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疗卫生大全11篇

乡村医疗卫生篇（1）

从营利到福利的曲折发展解放前，广大民众处于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困境，而农民尤甚。据1947年统计，全国只有县医院1437所，且条件非常简陋。县以下除一些私人开业医生外，没有任何医疗机构［1］(p．2)。地处冀中平原的深泽县，至1948年底全县171个村只有药铺56个，医生62人，平均3个村才有一家药铺，万名群众占有医生数仅为6人［2］(p．501)，农民看病非常困难，因找不到医生或买不起药而延误病情的事例时有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8月，在《对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此次会议还制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此后，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和建立城乡、工矿的基层卫生组织成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是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和基础的。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要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倡“组织起来”，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村掀起农民集资办医热潮，出现联合诊所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站两种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前者由个体开业医生联合组成，人数不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后者由农业合作社出资建立，经济基础较雄厚，医务人员也是农业合作社成员，由农业社支付报酬，改变了医生靠赚病人钱维持生活的局面，把医疗卫生事业变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福利事业［1］(p．8)。在当时看来，保健站比联合诊所更具生命力，更符合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和期望。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贯彻“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再次掀起办社高潮。相对于农业合作高级化和农业生产高产化运动而言，卫生工作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12月27日，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写道:“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此时，深泽县入社农户已达83.7%，基本实现了全县农业合作化，但医疗卫生行业的“合作化”却毫无进展，民间医生除在卫生工作者协会领导下参与本地防疫活动外，仍和解放前一样个体行医。1956年2月2日，石家庄专署下发《关于发展农村医疗机构的意见》，批评部分地区卫生干部存有右倾保守思想，严重影响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在春耕前把可能组织起来的医生完全组织起来，对当时没有条件者也应积极培养和创造条件，在1956年内全部组织起来［4］。在专署《意见》的严厉批评和具体指导下，深泽县人民委员会不敢再怠慢，马上召开了“发展医疗机构全体卫生人员大会”，动员农村医生自愿组成联合诊所或农业社保健站。会后全县先后“建立了8个乡的农业社办保健站，9个联合诊所，参加联诊所和社保健站的医生83名，另有个体开业者56名，半农半医176名”［5］。在卫生部门统一领导下，卫生工作密切结合生产，受到广大社员欢迎，有社员反映:“社里有了自己的医生，多方便哪!早请早到，晚请晚到，不请也到(指医生巡回和复诊)，开个药铺总比开个茶铺强!”［6］然而，由于联诊所和社保健站建立过快，热情高、经验少，因此存在着成员之间不团结、入不敷出、制度不健全、赊欠严重等诸多问题［7］。不久深泽县社保健站只剩1个，其他均转为联合诊所。

1958年8月运动兴起，开始乡社合并，深泽县9个乡改建为3个大公社。医疗机构也随之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取消私人单干和自营自收为目标，号召以原有区卫生所、联合诊所、保健站为基础改建医院(附设产院)，负责全社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疾病治疗工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转入公社后，所有药物资金全部作为社内投资，不得私自撤出，医务人员待遇采取吃饭社里管、酌情给予部分工资的半工资制。11月深泽县和晋县一起并入束鹿县，三县合并后共建立17个公社医院，37个分院，117个门诊部，186个附属产院。“历史遗留下来的个体开业组织，转成了的福利事业———医院。”［8］公社医院成立后，医疗力量得到统一安排使用，对集中防治主要疾病、改造医务人员思想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原有医疗机构一律集中到公社，管理一度出现混乱，加上公社化后“平调”现象严重，新医疗机构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县、社两级医院人员拥挤与基层卫生工作薄弱的矛盾尤其突出。同时，因为仍实行单独核算、各计盈亏，开大方、要大价、生产队要求保健站必须上交利润的现象依然存在，不仅加重了病人负担、浪费了药品，而且影响卫生防疫工作开展。有鉴于此，根据省委指示，1959年下半年束鹿县对农村医疗机构连续进行四次整顿，将全县医疗资源调整为17处公社卫生院、70个管理区卫生所、90个保健站、316个生产队保健室。全县有288名医务人员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工作，386名到管理区卫生所，275名在生产大队保健站，632名在生产小队保健室。在经济上，公社卫生院、管理区卫生所、保健站实行统一核算，保健室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医务人员的工作待遇，卫生院、所、保健站采取固定工资加奖励，保健室则采取固定工分加技术津贴［9］。#p#分页标题#e#

统一核算和固定收入解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滥用贵重药品、多用药品的浪费现象随之减少，减轻了患者负担。至此，“几千年来医生收入建立在病人痛苦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从而使医生生活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也得到逐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大大发挥出来”［10］。1960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是有目共睹。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议重申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从10月开始，在农村部署。伴随着，农村医疗机构也开始了以下放公社医务人员为中心的整顿工作。为适应“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整顿原则为“精简上层，充实下层，便利生产，便利群众”。为做到生产队①、医生、社员三满意，让医生走得愉快、留得安心，束鹿县卫生科采取“先外后内”、“两抓”、“多方面征求意见”的方法，总体遵循医生尽量回本村的原则，不能回村即照顾其地区威望进行妥善安排，实在做不通工作者进行说服教育由公社决定。

“先外后内”即整顿时先放卫生所和保健站医务人员，在“外面”的医生基本安排好后，再着手安排卫生院内的人员，防止“一齐端”造成顾此失彼，影响卫生工作的开展。“两抓”即抓经济、抓思想。为防止因人员下放造成药品、家具、器械丢失现象，各院、所、站在下放前首先盘点药品、器械，为下放打好基础。就医生个人而言，多数医生愿回生产队，尤其是年岁大和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的更是积极响应，因为回队后不仅可以照顾家人，而且比在公社卫生院自由。但是有些技术不高的医生和实习生、护士、司药因回村后不能学习技术、不能挣工资而不愿回去。针对这种情况，公社书记向全体医务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同时也对生产队的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批判了把保健站当成副业经营和挑拣医生的做法，减少了下放工作的阻力。在下放过程中，还注意征求生产队、医生、社员等多方面的意见，尽量做到三满意。

总体而言，这次整顿下放工作比较符合医生、生产队和社员要求，因此受到普遍欢迎。下放医生大多回到本村，与干部、社员关系融洽，工作比以前积极主动。如总十庄公社赵兰庄生产队医生回生产队后，每天自制豆汤、糠枣丸到食堂给社员分发，全村24名浮肿病人已有17名治愈，其余7人也已好转;和睦井朱家庄医生与生产队干部分包食堂，在他包的食堂内，不仅食具干净卫生，而且饭熟菜热，做得细、软，受到社员好评。他还主动到外地找来牛骨头给病人熬汤喝，全村6名浮肿病人已有5名治愈。还有的医生归队后，主动整顿粪便管理专业队。社员反映“看病方便了，再也不担心有病请不到医生”;医生说“工作有了死地方(指固定地点)，不来回跑腾，工作好做了”;公社卫生所觉得“卸下了个大经济包袱，就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加强对医务人员政治思想领导，做好督促检查工作”［11］。这个阶段的调整主要是为了纠正公社医疗机构人员过于集中的问题，目的是“便民”，而不是“减压”。下放工作也比较细致、稳妥，更重要的是，公社卫生院和部分保健站保留了原来的核算方式及人员的收入方式，既调动了农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医疗制度的福利性，对于困难时期正在遭受疾病折磨的农民来说恰如雪中送炭。

二、精简机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由福利转为营利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正式进入调整阶段。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被确定为减轻困难时期城镇粮食压力和国家财政压力的重要措施。中央要求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1962年1月深泽县恢复县制后，县以下保留地段医院1处，其余3处转为公社卫生院，并新增两处，再加上原有的4处公社卫生院，共计9处。1962年6月，根据中央提出的“精简机构，减少经费开支，减少商品粮，加强农业战线”精神，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首先，加强地段医院，将原工委卫生所中条件较好(技术条件、设备能力)者设为地段医院，其标准为:面积较大的山区县可设3～5个，平原县2～3个，小县可以不设，全区共设57个。深泽县因面积较小仍保留1个。地段医院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国家不再给予补助。其次，公社卫生院全部撤销，下放到生产大队。如生产大队无力举办而当地又需要者，允许医生成立联合诊所或个人开业。

这样，吃商品粮的医务人员数量急剧减少，大大减轻了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负担和粮食负担。1962年8月1日，卫生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问题的意见(草案)》，明确提出:“为了减轻国家和公社(大队)的负担，更好地适应当前农村经济情况，就必须依靠群众自办卫生事业，坚决改变由国家和公社(大队)包得过多的做法。根据上述原则和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以医生集体举办为主要形式，少数确有条件的公社、生产大队也可以举办;还要允许医生个人开业;县以下国家办的区卫生所、地区医院等，可以转为集体办(少数情况特殊的地区可保留一部分，作为县医院的派出机构)。”［12］至此，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主体形式基本退回到1957年。

1963年，卫生系统仍面临着更加艰巨的精简任务，前两年一直保留的少数国办地段医院，这一次也未能幸免。石家庄专区原有地段医院57个，在编592人，1963年除保留平山等五县的89个编制外，其他一律转为公社集体经营，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但人员按原来指标继续吃商品粮。深泽县唯一的地段医院转制后，原14名医务人员退职4人，回农村6人，另有2人去向不明，仅有2人转为集体所有制。全区地段医院医务人员中，转集体制246人，外调23人，其余323人均退职或回村务农［13］。这次调整对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一次重创，机构减少，人力、物力的散失使初具雏形的医疗保健网濒临瘫痪境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遭受洪涝灾害，深泽等5县受灾严重。刚刚被精简得七零八落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显然难以应对灾区和灾民对防疫及医疗救治的需求。

首先，县级医疗机构不堪重负。深泽县医院编制35张病床，按规定门诊量是每日70人次，实际该院水灾前每天应付300多人次，灾后每天高达480人次，住院患者经常在90人以上，医务人员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尽管加强县医院一直是调整工作重点，其诊疗技术水平和工作质量有了提高，诊疗病种范围有所扩大。但是由于编制名额限制，难以消解患者数量过多的巨大压力，对医疗质量和职工健康均有一定影响。防疫、妇幼保健人员编制偏低，深泽、栾城、高邑等县防疫站编制4人，妇幼站2人，担负全县的防疫、妇幼保健任务，实在力所不及［14］。#p#分页标题#e#

