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大全11篇

三农论文篇（1）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达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诸多方面的综合体。全面认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找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1.观念认识不到位

大多数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搞好搞不好都是干部的事，造成对干部的工作不积极配合。一些乡镇或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不够高，认为这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同时因为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供参考，干部们心中没有一个准谱，怕搞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工作积极性不高，散慢拖拉，行动迟缓。由于以上这些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2.具体操作存在偏差

很多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村屯合并，盖高楼，只是对原有的村容村貌进行整治，而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硬性拆迁、非法圈地等问题。有的高楼盖起来了，路面也硬化好了，但管理设施和制度却没有跟上，造成农机、农具到处乱放，垃圾遍地存在等现象，一到下雨天，则污水任意淌，大街小巷乱糟糟，造成环境的脏乱差现象仍然突出。

3.农民增收幅度缓慢

虽然这几年国家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但农产品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产品价格却一路攀升，造成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单户的随意种植，形成不了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也是制约农民提高收入的关键。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中的留守人员多为老幼妇残，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

4.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农业总体来看利润水平较低，这既是由于多年以来农业支持工业政策的影响，也是由于农业生产者知识水平较低和技术能力不够造成的。同时，农业成本的提高，也是造成农业整体利润水平不高的一个不争事实。另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求，灌溉、排水等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农业“靠天吃饭”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广大农民仍持有“手中有粮食，办事不慌”的思想，虽然粮食购销政策有了很大变化，但很多农民不愿把手中的余粮卖出，造成了农产品流通渠道不够通畅。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性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在以后的历届会议中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面的现代化。解决好“三农问题”，达到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保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齐步走，也不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原地踏步走等着后富的人。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共同”是给所有人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共享发展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给予所有农民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发展的能力，平等享受发展成果的可能，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全国农民约有9亿人，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促进农民稳定、持续增收，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物质基础。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让农民少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所安，并稳步提高收入。而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贯彻好中央制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通过提高种粮农民的补贴等收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保证农村的稳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小项目，而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充分调动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也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因素。

1.发展才是硬道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解决这一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富民强国的有效道路。

2.务实才能有效果

三农论文篇（2）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农论文篇（3）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塑造新农民，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积累人力资本

三农论文篇（4）

一、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2]。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4]。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3]。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5]。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6]。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7]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年内新增年内减少年内净减

年份地区耕地面积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建设占用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耕地面积

1998129,642.1309.4570.4176.2159.5164.670.1261.0

1999129,205.5405.1841.7205.3134.7394.6107.1436.6

2000128,243.1603.71,566.0163.361.7762.8578.2962.4

2001127,615.8265.9893.3163.730.6590.7108.3627.3

2002125,929.6341.22,027.4196.556.41,425.5349.01686.2

2003123,392.2343.52,880.9229.150.42,237.3364.1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8]（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单位全国东部中部西部

被调查户数户20283687673546053

家庭常住人口人4.083.953.914.41

农村人口人3.843.683.734.16

家庭劳动力人2.502.482.45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人2.382.332.35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人0.310.300.300.34

2.小学文化程度人0.860.790.920.87

3.初中文化程度人1.051.051.001.11

4.高中文化程度人0.160.180.14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人0.110.110.09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人0.170.170.14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人1.381.101.46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人0.250.280.21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天205195204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人0.870.780.89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9]。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三、当前主要的政策选择和潜在的风险

1.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

中国的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是在工业化深入发展与农村社会发展极度缓慢的矛盾下开始的，其目的是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其理论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转移模式，也称为“刘易斯—费—托尼斯人口流动模型”[10]；另一个就是托达罗模型[11]。前者立足于通过城市工业化带动劳动力转移，而后者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中城市的高失业率对劳动力转移的阻碍而提出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途径。从中国的政策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失去了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自然转移的大好机会，而在针对农业人口转移目标提出的小城镇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同样有诸多严重的失误。一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了严格的城乡分离制度，造成了城市化进程极为缓慢；二是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时，国家号召农民“离土不离乡”，丧失了城市扩容的大好机会；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没有在大中城市扩容上做文章，而是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结果上不了规模档次的农村小集镇遍地开花，不仅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也发挥不了城市应有的产业功能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12]。

目前，我们面临着城市化吸纳能力不足和小城镇发展乏力的双重压力，如果把今后劳动力转移的重点放在现有的大中城市，那么将面临相当程度的困难。一是现有政策环境能否允许农村劳动力在平等的条件下实现永久性的转变，成为无差别的城市产业工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的意义仅限于短期务工带来的收入增长，国民待遇和永久性居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二是城市工业化已发展到中高级阶段，随着资本的深化，城市工业化吸纳劳动力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依靠城市化发展的转移是远远不够的。而小城镇建设的困境表现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与小城镇建成后发展潜力的低下上。

从当前和今后的政策取向上看，我国的农村现代化和人口工业化的政策重点会放在小城镇建设上，主要依靠增量化的小城镇建设来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但从现状来看，这一政策成就很大，政策执行的偏差也很大。

我国建制镇已由1978年的2176个增加到目前的2万多个，平均每3万农村人口拥有一个建制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约1亿人。中部地区小城镇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的精简与合并更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已暴露出诸多的矛盾与困境，一是遍地开花、盲目发展造成资源浪费，发展动力不足。目前小城镇的平均规模，建制镇只有6000～7000人，集镇1700多人。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规模偏小，不仅浪费土地资源，而且影响产业集聚和产业竞争力，也使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相应的水、电、路和环卫等配套设施，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限制了小城镇功能的提高和对劳动力的吸纳[13]。二是缺少与当地相适应的、能够真正满足就业和发展需要的产业链，相当一部分小城镇仅实现了自然分工条件下的三产，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的产业基础。没有形成资源、产业、市场的互动，缺少持续成长的条件。三是小城镇管理体制落后。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所放开，但在取得户口的条件、就业、子女入学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歧视性政策。在城镇土地制度方面，中部地区小城镇主要采取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城镇化的“门槛”较高。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中部地区小城镇在最低生活、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方面仍然将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享受对象之外。这些都妨碍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2.劳动力大流通、大转移

劳动力大流通、大转移将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最壮观的一种社会景象，其主要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从过程上看，这种政策还远谈不上主动规划、积极引导，在更大程度上还仅仅体现为打破旧的体制约束后的自发状态而已。据劳动部门2000年对2.4万多外出人员的调查，由劳动部门组织和用人企业招聘外出的仅占15.1％，由亲戚朋友介绍外出的占52％，靠自己碰运气外出的占28.5％，属于其他情况外出的占4％[14]。这种自发的流动往往使外出农民缺乏信息指导，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在这一时期，农业人口流动的一大特征就是无序和盲目。

在政策实践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在人口流动与人口转移之间做更充分的分析，并建立起能够促进人口转移的稳定的长效机制，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又把暂时性的流动就业与真正的人口转移等同起来。同时，我们的城市化与小城镇化均没有建立起能够适应就业与人口转移所需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对涉及就业与人口转移的诸多因素及其障碍缺少政策预期和规划。针对这种形势，我们有必要在城市化和小城镇化两个主要的政策取向上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从城市来看，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将是未来几十年内的影响最广泛的一种资源流动，但这种流动的长期效应会对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出现所谓的“拉美效应”？

20世纪60～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刚跨过1000美元关口，他们为推动经济快速起飞，普遍实施了减少农民战略，把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把耕地留给少数农户。这样做确实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拉美也一举成为世界上农业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是，当大量“无土地、无保障、无固定岗位、无一技之长”的农民成为新市民后，政府为承担他们的养老、卫生、社会保障等费用精疲力竭，城市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常提及的“拉美陷阱”。

中国当前有些情形和“拉美陷阱”出现前有类似的地方，而我们的“三农”问题远比拉美国家当时的情况复杂得多。中国的农民数量巨大，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对人口转移形成足够的拉力，同时，城里还有大量下岗职工。如果我们不对城市自身的功能和农业人口进城的目标做出足够充分的应对之策，要么“拉美陷阱”的风险会急剧增大，要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标将被大大延滞。目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价值还仅仅体现在增加收入上，而劳动力流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知自觉地实现转移、定居，能够溶入一体化的工业社会，显然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在小城镇建设方面，上面已分析了所面临的多种困境，而这些困境正是限制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在如何推进小城镇建设这一事关全局的政策层面上，同样面临着如何破局的难题。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能看出，当今“三农”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策依赖性强，“三农”自身缺少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调节机制，而政策却大都具有短期效应，难以保证长期目标的实现；二是政策的着力点大都放在了缓解“三农”问题的外部矛盾上，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政策将是我们长期依赖的主要政策，但还缺少完整的套路，相关政策目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保证；三是缺少立足于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的、而又可自我调整和实现的政策蓝图。

到目前为止，我们虽有明确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但近、中、远期的目标分别是什么？各个时期的具体衡量指标是什么？以及实现分期目标的政策路线是什么？恐怕目前还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这表明，针对“三农”问题的宏观框架并没有建立，也就谈不上政策的互动与策应了。拿小城镇建设来说，在过去的几年中，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但实效如何衡量？在总量上如何评价这一政策的中期效果？在局部上又如何认定小城镇建设的成功与否？在局部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如何认定规划的科学性和建设的合理性？又如何评价小城镇建设与建设目标相一致的程度？这些都是政策实现中的现实问题。

根据这些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取向，希望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要持久深入地分析“三农”内部的根本性矛盾，力求找出“三农”内部的政策发力点

无论我们转移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给予农业部门多少补贴，都不能代替农村自身的发展，都无法因此而自动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村内部仍将滞留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在我国人口达到高峰16亿时，即使农业人口比例降到50％以下，届时仍将有7～8亿农业人口。很显然，农村社会不能坐等现代化，必须有更多的符合各地区实际的农村各产业政策的推动和革新，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

当前的现状是，农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经营状态，产出效率已达到一种峰值状态，很难再出现任何大的突破；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型第二、第三产业如果没有结构性调整和体制突破，同样也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这些都与农村现代化所要求的产业化经营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而几乎任何改变土地分散经营现状的政策构思都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如何调整才能有效，同时又能满足依赖土地生存的庞大农业人口休养生息的需要？乡村经济制度的变革与人的生存保障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

