下拨的投资补助和租房补助资金，督促地方政府落实责任，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9）

众所周知，一个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必然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从静态来讲需要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从动态来讲需要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活力，静态的结构与动态的机制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必须抓住社会转型的改革机遇，解决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的结构性矛盾，避免阶层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当前中国阶层固化制度性原因进行研究总结，把握其与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就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水平的差异日益扩大，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差距日益强化。户籍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就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日益成为阻碍底层社会成员进入城市谋求平等竞争机会的制度壁垒。

一、就业与收入限制

户籍制度在就业领域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的限制性影响具体表现在择业和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取得平等的就业资格。许多大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范围做了明确限定并且以政府的行政法规或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如北京市劳动局曾多次发文规定外来人口只能从事200个工种的工作，其中包括农业机械操作工、造林工、钳子工、车工、木工、瓦工农艺工、果树工、蔬菜工、家禽饲养工、饲料制粒工等等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蓝领职业。[1]在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城市居民的劳动权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文件的直接保护，具有较高的制度化保障。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政府相关劳动保护制度弱化和缺失造成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权益受到诸多损害。具体表现在：（1）低工资报酬，同工不同酬。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所能选择的职业范围常常非常有限，绝大部分在私营、个体工商户等体制外的用人单位就业。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为了自己的利润总会尽可能压低雇佣人员的工资，因此户籍制度已成为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非常重要的因素。李培林在对比2006年和2008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后发现，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平均月工资只有城镇职工的76.3%。[2] （2）劳动强度大，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基本以短期合同为主。有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并没有下降。在平均工资低于城镇职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高出城镇职工近9个小时。在国有或集体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中，在此类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的签订率远远低于城镇职工，比例仅为后者的70%；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分别为57%和44%。[3]农民工在纺织、服装企业中基本以签订短期合同为主，签订2年及以下合同者占53.7%，签订3-5年者占29.3%，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者17.0%。[4]总之，在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身份之前，农民工难以分享用人单位所具有的城市社会资源，农民工在用人单位之间的流动，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会因为单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二、社会保障差别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并依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及因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分散个人风险，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社会稳定、经济有序进行的措施、制度的总称。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的发展单靠市场机制的支持是不够的，而需要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配套相关制度合力才能完。市场的良性运行需要公平公正，但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加以平衡，市场运行的结果将会是两极分化，赢者通吃，最终反映到社会流动状况上只能是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社会保障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基金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转移支付，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从而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的公平。但长久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镶嵌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属性，建立其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避免二元的内在制度逻辑。以上海市为例，体现了不同户籍身份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5]。（参见表1-1）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加大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福利性收入差距的放大器。

占城市流动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状况更是令人堪忧，在社会保险方面，普遍面临着参加保率低下，保障水平不高、工伤医疗保险缺位严重，失业保险几乎没有的问题。（1）养老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8.2%，远远低于城镇职工90%的参保率；（2）医疗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29.8%，而同年城镇职工的参保比例约为73%；（3）失业保险。2009年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11.3%，而同年城镇职工的参保率为67%；（4）工伤保险。虽然至2009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587万，相较200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为38.4%，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赔偿，回到原籍也只能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6]

综上所述，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已经由社会管理的主要制度手段演变成为了堵塞社会流动渠道的主要制度障碍，成为了扩大社会阶层差距固化社会地位的制度工具。一个现代社会只有在其制度本身能够体现公平公正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因此如果任由这种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屏蔽制度持续存在，那么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公平分配与享用只能是空想。

参考文献

[1] 寇浩宁，李平菊.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5.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10）

一、城镇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1.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大

城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因健康状况差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员、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员、多子女家庭、重灾重病户家庭等。城镇低收入的主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转为特困职工、失业人员及其家属。从湖南省民政厅2003年和2002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构成情况看，贫困人口主要是下岗、失业和其他无业者。2002年，这三类人口占全省社会保障总人口的85.26%，2003年占86.34%。