其次，公社一级医疗机构名存实亡。精简后，全区81.9%的原工委区片无医疗机构。地段医院原来一般15～30人，医疗器械比较完备，能做一般腹部手术。精简下放后人员大幅减少，只能应付一般门诊，原有的一些大型医疗设备分散或闲置，失去了技术中心，使原本就比较贫瘠的医疗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影响群众看病，还导致县医院压力过大。从管理角度而言，公社卫生院的缺位，使农村医疗网络失去了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形成上边任务落实不下去，下边情况反映不上来的尴尬局面。县卫生科指挥不灵，大队保健站各自为政，医务人员的自身利益和群众健康又出现无组织无保障状态。

最后，大队保健站问题丛生。1961年以来，虽然卫生部明确提出基层医疗机构最好是医生集体经营，但实际上最后大都是落实到大队。然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机构与人员下放，生产大队的接纳与承受能力如何呢?一方面，农村的确急需大批医疗资源。后的“低指标、瓜菜代”难以满足人们维持健康所需要的营养，农民早已饱受营养缺乏性疾病的折磨，而身体虚弱又使其他疾病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下放到生产大队，加大了农村粮食供应的窘况。下放人员的社员待遇难以实现，造成医务人员大批流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陷入两难境地。

一是群众性防治工作无法开展。由于医务人员的口粮、工分等都由大队负担，保健站拒绝接受群众性防病灭病任务，理由是:“你们不供应粮食，也不管开支，今后防病灭病工作不要再找我们了，找公社吧!”生产大队往往也会从中阻拦，不让医生出村，否则不供应口粮，不记工分。大队干部甚至批评参加防疫工作的医生:“挣着大队的，做全公社的工作，保健站是队办还是社办?”结果负责疫情报告的保健站只能估计推算，数字与实情出入甚大。受灾后有的县计划抽调灾病情较轻地区的保健站医务人员支援重灾区，因生产队不同意也未调成。

二是医生待遇难以保障。有的大队因不愿供应医生粮食，不经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即私自缩减人员。被减人员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生活无法维持。与公社联系，公社书记的答复竟然是:吃人家的粮食，别人不好说话。特别是受灾以后，不少医务人员家中房屋倒塌，东西损失，但灾后灭病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影响其工作情绪。西固罗公社王家庄大队医生赵根水收入形式为记工分，灾后房屋倒塌，土地全部淹没，收成无望，工分落空，生活无着落，无心工作;铁杆公社何家庄大队保健站医生实行工资制，灾后欠帐多，工资无法开支。有的基层医务人员反映:社员重建家园，拾柴割草，我们医务人员防病灭病昼夜奔忙，队上不给粮，工资无法支，家中不能管，这种日子真是无法过，甚至已有医生准备外出逃荒。

三是生产大队干部对保健站的性质认识存在误区，将福利事业视为副业。下放机构的资金绝大部分为原来医生集体所有的公共积累和部分国家投资(原公社医生医疗机构)，无偿平调给生产大队，医务人员本来就有意见;而生产大队却让医生交款记工，与医生按比例分红，分配交队利润指标，甚至任意从保健站抽款，用作购买牲畜、农具和分配给社员，有的大队甚至要求保健站上交全部利润。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公社和县委领导认为从保健站抽款支援农业是应当的:“不让社、队从基层医疗单位抽款，如何能体现出是福利事业呢?”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医疗机构抬高药价，非法经营，加重患者负担。再者，医疗机构下放后，社员认为保健站是生产大队的，赊欠药费现象十分严重。多数县外欠资金占资金总额的半数以上，有的高达76.1%。除去固定资金、药品和受灾损失后，平均每站仅有流动资金22元，最少的仅有10元。保健站有医无药，外欠过多无法经营，严重影响疾病治疗。除上述问题外，由于1961～1963年基层医疗机构不断精简下放，放松了行政管理，卫协会组织涣散，会务活动不经常，对医务人员社会主义教育不普遍、不深入，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不能解决，使医生感到前途暗淡，滋长了走回头路、回家单干的情绪，个体自行开业者显著增多。据1963年年底统计，全区个体开业机构332个，336人，较1961年底增加了4.5倍。基层卫生组织的频繁变动，不但影响到卫生工作的开展，也使基层领导苦不堪言，以至于在正式文件中说出如此“犯上”的话来:“上级应及早确定方案，很(应为尽———笔者注)快将基层卫生组织安排下来，以后无特殊情况短期内最好不再变动。”［14］

三、“六•二六指示”出台: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回归福利性

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时，看到的就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千疮百孔、混乱不堪的局面。四清工作队及时将这一问题反映到党中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5年1月，、对卫生部做出了“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的指示，指出“这是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必须走的道路”，“是当前卫生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促进卫生队伍革命化的一条有效途径”［15］。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的状况，6月26日，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这些指示犹如雪中送炭，大大加快了医疗资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以及农村医疗制度恢复重建的步伐。1965年7月15～26日，河北省卫生厅召开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城市卫生医疗机构要派出30～50%的人员支援农村，其中心任务是培训半农半医和卫生员、接生员;防病治病;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整顿基层卫生组织，建立以生产大队半农半医为主体的卫生网。

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爆发，农村卫生工作队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办农半医。其中，深泽县共培训半农半医213名，卫生员1555名，节育技术人员10名，基本上达到每个大队有一至二名半农半医，每个生产队有一两名卫生员，每个村有两三名接生员，每个公社有一名节育技术人员。石家庄专区共培训农村医生5930人，占全区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总数的83.1%。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半农半医1.3名。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27700多人，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不脱产的卫生人员［16］。1966年3月，半农半医第一期学习结束后回到大队，一面防病治病，一面劳动和学习。为使他们学得的知识及时服务于群众，深泽县委决定组织全县各生产大队出资建立卫生室，并对旧保健站加以整顿，改造为新型卫生室，使其真正成为社员的卫生福利事业。在专区卫生工作队的协助下，深泽县委在总结过去办保健站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建室六原则:第一，卫生室必须有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面向生产，面向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门;第三，坚持预防为主，实行防治结合;第四，坚持实行亦农亦医，一面防病治病，一面参加劳动;第五，自力更生，勤俭办室;第六，建立一套科学的经济管理和工作制度。在以上原则指导下，县委先组织工作组搞样板，积累经验，然后稳扎稳打，建一个，巩固一个，使建室工作逐步铺开。#p#分页标题#e#

1966年4月底，全县已经村村有医生，队队有卫生室。卫生工作面向农民、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成为现实。贫下中农对新建的卫生室倍加赞扬:“建立卫生室可真方便极了，过去孩子种牛痘，耽误了就种不上，今年是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现成。”还称赞它是“咱贫下中农自己的事业，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今天在共产党和的领导下办成了”［17］。由于公社级医疗机构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其恢复与重建势在必行。为使该项工作切实抓紧，各县成立卫生所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县的卫生院、所和保健站。1964年，深泽县恢复了部分公社卫生院。次年，深泽县公社卫生院由医生集体经营转变为公社办，重新建立了公社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和管理中心。1966年，集体所有制的大队卫生室、公社卫生院与全民所有制的县医院一起，构成了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期间，由于“六•二六”指示的保驾护航，以及1968年12月至1976年8月《人民日报》连续刊登的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使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普遍实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公社医疗机构承上启下，功不可没，因此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当时，公社医疗机构有国办和集体办两种。国办卫生院因为医务人员的收入有保障，对国家政策执行较好，不但支持和帮助合作医疗，还经常派人到大队蹲点，以加强大队卫生室的工作力度。而集体办的卫生院多为自负盈亏，实行合作医疗后，到卫生院看病的人少了，医务人员收入受到影响，出现卫生院与合作医疗对着干的现象。为此，1971年初，卫生部提出公社卫生院实行社办国助的计划［18］。社办国助计划是指农村地段卫生院和公社卫生所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贯彻“六•二六”指示以来从县以上医疗机构下放的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分配的毕业学生，一律由国家包工资，吃商品粮。农村卫生院(所)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国家给予补助50～60%，其余由业务收入补足，吃公社集体粮［19］。

人员报酬问题解决后，当年县分院(即原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装备问题即正式纳入建设轨道，为体现“社办国助”原则，国家支持部分主要用于增添设备。“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卫生部为农村公社卫生院装备一批主要的医疗器材。其中，包括化验室、手术室和放射科所需要的生物显微镜、离心机、保温箱、手术器械刀包、手术床、无影灯、吸引器、麻醉机、X光机及防护用品等。”［20］(p．410)再通过公社努力，做到房屋、人员配套，充分发挥设备的作用。至1974年，河北省已装备1800个县分院和公社卫生院，占全省总数的48%［21］。1975年为纪念“六•二六”指示发出十周年，省财政局、卫生局提出“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农村卫生工作建设，坚定不移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重点装备公社卫生院和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卫生机构”的要求。

1976年全省公社卫生院装备数已达总数的81%强［22］。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下，1966～1976年十年间，石家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增加60%，全区共有4000多张病床，农村占80%。国家用于卫生事业的经费逐年增加，1976年比1965年增长近两倍，其中70%以上用在农村［23］。1977年深泽县被列入全省重点装备的34个县之一。根据羊村公社卫生院库存材料明细账的确切记载，1973年3月至1977年底，该院共获得石家庄地区8个批次分配医疗器械16种，总价值7628.51元。耿庄公社卫生院账目记载，自1975年底至1978年8月，该公社共4次获得地区分配医疗器械，总价值6692.9元①。小到时价二三十元的出诊包、血压计，大到价值5520元的X光机，一般手术器械基本装备齐全。社办国助计划的实施，一方面使公社医疗机构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担负起当地卫生行政工作、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和传染病以及一般外伤和农药中毒急救、培训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等重任，成为支撑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强有力骨架。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保证了医务人员收入和医院设备更新，使医疗机构没有了营利的动机。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犹如车之两轮，支撑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稳定发展，历经波折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真正完成了由营利到福利的嬗变。受益于此的农民朴素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过去是请医如拜相，买药贵如金，穷人有了病，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着见阎王。现在是，人民的医生为人民，送医送药走上门，社会主义就是好，全靠来领导。”［24］