农村经济具有先天的分散性，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条件、发展机制大不相同，无论何种制度都不能使之实现与城市经济一样的发展速度和效率。基础薄弱，积累缓慢，投入动机不足将长期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还像发展城市一样来发展农村，把市场看成是万能之手，把经济发展放到至高的位置，那么经济规律自身的不同步性将给农村社会带来更多的伤害，将长期占据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业人口也必将长期承受经济不平等发展的后果。

本文提出的建议是，在“三农”问题上，一切政策效力的原点都应立足于人的保障和发展。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1）解除一切可以解除的农业和农民的经济负担，让农村收益完全投入于农村，让农民收益完全自用。减少甚至完全取消农户对地方财政的供养，地方财政不足可通过国家财政转移、非农部门税收和地方政府精简三个方面来解决。让农户具有从毛收入开始的自主支配权，在政策的引导下，最大程度地激发其投资生产经营的动机。

（2）长期坚持以资源投入（如资金、科技）为主的政策性支持，投入力度应依据实际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不能被简单的增长比例所限制。应在乡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再发展教育方面进行大的投入，建立起人力资本培育体系，实现基础教育的平等；应在乡村卫生和医疗保障上进行更大的投入，建立起保障农村人口的生存尊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应在乡村基础建设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保障公共设施的进步；应加强小城镇规划和研究，使有限的投入实现最大的收益；应加强农业科技和农村生产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给“三农”注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

（3）乡村政治制度应该有更大的突破，使之与可能的经济制度的变革相适应。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旦形成就有自动反馈和调整的能力，而政治制度却容易形成官僚化机制，并具有自我固化的特质。为扩大乡村民主和自治能力，我国已普遍实行了村级直选，希望能够提高人民的民主参与水平和发展的积极性，但这还远远不够。且不说村级直选的实效如何，在农村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下，这一制度对提高乡村经济的集约化、一体化并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对缓解乡村制度矛盾、释放生产力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仅具有象征意义。应考虑实现乡级直选甚至县级直选，给农民以调动经济资源的主动权和实质性的话语权，反向策动基层政权更好地为地方服务，为农户发展服务，而不是为上级服务，为经济指标服务。

农村社会首要的问题是发展，而发展与公平密切相关。公平意味着发展机会的均等，并有权避免贫困，发展应该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偏好和能动性，而不是其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民族或性别。公平意味着市场中和市场外的各种制度不会因个人贫富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权利。可以说，在农村不能只就发展谈发展，还应该看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是否具备[15]。经济自主、政治语权、公平合理的公共服务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

2.加强政策的科学规划能力，推进政策效力的评价体系，建立起严密而有效的政策推动机制

从历史轨迹上看，我们针对三农问题的对策往往是纲领性的，虽有提纲契领的目标，但又屡屡存在纲举而目不能全张的难题，具体到政策实施层面往往有鞭长莫及之憾。以小城镇建设为例，在宏观性政策指导之下，千军万马各自为战，由于忽视了资源、环境、社会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协调，从而出现诸多不合理的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镇发展相脱节，小城镇规划成为领导体现政绩的工具，不切实际地盲目扩大城镇规模，用地布局不合理，不讲科学地追求高标准，产业发展不佳、就业不畅，等等，这些正是政策规划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过程脱节的表现。政策缺少自我预期和控制，主动纠偏能力不强，从而出现能量巨大的钟摆效应，当负面能量积聚过多时，才会重新向中心目标回归。

就小城镇建设来说，这是国家为解决农村现代化而做出的一项重要政策规划，也是一项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小城镇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协调联动和统筹兼顾。就这一政策来说，我们应该争取把这一缓解“三农”压力的重点政策做深做透，充分发挥其政策效力，同时还应确保政策的严肃性，做好政策的实施和评估工作，减少政策扭曲现象。比如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小城镇发展政策：一是如何实现科学规划，如何在实践中依托资源禀赋条件，结合小城镇的功能定位进行统筹规划，形成既与中心城市衔接配套，又与周边村镇相呼应的综合效益高、整体功能强的城镇网络；二是如何确立并发展主导产业，发展市场潜力大、辐射功能强的小城镇来带动相关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提高小城镇对人口聚集的吸引力；三是如何尽早破除城乡壁垒，把城镇与乡村真正紧密地联系起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城乡社会、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优化配置；四是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进行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广辟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五是如何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业人口转移的后顾之忧；等等。

所以，加强对已实施和将实施政策的科学规划，推进政策效力的评价体系，建立起严密而有效的政策推动机制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源投入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政策的运用水平是提高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保证。

3.从宏观的视角寻求建立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政策蓝图

从长期和最终的目标来看，针对“三农”问题，必须有整体化的解决路线，因为“三农”必将在某个时候走到一个可以称之为终点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三农”问题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其他社会问题而不再会是威胁社会安全与发展的障碍。如果那就是最终的改革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尽早地在目标与现状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而可能实现的路线图，在这一路线图中，要从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上针对“三农”问题和“三农”社会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剖析，去发现和实现解决“三农”问题的应对之道，逐步建立起以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蓝图。虽然这一过程异常艰难，但必须有个开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彻底解决“三农”、“四农”甚至“五农”问题。

为建立这一政策蓝图，必须以政策研究为先导，针对实践发展状况，做出政策应对，并逐步建立面向长期目标乃至终极目标的政策框架。

在前期可以借鉴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经验，保证“三农”政策的科学性、完善性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三农”政策蓝图应分解为多级、多类别的政策规划，在级别上应由国家规划、省级规划、市县级规划组成，全部三级规划均列入“三农”政策蓝图的总体规划。上级规划要能指导、容纳下一级规划，充分发挥上一级规划的导向、制约、调控功能，在给予下一级规划自的同时，要有足够的控制能力把下一级规划纳入到上级规划可控制的目标范围之内。在对象和功能上，应由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组成，全部分类规划均列入“三农”政策蓝图的总体规划。各专项规划要服从于总体规划，各专项规划之间要有协调和制约机制，不能有功能重叠或冲突，区域规划也同样如此。由此构成二维的政策规划体系，同时，通过政策规划的研究和推进机制，以及评估和监控机制，建立起三维的“三农”政策蓝图的实施体系。

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还应开展中期评估和监控，通过各项政策的中期评估提高政策的调整能力，实现政策自身的滚动发展。对政策和规划的实施效果适时进行评估，是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普遍做法。每2年或3年进行一次中期评估，总结实施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并对后几年的实施提出建议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评估，可以发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属于方向性的偏差要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进行修正，属于执行中的偏差要从实施控制的角度进行调整。政策评估、政策监控与政策执行机构应分开来，保证评估的客观性和监控的效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许斌．中国粮食保护价政策内容核心及其评价．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24（2）：101～10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4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4]解决三农问题多予之后是改革.中国农业信息网·经济评述，2005-3-7

[5]经济日报.2005-5-26

[6]胡鞍钢.中国：新发展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4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4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9]农民工已成为北京市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北京市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处，2005-06-06

[10]王玉华，赵平.从经典的人口流动模型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美中经济评论，2004，4(5)

[11]肖文韬.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型的一个修正及其新解释.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1

[12]陈迪平.两类人口转移模型与我国的现实选择.求索，2002，6

三农论文篇（5）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本身越来越产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农产品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快得多。商品农业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性质。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善于经营、富于精打细算的浙江“农民”就开始以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度受冷落的农业。他们摸索出一条按办工业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新路子，有近20万“农民”重新回到土地，像办工厂一样办起了“农业车间”[4]。

改革开放在中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产业化和使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在商品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速地进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使中国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但仅仅过了十几年却使他们遭受了不断衰败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产粮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979－1984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为5％，1989－1991则还不到2％了。[5]从1985年以后，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就基本走向停滞状态，随着农村各种税费的逐年增加，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已开始减少。

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块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裕，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分到小块土地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往往不够维持生活，因为现在他必须用钱来购买许多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农民除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小块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再加上农民必须缴付的各种苛捐杂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变成了一种桎梏。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却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轻农民早就意识到“在城市里收破烂、拣垃圾也比种庄稼强”，有的农民甚至说“种田还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里”！所以，农民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土地，出外打工谋生。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度过了它最初的繁荣时代，即将走向解体。

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已经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说去跟现代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竞争。农民现在不是靠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是靠较低的消费水平和过度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勤劳和节约成了中国农民最坏的优点。有人以为小农破产的原因不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以外的一些表面现象如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影响中去寻找，那么，这些人的理论一碰上现实的生产方式，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我国除大米、大豆的价格与国际市场较接近外，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很多人都认为，现在工业与农业的“剪刀差”愈来愈厉害，种地成本不断攀高，农民是由于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比较效益低下”——而抛弃土地。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朱俊峰在对吉林省玉米生产收益和劳动生产率的规模间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大规模经营生产成本最低，大农户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小农户的11倍多。这就导致大规模农户的农业收入为26430元，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小农户则只有1289元，连维持生活都相当困难[6]。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农民的分化——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落入无产者的队伍。

这种分化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办工厂，雇用民工进行生产，另一部分富裕农民租进大量土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雇用雇农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丰厚利润。在农村的另一极，是广大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变成雇佣工人，在这一极，不是“农业”无利可图，而是在资本农业的空前竞争下，小农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贫困和破产迫使人们抛弃土地。这同时也是90年代以来农村走向全面破产的根源。

目前，我国的小农生产基本上还停留在人力加畜力的水平上，绝大多数的农活是靠牛拉犁、肩挑担、锄松土、手插秧、镰割稻来完成的，这种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使农民同自己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所以，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对于中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往，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7]。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相联系的是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的落后，所以，我们的农民正在力求摆脱这种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8]。

时下有一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就是借口维护农民的“利益”，声嘶力竭地高呼严格维护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变，分给农民的责任土地“一律不准收回”。这看似是为农民“着想”的观点恰恰束缚了农民，责任田已成为不少农民丢也丢不了的沉重包袱。要知道，有不少长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愿意放弃责任田，愿意将承包土地退回。这本来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好时机，可我们还是僵化地固守条条框框，死抱教条不放，致使“一律不准收回”的“好心”政策使承包责任田对这部分农民来说成为你不要也得要的烫手“山竽”。农民外出“打工”不管种不种责任田，各种税费一分都不能少，但责任田又不能退。这种僵化的制度，严重地禁锢了农民的手脚[9]。

