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大全11篇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2）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 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 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 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其目的在于适应本国政治、经济需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另外，逐渐兴起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在世界经济尚在低谷的今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分析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与风险，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期有效地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3）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及相关研究综述

外贸战略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总路线及方针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提出过“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三来一补战略”、“多元化市场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调整外贸结构 扩大内需战略”等外贸战略。

商务部在广交会举行的“全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报会”上首次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2010），提出到2030要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这个目标分个阶段：在2020年前巩固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在2030年前后，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商务部的这份报告明确了建立贸易强国的目标与步骤，以及相应的外贸政策。北京工商大学举办“首届贸易强国论坛”（2010）提出了贸易强国的六大条件： 1）贸易强国必须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2）积极参与国际分工；3）服务产品贸易额比重大；4）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5）货物贸易规模大；6）对外开放度大。

关于中国外贸战略的研究，自2008年以来掀起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冲击，外贸战略研究主要围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主题，研究应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第二个高潮是在2013年之后，随着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及美国加快推动TPP，针对中国的地区主义抬头令学界再次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耿莉萍1（2008）率先提出了调整中国外贸战略的迫切性。李亚芬2（2010）强调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调整中国外贸战略。余华3（2010）首次注意到外贸战略调整需要金融支持。胡麦秀4（2012）认为中国应针对美国的 TPP 战略及时调整外贸战略。蔡亮5 （2012） 分析了日本通过加入TPP，支持美国在战略上“重返亚洲”，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在东亚发挥影响力的战略布局。翁爱云（2013）6强调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战略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享有独立的强有力中央政府。胡鞍钢7（2013）提出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继续奉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

综上所述，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当前外贸战略研究大多数从外贸本身进行研究，少部分从金融、改革开放、地缘政治的视角进行研究。本论文倾向跳出外贸研究外贸战略的研究方法，强调从政治、军事、法律等综合视角研究并制定中国外贸战略。

二、英德美对外贸易战略的回顾及对中国启发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外贸就伴随这资本主义而迅速发展，成为近现代国与国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英国、德国、美国三个国家外贸战略最具代表性，因而，研究这三个国家对外贸易战略对制定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借鉴意义。

（一）英国的外贸战略

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前200多年，也即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以来，重商主义是欧洲的主流思潮。英国在重商主义外贸战略的引导下，制定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及外贸管制外贸战略，将航运业和渔业当做后备海军力量予以扶持，将殖民地当做宗主国的财富和资源予以盘剥，将打击西班牙、荷兰、法国的海军力量作为军事目标。在《国富论》出版前13年，也即1776年，英国已经粉碎了西荷法的海军力量，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当时的英国的外贸战略除了充分体现了重商主义的特点，更强调军事力量对外贸的护航。

随着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及在国际贸易中领导地位的奠立，英国有实力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作为宣判重商主义死刑的《国富论》强调自由经济与自由贸易，而当时英国工业革命为推行自由贸易创造了条件。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军事力量保卫经济利益的观点，他强调“君主的首要责任，即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只能靠武力手段来履行。”重视外贸战略背后的军事力量将英国从海上霸主送上了世界霸主的位置。

（二）德国的外贸战略

与俾斯麦铁血政策一并为德国近现代工业的成长与壮大保驾护航的近代德国外贸战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源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希.李斯特。面对质优价廉的英国产品，为了保护德国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李斯特提出来贸易战略分阶段学说，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保护幼稚产业，等待幼稚产业发展壮大后，再实行自由贸易，同时，李斯特不主张用行政手段保护，而主张用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保护，不主张保护农业，而主张保护工业。以李斯特保护主义理论为基础制定的德国外贸战略，把“自由”与“保护”作为实现“利益”这一唯一目标的手段。

坚决地反对斯密自由贸易的李斯特，对军事力量的态度与斯密的观点却是完全一致的。李斯特认为“军事力量比财富更重要”，市场秩序与财富需要军事力量去保护。

（三）美国的外贸战略

作为美国建国初期财政对外贸政策的制定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却更愿意接受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观点。汉密尔顿坚持李斯特的观点，强调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主张实施进口关税，限制原材料出口，给予出口企业赞助和补贴。19世纪美国式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体现为奉行“不介入欧洲事务，也反对欧洲干预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式贸易保护主义战略针对性明显，它是对英国实行保护主义，而对美洲国家则主张自由贸易，带着“孤立”色彩的门罗主义实质并不是主张“孤立”，而是把美洲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注重美洲内部的合作，这也是区域合作思想的萌芽。

第二，相对于英德，美国外贸战略除了强调贸易保护，更加重视“进口替代”与“区域合作”，这与美国的地理位置与国土面积是有关系的。

第三，强调运用军事与法律力量护航外贸战略。一方面，汉密尔顿非常重视发展美国海军和远洋商船队，他指出“建立合众国海军这一目标，由于将利用所有州的资源，因而远不像建立任何一州或部分的半脸的海军那么难以达到。”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强调运用法律手段与力量，他坚决反对欧洲列强之间转让美洲殖民地，主张在西印度群岛及海域展示美国海军力量。从法国人手上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尽管最终未能经他手，而由杰弗逊完成，但是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外贸战略，而且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战略重视“大棒”与“胡萝卜”互相配合，“大棒”就是军事力量，“胡萝卜”就是法律力量。美国的外贸战略对军事与法律的同等重视，相对于英德对军事的偏爱，不仅是进步，也对中国外贸战略更具参考价值。

