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大全11篇

海外传播论文篇（1）

（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历史上，各方人士曾为中国丰富深邃的多样性文化价值所倾倒。中国文化具有广远的开放性，秉持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在文化上，中国真正实现了有学无类、有教无类，大胆从各种文化中吸收营养。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有过数次交汇，出现了数次文化传播高潮。以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为标志，中国文化从东、西、南三个方面与外部文化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深入交流，确立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中国通过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确立了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造就了盛唐气象，中国文化自此向外辐射象扩散，构成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主干。随着明清时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播，中国的学术典籍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被介绍到欧洲，中国文化对正在兴起的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2]目前，面对当代的世界性问题———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摆脱物质万能的文化束缚、应对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等，中国传统文化又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整合价值。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挑战，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其优良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我们在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如果忽视了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因此国内文化学界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新子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说。我国传统知识系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王官之学，它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识系统并加以创造发明的礼乐祭祀文化，后人加工整理形成谱系较为完备的“六经”系统；一为诸子之学，它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3]“新子学”强调，所谓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复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独尊儒家，视其为唯一，而是复兴一种繁荣的、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4]它强调，中华文化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同时要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理念得到完美结合，并转化为当今社会的精神智慧之源，最终发展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的中华文化。

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必要性

（一）共享性文化具有共享性。美国文化学家格特每德•杰埃格与菲利普•塞尔斯尼克说过：“尽管文化植根于个人的需要和现实当中，但它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应该将其视为全人类共同具有的或广泛见于人群的共同现象。”[5（]P.5）这种共享性既体现在族群内的个体之间，更体现为文化间的交融与协同发展，只有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文化的共享。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深入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已经充分表明，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形式，其传播的基点往往建立在文化之间共有的普世价值体系和相通的文化内核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其中许多具有普世价值。国内学者关世杰曾委托美国国际抽样调查公司于2011年11月对美国民众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在89万多份客户样本中，回收1217份，剔除了逻辑上有问题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175份。其中一项“中国文化表现形式中哪些最有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国文化表现形式对86%的美国受访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列举的24种中国文化表现形式中，中餐、中国历史、中国名胜、古迹、功夫、中医名列前五名。另一项数据显示：12项中华核心价值观中，有8项获得50%以上的美国受访者赞成，分别为:义、仁、恕、孝、天人合一、和谐世界、和而不同、礼，可视为多数人基本共享的价值观。

（二）冲突性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倡导文化的多元发展，随着世界各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往来的日益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日益频繁，而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多样性态势下的必然结果，作为群体共享的文化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冲突和碰撞。正如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所说：“我们在倡导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全世界的人对中国文化都了解，直接学就行，其实对方是真不了解。我们自己再不去表达，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误解。”[7]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日益凸显，与他国的经济往来、政治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逐渐成为从政府到民间的一种交往常态。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不仅是文化兴趣上的需求，也是实现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孔子学院与海外文化传播

孔子学院作为一种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即为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探索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始终是孔子学院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当前孔子学院在海外文化传播中要抓好两个结合，即“精英化和大众化的结合”“特色化与本土化的结合”，真正做到多种传播模式互动的有效机制。

海外传播论文篇（2）

中国的国际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增进了解,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互利共赢,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和平使者,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海外族群之一。在过去30年里,海外华人身体力行,让中国与世界汇聚在一起,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海外华文媒体是连接海外华人与祖国和所在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服务于海外华人,在满足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和信息需求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服务海外华人,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加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海外华文网络媒体是全球中文网络媒体的发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就开始了利用互联网与远方同学进行交流的尝试。1989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们创办了第一个英语华人网络电子刊物,1991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1992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个中文网络论坛。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在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中不断发展壮大,与传统的海外华文报业和广播电视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由于传统海外华文报业受到地域限制,只能在华人集中的大都市发展,而传统的广播电视受到转播条件的限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华人仍旧看不到华文报纸,也没有华文的广播电视。唯有网络媒体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特点,而且信息及时迅速又便于随时反馈意见,加上海外华人新移民多为上网族,目前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最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了遍及全球五大洲庞大的华文网络媒体群。

有关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战后期新加坡出现了一批研究学者,出版了一些学术研究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些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学者和专著,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王士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还有数量可观的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的专题研究论文,都对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本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闻社分别主办了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特别是中国新闻社,自2001年始,每两年一届,已经主办了4届论坛,海内外华文媒体同业聚集一堂,加强联谊与合作,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两大趋势下海外华文传媒如何应对和变化,海外华人媒体的历史与现状、跨文化传播等诸多论题。中国新闻社编辑出版了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为深入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奠定了基础。

稍感不足的是,过去出版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中,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和新加坡华文媒体的居多,对于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华文媒体研究不足;侧重于历史研究,对于最近30年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变化研究不足;侧重于对海外华文报业的研究,对于网络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研究不足。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的由美籍华人李大玖撰写的专著《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曾经在美国华文媒体新闻第一线工作多年,从记者到副总编,熟悉和了解海外华文媒体的各个工作环节和运作方式,作者以跨文化视角和传播学理论研究探讨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产生、繁荣与发展的社会因素与文化背景,以新思路开拓了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研究范畴的拓展

1.媒体研究范畴的拓展:新书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跨文化传播特点的大众媒介的特殊传播体系进行研究。以前的学者多数将海外华文媒体视为中国新闻史的海外分支,其研究对象多数限于狭义的海外华文媒体――由海外华人创办的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以外地区发行的报业。新书以海外华人网站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海外华人创办的报纸和电视广播,将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义拓展为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出版发行的以汉语言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介,将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网络媒体和海外有影响力的各种英文媒体的中文版(如华尔街日报、BBC、金融时报等)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媒介传播体系进行研究,突出了海外华文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将同一媒介市场环境中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报纸、网站、广播电视都纳入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范畴,有利于以大众传播学理论分析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利于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市场运作机制,有利于全面地分析研究海外华文媒体产生、生存及发展的规律。新书将海外华文网络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最近数十年,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新移民舆论最大的集散地与整合地。

2.受众研究范围的拓展:关于“海外华人”有诸多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辞海》对“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严格的界定:“海外华人”是“已经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是外国公民,亦称外籍华人”;“华侨”“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这是狭义意义上的“海外华人”和“华侨”,以是否获得外国国籍和外国永久居留身份为区隔。海外的词典字典百科全书多从血缘和民族性来界定,牛津字典“华人(Chinese)”定义为“A native or national of China”或者 “Person of Chinese descent”,“A native or national”可以有多种翻译,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以民族和血缘、祖籍加以区分和界定。美国人口普查以“Chinese”统称所有具有中华民族血缘的人;美国政府将人口按种族分为六大类: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或具有黑人血统的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这是因为当海外华人置身于一个与其他民族杂处的社会环境中时,“Chinese”就不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而被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族群,其自身的独特身份、是否持有中国护照,是留学生还是已经在当地居留多年等等反而被忽略不计了。新书采用美国国家人口局的分类,以“海外华人”泛指所有居住在两岸四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将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居留的华人都纳入研究范畴,不仅能够适应海外华人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而且便于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受众研究。最近30年,欧美等国海外华人新移民人口成倍增长,已经成为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主流。只要他/她具有中华民族血缘,能够阅读中文,都有可能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受众,都应该被纳入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研究范畴,无论他/她持有什么样的身份或者签证,无论他/她以什么样的目的长期或短期旅居海外。

资料搜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我国学者王士谷、程曼丽等人在海外华文媒体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全球五大洲,而且历史跨度近两百年,因此资料搜集整理非常困难,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更加困难。互联网是一种新兴媒体,由于缺乏专业的资料保存系统,很多网络媒体的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为研究网络媒体发展史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新书的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最近20年崛起于海外的华文网络媒体,在IT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的网络资料,并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利用一些著名的网络评估公司的资料多方面加以补充相互印证,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专著。特别是新书搜集并保留了大量的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创始时期的资料,弥足珍贵。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新思维

海外华文媒体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如果忽略其跨文化传播特征,忽略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内地媒体的差距,很容易陷入泥潭甚至误导读者。新书将研究对象还原于跨文化语境中,有利于更准确把握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最近数十年,新闻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领域都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将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新闻史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深入进行新闻史研究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的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积极尝试。

海外传播论文篇（3）

海洋文化就是用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中国海洋文化的特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自然经济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及其特色、港口经济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及其特色、国际航运中心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及其特色。本文结合中国海洋文化的这三方面特色对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进行研究。

一、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海洋文化是海洋与文化的结合，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通过对我国沿海部分城市居民、旅居国外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中做的调查问卷，走访了一部分专家、学者，查询了一些国内外资料，找到了一些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积极的对策。

（一）传播中国的海洋文化，让世界对中国的海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利于中国海洋资源的开发、海上贸易的加强，使中国的海产品更多地走向世界。

（二）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海岸线长，沿海地区气候宜人、风光旖旎，使海洋成为周边国家人们向往的休闲娱乐胜地。嬉水、扬帆、冲浪等水上活动，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有利于人们心情愉悦。