当这些承包的土地成了农民“甩不掉的包袱”的同时，许多想搞资本农业即投资“高效农业”的租地农场主们却又苦于找不到大片土地进行集约化耕种。

“冯荣樟是一个有技术、有<经济>实力的种粮大户，原先的几十亩土地已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想大规模‘圈地’搞高效农业。……想在新风村‘圈地’的人不止冯荣樟一个。新风村村民陈仁根也有这样的想法。陈仁根早几年一直在自己办厂，他的新风热电有限公司经过许多年的积累，已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效益很好的民营企业了。办企业的经历让他比一般的农民更有商业经营的头脑，‘人弃我拣’是一种经营策略。陈仁根希望‘圈’下上百亩土地，建一个现代化园艺园区<我们的资本家不把他的资本投入工业,而是投入农业,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但如何能‘圈’到上百亩的土地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浙江省农村悄悄发生了。如果说20多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那么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的推行就是中国农业新的转折点。随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推开，分散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租给农业资本家经营。这样，使得资本家投资农业，进行集约化生产，推广农业技术，并按照现代工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运作。当农民们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的时候，新一代的资本农业迅速崛起。

“许多工商业主、种养大户纷纷携资承包土地搞养种，优质资本正频频涌向这里的农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投入开发效益农业，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工商业主有80家，总投资额超过2亿元,平均每家200多万元。”[10]

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却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资本农业而来的，是耕作方法和农作物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积聚。这是一场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伟大的“土地革命”。

资本农业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兴起，并非偶然。由于浙江资本生产相对发达，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且私有资本实力雄厚，所以，资本农业在浙江率先发展起来是必然的。它最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对人民群众最有利。

现在，不只是在浙江，在全国各个地方，农业正是而且完全是按照资本的方向发展，资本性质最为显著而且正在得到最强劲的发展！

以晋江为例：全市人均耕地0.41亩，低于全国1.4亩和全省0.7亩的平均水平。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95％以上的村采取按人口平均承包耕地，“均田”到人，加上以田块远近、土质好坏等条件均衡搭配，以至土地分得很散很小，一般承包2～3亩地，至少分散在3～5处不同的地方，不能形成应有的规模，也限制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和推广，但是“土地从分散走向集中，经营规模由小而扩大，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是晋江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1994年，全市有各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户2017个。其中从事粮、油、蔗、菜生产的有620户，租地面积3万亩，租地面积在50～100亩的88户，100亩以上的有61户，面积最多的达733亩。与发展初期的1988年相比，种田大户增加421户，租地面积增加22440亩，户均经营规模扩大15亩。另外，还有果林、畜牧、水产、养殖、食用菌等专业户1397个，其规模经营分别约占全市果林面积的50％、肉类总产量的20％、海、淡水养殖面积达60％和食用菌总产量的40％。与小农户相比，年亩产提高150斤，劳均年产值增长8～9倍。全市最大的种田大户吕芳助，自1991年起投资10多万元购置8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3台抽水机，常年雇用22个农业工人，收种农忙季节雇临时工最多达80多人，1994年，种738亩地收130万斤粮食，利润达35万元。[11]

《信息时报》2001年7月17日对广州农业产业化进行了特别报道。

在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下，“广州的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市劳均拥有农机总动力2.74千瓦/人，机耕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75%”。据有关部门统计，广州农村的60万户的263万农业人口，已有1/6左右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

几年前，周启沛投资做五金生意，当他听说大田的马蹄粉畅销海内外，就决定投资。去年，周启沛“租下农民数百亩土地，种植马蹄，一年赚了15万。今年，他扩大了规模，将种植马蹄的面积扩到500亩。每亩除去500元的租金和人工费共六七百元，他可以赚五六百块，一年下来就有20多万的收入”。周启沛高兴说：“这<指投资种植马蹄>比在城里做生意合算多了”。

杨建尊是广州市有名的从玉菜场老板，一个靠承包农民土地，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蔬菜业巨头”。他的“种植基地位于广州从化市神岗镇，占地200多公顷，专业技术人员、农艺师20多人，员工680余人。以高科技手段种植菜心、兰心、豆苗、甜豆、菠菜、荷兰豆、唐生菜等。坐落在从化市神岗镇的从玉菜场犹如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庄园：全自动的喷灌、排水系统一应俱全。杨建尊也已经制定了资本农业的发展计划，创建生态示范农场，“建立和发展一个大规模、高标准的生态农业种植场，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急冻蔬菜生产车间，走净菜等高标准的保鲜食品产销之路”。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从玉为“实现广州的农业产业化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正是资本生产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以“高科技手段”种植农作物。在资本生产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摆脱长期的停滞。而资本却正是这种力量，它通过市场建立了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关注成本、利润和风险。

资本农业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十几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到的还要多。原始的农具开始让位于先进的农业机械，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商品农业所取代[12]。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而在此之前，农民始终是在规模小得可怜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不论是农民为自己或为国家工作，情况都是如此。资本在我国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

下面是我在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上看到的。这位署名黄广明的记者写了不少东西，让人惊奇的不是他文章中有很多错误，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叙述了一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13]

据湖北省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村支书黄孝年介绍，“该村有2300多人，外出打工经商的占60%，精壮劳力几乎全部外出，撂下大量责任田没人种。”网市镇党委书记廖孝松说，“土地历来就是农民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活之源与致富之源，可如今已成为不少农民的‘负担’。”

留在土地的农民没有致富，反倒离开土地的扒头村“农民”外出经商“身家过百万毫不稀奇”！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剩下‘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成为江汗平原大多数村落的常态。据统计，监利县今年外出人口33.8万人，外出劳动力22万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总劳动力的33%和49%，比去年增加7万人和4.5万人。”与此相应，“造成了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弃田撂荒现象。荆州市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监利县弃田4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严重的监利县毛市镇，弃田比例达38.9%，在毛市镇崔吴村，这个数字更是达到71.4%。”

在桥市镇，70%以上的耕地都由大户耕种。土地向大农户和租地农场主的集中，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土地的集中带来了机械化大生产[14]。机器在租地农场主手中大量集中，劳动生产率当然要比小农户高得多。而个体的、分散的、往往是小生产的农民则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没有可能采用机器，也没有可能找到快速和大规模运用最新科技成果的有效办法，只好仍旧使用旧农具，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靠更加“勤劳”和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对此体会最深的莫过于种田大户自己。本文文首提到的洪湖市农民万良伍，在老家种了七八亩田，一年到头只能糊个口。自从3年前来到监利种田后，随着种田规模的不断扩大，老万的腰包也逐渐鼓起来。……万良伍种的是传统的粮食作物，更多的大户在集并土地之后调整种植结构，获得的效益往往是种水稻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在万良伍200亩水稻田旁边，30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500亩湘莲，去年他种植湘莲200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突破20万元。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不同于小农户的大农户>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这就是大农户和小农的最大区别!>，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桥头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则花9万元买了一合收割机。在监利，桥头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她种了1100亩田，去年更是达到1500多亩。……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典型的租地农场主!>。据统计，到今年3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100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1000多个，其中开发1000亩以上的<租地农场主>有30多个，比去年都有了翻番的增长。”

规模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新成果新品种的推广。农业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使得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农业的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15]。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和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不对!是投资农业的资本家>正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模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6万多元，农忙时最多雇佣近百人。”

你看，我们的农业资本家跟普通农民可不一样，他们可以花巨资购买先进的农业机械[16]，大量租进土地，进行社会化大生产[17]。随着土地的集中和资本农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现象：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而租地农场主则购买劳动力。农业资本雇佣工人这一事实是资本农业的最突出的标志。大农户和租地农场主即资本农业的形成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关键作用。

“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20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的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

接着，黄广明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武汉一投资者曾计划在监利成片开发2000亩土地，大部分农民愿意出让经营权，但少部分农民坚决反对。”一位机关干部无奈地说，“遇到这种情况，真不知如何解决，因为中央规定土地承包权延长30年不变，主动权掌握在农民手里。”

尽管还有人幻想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搞活土地流转，但是现实是土地大量闲置或抛荒，出现“有人无田种、有田无人种”的千古奇观[18]。很显然，土地平分的小农经济与资本农业所要求的大生产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我们所拥有的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9]。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任何可能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桥市镇党委书记唐劲松指出：

“最伤神的是农民不愿要土地时，说走就走，不愿签合同；一旦见到种田有赚头，马上回来要田。”

这样一来，土地调整十分频繁，几乎每年一次。租地期限过短，使得农业资本家不能长期经营、增加投入。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开始阻碍农业的快速发展，一般说来，现在还支持小生产即家庭联产承包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支持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对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来说，即使外出打工也还要负担各种税费。

网市镇党委书记廖孝松把影响农民转化为自由劳动力的障碍归纳为五大难点：先天不足的生存技能、二元分割的城乡壁垒、如影相随的土地负担、留守后方的老幼病残、难以逾越的办证关卡。单以办证为例，廖孝松说，

“据初步统计，劳动力转移外出往往要10～20种证件，其中每个证卡收费平均要在50～100元之间，部门乱收费、随意设卡现象严重，耗费了劳动者大量财力、精力。”

在这个意义上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诸如过高的农民负担、没有充分自由的迁移（城乡壁垒）严重妨碍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并且，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

我们看到，各地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制定了许多限制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北京等城市，农民务工得有三证，除了已办了的身份证不收钱外，其他的什么暂居证、务工证都得交钱，名其为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无非是另外交几百块钱罢了。同样是中国的公民，同样为城市作贡献，同样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农民进城打工，去干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脏活，家里的税费一分都不能少，同时还得再给城里交一笔入城费[20]。

所以，我们应当逐步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对城市或农村居民一视同仁，使其具有同等的权利。应当逐步放开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农民进行自由择业，实现农民的“非农化”，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一句告戒：不给农民自由迁徙权，是一种特殊的压迫，是公开鄙视农民。

这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身的这种性质，也就必然预示着它终将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因为资本农业比小农经济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用落后的工具和耕作技术进行生产的小农户不可避免地要被大农业所排挤。这就使得小农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恶化表现在农民劳动过度、节衣缩食以及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直至最后的破产，这是小农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小农经济本身，是以生产资料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21]