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放弃门罗主义，走出美洲，对外贸易战略也由贸易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列强的城市、工业、财富、人才，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北约在军事上控制西欧，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在金融上控制世界经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积极参与者与主要制定者，美国是国际贸易中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在大多数领域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在若干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又实施保护主义措施。20世纪美国外贸战略出现两个转变：

第一，美国强调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在产业升级及转移的客观趋势下，作为倡导及维护自由贸易的美国必须放弃某些产业，其实与其说是放弃，不如说是主动放弃，美国将服装鞋帽、锅碗瓢盆、电视制制造等产业转移到日本、东南亚、中国。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放弃的产业主要是中间产业，即制造业；对于两端的产业，即高科技与资源、农业、能源，美国始终抓住不放，因为控制了产业两端，即掌握了创新与控制了成本，可以调控整个产业链。

第二，美国重视运用汇率、利率等金融手段。1992年，美国通过汇率手段逼日圆升值，消灭了主要贸易竞争对手。随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化危为机一举控制东南亚经济命脉。美国华尔街金融力量对世界经济的调控更显突出。2008年本来是美国的次按危机，却能巧妙地通过雷曼兄弟破产及一系列金融伎俩转移为欧洲的经济危机，同时，通过QE施刺激中国轻率出台4万亿计划而延误了转型升级。

20世纪与19世纪美国外贸战略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军事力量。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依然效仿之前的列强，重视军事力量对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持，在世界主要航道、战略资源地区都设置军事据点派驻美军。一旦某个国家破坏了“贸易自由”，不仅以维护贸易自由的名义予以打击，而且以“独裁”的理由予以颠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战略本身不存在好坏之分，不同的国情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采取不同的外贸战略；其次，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战略，都离不开军事力量、法律力量、金融力量的支撑；再次，英德外贸战略重视军事力量，而美国外贸战略重视综合运用军事、法律、金融力量。

三、中国的新外贸战略内涵及政策建议

2014年是转折之年。中国经济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正以新的目标，按照新的步伐进行调整与发展，中国外贸战略随之进行调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新外贸战略包括三个内涵：

第一，中国外贸战略的目标选择。中国外贸战略不是“创汇”而是“国强民富”，其中“国强”与“民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富”的“国强”是不可持续的，让外贸惠及13亿人民，让外贸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才是中国外贸战略的目标。

第二，中国外贸战略的方式选择。至于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战略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自由贸易战略，这是因为，首先，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其次，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对于已经加入WTO并成为荣登世界工厂的中国，充分利用WTO规则反对借低碳、环保、绿色旗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艰巨任务。

第三，中国外贸战略的手段选择。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大国，无疑都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帜，或者在经过贸易保护主义阶段后，随着国力的强盛，最终会转向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中国外贸战略要强调运用法律力量与金融力量，呼呼强大的海军与金融力量的配合与支持。

具体政策建议为：第一，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及相关法律体系。纵观世界大国，外贸战略从来不是依靠政策与行政手段去推动的。第二，重视发挥金融及跨国公司的作用，重视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以及其他手段与工具，站在更高层面推动外贸战略的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韩玉军.《国际贸易实务》，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4月第一版.

[2]皮德.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翻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3]迈克尔.波特著，李明轩翻译：《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4]商务部研究院：《后危机时代中同外贸规划由大转强"路线图”》.

[5]金圣荣.《贸易战：全球贸易进化史》，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注释

1耿莉萍：《中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与外贸战略调整方向》，《商业研究，2008/06.

2李亚芬：《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战略转型》，《国际金融》，2010/03.

3徐华：《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战略的调整与金融支持》，《 金融经济》，下半月 007 （2010）： 3-4.

4胡麦秀：《美国主导 TPP 的战略动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情报杂志》， 2012， 31（9）： 81-86.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4）

[摘 要]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简要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实施该类政策的情况，提出了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出口补贴 关税 一、引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克鲁格曼、 赫尔普曼 、 兰开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布兰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动摇了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策干预的合理性。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引起理论界重视以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许多产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显示出其比采取单一手段更大的优越性。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欧洲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飞机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开始的以半导体为目标产业的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无条件自由贸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为“互惠自由贸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标在于保证外国市场对美国开放，保障美国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超级301条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加强对来自国外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抨击，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分割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益。 2.欧洲在飞机制造方面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飞机制造方面美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是美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标志。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希望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期与美国企业竞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开发这种飞机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在商业上虽收效不大，但却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生产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其二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尤其在小型客机中，在性能和运行成本方面，能与美国波音公司一决高低。迄今为止，空中客车公司是商用飞机市场上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飞机制造商。 3.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最著名的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为一体，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关税实行差别进口待遇的手段，对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资料执行低税率，而对消费品执行高税率；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 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通过外汇配给制，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以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对优势产业实行出口激励。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国家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共同点：一是即使存在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在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内实行对外贸易政策；二是多种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对政府补贴的运用；五是有差别地使用关税政策。 三、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对相关产业保护的规定，实行适当的贸易 保护。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鉴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可在一定过渡期内保留对某些高技术企业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义务。上述保护措施在WTO主要的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明确说明对“特定工业”是允许的。第二，在WTO的相关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保障成员国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辖的是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而对于其国内政策，WTO往往无法进行干预。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我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补贴，以弥补技术外溢给其造成不能获得全部收益的损失，增强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应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许多前沿及基础科研项目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跨学科、投资回报期限及人力、财力等限制而显得勉为其难，而这些科研活动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应特别注意扩大其规模，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提高本国福利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具备应有的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王 晶:WTO贸易救济措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年第10期 马 腾: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年第6期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5）

