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大全11篇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中美贸易收支

一、背景分析

汇率与经济关系密切。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的进出口产业和国际收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贸易矛盾使得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就现期而言，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加，加之欧元债务危机，实施宽松政策受到限制；就业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较慢。此时，改善净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就理所当然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选择。因此，对汇率施压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使其面临通胀压力，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又使这些国家货币面临升值。由于升值会降低其出口竞争力，所以更多国家选择干预外汇市场。于是全球性的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二、汇率战争的发展

历史上汇率战争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其元凶――美国的目的就是打压其他崛起的经济体，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随着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顺差扩大，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日美间经济摩擦不断。

1985年，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中央银行收购日元使其升值并施行低利息政策，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泡沫。这时华尔街大肆卖空日本股票，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21世纪初，欧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元相对强势，有挑战美元地位的趋势。对此，美国则通过衍生品等致使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21世纪中美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于储备货币的债权国榜首。然而中美之间的极大贸易顺差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几度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限制中国出口，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

三、汇率大战的影响分析

（一）汇率之争对中国的影响

1.降低进口成本并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秉承“走出去”的方针，我国长期主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顺差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外币相对价格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成本。这一变化亦利于出口企业转型。出口艰难将迫使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促使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转移，同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

2.有利于外资引进

汇率变化带来的货币低成本会促使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外资的引入有助于企业管理模式、技术等的优化，有助于企业更好发展。但也伴随利润外流。

3.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中美汇率之争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美元贬值战略可以有效地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拉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货币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出口成本增加，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同时不能承受成本上升的企业相继倒闭，加之产业转型的高成本势必使失业增加，此举会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4.经济泡沫

当国外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时，他们将通过套利获取额外收益。这些热钱涌入中国楼市和股市会催生经济泡沫，而在人民币升值后，若这些资本趁机撤出中国，中国将像日本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汇率之争对美国的影响

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仅让各国持有的美元缩水，转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变相掠夺了各国的财富，还对美国经济有如下影响：

1.弥补美国债务缺口

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以美元计值，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美元贬值能够降低美国政府对外真实债务支付，从而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

2.短期贸易逆差改善长期贸易逆差恶化

短期美元贬值有助于刺激美国商品出口，缩小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导致美国融资成本增加，使得国内流动性不足，间接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外，因许多商品价格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会导致全球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成本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美国进口费用增加，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生产。

四、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虽美国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推出《2011年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提案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但美国财政部却认为中国并没有为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而操纵货币汇率。实际上，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此期间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但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定性判断

一般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商品国内价格不变，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出口商品美元价格相应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二是商品国内价格上升，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然而，这两条路径的作用不尽相同。以升值为例，如果第二条路径更显著，则汇率战争会对中美贸易差额缩小产生一定作用。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及中美贸易现状分析可以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论是缺乏依据的。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能否改善贸易收支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定量分析对此做一判断。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选取变量如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R），中美贸易收支顺差（B），中国GDP（C），美国GDP（A）。

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进口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口增加。

关于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按照C-D形式函数进行研究，将中美进出口贸易收支方程设定为：

LnB=γ0+γ1LnR+γ2LnA+γ3LnC+μt

其中：μt为误差项。

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国外实际收入增加，出口将增加；国内实际收入增加，进口将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而预期系数γ1为正，γ2为正，γ3为负。

2.数据选取

样本选取1991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如下：中国GDP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CPI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美国GDP和CPI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中美进出口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本文运用的软件为Eviews6.0。

（三）EG协整检验

将贸易收支变量LNB对汇率变量LNR、美国实际收入LNA、中国实际收入LNC进行回归：

1.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RESIB的ADF单位根检验显示，残差序列的P值为0.4408，不能拒绝原假设即RESIB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B和LNR、LNA、LNC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中美贸易收支的协整方程为：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4>0.8，F检验的P值近似为0，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3.LNA系数的P值近似为0，LNC系数的P值为0.0003，拒绝原假设，说明美国和中国GDP对中美进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影响。LNR的P值为0.7159远大于0.05，拒绝实际汇率对进出口有影响的原假设，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的贸易差额几乎没有影响。

4.LNR和LNA的系数为正，表明实际汇率和美国GDP对出口变量LNA的影响是正向的，与预期一致；LNC的系数亦为正，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导致的。

长期来看，方程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中国实际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美国对中国名义汇率施压而忽视实际汇率变化并不能起到减小贸易顺差的作用。

五、中国针对汇率大战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不会令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欧美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除了积极谈判外，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建设，改善贸易结构才是中国防止陷入新“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保护出口企业抑制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实际上，施行能够更好反映市场供求的浮动汇率才能更充分发挥其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为此，我国应加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二）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

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出口依赖，提高内需的作用。同时贸易结构也需相应调整，通过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缓解利率对我国的冲击。

参考文献：

[1]王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2009.