小农经济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工艺流程基础上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大工业的建立则破坏了曾经作为他们正常补充物的家庭手工业。国家沉重的赋税使农民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收入中支出一大笔钱，地方政府的摊派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随着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农业加入农业的竞争，这就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农业生产过剩。前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后者则陷入破产的边缘。小农被迫增大劳动强度，早出晚归直至精疲力竭，最后还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与集中经营的大资本进行竞争。生产愈是社会化，资本就愈容易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割断小生产的命脉。

由于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日益昂贵，大资本逐渐控制了整个农业生产，而小农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在工农业商品社会化大生产的重压下，农民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苟延残喘。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2]

在资本农业不断的打击下，小农大量地破产并转化为无产者，土地日益集中在以使用雇农从事规模经营资本家的手中，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制”的小农，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劳动，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而他们分散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同时又破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道“现有的土地占有方式<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妨碍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流转，影响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即影响了资本农业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城市化进程，您对此有何看法”时，温铁军回答说：“农业的规模经营被很多人误解了。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的规模经营都不仅仅意味着土地的规模，都不仅仅意味着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规模经营；很多规模经营包括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的技术服务、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规模化，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规模经营。单纯强调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规模经营，这是认识上的偏差。”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土地集中即资本农业的基础，所谓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的技术服务、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的规模经营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资本农业只有以土地的集中为基础，才能进行社会化大生产，这是资本农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资本农业发展的结果。

温铁军还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但事实上是农民不愿种地，是农民把土地抛荒，逃离土地。从浙江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均耕地最少，抛弃的土地最多，尽管农民走向两极分化，但浙江的“农民”却最富裕，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外的就拿日本来说，土地比我们还紧张，可人家却比我们发达多啦。从这些事实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小块土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在温铁军看来，一切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而我却恰恰相反，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服从于“消灭小农”这个最高目标！不走资本大农业的道路，不消灭农民，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今后我国农业的历史将是以资本大农业代替小农经济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比重进一步减少即农民进一步转化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23]。

“这可以说是监利许多基层干部的共识。‘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在记者的调查中，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24]“大幅度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乃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的治本之道，舍此而外，任何其他增加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措施，都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甚至根本无法实施。例如，中央政府每次提出使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几乎都会遇到力度极大的反弹；再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尽管中央政府决心很大，也只落得中途搁浅的结局。”[25]

资本农业比小农户进步，阻碍资本农业的发展是一种最反动的，对农民最有害的空想。“新土地革命”的经济实质就是资本农业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阻碍这种发展进程的任何企图。

资本农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瓦解小农经济[26]，因为土地的集中或者说对农业的自由投资是农业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体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要求。我们要为资本农业的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

由于我手里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资料，所以无法详细、全面地阐述资本农业的整个发展情况。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人打算有系统地研究一下资本农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一切关于我国农业经济的总的资料都证明资本农业正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一方面是，“农民”不愿种田，抛弃土地和出租土地，流入城市[27]；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按部就班地发展，“农民”大量抢租土地，采用机械化农具，经营和发展各种农业[28]。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加入这一过程的两个截然相反方面的都是哪些“农民”。

总之，农业资本家是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他不像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资本家和农民，就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农产品来说，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是相同的。但是，农民出售的仅仅是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换价值，而是看作使用价值，即直接的生存资料。相反，资本家全靠出售产品，即依靠作为商品的产品，从而依靠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因此，他的生产的整个范围都由交换价值控制和决定。现在可以明白，为了使农业商品化、产业化，从而全部投入流通，这要求生产方式要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发展。下面这段文章就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它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际所看到的事实弯曲成什么样子：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从我国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29]。虽然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多，但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并不稳定，如果找不到工作，还要回来种地；虽然现在农业效益比较低，但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土地依靠，就不会有广大农民生活的稳定。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30]。事实证明，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当前，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市场疲软，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不少农民纷纷外出打工，部分地区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应该看到，目前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处在不稳定状态，因此，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效益过低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不能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变成人为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各级干部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对家庭承包经营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家庭承包经营。不能把农业现代化同家庭承包经营对立起来。农户经营规模细小不是家庭承包制度造成的，而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不存在生产力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全国许多农村都在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招商引资，搞农业开发和高效农业。干部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以牺牲农民的权益为代价。目前农村出现的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产业化经营方式[31]，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这两段文章中，错误和字数一样多。第一，从我国国情看，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32]，可以说，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非农化”。第二，对农民而言，土地不是“最可靠”而是“最不可靠”的生活保障！因为小农经济必然要灭亡。虽然农民外出打工生活并不稳定，但这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种“不稳定状态”一直引起某些人的反动的抱怨，这些人极力强调这一过程即资本发展所造成的不稳定和危机，并且根据这一点来否认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他们忘记只有这种“不稳定状态”才以生产方式和全部社会关系的迅速改造代替以前的停滞和落后。至于“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效益过低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这句话，只能说明这位作者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根本就看不到“内在的经济规律”。第三，“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这个您又不懂了！农民是传统自然经济的支柱，而农业资本家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不能把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即资本主义农业和我国的家庭承包经营——小农经济混为一谈[33]，因为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起码的常识。第四，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凡是继续土地承包的地方，农民往往是最落后、最贫困的！我们的作者不去调查研究，不去了解情况、掌握资料，却说，“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他看来，“家庭承包经营[34]”是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家庭承包经营”都可以生存下去。当“全国许多农村都在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招商引资，搞农业开发和高效农业”时，我们的作者仍然幻想“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是把问题放在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实际发生的“对立”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承认资本农业排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作者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小农经济理想化。可见，作者所反对的，恰好是他所不理解的正道。

当然，我并不主张剥夺农民的土地[35]。根据以上的论述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认为必须取消对农民自由支配土地、放弃土地和进入城市等权利的一切限制[36]，消除一切阻挡外出的障碍，使劳动力流动的一切条件得到改善并减低费用，从而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

至于是当一个农民有利，还是当一个雇佣工人有利，只有农民自己才能作出判断。极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已经处于完全衰落状态（成片土地的荒芜就特别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滞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本比不上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37]。农民同土地的这种联系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尽管取得了小块土地，但结果却是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

如果我要把这篇文章中所犯的所有这类错误都详细地加以说明，那我就得写一本厚厚的书。这么一个对政治经济学毫无所知的人物就胆敢洋洋洒洒数万言，这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会造成多么有害的影响。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半点科学的东西。

文章还认为，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不对！这个问题恰恰在土地之外，只有资本生产发展起来，农民才能离开土地成为无产者，同时，农业也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农业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辩护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38]。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会使任何政策适应这些变化。

只有充分认识到农业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并由此出发制定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学者认为，农业的“规模经济”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育”过程，它必须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成长”，并且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普遍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程度，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具有它的生存空间，“揠苗助长”是不可取的[39]。可是问题在于，短时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不等于现在就可以不去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发展；只有现在开始努力了，才能最终并且最快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看到，一边是资本农业的机械化大生产，一边是小农业的手工生产；一边是农业科技在大农业中的推广应用，一边是小农的停滞不前，这表明资本农业和小农经济的对立，也反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过时的生产体制，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资本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数量众多的小农仍然阻滞了这一历史进程，直到目前，我国农业还没有完全实现商品化。总之，农业的彻底转变和更大程度的发展，还有待于资本生产更迅猛地扩张。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已向人们证明，中国农业已经进入资本的发展轨道，一个新的农业体系正在建立之中[40]。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它促进了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其广度和深度以及它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广大农民未来命运的影响是中国以往任何变革所不可比拟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废除必将促使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转向工商业，这使得租地农场主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资本农业必将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1]采用农业科技，如新品种的培育和应用、复合肥料和配合饲料的研制和推广，施肥方法的改进等，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改善农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2]比如苹果生产现在就集聚在几个省区，像陕西、河北、山东；棉花生产出现了向新疆集中的趋势，目前全国棉花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新疆，新疆的棉花每年种植面积达到1400万亩；中国的玉米生产逐步向东北三省集中。这些都说明农产品越是区域化生产商品率越高（见《21世纪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马晓河著）。我国小麦主产区向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集中，2001年冀、鲁、豫、晋、陕5个省小麦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由上年的49％上升到55.4％。油料作物生产进一步向主产区集中，形成了长江流域油菜、黄淮海地区花生、东北地区大豆的生产布局，长江流域油菜带面积占全国油菜种植面积的70％左右。甘蔗生产进一步向广西、云南集中，两省种植面积占全国甘蔗面积的64.5％。甜菜向黑龙江、新疆、内蒙古集中，面积占全国甜菜种植面积79％。每一个区域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重点产品，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3]（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51页）。

[4]（摘自《中国流民史》王俊祥、王洪春著，第188页）。

[5]（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载《读书》2001年第一期）。

[6]“不同农地经营规模的生产收益与生产率差异的实证研究”朱俊峰著，载秦富、王秀清、辛贤主编《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66-4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8]“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直到‘装’得再不能‘装’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农民啊，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走进村庄，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景：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狠心’的父母伤心地痛哭着，不停地抽打孩子的双手，巴掌抽打在孩子的手上，却让我这个当书记的真切地感到了钻心的疼痛。”（见《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著）尽管“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尽管是“骨肉分离”，但我们的农民就“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奔向希望”。

[9]（见《浅谈农民歧视》作者：张英红）。李昌平也指出：“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10]以上均摘自2001年5月30日《杭州日报》视点新闻。

[11]（摘自陆学艺主编《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第176～180页）。

[12]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的农民过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这里的农民却迥然不同。在朱村镇为大耕户种水稻，除了插秧还用手工抛秧之外，其他都机械化了。犁耙田已用了手扶拖拉机，犁耙合成了一道工序；割禾用了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割35亩，这头割进去，那头已是谷粒打好包出来，连稻草也可以按指令或即时切碎做回田之肥料，或不切留做其他用途；一槽就是12吨，经过烘干机，十来个小时就使湿谷变成干谷，再送加工厂，马上就成了上市新米。大幅度的机械化耕作和科学种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摘自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报》）。