2.城镇贫困人口分布广泛

(1)城镇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从地域分布情况看，总的说来，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低收入人口的比重比较高。据调查统计，按湖南东、中、西三个地带划分，2003年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发生率为8.4%,比2000年的5.7%上升2.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11.3%，比2000年的7.2%上升4.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12.4%，比2000年的7.4%上升5个百分点。从东部地区来看，该区沿京广一线和湘潭等6个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52.2%，贫困人口占全省的44%；中部的5个市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39%，贫困人口占全省的39%；西部地区的两市一州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13.3%，贫困人口占全省的17%。湖南省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47.8%，贫困人口占全省的56%。按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划分，大中城市市区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44.5%，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7.1%，贫困发生率为8.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55.5%，贫困人口占全省的62.9%，贫困发生率为11.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比大中城市市区高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是贫困人口多发生地。

(2)行业分布情况。城镇低收入群体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一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等，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37.9%、19.0%、13.1%和4.9%，比平均水平分别高出7.5、6.2、4.5和1.9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在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比较稳定的行业中，就业的比重明显偏低。

3.城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低

据2005年全省城镇10%的最低收入户全年收入及消费资料显示：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低，生活艰难。

(1)入不敷出。2005年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70.38元（平均每人每天收入8.14元），不足以支付其人均3142.82元的生活消费支出。其中收入最低的5%的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515.61元，其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723.22元，入、出缺口更大。

(2)平均每人每天购买4.12元食品。10%的低收入户全年平均每人购买食品支出为1502.21元，人平每天约4.12元；其中5%的最低收入户购买食品支出仅1337.83元，每人每天仅3.67元，而10%的高收入户每人每天13.1元。

高低收入户食品支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烟酒副食和在外饮食上。1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每天购买1.45元肉禽蛋水产品，低于全省2.11元的平均水平。但低收入户的糖烟酒饮料的支出人均95.27元，仅及全省平均水平的34%、10%最高收入户人均589.93元的16.1%。

(3)每人不到四件廉价服装。1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人衣着消费支出为198.48元，其中购买服装每人3.74件、支出141.65元，不到最高收入户的1/10。

(4)家庭用品花钱不多。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家庭用品和服务支出为127.56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8.3%、高收入户的9.6%。

(5)医药费用每天0.734元。10%的低收入户人均支出医药费267.9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5.5%，仅为最高收入户的17%。

(6)交通通信费用少。2005年10%的低收入户人均支出交通费73.29元、通信费173.18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4.7%和34.3%。低收入家庭交通、通信开支少，没有汽车，百户拥有摩托车仅6.37辆，百户分别拥有固定电话71.77部和移动电话62.95部。

(7)除了电视收视费没有其他文娱开支，学杂费占了可支配收入的14.9%。10%的低收入户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为70.07元，比全省556.5元的平均水平低87.4%。低收入家庭文娱消费主要是看电视，订报刊的很少，仅有不到4.3%的家庭有电脑，1.5%的家庭接入了互联网。

人均教育支出为443.31元（包括给在外就学子女的144.03元），尽管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3.5%，但却占了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4.9%。

(8)房租、水电、燃料支出占11.7%。10%的低收入户人均用于房租、水电、燃料支出368.65元，占消费总支出的11.7%。低收入家庭几乎没有购房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9.2平方米，低于全省28.35平方米的平均水平。有30.22%的家庭住的是租赁房。

(9)没有购买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10%的低收入户人均其他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62.16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3.8%。低收入户没有购买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的。

二、城镇贫困人口的特征和类型

1.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

城镇贫困具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从对城镇贫困户的情况分析，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户均人口规模较大。2005年末平均每户3.35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0.42人。

(2)劳动力就业程度低、负担系数高。平均每个就业人员负担人口3.15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1.1人。多数家庭有下岗失业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

(3)文化程度低。70%的低收入人口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而城镇总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为49%。据2004年对3688个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43.2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8.0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98%，三者相加达89.28%。从技术等级分，初级工及没有技术等级的人员占52.6%，中级技工占38.9%，高级技工及技师占8.5%。也就是说，下岗职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技术只有初级水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明显处于弱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比较大。