[2]张造西.中美汇率大战概述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证券期货.2011.05.

[3]赵可金.中国版“广场协议”会来吗.人民论坛.2010.21.

[4]陈平，熊欣.进出口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6.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及相关研究

建国至今，我国对外贸易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转变，1949年开始主张闭关自守战略，1972年主张进口替代战略，1978年主张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并存，1994年主张出口导向战略，2005年主张完全开放战略。

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该研究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分阶段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即2020年之前，巩固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并不断向贸易强国奋进；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贸易强国目标。这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决心与策略，并指出了相对应的政策；2010年，“第二届贸易强国论坛”在北京工商大学成功举办，该论坛提出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具备六个条件：一是经济高度发达，二是参与国际分工，三是拥有大规模货物贸易，四是对外开放力度大，五是可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六是服务产品的贸易额占有较高比重。

此外，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相关研究综述中，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高潮阶段，一是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范围开启对中国外贸造成了较大影响。当时的外贸战略研究多围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如耿丽萍于2008年提出调整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急迫性，张连成于2009年探讨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选择，刘芳于2010年指出实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苏汾于2010年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大国效益的影响等；二是在2013年美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开始之后，中国地区主义的大范围开启又再次对中国外贸造成了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翁爱云于2013年强调要实施自由贸易战略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享有独立，胡鞍钢于2013年提出要打造一个能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互利共赢的战略。

二、英美对外贸易战略的回顾及对中国启发

随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外贸发展愈加迅速，现阶段几乎已经成为了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的主要渠道。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外贸易战略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有英国与美国。因此，深入研究英美对外贸易战略对于中国转变外贸发展策略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一）英国对外贸易战略回顾

两百多年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航海时代随之开启，此时欧洲开始流行重商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在当时发表。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英国在制定外贸战略时更加重视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口贸易，并且通过外贸管制对外贸活动进行控制。英国渔业与航运业逐渐成为其后备海军力量，殖民地成为了宗主国的资源被不断剥削。当时的英国对外贸易战略不仅将重商主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更是全面启用军事力量对外贸进行护航。英国逐步稳定了自己在海上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预示着其将全面开展自由贸易战略，将自由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手段。《国富论》中强调了经济与贸易的自由，亚当・斯密虽然并不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却从未对军事力量保护外贸的行为作出否定。他认为，保护社会安全，防止其他独立社会的入侵与暴力，是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责，如果有必要，就必须依靠武力手段进行。由此可见，英国之所以成为了海上霸主，并进一步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离不开其军事力量给予外贸战略的全力支持。

（二）美国对外贸易战略回顾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了相关外贸政策，他认为美国属于年轻国家，无法直接与实践经验丰富的制造业国家竞争，因此十分支持李斯特的贸易保护观点，主张进口关税的实施与原材料出口的限制，并且出口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相应的补贴与赞助。虽然当时美国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也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美国式贸易保护战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即该保护战略仅针对英国等老牌制造业国家，而在面对美洲国家时更体现出自由贸易战略，这一行为带有浓重的门罗主义色彩，将美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重视与美洲国家的合作，反对欧洲对美洲事务的干预；其二，在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上，重视“区域合作”与“进口替代”，这一特点并非取决于其经济情况，而是受到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地理位置影响；其三，重视军事力量与法律力量。在这一点上，与英国相同，汉密尔顿十分看重美国的海军和商船队。但是同时，他主张利用法律力量为外贸战略保驾护航。汉密尔顿希望能在西印度群岛及周围海域展示美国海军力量。虽然最后，这一想法并不是由汉密尔顿亲自完成，但是这些思想仍旧在很长一段时间对美国的外贸战略造成影响，并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美国的外贸战略与外交战略都将军事力量与法律力量并重，这不仅是美国的进步，同时也值得作为中国外贸战略的参考依据。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许多城市、人才、工业、农业等都被摧毁，美国几乎在一瞬间成为了超级大国。之后，美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极为快速，不仅将外贸战略范围扩大，同时还彻底转换为自由贸易战略。美国利用北约在军事方面对西欧进行控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会与世界贸易组织在金融方面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甚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都将美元作为中心。美国不仅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国家，也是在世界贸易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在许多领域美国都主张“自由贸易”，但一旦涉及高科技等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美国又会主张“保护主义”。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外贸易战略主要有两个较大的特点：一是转移自己主导的部分产业及控制产业两端。受到产业升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美国为继续维护自由贸易战略，主动放弃了电视制造、锅碗瓢盆、衣裤鞋帽等产业，并将其转移到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从中可以发现，美国放弃的主要是制造业，但是对于农业、能源、资源及高科技等产业，美国仍旧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只要将产业两端控制好，即使某些产业需要转移，美国仍旧可以控制整个产业链条；二是高度重视利率、汇率等金融手段的运用。美国在1992年采用汇率手段提升了自己的贸易竞争力，在1998年继续采用金融手段控制了东南亚的经济命脉，在2008年再次采用一系列金融手段将美国次按危机转化为欧洲经济危机。