虽然自由贸易理论占据理论高地，各国在实行对外贸易政策时，却或多或少还是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对本国出口给予鼓励，对进口实施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尤其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不久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基本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的贸易政策。

一次大战后，西方各国试图恢复正常的贸易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于是一些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并要求推进自由贸易。但是，更多国家是在要求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自己则千方百计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随1929年大危机爆发，各国都陷入困境，保护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结果，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了美元、英镑和法郎三个贸易和货币集团，集团间完全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只是在集团内实现有限度的自由贸易。这种困境一直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一时期不能不提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在客观上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凯恩斯在大危机后掀起了经济学的革命，在凯恩斯那里，出口贸易是促进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且贸易具有乘数效应，因此他主张政府通过政策刺激本国出口，保持贸易顺差来刺激本国需求，并且借助顺差带来的货币供应增加来维持低利率水平。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限制进口来保护本国产业，但是其理论逻辑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二战后，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发生了变化。GATT建立后通过连续八轮的贸易谈判，将阻碍国际贸易的关税大幅度降低，并且在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将GATT升级为WTO，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改头换面，层出不穷，并且由一系列理论支撑。由于很多保护主义措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与历史上出现的保护主义有很大不同，因此也被称作“新保护主义”。又因为很多保护措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本国工业，而是要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或者扩张海外的市场，又被称为“超级保护主义”。就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态看，主要是隐形保护方式、各种非关税壁垒，比如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可以被用来限制进口和保护出口。

从理论层面讲，二战后出现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兰德、巴巴拉•斯宾塞和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在寡头垄断条件下，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由于战略性贸易理论否认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即自由竞争的市场，战略性贸易理论也就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它为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战略性贸易理论同时也在另一个维度上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比如关于规模效应和产业内贸易的分析，就为贸易扩大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理由。克鲁格曼本人后来也从政府干预贸易可能产生扭曲的角度，修正了贸易保护的理论。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自由贸易

尽管保护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但是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终究无法正面否定自由贸易的理论逻辑，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宣称保护主义的合理性。这得益于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战后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而全球化的发展也对世界各国自由贸易政策提出了要求。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在战后确立了主导地位，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对自由贸易理论作出补充和局部改进。

战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征，是世界市场空前扩大，世界经济整体性大大增强。一方面，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自主形式参与到国际分工的行列，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世界经济的规模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原来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原计划经济国家通过改革转型也都陆续加入到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也在客观上使自由贸易的力量得到增强，因为世界市场随着新兴和转型国家的加入日益扩大，贸易迅速扩展给所有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机会，各国福利的增长也从来没有像二战后那样迅速而惊人，尽管在利益分配中不平等、不均衡始终是一个困扰全球化的难题。

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自由贸易虽然不断受到形式多变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并且有增强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理论主流和各国贸易政策的主流仍然是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扩大世界市场的同时，也通过产业的全球布局和转移，将原来存在的国家间的生产体系打破重组，改变了原来的商品交换体系和格局。尽管这种生产和交换格局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在生产和贸易格局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本质。但是交换，也就是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毕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不再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而是将生产过程转移出去，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是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而变成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当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是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是整个价值链的主导者。但是原来发达国家内的利益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原来的制造业者和工会就成了这一改变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就演变成为商品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同时，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由于其利益重点已经转移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以及其他领域，比如与贸易相联系的投资活动和金融活动，他们也不太在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他们需要在新的领域制定自由贸易的规范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贸易保护主义难成主导

历史上经济形势恶化时期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二战后保护主义也没有被完全克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衰弱，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利益趋向发生了变化，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但是，还不能因此作出保护主义抬头并将压倒自由贸易、甚至将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样的判断。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是，贸易保护主义虽有所增强，但难成主导；经济全球化高潮已过，将迎来经济全球化在低潮中发展的时期。作出这一判断的基本原因如下：

第一，尽管美国提倡“公平贸易”的主张属于“超级保护主义”的范畴，奥巴马上台后也一定会增强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但是美国对外贸的依赖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使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公开反对自由贸易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精神。美国在WTO和一系列国际组织中承担的基本义务，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美国全面地从原来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义务中后退，美国的霸权利益也将受到损害。所以，美国会采取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加强双边和区域的互惠贸易安排，但同时会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增强，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在相对下降。任何以邻为壑的政策都可能引起报复并最终损害本国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所以，美国已不具备实力大张旗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不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各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世界各国采取了合作态度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并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这充分说明，共同的利益让大家不得不选择合作和共同的经济政策。

