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论文大全11篇

人际关系论文篇（1）

二、注重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

中国人提倡互相帮助，助人为乐。根据人际吸引的互补律，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进行交往时，当一方所具有的品质和表现出的行为正好可以满足另一方的心理需要时，前者就会对后者产生吸引力。互补只所以容易产生人际吸引，主要是因为交往双方彼此满足心理需要时，会产生愉快肯定的积极情绪，从而形成良好的关系。它对群体内聚力的大小，心理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重要作用，是直接影响个人的微观环境。中国人在人际关系学课程中常常引用的一则寓言是：有一位教士请教上帝，“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于是，上帝先领他来到了地狱。地狱是一个大房间，一口煮着美味佳肴的大锅，周围围着许多面黄肌瘦，痛苦而又失望的人群。原来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长柄的汤匙，食物无法送到嘴里。上帝又带教士来到了天堂，天堂里的情景和地狱里的一样，但天堂里的人却面色红润，非常愉快。原来天堂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汤匙盛满食物去喂别人。别人吃饱了，自己也吃饱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当你只想着自己的时候，你就处于地狱之中；当每个人都能关心别人的时候，那大家都在天堂之中。因此，中国人特别注意对偶角色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在对偶角色的人际关系中，需求互补能使双方更具有吸引性。如夫妻双方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扮演，上下级支配与服从的默契配合，内外向性格的取长补短，异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定位，都会使交往双方相得益彰，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三、注重心理的透明度

相对来说，中国人彼此交往透明度比较高。根据人际吸引的能力吸引规律，人们一般比较喜欢能力较强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而又偶而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的人。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约•哈里窗户”理论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心理都存在着4个区域。其一是自己了解，别人也了解的“开放区域”或“公知区域”；其二是别人了解而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盲目区域”或“他知区域”；其三是仅仅自己了解，而却从不向别人透露的“秘密区域”或“已知区域”；其四是自己和别人都不了解的“未知区域”。良好的人际关系，“公知区域”越大越好；“已知区域”越小越好，“他知区域”和“未知区域”没有最好，所谓的“公知区域”即称约•哈里窗户。中国人对隐私理解相对宽松。外国人把年龄、婚恋状况、工作收入等均视为隐私，但是这些在中国人看来，都算不上隐私。所以并不在意与别人谈论这些与自己和对方相关的事情。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坦率直白的人，不喜欢冷漠、拘谨和封闭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合适的自我坦露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吸引力。“透明度”高的人一般更受欢迎。人都不是完美的，在别人面前呈现自己的本来面貌，尽管这个面貌不是完美无缺的，却更能给人以真实感，使人接受，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交往中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和需求掩盖起来的人，多是由于缺少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对别人缺乏信任，怀有戒心，不敢让自己的真实形象让别人看到，就很难取得别人的好感。

四、注重求大同存小异

从众心理是中国人的典型心理。从众就是个人在社会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根据人际吸引的相似律，人们如果在外貌、年龄、地位、角色、学历、职业、能力、兴趣、态度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相似，就会彼此相互吸引。从众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人与人交往中为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注意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以减少群体压力，求得心理安宁，或者为减少心理压力，习惯寻找发现彼此相同处，与他人发生情感共鸣，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现状，所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就是从众的最好例证。个体寻求化解自身与群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人们往往把彼此认同作为人际交往的切入点，对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的人，会主动创造机会与对方接触，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消除心理排斥，如特别重视同乡情、同学情和战友情，为了达到比较好的认同结果，在衣着服饰、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很少标新立异。在交往中，不太愿意涉及太难或太严肃的话题。长期从事某种职业的同事，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以实现团体目标，对本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社会价值、职业用语、工作方法、职业习惯与职业环境等的会达成职业认同，假如在工作单位讨论评选某人为先进典型，自己虽然不怎么同意，就跟大伙儿一样表示同意，以免与那位同事和团队关系搞僵，通过职业认同，交往双方能够通过心理接触，消除彼此隔阂，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五、学会赞美和尊重他人

人际关系论文篇（2）

二、人际关系学说的诞生——霍桑试验

与此同时，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在生产实践中显示出来，并引起了许多企业管理学者和实业家的重视，但是对其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进而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全新的管理理论则始于20世纪2O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等人所继续进行的著名的霍桑试验。

梅奥（GeorgeEltonMyao，1880－1949）原籍澳大利亚的美国行为科学家，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土，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主要代表著作有《组织中的人》和《管理和士气》

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长达九年的实验研究——霍桑试验，真正揭开了作为组织中的人的行为研究的序幕。

霍桑试验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从1924年到1932年，先后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实验：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工人小组试验、大规模访谈和对接线板接线工作室的研究。但试验结果却出乎意料：无论工作条件（照明度强弱、休息时间长短、工厂温度等）是改善还是取消改善，试验组和非试验组的产量都在不断上升；在试验计件工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时，发现生产小组内有一种默契，大部分工人有意限制自己的产量，否则就会受到小组的冷遇和排斥，奖励性工资并未象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的那样使工人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而在历时两年的大规模的访谈试验中，职工由于可以不受拘束地谈自己的想法，发泄心中的闷气，从而态度有所改变，生产率相应的得到了提高。

对这种“传统假设与所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神秘的不相符合”，梅奥做出了如下解释：

1、影响生产效率的根本因素不是工作条件；而是工人自身。参加试验的工人意识到自己“被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因而怀有归属感，这种意识助长了工人的整体观念、有所作为的观念和完成任务的观念，而这些是他在以往的工作中不曾得到的，正是这种人的因素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在决定工人工作效率因素中，工人为团体所接受的融洽性和安全感较之奖励性工资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人际关系学说

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管理理论的对于人的假设，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据此，梅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梅奥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动机，还有社会方面的、心理方面的需要，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敬等，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不能单纯从技术和物质条件着眼，而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方面考虑合理的组织与管理。

2、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企业中除了存在着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为了实现企业目标而明确规定各成员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在于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使之免受其内部个别成员的疏忽或外部人员的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为此非正式组织中有自己的核心人物和领袖，有大家共同遵循的观念、价值标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