2.贫困人群的六种类型

从贫困家庭未就业的人群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

(2)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

(3)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

(4)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农村人口。调查户中有3.1%为进城农民。这部分城市新进入者，尽管他们能吃苦耐劳，但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往往难以找到固定的职业，或者只能从事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或脏活等低收入劳动，他们中有1/3的人其收入低于贫困标准。

(5)因灾害、事故、疾病等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的病残人员。

(6)因犯罪、懒堕等自身原因没有就业的人员。

三、城镇贫困的致贫原因分析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对城镇贫困的进一步作因果分析（如图），导致城镇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

1.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贫困者家庭劳动就业水平低、负担系数高

深层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快，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劳动力人口多，劳动力和社会产品出现结构性剩余，必然导致一部分人下岗失业或者就业不充分。如2002年～2005年，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4.5%、4.4%、4.3%，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经济结构特别是企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全省现有城镇承受着很大的就业压力。除4.3%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外，还有一部分处于半失业状态。每年还有20%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就业岗位（2005年降到17%）。

图城镇贫困因果关系图

2.贫困家庭就业水平低是由于劳动者接受教育不够，其中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有的是因其他原因放弃了学业

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合理，贫困家庭往往因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如长沙市城市居民家庭子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19年间，要支付教育费用56080元（不包括集资费、择校费、伙食费），其中幼儿园每年3600元，3年共需10800元；小学每年1480元，6年共需8880元；初中每年3200元，3年共需9600元；高中每年3600元，3年共需10800元；大学本科每年4000元，4年共需16000元。如果加上各个阶段的择校费、集资费，寄宿伙食费，预计要支出教育费用10至15万元。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面临的是孩子越来越读不起书，有的小学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有的勉强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却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不得不与高等教育绝缘。据对衡阳市的调查，该市市区2005年初中考入高中的学生为8523人，占应届初中毕业生的67.7%，加上考入职中、中专、技校的学生，其升学率达到了86%以上；而在县市一级，2005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考入高中的只有42615人，占应届初中毕业生总数的43.2%，加上考入职中、中专、技校的学生，其升学率在64%左右，比市区低22个百分点。

3.贫困家庭买不起必需的生活消费品

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贫困家庭在用较高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还得拿出一部分购买必需品的钱去购买本应由政府及社会提供的公共必需品。如基础教育及劳动力职业培训、养老、公共医疗、社会保险、儿童教育等，政府既不能充分提供，又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制度上没包括上述内容，这是制度性缺位与失效产生的城市贫困。2005年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490万人，仅占城镇居民总人数的21.95%，有近80%的城镇居民得不到政府的基本医疗补助。养老保险覆盖面太窄。目前除了一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员工享受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绝大多数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民工、城镇低收入和贫困人群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经营效益差的企业无力为职工参保缴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因社保意识淡薄而不愿参保；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养老保险费征收权限由地税部门负责，劳动保障部门扩面力不从心。

4.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往往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或给予低补偿

许多企业在转制过程中仅视职工工龄长短给予补偿，低的不到1万元，多的也只有2万～3万元，并且一次结清，从此就不再管了。这点钱仅能维持一个家庭一到两年较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面对日益上涨的医药费、房租、子女教育费以及吃、穿、用品开支的不断增加，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压力相当大，根本无钱继续交纳基本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更不可能购买商业保险。年纪轻一点还可以找点事做，而那些女性年龄40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的下岗人员，没有其他的工作技能，难以找到工作，子女要读书，妻儿老小要抚养，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在他们老了之后，将面临生活费无着落、医疗费无力开支的局面。

对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而言，他们大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这些职工因退休、失业、生病等，必然导致其生活水平下降。据对427家非国有企业进行的一次养老保险的专项调查表明：在427家非国有企业中，仅有210家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被调查企业的49.2%，其中全部职工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的企业只占15.7%，50.8%的企业没有参保。从参保的人员比例低来看，被调查的非国有企业共有职工50199人，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为20045人，仅占职工总数的39.9%，其中个体私营企业职工参保的只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30.4%。从医疗保险来看，非公企业特别是一些工业、建筑企业大多数没有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职工有小病拖一天算一天，如患大病，企业也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