[13]报纸上的材料无疑是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它是以采访形式收集来的，因此对待这种材料要相当慎重，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予以特别重视。因为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在我们国家是如此贫乏，以致每份报纸都应该加以利用，当然，连这种资料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东西。

[14]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一方面，正是资本生产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导致资本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至于在农民中推广农业科技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李昌平也指出了这一点），它将毫不留情地排挤小农经济，正象机器大工业排挤手工业一样。因此，农业机械的普及、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而小农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并且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农民的贫穷困苦和逆来顺受，排除了农业革新与发展的可能性，使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民的困苦永远保留下去。并且，事实告诉我们，广泛的农业技术的革新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以后才开始的，这说明资本正在创造一种必然要求农业合理化和废除包产到户的社会条件。

[15]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近8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0年全集团生产鸡苗1.6亿只，上市肉鸡1.38亿只，上市肉猪14.3万头，生产饲料64.7万吨，总销售收入达15.9亿元。公司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主要是加强了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推广，依靠科技进步不断解决产业化发展的技术问题。到目前，温氏集团拥有高级职称专家20多人，中级职称科技人员50多人，大专毕业生400多人，占企业员工总数12％。先后建成家禽育种中心、饲料化验室、兽医室和电脑管理网络系统，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8月11日《南方日报》）。

[16]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只有在大生产下，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所以，扩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机器的广泛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的集中。

[17]据调查，松滋市采用租赁等形式发展私营农庄146个，经营土地面积工846.8公顷，每个庄园平均土地面积5.8公顷，雇工2171人，其中长期雇工602人，短期雇工1569人；吸引投资1274.66万元，资本收益率达69.27%。松滋市陈店镇有私营农庄60多家，总经营面积为533公顷左右，平均每个农庄经营规模为8.89公顷，是小农的26.7倍。（见《农业微观基础的组织创新研究》第67-68页，曾令香等著）。

[18]摘自《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迟福林主编，第81页。

[19]一位教授讲起他访问美国一家农场的经历。被访的农场主每天早晨都要驾驶自己的直升飞机将一望无际的农场巡视一遍。高度的现代化农业，早已使美国的“农夫”告别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岁月，像耕地、锄草、播种、收割等等体力劳动，早已被机器代劳。“农夫”常常坐在计算机前，上网了解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各种农业原料的价格、市场走向、股市及农业投资的动态，由此换算出自己的投入和产出、利润率、和未来生产战略；同时，他还要通过计算机了解各种农业科技动态，设计改善自己农场的方案。（摘自《农民进城，地主下乡——WTO之后中国农村的自救之路》作者薛涌，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这里，农民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能够熟练驾驭市场的“资本家”。而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与经济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的“农业家庭经营”实际上就是小农经济。

[20]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

[21]《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22]《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23]我们知道，只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才能推进土地的集中和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所以，距规模经营的农业，中国“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还有很长的历史道路要走。相对于这个历史道路而言，当前的农业困境和贫富两极分化仅仅是才开始。以农业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如从颁布垦地权条例，规定“强行移住”者有权优先购买他们所开垦的土地的1841年算起到1910年大农场占全部农户的1／6左右，生产了全国农产品价值的一半以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131页）为止，也经历了69年的农民分化、破产、兼并的路程。至于到了美国农业的社会化、专业化生产有了长足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所以无论从国外发展农业的历史还是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这必然是一条使广大农民逐步分化、破产的漫长道路。（摘自《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道路》丛中笑著）。

[24]以上均摘自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

[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71页。

[26]一位作者说道：“在资本形态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分化瓦解的过程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会加快这个过程。资本不相信眼泪，也不理会人们的愤怒。它只按自己的方向前进。那种田园诗般的、建立在永久的小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之上的小康农业前景，只是一种幻想。农民中的大部分——不管他们依旧居住在农村还是迁入城市——将逐步地向无产阶级转化。这些农民也许会失掉他们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但他们将和无产阶级一道，拥有一个新的世界。”

[27]“以岳阳市为例，有关部门选择了全市16个乡镇作调查，统计结果为：1998年春耕中共抛荒田地1.77万亩，1999年抛荒2.5万亩，比上年增长70.3%，2000年抛荒4.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67%，比上年增长72%。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新湖村1998年抛荒600亩，1999年近1000亩，2000年1830亩，超过了全村耕地面积的70%。”（摘自《南风窗》2002年2月号）湖北监利县棋盘乡支部书记含泪说：“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多数农民抱着“要死也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心情弃田撂荒外出打工。（摘自《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第1版）。

[28]如今，监利县的土地开始变成了资本（土地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在农民的手里可不是！）。通过转包、转租、租赁、合伙、股份制等形式，土地纷纷向种养大户集中，规模农业和商品农业开发热潮正在全县兴起。分盐镇应山村女青年鲜于燕去年初承包360亩低湖田，植莲养鱼，网箱养鳝，当年获纯收入30多万元。桥市镇农民何文峰同9户农民联合，转租1300亩低洼地建特种水产品养殖基地。白螺镇做芦苇生意10多年的，去年5月回村投资120万元，承包70亩土地，建变电站、装锅炉、盖温室，建起工厂化养殖基地，聘请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3位教授当顾问，饲养珍贵稀有鱼类史氏鲟。在外地做水产生意的桥市南唐农民唐周文，去年回乡承包大水面1200亩养蟹，当年纯收入36万多元。数百家外地老板纷纷到监利大面积租赁农田和水面，从事特种养殖和种植。毛市镇去年引进15个江浙老板，租用土地和水面7000多亩养殖河蟹和珍珠。荆州谷神绿色农业发展公司经理刘心宏在白螺镇租地1900多亩，投资120万元，采用机械化恒温生产、生物治虫等先进技术，种植无公害、反季节大棚蔬菜。该公司还租用丁家洲2000亩农田，建成了优质粮生产示范区。（见2001年3月21日《湖北日报》）。

[29]继运城富源煤矿矿难发生一个多月后，山西省义兴寨金矿又发生一起特大矿难。尽管如此，当地农民还是把当矿工看成他们改善生活状况的最佳途径。一位矿工坚定地说：“原来种地，我们长年吃的就是土豆，有时掺和点莜面，菜就只有山上采的野苦菜。现在天天吃的都是大米白面。我在矿上干活，一个月挣800多块。”（摘自2002年7月10日《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矿工并不认为在地底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着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这里比在家乡<当农民>要好上10倍”。他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车，1车500斤煤，每米老板付给45元工钱。（《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什么？山西煤矿事故频发原因透析》，载《三联生活周刊》）总之，我们的农民为了离开农村、为了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状况中解脱出来，宁肯跑到矿井中去做工！尽管矿井和一切采矿工业中的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危害工人的生命，但是这种工作的较高工资，每月能拿1000块钱并且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对于农民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宁愿到地下矿井去做工，而不愿回到被某些人描绘成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的土地上去。因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这些人加以理想化的小块土地有什么价值，纯粹的资本关系比小农好多少。

[30]《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作者姚洋说道：“一个建立在平均主义农地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家庭储蓄等其它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护农民免受不利收入冲击的影响，这对那些家庭贫困或没有能力挣取非农收入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其次，土地本身是一种财富，这对老年人来说更显得重要，因为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必要的收入<原文如此！>。因此，土地均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养老保险工具”，“具有收入保险功能”，“同时也能达到失业保险的目的”。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农村存在1亿多失业人口，“这样庞大的失业人口之所以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土地充当了蓄水池的角色，吸纳了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姚洋同志依靠他那独特的逻辑，居然从这个卓绝的发现中作出结论，仿佛事实完全证实了他所提出的论断，即“土地可以作为农村失业和养老保障的基础<!>”。面对如此高超的理论，真令我等不服都不行……唉，彻底服了！事实上，这一亩三分地对于农民而言，不是“就业”，也不是什么“生存保障”，更不是国家赐予的“社会福利”。在农民的眼里，这一小块所谓是他们“命根子”的土地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稍有能力的或者有劳力的，进城去无论做什么即使是擦皮鞋也比在家种田强。

[31]以山东诸城的肉鸡生产为例：龙头企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种鸡和饲料配方，组织生产并负责市场销售。在“公司加农户”这一体系中，肉鸡的孵化、种鸡的提供、防疫的实施、饲料的供给、成鸡的加工、销售都由龙头企业承担，而肉鸡的饲养则由农民负担。所以，“公司加农户”只不过是资本认为让农民“勤快地”去生产或者担负起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成本更低，费用更小而已。而资本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可以从这种“勤快”中获取利润（剩余价值）。

在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在小集市销售，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低级阶段。随着市场的扩大，这种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这同小规模的分散的生产完全相适应）渐渐成为不可能。在大市场上，销售应当时大规模、大批量的。因此，小生产同大市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小农分散的情况下，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由商业资本（公司）专门从事收购和销售。这样，商业资本通过收购的办法，把小买卖集中成为大规模的市场销售，减少交易费用。这种大规模市场销售的纯粹经济上的优势，就必然使得农民完全依赖、依附于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就是把农业生产资料直接分发给农民进行生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在这里，商业资本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农民事实上成了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为资本家工作的农业工人。因此可以断定，那种建议通过“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来帮助农民发家致富的广为流行的理论是荒谬的。这种理论是由于不懂得商品生产同资本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空想。编造这种理论的人完全忽视了中国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忽视了小农的分化，忽视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中只有大资本才能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这一事实。显然，把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现实生活的情况抛开不谈，那就容易胡思乱想了。

[32]由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自己的小块土地，但这已经不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1998年浙江省农民从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1584.9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45.1％，与1990年的324.2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29.5％相比，绝对额增加了1260.7元，比重提高了15.6个百分点。如果加上从事三产的收入，目前浙江农民纯收入中，大约有7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的作者史清华指出：“非农化”已经是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农民对农业的倚重程度呈显著下降趋势。家庭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57.44％下降到2000年的28.40％（第93页）。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三分之一，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占57%，来自非农部门的部分已达43%。（见《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33]有人竟然说：“家庭承包制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产生的激励，大大激发了农户作为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几乎使每个农户都成为‘企业家’<!>，并产生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且制度又确保了个人可以获得其所有的土地经营、劳动力、资本投入产生的剩余和报酬<!!>”（摘自《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从实证到理论的分析》）。