乡村医疗卫生篇（2）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冷落了另外一个事实，把土地分产到户不难做到，农民伯伯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他们的辛勤。但是有些需要社会承担的义务，却无法划分到每个农民伯伯的户下。学校不好分，于是教育部门将大量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把教学设施和力量集中起来，有的千方百计向学生家长乱收费，有的挖空心思拖欠教师的工资。我的同胞们一贯信奉的真理中有一句：“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于是在忠于教育事业和善良传统的信条下，农村的教育工作尽管面临无数困境，仍然艰难的维持着，抱着希望等待着“希望”的到来。显然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就更加困难，药品无法分下去，医生难以整上来。几十年以前，农村曾经有过一大批“赤脚医生”，所谓“赤脚”是标明了农民的身份，所谓“医生”是想说这些人具备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如此半农半医，素质难以把握，尽管也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医疗的方便，但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新时代。于是原来活跃在村村寨寨的“赤脚医生”们，只留下个“赤脚”的身份，“医生”二字被扫荡殆尽。可惜“赤脚”的下田了，穿鞋的又不肯来，使农村的医疗事业同样陷入困境。

如果说在城市中有人生了病，将面临很多困难，排队挂号，交押金，求大夫，没有钱的可能看不起病或者看不好病。假如生活在农村的人生了病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将面临一场灾难，甚至一场灭顶之灾。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也要跑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中求医问药，有些急症病人最终未能活着赶到医院。遇到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千方百计赶到医院又会如何。因此有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有诗为证：“生命诚可贵，药品价更高，若为生活故，有病不敢瞧”。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了病人，又是久治不愈的，那就只好全家一起脱富致贫。于是那句口号在这儿就变成了：“再苦只能苦了病人，再穷只好穷了医院。”

乡村医疗卫生篇（3）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欠缺主要包括可及性和可得性2个方面，它在中国农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供需比例失衡问题

当前，国际上一般通过卫生总费用(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卫生资源消耗的货币)的总量、构成及其效果等指标来评价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3］。本文在以上指标基础上加入卫生费用投入与卫生医疗服务客观需求的城乡比例差距指标，进一步说明公平性在农村的欠缺问题。这里用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代表医疗服务客观需求。由表1可知，我国城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在2004年到2008年间占医疗机构诊疗总人次平均比例基本在41%，农村在59%左右，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客观需求量为农村大于城市。由表2可知，我国城市卫生总费用从2004年到2008年间占卫生总费用平均比例基本在72%，农村在27%左右，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卫生总费用投入(供给)量为农村小于城市。两组数据共同表明农村卫生费用供给相比农村卫生医疗服务客观需求出现供需比例失衡问题，这种医疗卫生服务分级布局的不合理导致了公平可及性的严重欠缺(农村诊疗包括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其中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县及县级市医院、县及县级市妇幼保健院的所和站、县及县级市专科疾病防治院的所和站)。

(二)农村三级非营利卫生网络覆盖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是指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主体，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然而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仍然不健全，非营利卫生服务机构不能实现全覆盖。当前，医疗改革的市场化之争对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的影响尤为明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09年2658家综合医院、387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277家乡镇卫生院为个人所有。该资料也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做出了专门的统计。根据统计所得，部分地区营利性医疗机构数量比重在一半以上。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农村医疗卫生问题与城市有明显的区别。在城市，居民可以选择不同的医院获取医疗卫生服务;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是农民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途径，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作为农民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途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偏离了非营利性，对农民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营利性质，一方面会增加农民的卫生费用支出;另一方面，部分营利性卫生服务机构利用其相对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不考虑提高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可能会对农民的身心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产生威胁;再次，医疗服务保障不到位会严重影响公平的可得性。

(三)农村卫生从业人员构成问题

根据表3分析可知，作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主体的乡镇卫生院，学历及职称构成较低。2005年，仅有2．2%的乡镇卫生院人员具有本科学历，仅有0．8%的乡镇卫生院人员具有高级职称。在学历构成方面，中专学历为乡镇卫生院人员的主要学历(58．7%)。在职称构成方面，中级及中级以上的从业人员仅占13．8%。这种卫生从业人员结构难以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村卫生室的从业人员构成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根据表4可知，2009年的125．1万村卫生室卫生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仅有12．4万人，注册护士仅为1．4万人。不具备独立行医资格的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占88．97%。

(四)农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的管理体制问题

作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基础的村卫生室(部分地区称之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同样面临比较尴尬的局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一般是按照一体化的要求，由私人诊所合并或整合而来。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定位是非营利性卫生服务机构，其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农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资金来源上没有直接的财政拨款，其从业人员也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卫生监督机关难以对其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具体表现在从业人员的监管、考核和聘任等方面。由于卫生监督机关往往不具有直接的人事管理权限，只能通过在职培训的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水平和素质，难以通过人员的聘任、交流等方式提高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三、实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的对策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造成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欠缺的原因，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制约，即我国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供求比例失衡;另一方面是内部环境制约，即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为此，我们认为，应从改善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两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实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其中，外部机制改革应是加大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内部机制改革包括完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加强人事管理等方面。

(一)实现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的公平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指出: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对医疗卫生服务而言，公平性不是要求每一个人拥有同样水平和程度的医疗卫生保障或者拥有同样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而是要求为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与医疗服务机会［5］。也就是说，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与卫生服务的客观需求应该相匹配。其中，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主要在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上。按照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公民拥有公平享受该服务的权利。然而，由于历史上城乡卫生费用投入比例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比例失衡，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现象较为严重，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有待提高，再加上农村医疗卫生基础条件相对薄弱，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在公共财政上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6］，在分配比例上增加对农村卫生费用的投入。我们认为，真正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应该是公民在享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不论城乡都能享受到同质量的服务。

(二)确立以非营利机构为主体、营利机构为

补充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

在农村地区，应当坚持以非营利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主体，以营利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补充［7］。非营利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体地位，不是非营利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总量上占优势，而是在全国都应当建立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种公共物品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体系。这种卫生服务体系，应当做到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它参照的对象是农村三级基础教育体系。以营利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补充，是鼓励医德高尚、医术水平高超的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开展医疗卫生服务。这种医疗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技术、效率、特色服务以及针对细分市场等方式与非营利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展开竞争，让农民获得自由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补充不应当取代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是，以营利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补充，可以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之外形成竞争机制，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的实现。

(三)改革村级卫生机构人事制度

乡村医疗卫生篇（4）

1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于2002年10月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1］。2003年新农合医疗试点开始启动，到2005年6月为止，新农合医疗试点在全国共有641个县(市、区)，覆盖范围达2．25亿农民，参合率为72．6%(1．63亿/2．25亿)，同时全国补偿人次达1．19亿，补偿率为73．01%，共支出补偿金50．38亿元。2006年8月，卫生部等部委又制定了《农村卫生建设与发展规划》并正式实施，这项投资216．8亿元的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覆盖范围最广、投资力度最大的一项农村卫生建设规划，有力支持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2008年全国普遍试行，至2009年底，全国2003个县(县级市)共设有县级医院9238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1987所、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243所、县级卫生监督所1821所。全国3．42万个乡镇共设3．8万个乡镇卫生院，床位93．3万张。全国59．9万个行政村共设63．3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覆盖率达90．4%。总的看来，实现了一村一卫生所、一乡镇一个卫生院、县级医疗机构不断完善的情况［2］。截至2011年，全国参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全年受益13．15亿人次。2012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升到每人每年240元。自新农合制度推行以来，确实为大部分农民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减轻其经济负担。在农村很多地区进行医疗卫生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健康质量，完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与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卫生服务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2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一定成绩，有效地改变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小病不治、大病硬抗”的状况，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受经济基础差、筹资机制不健全、管理经办机构建设滞后、农村卫生技术人才匮乏，特别是业务经费偏少等因素的制约，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政府投入不足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我国的卫生总经费在逐年增加，但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按照IMF的统计，2007年人均GDP为3000～6000美元的国家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卫生和住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41.4%，而2007年我国此比重只有25.1%，我国在医疗卫生上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低了55%。另外，卫生部统计年鉴显示，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百分比一直是呈下降趋势的，1997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44．59%，到2000年降为42．79%，到2004年占34．93%，2008年仅占22．57%［3］。政府卫生投入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是用于农村卫生费用的比例却在下降，加上县乡财政相对比较困难，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极其有限。这就导致了农村医疗卫生缺乏发展的支持动力。没有资金就很难建设基础医疗设施，没场地、没设备就无法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很难留住技术人才，这样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农民“看病贵”的问题不得解决。

2.2制度不健全、保障机制不完善随着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13亿城乡居民参保的全国医保体系初步形成，但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尚有待形成。目前仍存在对重大疾病的应急和保障机制不完善，防保机构面对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薄弱，基本药物制度不健全，监管体制不顺，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等化严重，以及医院乱收费、收小费、吃回扣、私自接诊等管理混乱的现象。就基本医疗的不均等化现象来说，不同人群的制度安排差别较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采取的是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模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实行的是家庭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模式，而农民工大病保险只建统筹基金不设个人账户，严重影响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程。

2.3乡村医生技术水平低下从农村医生的来源看，有的是原来的赤脚医生，后来通过培训进修取得了乡村行医资格，有的是卫生学校或者医学院毕业后在农村行医。从村医培训的渠道看，比例最大的是乡镇和县级部门的培训。乡村医生的文化素质偏低，医疗技术也比较差，他们大多没有职称，只能治疗一些小病和常见病，并且还经常出现医种混用，难以满足广大农民更为广泛的医疗需求，成为制约农村医卫工作发展的瓶颈。加上乡村医生收入过低，生活待遇差，工作量大，条件又艰苦，导致原本就少有的技术较好并有职称的乡村医生也大都去了大城市的私立医院。近年来，专业医学院毕业生也不愿留在农村开诊所，最终导致了乡村医务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群众对乡村医生的诊疗水平不满意，不利于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2.4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基础医疗设施薄弱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80%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也就是说只有20%的医疗卫生资源用来服务于占我国人口65%的广大农民。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政府投入有限，加之乡村医院收入微薄，这就很难更新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每1000人口卫生技术人数城市为7.62人，农村只有3.04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数医院为3387437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有1192242张。由此可见，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农民患病在农村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不仅看病困难，也增加了农民的就医成本［4］，拉大了贫富差距。另外乡镇卫生救护车的配备，重大疾病的应急、转诊能力等都有待加强。#p#分页标题#e#

3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现状的对策

3.1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政策运行过程的透明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好农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力宣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典型经验和进展成效，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关爱患者的风气，营造改革的良好氛围［5］。让农民清楚“新农合”现阶段主要是防止因病返贫，而不是全面实行免费医疗。加强农民的风险共担意识，做到风险共担，利己利人。使农民彻底放弃“小病拖，大病扛，羞于看病”的错误观念。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考察民情、体察民意，实现信息与农民之间的双向流动［6］。