（三）有利于中国海洋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并加大中国海洋旅游文化开发的深度。比如向其他国家学习，建造台风博物馆、海洋渔业博物馆、盐业博物馆、灯塔博物馆、岛礁博物馆、珊瑚馆、贝壳博物馆等，举办沙雕艺术节，中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在继续发展海滨旅游的同时，加速海岛旅游的开发，加大力度开发帆船、滑水、冲浪等海面旅游项目和远洋、深海旅游项目，突出中国海洋旅游文化的特点。

（四）吸引着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建港，使海港产业文化为中国带来无限的商机。

（五）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有助于加强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避免对海洋资源掠夺式开发的现象。保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降低物种灭绝的危险。

（六）传播中国海洋文化有利于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海洋科学研究比较先进，多与这些国家进行技术方面的交流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

（七）举办中外海洋文化交流会、举办各类展览会、贸易洽谈会等对外文化传播活动。选择传播载体，拓宽传播途径。我们要大力发展外向型海洋文化产业。政府要重点扶持能传播和宣扬既有中国特性又具普世性的海洋文化价值观的广播、影视作品。以基金会、奖励、补贴和免税等方式开拓相关的大众媒介产品的国际市场。要以国际性会议为契机，搭建同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通过海洋文化的整合、设计和引导，使真实的中国海洋文化呈现在世界面前。抓住传播重点，注重语言传播，所以也要积极扶植以海外华语观众为主要对象的中文电视广播节目，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推荐中国的海洋文化。

二、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坚持的原则

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综合系统已具备一定影响力，但需要逐渐构筑起国际传播现代构架。对外传播活动存在着传播渠道单一缺乏体系、传播内容碎片化、对外传播活动的零散性、对外传播地域建设的匮乏、对外传播活动的意义模糊等现象，影响了对外传播效果。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除大众传播之外，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需要共同构成一个综合系统。

传播中国海洋文化要注意中外海洋文化的差异，传播内容要仔细研究和筛选，强调中国的民族性，兼顾世界性，更多关注当代海洋文化的内容。传播方式要刚柔并济，避免程式化，要注重亲和力，力求幽默客观不能生硬，不要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对欧美，可以淡化政治色彩，先求文化认同，再求政治理解。

对中国海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研究，以求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方式，使中国的海洋文化得到世界的、更广泛的认同，以期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安然.论城市文化与大连市海洋文化建设[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

[2] 蔡丰明.上海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发展及其民俗表征[J].文化艺术研究，2010（10）.

[3] 传承文化精髓打造海洋品牌――历届海洋文化节再回首[EB/OL].http：///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5489，2013-06-14.

[4] 郭亚贞，刘金立.大陆地区海洋文化研究与建设[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l0（11）.

[5] 丰驽雷姆・伯顿著.史安斌主译.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海外传播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I23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145-006

黄梅戏是一个艺术宝藏，它已发展成为在中国流行区域最广、观众年龄及文化层次涵盖面最大、对其他艺术门类兼容性最强的戏曲类型。[1]加强黄梅戏的海外传播，既是这一文化形态持久发展的需要，也是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需要，对于加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促进黄梅戏艺术传承创新，提升黄梅戏自身发展力；对于联络海外华人情谊，激发海外华人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信和中华文化凝聚力；对于展示中华文化和安徽地方特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推进中华文化和安徽地方特色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海外传播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梅戏从赴朝鲜演出到在美国高校巡演，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为其进一步推进海外传播打下了良好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梅开一度阶段。这是当代黄梅戏在海外传播的起步阶段。1953年，黄梅戏走出国门，赴朝鲜演出。1959年底，电影《天仙配》正式向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是黄梅戏梅开一度时期的代表作品。它一经推出就被推荐参加第九届国际电影节，并在埃及和芬兰中国电影周上映，成功跨入国际影坛。这部电影在香港地区的公映也斩获成功，出现了连续上映35天280场的空前盛况，甚至打破了以往在香港放映过的欧美影片的票房纪录。黄梅戏电影诞生之初的约十年时间里，大陆拍摄了近20部黄梅戏电影。香港地区的影片公司当时拍摄的黄梅戏电影被称作黄梅调电影，是此时大陆黄梅戏电影产量的近3倍。

（二）梅开二度阶段。当代黄梅戏海外传播在这个阶段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它始于改革开放。安徽黄梅戏数度赴港澳台地区演出，受到观众的赞扬和鼓励，促进了黄梅戏事业的繁荣。一是在港澳地区演出获得成功。1981年冬，安徽黄梅戏剧团第一次抵达香港，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天仙配》、《女驸马》和《罗帕记》三出、共计8场的经典剧目，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演出期间，不仅电台播放黄梅戏，就连许多商店也通过播放黄梅调来招揽顾客，甚至有两位日本东方艺术研究专家专程赴港观看了全部的8场表演。此次黄梅戏在香港的首度演出是香港黄梅戏兴起以来的又一次热潮。1987年，以电视片形式出现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七仙女与董永》、《天之娇女》和《血冤》陆续对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发行，对扩大黄梅戏在海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1993年秋末冬初，马兰、黄新德领衔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赴港澳地区演出《红楼梦》。三场演出之后，不论是观众、演出的主办单位，还是港澳媒体，无不对此次黄梅戏演出赞赏有加。黄梅戏在海外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同时还增加了马兰等黄梅戏艺术家的知名度。二是引起众多海外学者关注。黄梅戏在海外扬名，不仅让受众得到了艺术享受，同时也吸引了海外汉学研究者的目光。1988年，汉学家罗志豪、国际传统音乐协会德意志分会主席柏兰德尔博士、巴姆贝尔克大学女教授音乐科学家布吕克博士、北爱尔兰女王大学音乐与汉学教授沃尔皮特博士、汉学家吉尔特女士，亲临我国，考察了安徽黄梅戏学校的戏曲教学，参观了黄梅戏剧院，观看了黄梅剧团演出，并与戏曲理论家、导演、剧作家、黄梅戏作曲家、表演艺术家、民族乐器演奏家等作了专题学术交流。

（三）梅开三度阶段。这是黄梅戏海外传播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发展的阶段。与黄梅戏在梅开一度和梅开二度阶段风靡大陆、轰动港澳所不同的是，进入世纪之交，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虽然黄梅戏的新剧也在不断创作诞生，但在黄梅戏新剧中经典剧目缺乏，同时受演出市场和其他表演艺术样式的冲击，黄梅戏的显性观众群体有萎缩趋势，但还是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隐性观众群存在。[2]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唱响黄梅戏”的号召下，黄梅戏人努力探寻创新黄梅戏海外传播之路。一是运用信息技术，扩大海外传播。2005年，经典剧目《天仙配》被拍摄成VCD对海内外公开发行。这是传统戏曲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让中华文化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新探索。之后，安徽新华音像出版社和安徽演艺集团为推动当代黄梅戏的对外传播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安徽新华音像出版社在台湾地区销售了第一批富有安徽地方特色的黄梅戏光盘。除此，安徽演艺集团还与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合作，内容包括共同策划并组织适合美国表演市场、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剧目，开拓海外演出。2013年，《女驸马》在第六届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中荣获最高大奖“特别奖”。2014年年初，继在韩国、新加坡、泰国、越南、日本及港台地区播映后，表现清朝乾隆年间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的电视剧《黄梅戏宗师传奇》在美国播出。二是应邀出访演出，登上国际舞台。2008年，歌手谭维维在悉尼娱乐中心唱响《女驸马》。2010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民俗中心的邀请，以当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为代表的黄梅戏团队访美，不仅表演了黄梅戏经典剧目，还在当地接受了专家访谈，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了题为《百年黄梅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戏剧》的报告。不仅如此，访演团还在美国高校巡演，与师生交流互动。这些对在海外传播黄梅戏艺术，增进英语国家人民对黄梅戏的了解和兴趣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多方力量，促进海外传播。黄梅戏在海外的再度兴起是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这里不仅有黄梅戏人的拼搏和汗水，也有政府和有关组织的大力支持。2013年安徽省侨办、海外交流协会、对外友协主办，世界华人华侨精英联合会联合美东安徽文教交流协会、大费城华人工商联合总会、休斯顿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南佛州中国科技教育文化协会、圣安东尼奥华人商会等承办了《皖风徽韵美洲行》大型演出活动。这一活动于农历春节期间在美国纽约、费城、休斯敦、佛罗里达、圣安东尼奥等五城市公演。此外，由海外华人谈成林女士发起并成立于美国洛杉矶的美国黄梅戏协会每年都邀请国内各级黄梅戏剧团到美国演出。四是开展对外宣传，助推海外传播。报刊媒体在这个阶段也对黄梅戏的海外传播助以一臂之力。2009年1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7版刊登了近一个整版篇幅的有关黄梅戏的深度专访《黄梅人说黄梅戏》，以帮助海外读者了解黄梅戏的历史、理解黄梅戏的意义，对推进黄梅戏的海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当代黄梅戏海外传播的特征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梅戏在海外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它凸显了传播主体不断扩大、传播媒介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不断扩展的主要特征。

（一）传播主体不断扩大。当代黄梅戏的传播主体包括组织策划者、黄梅戏班社和艺人，他们深刻地影响了黄梅戏的传播和发展。如今的黄梅戏舞台演出传播活动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机构进行策划和组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开展制作工作，有时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或组织。他们都属于传播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比如，安庆市政府于2013年主办的黄梅戏展演周活动就是由地方政府为传播主体，旨在提高黄梅戏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吸引国内外友人走进黄梅戏故乡的传播活动。