[34]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35]王磊荣和王选庆就认为，国家要用钢铁一样的意志来推进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必须离开土地（“试论我国土地破碎的现状及由来”，载秦富、王秀清、辛贤主编《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81页）。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迫农民离开土地、要强行摧毁小农，也就是要彻底的最无情的摧毁中国的旧土地制度。王磊荣和王选庆接着说：我们可以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种种乱象中，找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的翻版：诸如农产品的滞销，农民收入的滞长甚至下降，大批的民工向城市流动，大批的妇女向沿海城市涌动，农村土地的大批抛荒……总之，社会的空前繁荣与危机并存。（同上，第482-483页）。

[36]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和障碍”王远征著，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倡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即反对农民外出打工赞成就地消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民粹派的理论。与此相反，农民的“离土又离乡”不仅给农民本身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外出打工工资高，对农民而言更为有利。尽管这个理由是多么简单，可是人们常常把它忘了，他们总喜欢站在更高的仿佛是“国家”的立场观点上来看问题。

[37]就连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农民高得多。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报》报道说：“这里的工仔们<即农业工人>享受着月薪制，一年发足12个月，一般是一造收成之后发一次薪，有特殊需要的也可随时发给。三个大户开的工资，以黄伯桂最高，平均每月七八百元，……工仔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挺舒畅的，每造的插秧和收割季节，几个大户都开大锅煮大盘菜，餐餐有鱼有肉，饭任食，酒任饮，饭后还直落麻将，用数倍超过‘土豆加牛肉’<小农>的那个标准，免费招待全体工仔和临时工。……几年下来，黄伯桂的12个工仔，都盖了两三层的新房子，买了摩托车。”

三农论文篇（6）

二、三明市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一）结构相似系数分析

判断两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可利用两个地区的各产业占比。下式中，Xmk和Ynk表示产业k在地区m和n的总产业结构中的比重，Smn表示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度。本研究中，将三明市和福建省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对比，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相似系数，探讨三明市农业产业结构同构的现状与变化。Smn＝∑nk＝1XmkYnk∑nk＝1X2（mk）∑nk＝1Y2（）槡nk依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13》及《三明市统计年鉴2013》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农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相似系数值的大小，说明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数值越大，说明相似度越高。在本文研究年份中，两者的相似系数都在0．85左右，说明二者产业结构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二者相似系数呈现总体减小的态势，表明三明市与福建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表1的绝对离差显示，2009—2012年，三明市农业和林业的调整幅度高于福建省整体水平，其他如牧业、渔业等调整幅度则低于均值。

（二）农业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利用三明市各产业以及农业总产值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动态模型，对三明市各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中，将农业总产值设为参考序列，其他指标构作为比较序列，计算结果见表3。从表中数据可知，在农业各产业结构中，对农业总产值影响大小依次为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和牧业，其中农业和林业值关联系数相对较大，关联程度较高，而其他三个产业的关联系数相对较小，且相差不大，表明渔业、服务业和牧业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相对农业和林业来说，上述三个产业的发展也较为滞后。表中X1、X2、X3、X4、X5分别表示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和牧业。

三、三明市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政府的职能效能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该坚持市场的调节作用，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指导作用，以及政府在市场监测与调控的主导作用，强化农民在农业各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人翁作用。提高政府的引导职能，及时提供更多各产业结构的相关市场信息与咨询，给予农民在知识教育、技术指导、市场等方面的帮助与引导，有效引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尊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自和决策权，使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自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以往决定权由政府一手抓的局面，在有效调控市场的基础上提高政府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的职能效能。

（二）加大对农业产业内部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制约和阻碍了三明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何开展农业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是三明市农业产业调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内部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要以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品品种为重点。在减少粮食耕种面积的基础上，改进种植条件，扩大品种生产，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做到品种多、新、奇，质量优质，为农民设更宽更长的经济道路。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不断完善农业基础条件建设，生产出更加优质，用途更广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三）调整农业主导产业项目

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理论，任何产业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主导产业，而主导产业对经济水平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充分结合三明市的资源优势，不断扩大和调整三明市的主导产业，对于三明市的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三明市生产力发展现状选择产业经营模式，根据自身有利条件和有利优势，选择适合并富有特色的主导产业。从三明市农产品的品种来看，水果、蔬菜、茶叶、烤烟和部分畜牧产品等相对于福建省其他地区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搞好农产品加工业的开发，在“深”“精”“优”字上做文章，争取多出优质名牌产品，可以考虑将其培育为三明市的主导产业。

（四）正确处理农业各产业的关系

从农业来看，当前三明市农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且粮食加工率低；从林业来看，三明市的杉木和松木占比接近90％；从畜牧业来看，2012年，三明市的全市畜禽产品总产量25．77万t，同比增长10．16％，羊、家禽和兔的出栏量同比均有一定增长，但牛羊等养殖受到自然条件限制而影响饲料供应；从渔业来看，2012年鳗鱼产量4　779t，养殖面积225hm2，渔业产值3亿多元，约占全市渔业总产值30％，相比三明的淡水资源和淡水鱼产量，产量很低，淡水养殖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利用三明市空气、水源、土壤无或少污染的特点，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农业，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优化农业产品品种，发展优质品质，缩小普通品种，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调整森林资源结构，优化各木种之间的比例和品种，着力推进生态保护，加快林业产业发展；优化畜禽品和鱼产品种结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品种上进行深加工，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

三农论文篇（7）

“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如何有效地转移和转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把沉重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转化为优质劳动力，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对配套的教育措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农村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则成了研究的重心。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层面，配套的教育措施也不能局限在“三农”的圈子里。

一、降低办学成本．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压力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迅速提高教育质量，缺的是资金，少的是投人。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要求政府加大投人满足教育需求只能是难以如愿的美好愿望；加强制度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可以增加教育经费，但是因为体制与观念的惯性，也非短期所能凑效。所以，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大背景下，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压力，提高办学效益的有效途径应该是千方百计降低办学成本，用尽量少的钱办尽量好的教育。

(一)中小学集中办学，发挥规模效应

根据目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各个年龄阶段分布情况的分析，近年学龄儿童将逐年减少，这样，原有教育设施难以充分利用，甚至大量闲置。为了集中资金，提高办学效益，形成规模经济，减少重复建设，学校应适度集中，向中心城镇靠拢。农村居民分散，中小学生奔走于相距较远的学校和家庭之间，既浪费时间、精力，又不安全，推广寄宿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各个乡镇集中财力物力办好一所中学，二到四所小学，结合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精简管理层级，优化教育资源。这样，既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又能够提高办学质量。

(二)就地取材，大力开展远程农民教育

要改善“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农村太落后”的状况，就一定要加强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但农民教育经费太少，农民本身对接受教育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开展农民教育一定要考虑好三个方面的因素：要就近，便于农民学习；要成本低，农民不必掏多少钱就可以学习；要能学以致用，有很强的实用性。从降低教育成本的角度出发，应该就地取材，大力开展远程教育。教学场地就近利用村公所或者中小学校，如果学校白天不能给农民教育提供教室，就采用一校挂两牌的方式，白天学生上课，晚上给农民上课；教学方式采用远程教学方式，有远程教学服务网络的，进行网络教学，条件差一点的，利用优秀教师的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条件更差的，只需要准备一台电视机、VCD和几张光盘影碟，只需中小学的一个普通教师组织教学，就可以把优秀教师和技师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农民，大大降低教学成本。

(三)教材回收，重复利用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教材，通常回收利用五年以上，学生无须购买新教材，大大降低了入学费用，而且能减少因印刷大量教材造成的纸张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节约资源，减少费用；农村教育经费紧张，更应该回收教材，重复使用，降低学习成本，减轻教育负担。

二、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适应性教育并重，促进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转化

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一般在总人口的10％以下，而我国农村人口达70％左右，有9亿多农村人口。不改变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人均生产资料稀少的现状，就不可能达到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只有加快农村人口的转移和转化，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而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农村目前的富余劳动力，而忽视了学龄阶段的农村人口，要充分考虑他们数年后的就业和出路。这里讲的转移是指地点的变换，是指农民工进城；转化是指质量的变化和提高，进城不能只是城市边缘人，务农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耕作方式上。为此，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一)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有本土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的转型时期，“三农”问题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还没有得到充分转变，在抓紧时间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的同时，还需要尽力追赶第二阶段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大批熟练技术人员，要求职业技术教育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有本土特色的技术教育和培训。

1．为获取劳务输出收入，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技术培训。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全国有7800万农民工，据专家估算，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每年创造大量的劳务收入。据统计，2001年四JlI省出省农民工560万人，打工收入400亿。尽管进城农民工数量巨大，2004年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明显“民工荒”，但是缺少的主要是熟练的技术工，而不是初级的体力工。针对这一现象，政府要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需求信息，组织农民工进行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加强针对性，减少盲流。

2．农村成人教育要以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为重点。中国三个产业层次仍然是第一、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作用和影响还有限，解决“三农”问题，不能超越国情，更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套的教育措施要强调“科教兴农”，充分发挥农村成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作用。农村中小学可实行一校挂两牌，日校办夜校，成为乡村基层的文化、科技和教育活动基地。建设“高等学校农业科技网络联盟”，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培训作出贡献。

(二)推进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教育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是城镇化，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除了小城镇的吸纳之外，民工潮将成为另外一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途径。引导民工潮向良性方向运转，克服其给城市带来的弊端，除了改进制度性的因素外，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也很重要。提高农民自身素质除了职业技能培训之外，还要重视城市适应性教育。农民工进城打工，意味着他们再社会化，城市适应性教育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其再社会化的速度和水平。通过农民工培训层面、社区层面和工地文化层面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法规、良好生活方式与习惯以及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的教育与培训，改变其不良习惯，促使其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渗透，提高潜在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时代的发展，现实的需要，都要求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两只轮子同时转起来，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内容中，要适当增加职业技术的教育内容，以便学生中学毕业进入高职学校后能够很快适应。

(一)基础教育内容应与高中后教育相衔接

传统教育中，基础教育与高中后教育存在脱节的现象，学生高中毕业后，要么进入与以前教育很不连贯的高等学校，要么在毫无思想准备和毫无职业技能基础的情况下被抛人陌生的社会。因此，发挥我国基础教育较好的优势，更新部分教育内容，以便其更好地与高中后教育相衔接，如增设进行初步研究活动的选修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设绿色证书课程等。