3.2强化人才管理全科的医疗人才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强人才战略，引进技术人才，对原有乡村医生分批组织培训，提高其专业技术服务水平，委托专业医学院校定向培养全科医生充实到农村基层，全面实行凭证上岗、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淘汰体制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提高农村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现阶段还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运用经济激励政策促进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除提高基层医卫人员的福利待遇外，其核心在于建立长期的城市支援农村、专家支援村医机制，用经济和职称等激励手段促使市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农村形成医疗共同体。采取专家轮流下乡，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指导和帮扶乡村医生，最终形成不断提高医卫人员技术服务水平的良性循环。

3.3增加资金投入加大资金投入是发展农村医卫事业的强劲动力。一方面，应在原有的医疗卫生财政资金拨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和补贴的力度，提高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加大对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的财政倾斜;确保购置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卫生医疗仪器和农村医务人员工资的支付资金落实到位［7］。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作为一种纯粹的补贴性消费资金投入，这样能够增加农民的个人收益率，改善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农民获得质量可靠的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得到保障，从而减少农民的负担，使社会总福利增加。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各种筹资渠道，鼓励和支持私营企业、慈善基金、团体组织、爱心人士等对农村医疗事业无偿投入和技术帮扶，发展各种医疗社会保险基金项目，从而实现资金的多渠道持续投入。

乡村医疗卫生篇（5）

1.1问题总结借助中国知网（CNKI）期刊及硕博论文库，对1992-2010年在《中国医院管理杂志》、《中华医院管理》、《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卫生经济研究》等相关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及公开发表的硕博论文，课题组选取了涉及到我国农村三级网络系统问题的文章及论文共80篇，进行了分析、归纳整理。农村三级网络系统作为为农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机系统，共同承担着预防保健、紧急救治、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重要任务，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整体关系不协调（文献提及率50%），卫生资源配备不合理（文献提及率41.3%），新农合制度不完善（文献提及率25%），功能定位不清楚（文献提及率20%）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三级网络整体功能的发挥。

1.2问题分析三级网络缺乏有效的纵向联系，是整体关系不协调的重要表现。三级网络系统运行中，县级医院忽视对乡镇卫生院的指导监督，乡镇卫生院又缺乏对村卫生室的指导。县级医疗机构、乡卫生院、村卫生室三者之间协调关系己名存实亡，存在无序竞争。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结构、布局不合理，卫生资源缺乏与局部浪费并存。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是文献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医院的营利倾向导致医院为争夺病源而“同室操戈”，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相互抢夺病源而成为竞争关系，使卫生行政部门当初设计的不同等级医院分管不同的病人以及双向转诊制度形同虚设[2]。

2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系统实证调查问题总结及分析

2.1问题总结为进一步了解三级医疗网络系统存在的问题,2010年4-8月,选择山东省4个地市8个县市进行走访，并开展了针对卫生局（100份）、县级医疗机构（125份）、乡镇卫生院（120份）、村卫生室（130份）三级医疗机构及村民（500份）的问卷调查。有关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系统整体问题的调查主要有以下结果（表1）：关于网络系统整体协调性，33.3%的卫生局受调查人员认为三级网络存在问题，高达94.7%的县级医疗机构受调查人员认为存在问题，94.5%的乡镇卫生院受访者认为存在问题，90%的村卫生室人员认为存在问题；对三级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没有理顺问题的调查,卫生局同意率16.7%,县级医院同意率29.7%,而43.4%的乡镇卫生院受访者认为以上问题十分严重。另外，卫生局（同意率41.7%）和县级医院（同意率63.2%）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三者在理论上存在协调关系但现实中协调效果不佳，甚至有68.4%的乡镇卫生院的受访者认为这一问题影响严重。且三者之间关系的公众认知度低。具体而言,在对村民的调查中发现，46.3%的村民不知道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是何关系，60.3%不知道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是何关系，54%不知道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是何关系。

2.2问题分析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系统的整体性差，其提供的整体功能部分缺失或者职能履行不到位，尤其村民对三级医疗机构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不高。着眼于三级网络整体性来看，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所担负的职责与拥有资源不匹配；三级医疗机构对于功能定位执行不到位；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患者信息不能共享等。

3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系统优化的对策

3.1提升县级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效力县级卫生局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主管部门，其效率与能力影响并决定着其效率。政府对医疗服务市场进行规制的目标是力图控制医疗费用、实现公平和可及性以及保证服务质量,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矛盾,所以需要规制部门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权衡,决定优先实现何种目标[3]。在调查中，多方都对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评价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三级医疗机构对“系统整体管理与监督不到位”问题的认同率较高。这都对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卫生局就管理效力在以下几方面应该提高或改善，措施包括：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规划,内容应该包括对各级医疗机构的数量与规模、投资额度、相互之间关系方面制订规划；细化管理细则，对三级医疗机构完善监控与管理制度,实施整体目标导向的考核；强化农民的监督权，通过引入农民参与监管来促进三级网络系统效率的提高；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力量提升监督力度。

3.2建立利益相关者多方协商机制，优化网络整体效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卫生主管部门组织构建农村三级网络系统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协商机制。农村三级网络系统相关利益者主要包括县市级政府、卫生局、农村居民、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县新农合保险事业处等。卫生局转换角色，由管理者单一角色细化为协调者、管理者、规划者。在这种设想下，以卫生主管部门为主导，成立三级网管理委员会（图2），吸引多方参与，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多方议事解决问题的机构，同时协商构想细化形成一系列运行制度。关于三级网络管理委员会的组建与运行构想包括：首先，职能定位于代表多方意见与权力成为卫生主管部门的参谋助手；其次，权力赋予范围在于建议与监督权为主；再次，其目标在于三级网络效率的提升；最后，最大的改进在于设立兼顾三级网络多方利益的协商机制。

3.3实施三级递阶控制的网络控制保证其整体性目前，三级网络更多表现为整体性外在形式，而其运行中整体性表现令人担忧。对村民的调查显示高达62.6%的村民没有感受到三级网络是一个整体。根据系统协调理论应科学设立三级局控机构，设计实施县级卫生局总控、县级医疗机构一级局部控制、乡镇卫生院二级局控的控制层级，形成三级递阶控制的一体化控制结构。（1）县级卫生局着眼于三级网络系统的整体性，必须明确与实施总控管理职责。（2）县级医疗机构担负起对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与管理职能，建立三层级医疗机构利益一致的机制。（3）明确界定乡镇卫生院的三级局部控制职能，尤其担负对所属区域村卫生室的管理职能。（4）卫生主管部门等组成的三级网管理委员会成为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兼顾多方利益之后的总协调控制机构的“总参谋部”，将会大大提升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效力。

乡村医疗卫生篇（6）

1.1优势(S)

1.1.1制定相关规划和制度,思路较清晰制订了《十堰市2001—2010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规划》及一些相关制度。重视预防和健康教育工作,提出发展中医药工作、开展农村孕产妇住院接分娩、改水改厕工作等,实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需要农业、民政、财政、爱卫、能源等多部门的协调合作。

1.1.2开展对口支援等培训工作,充实和稳定村医队伍采取市级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帮扶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每年统一组织安排了1~2次集中下乡活动。市城区晋升副高职称的医生需要下派到农村基层服务半年到一年时间。并根据注重基层实际需要,以医、药、护、技5人为一小组的模式,整体进驻卫生院开展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乡镇卫生院完善了相关制度,提高了卫生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取得了实效。自2006年以来,全市1840个行政村村医处,通过国家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的实施和乡村医生中专学历教育,有646名乡村医生取得国家普通中等学校卫生保健专业《中专毕业证书》;有4787人次村卫生室人员参加了短期培训,全市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专业技能明显提高。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360人次、乡镇卫生院技术人员1317人次分别参加了呼吸内科、急诊急救、临床检验、放射诊断及产科专业培训。农村初保工作扎实推进,落实到位村医,并给予村医一定的报酬。2009年给予1840个行政村村医每人每年1000元的公共卫生报酬,其中市财政已补助92万元,占50%,其余由县乡财政补助。

1.1.3中医药事业发展势头较好,中医药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十堰,特别是当地的武当山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中草药种类中占了绝大部分;另外,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有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的基础和中草药“价廉、有效、副作用小”等特点,受到本地农村居民的欢迎和广泛使用。在市财政的支持下,在县市建立药厂,成立了中成药生产基地。

1.1.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稳定,农民参合覆盖面增加自2003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不断巩固和逐步扩大,实际住院补偿率不断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也逐年提高,逐步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对于缓解农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1.1.5农村妇幼保健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2009年始对已婚妇女进行免费宫颈癌和乳腺癌防癌的早期检查,每年为2万名农村妇女孕早期免费补服叶酸,对幼儿进行免费麻疹疫苗接种。

1.2劣势(W)

1.2.1地理位置限制农村卫生服务的利用十堰市,所辖区域有5个部级贫困县,是国家老少边穷区域,由于山大人稀,农民居住较为分散,农民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农村医疗队伍的稳定性均较差。

1.2.2人才的培养渠道单一、覆盖率低,人员整体素质较低,技术水平有限1983年卫生部了《关于组织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支援农村卫生事业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指导和推动城市卫生支农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十堰市仍有超过300名乡村医生未取得报考执业助理医师学历资格,获得中专学历的乡村医生仅占全部行政村的1/3。乡村卫生人才基础比较薄弱,公共卫生人员中中专以上学历水平的比例较低,公共卫生人才匮乏依然是制约乡村卫生服务发展的关键环节。原因在于: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吸引卫生人才扎根乡村,相对于公共服务繁重的工作量,乡村医生配备较少;乡村医生培训体系尚不完善,培训的途径单一,覆盖率低、持续性差。以上导致乡村卫生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难以保证。

1.2.3农村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性问题工作重点内容每年有变化,工作的连续性和绩效评价没有建立起来,每年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落实上级安排。

1.3机遇(O)

1.3.1有利的政策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2009年农村卫生工作要点》和2009年中央1号文件的相继出台,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重点环节之一。

1.3.2医学模式转变,疾病谱改变给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带来的机遇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疾病的发病因素的认识实现了由生物因素向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转变,同时疾病谱发生变化,社会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患者日益增多,使常见病、多发病迫切需要在家门口就医,为农村卫生体制带来发展机遇。