梅奥指出，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有重大差别。在正式组织中，以效率逻辑为其行为规范；而在非正式组织中，则以感情逻辑为其行为规范。如果管理人员只是根据效率逻辑来管理，而忽略工人的感情逻辑，必然会引起冲突，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目标的实现。因此，管理当局必须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注意在正式组织的效率逻辑与非正式组织的感情逻辑之间保持平衡，以便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能够充分协作。

3、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

在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中，置于首位的因素是工人的满意度，而生产条件、工资报酬只是第二位的。职工的满意度越高，其士气就越高，从而产生效率就越高。高的满意度来源于工人个人需求的有效满足，不仅包括物质需求，还包括精神需求。

四、人际关系学说的实践思索

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工作上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到人的因素上来，不仅在理论上对古典管理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开辟了管理研究的新理论，还为现代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人、财、物是企业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而人力又是其中最为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因素。即便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最完备的物质资料，没有了人的准确而全力的投人，所有的一切将毫无意义。对于人的有效管理不仅是高效利用现有物质资源的前提，而且是一切创新的最基本条件。尤其是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创新是人才的专利，优秀的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谁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人力资源，谁就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人的创造性是有条件的，是以其能动性为前提的。硬性而机械式的管理，只能抹煞其才能。“只有满意的员工才是有生产力的员工”，富有生产力的员工才是企业真正的人才，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企业的管理者既要做到令股东满意、顾客满意，更要做到令员工满意。针对不同的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分别对待。要悉心分析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真正需要：不仅要有必要的物质需求满足，还要有更深层次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能够体现自我的存在价值。例如，在管理过程中为了满足员工的社会需求，可以加强员工参与管理的程度，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增加他们对企业的关注，增加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将他们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的经营目标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尊重人才尤为重要。要想盘活存量资产，首先要盘活现有人力资源。因为只有有“活”的人才能激活“死”的资产，这是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员工不是企业的包袱，是企业自救的中坚。只有尊重他们，才能使他们发挥创造力，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渡过难关。

2、有效沟通是管理中的艺术方法

管理是讲究艺术的，对人的管理更是如此。新一代的管理者更应认识到这一点。那种高谈阔论，教训下属，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已不适用了。早在霍桑访谈试验中，梅奥已注意到亲善的沟通方式，不仅可以了解到员工的需求，更可以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员工更加自愿地努力工作。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具有成熟智慧的管理者会认为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表现自己渊博的知识更重要。他要善于帮助和启发他人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善于聆听别人的意见，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这样不仅可以是使员工增强对管理者的信任感，还可以使管理者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更有效地组织工作。适时地赞誉别人也是管理中极为有效的手段。在公开的场合对有贡献的员工给予恰当的称赞，会使员工增强自信心和使命感，从而努力创造更佳的业绩。采用“与人为善”的管理方式，不仅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工作气氛，而且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使其能继续坚持不懈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

3、企业文化——寻求效率逻辑与感情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人际关系论文篇（3）

其实，无论是林森浩自己交代的投毒是为了给受害人开个愚人节玩笑，还是警方报道的是由于其与受害人因琐事不合，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可以想象，在林某投毒的瞬间，内心中一定是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他没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怒气，所以造成了后面让人可悲可叹的结果。可见一个人能够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于自己和他人是多么重要。其实，如果能够时刻坚守中庸之道，对于自己的情绪有所节制，很多社会上的惨剧都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与之相反的事例也有很多，有些人由于能够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都能够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人们都说做生意讲究一团和气，只有做到“外圆内方”，孔方兄才能在此落脚。这“外圆”，除了行事恰当得体，圆活融通，我们还可以把它解释成做生意的主体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达到中庸的状态。

浙江一家竹编厂的厂长在经营过程中，除了狠抓产品质量，更注重感情投资，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终于使竹编厂立于同行业中领先者的地位。曾经有一个客户来竹编厂定制了18万件酒瓶套并签订了合同，但第二天这位客户却变了主意，只想订购6万件。厂长并没有因为客户变卦而大发脾气，而是心平气和地问客户到底出了什么事，并帮客户解决了困难。之后该客户一直订购竹编厂的酒瓶套。这是一个合理控制自己情绪从而给自己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和长久利益的成功事例。可见，能够良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于企业的成功，个人的安身立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人际关系论文篇（4）

1．以自我为中心。当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感受着家庭的温暖、亲人的溺爱，很自然地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习惯于站在自我的立场看待和处理问题，忽视他人和集体，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不能或者不愿深入地了解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常常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2．自卑与退缩。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甚至身体素质的差别很容易在学生心理上形成层次感。个别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学生，在来自大城市或者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来；部分同学悲伤于自己长相不好，口才欠佳，缺乏幽默感等等。他们对人际交往特别敏感，对交往中的负面因素考虑太多，总是极力回避，久而久之，逐渐形成自卑与退缩的性格，陷入焦虑、痛苦、自卑并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这类学生虽然相对较少，但危害极大，不容忽视。

3．情绪化倾向。情绪化是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不足的体现，表明了个人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幼稚。有些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过于情绪化，习惯于感情用事，高兴时满面春风，称兄道弟；不高兴时冷若冰霜，拒人千里。随自己心情的好坏决定对待他人的态度，不顾及他人感受，这就很容易伤害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使人感到不快，在心理上产生隔阂。

4．缺乏交往技巧。人际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对部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相对中学时代来说较为宽松和富有弹性。生活和环境的巨大变化使这些交往需求迫切但交往技巧相对不足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挫折而导致情感的损伤，这在大学新生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二、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的对策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个性品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强烈地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塑造健康的身心和形成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因此，探索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意义重大，措施如下：

1．优化人格。改造不良人格，培养和优化良好人格，这是建立和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大学生一定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和总结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培养热情开朗、积极果敢、自信宽容等优良品质，形成良好的人格魅力，同时，要善于向那些人际关系好的同学学习，使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逐步提高，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当然，人格的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学生只有在实践中反复地总结，不断地修正自己，才能日趋成熟。

2．加强指导。发挥大学“德育课”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开设适合大学生需求的心理课程进行集体辅导和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学会从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上，把握他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关注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把握他们的潜在意识和心态，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此外，还要配置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进行个别辅导，及时解答学生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困惑，使他们能及早走出心中的阴影，增强自信，克服自卑，在心灵上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