未来国际贸易分歧和贸易摩擦可能会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会有增强的倾向。但是，自由贸易不会被轻易否定，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向不会逆转。在经济衰退背景下，世界各国还是需要通过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不会停滞，而将是在低潮中进一步向前发展。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需要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通过维护全球自由多边的国际贸易体制来保护中国国际贸易利益，因为，自由贸易旗手的责任早晚会落到中国这一制造业贸易大国的肩上。

（摘自2008年12月6日《文汇报》）

点评

全面退回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已不可能

贸易保护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居支配地位。19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学主流认识的传播和普及，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自由贸易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繁荣的正确选择，故自20世纪之后，自由贸易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认同，随之全世界贸易量也大幅度增长。这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6）

[摘 要]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简要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实施该类政策的情况，提出了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出口补贴 关税 一、引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克鲁格曼、 赫尔普曼 、 兰开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布兰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动摇了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策干预的合理性。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引起理论界重视以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许多产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显示出其比采取单一手段更大的优越性。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欧洲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飞机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开始的以半导体为目标产业的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无条件自由贸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为“互惠自由贸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标在于保证外国市场对美国开放，保障美国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超级301条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加强对来自国外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抨击，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分割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益。 2.欧洲在飞机制造方面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飞机制造方面美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是美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标志。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希望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期与美国企业竞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开发这种飞机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在商业上虽收效不大，但却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生产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其二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尤其在小型客机中，在性能和运行成本方面，能与美国波音公司一决高低。迄今为止，空中客车公司是商用飞机市场上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飞机制造商。 3.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最著名的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为一体，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关税实行差别进口待遇的手段，对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资料执行低税率，而对消费品执行高税率；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 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通过外汇配给制，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以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对优势产业实行出口激励。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国家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共同点：一是即使存在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在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内实行对外贸易政策；二是多种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对政府补贴的运用；五是有差别地使用关税政策。 三、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对相关产业保护的规定，实行适当的贸易 保护。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鉴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可在一定过渡期内保留对某些高技术企业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义务。上述保护措施在WTO主要的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明确说明对“特定工业”是允许的。第二，在WTO的相关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保障成员国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辖的是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而对于其国内政策，WTO往往无法进行干预。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我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补贴，以弥补技术外溢给其造成不能获得全部收益的损失，增强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应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许多前沿及基础科研项目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跨学科、投资回报期限及人力、财力等限制而显得勉为其难，而这些科研活动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应特别注意扩大其规模，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提高本国福利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具备应有的规模经济。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7）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8）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过渡期的许多承诺将兑现，不仅关税要进一步降低到10.4%，而且各种非关税措施要取消，加上从今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更是对出口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显得格外重要。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不能简单地以彩电论彩电，以乳罩论乳罩，散兵散打，而应具备一套战略和战术。2004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确定和战术部署。”

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达到1263亿美元。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额达到338.6亿美元，增长24.3%；出口约924.7亿美元，增长32.2%，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接近600亿美元。不仅中美贸易规模在扩大，从贸易结构上也在发生变化。2003年，中国主要进口产品为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光学、照相、医疗器材和设备、农产品和钢铁及其制品等；出口产品为机电产品、家具、玩具、服装、鞋类产品、钢铁和塑料制品等。

然而，中美贸易纠纷却从未停止过，中美双方你来我往，时而冲突升级，时而刻意缓解。2003年11月12日，中国经贸代表团表达了缓和贸易摩擦的愿望，在美达成67亿美元的采购合同，使得美国商家喜笑颜开，然而，11月18日，美国商务部却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乳罩、长袍、针织品三大类纺织品设立新的配额限制，把进口增加率限制为7.5%。11月21日美国通过决议，认为来自中国的可锻铸铁管件侵害了其国内相关行业的利益，决定征收反倾销税。24日又对中国彩电贸易倾销一案作出初步裁决，裁决认定中国部分彩电厂商向美国市场倾销其产品，对中国彩电倾销幅度的计算结果分别是:长虹45.87%、厦华31.70%、康佳27.94%、TCL31.35%；其他5家中国彩电企业将统一为40.84%。12月，中国在国内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一片不满之声中，又一次派出了大豆采购团。2004年1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在美国以低于公平价格的售价倾销，作为原告的美国家具生产企业要求美政府对中国家具征收高达440%的反倾销关税。而就在这个保护主义大棒尚未落地时，1月13日，在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中国第三次献上了大礼，与多家美国高技术企业一气签下11笔、总额达23.2亿美元的信息产业设备采购合同。这次采购团成员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北大方正、联想集团等中国国内知名企业，美方卖主则包括摩托罗拉、朗讯科技、思科系统、英特尔、北电网络和爱立信等。

回顾2003年末以来的中国贸易行动，似乎美国以“保护主义”的攻为主，而中国在屡屡挨打后，仍坚韧地表现出“和为贵”的思路。但无论如何，中国在频繁打压下仍创出了良好的出口业绩。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过渡期的许多承诺将兑现，不仅关税要进一步降低到10.4%，而且各种非关税措施要取消，加上从今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更使对出口不利。纺织行业预测其2004年利润总额将下降2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显得格外重要。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不能简单地以彩电论彩电，以乳罩论乳罩，散兵散打，而应具备一套战略和战术。2004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确定和战术部署。