1.3.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带来了农村卫生体制改革的新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的逐步扩大,补偿比例的逐步提高,为农民的疾病风险提供了保障。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大。1.4威胁(T)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方面有进步,但是政策不稳固。人员培训还是停留在国家1983年的对口支援政策之上,且落实不够深入。村医这个层次的设备和条件落后。农村居民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不足使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难以落到实处,反过来也会制约居民防病意识的提高,因此研究两者如何良性互动十分有必要。

2解决对策和政策建议十堰市农村医疗体制建设需要定位重点。政府需要定位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在新型合作医疗中的作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覆盖问题[1]。

2.1深化对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认识,强调预防为主的理念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的中国,需要花较少的钱来获得农民初级卫生保健的实现,这是符合长期利益需要的。预防为主是最经济的手段。至于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远远超过财权的事实[2],国家正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例如:各级财政对新农合资金的补助提高到120元/人/年。

2.2确保公共卫生投入和重点人群监测公共卫生的投入不是一种消费,而是一种长期投资。投资卫生领域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会促进卫生事业发展[3]。尤其是对农村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可以获得巨大的效益回报,增长的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4]。所以,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工作,才能实现均等化目标。完善乡村两级公共卫生机构,重点在乡村防保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方面,解决其人员不足和装备落后的问题,努力改善条件。③在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开展以慢性病人为重点人群的医疗体系建设。1997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古镇以全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社区综合防治示范点为契机,实践了可行的、适合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模式[5]。国家正在开展建立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的试点,贫困地区为了节约医疗资源,关注建立慢性病人的健康档案,注重追踪观察和随访。

2.3强调规划管理①强调区域卫生资源规划。资源需要共享和调配,科学配置医疗设备、人员等。根据农村居民就医需求的结构特点,地方卫生局需要对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别医院进行准确定位;协调医疗保险局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居民分级就诊;规范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管理和服务,促进乡镇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促进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深入开展。将县、乡卫生机构承担的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以覆盖人口范围为单元提供各类基本服务的提供量[6],例如:采用城市财政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26元/人/年的标准补给公共卫生费。②每年应有固定的不宜多的工作内容。国家政策缺乏稳定性[7],但是基层工作把预防保健工作、基层医生培训工作做到稳定性,例如:健康教育的大型活动、体检工作、村医的培训工作。强调少、精、持续,每年先确保这些工作的经费。

乡村医疗卫生篇（7）

2重庆市北碚区农村医疗卫生现状及问题

2.1新农合发展及现状

2007年,北碚区开始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农民人数为29.4625万人(其中一般农户28.6891万人,五保户、低保户、优抚对象合计7734人),农民参合率达84.47%。全区筹集到位新农合基金1355.414万元,其中,农民自筹294.625万元,区财政补助294.789万元,市财政补助295万元,中央财政补助471万(按应补助资金的80%预拨,余额第二年初拨付。全额拨付后,全区总基金额为1473.664万元)。2007年3-12月,全区共有165326人次得到补偿,使用新农合基金803.85万元,占筹资总额的56.11%。其中,住院补偿10713人次,使用新农合基金652.16万元,人均补偿608.76元;门诊补偿154613人次,使用新农合基金150.98万元,人均补偿9.79元。今年全区门诊体检支出基金157.50万元;住院二次补偿支出基金40万元。补偿达最高限额10000元的有6人,5000元以上的有51人。以上共支出基金1001.35万元,占筹资总额的67.95%。2008年,为了提高参合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新农合基金的补助标准从40/人?年增加至80/人?年。全区调整了新农合补偿方案,采取提高补偿比例和封顶线、降低起付线、扩大基本用药目录、将部分原自费诊疗项目纳入可补偿范围等措施,进一步保障农民群众的受益度。2008年1-12月,全区共有252681人次获得新农合补偿,使用新农合基金2400万元,占今年筹资总额的86.39%,其中,住院补偿19502人次,使用新农合基金2090万元,人均补偿1071.68元,比去年的人均608.76元增加了76.04%;门诊补偿233179人次,使用新农合基金310万元,人均补偿13.29元,比去年的人均9.79元增加了35.75%。1-12月,全区共使用基金2400万元,而全区农民自筹资金为294.87万元,也就是说,国家2100余万元的公共财政资金已实实在在用到了全区农民身上;今年实施新补偿方案后,农民人均住院补偿额增加了近400元,增加率为76.04%,农民受益度得到极大提高。随着农民受益增加,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也不断提高。区新农合管理中心对152位农民进行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已达到100%。2009年,区参合农民人数达31.67万人,参合率首次突破了90%大关,达到了95.52%。全区15个镇街参合率均达到了90%以上。全年共有371482人次获得新农合补偿,受益率为117.27%。使用新农合基金3265.84万元,基金使用率为103.10%。其中,住院补偿26993人次,住院率为8.52%,使用新农合基金2706.62万元,人均补偿1002.71元 。区内医疗机构的住院实际补偿比例为46%,较去年同期的43%提高了3个百分点,超过了《健康重庆》规定的40%的指标。门诊补偿344489人次,使用新农合基金559.22万元,人均补偿16.23元,较去年同期的15.74元提高了3.75%。补偿上万元的有83人,与去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区新农合管理中心随机调查中,所调查的参合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满意度达100%。区12个镇卫生院中,已有5个镇卫生院完成建设,另外7个镇卫生院正在建设中。标准化乡镇卫生院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卫生的基础设施、设备。2010年,原归属区卫生局管理的新农合经办机构和归属原区劳动局管理的新城合经办机构进行了整合,统一归并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区城乡居民(含大学生)的参保人数为438454人,共筹集到居民医保基金(含各级财政补助)6452.79万元,其中,农村居民参保人数306170人、城镇居民参保人数110495人、大学生参保人数为21789人。居民医保参保率为92.83%,实现了在去年91.09%基础上的稳步提升。2010年,全区共有440944人次获得居民医保报销,受益率为100.57%,使用基金6037.62万元(含药品零差率补助333.32万元),基金使用率为93.57%,基金支出较去年的4769万元增加了1268.62万元,增长率为26.6%。其中,住院补偿41921人次,使用基金4986.81万元,人均补偿1197.57元,较去年同期的1002.71元增长了19.4%;门诊补偿399023人次,使用基金717.49万元,人均补偿17.98元,较去年同期的17.44元增长了3.1%。区内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比例为46%,较去年同期的37%增长了9个百分点,增幅达24.32%。从以上对比数据可看出,全区参保居民的受益度在逐年提高。随着参保居民收益度的逐年提高,全区参保居民对居民医保政策的满意度连续3年保持在100%的高水平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于2007年启动,经4年努力,参合率从2007年的85%提高到目前的95%以上,实现稳步提高、深入人心。参合农民受益度不断提高,2007年-2010年,全区参合农民住院实际补偿比例逐年提高,较大程度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2008年7月,全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建立村卫生室新农合信息管理系统,目前已覆盖90个村卫生室,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2.2村民家庭收入及医疗费用比

本数据从北碚地区12个乡镇中抽选了三圣镇、歇马镇、澄江镇、静观镇、施家梁镇、金刀峡镇14个行政村的260户农村居民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对被调查农村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情况、卫生健康知识水平作了了解。在村民家庭收入及医疗费用调查中,村民医疗费用分布情况如下表1:表中数据可看出,约10%的家庭年收入的50%以上用于医疗费用,而这些家庭都是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医疗费用占年人均收入比例较高。可以看出,低收入水平农民健康状况较差,医疗费用负担较重,农村医疗保障应着重对低收入人群的补偿。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平均对待高低收入家庭,存在相对的不合理性。

2.3农村医疗点分布及就医便利问题

在就医是否便利的问题中,有1.34%的村民认为非常便利,70.9%的村民认为方便,只有6.3%的村民认为不方便。家距最近医疗点的不足一公里占56.1%,在2-3公里的占25.1%,在5公里以上的占19.8%。调查结果说明北碚区农村卫生实力较强,卫生医疗资源分布合理。村民就医情况调查中,村民一般选择的医疗点分布情况如表2,从表中可以判断多数(近70%)村民愿意到乡镇医院和找村医看病,选择上述医疗单位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价格低,其次因为距离近,就医方便。可见居民就医一般选择乡镇医院,其原因主要基于价格低和便利,但居民生病后最希望选择市、区医院的比例占45%,原因主要是因为技术较好。村民多数认为(72.2%)医疗费用高是对医疗机构最不满意的地方。因此,选择医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医疗费用问题而不是医疗水平问题。加强乡镇医院建设,提高乡镇医院服务质量与医疗水平,才能使农村医疗保障真正落到实处。

2.4农村卫生教育情况

2.4.1妇幼保健知识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67.5%村民的极度缺乏妇幼保健知识。

2.4.2医疗卫生常识调查59.3%村民的极度缺卫生常识。

2.4.3传染病防治知识调查66.1%村民的缺乏基本的传染病防治知识。

2.4.4饮食卫生知识调查69.3%的村民极度缺乏饮食卫生知识。健康教育服务较少,村民健康知识较为缺乏,通过列举出包含妇幼保健知识、卫生常识、传染病防治、饮食卫生健康知识的选择题,让村民作答,再统计出未答对该题人数,结果如表8所示。村民对每项知识不了解的比率都很高。公共部门必须承担起公共卫生教育的主要职责,做好健康知识的宣传工作,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健康教育服务。以上调查说明,农村居民公共卫生意识薄弱。农村居民公共卫生意识薄弱主要表现在供给意识和需求意识上。农村公共卫生和服务具有外部正效应,尤其在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农村,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能够直接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福利水平,能够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因农村公共卫生在农民增收上起的是间接作用,没有与经济直接挂钩,反而得到的直接收益远远小于付出的成本。导致农村公共卫生的供给与需求意识较弱;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卫生习惯较差,没有意识到公共卫生对群体健康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的必要性,没有意识到医疗保障更应该以防为主。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的需求层次较低,需求意识较弱。例如,在调查中走访了14家人就有9家人门边倒的有烂桔子和垃圾,发出的霉臭味相当难闻,但村民们习以为常。村里的厕所主要是人畜共用式或粪尿水集式,用卫生厕所的人很少,在他们看来,这种厕所既方便又能囤积肥料。蚊蝇滋生的粪坑威胁到农村居民的健康,但大多数村民们认为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2.5健康教育服务供给状况卫生知识的主要获得途径调查表明,北碚区六镇村民卫生知识的主要获得途径是电视广播网络等。在访谈的过程中,各个镇在医院附近、村卫生室附近都设有宣传栏,但村民们从宣传资料所得的卫生知识仅占20.1%。可见卫生知识的宣传途径不够通畅,无法保障农村居民获得必要的卫生知识。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尽管当前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但看病贵、医疗费用高仍然是多数农村居民特别是收入低的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广大农民仍然缺乏良好的卫生健康认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3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建议