当代黄梅戏的传播活动主体还包括黄梅戏舞台演出的主体，主要是黄梅戏舞台演出的班社和艺人。在当代黄梅戏的海外传播中，班社起着重要的作用。学者对当前的黄梅戏班社多从其职业化程度的角度进行区分，将班社划分为职业性班社和非职业性班社。职业性班社被称作专业剧团或专业剧院，而非职业性班社则被称为民间戏班或业余剧团。[3]在早期的黄梅戏海外传播中，职业性班社是传播主体，他们拥有雄厚的演出实力，其高度职业化的演职队伍更有可能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集中于剧目编排、演员培养、场景设置上，便于组织大规模的演出，在传播活动中的专业水平较非职业性班社更易得到认可，作用远远大于业余班社。在当前的黄梅戏海外传播中，职业性班社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梅戏海外传播的不同阶段，专业演出团体在海外演出所带来的黄梅戏传播效果都是影响深远的。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业余班社的影响力正在日渐提高。黄梅戏爱好者自发搭建的黄梅戏交流平台让黄梅戏在海外民众中的传播更具亲和力，发挥了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比如，在新加坡，就有一位戏曲教育工作者组织了学生黄梅戏演出团体，自编自导自演黄梅戏剧目，曾赴韩国交流演出，不仅培养了当地青少年对黄梅戏的兴趣，帮助他们掌握黄梅戏唱段，挖掘了他们的表演潜力，更重要的是在教学和娱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黄梅戏艺术传播到了海外。

作为黄梅戏传播的主体，黄梅戏艺人在黄梅戏海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演员的表演能力强，在表演活动中可以调用的物质资源较为丰富和先进，能够吸引接受水平较高的受众，有利于提高舞台表演的效果，促进海外传播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之所以黄梅戏能够在2010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标本永久纪录、收藏和保存，与黄梅戏专业表演艺术家的精湛表演有着密切关系，这从韩再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第一位戏曲表演艺术家这个事实得到佐证。

（二）传播媒介不断创新。当代黄梅戏在海外的传播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网络新媒体，它们共同推动当代黄梅戏在海外的传播。黄梅戏能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当担头功。这些传播媒介综合了黄梅戏、音乐、绘画、建筑等多种艺术为一体，利用电子声像手段，突破了黄梅戏演出必须依赖实景舞台进行现场演出的时空局限，延伸了受众的视听功能，是当代黄梅戏向海外进行传播的重要途径，为海外受众了解和接受黄梅戏提供了有效的媒介。梅开一度时期大量的黄梅戏广播节目以及海内外录制的黄梅戏电影、电视剧，都展现了黄梅戏在海外传播的斐然成绩。正是传统大众媒介拉近了黄梅戏与世界的距离，成为黄梅戏与世界沟通的桥梁。[4]

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络，以及对网络新媒体的应用，如微博、博客、手机APP等，已经成为当代戏曲传播的重要渠道。[5][6][7]黄梅戏的网络传播发展历程并不长，但发展速度却非常迅猛。一些黄梅戏剧团的官方中文网站建成，如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黄梅戏故乡网、芜湖县黄梅戏剧团等，提供黄梅戏剧目的中文音像、文字和相关资料在线观看、研读和下载服务。包括中国戏曲网在内的戏曲研究机构也在其官方网站上投放与黄梅戏相关的内容。此外，大型视频共享网站和门户网站，如百度等，也为网民提供黄梅戏剧目演出的视频。

（三）传播方式不断丰富。传播方式大体可分为剧目演出和学术交流两种。由国内专业剧团事先排练好剧目后在海外舞台上演是当代黄梅戏海外传播的常见形式。此外，在一些国家，如美国、新加坡等活跃着一些黄梅戏爱好者和传播者，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剧团，在其所在国国内及国外，或排演黄梅戏经典曲目，或编演自创剧目。

学术交流也是当代黄梅戏海外传播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编排黄梅戏演出剧目参加在海外举办的艺术节，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黄梅戏艺术的优秀成果；在国际学术平台上通过撰写学位论文、发表期刊论文、借助网络撰写博客日志或开展论坛主题讨论，表达黄梅戏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黄梅戏表演艺术的认识和见解；邀请海外同行到我国境内访问或黄梅戏演职、研究人员出访海外进行考察和调研。这些都有利于提升黄梅戏在海外的影响力，推广和把握黄梅戏在海外的市场，促进黄梅戏的海外传播。

三、当代黄梅戏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进黄梅戏海外传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提升中华文化及黄梅戏的国际影响力，既拥有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又面临文化背景差异、传播主体能力、外译人才培养、传播方式创新等严峻挑战。

（一）传播主体单薄，相关人才匮乏。中外文化背景的差异使黄梅戏的海外传播面临在异质文化中传播的挑战。在黄梅戏的海外传播中，由于海外受众总体的文化环境、语言使用与黄梅戏体现的文化和语言存在很大差异，面对文化背景差异，黄梅戏传播主体力量仍较薄弱，难以适应海外传播的要求。推进黄梅戏海外传播，必须加强传播主体力量建设，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因此，培养既善于剧目排演组织、又善于国际交流的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既懂得戏曲文化、又了解外国文化的黄梅戏艺人，培养既精通中外语言知识、又深谙黄梅戏唱腔的口译、笔译人才是拓展黄梅戏海外传播的当务之急。

（二）传播媒介单一，外译力度不足。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是黄梅戏的主要传播介质，黄梅戏海外传播的渠道单一，缺少国际演出机制和渠道。除了在新媒体利用上存在不足以外，黄梅戏外译工作力度也显不足。比如，与黄梅戏中文网站极不相称的是黄梅戏外文网站，特别是英文网站建设滞后，至今没有黄梅戏专门英文网站，只有在中国文化网、中国国际旅行社网、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等少数全国性网站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网、沪江网等个别地方性网站上能够找到一些关于黄梅戏的简要英文介绍（仅有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对黄梅戏的英文介绍稍详细），缺乏对黄梅戏历史传承、发展动态、主要表演艺术家、作品内容等深入细致的解说。这些制约着英语大众对黄梅戏的了解、学习和欣赏，也影响黄梅戏与国外其他艺术形式间的交流和合作，阻碍黄梅戏在国际上的传播与推介。

（三）传播方式单调，传播路径较窄。目前，黄梅戏海外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内剧团在排练后赴海外进行舞台剧目表演，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局限性比较明显。不仅如此，黄梅戏在海外华人剧团演出中的出镜率也不高，海外受众观赏黄梅戏舞台表演的机会较少。黄梅戏在学术交流方面，也主要是参加文化艺术节，举办名家艺人讲座，极少有海外汉学研究者对黄梅戏进行研究和探讨，也很少有对黄梅戏海外传播进行的专门研究。另外，对黄梅戏在海外的传播还缺乏战略规划。对已有的海外传播实践报道量少、覆盖面窄、新闻挖掘层次不深，国外受众缺少了解和消化黄梅戏的途径，国内受众和研究者也难觅相关信息资料，也影响了国内受众向海外传播黄梅戏。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对黄梅戏海外传播的支持力度，但总体来说，海外传播活动缺乏整体布局，传播效果不够理想。因此，创新黄梅戏海外传播方式，拓展黄梅戏海外传播路径，是摆在黄梅戏发展之路上的又一挑战。

四、当代黄梅戏海外传播的发展方向

当代黄梅戏的海外传播已经取得了富有价值的成果，但黄梅戏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大，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注重创新，进一步推进黄梅戏的海外传播。

海外传播论文篇（5）

一、创新海外社交媒体直播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新华社云南分社与总社对外部多次组建专门直播团队，积极探索创新，挖掘云南省丰富的国际传播资源，在脸谱和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总共进行了《魅力中国：全球最“火”的节日――云南彝族火把节》《中国东西向最长高铁开通，一起感受“中国高铁”和“中国速度”》《在中国浪漫之都与少数民族一起跨年》《探访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社会――泸沽湖边的“女儿国”》《透过西南小村庄看中国脱贫攻坚战》等36场手机端英文视频直播。这些海外社交媒体直播时长不一、特色各异，互动性极强，海外总浏览量超过2200万，赢得欧美和周边国家网友广泛好评。

这一系列直播立足云南，既展示了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形象，又呈现了充满民族风情的传统中国风采，更取得多个突破、创下多项纪录：中国媒体首次VR直播、首次在行进中的高铁上直播、首次一站式跨省直播等等。在讲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中，这一系列直播凸显了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个别直播场次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赞，国际传播效果极为显著。

1.首次推特VR直播领跑中国媒体

对很多人来说，2017年1月6日或许只是元旦后一个普通工作日，但对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来说，一项新纪录诞生了。

当日，云南分社和总社对外部一起合作在新华社推特法人账号顺利完成首场VR（虚拟现实）视频直播《透过禄劝县小村庄看中国脱贫攻坚战》。直播利用“360度VR相机+手机”的方式，沉浸式展现当地的新旧面貌对比，使25万名海外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我国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效，获得广泛关注和点赞。这是新华社首个VR无延时视频直播，也使新华社成为首个实现推特VR视频直播的中国媒体。