战略把握：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的全面考量

处理中美贸易关系需要远见卓识的战略。这种战略从空间方位上来考察，不仅仅是当前的几件贸易纠纷，也不仅仅是点燃这几起纠纷的经济“火柴”，还要从社会心理、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上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进行分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要分析造成这些贸易纠纷的“政治惯性”，即政治体制运行模式，也要分析引起这些纠纷的“当前的”政治因素。这样看来，这种战略应该包括经济（国内产业状况、贸易状况等）、社会（民众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政治（政治体制运行方式、政治焦点等）乃至外交（军事利益、全球定位等）等领域。

从经济上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可以看到这是由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挑起的，并且今后还会不断增加。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包括：首先，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贸易政策长期以来是建立在“出口增长”理论基础上的，即在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条件下，把扩大出口看作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目前布什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政策上逐步退缩并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02年的钢铁201措施，农业补贴和今年的中美彩电、纺织品纠纷都是这一系列措施中的典型代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不仅仅引起了中国的愤怒，也引起了欧盟、日本等国的强烈不满，保护主义成为布什政府的贸易政策符号。连格林斯潘也出面指出，目前贸易保护主义阴云日渐明显，它造成的代价将是使全球经济的灵活性受到侵蚀。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阻止保护主义的蔓延”。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直接原因归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逆差是个敏感话题，往往会衍生出国内许多的辩论。2002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达到49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2%，其中对华贸易逆差831亿美元，同比增长18.1%,居各国之首。这--成为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对华发难的借口。

第三，美国国内产业调整过程中的阵痛不断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来缓解。以纺织品行业为例，北卡罗莱那州在过去的三年里丧失了14.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有3.75万名失业工人来自当地纺织厂。2002年，在伯林顿(Burlington)或附近地区至少有12家纺织厂倒闭。当地企业家表示，纺织业面临着1929年以来最残酷的环境，这一切是在最近3年内发生的。这种现象说明美国纺织品行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面对低工资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如何保护美国国内苟延残喘的这类行业，当然是贸易保护主义了。

从社会角度分析，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部的产业工人缺乏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又简单地相信政府的舆论导向容易成为布什政府的突破点。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上的差距以及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怀疑论”，这些又使美国人容易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布什政府在大选前频频出手，利用媒体扩大声势实际上就是在误导公众，为其失败的国内经济政策寻找解释。美国人似乎很容易看到“事实”，中国人在美国谋生的越来越多，中国货在美国市场上越来越常见，于是，中国问题成为美国国会的焦点，也要公众的注意力成功地牵引到这个焦点上。2003年10月15日美国商务部纺织品工作组对国会的报告中谈到了加强美国纺织业的四点主要方法，其中两点是针对中国的，可见，中国成了美国纺织业能否发展的关键。10月15日的报告中，与中国无关的两点计划，其一是加强纺织品方面的多边和双边的贸易谈判，其二是在TFA谈判中加强原产地原则和海关合作的条款，特别提到了和越南的谈判要加入数量限制条款。这无疑是应付国会的措辞，或者说是中长期的方法。而涉及中国的两点对策却具有实质性，包括使用对中国纺织品的特殊保障条款，和打击纺织品走私。

许多人把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当年的中日摩擦相比较，这种比较忽视了一个美国社会的基本认知，那就是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不是。美日关系的脆弱之处是可以解决的，美国国会和和行政部门会在感情上提出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政策或方案。而中美两国在有共同基础的问题上可以密切合作，但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安全关系的复杂，有时候不利于贸易争端的解决。因此，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更能煽动民心，更具有政治价值。

从政治上分析，贸易政策的选择从来都离不开政治因素。美国在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进行不公平贸易的同时，却对其不合时宜地加强其出口管制政策，限制高技术流向中国，从而引发了今年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内的贸易摩擦升级。实际上，出口管制政策最能体现美国贸易政策中的政治因素。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完全是美方根据其国家利益单方制定的。《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中的条款写道“凡是对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它道出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目的的实质，美国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至少30年的领先地位。

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角度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不可避免性。2003年11月份，中美贸易纠纷升级之时，我正在美国各地走访。这段时间，在美国媒体上见到最多的话题是200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和后选人推出各种计划以争取选民。贸易政策是众多政策工具中最具有煽动性的，它容易使选民切身感到。2002年，布什政府为了确保中期选举，使用了201条款来保护钢铁，就意在争取钢铁工人的选票。而今年的保护主义措施，也处于同样的“政治惯性”，要为2004年的选举服务。虽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成为布什竞选的作秀工具，但中美贸易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中美在反恐、朝核等敏感政治问题上的合作决定了中美政治上的破裂不可能。

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把握，从时间方位来考察，当然重点是现实，要全面精确地认识现实，把握现实。对现实的把握强调要全面，不能根据一种现象，一点材料就下结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不能把纺织品设限孤立地、单独地去看，这样才不能误导战略决策。除注重现实外，还要研究历史。这个历史不是我们思维模式中的历史。而是与今天贸易纠纷有关的历史，看看在历史上类似纠纷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背景，又是怎样解决的。从中引出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未来趋势，是构成战略的时间方位上的重要方面。科学地预测未来趋势，不仅决定战略目标，也决定着战略手段和措施。