新农村建设明确了未来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向,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管理中心的枢纽作用,加大资金投入,拓展培训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网底建设,改革执法处罚体制,加快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步伐,健全体制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3.1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条件制定落实政策,切实加大投入力度。把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重点倾斜、优先发展。将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管理中心配套建设、村卫生室用房建设等作为全区重点项目,强化督查、狠抓落实,保障必要经费投入。逐年增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同时,根据农村卫生工作实际,及时安排必要的专项经费,对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管理中心配套建设和村卫生室用房建设按统一的标准给予资金支持。创新筹资和建设机制,加快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和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突破资金瓶颈,坚持以项目为载体,多渠道筹资。通过向上争取项目、区财政投入、自行筹集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于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和村卫生室建设。在乡镇卫生院配套建设上,采取“统一规划、政府补助、资金打捆、分步实施、一步到位”的办法。在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建设上,按照“五室分开、配套齐全”的要求,统一设计建设图纸,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投入和建设方式。

乡村医疗卫生篇（8）

调研立足于卫生公平价值理念系统的四要素,结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选取了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公共卫生项目覆盖率、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医疗卫生服务地区差异、新农合实施效果等指标,作为考察的变量,以揭示浙江农村区域性卫生公平差异。调研运用了5点级的“语义差别满意量表”来测评浙江农民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以此作为差异分析和对策优化的切入点。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调研以2008年浙江人均GDP(42214元)为标准,将全省11市分为1~4类地区(1类地区含杭州、宁波市;2类地区含绍兴、舟山、嘉兴市;3类地区含湖州、台州、金华、温州市;4类地区含衢州、丽水市),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取36个县(市、区),发放问卷144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8份,有效率为72.1%。

2数据统计与问题分析

2.1农村基层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农民总体满意度较低自2003年以来,浙江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布局结构,逐步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截至2007年底,全省有乡镇卫生院1671个,卫生人员5.4万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06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室)6319个,社区责任医生3.1万人,农村基层卫生设施和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2]但是,相对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而言,浙江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乡镇每千人医院数为0.0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为0.17、社区责任医生数为0.91,村级医疗资源及水平更为有限。调查显示,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率仅为13.2%(见表1)。分地区而言,嘉兴、绍兴、舟山、湖州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较高,衢州、丽水、宁波、台州地区次之,杭州、温州、金华地区较低。受经济发展程度影响,1、2类地区农民预期购买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显著高于3、4类地区。2类地区农民对“医疗费用”、“医疗技术”、“医疗服务态度”等指标的满意率均居全省后列,其中,农村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和使用质量矛盾较为突出。3类地区医疗费用最低,与该地区“应就医而未就医”比重较高相关。4类地区的医疗可得性受交通不便、耗时较长等因素影响十分显著。此外,造成2、4类地区满意率急降的原因在于部分地区的异常偏离,如2类地区中的绍兴、舟山和4类地区中的丽水,上述地区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浙江农村三大类12项公共卫生项目达标率为91.2%,县、乡(镇)级卫生监督网络逐步完善。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社区责任医生的满意率为72.6%和78.2%。其中,除2类地区的两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均值2.8和3.4个百分点外,其他地区指标均低于全省均值,尤其是3类地区两项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1.0和2.1个百分点,为全省满意率最低的地区。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农民基本卫生常识知晓率为71.6%,2类、1类地区分别高于全省均值2.3和1.0个百分点,3类、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1.3和1.8个百分点;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为81.3%,1、4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3.1和1.0个百分点,而2、3类地区则落后0.2和1.9个百分点;全省60岁以上老人体检建档率为82.9%,1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0.7个百分点,而2、3、4类地区分别落后0.4、0.1和0.1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对公共环境卫生的满意率为24.1%,主要问题集中在污水乱排(64.2%)、垃圾乱扔(61.3%)、饮水不卫生(28.7%)等领域。分地区而言,1~4类地区分别为26.3%、25.9%、22.8%、22.6%,呈明显的梯度特征。

2.2农民就医习惯不够理性,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调查显示,农民应就医而未就医比例为59.4%。其中,2类地区农民选择“小病不治”、“自己买药”方式的比重最高,就医可能性最低;1类地区农民主动就医率最高,3类地区最低;4类地区农民因医药费用过高而放弃对大病治疗的比重为全省均值的2.9倍,突显了医疗救助在该类地区的“网底”功能有待强化(见表2)。在就诊地选择上,农民患“一般病”时,选择县(市、区)医院就诊率偏高,一方面增加县市级医疗机构医疗负担和农民医疗支出,另一方面导致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业务量下降,影响基层卫生资源运转和发展,抑制农民就医可能性。分地区而言,1类地区农民选择县市级医院的比例高于全省均值4.5个百分点,而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7.1个百分点。受各类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影响,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四地的常见病患者在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就诊比例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3区域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差异显著,均等化程度较低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影响,浙江农村医疗服务供给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县(市)级一般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占总额比重的均值为6.1%,各市之间变异系数(CV)为0.13,地区差异相对较小。但是,受各县(市)财政总量和人口基数差异的影响,各县(市)医疗卫生支出总额和人均支出差异系数则高达0.51和0.47。以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例,1类地区指标(杭州181.0、宁波233.3)显著高于全省均值(140.7),实际服务供给能力最强;2类地区中的舟山高于全省均值,嘉兴、绍兴与全省均值持平,供给能力随之下降;4类地区中的丽水与全省均值持平,衢州(114.1)人均指标低于全省均值18.9%,供给能力较弱。3类地区中的湖州、金华与全省均值持平,台州(106.3)、温州(105.1)人均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24.4%和25.3%,实际服务供给能力最弱。[3]更进一步,从均等化角度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发现:乡镇卫生院设置率、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率、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新农合参与率等指标的全省均值较高(67.3%≤-x≤100%),地区差异较小(CV≤0.20),供给总量较为充裕、地区均等化程度较高;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率、村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与医生配置率、粪便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等指标的全省均值较低(35.4%≤-x≤65.1%),地区差异相对较大(0.25≤CV≤0.39)。其中,丽水、衢州、金华地区的全部指标,台州、温州地区的村级卫生室与医生配置率、垃圾集中处理率指标,湖州地区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指标均居于全省后列,与嘉兴、宁波、杭州等先进地区差距显著,已成为了制约全省均等化供给的主要因素。

2.4新农合医疗保障能力偏弱,各地区实施效果差异较大目前,浙江新农合参保人数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0%,年人均筹资水平135.9元,住院补偿率达31.2%。通过实施“住院兼顾门诊统筹”模式,参合农民受益面稳步提高。调查显示,农民对新农合满意率为43.6%(见表3)。在不满意归因中,由于新农合强调县级大病医疗统筹,容易产生受益面小、补偿率低的弊端。门诊统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受益面,但补偿率有待提升。在服务效率上,47.3%的农民认为“先付款后报销”手续应简化为“窗口报销”、“即时结报”等简便办法。47.2%的农民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费用监控制度,存在着“定点医院收费高”等问题。“定点医疗机构较少”、“外出务工人员异地就诊报销不方便”等问题需要加以关注。与此同时,“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农合筹资机制受地区经济差异和农民支付能力等因素影响,在各个地区的实施效果差异较大。对2007年参合率和筹资水平的分析显示,37个参合率在95%以上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宁波、嘉兴、杭州地区;21个参合率介于90~95%的县(市、区)主要分布在2类地区;29个县市区参合率在90%以下,主要集中在温州、台州、丽水地区。[4]90.4元的年度人均筹资水平仅占上年农民纯人均收入的1.2%。其中,最低的衢州地区(61.7元)仅为最高嘉兴地区(131.0元)的47.1%。4类地区中93.3%的县(市、区)人均筹资均介于60~69元,与其他地区差距显著。参合农民住院受益率、门诊受益率的地区差异情况也大抵相似。总体而言,新农合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总体保障能力偏弱。

3对策与建议

3.1优化投入机制,加强卫生筹资和供给能力当前,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经费来自于各级政府依据国家规定的常规性投入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在公共卫生服务业务经费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完善投入机制的首要路径是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倾斜。[5]为此,新近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投入8500亿的增量主要是用于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不均等,并进一步强调了投入供方的资金增量的着力点是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建设、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培训等领域。但是,《实施方案》同时也确定了中央和地方4∶6的投入比例,对以地方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区域性卫生公平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短期内难以消除省域内部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异,改善区域性卫生公平性的主要筹资方式应借助省级卫生转移支付。因此,要重点加强省级卫生转移支付或卫生专项补助对3、4类地区的倾斜,尤其是增强其县乡级基层医疗卫生筹资和供给能力。与此同时,各市县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地方均等化。此外,基于付费意愿的测评(即要求农民按付费意愿由强而弱,赋予“医疗卫生服务”1~5的加权分,统计分数之和并求取平均分)显示,农村社区内生型供给的条件日趋成熟,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供给比率(表现为提及率)也日趋增加(见表4)。根据表4,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付费意愿的全省均值为2.87,1~4类地区数值分别为2.83、2.78、2.91、2.89。其中,湖州、舟山、温州地区的付费意愿最为强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供给比率的全省均值为19.5,1~4类地区数值分别为16.8、19.1、21.9、13.5。其中,3类地区的金华、台州的社会化供给率最高。因此,可以在上述合适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村级卫生室服务等特定领域中,运用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增强卫生筹资能力,扩大服务总量。

乡村医疗卫生篇（9）

1.1制订实施方案，注重考核的科学性

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会宁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实施办法”、“会宁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绩效考核指导意见”、“会宁县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主要指标及分值表”、“会宁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主要指标及分值表”和“会宁县村卫生室绩效考核主要指标及分值表”，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分别从政策依据、目标任务、考核组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考核程序、结果应用和保障措施方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绩效考核进行了明确规定和细化。