3．提升校园文化建品位。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丰富大学生的业余生活，陶冶情操，而且有助于大学生间正常的人际交往。举办各种讲座联谊会和其他形式的活动，可以为学生提供众多人际交往的机会。这就使他们既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又在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的群体氛围中协调、感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为他们的人际交往向纵深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的原因是很多的，仅仅依靠大学师生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家庭和社会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要让孩子有一个健康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孩子感受到亲情的美好并学会爱；对社会而言，要营造一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并尽最大的可能减少贫富差距，从而使大学生们能及早走出心中的阴影，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正常的交往中去。

参考文献

人际关系论文篇（5）

论文摘要：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对具体国际条约的具体分析。就国际人权法来说，由于国际人权条约的法理学基础是自然法学，国际法上的人权根本上是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因此，国际人权条约对缔约国的国内法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法条约执行体系中也显示出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的特点。然而，在具体的国际政治架构中，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是：在世界政治、经济逐渐一体化的情形下，国内法的权威性与绝对性相对减弱，人权的国际干预增加，经济手段将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人权法干预手段。 关健词：国际法；国内法；人权条约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难点，它不仅牵涉到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主体等国际法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也与法律的一般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离不开某个具体条约的具体分析，即某个具体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可能与另一个条约在国内法上的适用在范围与效力等方面有所不同；1同时也更离不开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很大方面制约着国际法的效力。纯粹的理论领域的讨论虽然是必须的，但会流于空洞，不但脱离了国际法的文本，也脱离了现实国际社会。本文试图从国际法一个分支——— 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际入手，讨论在具体的国际人权条约中，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 一、国内法对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是任意而非强制的 现代人权思想诞生于 18 世纪西欧的“启蒙时代”。基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18 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由国民议会通过的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采用了“人权”的字眼，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宣言》指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而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府存在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宣言》还列出各种主要的人权，如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无罪推定，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然而，随着19 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天赋人权转化为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 18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进一步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承认和尊重被殖民者、被征服者具有与之平等的人权的。人权思潮在19世纪的西方是相对衰落了。 尽管有关人权的个别领域、个别问题在此之后也有所成就，但人权问题广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心，并且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世界人权宣言》及随后的两个人权公约也应运而生。 所谓自然法是指来自自然并由自然 （有时是上帝）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它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权威性，它优先于任何实在法或任何社会的约定的标准，是道德判断的神圣之源。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人权观，是人道主义与自然权利概念的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之作为人具有自主、自尊、自私、自卫之类的本性，而这个本性就是人生存的权利，是人的尊严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本性相同，故只要是人，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每个人 都生而自由、平等，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即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可见，人权是人之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道义上的应该如此，而非法律上的可以如此。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是理想中的权利，而不是法定的权利、现实存在的权利。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自然权利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合，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是自然法赋予了自然权利以永恒的价值，同时也赋予它以道德的正义。米尔恩对国际人权法将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当作全人类普遍遵循的人权标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他看来，这种普遍的、绝对的、无差异的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是以绝对代替差异，以共性代替了个性，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与民族性。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米尔恩观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可从他的评述中进一步确认，国际人权在法理学上是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应然状态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实然的法律状态而存在的。事实上，米尔恩不同意自然人权哲学所谓人权绝对的普遍性，却同样认为，低度的普遍的人权应是以道德为根据的，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1 认识到国际人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权利而存在对认识国际人权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效力上是有区别的。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律权利，是指乙对甲负有可以依靠强制来履行的义务，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相对人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得这种义务不是必然的，必须实施的义务，不必然具有法律的效力。沿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可知，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所履行的义务在理论上是非必然的、非强制性的。 自然法意义上的国际法的人权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它为主权国家保障人权提供了一个价值目标。但是，在国际法的实际执行体系中，这一价值导向的权利，并不只是作为理论上的或理想性权利存在，而是被冠以实在法的形式出现，成为国内法的标准与准则。根据国际条约法，缔约国应严格执行公约的义务，违反公约义务的缔约国应承担国际责任，显然，“将人权价值追求的终极理想混淆为现实人权，以致形成了文件中人权观念与人权规范的内在矛盾。正是理论与实际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人权背景下国际法效力问题的争论。 二、国际人权法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越于国际法 如果说建立在自然法法理学基础上的国际人权决定了人权公约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的义务是任意性的，人权国际法在理论上无法以法律的名义撼动国内法的话，国际人权法文本则在诸多条款明确规定了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或国内法在特定的领域可以超越国际法。 1、国际法明文规定国家负有保护人权主要责任。《人权宣言》的序言指出，实现《宣言》宣布的共同人权标准，“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国家与国际都需采取渐进措施时，哪一个更重要呢？《曼谷宣言》进而指出：“国家负有主要责任，通过适当基础设施和机制来促进和保护人权，并认为必须主要通过这种机制和程序来寻求和给予补救。《突尼斯宣言》也指出， ”实施和促进人权的职责主要在于各国政府。“《美洲人权公约》序言载明，缔约的目的是”以公约的形式来加强或补充美洲国家国内法提供的保护“。《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同样规定各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负有首要责任与义务。“因此，人权的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首要的、行之有效的，人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和程序是第二位的，是对国内保护机制和程序的补充。 2、人权公约执行体系中，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超越国际法。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各缔约国有权对某些条约内容提出保留，被缔约国声明保留的公约内容不得对缔约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影响。因此各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时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提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这些保留与声明大至有三种类型，但保留比较多的一种类型就是：公约的内容与保留国的法律相抵触。