2002年，美国钢铁保护案件发生时，我就指出，该案发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顾美国近几年的贸易史，哪一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保护？只是具体措施不同罢了，可能是用反倾销，可能是保障措施，可能是201条款。如此把握钢铁问题，就在战略上解决了我们处理钢铁案件的顾虑，我们可以针锋相对地应付它，甚至动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今年，美国再次把中国放入违背知识产权“重点国家”的301黑名单中，而这也是历史的重演，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已经多次上了黑名单。但是，对当前战略的把握，要求我们在熟悉历史的同时，更能准确地估计现实，预测未来。比如说，WTO已经在不久前判定美国钢铁保护措施违背WTO规则，那么，美国是否会执行判决？欧洲已经威胁动用报复措施，中国是否要准备启动报复机制？再如，美国在公众舆论中加强对制造业的强调的同时，不声不响地把中国放入2003年知识产权表现最差的两个国家之一，其下一个战略重点是什么？我们应有能力去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并确立自己的战略重点。

综上所述，中美此次贸易摩擦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把握应有一分为二的认识，准确把握摩擦可能扩大的限度。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这些就是决定两国经贸关系状况的基本因素。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造成了两国在经济上有较大的互补性，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可以为美国提供广大的市场。同时，中国的发展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美国在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以及禁止贩毒和环保等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两国经贸关系会继续稳定发展。

中国总理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总结了中美交往50多年历史的三点经验：第一，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第二，中美两国有着合作的基础和共同的利益;第三，中美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博鏊论坛中曾说，在1999年两国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和其后一年关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之后，到2000年，两国政府事实上已达成一个新的、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一共识是三个因素的总和:对两国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问题将产生的后果，两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对双边贸易及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成功，两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中亚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有共同的立场。在这样的共识下，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带来了美中关系15年来的第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

但是，中美贸易稳定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会增加，两者对美国都需要。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将在不至于导致双边关系破裂的限度内发生，这是因为在战略上美国需要中国。就中国而言，慎重地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是我国的长期战略。那么，我们长期战略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在巧妙地处理和美国贸易纠纷中，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国企业和百姓服务。

战术部署：需具有预测性防御能力

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需要炉火纯青的战术。所谓炉火纯青，是指熟悉程度。首先，这种战术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即采取每一个战术步骤，都服从和服务于中美关系的总战略，不能离开，更不能损害总的战略部署。其次，这种战术应该是机动灵活的，不能总是被动地被美方牵着鼻子走，而应该未雨绸缪，主动出击。即使纠纷首先是由美方挑起，我们也要利用这一机会，把自己变得主动而置对方不利被动的地位，千万不能应付了事。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有深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战术选择上也要通盘考虑。贸易纠纷是表层的，最容易直接表现出来的，但战术不应是表层的，应是顾及全局的，具有预测性防御能力的，也应该是应用起来得心应手、对症下药的。

第一，政治运作。67亿美元的巨型采购是中国主动缓和矛盾的做法，但并没有阻挡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决定，为什么？停止第二批采购计划过于针锋相对，却也是实实在在地起到了警示作用，但这一战术成熟吗？郎咸平曾感慨道“中国在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其它产品时不能像现在一样无目的地的乱买。我们必须聘请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关公司帮我们策划如何利用对美采购取得美国参众议员的支持，而他们才是美国决策的主体。美国商务部长只是执行单位，在美国政界起不了太大作用。”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十分感慨郎教授对美国政治运行体系的熟悉，同意他的看法。解决贸易争端，实际上不光牵扯经济问题，忽视政治和社会运作的战术选择只能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在战略部分，我分析了贸易政策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战术上，就要求我们熟悉美国的“政治惯性”，熟悉操作渠道。在美国，政府是行政执行机构，而政策出台更多地操纵在议员、产业（协会）手里，郎教授建议中国政府采购计划要找美国公关公司策划，意在指出，我们在战术运用上要找对门路，了解政策出台的运作途径，直接运作议员，别费力不讨好。

任何政治运作离不开制造声势。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不是有媒体牵引吗？我们也可以。美国《华尔街日报》19日刊发的《胸衣大战》一文指出：“我们必须以毁坏自由贸易来挽救自由贸易，或者挽救别的什么东西。”文章认为，由于美国已经没有生产胸衣的工厂，因此限制中国胸衣进口以保护美国就业的说法就令人感到“特别奇怪”。这种有利于我们的呼声要尽量运用。中国要宣传我们不是美国经济停滞的替罪羊。我们要告诉美国的普通百姓，中国庞大的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亦有庞大的需求。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指出，目前75％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处于盈利状态;在去年出口总额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却增长了14．4％，这就是说，对华贸易增加了美国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中国还可以考虑增加从美国进口，把中国大量进口需求的信息疏通给美国商界，以提高其公司向中国出口的信心--长远来看，这恐怕比派出巨型采购团更有效；调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做其政府工作，利于在美国国内拓宽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二，通盘运筹。中美贸易纠纷会在不影响长期关系的情况下频频爆发，这一认识是我们通盘考虑战术选择的基础。2003年的中美贸易纠纷，美国采用散打战术，分别对彩电、纺织品、家具和人民币汇率发难。散打有利于美国在国内加强制造舆论的频率和强度，能鼓惑民心，为竞选服务。散打战术也容易使中国措手不及，乱了方寸。我们在应对的时候要有通盘的计划，把这一系列问题互动起来，放在一揽子的框架中去和美国谈判。首先各种议题是可以挂钩的，我们要采购你的飞机，你就应该在彩电上手下留情；其次，政治、外交和经济要挂钩，在美国扩大对华贸易制裁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外交、军事、反恐和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谈判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深入,我们甚至看到政治关系步入“蜜月”与经贸关系争吵加剧同时并存的现象，其实，我们更应该利用政治上的“蜜月”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