在VR视频直播中，观众转动手机或VR头盔即可领略360度全景，画面选择的主动性和参与感前所未有。与普通视频直播相比，VR视频直播画面更加开阔，效果更加震撼，浸入感更强，出镜记者与观众的互动更有即视感和现场感。这场关于中国脱贫攻坚的VR直播刚一开始即引起轰动。有40万粉丝的推特官方“潜望镜”电视台在直播开始不久即转发并置顶。观看直播的包括外国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和普通海外网友，他们的点赞、评论如潮水般涌入。“第一次看VR直播，太赞了！”“如此大规模扶贫，只有中国能做到！”有的则纷纷追问：新华社是怎么做到的？不少人还在直播中不断留言打听直播所使用的设备型号等。

2.高铁直播成脸谱平台年度亮点

沪昆高铁昆明至贵阳段元旦前开通，云南进入高铁时代，也意味着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正式成形。新华社云南分社和总社对外部多名记者克服高铁内信号极不稳定、车厢空间狭小拥挤等多重困难，以体验式报道尝试在脸谱、推特和优兔三个平台同步直播，首次实现在行进中的高铁上直播和首次一站式跨省直播，正面展现了中国高铁的速度力量、生态意义和高科技应用。“中国速度”“云南印象”再次刷新海外观众观感。

这一系列高铁直播及滚动报道共21条，总时长约数小时，海外总浏览量超过570万次。其中，记者站在列车前的60秒直播在脸谱平台就获得100多万浏览量，被评为脸谱平台2016年“年度亮点”。另一场20分钟直播的浏览量高达150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沙菲・杰米评论说：“真心值得一看！”美国作家奥黛丽・费舍尔留言说：“超级棒！我们美国也需要更好的公共设施。”印度网友桑杰则说：“真希望成为一名云南人。”

3.首次无延时跨年直播收获惊喜

继高铁直播后，直播组日夜兼程，加班加点，在丽江及其周边完成了《在中国浪漫之都与少数民族一起跨年》《（无人机航拍）新年第一缕阳光点亮世界文化遗产地》《带你体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婚礼魅力》《探访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社――泸沽湖边的“女儿国”》《“下里巴人”的阳春白雪――数百农民雪山下演绎印象丽江》等多场直播。系列直播海外总浏览量突破500万人次。直播组以创新引领突破，先后实现新华社首次无人机与手机无缝联播、少数民族多样性最突出的直播等多项突破。其中，丽江古城跨年系列直播包揽了新华社元旦当日所有中国新闻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浏览量前五名；相关直播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点赞和海外网民好评，给直播组送上了新年第一份惊喜。

直播期间主持人根据评论与海外观众实时互动，充满互动性、贴近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中国风采”“云南名片”让海外网友着迷。海外网友纷纷评论：“好想去中国丽江，举办一个纳西婚礼！”在摩梭人直播中，美国堪萨斯网友格兰达・罗宾逊说：“女儿国居然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今年一定要去。”

4.文化领域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展现中国软实力

去年7月底彝族火把节前后，新华社云南分社和总社对外部紧密合作，先后在楚雄、昆明等地完成《带你体验全球最“火”的节日――云南彝族火把节》《石上刺绣、雕刻翡翠、乌铜走银……来来来，一起领略云南独特的文化魅力》《陶瓷、中式“芭比娃娃”制作、普洱茶道――感受中国文化的传统与创意》《黑松露、过桥米线、鲜花宴、汽锅鸡……云南特色美食攻略》等八场脸谱“魅力中国”手机端直播。

这一系列文化领域海外社交媒体直播生动展示了云南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立体呈现了我国民族团结和谐的氛围和多元民族文化魅力，海外总浏览量近900万人次。海外受众评论几乎都是积极正面的。如“中国可能拥有最多元的文化，真想去现场看一看”，“哪里可以买到这些中国芭比娃娃，太好看了！”等等。

二、地方源头创新的路径探索

凭借数以亿计的海量用户，脸谱、推特和优兔无疑是海外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并成为欧美民众获取新闻资讯、交换消息的主要来源，也成为新华社在海外宣介中国的新的主要阵地。新华社目前在脸谱、推特和优兔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法人账号总粉丝人数超过2300万，并持续增长，进入世界主流媒体第一方阵，成为海外网友了解中国的主渠道。

新闻“社交化”意味着我们除了要及时实现传统报道的升级转型外，还要积极对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趋势，全力打造国际传播的新渠道和新矩阵。对我国国际传播事业来说，这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新华社手机端海外社交媒体直播顺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直接面向海外观众，全程用英文进行无延时手机视频直播，实时与网友互动，在我国当前所有对外宣传形式中独具优势。

2016年以来，新华社云南分社作为总社确定的新媒体源头端试点分社，因时而变，趁势而起，不断探索创新报道形式，在人员组建、设备配置、题材选择、语言表述等方面打破旧有观念，为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开辟了新渠道、树立了新标杆、探索了新路径。

1.在组织策划上出想法

海外社交媒体报道领域的初步成效，极大鼓舞了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编辑。这一系列海外社交媒体直播给在地方从事对外宣传的政府部门和媒体机构带来不少启示。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完全可以作为地方开展国际传播的创新点和突破口，从而带动传统报道转型升级。以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引领国际传播创新大致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二是自下而上的“底层探索”。而这两个路径都离不开新华社相关编辑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新华社云南分社之所以能创下直播场次居所有分社首位等多个纪录，是因为分社分党组高度重视新媒体产品源头端策划生产试点工作，积极与总社有关编辑部沟通对接，在组织策划海外社交媒体直播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或率先示范，亲自用英文出镜；或居中联络协调，联系地方并与总社沟通；或提出创意，组建专门团队及时落实；或充分授权，鼓励记者大胆进行探索创新。没有这种“顶层设计”和“底层探索”，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新华社云南分社的海外社交媒体直播是不可能如此出新出彩的。反过来，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又大大提升了楚雄、昆明、丽江等城市在海外的知名度，实现多方共赢。

2.在内容选择上做文章

新华社在云南进行的一系列海外社交媒体直播特别注意紧扣云南的三大定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确保了直播选题的站位和视野。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直播团队又认真梳理云南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独有“名片”，抓住云南跨越式发展任务重、脱贫压力大、少数民族最多、文化最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等特色精心谋划直播选题，以最接地气的内容去具体阐释这三大定位，效果却出奇地好。

在选择云南的直播内容和地点时，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团队强调要“软硬兼施”，既有中国东西向最长高铁开通、脱贫攻坚等“硬”新闻，也有火把节、少数民族婚礼等“软”场景，力争立足云南，多角度向外国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立体中国形象。海外社交媒体直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刚开始一分钟之内的内容选择非常重要。一旦画面选择不当，直播就会显得沉闷，缺乏吸引力，从而让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往往须选取最能体现中国特色、最抓眼球的内容和出镜地点作为吸引人气的预告片和“开胃菜”。

3.在形式创新上花心思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热点话题一个接一个，外国网友容易“喜新厌旧”。除了突发事件以外，如果只是将传统报道内容简移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效果往往不太理想。海外社交媒体直播也同样如此。这要求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必须摆脱沉闷的“老套路”，费尽心思去想一些“新花样”吸引观众，提高传播价值，才能取得刷屏之效。

刚开始时，新华社在云南进行的海外社交媒体直播仅限于脸谱平台，后来逐步实现脸谱和推特平台同步直播，确保可花最少时间去覆盖尽可能多的观众。未来，海外社交媒体直播还可考虑融合手机、无人机、GoPro、VR相机等不同设备，在出镜方式、展示手法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以创新引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4.在话语对接上动脑筋

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全程都用英语进行，须实时与观众互动，而不是自说自话。事实上，与传统电视直播通过演播室不同，海外社交媒体直播通过手机进行且没有任何延时。出镜记者在直播过程中往往身兼“记者、翻译、导游、专家、伙伴、摄像”等多重角色，还要应付各种可能的意外状况，挑战相当大。

由于观众来自全球各个角落，背景不同，对中国的了解也不一样，因此他们会提出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这要求海外社交媒体直播必须在话语对接上动脑筋，在前期准备相关脚本时就要尽可能保持适当弹性和进行知识储备。一些涉及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知识和核心数据要尽量能脱口而出。

出镜记者的话语表述是否贴近观众，关系到海外社交媒w直播能否持续吸引观众。如我们在直播中经常会借用外国观众熟悉的概念、城市进行对比。此外，直播题材可以严肃但记者不能板起脸孔，话题可以厚重但表达不能笨拙，出镜记者可以适度卖萌而不过度轻浮，直播可以轻松交流而不逾越底线。

5.在团队保障上下功夫

海外传播论文篇（6）

字幕组的网络传播路径与效果

网民按照个人习惯登录视频网站或社区，鼠标轻轻一点即可收看带有中文字幕的海外影视文化产品。这一轻松的动作背后，却隐含着非常漫长的传播路径与复杂的传播效果。

1.字幕组网络传播路径分析

在网民眼中，字幕组一般是作为传播主体存在的，其传播路径即对字幕作品的。实际上，发生在字幕组内部的片源取得、翻译、压制、等诸环节共同构成了字幕组的组织内传播。翻译是字幕组组织内传播活动的核心与关键，也是海外影视文化产品跨越两个不同语言符号系统实现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翻译过程并非简单的符号转化，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以语言为中介进行的传播活动。如图1所示，字幕组的组织内传播活动表现为海外影视文化产品的二次编码，属于对符号进行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