(二)办学形式要多样化，全日制与半日制、日校班与夜校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按需开办

1．配合初中后和高中后分流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现有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广大民众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要求，甚至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初中毕业生升人普通高级中学，同时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也需要大批的高素质普通劳动者和技术熟练工人，因此全日制的高职专科学校既利于高中毕业生合理分流，又利于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

2．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开展现有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只要不学习，就会很快赶不上形势，知识技术迅速陈旧、老化，所以要不断接受继续教育，定期回炉。要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有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加盟。另外，还可以通过对现有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其技术等级，盘活现有人才存量，提升现有人才质量。

3．教育内容增强本土特色。虽然通过劳务输出能增加本地居民的收人，间接促进本地的发展，但人才的外流不利于本地人才直接服务本地，促进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教育培训内容应该紧密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强化本土特色。

三农论文篇（8）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三农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形势融资制度多元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没有有效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这个命题就很难突破。为此，我们以日照市为例，实地走访调查了涛雒、陵阳、高泽等乡镇30户中小企业及450户农户，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当前农村融资的基本形势

受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三农”的弱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照市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一)农村资金投入渠道呈现多元化

一是金融投入已经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地区贷款余额61．84亿元，比l999年末增加42．42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57．94亿元。二是民间投入主要依靠原始资本积累。2005年全市农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达50．18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弥补农村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规模约40亿元，64．3鬈的农户需要资金时首选民间借贷。三是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总量明显增加。据统计，2003—2005年三间，全市财政预算内农业支出总额3．08亿元，占财政总入的比例提高了0.63%。四是从市外争引资金投“三农”。2006年全市共落实各类农业项目35个．引进类资金8576万元。

(二)农村资金供求不均衡的矛盾相对突出

按照农村资金需求对象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农户、村企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类：一是农户方面。调查显示，农户资金需求5000元以上的占21．6％，5000元以下的占78．4％，其中2000元以下的占53．73％。二是农村企业方面，多数小企业初期基本建设资金主要依靠自筹．虽急需外部资金支持，但由于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担保条件，所以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贷款满足率仅为26．4％。

而对于已经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中小企业来说，贷款满足率高达92．6%。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金融资本基本没有介入这一领域，是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主要资金瓶颈。调查还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直接决定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参与率，进而影响信贷供求关系。经济发展越好，金融的参与率就高，信贷资金利用就越充分，而经济越落后，金融参与率就低，资金配置效率低。据统计，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满足率、人均贷款额、农村信用社贷存比等指标均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三)资金外流加剧农村资金短缺

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农业的弱质性，导致资金外流的趋势比较严重．加剧了农村“失血”问题。目前资金外流途径主要有：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虹吸”效应。

2006年末，日照所辖五莲县、莒县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分别为41．86％、58．56茗，存差合计高达40．99亿元。而同期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为l44．87茗。二是农村信用社投向非农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受改革利益驱动，农村信用社更加注重追求经营效益，所以对非涉农企业贷款、存放同业及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较多。据统计，2006年末全市农村信用社仅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就达4．59亿元。三是目前城市二、三产业积累已成规模，收益率明显高于农村，农民进城经商、购房、建厂、打工等渐成气候，加上农民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加剧农村资金向城市的转移。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农村资本积累

1978—1989年．13照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21．1％．1989—2005年，则减缓到12．1％．其中2002—2003年年均增长仅5．3％．2004—2005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年均增长l1．68％。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89年的1．84：1扩大到2005年的2．38：1。从近几年农民的现金支出结构分析，对农业的投入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对教育、住房、子女婚嫁、医疗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不断攀升，进一步弱化了对农业的投入能力。

(五)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明显不足。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乡镇以下机构)有各类营业机构共184个，从业人员1724人。不考虑机构重合因素，相当于1个营业机构服务于16个行政村，1名工作人员服务于435个农户。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效率不高。农业银行乡镇营业机构基本是“只存不贷”，农业发展银行尽管试点性开办了小企业贷款。邮政储蓄开办了小额质押贷款。但对农民惠及很少。而基层农村信用社自主贷款审批权限一般只有5万元．相当多的农村信用社贷存比在60％左右，有的甚至不到40％。三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深度不够。以涛雒镇为例，有75％的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农村信用社评定为“信用户”的农户占全镇农户的25．3％．有贷款关系的农户仅占全镇农户的18．4％。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意识不强．使农民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农民特点的票据、理财、银行卡、信托、业务咨询、网上银行等新兴金融服务欠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五是农村融资成本过高。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多数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70％，甚至“一浮到顶”．农民对利率过高反映比较强烈。

二、农村融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三农”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建国后，我国长期对农业实行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政策．从农业发展中获取了大量的工业化起步初始资本，减少了农村资本的有效积累。仅对“十五”时期统计，日照市第一、二产业平均年递增分别为4．9％和21．8％，两者相差16．9个百分点。财政对“三农”发展“取大于予”，农业税政策调整前的2003年，全市仅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两项就高达2．72亿元，占预算收入的15．7％，而同期农业支出仅占预算收入的4．6％。从农业发展模式分析。目前农村主要实行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农民对农业行情、项目前景、收入预期等把握不准，只能局限在自有资金范围内或依靠小额贷款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制约农业效益的提高。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5年日照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2002年仅增加1．38亿元。

(二)落后的农村产权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弱化了农村的融资能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关系的一些弊端开始暴露。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法律保护不足。这种产权不明晰，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减，部分土地被征用，并且补偿有限。1993—2005年日照市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从2．24亩缩减到1．16亩。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难以实现。农村土地划分面积少而分散，土地使用权又有30年的期限规定，没有建立统一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具备现实条件，农民很难实现自愿、自由的流转，导致农业规模化发展不足。

(三)农村投融资环境相对不佳，制约了农村内部生产效率的提高

土地、劳动力、资金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三大生产要素。在资金问题之外。由于国家对用地指标严格控制．农村企业用地基本通过租赁形式，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

2005年末，13照市乡村劳动力资源134．76万人。但目前农民的劳动力素质还不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的占83．5％，高中以上的仅占16．5％。同时。农产品市场小而分散，中介组织和流通队伍发育滞后。产品品牌优势不突出，难以形成价格优势和规模优势；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订单农业发展程度低；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目前全市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面仅为30％、25％和20％，县域以下担保机构仅有2家。以上因素，限制了农村经济内部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四)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明显不足

按常规，财政有义务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但农村多数公共产品则长期靠农民筹资投劳来解决。据统计，在2005年日照市66．63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只占3．8％，贷款占6．9％。近两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对“三农”投入明显不足。目前财政投入“三农”资金分布在财政局等20多个部门，项目交叉重复，投向重点不突出，管理缺乏计划性和透明度，地区分布不均衡，贷款贴息规模小，资金到位不及时，极易形成权力寻租现象。财政“以小博大”的作用发挥有限。

(五)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的实际金融需求

一是缺少真正为农村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因改革动因从农村地区撤出，只有农业银行在乡镇一级保留了少量分理处。贷款投放很少。农村信用社贷款集中度高，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支持明显不足。二是政策性金融长期缺位。政策性金融是财政手段的延伸，是财政和金融的有机结合。但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狭窄，决定了其支农的有限性。三是农村农业保险、期货交易等发展滞缓。据统计，2005年末，全市农业保险收入仅68万元，占全市财险保费收入的0．23％。按全市75万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1元。

三、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立法，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

要确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建议尽快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等，保证财政金融对“三农”的持续有效投入。进一步完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农村集体产权关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综合运用税收、贴息、参股、担保等手段，建立健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二)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必须建立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定位不同、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要进一步扩充政策性职能，把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社会效益高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期示范性、引导性农业投资项目等，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为商业性金融的有效介入创造条件。二是农业银行充分发挥其资金、管理和服务优势，重点服务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工业企业、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等。三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定位为社区零售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点和网络优势，做强做大中间业务。重点发展面向个人的消费信贷业务和满足临时性、周转性资金需求。四是农村信用社要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创新信贷服务产品，提高支农深度，保持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有效衔接。五是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允许其组建多种经营形式、灵活方便的新型小额信贷组织。六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涉农保险业务，并逐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设立。

(三)在农村地区合理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

目前国家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逐步放宽．提出了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农村地区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分析，并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整体分布，指导各地制定具体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组织实施，切忌一哄而上。

(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一是要立足现有农村优势产业，以产权为纽带，坚持扶优、扶大、扶强．推动企业间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的融合，大力培育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建立农业产业链，加速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城镇企业进入农村设厂围绕当地优势农产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三是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市场中介连同农村专业户、农技推广站等，共同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结成利益共同体。四是创新工业反哺农业的形式，通过土地使用权人股、租赁、专业户承包等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形成财政与金融相互配合的良性机制

三农论文篇（10）

相隔18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省、市也出台了配套政策，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关键在落实。通过对部分区县、乡镇和村的实地调查，有些政策落实得较好，有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到位。落实较好的政策有四类：一是为农民直接增收的政策。主要是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税费改革政策。全市落实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为农民增收10683万元，落实粮食直补资金2116万元，两项合计为农民节支增收1.28亿元，人均增收50元。二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主要是土地延包和农民减负政策，全市已有97%的村完成土地延包任务，土地承包关系趋于稳定；对农民负担继续实行一票否决制度，严格控制农村“两工”，规范“一事一议”，杜绝面向农民的“三乱”，农民直接负担明显减轻。去年，全市农民人均负担67.32元，比上年人均减负6.7元。三是内容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中央和省委要求新增的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并要求从2004年开始，国有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20%以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我市也出台了《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决定》，确定了20多项支持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其中市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对重点龙头企业的奖励、贷款贴息和落实财源扶持政策，比上年增加67%。四是执行部门明确的政策。今年中央和省委对粮食生产和低收入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高度重视。在粮食生产上，针对我市人均耕地少的现状，确立了“不求粮食自我平衡，但求总产稳定增长，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提高，粮食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种粮水平高，高产技术成熟的优势，一招不失地抓好粮食生产，预计小麦单产、总产有较大幅度增长。扶贫政策落实也较好。据对我市6个贫困乡镇的调查，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20.55%和1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含金量最高的是城乡统筹发展政策，这也预示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终将被彻底打破。在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主要有：一是原则性的政策。有些引导性政策，既没有规定哪个部门落实，也没有明确怎样去落实，往往导致落实主体缺位。如“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和农村。”这样的政策，就较难把握和落实。二是落实部门不明确或涉及落实部门较多的政策。突出表现在农业部门的设置与农业产业发展不配套。如农产品流通政策，既涉及到农业部门，又涉及到外经外贸等环节，农业部门难以落实，其他部门往往顾不上落实。再如统筹城乡发展的有些政策，涉及落实部门多，农业部门没有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的有力手段，影响政策落实的进度。三是制定明确、在执行中遇到深层次矛盾或财力制约的政策。如土地延包政策，涉及到土地产权、农村保障等深层次问题，有些村为解决人地矛盾，虽然延包手续已按规定办好，但在思想上还准备采用“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调”的办法。再如农业投入政策，费税改革后，部分乡村经济困难，负债多，集体收入少，没有能力偿债，更没能力投入农业、农村建设。农村政策落实不到位，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主要是体制、财力、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迫切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解决。