第三，主动出击。我们在处理这些散打案件同时，也应估计未来纠纷可能爆发的领域，积极去避免纠纷，或利用未来矛盾解决现实问题。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最垂延的中国市场是农产品市场。美国副贸易代表Josette Shiner在前不久访问中国的时候，强调了农产品贸易问题，表示了对中国分配农产品配额，使用卫生与检疫措施，禁止某些谷物进口等措施的不满。实际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冲突也可能会在近期爆发。2003年10月31日，美国音像产业协会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美国政府不惜动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未来贸易争端可能发生在农业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这一点不难得出结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可以保护？出来告中国彩电倾销的原告都是那么勉强凑出来的。最近的制造业保护案件最大目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但是，贸易纠纷本身不可避免地更具有经济实质，因此，在农产品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爆发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如何主动出击保护农业和知识产权，是我们战术上应考虑的下一个出手点。

第四，争取余地。中国应从长远的战略目标考虑，在处理当前争端中，充分争取战术上运作的余地。例如，中国应切实履行入世承诺，这样既可不授人以柄，又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如，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还应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识，联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中美双边贸易的运行制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贸易摩擦实际上是战略战术的较量

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两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较量，单纯地把贸易纠纷看作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较量，在实践上会导致无所作为。单纯地把贸易纠纷解决寄希望贸易规则，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没有认识这种“公正”规则往往是由发达国家操纵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最终解决要看谁的战略和战术更高明。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9）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1）

在此，围绕以上几个问题，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下进一步阐述，欢迎大家讨论。

一、 美国为什么发起贸易战？

很多人认为，美国发起贸易战是错误决策，信奉“美国优先”的不地道行为，其目的就是捞取选票。还有人认为，贸易战其实质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较量的捍卫战……等等。

笔者认为，虽然这些观点都对，但是，我们仍然不完全透彻美国的战略意图。关键是我们是否站在美国的角度，结合美国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当前美国的人文历史、政治生态和国家战略，我们从中得到更多启发。

从人文历史来看，美国建国二百多年，帝国梦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在此之前，美国刚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百业待兴。我们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引发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辩，最终在英国人、犹太人的强势游说和帮助下，自由主义赢得了胜利，实现了全球化市场经济，使美国经济迅速复苏。

随着二战结束，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取代了没落的英帝国，全球经济中心也从欧洲向北美洲转移，后来发生的“美苏冷战”，由于安全问题，加速了欧洲向美国靠拢，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体系和规则，比如WTO、世界银行等组织。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一枝独秀，美国更加强盛，到处教训不听话的小国，主动发动战争，使美国财政空虚，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雪上加霜，欠下巨额债务，虽然后来美国制定了政策，人为创造了股市繁荣，但没有真正解决债务危机和民生问题，造成了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复辟，太跌眼镜的特朗普上台，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不仅打破了美国传统政治精英统治的历史，而且造成了保守主义取得话语权。

从当前政治生态来看，“美国优先”深入美国人心，再加上美国人骨子里本来就是保守主义者，经过几十年捞取自由市场经济最大好处后，由于“金砖国家”崛起、欧洲衰落，主导管理世界秩序的美国，变得有心无力了，而国内问题如就业、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等问题突出，美国政治精英们又不接地气，它确实需要变革。

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先后“退群”的举动，令人不可思议，但从美国来看，特朗普国内民调上升，经济增长强劲。这种以“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标签的商人总统，不断地执行新的”美国优先”战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全方面出击，先从经济着手，服务国家战略，对内创造就业，对外扼杀美国认为的威胁。

目前，美国政治生态改变，保守主义者盛行，可能会很长时间，我们不要寄望于贸易战短时间结束，也不要片面认为边打边谈将会迎来“曙光”。我们面对这次贸易战，将是长时间的双输消耗战，中国品牌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技术、市场、产品、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全新布局，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做强自己品牌，才是制胜之道。

二、 美国的底气在哪里呢？

很多人认为，美国贸易战的底气不足，注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家不要忘记，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俗语说“烂船都有三分钉”，何况美国现在不是“烂船”呢！

笔者认为，无论从市场、技术，还是美元和军事实力来看，美国都有竞争优势，他们的底气很充足。我们不要像我国媒体鼓吹的“新四发明”一样而孤芳自赏，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而要迎头奋进，我们只要守住尊严和底线，赢得宝贵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就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市场、技术来看，美国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技术创新领导者，技术优势明显；它也是第一消费大国，市场潜力很大。 2017年，中美贸易额达5000多亿美元，大部分是农产品和消费品，而高科技产品占比小，如果美国放开高科技产品管制，那么，两国贸易额每年达10000亿美元是容易实现的，为何美国不这样做呢？反而利用“贸易顺差”、“知识产权”等原因，发动贸易战，这是美国战略焦虑呀，也是美国战略主动改变，把中美合作变为中美竞争，看来，美国战略“忧郁症”己经爆发，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美元、军事来看，美国具有绝对的优势。几十年来，以美元为本位的结算体系，主导了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美国胆敢“剪全世界羊毛”，连盟友都不放过，就是基于这样的底气。而美国的军事实力，无人能比，每年6000多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傲视全球，从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东海、南海等地方，世界各地都有美军的身影，它是“美国优先”战略的急先锋，也是美国霸权和利益的捍卫者，军事实力给美国发动贸易战带来绝对的霸气。