二次编码完成后，字幕组的网络传播即进入组织外传播阶段，面向有收看海外影视作品需要的广大互联网用户，实现海外影视作品的网络扩散。在传播的初级阶段，字幕组通常会通过预告引发粉丝对海外剧集的关注，实现传播的先期“预热”；其后，字幕组将制作好的海外剧集进行，为网友提供在线收看或下载，构成次级传播；然后，部分网友会将下载资源再上传到自己所在的网络空间，供更多网民分享观看。“预热”、资源与网友的下载再上传一起构成了字幕组的网络多级传播。

通过传播路径分析可以发现，字幕组具备海外文化产品受众与传播者的双重属性，完成了文化产品从海外向国内的跨文化网络传播。无论是在组织内传播阶段还是组织外传播阶段，传播路径主要出现在国内互联网，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反向对外输出则比较少见。

2.字幕组网络传播效果分析

字幕组的网络传播效果既有短期效果，又有长期效果。字幕组作品推出的短时期内容易形成网络传播热潮，越是网民期待的海外影视，推出后资源站点呈现访问高峰的可能性越高，成为剧迷在收看过程中或收看结束后的讨论热点的几率越大，达到增量扩散的传播效果。热门美剧《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第三季首集播出后，据国内影视网站爱奇艺不完全统计，短时内吸引了超过440万观众，影响力可见一斑。

从长期看来，字幕组成员及其支持者容易在传播活动中达成形形的共识。这时，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异于物理态空间的新型的空间形态，就成为一种由共识形成的想象中的交往场所。字幕组成员对所在字幕组群体产生集体认同，产生极高的团队忠诚度，而普通网民出于对海外影视文化作品的喜爱，也会自发聚集结成相对松散的虚拟网络组织，是为“迷群”。“迷群”的形成与分化，直接体现了字幕组的网络传播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从时间上而言，属于长期效果；从程度上而言，属于深度效果。

字幕组跨文化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跨文化双向互动

单向引入的传播路径决定了字幕组只能取得单向对内的传播效果。完整的现实文化产品传播链条中，接受者会对文化产品产生反应并作出反馈，而在字幕组这里，面向海外的反馈是不存在的，如下图所示，反向对外的反馈与输出很难完成，接受者的表现并不为发送者所知。字幕组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像是一棵从国外向国内方向生长的“树”：“树根”扎在海外，“树干”在国内论坛与网站，越远离“树根”，传播分支就越为复杂与深入，呈现出“树冠”式的分散传播。但这种传播是相对封闭的单向对内传播，缺乏反向对外的影响。

2.受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在特定文化中生活的人会在环境与人的相互熏染中明白文化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形成文化的“自知之明”。这一观点曾被费孝通先生用来解释民族文化的内聚性，而在字幕组推动并建立的网络虚拟社区中，这一观点同样适用，却是在隐约印证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接受外来文化价值观的熏染所产生的“自知之明”，有可能对民族文化内聚性造成冲击。在部分虚拟社区成员那里，这种冲击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当字幕组带来的某种认同持续很久而逐渐固化时，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或呈现出与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面。

3.对国家文化的稀释

字幕组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实际上属于对国家文化的一种突破，其传播对象——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极可能对国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与文化自主性上的压力，进而从个体层面上一丝一毫地侵蚀国家文化领域。

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虽然以文化产品引入为主要任务，但网络字幕组并没有摒弃本土文化，相反，大部分字幕组在作品翻译中都会表现出维护本土文化的强烈愿望，甚至终止错误解读中国文化的外来影视作品。文化本来就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来自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克服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己方文化的基础上认知和把握对方的文化，实现文化心理对接。对文化自觉的保持，使网络字幕组在新媒体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中，趋向于秉承客观与理性的立场，进而推动本土文化与全球性文化的发展迈向更深层次。

从全球化背景来看，字幕组这样的虚拟团体，既是网络传播全球化的结果，也是网络传播全球化的动力。认识字幕组跨文化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形成对策，反而增进本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借用英国学者戴维·莫里与凯文·罗宾斯的观点，当“边界已经变成信息和通信可以传播、渗透的‘渗透性薄膜’”，②文化传播主体要在新的空间体系和国家新秩序下进行自我定位，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为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保护找到契合点。

注释：

海外传播论文篇（7）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wWw.lw881.com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中华帝国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海外传播论文篇（8）

公共外交也称Public Diplomacy，即公众外交，是从西方传入的名词。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向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只要交往中的一方是非政府角色，就称为公共外交，以区别于官方外交或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的主力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近年来，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不同场合大力提倡和推广“公共外交”的理念。

整合传播借用了企业经营中的整合营销概念，将其精髓如系统化管理、协调与统一、规模化传播等要素应用到舆论制作和传播领域。整合营销概念起源于商业消费大国美国，是指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念与方法。它符合市场经济的集纳式营销，是对单一营销的突破。其特点是，首先，在整合营销传播中，消费者处于核心地位；其次，对消费者深刻全面了解基础上建立资料库；第三，以本质上一致的信息为支撑点进行传播，企业不管利用什么媒体，其产品或服务的信息一定得清楚一致，即“SpeakWith One Voice”；第四，以各种传播媒介的整合运用作手段进行传播。凡是能够将品牌、产品类别和任何与市场相关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的过程与经验，均被视为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由此，将这个概念活用为整合传播，即围绕某一个传播主题，利用、整合各类传播渠道，借助某一类传播主体，进行连贯性地传播，以达到将主题效果最大化的目标。

“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的创意，来自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仲伟，他认为，作为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举办地选择在上海，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应当留下一些思想和精神文化遗产，而请国际知名人士来阐述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必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外宣创举。而创意的策划和实施是在世博会举办的前一年，由上海市府新闻办牵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解放日报、文汇报、世博局共同组成核心的组委会展开，新闻办领导在各方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方案，其间几度受挫。但由于运用了“整合传播”的手段，屡屡破解瓶颈，最后，计划如期实施，并取得成功。世界百位名人的稿件在世博会举办前一百天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连续刊登，上海日报则刊发了一百篇英文稿件，世博会开幕式前集结成中英文双语书，并作为世博会礼品赠送给了前来参加的各国元首，获得好评。

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大国地位，为地方对外传播搭建了公共外交的大舞台

“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活动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得益于对外传播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其次在于在传播的执行中，充分借鉴了企业管理的整合营销观念，对以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宣传起到了弥补和丰富作用，可以说，整合传播是成功的关键。具体来说有三个因素。

1.上海元素的受欢迎程度凸显了西方近年来对我传播的转变和热情

此次约稿中的世界百位名人大多与上海有缘，比如，诺奖获得者丁肇中虽未在上海生活过，但解放前后至今，数次停留上海。如果说，旧上海曾以“东方巴黎”给各位名人带来历史的记忆，那么，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上海则是中国经济、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无论是学界、企业界、国际组织、文化艺术都无法绕过上海这个元素，而背后支撑上海的自然是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从种种“中国”到美国提出“利益攸关者”再到世界舆论的“G8”到“G2”的半捧杀半重视的论调，任何想在世界格局中占一席之地的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的态度。此次世博会，诸多参展国都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费来建造国家自建馆”，外电甚至形容各国“争相示好中国”。透过这些表面的热闹和友好，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在新一轮世界秩序的调整和洗牌中，各国不愿意失去一个利益同盟者，所以，在世博会这场外交上不愿意“失语”，在巨大的中国传播市场前不甘心“缺位”。因此，虽然上海元素有着历史的传承，牵动着百位世界名人的记忆，但背后还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繁荣的代表的象征意义在发挥着磁力。由此带来的是西方对我传播的热情高涨，具体表现在不少国家放下了“以西为主”的姿态。如，英国外交部在发来前首相布莱尔的视频寄语后，询问上海媒体何时刊登布莱尔的文章，并且相约在4月28日，文汇报刊登其中文寄语后，英国官方网站才上传视频。随着外国媒体对中国关注度的加大，中国的一些传播规律和特点也渐渐为对方所接受，交流的主体逐渐在同一平台上对话。

2.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产生的“马太效应”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再次规模化地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经验表明，凡是举办过这样大型国际活动的国家无不具有奥运效应、世博效应的体验。加上2010年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不少人希望经济复苏的起点首先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市场规模的国度产生，因此，这样的期待又助燃了世博会的潜在影响力。