当缔约国的法律的内容与国际公约相冲突，而本国既不愿修改本国法律，也不愿将自己置于公约之外时，保留条款为国内法提供了便利。所谓各自的需要无外乎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和经济条件，将国际人权法中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那一部分制约解除。可见，国家对人权公约某些条款拥有保留权，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国内法对国际法的优越权。 3、国际机构干预国内法行动的有一定的尺度与限度。按照《联合国宪章》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权条约设立的专门性人权机构以及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权能都是有限的。其一，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只有在缔约国承认人权委员会的权力时，该委员会才能行使它的管辖权。其二，个人在申诉国家的侵害时，其申诉程序受到严格的控制。人权受到侵犯的个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应当首先在其本国或当地国家寻求补救，只有用尽当地救济未果者才可寻求外交保护或国际保护。即使如此，国际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是将有关申诉资料回给于有关国家，最终补救实施者还是国家。其三，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指控的职权也是任择性的，并且委员会也只有在议定有关事项已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求助于和用尽了现有的国内救济办法后方能受理。 欧洲、美洲都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但这些机构也同样受到管辖权等程序上的限制，当事国赋予他们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是欧洲人权的当事国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件，欧洲人权法院在受理起诉后也只能作出原则性判决，而有关国家如何处理具体问题和如何补偿当事人，则属于有关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从1953年《欧洲人权公约》生效到1990年近40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权委员会所收到的来自缔约国的指控案件仅为18件，其中受到指控的缔约国只有4个，如此之少的原因，一方面有审理时间过长的考虑，更多的则在于各国对国际政治关系的考虑远远多于人权问题的考虑。相比之下，个人申诉的案件具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截止1989 年12月31日，到欧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登记的个人申诉案件有 15911项，但由于严格的条件限制，欧洲人权委员会实际宣布受理的案件只有670项，占总数的 4.2%.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人权审判举步维艰。 总之，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不仅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承认国际条约优越于本国宪法，而且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内法优越于或等同于国际法”。 三、人权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复杂性与发展趋势 人权自然法意义上国际法对国内法效力的缺失，人权执行体系中国内法优于国际法，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一致，符合《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各国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等原则，体现了主权的权威性与绝对性。这样说并不表明国际法对国内法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约束力，尤其是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关系框架内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上实际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不能违背联合国基本原则而用强制的手段对国家内部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因为国内法上的人权说到底是一个的内政问题，并和它的主权相关，只有在有关国家成为缔约国之后，国际法才能通过国内法而对人权的保护起作用。此种情况下，国际人权法无疑可以在人权保护的深度与广度上作为国内人权的价值引导、规则与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国内人权保护必然的当下实现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国内人权法需要国际人权法的监督与制约。就专制国家而言，其国内法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国际法可以通过干涉和制裁的方式，有效地遏制专制国家对人权的践踏迫使它保障人权并逐步向民主化过度。在人民主权的国家，一般来说，国内法具有道德基础和合法性，理论上讲，它是以保障人权为职责的。国际法的监督作用在此则可以使之更趋完善。但是无论是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人权的异化。因此，限制国家权力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复杂性的又一个表现在：国内法与国家的主权相关。就人权而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某种条件下就转变成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如果坚持国际法大于国内法效力、坚持人权大于主权，将有违国际法主权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并打破联合国宪章所营造的国际关系准则，会对国际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这在现实中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者，国际社会对严重违反人权或由于内战、动乱等缘故而出现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实施制裁 （包括经济的和军事的）和国际救济。如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制裁，1992年联合国授权美军到饱受内战和饥荒蹂躏的索马里救助饥民，1994年授权法军到发生了五十万人被屠杀的卢旺达设立安全区等，这种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干涉有效地阻止人权的恶化。另一种结果是，强权国家可以借维护人权对别国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属下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1991年通过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等。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权的双重标准问题。一个国家可以因自身的利益对自己国家与别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人权标准，或者是对两个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待。如美国不能容忍南斯拉夫塞族对阿族人权的践踏，却对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的大肆屠杀处之安然。这说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实际利益仍然是潜伏在国际法领域的重要的杠杆。 坚持主权大于人权，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最后一道道义上的盾牌。但主权绝对原则则可能导致对国内人权状况的忽视。 由此看来，人权可以抵制国家主权的滥用，主权可以限制以人权为借口的霸权，而受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干预，或者正义的 “人道主义干预”又可以给人权提供国际性的保护以免遭 主权的侵夺。问题是如何区分何者正义的，何者是非正义的，以及正确把握其间的界限。 国际法的基础来源于国际社会，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国际公法变化与发展的现实依据。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国际法制的逐步一体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形成了国际经济秩序法，国际间贸易、投资、金融等微观国际经济交往法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主要是政治外交关系的传统。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家经济间的越来越重的互相依赖性，使得国际间的经济制裁成为敦促国家保障人权一个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在目前以色列侵占巴基斯坦、严重违反 国际人权法的状况下，欧盟动议中止其与以色列的一切经贸往来，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际政治在国际法中起着的杠杆作用。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国际法得以存在的政治条件。国际公法是调节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没有了主权国家，国际公法也就无需存在。但是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人的理性程度的越来越高，人的主体性在众多关系中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即任何国家、组织不得以维护集体之名誉而损害人的自然权利，主权的相对价值日益明显，而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正在兴起。事实是，当人权公约中规定了个人可以超越国家直接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这一权利时，已在表明一种姿态：作为人类，必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这就是人类普遍的规则，也是自然法则。在人权这一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特殊关系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的效力正凸现它的自然正义的理论意义。因此，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国际人权法对国内法的制约性因素正在增多，制约的力量也在增强。这也是国内人权保护逐步向国际人权法所描绘的人权的理想境界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卢梭 . 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2。 夏勇 . 人权概念的起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20。 周辅成 .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 [Z]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82。 米尔恩 .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 人权哲学 （ 1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3.124-171。 韩大元，王世涛 .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J]. 法律科学，2001.。 赵建文 . 国际人权法的基石[J]. 法学研究，1999.。 白桂梅 . 国际法上的人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7。 龚刃韧 .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J].中外法学，1997.（5）。 夏清瑕