近几年来，湖南对城镇居民实行了低保制度，但补助标准偏低，补助对象不能覆盖全部低收入户。目前，湖南省对低收入户及贫困户的补助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除了长沙、株洲、岳阳、常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标准稍高外，其他地区的都偏低，往往是省财政安排的能及时到位，地方财政承担的因财政困难难以到位。由于补助标准偏低，给予低收入户及贫困户的补助金不仅不能解决贫困对象最基本的吃饭问题，更无法解决他们在就医、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的困难。比如，邵阳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状况较差，可用的财力很少，因此社会救助的标准偏低。目前全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140元，实际每人每月补助标准只有70元左右，在省内属较低水平。从救济后仍有6.01%的贫困发生率和1.8231的缺口指数来看，低保远未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城市低保户工作总结篇（11）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与同处于储蓄率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消费率都很低，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而且主要就是因为居民的消费率低。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支撑了大量出口，而消费增长却相对受阻。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了抑制。这两件事都与众不同，相互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解开这个困惑的关键在于户籍制度。它就像一个楔子钉进了中国的市场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影响。

户籍制约消费

一方面，户籍制度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收益低，这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工资要求的参照系，长期的低工资形成了出口加工制造业对于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这说明进城农民工的消费受到了户籍制度的制约。根据陈斌开、钟宁桦和我近来的一项研究，如果控制住居民的其他特征，一个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费要低大约30％。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大致可测算出这一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损失”究竟有多大。

算出来的结果有点让人吃惊，它相当于数据所在年份的家庭消费的4.2％，或中国GDP总量的1.8％。别以为这是小数目，中国每年GDP的增长不过10％左右，也就是说，户籍制约的消费损失相当于每年GDP增长部分的五分之一。由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在持续增长，而且户籍制度的制约始终存在，因此，其对消费的制约效应也是年复一年地在发生。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9％、9.7％、20.7％和1.8％。

不难看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仍然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来源看，其签订短期合同的比率和来源于个体经营收入的比重均远高于城市居民。

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会制约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果外来务工者几乎不能在打工城市定居，那么，其行为将是能省则省，因为耐用消费品很难随身带走。

有人可能会说，农民工将钱寄回家了，这其中也有部分是消费，只不过是发生在农村。在我们的研究里，即使将汇款全部计入消费，户籍因素仍使移民的消费低于城市居民18％。户籍对于消费的制约也不是因为文化和习惯等原因，因为住在城市里时间更长的农民工并没有在消费上更接近于城市居民。如果把那些出生在农村却已获得城市户籍的居民拿出来与没本地户籍的移民做比较，他们的消费差别是26％。也就是说，户籍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巨大，有城市户籍就会多消费。

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即使户籍的确制约了消费，其作用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数据看，户籍对消费的制约作用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这其实很好理解，人变富了之后，对非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将上升，对吃穿的消费比重则下降。

换言之，钱多了反而能省钱的空间更大。如果将消费分成若干项看，与城市居民相比，外来移民在吃穿方面的消费虽然较低，但更明显的差别出现在家庭设备、健康医疗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农民工的数量稳定增长也会加强户籍对消费的制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335万人，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的本地农民工8888万人，而且这些数字还在增长。这部分居民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所以，农民工的数量持续增长也将使加总层面的“消费损失”日益增加。

适时开放户籍

很多人喜欢将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如此，贸易盈余大幅攀升，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呈现泡沫迹象。

但中国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

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在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

遗憾的是，城市化对于中国结构性调整的意义被严重忽视了。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47.5％提至51.5％，五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当前大约一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

同时，政府却试图在未来向内地采取倾斜性的供地政策来支持其发展。但如果看数据，恰恰是在内地，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约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多。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户籍限制更严的是作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恰恰可以看到，越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户籍对于消费的制约作用越大。

启动消费的口号人人都会喊，但中国当前的情况却是，我们在作茧自缚。2007年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运用加大投资的方式度过了危机，但在结构调整方面却“雷声大、雨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