3.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具有普世意义

世博会的主题在其159年的历史上正进入第三阶段，1851年至1900年前，世博会强调“进步”主题，当时正值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最新发明不断；从1900年到1974年，世博会主题开始聚焦“人类的沟通”；而之后的主题则侧重“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上海世博会申办时，就是以“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主题先声夺人，城市化几乎是近现代文明无一例外走过的道路，城市化带来便利与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端。应对诸多两难，必须云集世界的智慧。因此，“有话可说，有责任来说”是百位名人撰稿的共同动力，而上海世博会主题的普世性是名人们愿意投稿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上海象征性意义更为凸显，而世博会主题的贴近时代，使得一场公共外交的舞台浑然已成，因此由上海发出的邀请自然会比平日更容易获得反馈和呼应。 作为公共外交的任务是在澄清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客观地看到，不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带“偏见”，放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忽视整体进步，在奥运会前就因为一位美国人的正常伤亡而大做文章；世博会前夕，外媒也曾抓住世博园区的动迁问题大作文章。因此，如何利用这个有效的公共外交舞台，设置正面的有创造性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世博会尚未举办之前，利用名人效应将对外传播做得“润物细无声”。

“整合传播”使传统的“自上而下”外宣模式得到“自下而上”执行力的呼应

“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活动时机的恰当选择决定了成功的可能性，而定位在“世界百位名人”这样特殊的传播群体，利用名人效应，聚焦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上海世博会精神遗产的保留，是对外传播上一次重磅出击。但因定位于高端人群，所以实施过程并不轻松。其最终的成功还在于引入了“整合传播”的要素，使得“政府主导、媒体唱主角、社会力量充分发力”之间的关系达到最佳组合，发挥了最佳效应。

“整合传播”的概念用于这个活动，可以表述为：统一认知，整合各类沟通渠道，以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阐释为同一声音，向“世界百位名人”发出约稿邀请，再利用规模化传播，将上海世博会主题及上海和中国形象的传播推向最大化，以达到让世人全面了解中国和上海的公共外交目的。与整合营销相对应的是，前者是为了适应市场化竞争的产物，而“整合传播”是应对信息全球化的产物，前者的核心本体是“消费者”，而后者的本体是“世界百位名人”，两者采用的传播手段则是极为相似的，都用到了“信息库”、“个”、“扩大接触点”、“信息一致”、“规模化效应”等手段。

这样的“整合传播”中有五个关键要素：

1.统一认知。对于高端群体范围的确立。对传播主题类型的阐释，在活动策划中得到高度统一认识。世界百位名人被确定为30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内名人，分别是lO大院士、10大文化艺术名人、10大综合影响力人士，而国际的70位名人则定位在前政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友城市长、国际知名企业总裁、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诺奖获得者、世界文化艺术思想界名人等7个领域。对于主题的阐释也做了具体的界定。由于团队对定位认识高度统一，加上每个单位的最高负责人都是项目负责人，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活动的质量。

2.同一声音。即“Speak With One Voice"，这是品牌推销中的关键点，我们撰写了同一版本的中英文邀请函，同步刊登在印刷媒体和世博官方网站上。在最初的约稿中，有国外机构因不曾在世博官方网站上看到英文“世博约稿信”而质疑活动的权威性，组委会即知即改，并在以后的实施中充分利用国际传播的惯例――网络力量。诸多环节彼此呼应，使得活动节节推进。

3.主体研究。活动中的主体是“世界百位名人”。首先是信息库的排摸，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世界名人中体现其不可替代性?即便在列出所选范畴后依然有选择难度，组委会依据名人与中国的关系、在业内的社会知名度等因素遴选了人选。接着是对名人情况的分析，有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基辛格、如罗高寿；有些并无把握，但加盟会为活动增添份量，如《传》的作者罗伯特・库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佐利克等。在分析具体情况后，组委会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方式。

4.接触管理。接触管理是整合营销中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多制造“接触点”，因为任何一个接触点都可能转化为对品牌的传播，争取到潜在的客户，二是指如何接触、何时接触。化到整合传播中就变成了多人、多渠道、多次沟通，此次活动的实施正是这样突破了约稿瓶颈。在海外约稿中基本的模式是发出个性邀请函。首次发函后，逾半名人无回音，于是再发，有些因休假未收悉，有些则“贵人多忘事”，有些处在观望中，如新加坡资深政要李光耀在意与其同组的名人是否同意撰稿。基于政要或名人同样的心理，组委会首先请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攻破与其私交颇佳的德国前政要施罗德，施罗德的加盟立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知名企业中，同样如此。从传播学上而言，这是一个联动效应。有些名人是通过个人的私交，如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上海智库的领军人物，他与国际友人有广泛的私交，研究院也动用了院内所有的外交关系。文汇报、解放日报、世博局、上海日报、市友协等多个关联单位都从中贡献了智慧和人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次、多渠道、多人沟通中，由于名人的特殊性，这些信息也最广泛地传播到其周边人和周边机构，比如，希腊使馆在报上看到希腊城市市长的稿件后，立刻询问是否还可以供稿。因此，接触管理的原则在于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接触模式，同时把接触过程中的其他要素也看作潜在的传播对象，因此，多处制造的“接触点”并非徒劳，而是事半功倍地通向目的地。

5.规模传播。“整合传播”的高效在于它能利用所有的渠道，对信息前后关联呼应，具有连贯性。活动贯穿了世博会举办前后的15个月，并且每阶段有侧重点。第一波是约稿前后，广泛地沟通联络；第二波是世博会举办前一百天中英文报纸、网站、电台、电视等整体互动，世界名人谈世博的信息犹如吹过沉甸甸麦田的春风，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传播；第三波是世博会开幕式上，名为《大海的激荡人类的追求――大海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会》双语书作为赠送给出席上海世博会的各国国家元首和外交使节的礼物；第四波是向各位约稿者赠送新书，由于撰稿者都是名人，必然掀起100场小型传播，笔者所约的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艾伦，她的传播路径至少是杜邦(中国)公司总部一上海所在地，美国总部特拉维夫城以及该公司设置的公共事务条线；新儒学代表、国际知名学者杜维明博士对其他99位世界名人的文章很感兴趣，作为北大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他的传播必然是相当高端的学术圈子；第五波是此书在上海出售后形成的效应。

综上所述，整合传播由于具有战术上的连续性和战略上的导向性，往往是能将目标的推广推向最大化，由于整体的实施是来源于市场，回馈于市场，因此，往往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也是此次活动成功的关键，它充分调动了各类社会力量，倚重了各类社会力量的活动能量，使得在通常所用的外宣工作上的“自上而下”的主导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动力和执行力，让传播回归到受众的本源中，让对外传播直面境外受众的本体中。

从“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活动的成功中，笔者得出三点启发：

1.中国的对外传播到了一个互动的新时代，即不仅中国希望世界各国了解自己，世界各国也很希望中国人更了解他们，因此，必须大胆地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及时传递中国的真实形象、中国的和谐文化，争取良好的世界舆论。地方的对外传播勿要妄自菲薄，要有走出去的魄力。

海外传播论文篇（9）

严格规范管理。根据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的要求，上海文广局主动要求市、区两级播出机构扩大科研、人文、纪录片等多类型节目的播出比例，倡导电视节目格调健康、内涵深刻。目前，上海东方卫视每天的新闻节目长达4.25小时，位居全国省级卫视之首；地面频道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新闻的播出量（包括重播）达到6.5小时。根据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上海文广局一方面鼓励本市播出机构加强与境外机构的合作，支持上海广播电视频道、频率走出去，另一方面加强对本市播出境外节目的管理。在引进境外节目素材的审批方面，上海文广局建立了专家审看制度，加强对境外节目素材的把关。

加强宣传指导。在根据广电总局要求，指导市区两级播出机构做好国家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宣传工作的同时，上海文广局结合上海本地宣传工作，指导播出机构做好本市重要活动（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工作，防止对境外重大事件的过度报道。

建立动态备案。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上海文广局要求市、区两级播出机构及数字付费频道及时上报各频道频率的版面架构，以及所有栏目（包括自制、外包、合作、引进）的名称和总体定位、制片人、播出时长、首播及重播时间等信息，全面掌握各播出机构的节目架构、节目类型和节目内容等情况。同时要求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如有节目更名、调整、关停、新增等情况也需及时报备，为加强对本市各频率、频道的宣传管理打下基础。

深入开展调研。上海文广局深入各播出机构，针对频道频率进行调研，了解节目制作流程，熟悉频道频率品牌定位，体察机构发展难点。通过广泛调研，及时掌握上海广播电视发展现状，有助于宣传监管提前化，提高管理的前瞻性。

加强舆情收集。目前，上海文广局初步建立了上海广播电视的舆情监测机制，收集主要报刊媒体、互联网站、论坛微博等针对上海广播电视的新闻评论及舆论动态，关注广播电视行业相关的新闻事件，掌握行业动态，了解社会舆情，及时调整监测策略和重点，有利于节目的跟踪管理，提升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事中管理：优化监听监看机制，

提高监测监管实效

监听监看工作已经成为上海文广局广播电视宣传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抓手，在把握正确导向、优化内容结构、维护健康生态、抵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有效的监听监看机制。依据国家和广电总局的有关政策、法规，加强播出秩序、节目内容、资质许可、涉外题材等四个方面监测。监测中心依托监测平台，通过聘请监测专家队伍，定期召开研讨会和通气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等方式，使监听监看工作的时效性得到有效提高。

监听监看重点突出。监听监看重点关注新闻选材和评点，访谈类节目的选题边缘化、主持引导不当，情感类节目的引导观点、综艺娱乐的健康娱点等情况，重点节目专人监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同时，为提高稿件的说服力，针对本市广播电视节目出现的问题，参照分析中央和外省市同类节目的播出形态和内容编排，善意提请播出机构适度调整，取得一定成效。