人际关系论文篇（6）

二、加强学校教育对改善人际关系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

学校是学生的精神家园，是学生精神的“栖息地”，精神家园意味着学生在校园里有家的感觉，校园人际关系如同“家人般”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源于“家人”并超越于“家人”的人际交往关系。[2]因此，处理好校园人际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学校是“家”的所在，那么，校方领导和各级教师就应扮演好“家长”的角色，他们有权利和义务去改善校园人际关系，使其回归到精神性、向善性和去功利性[2]的轨道上来，重塑校园人际的纯洁性和友爱性。学校教育的强制性和潜移默化性也有利于其更有效地实施教育，引导学生掌握交往技能、技巧，纠正认知偏差和归因错误，从课内到课外，从集体辅导到个别教育，从而人实现人际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人际冲突，给学生们创造一个友好的交友环境和和谐的学习氛围。重构校园人际关系具有基础和救赎性意义和价值，[2]是对生命的尊重和认可，是学校给社会的一个最美好的承诺。

三、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不协调的教育策略

大学生人际关系不佳，甚至升级为人际冲突，并不是毫无办法而言的，而是需要校方高度重视，聚各级教师的力量热忱的投入到改善人际关系的事业中去。

（一）文化课上传授技能、经验与开展人际交往课程相结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目标是消除心理疾病和一定程度上解决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才。而当今人际关系不和谐已经成为困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将人际交往教育设置成为一门课程，重点突出冲突应对措施，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单一的课程说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应在日常文化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加以指导，例如，注重加强大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形成正确的人生定位；采用“同理心”教育，引导学生想别人所想，而不只是记一人之利；教师也应提高个人修养，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教师出来的方式将直接以信息的形式投射到学生心中，并加以无意识模仿。

人际关系论文篇（7）

1.家庭教育环境的扭曲

现下社会，祖父母、父母、幼儿三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小家庭和少子家庭越来越多，而在人口集中的城市人们不得不住进高层住室，空间的变导致幼儿的活动也受到约束，他们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或玩玩具，社交能力的培养同时就受到了阻碍。玩是幼儿的天性，然而与其他小伙伴玩耍的同时避免不了与他人的冲突。他们可能因为一个玩具、一个过家家的角色、一个动画片而争执甚至拳打脚踢，此时，双方家长就会很快将自己幼儿带开，并私下劝其幼儿以后不要和另一个幼儿玩耍。于是幼儿获得与别的小孩交往的机会和积累与人沟通的经验就少了。

2.宣传媒体在幼儿人际关系中的影响

宣传媒体发展迅速，幼儿常涉及到的宣传媒体有：电视、电脑、CD、手机、小人书、漫画书、游戏。宣传媒体的广泛运用对幼儿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今，幼儿们不出家门就可以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设备来娱乐和打发时间。这种方式虽然增强了幼儿对多媒体的应用，提升了儿童手机信息和与人联系的速度，但是看电视的时候大脑是处于被动地接收外来信息，极大地限制了幼儿大脑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幼儿出门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减少了，另一方面，幼儿大脑与他人交往需要的主动性也减弱了。

二、幼师在幼儿人际关系中的作用

幼儿园是儿童走进社会的第一站，幼儿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幼儿的各个方面。在幼儿的心目中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会，一个多才多艺的幼师对成长中的幼儿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幼儿教师一定要以高超的教学能力，引导幼儿进行积极的社会交往。幼儿交往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人所造成的。作为教育者,不仅要认识到交往是幼儿的生活,是幼儿的需要和权利,还应切实体现在幼儿教育实践中。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自由天性。”我们应把“培养”与“教”放在同等位置甚至更高的位置，如果不去培养幼儿自己的能力，幼儿便不能自己更好地去适应复杂的社会。

三、如何培养幼儿的人际关系能力

1.幼儿的自我表现及交友

人参加群体活动是很社会交往的基础，可是许多幼儿却不知如何进入到群体活动中去。进入幼儿园的幼儿自理能力弱，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不是凭借单纯的知识技能可以直接获得的。而如今，幼儿们大多是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说话方式和行为态度都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与他人合作。创设平等、民主的交往氛围，帮助幼儿建立轻松和谐的同伴关系是帮助小朋友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2.创建开放式集体

个性、创造与协作、规则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在封闭的集体中，幼儿会变得保守、排他、计较的人。因此，幼儿教师要尊重幼儿的表现自由，尊重幼儿的内心的感受，引导幼儿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此外，不能按照大人的思路让幼儿去做，要认真对待幼儿的自身感受和想法，建立畅所欲言的人际交往环境，“开放感”产生“心安感”，它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开端。创建开放式集体，能从根本上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协作性和学习性。基本原理就是在确保表现自由的前提下，促进自我表现，这样每个幼儿都能以个体来发挥自己的潜力。

3.玩耍和游戏中培养

幼儿与外界接触少，所以缺少交朋友的经验。老师应该多组织幼儿们玩游戏，游戏中幼儿们与同伴会有更多的交流，他们会一起分享或共用玩具和游戏材料。游戏，特别是角色游戏，对幼儿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发起交往时，幼儿在角色游戏中更多采用主动邀请和言语协商策略，更少采用攻击和联合策略。同时也可以加些比赛项目，让他们在游戏中有领导、有分工，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游戏一方面增进了幼儿彼此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如果有了摩擦，也锻炼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总之，玩耍和游戏增加了幼儿间的交往机会，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4.关注孤立儿童

在幼儿游玩中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中的一员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地区不同，家庭教育不同，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不少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很难找到自然地融入集体的方法。长时间的与集体脱离，他们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得较孤僻、任性，不愿意和小朋友一起游戏，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常常闷闷不乐，甚至过分敏感。他们喜欢一个人呆在一边，不愿让别人接近他，更不会主动地与同伴玩合作游戏。这些幼儿有时还伴有小心眼、爱钻牛角尖的现象。这些不合群的心理特征严重影响着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宽容、理解地他们的行为，试着耐心地改变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创造他们在游戏中表现的机会。只有在温暖的教育环境中，幼儿才会喜欢和大家玩。对于不善交际的幼儿，如果老师能早发现、早引领，那么他们就能早点改变孤独的性格了。

作者:肖蔓 臧娴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参考文献：

[1]小田丰.幼教与教师-关注幼儿的个性培养.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人际关系论文篇（8）

1.1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学生性格的偏差。家庭对孩子过分疼爱，使他们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封闭式的住房、日趋生疏的人际关系又使他们内心世界封闭，不易接受别人。这样的学生性格既固执又脆弱，稍微有一点冲突便容易激化。另一方面，学生存在厌学情绪。由于学习基础差，学习跟不上，常遭挫折，产生厌学情绪；有的学生，由于成绩不理想，自尊心得不到满足，于是以抵触乃至抵抗行为来引人注意等等。

1.2教师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否认，教师自身讲课精彩程度不够，教学方法单一，不能持续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面对不懂事的甚至是不懂道理的学生，教师常常产生激怒的情绪，严厉惩处，简单或者缺乏艺术性的处理方式是学生厌恶老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坦白地讲，还是爱的程度不够、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强造成的。