三、中国的新外贸战略内涵及政策建议

（一）新外贸战略内涵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中，出口导向型战略延续时间较长，给中国后续经济发展带来了长久的影响。虽然由于受到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整体经济较为繁荣，但是在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许多问题被暴露出来。中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在不断调整与改善贸易条件的过程中，实现国际贸易的利益最大化。中国的新外贸战略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确定目标。中国外贸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国强民富”，即外贸不仅要促使“国强”，还要惠及到中华13亿人民，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只有使“国强”与“民富”都实现，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其二，选择方式。在一般情况下，若各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繁荣时期，则贸易战略会具有较强的自由性，若处于衰退时期或萧条时期，则贸易战略会具有较强的保护性。由于中国属于生产大国，并且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促进作用，中国经济离不开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也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加速发展。因此，中国应侧重于自由贸易战略，在充分发挥WTO规则的基础上，反对利用环保、低碳等绿色旗帜实施保护贸易行为；其三，选择手段。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大国在外贸战略上都会选择自由贸易战略，即使一开始会由于条件限制选择贸易保护战略，但是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最终还是会转变为自由贸易。中国外贸发展在转变策略的过程中，需要获得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将金融力量与法律力量相结合，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首先，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与外贸情况建立完善、有效地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相关的法律政策；有关部门应摒弃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政策，并进行市场秩序的重新制定，引导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得到良好发展；同时地方政府也需对相关产业给予足够支持，使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例如美国的硅谷与意大利以机械生产闻名的摩德纳，在初始阶段由于缺乏政府主导而表现出一定的混乱状态，经政府引导后恢复积极发展。此外，还应从多方入手进行协调，使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求同存异，达到更好的配合效果。

其次，要重视跨国公司的强大作用，并同时发挥金融作用，通过调控人民币汇率及相关工具，将外贸战略从根本上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应对银行及其他资本市场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使企业投资所获得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并对实力强大跨国公司予以政策支持，鼓励其在国内积极进行投资活动，以便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来源。

再次，要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营造有利于贸易发展的国内环境。可通过不断落实加工贸易升级战略，延长贸易产业链，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事业并不局限于少数沿海地区，而将其与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相结合，讲传统的加工贸易产业向内陆转移，使沿海地区更侧重于产品的优化升级。

最后，重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将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落实在技术、质量、品牌及服务等方面。时代的发展使高技术导向产业得到飞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实现技术革新与品牌创新将进一步促进贸易事业的发展、增大对外贸易量及经济效益。应通过加大对重要科技的研发、在环境科学、信息科技等基础学科方面积极应用新技术等策略，为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更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战略性贸易对于中国而言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作为一种干预贸易政策，在中国加入WTO的前提下，自由贸易战略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调和性。现阶段，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方面具有必要性，同时也存在许多的制约因素。笔者认为，应结合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等实际情况，谨慎地选用局部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在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始终也相伴相生,挥之不去。特别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大隐患。200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5起贸易救济调查,明显高于2002年―2005年10.9起的平均数。2009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2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达到创纪录的76亿美元,案件的数量增长了53%,金额增长了8倍。受经济危机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影响,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24.6%,从美国进口大幅下降41.6%,进出口总额总体下降29.9%。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一、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特征