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地加码，从500亿、1000亿、2000亿，后来又高喊5000亿，这种“不到目的不死心”的战略欺诈，美国确实有足够筹码，它是有备而来的，绝不是简单的狮子开大口，如今的贸易战己成为美国扼杀中华民族复兴的工具，我国要高度重视，以中华文明的智慧，化解这场战争。

正如说“品牌强则国家强”。虽然中国品牌面临外部环境变化，但是，贸易战毕竟是可控的，只要中国品牌真正做到“关注消费者”，不断地创新及开发新产品，满足消费者“痛点”需求，就可以冲抵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强自己品牌。

三、 美国贸易战目的是什么？

几十年来，美国领导了全球化，为何今天美国又逆全球化？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主动打贸易战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当今世界，浩浩荡荡，以新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趋势不可挡，任何人也阻挡不了，这是客观事实。上世纪八十代，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尼等众多国家，先后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羊群效应现象明显，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少，比如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等问题，创造了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复辟的土醸，造成一股逆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发酵壮大。同时，欧洲的衰退，美国债务危机等问题，这也是客观存在。

人们常说“通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知道，世界己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经济秩序不合时宜，必须进行改革，但美国领导力在下降，恐怖主义严重，如今的美国战略焦虑、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多股势力汇合，造就了“美国优先”特朗普上台，世界一片哗然。

同时，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当然知道贸易战没赢家，他也知道全球化发展的利弊，从特朗普的言行举措来看，他不是坚定的反全球化，而是一位善变的现实主义者。

而美国敢于主动发动贸易战，是有更深层次的战略目的，一是利用美国优势和时机，主动战略收紧，根本上改善美国经济结构，从“虚”到“实”的华丽转变，确保经济动力，有效地解决就业和债务等实际问题，从而赢得民心，提高政治资本等多层野心。二是利用新旧世界经济秩序动荡时期，美国主动“洗牌”，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美国主导的“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比如，欧美最近达成的贸易共识，就是例证，美国贸易战目的初见倪端。

为此，贸易战只是表象，其本质就是新旧经济秩序“主导权”之争，美国“唯我独尊”，采用“听话”的合作，“不听话”的扼杀。可见，这次贸易战，事关中国国运，我们不要轻视美国的险恶用心。

而美国设计的新秩序是有层次的，核心层当然是美国主导，往外层是同盟国，比如欧洲各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最外层是发展中国家，包含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由此可见，美国贸易战主动出击的目的，就是建立“美国优先”分层次的新秩序。

但是，事物的发展不会随着人的意志而改变。美国的国家意志显然是太自私，没有道德制高点和号召力，用强权和粗鲁的手段，能征服全人类吗？当前新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给世界新的选择，我国付诸实践的“一路一带”战略，赢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参与，我们应该更加自信和坚定，用理性对待美国的贸易战。

因此，中国品牌也一样，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我们跟随国家战略，更加开放地“走出去”，开拓新的市场，迎接新的挑战，只有通过市场的残酷洗礼，才是品牌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

四、 中国品牌如何应对呢？

众所周知，《易经》是中华文化之源，精髓在于“变”，中华民族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善于包容与融合，《易经》中的“太极”，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不间断。如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新技术发展，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佳时机，只要中国人“包容与融通”的基因充分发挥出来，将会是大同世界之福！

而中国品牌应对贸易战的方法，就是审时度势，以变应万变。由于每个品牌的发展不同，“变”得方法也不同，只有结合企业实际，制定适合发展策略，这样才会接地气，但万变不理其宗，做品牌也要遵循市场规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修炼好内功才是上策。

老祖宗告诉我们：修心养性。品牌塑造也是一样，如何“修心”？如何“养性”？成为当前中国品牌及企业家们的必修课。

实战中，我们发现：中国很多著名品牌文化建设十分滞后，也不会向世界宣传品牌故事，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京东等著名品牌，品牌文化仍是短板。甚至有些品牌核心价值观，想改就改，没有核心理念始终如一地指导品牌营销，何谈品牌资产累积？

再比如，前段时间，“XXX医院”引发的诚信危机，牵连了百度品牌信用度，其消极影响至今犹存。为此，只有正能量的品牌价值观，一脉相承地制定品牌战略和战术，就会容易形成叠加效应，品牌才会有生命力，所谓的品牌“修心”，就是要做好品牌文化。

人们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其实，做品牌没有捷径，更不要被“弯道超车”误导。近来发生的“中兴事件”，己经打醒了中国品牌，如果没有核心技术，那么“命门”就会掌握在别人手里，即使品牌规模再大，也会被人牵鼻子。为此，品牌“养性”就是做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这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