1.3外部环境的影响问题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看起来矛盾的双方涉及的只是教师和学生，但是真的仅此而已吗？在一个没有浓郁的尊师爱教的氛围里，单靠制度去强硬地实施管理行为，其效果是难以保证的。更何况教学不是制造业，教学除了标准化要求外，更多的是需要教师带着激情的创造性的劳动和爱的无私付出。能想象一个经常性受批评、指责的人，会有一个健康阳光的心理？又怎能要求他们将微笑与爱心发自肺腑自然地流出呢？

2疏缓师生之间人际关系的建议

教师与学生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实质性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不可调和，通过适当的方法还是可以疏缓乃至达到和谐。

2.1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为学生和教师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使校园成为师生身心愉悦、情感陶冶的幸福乐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充分体现学校个性魅力和办学特色的校园文化。在这样一个健康文明、积极向上、开拓创新、团结合作的氛围里，师生员工相互关心、相互尊重，自然而然地达到感染人、熏陶和塑造人的良性循环的教学目的。

2.2以爱为本，对学生多一点尊重、信任和欣赏爱心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而信其道才能好其道乃至行其道。“亲师”，指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接受老师教育的前提，只有拥有这个前提，教师才享有威信，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你的教育。充分尊重学生，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一定的理解与宽容。当然，教师的爱决不是让学生放任自流，一味迁就，而是爱中有严，严而有度。被人欣赏无疑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被点燃的信任；欣赏别人更是一种境界和美德，是一种沙里淘金、发现绿洲的快乐。教师带着欣赏的眼光和积极的心态投身于教学活动，教师真诚的期待不仅能诱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激情，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学生智力和个性的发展。

人际关系论文篇（9）

2.人际关系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管理者在企业中是权力的代表，在企业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管理的成效好坏不仅依赖于制度层面，更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形象、威信、号召力等，也就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如何，员工是否愿意服从管理者的领导和安排。因此，在企业中，人际关系的好坏对于发挥企业管理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企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就管理者来说,和谐的人际关系体现在个人的威信、号召力和说服力上。管理是通过对他人行为的约束来达到一定的标准，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必须做好人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遇到问题，有些管理者讲道理，职工爱听，有的管理者做思想工作，职工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意接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在职工心目中有无良好形象，有无强大的号召力，有无站在职工角度说话等等。因此，管理者要与职工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体贴关心群众，才能让群众心服口服，便于更好地实现管理效果。

(2)就管理层来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利于沟通,便于工作的开展。在管理工作中,有时碰到平级单位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如面对问题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不顾及对方的利益,会造成无法预想的后患，矛盾积压升级，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影响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果双方关系和谐,则可以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尽量兼顾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3)就企业来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凝心聚力，发挥巨大的正能量，促进管理升级。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由此可见，人们从事活动就是为了取得物质利益,取得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企业与职工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关系,因此,作为企业管理者在兼顾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必须把职工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管理的功能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达到相对公平的状态，不能挫伤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其次要多花时间了解职工，关心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困难诉求，对于职工反映的问题，做到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愿意为“大家”奉献，发挥自身最大的能量。

3.管理者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完善

因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理念和做法，管理者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模式，必须多在职工身上下功夫，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1）了解职工是搞好人际关系的前提。管理者要建立员工信息档案，做到员工家庭情况清、身体状况清、工作状态清。管理者要多关注员工工作情况，了解员工性格脾气、兴趣爱好、思想动态、困难诉求、员工的心理变化等。管理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利用一切机会，亲近职工，与职工交心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想法,使职工获得亲切感,体会到自身在企业中的价值与地位。

(2)信任职工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管理者要以诚待人、信任职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才能消除分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各层次的管理者和职工在自己的范围内工作,下级信任上级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上级要以身作则、公平待人。这就要求每个管理者要严以律己,不,不优待亲友;在遇到牵扯职工个人利益的敏感问题时,要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奖惩合理，有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任人唯贤，不让老实人和埋头苦干的人吃亏，以作为论地位，以业绩论英雄，才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心甘情愿为企业做贡献。

(3)与上级建立良好关系是搞好人际关系的必要环节。管理者如果不能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职工开展工作便会遇到重重阻碍,只有管理者从上级那里得到必要的支持,才能做好经营管理工作。管理者应认真领会上级精神，做到上级指示要求，下级认真执行,对领导指示的事情,如有不明确的地方,必须向领导请示,尽可能和领导协调后再执行。工作告一段落向领导报告,意在让领导充分了解本单位的工作情况并取得进一步的指示或协助。