纵观美国近年来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从目的上看,贸易摩擦追求的并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面逆转,与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相辅相成的是要进一步中国的国内市场,以利于美国企业的扩张并赢得竞争,从而推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施加贸易摩擦压力虽然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某一些领域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其他积极因素的掩盖下,贸易摩擦并不会对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从现有数据看,即使在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金额最高的2009年,也只有70亿美元,虽然占到中国2009年所遭遇的贸易摩擦涉案总金额的约55%,但仍只占到向美国出口总金额的约3%,相对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占2009年中国总出口额的约18.3%来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合作仍是主流。可见,贸易摩擦策略并不是阻止或者全面遏制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策略,实际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凭一国发起贸易摩擦,根本难以遏制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其次,从影响效果上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某一次甚至是某几次贸易摩擦并不能对中国的总体出口形势带来明显的影响,更难在短期内达到明显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效果。但是,通过反复多次的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施加贸易摩擦压力,就可能尽可能长的维护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使中国处在相对劣势地位;同理,通过反复多次的在竞争对手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施加贸易摩擦压力,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在该领域的急速扩张,削弱在该领域的优势。因此,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总体上就表现为一个反复的、渐进的、主要集中在某几个重点领域的过程,对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影响也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只有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再次,从内容上看,当前美国对中国施加的贸易摩擦压力,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当前美国发起贸易摩擦压时,并未将政治问题与贸易摩擦压力挂钩,虽然人权、政治自由、敏感武器扩散等仍然经常被拿来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砝码,但在美国贸易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明显降低了。美国当前施加贸易摩擦压力要求的利益,其指向明显集中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就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最后,从形式上看,贸易摩擦策略强调“规则”、“公平”和“合法性”。尽管美国施加贸易摩擦压力时经常表现出对贸易争端事实和WTO法的曲解,甚至牵强附会,但绝不是毫无章法,蛮横胡来,而是在“公平贸易”、“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等旗帜下,以受害者的身份进行的。在微观经济层面,美国发起贸易救济的过程都是依据其国内法要求的程序严格进行,外国企业也有依据美国国内法进行抗辩的权利,尽管这些国内法的一些条款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对中国甚至还有如特保措施等特别的限制条款,但仍有一部分抗辩成功的案例。在宏观经济层面,美国在施加压力时,经常也会利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发表一套经济理论或观点来证明美国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些“合法”外衣的支持下,美国发起贸易摩擦时就往往显得理直气壮,在美国国内甚至国际上的影响力就更大,而其真实目的就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此外,当前的贸易摩擦策略与遏制策略相比已有明显的区别。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的外交战略曾在“遏制”与“接触”中摇摆,克林顿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402条款,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的人权、军控、核不扩散等问题直接挂钩,实际上就是以动摇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石为筹码,压迫中国在政治利益上妥协。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向中国施加贸易摩擦压力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弱化了贸易摩擦中的政治因素,降低了中美之间因贸易摩擦而产生的政治对抗气氛。其次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的施压力度,主要表现就是对华产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立案的数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案件被裁决执行惩罚措施。最后就是提高了对中国经济施压的准确度。目前,在宏观经济层面,美国的施压重心指向人民币汇率,在微观经济层面,施压重心则指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钢铁、化工原料等领域和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领域。显然,当前的这种策略比直接威胁动摇中美贸易关系,而实际上又难以真正推行的遏制策略更有效,可以获得更实际的经济利益。

可见,当前美国对中国频繁发起贸易摩擦,是为美国经济发展服务的,是一种延缓中国发展,维护美国优势的策略。

二、中美贸易摩擦发展态势的理论预测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今后的发展态势,中国学者赵晓作出的“中国正在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预言广为流传,其20年的判断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日美贸易摩擦的高峰期大约也是20年;第二,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大概也将经历20年时间;第三,今后20年中,美国目前掌握的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措施”等发动贸易摩擦的依据将相继失效。