关注新栏目新动向。关注频道频率的重点栏目以及改版推出的新栏目新板块，从栏目定位、节目架构、内容选题、主持嘉宾等方面进行跟踪梳理，剖析节目栏目内在问题。聚焦新节目，及时指出节目设置导致偏离定位的问题。梳理分析节目形态，及时发现与专业化定位不符的节目设置，强化频道频率专业性定位，加强重点节目监看。今年以来，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均加大了新闻类节目采制能力和播出总量，上海文广局监测中心加强各频道频率新闻类节目的日常监听监控力度，对重点新闻栏目，实行专人监看、即看即报制度，重要监测信息在节目播出后半个小时内上报局领导。

鼓励优秀品牌节目。以东方卫视品牌栏目《东方直播室》为例，这是一档将电视、网络媒体、短信直播等多种传播手段有机结合的新闻评论类节目。上海文广局的《上海声屏监测》对《东方直播室》点评累计有6篇，有提醒、警示，也有肯定、表扬，旨在提高节目质量，通过导向正确、内涵深刻、知识丰富、制作精良的节目给人以教育、启迪和精神文化的陶冶。对《大爱东方》《梦立方》《劳动最光荣》《1001个真相》等新推出的节目及时跟进，及时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推动节目良性发展，创新创优，确立品牌优势。

事后管理：交流座谈、诫勉谈话、创新推优

开展交流座谈。通过组织专家集中讨论，召开媒体座谈研究会，加大与一线编播人员的互动交流，深度剖析节目潜在性倾向性问题，分类梳理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提醒，有效拓展了宣传管理的方式和手段。

强化诫勉谈话。近年来，上海文广局强化诫勉谈话制度，对于节目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如导向偏差，低俗恶搞，节目内容偏离定位，嘉宾主持人现场把控不严等，通过诫勉谈话，指出节目存在问题，提出限时整改要求，有效强化了宣传管理效能，取得了较好成效。

海外传播论文篇（10）

“观点+事实”的报道模式，基于传播效果来看，在国际舆论空间更能有效回应各方关切，释放己方信息。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一方面，这是大国之间的军事联演，参演兵力多、持续时间长、协同要求高。中俄双方共派出各型舰艇25艘、飞机22架、特战分队2个。据悉，这也是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举行的规模最大、课目最丰富的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中俄海上联合军演与美菲军演、美越军演时间重叠，更加引发外界猜测。外媒议题集中体现为：一是美国咄咄逼人重返亚太，压迫中俄结成准军事同盟，三国围绕亚太“斗法”升级；二是受地缘政治影响和岛屿领土诉求，中俄军演假想敌清晰指向日韩；三是俄罗斯不会被中国利用，俄与印度、越南有军火贸易和石油开采协议，不会介入当前南海纷争。

作为重大中外军事联演，如何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减少负面议题炒作？为此，联演新闻中心统筹分配媒体记者力量，根据媒体属性，将几十名记者分组派遣到各参演舰艇上，进行嵌入式采访，随舰记者发回一条条鲜活而又真实的现场见闻，以事实说话。笔者登上中方编队旗舰“哈尔滨号”驱逐舰上，中方编队总指挥杜希平少将介绍一些“亮点”课目。比如，“联合反潜”最能体现两军务实互信，也备受外界关注。自然，随舰记者们对反潜声纳兵的采访兴趣尤为热烈，“联合反潜”课目一系列动态消息、新闻特写、直播画面、现场同期声占据了演习报道的重要篇幅。通过相关课目的现场报道和细节展现，为说明联演“既是防御性质演练，又是务实合作交流”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生动注脚。

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仅靠事实说话还不足以引领舆论走向，适时发表重要言论才能旗帜鲜明亮出自己观点，回应质疑。一线负责联演对外报道的国际传播局副局长孟彦实时掌握外媒舆情，针对外界各种言论，会同报时事部记者高吉全，连续撰写了《不要给中俄互信打楔子》、《邻里交往何来威胁他人》、《好兄弟不一定“拜把子”》三篇重要时评，分别对于“挑唆中俄关系”、“臆测威胁他国”、“质疑军事结盟”言论给予针对性的回击；央视报道则以“动态资讯+专家点评”方式，在《新闻联播》及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对参演部队规模及特色装备、中俄海军交流、演习重点课目展开动态报道，并跟进评论解读本次演习对于提升中俄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应对新威胁与新挑战的能力、维护区域和平的重要意义；新华网推出中俄海上联演专题，邀请专家进行权威点评，澄清先前日本媒体释放的“中俄舰队将三次穿越对马海峡”不实言论，有效地引领了国际舆论关注。

“主营新闻”加“自选动作”，形成全媒体对外传播态势

此次联合军演新闻报道，借助多媒体传播路径，塑造立体传播模式，形成全媒体特有的传播影响力，被外媒普遍认为是一次“高调”宣传。在联演一线采访中，笔者观察到无论是综合性的通讯社，还是专业化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记者采制新闻的类别已经相当广泛，媒介形态的界限已经趋于模糊。设在青岛驻地的新闻中心每天晚上召开媒体负责人碰头会，传统的报社、电台记者在汇总当天新闻采制和录用情况时，不仅限于媒体自身的主营业务，而是延伸到采集文字、图片、音视频多样化的新闻素材。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优势不仅在于传播渠道的拓展，还在于新媒体技术能够将采集来的文字、声音、图片、影像集于一体，在新媒体终端上输出形象生动、丰富多彩的新闻产品。军事演习因可视性强，电视报道备受青睐。央视报道团队携新型全疆域卫星转播车、海事卫星等全程随行采访，做到随舰记者采录画面、新闻中心编辑制作、CNTV平台同步播出、手机视频点播报道。新华社除了播发通稿之外，也派出了肩扛摄像机的电视记者，他们采制的视频节目通过新华新闻电视网（CNC）着重向海外受众提供联演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旗下中广网在中俄海上联演专题中开设了动态、看点、图赏、视听与互动栏目。电台记者向同行们介绍道，“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颁发了《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批准我们开展手机广播、手机电视、IPTV业务，并开办全国范围内移动通讯网的广播电视频道。”《报》、《中国青年报》记者撰写报纸版面文章的同时，也在中国军网、中青在线等网络平台上刊发图片新闻和视频新闻。4月24日午时，随着参演舰艇离开青岛码头，驶向预定演习海域。笔者注意到，在舰上，手机、卫星电话、无线网络不仅成为所有媒体记者传送稿件的工具，也是记者们获取信息并阅读作品的平台。

“军事混编”加“文化交流”，打造自信开放的“海军名片”

中外联演活动，其意义在于增进了解与互信，加强沟通与交流，借以向外界展示军队良好形象。因此，无论是军事课目演练，还是贯穿其中的军事文化交流都属于“大外宣”的范畴。此次中俄海上联演采取军事混编同训方式，穿行富有海军特色的文化交流，既增进了相互友谊，又展示了我军风采。

海外传播论文篇（11）

近年来，湖南省致力于对外传播渠道建设，建设了一些对外交往渠道，对外传播能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为湖南省开放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1.人际传播十分活跃。人际传播是传播渠道最基本的类型之一。湖南在“请进来”方面，充分发挥国际政要、企业高管、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来湘外国游客的传播渠道作用。五年来，湖南省领导共接待新加坡总理、美国前总统等国际政要、跨国公司、国际机构高管等团组610多批次，拓展了与欧美、俄罗斯等的传播渠道，加强了与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传播渠道建设。在“走出去”方面，充分利用领导和其他因公出国团组出国访问的机会，对外推介湖南。五年来，湖南省共有近70批次的省领导赴世界各地访问，党政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团组超过10，000批次，平均每年逾2000批次，或洽谈合作项目，或出席国际会议，或在经贸、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拓宽了对外传播的领域。同时，个人因私出国访问、旅游、留学、探亲等人数不断增多，对外传播队伍日益壮大。

2.国际传播渠道持续开辟。近年来，湖南省坚持内外联动，开拓国际传播通道。借助外媒外力，先后组织了“亚洲主流媒体湖湘行”“世界华文媒体高层湖南行”“东盟国际媒体湖南行”等多个主题外宣采访活动，推动世界更好地了解湖南。同时，直接建设境外基地，大力实施本土化战略，推动宣传传播机构把生产制作、营销发行等前移到对象国。湖南出版集团在欧美设立海外工作站，与100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在亚欧美等7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落地，成功开拓北美、欧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市场；湖南卫视在《爸爸去哪儿》《花儿与少年》等综艺节目中尝试在境外直接拍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关注，促进了他们对中国和湖南的认知了解。在出访新西兰时特意提到《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并给予充分肯定。