二、把落实农村政策摆到突出位置

党的农村政策对解决“三农”问题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能替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每一次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社体制和高度计划、垄断的经济制度，把农民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使农民从离社不离土、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解决了粮食短缺、商品短缺、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等难题。农村政策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解决农产品短缺需要政策推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更需要政策推动。从当前面临的环境和形势看，农村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统筹城乡发展就要立足“三农”，又要跳出农业和农村寻求破解的途径，农业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适应和探索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才能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三农”，使这一“重中之重”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二是导向性。政策既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意图，也包含着农民的希望和要求。政策落实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过程，使工作政绩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统一起来。

三是实效性。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最快，增收效果最好，涉及的面最广。今年的费税改革、粮食直补、减负等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是突破性。现行阻碍农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主要是由各种类型的政策构成的。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不统一的劳动用工制度等，只有抓好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能逐步改变原来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重工业、轻农业的现象。基于农村政策的重要作用，应当把政策研究、制定和贯彻落实，作为农业部门的突出重点，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下大力气抓好落实。

三、明确农村政策落实的重点

从淄博的情况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抓好四类政策的落实。

1、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把农业的产业布局与城市规划相配套，把村庄改造、市场建设、非农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相衔接，避免散、乱、差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事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保障制度，突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政策，尽快使农民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四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继续搞好对口帮扶，动员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机制，加快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农民增收。五是统筹城乡社会资源配置。妥善处置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落实各项支农政策，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2、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一是加快特色农产品基地和优势产业带建设。认真落实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20%支持农业发展、实施沃土工程、良种工程等政策，加快建设100万亩生态农业基地、100万亩优质专用粮基地、80万亩优质蔬菜基地和20万亩特色农业基地，推动畜牧、蔬菜、林果三大支柱产业快速膨胀。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住龙头企业列入财源建设扶持范围的机遇，重点扶持22家部级和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扩大规模，促进乳品、肉兔、肉鸡、肉鸭、生猪、蛋粉、果品、蔬菜、木材9条龙型产业快速膨胀。三是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进行市场准入制度试点，组织实施“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农业标准化基地和优势农产品出口基地。四是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好粮食支持政策，抓好10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50万亩专用玉米和30万亩杂粮基地建设，实施好50万亩优质小麦节本增效开发工程，增加种粮农民收入。

3、加强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政策。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建设的支持力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公共产品的差距。今年，我市安排乡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358个，总投资3.98亿元，为保证三年实现村村通柏油路、通客车奠定了良好基础；投资960万元，对400个农村卫生室进行改造，在3区5镇进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受益人数达8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3%；安排1228万元用于农村教育投入。从今年起，五区和桓台县、高新区建立了农村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标准执行每年700元，高青、沂源两县暂执行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力争2005年转为农村低保制度。今后，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公共财政的优惠。

4、加强农村稳定的政策。继续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确保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保。在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搞好涉农收费专项整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探索费税改革后，增加集体收入的新措施，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同时，抓好农业法制建设，加大农业综合执法力度，搞好农资市场整治，维护好农资市场秩序。

四、建立农村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机制

建立农村政策监督检查机制，是确保政策落实的有效手段。

三农论文篇（11）

判断某一群体是否处于弱势地位，不应该以该群体人数的多寡作为依据。农民虽然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其弱势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表现

面对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弱势。农业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产业，农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条件下开展生产；而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对水旱、台风、虫害、霜冻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还很弱。这使农民在自然条件面前处于弱势。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收集、运用市场信息的能力，难以灵活适应市场调整生产；农产品的难保存性、农业市场主体的多而分散等特点，使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小；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农民面临着更多的需求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产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正比关系；农业生产往往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积累速度慢，资金运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化、资本化、规模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我国农民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文化素质方面的弱势。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23%。在4.6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这种状况，使农民科技水平低下，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文化心理层面，农民普遍存在着逆来顺受的文化取向、消极认命的人生态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识等，折射出农民思维、行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农民博弈中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又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如基层地方政权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比农民要多，这些部门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压制农民对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法律的知情权，以实现自身利益；地位不对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眼中，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后者只能以服从为要旨。而长期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农民普遍存在着对政府机关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顺从；农民力量分散薄弱，难以形成一致的诉求表达和行动，在国家制定政策和方针的博弈过程中，鲜能反映其心声，而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得到有力、有效的保护；农民的退出刚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退出这一博弈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更多的只能选择承受。

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在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灾害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差。正是农民在自然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弱势，才使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难有作为。在市场面前，出现盲目生产、从众跟风等非理；坑农、害农、骗农事件屡屡发生并能得手。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农业参与国际竞争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农村普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在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机构庞大、冗员众多。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调查显示：小城镇党政机构一般都多达30～40人，远远超出编制。平均每个乡镇预算内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14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工资性支出(262万元)和公务费支出(144.4万元)。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乡镇干部的公款消费、损农肥私现象十分严重。数目庞大的财政支出、挥霍浪费，最终都被基层政权机关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乱收费、乱摊派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负担也难以反对。

政策缺乏科学性、公平性。农民的意愿、要求、反应缺乏迅捷有效的上传渠道，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能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现偏差；或者由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较少顾虑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做出不利于农民的政策安排。如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政策等抽取农业剩余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的政策执行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仍高达811亿元；这些缺乏科学性、公平性的政策，不仅损害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城乡差别扩大、二元结构固化。对于执政者而言，不同阶层是以不同的权数进入其效用函数的，其首先考虑的是某些强势群体的要求和支持。相对农民而言，官员、公务员、工人、商人等都是强势群体，这些群体多聚集在城市。从而，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约束权数相差悬殊。这是公务员能不断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1500元，而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却还要不折不扣地按人头地亩征收各种税费。这在客观上使农村发展陷入谬尔达尔描述的城乡扩散效应模型，城乡差别呈现扩大之势，二元结构出现固化倾向：1998-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农村社会稳定性较低。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扩大，农民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位置会越来越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部分农民因而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会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成为我国犯罪行为的主体，这些对农村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策略

既然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农业、农村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对于深化我国农村改革，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手段来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促进农业合作化与一体化。单个的农户面对自然、市场风险时，其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多个农户的合作则能有效的增强农户实力。当然，这种合作化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合作化的复制，而是适应新形势的产物：现代合作化完全秉持自愿、民主、互利原则，进退自由，从而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合作化应具有开放性，可以实现跨村、乡、镇的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于打破农村的封闭保守局面、扩大信息交流也是十分有效的。当前，国家应积极推动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形式的探索、推广。农业一体化，包括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目前已出现的模式有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主导产业+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开发集团+农户等等。它有助于在工贸业与农业之间、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销售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制约的制衡关系，农户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合同、协定等形式维护其合法权益。这能有效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对于农民积累市场经验、提高科技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等也是有益的。

建立农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在各发达国家，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奔走，如日本农民协会、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等等。这些利益代表组织不仅发挥着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而且扮演着政府施政载体的角色。如美国政府将美国农场主的利益代表组织——美国农场局视为重要的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中介，鼓励其开展活动。对于我国而言，设立全国性的农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及基层组织，对于国家和农民都是有益的。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并可得到专业的政策咨询，有助于其决策的科学化；对于农民来说，有利于其要求、反应等的迅速上传和有力表达，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出面，更能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消费者协会成立后对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可作为例证。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国外农业严峻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支持、鼓励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奉行民主选举自治组织（村委会）领导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务、民主监督自治组织领导人的原则。乡镇政府部门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是非强制性的协商、指导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有效措施。但村民自治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地区根本没有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而按照《村组法》运作的地方，由于村委会设在原生产大队一级，村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作息时间不一，使开会、议事行使民利成本很高，各项民利多流于形式，对村委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在面临乡镇政府机关压力的情况下，村委会往往倒向政府部门，为乱收费、乱摊派等推波助澜，不能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指向。为此，在大力推广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可以考虑对其也进行一些改革，将村民自治组织下沉到自然村（生产小组）一级，这样，村民居住集中，人口较少，行使民利等制度运转成本较低、相关信息也更为充分，能有效增强对村委会的监督约束力，促使其成为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农民对政策、科技、文化知识等的匮乏是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而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可以考虑在完善、健全农村已有的有线广播网的基础上，在省市一级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面向农民的农村频道，节目重点在于宣传、讲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推广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反映农民愿望要求等，以扩大农民的信息量；同时应该鼓励农民的合理流动，这些人能将新的思想观念、经营手段、科技知识等带回农村，对于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也是很有帮助的。

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当前，无论是农业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还是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都需要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规范。如在土地经营形式上，当前出现了转包、出租、抵押、全托等多种探索形式，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规范，这些形式难以存续和推广。又如基层政府部门通过随意调拨、调整土地，少补偿或不补偿的批租等侵害农民利益，也需要通过立法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收益权等。所以，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做好普法推广工作，依法行政，以维护农民权益。

此外，对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谋求各阶层在发展机遇、收入、财富等方面的相对平等，是现阶段国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念。国家对农业的扶持也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农村基层制度创新与税费体制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1999(6)

2.曹昆斌.农村税费改革及其完善[J].改革，2001(5)