本文也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态势与美国确保优势的经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中美贸易摩擦是一种战略上的碰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本文认为竞争优势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在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和多边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都具有优势地位,拥有这些优势是美国能通过限制国内市场方式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维护这些优势更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中美贸易摩擦不是一场生死的较量,而是一场在经济发展中争夺竞争优势的游戏。因此,只要美国还拥有对中国而言的比较优势,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依旧强劲,只要美国确保优势的经济战略不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利用贸易摩擦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延缓中国的经济发展、维护美国优势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按照这一思路,反观日美贸易摩擦经历20年的激烈摩擦时期便逐渐缓和的历史,就可以得出缓和的根本原因不是日本已经崛起为实力强大、能与美国保持一定经济均势的经济强国的结论,而是在《广场协议》等一系列妥协性的经济协议之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美国重新确立了对日本的经济优势。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竞争优势同样至关重要。即使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且如统计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经济规模上赶上美国,中国仍然不具有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因为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重大缺陷仍难以根本改变,中国在工业技术创新上仍然难以媲美美国,在国际利润分配的价值链上,仍然难以占据有利的位置,总之,中国经济的质量仍然难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

因此,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今后发展趋势的估计更为悲观,认为贸易摩擦高发的期限可能更长,摩擦的基本走势也不是平滑的倒“U”曲线,而是锯齿状的波浪曲线。“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措施”等法律条款失效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缓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发展的趋势,因为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态势未发生根本改变,正如美国在1974年和1988年先后通过推动国会立法以获得新的发起贸易摩擦的依据一样,美国也可能推动新的立法以制造新的法律依据。总之,中美贸易摩擦要真正完全平息,要么是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确立了牢固的经济优势,要么是中国经济完成转型,掌握了经济竞争的主动权,从而使美国失去利用贸易摩擦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

本文的这一思想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三、对策建议

从中美贸易摩擦目前的发展局势来推断,未来中美贸易摩擦还有继续激化的趋势,频发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常态。因此,对于美国频繁利用种种贸易救济措施来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做法,中国必须建立有效的应对体系,以维护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

第一,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缺陷,美国能利用贸易摩擦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比中国更具有优势,从而在竞争中牢牢掌握着主动权。

第二,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美经贸关系中合作仍是主流,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抓住了中美贸易摩擦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同时,中国还需要利用自由贸易深入人心的优势,时时鞭策美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美国肆意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增加国际阻力。

第三,坚定的进行司法斗争。由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大都披着“合法”的外衣,并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压力的策略,也需要注重在司法领域的斗争,勇于剥去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合法”外衣。要鼓励中国海外企业积极应诉,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培养通晓美国贸易法律和WTO法律的人才,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从而加强中国企业的整体应诉能力。

第四,建立以防守为主、反制为辅的贸易摩擦防御体系。虽然美国目前掌握着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但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反击能力。在贸易摩擦的博弈中,完全依靠某一个国家的妥协只会使国家利益的受损,因此中国也需要建设和完善本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保持一定的对美国发起贸易报复的能力。当然,由于实力的差距,中国贸易摩擦防御体系仍需以防守为主反制为辅,在贸易摩擦的斗争中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大局的稳定,维护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209

1TPP的谈判和内容

11TPP的谈判过程

在APEC的建立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缓慢的背景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在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FTA的成功签署后，亚太地区成为FTA的中心。文莱、新加坡、澳大利亚三国在2005年签订TPSEP（TPP的前身），这为TPP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08年，在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战略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背景下，美国加入TPP谈判并且成为主导国家。随后日本、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加入，使TPP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15年10月5日，美、日等十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TPP取得自谈判以来最重大的成果。2016年2月4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12个国家于奥克兰正式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

12TPP谈判的特点

TPP的成员国在自然地理、经济状况和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12个成员国既有来自南半球的国家也有来自北半球的国家，遍布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鸿沟难以逾越，经济结构也各有侧重，社会制度分庭抗礼，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妥协。上，既有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也有信奉佛教为主的国家。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多边贸易国家之间的互补，但是差异本身也导致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的分化，为谈判和合作带来艰难的考验。

协议内容大量体现美国自由贸易理念和战略性利益考虑。TPP协议在美国加入之后成为美国所主导的谈判协议，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要求实现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要求五年之内美国出口增加一倍，而亚太地区是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自然成为美国追求贸易增长的重要战场。如美国为自身具有超高优势的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产业拔高了知识产权的标准，为美国巩固自身的利益排除一些国家的后发优势的干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TPP协议的内容