1.2设计测评指标，控制考核的规范性

根据“会宁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绩效考核指导意见”，确定了乡镇卫生院院内管理与建设、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和群众评价与监督等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并设计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2套考核指标体系，每套指标体系均由三级指标构成。同时，将基层卫生人员按专职和兼职岗位划分为18类岗位，并建立了相应的人员考核指标。

1.3设定统计分值，确保考核的公正性

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三级考核指标均按权重确定，并分配分值。考核方法采取查阅资料、财务审计、现场检查、走访调查、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

1.4重视结果应用，保证考核的有效性

将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考核结果与激励紧密衔接，保证考核的有效性，在激励上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1）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上，县财政局将基层卫生机构补助经费的70.0%按月拨付，预留30.0%，实行绩效支付，考核合格兑现全部资金，不合格按照一定比例扣减经费，扣减经费用于奖励合格且排名靠前的卫生机构；非物质激励，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评优选先晋升职称挂钩，对考核优秀的机构及负责人给予通报表扬，得分靠后、不合格的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连续2年考核不合格的免去负责人职务。（2）紧密衔接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各项重点工作。在考核过程中，将绩效考核工作同卫生质量评价、公共卫生服务开展和新农合工作开展等工作衔接起来，精简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3）兑现考核结果。2010年获奖励最多的乡镇卫生院获得奖励资金达到6.8万元，扣减资金最多的乡镇卫生院达到6.5万元，有11所乡镇卫生院获得省、市、县先进集体、38人次获先进个人，有17人次取消评优选先资格、6所乡镇卫生院被通报批评，责令整改，1名院长被免职。

1.5建立长效机制，明确考核的导向性

会宁县下发了《会宁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实施办法》，成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分别于每年的6月中旬和12月中旬，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2次集中考核；乡镇卫生院于每年6月上旬、12月上旬完成辖区内村卫生室的绩效考核工作。同时，县上成立了由纪检、人事、财政和卫生等部门组成的绩效考核监督小组。

2试点成效

2.1增强了内部质量管理的自觉性，效率意识和机构活力显著改善在2010年上半年考核中，得分80分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家；而得分较低或不合格的4家卫生机构，经积极组织整改，出现了后进机构赶超先进机构，工作落后人员赶超先进人员的良好局面，使乡村卫生质量内部管理的自觉性得到了显著改善。在2010年年终考核中，得分90分以上的机构有1家，80分以上的9家，全县30所乡镇卫生院（包扩2所分院）考核100%及格，绩效考核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2.2促进了乡镇卫生院职能转变和乡村卫生服务模式的转变在2010年上半年实施绩效考核之后，会宁县积极分析与总结绩效考核结果与经验，及时调整考核方案，探索形成了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重点，兼顾基本医疗服务的考核内容体系，通过综合绩效管理，以促进乡镇卫生院职能和乡村卫生服务模式的转变。通过2010年下半年绩效考核结果分析，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明显地由“以医疗服务为主”逐渐向“注重公共卫生，兼顾医疗服务”模式转变，从而调动了乡村卫生机构和人员公共卫生服务的积极性；在2010年年终考核中，30所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工作成效比上半年提升了40.0%，对提高乡村卫生服务水平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2.3促进了会宁县乡村一体化管理工作通过实施对乡镇卫生院的绩效管理，使得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的工作有了较大进展，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在运行机制、质量效率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2.3.1行政管理得到加强。各乡镇卫生院对聘用村医100%实现目标责任管理，乡村医疗机构和人员绩效考核覆盖率。2.3.2医疗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2010年扩大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达到99.5%，住院分娩率达到93.9%。出、入院诊断符合率达到90.0%以上，处方书写合格率达到92.0%，病历书写甲级率达到90.0%以上，两种及以上抗生素处方从23.0%降低到了16.0%。截至3月底，已建立居民健康档案32207户，建档172062人，建档率为29.8%。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环境、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患者及时就诊率达到95.0%，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满意度达到91.0%。2.3.3队伍素质得到提升。2010年全县组织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新农合门诊统筹、财务管理、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卫生监督执法及合理用药等专业知识培训3500多人次，省、市、县进修173人次。地产中药材治疗10种常见病在284个村卫生室全面开展，一些中医适宜技术在乡镇卫生院和60%的村得到推广应用。2.3.4药品零差率销售全面推行。降低了药品价格从2010年6月开始，全县30所乡镇卫生院和284所村卫生室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药品价格平均降低了11.0%。截至目前，零差率销售共为群众减轻药品费用320多万元。

2.4农村卫生服务的综合满意度上升通过绩效管理使得乡镇卫生院内部管理意识和机构活力明显增强，就医环境、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群众对乡镇卫生院的综合满意度由56.6%提高到91.4%。

3试点经验

3.1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置要具有科学性和导向性绩效考核指标分类和分值设置要体现农村卫生工作的政策导向，体现卫生机构的职能定位，并引导乡村卫生机构的发展方向。政府要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管理，严格控制乡镇卫生院的办院规模。适当整合农村卫生资源，调整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定位，乡镇卫生院要负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等综合服务，并承担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根据地域和人口分布情况，严格界定功能和任务、核定人员编制、核定收支范围、标准及转变运行机制和严格控制规模[1-4]。

3.2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绩效考核一定要调动卫生机构的工作积极性绩效考核要与农村卫生日常管理工作相衔接。应该按照乡镇卫生院的收入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评估乡镇卫生院真正所需要的投入量，按需分配。对于任务完成情况良好的乡镇卫生院给予全额补助，对于任务完成得不好，酌情缩减投入，以引导乡镇卫生院院长树立以完成乡镇卫生院的职能任务为重点的工作目标，开展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以优质的服务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足额投入，彻底摒弃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理念，实现乡镇卫生院的良性发展。

3.3做到考核过程与考核结果的应用并举在考核过程中，要将绩效考核工作同卫生质量评价、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新农合工作开展等工作衔接起来，以精简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加强对考核结果的应用，并与卫生服务质量分析和改进相结合，保证考核的有效性。在激励上要采用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相结合，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评优选先和晋升职称挂钩，与负责人职务挂钩，考核结果兑现要公正、及时。

3.4提高乡镇卫生院领导的管理水平是关键乡镇卫生院能否实现职能定位，院领导的作用是关键。招聘乡镇卫生院院长，要公开竞争上岗，实行院长负责制，明确其的法人代表地位，保证其相应待遇。乡镇卫生院领导必须品德、知识和能力等兼备，具有高度的责任感[5-6]。同时，应加强对乡镇卫生院领导经营与管理方面的培训，乡镇卫生院领导自身也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人才意识和法制意识，树立信心，不断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全身心地投入经营管理中。

4存在问题

4.1考核方法较简易目前，会宁县绩效考核采用较为传统的“打分法”，然后加权平均作为最后的成绩。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收集数据和客观测量，但考核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方面存在问题，对绩效管理效应的敏感性较低。

4.2考核结果导向作用发挥不够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在进行绩效考核设计时，常常以拉开工作人员的薪资为出发点，而不是通过考核改善卫生服务绩效为核心。虽然，薪资差距是绩效考核的激励措施，但绩效考核的基本目标是促进机构的绩效改善。应继续重视绩效结果的分析与应用，以促进乡村卫生服务的持续改善。

4.3考核结果的公平性有待提高在实施绩效评价中，因考评主体的不同而造成考核结果不公平的现象有所存在；同时，为防止贿评现象的发生，从2011年起，实行绩效定期评价与农村卫生日常督导等管理相结合的形式。

4.4绩效考核过程管理需更严谨在农村卫生机构绩效评价中，要关注结果应用，也要兼顾绩效评价过程；绩效评价容易导致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卫生服务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为此，2011年我们已经在绩效考核过程管理、复杂程度控制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过程管理改进。

5改进措施

乡村医疗卫生篇（10）

虽然福建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是，2009年福建省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未达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还不如部分西部省份［1］，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状况更不容乐观。

（一）总量不足

从2009年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看，以县为单位福建是2．21人，全国平均是2．46人。从2009年乡镇卫生院人员数来看，福建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数是1．07人，全国平均是1．28人。仅在村卫生室人员数方面，福建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是1．2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0．03［1］。

（二）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

2008年福建省县区级卫生人才队伍中硕士0．3％，本科16．6％，大专20．5％，中专49．2％，高中以下（含高中）13．4％；乡镇级卫生人才队伍中硕士0．1％，本科3．7％，大专19．9％，中专54．8％，高中以下（含高中）21．5％［2］。

（三）职称层次总体偏低

2008年福建省县区级卫生人才队伍中正高职称1．5％，副高7．6％，中级23．2％，师级29．0％，士级19．7％，无职称19．0％；乡镇级卫生人才队伍中正高职称0．2％，副高2．2％，中级13．5％，师级33．6％，士级30％，无职称20．6％［2］。

二、海西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现状原因分析

海西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撑、引导和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以及政府和高校间的协调配合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医学院校承担着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重任，海西医学教育存在的缺陷是海西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不协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医学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增加，国家卫生部《中国2001～2015年卫生人力发展纲要》（卫人发［2002］35号）也提出到2015年每千人口拥有卫技人员3．64人左右。为此，医学院校招生规模得到了扩大，可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匮乏却未得到根本改变，急需充实大量卫生人才，而医学生就业问题却逐年严峻，我校临床医学五年制学生2007年到2009年就业率也仅在90．3％～93．0％，出现“有岗位无人就”和“无岗位可以就”的瓶颈现象。学校在设定人才培养规模和模式上没有很好地与社会需求和学生的就业路径结合，即使面对已经定向农村乡镇卫生院录取的学生，也没有加设专门面向他们的海西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类课程，以“定单式”招生却没有“定单式”培养的特点。虽然医学院校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协调关系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人事管理部门和学校的沟通、研究和相互支持，但就高校而言，更多处于被动和服从的状态，未能积极主动地融入海西建设，服务占全省近半的农村人口。

（二）学生就业指导的滞后性

大学生就业指导主要在于学生职业兴趣的培养和职业生涯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和尝试现实社会中的各种职业，积累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帮助学生在未来较短时间内实现个体人力资本、兴趣和职业的匹配［3］。可见，就业问题对学生来说是一个了解、选择和竞争的长期过程。大学阶段大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丰富阅历、积累经验，是就业的准备期，准备的成效决定着就业的进展和未来事业的发展。但是，不少学生都认为就业是毕业那年的事，在对临床医学专业4个年级1975个学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中了解到，有58．53％的学生专业选择是由亲朋好友或师长决定的；有26．47％的学生完全不了解所学专业；47．44％的学生了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但只有7．89％的学生大学期间有明确的计划，6．12％的学生从未考虑过未来的职业发展。而学校服务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也是滞后于学生毕业那年，对学生在读期间求学意愿动机及就业思想相关问题缺乏系统科学制度化的调查分析研究并形成有效的指导，更缺乏针对立志基层农村就业创业的引导和教育。