3.地方政府间传播渠道不断拓展。地方政府传播是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五年来，湖南省积极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友城从45对发展到69对，交往领域从经贸交流向多领域拓展。同时，注重建立对话合作平台。积极开展中美、中德、中俄等地方政府合作，参与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推动了亚欧水资源研究中心、中意技术转移中心、戴尔公司中国服务运营中心等落户长沙，促成湖南日本商会、韩国贸易振兴公社等在长沙设立，扩大湖南对外传播渠道。在举办品牌活动方面，通过举办或承办“会”“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中国国际旅游节”“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等特色节会活动，传播湖南声音，扩大湖南影响。比如，湖南与国家汉办联合组织“汉语桥”中文大赛，与贝宁中国文化中心签订协议，组团参与“欢乐春节”“四海同春”“亲情中华”等演出活动，将湖南的歌舞、民俗舞蹈、花鼓戏等推介到了五大洲17个国家42个城市；以经典民歌和歌舞杂技唱响“相约维也纳――奥地利中国艺术节”，以精品湘剧亮相香港“中国戏曲节”，并配以各种展览、学者讲学等丰富的交流形式，让近百万海外观众领略湖湘文化神韵。

4.多边交流积极开展。多边交流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湖南积极培育各类传播渠道，加强与驻外使领馆及外国驻华使领馆、世界500强企业、各类国际机构、友好人士联系；积极发挥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中资机构以及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侨华人、侨团侨社的传播作用，综合运用官方交流、民间往来和商业演出等多种方式，让湖湘文化广泛传播。近两年在深港台澳沪等地分别举办专题活动，在中国台湾举办“2013湖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在泰国曼谷举办“湖南文化走进泰国”活动，生动全面地展示了湖湘文化魅力。在新闻渠道方面，推动全省各部门各市州建立新闻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积极主动做好重要政策、重点项目、重大活动的新闻工作，近三年以省政府新闻办名义举办新闻会220余场，为境外媒体报道湖南提供了权威的信息源。同时，壮大民间传播渠道，充分发挥湖南省对外友好协会、海外交流协会、工青妇、贸促会、侨联等民间团体的作用，加强民间对外交往和交流。

尽管如此，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仍是湖南省对外传播的一块“短板”，主要表现在：整体建设滞后，自主对外传播渠道乏力，长期稳定的传播渠道较为缺乏，与湖南省联系较多的侨团侨社作用发挥不充分，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二、对策与建议

1.立体化――由政府为主转变为官民并举。以树立湖南形象为目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对外传播渠道格局。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传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国际友好城市在对外传播中的主渠道作用，增加友城结好的数量，提高友城交往的质量。发挥外国驻华使领馆、我驻外使领馆、华侨华人社团、跨国企业、国际友好人士、国际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争取更多的国际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湖南，尤其要争取外国领事机构落户湖南。充分借助国家友好年、高层互访、首脑会议、国际会议等重大国际合作契机，重视来湘从事友好访问的各类外国人士。其次要培育壮大民间传播渠道。发挥民间外宣渠道的重要作用，着力改变民间外宣渠道较为乏力的局面，着力改变中国政府对外传播中的国际NGO严重缺失和亲中NGO积弱③，培育壮大一批可以信赖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性组织（NPO），鼓励党委、人大、政协、派、群团组织、宗教、媒体、智库、NGO、学术团体、中资机构以及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侨华人社团、演艺名流传播湖南声音，在众多领域争夺国际话语权。

2.国际化――建立通向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渠道。探索建立国际传播、交流和营销渠道，探索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律的营销方式，实现“借船出海”与“出海造船”双管齐下④，坚持上下联动、内外联合、信息共享、渠道共用。首先要利用好现有传播渠道。利用中俄两江流域地区的合作交流机制、东北亚地区合作交流机制、中国-东盟国家论坛、中非友好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友好交流合作机制等国际交流渠道，积极组团参与各种国际展览、展销、推介活动，提高湖南知名度。借助国家部委如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侨办的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和项目优势，参与国内、国际会展交流。继续办好“汉语桥”中文大赛，积极参与“欢乐春节”“四海同春”“亲情中华”等演出活动。利用好“港洽周”“文博会”“沪洽周”等地区流平台。其次要加强国际传播通道建设。通过购买版面、时段、参股经营、租赁、节目互换等多种方式，与境外有影响的主流媒体和华文媒体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加强外国驻华媒体记者的分类管理，充实完善外国媒体采访点、采访线，积极主动为境外来湘采访记者创造条件，合理用好境外媒体平台。与国家媒体进行深度合作，建立合作长效机制。做强省内传统媒体，进一步拓展湖南卫视国际频道全球覆盖区域，争取广播节目在境外落地，与境外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开设多语种互联网广播、电视频道。办好省政府英文门户网站，尝试编印英文周报《湖南周报》（Hunan Weekly），开办湖南新闻联播（英文版）、湖南旅游（英文版）、湖南美食（英文版）等。此外，还要完善新闻发言人渠道，做好突发敏感事件的信息工作，定期举办新闻会、记者见面会和主流媒体专访等活动，主动设置议题，提高频率，创新形式，注重宣传效果。

3.本土化――在对象国建立有效传播渠道。注重本土特色，按照突出“湖南元素、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要求，培育在国际市场上“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并以目的地国家的主流表达方式开展传播，用“外国话”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湖湘文化走得更远、更好。同时，建设境外基地，积极支持文化“走出去”海外营销渠道和落地平台建设，逐步构建起湖湘文化产品海外营销网络。加大与国外知名文化企业、文化机构的合作，借助其销售网络、传输渠道和贸易平台，推动湖南文化产品进入海外主流社会；推动文化、传播机构把生产制作、营销发行等阵地前移到对象国，因地制宜，设立海外工作站或办事机构等，与外企、侨企、侨团侨社建立合作关系。与境外媒体尤其是外国主流媒体合作编印外宣期刊或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在建立渠道的过程中，要“入乡随俗”，通过“外国人的嘴”来解读中国的事、湖南的事。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侨团侨社的作用，在境外华人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设立湖湘文化中心等，发挥出国团组特别是领导出访团组的宣传作用，发挥使领馆、湘籍留学生和国际友人的宣传推介作用。同时，要突出重点地区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著名媒体开展竞争和合作，把欧美和周边国家作为重点对象建立传播渠道。与海外侨胞侨团齐心协力，找准对方与我方利益和情感的最佳融合点，加大外宣渠道建设的资金、情感和服务投入，抢占西方舆论覆盖相对薄弱的地区。此外，还要确定重点对象和主流人群，倚重当地有影响的外国民众、协会组织和团体，开展文艺、图片展览、文物展览、论坛、演讲会、学术会等活动，直接做西方主流社会（政要、议员、学者、记者）工作。要培育一批海外代言人，结交可以长期依靠为我说话的外国媒体和朋友，如请外国人当形象代言人、友好关系顾问、对外友好交流代表等。

4.数字化――运用新媒体手段建立传播渠道。首先要培育骨干新媒体，走媒体融合之路，紧跟互联网技术发展步伐，打造反应快速、内容权威、信息综合、获取便捷的媒体矩阵。《湖南日报》要打造集报、网、端、微于一体的新媒体旗舰，要加强“新湖南”客户端与微信、微博等移动社交媒体的有效联动和紧密对接，推动信息传播由单向度推送向多向度分享的转变⑤。湖南广电推出芒果TV客户端，可以联合国际著名社交媒体，进行推广。湖南省政府应建立湖南省多语种门户网站，开设针对不同对象的网站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尤其要创建湖南年轻人与国外交流的网络平台，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网站。其次还要注重开发利用各类新媒体。开发一批有影响的数字媒体和手机客户端，建设一批户外、口岸、公共场所视频媒体。鼓励非政府部门申请国际通用社交媒体Youtube、 Facebook、Twitter等账号，传播湖南正能量。

5.项目化――利用项目运作的方式开拓传播渠道。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坚持统筹管理、全面推进、长期经营、重点突破。积极拓展和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放手以项目驱动的方式，发动社会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开展对外传播。要注意跳出外宣搞外宣。在外宣、外侨、外经、外贸、外专建立信息共享、渠道共用的有效平台；多渠道开展国际汉语推广工作，申请建立更多的孔子学院分校。要以项目运作激发活力。外宣品的制作、文艺演出、文化产品的包装推广、旅游路线的开发、品牌活动的运作，都可以实现项目动态管理，引入民间资本，激发活力。主动开展、承接国外来湘的各类培训、研修项目，委托国外机构开展公关、研究、调研项目。主动邀请国外的汉学家、学者来湘访问。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援助项目要精心包装，冠以喜闻乐见的名称，着眼长远，坚持不懈，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6.品牌化――打造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要放大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中国湖南旅游节等的品牌效应，争取将“四海同春――全球华人新春晚会”举办地永久落户湖南， 不断打造有湖南特色的品牌。同时，制作一批特色外宣精品；推出一批精品旅游路线；学习上海、江苏等省市的经验，打造“感知湖南”品牌；设置湖湘文化全球性议题，搭建“湖湘文化国际论坛”平台；组派演艺团体、“名家讲坛”“中华医学”“湖南美食”等团组赴海外进行演出和文化讲座、中医义诊、厨艺培训及展示等。

总之，传播渠道是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渠道不通畅，传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全球传播时代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尤为重要。在对外传播渠道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用足和用好已有渠道，同时要不断拓展新渠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本文为湖南省委外宣办重点委托课题“加强内陆地区对外传播渠道建设研究”结项论文）

「注释

①沈苏儒：《对外传播学概要》，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