协议内容的总体特点是：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全覆盖体现在涵盖大多数亚太地区FTA尚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条款。宽领域体现在条款内容兼容并包，并注重数字经济的创新。鼓励电子商务发展，有条款规定投资、金融服务和服务贸易同样适用于以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缔约方不能对其他缔约方的数字产品征收关税。高标准体现在要求商品贸易的全部贸易品采取零关税，对服务贸易的几乎所有服务部门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国防金融等特殊领域设置例外条款。在对外投资上采用“负面清单”这一方式；TPP在知识产权领域标准远高于WTO；TPP协议增设劳工和环境条款；TPP协议对国企的条款十分细致，在文本中提到取消国企支持与福利及保护外国私企等内容。TPP文本目录内容见下表。

2TPP对中国的影响：危险与机遇并存

TPP条款的高标准从短期来看会增加中国的企业成本和国外制裁，但是长期来看有利于加速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改革的进程。

TPP对知识产权的高要求会增加我国技术进口成本，根据知识产权条款，以往免费的专利将会变为付费。但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虽然相对于美国日本还有一定差距，但是相比一般的TPP国家还是更具有优势。知识产权的条款也可以长期保护我国的利益，满足我国未来的诉求。

TPP的“国有企业中性”条款会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成本上的硬预算，使我国国企很难接受资金支持和政府补贴，创新发展在融资上遭遇困境。但是竞争中性本身的要求是希望国企可以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并不排斥国有企业，这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大量行业都会大幅降低关税，这会使我国产业调整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也会给民族品牌的发展带来空间，降低企业成本，改善国民生活。

TPP使我国农产品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将会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我国为了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将会注重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但是不论如何，中国加入TPP的收益要低于推动“10+3”（东盟+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而且TPP将会使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影响中国和东盟的交往，也会影响与日本韩国的博弈，使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的话语权变小。

3我国的应对态度和措施

目前在国内，应对 TPP有两种主流态度：一种是认可TPP协议代表未来世界多边贸易的发展趋势，中国应该尽快争取加入并且努力适应，不然会在之后的国际贸易中更加被动；另一种是认为TPP协定本质是美国针对中国而出现的，所以中国肯定最终无法加入TPP，而且TPP协定地区缺乏了中国市场本身也是不完整的，没有把中国市场纳入会让该协定的影响力大大受限，中国大可不必理会TPP协定，应该把精力放在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亚太多边贸易区。

但无论如何，TPP会让中国承受不小的压力，但中国不应急于盲目跟随，但也不应盲目乐观和一味排斥，抱以开放的心态追求自身的进步，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各种挑战。无论如何，要保持对TPP的研究和关注，更要稳步推进自身在亚太地区多边贸易建设，特别是中国-东盟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日韩是亚洲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大国，中国推动中日韩贸易区建设对于自身扩大出口、引进外资和调整产业结构都有重大意义，且将会大大降低TPP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此外，也需要保持和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寻找两国共赢的战略合作点。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上对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虽然两国在多个行业存在不可避免的强势竞争关系，但互补的空间也很大，两国也是彼此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只有充分合作才能实现双赢。

无论外面的格局如何变化，中国自身的深入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追求不会变，TPP的出现更是中国突破国内阻力的重要助力。在竞争的压力下，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秩序、农业生产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活力、制造业的创新升级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激励。

参考文献：

[1]贾丽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其影响与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理工大学，2015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8）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1] 安宇、沈山. 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4(114).

[2] 常卫. 论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J]. 探索, 2006,6(151).

[3] 韩磊. 各国文化产业产值[J]. 时事报告, 2004,7(75).

[4] 孙剑锋. 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4(102).

[5] 王淑芳. 文化全球化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兼论日本、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借鉴[J]. 东北亚论坛, 2007,5(12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9）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3]《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4]EU''''sTradeandInvestmentandEconomicCooperationwithChina,WorldEconomy&China,Volume9-10,Page44-52,1999.

[5]ForeignTr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astperformenaceandfuturechallenges,AsianDevelopmentReview,Volume15,No,1,Page88,197.

[6]潘渭河：《经济计量模型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应用》，《国际商务研究》，第3期，566、67、70页，1997年。

[7]赖明勇、宣家骥：《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优化研究》，《预测》，第五期，58-59页，1996年。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0）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1）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CAFTA）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年多，这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FTA），它的创建和运行意义重大。CAFTA 不仅会促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有助于这一地区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利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一、CAFTA 对我国区域宏观战略的重大影响。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破解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二、CAFTA 对我国同日、美等大国在东亚地缘竞争的影响。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逸舟。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建平，李肖祎。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进展情况、问题和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08（17）：7-15.

［4］乔小明，吴兮。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元［J］。经济问题探索，2008（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