人际关系论文篇（10）

一、山西票号制度 山西票号在我国的近代金融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它的成功得益于其一整套的制度，正是靠这些用人、经营上的制度山西票号才能生存壮大。主要的制度包括东伙合作制、身股制度、学徒制度、贷款运作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 1.东伙合作制。在晋商中有一部分人，当自己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把资本交给他人经营，自己则享受有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营的人当时叫做伙计或合伙人，这样的制度便被称为东伙合作制。后来的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伙合作制，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票号多为合资而非独资。票号的资本数额一般都相当之大，既有本族至亲者所出，也有志同道合者所出，而后者在票号发展的全盛时期所占比重更大。经营票号是一项风险大、极需经营能力的事业，因此就需要聘用才能出众的经营者。 在山西票号中，出资者叫做东家，经营者叫做掌柜。东家如果决定聘请掌柜来经营票号，则需要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力、利益。东家的责任与职权，就是“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执行裁定。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即东家完全将票号的经营交给掌柜，不予过问，但奖惩、分红之事由东家裁定；如果票号因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则东家要负无限责任。掌柜在号内“有无上之权力，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皆须听命于管事。”大掌柜在经营管理方面，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没有专门监督和制约大掌柜的人员、机构和势力。从权力的集中性方面来看，票号中的大掌柜要比现代企业中的总经理大的多。而且分号的设立也完全有大掌柜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分号的经理由大掌柜任命，员工由大掌柜选派，一切都以总号为中心，分号不过是总号的辅助机关而已。 2.身股制度。山西票号实行股份制，在股份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股份：身股，又称人力股。即经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业绩在票号中享有一定的股份，这种股份无须出资，但是和银股一样享有分红的权利。这是一种激励制度，东家认识到票号的经营与票号中的每个员工密切相关，所以要发展出能够激励员工积极性的制度。东家根据经理、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各自所得身股的份额，并以此为依据参与票号每个账期与银股一样分红，这在票号中俗称“顶生意”。身股分红所得远远高于薪金，它对票号中人具有非常强烈的诱惑力。如果表现好，每次账期后其身股份额又会相应增加。身股资格的获得，即无特殊要求，也无名额比例，只要忠实敬业，不犯过错，待服务至一定年限，人人都有顶身股的机会。身股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广大票号员工，极大地调动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大大减少了因员工失职而造成的损失。 在山西票号中，顶有身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每个顶身股者所顶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所以身股的总额就不断增大。而股东所投入的股银，尽管总额也在不断增多，但其股数却始终不变。也就是说，身股增加的股数，可以直接加入身股总额参与分红，而银股只能以“倍本”的名义增加只能获取利息，而不能加入银股总额参与分红。这种情况有力说明，在山西票号中身股比银股处于更有优越的地位。 3.学徒制度。山西票号对于员工的选拔也有其一套严格的规范。山西票号所用员工，起码须具备两个条件：(1)必须为山西人，这样既便于管理，又惠及同乡，将就业机会留给同乡之人。(2)必须有家道殷实者的担保，被保证人“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由于保证人责任重大，若无特殊关系，并不易找。保证人还必须和总号有利害关系，票号的东家不得向本票号推荐学徒。 有了保证人的担保，还必须通过相应的考察和考试。考察和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询问被考察者的身世，祖上三代做何职业，出身贵贱，本人履历资格。所以询及三代，是担心祖上为人不正，恐有不良遗传。(2)测试智力文字。测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以对被测试者的能力做出判断。所有测试全部合格，即可“择日进号”。这种严格的选拔制度，尤其是重视出身和品德的选拔标准，为票号的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使票号在日常的经营中，很少由于员工的失职而遭受损失。 学徒自入号起，总号就要选派年资较深、顶有较多身股的业务骨干，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培养和训练；有的票号则由总号大掌柜直接管理和训练，统以三年为一个班期。训练学徒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1)业务和技能培训：包括珠 算、习字、抄录信稿、办理汇兑、存款业务、放款业务、熟记银两成色及其兑换口诀等。(2)职业道德培训：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戒奢华等。其中，信用教育和信义教育是重点和中心。以信义取利，是晋商的传统美德。许多商号都是通过祭祀关公，进行这一传统美德教育的。关公是以“义行天下”，“义冠古今”的人伦师表，在人们的心目中，关公就是义的化身。 学徒在总号三年训练期满并经考核合格后，才能被派往分号做事。票号对于学徒期满的考核，特别强调通过实践来检验人识别人。特别注重“侧重实验”，他们认为“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晓，“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一知其究竟”。所以学徒通过期满考核后，还必须进行班期考核。要正确评价一个员工的才能与业绩，必须放在一定的班期内，观察他的整个做事过程。而一个员工要想取得身股资格，必须通过三年学徒期和七年班期考核，且无任何过失。 4.贷款运作制度。山西票号放贷的对象，主要为官员、商铺、钱庄，一向仅凭信用，不需抵押。一般是视贷款人的财产状况，如果可靠，只需一两位保证人作保，即可贷与。如果是由信用的常年客户，则保证人也不需要。在当时的山西票号中，有着“万两银子一句话”的说法，这也是后来山西票号出现巨大经营风险的原因之一。 贷款的决策由掌柜说了算，而贷款出了问题掌柜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后来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身股制度在它的发展和兴盛时期，权责利的失衡被盈利所掩盖，大掌柜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走上了经营超越存款总额甚至资本总额的大量借贷的危险道路，再加上缺乏监督大掌柜的贪欲恶性膨胀，进一步加剧了票号的倒闭风险。 二、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票号制度运作的基础 从上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山西票号的各种制度人格化的色彩很浓，这些制度只有嵌入到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东家和掌柜之间的合约关系是一种以信义为基础的制度，即凭人办事，凭信义合作，不要保证。票号成立之时，由东家出资，聘请总经理（大掌柜），双方书写合约，即完成了立法手续。这样的一种委托关系完全是凭东家和掌柜之间的人际信任。因此，东家非对大掌柜的才华、品德、家庭、身世、经验等有相当透彻的了解，是不会加以聘任的。然而一旦决定聘用，就按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让大掌柜放手经营。在一些山西票号的合约上，写有东家和掌柜负有“同心协力”或“东家同心，伙友协力”的义务，以企“蒙天获利”，“而垂永远无弊之事业”的字样。 东家对掌柜及其他的员工也有身股制度作为激励，但身股制度依然是要靠人际信任来运作。能顶有身股，靠的是员工在票号中的表现，包括品德、经营能力，决定是否给员工身股的是东家，也就是说给员工身股需要东家对于员工的高度信任，这依然是一种人际信任。身股虽然享有分红的权利，分红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对票号的利润进行提成，这是制度中抽象化的地方，但是这依然是建立在东家对身股持有者本身的认可之上的，是先有身股身份的认可，再有利润的分红。 学徒制度也是深深嵌入在人际网络中，进入票号当学徒必须是山西本地人，这样知根知底容易管理，且必须有介绍人，介绍人了解学徒的很多情况，这样学徒的人品能力等就有了一定的保证，且规定介绍人对学徒承担保证责任。员工在票号中被看重的是品德和经营才能，这些都是通过时间让周围的人来评价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评定标准，也呈现出十分浓厚的人格化色彩。从选拔到学徒期到班期考核都是在一个人际的环境中来评价员工的表现，身股制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贷款运作也完全是信用贷款，无需抵押，只需一两位保证人，这就将贷款的信任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贷款人本身的信誉还是保证人的信誉，都是人际信任，而同时期的外资银行普遍采用抵押贷款。 可以看出，这些制度是依靠传统的私人之间的信任来运作的，因此人为的因素在整个票号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任何经济交易都必须有信任才能达成，而信任的类型、性质又是和这个社会的社会传统、文化、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其信任也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按照Clifford Geertz (1962)的观点，一个金融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就看它的社会性功能还剩下多少，越是传统的社会，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越是分不开，而现代的银行制度则只有经济功能，完全没有社会功能。在山西票号的金融运作机制中，其金融功能 是“嵌入”在社会功能中的，它不能离开传统的人际关系发挥作用。