（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完善

在我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超过一半，尽管他们回农村就业有地缘、亲缘、文缘等优势，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其中只有1．56％的学生愿意回到农村工作，65．66％的学生希望在大中城市工作；58．71％的学生表示选择学习医学是考虑该专业就业和发展前景好，待遇好且有保障。就是定向招收的学生，他们都来自农村，其中不少是迫于高考分数限制、家庭经济情况和家长要求而做出的选择，他们有的入学后就开始思考和了解毕业后如果不履行合同，到其他地方就业或考取研究生要承担哪些责任，能否承受相关的代价等等。录取为临床医学高职专升本定向基层乡镇卫生院的学生，入学就可享受政府给予的每月1千元生活补贴以及学校相关资助政策，但是，两届均有50名左右的学生因为找到非定向基层的工作单位而放弃入学资格。虽然医学教育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服务性的特点，但是目前医学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共性强，针对性弱，没有在专业特点、地区特点方面丰富内涵，显然不够完善和科学，难以较好地服务于地区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

三、海西医学院校应对措施探讨

为农村基层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药卫生技术人才，是我国医学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4］。海西医学院校应遵循科学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发挥教育主体积极性，融入社会发展大局，服务海西农村建设。

（一）更新观念，站位海西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是党和国家就加快海西建设的全面动员令。积极融入海西建设，是海西高校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但是有备融入，方能有效服务。

1．更新观念，准确定位

高校要深刻认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海西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和肩负的职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准确定位，科学介入，服务海西。作为海西医学院校，为海西建设提供健康保障支撑是其重要职责。海西医学院校要勇于承担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技术创新、救死扶伤等多重使命，探寻科学有效的路径，构筑海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促进和谐海西建设。

2．站位海西，科学发展

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高校主要的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提出“新增医疗卫生资源重点向农村和城市倾斜，加强医学人才特别是全科医生培养，完善鼓励全科医生长期在基层服务的政策。”海西医学院校要站位海西发展大局，科学筹划学科建设，确定专业设置与从事课程开发，统筹各种办学资源并进行优化组合，积极为海西农村享有公平、公益、适宜、可及的卫生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

3．巧搭平台，服务海西农村

国家卫生部《中国2001～2015年卫生人力发展纲要》提出到2015年医生要全部达到大专以上学历水平，护士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不低于30％。海西医学院校要充分利用学分制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和成人教育体制的特点，开放办学，搭建面向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教育超市”，满足他们在职继续教育的需求，有效缓解他们工学矛盾等困难，分阶段学习，达到提升医疗水平的目标，实现既“人职匹配”又“人职发展”。建立高校教学科研和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虚拟团队，合作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实现共赢。既提升海西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及创新意识和能力，改善他们受教育程度和职称层次，又着力解决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还可丰富教师授课内容与农村病种的结合，通过既教书又育人，引导学生正确定位，明晰海西农村对医疗卫生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及医疗卫生技术人才立足海西农村的发展空间。

（二）科学指导，有效规划

职业生涯设计可以帮助人们明确个人职业发展的目标，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坚持为这个目标积累资源，创造条件，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把握机会，顺利发展个人职业。但是，职业生涯设计的基础是人们了解自己，了解社会环境，然后在纷纭的环境中找好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要帮助学生明确求学意愿动机，了解专业发展前景，规划大学生涯以及职业生涯，必须围绕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体系，科学设计从学生入学教育到毕业教育整个大学阶段的职业发展教育体系，教育引导学生把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融为一体，把个人的进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合起来，最终服务社会，实现人生最大价值。

1．开设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我校2006年开始分别要求二至四年级学生指定选修这两门课程，从而有效提高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能力。我们调查发现，2005级到2007级学生这方面的意识增强上升明显。

2．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师资队伍建设这两门课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由于课程开设时间短，任课教师多为学生工作系统教师兼任，大多缺乏专业培训或必备的知识基础，很难保障教学效果，需要科学规划，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3．加强辅导员队伍培训，开展相应的研究，提高相关的能力和水平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贯穿学生大学生涯全过程，需要辅导员的指导和帮助。我们调查发现，一年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很弱，除了因为学生选修是从二年级开始，也因为还没有形成赋予辅导员职责从学生一年级开始相关系统指导工作，因此，要加强辅导员队伍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知识和能力的培训，特别是有关医疗卫生管理和改革相关政策的学习和理解，宣传韩启德式的基层就业成功事例，跟踪学生职业设计，科学指导基层就业。

（三）就业教育，突出实践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有力支撑。《福建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到农村、企业基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创业或服务。海西医学院校要引导医学人才面向基层就业，关键在于做好就业教育。而就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社会整体工程，贯穿学生大学教育全过程，需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既要有理论宣传，又要突出实践环节，促进学生充分认识自己，结合专业特点，客观分析社会环境，树立面向海西农村需要的科学的就业观念。

1．创新形式，丰富新生教育，充实职业生涯初探期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新生入学就开展专业思想和心理素质调查，了解学生求学意愿动机以及心理素质情况，掌握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信息，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邀请地方卫生管理部门领导到校全面介绍医疗卫生现状及发展规划，帮助学生及早把学习和专业发展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明确学习目的。设立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新生辅导员助理，全面深入细致地引导新生，帮助新生了解所学专业，引导规划大学生涯，确立学习目标，寻求学习动力。

乡村医疗卫生篇（11）

(一)总量少、价格高、质量低

1．总量少。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特点，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条件低下，生存环境恶劣，居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的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反映一个地区人们的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是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其中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上海为78．14、北京为76．10，而处于西部地区的内蒙古为69．87、云南为65．49、为64．37。这与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的总量少密切相关。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和城镇居民，西部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十分严峻，西部农村地区居民仍然是健康意义上的弱势群体。“2008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为39．37%，但其享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却占全国基本卫生资源的45．7%，高于其人口比例达6个多百分点，明显处于有利地位。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比例分别为31．64%、28．99%，而享有的基本卫生资源仅占全国基本卫生资源的26．3%、28%，明显小于其人口比例。”［3］中国科学院李日邦等选取4大类内容27个与健康有密切关系的指标，经过研究发现，大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全国平均健康指数为36．08，最高的是北京，为60．15，最低的是，仅为10．44。”［4］2．价格高。西部农村地区居民与其他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极大，但医疗市场价格却是统一的。“实际收入仅为城市居民1/6的农民，却要按照城市的收入水平来承担医疗费用，换句话说，同样的医疗服务，农民要承受城市居民6倍的负担。”［5］导致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购买力严重不足，抑制了潜在需求向实际需求的转化。3．质量低。西部农村地区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条件差、医疗卫生设备少、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水平低，2009年，东部地区三级甲等医院占医院总数比(%)、医院无菌手术感染率(%)和医院无菌手术甲级愈合率(%)分别为4.65、0.8和96.4，而西部地区则分别为2.72、1.4和93.2。导致医院误诊率高，医疗事故频发，居民信任度差。

(二)市场失灵、地方政府失效

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但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领域，并不是有一个“好的市场”就能够解决问题。市场能配置资源，是因为它有完全竞争的机制———以利润为导向、以消费者满足度为追求、供给双方在市场中进行博弈，最后达到均衡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市场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其固有的公共产品属性、明显的外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选择的不可逆性等特征，会引发市场失灵。既然市场机制不能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当然就需要政府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弥补缺陷。但西部农村地区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一方面，西部农村地区政府财政规模普遍较小，财政收入短缺，普遍存在吃饭财政、赤字财政的现象，政府配置能力有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惯性及其所形成旧思维的影响，多数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政府尚未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等公共服务投入动力不足。即便是在相对有限的投入中，也存在着重“硬”轻“软”，重“短”轻“长”等现象，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和见效快、易出成绩的短期项目，比如国家对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政策，落实到地方，多是将全部资金都建了大楼，然后就结束了，至于乡镇卫生院人员的医疗技能培训、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的信息化推进等软件建设几乎无从谈起。

(三)需求大，需求能力小

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基本等于需求能力，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上人们愿意而且有能力消费的量。但是，对于健康，不应只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还应该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角度探讨。单从人的本性讲，人们对于健康的向往是没有区别的，对于健康，需求与需求能力完全不同，人们不会因为支付能力的不同，而在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向往上有所区别，相反，健康状况越差，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越大。西部农村地区多为历史上蛮荒之地，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导致农民健康水平低下，疾病多发，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和地方病多发，中国现存贫困人口也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中，西部地区占全国贫困县总数52%，西部农村贫困人口6191．9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77．04%”。［6］从这一点上说，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大于其他地区，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收入有限，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能力小于其他地区。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我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发现，经济困难是农民有病不看的主要原因，83%的农民因为经济原因不愿意住院治疗，而且2005—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收入越低的农村地区，居民患病后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重越高。

(四)供给成本高、效率低西部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成本高、效率低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空间可达性差。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是与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指“从一个区位到达服务设施的便捷程度，与起点、终点和交通条件有关。”［7］西部农村地区幅员辽阔，村落布局稀疏，人口密度小，且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导致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差，进而导致供给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效率却低于其他地区。

二、西部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改进对策分析

(一)以人为本，坚持公益性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活动，它是一种可以产生正外部效益的特殊服务，是一项具有福利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伦理行业。”［8］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坚持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不动摇，尽管经济底子很薄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基本医疗卫生领域，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初级的、低成本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曾被世界卫生组织一度视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效解决健康问题的思路之一。但在1985年之后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在处理福利性、公益性和商品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偏差，把商品性提升到原本不属于它的位置，出现了以经济效益为本、以社会效益为辅的本末倒置现象。”［9］面向全体居民提供健康需求的基本医疗卫生是公益性的，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国际卫生事业发展的趋势。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等价交换”是公平的体现之一，但健康不仅仅是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更是生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等意义上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人道主义”原则应该成为西部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人为本，将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优先向需求大但需求能力不足的西部农村地区倾斜，缩小不同人群之间因支付能力差距而造成的健康差距，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公平。

(二)确立政府主导地位，强化中央财政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