每个票号在用人和业务上都是由若干个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组成，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按照费孝通(1998)所说的“差序格局”和“自我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 三、与现代制度的比较：票号衰败的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形式合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斯·韦伯，2004），表现为抽象化和非人格化的制度成为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称为“抽象社会”， 抽象社会有三个特征: 1.程序性：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互动过程的进行是借助某种程式化和类型化的做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科层制和现代市场交易中。 2.反思性：在抽象社会中，许多具体的互动和认同过程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超越具体情景的框架，这种框架很难还原为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经验。 3.非人格化：绝大多数互动过程设计的机制、知识或观念，都与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无关。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些机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对人格关系的克服。所以在现代性的讨论中，才会有那么多的关于形式合理性对于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摧残的声音，马克思(1979)的“异化”理论，韦伯(1986)的“铁笼”说，都是对现代性的这种特征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但是现代社会的效率和生命力也是得益于这种形式合理性的制度，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出现了“公”的“私”的彻底分离，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具有了独立性。对人格化的克服使得社会组织和原则的存续成为可能，无论是一个政府组织，还是一个企业组织，都是一个具备了独立性的公共领域，都不必担心因为某个人的离职或死亡而出现危机，组织制度本身具有了稳定性和生命力。所以才会有那些上百年的大公司，创始人早已归去，但公司依然在人与人的来来往往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才会有一个现在的政府依然按照几百年前建国的那些原则担当着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职责。 这样的形式合理性表现在企业上就是一系列制度，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经营者和员工有一套用来激励和约束其行为的根据抽象的经营利润原则制定的制度，在企业的经营事务上有着既定的决策程序，个人的随意性对决策的影响不大，等等。在这样的形式合理性下，企业的运作靠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这样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传统，一种由来已久的性格，韦伯说这是西方社会特有的产物，而自从全球化的进程以来其他很多国家都试图移植这种性格，但很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移植的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产生的传统却无法移植，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传统的面前承认人为力量的渺小，我们可以谈论它，但我们似乎不能改变什么。 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在于其内部机制：1.对于大掌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由于权利和义务的失衡，就使以大掌柜为代表的身股享有者所享受到的分红，成为一种不承担赔偿义务的“搭便车”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势必导致大掌柜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的产生。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后，出现超越存款总额乃至资本总额的信用借贷的大量投放和缺乏监督的大掌柜权欲恶性膨胀的总根源。票号缺乏对掌柜的制度化约束，光凭信义无法解决监督问题。 2.信用贷款的缺陷，票号贷款无需任何抵押，仅凭人际信任，当时外资银行都实行抵押贷款制度，能有效地控制贷款风险。这样的贷款模式不能给掌柜的权力造成任何约束，掌柜的个人因素在贷款中起到决定作用，也不能在贷款人出现还款风险时对还款人进行约束。 3.组建现代银行的失败。“从1908 年初开始，李宏龄等人多次采用信函和当面陈述方式，向各票号总号经理和股东进行劝说和鼓动，并寻求各票号在各地分号经理的支持，但最终受到以李宏龄的上级——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为首的各老号经理与股东的否决而告失败。此为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此后，山西票号又曾经两次提出合组，但均以失败告终。山西票号也随之逐一走向覆灭。”各家票号是一个个私人的关系网络，而组建新式银行是要整合成一个公共组织，这个公共组织要有其一套独立的运作制度，而这种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建立的土壤，它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往往与传统的私人人际网络中的很多原则相悖。如很多掌柜有着“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心态，不肯放弃自己的即得地位和利益。（纪录片《晋商》，2004）而各家票号原来在人事、客户方面都有自己既定的关系网络，“策划建立的合组银行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多家票号在组织、人员、业务、 责任和利益的混合，难免界限不清，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离心力。”新式银行所需要的一套非人格化的、公共性的制度无法在这多个原有的私人关系网络上建立起来，所以组建银行的设想也只能是李宏龄等人的美好愿望而已。 山西票号辉煌了一百多年，但是最终还是在现代外资银行的冲击下衰败了，它没有现代银行的一套非人格化的制度，如果按现代制度的定义，它的那套运作机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制度”。个人的人品、经营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保证一项事业的传承和延续，况且人还有那么多弱点和私欲。惟有制度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显现出它永久的生命力，它的抽象性、理性和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进行制度创新依然是我们今天事业的重中之重。而制度的形成又不可能脱离传统，这就显现出这项工作的艰巨和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纪录片:《晋商》，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04 李猛:1999，“论抽象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9第1期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恩全集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马克斯·韦伯: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986 石骏:《汇通天下的晋商》[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1]徐华:2007，“山西票号缘何走向消亡”[J].《中国改革》第5期 [12]张桂萍:《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3]郑也夫:《信任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4]Clifford Geertz， 1962，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 “Middle Rung” in Development.”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 (3):241-26

人际关系论文篇（11）

二、代际关系新走向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代际关系也必然会发生显著地变化。我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是基于孝道伦理的关系状态，而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代际关系将呈现出新的走向，代际关系中的资源流转出现了新的变化。

1.“貌分而实不离”的代际趋向

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导致家庭模式变化显著，逐步从“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的倾向要强于选择与子女或后代居住的倾向，说明目前老年人愿意独立居住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大量事实证明，分开居住而彼此仍然互相关照的形式既有助于维护我国尊老爱幼的伦理传统，又适应两代人各自的需求，并保持着和谐的代际关系。

2.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

近年来，出现了关注下一代甚于关注上一代的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即表现为尊老不足而爱幼有余。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对老人人格的不尊重、是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不尊重、是对老人精神、情感需求的不尊重。“隔代亲”现象在当今中国家庭生活中表现的极为明显。这一转变的积极意义在于：消解了传统的封建家长制，使当今家庭关系更加民主和谐融洽。而这一转变的消极作用在于：在不少家庭中出现了爱幼不敬老的倾向，引发代际冲突，亲子关系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